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 · 笔会》
我的岳父倪锡英
来凤华、韩军:整本书阅读的思与行
中央大学师友轶事琐记
盛静霞
2017-05-01 15:19
我于1936-1940年就读于原中央大学中文系。岁月播迁,世易时移,昔日的青衿少年也早已白雪满头。当年亲炙诸师,多学界耆宿;同窗学友,谊同手足。忆及旧事,宛在目前。谨就记忆所及,写下一些片段,故曰琐记。
王伯沆先生
我没有上过王伯沆先生的课,大概他的课是高年级学生的必修课,我还轮不到去上。只是因他名气很大,同学们都说他的课讲得精彩,我就去旁听了一课。谁知我还没进教室,教室里已无插足之地。不但教室门口挤满了人,连窗台上也站满了人。一会儿上课铃响了,我只听见老先生声如洪钟,一手拿着书,一边讲,一边走,进来了。我可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上课的!快讲完时,他又一边讲,一边走出教室,下课了!那天我挤在角落里,只管好奇地欣赏他特殊的授课神态,到底讲了什么内容,却没听清楚。我总以为以后会上到王先生的课的,谁知竟成绝响,我再也没有福分接受他的教化了!王先生好像没有随学校迁至重庆,他于何时何地逝世,我都不太清楚。
传说在日寇飞机轰炸南京时,他坚决不肯到防空洞或地下室去躲避。他说:“我胸中无炸弹则无炸弹。”当然这完全是唯心的,是绝不能效法的。但老先生大无畏的精神力量,仍是了不起的。
汪辟疆先生
我到中大后,第一次上课,上的就是汪辟疆先生的“论诗”。吴梅先生创“潜社”,汪先生却创“雍社”。重阳节那天,叫来两部马车,中文系师生共乘,直达栖霞山。山多红枫,经霜弥艳。当时汪师偕诸生登一高阁,酒数巡,谈笑风生,命每人赋即景律诗一首,当场交卷,由先生修改后发还。我在中学读书时,虽也做过几首诗,但都是绝句,从未写过律诗,所以立即紧张起来。看看同系的学生,或倚栏凭眺,或在山径徘徊、沉吟,或一挥而就。我虽困窘,也只好勉强凑了一律缴上去。回到宿舍,心里还是直打鼓。隔了两日,诗卷发还了,我一看,八句中竟有五句是先生写的,只留下我写的三句。当日有一位同学张迺香穿了一件浅黄色的汗衫,采了一大把红叶,抱上山来,我记得唐传奇《霍小玉传》中有黄衫客的故事,就写了“黄衫客拥赤云回”;又因山名栖霞,我名中亦有一“霞”字,似与此山有缘,末两句就写了:“最怜小字偏相似,疑是三生栖上来”。我一看到这个结果就哭了起来,同寝室的汪仪璋问我为什么哭,我说:“诗做坏了,大部分都被先生删了,八句只剩下三句!”她却说:“我听说先生还表扬你哩!说你那句‘黄衫客拥赤云回’很形象,末两句虽然轻飘了些,也还可以。又说‘盛静霞是只未成形的小老虎,将来会大有作为的’”。我这才转悲为喜,从此努力写诗。
他在课堂上教育我们不要为做诗就只管读诗,要多看《史记》《汉书》,尤其是其中的《本纪》部分和《列传》的全部,以开阔眼界、胸襟!又经常赞扬白居易的《新乐府》,说:“正统的历史书,自《史》《汉》而下,很多是不真实的,是为帝王树碑立传的。真正的历史事实,倒存在白居易的《新乐府》中。他以诗为史,他的乐府是‘诗史’。”鼓励我们要学习白居易。所以我后来写了四十首长诗,揭露日寇的暴行,和国民党政府的弊政。他又大力称赞李清照、赵明诚夫妇“归来堂斗茶”的故事,认为这对夫妇的唱和之乐才是人间仙侣。这些话都深深铭刻在我的心里,对我一生的努力起了极大的作用。后来他虽已中风瘫痪在床,仍手不释卷,校勘《水经注》。他的治学精神,也是永为后学楷模的。
我一向怕写论文,但毕业时要缴论文,就征求先生的意见,可否以四十首《新乐府》代替论文?他说:“别人不可以,你可以。”他对我是如此地宽容。这些都是我终身难忘的。
汪辟疆致蒋云从盛静霞函札
吴梅先生、唐圭璋先生
吴梅先生是专授“词学通论”“曲学通论”两门选修课的。我刚进中大时,如何选课,一窍不通。必修课,当然知道是必须填上的。但选修,选哪些?莫名其妙。当时有一位比我高两班的男同学,贵州人杨志溥主动来帮助我(老生帮新生,也是学校规定的),说:“我来帮你。吴梅先生的词、曲通论,讲得非常好,吴先生是海内的著名学者。”于是这两门选修课,我就都选了。上了课堂,学生只有四五名。后来知道是担心这两门课太深,不敢选。我却稀里糊涂地选了。我在读高中时,接触过《白香词谱》,也很喜欢那些词,但自己从没填过词。我就读的扬州中学有位王侃如先生,很欣赏《西厢记》,说有一位同学,自己背了《西厢记》,后来文思大进。我听了很欣慕,也学着背了起来,但自己从未写过词和曲子。
吴先生讲课,确是非常精彩的,他经常又讲又做,使学生有如看到舞台上的角色。一次讲到小令《一半儿》,他就用手在脸上作涂抹起“一半儿胭脂一半粉”的姿势来。另一次讲戏曲《风筝误》,那位书生娶到的是一位极漂亮的小姐,却误以为是那位极丑陋的小姐。一直唉声叹气,不肯揭盖头。最后实在拖不过去,只好揭开盖头,一看,眼花了,却是一位貌比天仙的美女!吴先生模仿着那位书生,右手迭起两个指头,一敲左手心,眼睛瞄着新娘,叫出“妙呀”来!课堂气氛顿时大为活跃。直到现在,相隔六十余年,先生的音容笑貌,仿佛仍在目前,哪一位老师能使我留下这样深刻的印象呢?
一天,比我高一年级的女同学梁璆对我说:“吴先生组织的‘潜社’,今天下午一点钟,在秦淮河边的‘老万泉’酒家开会,吃一餐,每人交一元,凡听吴先生课的,都要参加的。”我就去了。吴先生一边和大家吃酒饭,一边告诉大家,饭后要即席填一首词(这首词的调名、题目、我都忘了)。我从未填过词,听了当然大吃一惊!又不能退席,只好苦苦思索,勉强凑成。等大家都交了卷,吴先生随即挥毫,一一为之批改、修润。我原本是个《红楼梦》迷,此时觉得这个场面竟颇似《红楼梦》中的宝黛诸人的吟诗斗韵,仿佛自己已成了“红楼”人物,不觉十分得意。而且既有名师即席评点之乐,又无“红楼”中冷嘲热讽、勾心斗角之苦,更胜于“红楼”了。以后我对填词的兴趣也就浓厚起来。一次吴先生要我们写一首小词《摘得新》,我写的最后一句是“慧眸移”(原词已忘了),不知怎么被马宗霍先生看到了,他是教《语言学概论》的,我在测验时只得了60分,马先生在课堂上对我说:“你填的词比语言学的成绩,不止超过十步!”此后我便更用心填词了。
吴先生在课堂上,不但边讲边做,有时还边唱边做。一次,他送我和梁璆两张票子,叫我们去看昆曲《玉簪记·琴挑》,演尼姑妙常的是一位名角,演小生潘必正的是吴先生的侄媳妇。她已有四十几岁,人也较胖,身材不好,但扮起来居然潇洒风流。我从未看过昆曲,直看得如痴如醉。后来先生叫我俩到他家里去学唱昆曲,先生是苏州人,苏州是昆曲的发源地。我和梁璆都有些封建,认为女孩子拉开喉咙唱起来,不太好,就婉言推辞了。一次在街上,碰见他侄媳妇,约我们到她家里去,我们也不敢去。不久抗战爆发了,我们随学校到重庆,先生到云南避乱,寄了一首律诗到系里,大家都和了,我也和了一首(现收在我和云从的《〈怀任斋诗词〉〈频伽室语业〉合集》里)。后来先生肺病发作,没有回校,就在云南逝世了。
我在1937年有一首律诗《敬和霜崖师,丁丑除夕苏民招饮,即席感赋原韵》:
脊令音断失栖衙,物候全非怯岁华。绝涧愁肠争转毂,新丛泪眼共生花。
一枝摇落频看影,半壁沉沦莫问家。又是斜阳连薄暮,万山寒瘴咽悲笳。
遗憾的是,我竟未将先生的原作录下。当时曾载于中大刊物,现已无从寻找了。
“潜社”在秦淮河上又开过两次会,记得先生出的题目是“闻钟”“五都词”(调名已忘了),都是经过先生即席修润的。我家里现在还保存着一本《潜社词刊》,其中还记录了历届社员的名字。
以后教词曲的是唐圭璋先生。我是在国文系任助教时认识他的。他数次到白沙,曾教我唱曲子,我已没有前几年那么古板,也就唱了起来,不过没有唱好。
唐先生在中大教书时,房间很小,两边都是小房子,中间一条长廊。有一个教师每天将一只刷过却不盖的马桶放在唐先生房门口。我听了,很为他不平,就说:“为什么不和他讲讲道理?”唐先生却说:“这类的事多得很,犯不着理他。”我说:“岂有此理!”他却说:“锻炼锻炼我的耐力,也好嘛!”原来碰到这样不讲理的事,他却作为修身的条件了。正因为他脾气特别好,有人送了他一个绰号“唐菩萨”,当是谐音“糖菩萨”,是讽刺他这个“菩萨”没用,一会儿就化了。他也不介意。所以我送他的《定风波》词,说:“词是花间人是佛”。
解放后,很多旧知识分子都到苏州“革大”学习,他也去了。毕业后分配到长春东北师范大学教书,长春苦寒,他却甘之如饴。他二女儿也陪他到了长春。一次,姑娘不开心,不肯吃饭。他再三哄她,仍不肯吃,他只好陪饿,也不吃饭。不料姑娘早就吃了东西,他却陪她,饿了一整天。此事大家传为笑谈。
唐先生是词曲专家,继承吴先生之嫡传,也爱唱昆曲,而且自己吹箫。当时中大有几位经常聚在一起,大家吹吹唱唱,我也参加了。我已改变了唱曲子不雅的观念,和我未婚夫蒋云从一道参加,云从是不会唱的,只坐在一起,听听笑笑。我虽也唱唱,但不肯下苦功夫。唐先生说:“一只曲子,至少要按工尺谱拍上一百遍。”我却只拍一二十遍,就以为已经会了,就不再拍了。后来,我懒得学,只跟着瞎混混,不管唐先生再怎么教,只敷衍了事。
当时唱曲子的,有两位外语系的女教授:俞大缜、俞大絪,还有和我同班的女生陶佩珍。唐先生很风趣,和大家一起说说笑笑,很融洽。《牡丹亭·袅晴丝》中有一句“雨丝风片”,唐先生就把“雨丝风片”唱成“鱼香肉片”,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和我同班的另一位女同学汪仪璋,填了两阕词,唐先生也和了两首。俞大缜、陶佩珍、汪仪璋都对唐先生有好感,又都未婚。我觉得唐先生自36岁起夫人去世后,多年一直未续弦,太自苦了,就想在这几位中为他介绍介绍。不料我稍露苗头,他竟坚拒,说:“嫦娥下凡,我也不会动心的!”我只好作罢。总觉得他多年坚持独身是一个谜。
直到后来,他的小女儿寄了我一册《人物》杂志,其中有一篇《梦桐情——记爸爸唐圭璋和妈妈尹孝曾》,我才对唐先生有了较深的了解。原来他青年时期家境极差,父母早亡,靠姐姐做些针线活、摆小摊子维持生计。有位官宦人家的尹太太,经多方了解,看中他为人诚恳、品学兼优,认为将来必成大器,毅然招他做了上门女婿,而且一直资助他读完大学。他和夫人尹孝曾两人极其恩爱,尹小姐知书答理,颇通文墨。他俩经常是公子吹箫、佳人伴唱,不啻人间仙侣。不幸的是,尹孝曾在生了三个女儿后,忽然患了脊髓炎。这种病,不但当时医药无力,即便今天这样的医疗水平,也是不能治的。当时三个女儿,大女儿11岁,二女儿9岁,最小的才3岁。尹孝曾竟被病魔夺去了生命,溘然长逝了。
我这才知道唐先生大半生独居,坚决不肯续娶的原因!
一次晚饭后,唐先生约我到嘉陵江边去散散步,我就陪他去了。他一路笑容可掬,我不知他有什么开心事,很奇怪。走了一段路,他从怀里掏出一张四寸、半身的相片来,给我看,原来是位面貌清秀的少女。他这才告诉我,是他的长女。这就是他一路上极其开心,不停嬉笑的原因。夫人逝后,三个姑娘就成了他的心肝宝贝,心灵上的慰藉,所以再不续娶了。
卢冀野先生曾说:“圭璋蕴藉而不风流。”我那时还没有见过唐先生,“风流蕴藉”本是一句成语,卢先生却将它拆了开来,我很奇怪。后来唐先生到白沙访友,相处一段时期,我才认识到卢先生的话是“的评”。
汪东先生
汪先生是在吴梅先生之后、唐圭璋先生之前,教我们宋词的。他任中央大学文学院长、礼乐馆长,担任的课时不多。记得在大教室讲周邦彦的《六丑》,逐字逐句分析,极其精辟。他对沈祖棻非常赞赏。在黑板上亲自抄下她的几首小令,并说:“五百年来,无此作手,我自愧弗如!”他曾寄我一首《菩萨蛮》:“留香漫展芙蓉褥,行云已度屏山曲。江水有还时,君行无尽期。 帐摇金凤烛,幻见人如玉。绣被独眠迟,忆君知未知?”我和云从各和了一首,载在我们的《合集》里。我有一首《浣溪沙》,用寄庵师诗中语,先生的原诗,我没有抄录,现已忘了。但从我的词中“见说词人都一例,几番碧海换红桑。有情终古是凄凉”这几句看来,原诗当是说:词人如果陷入感情之网中,那就注定是凄凉的了。真是大彻大悟!
解放前夕,我和云从自扬州到杭州,经过上海,知道先生住在上海,就和云从一道去看他。他似乎住在公寓里,房间里陈设很典雅,有落地长窗和窗帘,先生正在独坐观书,看不到其他人出入。当时,我因不了解解放后的政策,担心我们这些搞老古董的没有出路,先生却兴致很好,说:“对祖国文化有贡献的知识分子,共产党还是很尊重的。你仍旧可以搞宋词,追随周邦彦、姜白石嘛!”我听了大为宽慰。写了一首《鹧鸪天》,现已不能全记得了。抄在这里,借以看到先生的胸襟。
…………………,绛帷小坐不胜情。词人风貌仍潇洒,天外风云正变更。
…………………。依然勉我追姜史,其奈狂怀渐渐冰。
我那时仍有些心存疑虑,而先生却是那样达观,我的思想境界又远远落后于先生了。
卢冀野先生
卢冀野先生也是继吴、唐二位先生之后教我们词曲的。他家住白沙,我早已毕业,但也常到他家里去。听说他刚毕业时,成都四川大学请吴梅先生去授课,吴先生无法脱身,就介绍卢先生去。那时他才24岁,一去就当了教授。一次我在他家里看到他一张相片,骑在一匹白马上,倜傥超群。他40岁时写了一首七律:
四十头颅感慨多,栖栖道路亦蹉跎。门前剩对桓谭树,海内空传陆厥歌。
渐觉惊心添白发,定能洗眼俟黄河。平生跃马横戈意,祗惜风云纸上过。
我也和了一首《奉和冀野师四十述怀》:
事业文章只恨多,犹将岁月叹蹉跎。经营礼乐人思古,鼓吹江山自放歌。
曼倩谈谐皆感慨,君房言语似江河。少年豪气分明在,谁信先生四十过?
卢先生极善辞令,也很幽默。我刚毕业时执教红豆树中学(全是女生),校长吴子我和卢先生也很熟。“三·八”节,请他来讲话。他一上台,第一句就是:“今天是我们的节日”,大家立即哄堂大笑。第二句说:“我本不想来,我小孩的母亲和小孩母亲的母亲一定叫我来……”大家又笑开了。当时他已做了参政员,虽然喜欢说笑话,但和夫人感情很好,从无外遇。一位女参政员说:“您是个荒唐而又极不荒唐的人”,他大为高兴,引为知己。在他40多岁时,已经发胖,最后竟中风逝世。
黄季刚先生
我是1936年秋进入中央大学中文系的。有几位名教授我没有来得及见到,黄季刚先生大约在我进校前半年去世了。黄先生乃豪饮之士,夫人多次劝他少饮,他都不管。恰逢重阳佳节,他又大饮,又不知道自己有胃溃疡,结果当晚大吐血。他和夫人是各居一室的,等到夫人闻声来看时,已吐得满地是血,抢救不及就死了,死时才50岁!他是章太炎先生的大弟子。
黄季刚先生的学术造诣很深,是太炎先生门下高足。但在男女交际方面,很随便!他的夫人就是他的侄孙女!他的侄媳托他替女儿物色对象,不久,他告诉侄媳说:“有一人仪表风度和我差不多,你看如何?”他侄媳说:“那还有什么可说的?”于是择日结婚了,等到成婚之日,他一下轿子,新娘自己也一掀盖头,大家都大笑起来。新娘说:“我早就知道就是你!”
他又喜欢漂亮的女学生。和我同一年级的黄少荃告诉我:他姐姐黄稚荃很漂亮,是黄季刚先生的学生。一天,季刚先生约稚荃出去吃饭。吃饭时,他直瞪着稚荃,一句话也不说;吃完饭,就走了,账也不付,最后还是稚荃付了账。据说黄先生诗词中多处提到的“梅”“兰”等都是些漂亮姑娘。
胡小石先生
记得胡先生给我们讲过李白。他上课时精神抖擞,声情并茂。记忆最清楚的是他替李白的被贬抱不平。李白是因永王李璘事件牵涉而被贬夜郎的,杜甫曾有诗:“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很惋惜李的被贬。但胡先生却另辟蹊径,说:“永王李璘在安禄山叛变、唐玄宗逃奔四川时起兵,肃宗却以为他要来争位,遂发兵讨之。其实当时各路兵马勤王,本是很正常的事!永王李璘就此被讨伐、追杀。李白既到了永王幕下,也就得了附逆大罪,几乎杀头。被贬夜郎,还算客气的。”永王是勤王?还是叛变?现在很难去考证。但李白却是认为永王是勤王的。胡先生说李白一生吃吃喝喝,只做过这样的正经事!偏偏此事却害了他!李白有几首《永王东巡歌》,其中“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一联(按:此联出自《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之四),不是热情歌颂永王勤王,希望早日平定逆贼,恢复长安故都吗?怎么能说李白附逆呢?但李白也犯了错误,他不敢挺身出来说他只知道永王是勤王的,却说他是被迫的。他写了“逼迫上楼船”,为什么不坚持而被迫呢?这就有附逆之罪了!其实永王也未必是“逆”,何况李白一心只想讨安史,何尝想去附逆呢?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是很残酷的,大诗人李白哪里知道其中的内幕,只一味将矛头指向永王,既到永王幕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只好自责。这样一来,罪上加罪,百身莫赎!豪气干云的大诗人李白,只好凄凄惨惨地奔向夜郎,过早地惨死了。
蒋云从
云从一次和我说:“折一只小青蛙给你玩玩。”我说:“青蛙我也会折,不就是‘猪头’变一下吗?”他笑笑。先找纸,找来找去,才找到一张香烟盒里的纸(我们都不抽烟,烟是准备招待客人用的),说:“这纸可以。”比了又比,裁成正方形,开始折起来,一道道地翻来翻去,果然与简单折的小青蛙不同。四只脚很灵活,从肛门上吹一口气,肚皮也凸出了。又在青蛙嘴上剪了一刀,贴上一小块红纸,青蛙张口吐舌。再在它的背上拍一下,青蛙竟跳了起来。我大喜过望,忙说:“教我!教我!”我也一道道地学着折起来,后来也折成了。但没有他折得灵活。他说:“你不细心,线条没对准。”后来他又折了一只,夹在信封里,寄给远在哈尔滨的外孙女园园,要她学着折折看。园园当然折不成,没有反应。我也不耐烦再折了,连程序也忘了。他叹了一口气说:“失传了!”大家都说他做任何事都一丝不苟,于此可见一斑。
我们住在之江大学龙头宿舍时,一天,隔壁邻居王兰修忽然大声尖叫起来,我俩走过去一看,原来在她房间靠门口处,一条青蛇(大概是“竹叶青”)正在地上游动,她逃不出来,所以吓坏了!云从一声不响,跑进我们的房间,拿出一根棍子,对着蛇头就是一棍子,那蛇一会儿竟不动了。我说:“你倒有本事!”他说:“打蛇要打在七寸上(即离蛇头七寸处),我打它七寸,所以打死了。”王兰修十分感谢他,并说:“蒋先生斯斯文文,原来胆子这样大!”
云从的《商君书锥指》获教育部学术奖金三等奖(当时杨树达、闻一多获二等奖,一等奖空缺),学校考虑升他为副教授,他却认为自己年纪太轻(29岁),做做讲师尽够了。要加他工资,他也辞了,仅仅由助教升为讲师。这一耽搁,就是几十年。一直到六十多岁才被超升为教授。他常笑笑说:“我的学生都是教授了”,但并不因此而气馁,照样勤奋如故。像他这样,主动要求不升职、不加薪,确是很少见的。当时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看到他的《商君书锥指》,就说:“此人将来必成大器。”对他也是非常赏识的。
在我第二次因十二指肠溃疡大出血到医院时,医师叫我住院,不能回家了。我说:“家里人还不知道。”医师说:“我们会通知组织的。”后来我才知道是已向学校发出“病危通知单”了。云从原来在开会,回家后,见我没回来,也着了慌。就到城里来找,先找到一家医院,没找到我;又到省中医院内科病房,一张张病床看,没有;再到妇科病房,才找到。原来内科没有病床了,就借用了妇科病床。医生认为如果我再大出血,今夜就要动手术了。忽然见他拎着个小书包进来了,我才放了心。可是他睡在哪里呢?他说:“没关系,就在地上睏睏。”于是就在无盖无垫的水泥地上躺下了。后来,我也没再出血,自己倒睡着了,他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醒了一夜。他身体一向自以为很好,稍有些伤风咳嗽,也完全不理会。我们的女儿生了疟疾,他也染上了,发到40多度的高烧,他自己竟一点也不知道,我陪他乘三轮车进城看门诊,他在车上有说有笑,若无其事,因此我也认为他身体很好。家里的重活,如搬床、掸篷尘等,都由他干(因保姆太忙),其实伏下了隐患!
蒋礼鸿是我的老伴,他于1995年逝世。关于他的轶事,我有数篇记载,刊于《书魂》中,此处不再重复。钱子厚先生是我和礼鸿的介绍人,也是我的恩师,关于他的轶事,也已载于《书魂》中,不再重复。
(本文原载于 2017年04月19日的《中华读书报》
冯德保谈中国善本书及版画收藏
恺蒂
2017-04-30 09:24 来源:澎湃新闻
冯德保(澎湃新闻 刘筝绘)
张大千题字的寒山堂书店:从斯德哥尔摩到伦敦
澎湃新闻:冯先生,您是怎么开始对中国,以及中国书籍感兴趣的?您是哪年和艾思仁先生一起创建寒山堂的?
冯德保:我年轻时最早学习法律,但我很快发现自己并不想当律师,就转而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艺术史,希望能成为十八世纪瑞典艺术史的专家。当时为了取得好成绩,我们都会选学一门辅修课,我选择了东方艺术。我对中国书画和艺术越来越感兴趣,于是,也开始学习汉语。马悦然先生是我们的教授。思仁比我高两级,因为他曾经在日本生活过,已经会读写中文,所以他一边读书,一边工作,做助教,教目录学。
毕业之后,我进了斯德哥尔摩的东方博物馆工作。我的工作是整理喜仁龙(Osvald Siren)捐赠给博物馆的、关于中国的两万五千张照片。这些照片是他在中国各地拍摄的,装在几个大箱子里,从来没有整理过。干了三年,我觉得自己也不适合博物馆的工作。我和思仁都想自己创业,因为我们的工作都是临时的。和他商量下来,我们就在斯德哥尔摩成立了寒山堂这个邮购书店,那是1972年。
澎湃新闻:你们是怎么决定使用寒山堂这个名字的?
冯德保:这是我们俩一起决定的。我们都喜欢唐诗,“寒山堂”在日语和韩语里也都有很好的意思,而且没人用过这个“号”;再有,我们住在瑞典,那里冬天很寒冷,“寒山”非常合适。思仁在加州有住处,张大千离他的住处很近。有一天,他去敲了张大千家的门,和张大千用中文聊了会天,请他题字,张大千欣然答应了。所以,“寒山堂”的匾额就是张大千题的字。
张大千题写“寒山堂”
1974年,我们出版了第一本寒山堂的目录,当时思仁已经有很好的图书收藏,我也在瑞典买了不少与东方艺术有关的书籍,我们还收购了在瑞典的几位老藏书家的图书馆,这些就是我们第一批邮购的货源。
澎湃新闻:寒山堂什么时候搬到伦敦的?
冯德保:寒山堂搬到伦敦是1978年2月。思仁希望搬回美国去住,我们俩就分家了。他在洛杉矶开始他的古籍字画生意,我继续卖书,并保留了寒山堂的名字。我们俩经营的重点不一样,有一定的竞争,但更多是互补。我也希望离开斯德哥尔摩,当时考虑了几个地方:香港、东京、纽约或者伦敦。我一开始想去东京,我太太也喜欢那里,但是大儿子出生了,我们觉得可能伦敦更好,离瑞典也更近。而且Giuseppe Eskenazi每次从我那里买书都会说,如果你在伦敦就方便多了。Eskenazi是最有名的古董商之一,当时他在扩建他的藏品,他说如果我搬来伦敦,他会给我提供帮助。
澎湃新闻:寒山堂是非常专业的书商,搬到伦敦,是不是会面对更激烈的竞争呢?
冯德保:我刚刚搬到伦敦时,伦敦已经有好几家经营东方书籍的书店了:Luzac, Kegan Paul, Arthur Probsthain等等。现在只有Probsthain还在,寒山堂也依然在经营,其他都关门了。我觉得我们的长处在于我们编写的目录。我和思仁分别有艺术史和目录学的专长,所以我们的第一本目录就让人刮目相看。寒山堂的目录可以给图书管理员、研究人员或收藏家很大的帮助,提供很多资料,这是许多其他书店没有做到的。因此寒山堂是非常专门的书商。而且我们有热情,相信我们所做的事。
寒山堂最早开始经营的十来年,出售的都是西文书籍。中国的出版业恢复之后,我们开始直接从中国进书。因为中国书籍在国外几乎没有销售渠道,我们能把中国出版的艺术图书提供给西方读者,这也是别人做不到的。
寒山堂
澎湃新闻:您第一次去中国是什么时候?
冯德保:我第一次去北京是1980年。当时的北京还都是胡同,没什么很高的建筑。北京给人的感觉是没什么噪音,可能因为马路上汽车不多,到处都是自行车。街上人很多,人们穿的衣服大都是蓝色,晚上没路灯。外国人和当地人很少有接触,我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我记得最清晰的一件事是我去了一家书店,书店里的书都是在柜台后面的,要看书的话,必须要营业员把书取出来给你,营业员的态度也不是很热情。我请营业员为我取出一本中国艺术的书,问他多少钱。他报了一个价钱,我觉得这个价钱可真不便宜,就问他怎么会这么贵?他从柜台下面取出一本英文目录,翻到一页,给我看目录里这本书的标价。那本目录竟然是寒山堂的目录!他给我报的是我自己的价格。看来他们的消息可真灵通啊!
上海给人的印象比北京要活泼很多,感觉也更明亮些,因为晚上街上有路灯了。商店里的货物也比北京的要丰富很多。
中国善本书的收藏:中国藏家对书籍的内容的了解是西方藏家比不上的
澎湃新闻: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书商转为收藏家的?
冯德保:我一开始感兴趣的是单张的印制品。我在收购某人的整个收藏时,常常会遇到一些单张的印制品,这一张、那一张的。因为寒山堂不经营这些东西,所以就都留下来了。对艺术商人兼收藏家来说,情况常常是这样的:最初的藏品往往是自己卖不出去的东西。所以,我的收藏开始于那些我不知道该怎么出售的东西。
澎湃新闻:我知道您的收藏主要有善本书和版画两部分,能否先请您谈谈您的善本书收藏?大约有多少种?
冯德保:我收藏的中国善本书大约有五百五十多种,其中三十多种是经我手但没有出售的。九十年代后,我才开始比较主动地、有意识地收藏中国古籍,中国的市场也开始比较开放,收藏变得相对容易。
在收藏过程中,我读了郑振铎等收藏家的文字,我希望能用我的藏品来体现中国书籍插图的印刷史——这成了我收藏中国古籍的方向。我的藏书中,有宋之前的经卷,卷首有精美的木刻插图;也有宋刻本和许多明刻本,还有十七世纪早期彩色印刷出现后印的书;明末清初是中国古籍的一个消沉期,之后就出现了清朝的御制书籍,如《耕织图》。
对我来说,书籍插图比较重要,我收藏的大部分书籍都有插图,特别是徽派或南京插画家制作的插图。此外,精美的刻板也很重要。再有就是那些在中国印刷发展史上比较重要的书籍,例如活字印刷的书籍,或者是著名刻工印制的书籍。当然,因为好书可遇而不可求,对品相就不能太苛求。收藏西方的书籍时,你可以说:我再等等,会有品相更好的出来。但是收藏中国古籍,就不能等了。因为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澎湃新闻:是不是同一本书,不同版本的对照也很重要?
冯德保:对,这非常重要。同一本书,我希望能收藏到不同的版本,将它们进行对照,因为一本书可能会被重刻重印好几次。比如《御制耕织图》,我就有六个不同的版本。此书最初出版于康熙三十五年,也就是1696年。版本中有黑色钤印的,也有红色钤印的,这肯定是用不同板子印成的,人们并不知道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大家更倾向于认为黑印的在前面。
还有《慈容五十三现》,我也有许多不同版本。我知道有一个版本的刻板都保存在合肥的安徽省博物馆中,我还特地去看过。收藏古籍,就是要争取尽可能多地去参观其他人的图书馆、藏书楼、博物馆等。
让人有些失望的是,中国许多图书馆的编目都只注明作者、书名、印刷年代,很少进一步提供不同版次的印刷信息。图书馆的珍本、善本书的管理人员好像根本不重视版本,觉得自己图书馆中藏有的,只要年代一致,就和别的图书馆的藏品是一样的,目录上也不进行区别。
西方收藏家看东西的角度和中国收藏家可能不一样。例如《方氏墨谱》,我意识到有两个不同的刻工,第一版的木刻就被印过好几次,后来还重新刻过另一个版本。这在各种研究著作或藏家的著述中都没有被提过。两个刻板几乎一模一样,有一样的日期等。因为我两个版本都有,仔细对比后,就会知道它们肯定是从两个不同的刻板印刷而成的。但我并不知道哪个版本是原刻版,哪个版本是仿刻版,也就是山寨版。我共有四套《方氏墨谱》,有三套是同一个板子印的,另外一套肯定是不同的板子。
这也是收藏中国古籍的另一个问题,因为刻板可以保留许多年,后代人可以拿出来重新印过。有时候能看到刻板可能受到损坏,有的地方可能补刻过。对比一下就能看出来。
我的好朋友艾思仁近些年来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主持一项大型的中国善本书目整理计划(Chinese Rare Books Project),他在编目美国所藏中国古籍时,就特别注重对比这些书的目录及卷首第一页,他已经证明:许多同年刻印的古籍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版本。
澎湃新闻:您和艾思仁常常一起去中国,你们在收藏上是否有竞争?
冯德保:我们经常结伴而行,已经有二十四年了。我们俩收藏的东西很不一样。他收藏的书常常需要有目录版本学的价值,例如是由哪位著名的藏家或学者诠注过的。他要的书不是我感兴趣的。当然,他是目录学家,会给我很多建议。
中国藏书家对书籍的内容及历史的了解,很让我钦佩。这是西方收藏家比不上的。
西方书籍的收藏和中国书籍的收藏有一点很不同:西方收藏家不太在乎书籍的内容。在西方,有人收藏旅游书、科技书、植物类的书,或是文学作品的初版本。西方的善本书大多是科技、旅行或探险的书,藏家把善本书当成一件物品来收藏,书籍装帧很重要,内容不重要,所以西方有那么多装帧师。但在中国,善本书的内容非常重要,许多是文学作品,或是佛教经书等。中国善本书中也有《天工开物》《鲁班经》《山海经》这样的自然科学作品,但远远少于西方善本书中的科技作品。
我的善本书收藏的编目都是牛津大学饱蠹楼中文部主任何大伟(David Helliwell)帮我做的,他也帮我做了很多研究。我的部分藏品曾在2005年皇家美术馆的展览“盛世华章”(China: The Three Emperors, 1662-1795)上展览过,还有一部分曾在2013年大英博物馆的“春画”(Shunga: Sex and Pleasure in Japanese Art)上展览过。
澎湃新闻:您当年收到日本涩井清氏所藏明刻本春宫图,曾在收藏界引起了一番轰动。您能具体谈谈么?
冯德保:这套东西的收藏经过非常有意思。
先前,我收藏到了一本1764年日本刻本的《明朝紫砚》(亦称《明朝生动画园》)。它出现在英国德文郡一个小拍卖行,但没有任何关于该书如何流传到英国乡村,或曾经被谁收藏的记录。我看到在1988年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曾出售过一本《明朝紫砚》,所以我就写信给专门经营日本书画善本书的Sebastian Izzard询问——Izzard当年是纽约佳士得的日本部主任。在邮件最后,我提起,如果他有中国古代版画或善本书过手的话,我会很感兴趣。他马上写来回信,给我提供了关于《明朝紫砚》的信息,并说他刚刚收购了涩井清氏的收藏,其中有几件中国的东西,有的是册页,有的是卷轴,问我是否有兴趣。
我当然知道高罗佩(Robert H. van Gulik)曾在1951年出版的《秘戏图考》(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中提到过涩井清氏的收藏,也发表过几张插图。但这套东西后来就销声匿迹了,特别是在涩井清氏1992年去世后,没人再见到过这套藏品,有人甚至怀疑是被他的家人销毁了,例如高居翰(James Cahill) 2003年就在他的《狄公和消失了的明朝春宫图》(Judge Dee and the Vanishing Ming Erotic Prints)里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所以当Sebastian 告诉我他收购到涩井清氏藏品中的中文书时,你可以想象我有多兴奋。当时我要等三四个月才能看到原件,在这期间我非常心急,生怕卖家会改变主意。当然,我没有同意他们所开的价格——开价太高了,我还讨价还价了一番。
我觉得这套明刊本真是与我有缘分。如果当时没有发那份邮件,我就不可能知道这套收藏的存在。Sebastian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过这套东西,广告中都没有。可能因为涩井清氏的儿子不想让人们知道他父亲居然收藏春宫图,要保护父亲的名誉。
这套藏品中有日刊本一种、明刊本九种,有册页装、折装、线装、卷轴等。题目包括:《胜蓬莱》(线装一册)《风流绝畅图》(折装一册)《风流绝畅图》(册页装一册)《风流绝唱图》(册页装一册)《花营锦阵》(卷轴装一卷)《花营锦阵》(卷轴装一卷)《青楼剟景》(卷轴装一卷)《(紫金光耀大仙)修真演义》(卷轴装一卷)《京刻唐明皇杨太真外传》(线装一册)。这九本书都是独一无二的。
香港的《东方艺术》(Orientations)在2009年4月特地出版了关于这套藏品的专辑,艾思仁、高居翰等都写了文章。
《东方艺术》封面
澎湃新闻:我记得您说起过您在韩国收藏到的三本活字印刷的善本书也是运气。您能说说么?
冯德保:那是许多年前的事儿了。我和思仁在韩国寻找韩国的活字印刷的版本。他觉得能找到的机会不多。
那是个星期六,下着大雨。我们去了一条有几家书店的街,第一家书店关门了,准备去第二家书店,但还没走到,雨却越下越大,我们只得到路旁一栋楼的屋檐下去躲雨。思仁看到门边上写着大楼里公司的名字,大都是韩文,我俩都不懂。但有一个公司名字里有中文,好像是“古籍书店”,我们就上了一楼,还真有一家出售中、日、韩古籍的书店。思仁看到书店里的老板,悄悄告诉我,这人以前在那家关了门的书店里工作过。但对方只会说韩语,我们没法交流。正巧,书店里又来了一位顾客,竟然是大学里的汉语教授,他给我们当起了翻译。
我们问起韩国的活字版本,书店老板说很难找到,但他自己的藏书中有,并且已经收藏了三十多年了。我们问他是否考虑出售,他拒绝了。我们就问是否可以让我们看看,他说可以。我们一看,他的收藏中有三种活字印刷的版本是在古腾堡印刷之前的。当时有一本类似的曾在佳士得拍卖过,价格高达到十万英镑以上。他说他要关门吃中饭了,给了我们一个他的藏品目录。我们就花了整个中饭的时间研究这个目录。吃过中饭我们又回到这家书店,原来那个中文系的教授也在鼓励这人出售他的收藏,说你留着这些书干嘛,快卖给这两个老外吧。所以,他就报了个价格给我们,我们当场就接受了,直接带走了这三本书。其他的书他后来寄给了我们。所以,收藏在许多时候是靠机遇。
澎湃新闻:您不仅收藏书,还自己出书。2015年,您以中国传统雕版样式出版了莫言的短篇小说《大风》,可以说是“现代新善本”,此书和它的刻板、装订、印刷工具等后来都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博物馆中展览过。请您讲讲过程?
冯德保:从2006年开始,瑞典的诺贝尔博物馆每年都要请世界各地的书籍装帧大师为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进行装帧并展览。我的一位好朋友是瑞典的书籍装帧大师,她安排了2015年的展览,当时展出的莫言的作品都是西书的装帧方式,其中有中国装帧师做的书,但也是西书样式。我们谈起这件事,我就打算用中国传统的刻板及装订方式来出版一本莫言的书。通过瑞典皇家学院的好朋友,我们联系上莫言,他答应让我们出版他的中篇小说《大风》。
我把原稿交给了北京文津雕版的姜寻,请他按照宋本《草窗韵语》里的字体来集字排版,刻板由煮雨山房工作室来承担,所有的版子都刻在杜梨木上。莫言在高密的邻居邓辉剪了五幅剪纸为插图,插图的刻工是中央美院的崔德政。此书用最好的手工宣纸印成,传统的线装本,也有函套,限量两百七十四本。
后来,所有的材料、工具和制成之后的书都在诺贝尔博物馆中进行了展览,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呢!
版画收藏:木刻版画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艺术方式
澎湃新闻:您除了中国善本书外,也收藏中国木刻版画,并积极推动中国现当代木刻版画的发展。您在1997年成立了木版基金会,邀请中国六十位版画家每人创作了一幅版画,发行了“木版原作集”,后来又注册成立了公益机构“木版教育信托”,在英国宣传推广中国木刻版画。《原作集》是如何开始的?
冯德保:在版画领域,木刻版画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艺术方式。最早的书籍、现藏于大英图书馆的868年的《金刚经》,卷首的插图就是非常精美的木刻版画。其他的版画样式,例如铜板、丝网等,都是从西方进入中国的。所以在这么多年来去中国的过程中,我开始关注中国当代版画。当时我感觉到,木刻版画在艺术种类中好像是一位穷亲戚,非常需要鼓励。
我有一位老朋友叫Verena Bolinder-Müller,她的丈夫收藏登山书籍,所以她对中国西藏非常了解,她也经常去中国和日本,热爱东亚文化。1997年,她姐姐去世,给她留了一笔钱,她说她自己不需要那么多钱,就和我商量是否能一起为中国艺术做些什么,我们就计划了《中国版画六十家原作集》的项目。我们成立了木版基金会,开始收藏中国现当代的木刻版画。
木版原作集一:应天齐 《古巷》
木版原作集二:王超 《九鬲房案头清供》
木版原作集三:刘春杰 《童谣如梦》
当时在贝尔法斯特大学任教的巴大玮(David Barker) 教授给我们介绍了许多版画系的系主任,大英博物馆东方部的龙安妮(Anne Farrer) 博士和艺术家徐冰都为我们推荐艺术家。这套《原作集》是中国当代木刻版画的一个横切面,新老艺术家都有,比如彦涵、赵延年、晁楣、周胜华、徐冰、陈琦、苏新平、王超。我们还出版了一本精美的画册——《中国当代木版艺术》。
苏新平的版画
《中国当代木版艺术》
那几年,Verena和我一起去中国多次。她极具个人魅力,充满正能量,特别热情、开放。她一进房间,气氛马上就活跃起来,所有的艺术家都热爱她。从1997到2003年,我们大约收藏了六千五百多张中国当代木刻版画,可以说是中国之外的最大的一个收藏了。
2003年,木版基金会还在大英图书馆举办了大型版画展《中国当代版画:1980-2000》,由龙安妮博士策展并编辑画册。这个展览展出了两百多件中国木刻版画,展览还到其他国家巡展。
《中国当代版画:1980-2000》
2009年,我们正式注册了木版教育信托。
澎湃新闻:您个人收藏的中国明清时期的年画,特别是姑苏版画,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超过了所有的博物馆收藏,可以说是全球第一家了,能否谈谈这部分藏品?
冯德保:八十年代时,我从法国收藏家杜伯秋(Jean-Pierre Dubosc)手上买到了三百五十张年画。他曾是法国外交官,1927年到1945年在法国驻北京大使馆就职,为欧美的许多藏家和机构收藏中国书画。他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曾娶中国古董商人卢芹斋的小女儿为妻。杜伯秋对中国年画很感兴趣,在中国时,就让各地的熟人帮他收购年画。我从他手上收购了他的年画收藏,但我自己并没有留下,而是转手卖给了大英博物馆。但这批收藏让我对年画开始感兴趣。
杜伯秋的藏品也让我意识到,有许多中国古代年画散落在欧洲,可能比在中国流传下来的还要多,只要花费时间精力和心思就能收藏到。后来,通过一位好朋友、美国学者Ellen Johnston Laing的介绍,我收藏到在美国的王商一的藏品,也都是年画。王商一是广东中山人,上海南阳商学院毕业的,但是喜欢中国书画篆刻,师从黄君璧,后来成为蛮有名的一位画家。他六十年代搬到美国密歇根居住,他的这批年画是从全国各地收藏来的,有杨家埠、杨柳青等各地出品的年画,许多是门神等传统图像。密歇根大学后来出版了Ellen的著作《中国流行版画的艺术及美学》(Art & Aesthetics in Chinese Popular Prints: Selections from the Muban Foundation Collection),就是关于这套藏品的。
《中国流行版画的艺术及美学》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中国古代年画,特别明清时候的年画,在中国境内流传下来的非常稀少。因为年画是实用的东西,今年春节贴过之后,第二年刷上新的,旧的就扔掉了。没有作品就没人收藏,没人收藏也就没有市场。但是在西方不一样,1980年代初,我在巴黎遇到一位名叫Huguette Beres的女士,她是古董商,她的母亲收藏中国年画,还办过画展。后来,我从她那里收购了所有她母亲的藏品,都是明清时代的姑苏版画,这些我自己都留了下来。它们是我收藏的明清姑苏版画的基础,这些版画在中国境内是很稀少的。
澎湃新闻:是不是可以说,您目前主要的收藏点就是明清姑苏版画?请问您现在收藏了多少张?
冯德保:对,现在我集中精力收藏明清时代的姑苏版画。这些民间版画之所以在海外还能收藏到,要感谢日本。因为当时有许多中国人住在日本长崎,而且日本人也很喜欢姑苏版画,所以许多当年流入日本的都被保留了下来。日本人对这些版画的处理不一样,他们会把它们装裱成轴,当成书画一样来对待。
另一个中国没有姑苏版画的原因是:在1860年前后,苏州被太平天国烧成一片灰烬,桃花坞也被烧毁。
这些版画在欧洲也多有保存。欧洲人把它们当成墙纸来装饰房间,特别是那些大豪宅。只有在过去的三四年中,大家才意识到这些墙纸其实是木刻版画,不是画上去的。例如在斯德哥尔摩,我发现有家人家古老的大箱子里贴的衬纸是姑苏年画,可能当年那家人的祖辈曾为东印度公司工作,漂洋过海就带着这只箱子。他们通过斯德哥尔摩博物馆知道我收藏这些版画,就与我联系了,我把整个箱子都买了下来。箱子和版画在一起,如果要展览的话,这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物品。
现在我已经收藏了一百五十多张明清时期的姑苏版画,许多都是独一无二的。有仕女、风景、山水、花鸟等各种题材,这些版画中有一部分受到西方绘画的影响,讲究透视。许多都尺幅巨大,场面宏伟,非常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年画。张烨2012年出版的《洋风姑苏版研究》中用到我的许多藏品,但是从那本书出版之后,我的藏品又增加了许多。我自己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这批姑苏版画还没有全面展览或结集出版过。
澎湃新闻:现在收藏在中国是年轻人很热门的爱好,您对年轻的收藏家有什么忠告?
冯德保:永远不要为投资而收藏,永远收藏你自己喜欢的东西。一边收藏,还要一边学习。你的知识越多,你的藏品也就会越好。再回头看看你早先的收藏,你会决定有的藏品可以分手了。
澎湃新闻:出售藏品,你会觉得伤感么?
冯德保:当然,与某件藏品分手,你确实会有些伤感,但同时,出售的藏品会被其他藏家欣赏,并有机会被别人收藏,这是在往前走。我已经享受过了,该给别人一个机会去享受了。
叶德辉之死真相
叶德辉之死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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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德辉:被湖南农会处决的民国风流才子 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5-08-29 12:01:30)转载▼ 标签: 文化 分类: 中外历史 叶德辉:被湖南农会处决的民国风流才子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湖南是个奇特的地方。 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也作焕彬),号直山,一号郋园。叶德辉既可算湖南长沙人亦可称为湘潭人,但他祖籍苏州吴县洞庭东山。这个前清御史,还是著名的藏书家及出版家。但半个多世纪以来,鲜有人提及,因为其政治立场保守,在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他骂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被农民协会当做“土豪劣绅”给处决了。比较可靠的资料,他在被判处死刑时,背负的罪名有“帝制嫌疑”,也就是说,他是复辟帝制的嫌疑犯。 叶公在死前似乎什么都想到了,没有料到的却是一个小小的图书馆理员能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叶德辉是图书馆学发展史上绕不开的重要学者。对于叶德辉的学术成果,后世评价很高,也较少争议,但对其为人,尤其是被处死之事,则多有不同看法。 但偏偏是这样一个人,却是一位很有造诣的藏书家、经学家、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和编辑家。有人说,今人在整理和研究古代文献的时候,“怎么绕也绕不过”叶德辉这个名字。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对叶德辉的评价是:“叶德辉的书证明,他是一个博学严谨的学者。” 今人对叶德辉比较有代表性的评价是:叶德辉其人不足道,但其学却有可取。据我所知,这种意见,既可见于《书屋》杂志刊载的文章,也可见于湘潭大学的学者文庭孝和刘晓英的论文中。 不论如何评说,此人至少总是个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刻书家。但多年来此人似已被遗忘。据说1957年古籍出版社重印过他的《书林清话》。大概和那阵“早春天气”有关。鲁迅早年钩稽古藉不止一次提到叶氏刻藏。《鲁迅全集》(1981年版)有四条简要注释。两条说他是湘潭人,两条说是长沙人,都不错。时下又有叶氏辑刻《双梅影闇丛书》面市。影印本、排印本合成一厚册、自右向左直行读过去又自左向右横行读回来,立足现代而发思古幽情,市场操作与文化意趣兼备,妙!由影印摹想原刻,谓之精审,不为过当。叶氏自号郋园。郋,许慎故里,可见其自视志向。这么一位人物,名声事业、几至不传,大概和他的死有关。 著名学者、藏书家、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首任监督(馆长)缪荃孙曾这样评价《书林清话》:焕彬(叶德辉)于书籍镂刻源流,尤能贯串,上溯李唐,下迄今兹,旁求海外旧刻精钞,藏家名印。何本最先,何本最备,如探诸喉,如指诸掌。此《书林清话》一编,仿君家鞠裳之《语石编》,比俞理初之《米盐簿》,所以绍往哲之书,开后学之派别,均在此矣。 此言出自权威学者,也是学术界的公论,向无异议。叶氏之学术贡献,非止《书林清话》一端,在旧学研究上的其它成就,后人亦多作积极评价,且鲜有争议。 有争议的是叶德辉的为人。“文如其人”之说,与叶氏的治学文章似无关,只适用他那些嬉笑怒骂的文辞。叶氏自己所言的“谤满天下”、“国人皆欲杀”等语,并非都是自嘲虚张之词。时人多持“其人实无可取”之评,就是对叶氏之学术成就多有夸赞的章太炎也感叹;“如此好学问,甘作谯周,何欤?”“终以读书种子为可惜”。至于来自各方的诋毁谩骂之词,如不庄、惯痞、湘潭大痞叶麻、为富不仁、土豪劣绅等,就数不胜数了。 叶德辉的人生观、文化观、学术观,本无所谓正确与错误,只是错在叶氏生在一个以革命为风尚的年代,错在叶氏不合时宜的言行。叶德辉生性狂狷,一派名士作风,目中无人,孤傲自矜,不拘小节,口无遮拦,结果就如他自己所喟叹的:“九死关头来去惯,一生箕口是非多”。 戊戌变法时期,湖南是推行改制最为激进的省份。叶德辉时年三十余岁,挂印归乡,志得气盛,挺身而出,成了反对改革的“旧派”领袖,也由此被推到近代历史舞台的中心。叶氏影响颇大的 “翼教”之说就是此时出笼的。身为臣子的叶德辉,当时并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皇帝变法和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的新政,只是把矛头指向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和梁启超的时务学堂,即所谓“扶世翼教”,却依然险遭不测。当时康梁曾请旨(叶氏的说法是“矫旨”)杀叶德辉和王先谦,只因旨下仅仅两天变法就失败了,才侥幸保住性命。 辛亥革命爆发,湖南光复,叶德辉因其前清余孽的恶名,再次陷入危险之中,不得已逃出长沙。此时身为革命元勋的章太炎却出面帮助了他,及时致电湖南革命军:“湖南不可杀叶德辉。杀之,则读书种子绝矣。” 叶氏由此将章太炎引为知己。 叶德辉乱后返回长沙,已是民国天下,叶德辉万念俱灰,一度曾想剃度为僧。但不久却又卷入了轰动一时的“坡子街事件”。民国元年(1912)10月,革命元勋黄兴返乡到长沙,受到故乡人民热烈欢迎。湖南政府为表达敬意,提出将长沙坡子街口的德润门更名为黄兴门,将坡子街更名为黄兴街。这下触到了叶德辉的痛处,因为他的住宅和店铺就在坡子街上,令他无法容忍。尽管黄兴很快就致函婉拒,两处地名也恢复了原称,叶德辉依然不依不饶。次年5月,他写了《光复坡子街地名记》,到处散发,文中嬉笑怒骂,将黄兴比作“妇人女子”、“鸡公鸭婆”,极尽攻讦。 新政府震怒之下,借故将叶氏抓捕,后由地方商人保出,不得已逃往武汉,后到上海。 叶德辉在上海客居了半年,于1913年下半年回到长沙。由于秉性难移,讥评时政,又卷入了与湖南新都督汤芗铭的冲突,再次有性命之忧。汤氏性情暴虐,滥杀无辜,素有“汤屠夫”之名,还随意更改币制,导致商家纷纷倒闭。叶德辉见此,挺身而出,为民申冤,写信给杨度,要其转呈给总统袁世凯。不料《亚细亚报》报馆见到此信,欣赏“其文之峭厉”,自作主张刊发。汤芗铭见文大恨,遂起杀心,将叶德辉抓捕。幸亏朋友们相助,紧急陈情到北京,黎元洪、徐世昌、徐树铮、叶公绰、李燮等北洋政府大员和各界名流纷纷致电湖南相救,就连当年欲杀叶德辉的梁启超、熊希龄也出面声援,叶德辉才再次逃过了一劫。 1927年,大革命风暴席卷南中国,北伐军攻占湖南,被叶德辉等辈斥之为“痞子运动”的湖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这次叶德辉在劫难逃了。 4月10日,叶德辉被农民协会捉拿。第二天,即4月11日,距国共分裂的标志事件“4.12事变”仅有一天,叶德辉经“湖南人民第一次铲除反革命分子示威大会”公审,判处死刑,当天下午执行。据其子叶尚农事后在叶德辉的日本弟子所办的《辽东诗坛》上所述: “(叶德辉)身受两枪,一中头部,一中心部,是遭惨死。”。 至于叶德辉为什么会被镇压,世传有两个原因。 一是说叶德辉为农民协会戏作了一幅对联: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尽皆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豚,都是畜牲。横批是:斌尖卡傀。上下联首字是“农会”,把农会骂作杂种、畜牲。横批四字的意思是: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不人不鬼。文字可算尖刻恶毒,极尽辱骂之能事。这幅对联将“叶德辉风格”发挥到了极致,也让叶氏的人生走到了尽头,成了他被抓的导火索。 二是说叶德辉曾欺辱一乡村少女,后来此女参加了革命,将其劣迹告到了省党部,于是要处死叶德辉,讨回公道。这一喜儿式的故事似无实据,但叶氏好色却是不争的事实。叶氏曾纳妾六房,经常到长沙的青楼妓馆寻欢,还喜好男色。即使在当时多妻制的文化下,叶氏的这种行径也属“不端”、私德不淑。叶氏还刊刻了《双梅影暗丛书》,收录了多种讲“房中术”的“淫书”,曾惹得非议四起。一向厚道的周作人谈到叶氏被杀一事时说:袁世凯称帝时,叶德辉为其选秀女,征了五十名十五六岁的少女送宫,却自己“先都用过了”;后来秀女中有人成了农会干部,叶氏自然不免一死。 可见时人是确信这一说法的。 现在有研究者认为:以上二说俱属奇谈,并无确证。 理由是当年叶德辉不是像有些“土豪劣绅”那样被农会处死的,而是经“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审判后明正典刑。法庭列出的五点罪证是:1、戊戌政变时残杀革命人士,为内幕主张之人;2、充当(湖南)筹安会会长,促袁世凯称帝;3、主张赵恒惕接受北京政府任命;4、发表封建文字,做反动宣传;5、为省城著名反动领袖及著名土豪劣绅。这些罪状均与传说中的写对联和欺辱妇女无关。 这五大罪状,都是些说不清道不白的历史旧账和似是而非的政治帽子,似义正词严,多查无实据;即使是件件确凿属实,也罪不至死。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当时盛行一时并压倒一切的革命暴力。倒是当时身为湖南农民运动领袖又兼任特别法庭审判委员的易礼容说到了点子上: 一般土豪劣绅,他们的地位,从农协成立之日起,就宣布了死刑! “有土皆豪,无绅不劣”“,这首对联何等精当! 总之,革命是不能客气的,不能用请客吃饭的手腕,那是与虎谋皮。所以,这时期是农民革命的时期,恐怖是意中事啊! 此言极好地诠释了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那一著名的警句:“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照这样的逻辑,叶德辉不死,倒是天理难容了。 虽然当时杀掉“土豪劣绅”是常见的事,但由于叶德辉的学术成就和名气,他的死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惋惜者有之,如章太炎、黄兆枚和叶氏的日本弟子;更多的是称“好得很”,说叶氏是找死,自取之道,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在这一片杀声之下,一个多月后,大学者王国维决意“一死免辱”,在颐和园投水自尽,遗言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当时有很多人,其中包括叶氏早年的论敌梁启超,都认为王国维的死与叶德辉等绅士名流被杀而引起的内心绝望有关。 几年后的1931年,胡适用一首白话小诗表达了他对叶德辉这桩公案的看法: 郋园老人不怕死, 枪口指胸算什么! 生平谈命三十年, 总算今天轮到我。 杀我者谁?共产党。 我若当权还一样。 当年誓要杀康梁, 看来同是糊涂账。 你们杀我我大笑, 我认你们作同调。 三十年来是与非, 一样杀人来翼教。
胡适的说法或者有误。虽然湖南农民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但处死叶氏的是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及特别法庭,因此严格讲应该是国民党杀了叶德辉。说叶德辉当年要杀康梁,似也不符合史实。但此诗以调侃的语调,对只因思想观点和言论的对立,就要你杀我我又杀你的情景,表达了痛惜和批判,其内涵是严肃深刻的而非谐谑的。 这个道理,还是鲁迅说得透彻: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 鲁迅此言写于叶德辉被杀的那一年(1927)的年底,这一年有太多血写的例证可以作为此言的注脚。4月28日,距叶德辉之死仅仅十多天,同是著名学者也同是中国图书馆史上重要人物的李大钊在北京被绞死。5月21日,国民党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湖南由此从红色恐怖变成了白色恐怖。许克祥发动事变的借口之一便是“素有文名久与章太炎齐名的叶德辉”被处决。 在多年之后的1968年,毛泽东也曾对叶德辉之死表达了看法。曾任中宣部副部长和中央党校副校长,也是叶氏湖南湘潭同乡的龚育之,记述了毛泽东的谈话: 记得曾听说过,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间说到对“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一批二保”时说过当年杀叶(德辉)不妥的意见。我同电影《谭嗣同》的编剧刘景录教授谈起此事,他也确切记得有过这样的传达。只是记不清毛说话的时间和场合,查起来颇不容易。直到从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中查到冯记下的毛谈一批二保的大概日期(一九六八年八月),才终于清楚毛是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讲到杀叶德辉一事的。毛说:编《翼教丛编》,这个保孔夫子,反对康有为的,此人叫叶德辉。后头顾孟余问我,有这件事吗?我说有这件事,但是情况我不大清楚,因为我不在湖南。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不宜于杀。那个时候把叶德辉杀掉,我看是不那么妥当。 由此可见,毛泽东确实反对杀叶德辉,而且这个意见并不是随意谈的,是在正式场合的讲话,当时还曾在一定范围传达。“最高指示”尚且如此,看来,叶德辉真的是枉死了。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叶先生的学识:叶德辉治学以经学、小学为主,故观古堂所藏颇多此二类之书,尤以清人的经义著述为多;又因为叶氏很欣赏陈文述、舒位所撰《乾嘉诗坛点将录》一书,并有意继起汇辑《乾嘉诗坛点将录诗徵》,故又特别注意搜集乾嘉的诗文集,先后收得一百多家,一一为之撰写提要,记述作者生平事迹、诗源派别源流等。叶德辉藏书不佞宋,所以他十分推崇张之洞《藏书答问》以清刻为主、不列宋元旧刻的做法,在其名著《书林清话》中也一再批评藏书家们薄今爱古的偏弊,他自己的藏书甚至以咸丰二年桂馥所刻的《说文解字义证》为镇库之宝,就此可知叶氏的基本藏书观。但观古堂亦藏有一些古本,如宋刻《韦苏州集》、《南狱总胜集》等。用叶德辉自己的话说:宋元本虽不多见,亦时有一脔之尝。叶德辉的藏书目录有《观古堂藏书目录》四卷,是目初编於光绪二十七八年间(1901-1902),辛亥革命时避乱县南朱亭乡中,重编此目,以后陆续修订,一九一五年刻於观古堂。叶德辉又有《郋园读书志》十六卷,是为叶氏的题跋汇录,一九二八年上海澹园刊,其中第十一至十四卷为《乾嘉诗坛点将录徵目》。 叶德辉还是清末的大刻书家,曾刻有《观古堂汇刻书》、《观古堂所刊书》、《丽楼丛书》、《双梅景闇丛书》、《观古堂书目丛刻》等。他曾将家藏宋版《南岳总胜集》影摹刊行,据说达到惟妙惟肖的程度,甚至连精於版本的杨守敬也误以为真宋本而不惜高价购置。一九三五年,叶氏后人就其生前所刊、所著书版片尚存者,汇辑成《郋园全书》一二九种、二百册,以中国古书刊印社名义刊行。叶德辉的著述以《书林清话》影响最大。当时,叶德辉有感於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以藏书家轶事为主,而无历代版刻及校勘故实,乃别辟蹊径,成《书林清话》十卷,以后又撰成《书林馀话》二卷,一九五七年古籍出版社出版有合印本,又有一九八七年中华书局影印本。 叶德辉家藏图书4000余部,逾10万卷,重本、别本倍于四库,明刻善本、名人抄校本如《道德经》、《六书索引》、《馆阁录》、《三家诗补遗稿》、《辛稼轩词》等亦极珍贵。有藏书楼为“观古堂”、“郋园”、“丽楼”等,与傅增湘有“北傅南叶”之称。晚年,整个藏书除少部分流散外,大部分被其后人叶启倬,叶启慕售与日本人,这是我国典籍自皕宋楼后又一次大规模外流,现国内仅零星藏有观古堂旧物数十种而已。只有30余部现藏于湖南图书馆。均称善本。藏金石处曰“周情孔思室”,藏泉处曰“归货斋”,著书处曰“观古堂”,藏书印有 “长沙叶氏郋园藏书处曰丽楼”、“观古堂藏”、“吏部司封员外郎”、“吏部司封”、“焕彬”、“叶德辉鉴藏善本古籍”、“郋园”、“归货斋”、“叶氏丽楼藏书”、“丽楼珍藏”、“直山所见书画”等20余枚。 周作人在其《饭后随笔》中谈到叶德辉,说叶为皇帝选秀女,皮包不住胆,捷足先登,所辱秀女后来当了农会干部,叶自然不免一死。丘良任编《竹枝纪事诗》中长沙竹枝诗云:“施施两个丘中有”,典出《诗经·王风·丘中有麻》,讥笑叶德辉和王先谦是麻子,反映了当年在长沙抢米风潮中叶、王两人囤积居奇,为富不仁的事实。周劭《黄昏小品·雪夜闭门读禁书》提到叶德辉编有一本小书,每逢家宴,赠宾客人手一册,内容惊世骇俗,可惜周劭语焉不详;又说其书可能对荷兰汉学家高罗佩(V. Gulik写作《中国古代房内考》大有补益,似乎是指叶德辉从日本永观年间(982--984)丹波康赖氏编《医心方》一书中辑录的中国古代房中经典四种:《素女经》、《素女方》、《玉房秘诀》和《洞玄子》。这四种书后来成为《双梅影庵丛书》的一部分。 我的好友王纪卿早年告诉我,他第一次听说叶德辉这个名字,是在与钟叔河先生聊天时获知的。长沙曾经有个叫叶德辉的人,编过一部《双梅景暗丛书》,属于禁书之列。钟叔河先生这番话,引起了他的兴趣。 后来,他购得高罗佩先生的《秘戏图考》,发现这位荷兰的大汉学家,对叶德辉的治学,有很高的评价。他大概不是很清楚叶德辉在中国声名狼藉乃工农“革命”之误。他在书中说,叶德辉是因为在《双梅景暗丛书》中收了五部房中术的文献,并加以出版,才使他“自己的学者声望立刻扫地以尽”。《双梅景暗丛书》包含中国古代的五种性学文献,即《素女经》、《素女方》、《玉房秘诀》、《玉房指要》和《洞玄子》。 海南出版社曾经出版了《双梅景暗丛书》的影印本,并附有简体横排标点本。署名“武生”的文章《叶德辉与他的性学著作》中说,当代人把叶德辉的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分开,不去理会此书“宣扬淫秽生活”的议论,而承认叶德辉对这方面文献进行研究、编辑和出版的学术价值,应该说是一种进步。 这套丛书的五种性文献,都是隋唐以前的古籍。《隋书·艺文志》曾有著录,但后来失传了。幸而有一个日本人,在北宋雍熙元年,写成一部《医心方》,将这五种文献列入其中。叶德辉用自己的刻书,同日本学者交换,并从中辑录出来这五种古籍,使湮没失传一千多年的中国古代性学文献得见天日。 叶德辉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如今西方国家所谓的卫生学,无非对饮食男女进行仔细的研究,而有些无知的中国人,却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他们不知道中国人在四千年以前就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了。性学的妙处,哪里是后世那些迂腐的儒生所能明白的!这段话,既表明了叶德辉对古代性学文献的重视,同时——按照高罗佩的意见——也表明他的守旧与对近代科学的蔑视。 以上所引,一鳞半爪,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不过,有一本书很难得,是对叶德辉最有发言权的人写的,这就是杨钧及其文集《草堂之灵》。杨钧(1881-1940),湖南湘潭人,其兄杨度为中国近代政坛的风云人物,兄弟俩同受业于湖南硕学王湘绮。从书中可以看出,叶德辉与杨钧过从甚密。叶对人说杨“能自成门户,起衰之功,可比韩愈”,推崇如此。可杨钧并不领情,说叶性格“至乖僻,不近人情”,“骄慢”等。 谈到叶的书藏,杨钧称叶为湖南第一藏书家,版本之考究为湘冠,如叶曾藏有宋胶泥本《韦苏州集》(实为明活字本)、宋朱熹同榜题名录等。伴随着湘军中兴,晚清湖南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方重镇,桐城派自皖至湘,似乎也形成了一支文化上的中兴“湘军”。在这种人文传统里,叶德辉跻身湖南第一藏书家,自有其不同凡响之处。皕宋楼被日本人廉价收购,江南典籍为之一空,此为我国书坛的一页痛史。原清华大学教授袁同礼《清代私家藏书概略》将叶德辉列于清代最后一辈藏书家,并寄希望曰:“吾人为文献计,甚望其能长守故都也。”这最后的希望也将成为浩叹。杨钧写道:“(叶)身死之后,以其宅为图书馆,后发还,然所损失,则无人理会。” 论学方面,杨钧对叶的批评可谓不遗余力。叶母去世,杨诔曰:“佳儿诚博学,但与我门庭各异,只谈风月不谈文。”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是一本专言古籍版本的书,宋雕元刻,如数家珍。杨钧从小的方面补叶所未见,从大的方面抓住叶论措辞不严谨的毛病,几乎将其一生安身立命的学识完全推翻,并断言“专言版本者无功于学问”。对叶的《经学通诂》也说:“幸无人读,否则亦可贻误后生。”叶德辉的儿子似乎比皕宋楼的后代强,还算是肯堂肯构,然则人力终不敌气运。他对父辈之争总结道:“吾父著书,与白心(杨钧号)大异。吾父仅集前人之说,而不辩论是非。白心己见太深,砉然独断。”也许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如同庄子和惠施的往复辩驳,没有了叶德辉,杨钧也许会感到寂寞吧。 说杨钧的《草堂之灵》难得,从一细微处可得到证明。比起那些隔靴搔痒的传闻,杨钧在书中准确记录了叶德辉的忌辰:旧历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申刻。叶德辉之死本不足为道,可是不久遥远的北方传来大学者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消息,王国维自杀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道谜语。一时议论纷纭。陈寅恪在1953年12月1日《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写道:“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词曰:“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拈出了这一句式,谓“两非逼一是”。另有一说,即王自杀,因叶被杀。这不是空穴来风。杨钧当天也被农会抓去审问,他事后写道:“彼时之余不仅不能救叶,且不能自救,更不能如王国维之自杀。”这句话象一条无形的线将三个人的命运拴在了一起。这只是杨钧的一家之辞。还是一代史家陈寅恪破人我之执,得历史理性之“鱼”,在挽王国维的碑文里发出振聩欲聋的声音:“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序愈宏则其所受苦痛亦愈甚。”这句话也成了陈寅恪自己一生的写照。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叶德辉考中进士,被授吏部主事之职。但两年后却辞官归里,自此不再出仕,以经商为生,以学术为志业,表现出浓厚的文化情怀。为治学业,甚至不惜弃官,这在当时是特立独行之举,即所自谓的“天子不得臣”。而时事巨变,叶德辉成了前朝的“文化遗民”,于是守望传统文化就成为他赋予自己的人生使命。其一生的学术活动,包括著述和刻书,也都是为了笃守传统旧学这一目标。 一句话评价叶德辉:其学可嘉,其人有瑕,罪不至死。
遗憾的是,从1927年的叶公之处决到30多年后的“反右”及“文化大革命”都是革了读书人的命,呜呼,哀哉!但愿“文革”不重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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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稼雨:胡士莹先生的学术生涯与《话本小说概论》
宁稼雨:胡士莹先生的学术生涯与《话本小说概论》
校订完胡士莹先生的《话本小说概论》,我的脑海中胡先生的人格形象和学术品格也就如同照片在显影液中起反应一样逐渐清晰起来。
一、关于胡士莹先生的生活时代和学术背景
生于1901年的胡先生可谓与世纪同生。他经历了晚清王朝,北洋军阀政府,民国政府(还包括日本统治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四届政府。亲眼见证了中国由封建王朝向现代文明社会的转变。这个时期正值中国社会转型,各种内忧外患齐聚,国人饱受各种伤痛。这样的生存背景,注定了深受传统士大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观念影响的胡士莹和大多数文人一样,尽管没有投笔从戎,战死疆场,但心中却放不下那满目疮痍的祖国。抗战爆发后,正是胡士莹先生在上海任教时期。他以一个普通文人的身份,以吟诵爱国抗战为主调的文人诗社“午社”。1941年还应邀参加了夏承焘先生在上海发起的“龚定庵逝世百年祭”活动,畅诉爱国衷情。次年他在写给夏承焘先生的词中写道:“……甚日江山恢复,故国鹃声切,悲笳正咽。无穷心事,剩有诗肠杜陵热”。表达出与杜甫一样的爱国热情,并且还把独生子送到新四军,鼓励其奋勇杀敌,光复祖国。这样的经历和背景既是他人格的写照,也是他后来从事文学研究,解读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比较关注社会现实的社会基础。
自明清以来,江浙地带一直就是中国文化的繁荣地区。可谓人杰地灵,名家辈出,硕果累累。胡士莹先生毕生生活工作在这个环境里,受到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据说他十岁之前就能把《四书》倒背如流,并且工于诗词,十五岁所写诗词已经享誉乡里前辈。后来无论是在家乡中学教书,还是在上海大学任职,都经常和同僚朋友往来唱和,吟诗诵词,多有佳作。1930年,曾将所填词佳作结集为《霜红词》在扬州出版,得到吴梅、浦江清、陈运彰等名家的盛赞。吴梅先生称他以其“婉和韶令之韵”的独具风格,抒写自己的“华年哀乐”,卓然成家。浦江清在长诗《寄题胡宛春霜红簃填词图》中,称赞说;“蕙风(近代著名词人况周颐号)云殁疆村(著名词人朱孝臧号)耄,天下音声付年少。浙中并起有三人:宛春、徐(声越),陆(微昭)皆驰妙”,而霜红词“风雅不随甲马废,通介竟与俗人殊。”词学家陈运彰后来也说:“胡君宛春尝衰其三十岁以前之作为《霜红词》,盖确乎能自树立者矣!”
不仅如此,胡先生还写得一手好字。他曾遍临汉唐名家碑帖,又能自成一家,风格自立。胡先生的书法曾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展出,其小楷字帖《鲁迅诗选》(内分甲体、乙体) 也曾由上海书画出版社为他出版,甚得书法界的好评。香港《书谱》曾载文称:“胡老工书法,生平临《兰亭序》数百通……其临冯承素兰亭,尤为神似,所见无出其右。”他的好友,复旦大学徐震堮教授在《<宛春杂著>序》中特别指出:“他晚年在杭州大学任教,主要讲话本小说这一门课,大家只知道他是这一方面的专家,除了少数几个老朋友外,很少人知道他在诗词书法方面的造诣,在当代名流中,是屈指可数的。”
另一方面,自近代,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西方学术思想和方法不断传入中国。而上海一直就是接受外来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前沿和窗口。被称为“海派”的上海文化和学术明显具有以开放姿态吸收外来文化和学术思想的特质。处在这样的学术环境和背景中,胡士莹先生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和国学功底,又能接受新思想和新方法,形成20世纪中国学人特有的学术品格。
二、关于《话本小说概论》的学术价值
丹纳认为地理环境是影响和造就一个文学团体乃至一个文学时代的重要因素。我认为这个论断也适用于学术研究。江浙一带不仅是自明清以来白话通俗小说的集中繁荣地,而且也是近代以来明清小说、戏曲研究名家辈出的地区。王国维、鲁迅、赵景深、叶德均、王古鲁、马廉、谭正璧、浦江清、任二北……,都是江浙一带人。这些人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故乡文化氛围的影响,把体现故乡文化特色的小说戏曲作为自己毕生从事的工作和事业。而胡士莹先生也是这个群体中的重要一员,他在话本小说研究领域作出的成就继鲁迅之后把该领域的研究推向一个学术制高点。不仅惠及后人,而且至今也无能出其右者。
和传统的几种高雅文学样式(诗词散文等)相比,古代小说戏曲不但其文种的形成繁荣大大滞后,而且相应的学术研究也无法和诗文研究相比。现代意义上的古代小说戏曲研究大约是从王国维和鲁迅开始算起。《中国小说史略》和《宋元戏曲考》结束了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以非系统的散点关注为特征的早期研究,进入到以系统和逻辑为主要特征现代研究视角阶段。他们不仅为古代小说戏曲研究规划了系统蓝图,而且还提供了具体的操作范式。如同一个知名品牌有了品牌的设计理念和产品规格后,可以进入批量生产的阶段了。而胡士莹先生的《话本小说概论》就是这些产品中的优质品。
《话本小说概论》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后,第一次为作为中国古代小说重要组成部分的话本小说勾画了完整而详尽的图景。
从20世纪开始,中国小说开始受到学者们的瞩目,出现一批筚路蓝缕的拓荒之作。他们从不同角度构建营造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基本框架。但既然是拓荒,必然耕作未必细致,留给后人深耕细作的余地。就话本小说而言,在胡士莹先生之前或同时,学界已经有过一定的学术积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总共28篇,其中第十二篇“宋之话本”、第十三篇“宋元之拟话本”、第二十一篇“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3篇均为话本内容,为话本小说勾勒了基本的轮廓框架。孙楷第有关话本小说的目录学成果、话本小说产生演变源流和作品存佚考证,也是相关重要成果。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则将“三言二拍”几乎全部作品的本事源流做了全面的挖掘和梳理,是话本小说本事材料的重大突破。此外,赵景深、叶德均有关话本的体制和起源等均有重要建树。这些话本小说研究的重要成绩为胡士莹先生提供了充分的准备,但就一个小说文类的总体而言,仍然处于零散的状态。
《话本小说概论》尽管出版于1980年,但从他做准备工作算起,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初稿于1962年已经完成,中间四易其稿。这种严谨和科学的学术态度和治学精神为该书的学术质量提供了坚实保障。该书共十八章,五十七万字,从话本小说的起源,到发展演变的轨迹脉络;从话本的体制,到题材分类;从作品的思想分析到艺术特征分析,堪称是话本小说研究的大全之书了。
本书出版后,香港《大公报》刊出评论,称此书“关于话本小说应搜集的材料,基本辑录齐全;对于话本小说应作的评骘,也比较中肯;并为研究话本小说者提供非常全面的参考资料……本书题名《概论》,实际上它又是话本的簿录和提要,是一部很完整的专科工具书,可与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同为传世之作”。又说这部书“在中国小说史上应属‘别史’,以它自成一系统,在小说史里是能独树一帜的”。《文学遗产》发表书评还指出:“胡士莹先生……,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在总结几十年来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独到见解,写成一部六十万字的巨著。这种系统地、周密地研究一个专题的学风,很值得提倡。……《话本小说概论》的出版,除了它本身的学术价值之外,也体现了著者在一个专题上深入钻研、锲而不舍的科学精神,这种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赵景深先生称此书为“内容丰富的、总结性的著作”,按我个人理解,就是指该书能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集其大成,自成体系。这应该是该书的重大学术贡献,同时也是对小说类型史写作的开创性尝试。
其次,新旧治学方法的有益尝试。
从经历和学术背景上看,胡士莹先生可谓以旧学根底为主,同时也受到20世纪以来新学的影响。这成为他个人学术风格的主要特色,并且在《话本小说概论》一书中得到有益和充分的尝试。
《话本小说概论》一书的成功,主要得力于胡士莹先生过硬的旧学功底。他认为做学问要从基础工作做起:“我以为真正做研究工作,必须首先研究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在话本小说有关的材料搜集和占有,到各种相关材料的辨伪,钩沉,辑佚等,该书可谓达到了“竭泽而渔”的程度。其中有很多当时学界普遍没有看到掌握的珍贵材料,该书第一次向世人披露。如根据明刊本宋懋澄《九籥集》提供的《负情侬传》信息,根据明代万历本《小说传奇》提供的《李亚仙记》材料,根据明何大抡的《燕居笔记》提供的《杜丽娘慕色还魂》原文等,都是当时非常罕见的材料。其他如前人所未见末闻的拟话本集如《跨天虹》、《美人书》、《别有香》、《跻春台》、《壶中天》等若干种,著录各种话本、拟话本集达六七十种之多,并辑逸《王魁》、《钱塘梦》、《裴秀娘夜游西湖记》、《张于湖宿女贞观》等宋元明话本、拟话本若干种,为国内外研究中国小说史的专家学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80年代以后问世的各种与话本小说有关的目录学工具书,水平质量参差不齐。而是否参考使用了《话本小说概论》,以及参考使用程度如何,直接影响和制约了他们的工作成效和质量。这足以说明该书在话本小说文献材料方面的学术价值。
江浙地区的生长环境,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的新学教育和上海工作的经历,使胡士莹先生形成乐于接受新事物的学术理念。这一理念与建国后意识形态环境大背景的相汇合,也就成为胡先生在书中对于话本小说发展过程中各种理论问题和规律问题探寻的勇气和动力所在。作为一位受过传统治学训练和熏陶的旧知识分子,他和建国后大部分文学史的撰写背景相同,在几乎没有范本可以仿照的情况下,既要符合当时大的社会环境的要求,又要认真体现出文学史的真实面貌,这是难度很大的工作。赵景深先生序言中提到该书“是精心结撰的、论断比较恰当的”,主要就是指该书能“将话本小说的起源、演变、社会背景、团体组织、表现方法诸问题,都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关于说话人的政治立场、思想倾向以及对于当时的影响,还有话本的分析方面也 试图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一分为二地看问题”。
这样的提法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左”的味道,让人不敢恭维。网上也出现过质疑《话本小说概论》这方面问题的网贴。对此我以为倒是应该用历史的态度看待此事。理由有二:
其一,任何人都很难跳出自己的社会生存环境来思考和面对问题,社会科学研究尤其如此。从赵景深先生序言中可以看出,该书在60年代初就已完成初稿,后来几易其稿的内容,主要精力是放在思想和艺术评价等理论方面的探索和追寻。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会有那样的体会,尽管有人想以政治上的所谓进步来进行政治投机,但就多数而言,那种探索和追寻不是政治上的赶时髦,更不是政治投机,主要的还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和对学术的负责。这一点,尤其值得文革后出生的朋友们给予设身处地的理解。我个人以为胡士莹先生就是这样的学者。
其二,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话本小说研究未尝不是一种有效和可行的学术研究方法。把唯物辩证法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正确方法是荒谬的,但反过来,凡是染指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便是大逆不道,也未必在理。话本小说是市民文学,它不仅反映市民阶层的生活,也传达市民阶层的观念和好恶。从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解读分析话本小说不失为一条重要和可行的研究渠道。从该书内容看,有很多地方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来分析社会生活与话本小说起源发展和反映内容的关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正如赵景深先生序言中所言:“著者认真分析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基础和阶级斗争,对于上层建筑之一——文艺的影响,对于说话和话本的影响,分析了人民群众在说话艺术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试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分析历史现象,从而作出比较正确的论断。对唐代坊制的论述,也为宋代市民文艺的所以繁荣提出了新的论据。对明代后期风起云涌的市民斗争同说书及话本小说的关系,更有所发挥。”如果过滤掉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用语,我们不难把握作者在其中为努力探索社会生活与话本小说发展的内在关联而付出的良苦用心、艰苦努力和收到的良好效果。
其三,从胡士莹先生本人的学术立场来看看,虽然他愿意接受新事物、新思想,但并非出于赶时髦,也不能证明他就是一个极左思潮的痴迷者。他本人即便是在文革前,也能坚持真理,不跟风投机。早在1958年,针对社会上那种“作者的阶级出身即等于作品的阶级性”的简单化倾向。胡先生发表过《关于阶级观点的问题》一文,明确反对这种错误观点。他的这些意见在当时所谓“拔白旗”的运动中,曾经被扣上“否定作品的阶级性”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的帽子而遭到批判。文革初期,全国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热潮甚嚣尘上,但胡士莹先生却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这些都表明,他既不是一个以学术作为政治投机手段的人,也不是一个顽固坚持左倾思想的人。即便他的著作中有些过时的观点,也应该理解为他本人对真理的认识(即便是有局限的认识),而不能扣上极左的帽子。
三、关于本书的局限和话本小说研究的前景
不能否认,由于历史和作者本人的缘故,《话本小说概论》还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了解和认识这些不足,看到话本小说研究的前景,对于学术事业是需要的,对作者和读者也是负责的。
首先,尽管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来研究文学现象是可行和必须的,但仍然还是有个度的把握问题。超过一定限度就容易走偏,影响对文学现象的公正客观评价。作者在使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价值坐标来评价话本小说发展历史的文学现象时,有时过于强调作者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甚至以此作为评价作者文学成就高下的准绳。这就难免失之偏颇,难以服人了。这集中表现在作者书中对凌濛初及其“二拍”的评价上。据赵景深先生序言,在作者最后一次修改稿中,“已把过去对凌濛初的评价偏高的地方做了修改”,理由是要“更进一步地从阶级观点来看问题的”,因为“凌曾经抗拒过农民起义军”。所以“冯梦龙的《三言》他用三节篇幅来论述,《二拍》只用一节,而且还和《石点头》等合在一起”。这样的处理显然不够允当。从后来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来看,在反映明代社会新思潮和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形象描写方面,“二拍”有很多独特的价值和贡献,是可以和“三言”并为拟话本小说“双璧”的。这一点是今天的读者需要注意,并且在话本小说的社会学研究方面再下功夫的。
其次,文学研究,尤其是作为叙事文学特殊样式的话本小说,光有以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研究还是不够的,还需要适合话本小说文体的多方位的研究角度。比如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话本小说的内容与理学、心学乃至朴学的关联;从叙事学的角度看,话本小说有着非常鲜明独特的叙事学表现特征,科学总结研究话本小说的叙事学规律和特征对话本小说研究极为重要。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无法苛求胡士莹先生做到这一切。但今天的话本小说研究无疑需要补上所有学术的空缺。同时,我们应该对《话本小说概论》为话本小说的深入研究所做出的奠基和先期工作,表示由衷的敬意!
第三,关于话本小说研究相关材料的搜集。包括胡士莹先生在内的前辈学者完全依靠人工抄卡片和人脑记忆的方式。这种在艰苦工作条件下坚持坚韧的工作态度是值得今天的学者们认真学习的。尽管今天在古代文献电子化的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飞跃,人们的检索和搜集材料手段和渠道与前辈学者相比也已经有了巨大进步。这些先进的现代化手段我们一方面要充分熟悉和使用,但另一方面,不能过分依赖电子文献。电脑是人做出来的,它无论怎么先进,也要滞后于人脑,也无法取代人的大脑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像胡士莹先生这样老一辈学者那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治学态度和获取第一手材料的方法途径,今天的青年学者不但不应该摒弃,相反应该认真学习和使用。只有这样才能有可能在前辈开创的学术领域继续探索,继往开来。
《中国旧小说考证》:花甲重生的新著
商务《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第一辑
序号 | 书名 | 作者 |
---|---|---|
1 | 马氏文通 | 马建忠 |
2 | 国故论衡 | 章太炎 |
3 | 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 | 王国维 |
4 | 吴梅词曲论著四种 | 吴梅 |
5 | 中国中古文学史 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 | 刘师培 |
6 | 中国文学批评史 | 郭绍虞 |
7 | 甲骨文字释林 | 于省吾 |
8 | 中国俗文学史 | 郑振铎 |
9 | 汉语语音史 | 王力 |
10 | 红楼梦辨 | 俞平伯 |
11 | 中国韵文史 | 龙榆生 |
12 | 汉魏六朝诗论丛 | 余冠英 |
13 | 台湾通史 | 连横 |
14 | 吕思勉 | |
15 | 中国史学史 | 金毓黻 |
16 | 史学要论 | 李守常 |
17 | 中国通史简编 | 范文澜 |
18 | 国史大纲 | 钱穆 |
19 | 中国史纲 | 翦伯赞 |
20 | 春秋史 | 童书业 |
21 |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 唐长孺 |
22 | 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 | 傅衣凌 |
23 | 西夏史稿 | 吴天墀 |
24 | 中国伦理学史 | 蔡元培 |
25 | 新唯识论 | 熊十力 |
26 |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 梁漱溟 |
27 | 科学与玄学 | 罗家伦 |
28 | 中国艺术精神 | 徐复观 |
29 | 论逻辑经验主义 | 洪谦 |
30 | 九朝律考 | 程树德 |
31 | 比较宪法 | 王世杰,钱端升 |
32 |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 瞿同祖 |
33 | 中国民治论 | 鲍明钤 |
34 |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 王亚南 |
35 | 通货新论 | 马寅初 |
36 | 中国经济思想史 | 唐庆增 |
37 | 中国厘金史 | 罗玉东 |
38 | 北平生活费之分析 | 陶孟和 |
39 | 论社会学中国化 | 吴文藻 |
40 | 第四种国家的出路 | 吴景超 |
第二辑
序号 | 书名 | 作者 |
---|---|---|
1 | 目录学发微 古书通例 | 余嘉锡 |
2 | 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 | 杨树达 |
3 | 现代中国文学史 | 钱基博 |
4 | 等韵源流 | 赵荫棠 |
5 | 诗言志辨 经典常谈 | 朱自清 |
6 | 话本小说概论 | 胡士莹 |
7 |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 李长之 |
8 | 明清史讲义 | 孟森 |
9 | 国史要义 | 柳诒徵 |
10 | 中国南洋交通史 | 冯承钧 |
11 | 通史新义 | 何炳松 |
12 | 魏晋清谈思想初论 | 贺昌群 |
13 | 中国救荒史 | 邓云特 |
14 | 认识论 | 张东荪 |
15 | 科学方法论科学概论 | 王星拱 |
16 | 中国哲学史大纲 | 胡适 |
17 | 知识论 | 金岳霖 |
18 | 法相唯识学 | 释太虚 |
19 | 陈康:论希腊哲学 | 陈康 |
20 | 康德的知识学 | 齐良骥 |
21 | 中国文化的展望 | 殷海光 |
22 | 中国道教史 | 傅勤家 |
23 | 监狱学 | 孙雄 |
24 | 中国法制史概要 | 陈顾远 |
25 | 新政治学大纲 | 邓初民 |
26 | 财政学 | 何廉,李锐 |
27 | 中国之棉纺织业 | 方显廷 |
28 | 中国田制史 | 万国鼎 |
29 | 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 | 陈达 |
30 | 文化人类学 | 林惠祥 |
第三辑
序号 | 书名 | 作者 |
---|---|---|
1 | 中国小说史略 | 鲁迅 |
2 | 现代吴语的研究 | 赵元任 |
3 | 古典新义 | 闻一多 |
4 | 谈艺录 | 钱钟书 |
5 | 唐诗综论 | 林庚 |
6 | 中古文学史论 | 王瑶 |
7 |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 梁启超 |
8 | 通鉴胡注表微 | 陈垣 |
9 |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 陈寅恪 |
10 |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 郭沫若 |
11 | 古史辨自序 | 顾颉刚 |
12 | 安阳 | 李济 |
13 | 绿营兵志 | 罗尔纲 |
14 | 东汉的豪族 | 杨联升 |
15 | 佛道散论 | 蒙文通 |
16 | 中国哲学史 | 冯友兰 |
17 | 艺境 | 宗白华 |
18 | 西方美学史 | 朱光潜 |
19 | 近代唯心论简释 | 贺麟 |
20 | 康德学述 | 郑昕 |
21 | 历代刑法考 | 沈家本 |
22 | 中国商事法 | 刘朗泉 |
23 | 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 李剑农 |
24 | 中国政治思想史 | 萧公权 |
25 | 中国国民所得 | 巫宝三 |
26 | 中国棉纺织史稿 | 严中平 |
27 | 当代中国社会学 | 孙本文 |
28 |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 | 费孝通 |
29 | 滕固美术史论著三种 | 滕固 |
30 |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 沈从文 |
31 |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中国话的文法)
|
Yuen Ren Chao
(赵元任)
|
32 |
Modern Democracy in China
(中国民治主义)
|
Mingchien Joshua Bau
(鲍明钤)
|
33 |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
(中国的政府与政治)
|
Ch'ien Tuan-sheng
(钱端升)
|
34 |
The Post-war Industrialization of China Industrial Captial in
China(战后中国之工业化 中国之工业资本)
|
H.D.Fong
(方显廷)
|
35 |
Law and Society in Traditional China
|
T’ung-Tsu Ch’ü
(瞿同祖)
|
第四辑
序号 | 书名 | 作者 |
---|---|---|
1 | 中国旧小说考证 | 胡适 |
2 | 文心雕龙札记 | 黄侃 |
3 | 卢前曲学论著三种 | 卢前 |
4 | 孟姜女故事研究及其他 | 顾颉刚 |
5 | 唐五代西北方音 | 罗常培 |
6 | 中国目录学史 | 姚名达 |
7 | 校雠学 | 向宗鲁 |
8 | 中国文法要略 | 吕叔湘 |
9 | 清史探微 | 郑天挺 |
10 | 中国文化史 | 陈登原 |
11 |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 雷海宗 |
12 | 佛学研究十八篇 | 梁启超 |
13 | 中国景教 | 朱谦之 |
14 | 德国古典美学 | 蒋孔阳 |
15 | 神学四讲 | 赵紫宸 |
16 | 法律哲学导论 | 居正 |
17 | 民国司法志 | 汪楫宝 |
18 | 国际法大纲 | 周鲠生 |
19 | 罗马法原论 | 周枏 |
20 | 马克思的政治思想 | 吴恩裕 |
21 | 欧美各国现行宪法析要 | 龚钺 |
22 | 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 | 吴承明 |
23 | 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 | 陈岱孙 |
24 |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 | 冀朝鼎 |
25 | 中国教育改造 | 陶行知 |
26 | 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 | 晏阳初 |
27 |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 | 郭秉文 |
28 |
COTTON INDUSTRY AND TRADE IN CHINA
(中国之棉纺织业)
|
H. D. Fong
(方显廷)
|
29 |
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
Ch'ao-ting Chi
(冀朝鼎)
|
30 |
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
|
Ping Wen Kuo
(郭秉文)
|
第五辑
序号 | 书目 | 作者 |
---|---|---|
1 | 乡村建设理论 | 梁漱溟 |
2 | 中国婚姻史 | 陈顾远 |
3 | 论道 | 金岳霖 |
4 |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 吴雷川 |
5 | 幼稚园教材研究幼稚教育新论 | 张雪门 |
6 |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古诗考索 | 程千帆 |
7 | 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 | 曹道衡 |
8 | 寄簃文存 | 沈家本 |
9 | 先秦政治思想史 | 梁启超 |
10 | 舒新城 | |
11 | 中国妇女生活史 | 陈东原 |
12 | 隋唐史 | 岑仲勉 |
13 | 道教史 | 许地山 |
14 | 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 | 徐宗泽 |
15 | 中国史学通论 | 朱希祖 |
16 | 孔门理财学 | 陈焕章 |
17 | 中国经济原论 | 王亚南 |
18 | 上海工业化研究 | 刘大钧 |
19 | 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 | 杨鸿烈 |
20 | 金翼 | 林耀华 |
21 | 上古音研究 | 李方桂 |
22 | 训诂学概论 | 齐佩瑢 |
23 | 词史 | 刘毓盘 |
24 | 元白诗笺证稿 | 陈寅恪 |
25 | 从诗到曲 | 郑骞 |
26 | 文化与人生 | 贺麟 |
27 | 中国地理学史 | 王成组 |
28 |
The Financing of public education in China
(中国教育财政之改进)
|
Ronald Yu Soong Cheng
(陈友松)
|
29 | 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孔门理财学) |
Chen Huan-Chang
(陈焕章)
|
30 |
The growth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Shanghai
(上海工业化研究)
|
D.K.LIEU
(刘大钧)
|
第六辑
序号 | 书名 | 作者 |
---|---|---|
1 | 中国教育财政之改进 | 陈友松 |
2 | 等不等观杂录 | 杨文会 |
3 | 中国封建社会 | 瞿同祖 |
4 | 宋元明讲唱文学 | 叶德均 |
5 | 法律教育 | 孙晓楼 |
6 | 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 | 王治心 |
7 | 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 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 | 潘光旦 |
8 | 社会主义经济论稿 | 孙冶方 |
9 | 中国史纲 | 张荫麟 |
10 | 理学纲要 | 吕思勉 |
11 | 齐如山国剧论丛 | 齐如山 |
12 | 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 | 李安宅 |
13 | 先秦文学 中国文学史讲义 | 游国恩 |
14 | 晚照楼论文集 | 马茂元 |
15 | 中国文学发展史 | 刘大杰 |
16 | 岳飞传 | 邓广铭 |
17 | 中国乡约制度 | 杨开道 |
18 | 古器物中的古代文化制度 | 徐中舒 |
19 | 中国文学批评史 | 罗根泽 |
20 | 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 | 陶希圣 |
21 | 变态心理学派别 | 朱光潜 |
22 | 墨学源流 | 方授楚 |
23 | 西域史地考古论集 | 黄文弼 |
24 | 欧化东渐史 | 张星烺 |
25 | 中国佛教史 | 蒋维乔 |
26 | 胡惟庸党案考 | 吴晗 |
27 |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 | 钱穆 |
28 | 欧阳竟无内外学 | 欧阳竟无 |
29 | 古代神话与民族 | 丁山 |
30 | 旧石器时代之艺术 | 裴文中 |
31 | 财政学总论 | 陈启修 |
32 |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 汤用彤 |
33 | 汉书窥管 | 杨树达 |
34 | 中国哲学大纲 | 张岱年 |
35 |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 向达 |
36 | 先秦诸子系年 | 钱穆 |
37 | 小屯、龙山与仰韶 | 梁思永 |
38 | 中国疆域沿革史 | 顾颉刚,史念海 |
39 |
Village and Town Life in China
(中国城镇与乡村生活)
|
Y.K.Leong(陶孟和)
L.K.Tao(梁宇皋)
|
40 |
The System of Taxation in China in the Tsing Dynasty
(清代中国的税收制度)
|
SHAO-KWAN CHEN
(陈兆鲲)
|
寻琴记
寻琴记
文章出自:中华遗产 2010年第01期 作者: 夏雨清 葛临镫
标签: 文物故事
黄岩道观,初见刘伯温古琴
半个世纪前,年轻的蒋逸人在浙江省黄岩县的一个道观里,听老道长演奏古琴。“弹琴前,他先将屋子收拾干净,又重新梳好头髻,香炉里点起一支香,才开始弹《高山流水》”。那一次的聆听带给蒋逸人的不仅是对中国古老的弹拨乐器的新奇,还有一个惊人发现:琴里面12个毛笔写的字,“大元至正五年青田伯温氏置”。随后道长的一句话让蒋逸人激动不已:“我们手上的这把琴是明初名相刘伯温弹过的。”
琴是道长的前辈传给道长的,依据道长的说法,这张古琴是师门代代相传的宝物,只传给琴艺最高的弟子,传到他这里,已经无人可传,弟子都四散了,并且也没人愿意学琴。也许是因为说不清的缘分,道长见蒋逸人有悟性,想把琴艺传给他。但蒋逸人拒绝了道长的好意。
“我同老道长是萍水相逢,也没有深交,我把这张琴拿来总是不妥当。而且,我认为这张琴是个国宝,我们应该把它献给国家。”蒋逸人说。
1956年,蒋逸人回到杭州后还是忘不了这张琴。左思右想,他找到位于杭州市环城西路的浙江省文管会。接待他的是朱家济老先生。朱家济曾在故宫博物院任职,是书画鉴定家和书法家,1953年受聘为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兼研究组组长。
当蒋逸人说明情况后,朱家济答应马上派人到黄岩去把古琴取来。
过了半个月,朱家济告诉蒋逸人专家的鉴定结果,这确实刘伯温古琴,文管会将在适当时机公开展出它。但蒋逸人等了五十多年,也没见到古琴展出过。
那么,这张传世的刘伯温古琴现在还在浙江省文管会吗?
勾山里17号,喧嚣与寂寞
浙江省文管会这个机构早已撤销,改为浙江省文物局。文管会收藏的文物大多存放在孤山的浙江省博物馆。
在浙江省博物馆,我们找到了工艺部主任范佩玲。一提到蒋逸人的名字,范佩玲就知道和古琴有关,她已经多次接待过蒋逸人老人了。“我已经三次经手寻找他说的刘伯温用琴,前面两次至少是五六年以前了。最近几年我们博物馆也在整理古琴。我答应蒋先生,我们这一次会把所有的琴都非常认真、非常详细地去查看,如果那琴还在的话,我们肯定会找到。”
为什么浙江省博物馆这几年会整理古琴呢?这还要从近年来古琴的“复兴”说起,我们的视线又要先移到杭州西湖边的勾山里17号稍作停留。
古琴,也叫瑶琴、玉琴、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在孔子时期就已盛行,到现在至少有3000年的历史。古代文人的必修课“琴棋书画”之首的“琴”,就是古琴。
今天被视为曲高和寡的古琴雅乐,在古代中国只是寻常百姓市井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风景。在古画里古琴是经常出现的道具,宋人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里就画了一处斫琴坊。可惜的是,到上世纪50年代以后,已经没有几个人会弹它了。
2003年11月7日,继昆曲之后,古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20天之后,大收藏家王世襄夫妇旧藏的唐朝古琴“大圣遗音”以891万元的天价拍卖,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古琴热。国人突然发现古琴不仅高雅,而且很值钱。
在杭州,古琴也突然热了。张艺谋的电影《英雄》上映后,西湖十景之一“柳浪闻莺”对面的勾山里17号一度红火。原来,在这条幽静小巷里住着一户古琴世家。房主徐匡华在《英雄》中演了一个大侠式的盲人琴师。徐匡华的父亲徐元白是现代浙派古琴创始人,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过革命。
其实,1986年起勾山里17号就挂上了“西湖琴社”的牌匾。西湖游人如织,但这里却一度被人忽略。如今人们对古琴的关注也启发了浙江省博物馆整理馆藏的古琴。
为了配合我们的采访,范佩玲特地从库房里调出了两张珍贵的明代古琴。
浙江省博物馆馆藏有三、四十张古琴,大部分是民国时期的大收藏家杨宗稷先生捐赠的。其中会不会有刘伯温的琴呢?很快,人们把焦点集中到一张尚未鉴定的无名古琴上。
“我们经过非常仔细地检查,发现这把琴里面有明嘉靖的款以及‘钱塘什么人氏’拥有的款,没有朱砂的‘大元至正元年’字样。”范佩玲向我们解释道。如此看来,刘伯温的琴不在浙江省博物馆里,那么当年朱家济老先生派人从黄岩那座道观取来的琴到哪里去了呢?
九峰山玄都观
留一块碑、斫一张琴
时隔多年,蒋逸人老人已记不得道观的名字了。他只记得道观在一座山下。
带着蒋逸人的疑问,我们在一个春日来到了位于浙江省东部的台州市路桥区士岙(ào)村。路桥区以前属黄岩县,和刘伯温的老家青田县相去不远。士岙村有一座小庙,被乡民们称为“士岙堂”。士岙堂其实不是庙,而是个道观,这也是路桥地区方圆几十里唯一的道观。但这里却不是蒋逸人发现古琴的地方。因为,道观的后面没有山。
蒋逸人记忆中的黄岩山下的无名道观会在哪里呢?
我们来到了黄岩县的九峰山下,这里现在是九峰公园,没有道观,更没有道人设坛做醮。不过,在九峰公园里,我们意外发现了一块刻有“伍止渊大师修道处”的石碑。这里难道以前有一座道观吗?当地人的说法证实了我们的猜想:这里以前确实有一座玄都观,上世纪80年代,黄岩县出资建造九峰公园时把道观拆除了。
听到伍止渊这个名字,蒋逸人老人一下子激动起来。这就是他五十多年来念念不忘、却忘了名字的老道长。蒋逸人老人记忆中的黄岩无名道观,应该就是九峰山下曾经的玄都观。只是,人去楼空,他五十多年前见过的刘伯温古琴,还在人世吗?
知阴阳、晓风角、精卜巫、通星象的一代帝师刘伯温,在民间是个诸葛亮式的人物。在中国古琴史上,找不到刘伯温的名字。但在民间传说中,他不但琴技出众,还会斫(zhuó)琴。斫,就是用刀斧砍劈,古人断木为琴,故制琴又叫斫琴。也就是说,刘伯温还会制琴,就像他在《郁离子》中写的那样:“斫而为琴,弦而鼓之。” 明清时流行的蕉叶琴,据说就是刘伯温首创的。可惜蒋逸人对于见过的那张古琴的模样已经记不清楚了。
在斫琴家王鹏的家里,我们见到了蕉叶琴。王鹏是新一代斫琴家,1990年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古琴制作专业。当年,这个专业在全国仅仅招收过两名学生。在中国古琴界,王鹏的琴最近被炒得很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弹奏的古琴,以及电影《赤壁》里梁朝伟抚奏的古琴,都出自他之手。
曾经为生计所迫下海当过木匠的王鹏,现在能够在暖暖的阳光下,沏一壶清茶,用自己斫制的好琴抚上一曲了。在古琴的众多传统形制中,王鹏最喜爱也最常做的是“仲尼”和“蕉叶”两种制式。对于蕉叶琴,他更是偏爱。不过,王鹏的蕉叶琴并不全依古式,他按自己的研究创新了琴腹。
苏州斫琴家裴金宝则完全依古式来制作蕉叶琴。近代中国古琴大师几乎都出自苏州。裴金宝师从的吴兆基,就是一代古琴大家。裴金宝斫制的蕉叶琴,是依他自己所藏的明代祝公望蕉叶琴仿制的。浙江龙游人祝公望是明代的著名琴师,也是传说中蕉叶琴的另一个创始者。
据传,自称为“龙丘道人”的祝公望,无意仕途,隐居山野,在一个仰头望见“芭蕉心尽展新枝”的雨日,心神一动,便有了这奇思妙想的新琴形制。
裴金宝向我们展示了他所宝藏的明代祝公望蕉叶琴:“这张琴我收藏了将近二十年,它的特点是分量不太重,中等而且偏轻。一般偏轻的琴的声音容易空洞,但是这张琴不但不空洞,而且声音非常实,原因就是它里边是双层面板,在它整木的面板里面反面贴着六角形的百衲屏。这样的话琴身又轻,面板的层次又厚实,所以声音比较厚实。”
为使大家了解古琴的斫制过程,裴金宝决定为我们特制一张蕉叶琴。裴金宝为我们斫制的蕉叶琴一天天成形,而蒋逸人见过的刘伯温古琴依然了无踪影。
我们继续努力寻找各种有关古琴的资料。在杭州博库书城,一套由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发行的《中国音乐大全·古琴卷》CD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是1956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组织采集的一批古琴家的录音。参与采集的人名字叫许健。
许健,著名古琴家管平湖、查阜西的弟子。建国之初,经历过战火离乱的古琴日薄西山,境况萧条。1956年,许健和老师查阜西、师姐王迪一起组成三人古琴工作小组,走访全国17个省市的86位琴家,搜集了270多首琴曲。在查阜西和王迪先后去世后,许健成为目前全国唯一熟悉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在当年他们走访的琴家中,会不会就有黄岩九峰玄都观的那位道长呢?
许健告诉我们,在1956年的全国调查中,浙派琴家占据了不小的比重。他相信,要是那张蒋逸人见过的古琴还在,很有可能就是刘伯温本人的真品。因为在古琴的诸多流派中,浙派是第一个形成并有明确师承关系的流派。浙派古琴诞生于南宋,而刘伯温所在的明朝初年,正是浙派古琴独步天下的鼎盛时期。可惜,在许健给我们的资料里,我们见到了张味真、孙慕唐、金致淇、黄雪辉、徐晓英、徐元白等古琴家的名字,唯独没有伍止渊大师。
北京白云观
赎琴的道姑与献宝的丈夫
俗话说,柳暗花明又一村。台州市路桥区文广新局退休职工吴启泉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新线索。
2006年,吴启泉在宁波参加了浙江省文化厅举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培训班,讲课的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委员乌丙安。据吴启泉回忆,乌丙安在讲课时,提到过保存在北京白云观的一张“刘伯温古琴”,而且在这张琴的槽腹内题着12个字:“大元至正五年,青田伯温氏置”。
这不就是蒋逸人日思夜想的那张刘伯温古琴吗?它是如何从杭州跑到了千里之外的北京白云观的呢?
在寻访中我们得知,台州市路桥区还有其他人看到过这把古琴。79岁的郑崇升老人,也许是在世的最早见过刘伯温古琴的人。在台州市黄岩区西城街道雅林村,我们找到了郑崇升老人的家。
“大概在1941年的时候,我见过伍大师的古琴,他的琴挂在墙上”,郑崇升年轻时做过道士,解放后回家工作,经常到附近的伍道长的道观里玩。看来,黄岩九峰玄都观伍止渊道长,确实有一张刘伯温古琴。蒋逸人老人见到的刘伯温古琴,也应该就是郑崇升见过的这一张。论资排辈,郑崇升还是伍止渊的徒孙。“当时师祖讲过,这把琴拿到杭州鉴定了,鉴定以后说是刘伯温的。我才知道这张挂在墙上的琴还这么有来历”。
伍道长于1966年去世,死后琴还挂在房间的墙壁上。郑崇升当时想把古琴拿来,后来却没有拿。最后,听说古琴流落到伍道长的一个远房亲戚手中。“他(伍道长的亲戚)把古琴拿到寄售店卖,邱方元的老婆是个道姑,她看见琴在那里卖,问多少钞票,说是500块,她向兄弟借了500块,把琴买走了。”郑崇升回忆道。
这个买琴的道姑,郑崇升认识,她是黄岩玄都观伍道长的女弟子,名叫章福庆。
在台州市路桥区士岙村,我们找到了章福庆的丈夫邱方元。邱方元老人82岁,原名叫邱诚斌,方元是他的道号。妻子章福庆已经去世多年。邱方元老人的回忆与郑崇升的讲述吻合了:“我老婆到黄岩城里去,七逛八逛逛到一家寄旧商店里。她抬头一看,呦,这张古琴是我师傅的,怎么在这里卖啊?老板说,你师傅谁啊。我老婆说,我师傅是九峰伍止渊。”把古琴“抢救”回家以后,刘伯温古琴就这样一直挂在士岙村的士岙堂里。章福庆和邱方元怕这件宝贝被偷,又怕被火烧了,就想把琴送到中国最大的道观北京白云观去,他们相信白云观能保管好这张古琴。
1981年,60多岁的邱方元踏上了进京献宝的道路。到了北京之后,邱方元在白云观呆了3年。3年后,他最后看了一眼躺在白云观陈列室里的古琴,放心地回台州老家了。此后,他再也没去过北京。
线索如此确定,我们来到了北京白云观,满以为这是“寻琴记”的最后一站了,但是在白云观的陈列室,我们没有见到刘伯温古琴。
2000年白云观局部维修后,古琴就没有展出过。白云观76岁的温岭道士徐信权是当年捐琴的见证者:“邱诚斌(方元)道长在这里呆了几年。我那时候叫他留下来,他说:‘我啊,是无笼头的马,呆不住的,要跑。’后来他离开了白云观,这古琴就一直留在白云观了。”
清阳道人陈理真,是白云观管委会委员、经乐团团长。我们找到他时,他正带着经乐团在排练。一曲终了,陈理真和我们谈起刘伯温古琴,如数家珍,因为他还曾经擦过这张古琴:“我第一次看到那个琴是在1998年,在白云观东边的一个陈列室。我们看过、擦过,在琴里面还发现有‘刘伯温’字样的几个字,那是一个蕉叶琴。1999年,整个白云观装修的时候,陈列室被封起来了。”
从那以后,白云观陈列室的大门始终没有被打开过。钥匙分别藏在白云观和中国道教协会两家单位的手里,重重加锁,就连白云观内部的人员也从没见到过。
杭州回回堂,蚕丝弦圆不了老人的梦
听陈理真说,这张刘伯温蕉叶琴的琴弦早已断了。即使看到了刘伯温古琴,要是找不到修复老琴必用的丝弦,也听不到琴声。
而传说中用蚕丝制作古琴弦的工艺也几乎濒临灭绝。我们决定一边做做白云观方面的工作,一边开始着手寻找修复古琴急用的丝弦。只有这样,刘伯温古琴才能再次发出旷代的琴音。
古人“削梧为琴,绳丝为弦”,古琴的琴弦一直用蚕丝制成,历史上最著名的琴弦是南宋的李氏冰弦和明清时的回回堂丝弦,它们都是杭州的作坊制作的。清末乱世,琴人逐年减少,曾经供不应求的回回堂丝弦,居然卖不掉了,大批地运到上海,也卖不掉,最后破产了。1937年以后,杭州回回堂琴弦人亡艺绝,古琴面临无弦可用的境地。
苏州人潘国辉,是古琴丝弦制作名家方裕庭的弟子,他原在苏州民族乐器一厂工作,现在已经退休,可是他手上的古琴丝弦制作技术却没有一个传人。
潘国辉制作的古琴丝弦在业界很有名,可一年的销量才区区200副,不要说给乐器厂带来多少利润,养活自己都难。现在的古琴都用上文革时发明的钢丝弦了,很少有人用又贵又容易跑弦的蚕丝弦,即使很多有名的古琴家,也不会弹蚕丝弦的琴了。
但还有一些古琴家不用钢丝弦,认为钢丝弦有金属噪音,余音太长,难以彰显古琴“清丽而静、和润而远”的韵味。苏州古琴家汪铎认为:“丝弦比较能够表达内心的东西,它是温柔的、圆润的,声音的韵味比较足。所以吟、挠、绰、注等很多左手的指法都是最适合在丝弦上表达的。”汪铎是古琴吴派大师吴兰荪的外孙,师从吴门古琴宗师吴兆基,尽得其传。已经退休的汪铎老人,现在致力于古琴的传承和丝弦的抢救。
做了六十多年古琴丝弦的潘国辉还没见过杭州回回堂的丝弦真品。民国时,回回堂做的丝弦有三种规格:“太古”、“中清”和“加重”,而潘国辉现在只会做一种。在我们的牵线下,潘国辉见到了斫琴家裴金宝珍藏的杭州回回堂丝弦。老牌的“回回堂”商标上,还有“祖传李世英按律法制弦、太古琴弦、缠弦、各色名弦一应俱全”的字样,这让潘国辉爱不释手。
这时候,裴金宝为我们特制的蕉叶琴斫好了,他为这张仿制的古琴安上了潘国辉精制的“今虞丝弦”。当代两大制琴高手的联袂之作在裴金宝女儿裴琴子的手中奏响,裴金宝以箫相和。清越的琴声,飘在如水的江南。
而北方会传来好消息吗?北京白云观存放刘伯温古琴的库房有6道门锁。这里秘藏的镇观之宝从不轻易示人。听说自己见过的刘伯温古琴藏在北京白云观,蒋逸人老人一直想去亲眼看看。2008年9月,我们带上潘国辉精挑的丝弦,邀请蒋逸人老人一起去北京白云观,鉴别刘伯温古琴的真假。
此时,徐元白之孙徐君跃也踏上了奔赴北京的旅途。父亲徐匡华去世后,徐君跃在不惑之年作出了惊人决定:北上中国音乐学院,拜在吴文光教授门下攻读古琴专业研究生。
几经周折,白云观和中国道教协会终于被我们说服。为了蒋逸人老人半个多世纪的心愿,6道门锁被次第打开,刘伯温古琴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但真见到了刘伯温古琴,蒋逸人却言词闪烁,不肯断言此琴是真是假,顾左右而言他。“要我确切认定这张琴是不是我在黄岩看到的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事隔50年,记忆有点模糊了。但是老道人弹琴的场景我记得很清楚。那里的一扇窗、一张桌子、一个围廊, 就像梦境一样,我永远记得。”蒋逸人犹豫着说。
我们和白云观商议,请斫琴家王鹏来修治这张刘伯温古琴,再换上潘国辉精挑的丝弦,由浙派古琴传人徐君跃操缦一曲。出于种种考虑,白云观婉拒了我们的建议。
哑了琴弦的刘伯温古琴,如今依然静静地躺在白云观的库房里。
而蒋逸人始终不肯确认白云观里那张刘伯温古琴是否就是自己当年所见。难道,是他心有顾虑,不肯明言?或者,蒋逸人1956年在黄岩九峰玄都观见到的是另一张刘伯温古琴?
那会不会是又一部“寻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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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化雨刘泽荣——写在与恩师刘泽荣相识六十周年之际
春风化雨刘泽荣——写在与恩师刘泽荣相识六十周年之际,作者:厉声教
1956年的一天,北京东城,外交部街风柔日暖。在外交部条约委员会的一间朴素的办公室里,几位领导正在对一位青年循循善诱,谆谆劝导。那一句句一声声,仿佛能够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风霜,依旧声声贯耳,余音绕梁。
“我们有一位老专家,他对领土问题很有研究,是外交部的‘先进生产者’,受到过周总理的表扬。周总理还曾说他‘确实是位了不起的中国人’。”
“这位老专家是唯一受到列宁三次亲切接见的中国人,是苏维埃政府承认的旅俄华侨和在俄华工的唯一全权代表。列宁还亲笔批示,请各苏维埃当局和机关给他一切协助。”
“……现在他年事已高,需要有一位年轻的接班人。我们原来已派人到你校调查过,选中的是你。老专家看了你的材料,他很中意。我们这里有许多像他一样的权威专家,你来这里上班吧,机会难得啊。”
年轻人当时也是涉世未深,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一心只想研究国际经济问题,还不太情愿去外交部上班。他提出,能否先让自己见见那位老专家?
这位众口交誉的老专家便是刘泽荣先生,而那个青涩执拗的年轻人,就是笔者本人。我初闻刘泽荣先生的大名,即是缘起于上世纪50年代我入职外交部的这番经历。
如今,我已是风烛残年,刘老也早已作古。今日提笔沉思,往事纷至沓来。我回想自己作为刘老在新中国外交部的唯一弟子和部里指定的“接班人”,能有幸得他青睐,受他教诲,与他促膝长谈,与他研习学问,甚至能最后为他略尽绵薄,助他的人生画上完满的句号,这一切,不仅是余之幸事,更是我撰写此文的因缘所在。正所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飞鸿过处尚留痕迹,如此一代巨擘,岂能因世事无常任其消逝无痕?故而,我终究不敢藏拙,不再守愚,在此撰文回忆刘老,也不枉我们此生相识相知。
小荷又识东风面 堂前桃李春意传
我与刘老初次见面,正如文首所忆,缘起外交部为刘老甄选“接班人”一事。那年是1956年,我刚刚从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那个年代,大学生毕业后都是由学校根据国家各部门拨给的名额统一分配。但当时外交部人事司并没有简单地给南京大学地理系一个分配名额了事,而是专门派人到南大去挑选毕业生。
个中原因,一是当时外交部为了让刘泽荣等老专家后继有人,要为他们挑选接班人;二是从专业角度来说,当时的南大地理系在全国首屈一指;此外,因为当时外交部部长由周恩来总理兼任,张闻天为第一副部长,主持常务工作,众所周知,这两位都是比较开明的,再加上当时的风气比较尊重专家意见;所以外交部会根据老专家的意见,去南大地理系挑选毕业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外交部人事司所派专人在赴南大进行选拔时,工作相当细致认真。除向南大方面有关领导了解情况,阅看文字档案资料外,甚至还同一些教授谈话。宋家泰教授晚年曾告诉我,当时他与其他教授们都一致推荐我。刘泽荣先生看了我的材料后,十分中意。因此,最后外交部人事司定下的人选是我本人。而这一切,我都是事后才知。直至今日,我仍时常感念刘老与当年人事司领导的知遇之恩。
不料,最后正式分配时,南大方面有关领导认为我不适合进外交部工作,因为当时我既非党员也非团员,且1955年肃反运动时,我又是班上的“重点”之一——因为当时我对国内外问题常有个人见解,有些见解同主流观点不尽一致,加之还有我的社会关系等问题。于是我的正式分配报到单上写的是要我到外交学院当教师。我欣然接受,随即赴京,在外交学院世界经济教研室上班。教研室领导让我备课一段时间后教授英国经济。而南大方面另行安排了与我同班的一位党支部书记顶替我分配到外交部。结果外交部人事司发现来人不是既定人选,就把那位同学分配到了云南外事处工作(因他是云南人)。外交部旋即询问南大我去了何处。南大方面答复称我被分去了外交学院。那时我在外交学院已有一段时间了。
一天,我正在外交学院上班,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人来找我,要我到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去上班。他说他叫吴化远,是外交部人事司国内干部科的科长。他说条约委员会有一位知名的老专家,名叫刘泽荣。他现在年纪大了(笔者注:刘老当年64岁),部里要给他选一位年轻的接班人。“我们已派人到你校调查过,选中的是你。”吴科长诚挚地对我说,“老专家对你的材料很中意。你这就跟我去那里上班,怎么样?”
我当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就提出能否先与这位老专家谈一谈。吴科长当即同意,便带着我去了条约委员会。不想刘老那天有事不在。于是条约委员会的秘书们便纷纷过来与我谈话,并向我介绍条约委员会。他们说,外交部条约委员会是在1949年新中国建国之初,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设立的,是外交部最重要的业务部门之一,现在的主任委员是阎宝航,且委员会里有很多老专家,都是鼎鼎大名的学界泰斗。我听了他们的介绍后表示,能否等下次见到那位老专家后再说。吴科长欣然应允。这样我又回到了外交学院。
1965年春,外交部老专家和条约法律司司领导在北京香山(中间为刘泽荣) 摄影:厉声教
谁知才过了一个星期,吴科长又亲自来到外交学院找我,问我考虑得怎么样了。我说上次没能见到那位老专家,我还想再见见他。吴科长当即又带我去了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孰料那天刘老又因有事不在。虽然又没见到刘老,但令我大受感动的是,条约委员会的各级领导逐个出面对我进行规劝,包括专员邵天任和主持常务工作的秘书主任董希白等。他们再次强调了部里要为刘泽荣老专家选接班人的事,劝我尽早过来工作。以这些领导的资历和级别,能够对我初出茅庐的一介书生如此温言相劝,不厌其烦,其不拘一格纳贤才的开明作风,令人自然而然地心生敬仰。同时,这些领导们还向我详细介绍了刘老专家的情况。我就是从那时才开始真正了解刘泽荣其人及其传奇的人生经历。
刘泽荣是与我国国际法学界泰斗周鲠生及东京审判大法官梅汝璈一同由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进入的外交部。周总理在外交部的大会上曾郑重地介绍过他,称其“确实是位了不起的中国人”。他曾是苏维埃政府承认的“旅俄华侨和在俄中国工人的唯一全权代表”,代表中国工人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一、二次代表大会并三次受到伟大导师列宁的亲切接见,是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运动联系的开启者。他五岁随父赴俄,并在俄学有所成,是当时国内最具权威的俄语专家。同时,他也是我国国际法领域从事领土问题研究和实践工作的权威。曾参与同苏共领导人斯大林进行的中苏友好条约的谈判。
我听完领导们对刘老的介绍后,思想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觉得进外交部师从刘老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当年的我也实在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一心只想研究国际经济问题,对领土问题不甚了解。于是,我还是提出想等见到刘老后再决定。
两次寻访不遇,我越是见不到刘老,就对他越感兴趣。待我第三次迈入条约委员会的大门,在刘老的办公室里,我终于见到了这位传说中的人物。他个子不高,待人温和,敦厚沉稳,丝毫没有阳春白雪的孤高或恃才傲物的骄矜,观之可亲。记得那天,有人从旁介绍说,这就是刘泽荣委员,这就是厉声教。我连忙向他问好,他也和蔼地与我打招呼,请我坐下。他先询问了一下我现下的情况,之后有条不紊地向我介绍起他所研究的领土问题。他说话带有广东口音,声音平和,语速较慢,但在我耳中却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正是刘老的这一席话,令我初次认识到领土问题对于新中国的重大意义,顿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领土是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是国家的构成要素之一,关系到一国的核心利益。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这一时期就显得更为重要了。那时的我,正是满腔热血的青年,满脑子想的尽是如何能用自己所学为祖国作出贡献。能够跟随刘泽荣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从事对新中国建设如此重要的领土问题方面的工作,加之条约委员会各级领导的诚挚劝导,使我一扫之前的踌躇,当即答应做刘老弟子,到外交部上班。由此开始追随刘老,在领土问题等国际法领域上下求索。
传道授业无遗力 以身垂范育浩然
我到外交部上班后,部里正式将我作为刘泽荣专家的接班人加以培养和锻炼。平时,刘老除带我一起办理有关案件外,还指定我业余时间阅读由苏联编的两大本国际法教材。每周,刘老都会在百忙之中抽出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我所学内容一对一地对我进行辅导,为我解疑释惑。因他白天要办公,所以辅导时间大多都安排在晚上,我们二人经常不知不觉就谈至深夜。
刘老学识渊博,博闻强记。他曾纵横于国际舞台,在国际法实践和理论方面均有深厚造诣;不仅是一时无两的俄语权威,连英语也说得纯熟流利,令我时有高山仰止之感,这也激发出我那股求上进不服输的劲头。我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专业书籍和各类资料,每天都废寝忘食地看材料搞研究,每每弄到凌晨一两点钟还不愿休息,恨不能立时三刻读破万卷。因那时年轻气盛,有一次我还在见刘老之前搜遍各种材料,准备了一个比较生僻的问题去问他,目的就是想看看刘老是不是真那么渊博。不想,刘老不但没有被我难倒,反而如数家珍般地把问题给我讲了个透,还结合自身亲历亲闻的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等鲜活案例,帮助我消化吸收。这一下,我既惭愧又兴奋,没想到自己的师父如此博识。于是我的求知、学习热情更加高涨,还隐约产生了一种好胜心,觉得既然刘老能做到,那我加倍用功也一定能做到。
通过刘老的传道授业解惑,我也越来越深刻地领会到了我们进行国际法研究的真正意义。那时新中国成立不久,要洗雪旧中国因为积贫积弱导致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的耻辱,重塑国家尊严,维护国家利益,就需要对原有的主要受西方列强操纵的国际法等加以改革,以适应国际关系格局变化的要求,比如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谴责侵略战争和重视平等协商等。中国的国际法研究水平对于国际法有关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的变革具有重大影响。于是,我从此定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有朝一日也要成为像刘老一样的国际法权威。
因为刘老的辛勤教诲和指引,我觉得自己每天都在做于国于民大有意义的事情,再加上外交部当时的良好环境,令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和振奋,每一个细胞都充满活力,蓬勃向上;令我心无旁骛,即使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拼命工作和学习。那个时期,我有目标,有追求,还有人生导师和学习榜样,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现在回忆起来,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依旧炽烈。
刘老在授业解惑的同时,还很注重育人。他常教诲我道,治学除了求真、求实外,还要经世致用,要有心怀天下的济世情怀。刘老平素为人正派,谦虚谨慎,在工作上一贯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他的言传身教对我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刘老不仅是业务上的良师,也是生活中的益友。他常邀我去他东单苏州胡同的家里吃晚饭,我因此得以认识了刘老的家人。他的夫人原是波兰人,名叫柳德米拉。他俩是在十月革命爆发十天前结的婚。她于1956年正式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并改名刘德美。她看起来很慈祥,对我很热情。刘老的长儿媳也是苏联国籍,他的妹妹和妹夫也都在苏联的塔斯社工作。记得刘老的外孙很调皮,常常逗得刘老哈哈大笑,一家其乐融融。茶余饭后,刘老也会给我讲一些他昔日旅俄时的轶事。说到精彩之处,刘老有时会神采飞扬,目光如电,令我为之一震。其慑人气魄仿佛能够令风云亦为之变色。然而,他脸上的这种光芒总是转瞬即逝,刹那间即归于平和,有时还甚是黯然。我不禁暗暗思忖,这位先生似乎并非仅是专研学问之一介宿儒。
1961年秋,厉声教同刘泽荣(右一)、倪徵日奥(中间)与刘泽荣外孙
当时与刘老住在同一个院里的还有条约委员会的另一位专家,著名国际法学家倪徵日奥先生。刘老比倪老年长14岁。在条约委员会,我们三人关系比较密切。我不是在去看望刘老的时候顺便看望倪老,就是在去看望倪老的时候顺便看望刘老。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苏州胡同院子里的笑语欢声依旧在我心中“回响”……
刘老生活简朴,偶嗜吸烟,尤喜云烟。由于我自始至终参与中缅划界工作,经常出差云南,每每由昆明返京,都会给他带去几包“红山茶”香烟。刘老甚是欢喜。那时的“红山茶”远比如今的味道要好。
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刘老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说是“正式”,是因为早在1919年、1920年,他就先后作为俄国共产党华员局代表和华人共产党员中央组织委员会代表,分别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是最早活跃在共产国际舞台上的中国代表。他这次入党的两位入党介绍人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一位是第二任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另一位则是时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主任的阎宝航。刘老入党后,一直以老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以身垂范,也为年轻的我树立了榜样。我被选至外交部时既非党员,也非团员。其时,我一心钻研业务,并未在意。是刘老的入党帮助我提高了思想觉悟水平。在他的感召之下,我也开始在入党方面积极努力,随后也成为了一名共产党人。
建言献策定边疆 功在后世开来学
刘泽荣于1958年正式升任“外交部顾问”,名列周鲠生和梅汝璈之后,涂允檀之前。作为领土问题专家,刘泽荣在领海问题上很有研究,曾撰写过多篇论文并著有《领海法概论》一书,是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先驱,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高度重视。
建国初期,国家遇到的许多重大问题都与维护海洋主权有关。国民政府1931年曾颁布过3海里领海制,但新中国成立后,尚未对外公布领海制度。其时,美国公然派遣舰队干涉我国内政,肆意入侵我国主权海域,外国舰船来去自由,外籍渔船肆意捕捞。与此同时,中国渔船在国外航行却得不到对等的待遇。我国海洋主权受到严重侵犯。面临如此形势,毛主席清醒地意识到,必须尽快改变当前局面,维护国家领海主权。于是领海问题被提上了紧迫日程。毛主席亲自致电周恩来总理,说领海问题至关重要,需要由外交部请国际海洋法的专家一起来研究一下。
1958年8月,刘泽荣、周鲠生和倪徵日奥三位国际法学界权威应召到北戴河面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为两位领导做关于涉及领海宽度和领海法律制度等问题的汇报。同在北戴河开会的还有刘少奇、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总参作战部部长雷英夫以及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等。经过讨论,中央最终采纳了专家意见,决定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废止国民政府颁布过的3海里领海制,采用新的12海里领海制。1958年9月4日,我国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海的声明》,第一条就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自此,我国有了法定的领海宽度。这份厘定了中国蓝色疆域的声明对于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不仅是功在一时,更是利在千秋。
另据刘老后来回忆,那时毛主席见几位专家年纪都大了,就问“有没有年轻人”。乔冠华答道,除老专家外,还有年轻的大学生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毛主席听了,频频点头。显然,毛主席不仅关注当下亟需解决的领海问题,同时也关心领海问题研究是否后继有人,其心怀天下,高瞻远瞩,确非寻常。我很荣幸自己就是受到毛主席关心的“年轻的大学生”,也很热爱自己所从事的业务和研究。此后,我踏着前辈们的足迹,一步一个脚印地在这条道路上继续探索、前行,虽不敢说学有所成,大有建树,毕竟也耕耘多年,未敢懈怠,惟愿持盈守成,慎终如始矣。
继承刘老未竟的事业,我一直从事领土问题的研究与实践工作。70年代,受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指示,我有幸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参加了历届的联合国海底委员会会议(后称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联合国曾分别于1958年、1960年和1973年召开了三次海洋法会议。其中,第三次海洋法会议自1973年12月至1982年12月历时整整九年,几经曲折,方才签署了地位仅次于《联合国宪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目前,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被认为是最全面完整的海洋法法典。此公约对12海里领海宽度的确定,对专属经济区等重要概念的界定等,对当前全球各处的领海主权争端等具有重要的指导和裁决作用。而中国作为主要签字国家之一,对此公约的产生作出了贡献。
然而在中国参加1973年12月的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之前,却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插曲,险些改变了历史和国际关系的格局。机缘巧合的是,我得以参与其中,说来还得感谢刘老对我的启蒙和教诲,若不是追随他走上这条道路,以我这样的区区之辈,恐怕绝难有此奇遇。
几十年过去了,虽数度搬家,如今在我的书桌抽屉里,还始终保留着那份文件。几页已经泛黄的纸张,记载了那段隐秘却又关键的历史。与文件一同保存的,还有刘老当年题赠与我的由他所著的《领海法概论》一书,书也早已陈旧,唯有记忆历久弥新。
这段轶事还得从1973年说起。当时,中央有意将12海里领海宽度扩至200海里。自1949年智利、秘鲁带头提出二百海里海洋权至1973年,除巴西和乌拉圭两国坚持200海里领海的主张外,大多数拉美和非洲国家都没有明确提出200海里领海,他们所主张的“200海里”其实是专属经济区。而当时国内将“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概念混淆了,导致错误地认为,大多数拉美和非洲国家都主张200海里的领海宽度,于是中央也提出支持200海里领海。
我得刘老亲传,自然知道其中利害。记得刘老曾提过,当年在北戴河开会时,他与周老曾向毛主席建议过可沿用3海里的领海宽度,主要是考虑到扩大领海宽度有可能会引发国际争端甚至是战争。虽然毛主席最终确定采用12海里的领海宽度,但对于刘老他们的建议,主席认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领海宽度定的是否得当,将直接影响国际关系和世界和平。刘老的话给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再加上参加过多次海洋法会议的亲身体会,我对“200海里领海”的提法十分敏感,忧心如焚,已到了夜不能寐,如鲠在喉的地步。
然而,那时正值文革时期,人人自危,噤若寒蝉,这一严重问题竟无人向中央及时反映。1972年我国在关于领海宽度问题上的对外发言中就已经开始出现偏差。我多次在内部会议上就此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但司领导往往只是听听,一直不采取行动。令我心急如焚的是,当时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即将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发言,其发言稿中会提到200海里领海权问题。若在此极其重要的国际场合公开发表支持200海里领海的言论,后果将不堪设想。我曾正式向司领导提出过我的意见,但时任国际条法司副司长毕季龙(后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告诉我:“乔部长说中央政治局委员已经画圈,只能等以后再说了。”
1973年10月2日,周恩来总理就领海问题在厉声教材料上的批示
如果说之前的发言尚有回旋余地,这次可就不容有失了。情况紧急,我思前想后,虽然也害怕自己因发表不同言论而受到冲击,也实在怕得罪持200海里领海意见之人,但人间正道,在于求真务实,刘老对我的教导,言犹在耳,比起自己被批斗,我更不愿意贻误时机坏了国家大事。恰好那时周恩来总理主持工作,使各方面都有了转机。我又想到刘老他们应召去北戴河汇报领海问题时,周总理也是全程参与的,对领海问题有所了解,便朦朦胧胧地意识到,或许只有周总理才能理解我的想法和苦衷。于是我就想到了两个人,一个是王海容,一个是唐闻生。这两位当时可以直接接触周总理。我找到了她俩,请她们帮助反映一下我的意见。结果唐闻生说她对领海问题搞不清楚,让我干脆给总理写封信。于是我连夜写信,由唐闻生转交。没想到,仅过了两天,周总理就看完了这封信,并作出重要批示,作为“特急”件,由外交部加急发电报给即将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的乔冠华,让他修改发言稿内容。此后,周总理曾几次致电外交部找我面谈领海问题。总理不顾自身病笃,仍如此鞠躬尽瘁,令我铭感五内,难忘终生。
周恩来总理就厉声教同志关于海洋斗争问题的材料在唐闻生同志信上的批示抄件
用刘老的话讲,领海宽度若是没定好,怕是要打仗的。这次能够有惊无险,与他平日对我的谆谆告诫大有干系。我之所以能秉承师训,位卑未敢忘忧国,也是得益于斯。1982年,中国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坚持了12海里领海制度。此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签署了该公约,说明我国坚持12海里领海宽度,既维护了国家主权,又符合国际历史潮流。至此,这段“200海里领海”的插曲便永远尘封在了历史的角落。从1958年12海里领海宽度的确定,到1982年坚持既定领海宽度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与刘老等前辈们的辛勤耕耘,诲人不倦是分不开的。
明珠有泪寒星暗 风雨如磐蜡始干
刘老作为新中国俄语学界的一代宗师,在主持编纂俄汉词典及俄语教学方面都作出了杰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俄语成了一个热潮,无论是正规的还是速成的,都很普遍,学习者不计其数。记得当年外交部英美法系的法学专家,如倪徵日奥、梅汝璈两位前辈也都在自学俄语。权威、实用的俄汉词典在那时非常稀缺。1950年周总理正式任命刘老为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专门委员后,还安排他“着手编一部俄汉辞典”,并在商务印书馆兼职。所以,那时刘老都是轮流一天在外交部上班,一天在商务印书馆上班。无论在何处,刘老工作起来都是勤勤恳恳,一丝不苟。记得商务印书馆的同志曾称赞他“十分谦虚,从善如流”。1960年,由刘老主编的《俄汉大辞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满足了我国广大俄语学习者和工作者的需求。
50年代末,中苏关系开始恶化,直到80年代方始改观。刘老的苏俄背景致使他在外交部的境遇大不如前。1959年的一天,当时主管条约法律司的外交部部长助理刘新权正式通知刘老,说他以后不必再来外交部上班,请他到商务印书馆上班,他已被正式任命为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此事对刘老打击很大。他半生纵横捭阖,在外交部工作才能尽展其才,令其专职编书,可谓大材小用。此后,刘老一直郁郁寡欢,身体也每况愈下。刘老的家后来也从苏州胡同搬到了和平门。
谁能想到,这只不过是来日大难前的小小序曲而已。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刘老虽然还算是受到保护的,未被打成右派,但也未能幸免于难。他本就患有心脏病和眼疾,因不分昼夜从事编纂辞典的工作导致病情延误,右眼失明。文革中,商务印书馆红卫兵冲进了刘老家中,将这位病重的老人拉到商务印书馆去批斗,好几个小时也不放人。刘老儿媳担心老人的生命安危,遂以刘老已七十多岁,身患重病为由同其交涉后,红卫兵才放刘老回家。后来,北航红卫兵也曾冲击过刘老家,直至西城区纠察队在园墙外贴出大字报,声言此家受到保护,红卫兵才不再来继续抄刘老的家。但迫害并未就此结束,刘老去世前一年,即1969年,刘老已77岁高龄,竟还被多次催逼下干校,真是令人心痛。一连串的冲击使他的病情雪上加霜,害得他形销骨立,频频发病,衰弱不堪。
1970年6月,刘老因大叶性肺炎住进北京医院。周总理曾指示,要全力抢救。无奈,这位一生为祖国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外交家和俄语语文学家,终因体力不支,心脏病发,于1970年7月18日永远地离我们而去,终年78岁。由于当时的环境,没有举行追悼会,也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公开悼念,刘老这样的一代风云人物,就这么寂寞凄清地离世了。
浮云易变山河在 风霜难移草木心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历史从此掀开崭新的一页。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方面开始落实干部政策。1979年,刘老逝世整整九年之后,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决定,鉴于刘泽荣在外交部老专家中,地位比较重要,准备为其召开追悼会。我作为刘老在外交部唯一的弟子和接班人,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了为他操办追悼会的责任。
最终定下要办刘老的追悼会时,我百感交集,但因时间紧张,又要把追悼会办好,我来不及感伤,勉力收拾心情,理顺思路。首先,需要设法查阅刘老档案。其次,要给部领导写请示报告,申请办理追悼会。当年年初,部里亦曾为外交部老专家之首周鲠生补办追悼会,周老是行政九级,比刘老高一级,但我在给部领导的请示报告中还是建议,鉴于刘老的影响力和贡献,其追悼会拟采用与周老同样的规格。再次,需要同刘老家人联系,及时通知他们。此外,还需要准备悼词,介绍刘老生平事迹,代表外交部表示哀悼、缅怀与敬意,并对他作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理清思路后,我便紧张有序地开始着手办理各项事务。待档案查好,给部领导的报告交上去并获批示后,正式成立了刘泽荣同志治丧委员会,由黄华、韩念龙、王幼平、张海峰、何英、章文晋、张灿明、宋之光、林中、宫达非、樊作楷和陈德和同志以及出版口的陈翰伯和陈原同志组成。随后,经过一番不分昼夜的忙碌,我在同刘老大女儿等亲属联系停当,悼词文稿也拟妥并获得家属认可后,这才长出一口气。
1979年11月21日下午4点,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刘老迟到了九年的追悼会终于得以举行。追悼会由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主持,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致悼词。刘老家属、生前友好和有关单位群众代表共三百余人参加了追悼会。李先念副主席、邓颖超副委员长,王震、耿飚和姬鹏飞副总理,政协史良和胡愈之副主席等领导以及国务院、全国政协、外交部、国家出版局、商务印书馆、外文出版局、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向刘老献上了花圈。我们当时考虑到中央领导工作繁忙,请的是姬鹏飞副总理出席追悼会,未逐一邀请各中央领导。没想到当天,曾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的王震将军(后任国家副主席)和曾任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的包尔汉也亲自到场,他们还彼此拥抱和问候。虽然我们通过努力,已经预计到追悼会会比较成功,但出席的领导级别之高,追悼会场面之隆重,还是出乎我们的预料。我作为主办人,疲累之余,大感欣慰,心想自己总算尽了绵薄之力,送刘老圆满地走完了最后一程。虽然迟来了九年之久,但国家对刘老落实政策,总算是一种补偿,算是给了历史一个交待,当可告慰刘老在天之灵。
追悼会后,1979年11月29日的《人民日报》刊发消息,并引用悼词称:“他知识渊博,工作一贯认真负责,积极努力,任劳任怨,一九五六年,在外交部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受到周总理的表扬。刘泽荣同志为人正直,作风正派,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生活俭朴。”其实,这篇悼词对刘老的评价还是有所保留的。那时文革结束不久,还存在一些有形无形的限制,我虽有很多话要说,但却无法诉诸文字,加之这是公务,对刘老的评价须得依照官方口径写,也只好一切中规中矩,遗珠之憾,久衔于心。
刘泽荣这位架起了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首座桥梁的传奇人物,其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维护、对中苏友好关系的确立和维系、对新疆的和平解放及在俄汉辞典的编纂等方面均作出了重要贡献。刘泽荣以书生之身,虽客居异国,而能创办“中华旅俄联合会”,救济在俄华工,可谓心怀天下,有济世之才。他以韶华之年,而能成为旅俄华侨和华工的唯一全权代表,作为中国工人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并获伟大导师列宁三次亲切接见,亦堪称独领风骚,一时无伦。他在俄创办“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又协助中共建党,先后致力于新旧中国的外交事业,更是经世致用,两朝开济。及至暮年,刘老不顾年高体衰,不问境遇冷暖,无惧蜡炬成灰,甘做春泥护花,尽力教诲提携后进青年,更呕心沥血完成了《俄汉大辞典》一书,又不愧为俄语语文学一代宗师。
从与刘老初识,到追随刘老,在国际法的海洋里皓首穷经,于今算来,已过去整整一甲子的岁月。六十年弹指一挥间,往事如烟,但我心头却始终难以忘怀初见刘老音容的那种莫可名状的感受。弱冠之年的我当时并未在意,待到如今自己也已饱经风霜,经历过人生起伏、境遇变迁之后,我才真正体悟到,那是一股不得舒展的沉郁之气。曾经长使英雄泪满襟,曾经让人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修短随化,终期于尽。骏马未能尽情奔驰便被羁縻,火焰未能充分燃烧便被熄灭的痛苦,也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体会。
眼下春风送暖,这般姹紫嫣红,更令我感怀刘老。他如春风化雨般的人生,不仅泽被后世,更是动人传奇。最感人至深的是,无论自身遭遇到何种凄风冷雨,刘老始终任劳任怨,从善如流,不问个人荣辱,只求有所贡献。直到临终前,刘老还嘱咐其子女,将其所藏珍贵书籍和资料全部捐给国家。刘老的这种高尚情操,虽几经风雨而不改初衷,虽千磨万击而不见动摇。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我本驽钝,勉为此文,既是为了缅怀恩师,同时也希望,他的事迹能够跨越时光的距离,在今日的阳光里,让更多年轻的心,也能激荡起一样炽热的爱国情怀。
厉声教
写于2016年春
作者系外交部原参赞,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原第一副总领事
(本文原载于《百年潮》,略有删节,此为完整版本)
27个莫干山里的最美民宿
27个莫干山里的最美民宿
《》评选了全球最值得一去的45个地方,莫干山排名第18位。CNN将这里称为:除了长城之外,15个你必须要去的中国特色地方之一,只因为莫干山有一溜知名民宿,前段时间的G20峰会,众多国外记者慕名而来好好体验了一番,今天小编整理了二十多个莫干山的民宿与大家一起欣赏。
【莫干山里法国山居洋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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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里有一座玫瑰园,拥有超过20个品种逾12000 株的玫瑰,每年5月和9月,山坡上上万株玫瑰一起盛开。每日清晨,法国山居都会为客人采摘新鲜的玫瑰花用以装饰桌子、走道和客房,还会在客人离开酒店时送上一小束新鲜采摘的玫瑰花作为赠礼。所以称其为莫干山上最浪漫的酒店据对是实至名归。
【The Habitat 】
溪地99度假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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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唯一的集装箱酒店
莫干山知名精品民宿翠域的最新力作,这款更新,G20结束才正式对外。这是一片隐居在山林里追求自然、环保、艺术、活力的集装箱建筑群落,带来的是最让人耳目一新的入住体验。20多亩林地上,建造了13栋别墅,28间客房,集装箱的建筑形式,将对环境的破坏降到最低,也是酒店主人的用心。
酒店外观的集装箱结构恢弘大气,而内里则走日系和风路线,亦动亦静,相得益彰。竹林环绕,临于溪水,庭院深深,现代感与自然相互交融的极其趣致,日日夜夜有清风入室,仿佛与自然同呼吸。
这里的空间和地盘足够大,每栋别墅都有一系列的功能区域,露天酒吧,特色餐厅,咖啡馆应有尽有。还有专门从上海请过去做鱼宴的大厨坐镇,当地水库里最新鲜的鱼儿和农田里现摘的果蔬入菜,想想都美好啦!
【山中小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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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在山的怀里,竹的海里,悠闲地躺在露台的木地板上。风从山巅的竹海拂过,一路绕过竹梢头,越近门廊,如丝似绢的温度渐渐就抚平了心头所有的烦扰。那种远离都市的久违宁静,顿时让心也随了身体平躺了下来。来到这里,你才发现:山致远,心幽静……
【尚坡Arcadia】
隐匿乡间的设计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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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莫干山最惊艳的一片无边泳池
8月初刚开业的一家精品酒店,一共只有7个房间,没有大肆宣传,只有隐于青山绿衫间的那份私密美好与极致。私人管家式服务、奥地利设计师的匠心设计,最不能错过的,当属这片独一无二的无边泳池!水源是莫干山上最天然纯粹的山泉水,从泳池远远望去是一整片绿意葱葱的山林,这才是最正确的度假方式~
酒店名为尚坡,找到它确实要登上一片小小的爬坡
酒店自然温馨的风格,来自于奥地利的设计师Genco Berk之手,将地道的欧式风情在莫干山完好地呈现出来,并且融入了乡土元素。室内的设计也是彻头彻尾的南欧风格,没有前台的概念,就像在自己家一样自在。早餐是丰盛的自助式,晚餐除了农家菜外,居然还能享受到地道的西餐料理,非常棒!
【LaCaS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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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aSa是中文“家”的意思,在这里没有繁琐和复杂,只有纯粹与简单。黑瓦白墙,木桩树林,山谷竹隐,万般情怀都隐匿在这方静谧的空间里。一共有12间房,有充满爱的4床和双床榻榻米,房内的木柱子,木屋顶,都是旧房子改建时的保留,旧木有着时光的味道,还有秋千让人回忆童年。
有露天的山泉水泡池,让你放松身心
不知道你是否做过一个纯白房子的梦,这里就有一间纯粹无暇的白色屋子,宽敞明亮,又极具质感,配着落地窗外的郁郁葱葱,一切都如此美好。
【莫干山翠域木竹坞Emerald hil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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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简约设计风的翠域5号楼,推开窗铺满而来的就是满眼的青山绿树
独栋欧式复古乡村风的翠域6号楼,一共4间房,适合整租下来好朋友一起玩耍
莫干山翠域木竹坞位于莫干山的西麓,处于省道的尽头,环绕青山翠竹,溪水潺潺,境地幽深静谧,周边环境尚未被大量开发,当地农家淳朴热情,是个休闲度假的好地方。数栋精心设计,与周围山清水秀的环境融合在一起的别墅洋家乐就散落在这木竹坞村中。
奥地利设计师Genco倾心设计,功能性,设计感都极强,让你在这里不但可以拥有和城市一样舒适的住宿环境,还可以感受乡村安宁慢节奏带来的惬意,这里的沐浴用品都和希尔顿酒店同级。
7,8号楼,隐于竹林中,爬上屋顶就能呼吸到最清新的竹林清风
在这里,你可以从容的散步,无止境的发呆,脱掉所有城市的浮华表面,简简单单归于平淡,超原生态的环境让你在安静的夜晚可以看到萤火虫飞舞,抬头就是满眼的繁星闪烁,这是用相机都无法带走的美好回忆。
【安缇缦 Andam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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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缇缦是御庭酒店集团旗下推出的全新的品牌,灵感来自于印度洋东北边的Andaman Sea,中文”安缇缦”取其意为“安心体验慢生活”。酒店在构想上更多体现“新一代”对于时代的诠释和对于回归家庭的理解。现代人,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更希望与自己爱的人一起度假,他们享受美食,喜欢新鲜的空气,喜欢户外,享受阳光和生活中赋予的一切美好,他们希望更好的生活品质,需要社交。
【湖州莫干山居图客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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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居图是一家既时尚又传统的精品民宿,独具个性,品味高雅。客栈门前是幽远的山谷和梯田,时有成群白鹭翩飞于山谷树梢间,俨然一幅江南水墨画。值得一提的是,客栈内有宽16米、高12米的巨大书架,拥有万卷藏书,当你置身其中,你会感到知识的力量是多么震撼人心。
【莫干山枫华乡村会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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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枫华乡村会所依山傍水。背靠莫干山竹海,视野所及处是片片青翠的竹林,清澈的小溪缓缓地流过。周围的环境幽雅恬静,空气清新,有如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世外桃源。溪边的石墙斑驳着爬山虎,墙上悬挂着多年前的水车。会所旁的板栗树,到了秋天密密麻麻的挂满了板栗,而前院是一个大庭院,有秋千、葡萄架、实验田,体验田园生活的一个好去处。
【莫干山后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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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节,后坞都上演着不同的风景大片:春天,看漫山遍野梨花烂漫;夏天,萤火虫飞舞凉风徐徐;秋天,租一辆自行车在金黄水稻中穿梭;冬天,看瑞雪在竹林里画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心情越好,看到的美景就越多。
【大樂之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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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是用老房子改造的,保留了原有的木结构,和现代设施一起营造了山居慢生活。目前共有两幢,主幢两层楼各有两间客房,均坐北朝南,以节气命名,分别为谷雨、小满、白露、小寒。所有床都正对山景,只要从床上起身,巨大落地窗让对面重山叠岭一览无余。房间内的设施也很不错,和五星酒店的档次不相上下,最让人惊喜的就是私家小温泉池,两人泡泡很舒服。村内就只有这一家酒店,周边环境朴素,保持了原生态。
【德清清境原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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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北农舍共有10个房间,是有主人一起居住的民宿。五星酒店等级全棉床品。手工实木家具皆现场制作完成,表面涂擦植物性木蜡油;地板是老木料再生利用;阳台木地坪采日本进口越秀木无毒毒木材。户外石块园路为溪北村民改建房舍的老建筑基础再次利用。精选本地莫干黄芽招待。
【莫干山西坡山乡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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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西坡山乡度假,隐匿于莫干山竹林深处的一座中国传统村庄内,拥有7幢由不同年代的乡村建筑改造组成的精致乡舍别墅。在满眼绿色的山林中,人们充分享用阳光、空气、风和雨水,感知人与自然的和谐,探寻乡村生活的体验。独立的庭院设计,可以不受打扰的享受惬意的山居生活;用旧木与竹子等回归本源的材料打造的客房散发出温暖的气息;观景露台正对着山、林、茶园,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西坡从最开始便考虑了建筑与空间所营造的氛围带给人的感受。
【山野隐居】
裸心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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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知道莫干山的洋家乐或许就是从裸心谷开始的,这个由南非人高天成及夫人(度假村首席设计师)叶凯欣共同创建高端休闲度假酒店延续了裸生活的理念,它是人与自然最和谐的一家也是最用心设计但没有设计痕迹的。它曾被CNN评为“中国最好的9大观景酒店”之一,成功拿下中国最佳可持续发展酒店奖,中国最佳新建造和设计酒店奖,中国最佳建筑酒店奖和最高荣誉亚太地区最佳建筑酒店奖等许多大奖。
【莫干山湖州竹里馆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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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竹里馆位于莫干山紫岭村仙人坑,居莫干山风景区中心位置,是围绕山景竹林为主题的私家会所,利用当地绿色资源、旧木原料,以低碳环保为主,装饰体现出自然与现代感的融合。在这里,清晨吵醒你的绝不是恼人的闹钟,而是竹林中的鸟鸣,拉开窗帘满眼尽是莫干山脉风景……让你真正的归隐山林。
【莫干山莫梵Marvel洋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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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梵是一间精致的名宿,它坐落在莫干山北麓那碧波荡漾的竹林深处,通往莫梵的小路蜿蜒曲折,竹影娑婆,正因如此,莫梵如世外桃源般悠然。莫梵的房间分别以中式祝词命名:龙凤、美满等等,也是表达了民宿主人对于美好之向往。泳池、酒吧、影音放映厅,美式桌球,餐厅等设施设备一应俱全,私人定制24小时管家服务,让您放下一切融入自然。
【湖州墨田精品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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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田民宿位于莫干山镇紫岭村仙人坑茶场内,交通便利,茶园、竹林环绕在侧,环境优美宁静。墨田客栈的设计者期望让更多人可以了解传统农业的二十四节气,所以房间以二十四节气来命名,把传统和田野相结合在一块,让客人可以真正远离都市的喧嚣,让心灵有个静泊的地方。
【莫佳客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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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莫佳客栈是一个隐藏在幽静山村的小小农家,家门口一条小溪淌过,潺潺流动,清澈的溪水倒映着蓝天绿树,清凉惬意。门前就是莫干山国际登山步道,是登山的必经之路,游览莫干山十分方便,是休闲的好去处!
【莫干山林栖谷隐度假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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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老板的愿景正如酒店的名字一般,林栖谷隐,他希望每一位来到酒店的人都能隐身于山谷幽林之中,远离所有喧嚣与烦恼,融进美妙的自然。平日在酒店的超大露台上静静的看看山景、听听溪水,那感觉无比惬意!林栖谷隐就是想给您一个隐居山野的家!
【莫干山天籁之梦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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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天籁之梦别墅地处于历史悠久、文化浓厚的莫干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天籁之梦”比邻毛泽东故居,自19世纪早期已成为上流社会修身养性、沉淀思想的私家别墅。当它的新主人发现这座稀有的别墅时,他决心在其宁静隐逸的自然氛围中赋予其极致的格调和韵味,造就奢华的“天籁之梦”,连绵起伏的山峦和绿荫如海的修竹即在窗外。
【隐居莫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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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居莫干由全程参与裸心乡、裸心谷设计师的设计师吕晓辉精心打造。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度假的最佳待遇,不过把山水景致同时拥揽入怀。隐居莫干目前就有两处宅院,一处依山,四周是满山翠竹;一处傍水,脚下是潺潺溪水;主人分别给它们取了名:山隐、水隐。
【莫干山老树林度假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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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老树林度假别墅位于莫干山山顶,坐落在395老外村。她依山麓而建,在蓝天白云之下,遮掩在青山绿竹之间。您上行30分钟可到达莫干山中心风景区,下行10分钟可在石颐寺水库钓鱼、游览。
【莫干山觅幽兰度假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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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坐落在莫干山700米的海拔高度的绝佳位置,颇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因为远离路边,环境宁静悠然,是个可以让您完全放下杂念的好地方。早上云雾缭绕,恍如仙境;夜晚俯瞰日落,惊艳壮观。酒店餐厅是非常有特色的素食餐厅,菜品丰富,味道可口。
【德清雷迪森国际会所莫干山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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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迪森国际会所莫干山别墅,原来是杜月笙的别墅。它由近代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上海三大亨”之一杜月笙于1935年兴建,保留了二十世纪三十世纪青砖灰瓦老虎窗的上海里弄风格,集古朴和典雅于一身,融浓郁的文化底蕴和轻松的休闲氛围于一体。别墅内随处可见风格各异的壁炉,生机勃勃的植物,庭院内相互交错的观景廊、水池和竹林,无处不体现中西方文化的完美融合。
【160别墅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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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顶160号荫蔽低奢的德国别墅酒店距离主席下榻处仅100米,它是1926年由德国人建造的。进门便是一个大大的庭院,一栋用褐色花岗岩筑成的二层楼房,阳台也是大大的。经百年风华,泽郁翠莫干,160别墅彰显出了深厚德意志的尊贵与艺术品格,成就雅致宁静的隐逸之旅。
【颐园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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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园是潘汉年之兄潘梓彝的别墅,在莫干山尚存的200多栋晚清民国老别墅中,颐园有着最漂亮的园林,放眼过去是密密叠叠的竹子,古老的石门洞和围墙还在,青苔丛生,顺着石阶往下走,就是颐园。站在颐园宽敞的院子和连片的百年古树中,闻着草木的气息,听着虫鸣和山溪的流水,也就悠然神往了。
【莫干山白云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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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莫干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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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莫干山庄座落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具有“世外桃源”美称的武陵村。蒋介石上山两次均下榻于此。山庄傲居山巅,周围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景色怡人。
[转载]从凤庆到腾冲(许文舟新作)
从凤庆到腾冲
许文舟
一
公元1639年初夏的腾冲,徐霞客一定走得漫不惊心,腾冲有他想看的山水。“大滚锅”地动山摇的沸腾,仿佛一座城市就在大海的波涛上巅簸;火山口吐出的溶浆,即使草木葳蕤,仍能看到杀气腾腾的流淌。当他翻过“藤木蒙蔽,猿鼯昼号不绝”的高黎贡山,沿岭西古道而下的时候,天已近晚,加上雨水紧逼,他才决定在橄榄寨住了一晚。结果一呆就是40多天,在惜墨如金的《徐霞客游记》里,送给了腾冲三万多字。
这一年徐霞客刚满54岁,与我现在的岁数相差不多,在中国的农村,已经是守着火塘喝茶的年龄了,儿孙绕膝,闲话桑麻,别说走万里路,就是出村,也只是很偶尔为之的事情。徐霞客老人家并没有停下来,四月十二日到五月二十一日期间,他对火山、地热、山川、物产、民情、风俗等做了较为翔实的记述后,他就离开了腾冲来到凤庆。
从腾冲到凤庆,老先生走了近四个月,只到八月初六,他才从昌宁来到到凤庆。如果按现在的规矩,徐霞客的到来至少也该有旅游局接待吧,如果领导了解他的身份,还会以酒会的形式接风洗尘。那时只有寺庙按时升起炊烟,因此,他就找到了香火较旺的龙泉寺。住持烧开一壶龙泉水给他烹煎太平寺茶,显然也是一个茶痴,一杯未尽兴吧,再取出藏在里屋的“凤山雀舌”冲泡,而月亮就在两人的头顶逡巡。徐霞客在凤庆几日,差不多日日有好茶伺候,东山寺住持以东山名茶招待,就要离开凤庆的时候,他还喝到了后来写进游记让他念念不忘的太华茶。如果从茶文化的角度理一下,这些就是凤庆茶文化的根基,白纸黑字,不用刻意杜撰。
我第一次去腾冲,恰好也是初夏。因此,如果时光逆转,或许我与徐老会相遇于凤庆到腾冲的某一处古驿站吧。他带着书童,我背着行囊,在山野客棧的枯灯下,他会给我看餐风露宿的辛苦记录,我也会把学写的游记呈上给他,请他赐教。酒囊早已喝干,好在还有茶,我带的是滇红经典五八,这款茶解渴功效不是很理想,解决寂寞却很有功效。喝到兴致浓时,我会告诉他,我父亲就是茶人,虽然不识几个大字,却能把一罐茶泡得香破脑壳。那一晚河流因为暴雨而愤怒,心神不宁的枯灯,像谁悄然出窍的灵魂。除了喝茶,我们还会讨论过一条顺甸河能送走多少乡愁。我应该有踅返的想法,陪旅行家顺着一条河流去拜谒习谦古驿的寒梅该有多好!
从凤庆去腾冲,就有无数饭局在途中等着,粒米未进,先干三杯,我这等酒量,别说三杯,就是一滴也会头晕目眩,所以从凤庆到腾冲的无数次,差不多都是饿着肚子。除了准备挨饿受醉,还得备些应酬的话,或虚或实,有时候真起过疑心,对方是不是存心不让你吃饭。后来,想想先干三杯的结果,很多时候只能绕道而行了。不用搭上时空穿梭机,往后退几步,就能与从腾冲到凤庆做官的张问德遇上,我带着比秦始皇年长1000岁的一片茶叶,也该来个简单的茶席吧,然后目送他沿着蜿蜒于元明清的茶马古道离去。
第一次去腾冲我还年轻,被人称为青年诗人,那时文学青年总是被人热捧与追逐。我怀揣一些诗稿,仿佛不是去参加笔会,而是被缪斯召见,在慢腾腾的客车上,总是忍不住与窗外的群山打着招呼。这时我会看见一些背着行装的老乡,他们将去参加滇缅公路的修筑,这是另一场抗日战争,不要以为他们的武器只是锄头,危险并没有对他们停止觊觎。当然,我得回到1940年夏天,才能与凤庆28911名被征招的农民兄弟相遇。
腾冲容得下商贾的肆意发财,也容得下诗人们的纵情歌唱。就在玉器一条街的某幢宾馆里,诗人们视玉石为粪土,是诗歌将诗人间的交流推波助澜。好像也没设主席台吧,请来的大诗人也不给某位女青年开小灶,诗歌面前,可以争得面红耳赤,绝对不会允许一首劣作让掌管着刊物大权的编辑私自带走。按时下的笔会,一定有游山玩水的安排,但那次最散淡的时间只有一个下午,而且据我所知,那个下午,有的诗人去了国殇墓园,有的诗人去了农民作家段培东家,前者带回了让人震惊的沉默,英雄已经活成了尊尊石头;后者带回了沉思,一个年近六间的农民,居然在一盏煤油灯下,写出了反映滇西抗日的三部长篇小说。
笔会结束了,我没有急着离开腾冲,我又来到腾冲坝子东端坝尾山脚的油灯庄段培东家,我没有准备采访提纲,也没打算深究什么。我只喝了他亲手烧开的茶,又去他写作的山洞里深深鞠了一躬。那时他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52岁开始写作,用小学五年级底子打了下三部长篇的江山,还在《保山日报》副刊开起了专栏。记得当时我向老段提出了来凤庆走走的要求,他当时答应过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没有下文了。我想请这位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作家到凤庆走走,给包括我在内的文学青年上一堂课。生活怎样能成为老师,苦难如何才能历炼作品。那时的凤庆同样有农民身份的写作者,洛党乡白云村的李春芳,刚刚实现了农转非的杨茂芳,他们的生活是浸满了苦汁,但在段培东面前都不算什么。
段培东当过兵,后又因反对集体食堂、人民公社,坐过8年监狱。期间试图越狱,一堵高墙面前,他恨自己少了翅膀。狱中,妻子送来离婚书,那些平时好看的文字,此刻却面目可憎。外界传说他眼睛瞎了,整日靠一根拐棍当伴;传说他肋骨断了三根,一个大男人,度日如年地喘着细气;传说因为越狱,将被关到老死。妻子一时绝望就跳了河,后被一个男人救起,一番开导让她羞愧难当,她无以回报,只能以身相许。
8年的牢狱生活,让段培东彻底摒弃了好强的心性,也渐渐熄掉了报复的烈火。他原晾了伤害他的人,这其中包括离他而去的妻子。他终是懂了,人生除了壮烈,还有沉默。
二
第二次去腾冲,是2014年末。我车祸出院,朋友把我驾上车,说到腾冲江东村看看银叶树,或许伤口疗愈更会快一些。
江东村位于云南省腾冲县北部,是腾北固东镇的一个自然村落。全村的活宝是3000余株有着四川湖南籍贯的银杏树,五百多年以上树龄的银杏树占了很大比例。有些树实在老了,斜靠在某间老屋的墙头,但它坚决不向命运提请退休。有的树实在活得憋屈,人生不满白,但它们有活到千岁的劲头。被尊称为银杏王的就在村头的小广场边,享受着村人祭祀与爱戴,每年总是它第一个披上金黄,又是最后一个落尽枯叶。根杏王有江东村活着的见证,它肯定知道最初的炊烟是从哪户人家升起,也肯定知道这个村子的多舛命运。事实上,它就是这个村子的源头,仰观一片叶子,就能看到一个村子来龙与去脉。
一个不大的广场好像是这几年才铺上的火山石,细雨一淋,泛起丝丝缕缕二氧化硫的味道。村子里的人都舍不得闲着,银杏叶黄了,他们每家都会出来一人或两人,在广场摆摊设点,卖火山石切割成的烧烤板,银杏果,就是一片银杏叶子,也被闲不住的老人家串成花环,售给那些娇滴滴的“公主”。而喜欢贪享舌尖美味的食客,则钟情银杏果炖鸡,银杏果泡酒。银杏叶黄了的时候,似是进入了娑婆世界,仿佛能听见呦呦鹿鸣,沉积的阳光锻打出银杏叶别致的纹理。
江东村,说什么都算得上是大将王骥的他乡,明正统年间的那场规模很大的远征,来来回回的折腾,虽然将外夷驱逐,王骥也老得差不多了,告老还乡的念头一天天浓烈,然而最终让他决定留守腾越,不是圣旨而是爱情。腾越姑娘爱情的千丝,让王骥挥剑难斩,圣上也就将计就计,反正也需要有人把守边关,就做了个一石二鸟的决定。这样,大将带着的部队也就成了银杏村的第一代族人。随着战争的远去,大将放宽了将士们探亲政策,在公元1465-1475年的十年间,这些将士多次回原籍四川、湖南探亲,返回时他们把银杏树苗带到了江东。想不到的是,银杏树很快适应了江东尘积的火山灰土壤,这样,寄托思乡之情的银杏树,便成为这些将士回望故土的消息树,长成城垣与护堤,长成一个村庄吉祥的样子,长成一群人,想家的根系。
将士们扔下剑戟,学习稼种耕播,他们爱上了稻菽低头,春阳拂面。他们在江东群山怀抱的息壤里,收获葱蒜,给众神请安。剑术精湛的老兵学会酿酒,过起有火烟味道的日子。运筹帷幄的大将则当起了生产队长,向布谷鸟学习节令,与泥土真诚相处,考虑起一个村子的生计来。现在看到的那些围垒在村子里的石墙,就是当年将士们用于防范偷袭、暗箭、梭镖的掩体,现在却是导游讲解词里最精彩的章节,很容易让游客想象拉锯般的攻守。很多年过去了,江东村并没有发生战事,每天最重要的任务是伺候庄稼,播种儿女,治疗乡思。想象得到的是,阳光从窗棂漫射,女人烹煎银杏果教孩子读书识字,男人打铁锻造农具的情形。
在陈安培的农家乐里入住,我看准的不是他家的招牌霓虹闪烁,而是两棵苍桑的银杏树就杵在院子里。一场小雨始终以十足的耐心,揩去了一个下午的百无聊赖,同时把该落不该落的银杏叶打到地上。勤劳惯了的人家连小孩也不会让其闲着,放学了就去捡拾银杏叶,可以做枕头,还可以串起来当花环,做成没有成本的旅游纪念品。我看见一个小女孩,不过是四岁左右的小女孩,跟在一片被风吹着的银杏叶后面跑,看上去她比一片银杏叶重不了多少,我想知道是谁家爱情枝头的叶子。那片银杏叶应该停下来等一等,等那双稚嫩的小手,那串蹒跚的脚印,那双纯净的眼睛。晚上停电,我婉谢了陈安培送来的蜡烛,在黑暗里一直等到一束月光投身入屋。这时竟想起诗人白连春,想起他在北京想他父亲的诗歌。“没有人能把秋风中颤动的坟墓,还原为春光里劳作的父亲和母亲,把父亲还原为咳嗽,把母亲还原为炊烟。”这些诗肯定要陪我,只有诗歌,能忠于我的内心。临睡前,月光还是没有落下,倒是银杏叶落得更多,它们先落到瓦当,再闪身到院里走道。按时服药是妻子硬加的行李,心痛,她给我购买了足额的丹参片,胸痹,我备下了进口的血塞通。可在银杏村,所有的药都是多余的行李,所有的毛病都看在我时间紧迫的份上,一致同意先不缠我。
在江东银杏村,我遇上的都是大将王骥的子孙,他们除了农事,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接待旅客上。500多户人家,百分之八十都有经商的本事,他们等着一年一度的银杏叶黄,他们仰仗银杏树的恩宠,前后一个多月就可以赚够一年的基本开支。我想会遇见某人,刚刚写完《答田岛书》,把笔一掷,径自往菜地里走去,他给芹菜许诺过写诗,给南瓜答应过赋体。就是到了菜地,我想他的怒容并不会轻易云开雾散。我想会遇见那些在松山与侵略者肉搏的凤庆老乡,那位还没有谈过恋爱的小战士,一眨眼就离开了人世。更多的老乡,永远在从凤庆到腾冲的路上,是一块石头,早已碾成了战争的辙印。抗战胜利后,做过凤庆县长的张问德就甩手不干了,他欠着山水的约稿,这其中一定有他新构思的作品,抓获劫匪龚太久的当天晚上,审完案子,他起了一首诗的题目,就接到了回腾冲的通知。
相对茶一盏 满山黄叶飞。用句话总结腾冲银杏村的一天,够全面了。陈安倍家的茶不是红茶不是绿茶也不是黑茶,而是一种叫苦藜粑的叶子,我们老家那边用来治疗拉肚子的药。苦藜粑采叶,晒干,装入袋子,泡饮时取出几片,就是江东人的茶了。陈安倍下午不是很忙,我在村子里转悠,他在家门口晒太阳,其实他家里是很忙的,得益于他媳妇的能干,三下两下就把几桌客人打发得服服帖帖。同样,我家也很忙,我就是凤庆版的陈安倍,家里的忙似乎与我没有关系。与来自香港的朋友坐在陈安倍泡出的一壶茶面前,说的还是满山飞的黄叶。其实,喝什么并不重要,心里充满宁静,一杯水也能照见坦诚的彼此。腾冲银杏村的秋天像在燃烧,所以不是我把秋天拍得很暖,而是腾冲本身就有一种明亮。陈安倍是我第二次去腾冲认识的老朋友,说老是因为我们一见如故。他话不多,内心的热情堪比黄叶,总有一种光焰,给人以安全放心的感觉。
留在银杏村的时间不可能太多,所以,白天我端看这个村庄的檩条、老墙,青草的生死。我还要下地,想象一群将士,如何丢开盔甲,成为农民。晚上还得整理拾到的银杏叶,并给每一片写上巅三倒四的几句。然后与白果分享甘、苦、涩、平,理一理敛肺气、定痰喘的食谱。那些被风逐来追去的银杏叶,据说可以治疗失眠,填充枕头,就是把火焰搂着睡去。在这个被新鲜光焰灼烧的村庄,人们倾心于茶,并不急于马上扑灭渴意,焦烦,而是对视,沉浸,让茶水不厌其烦地劝慰、梳理。那么多银杏叶落下来,只有一片插到我的五更,那是银杏村有些羞涩的踏访,它知道我准备了诗歌,还有多年积攒的想往。
“算来,人生不过是一片树叶,一年一次的跟斗。不用为功名剑拔弩张,再长的人生,不过是银杏叶从青到黄”。
三
张问德先生,与我对面穿过。他一袭粗布衣裳,骑着马从腾冲出发,将按时到凤庆高就。时间有点仓促,省上一直在催,之前的县长因为破案不力引咎辞职。想来,那个时代的县长差不多事必躬亲了,青龙桥几个抢劫的土匪,也会让一县之长抛官丢爵。
如果时间往前推,我们应该有诗意的遇见。或许他会亲临我们的文学社,指点或批评,我也会不失时机与他索要联系方式与办刊必要的银子,他绝对成全。如果有时间,他一定参加我们作协的采风,因为他既是县长也是诗人。然而作为县长,写诗不是他的主要任务,造福一方百姓才是他的工作,因此,上任不到一个月,他就带兵去工立木爬龚太久算账了。就是这个心狠手辣的龚太久,化妆成国民党兵,到青龙桥头抢劫从昆明来,准备到凤庆收购茶叶的“宝元通”商号一行数人,抢了5000万元金券,9匹骡马,还伤及人。张问德先让人化妆成商人行走在立木爬到琼英的路上,龚太久行劫时被抓个现行。现行,不论那个朝代,都应该是最好的罪证,不用考虑零口供,以及接下来的查实取证。
那年凤庆茶价大迭,老百姓生活维艰,可以想象茶在凤庆的地位与作用了。张问德从禁种大烟开始,抓社会风气改善,把更多精力用在茶叶生产上。凤庆茶叶的发展,与一个名叫琦璘满洲人分不开,同样来凤庆做官,同样爱民如子,同样倡导种茶,以至很多年后的滇红集团,茶叶种植公司就是以琦璘的名字命名。
现在我越来越该感谢的是他修的县志,那是凤庆1942至1944 年间的真实。那幢修志的小楼连石脚都难觅其踪,但那些志书却还放在我书房的重要位置,闲时就把它当凤庆旧时的风俗画翻阅,凤庆没发生过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恰恰是那些农事或风俗引领着我,看见了祖父耕读传家的艰辛。
1942年5月初,日寇占领腾冲,腾冲县长邱天培等一批地方官闻风而逃,张问德临危受命,同样不是他带兵治乱,而是一篇“答田岛书”,让他留下千古美名。1943年8月31日,张问德收到腾冲日军占领军行政首领田岛寿嗣来信,借口要就腾冲人民的生活进行“坦诚的商谈”。有来不往非礼也,张问德需要答复回礼,然而提笔,这位年事已高的顺宁老县长,立马觉察到他面前的白纸仿佛壁立千韧,任何笔划都可以使自己万劫不复。面对诱降,张问德毅然挥笔写下《答田岛书》,并在麻栗园召开了军民大会,当众宣读,痛斥日寇,号召大家团结一心,抗战到底。由然而生的敬意,自然让我又想到张问德离开凤庆时的万民相送的场景,一把伞落着万人签名,其实是希望天佑好人,保他一生平安。事实上,张问德在凤庆的政绩有口皆碑,那时虽然没有这考核那指标的,也不会为拆迁动用武装,单凭不为地方黑恶势力左右,能清者自清就已经不错了,何况他还做了一些有益于当地安宁的事,褒扬英雄,埋汰庸人,远离小人。这应当就是做官人的心境啊!
丙戌秋深他去了盘陀石,写下了长诗一首,面对奇而怪的盘陀,老先生发出了“寻仙何必普陀山”的感叹。短短一年时间,他是两度去盘陀石了,“昨来首夏今秋末”,但相隔不长的时间段里,小小的盘陀石却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季节变化,表相上的葱笼落叶纷飞,还有他内心深处的无尽孤独,初来咋到他满腔热忱,结果还是遇上了不少困难,好在他心底无私,自然,那些磕磕拌拌的事情终究离他远去。每当这个时候,他会登高,就像他《春仲登署中何宁楼即事》中写的那样:“一楼雄镇势尊崇,爽气迎来四面风。山对叠层奔眼翠,桃开深浅映窗红。春浓睡美贪迟起,事冗吏忙早到公。情绪近来殊不恶,替人日日作书佣。”彼时他不会发文件,号召人们向某某学习,树所谓的榜样,但从他《阅顺宁旧志吊袁慎夫先生七古》,《香池祀孔追念圣功五律一首》等诗中,自然不难了解他内心世界扬善除恶的鲜明立场。
2015年清明,张问德的墓在腾冲来凤山重修落成,我去给这个做过凤庆父母官的人献花是一年之后。新落成的墓碑旁刻有一副挽联,上书“近古稀扬横眉雄篇答辞贯长虹,临危命振虎臂剑扫烽烟净环宇”。不知道是谁的笔墨,应该说已经很干净彻底地总结了张问德的一生。我眼前的张问德手拄一根藤条拐杖,六渡怒江,八越高黎贡山。那时他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翻越高黎贡山时,吃的是干粮有时甚至断炊,但抗战的意志从未消减。抗战胜利后,张问德就辞职不干了,有人不解,有人挽留,有允分的理由,却无法留下一个人的去意。个中原因,不得而知,但我认为,没必要细知。任何人经历了起伏,必然会找一处僻所歇歇,白云苍狗,张问德选择了弃官从文。官袍犹如戏服,帷幕闭合之后便毫无意义。可能是这个原因的理解,张问德便辞职不干了,他欠着自己的文债很多,上峰不用看他的申请,就心照不宣地应允了他。
四
去腾冲当然得去看国殇墓园,那里埋藏着数千名在1944年腾冲战役中牺牲的将士。想不到就在我生活的小城,依旧生活着参加过腾冲抗日的一位叫彭建军的老兵。其实,如果不是前来采访彭建军的人是我的朋友,我还真不知道英雄就在身边,就在离我生活的小城只有16公里的洛党。
到彭建军家,我内怯得很,我不想与抗日老兵这般相见。隔着的时间段,并不是尴尬的原因,毕竟我们站在半个世纪的一头一尾。问题的关键是英雄就在我身边,向这个学向那个学,最终与英难措过了,这不是我去腾冲徐霞客来凤庆措过那么简单,幸好老兵还健康地活着,才有并不刻意安排的遇见。
我把彭建军老人的手紧紧握在手里,我知道就是这双手抽出腰刀,反手一刀就把已经紧紧将他按倒在地的日本鬼子扎得学鬼叫;也就是这双手,抓了把故乡的泥土,就搂抱住了一场接一场的战争。那是拉响手榴弹的手指,那是扣动板机的手指,现在全用它来弹凑回忆的琴键,虽然已经被命运催残得无法灵动自如,但还能找到生活的触点而不落空。
普通的四合小院,不因满院的卉穗显出拥挤。彭建军老人得知要来采访,起得一定很早吧,此刻坐在一张竹骑上,他有点困顿。但一见到来自湖南的老乡,他马上激动起来,忙着安排小儿子杀鸡煮肉,接着他就开始讲他的那些有点不堪回忆的传奇故事。老人家不忌讳说真话,说拼刺刀时先开枪的是中国军人,死一个日本兵,中国这边得陪上三至五个。说他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说是事句“我只打死过日本人”的话救了他。只是一说到战友,他就两眼含泪,无法抑制。在战场,不再是单一与日本鬼子的较量,很多时候饥饿与疾病也是狼心狗肺的敌人,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催残着军队的意志与将士的体魄,以至每天都有不是正面交战的牺牲。很显然,腾冲抗战不是电视剧里的人造烟火,战争血腥的一面,不是经过战争的人很难临摹。彭建军说,差不多半个世纪了,他一直会梦到蓬头垢面的战友。当战友的鲜血洗去了他年轻的懵懂,也就在一场战役之后,他彻底改变了懒散踌躇,因为稍许的心不在焉都会丢掉生命。说真话,藏在逼仄的壕沟,他还是想家,甚至一只惊慌失措的鸟叫也会让他分心很久。所以任何所谓的英雄在电视剧里一出场,都会让他忍俊不禁。但他原晾了那一出出搞笑的抗战剧制作者,毕竟身处和平年代,又怎么能让人体验战争。
彭建军今年已经94岁了,但他的精力过人,眼不花耳不背,讲起腾冲抗战,他的声音甚至提高了几个度。因为日本人的残暴,他的父亲、两个叔叔,大哥、小弟,全家都参加国军抗战,19岁那年他也离开了湖南湘乡老家,进入昆明,经过简单训练后就参加了抗战。这个年龄段的我,正投身一场单相思,酣饮着自己给自己酿造的苦酒。而彭建军早已强渡怒江,参加着攻打高黎贡山战役。后来随部队起义投诚,辗转进入临沧市凤庆县,落户安家,因为时代的原因,他不敢留下战时获得的东西及相关文书,所以到现在都拿不出相关的证明文件,好在后来经过凤庆县统战部的努力,他获得了承认,在2010年,他开始享受相关的补助。
就在彭建军家里,阳光一抹就平了早间的微寒,老人特意戴上了几枚军功章,显然,很多与他事迹有关的奖牌已经随历史的玩笑丢掉了。那天早上,战局从高黎贡山开始,他的轻轻叹息引燃了战火,只到讲完,他才轻轻抹掉了那些早已候在眼眶的泪水。许多战友轻易就离他而去,临睡前还一块为一封家书聊了彼此的家乡,天亮后战友就永远地走了。初上战场的彭建军当然也免不了要害怕,害怕的结果是疯狂地想家,可是当他一次次看见活着的战友变成惨烈的尸体,也就渐渐没有了害怕的感觉。作为特务排的一员,随着战争的深入,彭建军的任务不再是保卫机关安全,而是兵兵相接的白刃相见。高黎贡山埋下的弹雨,长出的松风总是带着杀气,怒江是天堑,但真正将日寇挡在门外的却是像彭建军一样的英雄。而此刻,英雄已化为石头,栽在硝烟熏染的泥土,长出一些电影里似是而非的情节。
战争结束后,彭建军的部队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努力下,起义投诚,他没有回去湖南老家,而是在凤庆县安家落户,娶妻生子。说到下关部队投城后的生活,彭建军只字不提,对于痛苦的往昔,再提就会有翻江倒海的不适,但我相信,他之所以生活得很好,恐怕离不开爱情。看着彭建军餐桌上一个劲地给妻子夹菜,我突然之间确定了答安。是的,除了爱情,又会有谁跟着他戴着国民党兵的灰色帽子这么多年呢?晚年的彭建军是幸福的,喊他起床的不再是军号,而是鸟语;云朵后面不再躲着敌机,而一件接一件的好事,政府给落实了政策,儿女们事业有成。
那一年,彭建军终得以光明正大地来到腾冲,来到他为国家战斗过的山水,在国殇墓园,他喊了无数个战友的名字,只有松涛回话,英灵在遁九天,只留英雄气概灌注长虹。他的双眸在一块块墓碑上落下,又缓缓移开,他知道,该怎样说,才是最通心的抚摸。他用手抚遍了纪念碑上所有的名字,他懂,有些沉默,就意味着汹涌的感情就要决堤。日寇早已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被热爱和平的人所唾弃。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盼老了自己,从凤庆到腾冲,地理距离300公里不到,现实的距离是如此遥远,以至那一年彭建军是走着到腾冲的,我想,或许老兵是想在凤庆到腾冲的路上遇上那些无法安落的英灵吧。
许文舟简介:男、1964年10月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临沧市作协理事,出版散文集《在城里遥望故乡》、《高原之上》、散文诗集《云南大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写作,现已在《诗刊》、《诗选刊》、《散文》、《中华散文》、《散文百家》《民族文学》、《星星诗刊》、《文艺报》以及台湾《活水》、《自由时报》香港《香港文学》、《大公报》、《香港文汇报》、美国《世界日报》等报刊发表作品100多万字。有作品入选《读者》(乡土版)、《读者》(原创版)、《青年文摘》,并正式选编入《大学语文》、中学生课外阅读教材,中学生八年级《字词句篇》,散文诗先后七年入选《年度散文诗选》并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先后荣获过第十八届、第二十一届“孙犁散文奖”、《云南日报》文学奖等奖项。曾出席第十三届全国散文诗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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