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史料散落北美，这本特别的工具书为学者指南

【编者按】

由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等美国高校多名华人资深图书馆馆员和研究员共同编写的《中国抗日战争北美历史档案文献提要》一书今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200多种美国和加拿大图书馆、档案馆收藏的中国抗日战争相关的重要历史档案文献。其中许多文献鲜为学者所知，较少为研究者利用，不少数量的档案与上海的抗战历史有关。

《中国抗日战争北美历史档案文献提要》由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东亚研究所研究员王成志发起和主编，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图书馆馆长陈肃，纽约州立宾汉姆顿大学图书馆亚洲馆馆长王晓燕，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何剑叶，夏威夷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倪冬云和美国俄亥俄大学邵友保海外华人文献研究中心前主任、现乔治∙华盛顿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何妍共同编写而成。

“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对于这本填补相关领域空白的工具书，主编王成志博士应邀为澎湃新闻撰文介绍其缘起及内容。

红军抗日自行车战队，来源：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福尔曼档案 (Harrison Forman Papers)  本文档案图片均由王成志提供

这本书收录了哪些资料？

由于特殊的历史渊源，大量中国历史档案文献跨域太平洋进入北美收藏机构。美国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等公立和私立大学图书馆和档案馆，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的政府、军方、基金会、历史协会和私人机构收藏中，有比较丰富的与中国抗日战争有关的历史档案文献。这本书选择性地、提要式地介绍和分析了这些文献。

这些档案资料数量庞大，我们确定基本以重要性、代表性和多样性为标准收录。其中自然包括抗战的重要事件、人物和机构，也包括有代表性的普通士兵、老百姓有关的档案。抗战时代是民族图存、惊天地和泣鬼神的时代，老百姓遭屠杀受磨难，忍受无尽的苦难，但表现出无限的坚强、勇敢和希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生机勃勃。这些，档案文献中都很忠实地体现。

八年抗战之前和抗战胜利之后与中国抗战紧密联系的历史档案文献，如涉及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1936年的西安事变、1945年抗战胜利后对日索赔和盟军行政总部美军先遣组等的历史档案文献，也包括在内。也收录中国本土之外的比如美国和英国援华机构的档案文献，他们反映中国抗战如何普遍地得到国际的同情和支援。不大为人所知的人物和机构，但是很可能提供新史料和新视角的档案文献，也一样收录。非传统类的历史档案文献，特别是视听材料，含抗战时期的新闻电影和回忆抗战时期、二战时期的口述史访谈录音等，也包括在内。比如，福克斯新闻影片和赫斯特新闻影片，红色摄影师沙飞档案，参加策动发展东北义勇军的李璜口述回忆录手稿等。

书中也包含大量抗日战争期间与中共抗日解放区有关的档案，比如毛泽东、朱德、叶剑英和彭德怀等的特别照片，白求恩档案，卡尔逊中国抗日战争档案，沙飞档案，福尔曼档案，布隆基斯特回忆录等。也有不少与上海有关的档案，如淞沪会战、日军虹口无国籍难民限定区（隔都）、盟国侨民集中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特別部档案，以及不少在上海出生、生活或工作过的中外人物档案文献如张歆海档案、鲍威尔档案，等。也有很多在上海长大、工作、生活并经历中国抗战的外国人特被市犹太人的档案和口述史。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1948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和赫尔利。来源：哥伦比亚大学巴尼·罗赛特档案(Barney Rosset Papers)

如何编写？翔实，精当，细致，周到是基本原则。人物、事件和机构编写出简传和扼要介绍。档案内容提要，大型档案中与中国抗日战争无关的部分，写得比较简略；与中国抗日战争有关的部分，则有所强调、相对详细。同时揭示是否数字化和对公众开放使用，以及介绍相关档案的信息。这些会对研究者也非常有益。有很多档案已经数字化，供公众免费自由使用和下载。介绍相关的档案看似简单，实际上是在全面和深入了解和研究基础之上整理出来的。比如南京大屠杀有关的档案，我们把不同馆藏地相关的历史档案集中在一起介绍其侧重点，研究者就会对相关史料的总体情况一目了然，并可根据需要情况可知到何地何馆去找对自己有用的历史材料。

至于人物、事件和机构等的名称，抗战时期就有全国和各方认可和通行的中文名称的，我们尽力还原中文名称。这样做一是为了忠实历史，同时也是希望针对目前很多史学著作中对民国时期外文名称很多乱译、误译的倾向，希望做点适当的纠正。

抗战中的普通士兵，来源：哥伦比亚大学巴尼·罗赛特档案(Barney Rosset Papers)

为什么要编写这本书？

中国研究早已成为国际显学。单从哥伦比亚大学的专业、招生、师资及本科、硕士和博士论文、出版著作等统计数据都反应出这一点。越来越多的美国、加拿大本土学者和中港台的研究者和学生到我们和其他图书馆、档案馆查阅这些资料。蒋介石日记、张学良档案最为典型，使用人数特别众多，甚至不得不制作一套复印件以供使用；当然需用原件的自然使用原件。一些并非特别有名人的资料也在被学者找寻和使用。

但多数人不熟悉和掌握美国目录系统和发现系统，即使是美国本土学者和学生也一样有这个问题；英文查找对不少中国历史学者来说也有些困难，也需要时间去熟悉。我们知道无数来美国查档案的学者收获不理想，很多人只知一、两处，只用一、两种，却不知、不用其余，但又不愿与馆员交流了解的例子。所以，我觉得有必要编这个目录，同时也把它做成值得信赖的有关历史人物、组织和事件的历史档案文献的参考书。而这本书能出版，与杨天石、吴景平、陈红民、胡永恒等国内学者的热心鼓励和帮助分不开，与复旦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史丽丽的重视和敬业分不开。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大力支持和资助出版。吴景平老师从一开始就鼓励，说你们熟悉馆藏、有心得的人不做这个事情，其他人由于各种原因想做也做不了，或做不好。他很早就建议抗战八年之外的抗日历史档案文献也要收录和研究。

虽然美国学术界和图书馆界在二战后对东亚研究比较重视，但不可能是最重视。中国的文献资源数量比较大、对专业的要求也比较高，在经济情况不好或处理很困难时，只能让其处于次要地位，这是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无数的档案、特藏沉睡很长时间，甚至半个世纪甚至百年，以前找中文善本书和档案特藏，很不容易，因为很多甚至根本没有进目录，知道线索的人早已离开。

近二十年来，特别是最近十来年，北美逐渐有不少资源投入到中国历史文献的整理、编目、处理、数字化和研究上。如哥大协和神学院海量的中国有关的传教士档案，这几年越来越多地得到处理和编目，其中包括南京大屠杀有关的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档案。现在美国各大学、各出版社、信息公司、基金会等，都以有与中国有关的好项目为荣。

至于利用，由于对已经处理编目的历史档案闻文献对外开放，即对任何人开放。也由于利用手续总体上特别简单，绝大多数允许研究者免费自由照相，因而利用基本不存在问题，研究成果当然不少。但大规模海内外利用则是由于最近数年来中国和平崛起、对抗战等史料的重视，以及一些中国研究者勤奋治学有关。从国内来的学者和学者使用人数普遍增多。比如复旦大学的吴景平教授带领博硕士学生几乎年年夏天在北美甚至欧洲到处寻找新史料，年年都有重大收获和发现。

同时，以国内学者和学术单位牵头的与美方合作对史料进行数字化或出版已成趋势。比如吴教授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合作对《宋子文档案》进行扫描和数字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对《顾维钧档案》进行扫描和数字化，上海图书馆和哥大队卡尔逊中国抗日战争档案数字化和展览等，都卓有成效，对中美各方都有益处。

杜立德东京空袭部分队员，来源：哥伦比亚大学巴尼·罗赛特档案(Barney Rosset Papers)

八分区对敌斗争形势图，来源：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福尔曼档案 (Harrison Forman Papers)。

尚未被充分利用的档案

书中收录的卡尔逊中国抗日战争档案，含除大量中共延安和晋察冀等边区学校、八路军游击队、群众组织的原始文献。其中装订成《抗日战争史料拾遗》的7特大册，内容主要为《抗敌报》、各级特别是阜平县、沁县等政府和各抗日组织等布告、抗日军政大学课程表、作息表、劝募捐册、林彪的战斗总结报告和指示、各级组织条例等多为油印甚至手写的各种各样材料，共约80件。也包括各种小册子， 如阜平县政府《人民自卫军组织条例草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章程》； 《巩固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第一战区独立第七游击支队司令部《自卫会自卫队组训大纲》；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东进抗日纵队政治部《抗日自卫队的三个基本任务》；《抗敌救亡统一战线的基本问题》和彭雪枫《游击队政治工作》，等。再加上大量的边区出版的文学、戏剧、歌曲和宣传等出版物，整体地呈现一个朝气蓬勃、充满无限希望和顽强战斗力的中共抗日的边区社会。

八路军侦察兵，来源：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福尔曼档案 (Harrison Forman Papers)。

再比如蒋介石和宋美龄的顾问端纳，国内似乎一直认为他被日军捕获后关入菲律宾日军集中营，后由蒋介石请罗斯福总统派空降兵解救出来。但从对哥大图书馆的《端纳档案》的使用和研究中发现，1945年2月23日，美军发起著名的菲律宾洛斯巴尼奥斯突袭战役，成功地从日军战俘营和集中营解救出两千多盟国军人和平民难友，包括端纳。营救原来与蒋介石无关。后端纳被送到夏威夷美军海军医院治疗癌病。之后到纽约，再返回上海。1946年11月9日在上海病逝，宋美龄送终。

国人无不以南京大屠杀为耻。通过2014年开始的国家公祭日，年年纪念，永志不忘。有必要强调日本战争罪行的档案。国内目前还没有能系统地整合二战期间日本的战争罪行档案，甚至南京大屠杀档案。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目前这方面工作成效巨大，但也似乎还没有做到非常全面和扎实，很遗憾。而在美国，单从政府的角度看，1999年1月11日克林顿总统成立“纳粹战争罪和日本帝国政府档案跨部门工作组”；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 《日本帝国政府公开法案》。该工作组的任务就是发掘、筛选、确定、和建议解密美国政府档案中有关日本战争罪行的档案。该工作组至 2007年3月31日其工作完结才告正式结束。开放的日本战争罪行的档案档案中包含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国务院、陆军情报部、联邦调查局等所有政府机构的有关日本战争罪行、战犯和战争罪审判的解密档案和信息，也有远东战争，包括中国抗日战争的军事战略、战术及海军史等档案，是全面、系统的在各个方面发掘、整合和公开日本战争罪行档案史料。

另外，还有《日本战争罪及日本细菌战档案选（1934-2006）》，含秘密或绝密报告、文件、通知、通信、实验报告、调查报告、剪报、备忘录、绘图等，均涉及日军细菌战研究与实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使用细菌战进攻、用人体和动物进行细菌实验、对战俘及平民百姓施暴、盟军起诉日军战争罪、盟军审判战争罪犯、盟军起诉日本裕仁天皇战争罪、盟军调查日本科学家和军人参与细菌战、以及日军沈阳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关押美国战俘及对其进行细菌试验等证据。而这些，似乎中国学者知道和利用的似乎不多。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罪恶滔天。但除简单朴素的感情外，全面、客观的史实和研究成果才会让全世界人了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国际社会和平和公正的重要。除政府之外，不用说还有大量的非政府机构收藏的日本战争罪行有关的档案，大家熟知的耶鲁大学美国传教士亲历南京暴行文字图片电子档案，以及哥大神学院贝德士档案等。

王成志，陈肃，王晓燕，何剑叶，何妍，倪冬云 编，《中国抗日战争北美历史档案文献提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

鸿雁叼来的文学史--钱钟书致夏志清书信解读

2018-01-27 09:12

夏志清先生逝世纪念日临近的日子，笔者有幸从夏夫人王洞女士那里获悉一个让人激动的消息，她最近寻出了钱钟书致夏志清的所有原始信件。这批信件是世人皆知的存在。特别是，它们传递着晚年钱钟书和夏志清之间谈学问、臧否人物等等各方面的重要资料。因之，它们也是钱夏研究史和当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重要文献，是鸿雁传书叼来的文学史。

众所周知钱钟书心性儿极高，从不轻易赞许人。而夏志清也是以“文坛判官”蜚声海内外的批评家。他们论及世道人心及作家学者时往往不避褒贬、直抒胸臆、谠论是非而且不惧得罪人，因之他们的观点常常引起文坛波澜。



夏志清(左)和钱钟书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校园

而这批信里隐藏着秘密，是世人久已盼望知道衔接缺环和断链的秘珍。因此，因缘际会，解读它们不仅是个文学史话题，也应是个历史责任。

释读这批文献犹如译码和还原历史，这里面不单有故事，而且有责任。记得鲁迅先生当年说《红楼梦》时就论道，“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在钱夏通信中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青眼看人万里情”。文人相轻是个自古依然的话题，但我们这里看到的是文人相亲的文坛佳话。

文人相亲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这批书信的基本情况。

这批信件总数为23封。钱夏二人交往这么多年、对文坛影响这样大，按说，这个数量不算多;但它们却有质量，封封皆有料。

夏志清在世时对它们保存得非常仔细，轻易不将之示人。晚年夏志清时常念叨有很多事情要做却又无从下手。他活着时候挣扎着出版了他跟张爱玲的通信集。但去世前仍念念不忘他与其兄夏济安的通信。这批信在其去世后由夫人王洞女士和好友、学生合力出版煌煌五大卷。那么，他留下现存最重要的资料大概就算得上钱钟书跟他的通信了。

它们被夏志清专门存放在一个邮寄快件的硬纸夹里，夏先生在上面手写有“钱信原件”标注。很显然，夏志清活着的时候对它们很珍惜。这批信件信封的拆口都很仔细统一，连信封破损处他都用透明胶带仔细修复。但有两三封能看出拆口很急迫，大约是收信时夏先生因着急先睹为快，急不可耐张皇间撕损的。

存信中有邮戳不清楚的地方，夏志清就亲自用笔在信封上标出寄信的年月日，可见夏志清对它们珍视异常。夏先生在世时曾经主动借给笔者过钱钟书杨绛的赠书，对这些通信虽有提及，但却少有机会展示它们。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二人间通讯应该不止这些。因为他们通信时多次提到他们电报联系的内容。除了寄信和电报，二人之间应该还有邮包来往多次，因为钱夏间有多次寄书和收到书方面的记录。而且双方皆有对方著作的大量收藏;钱致夏信中有的没有信封，可能是在寄书时夹带的。

这23封珍贵的通信中，钱钟书致夏志清21封，杨绛致夏志清2封。这里面中文信是20封，英文信3封。用毛笔书写信9封，钢笔信3封(杨绛两封全用钢笔)，圆珠笔信7封。英文信一封为手写(在旅店旅途中)两封为打字机打印。

钱致夏通信中最早的信为1979年4月13日，最晚一封是1994年1月5日。杨绛最后的一封信在1995年3月18日。全部通信共历时15年。

这批通信按年编目的频率为:1979年九封;1980年三封;1981年五封;1982年一封;1983年两封;1984-1985年两年无通信。1986年一封;1987-1993年七年无通信。1994一封。1995年杨绛一封压轴，为全部通信期画上了句号。

感谢那个没有手机、没有微信和电子信等等的时代。老一代学人用文人最传统的通讯工具毛笔和诗词歌赋表达心声、月旦人物、臧否时事、议论世情，尽浇心中块垒。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解读这一代学人的心声，也许它们只能湮灭在浩瀚的缥缈的“某某圈、某某云”的一角里了。

正是基于此，这批宝贵的信件更是弥足珍贵了。它们是老一辈传统文人、诗的结晶和历史的见证。

当然，人们真正关心的焦点，仍然还是在于这批罕见的文献里面谈了些什么。

不教青史尽成灰

这批信件中最为珍贵的部分当然是它所保存的史实。大家知道，写信本来是很私密的事情，所以襟怀坦白是信的主旨。它们大多是二人之间的情感和事实信息的交流;其中所述大都十分客观、坦承，了无顾忌。书信跟日记一样，它往往比写出来发表的文章携带更多的史实和真情，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共识。因之，钱夏信件里透露的史实难能可贵。虽然这里有的象是流水帐，而有的又是当年钱夏交往中的点点滴滴，但时过境迁，它们就成了珍贵的历史，且为正史和研究著作所失载;因之，研读这些第一手资料可以填补空白，它们遂成了珍贵历史插页和画外音、解说词。

众所周知，钱钟书跟夏志清往昔交往无多。据夏志清回忆，1979年钱钟书随社科院代表团访美之前，他们差不多只见过一面，是1943年秋宋淇在家里开派对引夏志清见钱钟书的。那时候钱钟书是个大学教师、初出茅庐的作家，只在上海滩写过一本小说《围城》;而夏志清呢，更是一个青涩的文艺爱好者。没想到，他们再次相遇却成了文坛的一段传奇。

盖因为夏志清后来留美、写了闻名的英文教科书《中国现代小说史》，而这本书里盛赞了一生只写过一部长篇小说的钱钟书，把他捧得如日中天。当然，除了小说，钱钟书也写评论、做学问，可他的学问太古奥。可以这么讲，今天有相当数量的普通读者是通过夏志清认识他的。

惺惺相惜，钱钟书未曾想到晚年会天上掉馅饼因小说暴得大名、得此际遇。对夏志清，他是怀有某种知遇之情的。因之，我们在早期钱夏通信里，能看出这种真情流露。这些背景，钱钟书访美，他们的激情相聚后夏志清已经撰长文详述了，此不赘。而相见后钱钟书尚未离开美国、在洛杉矶最后一站时，仍然写信表达他对夏志清这种提携和评赞的感谢:“您对我的评论颇具神奇的魔力。我不仅是您发现的，而且差不多就是您的创造物，您知道这个。”

平日深沉、不太轻易表达自己情感的钱钟书在这封给夏志清的英文告别信中写道:“与您再次会晤，使我欢忻无限。咱们40年间只会见过两次并不算多，但是时光是一个多么神奇的魔幻师，它将我们40年前的一个黑格尔或克尔凯郭尔式的那种偶识缔结成了一种亲情;其后绽放成了一种丰盈的、成熟的友情!”(1979.5.6)



钱钟书写给夏志清的钢笔信

如果说，夏志清此前写的小说史和“悼念”钱钟书的文章等是他一厢情愿地对自己心仪的小说家和文人的评赞的话，这次两天的相遇和相聚则使他们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情和互相敬佩、相互欣赏高山流水遇知音般的精神契合。

在赴美之前，钱钟书的确在他给夏志清的第一封信中就用了“管鲍之情”来譬喻他们的相知(按照夏志清的回忆，他30多年前初见钱钟书是在一个嘈杂的环境，估计他对刚成为文坛明星的钱钟书印象深、而钱钟书那时春风得意，未必对他这个文学青年有印象)。

没想到，这种情愫后来竟发展成了一种不渝的亲情。也许，正是那次相遇使少年夏志清得读流行小说《围城》而成了十几年后夏在美写《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钱钟书一章的契机。

阔别将40年。英才妙质，时时往来胸中。少陵诗所谓“文章有神交有道”，初不在乎形骸之密，音问之勤也。少年涂抹，壮未可悔，而老竟无成。乃蒙加以拂拭，借之齿牙，何啻管仲之叹知我者鲍子乎!

尊著早已拜读，文章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伦，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不才得附骥尾，何其幸也! (1979.4.13)

钱钟书在访美前跟夏志清预热“叙交情”的信早已充满了期望中的交情。其实，当年倜傥骄傲的钱钟书很难说对众多宾客中的萝卜头夏志清有印象，但这次约40年后的重逢却是今非昔比啦!他们的交往成了传说中的管鲍。

此后，这两条平行线终于找到了交集点而汇成了一根粗线一直延绵下去，特别是刚结识的1979年，从开始通信的4月份起，钱钟书竟是连珠炮般地给夏志清发了九封信。

这么多信，写什么哪?当然较多的除了叙别情、谈友谊外还谈学问，交换思想。暌违日久，大家全是陌生的。要想有对话的可能，不免要补叙足上下文背景;因之，此期钱夏信有很多象是流水帐。但是今天看来，这却是珍贵的史料。

早期的钱信多是介绍自己多年来的旧况、近况，特别是自己的研究、写作情形。其中谈论较多的是他的著作在海外被翻译、关注的情况。当然，这里面免不了不少对夏志清多年来在海外对自己及其作品推介的感怀、感谢乃至恭维之情。最多谈到还是自己著作的多种外语译本、译者和出版信息。

当然，钱信也提及自己《管锥编》和旧著再版的情况，同时也提到了杨绛甚至杨必作品出版的情况。

此外，钱钟书详细且有些得意地提到了他跟杨绛访问欧美、参加国家级会议以及全国文学界大会等等情形。让我们了解那个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新规的时代这些老一代文学明星的“解放”及受重用、重新炙手可热、热汽蒸腾的情形。

弟老懒怕出门，9月欧洲汉学会在苏黎世开会，以“全体会员名义”邀我为“贵宾”，已婉谢不去。昨日得Hannan信，代Guillen询问我是否明年肯到哈佛作讲座，我也等过一天写信婉谢，兄如要和我再见，恐怕只能穆罕默德去就山的那一天了(暗喻遥不可及--引者注)。当然，世事难料，谁也不能自主。安知不有惊喜!(1981.7.12)

“得书惊喜。弟即与本院秘书长梅益先生(极能干明通，原为翻译家)商谈，渠建议邀请大驾返国观光两周，在国内游览食宿费用均为院方担负，不附带任何条件如讲学、作报告之类。等于免费的假日。弟极快慰。来华学者之倒胃口的讲座，讲者听者皆勉强应付，不如这种来访之逍遥自在也。此次乃破冰之旅，如宾主和谐，以后使华能量增高，此中有弟苦心也。”

谁说钱钟书狷介不通人情世故?他在这儿尚专门提醒夏志清:

倘能亦以私人名义写一封致梅益先生，表示接受邀请，感谢厚意，那将会使事情进展更加顺利。……弟去秋起被命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有些人生来是官，有些人靠努力做官，有些乃为长官所逼为官，故冗事较忙，得兄赠论《玉梨魂》文，快读后遂未复谢，歉甚!(1983.4.17)

这封信里，虽然钱抱怨被委以重任并自矜清高，我们还是不难看出他的得意之情的。但是，这些琐屑里也透露了一些史实--过去大家都认定是钱钟书邀请夏志清回国的，但是此信明证是翻译家梅益“建议邀请”而且具体承办此事。当然，这或许跟新近被任命为副院长的钱钟书的暗示不无关系，但不谙行政事务且绝不愿意高调出头提议此事的钱断不能张罗此事。秘书长则专职迎来送往有便利条件，而且信中可见，梅跟钱钟书关系不错:

此番邀请，乃梅先生与更高枢要毅然排辞物议，玉成美事。弟得效绵薄，为幸已多，重承齿及，祗增愧汗。(1983.8.22)

好在钱钟书坦诚，他不争功，把实情从头到尾都告诉了夏志清。

自夏志清访问返美后，钱夏间通信骤减。除了1986年一封外，这11年间只在1994年钱钟书给夏志清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也是二人间的最后一封信，可被看成是他们的告别信:

志清我兄如握:

忽奉手柬，惊喜交集。闻尊体违和，则甚系念。以年齿论，兄幼于弟，尚不应并列老病行伍也。弟于去春住医院，割去左肾，手术六小时之久。内人本患疾恙，陪院三月，辛劳万状，故出院后亦心脑均病。现愚夫妇皆以问医服药为日课。一向本不喜交游、“活动”，现在更谢绝外务及来客，离群索居，已堪当亚里士多德《政治学》所谓‘老朽’而无意义矣!八十翁妪，实已为死亡之狱的常客了。

来教所云“读书写作之乐”，乃乌托邦语言也。呵呵!悌芬久不通问。承示其迩况，殊堪忧虑。“故人有似庭中树，一日秋风一日疎”，回肠萦虑，唯有遥祷天佑而已。……(1994.1.5)

此信悲秋苍凉意味已经很甚。钱钟书比夏志清大11岁，大约夏志清给他的信中劝他“读书写作之乐”之类，钱钟书不客气地回复这些对他已经是风马牛，风烛残年的他其实对此已了无意趣;而这种心情，写信给他的夏志清尚无法体会。信中提及的悌芬乃他们共同的友人暨介绍夏志清认识钱钟书的宋淇。宋淇比钱钟书小八岁，从中年起久病缠身，终于先钱钟书两年过世。

晚年钱钟书着实孤独满怀秋意。其实，在此前8年的1986年信中，钱钟书已经慨叹“天凉好个秋”了。那封信写于那年的12月30日，开头就很萧瑟:“奉简感喜，急景凋年。故人天末，敬申新年之贺，稍寄久别之思。”可巧，那封信中也提到了宋淇的病，也提到了亲人和好友的悼亡。唯一的亮点是提到杨绛受到西班牙国王授勋。钱钟书虽然不在乎一般的吹捧，但是这件喜事他还是感到“与有荣焉”的。



钱钟书写给夏志清的毛笔信

抚掌论学

除了流水帐和往事追忆，这批信中有价值的另一部分是其讨论学问的篇章。通信的两位都是学者而且皆享盛誉，他们谈治学或者互相砥砺切磋、乃至互相议论交流做学问体会的部分一定有趣，所以这部分资料读来珍贵可喜。

譬如说，夏志清做古典学问有时囿于资料和识见，当然会近水楼台去咨询被认为是记忆库或活百科的钱钟书。而后者呢，自然也愿意及时展才并提供帮助:

得长书甚快。垂问二事，急先奉答，以免误兄动笔。哑妇典见拙着《管锥编》1094-5页，读元曲者多不知通常典籍(某君关汉卿剧选中即未注出)，故弟特拈出，有微意在。木伴哥似即木雕人像。承赐新刊，谢谢!(1981.9.6)

得信甚喜，物以罕为贵，况物之珍者如兄之偶然作书乎!将兄垂问之事先答。《野叟曝言》《品花宝鉴》(以上二书都有数段色情描写)《儿女英雄传》《荡寇志》为清代小说四大略次等的名著……。文笔之生动处，世态人情之洞察处，《水浒》《红楼》往往自愧不如。因其整体构思或太正统，或太偏宕，或太庸陋，故读者虽多，而评者只能给个B+评价。若得兄之卓识妙悟，抉择其菁华，亦文学史上之大快事。《儿女英雄传》叙事、对话尤妙，晚清时吴人入京都读此书，以学习‘官话’之助。此外如《文明小史》《学究新谈》《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则不待弟之介绍矣。(1982.7.25)

除了具体学问，钱信有时也谈论夏志清的方法和治学，当然，也会不失时机地给予鼓励和恭维。由于那时的钱钟书已经被捧为学术界的一面旗帜，所以这种慷慨的赞扬，无论谁阅之都会很畅怀的:

两周前收到您对蒲安迪的评论单刊，阅之大慰吾饥--我指的是您的评论，而非其书。还需要我说么，在批评之睿智(原谅我用此陋词!)方面，我是您的追随者和附和者?……在现时这种学术批评争相赶时髦、虚假卖弄的流风中，我更怀想那种老式的“雅致趣味”。兄之资质和天分足以承担此任。(1979.8.9英文信)

弟数周前获悌芬寄近著，答书中有道兄语谓能兼心灵(男性般意志判断力)与灵魂(暨女性般灵气)。非阿私面谀，然于不才则爱而忘丑，不免有盲点耳!(1979.11.15)

虽然钱信的确犯了夫子自道的“阿私面谀”之讥，但清高的钱钟书有时候还是说实话，对自己的朋友夏志清给予道义支持和鼓励。比如，夏志清常常自谦“文言功底不够深厚”，却又觉得给前辈或师辈写白话不够尊重而时常“被迫”不得不写英文信，为此常常使他感到头疼。比如说他当年就因为这个怕露怯的心结而不得不给胡适写英文信。结果却遭到胡适“置之不理”的命运。而他在给钱钟书第一次写信该采用文言、白话还是英文这三者中哪种时还忐忑不已。这几乎成了夏志清的一个心魔。

而此时被尊为文言大师(当然，也是西方语言大师和白话大师)的钱钟书对夏志清旧学功底的首肯和赞誉，对后者而言，该是多么受用，一般读者是很难体察的:

兄之旧学远在台港大讲中西比较文学诸英俊之上，马克斯·缪勒自传有曰:“甚至连我忘记掉的那些梵文知识都比他们一生全部所学还要多。”欲借其语代兄之自谦语:某君乃专治古典文学者，何以语元曲时忘记《国策》?其他同行亦同样忘记。兄未可妄自菲薄也。(1981.11.26)

亲情与解密

自从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复活出土”了钱钟书，他们二人的关系可谓青眼相看，无话不谈。

这种友谊远隔千山万水，是一种心灵契合和柏拉图式的纯灵性观照。二者间虽然交往热络密切，却没有利害和利益关系。这样的友情易于发展、易于长久。因为他们间无需竞争、没有经济牵扯和名利羁绊;而有的，只是心灵沟通和尽情发抒。

但是，钱钟书是个谨慎的人，他一辈子没少吃乱说话的亏。所以即使在书信中，他也是一直小心，虽然说话直率，但他们间有自造的隐语、多种外语遮掩和私下交流时给被议者起的绰号等等，不熟悉上下文和全部背景，即使读破信纸也难理解其中涵义。

而夏志清呢，他当然无所忌讳。第一是其生长大环境所致，第二当然是习性使然。但毕竟，钱夏二人是本性相似、趣味相投的契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们二人一拍即合不是没有原因的。

他们的亲情是深挚的。让我们看看这两位老人的娓娓对话:

忧患乃人生应有之事，欢乐反属分外。令嫒之病只可看作吾友才情之代价。否则无以自慰。弟不幸痴长于兄，当苟少兄十岁者，必挺身自任为令嫒之看护人，而兄可释会也。

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等来函邀弟明年携眷来美“讲学”;七十老翁，夜行宜止。宁作坐山虎，不为出林狼。已婉谢矣。(1979.6.7)

不只是谈人生慨叹，也谈共同的熟人朋友。

××女士(为夏志清和钱钟书共同熟悉的一位小说家--引者注)索弟为其小说作序，弟告以其书在国内发行，当请当权派作者写序其出路方有利。弟只是知名学者，写之于其书无好处。其来信仍欲弟写，弟适病未复，渠已遇丁(玲)女士，想可面求大笔一挥罢。(1981.11.26))

其实，不只是这位女作家知道钱钟书不止是“知名学者”而更是万众荣宠的小说家，一般读者也不会相信钱氏的话。他的上述借口，当然是他不屑于替人当枪使却又不愿意得罪她的借口--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就连钱钟书的矫情，也是矫情得这么义不容辞、冠冕堂皇。

当然，钱夏间谈的最多的是他们共同的心志和灵魂的相依。

来书不以弟之辞谢赴美讲学为非，真高识洞鉴，不同俗见。愚夫妇虽名心未尽除，而皆世缘较淡，求之人事者亦不多，老年得此生涯，已出望外，只愿还读我书而已。然弟既不赴美，兄又不来此，重晤难期，是所惆怅。所幸门户渐开，芥蒂宜消，人事难料，把臂未尝无望耳。

……弟法语已生疏，意语不能成句，在家与季康操无锡土话，×君将愚夫妇说成一对Cerberus (希腊神话中冥府的看门狗，有三个头，这里钱钟书用来讽刺误传者谓其夫妇能说多种语言--引者注)，三头各说一种语矣。×君所说，亦误信邹文海文;如弟入美教会苏州桃坞中学，绝未入光华附中……“身外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由后世考据家写文章争论可也。一笑不尽……(1980)

在这封信里，钱钟书是坦诚可敬的。皆因为世传他是语言通人、无所不能，大概天真的夏志清去信询问，难得的是钱钟书没有默存认领。他不愿以讹传讹神化自己而是及时辟谣:很多外人或访客因听不懂钱杨夫妇间对话吴方言而将其神化成某种“外语”。但被外人传为“虚荣”的钱钟书并不虚荣认领。名人也是人，有时他们活得很无奈。读罢他的这封信，我对他的尊敬增加了一分。

世道与人情

钱夏的通信除了讨论学问交流心得外，还有不少言及世道人情的文字。其中很多肺腑之言和老先生的人生体悟、世态炎凉之议实在警世且暖心。

虽然只比夏志清大十岁多，但钱钟书却像个父兄，他经世俗历练很深，而且体情察物非常深挚老到，在信中常常谆谆告诫夏志清人情世故:

昨得港友寄示扶余(犹“异邦”--引者注)报纸，载大作与弟会晤纪事上下篇，奖饰溢量，渲染过甚，读之惭觫无已。凡称赞一人，极口侈说，必有旁人反感疾视。……“过誉招损”……吾友爱我太过，反成适得其反，为我树敌也!况其中不免干碍触犯，流传俗眼，且有借题发挥，招闹生事之虞。故自今以后，求兄待弟乘化归尽，或三年时间后方布之简便。

兄胸怀豪爽，而又善体人情，必不嗤吾龌龊拘谨，或拍案大骂弟之不识抬举也。拜恳拜恳!(1979.7.2)

当然，钱钟书是个心细如发的人。对遥远的纽约发出了这封信后，悟察到远在万里的夏氏常年随心所欲发表文章并不知道国情，夏氏辛辛苦苦写了这么宏大的捧场文章自己却这么直言批复似有不妥，于是他旋即再补发一封英文信解释:

一周前我以小肚鸡肠的胆量对您以狮心般胆魄对我的怯懦之慷慨的赞扬提出了抗议。您的话语对那些甚至在障碍重重的环境下用无力的愤怒和不情愿的赞美眼光看待您的人那里也是分量极重的。您对我特殊的心仪将会很大程度地在我生存的环境中引起妒忌并招致适得其反的效果。我喜欢生活在一种既不被完全遗忘也不处在明暗交界的那种相对朦胧的状态。受人关注，是被以另一种形式晾晒于宣传的聚光灯下，是不值得怜悯的。请原谅我这种老古董式的自负。除此之外，当是我对兄恒久和深深的感激之情(1979.7.14英文信)



钱钟书写给夏志清的英文信

他们的交往可谓互相间存赤子之心。有时候，钱钟书在与自己无利害关系时也提醒夏志清注意周围环境、提防被人利用:

昨日午后兄纪念令兄文中所道及愁眉苦脸之诗人及翻译家引导××来访，乃知渠即将去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想必与兄晤面。其人到哥大知兄为一邦重望，必又叙旧迎合。其人学问文章何如不待言，而心计甚深，不可貌相，与言必审慎，以免捕风捉影，风言风语。(1979.9.10)

而对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时学术界的人情世故，钱钟书也是悉心提醒并尽可能提供信息给夏氏判断，以免因他的义气和骑士风格为人所乘:

……正有一个“学术骗子傻瓜的输出大潮”，来信提到的我们那位共同的朋友就是一例。此君……心地忮刻凉薄，不知道感激是何情感，一辈子以利用人阴损人为事，专爱挂空名，招摇，安插党羽(我们夫妇都受其害)。他知道你是天才的守护神，又知××是位慷慨女士，当然会刻意应酬。你是血性男子，胸无城府，口没遮拦……(1980.1.26)

我们知道，虽然钱钟书也喜欢逞捷才、月旦人物议论世情，但他眼界极高，他绝不喜欢庸才，哪怕这类庸才是他的拥趸。钱钟书大红大紫时，国内和港台有一批靠吹捧、研究他和张爱玲起家的伪学者和研究者，虽然他们对钱钟书敬若神明，但是钱氏在骨子里对这些文学寄生虫和他们的“考证”、传播小道消息乃至制造谣言深恶痛绝。前面信中他已经对这类人物和行径表示了不屑和不齿。巧得很，某些这类寄生虫同时也是附庸在夏氏身边的廱疽。因此，钱钟书要不时语重心长地拆谎并提醒夏志清留心这类人物:

《玉人》乃其(杨绛)小说集《倒影集》中一篇，与弟水米无干，××之文未覩，然其论证适堪为文评家、考订家自作聪明，反供笑柄之例。(1981.7.31)

××之“考订”，纯是一种主观设定的批评，正如西谚:“通过寻找红鲱鱼来发现母马的巢”(意即“缘木求鱼”一派胡言-译注)(1982.7.25)

至×××似不堪为弟之替身，因其人乃学术界之恒久的笑柄。×文造诣如何，弟所不知，但似已忘却;英文不能说，不能写，勉强能看一般教科书(不能读文学作品)--此等皆弟所深知，……中文提不起笔，三十年中未有一两篇像样的文章，……其为人则招摇撞骗，鄙俗而兼欺诈……为同僚所不齿(愚夫妇即上过他的当)。尤好与洋人结交，因跑熟旧书肆，故替洋人买古书，两面取利，……为觅旧书，故洋人汉学家颇知之。年来钻头觅缝，只想出洋，得兄电报，理应欢天喜地，不知何故迟迟不复，岂上帝保佑贵校，不欲使鲁斯基金会成为蚤虱基金会(英文谐音，这里钱钟书故意利用发音相似戏谑幽默也--引者注)冥冥中耽误耶!使其果来，则中国学术界必传为笑谈矣。(1981.7.31)

……后书进行甚慢，因打扰多，上月底起，弟即“避地”，然仍有不能谢、不宜谢、不忍谢者。×××乃“吃白食”专家，……美国一大学托他代请我秋天去，他寄给我人家托转的照相，一字不提此事，十日前忽得美国长途电话，方知有此曲折。我虽不去，而此君心计可鄙也。(1982.7.25)

钱钟书平时是个非常精明明哲保身从不多言的人。但他深知夏志清是个老天真且没有免疫力的人。他也知道夏志清是个乐善好施容易轻信的人，所以他不惜在有限的通信里多次提出警告以免他上当或者所遇非人。他们谈及的当然不止这些，可是仅以上面的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出钱钟书刑天舞干戚金刚怒目的一面;而这一面可以给我们勾画出另一个钱钟书，那敢骂敢笑不拘形迹真性情的学者，一个战斗姿态的钱钟书。

当钱氏幽默遇到夏氏幽默

这个话题是顶有趣的。读者当然知道钱钟书是幽默大师;而海外学人中夏志清的幽默和笑话也是成箱成篓的。这两个幽默人碰到一起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这是广大读者一定感兴趣的。

首先，这两位学人都喜欢witty(睿智谐谑)。他们有智力上的优越而且常常将其率性抛撒，在人们不经意时会心一笑。他们心照不宣，其幽默有时候谐而谑。夏志清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多么幽默了!而当然，在幽默上，钱钟书绝不会比夏氏稍逊。这样，读者就有好戏看啦。

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的科尔曼女士给我写信要我的照片来装帧他们出版我的小说的译著。我已经逃避照相多年了。我最近的护照和工作证上的照片都看上去更像是罪犯栏上的照片而不适宜装帧在书上。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把我五十岁时拍的那张照片剪掉一半寄给她。--此刻我心灵之耳已经听到了您的咯咯抑或狂笑我的虚荣了!(1979.7.14)

看了钱钟书的自白，我才知道怕照相的不止是笔者;而且把自己的标准像看成是囚犯照的居然也有大师。

有时候，老头儿们会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

此书是Jeanne Kelly翻译，茅国权审校的。Kelly女士六年前曾经给我写过信，现在她勇敢地把这任务完成了。我希望她该是个长得可爱的女人(“你这个老东西!”我能想象您读到此处一定会大笑的)。(1979.5.6英文信)

……七月以来，我为持续不断的外国求见者所扰，大多数为美国人。于这些伸长了脖子若去圣地朝拜般的谄媚观望者，出此大约像是些无聊的去动物园的看客或是充满了对一个在厩里的中国学者之好奇心罢了。我早已背负离群索居怪物之名，就索性依此恶名所限，惟允极为有限人接见，……(1979.8.9英文信)

请注意，前引钱钟书信是英文信。似乎钱钟书用英文写信时他的幽默细胞更为自由绽放。抑或用这种外语写作更适合他的风格?须知，前面我们说过夏志清最早给他写信时曾经仔细思量选用何种文字和书体写作，而在全部钱夏通信中，钱钟书给夏志清仅写过三封英文信。为什么写这三封信他选用了英文?其中有何不同的目的和意图?这应该是另一篇短文详述的话题，此不赘。

下面的信也是钱氏幽默的一种展现。巧合的是，最逗趣的笑话部分，钱钟书也是用英文写的。为了普通读者方便，我不得不把它译成了中文。

……紧跟着牙齿作怪，医生主张全部拔去，一共分批拔了一个月，至去年十二月三十日才拔完。还要好一阵做“无耻之徒”呢!……端木和我不相识，托××向作家协会要材料，定能如愿。可怜的“作家”们都想依赖这位Beatrice (贝亚特丽斯:但丁《神曲》中引但丁到天堂的理想恋人--引者注)导入天堂，而她对这些人简直几乎是可以颐指气使、牵着鼻子走呢!(1980.1.26)

这里的××女士正是上文提到跟二老皆熟的女作家。夏志清晚年编一本关于端木蕻良的书但跟端木不熟悉。向钱钟书打听，钱钟书却深谙世情，他“知人善用”地将此事派给了××女士可谓得人。而行文中将此人比作女神贝亚特丽斯、那些嗷嗷待哺的“作家们”比作想上天堂的但丁，用典贴切却幽默至死，可谓谐而谑。

××女士有信来，言听兄讲古典文学，妙趣横生，又言听者十二人--则恰合耶稣使徒之数!前赠照相乃愚夫妇五十岁时所摄，下干校前不特自己憔悴龙钟，亦无照相铺肯为摄美术照矣!(1981.7.31)

愚夫妇上月中旬因天气骤寒，皆患感冒;弟哮喘宿疾遂被牵动，打针服药，喘稍止而咳未全息。如《西青散记》中之一腐儒鬼“咯咯先生”，至本月初旬方痊。然借此乃谢去一部分来客，多不相识之青年或来信或托人介绍或转辗打听地址，弊中亦有小利。……小说再写，便如老妇弄姿、老猴耍把戏，不如善刀而藏。亦实无此兴。(1981.11.26)

这里连自嘲都是“钱钟书式”的，幽默感十足。特别是他关于晚年不愿写小说再当冯妇的说法--估计是夏志清写信问他为何不再写小说了。钱钟书幽默地一笔宕开，不但回答了问题，也诙谐地坦述了自己的见识和美学观。

下面说到另一位女小说家的文字，更是充满双关和幽默:

渠云兄或亦将返国探亲一行，闻之甚喜，即请其“游说”一番。这次她飞来，此地为她铺展了红色的--至少是粉红色的地毯热烈欢迎了。(1982.7.25)

这里需要有个注释:钱钟书听这位女作家传话夏志清可能回国一游，喜出望外。为了烘托国内的热情和钱本人之期冀之殷，他突生诙谐，神来之笔地幽了此女一默。常识告诉我们，一般对尊贵者的最热烈欢迎是红地毯，但那时国门初开，对海外归来者似有保留，尽量做到了最大的热情但还不敢完全开放。而钱钟书在这里正好抓住了这个特点把红地毯说成了“粉红地毯”最贴切不过。钱钟书这类的幽默简直是信手拈来涉笔成趣。

一字一句读完了钱钟书致夏志清全部书信，总的感觉在钱钟书的风烛残年向遥远的海外写信，20余封这个数量不算少。但根据钱夏的交情和学术上的交集密切度，特别是如果将其与钱钟书跟宋淇间通信比(据其子宋以朗述，钱宋二人从1979年起至1990年间通信有138封。这段时间恰巧跟钱夏通信同时，而且钱致夏最后一信还在1994年，远远长于钱跟宋淇的通信时间呢!)，并不算多。这里面的原因有些费解。大概因为其间他们见面过两次可以倾诉衷肠(他还跟夏志清打过电报，而且时常有共同的友人见面互通音问);另外原因或许是因熟知夏志清性格所致。钱钟书是个非常谨慎的人，特别晚年他非常爱惜羽毛、注重身边琐事。他当然知道夏志清率性敢言而且有“老顽童”、童言无忌的海外名声。

但是他没想到，喜欢发言和披露心声的夏志清恰恰是如此珍重他二人间的友情，他竟然比钱钟书还谨慎。他直到去世都没有公开披露过这批资料。今天，整理或介绍这批珍贵的书信，对于了解这两位学人的心路历程和他们间的学术砥砺和友谊，应该是有着不容置疑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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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

来自: Kaka Abel(Kaka Abel) 2009-07-27 10:43:07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昧的无过于朱熹。《朱子语类》中有《总论为学之方 》一卷和《读书法 》两卷，我希望读者肯花点时间去读一读，对于怎样进入中国旧学间的世界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朱子不但现身说法，而且也总结了荀子以来的读书经验，最能为我们指点门迳。 

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中国的旧方法，和今天西方的新方法相比早已落伍了。我曾经比较过朱子读书法和今天西方所谓“诠释学”的异同，发现彼此相通之处甚多。“诠释学”所分析的各种层次，大致都可以在朱子的《语类》和《文集》中找得到。 

古今中外论读书，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 

“专精”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工夫。古代经典很多，今天已不能人人尽读。像清代戴震，不但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而且“注”也能背涌，只有 “疏”不尽记得，这种工夫今天已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知识范围扩大了无数倍，无法集中在几部经、史上面。但是我们若有志治中国学问，还是要选几部经典，反覆 阅读，虽不必记诵，至少要熟。近人余嘉锡在他的《四库提要辩证》的序录中说：“董遏谓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 至少我们必须在自己想进行专门研究的范围之内，作这样的努力。经典作品大致都已经过古人和今人的一再整理，我们早已比古人占许多便宜了。不但中国传统如 此，西方现代的人文研究也还是如此。从前芝加哥大学有“伟大的典籍”（GreatBooks ）的课程，也是要学生精熟若干经典。近来虽稍松弛，但仍有人提 倡精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之类的作品。 　　 

精读的书给我们建立了作学问的基地；有了基地，我们才能扩展，这就是博览了。博览也须要有重点，不是漫无目的的乱翻。现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古人 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已不合时宜了。所以我们必须配合着自己专业去逐步扩大知识的范围。这里需要训练自己的判断能力：哪些学科和自己的专业相关？ 在相关各科之中，我们又怎样建立一个循序发展的计划？各相关学科之中又有哪些书是属于“必读”的一类？这些问题我们可请教师友，也可以从现代人的著作中找 到线索。这是现代大学制度给我们的特殊便利。博览之书虽不必“三复”，但也还是要择其精者作有系统的阅读，至少要一字不遗细读一遍。稍稍熟悉之后，才能 “快读”、“跳读”。朱子曾说过：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以后越来越省力，也越来越快。这是从“十目一行” 到“一目十行”的过程，无论专精和博览都无例外。 

读书要“虚心”，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不二法门。 

朱子说得好：“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崖来崖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这似乎是最笨 的方法，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信今天从西方搬来的许多意见，说甚么我们的脑子已不是一张白纸，我们必然带着许多“先入之见”来读 古人的书，“客观”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话。正因为我们有主观，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求”客观的了解”。事实证明：不同主观的人，只要“虚心”读 书，则也未尝不能彼此印证而相悦以解。如果“虚心”是不可能的，读书的结果只不过各人加强已有的“主观”，那又何必读书呢？ 

“虚”和“谦”是分不开的。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这是今天许多中国读 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他们往往“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这是邓实在1904年说的话），凭着平时所得的一点西方观念，对 中国古籍横加“批判”，他们不是读书，而是像高高在上的法宫，把中国书籍当作囚犯一样来审问、逼供。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创造”的表现，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费 时间去读中国书。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中国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反而更干脆。不过读外国书也还是要谦逊，也还是不能狂妄自大。 

古人当然是可以“批判”的，古书也不是没有漏洞。朱子说：“看文字，且信本句，不添字，那里原有缺缝，如合子相似，自家去抉开，不是浑沦底物，硬 去凿。亦不可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读书得见书中的“缺缝”，已是有相当程度以后的事，不是初学便能达得到的境界。“硬去凿”、“先立说，拿古人意来 凑”却恰恰是今天中国知识界最常见的病状。有志治中国学问的人应该好好记取朱子这几句话。 　　 

今天读中国古书确有一层新的困难，是古人没有的：我们从小受教育，已浸润在现代（主要是西方）的概念之中。例如原有的经、史、子、集的旧分类（可 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标准）早已为新的（也就是西方的）学科分类所取代。人类的文化和思想在大端上本多相通的地方（否则文化之间的互相了解便不可能 了），因此有些西方概念可以很自然地引入中国学术传统之中，化旧成新。但有些则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特有的概念，在中国找不到相当的东西；更有许多中国文化中 的特殊的观念，在西方也完全不见踪迹。我们今天读中国书最怕的是把西方的观念来穿凿附会，其结果是非驴非马，制造笑柄。 　　 

我希望青年朋友有志于读古书的，最好是尽量先从中国旧传统中去求了解，不要急于用西方观念作新解。中西会通是成学之后，有了把握，才能尝试的事。即使你同时读《论语》和柏拉图的对话，也只能分别去了解其在原有文化系统中的相传旧义，不能马上想、“合二为一”。 

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 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 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当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你们千万不要误信有些浅人的话，以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 在此无法详说）。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每一个真正读书人所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阶段。读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观的认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力”，能“发 前人所未发”。其实今天中文世界里的有些“新见解“，戳穿了不过是捡来一两个外国新名词在那里乱翻花样，不但在中国书中缺乏根据，而且也不合西方原文的脉络。 

中国自唐代韩愈以来，便主张“读书必先识字”。中国文字表面上古今不异，但两三千年演变下来，同一名词已有各时代的不同涵义，所以没有训诂的基础 知识，是看不懂古书的。西方书也是一样。不精通德文、法文而从第二手的英文著作中得来的有关欧洲大陆的思想观念，是完全不可靠的。 

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如“批判学说”、如“解构”之类。所以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风吹草动（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便有一批中国知识份子兴风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面，这不是中西会通，而是随着外国调子起舞，像被人牵着线的傀儡一样，青年朋友们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则从此便断送了自己的学问前途。 

美国是一个市场取向的社会，不变点新花样、新产品，便没有销路。学术界受此影响，因此也往往在旧东西上动点手脚，当作新创造品来推销，尤以人文社会科学为然。不过大体而言，美国学术界还能维持一种实学的传统，不为新推销术所动。今年5月底，我到哈佛大学参加了一次审查中国现代史长期聘任的专案会 议。其中有一位候选者首先被历史系除名，不加考虑。因为据昕过演讲的教授报告，这位候选者在一小时之内用了一百二十次以上“discourse”这个流行 名词。哈佛历史系的人断定这位学人太过浅薄，是不能指导研究生作切实的文献研究的。我昕了这番话，感触很深，觉得西方史学界毕竟还有严格的水准。他们还是 要求研究生平平实实地去读书的。 

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相传的读书传统，一直到30年代都保持未变。据我所知，日本汉学界大致也还维持着这一朴实的作风。我在美国三十多年中，曾看见 了无数次所谓“新思潮”的兴起和衰灭，真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我希望中国知识界至少有少数“读书种子”，能维持着认真读中国书的传统，彻底 克服殖民地的心理。至于大多数人将为时代风气席卷而去，大概已是无可奈何的事。 

但是我决不是要提倡任何狭隘的“中国本土”的观点，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不正常的心态。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陈才能出新，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是颠扑不破的关于读书的道理。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

(文/蓝文徵)

李伯重

    和何先生交往，得到的一个深刻印象是他在内心中随时都充满激情，充满对学问真谛的追求的冲动。他总是想不断改进自己的研究，永无止境。这种追求完美的激情使得他经常不得安宁。英国作家勒卡雷说一个好作家在创作时“找不到可休息的场所，找不到伙伴和活动使自己得到安逸。任何局外人的判断也比不上他内心的正确判断……”这也是何先生的日常心态。这种激情，也使得他有一种战士的性格，在学术上经常和人“开战”。

    1988年，我去洛杉矶加州大学讲学。在此期间，曾专程去附近的尔湾加州大学拜访何炳棣先生。他和我畅谈，说做学问就要“做第一流的学问”。这句话给我深刻的印象，终身难忘。如今在追思何先生的学问时，深切感到他用他的一生，实践了他要“做第一流的学问”的信念。

    对于何先生的学问，我没有资格做评论。但是对于他如何做学问，却有一些感受。在这里，我就凭我自己的理解，来谈谈他是如何做到“做第一流的学问”的。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做第一流的学问”，原因有四：他以学术为志业，他的创新精神，他对新事物的开放心态，以及他的“大历史”史观。

志 业

    1919年，韦伯在慕尼黑大学为青年学生们作了一个题为《以学术为业》的讲演。在这个激励了几代人的著名讲演中，韦伯说：任何人，如果无法把学术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他便同学术无缘了。……这个人便不会有科学的志向，他也不该再做下去了。因为无论什么事情，如果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做，那么对于人来说，都是不值得做的事情”。他接着指出：“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如果选择这条道路，就必须将其当作自己的天职，坚信“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

    何炳棣先生就是一位“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的学者。在长达近80年的漫长学术生涯中，他对学术一直充满热情。我和他在一起时，他几乎没有多少别的话，从头到尾都只是谈学术。正是这种热情，使得他在几乎是孑然一身的高龄晚年，仍然元气十足，思维活跃不减当年，不断产生新见。

    学术生涯是艰苦的。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由于学术研究非常艰苦，所以“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韦伯也说：“如果我们不曾绞尽脑汁，热切地渴望着答案，想法也不会来到脑子里。不管怎么说，研究者必须能够承受存在于一切科学工作中的风险。灵感会不会来呢？他有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工作者，却永远得不出自己的创见。”是的，做真正的学问，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

    如果真正热爱学术，在学术之路上遇到困难就不会怨天尤人，自叹命苦；相反，他会把遇到困难视为走向成功路上的必然现象，即古人所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之意。正因如此，何炳棣先生在其治学生涯中从来就不畏艰难。他的青年时代在战乱中度过，治学条件十分艰难。到美国求学，虽然可以避开社会动荡而专心读书，但是毕业后找工作时又遇到种种挫折。及至得到了大学教职，方才比较稳定，但又遇到研究方面的问题。在1950年代的美国图书馆，中文文献颇为有限，特别是与何先生研究有关的文献，往往十分匮缺。何先生自己说：“1952年夏，才第一次有机会去美国东岸搜集清史资料。……同年秋冬代校方向温哥华（Vancouver）华商筹款购书的工作也初见成效。当时五千加币还能买不少书，第一批有伪满原版的《清实录》和商务印书馆影缩洋装本的五省通志（畿辅、山东、浙江、湖北、广东）。”中文文献不够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于是他用尽一切方法去寻找资料。到1966年，他当选为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他即利用这个身份，经常借开会之机，到台湾查阅资料。我国大陆著名史家王仲荦先生于1986年去世后，何先生购得王先生藏书，这批藏书对何先生晚年进行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其传递也成为史坛美谈。

    和何先生交往，得到的一个深刻印象是他在内心中随时都充满激情，充满对学问真谛的追求的冲动。他总是想不断改进自己的研究，永无止境。这种追求完美的激情使得他经常不得安宁。英国作家勒卡雷（John le Carré，即David John Moore Conwell）说一个好作家在创作时“找不到可休息的场所，找不到伙伴和活动使自己得到安逸。任何局外人的判断也比不上他内心的正确判断。一旦作家从内心的紊乱中理出头绪，就应该按任何评论家想像不到的无情规范约束自己写作；当他沽名钓誉时，他就脱离了自我生活，脱离了对自己灵魂最深处世界的探索”。这也是何先生的日常心态。这种激情，也使得他有一种战士的性格，在学术上经常和人“开战”。大家公认他脾气暴躁，易与人发生冲突，批评人毫不留情面。但这实际上常常只是因为他用“第一流学问”为标准去衡量他人成果的缘故。他不仅对侪辈成果多有批评，而且对自己过去的工作也会表现出不满意。这种“好战”的个性，恰如韦伯所言：“在科学的领地，个性是只有那些全心服膺他的学科要求的人才具备的，不惟在如此。我们不知道有哪位伟大的艺术家，他除了献身于自己的工作，完全献身于自己的工作，还会做别的事情。”

    如后所言，何先生一生，在中国史研究中不断更换领域。每次更换到一个新的领域，都需要足够的专业知识。何先生在80高龄时，由原先长期从事的明清经济史转入先秦思想史这样一个相去甚远的领域。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是匪夷所思，其难度之大难以想象。然而何先生将克服所遇到的困难化为战斗的乐趣，越做越高兴。虽然他旧学功底很好，但要做好这个“大转向”，当然也需要进行知识上的“补课”。为此，他又重新拿起少年时代读过的先秦经典，认真研读，并广泛阅览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这种精神确实值得我们敬佩。

创 新

    学术活动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学术创新是学术的首要使命。学术创新既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也是学术的生命之所在。学术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发展。创新一旦终止，学术也将停滞，窒息，甚至死亡。

    学术创新的核心是创造新知，这就要提出新问题，产生新观点，提供新理论，尝试新方法，发现新材料。要做到这些，难度之大足以令大多数人退而却步。40年前，英国历史学会会长巴勒克拉夫对二战后国际史学界的变化作了一个总结，说：“近十五至二十年来历史科学的进步是惊人的事实”，但是“根据记载，近来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历史著作，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着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历史学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造成这种状况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历史学家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而不愿意放弃积习并且对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当然就不可能创新。

    学术创新不是人人可为之事。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况：一位学者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里长期工作，在达到了自己所能及的高峰后，要继续再有创新，就比较困难了。因此许多学者到了“功成名就”之后，就或多或少地“江郎才尽”了。2009年，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时，去剑桥看望友人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教授。他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其著作《都铎-斯图亚特时代英格兰的巫术》（Witchcraft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近代世界的摇篮》（The Riddle of the Modern World）等都已成为名著。但是他后来转向人类学，成为著名的人类学家。近年来，他又转向一个非常不同的新领域，写出了《绿色黄金：茶叶的故事》（The Empire of Tea）、《玻璃的世界》（Glass: A World History）等与过去研究非常不同的新著。我问他为何做如此巨大的改变。他回答说：在原来的研究领域中工作了多年，思维方法已经定型，很难再有新的想法。但是如果没有新想法，那么研究就成了一种习惯性工作。日复一日地做习惯性工作，没有挑战，难免丧失研究带来的乐趣。转向新领域，必然面对新挑战，从而激发思维，获得乐趣。做学问是为了获得真正的乐趣，至于成败利钝，并非主要考虑的内容。我觉得此言极是。

    何炳棣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不断转变自己研究领域的学者，这在老一辈史学家中是罕见的。他年轻时做西洋史，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从在北平的三年（1934—1937年）起，直至1950—1951年冬完成哥伦比亚大学的英史博士论文止，十之八九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西史及社科工具上”。1952年，他完成了博士论文《英国的土地与国家》（Land and State in Great Britain，1873—1910: A Study of Land Reform Movements and Land Policies），受到学界好评，其导师说这是一个“值得自豪的成就”。但是此时他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之所在，于是从英国经济史转到了中国社会经济史。

    何先生在中国社会经济史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商业史，完成了《两淮盐商与商业资本之研究》这部专著之后，他转而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口问题。他关于明清人口史的专著《中国人口史论，1368 —1953》（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于1959年问世，成为此一重要课题的“开疆辟土”之作。而后，他研究的重点又转向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流动问题。1962年，他的《明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to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出版。此书也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引起西方中国史学界的极大重视外，也影响了台湾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几代学者。到了1960年代中后期，他的研究重点再次转移，转到中国文化的起源的研究上，先后出版了《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1969年）和《东方的摇篮》（The Cradle of the East: An I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 B.C.，1975年），详论中国文化的特征，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提出全新的看法。之后到了1980年代，他再转向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研究，对这些数字以及造成其不实的各种原因详加考证剖析，撰成《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1988年）一书；数年后，以该书为基础，另撰《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1995年）一书，所持见解已成为学界定论。进入新世纪后，尽管已是耄耋老人，他还是又做出了重大学术转向，从社会经济史转到先秦思想史。他以考证方法攻先秦思想之坚，做出了汪荣祖先生称为“石破天惊”的重要突破。

    由上可见，何先生在研究生毕业之后的近80年中，研究多次转向，每次都在新的领域内有创建甚至有开拓之功，这在史学界洵为罕见，可以说是具有传奇性。

开 放

    史学研究有多种方法，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因此不可能研究用一种方法进行所有领域的研究。转向一个新研究领域，不仅需要新的相关专业知识，而且需要新的研究方法。对于一个学者（特别是资深学者）来说，要去从头学习一种新方法，绝非易事。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学者在研究方法上采取“从一而终”的态度，拒绝学习新方法，从而造成巴勒克拉夫所说的那种“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历史学只满足于依靠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的情况。

    何先生在学术上的每一次转向，都是研究方法的转变。汪荣祖先生评论说：何先生自“‘跃过龙门’之后，就力图超越‘大杂货铺’式的‘汉学（Sinology）’传统，而吸收其考证的精髓。作者见证‘二战’后在西方勃兴的‘中国学（China Studies）’，认为无论在范畴与观点上均较汉学宽广，然亦不偏废传统汉学之长”。

    特别要一提的是，何先生虽然治史，但也关注社会科学的发展，对后者提供的最新方法保持开放的心态，认真学习采纳。20世纪中期，以康拉德（Alfred Conrad）和迈耶（John Meyer）1958年发表的《南北战争前南部奴隶制经济学》为标志，计量经济史兴起于美国，随后发展迅猛，在西方学界掀起了一场“新经济史革命”，对经济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致古德里奇（Carter Goodrich）说：“新经济史的出现是经济史研究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定量研究方法的采用使得传统的经济史研究正在面临一场严重的挑战，这是一次新的‘知识革命’，就好像工业革命时期机器织布对手工织布是一次革命一样。”对于计量史学这个新生事物，历史学界的主流并不接受，相反，众多历史学家还予以抵制。但是何先生却对此采取开放的心态，采纳其优点，用于自己的研究中。他的《明清社会史论》，就开了用计量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先河。这一点，在同辈历史学家中是少见的。他重视新方法，但是对于传统的方法也不轻视。他在先秦思想史研究中，很好地运用考据方法，从而获得了重要的成果。吴承明先生说：“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而言，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刘子健先生则说：余先生说“‘史无定法’，研究历史的题材不同，自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所以更妥帖地说应当是‘史采佳法’”。在这方面，何先生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大历史”史观

    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说：经济史“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部分分离出来”。克里吉（Eric Kerridge）则说：“只有整合的历史才能使我们穿越现时，看到那已逝去的我们不熟悉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运用这种对那个已逝世界的知识，与当今世界做出对比，从而加深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这才是历史学家最伟大、最崇高的目标。”经济史也不例外，“经济史是从通史或总体史中抽取出来的，而农业史、工业史、商业史等又是从经济史中抽取出来的。这种专门化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集中思考总体史的某一具体方面，以揭示整体的发展”。然而现实是，“现在各门专业壁垒高筑，互不理会，经济史也沾上了这种毛病”。这种“各门专业壁垒高筑，互不理会”的状况不止存在于经济史学，而且存在历史学各学科，而各学科之间的壁垒，更是高不可攀，深不可测。

    何先生的研究不断转向，从英国史到中国史；在中国史中，从商业史到人口史，然后到社会史、文化史，最后到思想史。虽然从领域来说，每一次转向都是一次剧变，但这些转向背后都有一个逻辑，即把中国史作为一个整体，转向只是从不同的方面来研究这个整体。他研究的重点从经济到社会，从社会到文化，从文化到思想，足以覆盖历史的主要领域，把中国历史的各主要方面都纳入了他的视野。汪荣祖先生评论何先生晚年的研究说：“从黄土的特性发见华夏原始农耕的特性，又从此特性发展出村落定居农业以及家族制度和祖先崇拜，可见自仰韶一直到西周其间‘血缘链环’之形成，以及之后借宗法制度的推广以控制广土众民。秦汉大一统在政治形式上固然变成郡县，但在精神上仍然延续宗法，皇帝实乃超级之宗子。华夏文化中延绵不绝的‘宗法基因’之发现，为作者近年最重要的创获；窃以为以此基因为主旨，足可写一部崭新的中国通史。”

    在《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中，诸葛亮有一句很精辟的话：“儒有小人、君子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这段话区分君子之儒和小人之儒的标准是有问题的，但是从治学的理念和胸襟来看，确实有通儒和小儒之分。通儒的代表是司马迁，他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他终生追求的理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以无比坚毅的意志和伟大史家的才能，做到了这一点，成为中国史学之父。做第一流的学问，就是要成为这样的通儒。“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不论才气如何，向着这个方向努力，是史学家的使命。在这方面，何先生也树立了一个榜样。

*   *   *

    最后，我回到“做第一流的学问”的话题上来。

    何炳棣先生的研究多次转向，做出来的成果却都是第一流的。汪荣祖先生说：何炳棣先生“将其研究课题与特定的学术专业接轨，他的美洲作物论文发表在第一流的人类学学报上，他的早稻论文发表在第一流的经济史学报上。……探讨任何起源问题，都是头等的难题，作者自选最困难的题目攻坚，而且还涉及专业以外的许多专业，其艰苦与毅力可以想见，然未能想见的是英文书稿完成之后，无论出版过程的曲折以及出版后的纷争，真可说是‘赞美’与‘攻讦’齐飞，毁誉绵绵无尽期”。

    作为开创者，何先生的许多成果在学术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当然，如韦伯所言，“一个人的研究无论怎么说，必定是极其不完美的。……我们每一位科学家都知道，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在10年、20年或50年内就会过时。这就是科学的命运，当然，也是科学工作的真正意义所在。这种情况在其他所有的文化领域一般都是如此，但科学服从并投身于这种意义，却有着独特的含义。每一次科学的‘完成’都意味着新的问题，科学请求被人超越，请求相形见绌。任何希望投身于科学的人，都必须面对这一事实”。何先生的一些研究，今天看来有需要改进和发展的余地，但是没有他所做的工作作为起点，改进和发展也无从谈起。陈寅恪先生在著名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中有言：“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由此而言，尽管何先生的一些研究会被超越，但是他的以学术为志业的人生追求，他在学术上的创新精神以及他的“大历史”史观，却永不会过时，值得后人敬仰和效仿。

    本文写作参考了何炳棣《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台版序言，汪荣祖《何炳棣：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刊于《读书》，2002年02期）及拙作《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追忆何炳棣先生》（刊于《中华读书报》2012年06月20日07 版） 

    （李伯重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转自《文汇报》2017年12月8日）

2018-01-29 民国大师

民国时期各个领域都出现了许多大师，这与其家庭的早期教育有密切的关系。那一时期，中国的一些家庭富有文化气息，这些家庭，不仅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在教育的理念与方法上，也都有相当的水准。而且，在培养子女方面，首先就有一个很高的标准。有一些家庭，似乎从一开始，想的就是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大师级的人才。

陈寅恪，出身文化世家，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胡适，5岁启蒙，在绩溪老家受过9年私塾教育。周树人，6岁入塾，12岁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读四书五经。钱穆，9岁入私塾，熟读中国的传统文献典籍……像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他们早年所受的“落后”、“封建”的私塾教育，并没有妨碍他们日后接受新思想新文化，进而成为融通中西的一代文化巨子。而陈、胡、周三人，更被公认为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人格”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

　　不仅如此，即便是当时培养出来的一代科学大家，也可以从他们早年求学经历中找到私塾教育的轨迹。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乃钱穆之侄，幼年时亦受其教，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杨振宁幼时在厦门上过私塾，背过《龙文鞭影》等，后在清华上初中的暑期，时任清华数学教授的父亲杨武之先生特地请了清华历史系的一位高材生教他《孟子》，花了两个暑假才把一部《孟子》讲完。无独有偶，2009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原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高锟，从小在上海长大，每到寒暑假，其父专门为他请一位家庭教师，指导他读《论语》、《孟子》，还有《古文观止》，并且都要背诵。

　　今天，很多人质疑：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培养不出如民国那一代的大家?那是因为，20世纪上半叶新旧并存、活泼多元的教育格局，为他们这一代人提供了后来者再也不可能有的黄金时代;而新旧、中西两种教育的交汇融通，也奠定了他们日后成为一代学术大家的深厚根基，更熔铸了他们独特的精神气质和襟怀。

　　任继愈是最后一代完整接受过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的学者。他6岁左右入私塾开蒙，9岁进当时济南市省立第一模范小学。后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念书，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在他生前，笔者曾与他有较多交往。从任继愈先生身上，笔者真切感受到一代儒者的精神风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厚德载物，君子以自强不息”……而这样的精神气度，在当今学者身上已鲜见矣。

　　一个人启蒙时期所受的教育犹如文化母乳，融化在血脉里，滋养其一生。私塾教育是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的主要形式，其特点是让儿童在开蒙之初，便将根深扎在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并汲取其精华。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方能流长。这样的教育会影响一个人日后在治学上的气象与格局，以及为人处世的胸襟与境界。

　　今天，当我们追问为什么民国时期能出现一批思想学术大家时，不能不联系到他们早年所受的私塾教育。当然，另一方面，也与他们后来在此基础上接受的现代西方教育的熏陶有关。在民国一代大家身上，是中西合璧的教育成果。

历史学家周一良讲：他八岁入家庭私塾读书，总共十年。之所以在家读书，是因为他的父亲对新式学校不信任。而在家里，父亲为周一良安排了丰富的学习内容。周一良回忆说：“我启蒙所读不是《三字经》，《千字文》以及《龙文鞭影》之类一般私塾的开蒙课本，而首先是《孝经》，接着是《论语》、《孟子》、《诗经》。现在回想起来，这不是一般家馆老师安排的教学计划，而是按照父亲的见解制定的。”“我跟张老师读了两部大经《礼记》和《左传》，以及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等，绝大部分所读皆能成诵”，“为以后我学习中国古典文献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国学大师张舜徽，自七岁发蒙，其父以王筠的《文字蒙求》为课本，稍长即读《说文解字》。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筠的《说文解字句读》、《说文解字释例》都是他这一时期的常备书。十六岁后，他开始研究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并于十七岁时撰写了《尔雅义疏跋》，这是他一生上千万字的浩博著作中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不难看出，少年时期就学习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筠的《说文解字句读》、《说文解字释例》，这是典型的精英教育。可以说，这样的家庭，本来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成为精英。现在，这简直是难以想像的。哪个家庭有条件指导自己的孩子读这些文字学的著作昵？

叶嘉莹的父亲叶廷元幼承家学，熟读古籍，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母亲李玉洁自幼受良好家庭教育。叶嘉莹3、4岁时父母开始教她背诵古诗，认识汉字。6岁随家庭教师读《论语》。在家里还常听伯父与父亲吟诵和谈讲诗歌，引发对诗歌的浓厚兴趣。9岁考入笃志小学，一年以后，以同等学历考入北平市立二女中。1941年，年仅十七岁的叶嘉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专攻古典文学专业。

                                 诗词专家叶嘉莹

医学大家吴阶平，其父亲在他年幼时就请先生教他古书，请纱厂的工程师们教英文、算术。吴阶平迈过小学考入天津汇文中学。吴阶平回忆说：“父亲很早便教我认方块字，6岁左右开始坐在父亲的办公桌旁读《史记·项羽本纪》，看《三国演义》。”6岁时能够读《史记·项羽本纪》，这在今天，难以想象。

历史学家吕思勉生于江苏常州一个“世代仕宦”的书香之家，8岁时，母亲开始给他讲解《纲鉴正史约编》。他的父亲给他讲授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14岁时，族兄吕景栅教吕思勉点读《通鉴辑览》；到17岁，吕思勉已经读完了《通鉴》、《续通鉴》、《明纪》。

美学大师朱光潜早年也是在家庭读书，读过而且大半背诵过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看过《史记》和《通鉴辑览》。他还回忆说：“五经之中，我幼时全读的是《书经》、《左传》。《诗经》我没正式地读，家塾里有人常在读，我听了多遍，就能成诵大半。于今我记得最熟的经书，除《论语》外，就是听会的一套《诗经》”因为家塾里有人常读，他“听了多遍，就能成诵大半”，由此可见家庭中的读书氛围。

当时的许多家庭，都是富有文化气息的。这些未来的大师首先是在这样的家庭中受到文化的熏陶，培养了对文学、历史、哲学的爱好，这是他们事业成功的起点。最早的教育是伴随人的一生的，也大体决定了人一生事业的高度。今天，这样的文化家庭早已“雨打风吹去”，今日的父母，所盼望的，主要是孩子能够上个好的大学，平日为孩子所能做的，主要是督促孩子大量做题，以及到各种各样的英语、奥数班为孩子报名。

                   十年私塾教育（文章摘录自周一良《毕竟是书生》）

 我于1913年1月19日（旧历壬子年12月13日）出生于山东青岛，我名中的“良”字是大家族的排行字，“一”字是我父亲取自《说文解字》“一”字下的解说：“唯初太极，道立于一。”因而曾字太初，后废不用。虽在天津长大，而籍贯却一直按照以家庭来源地为据的传统方式，填为安徽。到外国填履历一般要出生地，因此有时不免纠缠不清。我原籍的县清代称建德，因浙江有县同名，民国后改为秋浦，又改至德。近年与东流县合并，称东至。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家迁居天津。我八岁在天津入家塾读书，总共十年，1930年才赴北平求学。五四以后的青少年还这样长期读私塾，我想是和父亲当时思想分不开的。因为他最初对新式学校似乎不太信任。等到小我四五岁的二弟三弟等，便进了初中，更小的弟妹则被送进幼稚园，再由小学而中学了。20年代有些所谓“旧家”，为了让子弟在进“洋学堂”之前打下“旧学”和古文的根柢，都重视私塾教育。例如北大历史系我的同事邵循正教授和张芝联教授，都是以私塾代替小学和初中教育，然后直接进入高级中学的。不过我的例子更为极端，连高级中学都没能上，因而对以后进大学造成了局限。我的弟妹们虽然按正规进了中学，家里仍然一直聘有给他们补习中国古典文献的老师。

十年私塾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头三年是三位来自扬州的职业塾师，其中有一位老先生还曾教过我的父亲、叔父、姑母等。我启蒙所读不是（三字经》、《千字文）以及《龙文鞭影》之类一般私塾的开蒙课本，而首先是《孝经》，接着是《论语》、《孟子》、《诗经》。现在回想起来，这不是一般家馆老师安排的教学计划，而是按照父亲的见解制定的。以《孝经》、《论语》开蒙，这还是汉代以来的旧制呢。

第二阶段四年，是跟一位年轻而我们弟兄都非常爱戴的老师学习。这位老师姓张名悫字潞雪，是杀害秋瑾的浙江巡抚张曾的次子，来教我们时只二十四岁。我跟张老师读了两部大经《礼记》和《左传》，以及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等，绝大部分所读皆能成诵。张老师循循善诱，不仅要求学生背诵，而且注意给学生讲解，亲自把《皇清经解》所收一些《左传》的注解用蝇头小字摘要抄在我的读本上。同时也给我讲《史记》、《韩非子》等，教我作桐城派古文。我对于先生讲书，总是全神贯注，非常爱听。不幸的是，在我十四岁时张先生暴病逝世，我们非常悲痛。回顾十年私塾教育，跟张先生这四年获益最多，长进最快，为以后我学习中国古典文献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先生的“束修”，最初每月五十元，后来增加到八十元，并供应早点和午饭。张先生教书认真负责，却绝无旧日私塾中严师的架子，我们弟兄从未受过任何形式的体罚。相反，先生有时还带我们出去游玩。1993年5月，偶读《大成》杂志（第232期），载有署名“榘后人”的文章《堂会忆旧》，叙述20年代天津“某公”家为其母祝寿的一次堂会戏，北京名伶毕集，戏码精彩异常。自上午十一点开始，直演到深夜一点多钟，“当时几日内，自北京驰天津的列车乘客，几乎非演员即观众。识与不识，莫不以一睹此堂会为莫大耳目之福”。文中不仅详列当天剧目，还加以说明，如称“某公精选而认为系名伶之擅长者，并坚约已退休说戏之王瑶卿出山，串演其独具特色的《得意缘》二夫人。老旦龚云甫被点演《沙桥饯别》的唐僧，此为某公示威之得意利器，因极少人知此戏系老旦应工也”。我读此文后，不禁感慨系之。原来张先生是“某公”即山西富商渠铁衣的朋友，他带了我与二弟珏良一同去看了渠家这次堂会。我那时十三四岁，《沙桥饯别》等戏至今记忆犹新，特别是筱翠花、程继先和王瑶卿合演的《得意缘》。饰二夫人的王瑶卿戏不多，但“放你们去吧”这一句五个字的念白中所包含的复杂矛盾感情，将近七十年后的今天，我的印象迄未磨灭。因追忆恩师，牵连及之，亦以见20年代我家私塾中的“师生关系”也。

 1993年，我发现父亲手写题为“一良日课”的一份课程表，大约是1922年张先生初来时所订。以后张先生基本上照此执行。也有未照办的，如抄《说文》。现将课程表抄录如下：

   一良日课

   读生书礼记  左传

   温熟书 孝经   诗经   论语   孟子

   讲书 仪礼（每星期二次）

   看书 资治通鉴（每星期二四六点十页）

   朱子小学（每星期一三五点五页）同用红笔点句读如有不懂解处可问先生

   写字 汉碑额十字（每日写）

   说文五十字（每星期一三五）须请先生略为讲音训

   黄庭经（每星期二四六）先用油纸景写二月

张先生逝世之后，家塾换了几位老师：义和团起义时被杀的毓贤之弟毓廉（字清臣）、曾作溥仪南书房行走的温肃（字毅夫）和一位河北省人喜欢作诗的张玉裁先生。可惜的是这位张先生不曾教我作诗，所以至今不会运用这“可以怨的武器”。两位遗老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淡漠。只记得两位先生都拖着小辫子，温先生广东口音，身材高大，衣着整齐，黑缎子马褂闪闪发亮。毓先生矮胖，说到溥仪必称“皇上”。有旗人朋友来访问时，先蹲身“打千”，然后两人拱手相拥，动作敏捷利落，颇为美观。我从这两位先生读了《尚书》、《周易》，但真正学到什么，则了无印象了。从这些家塾老师的背景，可以看出我父亲当时思想的保守倾向；而与以后对比，更可以看出他与时俱进的变化。

 张先生逝世后，父亲聘请了唐兰（立庵）先生来家塾给我讲《说文解字》，使我在学问上特别是小学方面开了眼界。当时唐先生在我一位叔祖家里教家馆，每周来我家一次。他在家馆任教之余，还给天津《商报》办过学术性副刊。稿件全部由他一人包办，用不同笔名发表，内容涉及经学、小学、诸子、金石、校勘以及诗词等等。唐先生后来曾告诉我，吴其昌先生曾对他壮语：“当今学人中，博极群书者有四个人：梁任公，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我对唐先生的才华横溢和博洽多识深深钦服。家塾的最后几年，自己也开始读一些朴学书籍，尤其喜欢王引之（经义述闻）和王国维的著作，曾在（观堂集林）上题下了“一良爱读之书”六个字，以示景仰。

 家塾还有一门功课--习字。我的习字课与一般不同，不是从写楷书入手，而是按照字体的发展顺序，先练小篆——《泰山二十九字》、《峄山碑》、《汉碑篆额》。然后隶书——《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等。最后练楷书，写过欧阳询、颜真卿、智永《千字文》等。这也是父亲设计的方案，他还请他的好友劳笃文先生（劳乃宣之子）不时评阅我临写的隶书，加以指点。可惜的是，我在书法方面太缺乏天资，辜负了这种打破常规的习字程序，功夫尽管下了不少，却没有学好任何一种体。只在年逾七旬以后“，倚老卖老”，我才敢偶尔应人之邀写个书签，其实心里还是惴惴不安的。平生憾事除此外还有一件，自幼喜欢京剧，却由于天赋“五音不全”，张口即“荒腔走板”，成为终生遗憾。而我学习各种外语的发音，却从未感到困难。

 在家塾读古书以外，我从十四岁以后开始了外文的学习，首先是日文。这里又要提到我的父亲的卓识。当时他认为，日本与苏俄是我国紧邻，关系必将日益密切，这两国的语言很重要。所以他计划让我学日文，我的二弟珏良学俄文。珏良后入南开中学，外语为英文。当时情况下，俄文出版物不易见到，家塾补习也不易进展。他不久放弃俄文，多年后当了英文教授。我的日文则坚持下来。起初请的家庭教师是日本外国语学校中文科毕业的公司职员山内恭雄先生，他没有什么语言教学的经验和方法，让我死记硬背地读日本寻常小学的国语课本，以后接着读中学课本。从长远讲，这种笨方法却也收到良好效果。第二位教师牧野田彦松先生，号真木，京都帝国大学国文科毕业。清末来华在保定担任教习，就留在中国，在天津开了一家小书店真木堂。父亲的意见，读外文也要通古典，所以请他教了一些古典文学作品如《保元物语》、《源平盛衰记》，当然只是初窥日本古典文学门径，远谈不到系统学习。以后，又从英国中学的英语老师学了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