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

2015-07-22 18:41 来自 私家历史

蔡栋

2015-07-23 09:15 来自 私家历史

鲁西奇

2014-11-12 18:02 来自 私家历史

澎湃新闻记者赵振江 发自北京

2015-07-30 18:03 来自 文化课

郑子宁

2015-07-30 09:03 来自 私家历史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江苏无锡人，著名的思想史学家、历史学家，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七岁入私塾，熟习中国传统文献典籍。十二岁时父亲早逝，家境困顿。十三岁入常州府中学堂，因和刘半农、瞿秋白等作为学生代表要求校方减去修身课、增加希腊文未果，自动退学。府中学堂校长屠元博爱其才，推荐他到南京钟英中学读书。武昌起义爆发后，学校停办。钱穆自知家贫，升学无望，于1912年春天返回家乡。此后十年，辗转乡村，执教谋生。这一时期的钱穆虽然心中常有不能进入大学读书的遗憾，但是没有因此意志消沉，而是矢志自学、闭门苦读。十年乡教，十年苦读，十年求索，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实的基础。1923年后，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员，转眼又是七年。1930年，由顾颉刚举荐，钱穆出任燕京大学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1949年，钱穆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直至退休。此间，获得了香港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称号。1967年，钱穆移居台北，1990年8月逝世，两年后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钱穆先生在台湾居住二十三年（1967—1990）。他由香港回国时已七十四岁，住在台北外双溪东吴大学后面一块小土坡上，他居住的小楼名为“素书楼”，纪念家乡与母亲。他以为从此可以安居终老，在房子四周种花植树。沿着进门的二十多级石阶，种了两排槭树。

钱穆先生于素书楼前

我第一次俯身去捡拾阶旁红叶，是去素书楼拜望他的第十四个秋天了。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那么“正统”的红叶呢？最初几年，也许树还太小，落不出那么熟透、美丽的叶子。实际上，我每次去都匆匆冲上石阶，多数的时候手里提着书或礼物，身心都在紧张状态，想着进了门要说些什么。鞠躬走出纱门，总是暮色已深。

最紧张的登阶记忆是1972年深秋，当时我刚到国立编译馆工作三个月，原以为是个纯文化的工作，所遇到的却几乎全是政治问题，报纸的报导、社论和专栏最热门的题目是骂部编本的教科书。1969年老蒋总统下了一道手谕，将国民义务教育延长为九年，初级中学改称“国民中学”，急就章的教科书称为“暂定本”，三年满了，要编印出正式的“部定本”。全台三十多万国中生，还有老师、家长和社会都等着看国立编译馆能编出什么样既政治正确又活泼有启发性的、符合全民需要的新教科书来，尤其是国文、历史和数学三科，学术界更虎视眈眈地等着。进而对高中国文、中国文化史、大学用书更似全民进入监视期。有人对高中国文选材不满意，甚至说主编者思想有问题……突然间，又爆发了“岳飞跋扈说事件”。先是由台大历史系林瑞翰教授着作《中国通史》引起，有人指控书中写道，岳飞十二道金牌召回朝时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跋扈。如此对武圣不敬的言论，亦出现在林教授另一本着作《宋史》中，将由国立编译馆收入“大学丛书”出版。此事立刻成为热门新闻，每日都有讨伐之声，其中最激烈的有专栏名家誓还（吴延环先生，立法委员）和自称是岳飞同乡的李安先生，一再撰文威胁说，对武圣不敬是动摇国本，危害国家意识，居心叵测。还有一文说：“据云主其事者，是一女流之辈。”那时的馆长王天民先生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曾在中兴大学教授中国历史二十年。除了在报上说明，此为前任留下旧稿，现在并无出版计划，并派我前往恳请已来台湾定居的史学大师钱穆先生审查该稿，再做决定（当时台湾各校历史系前辈均已被敦聘为历史教科书委员会委员）。钱先生在电话上说，他已七十七岁，来台安居，已不再作审查工作。但如此“大”案，我们实已无人可求。馆长派我带《宋史》原稿到素书楼，务请钱先生过目。我去外双溪的路上实在不知是何场面，深悔误入宦途。车到外双溪，沿东吴大学山径到山坡尽处，按了门铃，心情忐忑地走上石阶。钱先生出见时，尚未坐下便说，“我已在电话中说不能审查。”我困窘至极，嗫嚅而言：“我刚由学校来国立编译馆三个月，这份书稿是前任所留，如今舆论责难不止，请您看看，我们当如何解此僵局？”大约全出于同情心吧，钱先生接过书稿，放在几上，我道谢后仓皇辞出，几乎是奔下石阶，心想大约再也不用来了。

谁知三天后意外接到钱先生电话，说请林瑞翰教授去谈一谈。再过数日，林教授亲自到馆里，他毛笔工整细密的手写稿二十二页，综合加添了钱先生面谈时给他的六种新资料，补充他书中岳飞部分。资料非常充实稳妥，提供了多面的论述。但是仍救不了我们，教育部来了一道公函，转来立法院的质询提案，“国立编译馆拟靠钱穆先生的声望，将诋毁武圣岳飞的作品，作大学用书出版，动摇国本……”命令馆长随教育部长罗云平去立法院说明。我坐在备询官员最后的一排硬椅子上，心中充满愤慨和悔憾，想我“三更灯火五更鸡”苦读、进修，好不容易取得部定正教授资格，在大学教文学课程，到这里来看着我的老师王馆长被这些人指手顿足地以政治意识形态指责，如此伤尊严，多么不值得！回到馆里，我即写辞呈，馆长问我，“你觉得在这种局势下辞职是保持尊严吗？你此时离开能说明什么立场呢？”他从桌上拿给我一封刚收到的挂号信，是钱先生寄来的，退还我随书稿送上的审查费两千四百元，一纸便笺上写：“无端卷入贵馆书稿舆论漩涡，甚感烦恼。兹退回审查费，今后请勿再牵涉本人意见……”馆长说，这本书我们短期内不能出版，但是你必须去对钱先生致歉，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

就这样，我开始了登上素书楼石阶十八年的缘分。轰轰烈烈的岳飞事件之后，是国民中学国文教科书部编本，再接着是高中中国文化史的新编，每件事都是新闻的焦点。其实，舆论界也不是一面倒，民间希望学术中立的革新理想者人数并不少，那时仍健在的陶百川、黄季陆、陈立夫、王世杰等长辈，也赞成国中与高中的国文教科书，以文学情操教育为主，少宣扬政治理念。至少，那时的教育部长罗云平在实际上是支持的。在陈述我编书理想时，我终于有勇气面对钱先生这个人，而不是他“国学大师”的盛名。他面容温和，倾听人说话的时候，常常有一种沉思的宁静，也是一种鼓励。

在那一段时期，我身兼人文社会组和教科书组主任的双重责任，随时有去住保安大饭店（警备总部）的可能，幸好生长在我那样的家庭，经历过许多大风大浪，父兄常常幽默地说，你当了这么芝麻大的官，却惹上了天天上报的麻烦，必须记住蒋总统文告里指示的，应当时时“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爸爸以前曾说，“我这个女儿胆子小，经常『处变大惊』。”）1970年代的国立编译馆竟是我的“壮胆研究所”。为了工作的需要，我在馆长指示下，奔走于学者、专家之门，请他们听我陈述编书的理想。在立法院质询之前数日，我带了许多资料去立法院图书馆谒见吴延环委员，详细说明《宋史》一稿原是前任留下，至今无人肯审，更不会近期出版。质询日，王馆长高高胖胖，厚墩墩地坐在官员席，他有多年教学经验，对答时如在课堂，不慌不忙，质询者虽然来势汹汹，但亦不知应控以何罪，一本未出版的学术着作如何“动摇国本”？我自大学时期在学潮中开始，直到今日台湾的选举文宣，看尽了政治意识控制学术思想之狰狞面貌。

从这一年起，我原是为公事去爬素书楼的石阶，送稿，送书，请教，去得很勤。后来钱先生知道我是朱光潜老师的学生，谈到他三十年前去四川乐山为武大讲学之事。我告诉他，我听学长们谈到，清晨持火把去礼堂上他的课的情景。因此，有时钱先生也留我坐谈当年事。没有公事时，逢年过节和他寿诞前我仍去看他，直到他被迫离开素书楼。十八年间我在那石阶上下近百次，阶旁两排槭树长得很高了。1985年我车祸住院时，钱师母去看我，说老师很惦念。一年后我再去看他，慢慢爬上石阶时，才看到路旁小沟里积满了台湾少见的红叶。

钱穆与夫人胡美琦

那些年钱先生的眼睛已渐渐不能看书了。和钱先生真正谈得上话以后，虽然时时感到他自然具有的尊严，也感到一种宽容和温熙，也许我没有历史学问的背景，也就不知道什么是不能越过的界限。当他问我坊间有什么新书时，我有时会以我外文系的知识，冒冒失失、糊里糊涂地不仅带给他馆里出的书，也买些坊间话题论着，如柏杨的书，送给他……我回台大之后，也常与他谈到我用作教材的一些书，譬如最早先用《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和《黑暗之心》英文本时学生的反应，谈得最多的是《寂寞的追寻》（The Pursuit of Loneliness， Philip Slate， 1970，中译者陈大安，台北黎明公司出版，1979年）。对于追寻寂寞这种文化现象，钱先生感到相当有趣（他“有趣”的无锡发音至今难忘）。其实，在1983年他亲自赠我的《八十忆双亲与师友杂忆》书中，钱先生回忆他一生重要着作多在园林独处的寂寞中构思完成，尤其详述任教于抗战初迁昆明之西南联大时，在云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独居小楼一年，“寂寞不耐亦得耐”，完成《国史大纲》，七十年来此书仍是许多人必读之书。只是他那种中式文人之寂寞和西方社会意义的孤独，情境大不相同。

当然，1975年后，钱先生面对蒋总统去世前后的种种变局，忆及抗战前后中国之动荡，以史学家的心情观察，感慨更自深沉。他一直盼望而终于失望的是一个安定的中国。《国史大纲》完成之时，昆明、重庆在日本轰炸下，前线将士血战不休，在该书〈引论〉中他说，“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而犹可以言抗战，犹可以言建国，则以我全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页32）此一段文章，使我更具体地了解他为什么肯在蒋总统邀请下，舍香港而来台湾定居，以为可以安度余年，因为他也和那时所有中国人一样，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国的必要，而1950后台湾仍是扞卫中国文化的地方。

我不敢进入史学范畴，但是对于文化史极有兴趣，尤其注意知识分子对政治变局的影响。大学时代《国史大纲》曾是我们的教科书，在人生许多不同阶段也曾重读。近日知《国史大纲》在大陆又成必读之书，果真如此，书中首页，“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的要求：“所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对中国半世纪动荡，饱受摧残的人性应该有增加温厚自尊的影响吧。

如今回忆近二十年，隔着小方桌，听钱先生说话，如同他的〈引论〉，都曾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变局中，对中国文化重作剖析。钱先生说话有时平静，有时激昂愤慨，在座有时仅我一人，有时和钱师母三个人。他的无锡话多半围绕着这个心思意念，并不难懂了。

我记得后来一次谈到文革红卫兵对师长和文化人的摧残，待这批人长大，统治中国，他们的暴戾人性会将中国带到何处去？我深以为忧。钱先生说，文革结束后，五十岁左右的人仍会保存一些国粹，他们有说话的一天，中国文化仍有延续的希望。

那些年钱先生也常谈到台北的政局，尤其是文人对变动政局的态度。谈到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由昆明迁回平津，还乡者几乎行李尚未安顿，战祸又起，人心惶惶。文人和一般百姓一样，亦不知何去何从。钱先生回到无锡家乡，在太湖畔之江南大学，教中国思想史等课，兼任文学院长。他在《师友杂忆》中回忆当时，“学校风潮时起，盖群认为不闹事，即落伍，为可耻，风气已成，一时甚难化解。”每日湖里泛舟，或村里漫步，心忧家国，以五彩笔纂集《庄子》各家注，于1951年出版《庄子纂笺》，序文说，“庄子，衰世之书也。故治庄而着者，亦莫不在衰世。……余之生，值世又衰。……今战氛殆不可速了，遂发意注庄子。……版垂竟，报载平津大学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竞坦白者逾六千人。不禁为之废书掷笔而叹。念蒙叟复生，亦将何以自处。……天地之大，将不容此一人，而何有乎所谓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然而古人有言，焦头烂额为上客，曲突徙薪处下坐。此六千教授之坦白，一言蔽之，无亦曰墨翟是而杨朱非则已。若苟四十年来，漆园之书，尚能索解于人间，将不至有若是。天不丧斯文，后有读者，当知其用心之苦，实甚于考亭之释离骚也。”这种沉痛和抗战初起着《国史大纲》时充满奋斗救国的心情多么不同。1949年中共进驻时，大多数学者留在大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留下者没有不说话的自由，由批斗侮辱中幸存已属不易，中国学术研究至此几乎形成断层。

1950年钱先生由广州去香港，与友人创办新亚学院，最早只有数十个学生，第一届毕业生只有三人，其中最杰出的余英时在〈犹记风吹水上鳞〉文中谈当年简陋艰困的情况和师生的“患难之交”，他对老师重要的着作和做学问开放的态度有扼要的见证。1967年钱先生迁居台北，政府礼遇学人，助其在阳明山管理局宾馆预定地上建一小楼，名“素书楼”，可以安居，讲学着述，颐养天年。

他万万想不到的是，晚年“归”来定居的台湾竟也到了没有温情与敬意的一天，使他在九十六岁的高龄，1990年六月底，为尊严，仓皇地搬出了台北外双溪的素书楼，落脚在杭州南路一所小公寓，三个月后逝世。当年继任的国民党总统李登辉，没有意愿维护前任对归国学人的礼遇，举国将一代大儒扫地出门的莽撞无识，其不尊重学术的景况，为台湾悲。而当时在立法院尖刻强烈质询，要求收回市政府土地的陈水扁，后来任总统八年。

十二年后，2002年三月，台北市长马英九主持开启“钱穆故居”典礼，将它开放作为中国文史哲学研究之用。距我初登石阶整整三十年，如今脚步何等沉重。石阶上的院子搭了一个小篷子，典礼下午开始时春雨下得丰沛，小篷子遮不住雨，场面相当凌乱。我进去后，在后排找到个可以不被人发现的位子，可以听听，仔细想想这三十年间事，钱师母的心情更可想而知。当初议会叫嚣收回市产的时候，仍有一些史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前往素书楼探视，且为他整理、校订旧作。钱先生问他们，“这些人急着要这房子做什么？”他们说，“要做纪念馆。”他说，“我活着不让我住，死了纪念我什么？”

余英时追悼钱先生写了一副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他在〈一生为故国招魂〉文中想用这副挽联来象征钱先生的最终极也是最后的关怀。“未学斋”是以前钱先生书房之名，是他苦学自修的心情，素书楼“今天已不复存在了”，这大概是余先生以国际史学家的身分，厚道的说法。钱先生自十六岁（1910年）读到梁启超的〈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深深为梁氏历史论证所吸引，一生研究历史，希望更深入地找寻中国不会亡的根据。他希望国家社会能在安定中求进步，而不是悍于求变，以戾气损伤文化。余英时说，“钱先生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世界的，然而他并没有绝望。……他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中国旧魂原封不动地还阳，而是旧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会同意这个看法。”

我初见钱先生的时候，已是他的红叶阶段，深秋季节，思考的叶片已由绿色转为一种祥和的绚烂，再几番风雨，即将落了。他八十岁生辰南游，在梨山武陵农场写成〈八十忆双亲〉一文，“此乃常萦余一生之怀想中者，亦可谓余生命中最有意义价值之所在。”此文后与《师友杂忆》合集，充满了家人、友情温暖的回忆，也充满了他那一代文人在乱世，颠簸聚散的感叹：“余亦岂关门独坐自成其一生乎，此亦时代造成，而余亦岂能背时代而为学者。惟涉笔追忆，乃远自余之十几童龄始。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

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这也是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钱穆先生说的话。

钱穆先生书法

我近年迁居，目前的书房正壁上挂着一幅钱先生赠我的墨宝，录明儒高景逸先生的五言绝句五首，开始一首即说出他在外双溪定居的隐逸心情：“开窗北山下日出竹光朗楼中人兀然鸟雀时来往……”署名“丙辰重久　钱穆　时年八十有二”。那时他视力已差，这幅字更是珍贵。在它对面墙上，挂着庄灵所摄的一棵兀然挺立的阔叶树，上面的枝叶明晰地投射在光影交错的山岩上──这也是我企望的情境。

想念那些年，钱先生为什么愿意与我谈话？他是学术思想史家，在制度史、沿革地理，以至于社会经济各方面都下过苦功，而且都有专门着述，到台湾后又着手《朱子新学案》、《古史地理论丛》等整理工作（由台大中文系戴景贤、何泽恒君等协助校阅）。他与我谈话，从不论及史学研究，但谈人生，如他在《八十忆双亲》书中说：“国民政府退出联合国，消息频传，心情不安，不能宁静读书，乃日诵邵康节、陈白沙诗聊作消遣。继朱子诗续选两集，又增王阳明、高景逸、陆桴亭三家，编成理学六家诗钞一书。……窃谓理学家主要吃紧人生，而吟诗乃人生中一要项。余爱吟诗，但不能诗。吟他人诗，如出自己肺腑……”

由读诗谈人生，谈文人在乱世生存之道，他认为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应自定取舍，力避纷扰，所以抗战胜利之后不去京沪平津各校，回到家乡太湖畔读书，再由云南去香港，来台湾，至少保住了不说话，更不必在中共批斗中“坦白”的尊严。到台湾后应文化学院（现为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聘，每周两小时由学生到外双溪上课，并任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生活得以安排，从未发表任何政治言论，如余英时文中说，“时间老人最后还是公平的。所以在他的谈话中，他总是强调学者不能太急于自售，致为时代风气卷去，变成吸尘器中的灰尘。”

自1990年8月31日钱先生逝世，我都念着，因为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世界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

胡兰成

《乐记》：“人心之动，感于物也”，是故乐生于感，成于律。这感不单是感官之感，律也不是西洋音乐所谓的旋律。

年来我每注意到自己的感变得痴顿了，想起以前不是这样的。如今散步时对于人家路旁的花，不及小时在村里看哥哥新斫来柴担上的枝叶。小时到溪里，涉水水活，摸鱼鱼活，在门外大路上游戏，天下世界都是好的。如今我看花要靠记忆，名花是曾经李白把它题破了，望望泰山，想起古时皇帝封禅的事迹，但是不及小时看东西不藉这样的记忆，看物看到了凡百好事情之初。感于阳光里的露水枝头，其实那感觉自身即如朝阳里露珠的新鲜。

这样的感，也并非年轻人就可有的，而是开了悟识的民族才有的，对物不单是感官的，感官只能感得物之形，而中国人则是更直接感得了大自然的息与物之象。西洋人不能，如对于节气他们就没有感。

中国人有良辰佳节的行事，但这是先有了对节气的感。中国文明的人世有繁华、艳丽，那都是尚在形先，就已有了感，因有这感，所以创造了繁华与艳丽，而因有花形先之感，所以又高贵。

所以《易经》卦爻，全因于一个感字。佛经讲观，观是静止的，感则是动的，动的所以有创造性。西洋讲认识，那对象是物之形与理，物形不到物之象，理亦没有象。西洋的所谓认识比佛经的观更粗率不备，但与观一般是静止的，数学与物理学都是把运动以静止的方法来处理，所以都没有创造性。而卦爻则是以动的方法来处理动的与静的东西，这只有中国文明的《易经》。西洋近世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把宇宙万物都当作动的东西来处理，但亦止于物之形与理，不知物之有象有息有意志，所以他亦不知可以有“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是凭这个感字建立了中国文明的造形。

凭这个感字，感到了形先之象，象先之气。感到了大自然之意志与息之动而为阴阳二气，气将成象之际，象将成形之际。中国人以之造形，譬如一件陶器，单是方圆为形，而可寓无穷的变化之机，一碗一壶是静止的东西，而可有着动的意思。一碗一壶出了窑即是既成之物，而这既成之物里亦可有着个天地之始。

中国文明的造形，自宫室衣裳器皿至于朝廷与民间凡百典章制度皆是有形必有象，形虽各异，而象有可通，故可以美人似花如水。又如陈抟的书法里可以有华山风日。要是问物象有多少，物象只是八个。盖如天下的数学不外乎七公准，几何不外乎五自理，万形不外乎方圆，万行不外乎刚柔，而万形之象不外乎八卦象。万物各从其象，故可亲，而八卦象皆因于阴阳，阴阳因于大自然之意志与息，故万物自然生成秩序，天下自然可以统一。

你今造形若只造了物之形，则一形不过一物，幅太狭，如何得满足，要是你还创造了物形背后的象，则造一物，而天下属于同象的物如皆在此，幅就广阔了。但若止于物象，则象有八，一物不能普遍对应，还是幅狭。你要通于阴阳，则八个卦象皆可以相通，而且制造与行事亦可以同在造形上相通。而于阴阳，你是要能直接感知大自然的意志与息。

是凭这感，人直看到了大自然的心里，与之成了知己，所以物理学到今世纪才发见的素粒子领域的诸现象，那所以然之故，却是在《易经》里早已说明的了。二十世纪的天文学发见了银河亦在自转，而中国人于春秋战国时已知天在旋。是凭这感，所以中国人知天数世运之消长。是凭这感，所以伯乐相马不注意其牝牡与毛色，而直接看到了千里马之所以为千里马者。中国人作画，重在写象。中国画是凡写形必写到了象，并且直写到了大自然的意志与息。

日本名陶工河井宽次郎曾曰：连洗浴的热水不会手试，要用温度计来量，那样的人就莫想学陶艺。

西洋人的手工还不及中国人日本人，是因西洋人只有感官的感，没有悟识的感。即是从此处分开了东洋与西洋。譬如中国人画写意，写物之意，而西洋画则只写物之形。中国人男女恋爱，脉脉含情，故可以言语少，西洋人则男至女窗下唱歌言爱，否则对方不能懂得。中国的凡百表达都可以简，画简，文章简，音乐简，政治也简。

五官之感要有我，而悟识之感则不可有我，二者要合起来，才是有形有象。而西洋人先强调我的存在，此即不能知象。依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数学上中国的发明，有零，位记数法，及代数，比例等，多是先天的发明，而西洋把从中国传到欧洲的这些加以组合，出来了解析几何等，则是后天的发明。物理学上是西洋讲其然，中国讲其所以然。中国发明的指南针、纸、印刷术都可用，因其背后有物之象，亦即是有物之德，便如火药的发明，亦是用来开山石与放烟火，而这些东西一到西洋，便变了无德，他们自己发明的东西更是没有一点情思。

《易经》里说的感，孔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仁。《易经》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孔子曰“仁者知”，所以说仁知。西洋人以五官之感营造了他们的社会，惟中国文明是因于悟识的感以开建礼乐之世。乐是司感的，而礼则是司知的，亦即是司因于此感而创造出来的一切器物的与人事的造形的。

音乐最重要的是感，而西洋人连对节气亦无感，如何能有好音乐。乐器又最重手指，而西洋人的手指亦无心手一致的活泼与亲切感，他们于手工拙劣，然而善会弹钢琴，那是他们的手指的运动神经发达。他们当然也不能感得大自然的息之波，所以没有调。西洋音乐只有旋律，旋律是对物质动律的肉体生理的反应，动物皆有的，西洋人对于一音所含蓄的无限性即不感，要用毕达戈拉斯的几何学上的黄金律来定出最好听的音与协和音。以数学焉能知音？

张爱玲说文章有是流露的，有是组织的。但至少音乐必要是流露的，西洋却连音乐也是组织的。说来说去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感，他们对于今日要来的天道劫毁亦不感。西洋人没有悟识，所以亦没有中国人所说的性情之性，他们的音乐只有情绪，没有天性。

摘自 胡兰成 著 《中国的礼乐风景》，中国长安出版社

【曹七步】三国魏诗人曹植，曾七步成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咏絮才】东晋女诗人谢道韫，以“未若柳絮因风起”比拟雪花而闻名。

【七绝圣手】唐代诗人王昌龄善写七绝。

【茶仙】唐朝文人陆羽，著有《茶经》，外号也称“茶圣”。

【穷瞎子】唐朝诗人张籍，因其家境贫困、眼疾严重，又任过太常寺太祝，故人称“穷瞎子”。

【诗骨】陈子昂，其诗词易激昂，风格高峻，大有“汉魏风骨”，被誉为“诗骨”。

【诗杰】王勃，其诗流利婉畅，宏放浑厚，独具一格，人称“诗杰”。

【诗狂】贺知章，秉性放达，自号“四明狂客”。因其诗豪放狂放，人称“诗狂”。

【诗家天子】王昌龄，其气绝写得“深情幽怨，音旨微茫”。

【诗仙】李白，诗歌想象丰富奇特，风格雄浑奔放，色彩绚丽，语言清新自然，被誉为“诗仙”。

【诗圣】杜甫，其诗紧密结合时事，思想深厚，境界广阔。

【诗囚】孟郊，作诗苦心孤诣，元好问曾称之为“诗囚”。

【诗奴】贾岛，一生以作诗为命，好刻意苦吟。

【诗豪】刘禹锡，其诗沉稳凝重，格调自然，格律粗切，白居易赠他“诗豪”的美誉。

【五言长城】刘长卿，擅长五言诗。他的五言诗作占全部诗作的十分之七八。

【诗鬼】李贺的诗善于熔铸词采，驰骋想象，运用神话传说创造出璀璨多彩的鲜明形象。

【杜紫薇】杜牧，曾写过《紫薇花》咏物抒情，借花自喻。

【温八叉】温庭筠才思敏捷，每次入试，八叉手即成八韵。

【郑鹧鸪】郑谷以《鹧鸪诗》而闻名，故有此称。

【崔鸳鸯】崔珏，赋《鸳鸯诗》，别具一格，人称“崔鸳鸯”。

【谢蝴蝶】北宋诗人谢逸因写有关蝴蝶的诗共300余首而闻名。

【张三中】、【张三影】北宋词人张先因其词中有“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故得外号“张三中”。又因词中有其得意名句“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幕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飞絮无影”，得外号“张三影”。

【红杏尚书】北宋词人宋祁因其词中有“红杏枝头春意闹”，又任过尚书官职而闻名。

【贺梅子】北宋词人贺铸因其词中有“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而得名。

【山抹微云秦学士】北宋词人秦观因其词中有“山抹微云，天粘衰草”而闻名。

【赵倚楼】晚唐诗人赵嘏，因其诗中有“寒星数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而得名。

青莲居士——李 白（唐代大诗人）

香山居士——白居易（唐代大诗人）

耐辱居士——司空图（唐诗人）

草堂居士——魏 野（北宋诗人）

六一居士——欧阳修（北宋文学家）

东坡居士——苏 轼（北宋文学家）

淮海居士——秦 观（北宋词人）

后山居士——陈师道（北宋女诗人）

斜川居士——苏 过（北宋文学家）

易安居士——李清照（南宋女词人）

茶山居士——曾 畿（南宋诗人）

芦川居士——张元干（南宋词人）

灌园居士——计有功（南宋文学家）

石湖居士——范成大（南宋诗人）

遂初居士——尤 袤（南宋诗人）

于湖居士——张孝祥（南宋词人）

幽栖居士——朱淑真（南宋女词人）

后村居士——刘克庄（南宋文学家）

深宁居士——王应麟（南宋学者）

无诤居士——刘 迎（金文学家）

六如居士——唐 寅（明画家、文学家）

遵岩居士——王慎中（明散文家）

温陵居士——李 贽（明文学家）

莲溪居士——薛论道（明散曲家）

慎娱居士——李流芳（明文学家、画家）

柳泉居士——蒲松龄（清文学家）

瓠冈居士——史震林（清文学家）

更生居士——洪亮吉（清文学家、经学家）

明珊居士——招子庸（清文学家）

12世纪最初的25年，是宋徽宗统治的年代。宋徽宗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和昏君。他以蔡京为宰相，同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杨戬、朱勔、李彦、高俅等人结成反动的统治集团，使北宋的政治进入最黑暗、最腐朽的时期。宣和元年（1119年）和宣和二年，先后爆发了宋江、方腊领导的两次大的农民起义。宋徽宗虽然镇压和瓦解了这两次农民起义，渡过农民革命带来的一场统治危机，但是东北地区女真族的兴起，却使北宋王朝面临覆灭的命运。

早在政和元年（1111年），宋徽宗派大宦官童贯出使辽朝。了解辽朝的政治形势，童贯在这次出使过程中，遇到了燕人马植，向童贯献策取燕（今北京），深受童贯赏识，被童贯改名为李良嗣，带回开封。李良嗣向宋徽宗陈说辽天祚帝的荒淫和政治腐败，女真对辽恨之入骨，如能从登莱过海，与女真族结好，相约攻辽，则燕地可取。宋徽宗对此非常高兴，又赐姓赵，开始了谋取燕京的一系列活动。

当辽朝在金兵的进攻下，处于岌岌可危之时，宋徽宗、蔡京等人以为联合女真夹击辽朝，进而收复燕云 十六州的时机已成熟。于是，重和元年（1118年）宋廷以买马为名，遣使从登州（今山东蓬莱）渡海到辽东，同金朝商议共同伐辽的事宜。宣和二年（1120年）宋再遣赵良嗣等使金，遂与金订立“海上之盟”。双方约定：长城以南的燕云地区由宋军负责攻取，长城以北的州县由金军负责攻取；待夹攻胜利之后，燕云之地归于北宋，北宋则把前此每年送与辽朝的岁币，照数送与金朝。宋廷原以为据此便可轻易夺取燕云十六州，可是没料到辽军抵不住金兵的进攻，却不惧怕与腐朽不堪的宋军作战，结果宣和四年（1122年）北宋两次出兵攻打燕京，均被辽的燕京守兵打得大败。到这年年底金兵由居庸关进军，攻克燕京。这样金人就表示不再把燕云诸州交给北宋了。经过双方讨价还价，宋朝方面一再退让，最后金朝只答应把燕京及其所属的六州二十四县交给 宋朝，却要宋朝每年除把原给辽朝的40万岁币交给金朝外，还要把这六州二十四县的赋税如数交给金朝。宋朝答应每年另交100贯作为燕京六州的“代税钱”，金朝才答应从燕京撤军，而在撤军时，金兵却把燕京的金帛子女官绅富户席卷而去，只把几座空城交给宋朝。

辽朝灭亡后，金朝最高统治集团从北宋对辽作战的表现，以及交涉交割燕云的过程中，已经看透北宋政治的腐朽和军事的无能，遂即乘胜侵犯北宋。于宣和七年（1125年）十一月分兵两路南下，西路由完颜宗翰率领从云中府（今山西大同）进攻太原府。东路军由完颜宗望率领，由平州（今河北卢龙）进取燕山府。两路约定攻下太原、燕山府后，西路军进出潼关北上洛阳与南渡黄河直向东京的东路军会师于开封城下。西路军在太原城遭到王禀领导的宋朝军民的顽强阻御，长期未能攻下，东路军到达燕山府，宋守将郭药师投降，金兵遂长驱直入，渡过黄河向东京进军。

宋徽宗听到金兵南下的消息后，不敢亲自担当领导抵抗敌人的责任，急忙传位给太子赵桓，企图南逃避难。赵桓即位，是为宋钦宗，改明年（1126年），为靖康元年。这时朝野官民纷纷揭露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等“六贼”的罪恶，要求把他们处死，宋钦宗被迫陆续将蔡京等人贬官流放或处斩。

靖康元年正月，宋钦宗迫于形势起用主战派李纲为亲征行营使，部署京城的防御。李纲刚把京城守备设施布置就绪，完颜宗望所率金军就已兵临城下，向开封的宣泽门发起猛烈进攻。李纲组织开封军民坚守城池与金军展开激战，把攻城的金兵击退。完颜宗望见开封一时难以攻下，便施展“以和议佐攻战”的策略，宋钦宗原本就是一个畏葸惧战的昏君，便急忙派使者去金营议和。完颜宗望提出宋须交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牛马骡各1万头匹，驼1000头、杂色缎100万匹，割让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三镇，尊金帝为伯父，以宋亲王、宰相作人质，送金军北渡黄河，才许议和。宋钦宗竟不顾一切，全盘答应完颜宗望的苛刻要求，下令在开封全城刮借金银运送给金军。李纲坚决反对同金军议和，宋钦宗就以宋兵一次夜间出击金营失利一事，追究李纲的责任，下令罢免李纲，废掉李纲主持的亲征御营司，藉以向金人表示议和的决心。

宋钦宗这一倒行逆施，激起了开封军民的愤慨，太学生陈东等在宣德门上书，要求复用李纲，罢免主张和议的李邦彦、张邦昌等人，几万人不约而同来到皇宫前，声援和支持陈东，要求宋钦宗接见，并砸碎登闻鼓，打死宦官几十人。宋钦宗不得已宣布再用李纲，为尚书右丞，让李纲主持京城四面的防御。这时宋朝各路勤王兵，约计20万人也已陆续赶到。

面对这种形势，完颜宗望知道以6万兵马孤军深入是难以攻下开封了，于是在得到宋钦宗同意割让三镇后，于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率军撤离开封北还。

完颜宗望北还，河北一线的战局虽暂时平静，而河东的战事却继续紧张进行着，从靖康元年二月至七月，宋军曾三次大规模入援太原，合计投入兵力40万人，均被金军击败，宋军主力耗折殆尽。

河北暂趋平静和河东战事胶着的军事形势，只是金军更大规模入侵的间歇。然而，以宋钦宗为首的腐朽统治集团却以为太平无事了。罢了有声望的老将钟师道的兵权，各路赶来的勤王兵也全被遣还，宋廷又恢复了以往文恬武嬉的故态。

主和派在朝廷重新占了上风。靖康元年六月，宋钦宗因为厌恶李纲屡言备边之策，借入援太原之际，派他为河东、河北宣抚使，强行把他赶出朝廷。八月，李纲因入援太原失利，又被罢去两河宣抚使之职。

靖康元年八月，金军在经过一个夏天的休整后，又以宋朝不如约割让太原、河间、中山三镇为口实，再次南侵。完颜宗翰和完颜宗望分东西两路进兵。这时宋将王禀坚守太原已8个多月，因粮尽援绝，九月初三日被攻破。完颜宗翰乘胜南下，直逼黄河北岸的河阳（今河南孟县）。完颜宗望的东路军，也于十月初攻入河北重镇真定府（今河北正定）。余军的这次南侵已摆出了一举灭亡北宋的态势。宋钦宗却一心只想投降，以为可以继续用金帛赂使金军撤退，急忙派出一批批的使者到金营乞和，在军事上不做认真的准备。而朝廷内部的主和派唐恪、耿南仲等人坚主割地，遣返各地再次聚集的勤王军，撤除京城的防御工事。金军渡过黄河，完颜宗翰向宋廷提出要划黄河为界，河东、河北地归金朝，宋钦宗一一答应，并且亲自下诏给两路百姓，劝谕他们“归于大金”。

由于宋廷不在军事上作认真准备，两路金军未遇大的抵抗，便顺利向东京挺进。十一月金军前锋到达东京城外，闰十一月初金军东西两路会师开封城下，对开封展开攻势。开封城内兵力有限，士气不振，宋廷于危急之际，竟派郭京带领“六甲神兵”出战，大败溃散，东京城被攻破。

虽然东京城破，统治者依然决意投降，但开封军民不愿作亡国奴，抗敌情绪很高，要求参战的人达30万之多。金军见开封军民已准备展开巷战，不敢贸然进占全城。于是故伎重施，放出“和议”的空气，向宋王朝索取1000万匹绢，100万锭金，1000万锭银等钱帛。然而至此危在旦夕之时，宋钦宗仍不能醒悟，他派宰相何栗去金营乞和，完颜宗翰和宗望却要宋钦宗亲自到金营商议割地赔款之事，钦宗不得已进了金营求降，献上降表，并秉承金人的意旨，下令各路勤王兵停止向开封进发，对自发组织起来准备抵抗的民众进行镇压，然后金军大肆搜括宋朝宫廷内外的府库，以及官、民户的金银钱帛。当时正是严冬季节，大雪纷飞，被掳掠一空的开封人民遭受饥寒无情的袭击，冻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宋朝腐朽统治者的投降政策，使开封人民遭受难以言状的灾难。

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金军先后把宋徽宗、宋钦宗拘留在金营，二月六日金主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另立同金朝勾结的原宋朝宰相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四月初一日金军俘虏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3000多人北撤。宋朝皇室的宝玺、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等也被搜罗一空满载而归。北宋从此灭亡，这就是所谓的“靖康之耻”。

在一般人的眼中，战争仿佛只是男人们的事，女人们则可以远离战场，在后方承受相思之苦以及可能有的功名和不幸。但是，在男权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女人们决没有如此轻松，她们经常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或战利品，往往承受着比男人更多更沉痛的苦难。靖康之难就是一例。 对于靖康之难，很早就在教科书上有所了解，知道它是宋王朝的奇耻大辱，最突出的是徽、钦二帝同时被金人掳去，被封为屈辱的昏德公、昏德侯。而对其他情况，特别是不能进入正史的女性的命运，却寡于见闻，并不知晓。近日阅读《靖康稗史笺证》一书，于暑热难当之际，却觉得心里阵阵发紧发冷，不禁为之感慨唏嘘。这本书由宋人确庵、耐庵编纂，内含七种稗史，即：宋人钟邦直《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宋人无名氏《瓮中人语》、《开封府状》、金人李天民《南征录汇》、金人王成棣《青宫译语》、宋人无名氏《呻吟语》、金人无名氏《宋俘记》。除第一种之外，其余六种都是记载汴京沦陷、金兵北归的过程。尤其难得的是，这些都是作者的亲身见闻，记实性特别强。记录的方式主要采用日记体，而且多是逐日记录，让你时刻感到危在旦夕的形势和气氛。如《瓮中人语》记载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宝寺火。二十五日，虏索国子监书出城。”次年正月：“二十五日，虏索玉册、车辂、冠冕一应宫廷仪物，及女童六百人、教坊乐工数百人。二十七日，虏取内侍五十人，晚间退回三十人。新宋门到曹门火。二十八日，虏索蔡京、王黻、童贯家姬四十七人出城。”就这样，一场场，一幕幕，连续不断，扣人心弦。

在《开封府状》这本官方文书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者那颤抖的笔触和慌乱的心神，有的段落甚至有点断断续续、语无伦次之感。而最令人震惊的是女性的命运。 金兵围攻陷汴京前后，大肆烧杀掳惊，奸淫妇女，无恶不作。除金银财物之外，他们大量俘虏宋朝官员和百姓，其中女性尤多。像上文所引，金人特意索要“女童六百人”，却没有索要男童，可见女性天生就比男性不幸。《瓮中人语》载，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七日，金兵掠巨室，火明德刘皇后家、蓝从家、孟家，沿烧数千间。斡离不掠妇女七十余人出城。”这位斡离不就是金兵统帅完颜宗望，他以妇女为战利品。金兵大规模索要宋国妇女是在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二日。他们利用重兵压境，先是要求宋朝支付简直是天文数字的犒军费，大概他们也清楚，此时的宋王朝已经山穷水尽，根本无力筹措这笔钱财，他们的真正用意或许本来就不在金钱，而在于宋王朝的妇女。《南征录汇》明确记载了他们这一罪恶的欲望：“原定犒军费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须于十日内轮解无阙。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选择。”很明显，他们不仅要占有宋王朝的国土和财物，还要占有宋王朝的女人，来满足他们的占有欲。要知道，所谓帝姬就是公主，王妃是皇帝的儿媳，宗姬是诸王子之女（郡主），族姬是皇族女子（县主）。宋钦宗居然很快在上面画押同意了，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开封府不仅照办，而且《开封府状》还保存了这耻辱的见证：一份详细的帐单。帐单上各类妇女的价码与金人所开列的完全相同，只是将“贵戚女”改成了“良家女”，这表明受害面更广了。部分女子经“帅府选择”，被“汰除不入寨”。下面就是开封府官员“用情统计”后的明细帐： 选纳妃嫔八十三人，王妃二十四人，帝姬、公主二十二人，人准金一千锭，得金一十三万四千锭，内帝妃五人倍益。 嫔御九十八人，王妾二十八人，宗姬五十二人，御女七十八人，近支宗姬一百九十五人，人准金五百锭，得金二十二万五千五百锭。 族姬一千二百四十一人，人准金二百锭，得金二十四万八千二百锭。 宫女四百七十九人，采女六百单四人，宗妇二千单九十一人，人准银五百锭，得银一百五十八万七千锭。 族妇二千单七人，歌女一千三百十四人，人准银二百锭，得银六十六万四千二百锭。 贵戚、官民女三千三百十九人，人准银一百锭，得银三十三万一千九百锭。 都准金六十万单七千七百锭，银二百五十八万三千一百锭。

宋靖康元年、金天会四年（1126）十一月二十五日，北宋都城汴京被金军攻破，共俘虏后妃3000余人，男女宗室4000余人，贵戚5000余人，各类工匠3000余人，教坊3000余人，民间美女3000余人，以及大臣、宗室家属数千人。当时，金国左副元帅粘罕住在汴京城西南5里的青城（按：此地即北宋皇帝郊祭之斋宫），右副元帅斡离不住在汴梁城东北5里的刘家寺，女俘大多集中在这两处。

金天会五年（1127）二月的《开封府状》载当时已有女俘一万一千六百三十五名，“帝姬（宋朝对公主的称呼）二十一人”。按徽宗共生女儿26人，其中早夭4人，最小的福帝姬（1岁）北行时下落不明，其余帝姬则一网打尽了。由城破日，到天会五年四月一日徽钦二帝北行，其间女俘死亡很多，如《南征录汇》载：“（二月）二十日，信王妇自尽于青城寨，各寨妇女死亡相继。”“ （二月）二十四日，仪福帝姬（按：17岁）病 ，令归寿圣院。”随后死亡。“（二月）二十五日，仁福帝姬（按：16岁）薨于刘家寺。”“ （二月）二十八日，贤福帝姬（按：16岁）薨于刘家寺。” 可知她们受到的蹂躏何等惨烈。

徽钦二帝等共14000余人分七批押往金国，其中第二批与后来的宋高宗赵构有一定关系，于三月二十八日北迁，比徽宗北行早1日，比钦宗早2日。《青宫译语》载：“天会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午，国相左副元帅（粘没罕）、皇子右副元帅（斡离不）命成棣随珍珠大王、千户国碌、千户阿替纪押宋韦妃（赵构之母）、邢妃（赵构之妻）、朱妃（郓王之妻）、富金、嬛嬛两帝姬（赵构之妹）、相国王赵梃、建安王赵楧等先至上京。”按领队的珍珠大王即金军元帅宗翰的长子。

第二天，“二十九日邢朱二妃二帝姬以堕马损胎不能行。”这条记载有点古怪，盖金军己于一月十六下令“原有孕者听医官下胎”（《南征录汇》），《宋俘记》则记录富金嬛嬛两帝姬均未嫁，似乎这几位公主妃子在两个多月内都怀孕了。三月四日，在今延津滑县间渡过黄河，“万户盖天大王迎侯，见国禄与嬛嬛帝姬同马，杀国碌，弃尸于河，欲挈嬛嬛去，王以奉诏入京语之，乃随行。”开始几天嬛嬛帝姬一直和千户国禄在一起，盖天大王横刀夺爱，后又强暴了赵构之妻邢妃，在途经今河南汤阴县时邢妃自尽，但没有死．

这一路上的惨状不用细述了，第一批有“妇女三千四百余人”，三月二十七日“自青城国相寨起程，四月二十七日抵燕山，存妇女一千九百余人。”（《呻吟语》）一个月内，死了近一半。活下来的人是幸运的，但等待她们的仍是悲惨的命运。五月二十三日，赵构之母韦后、妻妃邢等宋俘终于到达金上京。六月初七，金国皇帝接见韦后等人，随后赐赵构母韦后、赵构妻子邢秉懿和姜醉媚、帝姬赵嬛嬛等居住浣衣院。

名“浣衣院”，并不主浣衣之事，实乃军妓营。韦后等18名贵妇第一批入院，到徽宗抵上京后，这浣衣院热闹非凡。《呻吟语》载：“妃嫔王妃帝姬宗室妇女均露上体，披羊裘。”

逝去的烹饪大师

逝者已去  烹饪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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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3月，陆蠡与张宛若女士结婚，三个月后，他英勇就义。

1983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陆蠡为革命烈士。相距这位抗日先烈殉难

在上世纪30 40年代上海抗战文坛上，陆蠡算得上一位颇负盛名的作家。他原名陆圣泉，1908年生于浙江天台，早年在杭州和上海读大学。1935年入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与巴金结为契交。他协助主编巴金编辑出版影响深远的大型系列书“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译文丛刊”以及其他各种图书；成绩斐然，逐渐成为文生社主干成员。在短短十年创作生涯中，他写成著名的《海星》、《竹刀》、《囚绿记》三部小品集；翻译出版了法国作家拉马尔丁的长篇小说《葛莱齐亚》，还与巴金、丽尼分译了屠格涅夫六部长篇小说中的《罗亭》和《烟》。由此，他得以跻身于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和翻译家之列。抗日战争中，在“孤岛”和沦陷的上海，坚守出版岗位，广泛联系进步作家，并接待、掩护在沪的地下党员，为抗战文化做出贡献。

从一介书生到抗日英烈，34年短暂的生命有如燃烧的流星，划过漫漫夜空，爆出了美丽耀眼的火花。亲历“九一八”、“一二八”，特别是“七七”、“八一三”抗战，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爱国者，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入侵，祖国和人民所经受的灾难日益深重，陆蠡的爱国救亡意识与日俱增。他曾与巴金、曹禺等63位作家一起，在抗议日本侵略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签名，发出“我们决不屈服，决不畏惧”的呼号。他心灵历路的这种嬗变演进，在他的三本散文集中留下了清晰的轨迹。头两本集子创作于抗战之前，多写家乡浙东山水之美和刚强坚韧的乡民受难与不平。《竹刀》成书于抗战之后，在该书《附记》中他坦言：“本书刚付印而‘八一三’战祸发生。半年间中国版图变色了。多少人死亡了，多少人流离失所了。这神圣的民族解放的斗争将继续着，我惭愧这小小的散文集未能予苦难的大众以鼓励和慰藉。”基于这种认识，在第三本散文集《囚绿记》 写于1938年秋―――1940年春 中，就以清醒的民族意识和深沉的爱国精神，传递出一种拯救蒙难祖国的强烈意愿。首篇《囚绿记》以一棵长青藤作为祖国命运的象征，抒写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忠魂洁魄，寄托祖国获得自由、复兴的热切期盼。《池影》开篇有一段独白：“我天天被愤怒所袭击，天天受新闻纸上消息的折磨：异族的侵凌，祖国蒙极大的羞辱，正义在强权下屈服，理性被残暴所替代……我天天受着无形的鞭挞，我变成暴躁、易怒、态度失控……”这种自省自察完全是一颗炽烈澎湃而又被压抑着的爱国心态，怒涛般的倾泻与咆哮，正是这种急待迸发爆裂的思绪情怀，为他以后的英勇就义埋下伏笔。他的抗日小说《秋稼》，描述家乡沦落的种田人阿富，因舍不得逃离胼胝经营的家园和急待收割的庄稼，被东洋兵抓获。敌人用枪逼他提供情报，只要他答应就可以得到每天两块大洋的赏钱。但阿富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自己的父母祖先以及子孙后代都是中国人；而东洋兵是中国的敌人，帮敌人就是里通外国，是对不住祖宗后代的。他这样想着，紧闭着嘴，抵死也不答应。于是一阵枪声响了，一切归于沉寂，田野间一片金黄的秋稼却没有一个收割的人。这篇不足4000字的感人小说，被作者的挚友、同乡作家黄源说成是陆蠡的“遗嘱”：“文中主人公阿富简直是他本人的写照。”是的，读书人陆蠡和他笔下的种田人阿富，同为平凡人，但他们都死得壮烈，死得伟大。

1940年夏，巴金赴西南大后方，行前将文生社全部社务交由陆蠡负责。巴金走后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兵进入租界，上海沦陷。危难之中陆蠡与文生社同人镇定应对，一如既往地编书、印书、售书。从现存材料判断，自沦陷到遭捕的半年时间里，经陆蠡之手编印的书不在少数。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靳以的《前夕》。作为文生社重要作者、陆蠡的好友靳以，抗战爆发后去重庆，花了3年工夫写成这部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45万言的小说。因当地出版印刷条件太差，就写信到当时还是“孤岛”的上海，征询能否在文生社出书。陆蠡满口应允，并寄来亲手设计的该书封面草图。靳以备受鼓舞，赶忙发动亲友火速誊缮抄录，硬是将《前夕》从头到尾另抄了一份。然后又一页页装进20克的航空信封，先后装了200封，全部依次编号。为了防止敌伪检查扣压，发信和收信人都不断更换假名；而且经常易地分散投寄，每天只寄三、五封。就这样，边抄边寄。用了几个月的工夫，这部篇幅浩繁的书稿被化整为零，源源不绝地递往申城。陆蠡收到后，也采用流水作业，边加工编辑，边发稿付排，变零为整。最后编定为两册，居然顺利出书。不过第二册出版时，已是日本入侵上海第二年的初春了。

苦苦支撑在日伪肆虐的上海，有如在茫茫荒漠之中，殚精竭虑地维护着文生社这一块小小的绿洲。境况一天比一天险恶，恐怖瘟疫般漫延扩散。多家书店横遭查封。据陆蠡当时往来最亲密的朋友怀玖 陈西禾 在《怀陆蠡》一文中透露：有一天陆蠡忧心忡忡地告诉他：“文生社已经引起日本人的注意，一部分在别处寄售的书被捕房抄去了，据说是有抗日嫌疑。”这些书中就有《前夕》等。1942年3月初，丧妻鳏居多年的陆蠡和张宛若女士喜结良缘。正当新婚燕尔，新人还沉浸在蜜月的愉悦之中，灾祸突从天降。4月13日，卢家湾捕房查抄文生社，声称要找负责人，并砸开书库大门，劫走存书数万册。当天陆蠡正好外出，得知此事后，友朋家人劝他先躲一躲；但他却不以为然，认为自己身为负责人，社里有难不能逃避，理应前去据理抗辩，追回被抢图书，为社里讨个公道。他孤身来到捕房，落入虎口，当即被戴上手铐。第二天，朋友索非等到捕房打探，告知已被移解到四马路市警察局；到了市局，又说那是日本宪兵队要抓的人，早就押送到江湾宪兵司令部了。索非等又通过一个懂日语的熟人，找到宪兵司令部“相当高级的负责人”，那人证实：陆蠡确实关押在这里，因为“他是共产党”。由此看来敌人查封文生社、抓捕陆蠡是蓄谋已久的了。

又过了些日子，据怀玖介绍，有个陌生人来到陆蠡家，一进门就交还一件陆蠡被捕那天身穿的大衣。那人解释说，他也是被抓进宪兵队的，与陆蠡关在同一牢房，彼此很熟。日本人曾提审陆蠡，问：

“你爱国吗？”

“爱国。”

“赞成南京政府（按：指汪伪政权）么？”

“不赞成？”

“依你看，日本人能不能征服中国？”

“绝对不能征服！”

日本人勃然大怒，给他上了酷刑。这样的刑审又经过多次，得到的口供依然如故。当这位难友被释放的那天，陆蠡脱下大衣，托他出狱后按地址到他家报个信。难道是知道自己已无生还的希望，借着这件带出来的大衣作为永诀的纪念 谁也不能回答。此后虽经亲友一再打探，全力营救，但无力回天。而有关他的谣传却满天飞，一会儿说在苏州，在芜湖，一会儿又说遣送南京反省院。连通过在邮局工作的作家唐?邮寄去的狱中日常用品和冬衣、被褥，也遭退回。理由是：查无此人。陆蠡就此失踪。

明知凶多吉少，人们还是心存侥幸，希冀有一天他会突然归复。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至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仍然音讯全无。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不由得不相信，陆蠡是永远也不会回来了。由于坚持爱国抗日立场，不屈不挠，被日军刑审数月，虐杀而死。据推算，死期当在被捕后的第四个月，即1942年7月。民政部追认陆蠡为革命烈士，也是以此为依据的。

陆蠡的死震动大上海。《大公报》、《文艺复兴》等多家报刊开辟纪念专号，唐?、柯灵、李健吾、黄源、吴朗西、朱冼、雨田、索非等作家纷纷撰文追思悼念。郑振铎在《蛰居散记》中说：“文化生活社的陆蠡先生被捕时听说也曾向他追究过复社的事。即使他知道若干，他如何肯说出来呢 ”“陆蠡的死，最可痛心。”他建议为包括陆蠡在内的抗战死难者“建立一座‘无名英雄墓’来作永久的追念”。靳以痛心地说：“敌人特别指出《前夕》是抗日的，因此就找到书店的负责人”；对于陆蠡的死，他“心上永远怀着一点洗不去的疚恨”。说得最为恳切动情的是巴金。1946年从内地返沪后所写《怀陆圣泉》一文，深情回眸十多年来与陆蠡相识相知的全过程，对其文品人品和感人的抗日事迹，给予高度评价；盛赞他有一颗“崇高的心灵”，推许他是最“值得骄傲的朋友”。他认为陆蠡之死“惟一的罪名就是他的口供强硬，他对敌人说，汪精卫是汉奸，大东亚战争必然失败。他可能为这几句真话送命。”巴金十分感喟和惋惜：陆蠡“虽然为‘抗’敌牺牲，也没有人尊他为烈士”。而巴金正是尊陆蠡为烈士的第一人，他是这位抗日英烈的最知心最知音；《怀陆圣泉》一文，更是一座为烈士立传的不朽丰碑。在亡友罹难以后很久很久，巴金仍然难以释怀，长念不已。直至建国以后，还念念不忘为亡友编纂遗著。1958年，在百忙之中和不断受到来自四面八方批判围攻的情况之下，编成《陆蠡散文选》一册，交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那一篇篇由巴金从众多遗作中拔萃出来的美文佳作，那一页页由巴金亲手誊录的字体端庄娟秀的手稿，哪一字、哪一句、哪一篇不浸透凝聚着巴金对亡友披肝沥胆的深情和爱心 可惜，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动乱等原因，这本小册子胎死腹中，未能成书。然而在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之后不久，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浙籍烈士文丛”，与应修人、殷夫、潘漠华、柔石等浙籍烈士一起，《陆蠡集》也应运而生。书内辑收陆蠡三个散文集的全部作品以及集外小说《覆巢》《秋稼》，并附录巴金、唐?、柯灵等多人的纪念文章。这不仅圆了巴金多年以来为亡友出版遗作的美梦，而且对长眠九泉的陆蠡烈士也是一个很大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