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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源宁与胡适交恶内幕

April 3, 2018, 6:3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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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源宁与胡适交恶内幕

黄恽

2016-07-18 17:0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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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0月，温源宁卸任北京大学和北平其他几个大学的教职，南下来到上海。因钱基博推荐，由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聘为光华大学英文系教授，同时，他还担任英文版《中国评论》的编委。
1934年起，温源宁在《中国评论》先后编发了《人物速写》、《知交剪影》两个专栏，所刊很多文章都是自己所写，后来，温源宁把其中十七篇抽出结集为《不够知己》出版。原书是英文，出中文版时，书名曾译为《一知半解》，钱锺书撰评时，把书名改译为《不够知己》，林语堂认为“雅切”。
钱锺书评该书是“富有春秋笔法的当代中国名人小传”。而“不够知己”这个书名，可以成为作者的一个免战牌：请原谅我说得不对，因为我和传主还不够知己。
这里且说说温源宁写胡适的一文，我下面引用的乃是江枫译本，先此声明。温源宁写胡适的一文，题目是《哲人，胡适博士》，粗读此文，洋洋乎都是称赞胡适的话语，细按之，却知不然，果然有春秋笔法在。该文第一句：“胡适博士，在少数人心目中，不是一个厉害的对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很显然，在作者这种“少数人”的心目中，胡适是一个“厉害的对手”。这样的评价，与鲁迅的看法很相似。鲁迅《忆刘半农君》里有个著名的比喻：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温源宁还有进一步的说法：“胡博士，更像是由俗人变成的学者，而不是由学者变成的俗人。”此语何解？很明显是说胡适其俗在骨，虽然是学者，而不改其俗人的本性也。温源宁还把胡适称为“哲人”，这个称呼，并不等同于哲学家，据温源宁解释，是那种俗人、学者、实干家和哲学家的成分都有的人，可见并不是一个褒词。
温源宁由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1932年胡适就文学院院长职，是他的顶头上司），而忽然放弃一切，南下沪滨，这是为什么？
不妨在《胡适日记》中寻找一点端倪。
查安徽教育出版社的《胡适日记全编》，其1931到1933年之间，日记中提起温源宁的有三处，可见两人的确不够知己，互动不多。其中一处是英文系主任的选举，胡适记载到，温源宁得二票，得票不多，其中一票还是校长蒋梦麟所投。这是1931年的事，当时胡适还不是文学院院长。
1931年2月7日，胡适在日记中说：
与温源宁同吃饭，谈北大英文系的事。他近年最时髦，有“身兼三主任、五教授”的名声。他今晚极力撇清，但我仍劝他不可自己毁了自己。
这则记载表明，胡适虽对温源宁已有所不满，但还是站在友好的立场，对其“时髦”有所规劝。
然而到了1933年6月17日，两人的关系大坏，胡适记载道：“温源宁来谈。此君太做作，可厌。”
请注意这个日期，正是这一学年结束，即将放暑假的时期。这个时期对于大学教授来说，也最为敏感，是续聘还是解聘，都在酝酿之中。被文学院长骂为可厌的温源宁，他和胡适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由北京大学学生编辑出版的《北平周报》，有一个专栏是《学校新闻》，由北京各校的学生投稿揭载，都是各大学的内幕和花边新闻。这年10月29日发行的第四十三期《北平周报》中《学校新闻》有一篇《温源宁有回校意》，以当时深知内幕者的眼光谈到胡适与温源宁交恶的真相：
温源宁有回校意
北大前英文系主任温源宁氏，自胡适长文学院以来，即与之意见不合，时起冲突。前年徐志摩焚死于泰山后，二人意见更不相容。原徐氏为专任教授，月薪六百元，在中国各大学中，自为极优厚之位职；徐氏死后，胡适拟荐友代之，而温氏以此为主任全权，院长不能过问，且胸中已有目的人选，故对胡适此举极为不满，演成僵局。结果胡适战胜，温氏遂郁郁不乐，称病不到校者月余，后经蒋校长几次劝驾，然均因温氏饷以闭门羹，毫无结果。劝驾之学生虽前后相继，不绝于途，而所享之闭门羹则一也。后学校当局与温氏商妥，允其请假，主任一职由蒯叔平暂代。蒯本一女性，乏经验而恶事务之繁多，对学生之要求，尤不能负责进行，故不见欢迎于学生；蒯氏亦颇感事务繁杂之苦，故今年开学，绝不兼代，而英文系主任之问题，逾难决焉。结果学校请无可无不可之史学系主任陈受颐兼代以了之。温氏自辞去主任之职，曾示意于学校，要求予以专任教授之职，而学校终以胡氏之反对颇坚，难于接受其意。温氏则以不就普通教授一职以要挟，结果温氏终难如愿而去职。开学后温氏曾赴沪一行，希得相当位置，以时期过晚，未能如愿；又访友于南洋群岛之爪哇，期有收获，结果又徒劳往返，现仍寄居沪滨。据熟习温氏者谈，温氏仍有归北大英文系教授之意，如学校现刻或寒假聘之，仍不成问题，不然，恐为清华大学所捷足先登云云。
温源宁和胡适的共同朋友徐志摩的死也许是两人关系的分水岭。徐志摩是很多人友谊的润滑剂，温源宁和胡适之间也是这样。徐志摩死后，他遗留的专任教授职位，成了温源宁与胡适两方争夺的对象，当然，这不是私利之争，是权力之争。英文系主任，自然有权力安排英文系专任教授的空缺，而文学院院长也有权力安排属下英文系的教职。其结果，胡适取胜。温源宁由此郁郁不乐，称病不出。英文系主任暂由女教授蒯叔平代理，蒯氏甩手不干，再由史学系主任陈受颐兼代，逼得温源宁不得不辞去系主任之职，而欲改就专任教授；又因胡适反对，校方不便也不敢违逆胡适的意愿，不肯聘任，只肯聘任普通教授一职，这让前英文系主任温源宁情何以堪？当然坚决不就了。这样一来，温源宁和胡适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温在北京大学就没有了立足之地，不得不去职而被逼南下了。
然而，温源宁南下时间已晚，所以一开始谋职没有成功。《温源宁有回校意》就谈到他在10月份想做“回汤豆腐干”，然而为胡适所恶，连“回汤豆腐干”也做不成了，终于在上海留了下来。钱基博谕儿札曾提到温源宁赏识钱锺书：
昨日到家，得高昌运兄并汝航空快信，悉温源宁师招汝入城，欲介绍往伦敦大学东方语文学院，教中国语文。去不去又是一说；而温师此番有意玉汝于成，总属可感！
这一回温源宁有困难，光华大学文学院长钱基博也投桃报李，对温源宁伸出了友谊之手，温源宁因此就在光华大学落了脚，同时又成为英文《中国评论》的编委。这样，他笔下的胡适，也就可以和胡适日记中的温源宁对读一下了。


  温源宁与《不够知己》
                                       眉睫
傅国涌先生的《叶公超传》出版以后，我的脑海里想到的第一个人竟然是温源宁。在现代文化史、外交史上，叶、温二人或者最具有相似的可比性，于是在我看到这本既让人欣喜又令人感到不满的《叶公超传》时，我最迫切的是希望有人能写出一部《温源宁传》，并编出《温源宁文集》。可是据笔者所知，此事似乎一直无人在做，我不禁要问--难道温源宁不是一个值得立传的英语大师、政治名人吗?
惆怅之余，我暗暗较劲，非要把温源宁的著作和生平资料搜全不可。但是，几年过去了，我能见到还只是他那一本反复重印的薄薄的《不够知己》。或许这是命运讥语，一语中的--人与人之间都是“不够知己”的，温源宁之于现代文化名人如此，我们之于温源宁也是如此。一切都凭造化和缘分，何必强求呢?于是我心中似乎宽慰许多，一个现代文化名人、政界名人在今天是被遗忘了，也许是正常的事，无论今人还读不读他的作品，但有一点我又放不下:我还是要尽量回到历史的现场，了解温源宁的生平和著作，以及他在当时的影响、声望，还有时人和后人对他的评价。
温源宁(1899-1984)，广东陆丰人。早年就读于剑桥大学王家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1925-1934年，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女子大学师范学院外文教授。1935年，与林语堂等合编英文文史月刊《天下》。1936年从政，任立法院立法委员，1937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香港办事处主任，1946年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7年任国民政府驻希腊大使。1968年后定居台湾，直至去世。
一般而言，学人都承认温源宁是一代英语名师的，而代表其这一成就的成果仅《不够知己》一书，可谓可悲可叹!相形之下，叶公超较为幸运，晚年的叶公超无论政界文坛都还是作为宿老出现在公众面前的，而且著作偶有问世。其后大陆也出版了《新月怀旧》《叶公超批评文集》等书。而温源宁的一册薄薄的《不够知己》在1935年交由别发洋行出版以后，五十年间并无再版，其间仅在少数爱书人之间流传。香港爱书人黄俊东说:“作者可能是一个爱读英国传记文学作品的人，否则不会如此‘生鬼’的把人物写得栩栩如生，而他的流畅、简洁有力的英文，大抵也是从英国名家而来。”以上评价，虽说中肯、切实，却也只是猜测。由此可见，六七十年代，温源宁及其著作无论在大陆还是海外都是为人所不熟悉的，且此时《不够知己》仍无人移译成中文出版。直到1988年12月，现代诗人南星才以其纯熟完美的语言将《不够知己》译成中文出版问世。张中行在序中赞美说:“原文出于温源宁之手，译文出于南星之手……那就真是珠联璧合了。”这样的评价是很高的，这个版本也成为八九十年代学人了解温源宁的一面窗口。2001年，陈子善先生又编辑整理出版了《一知半解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岳麓版为母本，又在集外收录六篇温著的英文评论文章，附录部分又收录有关《不够知己》的文章。这两个版本的《不够知己》极大地扩大了温源宁的影响，让更多的学人了解了温源宁其人其文。辽教版的《不够知己》后又以《我的朋友胡适之--现代文化名人印象记》为名再版一次。另外岳麓书社又出版一本“温源宁著、江枫译”的《不够知己》，这个版本力图把温源宁所有关于“现代文化名人印象记”的文章搜罗齐全译成中文出版，可惜被批评误收、漏收，且校对不精。回顾这五个版本的《不够知己》，各自有自己的特色和贡献，但笔者更为希望早日见到《温源宁文集》以及《温源宁传》。
1934年1月开始，温源宁为《中国评论》周报的“人物志稿”栏写文章，专写当时的文坛政界的名人。虽谦为“试笔”、“应该投到废纸篓里去”，而实为“春秋笔法”，别具一格的人物传记。作者也有自知之明，乃说:“如有触犯了人的言语，乃是无心之失，希望谁也不见怪!”在著者看来如此，但在读者呢?未必如此!更遑论“希望谁也不见怪”!原因何在?恐怕还是“春秋笔法”惹的祸啊!也许在一般读者看来，会莞尔一笑，不禁让人神往，想象人物的超迈之处，但在被写的对象看来，总有不痛不痒、甚至是要刺到要害而大骂起来!
如《不够知己》中描述吴宓先生:“……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力。”写丁在君博士:“矮个子，很结实，双眼放射出敏捷、果断的光芒，上唇胡子告诉你，搞业务，不许说废话!”写周作人则是:“温文尔雅，静若处子，说话有如切切私语，走路几乎像个老太太。”诸如此类，不可胜举!想必吴宓、丁在君、周作人等读后是不会大笑，反而要紧蹙眉毛了。
为他人立传，在中国本是很神圣的事情，被立传者也往往是很光荣的，可为什么《不够知己》这样的另类“人物传记”不受传主欢迎呢?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以国外传记文学的方式(包括思想、语言)写中国人物。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但极容易失败，《不够知己》也未必能说成功吧!但也有一篇人物印象记是不一样的，笔调要深沉地多，语气也要紧凑地很，就是写梁遇春之死那一篇，文章第二段起首便赞扬道:“短促的生命，纯洁的生命!”可见温源宁是带了深深的感情的。这似乎表明，我们中国人写人物传记还是习惯于爱憎分明、立场明确的那种，如果纯粹的调侃、戏弄，则近于无聊了。关于梁遇春的那篇可以说是全书的一个另类文章中的另类，不得不值得读者关注!
《不够知己》一半是写文坛名人，一半是写政界名人，辽教版再版本题名为《我的朋友胡适之--现代文化名人印象记》有以偏概全之嫌;至于“集外”和“附录”，爱好者不妨一并读之，由此可以知道温源宁氏对外国文学的熟稔，以及《不够知己》在不同时期的影响和评价。当然有人从英文原文去解读其语言之纯正、完美、地道，又是另一种读法，且必须翻看英文原本或翻印本了。不在此文讨论之范围内。
一本小书，引起这么多人从不同角度阅读，这也真是民国学人学贯中西才能做得出来的，我等后辈，能拣点余香，就很不错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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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及其同时代的光华文人

April 3, 2018, 11:5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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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及其同时代的光华文人 
Chu Anping and His Contemporaneous Guanghua Intellectuals 

作 者： 
秦贤次+关注 

作者简介： 

原文出处： 
《新文学史料》(京)2010年第1期 第69-78页 

期刊名称：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复印期号： 2010年06期 
字号：大中小 
　　光华大学系1925年6月3日，因上海圣约翰大学师生悬半旗为“五卅”惨案死难人士志哀，不料美籍校长卜舫济出面干涉，辱及国旗。在场师生义愤填膺，争之不胜，乃相率痛哭离校，计大中学生553人，教职员17人。旋由张寿镛(咏霓)、王丰镐(省三)等社会贤达人士挺身而出，号召群伦，历时三月，暂赁霞飞路534号为大学部校舍，中学部则另设于枫林桥附近。同年9月12日举行开学典礼，大学部有464人，中学部有562人，取校名“光华”，寓“光复华夏”之意。1926年9月1日，大中学部一起迁入新盖成之大西路法华乡汪家花园新校舍。 
　　新成立的光华大学，由张寿镛任校长，朱经农任教务长，文科主任严恩椿，商科主任何德奎，理科主任容兆启，附中主任陆士寅；名教授有童斐(伯章)、刘湛恩、欧元怀、胡刚复、李权时、何炳松、刘秉麟、李石岑、吴经熊、薛迪靖、汪英宾、唐庆诒、傅若愚、胡其炳及美籍柏兰莱女士等等。 
　　学生来源除圣约翰旧生占54％外，其余大多来自江南各著名的教会学校，如上海的沪江大学暨附中、青年会中学；扬州的美汉中学、宁波的斐迪大学；芜湖的圣雅各中学；安庆的圣保罗中学等等；甚且有远至武昌汉口的博文、博学两书院。其他，则系在社会上新招收的。 
　　当时，教会学校学制以圣约翰大学为例，系采中学4年，大学4年之学制。但新成立的光华大学则采用教育部颁布的新学制，即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以大家比较熟悉的赵家璧为例，他修完圣约翰附中一年级，可升入光华大学附中高一，即再读7年级即可大学毕业。以此类推，约大附中2年级，可升入光华高二；附中3年级，可升入光华高三；附中4年级，可升入光华大学一年级。如此，则整个旧制的教会学制，可衔接到光华的新学制。由此，可再推定，当时的光华初中部三年级，应该大部分系由考试新招入的。 
　　多年前，笔者曾在台北木柵教育部档案室抄录一份我自己较为熟悉其生平的1925年9月光华大学新生名单如下： 
　　姓名籍贯 出身 
　　就读年级学科 
　　姚璋武进 约翰大学肄业2年文科三年级 
　　杨荫浏 芜锡 约翰大学肄业2年商科三年级 
　　邢鹏举 江阴 江苏五中毕 文科一年级 
　　郭斌佳 江阴 江苏五中毕 文科一年级 
　　郭子雄 资中 成都协和大学肄业2年文科一年级 
　　包玉珂 吴兴 青年会高中文科4年 文科一年级 
　　储安平 如皋 美汉中学高中三年级 
　　谢仁钊 祈门 沪江中学高中三年级 
　　阮笃成 余姚 约翰中学高中三年级 
　　沙学浚 泰县 美汉中学高中二年级 
　　赵家璧 松江 约翰中学高中一年级 
　　朱文长 宝山 沪江中学初中一年级 
　　穆时英 鄞县 家塾初中一年级 
　　现在，从本论文中心人物储安平说开去。根据笔者当时再追踪下年度光华报部的“在学生名簿”后，在谢仁钊及阮笃成两人后，注记升入文科，但储安平独付阙如。另从光华大学第一届大中学生毕业纪念册《光华年刊丙寅年》《THE 1926 KWANG HUA ANNUAL》查阅，也看到谢、阮两人自高中部毕业，独独未见储安平。 
　　再从1930年8月出版的《私立上海光华大学章程》中，在文学院(光华大学在1929年9月14日开学时，遵照部令，改科为院)二年级在学名单中，再度看到储安平大名，籍贯已改回江苏宜兴，通讯处为宜兴北门，与赵家璧、钱公侠、王家棫、于在春、朱有、张允和(女)均属同一级。该级系1928年9月升入大学一年级，四年学分修满后，得于1932年6月毕业。至于储安平在1925年9月至1928年6月这三年期间，合理的推测，应系学校依照期中考试成绩重新编级后，由高一读起。 
　　经查旧抄教育部档案，储安平系1928年9月入学“政法系”，并注记“本校附中毕”；1932年6月自“政治系”毕业。储安平入学光华时，政法系分为政治组与法律组，因为习法律者出奇的少，政法系旋即改为政治社会系。但在毕业那学年，已分为政治与社会两系。当时，光华大学的政治系系全校最大的一个系。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1934年5月出版)记载，光华大学1931学年度政治系全校在学生有191人，占文学院七个系总人数382人的一半；而过去六年已毕业者119人，也是占文学院总毕业人数228人的一半多。但是，社会系在学生仅有18人，六年已毕业人数仅有6人。 
　　再查储安平求学期间，政治系的主要教授有罗隆基、王造时等；社会系的主要教授有潘光旦、吴泽霖、诸青来等。除诸青来外，其余均是当时名气正大的“新月派”政论家。而诸青来与罗隆基在1932年也是北平“再生社”(张君劢、张东荪主持的国社党前身)要角。 
　　但我以为，求学时期的储安平列名“新月派”，最重要的，还系受到徐志摩的影响。基本上，储安平大学时代主要系一位文学青年，写作的范围，以短篇小说与散文为主，偶尔也写新诗；同时他对话剧并有浓厚兴趣。他最早发表的一篇作品，系1928年5月16日刊登于《北新》半月刊2卷13期上的评论文章《布洛克及其名作——〈十二个〉》。布洛克(1880-1921)系苏俄诗人，其长诗《十二个》，在1926年8月第一次由胡学文译出，由北新书局初版，列为由鲁迅主编的《未名丛刊》之一，书末也附有鲁迅所写的《后记》。 
　　其后，他所写的小说《口供》、《小病》、《残花》、《母亲》均发表于1930年的《真美善》月刊。之后，在1931年连续于《新月》月刊上发表了三篇作品，分别为短篇小说《墙》、新诗《自语》、散文《一条河流般的忧郁》。这时的《新月》月刊，虽由其业师罗隆基主编，但文艺稿件，多发于徐志摩之手。 
　　徐志摩于1931年11月19日遇难后，《新月》月刊四卷一期(约出版于1932年4月)为《志摩纪念号》。储安平发表了两篇文章，一为小说《一段军行散记》，一为散文《悼志摩先生》。在后文中，储安平写到：“在他(指志摩)自己的功绩上，散文的成就比诗要大。他文笔的严谨在中国，至今还没有第二个人。”接着又说：“我写散文，多少是受着他的影响的。” 
　　说真的，储安平在散文的风格上，确实可看到徐志摩的影子。我们可由《悼志摩先生》一文中得知，储安平初识徐志摩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1928年春天，储安平与一些人(想来应是他的光华同学)想排演一个脚本《茶花女》，到华龙路新月书店三楼请教余上沅、江小鹣、吴瑞燕女士时，第一次认识了徐志摩。排演的事，后来没有结果。余上沅当时系光华大学文科戏剧学教授兼任刚成立未久的新月书店经理及编辑主任；徐志摩则早在1927年2月即已到光华大学任英文系教授。一年多后，即1929年6月7日，由储安平担任主席的“光华剧团”在教授田汉(1928年9月，由徐志摩引介，继余上沅任光华戏剧学教授。)指导下成立，团员有钱公侠、俞大纲、王家棫等40余人，因时届期终考试，拟于下学期开学后再举行公演。剧团在田汉离去光华，并忙于“南国社”公演后，也未见下文。 
　　储安平在1932年6月自第7届光华大学政治系毕业后，旋即于同年9月插班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社会系四年级，一年后毕业。这也是为什么他在1933年所写的文章，大多发表于在南京发行，由王平陵主编的《文艺月刊》；以及毕业后留在南京主编《中央日报·文学周刊》(1934.5.10-1936.4.5，共51期)的缘故。 
　　光华大学成立之后几年，一直是上海英语水平最高的学府，其学生多来自圣约翰大学(当时全国英语水准最高之大学)及各地教会学校，而教会学校的最大特点，也就是英语水平较一般学校为高。 
　　光华成立之后，当校当局也创办了许多刊物，供作学生发表园地，诸如《光华季刊》(The College Window，1925.10-1927，共8期)、《光华半月刊》(1925.11-1926.3)、《光华周刊》(1927.2-1928，共4卷32期)、《晨曦》季刊(1926.5-1927.1)、《光华期刊》(半年刊，1927.6-1929.6，共5期)、《光华附中半月刊》(1932.10-1937.6)等等。当时上海本即全国文化及出版业中心，市面上也流行许多著名刊物，如赵家璧主编的《中国学生》，以及《小说月报》、《文学周报》、《良友画报》、《语丝》周刊、《现代评论》周刊、《北新》半月刊、《真美善》月刊、《新月》月刊、《春潮》月刊、《金屋》月刊、《新文艺》月刊、《诗刊》季刊、《矛盾》月刊、《现代》月刊等等，均是公开园地，也是光华作家较常投稿的刊物。 
　　以下，拟就储安平在光华求学时间(1925-1932)，出身光华大学的文人逐一介绍。供学人进一步追踪研究。 
　　姚璋(1902-1970)，江苏武进人，后以字“舜钦”行，自1927年6月第2届教育系毕业，与杨大膺同为光华著名的哲学家，曾任光华附中教师、《光华附中半月刊》经理、光华大学教授。著有《八大派人生哲学》(有张东荪序)、《近世西洋哲学史纲要》(与张东荪合译)、《秦汉哲学史》、《陶渊明的人生哲学》等书。 
　　伍纯武(1905-1988)，字建一，浙江杭县人，1928年6月第3届经济系毕业，后留学巴黎大学，获社会经济学博士，回国后曾任母校教授。所译意大利作家邓南遮(当时译名为丹农雪乌)的长篇小说《死的胜利》，1931年2月，由中华书局初版，列入徐志摩主编的《新文艺丛书》中。 
　　陈炳煌(1903-2000)，台湾基隆人，笔名鸡笼生，第3届经济系毕业。1930年得纽约大学硕士后返沪，担任台湾《新民报》上海支局长。陈炳煌系台湾以及光华大学第一位漫画家。在学时，即任第一本《光华年刊》(大中学毕业纪念册)之美术部主任。著有《鸡笼生漫画集》(1935)、《百货店》(1935)、《海外见闻录》(1935)、《大上海》(1942)、《傻瓜集》(1962)等书。在《大上海》之《教育界》一文中，曾提及“光华大学”曰： 
　　……成立以来，校务主持得人，故蒸蒸日上，课程严密，完全依照圣约翰，故毕业生成绩优良，为后起大学中之冠军。 
　　詹文浒(1905-1973)，原名渭，后以字行。浙江诸暨人，1929年6月第4届哲学系毕业。詹文浒在毕业前即译有美国哲学家杜兰的名著《哲学的故事》，1929年7月，由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出版。毕业后曾任职世界书局，其后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硕士。返国后，成为著名报人，除在大学任教外，曾任上海世界书局编辑所英文部主任、编辑所所长，重庆中央日报副社长兼总经理；又兼中央政校新闻系主任。抗战胜利后，曾任上海新闻报总经理、暨南大学新闻系主任。著有《西洋哲学讲话》、《现代思潮讲话》、《现代政治思想》、《报业经营与管理》、《新闻学概论》等；译有《西洋哲学史》(有李石岑序)、《世界教育史纲》；编有《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及其批评》、《英汉四用辞典》、《活用英文法》等。我以为詹文浒在文坛上的最大贡献系鼓励支持其同事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詹文浒，1924年6月自嘉兴秀州中学高中部毕业，旋任初中部数学、地理教师一年，朱生豪即其当年学生。 
　　包玉珂(1906-)，字珂雪，笔名阿雪，浙江吴兴人，为著名报人包天笑之哲嗣。1925年，上海青年会高中文科(四年)毕业；1929年光华大学第4届政治系毕业。曾任光华附中英文教师、舍监。曾化名爱狄密勒(Addimillar)，用英文写作轰动一时的报告文学《上海——冒险家的乐园》，再以笔名“阿雪”自译成中文，1937年3月由上海生活书局初版，1938年2月瞬及再版后，即遭查禁。 
　　郭斌佳(1908-)，江苏江阴人，1925年，江苏省立五中毕业；1929年，光华大学第4届历史系毕业。1929年留美，获哈佛大学历史学硕士及博士，曾加入美国史学会。1933年返国后，曾任光华及武汉大学教授，译有《历史哲学概论》、《西洋史学史》(与何炳松合译)等书。 
　　邢鹏举(1908-1950)，字云飞，江苏江阴人，1925年，江苏省立五中毕业；1929年，光华大学第4届英文系毕业。邢鹏举与郭斌佳为挚友，初入光华时，原亦选历史系，因慕徐志摩(1927年2月来光华，担任英文系教授)大名，乃转入英文系。毕业初，曾任附中教师、兼主编校刊《光华附中》。邢鹏举曾在《新月》月刊上发表长篇论文《勃莱克》(分上、中、下三期登出)，以及《莎士比亚恋爱的面面观》等文。其译作《波多莱尔散文诗》及《何侃新与倪珂兰》(法国中古爱情故事)同时于1930年4月出版，前者列入由徐志摩主编的《新文艺丛书》中，在中华书局印行；后者由新月书店印行。论著《勃莱克》则延至1932年4月始由中华书局初版，仍列入《新文艺丛书》(时徐志摩已故，由沈从文负责)中。邢鹏举可说是个色彩鲜明的新月派作家，另著有《中国近百年史》及《历史学习法》两书。其弟邢光祖(1914-1993)，1935年同自英文系毕业，为光华名诗人。 
　　郭子雄(1906-)，笔名华五，四川资中人，为志摩好友郭有守之弟。成都协合大学肄业二年后来沪，1925年重入英文系一年级，1929年自第4届毕业后留学英国。郭子雄，1924年8月，在庐山疗养时偶识徐志摩，徐志摩暱称为“小郭”，后来更写有一诗《给小郭》，发表于1930年6月的《金屋月刊》一卷9/10合刊上。郭子雄为《新月》月刊作者，继为“笔会”会员。其诗集《春夏秋冬》，1928年9月由金屋书店出版；小说集《口供》，共收短篇小说11篇，1930年4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列入徐志摩主编的《新文艺丛书》中。又，郭子雄曾与学长洪绍统(浙江鄞县人，第3届文学院毕业)等共3人邀请刚抵上海未久的鲁迅于1927年11月16日前往光华大学演讲《文学与社会》，这是鲁迅在光华大学的惟一一次演讲。徐志摩去世后，也曾写有《忆志摩》一文，刊登在1936年3月1日出版的南京《文艺月刊》8卷3期上。 
　　钱九威(1909-)，字公武，又名克新，江苏常熟人，1930年6月第五届政治系毕业。后留学瑞士日内瓦大学，获法学硕士。回国后，历任上海《大晚报》国际部主任，母校宪法学教授。钱九威在学时，曾于《新月》月刊发表《英国内阁制成立之研究》；后来著有《法西斯主义》；译有《义大利宪法新论》及《宪法学精义》等书。 
　　杨大膺(1907-)，江西上饶人，第五届哲学系毕业，为蒋维乔高足。杨大膺著有《孔子哲学研究》(1931年2月，中华)及《中国思想》(1934年2月，世界)二书，后者列入前光华文学院长张东荪(1929年8月至1930年6月任职)主编的《哲学丛书》中。此外，又与业师蒋维乔合著有《中国哲学史纲要》(3卷)及《宋明理学纲要》二书，于1934至1936年间由中华书局出版。 
　　俞大纲(1908-1977)，字廖音，浙江绍兴人，出身上海复旦实验中学，1927年考入光华英文系，1931年6月自第六届毕业。俞大纲为新月派年轻诗人，毕业后在徐志摩主编的《诗刊》(季刊)有多首新诗发表；并入选陈梦家主编的《新月诗选》。在学时，并喜欢戏剧活动，曾与储安平等发起成立“光华剧团”。1949年后，到台湾，成为出名的戏剧家。 
　　沈祖牟(1906-1947)，福建闽侯人。曾用名沈丹来，笔名有绿勺、宗某、萧萧、耑斋、宝相楼、耑斋主人等。出身福州海军飞潜学校，1927年考入光华商学院，1931年自第6届银行系毕业。沈祖牟系前清两江总督沈葆桢之孙，家学渊源，旧诗根底好，更喜欢新诗。在学中，曾与钱公侠以“光华文学会”名义，在1929年4月9日邀请鲁迅及郁达夫到光华大学演讲，均未果。 
　　沈祖牟系《新月》月刊及《诗刊》(季刊)的新诗作者，也入选陈梦家编辑的《新月诗选》，与俞大纲两人系光华大学著名的“新月派”诗人。毕业后，回到故乡，仍然从事新诗运动，曾与友人合组“南天诗社”，并于1933年4月10日创办社刊《诗刊》，托新月书店代售。 
　　盛明若(1910-1935)，原名慰苍，以字行，浙江宁海人。1931年自第六届教育系毕业。在学中，曾由英译本转译德国小说家佛兰克(L·Frank，1882-1961)的中篇小说《卡尔与安娜》，1931年4月，由中华书局初版，收入徐志摩主编的《新文艺丛书》中。 
　　盛明若于1932年离开上海，在浙江乡下担任中学教师，1934年10月结婚，1935年春故去。好友穆时英曾写有《忆明若》一文，1935年8月27日刊登在上海《申报·自由谈》上。 
　　赵家璧(1908-1997)，笔名小延、筱延、赵小延、赵筱延等，江苏松江人。1928年，本校高中毕业；1932年6月第7届英文系毕业。毕业后，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任图书编辑，曾先后主编《一角丛书》、《良友文学丛书》、《良友文库》、《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中篇创作新集》等等。在所编各种丛书中，收入光华师长、同学著作多种，系光华大学历年来最杰出的出版家、编辑家。早年著有《新传统》，译有《室内旅行记》(苏联，伊林著)、《今日欧美小说之动向》、《月亮下去了》(美国，约翰·斯坦贝克著)等书。 
　　王家棫(1908-1980)，笔名王孙、朴人等，江苏常熟人。1928年，本校高中毕业；1932年，第7届国文系毕业。王家棫系光华著名的多产作家，在学前后，即有作品在《文学周报》、《北新》半月刊、《真美善》月刊、《语丝》周刊、《小说月报》、《青年界》月刊、《新时代》月刊、《矛盾》月刊、《小说》月刊、《新小说》月刊等发表。他也是当时作品能荣登《小说月报》的四位光华学生之一，其他三位系赵家璧、钱公侠及穆时英。 
　　在学中，也曾与盛明若自英译本转译法国作家莫洛瓦(A·Maurois，1885-1967)之长篇小说《爱底雰围》，1932年9月，由中华书局初版。1949年到台后，王家棫曾任“中央通讯社”副社长。
　　于在春(1909-1993)，字熙台，曾用名于禹孙。笔名有宋新、载琼、过江鲫等，江苏镇江人。1928年，本校高中毕业；1932年第7届政治系毕业，与储安平同班。于在春在1927年读高中时，即有新诗、小说在“光华附中文学研究会”出版的诗集《腆》及上海《现代评论》周刊(刚由北京迁至上海)、与《北新》半月刊上发表。读大学时，也在《真美善》月刊及《语丝》周刊发表作品。 
　　1930年1月，小说集《翠环》，由真美善书局出版，收短篇8篇。1931年7月，所译德国作家佛朗克之《灵肉的冲突》，由上海正午书局出版，收入《电影小说丛书》中。1932年4月，也曾与同学曹文楠(1911-，江苏青浦人)合译长篇童话《狗的自述》，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列入《世界少年文学丛刊》中。 
　　于在春，毕业之后，曾在淮阴、南通、扬州、上海等地之师范及中学任语文教员，也曾回母校教书。 
　　钱公侠(1906-1977)，原名振海，以字行，曾用名工侠，浙江嘉兴人。1925年6月，自浙江嘉兴秀州中学高中部毕业时，已是当地共产党要角；1932年6月，自光华大学第7届文学院毕业，笔者推测系就读国文系，与王家棫同班。 
　　1928年10月，当钱公侠还是大二时，已在上海春潮书局出版他的第一部作品《怅惘及其他》，收短篇小说7篇。随即自1928年11月15日起，连续三期，又在上海《春潮》月刊一卷1期至3期，发表三个短篇小说。 
　　如果说，赵家璧系第一位在《小说月报》发表作品的光华学生；那么钱公侠也是第一位在《小说月报》发表小说的光华学生。1930年8月10日，钱公侠在《小说月报》21卷8期上发表他的成名作《丝棉被头》。1931年9月，钱公侠已编好他的第二部小说集即《丝棉被头》，收短篇8篇，也已由好友、新诗人王皎我写好序文，并已由大东书局登上它的《图书目录》上，列入徐志摩主编的另一套丛书《新文学丛书》中。不久，徐志摩即因空难故去，该书由大东印行时，已是1934年1月了。 
　　钱公侠系当时光华大学锋头最健的学生之一。1929年4月9日，曾与沈祖牟以“光华文学会”名义拜访鲁迅，邀请鲁迅及郁达夫来光华演讲。1929年6月7日，又与储安平等组织“光华剧团”，显示出他在文艺上的多方面兴趣。 
　　储安平求学时代的光华大学，学生个个都是英文高手，即使是非英文系出身的钱公侠或穆时英也不例外。 
　　钱公侠在1936春，出任新开张的上海启明书店(其台北分店，在台湾也存在有三、四十年之久)总编辑。除与秀州中学学弟施瑛(慎之，1912-1986)合编一套抄袭自好友赵家璧首创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取名为《中国新文学丛刊》外；还编有《世界文学名著》约80种，《世界短篇丛刊》12种，《世界戏剧名著》12种，委实在中国30年代的翻译界添一生力军，对读者并有大功劳。在这些世界名著的译者当中，不乏出身光华大学者，如汪宏声(1930年文学院毕)、张由纪(同上)、何梦雷(1933年国文系毕)、谢然之(详后)、唐长孺(肄业)等；或师长，如严恩椿等。钱公侠自己也译有《西线无战事》(德国，雷马克著)及《圣安东尼之诱惑》(法国，福罗拜著)两书，同于1936年5月出版。 
　　抗战时期，钱公侠在上海沦陷区亦是一活跃的作家、编辑家。1942年12月，在上海与周越然、柳雨生(光华附中出身)、周黎庵、陶亢德、潘序祖(光华附中教师)、冯和仪(苏青)、杨光政(原名晋豪)、杨桦(之华)等人发起筹建“中国文化人协会”。其后，又曾担任《大众》月刊(1942.11-1945.7)及《语林》月刊(1944.12.25-1945.7.1)主编，《中华日报》主笔等，有落水作家之嫌。 
　　徐转蓬(1910-)，学名昌，以字行，浙江兰溪人。1929年夏，自浙江省立七中毕业，与何家槐(1911-1969，义乌人)同学。同年9月，考入光华大学国文系；1932年9月，转入暨南大学外文系就读，与温梓川同学。徐转蓬系30年代薄有声名的作家，主要写小说，有时也写新诗，由于何家槐的关系，也认识徐志摩。1931年至1933年曾在《新月》月刊发表新诗及小说四篇。1933年，由于储安平的打抱不平，终于爆发出何家槐抄袭、冒用徐转蓬小说的文坛风波。徐转蓬后来出有短篇集《下乡集》(1940.8，商务)，及长篇小说《炸药》(1946.4，国际文化)二书。 
　　邓拓(1912-1966)，学名子健，后改名云特，以邓拓行。福建闽侯人。1929年9月，考入光华大学文学院。1930年，加入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夏，转读上海法政学院经济系。1932年冬被捕。1937年11月，以邓云特之名，著有《中国救荒史》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列入王云五与傅纬平主编之《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因无人知系邓拓所著，在台湾也曾多次再版，未遭查禁。 
　　谢然之(1913-2009)，原名焕章，字炳文，1932年改名谢然之，笔名林华，浙江余姚人。早年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昌世中学、南方高中，1929年9月考入光华大学文学院。入光华后，对文学颇有兴趣，曾加入钱公侠、沈祖牟、储安平、穆时英等组织的“光华文学会”。主张、支持当时风行的普罗文学，与“新月派”对立，互写壁报论战，引起激辩。1930年3月时，《自述》： 
　　邀请鲁迅来校讲演，当局派军警干涉，被迫散会，副校长廖世承面与警告，暗示最好转学。 
　　1930年9月，转学苏州东吴大学政治系，选读英美文学与伦理学。“九一八”事变后，因上海左翼作家之加紧联击，敦促赴沪参加活动，乃于秋季转入上海东吴大学法律学院，研读国际法与出版法。推测，应是是年加入“左联”。 
　　《自述》，1932年5月间，在上海与丁玲等作家同时加入中共，瞿秋白监誓，潘梓年与冯雪峰为联络员。同年11月底，由上海来到赣南瑞金，初识毛泽东。1933年5月，担任主编《红色中华》。1934年2月2日，中华人民委员会改组，由张闻天继任主席，谢然之为秘书长。 
　　1935年春，在中共主力撤离江西苏区，进行“长征”后，谢然之因肺病奉命留在原地终为国军捕获投降。 
　　1936年3月，前往日本留学，就读中央大学新闻研究院，主修新闻学理论与大众传播学。 
　　1936年9月27日，以谢炳文之名自东京寄信鲁迅。鲁迅旋于翌日复信谢炳文。惟《鲁迅全集》在《人物注释·注释条目》中，注：谢炳文，未详。 
　　留日时，即与当时担任上海启明书店总编辑的光华旧友钱公侠取得联系，两人组稿合编《世界戏剧名著》丛书，谢然之一人共译出三本，即苏联高尔基的《深渊》(1937年1月，署笔名林华)、德国霍普特曼的《沉钟》(1937年4月，署名谢炳文)、英国高尔斯华绥的《争斗》(1937年5月，署名谢焕邦)。1937年6月，谢然之回到上海。之后，还译有美国作家房龙《圣经的故事》一书，署名谢炳文，1939年12月，由世界书局印行，时光华旧友詹文浒任世界编辑所所长。 
　　1949年，谢然之到台湾后，曾任《台湾新生报》社长、政工干校首届新闻组主任、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兼任教授及新闻系主任、中国文化学院新闻系主任等职，浸至成为台湾新闻界大老。 
　　何子聪(1909-)，浙江义乌人。1929年9月，自浙江省立七中毕业后，考入光华大学国文系，1930年2月起休学离去光华。何子聪是新诗写作者，已知1931年7月曾在《新月》月刊上发表新诗《林子》；1933年10月在上海《文艺茶话》月刊2卷3期上发表新诗《稻田》，次月又在2卷4期上刊登新诗《落霞》。 
　　穆时英(1912-1939)，浙江鄞县人，一说慈谿人。笔名有伐扬、江兼霞(叶灵凤亦署)，匿名子、穆士英等。穆时英，家塾出身，1925年9月考入光华大学初中部一年级，三年后毕业。1928年9月，升入高中部一年级。1929年9月，跳级改入文学院特别生。特别生系类似大学之预科或补习班，修满一年经考试及格后，得入大学一年级。 
　　1930年9月，穆时英升入理学院化学系一年级；第二年转读国文系一年级，时系主任为旧文学家钱基博。 
　　1933年6月，国文系二年级学期终了时，穆时英因大二“基本国文”成绩不及格，被学校留级而自动退学。这时，他在光华已读满八年，离大学毕业还差二年，时国文系主任仍为钱基博，文学院长为王造时。 
　　穆时英是中国文坛奇才，他是小说家、散文家，也是影评家。他是当时光华文人中名气最大者，早期是普罗文学的生力军；不久即追随刘呐鸥及施蛰存脚步，转为“新感觉派”作家，最后得有“新感觉派圣手”的称号。 
　　在学生时代，穆时英于1929年5月即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名《交流》，一年后由上流芳草书店出版，惟未引起文坛注目。 
　　1930年2月15日，在施蛰存主编的《新文艺》月刊一卷6期上发表他的第一篇小说《咱们的世界》时，受到施蛰存的极度重视。成名作《南北极》，经施蛰存推荐，在1931年1月10日的《小说月报》22卷1期上登出，立即引起左翼文坛瞩目，“几乎被推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优秀作品”。 
　　1931年5月1日，施蛰存主编新创刊的大型文学刊物《现代》月刊后，穆时英的小说源源登出，成为“现代派”最重要的小说家。 
　　1931年10月2日，他著名的中篇小说《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由学长赵家璧收入他第一次主编的成套书《一角丛书》中，引起轰动。 
　　1932年11月1日，穆时英另一著名小说《上海的狐步舞》，发表在《现代》二卷1期上，本期还配有穆时英的英俊肖像。 
　　据讲这张身著笔挺的西装，烫头发的照片刊登后，引无数的女学生朝思暮想一睹他的尊容，因为知道他顶爱上舞场，于是就有了上舞场的嗜好。 
　　穆时英，人既长得英俊，又是舞林高手，确实带动上海的大学生，尤其是光华大学，喜欢上舞厅的风潮。所以，我合理推测，保守的光华大学当局痛下杀手，逼迫穆时英退学，与此以及上述两篇小说的轰动有或多或少的蛛丝马迹关连。这由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竟然在1934年10月29日的学校纪念周上，演讲《严禁大学生入舞场》，可推知情况已到严重地步。 
　　穆时英生前除前述著作外，还出版《南北极》、《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4本短篇小说集，以及另一本中篇《空闲少佐》。除了中文作品外，穆时英也擅长英文，除由英文译短剧、小说外，也曾用英文写过短篇小说《神之诞生》(The Birth of a God)，刊登于1939年10月15日在香港印行之英文月刊《Chinese Writers》上。 
　　2008年1月，严家炎先生与李今女士合编一部三卷本的《穆时英全集》，除掉影评及英文小说与译文外，已收录穆时英的所有作品。 
　　最后还要再补充一点，即在储安平的求学时代，已在光华附中高中部求学，而后来也成为文坛名家的，为数不少。因篇幅关系，我仅能提其大名，来结束本文。他们之中有唐长孺、夏鼐、沈剑虹、刑光祖、张芝联、谭惟翰、柳存仁(雨生)、范泉(原名徐炜)、舒适、欧阳翠(女)等等。 
　　注释： 
　　参见张向华编撰之《田汉年谱》第124—125页，1992年12月，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初版。
　　见鸡笼生著《大上海》一书第145页，1942年8月26日，台北南方杂志社初版。 
　　详见四卷本《鲁迅年谱》第三卷第16—17页，1984年1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 
　　邀请鲁迅事，参见是日鲁迅日记；邀请郁达夫演讲，因郁正患伤风，加上呼吸气毛病又发，故婉辞演讲。详见《千秋饮恨——郁达夫年谱长篇》第912—913页，郭文友著，1996年10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初版。 
　　赵家璧于1927年10月10日在《小说月报》18卷10期发表评论文章《陶林格莱之肖像画》(英国，王尔德著)，时为高三学生。 
　　大东书局《图书目录》登出的预告书名原为《车伴》，但等书出时，已改为《丝棉被头》。 
　　见谢然之《自述年谱简编初稿》中1930年条目，载《新闻与教育生涯》一书第155页，谢然之教授九秩华诞祝寿文集编委会编，2000年8月，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印行。 
　　详见刘衍文《钱基博先生轶闻》，引自傅宏星编撰《钱基博年谱》一书第107页，2007年2月，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初版。又见温梓川《文人的另一面》一书第220—221页，2004年1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初版。 
　　引自李今编《穆时英年谱简编》，1932年条目，载严家炎、李今合编之《穆时英全集》第3册第551页，2008年1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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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与许政扬

April 4, 2018, 11:2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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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伦玲 《 中华读书报 》( 2017年12月06日   05 版)
    周汝昌与许政扬是燕京大学同窗契友，二人同为燕大中文系研究院录取的第一届“研究生”，而且仅仅录取了他们两位。

 

    周汝昌与许政扬之交谊甚笃，周汝昌回忆说:“我们住在一间屋，窗外即是未名湖，那湖光塔影，是世界闻名的，两个‘自觉有些抱负’的青年，每日品书谈艺，考字徵文，愈谈愈觉投契处多，不合处少。那实在是求学时代最值得追忆的令人神往的日子，人生如有清欢至乐，我想这种欢与乐才是真的，因为它像苦茗一样有回味。”

 

    1952年5月，周汝昌先被成都的华西大学电聘前往做外文系讲师，10月，许政扬则被分配到了南开大学。许政扬是浙江海宁人，周汝昌是天津人，这二位“典型的”南士和北人，却调换了一个个儿，周汝昌来到了“南土”四川，许政扬成为“北漂”。他们虽然分处两地，却鳞鸿频数，相契日深。

 

    这种友情在他们的通信中处处可见。许政扬写给周汝昌的信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往读东坡集，得‘相携石桥上，夜与故人语’十字，大以为佳，而古今无人称之，此全集之所以不可废读也。书已付丙，两纸字划遒劲，极为可惜。昔年与兄同窗乐事，常往来胸中，犹记一日兄自图书馆归，时方读玉台新咏，语及‘吴迈远每作诗得意辄掷地大呼，曹子建何足数哉!’一节，会弟亦忆此，相与大笑，以为古人天真处，诚不可及。此事兄亦必忆之。今兹此乐，更不可再。唯于书札往返中，稍得一二耳。”

 

    周汝昌曾和许政扬约订合撰《水浒》详简计划，而且很快做完了头两回。他俩还发过宏愿，要为《东京梦华录》作一部详密切实的笺注本。

 

    不久许政扬又发奇想，说:“除梦华注外，我二人尚可合撰一书，即取宋人诗词中有关一代风俗典故者，合而笺释之，以为读宋之助。大至朝制、仪节、时事，小至器用服饰之沿革，凡有助于发明诗意，通贯辞指，词书所难详，专家所未喻者，咸收入焉，则考订赏析合而为一，读之必多佳趣……”许政扬兴致大发，遐思联翩，却不料“肝疼甚剧，只索停笔”。

 

    许政扬到了南开大学任教后，肝病以及神经衰弱一齐向他袭来，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学术活动无法延续，苦恼与无奈，全写在他的一首自嘲诗中:

 

    数卷破书饱蠹虫，药瓯常满箪瓢空。

 

    材无所用其能寿?诗久已穷未便工。著帽应门遮鬓乱，舍筇步砌博颜红。心如枯卉春难绿，只把东风当北风。

 

    1963年，正值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之际，周汝昌以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诗所用的吟、深、阴、寻、林韵脚步雪老遗韵，其一曰:于君谁可接讴吟，异代非关怅望深。劔匣不留奇恨远，鼓摊长玷墨花阴。数家弱笔争腾笑，一往高风之梦寻。犹有此心殊未死，为传神采托书林。

 

    周汝昌以此诗韵向许政扬发出邀约，诗很快寄来了，而且是一下子步了两首:

 

    读步雪诗勉和一章摩诃残拍费沉吟，匣剑囊琴怨自深。鹦燕唤回堂下梦

 

    淳于棼寝，堂东庑下

 

    笙歌催送隙中阴。沾泥坠穗尚堪拾，印雪飞鸿何处寻。束子补亡浑好事，要传遗韵照诗林。

 

    再步稗中贤圣足悲吟，一息韶华累恨深。大觉后方知大梦，分崩时乃惜分阴。狩麟绝笔元无续，论马解人或可寻。会有玄珠沉赤水，凭君钧取入笺林。

 

    庄子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

 

    此语或可以赠稗圣后四句意属解味兄

 

    紧接着周汝昌又步一首“得照蕴再步新章不觉兴起”，而许政扬也是“解味道人步雪新篇有圣处从来题恶语之句吟唱三叹强起学步不觉蹒跚”。这真是一段千古奇题不可多觏的文坛趣事佳话。

 

    1965年初，许政扬向周汝昌建议:“弟曩议取宋人集中典制、风习、语言、名物，逐一论说，勒为专著，于文史学者，当不无小助益。兄颇许之，不知尔后曾留意否?史家有卄二史札记诸书，功力精深。文字独无，所以不可不作。兄与其为专集选注，莫若汇而释之。每事一目，有说有论，有辨由考。短者百余言，长可数千字。则有选注之功，而无其累，不亦善乎。如陆游临安春霁，起句世味年来尊似沙，谁令骑马客京华。作客何曰骑马，二字注家殆皆视同虚辞，而实关乎一代风气。且全诗旨意，亦自两字生发。钱氏不知，竟引简斋杏花消息雨声中以比听雨一联，皮相之论，真不啻谬以千里。虽夏老之博识，其唐宋词选，注释亦间有小误。自馀可以无论，故此虽工具之书，而实不可缺也。……”。须知，许政扬和周汝昌他们所以要做的这件事，是有感于当时的某些空疏宽泛、不切真际的那种以“简明”自诩的作注释，其间时时似是而非，甚至讹谬触目皆是。他们想做点扎扎实实的事，妄欲于那种学风文风有所匡济。

 

    1965年10月，许政扬因病不得不住进了疗养院。而他在给周汝昌信中再次申述:

 

    “弟病中静思，今代学林文苑、人物语言(以至里巷琐闻、一时风尚)，乏人记述。兄交游既广，见闻复富，若有馀晷，不妨随时疏录。积久渐富，略加删辑，即成专著。此亦一代文献，于后世学者，谅非小补。”

 

    这份许政扬非常看重和冀望完成的大业，由于自己“连遭大故”，即托付给周汝昌。可惜后来随形势的变化，一切皆化为云烟而荡尽。

 

    1965-1966年间，学界展开对《兰亭》真伪的大辩论。郭沫若发文“考证”《兰亭》，说帖连文带字统统出于“伪造”，周汝昌视郭文为“绝世妙文”，并由此引起驳辩之激情。周汝昌把自己欲写文的想法以及背临兰亭的趣事写信告诉政扬。谁知那政扬回信却道出自己的一番心意:

 

    味兄:奉书展读，病室生春。禊贴而能背临，可知寝馈极熟。想见掷笔四顾，踌躇满志，当时意气，逈非寻常。如此佳笔，漫弃可惜，莫若付弟，时刻对翫，聊当指授，何如?……兰亭弟向所觏，如落水本等，皆石本，且贾人索价，类非措大能办。至勾填本，则绝未经眼。乍睹眼为之明，神为之清，不啻金篦刮目，灵醐灌顶。张好好诗，忆是伯驹先生物，曩在燕京展出，幸一寓目。初不知曾有翻印也。见示新印诸本，为之垂涎三尺，病榻与世隔绝，寡闻至于此极，失之交臂，良堪叹息。……弟不能字划，每观兄书，不胜临渊之羡。候病躯小平，拟发愤三年。右军书兄宜撰为专论，未可但作随笔。夫曹氏说部，既已专擅矣，今复有此著，艺苑好事，将被一人占断，令人羡杀妒杀。……书成必先借读。弟思今代世说之作，其人不特须闻见广博，必善于行文。微兄，其谁能任?……

 

    于是，两人围绕“兰亭”又有了新话题。许政扬提出的“如此佳笔，漫弃可惜，莫若付弟，时刻对翫，聊当指授，何如?”周汝昌回信自然颔首应允。

 

    玉言:得札喜甚，笔意极飞舞之致，安得谓之心手不应?所摹兰亭，亦候掷寄。昨日院中病友出外，托购得米芾拜中岳命诗一卷，为之欣喜欲狂。满纸逸气，类不食人间烟火。萧斋长物，只有郑振铎编宋人画册一部，清明上河图一卷，得此便覚暴富。昔人所谓乞儿啖猪脂三升，自谓穷奢极欲，竟与何异?可发一笑。神龙兰亭，上海天津皆不可得。即精装亦罄。……弟近岁卧病，颇恨寡闻。不知数年来新印名迹墨宝，都有几许?暇日希逐一示知，当令人物色之。院中好书法者甚众，有持宋高宗、赵子昂诸人千字文求解者，且不止一人，不悟疗养院乃成三家村，打针吃药之余，“都之平丈我”，作训蒙老冬烘，真六十年代新奇事也。

 

    1966年的元旦，许政扬回到家中，见到周汝昌寄去的背临兰亭，欢喜中再袒露自己的心愿:

 

    玉言:新年疗养院放假，回家即见兄所书禊贴，惊喜欲狂。墨韵欲流，笔致飞动，虽起山阴于地下，亦必称善。乃来书尚以未能尽合为言，弟固以为微妙之处，正在微有不肖，苟笔笔如脱印板，则褚摹具在，何必更有周摹哉。跋文备见风流蕴藉之致(及吾侪意趣、情谊)，而谓可以截而去之，真以老斧为古董商矣。当适付装褫。纸端留俟吾兄再跋，弟岂宜便为狗尾。首本既尤胜此，则何妨并以见赐，盖本庵主人不计纸质，而得陇望蜀，贪求无厌，亦禀性如是，毋庸诧怪也。且弟有二女，若止有一本，将来当授何人?……

 

    原来，许政扬的这封信是回应周汝昌在背临兰亭后缀的一条跋语，其云:

 

    平生第二次背写兰亭文，行款结体多不能确记，信笔所之，唯冀用笔情神之间或能有一二合处耶。斧兄知我曾写一次，欲索观未敢即付，恐见笑。今偶重书亦未胜初写，互有得失而已。时一九六五年之十二月，天大寒，呵冻草草，非敢以此言翰墨，聊用寄情于老友而已。解味弟顿首兰亭以二十八行著称，今写落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等句，致成卄七行，咲枋也。又记。

 

    这时的许政扬，迷上了名家碑帖墨迹，这是他养病休憩的最佳方式。他告诉周汝昌:

 

    日前病友，又为买得柳公权书兰亭诗及苏东坡书黄几道祭文，苏书笔法，似多出魏碑，视此，则包慎翁辈真土苴耳。柳之墨迹，逈与常见诸碑不类，且多用侧锋，特为奇妙，使弟爱不能释。所费不能数金，而高兴者累日，何其廉也。唐摹兰亭叙，即当去函购求，计书店必有善策封寄也。兄但择其佳者开示，不论真行藳草，凡宋元以上，价不甚贵者，若上海人美所印宋徽宗草书千字文，张旭古诗四贴之类，动需百数十金，则非酸儒辈所得染指矣。……弟入院已逾两月，而了无起色，则冰冻三尺，元非一日之寒。据医生谓……嘱令少看书，多自娱。今备画册、法帖数帙，时时对翫，或亦养病之一善法乎。……

 

    周汝昌自寄出背临兰亭后，却没有像以往那样很快收到回复，忧心忡忡之下政扬的回信来到案前。周汝昌即刻回信写道:

 

    照蕴:未得书日稍久疑前纸已付洪乔，微有惜念意。盖假古董虽不真而作伪老味亦未尝为他人作，是以有惜念意。况再作不知何日复有兴致，且作亦未保胜前纸故耳。展诵来笺，不觉大笑。造假古董之惯家必得一爱收假古董之“古董商”，始为相得益彰。云付装池，若果实行，务嘱稍接幅后纸，以俻好事者下笔。原纸馀尾必须请兄题记，兄若但存一“续貂”之谦念而不之加墨，试思此一纸尚有何意味可言乎?岂不真应作假古董而烧却乎?至恳至恳。其第二本〖即误为廿七行者〗偶令一行家寓目有“三百年来无人能为之，亦无人能识之”之语，其“三”字是涂去后改，亦不悉原作“几百年”?见此赞语未免洋洋得意，颇自了不起……

 

    “三百年来无人能为之，亦无人能识之”，出自周汝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仁陈迩冬对背临兰亭的评语:“敏庵背临兰亭，把玩多日，幻觉大似褚河南，后乃发现得永禅师法。三百年来书家不能为之，亦不能识之。”

 

    5月份，周汝昌收到许政扬来信，得知其病情加剧而提前出院，但其仍念念不忘谈书论学:

 

    ……弟在院失眠愈剧，渐至终夜不能交睫，同室三人，皆有此苦，往往彼此干扰，故商得医师同意，提前出院。……回家后，医生仍不令观书。借得故宫周刊数函，以伴晨夕。其中所载宋人书简，无不妙绝。蔡襄一帖极可爱。蔡京墨迹，曩于故宫见其楷字，今复覩所作行书，甚佳乃若此。元度书与京笔法全同，妩媚略逊而挺秀则过之。又元鲜于伯几草书一帖，亦极神韵飞动之致。凡此殆皆兄所寝馈，弟则乍觏，遂瞠然叹为观止矣。兄闻之，得无为之喷饭乎。

 

    5月30日，许政扬写下的这封信，内云:

 

    味兄:前书草草，秪以报喜。--向来报喜者，必报人之喜，弟则报己之喜，固已荒唐，乃老兄不以为恠，亦因之大喜特喜，方贤郎抱恙，嫂夫人觅医生，灶突无烟，箪瓢犹空之际，提腹据案，而谈敝帖。此事之尤滑稽者也。顾不自知痴，尚以嘲人，何其蔽溺之深!昔人谓穷秀才冻死通衢，衣带上有喜雪诗，正堪为吾辈写照。……寄帖只是卷封，稍有折痕，是为美中不足，而无剉筋伤骨之痛，尚是不幸中之大幸。弟思苟能中间实以木轴，无则代以废纸卷，必可保持完好。惜去信过迟，竟已无及。然弟已喜出望外，当时无暇计此。拆封眼花缭乱，手足无措，把卷而立，为之四顾，值室中孑然，莫得与语，乃亟抽纸作书报兄，冀能分喜，抑亦饮水思源之意也。又取唐摹兰亭与周摹对看。风神韵致，竟是逼肖〖不在逐字逐笔〗，使弟目瞪口呆，汗出如浆。急掩而藏之，恐似延津神物，化龙飞去。当严闭窗户，焚香独坐，凝神揣摩，以求是中金针妙诀。觊十年以后，更有许摹本出世云。陈陈鉴本、薛道祖本、天历本等新印者称何名称?三希堂本甚难得否?又兰亭墨迹汇编，价如不甚昂者，谓在十元亦思罗致之。所举北魏碑以下刻，极感兴趣。盖弟全以卖浆求益，多多益善。饥不择食，言之可哂。不富饱人能知饿人之腹否?所得圣教序乃文物简装本，弟元有大雅集王书，而此本尤觉可爱。惜体力不任，否则，定当临他十遍八遍耳。

 

    信末，许政扬写下一首诗，诗云:

 

    行年四十学涂鸦，走笔殭龙复死蛇。总为欧孙两本帖，垂涎三滴乱如麻。

 

    信札与往常一样，仍旧是谈书论艺，仍旧是幽默诙谐，但谁也没有料到，这竟然成为许政扬写给周汝昌的最后一封信。

 

    许政扬写给周汝昌的信札，多达几十乃至上百封，自1952至1966，在长达十几年的书信往还中，他们的友情、抱负、才华尽显其中。虽然周汝昌写给许政扬的信札片纸未留，正如周汝昌写给老师顾随的信札未能留痕一样，周汝昌一直把师友的书信视为珍宝保存下来，这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一种人格，一种品德，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魅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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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伪我懦——读钱锺书《管锥编》札记

April 5, 2018, 2:5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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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10 孟庆德 长白山人

钱锺书　图片源自网络

若是司马迁走至现在，也会赞成市场经济的。《史记·货殖列传》在列出许多商品之后说，这些“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钱锺书对此传有好评，在《管锥编》中写道：“斯《传》文笔腾骧，固勿待言，而卓识巨胆，洞达世情，敢质言而不为高论，尤非常殊众也。夫知之往往非难，行之亦或不大艰，而如实言之最不易。”

着实不易，在司马迁看来很自然的事，说出来却为班氏父子所不喜。钱锺书说：“按自班彪论《史记》‘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后汉书·班彪传》），其子固《汉书·司马迁传·赞》亦讥此篇‘崇势利而羞贱贫’。”后来又有个叫李觏的，甚至说司马迁“闻道寡”、“猖狂”，其实他们是见字即恼，于司马迁的文字并未看出究竟，和现实生活也脱了节，班氏夫人炒菜有缺，也未必不打发孩子去打酱油，只不知那时有酱油没有。西汉人史游《急救篇》中有“芜荑盐豉醢酢酱”，据说酱油就是从这“芜荑盐豉醢酢酱”的“酱”中来的，《汉书·艺文志》有“《急就》一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史游之作应在有“酱”之后，班氏应该也吃了近似酱油的东西吧。

司马迁却似知道后人会有话说，在《货殖列传》中早已有言。钱锺书录之如下：

身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酒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通行本《史记》与钱锺书所录略有出入，“身贫”为“家贫”，“岁时无以祭祀、进酒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为“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

钱锺书拈清人焦循《易馀籥录》一段话支持司马迁：“儒者固不可得非义之利，然养父母，蓄妻子，讵可不讲生财之计。譬如老母病，须服人参，得则生，不得则死；为人子者，遂心安而忍之乎？”

不知司马迁写“家贫亲老”这段话时想没想到颜回，也许想到，不方便说吧。钱锺书于说《史记》时不忘小说，引《醒世姻缘传》第三三回《劣书生厕上修桩，程学究裩中遗便》篇首语言道：“圣贤千言万语，叫那读书人乐道安贫。……我想，说这样话的圣贤毕竟自己处的地位也还挨的过的日子……连稀粥汤也没得一口呷在肚里，那讨‘蔬食箪瓢’？……孔夫子在陈刚绝得两三日粮，……我想那时的光景一定也没有甚么‘乐’处。倒还是后来的人说得平易，道是‘学必先于治生’。”钱锺书真是好记性，所引文字与小说通行本原文乃至断句也略有出入，应是凭记忆写下来的吧。

童言无忌，写小说的说话也直，蔬食箪瓢，直是把子曰“回也不改其乐”给批评了。颜回对老师很有礼貌，总是顺着，对父母应该也差不了，这却是精神的，经济上怕就没法说了。颜回不改其乐，年轻轻的却让老师哭他。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看到的，董仲舒也看到了，他说：“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

教化隄防，或有《货殖列传》“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的意思，但是欲“止”，不知是否有史迁“最下者与之争”之意，止得久了，就成死水了。

仅凭教化，怕是不行。《货殖列传》有话：“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偏与人性相逆，如何能化，长此以往，化人者非伪也畸，社会也多说一套做一套。

不用受“五四”影响，古时早有人对儒家教化不以为然，治世之法若于世无补，总有人要说话的。荀子言“人性恶”，有人比荀子走得更远，《管锥编》摘晋人仲长敖《覈性赋》：“赵荀卿著书，言人性之恶，弟子李斯、韩非顾而相谓曰：‘夫子之言性恶当矣！……’荀卿曰：‘天地之间，兆族罗列。……裸虫三百，人最为劣；爪牙皮毛，不足自卫；唯赖诈伪，迭相嚼齧。总而言之，少尧多桀，但见商鞅，不闻稷契。父子兄弟，殊情异计：君臣朋友，志乖怨结。邻国乡党，务相吞噬：台隶僮竖，唯盗唯窃。面从背违，意与口戾。……周孔徒劳，名教虚设。蠢尔一概，智不相绝，推此而谈，孰痴孰黠。法术之士，能不噤齘？仰则扼腕，俯则攘袂。’”

古人并不纯厚，早已不是东西，就是文人，也有调皮捣蛋的，向圣人话里钻空子。针对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管锥编》拈两例：施彦执《北窗炙輠》卷下记周正夫释之曰：“所谓‘狠如羊、贪如狼’、‘猛如虎’、‘毒如蛇虺’，我皆‘备’之”；李治《敬斋古今黈》卷二亦曰：“焉知‘万物’之中，不有至恶者存乎？”

这些似皆可视为对儒家教化有所怀疑。钱锺书看得明白，仲长敖的文字，“‘周孔徒劳’两句谓儒家教化不克奏功，‘法术之士’四句谓法家洞察儒术之误，言外谓必以严刑峻法治之耳”。

教化不行，便施以棒，一使之伪，一使之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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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平台上与西方人对话——钱锺书英文论著初探

April 5, 2018, 2:5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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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钱锺书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化界的一颗耀眼的巨星。他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贡献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槐聚诗存》为代表的文学创作，这给钱锺书带来了巨大声誉，使他由学术圈走向了知识大众;二是以《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为代表的中文学术著作，以其知识的渊博，眼光的开阔，考证的严密和辨析的深刻而成为学术研究的典范;三是他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而做的细致而艰苦的工作。他是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的先行者，也是中西文化沟通的使者。他的一支生花妙笔总是风趣地向中国人讲述着西方文化而又向西方人介绍着中国文化。他向中国读者介绍和翻译西方作家和学者的创作和理论，如《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精印本〈堂·吉诃德〉引言》、《关于巴尔扎克》以及《谈艺录》、《管锥编》中大量引用和介绍的西方理论等，而最重要的是他面向西方读者用英文写的介绍中国的传统和文化，纠正西方人对中国历史文化及中国人性格、风俗习惯等的无知和误解，对中国文学的误读和误导以及考证中国文化在西方传播的一系列文章。如果说他典型的学者式的小说和散文是现代文学这个百花园中独具异彩的一枝，他的传统的诗话和考证式的学术研究是学界百家中的一家，那么，他在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上做出的贡献，特别是面向西方读者用英文写的介绍中国的传统和文化一系列论著，却是只有钱锺书这样学贯中西的大师能够为之，是其他人所无法替代和比拟的。到目前为止，他的中文创作和学术论著都已有人涉足研究，并且在20世纪80—90年代形成了“钱锺书热”。但是，就他的英文论著来说，由于语言的障碍，至今仍无人问津。使我们至今看到的还只是“半个钱锺书”，无法了解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化活动的全部。笔者于数年前开始对钱先生的英文论著进行搜集和整理并带领研究生逐篇翻译，现在基本上已使这座沉在学海深处的瑰丽的学术之峰浮出水面，显出了它的基本的轮廓。大致说来，钱先生的英文论著从研究视点上来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西方人的视点来考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第二类是以中国民族和传统的视点来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和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就第一类来说，他在牛津大学所作的长达10余万言的学位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是这方面的代表。该文全面考察17、18世纪英国文献中有关中国的记载，并对这些记载进行认真的梳理，辨别真伪，考察承传。让人们了解当时英国人所看到、听到和想象中的中国和中国人以及他们怎样以西方的习惯和价值标准来看待和评价中国事物、历史和文化。文章分为三大部分，对17世纪的考察是第一部分，对18世纪的考察分为（）（）两大部分。就17世纪来说，英国人对中国的园林、建筑、陶瓷、印刷术及火炮等是倾慕的。甚至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诗歌、古老的语言等古老文明也是赞赏的。特别是儒家思想受到了极大的赞扬。还以清兵入关的历史事件为题材创作了五幕悲剧《鞑靼人征服中国》。当然也存在着对中国的批评和误解，如指责中国人狂妄地认为“欧洲人有一只眼睛，他们有两只，世界上其他民族则是瞎子”;把“围棋”这一名词，即“纬”的意思误认为是动词等等。到18世纪，钱先生考察了斯威伏特、笛福、艾迪生、伯蒲、斯蒂尔、大卫·休谟和哥特史密斯等人在作品中对有关中国的描写。特别考证和介绍了《赵氏孤儿》和《好逑传》在英国的翻译和传播。指出:18世纪英国人对中国人的欣赏不如17世纪的先辈们，对中国人的了解也不及同时代的法国人。Hurd带着批评的态度研究了中国戏剧，也因此中国文学第一次被涵括入比较文学的视野。……多亏了沃伯顿和Monoboddo这样的人，汉语被“置入”语系中，也被算进了比较语言中。18世纪英国作家对中国文明总的观点是“静止”;他们对中国人的“智慧”的总结论是“在科学上劣于欧洲人”;对中国人的 性格总评是“诡计多端，投奸取巧”;对中国古风的总括是“吹嘘、伪饰”。虽然18世纪英国文学总体上充溢着对中国文化的否定和批评，但英国学界还是对中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甚至开始大规模地介绍和翻译中国古代的作品。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由于鸦片战争的爆发，中英之间由大使所建立的友好关系最终被破坏了，相互恶意的诽谤成了主流。这类文章重在考察西方接受中国文化的历程，对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有重要的文献参考意义。对此我们将另文详加论述。他英文论著的第二类，即以中国民族和传统的视点来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和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的文章。限于篇幅，他用中外比较的方法研究文艺理论问题的文章我们也将另文探讨，本文主要来考察他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和纠正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解，对中国书的误读和误导的系列英文文章、序跋、书评、短评等。
二
钱锺书先生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文中曾谈到一些顽固官僚对西方一无所知:“汪康年有一条记载:‘通商初，万尚书青藜云:天下哪有如许国度!想来只是两三国，今日称“英吉利”，明日又称“意大利”，后日又称“瑞典”，以欺中国而已!’又满人某曰:‘西人语多不实。即如英、吉、利，应是三国;现在只有英国来，吉国、利国从未来过。’” 可见海禁初开时中国人对西方还含混不清，漆黑一团。其实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特别是对中国的传统和文化也知之甚少，充满误解。这种双重的误解，构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困难。钱先生的很多文章就是在做这种消除误解的工作。他用中、英文发表的一系列的书评、短评，大多就是在做这种中西文化沟通工作。他早年在《新月》和《大公报·世界思潮》发表的中文书评，其中《美的生理学》、《一种哲学的纲要》、《大卫·休谟》、《作者五人》、《约德的自传》等都是向中国人讲述西方的理论或哲学。他的一系列英文论文、序跋、书评、短评，则多是正面地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文学传统，在纠正西方人对中国文学的误读和误解中向西方人讲述中国的文学知识。
《苏东坡的文学背景及其赋Su TUNG—Po’s it-eray BACKGROUND AND HISPROSE—POETRY》 ，是为C.D.Le Gros Clark先生的英译评注本《苏东坡的赋》所作的前言。文章面对西方人概略地介绍了宋代的时代风气、文学特点、苏东坡的文学成就和创作风格。
就宋代的时代风气来说，钱先生认为:宋人好问但缺乏思辨，充满好奇却缺少神秘感。因此，他们的理性主义不能进一步发展，缺乏冒险精神，而且狭隘。较之于中国人通常的悠闲气质，宋人过分严肃、理性和拘泥于道德细节，令人既讨厌又可笑。他们过分琐细而牵强的诡辩中存在着某种令生命瘫痪、萎顿的东西。同时，钱先生也肯定地指出宋人开始认真地从事文学批评。他们写了大量书话，热衷讨论作为中国文学批评载体的文学准则。称赞宋代哲学家对内心变化的研究是无与伦比的。在中国思想史中，人性从未得到过如此严格的考察。同时，钱先生也指出，宋代的文学批评，正如除刘勰《文心雕龙》外所有的“新文学运动”前的中国批评，善于抓细枝末节，过于重视研究最恰当的词在最恰当地方的运用。而他们对人性的考察也是病态地自省，在自己的意识流中，他们始终感觉着道德的激动与挣扎。有着泯灭人性的缺陷。
就宋诗来说。钱先生认为和优雅脱俗的唐诗相比，宋诗似乎长了血肉，变成了一个纯粹的俗物。宋诗承载了更多的思想重负，缺少含蓄而随处可见赤裸的思想和露骨的说教。比起唐诗整体的“纯真”，宋诗也许可称为“善感”。但是，宋诗用情感和观察的细腻弥补了他们丧失的童稚的纯真和热烈的抒情。他们对情感的细微体验比唐代诗人有更好的感觉，这一点特别表现在他们的词中，宋代也正以这种歌诗而著名。他们最令人头痛的事或许是他们的博学与引经据典，这使得对他们的欣赏，即便是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内行人的奢侈了。
就苏东坡来说，钱先生认为他没有沾染这种时代风气。称赞作为诗人，相对那些“多愁善感”的同代人，苏东坡是最“纯真”的了。虽然不能说是完全的“天然去雕饰”，但他的诗歌散发的已是汉语所谓的书香，而非油灯气。他的令后人难以企及的诗艺似乎更是幸运的偶然而非汗流浃背的辛劳之果。比起和他并称宋诗双璧的黄庭坚，苏东坡在情感方式上更显自然、单纯。他的风格多样，且“自然流动”，如行云流水。称赞他在精神上是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并肯定了他多方面的文学成就。
就赋这种文体来说，钱先生介绍了苏东坡的独特的贡献。在其它种类的写作中，他只是沿着与他最近的先辈的道路有所发展，而他的赋，却是文学史的奇迹之一。在苏轼的手里，赋成了一种全新的文体。他是庾信以后最伟大的赋家。唐子西说苏赋“胜所有古人”，这并不夸张。另外，钱先生指出苏轼的奇思、乐天、幽默和善用比喻的特点。并特别提出一般批评家一直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区别苏赋和他的其它写作的节奏上的差异。苏轼文赋中常见的风格，是“显著地急促”。但是他经常会慢下来，几近于停止，好象他在爱抚他说出的每一个字。并以《赤壁赋》第一部分为例来说明这一特点。
在为克拉拉·M·凯德琳·扬（ClaraM.Candl in Young）翻译并作传的《中国的爱国诗——陆游的剑诗》（The Rapier of Lu，Patriot Poet of China）” 一书写的评论中，钱先生在批评这一古怪的书名时介绍了《剑南诗稿》和陆游的总体精神风貌及他诗歌的特点。陆游颇有点把自己幻想成一名剑客，沉溺在对自己少年豪情的追忆中。他告诉人们一天晚上，他梦见他从右臂下抽出一把明晃晃的短剑刺向前方。在这里，武器是陆游斗志昂扬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一种象征。在《还乡（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中，钱先生比较系统地探讨和介绍中国神秘主义哲学家们的思维特点。在为肯尼斯·斯科特·拉托莱特著的《中国人:历史和文化》一书写的书评中 ，钱先生介绍了中国的田园诗。指出中国诗实则是自古以来就有抒情性的。钱先生介绍了三国六朝时期的重要的文化事件，如“清谈”之艺术的兴起、玄学及汉代所有学者中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郑玄，是他为以后几百年来汉语研究定下基调。指出在中国文明史上，有些时代已被概念化了，正如英语中“中世纪”，“文艺复兴”，“复古时期”及“维多利亚”等这样的概括一样，这些时代被用来指示某种风格或哲学模式时，它们是编年的而且还是批评的、描述的，譬如:在学术上西汉（西京）对应东汉（东京），在诗中唐宋相对。此外，钱先生还阐述了有关中国人的“面子”和中国的“风水”的问题。就“风水”来说，钱先生认为中国人特有的这种地域概念是基于我们称作地志及万物有灵论，本质上与美学中对地势欣赏中的移情是相同的。从移情到信仰Mana（美拉尼西亚人崇拜的一种超自然力量）只是一步之遥。风水是从有同感的符号主义开始的，符号主义将生命模式归因于地形，而风水一说的结束是以幻神和禁忌共同促成的。……然而沉淀在幻想中的有时是一些合理的常规，例如，房屋应面朝南这仅仅因为朝南的房屋会冬暖夏凉。Mana固有的某种位置和形状按照风水来讲总是很神秘的，其实原因只是人总爱把常识弄得不同寻常、荒诞无稽、使之圣化的这种弱点，这也是人性弱点的一面，想要把常识圣化于是便使之超乎寻常。等等。
纠正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解，对中国书的误读和误导是钱先生这些英文文章的一个重要内容。具体说来，钱先生主要纠正西方人三个方面的错误:即常识性的错误;理解性的错误和认识上的错误。
就常识方面来说，凯德琳·扬在她的书中把陆游的“雪中忽起从戎之兴”（“in the Snow—Storm”）四行诗中的“桑乾”翻译成“枯桑树”。钱先生指出“桑乾”是古代中国诗人造的非常有名的一条河的名字，不应该逐字地翻译为“枯桑树”（withered mulberrytrees）。另外，作者不懂中国律诗的基本格式和规律。钱先生对此做了介绍:即由八行组成，第三行和第四行形成一个巧妙的对偶句，（即颈联）第五行和第六行形成另一个对偶句（尾联），规则是要有一个表达主观情感内容的对偶句（即表达诗人的所想和所感）和表达客观内容的对偶句（即描写诗人的所见和所闻）。指出虽然这个格式并非坚定如铁，但广泛地被诗人们遵循。而扬女士如许多中国高层文盲的倡导者给西方人解说我们的古典诗一样，甚至不懂古诗基本的规则，结果她常任意地把一组对偶句中的一句加到另一组中，那么就搅乱了诗句的平衡，并且使平行句相矛盾。指出拉托莱特的《中国人:历史和文化》一书中说班超是小说家，说唐代传奇是用白话写成的等常识性的错误。指出LeGrosC1ark评注和翻译的《苏东坡诗选》英文版中的错误:在“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中，“明月”也指一首诗，应用斜体。将《放鹤亭记》中重要的一句“秋冬雪月千里一色”丢掉了。再者，“苏子”和“东城居士”都译成了词面意思:“我，苏的儿子”及“东坡，退隐的学士”，这都是不恰当的。等等。
钱先生更多的是纠正西方人理解性的错误和认识上的错误。凯德琳·扬认为陆游最后写诗处于贫穷中，并断然宣布“晚年他太贫穷了，除了善施的邻居给他几碗饭他经常是吃不到一碗米饭。”钱先生指出:陆游有俸禄肯定比杜甫和苏东坡过的舒服。即使他的俸禄期满后他没有要求再续发，但他有有地位的朋友和赞助人，不久之后他就被再次招回朝。他第二次也就是最后一次退休并且又得到最后一次俸禄。扬女士不懂得炫耀贫穷是中国文人的习惯，即便是今日，当一位中国的百万富翁冒充文化人的时候，夸夸其谈地讲述他的赚钱的工作源自于乞讨，他的钱袋是由一个个铜板一点一滴地积攒起来的时候，如同西方诗人谈论他们强烈的感情一样，中国诗人喜欢炫耀他们的贫穷。后来，钱先生在一篇通信（CORRESPONDENCE）中和《书林》（PHILOBIBLON）季刊主笔讨论扬女士翻译陆游诗的问题时，又介绍了中国古诗的用典问题 。扬女士摘抄了陆游涉及贫穷的诗歌并且反复说明:“年老时他是如此贫穷，以致于经常没有饭吃，只好从临近的僧人那里讨要一些饭食。”对此，该刊主笔认为扬女士“有着一个富有想象力而又实际的女性的头脑。”钱先生指出扬女士不了解中国古代诗人运用典故的情况。陆游的诗《霜风》大概是扬女士信息的来源。那一年十月的寒风凛冽无情:“岂惟饥索邻僧米，/真是寒无坐客毡。”
乍一看，诗句所描绘的只是普通的实际情形。但是，一个修养深厚的读者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是陆游用了唐朝诗人的典故，“以使他自己温暖”。第一行暗用了韩愈寄卢仝的诗:“至今邻僧乞米送，/仆忝县尹能不耻。”
第二行用了杜由戏简郑虔中的诗:“才名三十年，/坐落寒无毡。”
第二行诗在《新唐诗》卷二百二中以其错误的引述形式而广为人知:“才名四十年，/坐客寒无毡。”
陆游融合了杜甫和韩愈的诗句而形成了他自己的诗句。中国古诗常常有一种欺骗性，即使对于本国的古典名著知之甚少的读者来说，也是充满了陷阱，很容易把仅仅是文学典故的内容作为自传性的实情。我们的古代诗人精于这种暗引的艺术，或者正像其中的一位诗人的巧妙的说法:“诗之用典如水中着盐，一个人仅仅是通过水的味道得知它的存在而不能看到它。”扬女士把陆游的诗句“秋风抚剑泪汛澜”翻译为:“In the autumn wind/I grasp my rapier/With surging tears.”钱先生嘲讽地说:这必然让女人的武器——落泪，玷污了他男人的脸颊。扬女士把汉语中的“抚”译为“grasp”，这就把男子汉气概削弱为一种姿态，仅仅意味着“抚摸或触摸”。再如，拉托莱特在《中国人:历史和文化》一书中说:“陶潜仍是那时著名的诗人，虽多次居官他仍向往退隐和恬静的生活。有趣的是，晚年他认识了慧远和尚，比起他人慧远似乎是佛教净土派早期发展阶段最为关键的人物……中国最著名的书法家之一王羲之在信仰上可以说是一位道教徒，也生活在这一时期”。钱先生指出:“拉托莱特教授无疑曾将陶潜作为中国最伟大的田园自然诗人来评价的。而且，他的两个论断都是误导性的，王羲之被称为道教徒或许只是因为他退官后和道士许迈的交往，还有他服用根据道家药方开的药。然而在他早年就已极热中于道家的长生不老药了。可这些并未阻止他抨击道教教条，他认为道家是“虚伪而荒谬的”（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正如许多现在“异教的中国人”向基督教传教士寻求医疗上的救助却不信基督教一样，许多古代儒教信奉者饮食遵循道家同时却猛烈抨击道家哲学，例如崔浩、韩愈。至于陶潜与慧远的相识本来没什么值得奇怪，拉托莱特教授特别提到这一点使读者误认为陶潜倾向佛教，但陶潜与众不同之处之一正是他在道教、佛教兴盛时期依然是一个虔诚的儒士。”
亨利·贝赫纳赫在他的《神父马修·赫西（Matthieu Ricci）和当时的中国社会》 一书中特别强调了马修·赫西在中国的学术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说他是1917年中国文化复兴的前驱;说他那些恢复了儒学原本纯净性的著作被新儒家所继承;说如果被传教士引入中国的哲学和逻辑学已经被中国知识分子吸收，那么中国思想家的学术研究可能已经被深深地改变;笛卡儿、莱布尼茨、斯宾诺莎这样的西方顶尖思想家的著作可能早就被翻译过来了。钱先生对诸如此类的认识上的错误进行了逐条的批驳。
钱先生指出:这些伟大的新儒家学者，远非贝赫纳赫所认为的那样，接受基督徒的教诲，而常常是那些所谓新学说的公开的反对者。即使在欧洲人具有无可争辩的优势的数学和天文学领域也是如此。在东方，清代学者固执地拒绝阅读任何关于基督徒的贡献的小说，并且极力贬低它。钱大昕、梅毂成、孙星衍、全祖望、俞正燮，随意举出这样一些显赫的名字，他们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任何区别。人们从俞正燮的一篇关于人体解剖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它与传教士所教的知识之间有着令人发笑的差距。以一种顽固的智慧，他非常自得地证明传教士关于人体生理学的描述只能适用于欧洲人的身体，在他们的身体中，知识的位置不是心脏而是大脑。其寓意就是只有像欧洲人那样无心的中国人才会信奉基督教。至于说马修·赫西影响了中国新文学运动，钱先生说:我们有幸离这个运动足够近，因而知道这种影响等于零。贝赫纳赫神甫一个中心的观点就是:如果创办教会大学的活动在中国没有受到抵制，中国文化将变得多么辉煌。文艺复兴早就会在1917年以前出现;笛卡儿、莱布尼茨甚至斯宾诺莎早就会成为中国学者的研究对象:在这样一种总的思想指导下，科学研究将会迅猛发展。对此钱先生写道:在一幅如此生动鲜活而失之交臂的图景面前，我们本应该感到沮丧，但是贝赫纳赫神甫却一再努力让我们确信这些延迟了的希望实际上在1917年变成了现实，并让我们确信，由于有以马修·赫西为首的西方传教士为中介，我们正在享受文艺复兴的好处。确实，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是落后的，而古罗马人几乎没有支持过自然科学。传教士也确实把自然科学知识带进了中国。但是，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也是贝赫纳赫神甫自己所承认的，对于早期在中国的传教士来说，科学只是神学的辅助手段或者说是神学的虚有其表的附庸，只要它适应于信仰的目的与兴趣就能够存在。科学一点一点地侵蚀上帝的地盘，但是信仰，就和党派政治一样，往往是一个有诸多禁忌的实体，它阻挠自由的认识活动。一旦基督教教义或者罗马天主教思想的译本在中国普遍扎根，科学研究还能够继续和稳定进行吗?在贝赫纳赫神甫看来，教堂在欧洲是有组织地阻碍新思想传播的、反启蒙主义的堡垒，它的精神影响是文艺复兴所坚决反对的，而在中国则似乎变成了启蒙主义、激进主义、科学和文艺复兴的温床。钱先生指出:不管教会大学在清初是否受到干涉，我们的看法都不会改变。如果受到了干涉，罗马天主教思想就不可能是这一运动的遥远的源泉。如果没有，为什么要去想象那些只是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呢?贝赫纳赫神甫极力想在两方面都予以肯定。他首先热切地想象那些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然后欣喜地把它们当成时间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而引为他的证据。这里存在着糟糕的史实错误和更为糟糕的逻辑错误。此外钱先生还批驳了另外贝赫纳赫认为朱熹歪曲了孔子，而马修·赫西和汉学家则看到了真正的孔子及把曾国藩看成是像瞿太素这样血管里渗透着基督教思想血液的学者等错误认识。
三
钱锺书先生一系列的英文论著，尽管不是用母语写的，但是丝毫也不失钱先生汉语文章幽默风趣，奇思妙譬的个性风采。仍然保持了谈笑说真理的一贯风格，显出钱先生学惯中西的渊博知识及娴熟地掌握和运用英语的技巧和能力。比如，在《苏东坡的文学背景及其赋》中，谈到苏轼因对宋代道学的夸夸其谈不以为然而多次受到朱熹的指责时，钱先生嘲讽地说:“在某种程度上讲，得不到朱熹的表扬已是不小的表扬了”;谈到锺嵘的《诗品》时，钱先生认为，与其说锺嵘是一个批评家，毋宁说其是一个诗体源流的研究家。他对诗的分类方法就像把羊简单地区分为山羊和绵羊，并在他认为恰当的地方施以褒贬，这完全是批评的对立面，更不用说他追溯文学源流的徒劳了;当比较唐诗和宋诗的不同的轻灵时，钱先生认为宋诗和西方诗歌相比，它看起来还是足够轻灵和轻盈。但宋诗的轻灵不是柔和的薄暮中振翼的蝴蝶，而是飞机飞翔时划出的优美曲线;《还乡》中论到西方哲学家为得到寻求真理的乐趣宁愿让它从手中飞走时，钱先生说“为了得到追求的乐趣而去追求真理，追求的实则不是真理而是乐趣了，这也许可以比作猫追着自己的尾巴嬉戏，尽管这样的比法可能会冤枉并未装腔作势的猫。”在文章的结尾，钱先生用禅僧写的一首寓言诗来说明“还乡”或“归家”这一暗喻比喻参禅或悟道的恰当。“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而后，钱先生非常风趣地说:“对现代环球世界的人及痴迷的游客来说，这很可笑。他们——看遍南极到北极的风景/从未拥有过灵魂。但那时我们中大多数人也不会在意拥有灵魂，只要有一点能使形骸存在便足够了”，在《中国古代戏曲中的悲剧》 一文的开头，谈到当时西方的中国古代文学热时，钱先生风趣地说:“有迹象表明我们的古代文学正再次受到欢迎，如同批评的锺摆又一次荡了回来”。谈到《长生殿》里唐明皇缺乏性格的内在矛盾冲突，他把杨贵妃交给了叛军，并与之诀别道:“罢罢，妃子既执意如此，朕也做不得主了。”钱先生风趣地说:“为唐明皇说句公道话，他的这番言辞倒还是含着泪，跺着脚动情地道出来的”。这些表达，无不带着钱锺书式的风趣幽默。从这里我们领略到钱先生的神采风貌和他的高超的驾御第二语言的能力。
 
注释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1940年12月发表在《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第1卷第4期。《China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1）》1941年发表在《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第2卷1—2期。《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21）》1941年发表在《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第2卷3—4期。
《钱锺书论学文选》第6卷第174页。花城出版社1990年6月版。
载《学文月刊》第1卷第2期，1934年6月。
载《书林》（PHILOBIBLON）季刊第1卷第3期，1946年11月。
载《Philobiblon》（《书林杂志》）第4期，1947年3月。
载《书林》（PHiLOBIBLON）季刊第1卷第2期1946年9月。
见CORRESPONDENCE《书林》（PHILOBIBLON）季刊第2卷第1期，1947年9月。
载《书林》（PHILOBIBLON）季刊第1卷第1期，1946年6月。
载《天下月刊》（TheTienHsiaMonthly）第1卷第1期，1935年8月。
 （《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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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游春的人

April 9, 2018, 11:0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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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陶洁

2017-06-04 12:53:13来源：往事

 

宇宙风社西风社谈风社同人欢送林语堂先生去国留影。前排左起：黄嘉音、林语堂夫人廖翠凤、陶亢德夫人何曼青、徐訏；后排左起：张海戈、林语堂、黄嘉德、张沛霖、陶亢德,其中，黄氏兄弟是《西风》社编辑，林语堂和陶亢德也参与投资。陶亢德、徐訏是《宇宙风》社同人，海戈是《谈风》社编辑。张沛霖，曾与林语堂合译《浮生六记》。（祝淳翔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6月1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一个游春的人 记父亲的朋友徐訏先生》）

三四年前，我新认识的朋友祝淳翔先生忽然发给我一张照片，问我是否认识上面的人。我一眼就认出前排坐着林语堂夫人和我母亲，后排站着林语堂先生和我父亲，我母亲的左边坐着徐訏先生，其他的人我就不认识了。小祝却说《徐訏作品评论集》里注明徐先生边上是他的妻子。我把照片发给我兄妹，他们的回答跟我完全一样。在跟小祝争执过程中，我忽然想起来我见过这照片。大约在1990年代，翻译家李文俊先生曾告诉我，他在一本林语堂推荐的书里看到过我母亲的照片。印象里，那好像是本武侠小说。隔了二十多年，老李不记得那书名。幸好，小祝在图书馆工作，对检索图书本事很大。他很快找到了那本书，原来叫《蓝田女侠》，里面的照片跟他发给我的一模一样，而编者魏绍昌对照片里的人物都做了详细的说明，徐先生边上坐的确实是我们的母亲。问题解决后，小祝建议我们向那些登了这张照片而注释错误的出版社提抗议。但我们兄妹都不同意。认为父母亲不会计较这种乌龙事的。父亲说过：“徐訏和我共编《人间世》不过一年左右，但从此成了好朋友，连彼此的妻子也成了熟人，时常来往。他夫人姓赵，夫妻间发生争吵时，她常来向我妻子诉说。她似乎很天真，后来上了一个坏人的当，终于和徐訏离婚。”

有意思的是，我们兄妹都能一眼认出徐訏，但没有人知道他的这位赵姓妻子。小时候，我们住三楼，二三楼之间靠大门一侧有个小窗户，母亲在那里挂了个带绳子的铃铛，绳子垂到大门外，客人一拉绳子，我们几个小孩就会飞奔下楼，打开门以后，大喊着来者的名字又飞奔上楼。母亲就会说，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叫“×叔叔”或“×伯伯”。我们对母亲的呵斥好像不大在意，下一次还是可能直呼其名。

然而，有一个人，我们从来不喊他的全名，永远称他为“徐伯伯”。他便是徐訏先生，我们最喜欢的客人。他叫得出我们每个孩子的名字，也会摸摸我们的脑袋表示友好。他常常一坐下来就对我们说：“徐伯伯请客，徐伯伯没有钞票，一人一副大饼油条。”有意思的是他说上海话，但永远把“大”字说成“duo”。我们觉得很滑稽但从来没有去纠正他，因为我们都眼巴巴地等着他掏钱。现在想来，他是用这个办法让他有些安静的时间可以跟我父亲认真谈话讨论问题。而我们喜欢他也是因为他是父亲朋友中唯一会让我们得到平时难得享受的零食的人。

根据父亲的回忆，他跟徐訏相识于林语堂创办《人间世》的时候。那应该是在1934年，在大哥出生以前。在他未刊回忆录之《林语堂这个人和〈论语〉》一节里，父亲说：“我说是说帮助林语堂编辑《论语》，实际上是《论语》的编辑任务完全在我肩上，林语堂除了写一篇《我的话》之外，一切不闻不问，这是他的好脾气，以后办《人间世》和《宇宙风》都是这样。”在《〈人间世〉与周作人五十自寿诗》一节里，他用很长的篇幅谈徐訏先生。他说他在编《人间世》时没有辞去《论语》的编辑职务，“我一个人顾不周全两个半月刊，于是就请徐訏来帮忙”。因为“当《人间世》将出的时候，他从萧山寄一封信给林语堂，信的开头和结尾当然称师道学生，虽然林语堂在北京大学教的是英文”。（陶洁注，徐訏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在《人间世》的“版权页上印的是主编林语堂，编辑徐訏和我”，但父亲认为，“他能写诗会写小说，所以是作家而非编辑人才”，理由是，“他后来编辑过《天地人》和《作风》两个刊物，都不怎样畅销，寿命也不长久，倒是托西风社经销他自费出版（名夜窗书屋）的小说却风行多时，在解放前夕出版的《风萧萧》，尤为畅销。……《人间世》停刊之后，曾在生活周刊社主持过书报代办部的丁君匋，请徐訏编辑《人世间》，我亦列名编辑。这刊物在我看来，大有冒牌《人间世》的气味。人世间这三个字就是用的人间世三字。”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妨碍他们的友谊。父亲满怀感情地回忆：

“徐訏在我患难时曾经设法想帮我一个大忙，虽然没有实现。1941年中秋节，我从香港来上海，目的是运一批在上海印刷的书到香港转内地。到书印成运出了，我就打算再去香港，到香港去的船票也在附设于上海银行的中国旅行社买好了。谁知到船期前两三天去旅行社拿船票时，旅行社职员同我相商，说有一位客人急于去港，我的船票能否让给他，我则下一班船去。我本无非照预定日期动身不可的急事，既然有人有事必须早走，利人而不损己，我欣然答应改迟一班轮船动身。谁知这一答应，后果极为严重：日本对美宣战，沪港交通断绝，我陷身于上海。

“这时候我的经济情况应该说是相当好的，多的积蓄没有，几千块钱是有的。但由于我不会囤积居奇，只知道存款于银行，所以手头所有，只是零存整取和定期存款的银行存折，例如给大儿长女存的所谓教育基金，就有一千多元（后来到期支取，只够买半支铅笔了）。

“战争之初，我靠退还船票的钱养家活口，但这支撑不了多久，我知道徐訏有同乡兼朋友魏友棐先生是银钱业中人，我请他转求帮一个忙，拿一个新华银行的长期存折，支了四百块钱。我存的是法币，支的却是储备票，而一元储备票，要算两元法币。

“过了不多久，徐訏来告诉我，他要到内地即抗战后方去了，还问我愿意不愿意和他同行。到这一天，我才知道他在中央银行有着一个‘挂名差司’，即只拿薪水不必去工作的职员（务）。我对他说，我当然要到内地去，上海现在还怎能生活，但我没有旅费，拿定期储蓄上银行支取现金，是可一不可再的吧。他说，旅费由他去想想办法看。过了几天，他来告诉我，他已经为我借到了两千块钱，作旅费是够了的。我因为同他总算熟朋友了，忘乎所以，告以心事，请他为我再设法一千元安家之费。他说，好吧，我试试看。那时候，我正是一家八口：家乡两老，上海四个小孩，加上妻子和岳母。我到了内地，找个工作大概不至于没有办法，但月薪所得，自己生活之外能否再赡养八口之家，实在没有把握，如果不能，我不能不想到一家人饥寒交迫的惨状，我不会不心乱如麻惶急不安的。我想起老舍到内地后给我的信，说他月薪所得仅够一己生活，妻儿衣食之费，望我千万勿忘了应该给他的版税，如无版税可付，千万代为设法即借他些钱汇给他夫人胡絜青。以老舍的名与才，在内地工作收入还仅够他一人糊口，我是什么人，能比他赚更多薪金吗？当然听说不少人连不识之无的也大发其国难财，但我无此本领。

“过了好多天，不见徐訏来。我有些焦急，就和妻同到他寓所看他。谁知走到他门口，只见他的仆妇在把书装进一只木箱。一看见我就说先生已经走了。当时我一听这句话，不觉凄然，简直是悲从中来，潸然泪下。木立了几十秒钟，一拉妻的手臂（她还在问几时走的）反身就走……在路上，我很怪徐訏的不辞而别。但后来细细一想，应该责怪我自己才对。我的心的确想离开上海，但我的行动却很可能使徐訏认为我不想离开上海，否则，既已为我筹措了两千元旅费，怎么还要他再想办法借安家费呢？换了我，也许不会不告而别，但徐訏能够忍心出此，还足见他过人之处，能够当机立断，不婆婆妈妈的，因为他如果没有再为我借到千元，是负我之托，那时如极力劝我离家，似乎强人所难，借到了呢，我会不会得寸进尺，要求再多借些呢。还有到了内地之后，倘我的收入不够养家活口，他是认识我在上海的老幼妇孺的，他也许不忍想到他们的啼饥号寒，负起使他们冻馁的间接的责任。”

徐訏1960年代摄于香港。（资料图/图）

徐伯伯告诉父亲他想去内地时，父亲托他找找老舍，请他帮忙为父亲找个工作。徐伯伯确实找了，可惜没有成功。后来他还为此写过文章。他跟我父亲在抗战胜利后两年又重新见面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谈起当年不辞而别的事情，但从父亲的回忆录里可以看出，徐伯伯想帮助他的：

“解放之前不久他办过两个出版社，第一个在愚园路，老板或合伙人姓陈，年纪很轻，还在大学念书，家庭似乎是资产阶级，他是代他叔父出面的。办了不久，散伙了。第二个在外滩一所旧大厦里，老板或合伙人是经商的，但与音乐家相来往，到过他们写字间的有歌唱家周小燕，词学大家龙沐勋，写有关音乐文章的钱仁康。钱君曾惠寄不少文章给《论语》，但以前未曾见到过。这个出版社也存世不久。徐訏怎么找到这两位老板或合伙人，我不知道也不晓得他有这样的资本家相识。他拉我做这两个出版社的经理，虽月薪有限，盛情总令人感激不尽的。惜乎这两个出版社都出书极少，前一个似乎没有出过一本书，后一个至今记得也只有一本王予的小说集。所以我的名为经理，实在徒有虚名，而且那时节我正在大难之后，神经麻麻木木的，百事无兴趣。幸而不久上海就解放了，出版社甚至在解放之前就解散了。”

我想我们孩子们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跟徐伯伯熟悉的。父亲说：“徐訏在国内印行的风行一时的长篇小说《风萧萧》就在这时出版，同时还出了诗集两册，本子很大，篇幅很多，我怕销路不好，劝他不印，他却满有把握地毅然排印，结果如何，记不得了。”

徐伯伯是在解放初去的香港，行前曾来我家。父亲说，“解放之后，他来看我，说是从故乡来，要去香港了，问我去不去，有人约他在香港编一本画刊。我说当年我不离开上海，犯了个大错，现在如果离开上海，那就要犯特错了。香港这个地方，我从1938年初去到1941年离开，前后足足待过两年多，对这块地方比上海更为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像我这个既与国民党反动派无一丝半缕关系，又非英美留学生的穷汉，是绝对大不宜居的花花世界……我以直言相告，他不说是与非，我也没有劝他不要去，因为我猜想，他的打算肯定比我精明。我知道他在解放区不是不可能安居乐业，他的熟人中不是没有革命文人，他之决心去香港，总有他的考虑。”

在我看来，如果那一天我们孩子在家的话，一定又会吃到一副大饼油条，但一定不会知道他要走了，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我做过一件对不起徐伯伯的事情。大概在我上初中二三年级的时候，老师开列了一个书单，问大家是否看过上面的书，我正好看过《风萧萧》，于是我写了一篇文章，进行“批判”。

可能是1980年代初，我有了资格进北大图书馆的书库，有一天在查找资料时发现徐伯伯写的一篇文章，说我父亲曾经想给孩子起名叫“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我看了吓一跳，因为我哥哥确实叫“陶明”。那我不是该叫“陶白”了？这在我看来是个很难听的名字。我问父亲是否有这么回事。他说是真的。但我出生后他想起了贾宝玉说的，“女孩都是水做的”，便决定他的女儿要有三点水偏旁的字做名字。

最近我发现父亲写的一篇《徐訏闭户写农村》，篇幅很短，抄录如下：

“徐訏的文章初见于《论语》半月刊时，是半幽半默的散文，读者原不甚多，后写小说《鬼恋》，人为之迷，从此写他特有的那一套，《神经（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呀，《荒谬的英法海峡》呀，到《风萧萧》出而登峰造极，成了太太小姐的崇拜人物。有其人必有其文，写这一套的徐訏的为人，就有点怪僻荒诞，追求起女人来会得一天写十七八封情书，和太太一言不合会得一怒坐上法国邮船，去巴黎研究他的老本行哲学。巴黎住一阵就去比利时，比利时看一下再到英伦，然后坐统舱回国，抗战将结束时飞到美国，看不惯美国的花花世界，写了首咒诅纽约的诗回上海。

“解放之后，不大看见这个瘦长子小说家，据说在家里写他的农村小说。朋友觉得徐訏而写农村，有点笑话奇谈，他却一本正经，说原是八年前的未完之作，现在不过想修改一下续完罢了。其实他是宁波乡下人，入北京大学之前，原也不曾与农村隔离，他的叔父现在还是一个老农，所以要写农村未尝不可。问题是农民的苦乐，不像《神经病患者的悲歌》那样容易凭想象，随便架起空中楼阁来。要写得有血有肉，还得回宁波乡下和农民生活在一起。”（原载1949年7月25日《亦报》第一号第二版，署名：孺牛）

用两篇文章写徐訏，说明父亲跟他的交情确实非同一般。

1978年，我有机会出差到上海。妹妹正在为父亲平反一事四处奔波，大家开始看到希望。母亲忽然告诉我，徐訏给父亲来信，但父亲拒绝回信，真是冷酷无情。我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不回信，他说没什么好写的。我说，看来徐伯伯还是记得我们的，我们还是应该回信的。父亲没有吭声，我很快离开上海，也就把这事置之脑后。1979年，我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可能是1981年，有一次跟美籍华人作家於梨华见面，不知怎么她讲起徐訏。我喜出望外，要她告诉我徐伯伯的地址。於梨华的回答给我浇了一盆冷水。原来他已经去世。我黯然神伤，父亲即便想回信也无处投递了。

父亲在回忆录里说：

“在1980年吧，上海鲁迅纪念馆陈世雄先生突然光临敝寓，出示鲁迅先生书信手抄件一文，上无收信人姓名，说是从由徐和我署名编辑的刊物《人世间》抄下来的，问我是不是这封信的收件人。我一看信的内容就回说不是给我的，那么只能说是给徐訏的了，但我不敢断言。后来陈先生探听得了徐訏在香港的住址，写信去问，得到答复确是写给他的。到了1981年上半年或1980年下半年（陶洁注，应该是1980年的下半年），陈先生转来徐訏给我的一封信，陈先生还附言劝我复徐訏一信。

“徐訏这一封信，写得相当长，也流露不忘我这个贫残老友。他说他在教书为生，因觉三不足而名斋为三不足斋，经济不足，精力不足，时间不足。……他问到我妻儿情况，又说他曾经向他和我都认识的何君问我情况，何君复信推说不知道。这封信写得有感情，末了还希望我给他回信，至盼至盼云云……”

父亲说他“是怀着不可弥补的抱歉心情记述徐訏的”，还说了他从迟疑不决到决定不回信的原因。他认为如果回信说“托庇平安乏善足陈……那等于没有回信”，但要他“历陈颠末缕述详情……”他“没有这样的性情”。然而，最主要的原因居然是因为“他远在海外，我又完全不知道我们所最为重视的政治面貌如何”。父亲还转述了周黎庵先生在香港的友人马君的信，说“徐訏还曾托黄苗子到北京路过上海时代他探望我一下。黄苗子当然没有来看我……马君信上有两句动人的话：伯訏常念亢兄体弱，故切托黄君代为一候，未料其先捐馆舍也”。为了“稍赎前愆”父亲把徐伯伯的来信完完全全地抄了一遍。

父亲还说，“徐訏的文学作品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我这个文学门外汉不敢开口。我只感觉他的为人，能待人善接物，和他相识的人，没有一个会说他坏话，特别是女性。……徐訏去了，我时常想起丰子恺小时送他的一幅画，题为‘游春人在画中行’的。徐訏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游春的人，行走于游春的仕女群中。”

父亲的回忆使我想起丰子恺先生也曾送给他一幅题为“贫贱江头自涴纱”的画。我母亲认为这画不吉利，自从有了这幅画，我家的境况就一年不如一年。但父亲好像很欣赏，还以画题为题写过回忆丰子恺的文章。

徐伯伯于1980年去世，父亲也于1983年离开人世。也许他们两位老朋友已经在地府相聚，互诉衷肠，畅所欲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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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留学文化研究书目

April 10, 2018, 1:5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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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中国留学文化研究书目作者：许叔叔

序号

书名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

1

《近代中国留学史》

舒新城著

 

民国16年（1927年）

2

《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

王焕琛编

台北国立编译编

1980年

3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

陈学恂、田正平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年

4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83年

5

《中国留学教育史》

林子勋著

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

1976年

6

《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

王奇生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2年

7

《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1872—1949）》

汪一驹著，梅寅生译

台北桐城出版社

1978年

8

《中国留学史萃》

留学生丛书编委会编

中国友谊出片社

1992年

9

《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

田正平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6年

10

《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

李喜所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2年

11

《中国近代留美教育史略》

黄利群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0年

12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两册）

张允侯、殷叙彝、李峻展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1986年

13

《近代中国的留学生》

李喜所

人民出版社

1987年

14

《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反思》

黄新宪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0年

15

《留学生与中国的社会发展》

周棉主编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1997年

16

《留学与救国：抗战期间海外学人群像》

王奇生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

17

《清季留学政策初探》

陈琼王莹著

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1989年

18

《借鉴与融合：留美学生抗战前教育活动研究》

谢长法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

19

《清末山西留学生》

郭荣生编著

台湾山西文献社

1983年

20

《清末留学教育》

瞿立鹤著

台湾三民书局

1973年

21

《清代留学运动史》

董守义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5年

22

《中国幼童留美史》

高宗鲁译著

台湾华欣文化事业中心

1982年

23

《留学生大词典》

周棉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

24

《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

孙石月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5年

25

《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

石霓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

26

《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

尚小明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3年

27

《留美生与民国时期教育学》

陈志科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年

28

《留学生与中国考古学》

徐玲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9年

29

《留美生与中国历史学》

李春雷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9年

30

《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

李喜所，刘集林等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0年

31

《留法纪事：20世纪初中国留法史料辑录》

周永珍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8年

32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的四川青年》

鲜于浩，田永秀著

巴蜀书社

2006年

33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实录》

相金科，吴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河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编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5年

34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赵静主编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4年

35

《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图录》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

36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

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资料丛书编委会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6年

37

《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3年

38

《欧画东渐：中国留欧西画家的艺术活动》

李超主编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9年

39

《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

单刚，王英辉著

中央编绎出版社

2007年

40

《留苏教育史稿》

郝世昌，李亚晨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1年

41

《主体的迁变：从德国传教士到留德学人群》

叶隽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年

42

《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

叶隽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43

《旅德追忆：二十世纪几代中国留德学者回忆录》

万明坤，汤卫城主编 ; 季羡林等著

商务印书馆

2000年

44

《近代中国女性日本留学史：1872-1945年》

周一川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

45

《中国留学史论稿》

李喜所著

中华书局

2007年

46

《走向西洋：近代中日两国官派欧美留学之比较研究(1862-1912)》

胡连成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7年

47

《清代外务部中外关系档案史料丛编·中英关系卷》第二册《留学办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大学，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编

中华书局

2007年

48

《江苏留学史稿：1840-1949》

姜新，小雨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6年

49

《胡适留学日记》

胡适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年

50

《中国留学教育史》

谢长法著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6年

51

《山西百年留学史：1900-2002》

侯殿龙，孔繁珠主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5年

52

《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840-1949》

李滔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

53

《庚款留学百年》

程新国著

东方出版中心

2005年

54

《留学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与发展研究》

吴霓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4年

55

《中国人留学苏(俄)百年史》

黄利群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年

56

《中华民国外交史料》

周琇环

台湾国史馆

1993年

57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

 

58

近代留美学生与中美教育交流研究》

彭小舟

人民出版社

2010年

59

《中美教育关系研究》

 

四川大学出版社

 

60

《龙与鹰(中美交往的历史考察)》

梁碧莹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4年

61

《圣约翰大学史》

熊月之，周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

62

《新史学：瞬逝的辉煌岭南大学六十四年》

陈国钦，袁征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年

63

《近代史资料文库》

庄建平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年

64

盛宣怀年谱长编（上下册）/

夏东元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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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唐诗三百首》相思、乡思的句子选录

April 10, 2018, 2:0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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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唐诗三百首》相思、乡思的句子选录作者：岁寒斋主

《唐诗三百首》相思、乡思的句子

杜  甫：

    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梦李白二首》（其一）

    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同上，其二）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夜忆舍弟》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孟浩然：

    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夏日南亭怀董大》

李  白：

    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金陵酒肆留别》

    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二首》（其一）

岑  参：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逢入京使》

白居易：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终期。——《长恨歌》

    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

        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于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

刘长卿：

    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新年作》

崔  颢：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黄鹤楼》

柳宗元：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

王  维：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李  益：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夜上受降城闻笛》

李商隐：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

张  泌：

    别梦依依到谢家，小廊回合曲阑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寄人》

（岁寒斋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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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正史与野史

April 10, 2018, 4:5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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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正史与野史



正史和野史，是人们学习、研究历史不可缺少的两大部类史料。千多年来，学人对于正史和野史的涵义以及它们分别在史料学之价值的认识，看法歧异，以至大相径庭。对上述问题的正确认识，乃是关系到正确对待史学遗产的问题，对当前的史学研究有着现实意义。

一

正史和野史的区分及其名称的产生，是在中国古代史学已经十分发展的情况下出现的。金毓黻先生认为:“正史之名，始见《隋志》。”(《中国史学史》，中华书局，1962， 102页)此乃本于《四库全书总目》“正史之名，见于《隋志》”(《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正史类·序》)之说。而新编《辞海》(1979年版)则谓:“梁阮孝绪有《正史削繁》，正史之名始见于此”。《隋志》成书于七世纪中期即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而阮孝绪(479-536年)是五世纪和六世纪之交的人，其《正史削繁》当比《隋志》早一百二、三十年。可惜阮书已佚，故我们现在讨论正史涵义，只有从《隋志》说起。

《隋书·经籍志》于史部书首列正史类，其序曰:“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往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可见《隋志》所谓正史，指的是《史记》、《汉书》一类的纪传体史书。除纪传体各史之外，尚包括关于这些史书的集注、集解、音训、音义、驳议等著作。刘知几撰《史通》，特叙《古今正史》篇，然其所谓正史涵义与《隋志》大不相同。他在《史通·古今正史》篇结末处写道:“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盖属词比事，以月系年，为史事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尽于斯矣。自余偏记小说，则不暇具而论之。”这里，刘知几是把自古以来凡“史臣撰录”之书，尽视为“正史”。因此，上起先秦的《尚书》、《春秋》，下迄唐初的官修诸史，不论编年、纪传，都在《古今正史》论列范围之内。他的正史涵义比《隋志》宽广得多。以上两种关于正史的涵义，多后世都有一定的影响。

《旧唐书·经籍志》承《隋志》体例，也于史部书首列正史，“以纪纪传表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因之。清中叶所修《四库全书总目》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传统认识，其《史部总序》云:“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正史类序》又称:“正史之名，见于《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明刊监本，合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有一。皇上钦定《明史》，又诏增《旧唐书》，为二十有三。近搜罗四库，薛居正《旧五代史》得裒集成编，与欧阳修书并列，共为二十有四。今并从官本校录，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与经义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史异也。”这是把“钦定”的《史记》等二十四史列为正史，并强调“未经宸断，悉不滥登”、“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从而使正史处于史书中之最崇高地位。而有关正史的训释音义、掇拾遗阙、辨正异同、校正字句等著作，均分别列于各史之后。自是，近二百年来，正史即《二十四史》遂成为一个固定的概念，至今为人们所袭用。

与上述传统认识有较多歧异的，是清代雍、乾之际定稿刊正的《明史》，其《艺文志·序》写道:“四部之目，昉自荀勖，晋、宋以来因之。前史兼录古今载籍，以为皆其时柱下之所有也。明万历中，修撰焦竑修国史，辑《经籍志》，号称详博。然延阁广内之藏，竑亦无从遍览，则前代陈编，何凭记录?区区掇拾遗闻，冀以上承《隋志》，而赝书错列，徒滋讹舛。故今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稍为厘次，勒成一志。”因此，《明史·艺文志》“正史类”所列之书皆为最近二百七十年之著作，内容多系宋、元、明三朝史事，体例则包含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这显然是受了刘知几《史通》之《古今正史》篇和《书志》篇的影响所致。现代史家华岗曾经给“正史”作一定义，其涵义颇类于刘知几之说。他在《中国历史的翻案》一书中写道:“所谓正史者，就是经过历代帝王的承认之一大套合法的官史，而且自唐代以迄于清代，其间所成的正史，都是由帝王所钦命的史官编纂而成的。”

以上关于正史的两种认识，一是指纪传体国史而言，二是指官修史书而言。前者内涵比较具体，后者内涵则过于广泛。鄙意以为:我们今天所称“正史”、“野史”，只是袭用史学上的一种习惯说法。我主张:史学工作者在研究工作中，对上述两种“正史”概念应有所区别:在一般情况下，可指官修史书为正史;在特点的情况下，似以沿用《四库全书总目》的说法为宜。

二

野史的出现，不独是对正史的补充，而且也大大丰富了史学的内容。

野史之名，始见于唐。陆龟蒙有诗云:“自爱垂名野史中”(《奉酬袭美苦雨见寄》)。陆龟蒙(?-881年)，唐末人，弃官隐居，躬耕于松江甫里，撰著不倦。这样一个“隐君子”，写出“自爱垂名野史中”，应当说是很自然的。在陆龟蒙看来，只有达官显贵才能上“正史”，而他这位“江上丈人”则以入“野史”为高洁。由此我们亦可窥见:野史和正史是大不一样的。史载:“(唐昭宗)龙纪中，有处士沙仲穆纂野史十卷，起自大和，终于龙纪，目曰《大和野史》”(《唐会要·史馆上·修国史》、《册府元龟·国史部·采撰二》)。沙仲穆与陆龟蒙大致同时代。这或许是迄今我们所知道的第一部以“野史”为名的野史著作。两宋以下，以野史命名的著作就逐步多了起来。如北宋龙衮撰《江南野史》，记述南唐史事;《宋史·艺文志》二、三分别著录《新野史》十卷和《野史甘露记》二卷，《明史·艺文志》“杂史”类著录《野获编》八卷、《傃庵野钞》十一卷、《三朝野记》七卷、《野记蒙搜》十二卷、《南诏野史》一卷;清代以来则有《南明野史》、《清季野史》等等。实际上，以野名史者只是野史中的极少一部分，野史的真正数量要比这大得多。宋人左圭所编《百川学海》、元人陶宗仪所编《说郛》、清留云居士所辑《明季稗史》，以及近人编纂的《清朝野史大观》等书，都汇集了丰富的野史资料。

从野史的渊源来看，它本是杂史的一部分。唐沙仲穆所撰《大和野史》，《新唐书·艺文志》即著录于“杂史”类。明祈承爜著《澹生堂藏书目录》，于“杂史”类分列野史、稗史、杂录三目。这都证明野史实出于杂史。《隋书·经籍志》史部“杂史”类跋语，概述了杂史在有关体例、作者、内容上的几个特点。从体例上看，西汉以来，有些史书，“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此其一;从作者身分来看，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史官失其常守。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记闻见，以备遗亡。是后群才景慕，作者甚众”，此其二;从所记内容来看，东汉以下，史学逐渐突破官府藩篱向民间发展，故“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名其志，而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此其三。杂史所具有的这几个特点，使它和正史有着明显的界限和区别，也可以说是它“野”的表现。“杂”与“野”是有联系的。刘知几《史通·杂述》篇，胪列正史以外的“史氏流别”凡十种: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薄。其中，即有不少属于野史之列。

宋明以降，野史发达。明人高儒于嘉靖十九年撰成《百川书志》，其于《史志》篇新创《史咏》、《文史》、《野史》、《外史》、《小史》等类，将野史独立成目。而所谓“野史”的内涵亦愈来愈宽。宋人洪迈论说野史，曾举沈括《梦溪笔谈》为例，而元修《宋史》则将《梦溪笔谈》著录于《艺文志》之“小说”类，清修《四库全书》又把它列入子部“杂家”类。又如上文提到的《新野史》在《宋史·艺文志》中居于“别史”类，而《野史甘露记》和《大和野史》则又著录在“传记”类。可见，宋元以来，“野史”所包揽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了。至近代，梁启超始明确地把别史、杂史、杂传、杂记等统称为野史，这是史家对“野史”内涵第一次作出比较确切的规定。现代史家谢国桢先生认为:“凡不是官修的史籍，而是由在野的文人学士及贫士寒儒所写的历史纪闻，都可以说是野史笔记，也可以说是稗乘杂家。”(谢国桢《明清野史笔记概述》，《史学史资料》1980年第5期)此说与上文所引华岗关于“正史”的定义，可以互相对照。

总上，关于野史的内涵，也有两种认识:谢国桢所说“野史笔记，稗乘杂家”，是广义的野史，梁启超所谓别史、杂史、杂传、杂记统称野史，乃狭义的野史。前者易于使人明瞭，后者内涵比较确切，二说各有长处。我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可采用谢国桢说，在特定情况下应依梁启超说。

在历史上，尤其是明清以下，学人还常把野史称作稗史。如明商浚编刊《稗海》一书，收历代野史杂记七十余种，清留云居士辑录《明季稗史》一书，共汇刊十六种野史笔记，等等。这种称野史为稗史的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考“稗史”之说，盖源于《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颜师古注引如淳曰:“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师古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乃进而注曰:“稗官，小官。《汉名臣奏》唐林请省置吏，公卿大夫都官稗各减什三，是也。”由于人们忽视师古注文，于是把稗官和小说等同起来，造成一系列错误。余嘉锡先生在《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一文中，对此详加辨析，指出:“自如淳误解稗官为细碎之言，而《汉志》著录之书又已尽亡，后人目不睹古小说之体例，于是凡一切细碎之书，虽杂史笔记，皆目之曰稗官野史，或曰稗官小说，曰稗官家。”(《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中华书局，1963， 278页)把一切细碎之书称为“稗官小说”，已失却原意，固不可，而把它们称作“稗官野史”或“稗史”，进而又以稗史泛指野史，则尤其不可。如上所述，稗官本是小官，任务是采访闾巷风俗、民间琐闻，故小说家出于此。若其所记内容，或与史事有关，后人称为稗史，还勉强说得通;若以其所记尽称稗史，或竟以稗史包举野史，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按《汉志》本意，稗官所记，系“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但野史内容却不仅限于此，而较前者宽广得多。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近人徐珂《清稗类钞》，以杂记琐事之史籍为稗史，似较为允当。

三

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正史和野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问题在于，这里是否存在着轻重之分、主次之别?

《隋书·经籍志》列正史为史部之首，足见其对正史的尊崇。其于杂史，则谓:“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广览，以酌其要，故备而存之。”这里说的“博采广览，以酌其要”不主张对杂史兼收并蓄，是很有道理的。刘知几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比《隋志》更为明确，他在《史通·杂述》中主张对“杂述”诸史“择其善者而从之”，是正确的。我认为，这些意见可以作为我们对待野史应持态度的借鉴。

《隋志》和《史通》的上述看法，也是符合野史的实际情况的。野史笔记的作者，虽往往自言是为了助谈笑、遣余年，其实恰如唐李肇撰《国史补》所说，就是“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惟其如此，在史学史上，自唐宋迄于明清，野史笔记为许多史学名家所重视。甚至有人认为，野史的寥落，直接影响道正史的编撰。清人昭梿论金、元史云:“自古稗史之多，无如两宋，虽若《扪虱新语》、《碧騢录》不无诬蔑正人，然一代文献，赖兹以存，学者考其颠末，可以为正史之助。如金、元二代，著述寥寥，金代尚有《归田录》《中州集》等书，史官赖以成编;元代惟《辍耕录》一书，所载又多系猥鄙之词，故宋(濂)、王(袆)诸公不得不取材诸碑版、行状等词，其事颇多溢美”(《啸亭杂录》卷二“金元史”条)。昭梿认为，众多野史可以作为撰述正史的材料来源之一，是不错的。

近年，刘叶秋所著《历代笔记概述》(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一书，对历史琐闻和考据辩证二类笔记的史料价值作了很好的分析，认为它们是研究一代史实、典制、掌故、风习所不可缺少的资料，因为“从史料方面来说，历代笔记的许多具体而详尽的记载，往往不见于官修史书，足以帮助我们搞清事实真相。”这个论断，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五六十年来，有一种过分抬高野史史料价值、过分贬低正史史料价值的倾向，应当引起史学研究者的注意。1922年，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便是这样。他还举出若干史例，助成此说。梁氏重视野史的史料价值，当然是对的;但是，他把野史捧得过高，以至认为“不知谁何之人所作半通不通之笔记”，竟可与《史记》、《汉书》“作等夷视也”，这就未免不近情理了。

1945年，翦伯赞先生《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一文，进而提出这样的观点:“就史料价值而论，正史不如正史以外之诸史，正史以外之诸史，又不如史部以外之群文。”(《史料与史学》，国际文化服务社，1946， 8页)翦老在史学上有重大的贡献。但是他的上述论断，实为未妥。治史者应将一切文献均视为史料，此固无疑;但若以为史书不如他书可靠，正史不如野史重要，这就轻重颠倒、主次混淆了。大约与翦老撰写上文同时，华岗先生在《中国历史的翻案》一书内论述“正史和野史”，也存在着类似的偏向。谢国桢先生的《明清野史笔记概述》一文中对“正史”的看法，我认为也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谢氏说:“我感觉到一部《二十四史》，虽然不能说全部都是谎言，但是官修的‘正史’，都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除了记载朝章制度、帝王将相、政治的严格、官吏的升沉而外，其记社会经济情况，朝野遗闻，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和生产出来的财富的事迹，那就微乎其微”。尽管《二十四史》存在着种种局限性(如阶级的局限性、史料的局限性等等)，但若把它视为近于谎言的欺骗，似乎有点简单化了。史学既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当然是政治统治的工具，是为某一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当今史学工作者的任务，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重新研究全部历史”，透过现象，揭示本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如果只是简单地宣布以往的史书(尤其是正史，或者说是《二十四史》)“不真实”、“不可靠”、近于“谎言”等等，史学工作者就难以完成上述任务;因为我们仅仅凭借野史、或是主要凭借野史，是不能恢复历史的面目的。

究竟怎样认识正史和野史在史料学上的价值呢?笔者认为，正史依然是我们了解一代历史的主要材料，而野史则具有对正史的补阙、充实和纠谬的作用;有了前者，后者才得以发挥作用，而后者的存在，又将使前者更加完善。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明确:

第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看，产生于阶级社会的历史著作，不论是正史、野史，都不可能为人民写历史、写人民的历史。《史记》中的《陈涉世家》在古代史书中，可谓凤毛麟角。这虽然并不代表司马迁的全部历史观和政治观，却仍不免遭后人(包括刘知几这样的大史学家)的抨击。野史笔记中仇视、诬蔑农民起义的恐不在正史之下。当然，由于野史笔记多出于“在野”文人之手，故对当时统治集团维护、忌讳或许少些，笔触较为直截。但决不能因此得出结论:野史可靠，正史不可靠。对旧史来说，“可靠”和“不可靠”，本是相对而言的。从全国历史来看，或者从某一皇朝的历史来看，也就是从整体上看，正史所记应比野史“可靠”，因为野史没有反映历史的全貌，而只反映了历史的一隅。反之，若就某时某地某事某人而言，正史所书，由于种种原因，往往语焉不详。而有关野史杂说则记述甚详，故而又比正史显得“可靠”。

第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观点来看，我们对待历史遗产(包括史学遗产)，均应给以批判的总结，实事求是地评价它们在历史上的作用、地位和影响，而不应在强调某一方面遗产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不恰当地贬低另一方面遗产的历史价值。近二百年来，许多论者对唐、五代以下的官修史书大加挞伐，似乎官修史书已经成了史学发展的赘瘤。但是，为什么官修史书累朝不废呢?这除了统治集团需要控制史书编纂的政治原因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客观条件上的原因(如文献愈来愈多，社会生活愈来愈丰富，科学技术愈来愈进步)呢?我以为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再说后一皇朝为前一皇朝修史，是我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我们不应以“官修史书”为由，把这一优良传统轻易地抹煞。

四

有些论者在评价正史和野史的价值时，或是在抬高野史地位、贬低正史地位时，往往引证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内的一段话:“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毫无疑义，鲁迅的话是深刻的、正确的。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一些论者抬高野史、贬低正史的根据和佐证。依笔者浅见，鲁迅这段话，说明了三个问题:

第一，应当重视野史、杂记。鲁迅在他的文章中，不只一次地谈到野史的重要性。他认为:野史记事比较直截了当，不太摆史官架子，“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对社会的揭露较深刻。野史出于私家之手，在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倾轧中，它“不免杂恩怨之私”，这是它不可能据实直书的原因之一;然总的来看，尚不算过分。但鲁迅提倡读宋、明野史，不能仅仅看作是讲历史，而主要的是讲政治、讲现实，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历史的教训。因此，我们在理解鲁迅的上述论断时，亦不应脱离他所处的社会条件，不可忽视他说这些话的真正含义。

第二，鲁迅并未否认正史的重要性，这一点，常常被一些抬高野史、贬低正史的论者所忽略。就在上面所引的《华盖集·忽然想到》那段引文之前，鲁迅还写道:“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后来自己看起来，明白了，何尝如此”。这里说明，鲁迅对正史的看法也是有个发展过程的。他经过自己的读史、思索，改变了“相斫书”之类简单的看法，于是写出了这样一字千钧的话:“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鲁迅愈到晚年，对正史也愈为重视。1932年8月，他在《致台静农》信里写道:“早欲翻阅二十四史，曾向商务印书馆豫约一部，而今年遂须延期，大约后年之冬，才能完毕，惟有服鱼肝油，延年却病以待之耳”。作为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他的深邃的眼光和敏锐的思想，亦颇得力于历史的启迪。

第三，鲁迅对正史的这个认识和分析，确是很高明的。按照鲁迅的意思，历史上原来“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的，人们若能抹掉那厚厚的“涂饰”，沙汰那层层的“废话”，则可“察出”“灵魂”和“前途”的“底细”来的。鲁迅从“正史”中，一方面看到了“帝王将相的家谱”，另一方面又看到了“中国的脊梁”的光辉。鲁迅对待历史遗产的这种严肃认真的批判精神，以及他把“脏水”和“小孩”严格加以区别的实事求是态度，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只引鲁迅先生的一段话作为抬高野史、贬低正史的证据，是不妥当的。

--本文选自瞿林东《我的史学人生》，中华书局，2016年11月出版，定价3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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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庆日的确定及二十七项任命

April 12, 2018, 1:2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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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1949年12月2日17时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议程 
    (1)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对于物价问题与发行公债的报告 
  
 

    (2)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关于一九五零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草案编成的报告 
    (3)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关于一九五零年东北财政经济计划的报告 
    (4)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关于华东工作情况的报告 
    (5)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关于华中南工作情况的报告 
    (6)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 
    (7)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 
    (8)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 
    (9)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 
    (10)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 
    (11)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 
    (12)二十七项任命 
    (13)毛泽东主席讲话 
     
    会议分析了1949年1月、4月、7月、10月、全国物价上涨原因[政府的财政赤字庞大]、性质，规定稳定物价的具体方案。会议通过了《1950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决议》。会议通过了二十七项任命名单. 

        毛泽东主席指出国家的预算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毛主席举例说到概算草案中关于养活所有旧军队和旧公教人员的问题，他指出:这就是政策问题。     

    人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负责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是对人民有利的。毛主席谆谆告诫大家说，我们的情况概括地说来就是: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在三年五年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 

(1949年12月4日《人民日报》) 

  政府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一个透明的政府。 

        毛主席当年的讲话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人民政府应该是负责任的政府.负责任的政府才可以信赖,负责任的政府才可以对人民有利。政府的责任意识对推动经济发展尤为重要。如果任何事情单纯完全依靠由市场自身来调节,市场就不经济了,政府就是不负责任的政府，就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于是，政府积极主动介入市场并对其进行引导就显得日渐突出和必要。政府应该用这只“看得见的手”，从宏观上控制、规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一旦合理的市场价值体现不出来，市场就不正常了，政府就失职了。对市场的正确良好的引导是对政府最起码的要求,是政府对老百姓负责任最集中的体现。 

      “透明”应显现在政府权力运行的每一个环节中。毛主席谆谆告诫我们: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温家宝总理曾经指出，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有权利知道政府在想什么和做什么，并且有权利对政府活动进行监督。民众的知情权是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的基础，也是促进政府依法决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重要因素。“透明”政府才可以顺乎民意。将透明度引入到政府管理活动的过程之中，是现代政府管理应有之义，也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必然要求。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之27项任命名单如下:     

一、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名单 
主席 高岗 
副主席 李富春、林枫、高崇民 
委员 三十七人(依选举次序排列) 
张维桢 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东北职工总会主席。 
杨克冰 (女)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东北民主妇女联合会主任。 
张闻天(洛甫) 中国共产党中央东北局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辽东省委员会书记。 
汪金祥 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刘澜波 中国共产党辽东省委员会副书记，辽东省人民政府主席。 
顾卓新 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 
王一夫 东北人民政府民政部部长。 
王毅夫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 
刘亚雄 (女) 中国共产党长春市委员会书记。 
栗又文 东北人民政府秘书长。 
车向忱 东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部部长。 
王斌 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 
韩光 中国共产党旅大区委员会副书记，旅大行政公署主席。 
张学思 人民解放军海军学校副校长，原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王鹤寿 东北人民政府重工业部部长。 
周桓 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 
朱理治 东北银行总经理。 
朱其文 沈阳市人民政府市长。 
韩天石 中国共产党中央东北局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 
朱德海 朝鲜民族，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延吉地方委员会书记。 
杜者蘅 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部长。 
罗成德 热河省人民政府主席。 
刘芝明 中国共产党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 
余光生 东北铁路总局局长。 
王兴让 回族，东北人民政府商业部部长。 
唐韵超 东北人民政府劳动总局局长。 
刘英源 抚顺发电厂副厂长。 
陈先舟 东北邮电管理总局局长。 
关俊彦 吉林省人民法院院长。 
宁武 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 
李卓然 中国共产党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部长。 
饶斌 中国共产党哈尔滨市委员会第一副书记，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市长。 
李延禄 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司汉民 哈尔滨荣誉军人学校校长。 
周持衡 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 
阎顾行 热河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杨易辰 辽西省人民政府主席。 

候补委员五人 
钱志道 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东北军工部总工程师兼化学厂厂长。 
白希清 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 
乔传珏 旅大行政公署副主席。 
王之玺 鞍山钢铁公司计划处工程师。 
邓兆祥 人民解放军重庆舰舰长。    

 注:原选出之东北人民政府委员叶季壮、何长工、李范五、李连昌、陈龙、冯仲云、武修权等七人已先后调职，并别提出李卓然为东北人民政府委员，故以原候补委员饶斌以下六人依次递补。     

二、华东军政委员会名单 
主席 饶漱石 
副主席 曾山、粟裕、马寅初、颜惠庆 
委员 六十八人(依姓氏笔划为序) 
丁超五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方毅 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王芸生 上海大公报总编辑。 
王建安 人民解放军兵团司令员。 
包达三 上海信义地产公司总经理。 
朱子帆 安徽安澜职业学校校长。 
朱俊欣 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上海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副主任。 
余亚农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沈子修 中国民主同盟安庆分部主任委员。 
沈志远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宋时轮 人民解放军兵团司令员。 
李士英 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 
李昌 华东民主青年联合会筹备会主任。 
李明扬 国民党民主派。冷(原字辶加橘去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何遂 国民党民主派。 
何燏时 杭州市人民政府救济委员会主任，杭州水利局护堤防汛委员会副主任。 
吴有训 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 
吴克坚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委员。 
吴耀宗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编辑部主任。 
吴蕴初 天厨味精厂经理。 
金仲华 上海新闻日报总编辑。 
苗海南 济南成通纱厂经理。 
胡明 中国共产党皖南区委员会第二副书记。 
胡厥文 民主建国会常务理事。 
唐亮 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夏衍 中国共产党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康生 中国共产党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 
郭子化 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郭化若 上海市警备司令。 
许世友 人民解放军山东军区司令员。 
陈巳生 上海关勒铭金笔厂总经理。 
陈士渠 人民解放军兵团司令员。 
陈丕显 中国共产党苏南区委员会书记，人民解放军苏南军区政治委员。 
陈望道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陈绍宽 国民党民主派。陈嘉庚 南洋新加坡南侨总会主席。 
陈毅 中国共产党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兼第三野战军司令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 
盛丕华 上海市工商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上元企业公司经理。 
章蕴 (女) 华东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会主任。 
张元济 商务印书馆董事长。 
张克侠 上海市警备司令部参谋长。 
张鼎丞 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员会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 
张祺 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上海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舒同 中国共产党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 
曾希圣 中国共产党皖北区委员会书记，人民解放军皖北军区司令员。 
傅秋涛 中国共产党中央山东分局副书记。 
冯雪峰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叶飞 人民解放军兵团司令员。 
管文蔚 苏南行政公署主任。 
荣德生 无锡申新纱厂总经理。 
黎玉 前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 
刘少文 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轻工业处处长。 
刘民生 山东省参议会副议长。 
刘长胜 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上海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主任。 
刘晓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第二书记。 
刘鸿生 中国火柴厂总经理。 
潘汉年 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邓裕志 (女) 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劳工部主任。 
蔡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蒉延芳 上海市工商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浙江兴业银行董事，扬子江拖驳公司总经理。 
肖望东 中国共产党苏北区委员会书记。 
谢仁冰 中国民主促进会理事。 
谢雪红 (女)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 
戴戟 军人。 
龙跃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委员。 
谭震林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 
罗家衡 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支部财务委员会委员。     

三、中南军政委员会名单 
主席 林彪 
副主席 邓子恢、叶剑英、程潜、张难先 
委员 七十一人(依姓氏笔划为序): 
卜盛光 原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方方 中国共产党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王宏坤 人民解放军湖北军区副司令员。 
王首道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第一副书记，湖南临时省政府副主席。 
王毅齐 原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委员，河南大学教授。 
仇鳌 湖南临时省政府委员。 
古大存 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丘哲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 
朱仙舫 九江兴中纱厂经理。 
朱早观 苗族，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 
李一清 原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第二副主席。 
李先念 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员会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人民解放军湖北军区司令员。 
李任仁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 
李明灏 湖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李步青 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 
李雪峰 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南局组织部部长兼职工工作委员会书记。 
李章达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广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李达 北京政法大学副校长。 
李坚贞 (女) 中国共产党中央华南分局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 
杜国庠 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 
吴芝圃 原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 
吴德峰 武汉市人民政府市长。 
林平 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 
邵式平 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 
周纯全 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后勤部部长。 
周苍柏 华中化工厂董事长。 
周鲠生 武汉大学教授。 
唐生智 起义将领。 
许凌青(鸿) 教授。 
陈正人 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委员会书记。 
陈再道 人民解放军河南军区司令员。 
陈此生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 
陈奇涵 人民解放军江西军区司令员。 
陈明仁 湖南临时省政府主席，人民解放军兵团司令员。 
陈经(原字余下加田) 汉昌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 
陈铭枢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 
陈漫远 原人民解放军兵团副司令员。 
张文 中国民主同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 
张执一 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南局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 
张轸 人民解放军军长。张云逸 中国共产党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 
张玺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书记。 
莫文骅 人民解放军兵团政治委员。 
陶铸 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 
冯白驹 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司令员。 
嵇文甫 原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委员，河南大学副校长。 
黄克诚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员会书记。 
黄琪翔 中国农工民主党。彭一湖 民主建国会理事。 
彭笑千 原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委员兼农业部部长。河南省人民政府农业厅厅长。 
贺贵严(耀组)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 
贺衡夫 工商界。杨至诚 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军需部部长。 
杨东莼 教授。赵尔陆 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第二参谋长。 
赵毅敏 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南局宣传部部长兼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 
熊晋槐 民主人士。刘一峰 教育界，中苏友好协会江西分会副会长。 
刘之纲 上海申江医院院长。 
刘斐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 
刘积学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河南分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潘正道 民主人士。 
潘梓年 原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中原大学校长。 
赖传珠 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人民解放军兵团政治委员。 
钱瑛 (女)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南局组织部副部长兼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 
肖克 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第一参谋长。 
肖劲光 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司令员兼兵团司令员。 
戴子良 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支部执行委员。 
简玉阶 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人。 
谭政 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饶思诚 教育界。     

四、西北军政委员会名单 
主席 彭德怀 
副主席 习仲勋、张治中 
委员 四十一人(依姓氏笔划为序) 
王子宜 原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 
王世泰 人民解放军兵团政治委员。 
王震 人民解放军兵团司令员。 
水梓 教育界。 
甘泗淇 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白如冰 原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 
白海风 蒙族，军人。 
任谦 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工商部部长，原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 
成柏仁 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宣传部部长，前秦风工商日报社社长。 
邢肇棠 原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兼水利委员会主任。 
吴鸿宾 回族，中国民主同盟甘肃省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兼兰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屈武 国民党民主派。 
马文瑞 中国共产党中央西北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 
马明方 中国共产党中央西北局副书记。 
马鸿宾 回族，起义将领。 
马矿务(辅臣) 回族，绅耆。 
茹欲立 民主人士。 
孙殿才 原中国共产党宁夏省工作委员会书记。 
许光达 人民解放军兵团司令员。 
张子芳 (女) 陕甘宁边区民主妇女联合会主任。 
张仲良 中国共产党青海省委员会书记。 
张邦英 中国共产党陕南区委员会书记。 
张宗逊 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 
张德生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书记。 
张凤(原字岁右加羽) 绅耆。 
张稼夫 中国共产党中央西北局委员兼宣传部部长。 
陶峙岳 起义将领。 
喜饶嘉错 藏族，爱国人士。 
杨子廉 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秘书长。 
杨明轩 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原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杨德志 人民解放军兵团司令员。 
杨慎之 绅耆。 
杨静仁 回族，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 
贾拓夫 中国共产党中央西北局委员兼职工工作委员会书记，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西安市人民政府市长。 
赵寿山 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 
邓宝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阎揆要 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参谋长。 
鲍尔汉 维吾尔族，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主席。 
赛福鼎 维吾尔族，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代理主席。 
韩兆鹗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 
韩练成 兰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     

五、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名单 
主席 刘伯承 中国共产党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     

六、绥远军政委员会名单 
主席 
傅作义 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长。 
副主席 
高克林 中国共产党绥远省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缓远军区政治委员。 
乌兰夫(云泽) 内蒙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董其武 解放前绥远省政府主席。 
孙兰峰 前国民党军兵团司令官。 

委员 十六人: 
刘万春 前国民党军军长。 
张钦 前国民党绥远省参议会议长。 
荣祥 蒙族，文化界。 
袁庆荣 前国民党军暂编军军长。 
安春山 前国民党军暂编军军长。 
王克俊 前国民党军华北总司令部秘书长。 
阎又文 前国民党军华北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 
于存灏 前绥远省地方法院院长。 
张濯清 前缓远省保安副司令。 
姚哲 人民解放军绥远军区司令员。 
杨植林 缓远省人民政府主席。 
苏谦益 中国共产党绥远省委员会副书记。 
裴周玉 人民解放军绥远军区政治部主任。 
潘纪文 中国共产党绥远省委员会委员。 
奎璧 内蒙自治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部长。 
杨叶澎 人民解放军绥远军区副司令员。     

七、绥远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名单 
主席 董其武 解放前绥远省政府主席。 
副主席杨植林 解放区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 
            奎璧 内蒙自治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部长。 
           孙兰峰 前国民党军兵团司令官。 

委员 二十二人: 
周北峰 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 
李居义 解放前绥远省财政厅厅长。 
李世杰 前国民党军参谋长。 
秦丰川 解放前绥远省文教处处长。 
胡凤山 蒙族，解放前绥远省政府委员。 
张立范 解放前绥远省建设厅厅长。 
常佩三 解放前绥远省财政厅厅长。 
张淑良 解放前绥远省教育厅厅长。 
杨令德 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辛崇业 前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 
康保安 解放前绥远省民政厅厅长。 
张国林 解放前绥远省革新委员会主任。 
苏谦益 中国共产党绥远省委员会副书记。 
张如岗 解放区绥远省人民政府公安厅厅长。 
张庆忠 解放区绥远省人民政府工商厅厅长。 
王建功 解放区绥远省人民政府民政厅厅长。 
阮慕韩 解放区察哈尔省人民政府委员。 
李维中 解放区绥远省人民政府秘书长。 
靳崇智 解放区绥远省人民政府财政厅厅长。 
刘秀梅 (女) 中国共产党绥远省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 
武达平 解放区绥远省人民政府教育厅厅长。 
杨叶澎 人民解放军绥远军区副司令员。     

八、陕西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名单 
主席 马明方 中国共产党中央西北局副书记。 
副主席张邦英 中国共产党陕南区委员会书记。 
           张凤(原字岁右加羽) 绅耆。 
           韩兆鄂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 

委员 三十二人(依姓氏笔划为序): 
方仲如 西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王复初 原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毛凤翔 陕甘宁边区汉中分区专员。 
左协中 起义将领。 
安文钦 原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 
李子健 西安中苏友好协会副主任，前秦风工商日报编辑。 
李文卿 军人。 
李合邦 中国共产党陕北区委员会书记。 
李志民 人民解放军兵团政治委员。 
李象九 白水区煤矿董事长。 
李敷仁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 
李赋都 西北农学院院长。 
吕向晨 原陕甘宁边区政府副秘书长。 
吴志渊 原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副厅长。 
吴岱峰 原人民解放军陕北军区司令员。 
时逸之 陕南行政公署副主任。 
袁伯扬 郑州铁路管理局西安分局局长。 
陈先瑞 原人民解放军陕南军区副司令员。 
寇遐 绅耆。张锋伯 中国民主同盟西安市支部主任委员。 
冯一航 西安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黄子祥 原人民解放军三原军分区司令员。 
景岩征 教育界。 
杨玉亭 原陕甘宁边区三原分区专员。 
杨明轩 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原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杨瑞轩 军人。杨德志 人民解放军兵团司令员。 
赵伯平 中国共产党西安市委员会副书记。 
刘文伯 军人。 
刘金轩 原人民解放军陕南军区司令员。 
韩望尘 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苏资琛 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委员，原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     

九、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名单 
主席 邓宝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副主席王世泰 人民解放军兵团政治委员。 
             张德生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书记。 
             马鸿宾 回族，起义将领。 
委员 二十五人(依姓氏笔划为序): 
任谦 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工商部部长，原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 
辛安亭 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处处长。 
余建新 原西北贸易总公司副经理。 
李甫三 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处处长。 
李培福 原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专员。 
吴鸿宾 回族，中国民主同盟甘肃省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兰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周祥初 起义将领。 
俞方皋 起义将领。 
徐国珍 人民解放军甘肃军区副司令员。 
马丕烈 回族，士绅。 
马思义 回族，甘肃海固军分区司令员。 
马锡武 回族，军人。 
马济川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兰州分校副校长。 
孙作宾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副书记。 
郭福金 回族，士绅。 
许光达 人民解放军兵团司令员。 
陈诚义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秘书长。 
张一吾 教育界。黄正清 藏族，军人。 
黄静波 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后勤部政治委员。 
杨一木 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企业处处长。 
杨子恒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杨复兴 藏族土司。 
薛兰斌 原陕甘宁边区政府粮食局局长。 
魏子愚 中国民主同盟甘肃省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     

十、青海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名单 
主席 赵寿山 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 
副主席张仲良 中国共产党青海省委员会书记，人民解放军军政治委员。 
               廖汉生 人民解放军军政治委员。 
              喜饶嘉错 藏族，爱国人士。 
             马朴 回族，军人。 
委员 十六人(依姓氏笔划为序): 
久美 藏族。王尚荣 人民解放军副军长。 
扎喜 藏族，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 
本巴 蒙族，青海省都兰县县长。 
周仁山 中国共产党青海省委员会民族工作部部长。 
马乐天 加族，教育界。 
马骏 回族，青海省玉树区专员。 
陈思恭 原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专员。 
张国声 原人民解放军军政治部副主任。 
喜饶 藏族。 
贺炳炎 人民解放军军长兼青海军区司令员。 
赵全璧 原晋南行政公署财政处副处长。 
赵锦峰 原陕甘宁边区豳县分区副专员。 
薛克明 原陕甘宁边区三原分区保安处处长。 
薛宏福 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后勤部财经处处长。 
魏树滋 教育界。     

十一、宁夏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名单 
主席 潘自立 中国共产党宁夏省委员会书记，人民解放军兵团政治部主任。 
副主席邢肇棠 原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兼水利委员会主任。 
            李景林 原陕北行政公署副主任。 
            孙殿才 原中国共产党宁夏省工作委员会书记。 
委员 十七人(依姓氏笔划为序): 
王道邦 人民解放军军政治委员。 
王金璋 中国共产党三边地方委员会组织部部长。 
石子珍 原陕甘宁边区政府税务总局局长。 
朱敏 中国共产党宁夏省委员会副书记。 
李冲和 教育界。 
金山寿 回族，回蒙支队副队长。 
郝怀仁 原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贸易公司经理。 
徐宗儒 教育界。 
马全良 回族，起义将领。 
梁大钧 中国共产党宁夏省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 
曹又参 人民解放军三边军分区司令员。 
黄执参 中国民主同盟，教育界。 
黄罗斌 人民解放军师长。 
云祥生 蒙族，曾任中国共产党旗委书记。 
达理扎雅 蒙族，原阿拉善旗旗长。 
赵文献 原陕甘宁边区咸阳分区保安处处长。 
刘汉鼎 司法界。     

十二、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名单 
主席 杨勇 人民解放军兵团司令员。 
副主席 曾固 中国共产党武汉市委员会副书记。     

十三、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名单 
主席 张云逸 中国共产党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 
副主席陈漫远 原人民解放军兵团副司令员。 
            李任仁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 
            雷经天 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政治委员。     

十四、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名单 
市长 聂荣臻 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司令员，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副市长张友渔 原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兼秘书长，原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吴晗 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文学院长兼历史系主任。 
委员 十人。 
薛子正 原人民解放军军区参谋长。 
牟泽衔 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供给部部长，北京市人民政府工业局局长。 
罗瑞卿 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程宏毅 北京市人民政府商业局局长。 
王文斌 石景山发电厂副厂长。 
梁思成 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营建学系教授兼主任。 
严镜清 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 
翁独健 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燕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兼主任。 
韩诵裳 盐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 
徐楚波 北京市市立第一中学校长。     

十五、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名单 
市长 陈毅 中国共产党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兼上海市委员会第一书记，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兼第三野战军司令员。 
副市长潘汉年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委员。 
             盛丕华 上海市工商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上元企业公司经理。     

十六、西安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名单 
市长 贾拓夫 中国共产党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副市长方仲如 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后勤部部长。 
            张锋伯 中国民主同盟西安市支部主任委员。     

十七、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名单 
市长 陈锡联 人民解放军兵团司令员。 
副市长曹荻秋 人民解放军皖南军区政治委员。     


十八、内蒙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会名单 
主席 乌兰夫(云泽) 蒙族 巴盟土默特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内蒙分局书记，人民解放军内蒙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副主席哈丰嘎 蒙族 哲盟东科中旗 原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主任。 
委员 十八人: 
奎璧 蒙族 巴盟土默特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内蒙分局委员。 
特木耳巴根 蒙族 卓盟喀尔沁右旗 原兴安省政府主席，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委员。 
朋斯克 蒙族 哲盟东科前旗 原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组织部部长。 
乌勒吉敖喜尔 蒙族 卓盟喀尔沁右旗 原内蒙古四支队司令员，师长。 
乌兰(女) 蒙族 卓盟土默特旗 内蒙民主妇女联合会主任。 
王再天 蒙族 哲盟东科中旗 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 
高博泽布 蒙族 巴盟土默特旗 原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察盟分会主任，中国共产党纳文慕仁盟委员会副书记。 
包彦 蒙族 黑龙江省郭尔罗斯前旗 原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文化教育部部长，内蒙师政治委员。 
胡尔钦毕力格 蒙族 乌盟西公旗 原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常务委员。 
独古尔扎布 蒙族 哲盟东科后旗 内蒙骑兵师政治委员。 
那钦双和尔 蒙族 辽西省苏鲁克旗 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 
王海山 蒙族 呼纳盟 内盟骑兵师长。 
喀萨巴塔尔 蒙族 卓盟喀尔沁右旗 原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委员。 
鄂嫩日图 蒙族 呼纳盟 原内蒙第五师师长。 
旺楚克 蒙族 伊盟乌审旗 锡盟政府秘书处长。 
刘春 汉族 江西 中国共产党中央内蒙分局委员。 
胡秉权 汉族 东北 人民解放军内蒙军区参谋长。 
王铎 汉族 东北 中国共产党中央内蒙分局组织部部长。     

十九、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秘书长名单 
秘书长 闵刚侯 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央常务委员。     

二十、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秘书长名单 
秘书长 周新民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兼秘书处主任。     

二十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秘书长名单 
秘书长 陶希晋 原华北人民政府秘书长。     

二十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副秘书长名    单 
秘书长 薛暮桥 原中国共产党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 
副秘书长胡子婴(女) 上海市工商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 
                   周荣鑫 中国共产党中央华北局副秘书长。     

二十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副秘书长名    单 
秘书长 胡乔木 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 
副秘书长阳翰笙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 
               冯乃超 原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委员。     

二十四、中央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秘书长名单 
秘书长 李世璋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     

二十五、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中央财经计划局局长、    副局长名单 

局长 宋劭文 原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 
副局长 曹菊如 原东北银行总经理，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 
                 钱昌照 前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 
                  孙晓村 上海市工商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植物油料公司经理。 
                    孙越崎 前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代理委员长。     

二十六、湖南大学校长名单 
校长 李达 北京政法大学副校长。     

二十七、山西大学校长、副校长名单 
校长 邓初民 中央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 
副校长 赵宗复 前国民党山西省政府教育厅厅长。 
  
(来源:人民日报1949年12月5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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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妈：永远活在第一排

April 15, 2018, 5:4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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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妈：永远活在第一排
颜静燕


为欧洲某社区机构写对联

黄爱莲的母亲熊淑忱

黄爱莲养父黄育贤

1948年上海，黄爱莲(中)与生父冀朝鼎(左一)和黄育贤(右二)在一起

2008年，黄爱莲在巴黎圣母院旁舞剑

1996年，黄爱莲和两个女儿在纽约

2000年，和顺子在台北
　　文/记者  颜静燕
　　她孤身一人养育了两个事业成功的女儿———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倪莲青与知名流行歌手顺子。她有着独特而又传奇的家庭背景，两位父亲均为新中国鞠躬尽瘁。近日，旅居意大利的华人钢琴家黄爱莲出版自传《我是“顺妈”———黄爱莲：从北京到波色太浓》，讲述她的传奇家庭和另类人生，以及身为“顺妈”的成功经验。

　　生父养父  情同手足 

　　“星妈”通常给人的印象多半是风光无限的贴身经纪人，又或者是跟随在明星光环之下，始终被贴以“某某之母”标签的附属品。 

　　可“顺妈”黄爱莲，却完全可以用其在星妈之外的身份、背景让你惊叹———她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是第一位录制《黄河钢琴协奏曲》的女钢琴家；她出生四川名门，家族成员声名显赫：祖父冀贡泉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法学家，外祖父熊熙圃为开办西方学院的中国早期教育家，父亲冀朝鼎为著名经济学家、国际活动家，养父黄育贤是葛洲坝的总工程师、知名水利发电专家，叔叔冀朝铸是知名外交家，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而黄爱莲的身世更是有些《潜伏》的影子。 

　　“我的生父冀朝鼎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地下党员，”黄爱莲回忆道，“他和我母亲的丈夫、我的黄育贤爸爸是清华学堂的同班同学，留美时又同住一屋……他俩从小手足般亲密地长大，又一起渡洋过海，又先后爱上了同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便是黄爱莲的母亲熊淑忱。 

　　据中统大头子陈立夫晚年披露，冀朝鼎“潜伏”在孔祥熙、宋子文身边，在财政金融领域安了“定时炸弹”，搞乱了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他经常带着能讲英语又会跳舞的熊淑忱出入国民党高层间的各类宴会，“掩人耳目就像侦探电影一样。”在这样的惊情险境下，两人相爱了，黄爱莲就是他们爱情的结晶。而无法生育的黄育贤大度地理解并原谅了妻子，从此他和他们一起分享了这个“共同的女儿”来到世间的快乐和幸福。 

　　岁月磨砺  性格强韧 

　　尽管身世传奇，但黄爱莲和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在“文革”开始后不得不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毕竟那个时代私生女并不是一件能被接受的光明正大的事”，而那时她的大女儿小青才刚满3个月。 

　　十年，足以让琴键上纤细的双手日渐粗糙，也让心怀音乐梦想的少女成为眼神坚毅的母亲。1979年，35岁的黄爱莲以单亲妈妈身份，带着两个女儿，怀揣仅有的35美元，踏上前往美国旧金山的飞机。 

　　年龄不小、语言不通、积蓄不够、还需要照顾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和年老多病的父母，初到美国的黄爱莲为了养家，去医院做了一名护工。但生活的重负一点都没有削弱她对音乐的热情，在辛苦工作并学习语言的同时，她还想办法弄来一架廉价的钢琴，苦练琴艺，最终成为了美国加州米尔斯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得文艺硕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 

　　周恩来曾在冀朝鼎的悼词中亲笔批示：“尤其在秘密工作时期中，他能立污泥而不染。”黄爱莲的名字隐隐与周总理的批示一脉相承，而岁月的磨砺也赋予了她与父辈一样的强韧性格。 

　　母女相承  活出精彩 

　　母亲是女儿的最佳榜样，黄爱莲说母亲是对她影响最大的人。“是她首先开启了我对钢琴的热爱，也是她在我所有面对困难的日子里，给予我勇气与力量，是母亲塑造了我。” 

　　而黄爱莲的坚毅与成就无疑也影响着她自己两个女儿的成长。 

　　流行乐歌手顺子是她的小女儿，提起顺子的《回家》，无论老少都能哼唱几句，但很少有人知道，顺子的第一份唱片合约，就是在黄爱莲的推介支持下签约的，可以说，是她发掘了这位出色的音乐人。 

　　而大女儿倪莲青也是妈妈的骄傲，黄爱莲用“我家的小精英”来评价这位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曾就职于《洛杉矶时报》并曾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高级记者。 

　　然而在女儿眼中，反而是老妈更有明星光环。顺子说，妈妈不仅拥有“独特传奇的家庭背景、钢琴上的才华追求”，更是一个“强烈地信奉自由、拥有丰富多彩生活”的快乐单身女人。“我妈妈比我‘辣’，喜欢穿短裙，用很艳丽的口红。我们在一起经常是我提醒她穿衣服不要太开放，搞得她有时候特无奈地喊我‘祖母’。” 

　　顺子还透露说，妈妈的浪漫情史，让她这个做女儿的自叹不如。“妈妈喜欢年轻小伙子。上一个男朋友，比她小了足足17岁。”黄爱莲先后与多位异国情人相爱，她说：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女人三十如狼，四十如虎，我还要加上：五十如醇酒，六十如骄阳，七十如晚霞，八十如明月…… 

　　倪莲青则感叹，母亲绝不是一般的女性，“她永远活在生活的第一排，敢于给自己调整位置，为了活得更好、更精彩”。 

　　互相扶持  同甘共苦 

　　“什么样的妈妈是最好的妈妈？”倪莲青在给母亲新书的序言中认为，“虎妈”现象让很多西方人关注中国母亲严厉得近乎残酷的养育成材之道。不过，“顺妈”的教育并不如此，她以强大澎湃的爱、勇气和信心引领女儿们的人生走向成功。 

　　“一个女儿遗传了我对文学的爱好，另一个则遗传了音乐的基因。”黄爱莲认为，两个女儿得以成才，除了天赋之外，在美国的艰苦奋斗也功不可没。“她们与我一起同甘共苦，小小年纪就担起了家庭的责任，所以很早就十分懂事。” 

　　“和孩子平等交流很重要，这样孩子才会向你敞开心扉。”黄爱莲说，平日里母女三人什么话都能聊，无论学业、感情、事业，都能在交流中互相帮助成长。而她失意时，也是女儿们陪伴鼓励她，小青的悉心鼓舞与顺子的《回家》总能让她倍感欣慰。 

　　黄爱莲说，初到美国时她忙得晕头转向，并没有注意到女儿们已各有所好，而且顺子的音乐爱好跟她完全不同。虽然黄爱莲并不了解女儿喜爱的流行音乐，“但我没有反对她按自己的追求去学习她喜爱的音乐。作为母亲，我非常理解和支持孩子的个性与爱好。”黄爱莲总结道。 

　　事实上，“顺妈”给予孩子的未必是一帆风顺、物质充裕的生活，也不是拿着鞭子在孩子后面不断鞭策的“虎妈式”教育，反而是用生活的艰辛、强大的精神砥砺女儿们，最终母女一同收获丰富而精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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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顺子的外婆吗？
jie611 [开心] 2008-08-09 13:55:48 星期六 晴天 查看:436 回复:1 发消息给作者
    读者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旧相册，据说旧相册是“文革”中抄家抄来的。这位读者也曾在“文革”中被抄家，深知寻找旧物之苦，于是他委托晨报记者查找旧相册的主人，想让这本相册物归原主。（见本报１月６日、８日、９日３版）经过记者的查访，事情有了出人意料的进展 
    她是顺子的外婆吗？ 
     
    记者昨日几番寻访，竟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画中人很有可能是在台湾走红的歌星顺子的外婆！ 根据家住右安门的潘先生辨认，照片中的女士很有可能是６０年代住他们家楼下的黄育贤先生的妻子。根据记者查访，黄育贤先生有一个女儿叫作黄爱莲，曾经在中央音乐学院学钢琴。昨天，记者先后接到两位读者电话说，黄爱莲的女儿就是著名歌星顺子。 夏女士是黄爱莲当年在中央音乐学院时的同学，她对记者说，黄爱莲现在在美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之间辗转漂泊居无定所，她的小女儿就是著名歌星顺子。夏女士又向记者出示了一本黄爱莲签名的自传《漂——中国吉卜赛女人》。按照黄爱莲自传所述，黄家还有一段离奇的故事。 黄爱莲在自传中说，她的母亲熊淑宝祖籍南昌，１８岁时赴美求学，在美国结识了另一位留学生黄育贤，并结为夫妻。黄育贤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代世界水平的水利发电专家，曾经担任国民党政府水电局长。他们有两个女儿，大女儿黄桑雅，二女儿黄爱莲。 但是自传中又说，实际上黄爱莲并不是黄育贤的亲生女儿，黄爱莲的生父是傅作义的顾问、中共地下党员冀朝鼎。当年冀朝鼎在敦促傅作义率部起义时立下大功。 在自传中，黄爱莲说她的母亲对她讲过：“冀和我因常约会，无形中帮助他掩护了共产党身份。他非常爱我，曾求我和他结婚。但他的生活这么紧张危险，我不愿丢舍作为工程师局长太太所有的舒适条件。”书中还说，黄育贤小时候在清华踢球时伤了下身，不能生育，黄爱莲的姐姐也不是他亲生的。 这位冀朝鼎的弟弟则是大名鼎鼎的冀朝铸。冀朝铸在１９７１年基辛格访华时任翻译，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记者本想把相片用Ｅ－ｍａｉｌ传给顺子，请她转交母亲黄爱莲予以确认。但是由于顺子近来换了唱片公司，原公司魔岩唱片的人称和顺子联系不上。记者希望有和顺子相熟的人能将这个故事告诉顺子，也希望顺子或知情的人士向本报提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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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少将王之传略

April 15, 2018, 6:3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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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军舰上接受日本投降的中国军人

April 15, 2018, 6:3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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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博

2015-09-02 08:2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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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许，一场举世瞩目的受降仪式正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上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进行着。
受降方由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和新西兰派遣的代表团组成，投降方则为日本政府。在这次受降仪式中，代表中国签字的是时任军令部部长的徐永昌上将，他是继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上将、美国代表尼米兹上将之后，第三位在受降书上签下姓名的将军，之后再由英、苏、澳、加、法、荷、新等九国代表逐一签名。按此签字顺序来看，足见中国在反法西斯战场上所起作用的重要性。
美国军舰“密苏里”号
那么参加“密苏里”军舰受降仪式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究竟有多少人呢？长久以来，有关争议一直持续不断。有说是五人，有说是六人，也有说七人、八人者，甚至更多。
其实通过现场拍摄的影像、照片和当事人徐永昌所写日记、王之所写回忆录来看，我们可以确定参加这次受降仪式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一共有六人。他们分别是：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上将、国防外事局局长杨宣诚中将、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朱世明中将、驻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部首席联络参谋王之少将、军令部第1厅第2处处长李树正少将，以及国防研究院教育处处长王丕承少将。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这个六人代表团是如何产生的吧。
受降代表团的组成
按照常理，时任盟军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上将理应成为中国受降代表团的团长，但何氏因忙于准备在南京的受降仪式而无暇分身。继何应钦之后最具声望的，则是副参谋总长程潜上将，加上当时主导军事委员会各中枢机构者多由湖南籍贯军人所把持，他们也都纷纷表示愿意支持程氏来当中国代表团的团长。
有趣的是，就在程潜担任团长似乎已成定局时，程潜本人却因“公事繁忙连日通宵熬夜”而在参加商讨代表团团长人选的会议中睡着了。这时候，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抢先提名由他的山西同乡——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上将担任团长。徐永昌主掌军令部七年，在任期间对国防建设、作战动员、情报搜集、后方筹划等方面都卓有贡献，在军中同样颇具声望。就这样，在程潜“失声”的情况下，徐永昌获得了一众反“湖南帮”军政要员的支持，而成为代表团的团长。
团长确定了，接下来就该考虑团员的组成。为安抚“湖南帮”，徐永昌提名湖南籍的第1厅（作战厅）厅长刘斐和原第2厅（情报厅）厅长、现国防外事局局长杨宣诚作为团员。杨宣诚对此表示同意，刘斐则以公事繁忙为由婉转地拒绝，但同意派遣所属第2处处长李树正作为随员出席受降仪式。
参军处参军朱世明长期担任驻美武官，又一度在外交部情报司担任司长，加上他已经被内定为战后的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理所当然地成为代表团的团员。在朱世明和杨宣诚的推荐下，曾在军令部第2厅担任科长和驻外武官的王丕承成为第二名随员出席受降仪式。
此时代表团中还缺少一位专职的联络翻译人员，于是长期在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部担任首席联络参谋的王之成为担负这一职责的不二人选。
这六名成员都出自军令部系统，陆军军官五人，海军军官一人（杨宣诚）。其中湖南籍三人（杨宣诚、朱世明、王之）、山西籍一人（徐永昌）、江西籍一人（王丕承）、甘肃籍一人（李树正）。在学历分布上，徐永昌毕业于陆军大学，杨宣诚毕业于日本横须贺海军炮术学校，朱世明毕业于美国诺维奇军校，王之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李树正毕业于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和陆军大学，王丕承则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这六人之中，竟无一位出自黄埔军校者。
至此，代表团的团长、三名团员以及两名随员人选，全部确定。
中国代表团中的五位成员。右起：徐永昌、杨宣诚、朱世明、王之、李树正。
中国代表团的签字经过
徐永昌率领的国内成员代表团于1945年8月16日在马尼拉与等候多时的王之汇合，随后在王氏引见下与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会面。会谈中，确定了中国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在受降书上签字的国家。
接着，徐永昌私下询问长期跟随麦克阿瑟的王之，问他出席受降仪式时应着何种制服。王之根据经验，认为麦克阿瑟“必著便服，不带勋章”。但心思缜密的徐永昌却认为出席如此重要的仪式必须注重军人形象，因为这代表着国家的脸面。美国军人自由惯了，中国军人却不能这样。于是徐氏决定中国代表团的全部成员必须“著军常服、佩带勋表”。
徐永昌的这个决定，对由国内出发的团员和随员来说影响不大，因他们经常出席外事活动，本就准备有相关服装。倒是王之因常着军便服，没有准备军常服，他急忙在当地寻找制衣店连夜赶制，这使他的军常服与其余四位陆军军官的军常服在颜色和质地上都有所不同。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随员的李树正和王丕承根据外事交际规定，而改着与他们匹配的上校官位制服，这导致在受降当天的照片中，中国代表团出现的是四名将官和两名校官。
解决了服饰问题，徐永昌接着又要求王之在受降仪式上紧随自己。因徐永昌不懂英文，需要王之随时翻译，徐氏又担心在英文受降书上签错位置，要求王之随侍在旁，到时候指明位置。如此种种，都显示出徐永昌办事严谨细致的作风。
8月31日，中国代表团在与英国、苏联两国代表团汇合后共同乘坐一艘美国驱逐舰北上，并于9月1日抵达日本横滨。
9月2日上午9时，参与受降仪式的各国代表团齐集东京湾上的“密苏里”军舰。首先由麦克阿瑟发表讲话，各国代表团按照已经内定好的签字顺序成纵队列于其后。其中美国代表团仅尼米兹一人，随后的中国代表按照官阶次序，以徐永昌、杨宣诚、朱世明、王之、李树正、王丕承的顺序站于尼米兹左侧。位于中国代表团左侧的是由英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弗雷泽上将率领的英国代表团，其后依次为普尔卡耶夫中将率领的苏联代表团、布莱梅上将率领的澳大利亚代表团、科斯格来夫上校率领的加拿大代表团、列克雷克上将率领的法国代表团、赫尔弗里奇上将率领的荷兰代表团，以及伊西德少将率领的新西兰代表团。
关于整个受降过程，已有不少相关报道或著作予以介绍，本文仅对涉及中国代表团的一些细节进行交代。
当盟军代表麦克阿瑟签字时，位列中国代表团第三站位的朱世明因被第二站位、身高达一米八九的杨宣诚阻挡视线而斜身于外，试图看清外国友人的签字过程，这使朱氏成为下面这张照片中比较引人注意的一位。
麦克阿瑟签字，左上角标示黑圈者为朱世明。
在美国代表尼米兹前往签字台签名时，第四站位的王之离开中国代表团队列，站到了美国代表团的位置。此时他已经做好了随同徐永昌前往签字台的准备，这使王氏成为下面这张照片中站位比较奇特的一位。
尼米兹签字，王之已经离开队列，站在徐永昌身后。
尼米兹代表美国签完字后，徐永昌离开队列前往签字台，王之紧随其后。徐永昌随后坐在签字台前，王之侍立一旁，他在快速阅览受降书末尾的内容后，伸出右手在受降书上指出了需要徐永昌签字的位置，徐氏随即在此位置上用水笔写下了“徐永昌”的姓名。事毕，徐永昌起身离座并返回队列。
徐永昌签字，王之随侍一旁。
王之跟随返回后，并没有急着回到自己的站位，而是依旧停留在美国代表团的位置透过高大的杨宣诚右侧继续观摩受降签字的后续过程。至于原本站位有些突兀的朱世明，此时已经返回原位，透过英国代表团站位松散的间隙继续观摩。
继英国代表签完名字之后，其余各国代表按照顺序逐一签字。但在轮到加拿大代表科斯格来夫上校签字时，不知什么原因而签错一行，这导致后续签字的法国代表、荷兰代表和新西兰代表不得不顺位后签，使得受降书上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遗憾。
六位代表团成员的归宿
受降仪式结束后，徐永昌率领大部分成员启程回国报到，仅王之继续留在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部服务。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之后，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的徐永昌历任陆军大学校长、国防部部长，于1952年10月22日退役。1959年7月12日在台北因病去世。
杨宣诚回国后出任北平市政府秘书长，于1946年7月31日以海军中将的官位退役，1962年3月23日在台北病逝。
朱世明于1946年3月作为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前往东京。1948年1月一度奉调美国担任驻美联络技术代表团团长，一年后回任驻日代表团团长。1950年5月，蒋介石调朱世明回台北担任“国防部”常务次长，朱氏对此予以拒绝，继续留居日本，直至1965年10月26日在东京病逝。
王之随同麦克阿瑟进驻东京后，担任盟军驻日本总司令部的首席联络官。1946年回国后历任国防部第2厅第2司（国外情报司）司长、国防部部长办公室副主任、国防部新制军官学校教育长、青岛警备副司令等职。1950年起，王之一度响应参加蔡文治组织的“第三势力”。1954年前往台湾任参军处中将参军，直至1965年退役。此后王之移居美国撰写回忆录，于1993年正式出版，成为中国代表团六人中唯一一位写下回忆录的成员。
李树正从1946年起历任国防部第3厅（作战计划厅）第3处副处长、第2处处长、东北行辕第3处处长、徐州“剿总”参谋长、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等职，于1991年在台北病逝。
王丕承随朱世明前往日本，担任驻日代表团军事组组长，负责指挥中国派驻日本四国地区的宪兵。1949年奉命前往台湾，曾任“国防部”物资司中将司长。1963年退役后移居美国，于2003年2月27日在洛杉机病逝，是中国代表团中最后去世的一员。
徐永昌杨宣诚朱世明王之李树正王丕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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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为北大发展作过贡献的150位清华学子

April 15, 2018, 8:0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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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为北大发展作过贡献的150位清华学子作者：享清福者

 

 

 



    北京大学西校门（原燕京大学主校门） 

 

 

由于“清华庚款留学生”回国后，许多人选择了“教授”职业；由于1952年“院系调整”，大量优秀的清华教师、在读生调入北京大学执教或者继续完成学业；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前后进入北大工作和学习的清华学子有数百人之多，加之“西南联大”的原因，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有不少清华学子有幸为北大各阶段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北大增了光、添了彩。现根据博主日常阅读之所及，初步编辑成《北京大学清华150将》以飨读者，并作为老北大一向坚持“兼容并包”“唯才是举”，少有“门户之见”和“近亲繁殖”之嫌的实例；作为回忆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之一鳞半爪；作为北大、清华两大名校师生，历史上互相欣赏、提携、支持、配合，友谊天长日久的见证……

北大历来“藏龙卧虎”，各路“能人强者”多不胜数。介绍一些“北大清华人”，不等于说北大的发展主要是由“清华人”唱主角！敬请博友们阅毕，能够正确理解，不要误判。

 

 

北京大学de清华150将

 (不含仅取得西南联大文、理、法商学院毕业证书的学子，但取得工学院毕业证书的学子可酌情考虑）

 

     ------谨以此文献给在北京大学建功立业的老清华学子们

 

 

一. 学校主要领导（7位）

1. 汤用彤------国学大师，中、西、印哲学大师；1916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时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1930进北大执教，长期任北大文学院院长，是1948年北大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的10位教授之一；1949.5---1951.9被推选为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相当校长），1951年后任副校长，1955年当选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64年病逝；是北大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汤一介的父亲，著名学者任继愈的研究生导师。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 “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2. 周培源------中国近代力学、理论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仅用4年便连得学、硕、博士学位，并获加州理工学院最高荣誉奖----Summa cum laude奖；1929年回清华执教；1936---1937年用休假进修期，参加爱因斯坦领导的“广义相对论”讨论班，从事相对论引力论和宇宙论的研究；其一生最大的成就是：奠定了流体力学中湍流模式理论的基础，研究并初步证实了广义相对论引力论中“坐标有关”的重要论点，培养出王竹溪、彭桓武、林家翘、胡宁等科学家；解放后担任清华教务长；1952年“院系调整”调到北大，先后任教务长、副校长、校长（1978---1981）；并担任中科院副院长、中国科协主席、世界科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等职务；1955年当选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院士）；是“中国现代科学家”邮票中的20位人物之一；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 “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3. 张龙翔------生物化学家、分子生物学家；1937年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1939年考取庚款留英生资格，因“二战”改赴加拿大，获多伦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起历任北大化学系、生物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校长、校长（1981---1984）；是北大“蛋白质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要创建人，中国生物化学会第五届理事长。

 

4. 丁石孙------数学家，曾任中国数学学会副理事长；1950年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调北大（据王选院士介绍，当年数力系主任段学复表示不惜用6个人换他1人来北大，可见其才华之出众），曾任数学力学系教授，数学系副主任、主任，1984---1989年任北大校长，在北大校友中有很好口碑；后任民盟中央主席，第9、10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既是王选院士“高等代数”的授课教师，又是最积极支持王选开发“激光照排系统”的校领导。

 

5. 任彦申------教授，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曾担任清华大学团委书记等；1991---2000年历任北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兼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北京市委委员、北大党委书记（1994---2000年）；后调任江苏省委副书记；退休后著有《从清华园到未名湖》、《后知后觉》等书。

 

6. 彭佩云-------“文革”前夕任北大党委副书记时，与陆平校长同被聂元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名批判，长期遭到迫害……改革开放后，担任全国妇联主席、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国务委员、第9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曾任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地下党总支委员。丈夫王汉斌也是清华（西南联大）学子，曾任两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7. 王义猷------物理学家、高等教育管理专家、教育家；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1952年“院系调整”调入北大继续学习，1954年毕业后留校工作；1957年留苏，1961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获副博士学位。他多年从事波谱学和量子电子学研究，是我国量子频标领域的奠基人之一；主持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原子钟----光抽运铯汽泡原子频标；与王庆吉等合著的《量子频标原理》是我国时间频率标准领域首部奠基性著作。1993年获饶毓泰物理学奖。1985年起历任北大自然科学处处长、教务长、副校长、常务副校长等职。1998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2002年退休。

 

（第二届清华庚款直接留美生胡适、清华庚款北洋大学留美特别生马寅初，也曾任北大校长，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清华学子”，仅可算是“清华特殊校友”，故未予选列。）

 

二. 中国语言文学（8位）

1. 王  力------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散文家、诗人，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1927年毕业于清华国学院，为赵元任大师的高足；1954年调任北大任中文系一级教授，直至逝世；1955年当选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其论著汇编成《王力文集》20卷，他将书的稿费捐献，设立“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金”，自1986年开始评选、颁发。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 “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2. 余冠英------中国古典文学家；193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一直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调到北大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兼古代文学研究组组长；1955年随文研所划归到中科院；“文革”后任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兼《文学遗产》杂志主编；79岁退居二线，但仍任文学所顾问和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及博士生导师；曾任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中国文联委员、国际笔会会员；1995年病逝。

 

3. 林  庚------现代诗人、古代文学学者、文学史家；在清华求学时，与季羡林、吴组缃、李长之合称“清华四剑客”，1933年清华中文系毕业后，曾任系主任朱自清的助教；对现代汉语诗歌的发展有特殊贡献；1952年“院系调整”从燕京大学文学院转入北大任教，直至退休；晚年与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四位清华学子并称“北大中文四老”。任继愈、吴小如、傅璇琮、袁行霈、谢冕、程毅中、卓如、康式昭、陈贻焮等学者，无不受益于他的言传身教。其父中国哲学巨擘林志钧（宰平）也曾在清华国学院执教。

 

4. 吴组缃--------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红楼梦》研究会会长；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并考入清华研究院，1935年应聘担任冯玉祥将军的国文教员兼做秘书达13年之久；解放初曾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1952年调任北京大学教授，晚年与林庚、王瑶、季镇淮四位清华学子并称“北大中文四老”；也是当年“清华四剑客”之一；在北大教授过的弟子有梅节、刘永强等。

 

5. 季镇淮------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家，文学评论家，“北大中文四老”；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1944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是闻一多教授的研究生；1946年起在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因“院系调整”调到北大任中文系教授，“文革”后至1986年离休止担任中文系主任，全国闻一多研究会会长；孙静、孙钦善、杨天石、夏晓虹、陈平原等，都曾是他的学生。

 

6. 王  瑶------文学史家，“北大中文四老”；1937年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中文系，1946年又毕业于清华研究院，曾任清华大学副教授；1952年因“院系调整”调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专于汉魏六朝文学及中国现代文学，培养了钱理群、陈平原、温儒敏等弟子；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一至第三届会长。晚年热心于清华大学文学院的复办；提出了“清华学派”的观点。

 

7. 闻一多------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斗士、诗人、学者，早年曾任北大国文系讲师，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1922年毕业于清华学校赴美留学。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 “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8. 梁实秋------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34年曾应聘北大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 “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三. 历史学（4位）

1. 邵循正------中国近代史，蒙古史专家，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和清华研究院后留学德国、法国；1936年回国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历史系讲师、教授，系主任，期间曾赴英国牛津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讲学；1952年“院系调整”调到北大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兼任中科院第三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弟子有李时岳、方龄贵、刘广京（美）、巴斯蒂（法）等。

 

2. 朱庆永------历史学家，专精于世界史尤其东欧史；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34年与吴晗、汤象龙、罗尔纲、谷霁光、梁方仲、夏鼐、孙毓棠等组织成立“史学研究会”，1936年，参加清华第四届留美公费考试，考取“东欧史”门，留学苏联，日后成为东欧史、中俄关系史专家；解放前后在辅仁、北大任教授；1953年调至北师大，教授世界现代史；对明史亦有专深研究。

 

3. 王永兴------出色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学者、隋唐五代史专家；1934---1940年就读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中文系、历史系，1943年毕业于北大文科研究所后，留在联大担任陈寅恪先生的助手多年；1946---1955年在清华执教……“改革开放”后重新回到教学科研岗位，为创建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作出突出的贡献，并为中国史学界培养出一批高级研究人才。

 

4. 黄绍湘--------中国美国史研究奠基人之一、美国史研究会第一、二、三任理事长，1937年毕业于清华历史系，1946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 1960年起任北大历史系教授，1977年调任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导师，2006年荣获首届中国社科院“终身荣誉学部委员”证书；她上世纪50年代撰写的《美国简明史》和《美国早期发展史》长期是我国高等学校使用的教材，其中《美国简明史》是中国首部外国通史著作。

 

四. 哲学（5位）

1. 金岳霖------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美、留英，1926年回国后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并曾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1948年当选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6所大学哲学系合并为北大哲学系时，出任系主任；1955年当选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后调任中科院（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为中国培养了一批高素养的哲学和逻辑学专门人才。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 “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2. 贺  麟------中国现代新儒学八大家之一，建立了“新心学”哲学体系，也是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专家；1926年毕业于清华学校，赴美国、德国留学；1932年回国后，一直在北大（西南联大）执教，与汤用彤先生同为著名学者任继愈的研究生导师；1955年调中科院（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任西方哲学史研究室主任、一级研究员；女儿贺美英曾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

 

3. 沈有鼎------杰出的逻辑学家、哲学家；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后，赴美、德留学；1934年回国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授，曾于1945---1948年赴英国牛津大学作访问研究；1952年“院系调整”调任北京大学教授；1955年后任中科院（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4. 周辅成------伦理学家；1933年国立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考入清华研究院，师从吴宓、金岳霖先生1936年获硕士学位；曾先后在四川大学、金陵大学、华西大学任副教授、教授；解放后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调到北大哲学系任教至1986年退休；退休前曾担任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等职；其讲授课程和研究方向主要是西方哲学和西方伦理学史。

 

5. 任  华------西方哲学史专家；1935年清华哲学系毕业后，考入清华研究院师从金岳霖；1937年获哲学硕士学位；1941年由西南联大公派赴美哈佛大学留学，师从哲学家刘易斯，1946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先后任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教授，讲授西方哲学史；1952年“院系调整”调任北大哲学系教授，后任北大哲学系西方哲学史教研室主任；他是新中国成立前后西方哲学史教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也曾专攻过逻辑学，文理兼通；周一良教授将任华、吴于廑、杨联升并誉为的新“哈佛三杰”。

 

五. 外国语言文学（12位）

1. 季羡林------语言学家、翻译家、散文家、文学家，北大东方语言系的创始人、系主任、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副校长；在10个不同学术领域均取得不凡的成就；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文系，求学时与林庚、吴组缃、李长之合称“清华四剑客”；1935年---1945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深造；1946---2009年在北大任教、养老；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培养了任远、段晴、葛维钧、钱信忠、辛岛静志（日）、李南、高鸿、刘波九位硕士生与博士生。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 “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2. 李赋宁------西方语言文学家、教育家、翻译家；1939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获清华大学学士毕业证书）、1941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后留校任教；1946年赴美留学，1950年回清华执教；1952年“院系调整”调到北大执教，曾任北大副教务长，西语系、英语系主任，中国英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等，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外国语言学、文学人才，包括前外长李肇星等；一生好学不倦，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治学严谨，取得很大的学术成就，成为我国西方语言文学界的权威，闻名于国内外。

 

3. 吴达元------法国语言文学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29年清华大学外语系毕业后考入清华研究院学习一年，1930年赴法留学，获里昂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34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外语系专任讲师、教授、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调北大任教授、西语系副主任；著有《法国文学史》、《法语语法》，译有《博马舍戏剧二种》，参加主编《欧洲文学史》等；1976年逝世，传略编入《广东省当代名人录》。

 

4. 田德望------德国、意大利语文学家、翻译家、中国作协会员；193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1935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后去意大利、德国留学，获博士学位。1940年后历任浙大、武大外语系教授等；八十年代初调任北大西语系德语教授；他3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翻译的《神曲》不仅获得中国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1994年“彩虹”翻译荣誉奖，而且获得意大利文学遗产部的国家翻译奖；为表彰在但丁研究中的杰出成就，意大利总统于1999年接见了田德望，并授予他意大利“总统一级骑士勋章”；2000年病逝。

 

5. 罗念生------古希腊文学翻译和研究家；1929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俄亥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和康奈尔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34年回国历任北大、川大、武大、清华外语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从清华调北大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1964年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87年希腊最高文化机关雅典科学院授予他“最高文学艺术奖”（国际上仅4人获此奖项）；1988年，希腊帕恩特奥斯政治和科技大学授予其“荣誉博士”称号（国际上仅5人获此殊荣），以表彰他近60年为研究和传播古希腊文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1990年病逝。

 

6. 杨  绛------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1932年入清华研究院读研，1935年与钱钟书先生一起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调北大文学研究所工作；后随该所归入中科院，日后又转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现杨绛女士已步入生命的第100个年头！一生创作散文、小说、剧本、译作和发表论文多不胜数。

 

7. 盛澄华------法文翻译家、作家、中共党员；1935年清华外语系毕业后，赴法国巴黎大学文学院深造；1940年回国，先后任西北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1947年到清华大学外语系执教；1949年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1950年回到清华任外语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调入北大西语系任教；作为中国作协会员，一生著作甚多，重要的有：《论纪德》《纪德艺术与思想的演进》《纪德的文艺观》《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纪德》《新法兰西评论与法国现代文学》等；因研究反苏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安德烈-纪德，解放后作品受批判；1970年不幸在江西鲤鱼洲干校逝世。

 

8. 王岷源------外国语专家；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语系后，入清华研究院读研，是吴宓先生的爱徒；1938年赴美留学，1942年获耶鲁大学英文系硕士学位；1947年应胡适校长之邀，到北大执教，直至1986年退休；主要在北大西语系教学（也曾在俄语系执教11年）；夫人张祥保教授是商务印书馆名人、民国首批院士张元济的女儿；他一生淡泊名利，学风严谨，乐意为他人审校、修改重要著作，而花费去自己大量精力，事迹令人感动。

 

9. 赵萝蕤------翻译家和比较文学家；1935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1948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2年“院系调整”前任燕京大学西语系主任，调到北大担任英语系教授、博导等；曾荣获“中美文化交流奖”和“彩虹翻译奖”；芝加哥大学在建校百年时向她颁发了“专业成就奖”；她是燕大名人赵紫宸先生之女，才子陈梦家的夫人。

 

10. 胡壮麟------英语专家；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外语系，1952年因“院系调整”调北大继续学习；大学毕业后曾任部队、中国农科院情报室翻译；1973年调到北大西语系工作，任讲师、副教授，英语教研室副主任、主任，英语系副教授、教授、博导、副系主任、系主任，清华、北师大等33所大学兼职教授，北大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语言与符号研究会会长、中国功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文体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等；代表作有：《英语学习指南》《语言学教程》。

 

11. 杨业治------德语专家；1929年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外语系；1931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德语系文学硕士学位。1931---1935年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日耳曼语文系从事研究工作。回国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调北大任教授、德语教研室主任；精通德语，兼通英语。撰有《论德国古典文学的创始》、《荷尔德林的古典格律诗》等论文，主编《德汉词典》，著有《陶渊明诗翻译》等；2003年病逝。

 

12. 赵诏熊------英文专家； 1928年清华学校毕业，赴美留学；1930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学士学位后，考入哈佛大学英文系读研，1932年获得硕士学位；1933年回国，历任南开、云南大、清华（西南联大）教授；解放后曾任清华外语系主任；1952年赴朝鲜担任板门店停战谈判中方翻译；回国后，因“院系调整”，调任北大英语教研室主任，主讲英文，英国诗歌、戏剧等课程，发表过莎士比亚、肖伯纳等剧作家评论文章多种；他是清华大学副校长、数学家赵访熊的亲哥。

 

六. 数学、力学（6位）

1. 段学复------高等代数学的著名学者；1936年毕业于清华数学系，1939年考取庚款留英生；后留美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清华（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调到北大，任北大数学力学系、数学系主任长达40年；1955年当选中科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 “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2. 许宝騄------中国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享有很高的国际声望；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算学系，1933年、1936年两次考取庚款留英生，1936年成行；1938年获得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0年又获科学博士学位；长期是北大（含联大）的“金牌教授”；1948年当选中研院首批院士；1955年当选中科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是红学家俞平伯的小舅子。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 “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3. 庄圻泰------亚纯函数的值分布与正规族理论的著名研究学者；1932年清华算学系毕业后留校执教，1934---1936年考入清华研究院为熊庆来先生的研究生；1939年留法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到熊庆来任校长的云南大学执教；抗战后一直在北大任教授，是数学家杨乐、张广厚大学时代的老师。

 

4. 王  仁------力学家、地球动力学家；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航空工程系，1948年赴美留学，1950年获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航空系理学硕士学位，1953年获布朗大学应用数学部哲学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到北大数力系任教，1962年任副系主任，1971年转到地质地理系任教；1979年北大力学系迁回北京，跨系兼任构造地质、地震地质和固体力学三个教研室主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3年任力学系主任兼地震地质教研室主任；1986年被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1993年任北大地球动力学研究中心主任；是第四届中国力学学会理事长；2001年逝世。（西南联大之前之后只有清华有航空系）

 

5. 黄  敦------ 北京大学数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48年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解放初派去莫斯科大学力学数学系读研究生，任留苏中国学生会对外联络部长、学生会主席，1956年毕业获苏联物理数学类副博士学位；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员、教授，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科研人员，北大数学研究所副所长等职；1985年获国家教委科技成果二等奖荣誉(项目主持人)、评为国防军工协作先进个人。

 

6. 郭仲衡------应用数学和力学家；1951年考入清华航空学院学习；1953年派赴波兰留学，1960年获华沙工大工业工程系硕士学位，1963年获波科学院技术基础问题研究所博士学位；回国到北大数力系任教；对理性力学发展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是国际上公认的对弹性理论有卓越贡献的代表人之一；在力学基础，张量分析，应用力学，现代数学与力学的结合方面有一系列创见性的研究成果；1988年选为波兰科学院外籍院士；1991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七. 物理学（10位）

1. 王竹溪------我国热力学统计物理研究开拓者；1933年毕业于清华物理系，1935年清华研究院毕业时考取庚款留英生，1938---1952年在西南联大和清华执教，杨振宁是他的得意门生（本人是周培源的得意门生）1952年“院系调整”时调到北大，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5年当选学部委员(院士)；他文理兼通，独立发明了新检字法，编纂了我国收字最多的字典之一------《新部首大字典》。他是杨振宁的硕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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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叶企孙------清华物理系和理学院始创人；普朗克系数精确值的测量者之一；1918年清华学校毕业赴美留学，1923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中研院首批院士；1955年当选中科院第一批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院士）；“两弹一星”元勋约半数是他的学生，或在学业进步方面得到过他的指导帮助，堪称中国物理学的一代宗师；1952年“院系调整”调到北大任磁学教研室主任，为北大筹建了磁学实验室，开创了中国磁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先例，为我国培养磁学和金属物理学人才做出贡献；“文革”中受迫害，含冤去世；2000年中国物理学会设立胡刚复、饶毓泰、叶企孙、吴有训、王淦昌物理学奖，其中“叶企孙物理奖”授予凝聚态物理方面有突出成就的物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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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彭桓武------“两弹一星”元勋，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被国际上认为是对上世纪现代物理学发展有杰出贡献的两位大陆科学家之一； 1935年清华物理系毕业后，进入清华研究院读研，1938年考取庚款留英生，成为世界量子力学大师波恩的得意门生，1940-----1945年曾连获哲学博士、科学博士学位；1947年回国，任云大、清华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曾调北大执教，任研究生导师；1955年当选中科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他是中科院院长周光召的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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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宗燧------理论物理学家，1957年增选为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院士）；1934年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物理系，1935、1936年连续考取庚款留美、留英资格后赴英留学，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位在剑桥大学开课的中国人，因科研成就突出，在国际物理学界颇有名气；1948年---1952年在北大执教，“两弹一星”功勋于敏是他带的第一位研究生；在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工作时，与华罗庚同为“拔白旗”对象，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遭迫害而死；我国场论学科的带头人戴元本、候伯宇、朱重远，都是他当年选拔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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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  宁------理论物理学家；1955年当选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院士）；1935年，从浙大转入清华物理系学习，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发国立清华大学毕业证书），1941年考取清华庚款第五届公费留美生；1943年获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又在美国、丹麦、加拿大等高等研究机构从事理论物理研究；1950年回国后都在北大执教，是人称“国产第一号土专家”“两弹一星功勋”于敏的后一位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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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周光召------“两弹一星”元勋，理论物理、粒子物理学家，曾任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中科院院长，1980年当选中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1年清华物理系毕业后，入读研究生，1952年“院系调整”时随导师彭桓武调到北大继续学业，1954年毕业后，曾任北大讲师……1985年被聘兼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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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周同庆------我国最早从事光学、真空电子学和等离子体物理学领域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1929年清华大学毕业，即考取庚款留美资格；193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博士学位，并获“金钥匙奖”；1933---1936年在北大物理系任教，教授电磁学、分子运动论及热力学、近代物理及实验、原子与分子光谱、气体传导等课程，并进行汞分子光谱的研究；后任中央、上交、复旦大学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数理化学部委员（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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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守竞------中国首位在世界上享有声誉的理论物理学家、机电专家；1924年清华学校毕业赴美留学，获得康奈尔大学物理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量子力学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他发现的多原子分子非对称转动谱能级公式被人称为“王氏公式”，至今仍被大学物理教科书所引用；1929年回国，1931--1933年担任北大物理系教授、系主任；抗战前夕，被民国政府动员从事国防工业，在短期内研制出许多种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机电产品，轰动全国；1949年赴美常居，在美国防部与麻省理工学院合办的林肯实验室工作，重新开始了原来的物理学研究……其妹妹就是清华著名物理学教授王明贞，两个弟弟王守武、王守觉均为中科院院士。

 

9. 洪朝生------物理学家；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电机系，获清华工学院学士学位；1948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学位；1950年在美国普度大学发现半导体锗单晶低温电导与霍耳效应的反常行为，提出了半导体禁带中杂质导电的新概念；1951年回国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调到北大任教；后调整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兼中科大、中科院低温技术实验中心等部门工作；是中国低温物理与低温技术研究的创始人之一，曾获国际低温工程理事会2000度“门德尔森奖”；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0. 曾谨言------理论物理学家；1951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52年因“院系调整”转读北大，1959年研究生毕业后留北大任教； 1982---1983年去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玻尔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98年起但任北大“周培源物理学讲席教授”，同时受聘担任多所大学兼职教授；在量子力学教学和科研方面取得突出成果。

 

八. 化学（11位）

1. 曾昭抡------中国化学学科奠基人和学术活动主要领导人；1920年清华学校毕业赴美留学，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解放前任中央大学化工科主任、北大化学系主任，以及西南联大、武大、辅仁大教授；1948年当选中研院首批院士，解放后担任北大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高教部副部长、中科院化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务；1955年当选中科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1957年曾被错划为 “右派”，后予平反。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 “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2. 孙承谔------物理化学家，中国早期从事化学动力学研究的先驱之一；1929年毕业于清华学校赴美留学留，获威斯康星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5---1947年任北大（含联大）化学系教授、代系主任，1948---1952年任北大教授、理学院代院长，1952---1976年任北大化学系主任；还担任民盟北大支部主委。在国内外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50余篇，其内容涉及偶极矩测定、活化能计算、过渡态理论、电负性、溶剂效应和催化动力学等方面。

 

3. 黄子卿------中国物理化学奠基人之一；1922年毕业于清华学校赴美留学；1929---1952年在清华化学系执教（出任过西南联大化学系主任），期间曾两度去美深造，或任客座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调到北大，长期担任物理化学教研室主任；1955年当选中科院化学部委员（院士）；其女儿黄春辉为清华-----北大学子、中科院院士。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 “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4. 张青莲------中国稳定同位素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质谱学会首届理事长；1934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后赴德留学；1939---1952年在清华大学（含联大）执教；1952年“院系调整”调北大，后任北大化学学部副主任；1955年当选中科院化学部委员（院士）。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 “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5. 袁翰青------有机化学家、化学史家；清华大学化学系第一届毕业生之一；1929年留美，1932年获化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曾任中央大学教授等；1945---1950年任北大化学系教授，化工系系主任；后任文化部科普局局长、商务印书馆总编辑、中国科技情报所研究员、代理所长、顾问等职；较深入地研究了中国古代炼丹史、造纸史等；1955年当选中科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 “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6. 赵学海------化学家，1920年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分校留学，获得化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清华学校化学教员、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至少在1932---1936年担任过北大化学系教授。

 

7. 钱思亮-----原台湾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第五任院长，有机化学家、教育家；193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1934年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化学哲学博士学位；1934---1940年任北大（西南联大）化学系教授；因奔父丧滞留上海；1946--1949年又回北大任化学系教授、系主任；1949年去台，1964年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

 

8. 严仁荫------分析化学家； 1931年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化学系，1937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曾任贵阳医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调到北大化学系任教授、化学系副主任；专精于分析化学，对共沉淀和均匀沉淀法进行了较深入研究，合译了《定量分析》一书；是著名作家叶永烈的恩师。

 

9. 冯新德------中国高分子化学的开拓者之一，1937年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48年获美国博士学位后回到清华任教，成为我国第一位开设高分子化学----聚合反应课程的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调到北大，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高分子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至1986年一直任北大高分子化学教研室主任；1980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10. 马祖圣------微量化学家和有机化学家；1931年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考取清华研究院成为萨本铁研究生，1934年赴美深造，1938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主持微量化学实验室的管理并从事研究工作；1946年携带大量重要资料和仪器回国，到北大任教，同时在实验室中用微量技术进行中草药提炼；1949年到岭南大学任教，之后先后应聘于新西兰奥塔戈大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纽约市立大学；在微量化学、有机化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生前为清华大学设立了“1931级纪念助学金”，逝世后家人为他设立“马祖圣纪念奖学金”。

 

11.黄春辉------无机化学家，北大化学系教授，稀土分离化学、配位化学和分子基功能膜材料专家；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1952年因“院系调整”调到北大继续学习；2001年当选中科院院士；黄子卿教授之女。

 

九. 生物学、农业学、林业学（9位）

1. 张景钺------中国植物形态学、植物系统学开拓者；1920年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1932---1948年任北大生物系主任，曾兼任理学院院长；1948年当选中研院首批院士；1948---1975年任北大植物系、生物系教授、系主任；1955年当选中科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从教40余年，培养了一大批中国生物学优秀人才，包括严楚江、唐耀、徐仁、王伏雄、吴征镒、孙兆年、李正理等植物学家。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 “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2. 李汝祺------遗传学家；1918年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 192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导师为世界著名遗传学家摩尔根教授；回国后曾任复旦、燕京、中国大学生物系教授、系主任；抗战胜利后一直在北大执教，先后任医学院解剖科教授、动物系教授兼医预科主任、生物系教授兼遗传学教研室主任；他是世界上最早研究果蝇发生遗传的学者之一，是中国遗传学会第一任理事长，兼《遗传学报》主编；中国著名的学者刘承钊、谈家桢、张作干、金荫昌、李肇特等都曾跟随他学习和工作过。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 “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3. 赵以炳------中国冬眠生理学的创始人；1929年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1934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曾执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1940---1946年任中正医学院教授后，回到清华大学执教；1952年“院系调整”调到北大，任生物学教授兼人体及动物生理学教研室主任，创建了国内第一个综合性大学的生理学专业；改革开放后重新开展冬眠的机理研究，抱病带出了一支团队，并使科研成果踏上了国际冬眠研究的学术舞台。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 “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4. 沈  同------生物学家；1933年清华大学生物系毕业后留校执教，1936年考取庚款留美生，1939年获得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0年起任西南联大、清华大学教授兼研究生导师；1952年“院系调整”调到北大，共同创立了我国综合性大学第一个生物化学专业，及国家第一批认定的生物化学硕士点和博士点；长期担任生物化学教研室主任；主持编写的《生物化学》曾获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影响了整整一代生物化学界师生。

 

5. 熊大仕------兽医寄生虫学家，兽医教育家；1923年清华学校毕业赴美留学，1930年获得依阿华州立大学兽医学院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南开大学生物系教授、代系主任，中央大学兽医系教授；1946---1949年任北大农学院兽医系教授兼系主任；解放后调到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执教，历任总务长、兽医系教授兼系主任、家畜寄生虫学教研组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并任《中国兽医杂志》主编、北京市科协副主席等，为全国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

 

6. 汪振儒------树木生理学家、林业教育家，我国树木生理学的奠基者；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1939年获美国杜克大学林学院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到北大农学院任森林系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调到北京林学院，先后任林业系主任、绿化系主任、科研部主任、图书馆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编写了中国第一部大学《植物生理学讲义》，翻译了多种有影响的植物生理学方面论著，培养出中国第一名林学博士；为北京林业大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本人活了100岁。

 

7. 吴仲贤------畜牧兽医专家；1933年武汉华中大学毕业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念硕士研究生，1935年赴英留学，1938年获得爱丁堡大学动物遗传学博士学位后，转入剑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工作，1939年回国，先后在西北大学、西北农学院、中央大学任教授；1946---1949年任北大农学院教授兼畜牧系系主任；解放后一直在北农大（现中国农业大学）任教授；1949---1990年任北农大畜牧系教授、系主任、研究生院副院长；并担任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数量遗传学分会第一、二届理事长。

 

8. 曹宗巽------植物生理学家、开中国植物生殖生物学之端；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生物系，在获清华大学理学学士学位后，成为李继侗先生的研究生， 1945年赴美留学，1948 年获威斯康辛大学植物学及生物化学博士学位；1948---1949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1949---1951受聘于亚特兰大大学任副教授；1951年春回国在清华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调任北大教授，为植物生理学教研室主任汤佩松教授（民国院士，1925届清华毕业生）副手；她是北大校长许智宏院士的恩师。2011年逝世；

 

9. 翟中和------细胞生物学家；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学习，1951年派赴苏联留学，1956---1961年在列宁格勒大学、苏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学习；回国后在北大生物系任教；1984-1986年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生物学系做访问教授；现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及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兼任中国细胞生物学会副理事长；专于细胞超微结构与细胞生物学，擅于动物病毒与细胞相互关系的研究；1991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十. 地学（含地质、气象、地理、城市与环境）（12位）

1. 傅承义------地球物理学、地震学、地球物理勘探学家，国际地震波传播理论研究的先驱之一；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名誉所长；是北大、北地质、中国科大地球物理学教研室的主要创始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9年考取庚款留英生；1944年获加州理工学院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1957年增选为中科院生物学地学学部委员（院士）。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 “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2. 谢义炳------中国现代天气学和大气环流学奠基人之一；1935年考入清华理学院，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发给清华大学毕业证书）；1945年留美，1949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气象系执教，1952年“院系调整”调北大，后任北大地球物理系主任；科研成果对中国天气分析和预报起到了指导作用，丰富和发展了大气环流基础理论，对气象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3. 郝诒纯------生物地层学、古生物学家；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6年清华研究院地层古生物学研究生毕业；1946---1952执教于北大地质系；1952年“院系调整”调到北京地质学院……她把计算机技术应用于微体古生物科研，完成了几个门类的数据库，制作了新生代浮游有孔虫自动化鉴定软件，被部分石油生产单位采用，创造了经济效益，使微体古生物学在我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她还为我国妇女发展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1980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4. 赵柏林------大气科学与遥感技术学家；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气象系，因“院系调整”到北大物理系气象专业任教；1954年，在谢义炳教授的力荐下，成为前苏联动力气象专家阿基诺维奇的研究生，1956年获苏联副博士学位；科研成果曾获1979年“中国科学大会奖”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的称号；后任北大物理学院大气科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1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5. 王乃樑------地貌学家、地理教育家；1935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地学系，1939年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毕业（发给清华毕业证书）后留校任教；1951年获法国巴黎大学自然科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清华大学讲师；1952年“院系调整”时调到北大地理系，历任副教授、教授、地貌学教研室主任、地理系主任、博导；是我国高等学校第一个地貌专业的创建者，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地貌学人才；专于地貌学与第四纪研究，结合沉积学研究地貌发育，倡导从地区地貌特征研究新构造运动，预测地震。

 

6. 李孝芳------土壤地理学家；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发给清华大学毕业证书）；解放前夕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50年放弃学业，成为当时最早回国的留美生之一；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地学系执教；1952年“院系调整”调到北大，成为北大自然地理专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自然地理教研室主任；1970年代调任中科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室主任；她在土壤地理和土地资源科学领域，特别在土壤诊断分类和土地资源评价研究和实践方面有杰出贡献。

 

7. 陈昌笃------我国景观生态学奠基人之一，北大环境学院生态学系教授，生态学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194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学系；1949年考进中科院植物所攻读植物生态学研究生；1957--1959年和1981--1982年曾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和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进行访问研究；担任过中国生态学会理事长，国家建设部、林业局、环境保护总局等有关方面的专家、顾问，同时任多个学报的编委；在北大执教50余年共发表学术、科普论文约150篇，合编专著6部，编写大学教材1本；直接培养、指导研究生、博士后20人；并为我国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8. 陈传康------我国最早从事旅游地理研究的学者，被誉为中国“泰斗级的旅游地理专家”；1949年考入清华大学地学系；1952年“院校调整，转到北大地质地理系继续学习，1953年毕业后留校；曾任北大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兼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区域旅游开发研究会主任，中国旅游地学研究会副主任等；发表有关理论和应用地理学、区域开发和旅游开发规划著作和论文400多篇（部），对潮汕旅游开发有很系统和成功的研究，并已被各地广泛的采纳和贯彻。

 

9. 王恩涌------文化地理专家；1949年考入清华大学地学系；1952年“院校调整”，调到北大地质地理系续读，1953年毕业留校、进修，曾讲授植物地理课，后主要从事行政工作，曾任系秘书、助理、副系主任等。1983 ---1984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与多伦多大学地理系进修，回国后转向人文地理学的教学科研工作，重开已中断40年的政治地理课，兼担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地理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人文地理》杂志副主编、北大环境学院教授；研究成果曾获北京市社科一等奖；主编的《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教学的经典教材之一，为该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重要参考书。2013年获得北京大学第三届“蔡元培奖”。

 

10. 胡兆量------经济地理学专家；1949年考入清华大学地学系；1952年“院校调整”时，以借读形式转入人大学习经济地理专业；后任北大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兼任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理事长、中国商业地理学会理事长，台湾社会大学兼职教授；已发表《地理环境概述》《中国区域发展导论》《中国文化地理概述》等专著十余册，论文100余篇；1995年以后为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课程高级研修班”授课。

 

11. 陈静生------国际著名环境科技专家、北大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1950年入清华大学地学系，1952年“院校调整”，调北大地质地理系继续学习，1953年毕业；60年代研制成功适于农村使用的饮水除氟方法，受到周总理赞许；70年代在北大主创了全国第一个地学环保专业，并首次查明我国北方城市地下水硬度升高的机理，产生巨大影响。“全国土壤背景值研究”和“水污染整治研究”分获国家级和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6部、译著7部、科普著作3部，培养研究生60 余名；现兼任国际沉淀物---水科学学会理事，国际科联环境问题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委员等职。

 

12. 韩慕康------海洋地理学专家；1950年入清华大学地学系，1952年“院校调整”调到北大地质地理系续读，1953年毕业；长期任北大地质地理系、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专长 环境、构造和海岩地质与地貌学；1983---1984年作为交换学者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地理系进修一年；发表（或联合发表）过许多论文、著作、译作；科研成果“构造地貌研究”与“地理信息系统与地貌制图”，均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最近中外海岛争端的解决，用得上他的知识吧。

 

十一. 心理学（7位）

1. 唐  钺------实验心理学家、心理学史家；1914年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1920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1921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心理系教授，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哲学教育组组长，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研究员；解放后，任清华大学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调到北大任哲学系普通心理学教研室主任；他还是一位出色的编纂家、翻译家。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 “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2. 孙国华------心理学家；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获俄亥俄州立大学心理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清华心理学系主任；解放后任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调北大任哲学系副主任、心理学专业主任、校务委员，兼任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心理学报》常务编辑；其业务专长为“比较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 “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3. 周先庚------实验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家；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毕业留美，1930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哲学博士学位；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心理学教授、代系主任、系主任；1952---1996年任北大心理学系（1978年前为哲学系心理学专业）教授；主要的研究工作为汉字心理的实验，成果曾连续在美国实验心理学杂志上发表。

 

4. 邵  郊------生理心理学家；1948年清华大学心理系毕业留校执教，1952年“院系调整”调北大执教，主要教学专长有：比较心理学、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及实验、神经系统的解剖与进化和生理心理学等课程；社会兼职：中国心理学会生理心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主编有《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理心理学部分、《心理学大词典》和《简明心理学百科全书》生物心理学部分；著有《生理心理学》一书。

 

5. 姜德珍-----老年心理学专家；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曾任北大心理学系党委书记；对不同职业老年人心理特点、心理健康和生死观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研究，先后发表论文和科普文章百余篇；合著、主编和参与主编的著作中，《延缓衰老奥秘》获中国老年学会十年优秀成果一等奖，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抗衰老的途径探秘》、《老年学导论》获中国老年学学会十年优秀成果奖；著有《老年心理与自我调适》等书，其中《天天开心活百岁》一书2007年获首届“中国老年学奖”学术成果奖。

 

6. 沈德灿-----社会心理学家；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学习，1952年“院系调整”调北大哲学系心理专业续读，毕业后留校；曾任唐钺教授的助手、心理发展教研室主任、教授，北京心理学会理事长、北京市社会心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理事长（连任三届），中国心理学会理事兼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主要从事心理学史、社会心理学教学及研究，主要著作有《社会心理学简编》、《社会心理学》等。

 

7. 许政援------儿童心理学家；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心理系学习，1952年“院系调整”调入北大哲学系心理专业续读；1954年毕业留校，曾任儿童心理发展实验室主任、心理系常务副系主任、系主任等，兼中国心理学会领导小组成员、常务理事、发展心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专长为发展心理学理论、儿童语言发展和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研究，发表论文30多篇，代表成果有《汉语儿童语言发展的研究和有关的理论问题》《中国家庭社会化和儿童的行为与个性的发展》，著有《儿童发展心理学》；是国际行为发展研究会、国际儿童语言研究会成员。

 

十二. 政治学（2位）

1. 张忠绂------政治学家、国际关系学家；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哲学博士学位（研究国际关系学）；1931---1937年任北大政治系教授、系主任，研究生导师，并任最高级别的教授----“庚款讲座教授”，享受特别的待遇，为当时异常活跃的学者；全面抗战爆发后从政，参加了国民政府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并仍坚持治学为辅；1948年民国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时，进入人文组最后55人候选名单，但最终落选，当年移居美国，后入美籍……有《英日同盟》、《中华民国外交史》（上卷）、《欧洲外交史》、《近代远东外交史》、《迷惘集-----作者传》等七部专著遗世。

 

2. 吴恩裕------政治学家、法学家和《红楼梦》研究专家；1933年毕业于清华哲学系；1936年公费留英，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思想史博士学位；1939--1946年任中央大学政治学系教授，1946--1952年任北大政治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调任北京政法学院教授；1978年调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兼北大法律系、国际政治系教授等。1954年起，开始致力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生平家世研究，在实物考察方面成果显著。

 

十三. 社会学（1位）

1. 费孝通------ 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人之一；1935年获清华大学研究院社会学、人类学硕士学位；1936年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留学，师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93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历任云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副教务长；1952年“院系调整”调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1955年当选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82年起任北大社会学系教授，1985年任北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为国内大学恢复社会学专业教育作出突出贡献……

 

十四. 经济学（2位）

1. 余文灿------经济学家；1913年清华学校毕业赴美留学；1917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哲学学士学位，1919年获哈佛大学法学士学位。回国后不久，在北大讲授《国际贸易》《经济概要》《经济政策》等课程；曾当选校总务长；1926.4---1927.4任经济系主任。从1926年起，一度代理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职；1927年李大钊被捕，为营救先生，北京9所高校联合推定北大代校长余文灿、师大校长张贻惠为代表，向北京政府和奉系首脑（当时拜访了张学良军团长），递交意见书，陈述九校意见，要求释放李大钊之妻女；将李大钊交由法庭依法审讯等。李大钊遇害后，曾发起“募集李大钊家属瞻养费”行动。

 

2. 陈岱孙------经济学家、教育家；1920年清华学校毕业后留美；1926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经济学系教授、系主任、法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调中央财经学院任第一副院长，1953年起，任北大经济学系主任长达30年；在财政学、统计学、国际金融、经济学说史等方面有极高的研究成就，同时为中国培养出了六代经济学人才；北大在朗润园为他塑了全身坐像，供人瞻仰；厉以宁等的成长得到他的扶持。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 “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十五. 法学（4位）

1. 钱端升------中国政治学、法学的一代宗师；1919年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曾任清华、北大讲师，讲授政治学、宪法学；后任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教授、政治系主任；1948年在北大执教时，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起任北大法学院院长、法律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调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任首任院长；由中国政法大学倡议，现我国已设立全国性的法学研究奖项----“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 “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2. 王铁崖------中国国际法首席专家；1933年清华大学政治系毕业后，以优异成绩保送入清华研究院攻读国际法，1936年获法学硕士学位；1936年考取庚款留学生，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获国际法博士学位；1939年回国，历任武大、中央、北大教授，中国政法大、南开、外交学院兼职教授，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北大国际法研究所所长，著作等身；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获平反；1987年当选为世界国际法研究院建院100多年以来第一位中国籍院士；同年被选为世界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97年出任海牙国际法庭大法官；2003年逝世。

 

3. 龚祥瑞------宪法与行政法专家；1931年入读国立清华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1935年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生，1938年获伦敦政经学院政治学硕士学位，1939年获得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比较法研究所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西南联大、重庆中央青干校、中央大学、北大任教；1954年以后长期担任北大法律系教授，直至逝世；早年忙碌于中国的文官制度建设，晚年则将领域拓展到中国的宪政与法治进程，并用尽心血培养了一大批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方面的人才，李克强副总理，著名行政法学家姜明安都是他的得意门生。

 

4. 楼邦彦------行政法和宪法专家；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政治系，1936年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留学；1939年回国，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副教授；之后曾任武大、中央、北大政治学系教授；解放后先担任北大法律系教授、1952年后调任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北京司法局副局长，曾经当选过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7年被错划“右派”，1979年逝世时得以平反；著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知识讲座》《不列颠自治领》、《法兰西共和国地方政府》等著作。

 

十六. 教育学（2位）

    1.尚仲衣------近代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共党员；1924年清华学校毕业留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先后任中央大学、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勷勤大学、广西大学教授兼中山纪念学校校长，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主任；1933----1936年任北大文学院教育系教授，与许德珩同为北大“一.二九学生运动”与北平学联联系的2位负责人……1938年受党派遣，任第四战区政治部第三组上校组长，领导作家、艺术家，和一个由进步青年组成的政治大队，积极开展各项抗战宣传鼓动工作，1939年国共合作出现逆流，改赴香港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中途汽车翻车不幸逝世，年仅37岁；1940年生活书店出版了《尚仲衣遗著全集》；根据友人许德珩、周培源、夏衍、孙大光、钟敬文等老同志提议，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中山大学于1989年9月，联合举办了“纪念尚仲衣教授逝世50周年座谈会”。

 

2. 汪永铨------高等教育专家；1950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调到北大，历任物理系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无线电电子学系主任、电化教学中心主任、北大教务长、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北大研究生院院长、博导；先后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高等教育学科副组长、《北京大学教育评论》主编；2005年被评为北大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2011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授予他我国高等教育学术界的最高荣誉-----“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开拓贡献奖”（迄今为止，国内只有王承绪、潘懋元和汪永铨三位学者获得同类奖项）。

 

十七. 工学（6位）

1. 王大观------航空发动机专家；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航空工程系；１９４４年被派到美国莱可敏航空发动机厂深造；１９４８年在北大工学院机械系任专任讲师，同时参加学生反饥饿、反迫害、罢课罢教运动……解放后全心致力于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航空发动机研制方法和程序的研究，主持研制多种型号的发动机，并培养了几代专业人才；１９９１年被国务院授予“为发展我国航空工程技术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１９９２年航空航天工业部授予他“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2009年中组部、中宣部、中央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国资委党委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向吴大观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

 

2. 王补宣------热工热力学家；1943年西南联大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48年赴美留学，1949年获普渡大学机械工程科学硕士学位，同年任北大工学院副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调回清华任副教授、教授、热能工程与热物理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创办中国第一个工程热物理本科专业；1963---1966年带领师生参与四川化工厂氨合成塔技术改造，创造单塔日产量翻番，达国际同类型装置的高产水平，获国务院1966年100项重大成果奖；1986年获得世界能源学会授予的“人类利用能源奖”，1989年获得日本热物性研究会授予的“功勋奖状”，1990年获得中科院颁发的荣誉奖章；编写热力学教材多种，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1980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3. 张  任------水利专家；1925年清华学校毕业赴美留学，获麻省理工学院科学硕士学位；回国曾任职于吉林大学、天津治理海河委员会工务处、清华大学土木系、长江水利委员会、永定河官厅水库工程局等；1949年起任北大工学院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又调回清华大学任水利工程系系主任，为清华教学科研，为国家重大水利工程作出很大贡献，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

 

4. 陶葆楷------我国现代给排水工程教育的创始人之一；1926年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1930 年获得哈佛大学卫生工程硕士学位后，又去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研究、进修一年；回国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教授；1946---1948年任清华大学土木系主任，同时代理工学院院长；1950---1952年任北大工学院土木系教授，兼卫生工程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回到清华，先后任教研究主任、土木系主任、土木建筑工程系主任，环境工程研究所所长。现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钱穆先生之女钱易院士是他的女弟子。

 

5. 陈明绍------能源环境专家；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1947---1950年曾任北大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副教授……“改革开放”后，任北京工业大学副校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6. 杨曾艺------建筑施工专家；193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系……解放前夕，曾任北大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副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调清华执教；1955--1957年在苏联进修；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土木建筑系副主任，福州大学教授，华侨大学教授、教务长、副校长，兼福建省土木建筑学会第二届理事长；主编《建筑施工技术与机械化》、《建筑施工组织与规划》等。

 

十八. 电子学、计算机科学及应用（3位）

1. 吴全德-----电子物理学家；我国光电阴极理论研究的开拓者；1947年清华电机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调北大，历任物理系电子学教研室代主任，无线电电子学系副教授、教授，纳米科学与技术中心主任；是国家“纳米电子学基础研究”首席科学家；在国际上最先解开银氧铯光电阴极发射机理之谜，提出金属超微粒--半导体薄膜光电子发射模型和固体基质中超微粒子成核、生长理论，国际同行称为“吴氏理论”；对光电子发射和超微粒---固态基质薄膜物理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1991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2. 林建祥------教育信息技术研究专家；北大教育学院教育技术系教授，电教中心计算机辅助教学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计算机辅助教育学会副理事长、全球华人计算机教育应用协会顾问；1985年赴美，师从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诺贝尔奖和计算机图灵奖得主赫伯特•赛蒙教授，从事教育技术研究；回国后开展计算机辅助教学技术的应用研究，取得了数十项重要的科技成果，获得国家教委与北京市教学进步奖、中国教育技术协会授予的“中国教育技术事业杰出贡献奖”等荣誉；林教授系清华大学数学系1951届毕业生。

 

3. 杨芙清------计算机软件专家；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数学系，1952年因“院系调整”调到北大继续完成学业；后任北大信息与工程科学学部主任、软件工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现被聘为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最近获得“中国计算机学会终身成就奖”；2013年获得北京大学第三届“蔡元培奖”。

 

十九. 医学（6位）

1. 沈雋淇------中国生理学的开创者之一、中国代谢和呼吸生理学研究的先驱；1916年清华学校毕业赴美留学，1920年获美国西留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22年回国后执教于北京协和医学院……1935年发明了著名的沈氏气质分析管…1946--1952年主持北大医学院生理科教研工作，为主任教授，其中1947--1948年曾任北大医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医学院又独立，任基础部生理教研室主任，一级教授；1969年逝世。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 “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2. 孟继懋------骨科专家、骨科教育家、中国杰出骨科先驱；1920年清华学校毕业赴美留学，获得芝加哥拉什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回国行医于北京协和医院；1948---1951年任北大医学院骨科临床教授；后任北京市积水潭医院院长、创伤骨科研究所所长等，为创建中国专业齐全国际知名的创伤骨科中心作出了贡献；首创治疗股骨颈骨折的孟氏截骨术和孟氏肩关节融合术。

 

3. 王志钧------消化生理学家；1936年毕业于清华生物系；1936--1939年入北平协和医学院进修生理学；1946年赴美留学，1950年获伊利诺依大学医学院哲学博士学位；回国任北京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生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系主任，执教50多年，培养学生数千人；曾任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生理科学会副理事长、《生物科学进展》主编等职，对我国生理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4. 严仁英------中国“围产保健之母”，1932---1935年在清华大学生物系学习三年后，以优异成绩转读北平协和医学院，师从林巧稚大师，1940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医学院医学系主任、妇产科主任，后为北京大学妇儿保健中心主任，兼任世界卫生组织妇儿保健研究培训合作中心主任，中国关心下一代工委会专家委主委，北大医院院长、名誉院长；她是王光美的兄嫂。

 

5. 刘曾复------生理学家；1937年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生物系，历任北京医科大学生理学教授、北京大学基础部主任，北京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长、首都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名誉院长，是研究“整合生理学”和“定量生理学”的专家，也是生物控制论、生物医学工程学等交叉学科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在国内外生理学界享有盛誉；在京剧艺术方面造诣亦深。

 

    6. 张昌颍------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医学教育家；1929年毕业于清华学校，赴美留学，获得威斯康辛大学研究院有机化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北平协和医学院讲师，江西中正医学院、贵州大学、贵阳医学院教授、科主任等；1946年起，任北京大学医学院、北京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生物化学教授、后兼教研室主任；任职60多年来，培养了数代生物化学和医学人才；主编过数部广泛使用的教材和工具书；在营养、肿瘤、衰老和白内障多个科研领域作出贡献；创办了《生物化学杂志》，并任首任主编10年，后任名誉主编。

 

 

二十. 1952年“院系调整”调入北大，后成为两院院士的清华在读生

           （11位，其中3位前面已简介）

 

1. 何德全------信息技术专家，1950年考入清华物理系学习，1952年“院系调整”转入北大物理系续读，1953年毕业于北大；任中国信息安全评测中心管委会主任，在信息防护与安全技术、新型显示与处理技术、信息光学与化学等领域，取得了20余项科技成果，其中10项获国家发明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及部级科技进步奖；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2. 吴慰祖------精细化工专家，1950年考入清华化学系学习，1952年“院系调整”转入北大化学系续读，1953年毕业于北大；担任总参第五十五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军事领域中的精细化工技术研究，取得了40多项重要成果；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3. 蒋有绪------森林生态学家；1950年考入清华生物系学习，1952年“院系调整”转入北大生物系续读，1954年毕业于北大生物系植物专业；任中国林科院森林生态与保护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我国各天然林区综合考察，提出了我国第一个森林立地分类系统，以群落学、区系学和土壤学特征为基础的森林分区和林地、无林地通用的森林立地分类系统；首次提出我国西南亚高山森林植物区系的形成在生态学上受外区成分水平幅凑、垂直分异和区域内部差异的生态隔离三过程所影响的学术假说；完成著作7部，获国家、林业部科技进步奖多项；1999年当选中科院院士。


    4. 戴汝为------控制论与人工智能专家；1951年考入清华数学系学习；1952年“院系调整”调北大续读，1955年毕业于北大数力系；1956年为钱学森翻译其经典著作《工程控制论》；后任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长；长期从事自动控制、系统科学、思维科学、模式识别、人工智能方面研究，科研成果在我国经济、军事及社会发展领域重大问题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1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2010年荣获“中国模式识别科技终身成就奖”。

 

5. 邝宇平------理论物理学家，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52年“院系调整”调入北大续读，1955年毕业于北大物理系；长期都在兰州大学任教；现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博导，兼中国高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粒子物理理论研究，在粒子理论多个方面作出重要成果，1989年获中国物理学会第一届吴有训物理奖；200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6. 任阵海------大气环境科学专家；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气象系；1952年因“院系调整”转北大续读，1955年毕业于北大地球物理系；曾任国家环保总局气候影响研究中心总工程师；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7. 钱绍钧------实验原子核物理学家，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52年在北京俄专学习一年；1953年“院系调整”转读北大物理系，后又转技术物理系攻读实验原子核物理；1956年毕业后留校做教学、科研和苏联专家翻译工作，1959年调离；曾任国防科委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司令员，解放军总装备部研究员、少将军衔；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8. 管惟炎-----物理学家；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52年“院系调整”调北大续读，1953---1960年留苏；回国入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所长，兼任北京大学教授；后任中科大第三任校长；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9. 黄春辉------无机化学家，北大化学系教授。（前已介绍）

 

10.杨芙清------计算机软件专家，北大信息与工程科学学部主任。（前已介绍）

 

11.周光召------前中科院院长，研究生毕业后曾留北大任教  （前已介绍）

 

二十一. 1952年“院系调整”调北大，后成人文社科名人的清华在读生

            （3位，本部分人选，因不熟悉情况，遗漏较多）

 

1. 梁从诫------“中国民间环保第一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1949---1952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52年因“院系调整”转读北大，1954---1958年在北大历史系读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云南大学、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等单位工作；1993年创建了中国第一家民办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任会长；因环保领域的杰出贡献，历年获多项国际、国家大奖；2010年逝世；是梁思成的儿子。

 

2. 傅璇琮------著名学者、古典文献研究专家；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因“院系调整”，转入北大续读，1955年毕业；历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副组长；他出于对母校的深厚感情，1980年代以来，长期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与校友王瑶等一起支持清华中文系的复建和发展工作。

 

    3. 王敦书------著名历史学者、世界史研究专家；1951年考入清华中文系，因“院系调整”，转读北大，1955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后成为南开大学清华历史学元老雷海宗的研究生……现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西方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中德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导，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理事长、东北师大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名誉所长等；为全国政协第八、九届委员。

 

 二十二. 在西南联大执教的清华学子代表（22位）

1. 吴  晗------历史学家、明史专家；1934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任教；1940---1946年在西南联大执教，是当时最著名的进步教授之一；解放后出任北京市副市长；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69年死于“文革”冤案。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2 .钱三强------“两弹一星”功勋；1929年进北大之理科预科上高中，1932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毕业时考取庚款留法生；为“小居里夫妇”研究生，1940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导师；1948年回国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后任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二机部副部长等，成为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大学者钱玄同之子。（注：钱三强未在西南联大执教过，是此22位中唯一例外；中学时代念北大预科）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3. 赵九章------“两弹一星”功勋、被誉为“中国卫星之父”、中国现代气象学的奠基人之一；1933年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获得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38---1944年在西南联大执教；后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解放后任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1966年但任中科院卫星设计院院长。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4. 陈芳允------“两弹一星”功勋；1934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机械系，一年后转入物理系，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获清华大学学士学位；1938---1941年在清华无线电研究所任助教；上世纪40年代曾在英国从事电视、船用雷达研究工作……是杰出的无线电电子学、空间电子系统工程专家，在核弹爆炸的测试技术方面作出突出贡献,也是卫星测控总体技术负责人；中国“863计划”的四位提议人之一；1980年被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并兼技术科学部副主任。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5. 屠守锷------“两弹一星”功勋；1936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1940年西南联大航空系毕业后留美，1943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副教授、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调任北京航空学院教授；从1957年起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总体设计部主任、第一分院副院长，七机部第一研究院副院长，是火箭技术与结构强度专家，先后担任近程、中程导弹副总设计师，洲际导弹、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后出任航天工业部总工程师；1992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6. 王希季------“两弹一星”功勋；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机械工程系……1947年赴美留学，1949年获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动力及燃料专业硕士学位，1950年放弃读博机会，发起回国；是中国返回式系列卫星的总设计师，曾参与第一颗卫星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研制；1993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7. 华罗庚------天才的数学家，清华大学培养出的特殊人才；1938在英国剑桥大学进修归来，到西南联大从事教学、科研工作；1948年当选中研院首批院士；解放初任清华大学数学系系主任，1952年调援中科院数学研究所任所长；1955年当选中科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八十年代曾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100位感动中国的人物”之一、还是“中国现代科学家”邮票中的人物之一。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8. 钱伟长------中国近代力学与应用数学的主要奠基人、中国最博学的科学家、教育家以及社会活动家、全国政协副主席；1935年清华物理系毕业后，进入清华研究院读研，在西南联大执教；1939年考取庚款留英生赴加拿大留学；1942---1946年在美与钱学森同为冯.卡门助手；1946---1983年任清华教授、教务长、副校长等，期间常兼任北大教授；1955年当选中科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1957年为清华第一号大右派，1979年获得平反；1983年起任上海大学校长，2010年逝世。他是大学者钱穆的侄子（养子）。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9. 葛庭燧------金属物理学家，世界金属内耗研究领域国际大师和创始人之一；中科院固体物理研究所所长；曾获内耗与超声衰减国际最高奖----甄纳奖、桥口隆吉材料科学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物理奖、美国TMS学术最高奖---梅尔奖等；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曾任西南联大助教；1941年赴美留学，获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1949年回国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1952年调援中科院；1955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10.杨石先------化学家；1918年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1931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1938---1945年曾任西南联大理学院化学系教授、系主任，师范学院理化系主任、西南联大教务长等职；1957年任南开大学校长；曾任中国化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协副主席；1955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化学组组长。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11.刘崇乐------我国昆虫学创始人之一，1920年清华学校毕业后留美，1926年获康奈尔大学昆虫学博士学位；回国任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系主任，西南联大教授，清华农学院昆虫系主任；解放后先后任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所长、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所长；在昆虫病理及微生物防治、资源昆虫领域取得了公认的成就；1955年当选中科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文革”中受迫害，过早去世。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12.汤佩松------中国植物生理学奠基人之一；1925年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后到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1933年回国任武汉大学教授，抗战时在昆明任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研究教授；抗战后担任清华农学院院长；1948年当选中研院院士；1950年调任北京农大任副校长，后出任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所长兼任北大教授，为北大植物生理学教研室主任；1955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13.吴征镒------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中国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植物学家；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抗战时曾任西南联大助教，1942年考入清华研究院读研、获硕士学位……1955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1958年任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1979年兼任中科院昆明分院院长、云南省科协主席。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14.梁思成------建筑学家；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7年获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硕士学位，1928年肄业于哈佛大学研究院；回国后创办了中国大学第一个建筑学系（东北大学营建系）；加入“中国营造学社”后，对中国各地的古建筑进行系统的调查、整理、研究，成为中国古建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抗战结束后，又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解放后主持“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国家重大项目的方案设计，努力探索中国建筑的创作道路，提出文物建筑保护的理论和方法，是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为中国建筑界培养了大批人才；1948年因建筑考古和美术史成就当选中研院人文组院士，1955年当选中科院首届技术科学部委员（院士）；抗战前，他曾为老北大设计过“地质馆”和“老灰楼宿舍”，解放前夕曾在北大工学院讲过《中国建筑史》课程。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 “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15.蔡方荫------土木建筑结构专家；1925年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1928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硕士学位，曾在纽约珀迪-亨德森事务所任顾问工程师；1930年回国，任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系主任和工学院院长，抗战时在西南联大、国立中正大学执教；解放后担任南昌大学工学院院长，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等职，并任《土木工程学报》首任主编；1955年当选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院士）。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 “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16.张大煜------物理化学家、中国催化科学奠基人之一；1929年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后留学德国，获德累斯顿工大博士学位；1933---1937年任清华大学讲师、教授；1937---1945年任西南联大教授、中央研究院研究员；1946---1949年任清华大学化工系教授、系主任；1949---1952年任大连大学化工系教授、系主任，东北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1953---1961年先后担任中科院工业化学研究所所长、石油研究所所长、兼兰州石油研究所和中科院煤炭研究所所长；1955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1962---1977年出任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为我国创建了第一个石油、煤炭化学研究基地。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 “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17.吴仲华------工程热物理学家；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获清华大学学士学位，留西南联大任教；1943年考取公费留美资格，1947 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在美国刘易斯喷气推进中心任研究员时，创立了国际公认的“叶轮机械三元流动通用理论”；1954年回清华创建了全国第一个燃气轮机专业，任教研室主任；1957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后历任中科院力学所副所长、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航空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理事长等，1992年病逝；与李敏华为“清华夫妻院士”。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 “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18.杨振宁------物理学家，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1944年结业于清华研究院，获得硕士学位，并考取第六届清华庚款留美生；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因科研成就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还得过“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及拥有多项荣誉学位，被誉为“当代全才的三个理论物理学家之一”；1999年任清华大学教授；2003年到北京定居；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外籍院士。

[被列入北大校史馆 “北大杰出人物展(一)名单”]

 

19.陈  达------社会学家；1916年清华学校毕业赴美留学，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长期执教清华，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办人；抗战时期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兼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为世界人口学会副会长；解放后任中央劳动干部学校副校长、劳动部保护司副司长；因“人口问题”被错划为“右派”，后获平反；1975年病逝后，骨灰存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20.钱钟书------杰出的文学研究家、作家、翻译家；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语系，1935年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留学；1938年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西南联大外语系教授……后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21.何炳棣------杰出的历史学家，被尊为“历史学界泰斗”；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获清华大学历史系学士学位，留西南联大执教；1944年考取清华庚款第六届公费留美生，1945年赴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西洋史，1952年获得哥大英国史博士学位；之后逐渐转入国史研究，成绩斐然，1966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当选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文革”后被中国社科院聘为“荣誉高级研究员”。

 

22.陈省身------杰出的数学家；1931年南开大学毕业后考入清华研究院， 1934年成为中国培养出的第一位数学硕士后；赴德国、法国深造；1937年回到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执教；1948年曾主持中研院数学研究所工作；1949年迁往美国，任芝加哥大学教授；1961年加入美籍，当选美国家科学院院士；曾任美国数学学会副主席、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先后获菲尔兹奖、沃尔夫奖等全球数学领域最高荣誉；先后被英、法、意、中等国家科学院聘为外籍院士；晚年退休回大陆，创建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

 

 

祝愿北大、清华两校携手早日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

 

 

       请阅读本文的姐妹篇：

  为清华发展作过贡献的18位北大学子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5934790101bah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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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罗章龙著述目录（一）

April 15, 2018, 10:0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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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杨绛谈往事》多有不实

April 19, 2018, 11:5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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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杨绛谈往事》多有不实

2008-10-22 10:24:00 来源: 新商报 


http://press.idoican.com.cn/detail/articles/20081022053321/


马晴川


近日三联书店推出《听杨绛谈往事》一书，该书号称:“记录了杨绛自出生至98岁的经历。作者吴学昭，吴宓之女，与钱钟书、杨绛一家有通家之好。作者以听杨绛讲往事的方式，写成了这部著作。成书后，复经杨绛手订。故“名为传记，或可以杨绛回忆录视之。”有杨绛与钱钟书的往事相号召的图书，历来畅销不衰，比如《我们仨》，比如《走到人生边上》。此次《听杨绛谈往事》首印15万册，并迅速冲上图书销量榜，也并非意料之外。记者昨日致电专门研究钱钟书的大连学者范旭仑先生，提及该书，范旭仑表示《听杨绛谈往事》没有太多史料价值，几乎是《我们仨》的复述或演绎，新鲜事实在太少，又多是家长里短的事，多是无稽之谈，可以稽考的事又多颠倒混乱。

文体怪异

范旭仑指出《听杨绛谈往事》的文体有些怪异，不是严肃的传记，也不是闲散的口述。全书竟用杨绛长辈的口吻来称呼杨绛，一口一个“阿季”，可又时不时称“杨绛”“杨绛先生”;“钟书”、“钱钟书”、“钱钟书先生”也混称。称杨绛的父亲敬称“老圃先生”，称杨绛的公公则直呼其名“钱基博”，好像要暗里贬低钱家人。书里病句错字也大大超标。

《听杨绛谈往事》一书，读罢后感觉其中新鲜材料不多，如1948年游杭州算是新披露的，但价值也不大。大篇幅渲染杨绛的恋爱生活，好像以此增加卖点，未免堕入名星绯闻的恶趣。得机会就辩解杨绛没有和费孝通搞对象、费孝通只是单相思，这类自我炒作，倒给人欲盖弥彰的印象。书中还爱常常暗对文学所的领导飞短流长，也不太地道。

史事失实

范旭仑在该书中发现一些严重的史实错误，例如该书叙述:“到巴黎，阿季(杨绛)和钟书一起去瑞士日内瓦参加1936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世界青年大会。钟书当代表，是政府当局由国内拍电报来指派的;阿季呢，是经友人介绍而认识的一位在巴黎的中共党员，邀请她当中共方面的青年代表。他俩随共产党的代表一起活动……按理，大会代表中国青年发言的，该是国家特派的代表，但钟书不爱做这类事，正好共产党代表要争取讲，钟书就把他写的中国青年向世界青年的英文致辞交她上台去念。”而据范旭仑考证，当时代表发言者是陆璀;发言稿钱清廉起草、代表团以中文拟定;当时中国代表团由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选派;中国代表团绝无“共产党代表”。

该书还提到:“《围城》在好评如潮的同时，也遭到一伙人围攻，每天在报刊上痛骂《围城》是‘香粉铺’，是‘活春宫’。不久，巴人(王任叔)在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声明骂《围城》的不是共产党，他代表共产党发表此文。巴人的文章见报后，毒骂《围城》的一派人偃旗息鼓……巴人上世纪五十年代，恰好与钱杨在文学研究所同事，大家相处甚好。”而经范旭仑考证，“王任叔尝于香港以笔名无咎撰写《读围城》，……亦以‘两个妖精打架’为‘唯一的创作主题’来丑诋恶詈《围城》及其作者。”而且“王任叔1950年后任驻印尼大使，1952年后任职外交部，1954年后任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后任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1970年返乡，两年后病逝。”因此王叔任与钱钟书曾是文学研究所的同事也是无从谈起。论调离奇

《听杨绛谈往事》一书在第228页还提到乔治·奥威尔的书《一九八四》《动物农场》“内容很反动”，这更属奇谈怪论，这两本书目前在大陆有多个中译本并公开发行，“反动”之说不知从何说起，是以何时的标准衡量，如此论调令人感到恍如隔世。

范旭仑表示，《听杨绛谈往事》一书的作者吴学昭，“老早就跟父亲(吴宓)划清界限，乃至不共吴宓同姓，以‘萧(肖)光’著名于革命时代，专门职业是干革命、搞政治、抓法制。一想到这层，我们就对她苛求不起来了。”



《听杨绛谈往事》遭质疑 学者：有“三大罪状”
2008年11月11日 16:50 来源：南方日报   发表评论


晚年的钱钟书和杨绛。资料图片 



钱钟书和杨绛的年轻时代。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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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12月19日,是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钱钟书先生逝世10周年的日子。10月8日,为纪念钱钟书逝世10周年,一本由著名学者吴宓之女吴学昭执笔的杨绛传记《听杨绛谈往事》由三联书店出版,记录了杨绛98年来的人生风雨。

　　按照吴学昭的说法,“钱、杨是不可分的”,因此此书虽然是杨绛的传记,却也处处渗透着钱钟书生活的点点滴滴。但正当《听杨绛谈往事》在各大城市热销之时,一位研究钱钟书的学者范旭仑却公开表示,书中多处失实,且完全是《我们仨》的重复,不具备史料价值。为此,记者采访了本书的责任编辑及钱钟书的学生赵一凡,回应种种质疑。

　　杨绛自述:“费孝通不是我的初恋”


　　与以往的传记作品不同的是,《听杨绛谈往事》是“口述历史”,大多根据作者和杨绛的谈话整理而成,共分为19章。与其说这是一本传记,倒更像是杨绛先生的回忆录。作者吴学昭是著名学者、教育家吴宓之女,也是钱杨一家的世交,其父更是钱钟书、杨绛在清华时代的恩师,因此杨绛先生在序言中说:“作者吴学昭是我的好友……有她为我写传,胡说乱道之辈就有所避忌了,所以我一口答应。”

　　此言并非空穴来风,之前有媒体报道称,《一代才子钱钟书》再版修订过程中,杨绛先生含泪亲笔增补家事,杨绛马上出来澄清并没有这回事。不仅是钱钟书的传记,杨绛本人的传记也很多,记者在网上搜索杨绛的相关传记作品,竟有三四本之多,包括孔庆茂的《杨绛评传》、《钱钟书与杨绛》、罗银胜的《杨绛传》,而据杨绛所说,这些传记并未征得她本人同意、她也并不认可这些传记,借此次《听杨绛谈往事》出版,她也在序言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不值得传记作者为我立传,但我也不能阻止别人写我的传记。不相识、不相知的人如有意写我的传,尽管对我的生平一无所知,只要凑足资料,能找到出版社,就能出书。”

　　这本书确实澄清了之前的一些传言,如数年前沸沸扬扬的“费孝通的初恋是杨绛”一说,杨先生在书中通过和吴学昭的对话对此进行了解释:“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让他们炒去好了,别理它。”

　　在与钱钟书交好后,杨绛曾给费孝通写过一封信,告诉他:“我有男朋友了。”费孝通某日竟来清华找她“吵架”,因为他认为他更有资格做阿季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

　　书中还披露,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曾去拜访杨绛,杨绛送他下楼时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但费孝通有新作出版,仍送杨绛“指正”。吴学昭说:“一次杨先生来我家串门,也让我陪她到同院的费老家坐坐,对他的多次问候表示谢意。费老没想到杨先生亲自登门,兴奋地说个不停,时近正午,定要留饭。杨先生却推说我家已做准备便匆匆告辞。”杨绛这次旋风式的访问,心意到了,礼貌周全,前后用了不到20分钟,令吴学昭深深感佩杨绛对费孝通始终做一个“普通朋友”的一贯坚持。

　　《听杨绛谈往事》出版后,很多媒体用杨绛“钦点”来形容这本书,而杨绛自己也说“我乐于和一个知心好友一起重温往事,体味旧情,所以有问必答。”谈到自己的写作缘起,吴学昭在后记中说:“退休后不时帮杨绛先生办事,有了很多当面交流的机会,有时也谈谈往事,话话家常。相处日久,遂萌发了以听杨绛先生谈往事的方式为她写一部传记的想法。在获得杨绛先生许可之后,作者用了两年时间与杨绛先生对谈,对谈过程中作者挖空心思、刨根究底地问,杨先生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答,不厌其烦。”

　　学者指摘:书中内容有“三大罪状”

　　《听杨绛谈往事》一书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卓越亚马逊的传记类图书销量排行榜上一直稳居第一,在全国各大书城销量排行榜上也都榜上有名。然而,10月22日,《新商报》的一篇报道却让事情又起波澜。

　　报道中称,专门研究钱钟书的大连学者范旭仑在提及《听杨绛谈往事》时,认为该书并没有太多史料价值,几乎是《我们仨》的复述或演绎,新鲜事实在太少,又多是家长里短的事,多是无稽之谈,可以稽考的事又多颠倒混乱。

　　不仅如此,范旭仑还列举了此书“三大罪状”:第一,文体怪异,敬称和昵称乱用,并大肆渲染杨绛的恋爱生活增加卖点,有炒作的嫌疑,并且常暗暗对文学所的领导飞短流长,太不尊重他人；第二,史事失实,钱钟书与杨绛参加第一届世界青年大会的部分细节经不起推敲,且王任叔对于《围城》的评论有误,王叔任与钱钟书曾是文学研究所的同事也无从谈起；第三,论调离奇,书中有一句话称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内容很反动”,大为谬误。

　　最后,范旭仑还对作者吴学昭的学术标准表示了质疑,表示吴学昭“老早就跟父亲(吴宓)划清界限,乃至不共吴宓同姓,以‘萧(肖)光’著名于革命时代,专门职业是干革命、搞政治、抓法制。一想到这层,我们就对她苛求不起来了。”

　　有趣的是,记者搜索时发现,这已经不是范旭仑第一次批判吴学昭,早在吴学昭编写《吴宓日记》时,范旭仑和另一位研究钱钟书的学者李洪岩就发表过一篇题为“《吴宓日记》的整理错误和整理者的故事”的文章,声明吴学昭和吴宓之间的对立关系。

　　钱钟书学生回应:它是“知识分子思想史”

　　针对关于《听杨绛谈往事》的争议和质疑,记者首先采访了本书的责任编辑吴彬,她告诉记者,书中很多事实都是第一次公开,比如关于钱杨二人的初次见面,以及赴英法留学的细节等,且书中很多插图照片,包括钱钟书先生病重时的照片都是杨绛先生的私人珍藏,此前从未公开发表过,具有很高的价值。

　　随后记者联系上了钱钟书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赵一凡。赵一凡表示,他在完整读过此书后认为,此书的写作还是承袭了杨绛的一贯写作风格,可以说是杨绛通过谈话的方式写的一本自传,是钱杨两人60余年的一个总结。“这本书的语调语气还是杨绛先生的。读的时候,我仿佛能看到先生的慈祥面容。”

　　针对范旭仑所指的《听杨绛谈往事》没有史料价值,赵一凡发表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国外有一种说法叫思想史,就是记录知识分子在历史进程中的想法,而这本书正是反映了近现代知识分子如何走过20世纪的里程。杨绛先生本来的写作风格就是淡化时代背景,写自己的事情,所以可能会让人觉得琐碎,但从这些小事情入手,反映的是大时代的隐喻。“《听杨绛谈往事》绝对不是《我们仨》的重复,侧重点不一样。”因为都是自己的经历,两本书中事实必然有重复之处,但这本书主要从杨绛先生自己的感受,特别是现在的感受出发来写。他建议读者把《听杨绛谈往事》和《我们仨》、《干校六记》、《洗澡》对照起来读,因为这几本书都是反映钱杨二人生活的文库,是互补并且交叉影响的。

　　对于范旭仑所指出的几项史实上的出入,赵一凡直言,自己并不了解那段时间的事,所以没有发言权。但他表示,关于书中的遗漏可以讨论,但不必拘泥于细节的追究,即使书中回忆的部分有误,对于杨绛先生98岁高龄来说也是正常的,不必太过苛责。“在98岁的高龄留下这样一本充满回忆的自传,本身就是一种意义。”赵一凡说,对这本书作学术上的评价尚早,要细读这本书,将大的时代背景融合进去,才能看出这本书的重要意义。“看杨先生怎样用个人化的、细腻的、女才子式的眼光,细致入微地描述20世纪知识分子命运的变迁。”赵一凡如是评价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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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绛眼中的钱钟书:“我对他并非一见倾心”

　　钱钟书和杨绛夫妇的相敬如宾向来为人称道,而他们从相知相恋,却只经过短短几个月时间。在《听杨绛谈往事》中,吴学昭问杨绛这是否算得上一见钟情,她却回答:“人世间也许有一见倾心的事,但我无此经历。”

　　两人的第一次相见是1932年3月,在清华古月堂门口,杨绛形容对钱钟书的第一印象是“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而当孙令衔告诉她钱钟书已与叶崇范订婚时,杨绛说:“我第一次见到钱钟书时,就想到了这位淘气的‘饭桶’,觉得和眼前这个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的书生是不合适的。当时只闪过这个念头而已。”虽然两人并没有互表爱慕,却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他的信很勤,越写越勤,一天一封。他也常到古月堂约我出去散步。我不走荷塘小路,太窄,只宜亲密的情侣。我们经常到气象台。气象台宽宽的石阶,可以坐着闲聊……以后也走上荷塘的小道了,两人也开始像情侣了。”林间漫步,荷塘小憩,从这里出发,钱钟书和杨绛开始了他们长达60余年的爱情生活。

　　恋爱是美好的,98岁的杨绛对于那段经历记忆依然鲜明,带着少女时期的羞涩与不安。“学期终了,钟书要我留校补习一两个月,考入清华研究员,两人就可再同学一年。他放假就回家了。他走了,我很难受,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了。认识才短短几个月,岂不太造次呢?”及至婚后,钱钟书仍然称杨绛“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但杨绛对于这种近乎完美的赞赏却不以为然:“钟书称我妻子、情人、朋友,绝无仅有的三者统一体；我认为三者应该是统一的。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知心的朋友,至少也该是能作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情人而非朋友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够朋友,只好分手。”

　　一般人眼中的钱钟书,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童年经历却鲜为人知。在《听杨绛谈往事》中,杨绛却说“钱钟书的童年并不幸福”。杨绛先生回忆起夫妇俩在英国留学时想家想得厉害,钱钟书却不然,“这和完全不同的成长环境缺乏家庭乐趣有关。家对他来说,抽象又遥远。”

　　但就是缺乏家庭温暖的钱钟书,却对杨绛和在牛津出生的女儿格外疼爱。当钱瑗从婴儿室里被抱出来时,钱钟书看了又看,高兴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女儿懂事后,每逢生日,也会对女儿说这是“母难之日”。钱钟书没有要第二个孩子,还曾认真地对杨绛说,我们如再生一个孩子比阿瑗好,而喜欢那个孩子,我们怎么对得起阿瑗呢?

　　在杨绛这个妻子的眼里,钱钟书很多时候不是他人眼中的大学者、大作家,只是一个“大孩子”。在书中有很多妙趣横生的细节,讲述钱钟书是在生活里如何地笨拙而孩子气。

　　在杨绛坐“月子”的期间,钱钟书一个人在家过日子,常不经意间闯些小祸,用他自己的话说“又做坏事”了。他不时愁兮兮告诉杨绛: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的桌布弄脏了；他把台灯弄坏了；门轴两头的球掉了一个,门关不上了……杨绛跟他说,不要紧,桌布她会洗,墨水染的,也能洗掉。台灯、门轴,她会修。钱钟书一听到杨绛说“不要紧”就放心了。

　　但这样笨拙的钱钟书,却有着异常体贴而细心的一面。等杨绛回家坐完最后几天的“月子”,她怎么也没想到一向不善料理生活的钱钟书,竟给她端上一碗他亲手炖的鸡汤,汤里还漂着鲜绿的嫩豆瓣!

　　本报记者　蒲荔子　实习生　吴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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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写”之忧

April 19, 2018, 11:5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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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写”之忧 李辉
  ziyou 2008-11-14 10:03:18
 1 止庵先生善读书。这一次，他读《听杨绛谈往事》（吴学昭著，三联书店出版），读出一些疑惑。他在《“听”与“读”之外》（见《中华读书报》2008年10月29日）一文中，指出作者吴学昭为造成“听杨绛谈往事”的效果，过度草率“改写”传主本人回忆文章，造成人称转换之后叙述口气的涩滞紊乱，反倒不如传主本人叙述读来顺畅贴切。 



　　止庵所论甚是。《听杨绛谈往事》固然提供了一些有趣细节，但作者准备不充分和急于求成也显而易见。访谈不充分，且来不及对相关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进行研究，缺乏旁征博引，左右参照，更无从分析，也就只好以“改写”传主本人的书面文字来代替“谈”。浮躁之下，草草推出成果，复请出传主“钦定”———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也似乎出人意料。一部传记难道必须由传主“认可”吗？世界各国传记写作盛行，只听说过传主健在时可以指定传记作者，提供资料，但传主并不能干涉作者写作，更不需要请传主审查通过。倒是听说过有的传记令传主暴跳如雷，即便如此，也不让人感到多么奇怪。 



　　止庵说得很委婉，但他对“改写”的置疑，其实提出了关于传记写作和口述历史写作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即，作者是否可以改写传主的回忆？“加工”是否可以随心所欲？ 



　　2 由《听杨绛谈往事》我想到另一本汪东林先生所著《梁漱溟问答录》。多年来，我一直喜欢《梁漱溟问答录》，梁先生的许多精彩人生片段，是读这本书获知的。由于作者注明是谈话记录，故一直相信其第一手价值。前些日子，我在编选《梁漱溟往来信札手迹》过程中，撰写一篇《梁漱溟暮年读书记》作为代序，在写到梁先生与学生的关系和通信时，便引用《梁漱溟问答录》中传主关于早年在北京什刹海举办“朝会”的谈话。 



　　不久前，接到梁公子培宽先生2008年10月14日的来信，培宽先生信中所言，令我大吃一惊： 



　　“关于先生执笔的《代序》一文，末后提及‘朝会’活动情景，引用了汪东林的《梁漱溟问答录》中的一段文字，而这段文字是汪东林先生据《朝话》一书中的一段文字‘加工’而成。‘加工’就往往失真，如汪书中‘抑扬朝气’的话，即令人费解（‘朝气’只须‘扬’，何须‘抑’？）。因此，还是以引用《朝话》书中原来文章为好，这样才更为真实，才是先父本来的话。（现将《朝话》中《朝会的来历及其意义》一文，复印一份，随此信寄上，供参考。）” 



　　“随信寄上《重读〈梁漱溟问答录〉》一文，文中对汪东林先生于书中因‘加工’而产生的问题，有所分析。请指正。” 



　　看信，再读《重读〈梁漱溟问答录〉》中培宽先生的仔细考证，才知道，原来所谓“问答录”，其实有些谈话并非梁漱溟本人口述，而是作者根据传主回忆文章改写而成。因是“改写”，欲给读者造成谈话的印象，自然免不了“加工”，这就难免顾此失彼，添加失当。殊不知，如此一来，传主自述的权威性和价值，也就要大打折扣了。 



　　其实，“改写”之忧不限于传记写作和口述历史，如今在各类报刊上，时常可见有人巧妙地将别人的表述“借”过来，略加“改写”，就天衣无缝地用在自己的作品中。 



　　3 读近期北京某著名周刊上一篇谈中国漆器收藏的文章，题为《醉红的悬念》。最后一段写得美丽之极： 



　　曾经有位外国朋友说，你们中国漆器里，剔红那种红色，英文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准确的字，不是樱桃不是苹果不是西红柿的红，中文好像也说不准确，又像红枣又像红杏又像过年写春联的红纸，真是有种让人捉摸不透的感觉。也许都不像，不如借个词牌唤它《醉红妆》。 



　　如我一样，编者似乎也很欣赏这段文字，遂略加删减，又醒目地将之排在标题下方作为全文提示文字。 



　　题目和文字，不陌生。翻开董桥的《今朝风日好》（作家出版社，2007年出版），目录中就有《醉红的悬念》，一字不差。董桥写的正是漆器收藏。他的英国友人李侬，“回了一趟乡间旧居找出这份凌乱的数据影印了两份，一份给戴立克，一份给我。是他叔叔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经手买卖东方文玩的记录……”于是，他由此开始叙述漆器的美妙。文章最后文字如下： 



　　“剔红那种红色英文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准确的字，不是樱桃不是苹果不是西红柿的红。”小李说。中文好像也说不准确，又像红枣又像红杏又像过年写春联的红纸，其实都不像：我情愿借个词牌唤它《醉红妆》。 



　　显然，该周刊文章除谈论漆器的精华之处，都来自董桥。该文章的作者，“借用”了董桥的标题，又大胆地“改写”了他的文字。不同的是，他将李侬的话与董桥自己的比喻捏合为一体，另外又加上一句“真是有种让人捉摸不透的感觉”几个字，如此轻巧地就将他人苦思冥想的成果放进自己的采摘筐。 



　　面对写作界日益盛行的“改写”，我倒是真的有些“捉摸不透”了。 



　　李辉（北京 学者）
他们曾经年轻，而今已然苍老——读《听杨绛谈往事》
胡适传人
来自: 胡适传人 2008-11-15 16:03:35
他们曾经年轻，而今已然苍老——读《听杨绛谈往事》 
关于最近写杨绛的那本书，既然已经很火爆，我本打算保持沉默。中午与朋友聊天，却勾起了别样的感叹。感叹似乎是老年人的专利，我这个青年在这里感叹，有装老的嫌疑，然而，既然有人扮嫩，也就有人装老了。 
在与朋友聊天中，我提取了杨绛人生中的几个片段，三十年代，在清华大学，意气风发的杨绛应叶公超的约请翻译有关拉斯基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发表在《新月》上。这时候，受过清华大学教育出来的杨绛是一个典型的自由知识分子，而她的丈夫更是人中之龙，杨绛与钱钟书，实在是珠联璧合的才子佳人。四十年代，读过奥威尔的所有书籍的杨绛夫妇决定留下，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仅仅是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而已。其实，凭钱钟书的才华，去英美国家任教并不是难事，他们拒绝了。自由与家之间的选择，在中国人来说，实在是最难的抉择之一。中国人从来没有富兰克林的达观：那里有自由，那里就是我的祖国。他们留下来了，于是才有了五十年代的洗澡，有了animal farm是本反动小说的论断。在那样的年代里，钱钟书已经做的足够好了，在需要时刻表态的年代里，钱钟书尽最大程度的保持了沉默的自由。从现在留下的史料来看，钱钟书基本没有写过什么大批判的文章，在那样的年代里，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他们在四十年代看到了animal farm，他们也在七十年代亲身经历了animal farm。我总觉得，经历过animal farm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到了改革的新时期之后，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年代里，始终没有恢复他们年轻时候的风采。 
像杨绛，在这本书中，大力澄清谢泳所说的钱钟书的那些话。竭力为钱钟书澄清这些，并认为这是对钱钟书的栽赃陷害，其实，在我看来，这些话是对钱钟书的最大赞美，是钱钟书在一个风雨萧瑟年代里的良心见证，他说得这些话，与他在1989年写得那句“星星未熄焚余火，寸寸难燃溺中灰”一样，在未来历史学家的笔下，没有这些话的钱钟书未免显得轻飘，有了这些话，钱钟书就不仅是一个学问家，还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杨绛的澄清，从反面证明了杨绛的谨小慎微，这种谨小慎微的背后，是各种运动的惊弓之鸟心态。我们没有经历过那场苦难的人们，在理解上总会有历史的隔膜。与杨绛一样没有回复元气的还有青年时代就爱上杨绛的费孝通。 
改革开放时期的费孝通，在一些事情上的做法未免会惹人非议，例如在1986年当刘宾雁许良英他们提议开一个纪念反右三十周年的会议的时候，收到邀请的费孝通不仅没有参加，还把这事告诉了邓，最终刘宾雁等人被开除党籍，费孝通等人则受到了邓的表扬。对于费孝通的这个做法，我实在感到意外。王晓渔曾就此写过一篇 《当代“四皓”：费孝通、钱伟长、杨振宁、季羡林》，在感受到王晓渔那精彩的犀利与机智的言辞背后，总觉得未免有些苛刻，未免有失宽厚，尤其是对费孝通。当费孝通把这事告知邓的时候，他是否想起了在1957年他写的那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他的心态到底如何？是不是担心新一轮的阳谋？这些内心的委屈与苦衷，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饶有兴味的还有沈昌文老爷子回忆的一件事情，退休下来的费孝通，曾组织步入老年的文化人，要时时刻刻不忘思想操练，于是那些文化老人组织思想讨论，互相交流，而就是这样的事情，也逃不过我党那敏感的眼睛，讨论会在开过一次之后，也就无疾而终。费孝通当然知道无疾而终的背后是什么力量，当他知道就此结束之后，他的心态如何呢？这只有他心理清楚，外人不敢妄加猜测，但我却由此想起了四十年代费孝通在西南联大的壮举，那时候，他正值壮年，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面对如林的机关枪，面对西南联大上空呼啸的子弹，费孝通从容不迫的走上去，慷慨激昂的演说，矢志不移的反对内战，主张迅速组织联合政府。在枪声中，我似乎听到了那些清脆的骨头的声音。那时候，他们还年轻，他们还有希望。几十年之后，当潘光旦在费孝通的怀里悲苦的死去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费先生真正的感受。再过几十年，当一场交流思想的会议都被取消之后，费孝通什么也没有说。新时期比共和国前三十年的进步就在于，新时期拥有了沉默的自由。 
他们曾经沧海，他们历经风尘，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在新时代里，历经了五六十年代的斩草除根，历经了七十年代的人身凌辱，再也没有回复到40年代的士气，到了新时期，他们大都成了花瓶一类的角色，倒是我党内部那些良知未泯的老先生，在痛定思痛之后，在削肉剔骨之后，终于从共产主义的金光大道走向了自由主义的世俗人生。中国正统的自由主义血脉，是在台湾得到了一步步的真正传承，得到了发扬光大，这也才有了连战与李敖在北大演讲时候的追怀与怀恋。有了龙应台的龙卷风，有了马英九的春风得意。 
杨绛晚年，曾跟胡乔木交往密切。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该很少。青年时候的杨绛，在四十年代所写得剧本《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延续的是英式戏剧的传统，幽默与讽刺并存，讽刺的是人性的弱点，幽默的是人生的悲欢，让人想起英国戏剧《屈伸求爱与造谣学校》，想起王尔德的《温夫人的扇子》，想起丁西林的《一只马蜂》，想起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那些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不仅写得出英式小品文，就连戏剧也写得极其巧妙，四九年之后，这样的英式戏剧也及身而绝了，剩下的永远是革命的样板戏，每当想起西南联大学生汪曾祺写过革命样板戏，总觉得不对味，这样的样板戏似乎不应该由汪曾祺这样的联大学生来写，而是应该由从延安来的革命青年来写才对。更倒霉的还有曹禺，《雷雨》的主角明明不是鲁大海，可是为了符合主旋律，一定要把鲁大海拿出来大肆修改，这总让我想起老舍修改《骆驼祥子》的故事，祥子的结局早已经注定，老舍先生为了追求进步却总禁不住要把祥子塑造成革命青年，这未免显得太滑稽，而在这滑稽的背后，却有着太多的沉痛。 
他们曾经年轻，然而似水流年，禁不住的刀光剑影与年年运动。他们已然老了，在岁月的尘烟中掺杂了太多的故事与不公，带着一肚子不合时宜，他们那一代人走到坟。后来人写到他们，除了叹息与理解的同情，还会有什么呢？想起朴树的歌，他们都老了吗？他们在那里啊？但愿还有不少人记得他们，就像记得胡适那样，当他们融入中国历史的记忆当中的时候，20世纪中国的后半个世纪才显得不那么轻飘，不那么虚无缥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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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杨绛东吴旧影

April 20, 2018, 12:4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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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杨绛东吴旧影作者：岁月存照
       杨绛本名杨季康，无锡人，1928年6月从苏州振华女学校提前毕业，后考入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杨季康进东吴时，梳个娃娃头，颇像无锡大阿福的样子，同学替她起了个“洋(杨)囡囡”的绰号。
       笔者藏有一册1929年<<东吴年刊>>，内有杨季康当年和同学合影的几张照片，百度了一下，除了东吴大学女子蓝球队这一张，其余好像并未披露过，翻拍于此，希望引起读者的兴趣。也可补杨逄传记(如吴学昭著<<听杨绛谈往事>>，罗银胜著<<百年风华--杨绛传>>)之不足，如果杨绛先生能见到这组照片，也一定会感概万千，在此遥祝老人健康！


                                    于右任题写的1929年<<东吴年刊>>


                                              1932级东吴大学文理学院全体同学合影

                                                                后排左三为杨季康

       朱雯任一九三二级执行委员会秋季中文书记，杨季康任英文书记，费孝通则负责出版工作

                                     杨季康用英文撰写的<<1932级文理学院>>


                                             东吴大学文理学院全体女教师、女生合影，前排右三为杨季康。
          东吴大学无锡同乡会会员合影，前排左六左七左八三位女生分别为杨季康、严梅和、薛正。

        在<<无锡同乡会会史>>中有如下文字：
             男女同学的声浪，弥漫着全国教育界，本校事事开内地学校风气之先，所以本学年起，本校也正式招收女生，我们无锡一向被人家称道是教育发达的地方，在较有声望的学校里，都有我们男女同乡的踪迹，本校招生女生，自然也须有无锡人的份儿，在本校二十多位的女同学中，本会到占了三席--薛正杨季康严梅和三女士--开本会会员录上的新纪元，并且可以证实“无锡教育发达”，非人家过誉之词咧。



        这张照片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出处也是1929年<<东吴年刊>>。
       队长薛正(1901-1995年)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家，长期担任上海中西女中(后为市三女中)校长。
      周芬毕业于东吴大学化学系，解放后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五十年代初中高中的化学课本似乎都是她主编的。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的<<编辑家列传一>>，其中就有一篇介绍她的文章<<她为化学教育默默耕耘——记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周芬>>。
     许民辉，时任东吴大学体育专修科主任。
      罗迟慧(1901-2000年)，湖南长沙人，1929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是东吴大学第一位获得学士学位的女生，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先后在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学校、上海培成中学、上海市三女中任教。 
  王鸿文(1909-1984年)，常熟人，1932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理学院，1936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院。1941至1944年留学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攻医学，获硕士学位。建国后任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毕生贡献于妇幼保健事业。
   苏卫爱，大概就是苏迈尔(Shell，J.A，M.D.)，医学博士，东吴校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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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容安馆品藻录•末学小子

April 20, 2018, 12:5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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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容安馆品藻录•末学小子作者：钱默存先生年谱



一九六二年，钱先生作第七百二十二则日札，中论《金楼子》：

 

《金楼子》文多散行，不拘声偶，著书之体则然。比见末学小子抗谈文史，言南北朝时北质胜而南文胜，举《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与任沈、徐庾相校，拟不于伦，浑忘梁元之有此书矣。北方作者亦刻意为俪偶之文，与南人祈向无乎不同。《北齐书》卷三七《魏收传》记魏收、邢邵偷窃任昉、沈约，滕王逌作《庾子山集序》记入北以来才子词人无不效法，是其证也。特以才逊，未能艳溢锱毫。今不知其不能，而谓其不为，称曰“质胜”，以伛为恭之类也。《金楼子·立言篇九》论“文”“笔”之别，有云：“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商靡曼”，又云：“扬榷前言，抵掌多识，笔端而已”；郦元、杨衒、颜推之著以及此书正属“笔”耳。

 

第六百三十九则论《洛阳伽蓝记》，亦曰：“文笔在北朝著作中仅亚于《颜氏家训》，实胜《水经注》。道元有举止羞涩处，不若衒之之雍容自在也。至于刻画风物，反复只此数语，则两家同病。”复增补：“郦杨颜三家之书以立意叙事为宗，不得不去华返朴，非北人有意矫南习也。沈隐侯之《宋书》、梁元帝之《金楼子》政亦非复雕绘比偶之体耳。吴均与施从事、朱元思、顾章等三书与《水经注》何异乎？”十年后，钱先生改写作《管锥编》第一五〇八页：“或者不察‘质胜’之言，举《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为北文别开蹊径之例。浑不知文各有体，拟必于伦。此等著作是‘笔’，以叙事为宗，不得不减损雕绘，非北人与南立异；南方‘笔’语亦较去华近朴，如梁元帝《金楼子》、锺嵘《诗品》。且颜之推正同庾信，虽老死北方，而殖学成章，夙在江南梁代，苟颜书可明北文‘质胜’，则《周书·庾信传·论》所诃之‘词赋罪人’亦堪作北文‘文胜’之证矣。岂得高下在心而上下其手乎？”“或者”是“末学小子”的代词，火气稍杀，尽管说话是同样的不客气。钱先生那时新吃过少年人的亏，痛感“末契应难托后生”——“陆机《叹逝赋》：‘亲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托末契于后生，余将老而为客。’按痛乎言之，于吾心有戚戚焉”；“‘当面输心背面笑’，人之嘲笑也；‘强将笑语供主人’，己之谄笑也。耻谄畏嘲，而不得不输心以托年少、胁肩以供主人。读此两笑而戚戚于心者，滔滔皆是也”（第三百六十九则、第七百九十则）。可这“末学小子”姓甚名谁，代远言庞，费了好些劳动，终究没有对上号来。《王伯祥日记》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就培养年轻研究人员讨论办法。健吾首先发言，蔡仪、之琳、思仲、季康、默存、其芳、贾芝、介泉、燎荧俱有话，大致皆对后进治学态度及对人轻率各端有所纠正。”此殆“纠正”之一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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