女硕士糊涂犯下偷窃古籍大案

林靖 摄 J151林靖 摄 J151

　　■本报记者 林靖

　　“窃书不能算偷。”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说。如今，女硕士胡某从自己工作的某著名高校图书馆陆续“拿”走近400套古籍，多为清代、民国时期的，其中不乏保存完整的极为珍贵的善本。

　　除了网上卖掉160余套，剩余238套500余册被她塞进了各色塑料袋或用报纸包裹，满满当当地挤在自家大衣柜的上方空间，摞在床脚一侧的阳台地板上。

　　她将这些古籍的书名密密麻麻地记在本子上，足有27页那么长。

　　看守所里回述动机

　　没评上职称很窝火

　　7月14日下午，已被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拘的胡某套着看守所的橘红色背心，戴着手铐，踢踏着拖鞋走进来，端正地坐下。透过嫌疑人隔间儿的粗铁栅栏，她向记者投来探究的眼光，加上一头中分式齐颈短发，很有点古学究的架势。

　　胡某从图书馆偷拿了数百套古籍文献。但离开自己的记录本，她始终讲不清自己共拿了多少次、多少本，也搞不懂哪些最珍贵或最有研究价值，连书名都记不得了。

　　“《史记》、《史记释疑》、《汉书》、《三国》。”被记者反复问了多遍后，中文专业的她蹙眉思忖了好半天，才吐出这几个不确切的名称。她称主要是有关《史记》、 《汉书》方面的清代古籍，也有抗战前后的文献。“我整理古籍后才接触到这些书，本打算将来评职称、考博士，书拿回家慢慢看，后来反正也不评不考了，才想把 书都卖掉。”

　　“我硕士毕业，工作13年兢兢业业，成果挺多的，可我三次没评上职称，没机会了……很窝火。”她愤愤地念叨了多遍，叹息了多次。

　　“很背运……”结束采访前她再次长叹一声，一脸幽怨地说。“是你心态的问题。”听民警这样说，她抬眼又垂下，“对……没把握住。”

　　自 去年初开始，胡某利用学校分配给她的整理古籍、建数据库之机，不时将古籍夹带出图书馆。从第一次下手，到最后一次收手，胡某描述作案过程始终回避并远离了 “紧张”这个词。她的解释是：看别人拿了；都没有出借记录；有的也没有归还。“所以快下班时，我也把书借回去看。”她很有些理直气壮地说。

　　虽称是“借”，但并不办手续，她也没特意告诉谁，其实并无一定要还的打算。每一次，她把一本、两本、三本书……塞进上班背的挎包里，走出图书馆。最多一次带出几本？她想了想又摇摇头。

　　抠掉图书馆印章 数十万赃款用来美容

　　在 古旧书网站上，胡某注册了账号，去年底前拍卖了100多套书，每套售价几千到上万元不等，快递给买家，卖得约80万元。今年四五月又卖了几十套，但她听说 学校报案了，就都没发货。“害怕查到自己，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思量着还书。”可怎么还？借出门时又没条，现在还回去说不清啊！

　　当6月30日早上7点警察终于找上门时，她眼中的惊诧之色仅停留瞬间便消散，神情阴郁而平静，似已预料这一刻的到来。“就在房间里。”她淡淡地指点着说。

　　从 衣柜上、阳光直射的阳台上，一包包用各色塑料袋、破报纸兜裹的古籍被搬出。透过开敞的袋口和咧嘴的报纸皮儿，可看到一沓沓老旧泛黄的纸张。“这环境根本保 存不了。”“太干又容易脆。”在场人员都凑到跟前儿感慨着。随后，238套500余册书籍被填满四个大纸箱子运走了。胡某说，以前这些书都放在图书馆地库 里。更重要的则置于善本库，温度、湿度由中控调节。

　　记者看到这些追回的古籍，有的已残破。每一册古籍封面上，几乎都有一团参差不齐的白色撕 痕。胡某承认为了掩人耳目，她一一抠掉了图书馆印章。记者见到了《云谷杂记》、《丑集》、《寅集》、《宗室贡举备考》、《论持久战》、《晋察冀边区法令汇 编》、《中国土地法大纲》等。《中国地方志综录》的夹条上，记载着“1909年宣统三年”，并附价1.2元。还有很多更珍贵的古籍，标价也仅为分分角而 已。

　　卖掉小部分古籍，胡某已获利近120万元。从其银行卡内，民警追回了剩余约80万钱款。“我办了几张养生保健、美容减肥卡，四十来万元就花掉了。”对此她也口称“不值”。

　　提及女儿泪如雨下 后悔不听劝伤害全家

　　家里的古籍越堆越高，丈夫发现后苦劝她多次。“这书你不能拿回来，到时要负责。”胡某只觉委屈，“别人这么做……怎么单单说我呢？”“那也不行。你会伤害整个家庭！”每次两人都吵，后来他生气地说：“要不离婚吧！”胡某便不再偷拿了，但也没还书。

　　想对女儿说些什么？胡某闻言骤然垂头流泪，木雕一般。然后颤声说：“我把她害惨了！我伤害了她！都没脸……”随即泪如雨下，她抬起戴着手铐的手捂住脸，狠狠抽泣着。良久后，她自讽地提及女儿曾经的夸赞：“妈妈棒，能写那么多东西！”

　　“警察来时，我请求不要告诉女儿，她马上小升初考试了。女儿是我带大的，我老公早出晚归，很少管孩子。我走时，他还在值班，女儿连饭都没的吃……现在考试了没有，我也不知道。”话间，她数次痛苦地呜咽着。

　　“其实钱够用，我俩工资都七八千，住着一套房，另一套出租，每月五六千。我为了赌一口气，也是糊涂，没想那么深。现在被他说中了，我毁了全家！”

　　后悔吗？“肯定。职称也罢，职务也罢，宁可什么都不要，就上个班，好好带孩子，还能够守在孩子身边。”临走，她还一个劲儿哀哀地问：“我见不着我孩子了吧？还能见到吗？”

　　讨论

　　■罪名

　　盗窃还是职务侵占？

　　胡某的行为究竟构成盗窃罪还是职务侵占罪？目前法律界存有争议。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盗窃罪是指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而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

　　北 京市天江律师事务所钱学志律师认为，职务侵占必须是“利用自己的职务上的便利”，即利用职权及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非法占有本单位财物。胡某多次将图书 馆古籍偷拿回家并出售，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和秘密窃取行为，符合盗窃罪特征。而她利用整理古籍的职务便利，窃取本校图书馆财物，不仅侵犯了单位的财产权利， 也具有渎职性质，其行为更符合职务侵占罪的特征。

　　适用罪名、案值不同，具体量刑也会大相径庭。若是盗窃罪，可能将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而若是犯职务侵占罪，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

　　■价值

　　按标价售价还是鉴定算？

　　类 似著名的“天价葡萄”案中的定价难题，被盗古籍如何计算价值？它们标价甚至低至几分钱，却可能是“无价”文物。钱学志律师说，通常来讲，关于窃取或侵占财 物价值的判定，如果有有效价格证明，可据此认定；无有效价格证明或根据价格证明认定的数额明显不合理，应按照有关规定委托估价机构估价。那么，胡某出卖的 古籍，可按照其所获益的价值计算；而未被出卖的古籍，可委托估价机构估价，鉴定其价值。

　　■追赃

　　已售古籍算谁的？

　　目 前古籍追赃面临难题，该如何追回？一些人称，善意合法买得，应认为取得所有权，但失主愿付价金要回古籍时，应准许。还有人认为对赃物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法律界人士认为，失主和不知情买主都权向盗窃犯索赔。不过一方认为，失主追回赃物时，应先补偿买主损失再索赔；另一方则认为，根据民法原理及相关意见，失 主追回赃物后，不知情的善意买主可向出卖人追偿损失。

　　来源：北京晚报

我国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以树木而言，在世界三万多种高等植物中，我国产乔灌木就有7 5 0 0 余种， 其中有被称为“活化石”的银杏、银杉、水杉、金钱松等，均可上盆作景，即使是同一种树木，由于生长年限的长短、环境条件的差异，会形成不同的外形，叫人目不暇接，为盆景创作提供了依据。何止树木，就是它们的一枝一叶也处处存在着美，全是创作、研究盆景造型所追求、模仿、捕捉的对象，所以说自然界为盆景提供了大量题材极广多品种材料。 
选材时要根据创作需要，第一，注意外形的条件，如盘根错节、古拙苍劲；第二，注意内在的涵意，如松柏的傲骨、竹梅的高洁……。这样，完成的作品自会给人莫大的启迪和健康向上的推进力。

（1）材料外在条件

树桩盆景材料主要选用木本观赏植物，其中有乔木、灌木及藤本类。乔木要生长慢、叶细小、能控制生长矮化者；灌木要便于塑造，有乔木“神态”，寿命长、耐修剪。具体条件是： 
①叶：盆景植物的叶为观赏内容之一，从叶中可领略到四季的变化，叶形差异、深浅浓淡及内中体现出的精神气质，如健康色、换季色、茂盛壮实等，最理想的是植物叶为常绿、叶小（细）、色清丽；另外，树的寿命要长，适应环境，萌发力强等。还有，除了选择叶以外，宜选易繁殖、宜弯曲造型，便于控制生长的树木品种，如五针松、罗汉松、真柏、珍珠黄杨、金钱松、榔榆、雀梅、栒子木、火棘、六月雪、凹叶铃木、檵木、小檗、杜鹃、日本石榴、海棠、梅、寿星桃、金鸡儿、山植、紫藤、迎春、小叶栀子、虎刺、金豆、荫木等。 
②根：作为盆景另一观赏内容，是显示年份、体现力度、决定造型起步动势及正背之分的一个方面，要选盘旋交错、隆裸苍古者为妙。材料有金雀根（主根长而柔软），黄杨根，松树根，柏树根，雀梅根等都可作为选取对象。 
③干：是盆景中另一重要观赏部位，是全局的骨骼中躯，树干的形受总体造型变化所制约，它又决定树桩的造型形式，一般干要矮壮；矮而有力，壮而苍劲，下粗上细，过渡自然有力。除了树干外形还要求表皮的变化，树龄越老皮层越苍古越好，两者是相互配合才出韵味的。

盆景树干 
树干表皮在一定年限下才会形成苍老斑驳的外貌，这是幼龄树所无法比拟的。 
当然也可以雕琢、腐蚀、火灼等人为刺激造成伤变，加强作品年岁标记，增添“力度”。但处理一定要得法，不可留下人工痕迹，更不能强行弄死树桩。

树干表皮要求老气横秋，粗犷有神，如松皮的鳞，柏皮的扭，榆皮的苍，锦松的裂， 紫薇的润等。此外， 表皮还有“节”、“枯”、“斑”、“色”、“韵”等特征。苍，指苍劲有力、老气横秋，有历尽苍桑之态， 皮层老古， 颜色古朴，有开裂，为老树天生而就，无法仿造，如雀梅、榆、石榴等。 
鳞，指皮层呈鳞甲开裂之状，雄浑苍劲、奇崛生动，如五针松、黑松等。

裂，指皮层开裂深凹，庄重古朴，奇特有趣，为皮层欣赏所特有，是人为无法塑造，如锦松皮层为树干皮层中所独有。 
扭， 指皮层曲弯旋扭， 刚劲中透力度，状如力士肌腱，又如万藤缠绕。古柏、罗汉松等老树具备此状。不少树种从幼小阶段塑造也可达到旋扭效果。

节，为老干节疤疙瘩，主要是外伤所致，苍老奇特，有历尽艰辛之状；人为刺激可以促成，但注意自然而有灵气，如银杏、榆、梅等。 
枯，为古木虫蚀、雷击火烧造成树干中空枯朽，在枝干上萌发新梢，代表枯木逢春、春回大地之意，如石榴、榆、柏等老树会造成此奇观，盆景树桩经技巧加工也可乱真。 
润，是表皮光润无刻裂，滋润中显劲力，光滑中透力度，为某些树种所特有，如白皮黄杨、紫薇等树桩。 
斑，为表皮斑驳呈浓淡不一的斑纹，或有明显芽眼环纹气孔者，给人猜测，给人遐想，如白皮松、金雀、斑竹等表皮有此特征。 
色，为某些树木干部有明显的颜色，如红杠槭的枝条红色，青枫、迎春等枝条绿色，杏枝的褐红，竹的粉青等。还有竹类中黄金嵌碧玉、碧玉嵌黄金等观赏性很强的品种。 
韵，是配合外界之趣产生的韵味，如雨打芭蕉，松涛，竹影婆娑，春风杨柳等情景交融的场景。

④枝：主要指一二级枝，作为辅助主干构成形态。对枝的排列分布、长短粗细要仔细挑选，要符合造型的基本要求。某一种造型就要挑选适宜此造型的枝干条件，也就是枝与干原始形态适合某 
种形式，这是基本要求，否则虽也能造型作势，总不尽人意。枝条要分布均匀，但不代表平均，内中高下左右要有聚有散，疏密得宜；粗细合理，既有对比又协调呼应；长短适中，一般下长上短，长短主次清楚。在确定造型正面的情况下各枝条件符合造型需求，顶枝不可细柔弱小，要使上下均衡。

在盆景造型中，枝的垂直即下垂代表轻盈、飘逸、潇洒；横出枝代表平缓、安祥；倾斜枝代表运动。在制作中，还要考虑叶形的差异变化，如松针的尖细，枸骨的刺角，槭树的刻裂，银杏的扇形等，甚至三级以上小枝也各具个性，象雀梅的刚，桱柳的柔等。

不理想的盆景枝 
（一） 轮生枝（ 二） 对生枝 
（三）脱脚（ 四） 分枝过下

枝条分布 
（ 一）枝条分布平均（二）倾斜枝（三）横出枝

⑤材料大小的选择：树桩盆景材料的选择应根据创作要求、用盆大小等因素去考虑，要针对具体情况而决定。

大树桩，要苍古入画，此种材料只取天然有形者，特别是树木主干及一级主枝已十分坚硬，木质化很高，难以改动，因此极少人为再加工，只取小枝等可塑造者进行攀扎造型。对某些萌发率强的树种可以强修剪，将主干截短，枝条截除或截短，日后萌发出很多新枝重新选择培育造型，会成为一盆理想的桩景，如雀梅、榆等，虽然制作要经几年，但成功后的效果是野外无法觅到的。如能选到天然有形已呈老气横秋者更佳，只稍作改动便可培育成上品，但此材料很难挑选到。但并不是所有古、老、大的树桩便是美，如盲目挖回后无法改造，留下无用弃之可惜。因此，在山野挖掘时，先要严格筛选，不可地毯式地野蛮挖掘，这样势必破坏当地植被，危及生态平衡，另一方面浪费人力物力及土地资源。此外，老桩虽有形态、气势上的众多优点，但根部扩展范围大，挖掘时会造成伤害，加之考虑日后植入盆内要求，根窠要越小越好，便把主根、硬根短截，破坏了须根，影响了愈合与成活。另外，老桩生理机能衰退，长势减缓，经挖掘恢复缓慢，甚至形成半死不活状，因此，对大桩的挖掘技术处理、养护等要格外认真。

小型及微型树桩的条件要求：小型树桩，微型树桩，来源较为丰富，有充分的挑选余地，相对讲好材料多，况且小的东西可塑性强，能随作者的意图及材料条件而灵活变化，并经定向培育，最终达到创作目的，不少优秀之作就是从小培育而成。另外，小树桩生理机能活跃，萌发率强，耐修剪，适应性强，因此，对材料的选择不象老桩要求苛刻，并可通过嫁接等手段弥补不足，这样更使小型材料超脱了原有界限。

挑选小型、微型树桩绝对不可用挑老桩的标准去要求，但可以朝老桩发展的可能性去考虑、去靠拢，如主干的匀称、粗壮，根的裸露及各部比例的协调。

中型树桩的材料的选择在以上两者之间，它有接近老桩不利的一面，如干、枝僵硬、坚脆易断；又有比老桩好的方面，如部分枝、干还有一定的韧性可以逐步、分阶段培育，它的生长势、萌发率也比老桩优越，特别是树龄、古貌具备了老桩的特点，其神韵是小材料所远远不及的。

以上介绍的选择材料根据大、中、小

（微）应有所侧重、有所不同，还要依据创作形式而选配，但有共性之处，如主干矮壮有神，下粗上细衔接自然，分枝合理，根须稠密，表根隆露，无有碍老根，生长势旺盛，无病虫害等。

（2）材料来源

①山野中挖掘：挖掘桩头目的除了形态好、苍古、矮实等众多优点外，还在于它们在很差的环境下生存下来更宜作盆景栽培。另外，盆景中意境所追求的品格，而野桩处在恶劣环境下能长期坚持下来，它所形成的精神气质更是爱好者所追求，也是人为短期无法模仿的，因而受到推崇。

在山野，人、畜活动范围内的树兜，由于各种原因的损伤，加上生长条件的苛刻而造成的伤变、僵变、畸形，加之风、雪、雷、洪、滚石等外力所伤，促使形态的进一步改变，如矮化、苍老，不少树木还受遗传因子作用更显虬曲苍劲，这些材料便是我们猎取的对象，是获得理想树桩的快捷之道，便于在盆景中反映景观、体现韵味。为了保护资源、保护生态，特别对风景名胜区、保护区等处严禁挖取野桩，除此之外，也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排挖掘，决不能断绝了后人材料的来源，及生态的平衡。

除了山野、河谷、路旁、老树下、古寺废墟、老墙宅基之处能觅到野生老桩，还有衰老淘汰的果树经改造后同样可作盆景材料。野生桩有雀梅、银杏、天竹、榆、虎刺、六月雪、枸骨、栀子、黄杨、枫树、米叶冬青、火棘、紫藤、金雀、木、山楂、六道木等。

挖掘时间， 可以根据品种生理特性、区域生态环境条件，一般安排在产地秋季落叶至来年开春发叶前为宜，并结合本地区气候条件、设备等制定具体时间，挖掘放在树木休眠期，这样即使伤了元气也易复原，为了确保成活，其中对季节的安排甚为重要。如果采挖数量大、越冬设施不足，最好放在翌年开春挖掘，减少了越冬条件不足带来的麻烦。此季处理要果断、快捷，天气在快速回暖，错过季节只好等来年。

挖掘方法：有的放矢去产地挖掘。首先要了解资源，了解环境条件，先对地上部分进行疏剪，在保持形态主要特征下，将超长枝截短；修除病枯枝；过密处抽稀，是一种强修剪手段，当然还要视品种而定。然后对地下部分进行挖掘，先铲除根表泥土，了解根部伸展走向，挖掘中尽可能保护好须根，必要时带土挖掘；出土后把受伤之根伤口剪平，减少伤口感染，减少蒸发，以利于日后伤口的愈合。在保留须根的前提下清除有碍硬根、枯烂之根。

对于挖掘十分有价值的古老树桩，可以分两年或三年挖掘，同树木出圃一样，今年挖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用土重新覆上，翌年或第三年后再挖去余下之部位即可移回继续地栽；如能在采挖当地种上一、两年，待成活后运回，对新环境的适应、确保成活、恢复长势更是十分有利。在整个挖、运过程中要从速完成，不然树木脱水后成活率极差，为减少运输间水分的损耗，将掘起树桩装筐，筐内空隙处塞进松软保湿材料，如松针、苔草之类，并喷足水，在此条件下路上耽搁个把星期不成问题，也可根部蘸上泥浆，几棵一扎，用湿苔包盖好，在几天之内是无关紧要的。对大树桩则主干、粗枝上全用湿草、苔藓等包好，既要保湿又要透气决不可发热，以免霉变死亡。还要防止树桩之间相互松动碰撞、磨擦受伤而加快蒸发，尽快运回，并注意避开寒流，如有冰冻立即停止挖掘，路途中也要作好保暖工作，总之，一切为了确保成活及今后的质量。

第一年挖一半后覆土，来年全部挖出

根、干、枝用苔草包裹保护

材料运回立即进行一次“艺术性”修剪，就是对挖运时的粗剪之桩作纠正性修剪，为今后的生长、发展方向定下可靠基础，修剪下的枝条整治后可作插条。修剪好的材料可上泥盆，或落地栽种，养上一两年使它有一个恢复与适应过程。当然，对野桩挖运回来的堆放，整修等环境条件也要安排周到，不能风吹日晒或受冻害，虽为暂时性的，有时某一小环节的不周也会造成大局的不利。对栽种落地的野桩也要认真做好修剪、锄草、施肥、治虫等各项管理工作。其中要注意， 种植姿势角度，包括深浅，要符合每一棵培育要求，不可强求管理需要而一律直栽，这对形态定向培育不利。移栽后的当年夏季是一个关键时期，因为根部还没长愈、长全，虽也能发芽、展叶、抽枝，实际是耗费自身积累枝干内的养分，稍一疏忽便会死亡，因此，可勤喷雾、洒水，土壤要比正常习性带潮一点，必要时遮荫， 枝干上包湿草。当年越冬的防寒设施也要跟上，防止冻害。日常浇水结合薄肥勤施，比盆景养护时的用肥还淡，此时树桩虽需肥料，但由于功能没有恢复健全，因此，用肥要控 
制好。在清除杂草时防止树桩松动，以免影响根部的愈合及根须的发育生长。 
树桩盆景就是在一开始注意控制它的形态。所提供的阳光、雨露、肥料、水分、防病虫等目的也是围绕控制生长（矮化）、控制外形，加上修剪、剥芽、摘芽（叶）等都为今后造型打下良好基础。 
②嫁接： 繁殖植物的枝条或芽称接穗；植物嫁接繁殖时与接穗或接芽相接的植株叫砧木。把接穗接在砧木的适当枝、干部位，愈合成活后去除砧木上的供养枝叶，营养转换到接穗形成的新植株上的一种无性繁殖方法，称嫁接。嫁接是获得盆景理想材料的重要手段，用在材料来源困难，生长缓慢，名贵品种及播种、扦插不易成活或成活率很低的树木品种上，尤其适宜小型盆景；还有生长慢、抗性差、母体优势不足、易退化的品种，通过嫁接可以取长补短，获得更壮实、长势快等优势更足的新个体。

砧木宜选抗性强、生长快、无病虫害的1～2年生、粗细适中、壮实饱满的苗木。接穗用当年生嫩芽或1～2年生枝条，也要选健壮、无病虫害者。

嫁接方法有多头接（砧木为有形态的老树桩，接在形态欠缺处）、嫩枝接、芽接、撕皮接。具体手法有复接、靠接、劈接、切接等，是改变劣性、获得理想材料的好方法，特别是多头接是速成树桩的绝佳办法，甚至中型、大型盆景也可用来改造。

嫁接时间在开春2月中旬为宜，有些品种在梅雨季节也可嫁接，少量的嫁接只要管养得法，四季都可以进行嫁接。

批量嫁接只要季节选择得好，对成活率有相当关系，加上操作技术合理，如嫁接部位好、接口平滑清洁、切面斜度合理、形成层相互吻合、接口帮扎松紧适度，接前后伤口的保护等都关系到今后是否成活、生长速度、开花结果、倒根与否、质量好坏等。此外，嫁接所用的工具，嫁接的手法，以及嫁接后的管理都会影响嫁接的效果。

嫁接后要将树桩移放在有保护设施的地方，如塑料棚内，防止雨水冲淋、太阳灼射、风吹抖动等，以免影响接口的愈合，也可以用小塑料袋套封嫁接处，以减少蒸发，保持湿度，又可防止浇水时入

伤口造成感染，因伤口中形成水膜，接口

接触面不易愈合。

③扦插：选取健壮、有形枝条插入苗床、沙床中，在适宜条件下会愈合生根成为新的独立体，称扦插。用扦插手段是获

得小型、微型盆景材料的重要办法，其中尤以老枝扦插及根插法为好，这是盆景工作者长年实践所得到的育材捷径，只要成活，就可得到一棵骨骼形态老而矮化的树桩，稍作造型便可成景，还能显示出相当年份，实属不易。

不论老枝或嫩枝，扦插都要挑选健壮、无病虫害、有基本形态造型的枝条，剪口平滑光洁，扦插深度（角度）适中。作为盆景素材，也可选择外伤造成的虬曲枝条来扦插，例如修剪下来的树桩枝条、路边碰伤后变形的枝条，要选壮实者。千万不能用僵老、病虫害寄生、老弱枝作插穗，因为这些枝条虽具备外形但不易成活，即使成活长势也很弱，难以达到作景的条件。

灌木插穗选树身中部的枝条，因为灌木有向上生长争夺阳光的习性，下部枝条会自然老化萎缩淘汰，长势衰退转让给中部枝条，虽然上部枝条向上生长长势旺盛，但是枝节大，缺少姿态，唯有中枝条符合作盆景扦插枝。

扦插时间选在梅雨季节，此季空气湿度高，气温适宜，强光照少，植物处于生长活泼，呼吸吸收、愈伤快的阶段。但此时易霉烂病变，操作时务求严格，管理精细，不然极易得病死亡。

平时修剪盆景时所弃下的枝条，经适当修剪随手插在砂床空隙处，任其自然，其中不少成活后成为理想微型或小型树桩材料，甚至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优秀素材，即使不成材弃之也不可惜。开花、结果时期一般不宜剪枝扦插，因为此时枝条养分消耗大，拿来扦插成活率很低。

扦插后防止扦头松动，保持土壤中（苗床）适量湿度，遮荫防曝晒，也要防止干旱热风及雨水冲刷，保护好插穗伤口面，易于愈合生根。

分根法也可得到大小、形态多变的材料及可贵的年岁标记。压条繁殖也能获得某些理想的品种材料。以上为无性繁殖。

④其他手段：如有性繁殖播种，是获得大量幼苗的好方法，再从中筛选出有培育前途的好苗木。缺点是成型时间长，缺少岁月的刻痕，要长期培育才出上品

青苔造景入门一：在哪里可以找到苔藓？

2013/09/06 @小瑶

 张鹏程

在台湾旅游，参观“国父纪念馆”时，在纪念馆的历史陈列室中看到了一封毛泽东1938年9月29日写给蒋介石的信（如图）。在这封信中，毛泽东非常明确地表示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愿意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共同抗日。

据我有限的了解，这封重要的信函在很长的时间里未被国内研究者所了解。198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未收录此信。198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图册中收录了这封信，最先披露此信全文内容。

199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册第91页）简略提及：

（1938年）9月29日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幕。毛泽东被推为全会主席团成员，并在会上宣布全会的议程。

同日　六中全会主席团决定，以毛泽东名义写信给蒋介石。毛泽东起草的信中说：“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并说因武汉紧张特让周恩来立即返回武汉，向蒋介石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商议一切。毛泽东的这封信，由周恩来在十月四日当面交给蒋介石。

从上述表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年谱（1893－1949）》回避了毛泽东信中承认蒋介石“领导”抗日的内容。

1985年印行的《武汉抗战史料选编》（武汉市档案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武汉图书馆合编），武汉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武汉抗战史料》（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一书，再次收录此信，该书主编田子渝先生并在2008年第3期《中共党史研究》上发表文章（《“武汉抗战”史料的新成果》）介绍此书，重点介绍此信，并全文照录，而且有一段关于此信传播过程的说明：“这封信长期不为大陆学人所知，上个世纪50年代，台湾刊登了信的部分内容，80年代公布了原函影印件，并作了负面的评论。到90年代大陆才公布了信的内容，权威版的《毛泽东年谱》作了摘录，但迄今尚未见大陆学人的专门评论文章。”这段表述中所说“到90年代大陆才公布了信的内容”不太准确，但学界有意无意忽视此信则是实情。

由于此信迄今并未被大众所了解，故照录如后：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余。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将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全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而我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逐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

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谨启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文章来源：炎黄春秋杂志

　　1644年，是吊诡的一年。明朝在这一年亡国，清国在这一年定都北京。华夏历史在这一年打了个趔趄。

　　4月25日，李自成入京，推翻大明，崇祯在煤山自缢。李自成和他的军队在北京“度假式旅游”，只住了一个月。5月27日，吴三桂从山海关引清兵入关，李自成被清朝军队驱逐出京。

　 　李自成被清军逐出北京，有人归因于这年北京的鼠疫。北方人因为骑在马上，没有被鼠疫传染，因而征服李自成。关于这个观点，可参阅《鼠疫—满清取代大明的 真正原因》和《1644年北方鼠疫对历史的巨大影响》两篇文章。这种通过病理学角度研究历史的方法，非常新颖，但对后世没有任何启发。

　　6月5日，多尔衮攻占北京。9月20日，清顺治帝驾马车由盛京出发，迁都北京。10月30日，清世祖福临定都北京。是为顺治元年。

　 　一个旧王朝灭亡了，一个新王朝建立了。代替明王朝的，虽然是一个新的国家，但不是一个新的制度;代替明朝的，不过是另一个命数已定的朝代国家。华夏历 史，到了清代，依然在朝代国家的专制王朝更替中循环徘徊。虽然国家专制管理手段越来越精细化，专制的残忍程度随着暴民蜂起也越演越烈。然而，专制手段的精 细化，并没有让他们逃脱亡国的命运。因为，朝代国家亡国深层原因，早就写在它们的文化基因图谱里，从建国到亡国的循环，是朝代国家的历史宿命。

　 　这样说，有些残忍，至少对朝代国家的领导人或领导集团非常残忍。朝代一诞生，或迟或早，注定灭亡，岂不痛哉?对于朝代更替，有人视之为悲剧，有人视之为 喜剧，我把它看作是肥皂剧。剧终人不见，江山依旧在。何喜之有?何悲之有?历史的赓续和朝代的断裂，至少给今天写作历史题材的作者提供大量素材，至少给今 天的领导集团总结王朝覆灭教训提供巨大空间。

　 　就在李自成策马仓惶出逃北京，顺治帝春风得意，进入北京之时，在地球的另外一头，有一个思想家，叫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他把视线聚焦在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领域——出版自由。1644年11月23日，英国作家弥尔顿出版了《论出版自由》 (Areopagitica)一书。

　 　几乎与《论出版自由》出版同一时间，1648年(顺治五年)，清人入关第四年，清廷下令：全国府学、县学都要树立一块卧碑，铭刻三大禁令：第一，生员不 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违犯三令者，杀无赦。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三大自由被一网打尽。这三项人的基本权利，被清国 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大忌，必欲禁之而后心安。它恰好与约翰·弥尔顿提倡的“出版自由”形成截然不同的对比。

　 　1644和1648在人类文明史上画出两道清晰的分界线。清朝建国和弥尔顿出版《论出版自由》，碰巧都在1644年。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以《论出版 自由》和铭刻三大禁令为分水岭，英国和清国，显然走上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如果说，道路是国家的生命;道路不同，国运不同，结局必不同。

　 　依照三大禁令，清朝在它建政以后，大搞文字狱，禁止非主流意识形态言论，树立了一座自明代以后的又一座高峰。清朝皇帝，大兴文字狱的高手非雍正与乾隆莫 属。雍正从浙江钱塘文士汪景祺与翰林编修钱名世开始，到礼部左侍郎查嗣庭，再到工部主事陆楠生，加上谢济世案，吕留良、曾静案，受文字狱株连者无算。雍正 甚至亲自动手，编写《大义觉迷录》，进行文化大批判。清朝延续秦始皇以来皇帝亲自操盘，进行文化专制统治的恶政。

　 　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压制新思想，一方面，篡改文化典籍。对于康乾时期的重要文化成就—-《四库全书》，鲁迅批判说，“清人篡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 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 内容。”这种对历史的篡改、扭曲，国人深得真传。

　 　没有出版自由，思想市场被皇帝和御用文人垄断，为了维持统治者君权神授的谎言，御用文人只能篡改历史，编造历史，以罗织权力合法性的荒唐理论蒙蔽国民。 大量精神垃圾充斥主流意识形态。整个民族生活在文化垃圾的填埋场，咀嚼腐烂的、污染的、有毒的思想垃圾;这种国家的国民，必定精神萎靡、思想空洞、心理猥 琐、道德堕落。

　 　由这种国民组成的军队，不堪一击。从这个意义上说，1644年和1900年，并没有本质差异。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皇帝和官员，竞 相逃命。清兵和义和团，不下20万;八国联军才2万人马。八国联军一到，清兵逃个精光。法军攻打皇城，清国民众，自告奋勇，竞相在墙下扶梯，或在墙上协 助，帮助八国联军登城。英军从沙窝门下水道进城，京城百姓袖手围观。(凝固历史刹那永恒)

　 　针对华夏历史上所谓“汉奸”层出不穷，前赴后继现象，题为《历史的拷问》的文章，提出一道难解的问题：假设八国联军、英法联军再进北京，大小汉奸们会不 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给这个问题寻找答案，不如寻找产生问题的根源—根源就在专制制度的文化基因里。国家视民如草芥，国民则以愚民报之;国家视民如寇 讎，国民则以暴民报之。文字狱制造愚民，暴政制造暴民。愚民顾不得国家灭亡，暴民恨不得国家灭亡。政府对他们无情，他们对政府无义，鬼子来了，他们袖手旁 观;政府不让他们好死，他们就跟政府死磕，鬼子来了，他们一定带路。国不爱我，我不爱国。国家和国民极端分离，互为仇雠，才是问题的根本。简单地给他们贴 上“汉奸”的标签，并不难，难在探讨“汉奸”产生的土壤和环境，难在剖析“汉奸”集体心理的文化基因。

　　被误读的李自成

　　提起汉奸，人们首先想到把清军引进关的吴三桂。吴三桂带清军入关，是个小概率事件。事件的背后，有朝代国家不可摆脱的亡国基因的大背景。

　 　后人研究这段历史，认为明朝崇祯皇帝至少有两次机会。一是迁都江南，二是与李自成议和。大明王朝既不迁都，也不议和，等着李自成杀进北京。崇祯临死还不 忘给自己脱罪。“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地下,去朕冠冕,以发复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临终才想到百 姓，其形可怜，其行可叹，其心可诛!

　 　比起崇祯皇帝，李自成是“驴子比鸡巴—一个屌样”。李自成兵败北京，清人渔人得利。流行的说法是，李自成进北京后，声色犬马，手下刘宗敏掳走陈圆圆，吴 三桂才“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导致清人唾手得到明朝江山。这个“历史教训”，加上陈圆圆的故事，最为毛泽东认同。

　　1644年，农历甲申，是个猴年。300年后的1944年，也是甲申年。那一年，延安从上到下，洋溢着一种胜利在望的喜气。就在这个时候，郭沫若写了《甲申300年祭》这本书，总结明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 中国共产党进京后怎么才不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今天再读郭沫若《甲申300年祭》，会发现毛泽东误读了郭沫若笔下的李自成。郭沫若写《甲申300年祭》这本书，看上去写李自成，实际写李岩。他用李自成杀李岩这件事提醒毛泽东，不要杀功臣，不要杀读书人。

　 　郭沫若在《甲申300年祭》结尾处说，“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一一固定之后，便要杀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然而对 于李岩们的诛戮却未免太早了。”郭沫若的政治倾向再清楚不过，他为李岩之死感到委屈。然而，郭沫若毕竟是郭沫若。文章的主要观点—不要太早杀戮功臣—点到 为止。他不能“画公仔画出肠”，把话说透，以免开罪毛泽东。

　 　在《甲申300年祭》中，郭沫若引用了《明史·李自成传》关于李岩被杀缘由，“定州之败，河南州县多反正。自成召诸将议，岩请率兵往。金星阴告自成曰， ‘岩雄武有大略，非能久下人者。河南，岩故乡，假以大兵，必不可制。十八子之谶得非岩乎?’因谗其欲反。自成令金星与岩饮，杀之。贼众俱解体。”明眼人从 这段话都不难看出来，李自成是杀李岩的罪魁，但是，郭沫若却把罪责全部推给了牛金星。在为李岩之死大发一番感慨后，郭沫若把杀李岩的罪责完全算在牛金星头 上，“但这责任与其让李自成来负，毋宁说应该让卖友的丞相牛金星来负。”

　 　屎盆子扣在了牛金星头上，李自成的罪责则被洗得一干二净。郭沫若对李自成给与极大的同情，“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 人。”在郭沫若的笔下，李自成非但没有罪，反而是悲剧的主人。这种对历史的扭曲的诠释，正投毛泽东下怀;媚上的郭沫若对毛泽东以李自成自居，心领神会。他 必须拿捏对李自成评论的分寸，以免引起毛泽东的不快。这种心态不难理解，也代表了被整风洗脑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媚上唯上的思维逻辑。

　 　最后，郭沫若把笔锋一转，“三百年了，种族的遗恨幸已消除，而三百年前当事者的功罪早是应该明白判断的时候。从种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 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种族的罪人。而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郭沫若的“回味”扭曲了真理真相。郭沫若既想提醒毛泽东，又怕得罪毛泽东;他 既已看清了毛泽东的本质，又因为利益必须讨好毛泽东。这就是专制政体下的文人的人格分裂现象。为了保住乌纱帽和既得利益，必须扭曲真相和真理。《甲申 300年祭》是一篇自相矛盾的奇文。

　 　郭沫若在《甲申300年祭》中大谈李自成、李岩，却对1644年出版的人类思想史上的最重要的著作《论出版自由》不置一词。当然，他可能不知道这本书; 即使知道了，他也不可能客观地认识出版自由的价值，更不可能思考王朝的覆灭跟文字狱的关系。因为，当年正在进行整风运动。郭沫若不可能嗅不到说错话、站错 队，对他意味着什么。

　　我很理解郭沫若当时的处境。他的文章出笼时，延安整风正如火如荼。延安整风是毛泽东政治地位的上升运动。代表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现代文艺思想的发端。它影响深远。

　 　郭沫若面对毛泽东，为了个人得失不得不用自我审查的方法写文章，以免遭受同代人王实昧一样的下场。那么，今天的读书人是否摆脱了文化禁锢的阴影呢? 集体心理恐惧远比个体心理伤害影响大。在无所不在的体制压力下，集体认知会往道德底线趋同。于是，知识遭到扭曲，真相随意篡改;真理被谎言代替，白玉被污 泥埋没;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都被认为是常态。于是，非体制观点被打压，异见人士被放逐，都被视为正常。于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只能附和赞美皇帝的新 衣。皇上就是真理、道路和国运。任何跟皇上思想相左的人，都是“敌对势力”;任何跟当下的道路不同的路，都是“邪路”。

　 　走“邪路”最邪乎的国家是美国，这个隔着太平洋，远在万里之外的国家。美国是邪路这句话，延安整风时没说。当时的说法是：“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 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炬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 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

　　文字狱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

　 　1776年7月4日，在人类历史上，诞生了一个新的松散的邦联国家—美国。跟朝代国家、君主国家相比，美国是个异数。如果说思想禁锢、文字狱瓦解了清王 朝的国家凝聚力，美国恰恰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奠定国家政治基础。这个人类历史绝无仅有的制度，1787年被写进宪法，成为人类社会制度的楷模。

　 　1831年，美国宪法诞生56年后，法国一位名叫托克维尔的年轻公务员，跟另外一位同事，奉命来美国考察美国监狱情况。美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年仅 26岁的托克维尔，不安分守己。在公务考察美国监狱的同时，他对这个新兴国家的其它方面也进行深入考察。回到法国，他潜下心，写下《美国的民主》这本书。 这是一本对美国观感加分析的书，不乏真知灼见。

　 　《美国的民主》是许多大学政治专业的必读书。托克维尔提出很多对当政者有借鉴的观点。他注意到，美国这个社会提供一个制度模式，在其中人的潜力的到平衡 的发挥。他说，“我们这代的统治者似乎只想利用人以进行伟大的事，我希望他们能稍微多下点功夫以使人能有伟大的表现，应该多重视工作者而不是那么重视工 作，他们永远不应该忘记如果每一个国民都是软弱的，一个国家便不能长久保持强大，还没有产生一种社会组织能使一群怯懦薄弱的人成为奋发有为的一国之众。”

　 　这是托克维尔对美国零距离观察提出的精辟论述。美国是什么?如果必须用最简单的表述，可以用“三大权利”和“两句话”概括美国。《独立宣言》提倡的“三 大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三大权利确立了美国精神和价值核心。在这个基础上诞生的美国宪法，根本宗旨是两句话∶保护个人权利， 限制政府权力。“以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为根本，而不是建立一个强大国家和政府，”曹长青说。由于政府权力受限，统治精英无法随便剥夺个人权利。美国因此成 为人类有史以来最自由、最平等、最强大的国家。

　 　不同人从不同的角度寻找到不同原因。从历史比较的角度看，也许会看得更加清楚。回溯美国历史，美国为什么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强大国家，我们不难找到背后的 原因;分析美国历史，与它并行的清国成为华夏历史上最后一个皇权国家，我们也不难制度深层的结构性根源。把美国建国前后的一段历史跟华夏历史上最后两个王 朝比较，会观照到很多有趣的现象，也会给今人很多有益的启发。

　 　与美国并行于世的清国，既没有信仰自由、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又没有三大权利。没有思想市场，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就没有生长的园地;没有出版自由，精神 产品生产，必然萎缩;没有精神产品蓬勃发展，人民的信仰自然萎靡。等到当政者意识到必须与时俱进，进行有限度的改革时，却不幸掉进了“托克维尔悖论”的陷 阱。原来设想做有限度的改革，结果改革改成了革命。“旧制度给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许多形式，大革命只不过又加进了他的独特的残忍而已。”(托克维尔)大革命 所需要的内容和形式，都可以在缺少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国家的文化基因中找到革命的染色体。

　 　没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社会吐故纳新的功能丧失，社会怨气无法得到正常的排泄。怨气不断积累，成为戾气;戾气不断积累，形成暴气。文字狱为革命准备和 积累必要的心理基础。大革命所需要的人民的愤怒，在没有言论和出版自由的社会，已经做好了充分的酝酿。一等适当的时机，愤怒的火山，就会从人民的心底爆 发。大革命的爆发，不过是缺少言论和出版自由而积累的社会戾气的能量的总爆发。

　 　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社会，是一个精神被压抑的社会。通往精神世界的道路充满荆棘和危险，人们只有在物质享乐的路上奔跑。人们只有通过实在的、看得 见的、摸得着的物质享受和没有止境的虚荣、攀比和逐利，填补精神的空虚。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 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 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 民族萎靡堕落。”(旧制度与大革命)

　 　《论出版自由》出版后188年，广东肇庆府高明县的一个印刷工人秘密印刷了宣传基督教的《劝世良言》。当年清廷严禁传教及禁印中文福音刊物的法令，为解 决这个问题，传教士马礼逊不得不到马六甲开印刷厂，印刷中文《圣经》、布道书及福音单张，出版中国第一份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月刊，然后，运回清 国。梁发蔑视清国禁令，在国内印刷非法出版物。他把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结合，撰写并出版《劝世良言》宣传基督教小册子。这本“非法”出版物，造就了洪秀全这 个奇人，开创拜上帝教和太平天国，从而启动大清王朝亡国倒计时。

　 　《论出版自由》出版后200年，两条道路所产生的不同的后果，已见分晓。鸦片战争爆发。这场战争固然是英国人为了平衡贸易而使出的下招;然而，精神麻醉 品的鸦片，在清国有这么大的消费市场，说明国民精神萎靡。目前的史学家，把鸦片战争的责任，都一古脑推到英国政府，很少分析鸦片消费心理。战争不仅是两个 国家的较量，而且是两种制度的较量。战争双方对决的，不仅是武器，还有制度和制度背后的人。如果没有清政府纲纪松弛，如果没有官商勾结谋取暴利，如果没有 国民精神颓废荒唐，鸦片这种毒品，不可能在清国横行无阻。鸦片战争暴露了清国的积弱，清国从这里脱开专制的惯性轨道，驶往帝国终点站最后一程。

　　《论出版自由》出版后267年，1911年，大兴文字狱的清朝，被武昌新军推倒，从此走进尘封的历史。出版《论出版自由》的英国，经过光荣革命，政权平稳过渡，英国从此进入现代国家，至今在地球上屹立不倒。

　 　明朝没有人思考导致腐败的文化制度原因;到了1644年，大明将亡，悔之晚矣。1644年，清朝刚建国，倒是有机会和大把时间思考，但清朝自那以后的 267年，竟也没有总结思考。相反，它用文字狱禁锢人的思想、限制读书人思考。267年后，清朝终于也没能逃不出亡国命运。呜呼，明人不暇自哀，而清人哀 之;清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清人也。

　　走不出“周期率”死循环

　　为什么华夏历史上的朝代国家不能摆脱从建国到灭国的循环?一个最流行的说法是:腐败亡国。腐败亡国的学说，是当下不可争辩的显学。把视线集中到腐败的社会现象上，模糊了人们的视线，阻挡人们把反思的视角投到更深刻的原因上。

　 　毛泽东思考过这个问题。1945年7月4日，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考察延安时问毛泽东：“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 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面对黄炎培“周期率”之问，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 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说的“民主”，不是普世价值民主，而是列宁主义的专政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民主，不需要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事实证明，毛泽东容不得逆耳言论。 1957年，黄炎培一家有七个人因言贾祸，被打成右派，包括水利专家黄万里。当获知儿子黄万里被打右派后，黄炎培责问毛泽东，毛不予理会，还调侃说，“你 家也分左中右呵!”又说，“你儿黄万里的词《贺新郎》写得好，我爱读!”暗示黄写颂圣诗。黄万里非但不写，还向中央呈几万言书，直言修建三门峡之害。右派 的帽子不仅摘不掉，还越戴越紧。(黄方毅：“黄炎培周期率”七十年沉浮)

　 　写颂圣诗、作干谒诗，顺着毛摸，是郭沫若拿手绝活。当时能够给毛泽东一些影响的郭沫若，并没有面折廷诤。相反，他只能用连毛泽东都没懂的话术，自言自 语，模糊自己的想法，制造模棱两可的语境。为了不触犯龙颜，他采取了非常隐晦的方式劝毛泽东：现在整肃“李岩”一类知识分子，确实是太早了一些。

　 　当年如日中天的毛泽东，自以为是，显然误解了郭沫若。毛泽东没读懂《甲申300年祭》。正是“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幸好毛泽东没有读 懂郭沫若的用心，没有读出字里行间藏着的信息，也没有读出他劝导不要整肃功臣的一片苦心。如果毛泽东真读懂了郭沫若，郭沫若会像延安被整肃的那些知识分 子，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毛泽东按照自己政治逻辑和历史哲学观，把李自成的失败，归因腐败。毛泽东以为找到了王朝循环背后的症结。他何其自信，甚至自信到把《甲申300年祭》列为整党整风的文件。

　 　毛泽东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他又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也是今天反腐理论的最早版本。李自成因为骄傲而 败是个伪命题;腐败亡国也是个伪命题。腐败亡国只是表象，是果不是因，腐败背后有更深刻的制度结构性的原因。这个制度性的原因，就是上层统治阶级与被统治 者的互为分离的关系。国家不是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国家的统治者是皇亲国戚，国家的社会基础是官僚阶层。这样的国家，只能满足皇亲国戚和官僚阶层的需 要。国家的繁荣和稳定，必须以牺牲民众生活幸福的同步成长为代价。

　 　要说腐败，康熙朝的和珅比谁都腐败。大清国，并没有因为和珅腐败而亡国。腐败是一个国家灭亡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要条件。朝代国家亡国，亡在制度落后和 制度腐朽;亡在权力在一家代代相传，一家之私置于万民苍生之上;亡在国家公器成了少数家族谋取私利的工具;亡在没有权力制衡阻止局部腐败一步步恶化，形成 全局性制度性腐败;亡在专制国家机器用文字狱不断把精英变成国家敌人;亡在国家暴力掠夺，把顺民变成刁民，把刁民变成暴民;亡在国家转型与人民转型脱节， “国家的转型与人民的转型，两者相互成就。人民无法崛起，国家便无法彻底翻身。”(羽戈：一部韩国民主转型的血泪史)一言而蔽之，亡在朝代国家的亡国基 因。

　 　在国家转型、人民转型、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意见汹涌澎湃、各种利益相互交织、各种谎言甚嚣尘上。管理转型社会需要更大的智慧、更高超的政治技巧。依赖社 会信息的正常流通和传递，保证社会不至于走向无序。信息闭关锁国，是社会进步的大敌，是国家混乱的根源。“相对于腐败或滥权造成的损害，认知结构的扭曲才 是真正的灾难。”(刘仲敬)认知结构的扭曲源于信息闭关锁国。认知扭曲，或造成制度自卑，或造成制度亢奋。这是国家的“两极心理病”(bipolar disorder)。打着维护国家安全幌子，实行信息闭关锁国，必将造成信息扭曲、认知扭曲。集体心理扭曲为国家颠覆打下社会心理基础。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新旧制度交战的张力将使社会充满不可控的变数。这个过程，既是新制度的生长点，也是大革命的生长点。端看统治阶层如何调解既得利益集 团和未得利益集团的矛盾;如何平衡政府的权力和人民的权利的关系;如何用可操作的形式把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人民的授权之上;如何与人民建立良性互动的关 系。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社会转型高压锅上的排气阀，是两种制度过渡的桥梁，是新制度产生的温室，是政府和人民互信、共同建立权力合法性的平台。

　 　转型社会的问题，不是“不怕，我们手中有枪”一句话可以解决。天下不能凭匹夫之勇治理。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正在谋求改革和社会转型的慈禧死 后，大清江上落在年仅3岁的小皇帝溥仪和他的迷信枪杆子的父亲载沣，一个25岁的摄政王肩上。他们稚嫩的肩膀如何扛得起江河日下的王朝。摄政王迷信“有兵 在”，期望用枪杆子巩固大清江山。枪杆子得到的政权，不能用枪杆子保卫。1910年，一场股灾，就把大清冲得落花流水。枪杆子管理的股市，难免被金融海啸 冲垮。“一头熊掀翻大清国，因为熊的后面有令人敬畏的力量。”(1910年的亡国股灾)讽刺的是，结束满清统治的，恰恰是这位“手中有枪”的摄政王和大清 国的新军。

　 　乾隆年间出使清廷的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曾经说过，这个国家“是一艘破旧的大船，150年来，它之所以没有倾覆，是因为幸运的遇见极为谨慎的船长。一旦赶上 昏庸的船长，这艘大船随时就可能沉没。”不幸而被言中。另一个当代预言家，则用苏联灭国为例，揭示朝代国家不可逃脱亡国命运。“这种体制有预支和挪用社会 资源的强大能力，也因此杜绝了正确自我定位的可能性。” (刘仲敬：拜占庭的黄昏)刘仲敬这个论断比马戛尔尼更加深刻。只要信息闭关锁国，无论船长谨慎还是昏庸，驾驶着的是一艘没有正确定位系统的巨轮。这艘巨轮 最终驶向礁石，不是必然的吗?

　　只是当时已惘然

　 　在弥尔顿出版《论出版自由》前后，在英国有另外一股政治力量出现——这就是贵格会(Quaker)。贵格会成立于17世纪，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教派，创 始人叫乔治·福克斯。贵格会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和暴力，反对奴隶制，主张人生而平等，和平主义与宗教自由，因此受到英国政府的迫害。这些受到宗教迫害的新 教徒，选择逃离信仰和思想不自由的政府，投奔美洲新大陆。

　 　当他们来到北美新大陆，欧洲其它国家的移民已经先行来到。1611年荷兰人首先踏足今天的纽约，建立殖民地。曼哈顿是用总价24美元的念珠和其他小玩 意，从印第安人手中购买的。曼哈顿这个名称，是土著雷纳税佩人语的音译。在原住民语言，曼哈顿的意思是“多山的岛屿”。1614年，曼哈顿这一带被荷兰人 称为“新阿姆斯特丹”。

　 　新阿姆斯特丹辖地包括今天皇后区的法拉盛，当年叫弗利辛恩(Vlissingen)。弗利辛恩是荷兰的一个港口的名字，被荷兰人拿来作为新殖民地的地 名。今天英文的Flushing则是英国贵格会(Quaker) 和新教徒来到之后把Vlissingen荷兰语的英文翻译。英国人在新大陆，曾经为他们的信仰自由与荷兰总督史蒂文森抗争。荷兰殖民者禁止贵格会教徒做礼 拜。

　 　面对荷兰统治者压制宗教信仰，贵格会信徒邦恩发起并领导了反对虐待贵格会的运动。1657年12月27日，在法拉盛签署的《法拉盛宗教自由陈情书》(又 称《法拉盛抗议书》)。这一份要求宗教、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的“抗议书”，是美洲宗教自由的先声，是北美第一份倡导宗教自由的文件，它的精神开启了后来 被称为《权利法案》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法拉盛是美国宗教自由文化的发源地。荷兰西印度公司最后不得不允许居民享有宗教自由权利。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进驻，把Flushing翻译成“法拉盛”——“以法拉动，长荣长盛”，这个中文地名的寓意，非常之好。最早进入法拉盛的是台 湾留学生。90年代，大量北方国企下岗工人来到法拉盛，更有一批佛教徒90年代末打着小腰鼓来到法拉盛，寻求宗教的一片净土。目前法拉盛华人人口超过10 万。小镇华人成功利用美国选举法，选出了好几位联邦、州和纽约市的华人政治家，包括美国国会众议员孟昭文和纽约市议员顾雅明。

　 　2010年，纽约市人口普查局最新普查结果显示，亚裔是人口增长最快的族裔，而其中华裔人口增速最快。在纽约的亚裔中，有近70万是华裔，占纽约市6% 的人口比重，是亚裔中人口最多的族裔。纽约目前的中文出版社有十几家。它们是：世界华语出版社、天外出版社、明镜出版社、柯捷出版社、北美华文作家出版 社、美国名家出版社、印象出版社、易文出版社、独立作家出版社，《世界日报》出版社;离纽约一河之隔的新泽西，则有成家出版社和采薇出版社。

　 　纽约的华文主流报纸，有《世界日报》(台资)。《星岛日报》(中资)、《明报》(马来西亚资)和《侨报》(中国国务院侨办);宗教团体的华文报纸有《角 声》、《大纪元》、《看中国》;社区报纸则有《纽约社区报》、《三州新闻》。法拉盛新华书店，可以拿到免费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和英文版《中国日 报》。70万华裔居住的纽约，华文出版业和报纸现状，无疑是美国出版自由最好的印证。

　 　为什么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出版自由，对一个社会必不可少?社会的最大的财富—人，因为没有言论自由而表现出对国家漠不关心，因为没有信仰自由而表现出 道德沦丧，因为没有出版自由而造成人民和人民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互不通气;人心、道德、信息，这三个国家发展和富强的动力，全然丧失。人的精神被压抑， 动力变阻力;发明创造被扭曲，创造力成为破坏力。没有鸦片、海洛因，他们会搞出地沟油和三聚氰胺。与邻为祸，易毒而食。信息闭塞，人心涣散，道德底线瓦 解。道德没有底线，他人就是监狱;法律没有底线，国家就是监狱;信息闭关锁国没有底线，没有人不活在恐惧之中。

　 　现代社会最大的恐惧，是信息闭关锁国带来的恐惧。现代社会最大的威胁，来自不受约束的政府。政府不受新闻自由制约，政府参与制造谎言，国民被洗脑而不自 知。这种恐惧，如同一氧化碳中毒，人们毫无痛苦的感觉，慢慢陷入中毒状态，直至失去知觉。免除信息封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之母。生活在信息封闭之中，言论 自由、出版自由将没有意义。免于信息封闭的恐惧，对于创作尤其必要;担惊受怕的心理状态，不可能有思想创新;一个社会到了多数国民虚假信息中毒状态，离开 社会瓦解已经不远。

　 　一个民族，只有获得完全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才有真正的自由;一个社会，只有多数民众感到生活言论自由的环境里，免除信息封闭的愚昧和恐 惧，才能长治久安;一个国家，只有普通民众有获取信息的自由，积极参与各层社会管理，对政府形成有效制约，才能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历史一再昭示：国家命脉系于一家、一人的朝代国家，无论多强大，都始终逃不出被另一个朝代国家取代的命运。曾经铁桶一般的大清王朝，连同八旗子弟，在 1911年10月10日的一次兵变中被摆进历史博物馆。遥想当年，那些叱咤山河的皇亲国戚，对大清制度，何其自信乃尔。如今，八旗子弟安在哉?

　 　唐朝诗人李商隐的一句诗，“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似乎是对朝代国家建国灭国历史的注脚。后人读史，对于朝代国家一而再、再而三亡国，只能 追忆，只能惋惜，只能感叹。可惜，当时执政者们，却总是一片惘然，看不清大势。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今天看来如此明了的事情，当初在那些上智者眼里，却始 终显得模糊不清，混乱一团。”

作者：罗慰年

文 胡文辉

[美]巴斯贝恩的《文雅的疯狂：藏书家、书痴以及对书的永恒之爱》（陈焱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确是一部有意思、有价值的书。作为一本有关书的书，而且还是大书，此著自然颇受爱书人的瞩目。但此著从书名到译介，都突出其“书话”方面，而我更重视其“文献搜集”方面。在我看来，此书的好处，是作者的藏书观甚为通达，不仅写到书痴与书林豪客，也写到文献采集者；它不仅是藏书史或藏书家轶事录，也可谓藏书风尚史，还是史料搜集史与图书播迁史。

以下仅就书中所及，写出个人较有感想的几点。

藏书的“厚今薄古”

以前我写过《关于近世中国文献之东流》（《洛城论学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文，批评了本土传统藏书家的“保守的文献观”，即“厚古薄今”，重版本而轻资料，重文物性而轻使用性，重士人著作而社会生活记录。而在《文雅的疯狂》里，作者介绍了相当多“厚今薄古”的藏家，于我心有戚戚焉。

最突出者，当数第三章所述的十七世纪伦敦书商托马森，在英国内战前后，他冒险犯难，倾力搜求敌对双方的出版物两万余件。此类出版物不限于书籍，更包括小册子、单页印刷品，都属当时无人重视无人收拾的“断烂朝报”，在古本崇拜者看来更是近乎废纸，但后来卡莱尔评曰：“此套英国历史文献，价值之高，无出其右者。俾吾国今人可知昔人，视藏于伦敦塔及他处之全部羊皮档案，托马森所藏更得我心。”这堪称新史料收藏的典范，最能显出学术性收藏的特色，也最能显出学术性收藏与文物性收藏的差别。（周运按：牛津哈利伯爵曾锐力收藏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文献，后为英国政府收购，十八世纪有出版商请文豪约翰逊和古物收藏家奥迪兹据之编选出《哈利氏所藏杂文集》；约翰逊撰写了序言《论宣传册与时政文的起源与价值》，指出此类出版社特别兴盛于英国，并对其价值作了详细论述，可参。周运按：此点也可以举牛津大学出版社印刷负责人约翰逊[John deMonins Johnson]为例，他把别人丢弃的、甚至废纸篓里的印刷材料都收集起来，其中有17世纪早期出版建议书、书介、书籍封面乃至样张、版权、拼写、设计的收藏，还有配制饮料的说明书、妇女紧身衣广告之类，前后跨越三百年。这些印刷品的边角废料成为重要的出版史料，是“现存印刷品的最丰富收藏”，在牛津博德利图书馆有专室公开展览[《OED的故事》]。对于文献的学术价值的发现，往往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的。如1648年7月，瑞典军队占领布拉格莫尔道河左岸的赫拉丁皇家城堡，把鲁道夫二世的图书与写本收藏打包运到斯德哥尔摩的皇家图书馆。藏书中有Codices Chymici，是一批关于炼金术的写本，但不久后接任馆长职务的主事者艾萨克·弗修斯[Isaac Vossius]对这批文献评价不高，老想通过交换古典文献的手段把它们清理出去，后来还想直接将它们售卖。到了二十世纪，学界才认识到这批文献的在科学史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

新大陆历史甚短，其藏书家但凡重视本土者，自多搜集近当代文献，第四章于此叙述颇多。如历史学家巴克曼，在美国内战才结束时，即开始搜集内战期间南部出版的所有图书、报刊、传单，乃至乐谱、历书；任职外交官的里奇，利用驻西班牙的机缘，广泛收集有关南北美洲的刊物与文件；中年始开始涉足藏书的伦诺克斯、布朗，稍后的布林利、弗曼，更晚的班克罗夫，都用力于收集有关美洲的书籍与手稿，前两人特别重视“任何与哥伦布相关之物”，布林利更重视短期印刷品，弗曼侧重西印度群岛与西太平洋的文献，而班克罗夫则专注于西部（加利福尼亚）史料。（周运按：美国伊荷华书商维森[Wessen 1887-1974]经手过很多重要的美洲文献，因而被誉为“伊荷华的猎书客”，对其主顾之一的斯特里特[Streeter]有重要影响，助其建立了著名的收藏系列。斯特里特曾买下维森的著名目录Midland Notes所收录的全部藏品，维森1967年5月2日给安德森三世[Yeatman Anderson III]去信时提及此事[Rare Book Lore : Selections from the Letters of Ernest J. Wessen，ed. Jack Matthews，Ohio UP，p. 218]。斯特里特去世后，藏书于1966-1969年期间全部拍卖，拍卖目录凡八卷；而该目录本身亦被美洲文献收藏家和书商视为无价的参考书，售价竟达500美元以上。维森的另一位主顾埃弗里特[Charles P. Everitt] 是当时美国屈指可数的藏家之一，也专门收藏美洲文献，著有经典自传：The Adventures of a Treasure Hunter[1951年初版，1987年重印]。）

他者如第一章所述的英国人萨德利尔，首开搜集十九世纪英美小说初版本的风气；第八章所述的美国人伯登，专门搜集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名家的初版本；第九章更专门介绍，在教务长兰塞姆主导下，得州大学锐力网罗二十世纪的图书及相关学术藏品。

看到这些个案，我总想着本土的藏书家，可喜的是，抱有类似收藏观的中国人并非没有。仅就学者群体来说，前辈阿英大量收集近代文学史料，堪称此道的先行者；当代如田涛（契约文书、法学文献）、王振忠（徽州文书）、周振鹤（近代文献）、谢泳（民国文献），诸人领域各异，规模不等，但在实践上无不重视晚近文献。

还有，从托马森、巴克曼之例，我首先想到了赵一凡：被称为“收藏了一个时代的人”，以孤单之力，残疾之身，收藏了数以吨计的五六十年代文献资料，上至官方报刊、“内部发行”的图书、学习资料、大字报、标语，下至文革初期的小报、未刊文学作品手抄本、私人信件，巨细不遗（参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第三章，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我还想起高尔泰笔下的安兆俊：原本研究新疆史的右派，在夹边沟劳教农场，他指着农场右派编辑的《工地快报》对高表示：“别看它废纸一张，将来都是第一手历史资料，珍贵得不得了。我一直留心收集，一张都没少掉。着眼于将来，现在就有了意义。”（《寻找家园·安兆俊》，花城出版社2004年版）可惜赵一凡所藏，身后大多被当作废品卖掉，应已化为纸浆（徐晓《半生为人·无题往事》，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而安兆俊其人其事，更是湮没无闻——他所珍重视之的夹边沟《工地快报》，想必也悉数灰飞烟灭了。

照我的感觉，如今说到藏书，很自然地就会滑向韦力先生所标举“古书之美”；尤为极端者，如黄裳、拓晓堂先生对田涛的收藏也表示轻蔑（韦力、拓晓堂《古书之媒：感知拍卖二十年摭谈》第六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更十足表现出一种骨董家式的古本崇拜。（周运按：对于古书，学问家有时跟骨董家的态度正相反。俄罗斯宗教思想家舍斯托夫曾回忆他跟胡塞尔在1928年4月的阿姆斯特丹哲学会议上初识后的一件轶事：几天后，我们两个和哲学协会另一个人一起用晚餐。餐后，我们的东道主，他很有钱，也是个狂热的爱书人，开始给胡塞尔展示一些他的珍版书——《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和斯宾诺莎《伦理学》——而胡塞尔却让我们的主人极为懊丧，他只对这些珍版书敷衍地瞥了一眼，片刻之后就带我到一边，开始谈哲学了。[“In Memory of a Great Philosopher：Edmund Husserl，”in Speculation and Revelation , trans. Bernard Martin,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68]胡塞尔当时把哲学视为精密的科学，不仅反对新康德派，甚至也反对康德，所以对《纯粹理性批判》抱有轻视的态度也属正常。但此事仍可见他对珍本书收藏是相当轻视的。当然，学问家未必不重视古本，只是他们即使重视古本，也多出于学术本位而非古董本位。比如，费弗尔在写作关于拉伯雷及其时代的思想史名作《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时，就抱怨研究所需的很多珍本书在法国的图书馆里找不到；而英译者则自豪地表示，他依靠美国的图书馆就都解决了；卡洛?金斯堡[Carlo Ginzburg]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讲授马基雅维利时，就带学生到图书馆，把马基雅维利生前刊行的各种著作版本都找出来，让学生去比对。）而我以为，韦力及韦力式的藏书家，作为传统式藏书观念及实践的继踵者，在当代是不可无的存在，但自学术立场论，安兆俊、赵一凡是更值得致敬的，田涛、王振忠、周振鹤、谢泳是更值得效仿的。

不仅如此。现在已是后文本的时代了，是图像称王、数据独霸的时代了，我们的收藏观念是不是也得与时俱进，是不是要从文本拓展到图像乃至网络呢？（周运按：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1956年4月13日在给艺术史家贝伦森的信中提出：“我有时在想，在人类历史中，把图像和书籍进行对比，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变迁。中世纪崇尚图像，宗教改革者则崇尚书籍。16世纪，他们争吵得难解难分，宗教改革者印刷了更多的书籍——书籍在指责图像——因而天主教会发明了《禁书目录》，焚烧这些书籍，并制作更多的图像。改革者因而被杀头、打败和摧毁。启蒙运动是一个书籍的伟大时代，而今天我们却又是生活在一个图像世界里。……今天的新教徒则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仍然是[崇尚]书籍的芸芸大众。作为一个天生的新教徒，我为此感到遗憾：我遗憾的是，对书籍的崇拜退化成了一个教派——而且还是这样只崇尚一本书的宗派成员！”见Letters from Oxford:Hugh Trevor-Roper to Bernard Berenson , Ed. Richard Davenport-Hines,Weidenfeld & Nicolson, 2006, p. 197 ）

藏书“自近身始”

《文雅的疯狂》第十章集中介绍了多家极有特色的主题藏书：纽约的阿伦茨，作为烟草生意的家族传人，作为雪茄制造机的发明者，他专门收集有关烟草的图文资料，包括文学、绘画作品，甚至香烟牌；芝加哥的绍特马里是名厨兼餐厅老板，收集有关饮食的一切文献，还主编过一部十五卷的《美国烹饪图书集成》；（周运按：维兰[Anne Willan]是著名的法国食品烹饪专家，与其夫君马克·车尔尼亚夫斯基（Mark Cherniavsky）一生收藏欧美古旧的烹饪书籍。他们合著有The Cookbook Library : Four Centuries of the Cooks, Writers, and Recipes That Made the Modern Cookbook[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2]，论述从16到20世纪烹饪书的作者和出版，主要即依靠他们几十年收藏的书籍资料。他们列举了一些藏家渴求的珍本：斯卡皮[Scappi ]的《著作集》[Opera,1596]，是当时最权威的烹饪书，印制于威尼斯，有近三十幅木刻插图，展示了文艺复兴时期最佳的插图艺术；《新英格兰烹饪术》[New-England Cookery，Lucy Emerson, 1808]的初版，也是唯一的版本，美国最早的烹饪书；《论修道院团体的管理》[De institutis coenobiorum, 1491]的原版 ，最老的烹饪书；柴尔德[Julia Child]的《烹饪的愉悦》[The Joy of Cooking ]的初版；《法国的油酥点心》[Le pastissier Fran?ois, 1653]的原版，现在所知仅有29册存世。）华盛顿的福兹海默原系中情局官员，收集与其秘密职业有关的书籍与文物，也即“间谍收藏”。第十二章讲到旧金山的诺曼，身为精神病专家，则收集科学、医学尤其是精神病学方面的古本秘籍。此外，第十一章又讲到：兰斯基，作为归化美国的东欧人，收集意第绪语——一种已为犹太人遗弃的语言——的文献；朔姆堡、布洛克森，作为黑人，收集有关美国黑人的文献。（以上所举例子，亦多见于作者的另一部专著《疯雅书中事：21世纪淘书的策略和视为视为视界》第一、第五、第六章，卢葳译，三联书店2010年版。）此类林林种种的藏书，或生发于藏书者的职业，或生发于藏书者的种族，如此，主观的兴趣就与客观的身份互为激发，互为支撑。这样的收藏，于个人是有趣味的，同时于学术也是有价值的，很值得称许。

我在《现代学林点将录》里评点方豪的治学特色时，曾引录其门人的总结：“先生治史则自近身始。身为教士，则治教士来华传教史；身在台湾，则治台湾史；先生数世居杭，余敢必言，先生治宋史，自南宋临安始。”以后撰写《藏物之道与近身之学》一文（《欲采蘋花》，南方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评述王贵忱先生的治学时，就借用了“近身之学”这个概念。而《文雅的疯狂》所述的这些“自近身始”的藏书取径，在精神上也与“近身之学”相通，也不妨称为“近身之藏”吧。

大凡主题性的藏书，自然是较容易归于学问、用于学问的。例如第十章所述的鲍德温，专收莎士比亚时代的出版物，包括《圣经》、经典著作、布道文、教义问答集、祈祷书、民间文艺作品，种种丛残杂碎；正是基于个人藏品，他“重组了莎士比亚可能会用到的图书”，藉此写出了《论威廉·莎士比亚略懂拉丁文与不通希腊文》、《论威廉·莎士比亚童年时所受之教育》等专著。同样的，主题性的“近身之藏”，也较容易转化为“近身之学”。例如前述的黑人朔姆堡、布洛克森，都能将个人收藏的资料用于黑人历史的著述；后者还受曾祖父的经历启发，写出《地下铁路》一书，叙述早期黑奴逃奔自由的佚史。又如前述的王贵忱先生，曾司职银行，后来尽力搜求钱币文献，并用于研治钱币史之学。

若藏家能将“近身之藏”直接用于本人的治学，自然最好；即使不能，如阿伦茨、绍特马里、福兹海默那样，将主题藏书集中捐献给公共或大学的图书馆，也绝对是有功学术、嘉惠世人了。（周运按：著名中世纪学者Richard H. Rouse[UCLA]曾称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写本为北美三大收藏之一，其主体就是基于Robert Garrett[1875-1961]、Grenville Kaner[1854-1943]、Robert H. Taylor[1908-1985]、Lloyd E. Cotsen等人的捐献[Medieval & Renaissance Manuscripts in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Volume I & II, Don C. Skemer, Princeton UP, 2013]。）

《圣经》的版本收藏

一部《文雅的疯狂》，到处可见《圣经》的影子。西洋早期活字印刷的书籍，即所谓“摇篮本”，多属基督教范畴，最古老的是古登堡《圣经》，其次为美因茨版《圣咏集》，也是基督教读物。美国最古的书籍是《马萨诸塞湾圣诗》，也即《圣经》的《诗篇》；被欧洲人公认为值得收藏的第一种美洲刊本，则是印第安语《新约全书》。其中古登堡《圣经》尤为书林大亨所必争，如第七章所说：“若说藏书家有心目中的圣杯，毫无疑问就是这部书。”（周运按：为了说明《圣经》版本收藏的重要性，巴斯贝恩在《坚忍与刚毅》中举出一个例子：旧书商施赖伯[Fred Schreiber]在某书商的售书目录上见到一本十五世纪的拉丁文布道集，作者是匈牙利的米歇尔，以2500美金买下。该书1480年印于鲁汶，书中插录了三节中古英语的引文。一开始，他怀疑这些引文来自《新约》；果然，随后他就在《约翰一书》1: 7中找出了引文的第一节。那么，《圣经》这一段的英文翻译最早刊印于何时呢？施赖伯转念一想，应该就是这本布道集吧！于是他就在自己的售书目录上作了这样的说明：也许是最早印刷的英文《圣经》的引文。标价4200美元。此书很快就被另一位书商维滕买去，当它不久以后出现在维滕的售书目录上时，标价已是16500美元了。此书最后就以这个价格被一个专门收藏《圣经》版本的私人图书馆购去。）这种现象，当然出于基督教在西方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与此相对，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来自东亚，据说有敦煌《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韩国庆州《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日本传世《陀罗尼经》、日藏吐鲁番《妙法莲花经》等多种说法；还有，最早的活字印刷品是《维摩诘所说经》。这些无一例外都是佛经。对于东西方印刷史和图书史来说，这个不约而同是既有趣味也有内涵的。）

限于收藏条件，更限于文化趣味，一般中国藏书家跟《圣经》自是无缘的。就我所知，恐怕胡适是罕有的例外了。

胡适早年留美时，曾受到基督教的熏染，甚至一度有皈依的冲动，对于《圣经》也很熟悉。他后来回忆：“后些年在北京大学时，我开始收集用各种方言所翻译的《新约》或《新旧约全书》的各种版本的中文圣经。我收集的主要目的是研究中国方言。有许多种中国方言，向来都没有见诸文字，或印刷出版，或作任何种文学的媒介或传播工具。可是基督教会为着传教，却第一次利用这些方言来翻译福音，后来甚至全译《新约》和一部分的《旧约》。……当‘中国圣经学会’为庆祝该会成立五十周年而举办的‘中文圣经版本展览会’中，我的收藏，竟然高居第二位——仅略少于该会本身的收藏。这个位居第二的圣经收藏，居然属于我这个未经上帝感化的异端胡适之！“（《胡适口述自传》第三章）众所周知，胡适在文学上提倡白话文，也关注方言写作，在学术上也涉猎汉语的语言学、音韵学领域，他自称收集《圣经》版本“主要目的是研究中国方言”，自属可信，但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呢？

据《文雅的疯狂》第五章介绍，1911年，美国藏书家罗伯特·霍在纽约拍卖其珍藏，其中最令各方眼热的是一部犊皮印本古登堡《圣经》，最后以当时的超高价五万美元成交，得主是身为“有轨电车大王”的书林新贵亨廷顿。此事经由《纽约时报》大幅报道，甚受瞩目。而胡适正是在此年赴美留学的，他初来驾到，对于此事想必很隔膜；但他居留美国六年，此后当不难听闻此类书林掌故。因此，我以为不妨“大胆假设”：胡适收集中文版《圣经》，有可能受到西洋藏书观念的影响，也就是受到西洋人收集旧本《圣经》风气的影响。

对于方言版《圣经》，胡适并没有做过专门研究，但他对其语言学价值的重视，却颇有眼光。前些年，专攻汉语方言的游汝杰先生写过《〈圣经〉方言译本考述》一文（《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游汝杰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由语言学的角度全面概述了中文版旧译《圣经》的基本状况；由此，足见胡适的收藏堪称空谷足音，在当时近乎“独孤求败”的境界——事实上，就连游汝杰这篇论文，也没有提及胡适这位先知。

此外，还要考虑到一点：在世界范围来说，中文版《圣经》的收藏，是为西洋人所无的，也是可补《圣经》文献史之缺的。

胡适这批最大宗的《圣经》私人收藏，我不清楚其下落。据悉，1948年底，胡适所有藏物为北京大学接收，但后来只有普通藏书仍存北大图书馆，善本则转予北图（今国图），书信、文件则转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参张洁宇《胡适藏书今何在》，《中华读书报》1998年12月2日）。那么，这些《圣经》是在北大呢，还是在国图呢？是否还有集中“复原”的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