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与宋振庭的一次通信
东方红2017-03-05 07:21:07
编者按：在近期黑龙江卫视播出的《见字如面》节目中，演员张涵予与张腾岳分别读了著名作家夏衍与宋振庭的往来信（夏衍信中间部分未读），在这次通信中，宋振庭对其在反右运动中“整人”进行了忏悔，夏衍在回信中对其安慰同时也进行了反思，发人深省。
以下是二人的通信内容，上标题为编者所拟。
宋振庭的信
宋振庭（1921～1985）
作家，曾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长
夏老如晤：
手术后困居病室，承临探视，内心至感。风烛之年，有许多话要说，但欲言又止者再，后来深夜静思，仍内疚不已，终于写了此信。
庭总角读书，即知有沈端先先生者，后来虽屡在开会时见面，但仍无一叙心曲之机会。1957年反右，庭在吉林省省委宣传部工作，分管文教、电影。在长影反右，庭实主其事，整了人，伤了朋友，嗣后历次运动，伤人更多，实为平生一大憾事。三中全会之后，痛定思痛，顿然彻悟。对此往事，庭逢人即讲，逢文即写，我整人，人亦整我，结果是整得两败俱伤，真是一场惨痛教训。对所谓“四条汉子”之事，庭本不知实情，但以人言喁喁，乃轻率应和，盲目放矢。“文革”前庭对周扬同志及我公，亦因浮言障目，轻率行文，伤及长者，午夜思之，怅恨不已。1961年影协开会时，庭在长影小组发言，亦曾伤及荒煤同志，耿耿在心，未知陈兄能宽宥否也。
我公豁达厚朴，肝胆照人，有长者风。此疚此情，本拟登门负荆，一诉衷曲，终以手术后卧床不起，未能如愿，近闻周公亦因病住院，只能遥祝康复矣。我公高龄八十有四，庭亦已六十三矣，病废之余，黄泉在望，惟此一念在怀，吐之而后快，此信上达，庭之心事毕矣。
顿首
祝康健
宋振庭
1984年9月15日
夏衍的回信
夏衍（1900.10.30－1995.2.6）
作家，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
振庭同志：
惠书拜读，沉思了许久。足下大病之余，总以安心静养为好，过去的事，该忘却的可以淡然置之，该引以为戒的也可以暂时搁置一下，康复后再作审慎的研讨。心理要影响生理，病中苛责自己，对康复不利。现在中国的平均寿命已为六十九岁，六十岁不能算老，说“黄泉在望”之类的话，未免太悲观了。
您说上次见面时“欲言又止者再”，这一点，我当时也已感觉到了，我本来也想和你谈谈，但后来也因为你有点激动而没有说。任何一个人不可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的制约，我们这一辈人生活在一个大转折的时代，两千年的封建宗法观念和近一百年的驳杂的外来习俗，都在我们身上留下了很难洗刷的斑痕。上下求索，要做到一清二白，不犯一点错误是不可能的。解放之前和明摆着的反动派作战，目标比较明确，可是一旦形势发生突变，书生作吏，成了当权派，问题就复杂了。知人不易，知己更难，对此，我是在六十年代初文化部、文联整风时才有了初步的体会。
不久前我在拙著《懒寻旧梦录》的自序中有过一段反思独白：“我又想起了‘五四’时期就提过的‘科学与民主’这个口号，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还会遭遇到比法西斯更野蛮更残暴的浩劫，为什么这场内乱会持续了十年之久？我从痛苦中得到了解答：‘科学和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思想，没有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扎根。两千多年的封建宗法思想阻碍了民主革命的深入，解放后十七年，先是笼统地反对资本主义，连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东西也统统反掉，六十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又提了‘斗私批修’、‘兴无灭资’之类的口号，相反，十七年中却没有认真地批判过封建主义，我们这些人也认为封建主义这座大山早已经推倒了，其结果呢，封建宗法势力，却‘我自巍然不动’。……我们这些受过‘五四’洗礼的人，也随波逐流，逐渐成了‘驯服工具’，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勇气。”
这些话出自内心，并非矫饰，这是由于不尊重辩证法而应该受到的惩罚，当然也可以说是“在劫难逃”。人是社会的细胞，社会剧变，人的思想行动也不能不应顺而变。党走了几十年的曲曲折折的道路，作为一个虔诚的党员，不走弯路，不摔跤子，看来也是不可能的。在激流中游泳，会碰伤自己，也会碰伤别人，我解放后一直被认为“右倾”，但在三十年代王明当权时期，我不是没有“左”过，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都有。1958年大跃进，我也一度头脑发热，文化部大炼钢铁的总指挥就是我。吃了苦，长了智，“觉今是而昨非”即可，没有忏悔的必要。我在文化部工作了整整十年，回想起来，对电影、外事，由于比较熟悉，所以犯的错误较少，但对戏曲、文物等等，则处理具体问题时往往由于急于求成，而容易急躁“左”倾。这就是说，“外行领导内行”，一定要特别审慎。从你的来信中我也有一些联想，你对电影是外行，所以犯了错误，伤了人；但你热爱乃至醉心书画、碑帖、考古，所以在1962年那个“阶级斗争要天天讲”的时刻，你竟然能担着风险把划了右派的张伯驹夫妇接到长春，给他摘了帽子，并让他当了吉林博物馆馆长。这件事是陈毅同志告诉我的，当时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当然，没有陈老总的支持，那也是办不到的。
对于1957年后的事，坦率地说，由于整过我的人不少，所以我认为你只是随风呼喊了几声而已。况且你当时是宣传部长，上面还有文教书记，他上面还有第一书记，再上面还有更大的“左派”，所以单苛责你一个人是不对的。明末清初，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打油诗：“闻道头须剃，而今尽剃头，有头皆要剃，不剃不成头。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1974年在狱中偶然想起，把他改为：“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往事如烟，录此以供一笑，劫后余生，何必自苦？病中多宜珍摄，顺祝早日康复。
夏 衍
1984年国庆前一日
来源：
2017-02-14 史海钩沉
一代士人宋振庭
2017年03月23日 08:13:25
来源：《吉林日报》
鲍盛华
一
当公元2015年秋被称为“东北最美高铁”的长吉珲线路开通之后，每天数列火车呼啸而来，穿过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这个东北亚的金三角地带，在古代开发初年因地势原因，烟雾笼罩，久久不散，故称为烟集岗，后转音而为延吉。
很多人可能想不到的是，接近一百年前的1921年，正是东北的初春时节，一个拔高并厚重了新中国成立后吉林文化起点的人诞生于此。
宋振庭，一个有着文人风骨、士人情怀的高级官员，一个被大师名宿惊为“东北竟有此等人物”博览群书式的人杰，一个深邃多思、表达灵动的思想大将，一个颇有个性、激情澎湃的关东汉子，一个重情重义、令人神交久矣的师长、朋友，一个因文气盛、伤人思悔的老人。
如果没有他，你可能欣赏不到有着乡土乡音，艺术表现力、感染力强，创作了诸多经典曲目的剧种——吉剧；如果没有他，文化会因缺少远见卓识而丧失高地，众多国宝珍奇可能还在流浪、漂泊，突显不出吉林省博物馆如今因馆藏之丰在全国所处前列的地位；如果没有他，吉林省图书馆就不会那么快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成并开馆，不会有如今四十多万册（件）古籍在这里安家；如果没有他，全国知名大型刊物《社会科学战线》的创办就会受到影响，就不一定会因其中许多文章以其改革的新观念引发广泛关注，并被视为全国理论工作的一座高峰；如果没有他，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将彻底改变人生后二十多年的经历……
皮匠出身的父亲崇尚读书，童年宋振庭那稚嫩的读书声是他留给老家的回忆。“九一八”事变后，由于父亲为抗联募捐鞋子，被当作反动分子，欲杀头示众。老百姓到日本军营请愿，才免于一死。从此，宋振庭全家被驱出了延吉。
1936年夏，宋振庭随其兄流亡到了北平。读书不辍的念头让他到处寻访，终于就读于六部口北方中学。正是在这个时候，宋振庭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同年，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宋振庭与同学结伴，朝着他心目中向往的圣地延安进发，并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转年夏天，他获得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延安马列学院哲学研究室研究员，从此，他由学生转变为学人。
1939年，宋振庭被派到抗日前线，先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教员、教育科长、哲学教研室主任。哲学，成为他人生的思想主题。18岁就当了一所大学的教育科长，这次人生转折，与华北联大校长成仿吾有关。成校长听说了一个叫宋振庭的人，知识渊博，颇有思路、主张，经过一番考察，点名让他来到联大。
1942年冬，宋振庭到晋察冀边区曲阳县委任干事。一年后又到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参加整风、审干。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青春正盛的宋振庭不安分起来，像当年南宋的陆游一般，做学问的同时被舞刀弄剑所吸引，誓要到前线杀敌报国。22岁的他，腰上别一支盒子枪，参加抗战，打游击。他摸过炮楼，打过偷袭战，也被追击，打过突围战。一次突围时跳崖，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在一个山洞里困守多日，组织以为他牺牲了，还给他开了追悼会。
由于文字和文化方面的影响，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宋振庭被派回东北，任《东北日报》社编辑、第一版主编。1951年8月，他被调往省城出任省政府党组成员、省政府文化处长。从这之后，宋振庭真正成了一位文化官员，直至1985年去世。这期间，从1952年末至1966年8月，历任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教部长、宣传部长、省委常委等职。1977年10月，宋振庭被任命为吉林省革委会副主任、省
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79年3月后调任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校委常委，1983年10月任中共中央党校顾问。
二
筹建省博物馆是宋振庭接手的吉林省文化事业第一件顶天立地的大事。他协调财政每年拨出足够的专款用于文物收藏。很多文物界的人士一听说是从吉林来的人，都高看一眼。他们知道，这个省重视文物，有足够的财力支持，要拿出好东西。
为了快速收集到有价值的文物，宋振庭无数次带着省博物馆的业务人员去北京琉璃厂及全国各地鉴选文物。当时，国内文物市场对张大千、溥心畲、王一亭等画家的作品并不太认可，所以这几个画家的作品价格相当低廉，鲜有问津。宋振庭却坚信这些作品将来一定会升值，让博物馆抓准时机，大批购进。结果，大量的张大千、溥心畲作品和历代名人书画成扇、书札册页来到长春，被收藏、厚待。其中，齐白石、张大千、溥心畲等人的作品都在百件以上，是大陆藏张大千、溥心畲绘画最多的收藏单位，扇面成扇作品达一千多件，名列全国博物馆收藏扇画作品前列。1952年春节，吉林省博物馆正式宣告成立，1957年正式向广大观众开放。其刚刚亮相，就引起国内同行的瞩目。
这正是践行了宋振庭为博物馆确定的书画征集、收藏理念：兼容并蓄、各家备格、成龙配套、自成体系。在这一理念的引导下，更多的珍贵文物迎风踏浪，向省博物馆奔涌而来。一批流落民间的宫廷收藏被征集回来了。1962年征集到金代张瑀的《文姬归汉图》。1963年征到董其昌的青绿山水《昼锦堂图并书记》。此外，还陆续征集到元朝张渥的《临李龙眠九歌图》，特别是北宋苏轼的《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二赋卷，清朝丁观鹏摹《张胜温法界源流图》等许多书画名迹。短短几年，在宋振庭的主持下，省博物馆竟然积累了万余件书画精品，它们光彩照人、艳丽无方，支撑起吉林文化的崭新高度。
如今，在吉林省博物馆有一件金末元初著名画家何澄所作的《归庄图》卷，是何澄传世作品的孤本，在美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是极为罕见的故宫流散书画中的珍品，价值连城。这件画作其实是宋振庭当年与妻子变卖手表等家用在北京买来自己收藏的。北京有关单位听说了，曾以两件宋画为代价，希望换得此画。但为了丰富吉林省博物馆的馆藏，宋振庭毫不犹豫地拿了出来，让给了吉林省博物馆。
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一次全国的会议上对来自东北的干部说：“各地都有地方戏，你们啥也没有。”总理的话使宋振庭触动很大。他向省委请缨想要开创一个新的地方剧种——吉剧。省委同意后，宋振庭找来编剧、唱腔设计、导演等一大帮人，并把自己的家完全开放，每天晚上在这里吹拉弹唱。在“闹”了六七十个夜晚之后，本着“不离基地、采撷众华、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指导思想，一个新的地方剧种——吉剧，披着浓重的乡音、带着浓厚的乡情，走上了浓彩的舞台。《桃李梅》《包公赔情》《燕青卖线》等经典曲目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创作出来。当剧目进京演出，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首肯和曹禺等戏剧名家的赞誉后，宋振庭露出了笑容。
1985年2月，吉林省图书馆《图书馆学研究》发布了一篇悼念宋振庭去世的文章，题目是《沉痛悼念本刊顾问宋振庭教授》，文中说，“五十年代，省馆在长春筹建之初，宋老即对我馆的古籍收藏作过许多指示，‘文革’后，在赴京之前一直敦促我馆加速整理线装书、旧日文书和积压报刊。多次要求我们尽快搬掉这‘三座大山’以期早日与读者见面。”“本刊草创之初，曾得到宋老的大力支持，他在接受邀请，担任本刊顾问，并就本刊的办刊思想、编辑方针等问题写信给编辑部，使本刊获益匪浅。”
像对待省博物馆一样，作为一个爱书如命的书生，宋振庭对省图的建设关爱有加。老一辈的图书馆人一提起当年，马上腰身一挺，脸上现出自信和自豪。让图书馆人腰杆直溜的宋振庭使吉林省图书馆的藏书在馆藏是零的前提下，迅速蹿升至全国前列，如今其古籍图书已经多达四十万册（件）左右。也正是因为经费有保障，南宋刻本《昭明文选》六十卷六十四册（全）在上世纪收入馆藏，已经成为镇馆之宝。
1978年5月，宋振庭觉得应该有一本刊物承载思想解放之花，吉林应该在文化的更高层面上有所作为，从而不疏于时代，甚至能够引领时代。最终，与时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佟冬共同创刊《社会科学战线》。刊物一经问世，就鲜明地打出“创新”与“学术”的旗帜，集聚国内学术界众多精英人物，以厚重的篇幅、开放的视野、鲜明的特色，在国内期刊界迅速崛起，成为引导和推动中国学术创新和发展的代表性刊物。
想想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不禁令人感慨：吉林有幸遇见宋振庭，让其文化的起点和品格有了高层次、大气魄，有了自身的特色，有了一飞冲天的理想，有了脚踏实地的情怀。
三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前后，有“民国四公子”之称的张伯驹
头上被“戴”了一顶崭新的“帽子”：“右派”。此时的张伯驹已不宜在北京更多逗留。宋振庭给予了最热烈的回应，希望张伯驹能够携家眷来吉林工作和生活。让张伯驹更感意外的是，这位吉林的文化大员不仅热情地接待了他，而且执弟子礼，以师视之。不仅如此，宋振庭还安排张伯驹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并安排其夫人潘素到吉林艺术学院入职。
如此安排，这里面有宋振庭对文化本身的尊重，像张伯驹这样的鉴藏大家在文化人的眼里，是一等一的宝贝；有宋振庭的浓厚感情和胆识，安排这样的位置给一个“右派”，一定暗藏着某种政治风险；有宋振庭对吉林文化建设的期许和愿望，让张伯驹就任一个省级博物馆的副馆长，对吉林文化的未来可能发生重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宋振庭直言不讳：张伯驹要留下，我们底子太薄，文风不盛，和经济建设不相称，要有文风，就要有人才，生活上要多照顾，可以给个研究员或副研究员，工薪不要太低。
带着“精神家园”来到东北的张伯驹给当时的吉林的文化带来了让人难以想象的绚丽。到省博物馆工作后，张伯驹很快组织了一个类似周末沙龙的聚会，来的人都是全国收藏鉴赏界有头有脸的人物。这让长春的天空一时间飘拂起文化的五彩祥云，围绕着文物收藏和文化建设，大家各抒己见。宋振庭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与此同时，宋振庭不失时机地邀请吉林大学的于省吾、罗继祖、裘伯弓、单庆麟等教授以及长春应化所的阮鸿仪等先生，就省博物馆的书画征集、陈列展览等项工作建言献策。
与宋振庭的多次交流、交心，也让张伯驹从内心深处完完全全地认可了这个懂自己、懂文化的人。人生得遇知己，难也；人生得遇如此知己，运也！在宋振庭印刷好的白纸居多的文化书页里，张伯驹毫不吝啬地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篇章。他慷慨地无偿捐献了数十件家藏珍品，较有代表性的有元代仇远的《自书诗》卷、颜辉的《煮茶图》卷、宋代赵伯啸的《白云仙乔图》卷、元代赵子昂的《篆书千字文》卷、明代薛素素《墨兰图》轴、唐人写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唐人楷书册等等。甚至，他把离京时虽经邓拓挽留却无法舍得的《百花图》也捐献了出来。《百花图》是宋代杨婕妤的作品，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女画家之作，价值早已不是金钱所能衡量的。及至今天，吉林省博物馆的专家仍然自信满满，《百花图》仍是吉林藏画中最有分量的宋画。
不止对张伯驹，对其他的艺术家，对年轻人，宋振庭都有着春风般的温暖。原吉林省吉剧团的老同志回忆说，当时为了创排吉剧，一批大学毕业生来到长春工作，宋振庭竟然亲自到火车站接他们，还把他们领到家里吃饭。
人，其实是文化的全部。宋振庭就像痴迷他的书籍一样，也对这些文化的建设者们给予了他人生中最多的尊重和热爱。
四
其实最早他并不叫宋振庭这个名字。他的原名是宋诗达，他还用过星公、史星生、林青等笔名。他被称为“著名的杂文家”，其杂文被评价为“针砭时弊、嬉笑怒骂、纵横挥洒、脍炙人口”。多年来，他把自己的思想传递到手中变成握笔的力量，共出版《新哲学讲话》《什么是辩证法》《怎样自修哲学》《星公杂文集》《宋振庭杂文集》等多部作品。
文革中，宋振庭被下放到农村。由于有了时间，他拿起画笔，描绘心中的自然情景、思想万物。其用笔往往豪放大胆、张力四现，用墨更是淋漓酣畅、笔意昂然，后出版《宋振庭画集》。
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宋振庭在一些政治活动中，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做过一些过头的事，错待过一些人。晚年，他为自己的过失真诚地道歉。在写给夏衍的信中，他这样说道：“长影反右，庭实主其事，整了人，伤了朋友，嗣后历次运动，伤人更多，实为平生一大憾事。”“对此往事，庭逢人即计，逢文即写，我整人，人亦整我，结果是整得两败俱伤，真是一场惨痛教训。”写这封信的时候，宋振庭已经六十三岁。“病废之余，黄泉在望，惟此一念在怀，吐之而后快，此信上达，庭之心毕矣。”可见，宋振庭对以往的过失，进行过深刻的反思。
1984年深秋，老部下董速到北京看望宋振庭。此时，他的癌症复发了，骨瘦如柴，但回忆起吉林的往事，他仍然兴致勃勃，还特别邀请董速一起去西山看红叶。就是在这一年，宋振庭回顾自己的一生，豪迈地为自己做诗一首：“六十三年是与非，毁誉无凭多相违。唯物主义岂怕死，七尺从天大唱归。”1985年2月，宋振庭在北京逝世，可谓“大唱”而“归”。
宋振庭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属于文化的，从一开始就热烈地燃烧。这种燃烧加重了“烟集岗”的浓度，让他的老家为他取得的成就而骄傲自豪……
像北方大地上一株高大的柳树，他往往最早听懂春风的心思，而暗暗释放出绿意，随风的摇摆其实是向周围的万事万物挥手示意。他的树干非常粗壮、坚硬、挺拔，他的丝绦却柔和、体贴、敏锐。他要告诉你态度，他能听懂你话语。
他是千年士人藏侠气，他是一代文官宋振庭。
宋振庭其人其才
——听刘景录委员漫忆如烟往事
本报记者 刘仰东
刘景录（笔名刘耕路），1961年毕业于吉林大学，70年代在吉林省委工作，自1980年起在中央党校任教，曾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语文教研室主任、文史教研部主任。撰有电影剧本《谭嗣同》，大型电视连续剧本《红楼梦》（合作），著有《韩愈及其作品》、《中国的诗词曲赋》等。现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
委员，是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刘景录曾给宋振庭当过几年秘书。我是偶然间从一份简历中看到了刘景录教授的这段经历，随即萌发了采访他的念头。5月27日上午，我如约敲开刘景录教授的家门，他的书房外面，是一个用心布置过的阳台，一副藤桌椅而外，还有一台微型CD机。宋振庭的女儿宋芬曾在写给刘景录的一封信里说：“很想在你那藤椅卷帘的小阳台，伴着音乐听你娓娓讲来，那是一种享受。”我就是在这个很有几分诗意的阳台上，伴着音乐和一杯清茶，享受着刘景录教授“娓娓讲来”的往事。
履历中的宋振庭
刘景录和宋振庭有直接工作关系，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事情，但刘景录的话题，一直追溯到更早的宋振庭的家世和经历。
宋振庭在中共高级干部中，以博学、多识、能写而受到瞩目，具有相当高的社会知名度。但他的身世和“书香”本不搭界，他生在东北边陲延吉市一个底层的个体手工业工人家庭，父亲是没念过书的皮匠，却很有眼光，靠自学能识文断字读报，尽力让几个子女都接受良好的教育。九一八事变后，宋振庭的父亲为抗联募捐鞋，险些被日军杀害，后因老百姓请愿，得免一死，被驱逐出延吉。宋振庭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在北平六部口的北方中学读初中时，即投身革命，加入了进步学生组织民族抗日先锋队。七七事变后，他和大批热血青年一样，在抗日烽火中几经周折，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后，他先入抗大，后调马列主义学院，随艾思奇学哲学。80年代，刘景录随宋振庭重返延安时，还陪他特地到以前住过的那孔窑洞看了看。
到延安的第三年，宋振庭被华北联大（前身为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指名调到联大，18岁就当了联大教育科长。当时，他和张春桥都是华北联大的科长，曾同住一间屋子。如果照这样的轨迹发展下去，用宋振庭自己的话说，“也许我后来就成为有成就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了”。
但是，宋振庭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他向往前线生活，再三请缨而获准，1943年初，22岁的宋振庭腰上别着一支盒子枪，来到晋察冀根据地的曲阳参加抗战，还是用他自己的话说，“过了三年李向阳式的游击生活”。他摸过炮楼，负过伤，大腿上留有碗口大的伤疤。一次遭日军追击，他突围时跳了崖，在一个山洞里困守若干天，华北联大以为他牺牲了，还张起横幅开过他的追悼会。也正是在这两年游击生活中，他结识了后来的妻子——曲阳民政助理员宫敏章。
从任曲阳区大队政委时算起，三十年间，宋振庭当过市委书记、地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副省长）、中央党校教育长，他的最后一个职务，听上去有点虚——中央党校顾问。
刘景录告诉我，单从这份履历上看，在党内，宋振庭学历（初中毕业）不高不低，资历（1937年入党）不深不浅，是典型的“三八式”干部，建国后在各级党政领导岗位上拾级而上，类似的人物不可胜数。但履历就宋振庭这个人而言，只是一种人生轨迹的表象，或者说，是人生轨迹之一。如果仅凭这份履历看他、估计他、评价他，宋振庭就不是宋振庭，至少不是一个完整的宋振庭了。
“凡是人类能知道的我都想知道”
这是马克思对小女儿说过的一句话，宋振庭一直把它奉作信条。当然，追求这样的境界，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是不言而喻的。
建国初期，吉林省省会设在吉林市。宋振庭白天坐办公室，晚上和周末的光阴都花在了书上，星期天从不出门。刘景录曾多次听宋振庭回忆那段拼命读书的日子。可以说他除了上班，就泡在书堆里，出差住院也书不离身。常常是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闹出不少不识人间烟火的笑话。宋振庭的一个侄子告诉刘景录，那时每逢周末从学校回家时，看到的情景是地上铺一张凉席，宋振庭在当间捧读，或躺或坐，环围四周的，是一堵堵书墙，这就是他业余时间的全部天地。工作中他也“创造”机会，忙里偷闲看书。他经常出席一些“陪绑”的会议，逢这种场合，笔记本下面总有一本书，他的阅读速度飞快，一次几个小时的会议下来，差不多能翻完一本小册子。所谓博览群书，用在宋振庭身上，是再贴切不过的了。当然，“博览”之外，他也有偏好，比如《红楼梦》，他看过三四十遍。刘景录是这部作品的电视连续剧改编者之一，也不曾把《红楼梦》读这么多遍。
后来，省会搬到长春，那里有吉林大学、东北师大等几所著名学府和一些文化机构，宋振庭如饥似渴地获取知识又多了一条渠道。长春的名学者张松如（笔名公木，《解放军进行曲》词作者）、杨公骥、于省吾，以及成为右派后被宋振庭请过来做博物馆副馆长的张伯驹，都成了他三天两头求教的对象，并因此而彼此引为知己。1962年的一个晚上，宋振庭为《诗经·大雅》里的几个词向于省吾请教，进而双方一同切磋探讨，这个电话竟打了一个半小时。
宋振庭的知识结构是相当驳杂的，文史哲自不必说，他如经济、诗词、戏剧、音乐、中医、书画、宗教、考古、围棋等等，都在他的涉猎视野之内。他的兴趣之广泛，也非同寻常，他晚年曾说过：“每天早晨打开收音机，没有一个节目是我不感兴趣的。土壤、肥料、沙漠、海洋，祖国各地，世界纪游，我哪一个都爱听。”“打猎、射击、骑马、射箭、划船，我都要学一下。”患癌症后，他还请骆玉笙来给他上过两堂单弦课。
1978年夏天，刘景录随宋振庭出差，路过济南时，顺便去大明湖看了一次瓷器展览。临入门时，宋振庭问刘景录：“你懂瓷器吗？”刘景录摇头答云：“不懂。”猜想宋振庭大概是想找个人作讲解。不料行至展柜前，宋振庭竟充当起讲解员的角色。从硬瓷讲到软瓷，从白瓷讲到青瓷、彩瓷，讲到宋代的官窑、汝窑、哥窑、定窑，一直从商代讲到清代。把刘景录和陪同的主人都说愣了，甚至馆内讲解员也闻声过来讨教。尽管刘景录对宋振庭的博雅早略知一二，但如此博雅，还是出乎想象的。
1981年夏天，刘景录随宋振庭在青岛疗养。一次，宋振庭的妻子买回一条鱼，他便从“糟白鱼”的做法说起，一直谈到东来顺、烤肉宛的历史，“满汉全席”，八大菜系……周围参与闲谈的三四个人由于对烹饪知识的缺乏，竟不能置一词。
80年代，刘景录将自己刚完成的一本书《韩愈评传》送给宋振庭，宋便由这本书谈到对韩愈的四点认识，再次大出刘景录所料，刘景录说，宋振庭对韩愈的几点看法，完全是触及骨肉的内行人的见识，很让人钦佩。
宋振庭“出口惊人”的事情，并非一两个孤例。刘景录还提到，“文革”前，宋振庭和傅抱石谈了一次画，傅事后对关山月说：“想不到东北还有这么一个人，地方官里还有这样懂艺术的人。”粉碎“四人帮”后，一次宋振庭和赵朴初同在北京医院住院，宋与赵谈佛学，过后赵朴初说，想不到老干部中还有对佛学如此深通的人。学者冯其庸也曾用同样的语气和刘景录提起，宋振庭有一次到冯家，看到墙上的一幅画，脱口而出：这是XX笔法。还有一次，北方昆曲剧院请宋振庭去看《牡丹亭》的彩排，他竟能整段整段背杜丽娘的唱词，令在场的行家大为惊诧。
刘景录说，宋振庭不仅兴趣广泛，记忆力惊人，他还是一个资质相当聪敏，悟性和破析能力都相当“厉害”的人。在中央党校当教育长时，常听各教研室汇报，对于不同专业的理论问题，他都能即时进行破析。刘景录对此有切实的体会，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宋振庭脑子里好像有一台粉碎机，进去的东西经过它的分解和破析，出来时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而宋振庭自己则说，“我不是思想家，但是一个独立思考者。可以夸张一点说，我不是用双脚站在地球上的，而是用自己的脑子站立于世界”。
结交三教九流
与宋振庭阅历相仿、担负过各级领导职位的共产党人，都有许多"老战友"，宋振庭也不例外。例外的是，宋振庭还有许多各行各业的朋友，除前面提到的因切磋学术而成为知交的几位著名学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朋友圈里，还有"唱戏的、说书的、士绅、狱卒、和尚、尼姑、老道、官僚、买办、商行、东来顺掌柜的"，而且他和他们，并非泛泛之交。他也因此时时顶着压力，付出过相当大的代价，甚至有过被开除党籍的危险，吉林省委常委曾就此专门开过他的批评会。"文革"中，他更是因此罹罪，首当其冲，惨遭批斗。
宋振庭和张伯驹的交谊，已传为佳话。张伯驹曾说，共产党里他有两个朋友，一个是陈毅，另一个是宋振庭。张伯驹成为右派，无处立足时，被时任省委宣传部长的宋振庭请到吉林作省博物馆副馆长。1963年，周恩来和陈毅到吉林，陈毅当着周恩来的面对宋振庭说，张伯驹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把他交给你很放心。宋振庭一直对张伯驹执弟子礼，两人情意甚笃，直至1982年张伯驹去世。宋振庭调中央党校工作后，有一年冬天，刘景录陪宋振庭造访张伯驹。当时张住在后海附近的两间平房里，室内陈设简陋，客人坐在凳子上，屋里生着炉子，烟熏火燎。刘景录感慨说，这对于曾是直隶总督的过继子，有"民国四公子"之称，继承过万贯家财，过过一掷千金的日子的张伯驹来说，反差之大，可谓从生活的顶峰跌落到最底层。更令刘景录感慨的是，身临反差如此之大的境遇，张伯驹言谈自若，没有丝毫失落感，一副平和、恬淡的神色。不俗、不恶、不卑的节操和人格魅力，尽显其中。说到这里，刘景录用了鲁迅的一句话来为张伯驹作注："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宋振庭的朋友中，有一批画界名家，如傅抱石、吴作人、许麟庐、周怀民等。他和傅抱石的结识，有几分传奇色彩。1961年夏天，傅抱石和关山月画完《江山如此多娇》后，联袂作东北之游。宋振庭作为省委宣传部长，尽了地主之谊。一次，两位客人和省内一些画家谈画，宋振庭也在场。他插话时提到古代一本画论的观点，引起傅的在意，语含诧异地问："这部书你也看过？"因为这是一本即使专业画家里也未必有多少人读过的著作。此后数天，他们作了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宋振庭对傅抱石的画作了包括不足在内的整体的、一针见血的评论，傅听后整衣鞠躬，说："你是我的老师！你把我近年来很多苦恼的问题点出来了。"他们不仅交流心得，而且交流身世，成了一见如故的朋友。傅一般不轻易给人作画，那次一气给宋振庭画了两张。回到南京，他对妻子罗时慧一口气说了十字真言："人活一辈子有些事很奇怪，这次在东北认识了宋振庭，我们虽是初交，两人却一见如故，两心相印，三生有幸，四体不安，五内如焚，六欲皆空，七情难泯，八拜之交，九死不悔，十分向往。"其实，他们在长春单独交谈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过三十小时。
宋振庭另一个过从甚密的朋友于省吾是旧官僚出身，当过张作霖时代的沈阳税务总监，后来成了著名的古文字专家、吉林大学教授。"文革"挨斗时，他说过一句后来在学术界流传甚广的"名言"："在有钱人里，我是最有学问的；在有学问的人里，我是最有钱的。"刘景录套用他的两句话来比况宋振庭："在同样级别的领导干部里面，宋振庭是读书比较多的人；在读书多的人里面，宋振庭是党政职务比较高的人。"
宋振庭的朋友中，还不乏远离尘世的出家人。出家人和一个共产党员，在信仰上是截然对立的，宋振庭主动和他们交往，对方的戒心不难想象。最初也确是这样。如长春护国般若寺里的澍培，是近代佛学界辈分最高的法师，法华宗（又称天台宗）的大家，此人在佛学界甚有地位。他对宋振庭，从客客气气、敬而远之，彼此对坐几个小时喝了几壶茶而不说一句话，到相互交流、探讨、争论、敞开心扉，直至这位法师把传衣钵的度牒拿出来要送给宋振庭。1979年，宋振庭调中央党校工作，行前去向他告别，离情别绪，场面依依。一位和宋振庭有过深谈之谊的尼姑对宋振庭说："我们僧人不讲假话，过去知道你是个官，不敢跟你多说。你真不简单，对我们佛教的事知道那么多。"
刘景录所谈到的，仅仅是宋振庭难以尽数的各路朋友中的几个。刘景录说，宋振庭帮助过他们，也从和他们的交流中得到不少教益，尤为难得的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让这些朋友增添了意想不到的亲切感和信任感。
宋振庭的建树
一个有智识、有资质、有才干的人，一旦能量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发挥出来，必然有所建树。除了日常担负的工作，刘景录提到了宋振庭的几个具有"贡献"意义的事情。
抢运《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洋洋近八万卷，纂修于乾隆年间，是世人皆知的国宝之一。当年共缮写七部，分藏于杭州、扬州、镇江、沈阳、热河、北京的圆明园和紫禁城，有南三北四之说。刘景录1961年在辽宁图书馆见过当年日本人为保护沈阳的《四库全书》而用钢筋水泥专门修筑的书库，可见其价值之高。战后，保存最为完好的热河一库被国民党接收委员会主任张家趝劫至长春。1946年4月，人民解放军退出长春那天，《东北日报》接到急令，需要一个懂得古书的人抢运这部《四库全书》，任务最终落到了宋振庭的肩上。他带着八个新兵，雇了一大串马车，亲自押车，往返五六趟，才把整部书搬上火车，运往他的家乡延吉市。任务完成后，宋振庭留在家乡，出任延吉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妻子后来装扮成要饭的，一路"乞讨"到延吉，才和他团聚。这七库国宝，历经战火和动乱，或焚毁，或散失，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一部保存完好的《四库全书》，应该说宋振庭功不可没。
主持创建吉剧。
1958年，周恩来曾在庐山的一次会议上对东北的同志说："各地都有地方戏，你们啥也没有，评剧源于唐山落子，不是东北的。""你们东北是工业基地，钢铁、电力、煤炭等都居全国前列，还有大豆高粱，但你们的文化艺术太差了。"作为省委宣传部长，听到总理直截了当的批评，宋振庭很受刺激，经过深思，决意并提出创建吉剧，他向省委请缨，亲自抓这项工作。
1959年冬天，大约有两个月的时间，宋家每天晚上聚集着一帮人，有写剧本的，有设计唱腔的，有导演，连弹带唱带争论，每天闹到后半夜。他们本着"不离基地，采撷众华，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指导思想，在反复切磋、探讨、争论之后，一个新剧种终于在东北诞生了。他们带着《桃李梅》、《包公赔情》、《燕青买线》等剧目进京演出，引起轰动。得到了周恩来的首肯和曹禺、王朝闻等戏剧界权威人物的称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为吉剧发了专版。当中的《桃李梅》，是宋振庭夜里躺在床上突发灵感得来的创意---用三种花隐喻三种不同性格的女性的命运编一出戏。后来全国有十六个剧种移植演出过这个剧目。
谈到这里，刘景录十分肯定地说："可以这样说，没有宋振庭就没有吉剧。"
打造一个一流博物馆。
吉林省博物馆是1952年开馆的，也正是在那年，31岁的宋振庭出任省委宣传部长。长春并非古都或历史文化名城，开博物馆，没什么底子。多少年后，吉林省博物馆藏品的综合评估却在地方博物馆中名列前茅，这与宋振庭多年为此付出的大量心思是分不开的。
十几年间，宋振庭或拨款（每年一二十万），或亲自带队跑北京琉璃厂、长春的文物市场，采购了大量珍品。宋振庭曾和刘景录讲过这样一件事，一次，他在旧货市场看到传世名画《归庄图》，要价700元，宋振庭一时掏不出这笔钱，又怕珍品流失，就卖了自己和妻子的两块手表，凑足数目，买回这幅画，后来又按原价转让给省博物馆。60年代初，他带人在北京琉璃厂采购书画，在一家画店里发现几十张张大千的作品，当时，张大千人在台湾，头上顶着"反动文人"的帽子，其作品无人敢问津，售价低廉。宋振庭对随同人员说："张大千的艺术在将来会有让你们想象不到的大价钱。"他断然决定，买下能见到的张大千和另一位画家溥心的所有真迹。
宋振庭甚至下过这样的决心，把文物市场上张大千和溥心等人的画买绝，把书画扇面、成扇和名人书札买绝，把博物馆办成某些学科和研究领域的中心和基地。
那些年，每年都有大批珍贵的书画藏品进入吉林省博物馆，总计达四千多件，其中齐白石、张大千、溥心等人的作品都在百件以上，在国内地方博物馆中，居领先地位。吉林省博物馆也因此跃为一家一流博物馆。
宋振庭的最后几年，是在胰腺癌的折磨中度过的。去世前半年，他在写给夏衍的信中说："1957年反右，庭在吉林省委宣传部工作，分管文教、电影。在长影反右，庭实主其事，整了人，伤了朋友，嗣后历次运动，伤人更多，实为平生一大憾事。对此往事，庭逢人即讲，逢文即写。我整人，人亦整我，结果是整得两败俱伤，真是一场惨痛教训。"在这封信里，他用了"黄泉在望"四个字，看得出，他是在作临终前的反思和道歉。晚年的宋振庭，不仅能直面自己的过失，更能直面死亡，作为一个重病患者，他热爱生活（重病在身，还写了大量文章，画了大量作品），却从不回避死亡，不仅写了《我怎样看待死》，还在各种场合平静地谈到死，甚至是乐观地看待死，这种豁达和超然，非理性和无畏精神作支撑，是断难做得到的。刘景录还记得，宋振庭被用担架送进一辆红旗牌救护车去医院时，还对前来送行的中央党校办公厅主任开了句玩笑："老史呀，去八宝山是不是也是这个走法？"
采访结束时，刘景录教授说，宋振庭以一个老干部的身份，一生写了数百篇杂文，保护、关心许多文化人，在文化事业上有前面提到和不曾提到的创见和建树，这确实是非常难得和不同寻常的。
人去二十载功记千秋史——怀念宋振庭同志
作者：闫立群|
【保护视力色】 杏仁黄 秋叶褐 胭脂红 芥末绿 天蓝 雪青 灰 银河白(默认色)【打印】 【字号 大 中
小】2005-11-13
今年是曾任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仙逝二十周年。回忆起宋部长生前对吉林省博物馆建设、发展、收藏事业的关心与支持，对他的崇敬和缅怀之情就难以自抑，今撰此文以表达对这位为我国文博事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老部长的追思和怀念之情。
满腔热情筹建吉林省博物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中期，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稳步发展并打下良好基础的时代。当时中央做出了有条件的省市可以筹建博物馆的决定。吉林省委响应中央号召决定筹建吉林省博物馆，并让时任[转载]宋振庭其人其才吉林省政府文化处处长的宋振庭同志主持吉林省博物馆的筹建工作。接到任务后，宋振庭同志就以满腔的热情投身到博物馆的筹建工作中去。作为领导，他不是只坐在办公室内批公文、发指示、听汇报，而是深入基层和同志们一道不分昼夜身体力行，从吉林省博物馆的办馆宗旨、队伍建设、人才培养、业务建设、藏品征集到馆址选择，他都亲自过问并具体加以指导，在紧张而繁忙的筹建工作中，只要抽出时间，他总是以极高的兴趣和满腔的热忱参加博物馆的一些业务活动，在宋振庭同志的领导下，１９５２年春节，吉林省博物馆宣告成立，１９５７年正式向广大观众开放，自此吉林省博物馆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不拘一格选拔培养文博人才
组建后的吉林省博物馆由于缺乏管理和专业方面的人才，工作开展起来比较困难，宋振庭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亲自到基层调查了解，将学有专长并有组织才能的同志从其他部门调到省博物馆，加强领导力量，同时又从高等院校调进一批毕业生，从而改变了吉林省博物馆干部队伍的构成和知识结构。对于年轻的业务人员，宋部长总是鼓励他们要努力钻研业务，他常说只要眼勤、嘴勤、手勤、脚勤，有毅力，虚心向专家学习，就没有学不到的知识。他还告诫年轻人，不仅要跟一位专家学，还得向其他专家学，学习每个人做学问的长处。为使吉林省博物馆在征集、研究方面有学科带头人，１９６０年他亲自去北京为吉林省博物馆请来著名书画收藏家、鉴定家张伯驹先生，并亲自安排张伯驹先生任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员。张伯驹先生来到吉林省博物馆之后，宋振庭同志邀请吉林大学教授于省吾、罗继祖、裘伯弓、单庆麟以及长春应化所阮鸿仪等先生，组织书画征集、科学研究和陈列展览等项工作，在专家学者们的带领下，吉林省博物馆的各项业务工作逐步开展起来。
呕心沥血开展书画征集工作
藏品是博物馆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不断充实和丰富馆藏，是博物馆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保证，为使吉林省博物馆能征集到丰富的书画藏品，宋振庭可谓费尽心血。那些年，他时常借去北京出差之机，亲自带领博物馆业务人员去京城几家文物店鉴选文物，具体指导征集工作。五、六十年代，当时国内文物市场有关我国当代著名画家张大千、溥心畬、王一亭等人的书画作品很少有人问津，价格也相当低廉。宋部长以他那敏锐的艺术鉴赏眼力和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及时为吉林省博物馆制定了书画征集方案，他提出今后吉林省博物馆书画藏品要做到“兼容并蓄、各家备格、成龙配套、自成体系”。他鼓励业务人员要把当时文物市场上张大千、溥心畬、历代名人书画扇面成扇、历代名人书札册等书画作品买断。他曾对博物馆的业务人员说，今后要把吉林省博物馆办成书画收藏和研究领域的中心和基地，如果有人要研究张大千、溥心畬、扇画艺术、书札就让他们到吉林省博物馆来。正是在宋部长的关心支持下，六十年代初吉林省博物馆每年都有大批书画藏品进馆，其中张大千、溥心畬等书画家的作品每人都在百件以上，是大陆藏张大千、溥心畬绘画最多的收藏单位，扇面成扇作品达一千多件，名列全国博物馆收藏扇画作品之前列。
宋部长还特别关心吉林省博物馆古代书画作品，尤其是故宫流散书画和善本书籍等其他重要文物的征集工作。１９６２年，省文化服务社从长春市一李姓市民手中收购到一件金代张
《文姬归汉图》卷，此图卷是１９４５年从长春伪满皇宫流散于民间的原清内府所藏珍贵名画。这一名画的发现，曾轰动了当时全国的文博界，引起了专家、学者们极大的研究兴趣。可由于收购时误认为此件为赝品故作价很低，而原卖主因为不了解文物政策，怕日后惹来麻烦，在接受画款时未能据实申报其家庭住址。宋部长知道这一情况后就亲自带领有关人员，通过公安部门的协助终于寻找到了卖主，对其保存文物有功而进行奖励，并通过媒体扩大影响，宣传文物政策，推动故宫流散书画文物征集工作。此《文姬归汉图》卷日后调拨给吉林省博物馆收藏。１９６３年经宋振庭部长亲自出面做工作，省博物馆在公主岭市征集到一件原故宫流散于民间的明代董其昌所作的书画合璧作品《昼锦堂图并书记卷》，此件是已知现存董其昌晚年绘画十分珍贵的一幅书画长卷。
为了学习书画鉴定，宋部长用节省下来的钱，收藏了一些为数不多的名人书画。其中金末元初著名画家何澄所作的《归庄图》卷，是何澄传世作品之孤本，在美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实属极为罕见的故宫流散书画中的珍品。北京某大博物馆曾以两件宋画为代价欲求于宋部长，其价值不言而喻。可为丰富吉林省博物馆的馆藏，１９６４年宋振庭割爱将其让给了吉林省博物馆。他还将个人收藏的其他一些书画藏品也让给了吉林省博物馆。在宋振庭的影响鼓动下，张伯驹先生也将其收藏的宋代杨婕妤《百花图卷》等一批故宫流散的珍贵书画和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圣教序》等著名碑帖转让给或捐赠给吉林省博物馆，阮鸿仪先生将其收藏的元代赵孟兆页《种松书札卷》、《宋元明名人诗笺册》、明代孙隆《花鸟草虫图卷》等珍贵书画先后让给了吉林省博物馆，于省吾先生将其收藏的明代马守贞《兰花卷》也让给了省博物馆。一时间吉林省博物馆书画收藏的分量有了明显的改变。
在宋振庭同志的大力关怀和支持下，张伯驹先生来吉林省博物馆后，带领业务人员经过不断的努力，吉林省博物馆对书画文物征集工作有了新的转机，取得显著成绩，征集了数以千计的大批珍贵书画、碑帖等历史艺术方面的文物。其中有不少名作都是经宋振庭同志亲自批准拨款征集到的。目前吉林省博物馆收藏历代书画一万余件，其中绝大多数是１９６６年以前在宋振庭的关心指导下征集到的。
（此文已在《博物馆的记忆与想象》中发表）“天行健矣余行健，地厚载哉我担山”
吉林省延吉县（含现延吉市）新中国第一任县委书记——宋振庭
作者：王天武 文章来源：中国县域经济报（第63期 总第662期） 更新时间：2011-8-15 10:49:54
宋振庭，曾用名宋士达、宋志同，1921年4月19日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1979年在吉林省工作期间，曾任延吉市委书记、延吉县委书记、省政府党组成员、文化处长，省委宣传部长，省委常委等职。1979年3月~1983年末在中共中央党校任教育长，党委常委，党校顾问。1985年2月15日，因病医治无效逝世，终年64岁。
宋振庭和老伴宫敏章
在吉林省新中国第一任县委书记的队伍中，宋振庭是很有影响的一位。在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资料处，有关宋振庭的文献资料也比较全面，为了更直观全面地了解宋振庭的生平事迹，记者还是决定前往北京拜访他的夫人宫敏章女士。
宫老直爽、开朗，在北京的家里，我们见到了她。她的生活很有规律。提起宋振庭，老人仿佛有说不完的话。通过宫老断断续续地讲述，宋振庭的人生画卷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重视民族团结 启用妇女干部
宋振庭1921年4月19日出生在吉林省延吉市。父亲宋程九是个制作靰鞡鞋的小手工业者，也是一位爱国者。1928年，共产党员刘建章、曹振佳先后到宋振庭就读的北山小学任教，在学生中宣传革命道理，使宋振庭受益匪浅。1937年9月，他和杨伯箴、丁一岚等6人，从南京出发，几经辗转，来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经过组织的安排，他们开始徒步奔向革命圣地延安。10月末，宋振庭进入延安抗大第三期三大队七队学习；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翌年2月转正。从此，他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7年2月，宋振庭调任延吉县委书记。当时的延吉县是延边的大县。此时正是东满解放区最困难的时期，县内山多地少，粮、棉不能自给，财政困难，前线又急待支援。在这种情况下，宋振庭在省、地委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土改的《五四指示》，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组织大生产运动，开荒扩田，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并提出了“好男儿参军去，好妇女下地去”的口号，组织广大农村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同时，在广大妇女中开展了“多纺多织，支援前线”的活动。根据延边农业生产特点和朝鲜族有种水稻的特长，提出了大力发展水稻生产，改良延边黄牛、扩建苹果、梨果园等号召。
宋振庭十分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特别是妇女干部的培养。1947年，宋振庭在东兴安乡蹲点，住在李玉今家中。这位妇女是名军烈属，丈夫在四平攻坚战中英勇牺牲，两个小叔子也在部队参军。李玉今还是位生产劳动能手，她一手承担起家里全部的农活，以及照顾公婆的责任。在宋振庭的帮助培养下，李玉今不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还先后出席了全国军烈属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和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
坚持学习 重视文化工作
1950年秋，宋振庭调任吉林省人民政府任党组成员、文化处处长。1952年，任省委宣传部部长。上世纪50年代初期，宋振庭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党的宣传、文教事业上。他和董速（时任宣传部副部长）一起，在省直机关培养训练一批理论教师，继而再由这些教师给广大干部上课。宋振庭也亲自给干部讲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党史。
1952年~1958年，他积极推动先后成立了吉林省文联及协会、省博物馆、省作协、省歌舞剧院、省京剧院、省吉剧团等。在他的倡导下，又成立了省艺术专科学校（现为吉林艺术学院）、省戏曲学校等。宋振庭在领导这些文化艺术单位的创建和日常工作中都表现出卓越的创造性。
宋振庭曾一度任省委文教部长，他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指示》。1958年在省委的统一安排下，他去北京积极同教育部、一机部、卫生部协商，然后又奔赴到吉林省的各大学去做思想动员工作，使吉林省很快形成以吉林大学、吉林工业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农业大学等为主体的综合、工、农、医、师成套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他多次提出，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尊重教师的劳动，关心教师的生活，重视教师的工作和进步”。
新中国成立后至病逝前，宋振庭的大部分时间是从事宣传、文化教育工作。他的知识和学问也是靠边工作、边学习积累起来的。他常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孔子是圣人，还要不耻下问，何况我辈！”在吉林省，他结交了许多知名的学者和教授，如历史学家兼古文字学家于省吾，文学家、诗人张松如，历史学家、文学家杨公骥等。他利用节假日和休息时间登门虚心求教，回来便“按图索骥”，按历史的顺序、哲学的逻辑、中外思想史的发展框架加以分类研究，经过理解、分析、比较，得出自己的认识。
生活“邋遢” 工作认真
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金铁洙听说本报正在做“追寻新中国第一任县委书记”的采访，向记者回忆了他眼中的宋振庭。
据金铁洙回忆，1974年吉林省左家“五七”干校和吉林省清沟“五七”干校合并，成立了吉林省“五七”干校，宋振庭是主持干校工作的副主任。他被安排去给宋振庭当通讯员。金铁洙说：“初次见宋主任我有些胆怯，不知道说什么。还是他笑呵呵地问了一些我家庭的情况后，我才渐渐放松下来。我记得他当时穿着再普通不过的灰色对襟大棉袄，肥大的裤子，脚上穿着棉靰鞡，非常朴素。而且说话的时候总是面带微笑，慈眉善目的，没有一点我想象中‘大干部’的样子。”
回顾两年多在宋振庭同志身边工作的经历，金铁洙感触颇深。宋振庭生活“邋遢”，不修边幅，但工作认真，雷厉风行。记得宫敏章到干校看他，见满屋书画杂乱无章（其实只是杂并非乱，宋振庭想找什么书，绝对是“手到擒来”），就说了他几句，宋立即表示不满意：“乱点儿有什么关系，又不是工作！”确实，宋振庭对待生活和工作是截然不同的态度。生活上他不拘小节，但在工作上却是一丝不苟、有条有理。
金铁洙说，他曾在收拾宋振庭房间时，偶然看到他在50岁生日时写的一首诗，因为觉得诗如其人，就多看了几遍，不想时隔几十年后，仍记诵如新。现在他想以这首诗表达对老领导的深切缅怀之情：
兰中解时胆气豪，青春似火乘狂飙，
大节无心修边幅，全忠何暇顾羽毛。
论世二分辨方向，知人两面识低高，
五十蹉跎作此语，半为赠氵咸 半自嘲。
人生最后岁月道是乾坤无愧
宋振庭于1979年3月调任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党委常委，1983年10月任中共中央党校顾问。1981年，他身患重病住进了北京医院，患病的4年中，他仍然坚持广泛参加社会活动和各种会议。1982年8月，他参加了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1983年3月，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大会上，宋振庭作了题为“论在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的长篇发言。就在他去世前的3个月，他还强撑病体在中央党校给学员讲了最后一课。他讲完课后，汗流浃背，声音更加嘶哑，此时，礼堂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临近岁末，病情加剧，他着急了。他要在生命有限的时间里，做最后的冲击——一定要完成由他主编的《当代干部小百科全书》的编审工作。他躺在病榻上，嘱人把参加编写的几十位同志请来，请各教研室的负责同志任分主编，整个编写任务实行定人、定内容、定时间，实行编写责任制。他恳切要求大家趁他一息尚存的一两个月内，把书稿完成。大家为宋振庭的忘我精神所感动，昼夜赶写。每写完一篇，立即送给他过目。这时，宋振庭的手已经没有力气握住书稿……这部书的125万字初稿，在大家通力合作下，以最快的速度编写出来。由于宋振庭再也提不起笔来，书的“前言”部分，不得不逐句口授，由秘书整理完成。
他还创作了一副对联，悬贴门首，表明心迹：
“天行健矣余行健，
地厚载哉我担山。”
横批是：“无愧乾坤。”
1985年2月宋振庭已病势沉重。在行将离去的时候，他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他面对死亡，从容镇定，万千感慨凝于笔端，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六十三年是与非，毁誉无凭实相违。
唯物主义岂怕死，七尺从天唱大归。
1985年2月15日，宋振庭怀着“大唱而归”的忠肠义胆离开了人世。
（感谢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资料并协助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