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工具书使用法著作计量分析研究(

March 10, 2017, 12:5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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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图学刊2008年第 文献资源建设与利用我国工具书使用法著作计量分析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江苏南京 210097) 〔摘 要〕 本文通过上世纪 70年代以来我国出版的工具书使用法著作的统计,分析了作者、出版社、编撰体 例和类型,概述了它们的特点,对于我们了解此类著作今后的编撰趋势,把握其方向,具有现实的 参考意义。 〔关键词〕 工具书使用法著作;计量分析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工具书使用法著作,肇始于 上世纪三十年代, 四十年代开始流行。李钟履的 《图书馆参考论》、邓衍林的《中文参考书举要》、何 多源的《中文参考书指南》和楼云林的《工具书使用 法》,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著作。楼云林的《工具书 使用法》,首次使用“工具书使用法”的名称,具有开 创性的意义。五十至六十年代,“工具书使用法”的 代表性著作有西南师范学院吴则虞的《中国工具书 使用法》、南京师范学院赵国璋的《语文工具书使用 法》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编印的《中文工具书使 用法》等。这些著作在培养高校师生文献检索能 力,指导馆员做好参考咨询工作, 用,至今仍有重要的史料和学术价值。因此,对工具书使用法著作的研究,不仅能使我们了解其历史和 现状,而且对于从事文献信息教学的教师不乏现实 的参考意义。 1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出版的工具书使用法 著作 这里所指的“工具书使用法著作”,仅限于大陆 出版的工具书使用法的教科书和专著, 凡冠以“工 具书书目”、“文献检索”或“信息检索”的著作,不列 入本文考察的对象。本文的资料调查,基于《全国 总书目》、《中国国家书目》和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 馆网上馆藏书目和相关的著作。 1 七十年代七十年代是中国社会经历文化大革命、拨乱反 正和改革开放的时期。当时工具书著作主要有《工 具书与参考工作》(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 、《常用中 文工具书》(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编) 、《常用中文工具 书简介》(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 、《怎样使用历史工 、《中文常用工具书使用法》(安徽大学中文系工具书使用法编写组) 、《社会科学参考 工具书使用法》(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 、《文科工具 书简介》(朱天俊、陈宏天) 、《历代文学及工具书常 识》(南通师范学校) 、《国外科技参考工具书简介》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文史工具书浅谈 (张其中、施文义)、《中文社会科学工具书举要》(季 、《文史工具书及其使用法》(朱一清)、《中文 工具书使用法参考资料》(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和 《文言语词工具书介绍》(吴福熙) 从编写和出版的情况来看,这些工具书使用法著作具有自编、自印性质,如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武 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和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编写 的教程,大多为内部教程,北京大学编写的工具书教 材数量最多。从工具书的学科来分,它们具有综合 性和专科性的特点。阙勋吾编著的《怎样使用历史 工具书》,南通师范学校编写的《历代文学及工具书 常识》, 都属专科性教材。张其中、施文义编著的 《文史工具书浅谈》和朱一清编写的《文史工具书及 其使用法》,则属于综合性的著作。从语种和国别 来说,它们有中文的工具书和外文工具书之分。中 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编写的《国外科技参考工具 书简介》,在七十年代是最具代表性的反映外文科 技参考工具书的著作。此外,从自编自印、不断修订 和补充内容到正式出版,是那一时期相关著作最显 著的一个特征。如阙勋吾编著的《怎样使用历史工 1976年2月辽宁人民出版社时篇幅只有 88 2版时增至186页。这说明工具书 使用法著作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臻完善。 2 八十年代进入八十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展开,高校 招生人数的增加,尤其是 1984年 2月教育部颁发的 “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 见”,我国工具书使用法的著作因此出现了一片空前繁荣的景象。 首先从学科来分,八十年代工具书使用法著作, 可分为文科 (中文)和理科工具书使用法两种类型。 文科类性质的工具书有《文史工具书概论 文献资源建设与利用贵图学刊 2008年第 、《文史哲工具书简介》(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系、历史系编写组 、《中文工具书》(朱天俊、李国新)、《文科 工具书简介》(朱天俊、陈宏天) 、《文科工具书手册》 (朱天俊、陈宏天)《中文工具书学习指导书》(朱天 、《中文工具书使用法》(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中文工具书使用法 》编写组 、《史学入门与文史工具书》(张大可,徐兴海) 、《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吴小如、吴 史工具书选要》(吴国宁)、《中文工具书及其使用》 、《中文工具书概论》(詹德优、李健民 、《中国文学工具书概略》(黄景行) 、《中文工具书使用法》 、《参考工作与参考工具书》(戚志芬)、《中文工 、《中文工具书使用法》(中国智宝开发中心图书信息公司理论研究部)和《文史工具书评介》(张旭 理科工具书使用法著作有《科技文献检索工具书使用法》(辽宁省图书馆) 、《科技工具书使用法》 、《国外科技参考工具书简介》(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常用医学工具书简介》(张华 、《科技工具书及其检索简介》(倪波竹)、《生物 学文献检索及常用工具书》(陈贤钦)和《电子科学 技术工具书指南》(韩飘扬、刘迅) 其次,从语言来看,有英文和俄文两种类型。它们是《英文工具书》(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英文工 具书》编写组) 、《西文工具书简介》(北京大学图书 馆学系目录学教研室) 、《西文工具书概论》(邵献图 、《给大学生一把钥匙:使用英文工具书举要 除上述外,翻译和介绍国外参考工具书和综合性的著作相继问世,它们是《参考工作导论:基本参 K盖茨著,马学宽、李凤竹编译) 、《近三十年国 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冯蒸) 、《日本主要参考 工具书指南》(纪昭民) 、《国外工具书指南》(陆伯 华等)和《中外工具书使用指南》(林申清、胡卓澄) 3 九十年代九十年代工具书使用法的著作有《工具书利用 指南》(叶翠环) 、《工具书应用通则》(于翠玲) 文社会科学共工具书实用图表》(丁力等)、《中文工 、《英文工具书》(王秀兰)、《中英文 工具书举要》(闻梁等) 、《中文工具书基础》(潘妙 史工具书入门》(郭子直、李岩)、《西文工具书概论》 、《中文工具书导论》、(詹德优)、《中文 工具书使用法 》(詹德优等 《化学化工工具书指南》(冯白云主编)、《中文工具 书实用教程》(袁正平著,郑红修订) 、《英美文学工 具书指南》(钱青)和《期刊管理与检索工具书》(孙 这一时期出版著作的特点是,(一)修订再版本 作。(二)与八十年代相比,著作的数量开始下降。 (三)工具书使用法著作的读者对象开始走出高校, 转向中小学生。姚伯岳、肖珑的《文献知识与中小 学常用工具书》就是这一时期难得的面向中小学生 的工具书使用法专著。 4 本世纪初(2000 2007)走入新世纪,我国工具书使用法的著作的出版 情况,在保持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出版势头的基础上, 有所增加和突破。2000年至 2007年, 这方面的著 作主要有《中国古代工具书举要雅》(李峰) 、《社科 中文工具书使用》(邓宗荣) 、《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 (杨敏、北辰)、《工具书学概论》(林玉山) 、《中文工 具书使用》(白冰) 、《工具书使用和文献检索》(高 小方、顾涛) 、剑君主编的《怎样使用理科工具书》和 《怎样使用文科工具书》、《中文工具书导论》(詹德 、《中文工具书基础教程》(张广福)、《文史工具 书概述》(赵国璋等) 。与八、九十年代相比较可见, 这些著作中,有的是重版,新著并不多。总体上说, 数量也少。另外,这一时期最值得注意的一个亮点 是电子版工具书使用法著作的出版。刘文刚主讲的 《工具书使用法》, 2004年由四川大学电子出版社出 版;民国时期楼云林编著的《工具书使用法》, 2005 年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制成缩微品。 贵图学刊2008年第 文献资源建设与利用2 工具书使用法著作的数量、著者和出版社统计比 较分析 这是一幅反映 37年里我国工具书使用法著作 出版的百分比的图表。从上所述和本图可知我国工 具书使用法著作的出版和所占的百分比情况: 70年 代为 14种 (14%) 80年代为48种 21种(21%) ,本世纪头七年为 15种 (15%) 君、王秀兰、叶翠环、朱一清等人的名字,在这三十余年中,至少出现过 有的甚至2次以上。这表 明,他们的著作在高校拥有一定的读者群体。尤其 是朱天俊、陈宏天、李国新,在这方面成就卓著。在 七十年代,朱天俊、陈宏天编写《文科工具书简介》, 八十年代再版。此后,他与陈宏天、李国新和倪晓建 编写了《文科工具书手册》、《中文工具书》、《中文工 具书学习指导书》、《中文工具书教学参考资料》和 《中文工具书参考资料》。九十年代, 他们出版了 《中文工具书教程》和《中文工具书基础》。这些教 程不仅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用书,而 且是文科专业工具书使用法教程。詹德优、李健民 编著的《中文工具书概论》是“图书馆学自学丛书”。 詹德优还出版了《中文工具书导论》,他与武汉大学 图书馆学系教师编写的《中文工具书使用法》,作为 高校图书馆学教程,一版再版。邓宗荣编著的《社 科中文工具书使用》,是教育部大学本科指定教材, 教育部“八五”规划教材,也多次再版。在西文工具 书教程中,邵献图主编的《西文工具书概论》在大陆 多次重版, 2000 年由台北书林出版公司出版。另 外,老一代的工具书使用法专家们的著作,也不断修 订或出版,如赵国璋等人的《文史工具书概述》和楼 云林的《工具书使用法》等。这说明,他们的著作至 今仍有一定的学术性和使用价值。 从出版社来看,全国有 80家出版社出版过这方 面的著作,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电子工业出版 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国防工业出版社、北京大 学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辽宁 人民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武 汉大学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等等。而出版著作 数量较多的出版社是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大学出 版社、辽海出版社、辽宁教育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 社、广东教育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其中,书 目文献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过 作,为同类出版物数量最多的出版社。3 工具书使用法编写体例类型及其特点 从编写体例和特点来看,上述工具书使用法著 作大致可分为如下类型: 知识介绍型。其特点在于,作者从介绍工具书 与工具书学入手,系统介绍各类工具书知识,论述工 具书的性质、类型、结构、编纂法、使用法,以及计算 机与工具书等。林玉山的《工具书学概论 居、陈桂芳的《中文工具书知识》等,都属此类著作。分类列举型。作者在撰写此类图书时,侧重于 各种工具书的类型,并以此安排章节,分别介绍相关 的工具书及其使用, 如白冰著的《中文工具书使 用》,共分十二章,介绍了古今字典、古今词典、综合 专科辞典、古今索引、手册、类书、政书、百科全书、传 记、历史文献及网络资源等。 (三)编型。此类著作通常由上、下编,或上、中、下三编构成。上篇介绍工具书的类型、体例及流 派,中篇介绍一定数量的工具书;下篇则对怎样有效 地利用工具书做指导。戚志芬编著《参考工作与参 考工具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讲述参考咨询服 务和工作,侧重于社会科学的参考工作,下编介绍了 各种类型的中外文工具书。王世伟《中文工具书使 用指南》分三编,即上篇“综合论述”、中篇“历史源 流”和下篇“检索方法”。 图表型。作者用图表的方式来编排,介绍解决 读者遇到各种问题时所要查找的各类工具书,其特 点是简明扼要, 清晰易懂。丁力和张欣毅编著的 《中文社会科学工具书实用图表》,将中文社会科学 工具书查考过程中常见的问题, 编成大小 66幅图 表,包括检索策略图表,常用年表、历表例解,性质相 近之工具书比较图表等五类。 目录型。此类著作通常根据读者查找资料的情 况,设置若干专题,介绍相关的工具书,包括书名、作 者、出版社和出版年代,必要时做适当的介绍。高小 方、顾涛编著的《工具书使用和文献检索 》分为绪 论、查文字、查词语、查篇目、查书刊、查年代、查地 名、查人物、查事物等章。每个专题后都有一大批相 关查找的目录。此类书最大的特点是,对于工具书 的知识介绍较少,提供的工具书目录较为全面,也很 实用,旨在帮助读者通过提供的书目去查找文献,从 而培养他们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文献资源建设与利用贵图学刊 2008年第 应用型。杨敏、北辰编著的《文史工具书应用基础》,包括工具书查检法、查字词的途径、查典故 出处和语句出处、查诗文和专题资料的途径、查书籍 和刊物的途径、查年代和事件的途径、查地名和地理 沿革的途径、查人名和人物事迹的途径、查古今事物 和典章制度的途径。此类书最大特点在于,完全从 读者应用的角度出发, 针对实际出现的问题, 列出 五、六部重要的工具书,并用浅显通俗的语言,对其 内容作扼要介绍。 综合型。综合型主要表现在著作的编撰贯彻中 外兼顾的原则,如林申清、胡卓澄编著的《中外工具 书使用指南》,在讲到字典和词典时,不仅介绍了中 文的语言工具书,而且介绍了英文、俄文和日文等语 言词典。其次,综合性还表现在多学科性,如文、史、 哲工具书,社科工具书等著作就是属于此类。 与综合型相反,则是专科型的工具书使用法著 作,如《中医工具书使用法》(程宝书编著)和《农业 文献检索工具书简介》(内蒙古农牧学院图书馆) 等。另外,从工具书使用的载体来看,工具书使用法 著作可分为纸本型、缩微型和电子型。四川大学电 子出版社出版的刘文刚主讲的《工具书使用法》就 是电子型的著作, 而国家图书馆制作的楼云林的 《工具书实用法》则是缩微品。 4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工具书使用法著作的出版,经历 了一个由低到高、由高到低、起伏多变、最后趋向平 稳的发展过程。八十年代出版数量的剧增,在工具 书使用法著作出版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伴随着时 代的发展,工具书使用法著作的出版,除了保留传统 的纸本版外,还出现了电子版和缩微版。可以相信, 在复合图书馆的时代,纸本工具书和电子工具书使 用法著作,将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共处并存。因 此,无论从现代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还是多媒体 教学的角度来看,电子版工具书使用法著作必须紧 随时代步伐,以彰显这一时代特色。这是我们今后 还需努力的方向和赶超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论著目录 (1981 秀芬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226 227.2 http: /210.82. 118. F/XTNJ1A2UGQK16TJR2LHVQJMP996FX9M84 IVR2QRKC7VU4QEKLL 00995?func file&file_name ipac.library. sh. cn ipac.jsp? profile #fo2cusfocusfocusfocus. lib.njnu. edu. cn /portal/portal/ group nnuguest/media searchbook.psml. 5 全国总书目 京:中华书局,1970 2003.6 中国国家书目 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书目》编委会主编. 北京:华艺出版社,书目出版社, 1985 2003.7 民国时期总书目 (1911 1949):文化科学艺术 北京图书馆编.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4: 72 收稿日期:2008 25(上接第 21页)积极发展文博事业,重点抓好贵州 民族婚俗博物馆、贵州龙陈列馆等建设,抢救保护民 族民间文化遗产、民间手工艺和贵州龙化石等珍贵 的物质文化遗产。二是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和保护体系。通过建立国家和 省、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切实加强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加大相关学科建设力度。 2010年基本建成兴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库、博物馆或展示中心。同时,鼓励代表作传承人 体)对列入各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进行传习活动。 我们要紧紧围绕国家大力实施的各项重大公共 文化工程,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和管理,努力培养 新农村文化建设人才,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 动,不断丰富农民群众文化生活,弘扬民间优秀文化 传统和地方特色,培育新农村文明村风,使农民群众 逐步掌握新知识、新技术、新科学,不断破除各种保 守习气,树立新观念、新道德、新的人际关系、新的精 神状态,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为新农村经济 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有效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和谐 发展。 参考文献: 新农村建设开局之年的若干思考.农民日报, 2007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农村的实践与思考. 图书馆建设, 2008 论西部地区新农村图书馆建设.贵图学刊, 2008(1)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迈出新步伐.新华 收稿日期: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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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如：彻底揭穿右派分子程千帆的“学者”面貌

March 16, 2017, 11:0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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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右派分子程千帆的反动政治面目已被彻底暴露无遗了。但好心的人或许会这样想：程千帆在政治上固然是“右派”，但在学术上也许还不失为一个“学者”。我这篇文章主要就想回答这个问题。我愿用具体的事实和确凿的论证来揭穿程千帆的“学者”面貌，说明他这个右派分子不过是打了“学者”的幌子来充行家、窃名位的，根本不配称做什么“学者”，他只是一个反动透顶、原封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已。

根据程千帆、沈祖棻合著的“古典诗歌论丛”（1954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后记”里面的话，我们知道程千帆在全国解放以前，原是一个“还没有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没有用先进的社会科学和文艺科学武装自己的头脑”的人。这从收在“古典诗歌论丛”里面的他的若干篇文章就可以找到十足的证据。但全国解放以后，这个右派野心家不仅没有老老实实虚心学习，要求改造自己，却蓦地摇身一变，俨然以一个老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姿态出现了。从1950年开始，程千帆就撰文讨论接受祖国文学遗产的问题，讨论什么是文学批评的任务，满纸引经据典，仿佛只有他才是“老资格”，别人的理论水平远不及他。然而明眼人却不难看出：程千帆近几年来所写的文章，都是一些并无什么真知灼见的东西，除了穿凿附会，就是无中生有；他那一套套的引经据典，完全是用来装饰自己、吓唬别人的“道具”。更其严重的，乃是他竟在满纸“阶级”、“人民性”、“现实主义”这些庄严的词汇的夹缝中间，稗贩和散布他的唯心主义的反动的观点和见解，从而骗取“学者”、“专家”、“名教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等等头衔，进一步达到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卑劣意图，做出危害人民的勾当，成为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绊脚石。我们试想，一个人在实际行动中是极端反马克思主义的右派分子，在学术研究上却是“马克思主义”的“专家”，这能使人相信么？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一点揭穿，然后再就具体事例进行批判。

二
当程千帆批评别人的著作和论点时，特别是批评一些政治上进步的同志（比如翦伯赞先生和冯至先生）的著作和论点时，一贯是不遗余力地持着一种吹毛求疵的态度的[1]。但当他在文章里搬出自己的论点时，就不能不露出马脚，把十足反动的唯心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暴露出来了。鲁迅对这种“批评家”曾以亚波里奈尔的“咏孔雀”来打比方，“说它（孔雀）翘起尾巴，光辉灿烂，但后面的屁股眼也露出来了。所以批评家的指摘是要的，不过批评家这时却也就翘起了尾巴，露出他的屁眼”[2]。应该指出，程千帆在批评别人时所夸夸其谈的一套理论，猛一看上去确是有些“光辉灿烂”的。他批评冯至先生的“杜甫传”没有触及“当时社会的特质、阶级的动态”，因此“大大地妨碍了我们对于这个大诗人和他所生活的环境的理解”。跟着他就大讲了一通开元、天宝时代在历史上的“典型意义”，然后又讲了一通杜甫，说这个大诗人“就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情况下产生的典型人物”，而且还批评冯至先生“没有掌握住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阶级分析法则”，认为冯至先生对杜甫创作方面的某些论点也“没有能够完全做到历史地处理问题”[3]。关于冯至先生的“杜甫传”究竟有哪些优缺点，这里不谈，只看程千帆这一大套冠冕堂皇的“理论”，已足够使人瞠目咋舌的了。而且程千帆自己大约也很欣赏这一套关于杜甫的“理论”，在他1954年所写的“古代诗歌研究绪论”中，他又把这一套“典型”的“理论”重复了一遍[4]。读者们会想，如果让程千帆来分析古代的作家和作品，应该是会“掌握住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阶级分析法则”，也应该是会“完全做到历史地处理问题”的了；不巧的很，就在这篇“古代诗歌研究”中，我们找到程千帆另一段论韩愈的话：

通过对于作家生活的认识，我们才可以认识作家借以体现其阶级性的个性，这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也是很需要的。例如韩愈的个性倔强好奇，写的诗歌因而也具有奇险的风格。在作品中，他常常观察和描写到一些别人不加注意的地方。……这是只有从他的个性来加以说明的。[5]

从字面看，这段话里也还有个“阶级性”的字样，但论点却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韩愈诗歌的“奇险的风格”的形成，难道只是因为“韩愈的个性倔强好奇”吗？一个诗人“常常观察和描写到一些别人不加注意的地方”，只有从“他的个性”才能“加以说明”吗？程千帆的“典型”论和“阶级分析法则”到哪儿去了呢？中唐时代出现了韩愈这样一个诗人，就没有社会根源和历史条件吗？难道只有对杜甫才可以用“典型”论或“阶级分析法则”来分析，而对韩愈就不配用这种方式了吗？在中、晚唐时代，作品中具有韩愈诗歌那种“奇险的风格”的诗人并不止韩愈一个。与韩愈同时的孟郊、贾岛、卢仝、李贺、刘叉，以及后来的皮日休、罗隐，都是属于韩愈这一诗派的诗人，难道他们的诗歌所以“具有奇险的风格”，也都是由于他们的“个性倔强好奇”吗？怎么偏偏在这个时代，竟有这么一批“个性倔强好奇”的人凑到一起了呢？

这一具体事例就正好说明程千帆的一套“理论”只是用来吓唬别人的“教条”，他根本就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

三
更严重的是：程千帆就在谈古典文学作品的“人民性”、“思想性”的同时，居然竟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来替皇帝说话。这种反动的立场和观点暴露在他1954年10月所写的“论长生殿的思想性”的文章里[6]。他在这篇文章中固然也写到李隆基和杨玉环两人既都有被人民同情的一面，也都有被人民谴责的一面；但在他具体分析时，却暗中偷贩了“女人是祸水”的封建老调，把李隆基大捧了一番。他在文章里竟一再强调李隆基在马嵬坡所采取的态度的“正确性”。我们还是用程千帆自己的话来说明问题吧：

……当时，由于杨氏一门“挟势弄权，罪恶滔天”，本来已经使得人民生活愈来愈加痛苦，由于杨国忠和安禄山争权，加速了他的叛变，又危及了整个帝国的安全。在唐明皇幸蜀之前，陈玄礼部下的军士发动了一次暴动，杀死了杨国忠父子及其同恶的姊妹们，这是极端仇恨这一外戚家族的表示。在反击安禄山的进犯以前，先来一次“清君侧”运动，不但对于广大人民是有利的，对于统治阶级本身也是有利的，因为这一罪恶的外戚家族的存在，已经不只是对于人民不利，连对于整个统治阶级也不利了。所以整个说来，马嵬兵变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好的。……但当时的客观形势是：杀了杨国忠父子及其姊妹，并不能认为马嵬兵变这一事件就结束了，还有一个祸根。如果不连带地杀掉杨贵妃，则不仅这些军士将来必然会遭到报复，而且这一个家族的罪恶势力也可能死灰复燃。这样，就把唐明皇和杨贵妃都卷进了这个漩涡，使他们之间产生了一个突如其来的、顷刻间就发展到了最尖锐程度的矛盾。而这一矛盾的解决则是有赖于另一对矛盾的发展的。或者是：唐明皇为了保全杨贵妃而和代表正义的军士们对立起来，这样做，不但不能挽救杨贵妃，而且会使得自己的统治地位动摇，使得帝国内部发生更大的骚乱，不能够更快地和更好地反击安禄山，其结果对于广大人民也是不利的。或者是：唐明皇牺牲杨贵妃，而和代表正义的军士们一致起来，这样做，对于他自己以至于祖国和人民都更有利一些。在历史上，唐明皇走了后一条道路，而这一条道路，不仅当时人看来是正确的，在今天看来，也还是不失其为正确的。……[7]

这一段话从表面上看来是非常“辩证”的，但仔细分析一下，问题就出来了。我们要问：难道杨国忠、杨玉环这两个外戚家族和李隆基的皇室家族是两回事么？难道剥削人民的只是“杨氏一门”而李隆基反而没有份儿么？李隆基所以走“后一条道路”，难道是主动地想到牺牲了杨玉环对“祖国和人民都更有利一些”么？特别是对于杨玉环之死这一关键性事件的看法，程千帆替统治阶级说话的反动立场就完全暴露出来了。我们知道，“六军”之所以“不发”，所以“生变”，是因为他们懂得安禄山的叛变是由于以李隆基、杨玉环为首的统治集团的荒淫腐朽和“杨氏一门”贪暴专权所致，并且也懂得安禄山的叛变将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故而他们才起来同皇帝和杨国忠等统治者算账。肯定地说，历史上的马嵬兵变，正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军士们和最高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极尖锐的阶级矛盾。然则杨玉环之死，乃是人民向统治阶级施以巨大威压的结果，李隆基对这一事变是无能为力的，甚至是无所措手足的。他不仅救不了杨玉环，而且几乎保不住他自己。杨玉环之死，从劳动人民的立场看，是人民的胜利，是封建统治者的失败及其对人民的让步。当然人民也看出：杨玉环本人虽也是统治集团中的一分子，可是她的死却是替李隆基当了牺牲品。因为李隆基正由于“江山”和“美人”两者不能兼而有之，才宁可牺牲宠妃，以苟全自己的性命。这正是统治阶级本身的自私和残酷之处，也正是杨玉环所以终于使人民寄予一定的同情之处。这绝对不是由于“唐明皇对这一事变所采取态度的正确性”[8]，也完全谈不上皇帝同“代表正义的军士们一致起来”，更谈不上什么“在马嵬兵变这一事件上，……采取了比较正确的处理方法，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9]。照程千帆的这种提法，一方面美化了统治者，一方面把六军对皇帝所施的巨大威压力量就这样轻松容易地一笔勾消，其荒谬绝伦是昭然若揭的。程千帆在这篇文章里还引了杜甫“北征”中“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的看法来替自己的论点找靠山，其实这适足以证明程千帆的立场是反动的。因为在杜甫眼中，李隆基是皇帝，而杜甫自己正是站在做为皇帝的臣子的立场来说话的。至于程千帆，乃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人物，而且还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专家”姿态来发表言论的，但在他心中却惟恐委屈了唐朝的风流皇帝。这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持着什么观点，还不一清二楚么！

为了证明程千帆的论点是反动而荒谬的，我愿意用“摆事实”的方法来对证一下。我们不妨摘录几段材料，看一看在马嵬事件中杨玉环之死究竟由于什么力量促成和李隆基对杨玉环之死究竟采取了什么态度。先从唐人的作品——陈鸿的“长恨歌传”和白居易的“长恨歌”——看起：

……道次马嵬亭。六军徘徊，持戟不进。从官郎吏伏上马前，请诛晁错以谢天下。国忠奉氂缨盘水，死于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问之，当时敢言者，请以贵妃塞天下怨。上知不免，而不忍见其死，反袂掩面，使牵之而去。仓皇展转，竟就死于尺组之下。……(“文苑英华”卷794：陈鸿“长恨歌传”。）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白居易：“长恨歌”。）

李隆基对于杨玉环的死，只是表示出“反袂掩面”、“救不得”、“血泪相和流”种种处于被动的情景，其狼狈忧惧之情是跃然纸上的，我们能说这是李隆基同“代表正义的军士们”站在一起的表现么？但陈鸿、白居易用的是烘托写法，还没有把“六军”的威力从正面写出。我们再看看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就会了如指掌了：

丙辰，次马嵬驿，诸卫顿军不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奏曰：“逆胡指阙，以诛国忠为名。然中外群情，不无嫌怨。今国步艰阻，乘舆震荡，陛下宜徇群情，为社稷大计，国忠之徒，可置之于法。”会吐蕃使二十一人遮国忠告诉于驿门，众呼曰：“国忠连蕃人谋逆！”兵士围驿四合。及诛杨国忠，众方退。一族兵犹未解，上令高力士诘之，回奏曰：“诸将既诛国忠，以贵妃在宫，人情恐惧。”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玄礼等见上请罪，命释之。……（“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

“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八载杀杨国忠事与“唐书”大抵相类，但记杀杨玉环事则比较详尽：

上闻喧哗，问外何事。左右以国忠反对。上杖履出驿门，慰劳军士，令收队，军士不应。上使高力士问之，玄礼对曰：“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当自处之。”入门倚杖，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录韦谔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因叩头流血。上曰：“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高力士曰：“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

洪昇“长生殿”的“埋玉”一段，基本上是照着“通鉴”写的，这里不再详引。根据这些记载，我们何尝看出李隆基有丝毫“正确处理矛盾”的神气呢？如果从形式上看，杨玉环之死固然是李隆基下的命令；但这并不等于李隆基主动地在解决矛盾、缓和矛盾。比如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罢工示威，使得资本家不得不让步低头，然后表示接受工人的条件，难道这不是工人的胜利么？如果按照程千帆的逻辑，恐怕就得归功于资本家“所采取态度的正确性”了，因为资本家的措施不是“缓和了阶级矛盾”吗！试问，这不是反动的立场和观点是什么呢？这样的提法，哪里有丝毫马克思主义的味道呢？古人说：“一叶落而知秋”。无怪去年整风一开始，程千帆就收拾起“马克思主义”的幌子，露出狰狞的右派面目，向党和人民猛扑过来了。

四
退一万步说，即使做为祖国一个普通的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程千帆也是很难跻于“学者”、“专家”之林的。后汉的李固曾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想右派分子程千帆这样的“学者”，在做学问方面，真可以说是典型的“名不副实”的人。我还是举几个具体事例来谈谈吧。

前面已经提到，程千帆对于学问是根本缺乏真知灼见的。在他近几年所写的文章里，我们看到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而这些自相矛盾的地方并非什么难以解决的症结问题，只是一般常识性的道理。通过这些自相矛盾的论点，就完全可以说明程千帆的浅薄荒谬。比如“楚辞”中的“九歌”，究竟是屈原的早期作品还是晚年的作品，究竟是单纯的祭神曲和还是别有寄托的寓意诗，在目前学术界还未取得一致的结论。但是既做为一个“学者”、“专家”，则他对于这个问题总该有个比较固定的看法。而程千帆却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模棱两可的态度。1951年5月，程千帆在他写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屈原”一文中，是把“九歌”做为屈原有所寓意的诗篇来看待的：

“九歌”本是楚国民间的一种雏形的宗教歌舞剧。屈原利用了这个旧的形式创作了新的歌词，也利用了一些神话传说——主要的是“人神恋爱”的传说——宣布了对于祖国的热爱。

秋兰兮青青，
绿叶兮紫茎。
满堂兮美人，
忽独与余兮目成。——“九歌”“少司命”——祖国对于他的信任，是诗人所最珍贵的。在这里，他以之比作了天神对于一个凡人的独特的垂爱。而鲜艳的兰花，就是他们的见证人。可是当被疏远的时候，他就感到无比的哀伤了：

交不忠兮怨长，
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九歌”“湘君”——一个不真诚的恋人，一个失约背信反而说谎的恋人，对于忠实的对方，该是多么沉重的负担啊！对于当时的君王，屈原就这样地抱怨着。……[10]

既然认为这些诗是被君王疏远时写的，总该不是屈原很早的作品了。可是到了53年，程千帆在他所写的“真理的探求者”一文里又有了另一种说法：

……他青年时代写作的宗教诗“九歌”，是古代最美丽的抒情诗。诗中洋溢着青春的欢乐和人民对于爱情、幸福的渴望，对于光明、理想的追求。如“湘夫人”的前几节：……（下略）[11]

则明明说出这是屈原“青年时代”的作品，自然那些寄托、寓意的说法也得随着抽掉了。这岂不是自相矛盾么？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真是如此的善变！

为了让右派分子程千帆无可置辩，我不妨再举一个例子。程千帆在1951年4月写过一篇“论中国封建社会文学”，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是谈“对于农民思想感情的反映”的：

……我们……必须首先将农民的思想感情和地主阶级伪造的“田园乐”加以区别。在我们古代的文艺作品中，地主阶级出身的作者，常常是意识地或下意识地以自己在农村中的生活作为广大农民的生活，以自己当时的思想感情作为广大农民的思想感情写进作品里。这毫无疑义地是不真实的东西。他们在农村中过着高人雅士的生活，产生的闲适恬静的思想感情，事实上正是以农民的血汗作为物质基础的。如果他们认为农民也和他们是同样地感受，那正是对农民最大的污蔑。如王维有七首“田园乐”，其中一首是：

采菱渡头风急，策杖林西日斜。
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

王维和杜甫是同时代的人。当杜甫在诗中反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和“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的惨状的时候，而王维眼中的农民，却是如陶潜写来用以寄托他的理想世界的“桃花源记”中所说的人物——“并怡然自乐”，谁能够相信呢？[12]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程千帆的两个主要论点：一、王维与杜甫同时，既然杜甫诗中的人民生活是苦的，那么王维说“渔父”是“桃源中人”便是不现实的。二、既然王维的诗所反映的情况不现实，那他就是用地主阶级的思想感情来污蔑劳动人民。至于这种看法是否公正允洽我们姑且不谈。事隔五六年，这个右派分子大约把这个论点淡忘了，他在“苏诗札记”一文中论及苏轼在浙江所写的“山村”组诗和另一首七律“新城道中”时，这样写道：

组诗“山村”着重地写了人民生活的困难以及诗人由于这种现象而引起的愤愤不平和惴惴不安的心情，……而另外一些诗篇，如“新城道中”，则写了当人民过着比较平静愉快的生活时的安慰。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
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
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
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

这篇诗以极其清新的笔墨描写了春日的农村。……也非常典型地画出了浙江锦绣一般的原野。而诗人眼中这些看来教人愉快的景物，又是和生活在这一环境中的愉快的农民分不开的。或者说，耕作者的愉快感染了诗人，才使他写出了这篇好诗。使我们感到非常有兴味的是：“新城道中”和“山村”是同时写的，它们恰好从不同的方面说明了诗人对人民苦乐的高度关怀，而“新城道中”所写的农民生活，又恰好适当地纠正了“山村”中诗人对生活在新法下的农民的遭遇所持有的片面性看法。这也证明，苏轼的创作，也和其它伟大的古典作家一样，主要地是从生活，而不是自己的政治偏见出发的。[13]

把这一段话同前一段话对比着看一下，真会使你啼笑皆非。王维和苏轼都是地主阶级出身，也都是“朝廷命官”，他们两人所具有的地主阶级思想感情究竟孰轻孰重，孰少孰多，恐怕只有右派分子程千帆才衡量得出来。王维的“田园乐”是“不现实的”、“污蔑农民”的作品，而苏轼的“新城道中”却是“从生活出发”，是“耕作者的愉快感染了诗人”的“好诗”。我要问程千帆，究竟用的是什么标准得出了厚苏而薄王的结论呢？如果根据“和王维同时”的杜甫的诗来否定王维，说明“田园乐”是反现实主义的；那么同出于苏轼一人之手的“山村”不也正写到了农民的苦况么？程千帆何以不根据“山村”来否定“新城道中”，反而用“新城道中”里面的思想感情来纠正作者反映在“山村”里的“片面性看法”呢？难道“新城道中”一诗所反映的思想感情真与“田园乐”相去有天壤之别吗？这些层出不穷的自相矛盾之处，正是右派分子程千帆在“学术研究”上的“拿手杰作”。

但我们还要挖深一层，才能看出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原来在这种自相矛盾的论点背后，是存在着非常丑恶而反动的思想本质的。那就是胡适所提倡的“实用主义”。尽管在54、55年批判胡适思想时，程千帆也写过文章，大骂“实用主义”，可是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也并不缺少这种反动透顶的东西。程千帆今天为了说明屈原是爱国主义者，就把“九歌”算做屈原晚期的作品，认为它同“离骚”的情调相似，是寄托遥深的寓意诗；明天要说明屈原是“真理的探求者”了，于是又强调“九歌”是屈原的少作，以便说明屈原作品中的积极浪漫主义。今天要否定地主阶级思想感情了，就随便拉过王维的诗来批判一通；明天要肯定苏轼了，于是又夸奖他的诗是“从生活出发”。只要自己能把谎圆好，就不再管什么是非和真理。这种论点竟出自一个大骂“实用主义”的“专家”之口，这不正是程千帆的“实用主义”么！

五
谈到程千帆的治学态度的不严谨、不踏实，也是连做一个起码的研究工作者的水平都不够的。最突出的是他对一般用以考证问题的材料缺乏起码的判别力，随意轻信材料，更任意运用材料，以致随时随地出了“硬伤”。像他根据徐珂的“清稗类钞”里面一段没出有出处的材料来否定“唐诗三百首”的编者是孙洙，根据近人陈延杰“陆放翁诗钞注”里面向壁虚构的说法来断定陆游十六岁时写过“复西京”的诗。这种“掉以轻心”的事例，只要是略具常识的人都做不出来，而程千帆竟以堂堂“专家”、皇皇“学者”的身分而大错特错，一误再误。关于这些，已早经许多同志指出，我就不多谈了。至于其他穿凿附会、断章取义、甚至无中生有的情形，在程千帆的文章里更是屡见不鲜，有目共睹。比如他在“论‘长生殿’的思想性”一文中，为了强调洪昉思有民族思想，就把“长生殿自序”里面“孔子删‘书’而录‘秦誓’，嘉其败而能悔”的话抽出来大作文章。从孔子所以录“秦誓”谈到秦穆公因“能悔”而卒霸西戎，然后把秦穆公拉了来同李隆基相提并论，于是下结论说，这是洪昇把希望寄托在李隆基身上，“表示了自己对祖国复兴的希求”。这样一来，洪昇的“民族思想”和“爱国主义”就在程千帆的笔下“发扬光大”了。根据一句话，绕了三个大圈子，来证明一个人的主导思想意识的存在，这岂不是穿凿附会的“典型”么！又比如他在“‘儒林外史’试论”一文中[14]，竟把高要县的回教人民反抗汤知县和张静斋的事件说成是“市民起义”，这也是极尽痴人说梦之能事的穿凿附会。更比如他在“论中国封建社会文学”一文中引了“小雅：北山”里的四句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后下断语道：

这正是封建主得意的笑声。而这种笑声，又正是站在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上发出来的。

这真可以说是断章取义的典型范例。“北山”是一首小臣苦于劳役的怨诗，诗中对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劳逸不均的现象表示了极大的怨愤，并对那些坐享剥削成果的公卿大夫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我们要问：在这首诗中，封建主的笑声究竟在哪儿呢？是程千帆根本没有读过这首全诗呢，还是有意在哗众取宠？

至于无中生有，更是程千帆具有十足的唯心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我们可举他写的“真理的探求者”为例。在这篇文章里，他认为屈原是主张变法的。他从“史记：屈原列传”中上官大夫要夺屈原的“宪令”一段文章的夹缝中间看出了“问题”，真是“伟大”极了：

我们认为：“史记”的记载是过分简略了一些。因为屈原做着“左徒”那样的高管，恐怕不是这样轻微地挑拨一下，就可以使他和怀王的关系发生变化的。这事件的内幕，恐怕还是变法问题。……

用了这样两个“恐怕”，“屈原变法”的事实就被程千帆“创造”成功了。无奈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史籍的记载可以证明屈原有过像商鞅、吴起主张变法的事实，程千帆也只好惋惜地叹道：

可惜材料缺乏，无从详细知道了。

这种无中生有的伎俩，恐怕连中国实用主义的“开山者”胡适也要感到望尘莫及，自愧弗如的。我看这一条“创见”，只有让程千帆自己去承认吧。

六
写到这里，这篇冗赘拉杂的东西似乎可以“带住”了。根据上述一系列的事例，我们总算认清了程千帆这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嘴脸和这个所谓“专家”、“学者”的“造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右派分子在所谓“学术研究”方面的丑恶拙劣和百孔千疮。由此可见，程千帆根本不是在做什么学问，而只是借了做学问的幌子来搞他不可告人的鬼把戏、实现他反党反人民的个人野心罢了。

注：
[1]见1955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关于文艺批评的写作”：“关于对待祖国文学遗产问题的意见”和“对于‘杜甫传’的一些浅见”。

[2]见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注释本“鲁迅全集”第五卷页452-453：“花边文学：商贾的批评”。

[3]以上引文均见“对于‘杜甫传’的一些浅见”。

[4]见“古典诗歌论丛”页23-25。

[5]见“古典诗歌论丛”页27。

[6]见“关于文艺批评的写作”。

[7]见“关于文艺批评的写作”页48-50。

[8]见前书页47。

[9]见前书页57。

[10]见1953年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文学批评的任务”页108-109。

[11]见“关于文艺批评的写作”页31-32。

[12]见“文学批评的任务”页90。

[13]见1957年8月19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57期。

[14]见“关于文艺批评的写作”。


本文摘自《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58年第159期。

 

徐有富：程千帆先生是怎样指导研究生的

March 16, 2017, 11:0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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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9月18日上午，莫砺锋、张三夕和我第一次叩开了程千帆先生的家门，望着满头银发的程先生不禁肃然起敬，从此我们便踏上了艰辛而又快乐的求学之路。现就程先生如何指导研究生的问题谈点体会。

　　一、思想、学习、生活都管

　　在我们与程先生初次见面时，先生就强调：“你们的思想、学习、生活我都管。”谈话结束时，还送给我们八字箴言：“敬业、乐群、勤奋、谦虚”。次日，在中文系研究生师生座谈会上，除八字箴言外，程先生还要求我们做学问要“甘于寂寞”。

　　程先生对我们的学习非常关心，他自己出版的书，总是送我们每人一本，在送给我的《史通笺记》上还特地钤了一枚闲章，印文日：“彀灾梨枣亦英雄”。因为过去的书板都用梨木、枣木等坚硬的木料刻成，出版一部书等于要使许多梨树、枣树遭殃，所以“被灾梨枣”也就是著书立说的意思。此印反映了程先生年轻时的雄心壮志，同时对我们也是一个鞭策，所以我很珍惜。后来这本书被一位朋友借去了，较长时间未还。同样的书倒容易找到，但是书上的这枚印章却不易得。于是，我便拿上另一本书请程先生再为我钤上这枚印章，谁知先生竞以此印相赠。我哪里敢要!先生说：“我年轻时气盛，现在再不会用此印了。”我想先生治学已人化境，自然虚怀若谷，而我还在蹒跚学步，岂能拒绝先生的教诲，于是便欣然接受了这枚印章。此外，程先生还爱将所藏复本图书送给学生，我有一本《王利器论学杂著》，扉页上写着“千帆先生正”，落款为“九四年国际儿童节，北京”，还钤有“书为晓者传”、“一千万字富翁”、“利器持赠”等三方印章，显然是该书作者王利器先生送给程先生的。程先生便将该书送给了我，所以扉页上还写着“转赠有富贤弟”，落款为“千帆”。睹此，感到前辈学者的流风逸韵，总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人。

　　研究生读书当然主要靠图书馆，程先生甚至连我们的借书问题都考虑到了，还专门同系资料室与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协商过。例如他在给我的一个条子中写道：“我已代你们在大馆借到《旧唐(书)》一至十册。我问过大馆人员，研究生每人可借十册。……”利用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外，一些常用的书得靠自己买，当时我们都是穷学生，我虽然带薪读书，一个月的工资就四十几块钱，还需要养家糊口，所以我一个人在南京，每个月的生活费也只有三十元钱，要买书就得靠省吃俭用了。记得因为写毕业论文《唐诗中的妇女形象》，需要买一套《全唐诗》，我问营业员这套书的价钱，他蛮不情愿地说：“39!”言下之意是：“你买不起，问也是白问。”而这一次我是有备而来的，真的买了，弄得那位营业员有点不好意思。从这件生活小事可见我们当时的购书能力是多么低。而且当时学术著作出得很少，也不易买到，所以程先生特地为我们代买了《文选》、《李太白全集》、《唐宋诗举要》、《新英汉词典》等不少书，还借给我们一百元钱作为买书的周转金，他甚至连包书皮的纸都给我们准备好了。

　　最让我们感到轻松愉快的还是每周一次与程先生海阔天空的闲谈。程先生曾风趣地说：“剑桥大学的学问是在喝咖啡中得来的，我这里可没有咖啡招待。”每次闲谈都由程先生主讲，名人逸事、治学方法是经常涉及的内容，比如刘永济先生每天起得很早，大声朗诵《十三经》等书；唐圭璋编《全宋词》、《全金元词》，徒步跑南京图书馆，风雨无阻；他和孙望先生得到刘国钧馆长的特许，在金陵大学图书馆书库里站着看书，抄资料；他说写论文要言必有据，好比盖房子块块砖头要落实；他说分析的语言要注意其不可移动性。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外，程先生还组织我们到栖霞山、白鹭洲公园等处游玩。游玩时也连带着谈诗说文。譬如我们在游栖霞山时，看到石缝里长出来的植物都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程先生立刻联想起苏东坡的几句诗，一是《栖贤三峡桥》中的“清寒入山谷，草木尽坚瘦”，一是《百步洪二首》之二中的“君看岸边苍石上，古来篙眼如蜂窠”。并且指出这些诗都是对生活仔细观察与深刻体验的结果。说老实话，过去我没读过这几句诗，经先生这么一说，便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外，程先生还一再强调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一定要练习写写诗，我交上去的作业是一组新诗，后来他在上课时曾提到从事文学研究应当有创作经验，练习写新诗、绘画也行。我们的文学修养正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提高。

　　毕业前，先生还专门给我们讲过《五灯会元》卷七《龙潭信禅师法嗣》中的一个故事。德山宣鉴禅师去拜访龙潭信禅师，德山在法堂上见到龙潭后说：“我一直向往龙潭，但是来了以后既没有见到龙，又没有见到潭。”龙潭欠身说：“您已经亲到龙潭了。”德山不知如何应对，只好暂时住了下来。一天晚上，德山站在龙潭信禅师身旁。龙潭信禅师说：“时间不早了，您为什么还不走呢?”德山刚出门便回头说：“外面很黑。”龙潭信禅师点上蜡烛交给德山，德山正要接，龙潭信禅师又将蜡烛吹灭了。德山大悟，便倒身礼拜龙潭信禅师。德山悟到了什么，不得而知，我听了这个故事，感到先生的用意是告诉我们做学问光靠导师指引不行，还要靠自己去摸索、去实践。

　　由于我毕业后留校工作，所以一直都受到程先生的关心，先是协助程先生整理《汪辟疆文集》，接着先生又让我与他合著《校雠广义》。这项工作先后花了十多年时间，当然会不断地受到先生的教诲。在此期间，我还申请了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由于我水平有限，希望程先生挂帅，由我来做一些具体工作，但程先生坚决不同意，后来这本书的署名为“徐有富主编，程千帆校阅”。程先生在校阅时花了很多心血，我注意到这次他在书稿上所作的批改，没有像过去那样用红墨水笔，而是用铅笔。于细微处见精神，我知道先生是希望我独立负责一项比较大的科研工作，培养我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程先生对我的科研工作始终关心，听说我在写《郑樵评传》，特地将吴怀棋教授校补的《郑樵文集》转赠给我，给我的写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听说我在写《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又特地为我开列一些学术范文目录；在翻阅了我的讲稿后，还对我的稿子作了充分的肯定，这对我完成此书的写作任务无疑是巨大的鼓励。

　　二、注意传授治学方法

　　程先生指导研究生非常注意传授治学方法，为了培养我们获取知识的能力，程先生除开设“校雠学”外，还开了“中文工具书使用法”课程并特地向南京师范大学赵国璋教授讨了三本《语文工具书使用法》送给我们。程先生治学是从目录学入门的，所以他也要求我们钻研目录学，“校雠学”的课程作业就是让我们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遍，写一篇心得体会。为了让我们进步快一点，他还专门为我们列了一个专业文献选读书目。有位学生问他：“假如您现在年轻二三十岁或更多，您将如何着手?”他回答道：“假使说我现在是一个大学生，我还是首先注意从目录学入门。”由于程先生是一位目录学家，早在1939年就出版过《目录学丛考》，所以特别重视目录学，对我们进行了系统的目录学教育与训练使我们大开眼界，少走了不少弯路。

　　早在1979年9月20日，也就是我们入学后的第三天，先生就送给我们每人一摞卡片，教我们写读书笔记，并专门谈了治学方法问题。先生不仅言传身教，而且还严格检查。我这里还保存着先生自己写的一本读书笔记，工笔楷书，抄的是普暄所撰《误书百例》，题下注日：“原载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女师学院期刊第三卷第一期”。笔记一字不苟，令人赏心悦目，卷端还钤有“程千帆印”以示珍重。他也用这样的要求来批改我们的读书笔记，将错字、不规范的简化字，甚至行书字、草书字都一一标了出来。为了弥补我们史学知识之不足，先生还特地让我们通读《史通》、《旧唐书》以及金毓黼的《中国史学史》、范文澜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等，并要求我们写读书笔记。在批改中有什么看法，他也随手批在我们的笔记中，譬如金毓黼在《中国史学史》中谈到“古代之史籍，应有广狭二义”，先生批日：“古代成文之史料，广狭之义盖有以时递更者，未可执而不化，如今日读《史记》，或以史料视之。”我在笔记中还摘录了金毓黼的一段话：“孔子日：‘君子放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治古史者，不可不知此义。”先生在这段话的后面共画了四个圈，表示赞赏。程先生看完了我的读书笔记，还特地用朱笔批上“阅，80．2．13．”。凡此都告诉我们读书写笔记既要认真，又要思考。

　　到写论文的时候，程先生专门给我们一份《习作论文简例》以及《校对符号及其用法》用来参考。对我们的论文程先生当然更是精批细改，使我们终身受益。例如我在论文中引用了《资治通鉴》中的一句话，程先生批日：“此处应用《汉书》，凡是史料相同的，应尽量用最原始的，原始资料有不足处，则以后者补充或纠正之。”他要求我们做学问要甘于寂寞，但是如果我们的作业写得还可以他也乐意推荐发表。譬如我写过一篇《简谈宋诗中的议论》，他先是让我在系里的学术报告会上宣读，后来又将这篇习作推荐给《南京大学学报》发表。论文发表后，还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在1981年第6期以头条位置全文转载，这对一位在校研究生来说，当然是很大的鼓励。

　　毕业留校任教多年后，我自己也成了博士生导师，在如何指导研究生方面也不断获得过程先生的帮助。1999年11月31日上午，我和三位博士生拜访了程先生。由于我们在去之前早已同先生约好了，先生显然做了准备，所以一见到我们就兴致勃勃地谈起了治学方法。他说：“要学好文学，一方面要注重文学理论，一方面要注重材料；也就是说，一方面要注意文艺学，一方面要注意文献学。文艺学能使我们看问题看得深，文献学能使我们看问题很具体、很扎实。文艺学与文献学两者有个结合点，那就是作品，首先要把作品弄得很清楚。不了解产生作品的那个时代，那你也就不易理解其作品。读作品首先要了解作者想些什么。……学文学的人，自己应当能够写作品，如果完全不写，就会对文学作品不亲。……攻读博士学位要选一个很好的题目，我在南大指导十位博士生，他们的毕业论文基本上已经出版了。……尽可能求博，尽可能具有自己独特的地方。”程先生的这些经验之谈，也为我们读书指明了方向。我在指导研究生时也特别注意论文选题。因此，我所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有好几部已经出版了。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高校对老师的评价标准，普遍重视科研而轻视教学。迫于评职称、评奖、评估、申报科研项目等活动的压力，老师们往往都将自己的科研工作放在第一位，而将教学放在第二位。但是程先生却一再强调要“把自己的研究工作摆在第二位，而把培养学生放在第一位”。这一观点和他的教学经验，实在值得我们重视与学习。

　　除指导我们阅读、撰写论文外，程先生还亲自让我们上“校雠学”、“史通”、“杜诗”、“古诗选讲”等课程。其中“古诗选讲”，我们听过好几个学期，所以听课笔记中还有“历代诗选”等不同的课程名称。现将“历代诗选”听课笔记中开头的一段话抄录如下：“二十多年没有上课，是由于各种原因，今天要丑话讲在前面。‘历代诗选’选讲汉至宋代的五、七言诗。学生好比姑娘出嫁，学校要多陪些东西。我提一个要求，要多读、多背，三年后不背熟三百首，就不能毕业。有些学生说诗词格律不懂，就是因为作品读得太少，就不会有两只知音的耳朵。汉时司马相如说读了一千篇赋，就学会了写赋。三国时的学者董遇把他的读书经验概括成‘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八个字。”我想这段话给每个听课的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听先生上课是一件快乐的事，即使像“校雠学”这种表面上看起来比较枯燥的课程，先生也有办法上得生动活泼，以至于系内系外、校内校外来旁听的人很多。至今我还记得先生上课时说过的一段小插曲。有人请私塾先生，谈好报酬后又提了一个条件，先生若教错一个字要扣半吊钱。课程结束后先生将钱交给师娘，师娘数后问：“为什么少了两吊钱?”先生说：“一吊给了李麻子，一吊给了王四嫂。”师娘想将钱给李麻子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给王四嫂，非问个明白不可。原来这位先生在教《论语》时把“季康子”说成了“李麻子”，在教《孟子》时又将“王日叟”说成了“王四嫂”，所以扣了两吊钱。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校勘学中形近而误的现象。程先生的一个老学生曾探讨过程先生的教学经验，现录之如下：“特别使学生们佩服的是，他讲一篇作品，总要连及许多诗作他都随口而出，背诵如流。每一堂课又总会有一两个精彩的例子，引得满堂哗然。后来慢慢的熟了，我问先生：‘你怎么记得那么多作品，都背得那么流畅?’程先生说：‘先生差矣!’我立即纠正：‘是学生差矣。’他笑了，说：‘那是二样的。’然后他解释，谁也背不下那么多作品；再说，即使背得下来，也不能绝对自信，说不定就记错了。‘那秘密非常简单’，他说，‘我备了课。明天要上课，今天晚上设计好，要引哪些作品，先记下来；到课堂上就会应付自如了。’他还说，每堂课都要准备好一两个精彩例子，听的人才会印象深刻。”

　　程先生培养学生的经验之一就是友善地施加压力，交给他们一些经过努力能够完成的教学与科研任务。我读研究生毕业后不久，程先生就让我给中文系研究生上“校雠学”课程了，后来他还推荐我给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上“版本学”课程，还有好几位教师也旁听这门课。正因为有巨大的压力，为了避免在讲台上出洋相，我才继续认真地学习了校雠学知识。我感到教--门课是学习这门课程的最好方法。程先生于1985年12月1日写的《校雠广义叙录》中提到过这件事：“徐有富同志毕业之后，留校任教。和当年我随刘(国钧)、汪(辟疆)两位先生学习这门科学时深感兴趣一样，他也对校雠学有强烈的爱好，并且有对之进行深人研究的决心。因此，我就不仅将这门功课交给了他，并且将写成这本著作的工作也交给他了。年过七十的我，体力就衰，对于校雠之学已经力不从心，难以有所贡献，现在有富同志能够钻研，总算是薪尽火传，这也使我稍为减轻了未能发扬光大刘、汪两位老师学术的内疚。”程先生和我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写出了一百四十万字的《校雠广义》。这部书曾荣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第四届国家图书奖等奖励。

　　程先生对学生是始终关注的。记得2000年3月初，我受学校派遣赴韩国讲学前，程先生还特意为我饯行，想不到这次小聚竞成了永别。4月．16日，程先生还亲笔给我写过一封信，其字迹如松枝竹节般苍劲有力，而行文一如既往地睿智、俏皮，充满着青春的活力。现将信的最后一部分恭录于后：“我的文集由伯伟、砺锋处理，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一切顺利，大约今年可出。《中华大典·唐五代分典》今年可出。五月份要开魏晋南北朝及理论分典审稿会。武汉大学吴志达所主编的明清分典亦在准备中，如顺利，2003年可以出齐。此亦弟之所愿闻也。我身体不好，幸眠食尚可耳。近以《唐宋诗名篇》一书分赠诸弟子女，见徐阳甚温厚有礼，为之一喜。客中望保重。我90生日，诸君想出一论文集作为纪念，但未成议。今年弟千万不可为我生日归国，至要。即颂著安。”想不到这竟是先生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先生6月3日不幸去世，一位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人，还念念不忘自己的工作，念念不忘自己的学生，甚至学生的子女。每念及此，不免黯然神伤。记得出版《程千帆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当时程先生因病住在省人民医院，我特地将文稿拿去给先生修改，先生不但没有责备我，相反还感到很高兴。现在写文章，再想请先生修改已经不可能了。由于当时在异国他乡，无缘参加先生的追悼会，因此，谨以此文寄托我对先生的哀思。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编辑部编,导师论导：研究生导师论研究生指导,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6,第457页

 

闲话老课本收藏

March 16, 2017, 11:1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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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喜旺

老课本收藏唤起人们对中国教育辉煌年代的记忆。张云平摄

    我国的学校教育历史悠久，学制历经多次变革，既有古代史上的科举制，又有近代现代史上的新学制，无论科举制，还是新学制，在教学课程的设置方面，都有继承性和与时俱进的创新性。科举制时期的课程设置不外乎以国学为主要内容，如人们所知的“四书”、“五经”，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及易、诗、书、礼、春秋，还有什么《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而新学制始于清代末年，即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 年）一月公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是年为旧历癸卯年，故称癸卯学制。癸卯学制规定，原先书院式的学生读书场所易名为学堂（民国初年学堂易名学校），而且在课程设置方面引入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格致性的学科，如化学、物理、天文、数学、中外地理、历史等，这是在课程设置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对我国民族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起到了科学的引领作用。

    笔者大学时的专业是史学，工作后的职业是中学历史课教员，上世纪末退休，走进了古玩市场，在经济许可的范围里，力所能及地购置收藏点文史性的古籍、资料以及喜爱的砚石、铜质墨盒、墨锭、毛笔等。不记得在何时，偶然机会收购了忻县（今忻府区）高等小学校由国语教员卢文楷于民国十七年选辑的《国语拾级》一至四册，每册封页上印有孙中山先生与青天白日国旗，内容上有陈独秀、黄炎培、梁启超、蔡元培、童有葛等名家撰写的激励青年一代发奋图强的爱国主义文章。四册共100 篇课文，篇篇认真阅读，领受其实质内涵，激发了笔者收购收藏课本的兴趣。十几年来，笔者收藏大学、中学、高小、小学等各类院校的各课程课本共计400 余册，涵盖了清朝晚期、民国时期、解放初期及“文革”期间不同时期的课本。课本数量虽说不甚多，可是内容丰富多彩，尤其是《国文》、《国语》、《历史》、《地理》、《修身》、《政治》、《商业》、《社会》等课本。各类院校的课程课本多数是国家性、全民性的普及本，如民国时期的中小学课本多数是经由教育部审定，上海商务印书馆或中华书局刊印，面向全国中小学销售，既是商业性的，又具有行政必须性。此外还有地方性的乡土教材，是反映地方政治、经济、军事、人文、地理、自然及人物的自编课本，具有本地特色，不可惑视。下面将清末以来各个历史时期一些课本例举，以便透视一些问题。

    一、清朝末期——中国现代教育的开端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山西大学堂率先分设中学与西学，中学设历史学课程，田应璜（山西浑源县海村人，字子琮，光绪二十年中举人）任历史学课程的教员。大学里一般无统一的、现成的课本，皆是由任这门课程的教员自编，称之为讲义。田应璜于光绪甲辰年（1904 年）编辑《山西大学堂史学课程》教材，进行教学。《山西大学堂史学课程》（下称“史学课程”）系石印本，目录有“总论”、“太古史”、“上古史”（截至“春秋之世”）。在“总论”中分别论述“释义”、“地理”、“种族”和“时代”。在“时代”论述中作者将历史分为“大时代”与“小时代”。他说：“一姓之兴衰，一朝之理乱，时代之小者也。政体之纯驳，种族之进退，时代之大者也。”以此衡量，作者认为唐虞能使人民由草明而文明，由朴拙而智巧，是为历史上的大时代。而秦始皇“能吞二周灭六国，能罢侯置郡守，鞭笞天下，南破百粤，北筑长城，世异变，成功大，后世莫之能先，亦诚为大时代也。”

    将人类社会史分为大小时代，笔者在诸多历史著作中未曾见到有此观点，笔者认为这是宏观与微观的历史世界观。以此类推，孙中山先生百折不挠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中央集权制的封建世袭制度，建立人民大众的共和制，实行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建设，诚然是进入一个历史上的大时代。至于历史上诸多的“中兴”也好，“变法”也好，以及治理社会的各种措施，应该皆系小时代的范畴。田应璜（1865——1927）历史上的大小时代观，能使历史工作者占在高起点上，俯视人类长河中形形色色的变革。“知其小者，则思所以自治，知其大者，则思所以自存”，正是大小时代划分的写照。

    二、民国时期——中国教育的辉煌年代

    从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直至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38 年间，社会动乱，反映在中小学的课程上，除学部审核统编教材施行于中国占区外，还有解放边区的教材；日伪占区下的教材；以及各地的乡土教材等，真是五花八门。

    1、中国占区《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封面封底落款为：第四册，大学院审定，胡贞惠编，蔡元培等校，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发行，小学校初级用，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十一月印行，国难后第一至六十五版。

    何为“国难”呢？是书封底印有《上海商务印书馆谨启》，文字表达了“国难”的真谛，即：“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敝公司突遭‘国难’，总务处、印刷所、编译所、书栈房均被炸毁。附设之涵芬楼、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亦遭殃及尽付焚，如三十五载之经营隳于一旦。迭蒙各界慰问，督望速图恢复，词意恳挚，衔感何穷。敝馆虽处境艰困，不敢不勉为其难。固将学校需用各书，先行复印，其他各书亦将次第出版。惟是图版装制不能尽如原式，时势所限想荷鉴原，谨布下忱，统祈垂察。”书的封面还绘制印刷有国难时印书馆被炸毁时的情景图样。

    《上海商务印书馆谨启》文，还印刷在笔者收藏的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民国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分别出版的《新时代三民主义教科书》与《小代数学解式》课本封底上。

    为什么在《启》文里不直接了当地指明日本侵略军炸毁印书馆的设施，而是以隐避的手法书写成“国难”呢？这是因为在当时中国虽说是大国，日本是小国，可是中国是弱国，日本是强国，是时又由于蒋介石采取“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商务印馆同仁采用“国难”的手法向青年一代、社会各界呼唤呐喊，声讨日军的暴行，唤起民众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爱国激情！

    2、中国边区的《国语课本》和《算术课本》。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晋绥边区”、“晋察冀边区”等抗日根据地，边抗战边建设。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诸多方面略有发展，开办了大中小各类学校，并自编教材。但是由于条件所限，各类学校的教材印刷困难，数量有限，又处于战乱年代，保存下来的少之又少，如今在书市上呈现出“物以希为贵”的现象。笔者多年仅收藏到晋察冀边区编写印行的《国语课本》一册，华北边区政府编辑刊行的《算术课本》一册。此两册课本皆适用于高初小学学生。《国语课本》在内容上有《请毛主席来望望》，《给毛主席拜年的信》等文章，其他是常识性、思维性及具有趣味性的文章。

    3、日伪区的《初中地理》与《小学日本语读本》。

    日本位于中国东北部，从十六世纪中叶，“倭寇”就骚扰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屡次被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率领的“戚家军”所击退。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日渐膨胀，对我国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诸如“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东北为战场的“日俄战争”，发动制造“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以及“七·七”卢沟桥事变，强迫签订了一个又一个掠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半壁大好河山。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地实行各方面的殖民统治，在中小学校里也不放过，体现在课本上，既有中文式的课本，又同时有日文读本，双管齐下，一个目的——对中国实行奴化教育。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占领区有一个“教育总署编审会”，设在北京，掌握着大中小学校教材的编辑、编审事务，同时设立“新民印刷书馆股份有限公司”，专门负责印刷、发行印刷品。尤其对中文课本诸如《初中地理》、《高小地理教科书》、《初小国语教科书》、《初小常识教科书》、《初小修身教科书》等课程一一审核。尤其是国语本、修身本中不许有中国历代民族英雄、不平等条约等内容。可恨的是在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八月十日印刷发行的《初中地理》（下册）第二编、第一章、第一节亚州概况的“亚细亚州”插图里，竟然将我国奉天、吉林、黑龙江划出了中国固有的版图之外，殖民统治者的狼子野心不言而喻了。

    中华民国三十年六月十日印刷发行的《小学日本语读本》（卷一），更体现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实行的奴化教育，欲培养其御用人才的意图更是不言而喻！

    在收藏课本时，封底上只要印有“作者兼发行者——教育总署编审会；印刷发行所——新民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毫无疑问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所为。

    4、乡土教材

    在中国的教育史上，乡土教材是不可避免的。笔者收藏的乡土教材，因地域的限制，多数是民国时期山西省境内的。如山西省政府编印的《国文教科书》、《国语读本》、《国语课本》等，施行于晋省的中小学、国民补习班。其内容是宣传山西的表里山河、战略位置、基础知识，更多是宣传贯彻阎锡山简而明的思想言论、方针政策。如“民德三要”，“人民三怕”，“民生三害”、“生利三事”、“山西督军兼省长阎手谕人民十四条”、“立身要言六则”、“家庭格言”、“山西的矿产、工业、农业、水利、商业”等，应有尽有。尤其是由山西省政府教育厅编印的“兵农合一制度下《国语课本》”，是书无编印、发行年月日，亦无编者姓名，依据“兵农合一制度下”可知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因为“远在1936 年阎锡山就大肆鼓吹土地公有的言论……1943 年8 月15 日，阎锡山在吉县克难坡召开了未删行政会议，决定实行兵农合一。”当时阎锡山政权只能在所能控制下的乡宁、吉县、大宁、永和、隰县、蒲县、石楼县实行兵农合一政策。因之，“兵农合一制度下《国语课本》系抗战时期的地方性乡土教材。”阎锡山除了通过学校国语课本宣传“兵农合一”政策外，如第三十三课《还是编组好》，第四十二课《兵农合一新社会》，还编写了抗战的内容，如第三课《民族革命》、第四课《民族革命战争》、第五课《任环》、第六课《戚继光》、第三十五课《山西省》等，皆是针对日本侵略者而编印的课文内容。

    此外，因笔者去忻州古玩市场次数较多，有机会收藏了部分民国年间忻县地方性乡土课本，计有：由卢文楷（忻县令归村人，本县高级小学语文教员）编辑的《高小国语拾级》一套四册和《地理问答》；由忻县中学数学教员贾继山编辑的《算术精义》上下册；由忻县公安局编印的《忻县地理》，由忻县中学校选编的《应用文选粹》，由齐雨亭（定襄人）编辑的《算术进阶》等。值得一说的是《国语拾级》，是课本刊印于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 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由文言文进阶到白话文的语体化、标点符号化的新产物，具有划时代意义。而《忻县地理》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由忻县公安局编印，作为警察教材，是教材详尽地记载了忻县是时的“行政区划”、城关概要（含街巷名称及户口、警察机关及团防、警察岗位、巡逻区及路线，公署、寺庙、学校、水井、村镇名称及户口……），是了解忻县人文地理的详实史料。《算术精义》风行当时，是提高中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精义”所在。

    人类社会离不了开办学校，培育人才，学生在校读书离不了深浅不一的各种各样内涵不同的课本。各级各类学校从招生入校，到学生期满毕业，在漫长的岁月里，不知课本有多少，可是留存下来的少之又少，原因何在？除了天灾人祸之外，就是人们的认知问题，即轻视课本的保存以及收藏。学校教育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有其发展史，而课程亦有其历史发展过程。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级各类院校用的教材，折射出来的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多方面变化。（作者为忻州二中退休教师）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 序

March 19, 2017, 9:0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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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研究之进入对《红楼梦》早期钞本的研究，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事。一九二○年，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的时候，所用《红楼梦》引文，皆取戚蓼生序本而舍程高木活字本，于此可见，鲁迅当时已重钞本而轻程高本。一九二七年，胡适购得“甲戌本”，翌年二月，发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此为红学史上研究《红楼梦》钞本的第一篇专论，也是《红楼梦》钞本研究的开始。于此前后，《红楼梦》的钞本陆续有所发现，至今已得以下十二种。（以其发现之先后为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 序 - 李铁社 - 李铁社（中学地理）

 

一、戚蓼生序《石头记》简称戚序本，八十回，一九一二年上海有正书局石印，其底本前四十回已发现，今藏上海图书馆①。

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简称甲戌本，残存十六回，一九二七年胡适收藏，原为大兴刘铨福藏。此本现存美国康乃尔大学图书馆②。

三、《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已卯本）简称已卯本，残存三十八回，后又得三回又两个半回，现共有四十一回又两个半回。原为董康所藏，后归陶洙，现由北京图书馆入藏。新发现的三回又两个半回，则仍由原发现单位历史博物馆收藏③。

四、《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简称庚辰本，七十八回，一九三二年由徐星曙购得，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④。

五、戚蓼生序《石头记》（南京图书馆藏本）简称戚宁本，八十回，南京图书馆旧藏。

六、梦觉主人序《红楼梦》简称甲辰本，八十回，一九五三年发现于山西，现藏北京图书馆。

七、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简称梦稿本，一百二十回，一九五九年春发现，现藏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⑤。

八、蒙古王府藏《石头记》简称蒙府本，原八十回，钞配成一百二十回，一九六○年发现，现藏北京图书馆。

九、舒元炜序《红楼梦》简称舒序本，残存四十回，吴晓铃旧藏，朱南铣有影钞本，藏北京图书馆⑥。

十、郑振铎藏钞本《红楼梦》简称郑藏本，残存二十三、二十四两回，郑振铎旧藏，现藏北京图书馆。

十一、杨州靖氏藏钞本《石头记》简称靖藏本，八十回，靖应鹍旧藏，已佚。

十二、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藏钞本《石头记》简称列藏本，八十回，缺五、六两回，实存七十八回，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旧藏⑦。又乾隆五十六年辛亥萃文书屋木活字本《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世称程甲本者，其底本亦系脂本系统之早期钞本，合此，则《红楼梦》不同之早期钞本，实已可算得十三种。除靖本已佚，只存脂批遗蜕外，其余十二种，或则吉光片羽，或则赵氏完璧，要皆为研究《红楼梦》钞本之珍贵资料，不可或缺者。己徃研究《红楼梦》的钞本，都是单独地、孤立地对各本作研究，从未将这些钞本联系起来作排比式的研究。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些本子都分散收藏在各人手里或在图书馆里，不可能由一个人或几个人把它们集中起来作研究；另方面，也是因为当时对版本的研究，还很初步，还未发现这些版本之间的内在联系。一九七七年七月，我写了《论庚辰本》一书，开始把己卯、庚辰两个本子排比起来研究。获得了很多新的发现。我在研究这两个钞本的时候，实际上又突破了仅仅在这两个钞本之间的排比对照，而是查阅了以上所能查阅到的除靖本、列藏本外的各种本子，特别是还对照了木活字本系统的程甲本和程乙本。实践启发我，研究《红楼梦》的早期钞本，必须把它们联系起来，作周密的排比考察以揭示它门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再作各别的深入的研究，以辨明各个钞本的独特性。只有这样从宏观到微观或从微观到宏观地全面考察，才有可能对这些钞本作出科学的接近客观真实的正确判断。

在我写《论庚辰本》之前的两年，我与本所及所外的同人开始从事《红楼梦》的校注工作，为了做好正文的校勘。我们也认真查阅了各本的异文，这也促使我认识到对《红楼梦》钞本作认真的排比汇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一九七七年七月，我的《论庚辰本》写成，也就是我完成了对《红楼梦》的早期抄本“己卯本”和“庚辰本”的研究。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我真切地认识到了这两个钞本的无比珍贵性和重要性，我剔除了蒙在这两个钞本上的重重尘垢，什么“庚辰本”是四个本子拼凑而成的啊，什么“庚辰秋月定本”“己卯冬月定本”等题词是垢，这意如上去的何，等等等等，这统统是对这两个钞本的不实之词，是大大有损于这两个本子的光辉的。我在《论庚辰本》的结束部分里，指出了：应该充分评价“庚辰本”，“庚辰本”是曹雪芹生前最后的一个本子，这个钞本是仅次于作者手稿的一个钞本。我对“庚辰本”的这些主要的结论，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就是在上述的基础上，我们决定以“庚辰本”为底本，来开始这项工程艰巨的汇校工作。在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工作以后，这项工程终于在一九七九年开始了。

鉴于当时我们拿来作汇校的本子，除靖本已佚，列藏本尚未见到外（按：列藏本今已汇校入本书），共有十一个本子之多（包括程甲本，其中郑振铎藏本只有两回）。如按旧式校勘作记的办法，则徃徃在一个有异文的句子或词语上，需要某本作某、某本作某地罗列一大串校记，如果有更多的本子有异文的话，则这种罗列的行列更为冗长，这对运用这些校记的人来说是很不方便且易羼误的。我们为了克服这种缺陷，经过反复研究斟酌，决定用排列的方式来进行汇校，因此制成了现在使用的这种表格式的汇校专用稿纸。每一直行代表一种本子，首行是“庚辰本”原行，用影印本剪贴，其他各本顺序排列，均与首行作横向对照。凡属相同的文字，一概留空用符号表明，凡属异文，均一律书写标出。具体细则，均详见凡例。经用此种方式汇校后，各本异文。皆可一目了然，而且各本间的相互因袭承传关系，亦可昭然若揭。其中歧出之异文，则另用附页录出。我们以此汇校方式徵之同行，咸皆赞许，因即决定依此格式进行。窃以为此或亦校勘工作之一创试也。顷检视全帙，不仅于各本之异文一目了然，洞若观火，且亦兼备工具书之作用。凡欲查某本某回某句之异文，皆可一索即得，无复繁难矣。此书精装五册，附录一卷，都一千万字左右。全书汇校，由冯统一君任其事，予则订定体例，随时商略去取。忆自己未至今，倏忽七易寒暑，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而其中甘苦，亦已备尝之矣。此书卷帙浩繁，欲谋出版，困难良多，幸文化艺术出版社诸领导慨然鼎助，终使此书得以问世，则不仅汇校者感激无既，使雪芹地下有知，亦当欣然浮白也。一九八七年七月，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四年，序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

我与周汝昌、李侃同志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应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邀请，赴莫斯科、列宁格勒考察鉴定列宁格勒藏钞本《石头记》，并与苏方签订出版协议，现此书已由我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并已汇校入本书，至此，则迄今所见存之乾隆钞本《石头记》，皆汇校入本书矣。一九八七年六月十日夜十二时，其庸附记。

注：

①有正书局印本题为《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初印本为“大字本”，保存了原本行款，每页单面九行，行二十字。其后，又印行了一种小字本，每面十五行，行三十字，装十二册。现此两种印本均不易得。一九七五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大字本重印了此书。

②此本于一九六一年五月，由台湾中央印制厂第一次影印出版，缐装两册，并有胡适序文，扉页由胡适手书“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两句，并署“甲戌本曹雪芹自题诗”，后加盖“胡适之印”一楷体阴文章。书末有胡适长跋。一九六二年六月，此书重印一次。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此书第二次重印，并于卷首附印武进庄少甫画刘宽夫春雨楼藏书图及胡适所书题记，精装一册。一九六二年六月，我中华书局编辑所上海曾据台湾初印本原样影印，缐装二册。一九七二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据一九六二年本重印，并删去胡适的文字、印鉴及庄少甫的图。一九八五年一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重印此书，并恢复了胡适初印本的原貌，恢复了胡适的序跋和印鉴。

③一九八○年六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原大绢面缐装出版，由冯其庸整理，卷首有冯其庸长序。一九八一年七月，此书出版大三十二开精装本及平装本，纠正了初印本上的若于错误，并加印了冯其庸的跋文，附录了己卯本经陶洙补钞的原样数页。

④此书于一九五五年由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一九七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据原本重新制版影印，分两种版本，一种照原大原式缐装八册一函，另一种缩印平装本分订四册。

⑤此书于一九六三年由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按原大影印出版，缐装。一九八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制版影印，改为十六开精装，合订一册。

⑥此书已收入“古本小说丛刊”，即由我中华书局出版。

⑦此书已于一九八六年由我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编定，由我中华书局影印出版。

【原载】1987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

 

2017胡润艺术榜排行榜

March 19, 2017, 9:4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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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0日胡润研究院发布《2017胡润艺术榜》，榜单内容为前100位中国在世“国宝”艺术家按照2016年度公开拍卖市场作品总成交额的排名。今年是胡润研究院连续第十年发布“胡润艺术榜”，榜单数据来源是AMMA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

　　73岁的书画家崔如琢连续三年蝉联胡润艺术榜榜首，成交额比去年增长5%，再创新高，达到8.2亿元。崔如琢2013年作《飞雪伴春镜心》是去年在世艺术家成交额最高的作品，由保利香港以2.6亿元的高价拍出。前十名价格最贵的在世艺术家作品中，有一半是崔如琢的作品。53岁的油画家曾梵志总成交额1.4亿元，比去年增长28%，卫冕第二。他是胡润艺术榜创榜十年以来最稳健的艺术家，一直保持前六。79岁的国画家范曾总成交额1.3亿元，比去年增长38%，排名上升1位，重回第三。

　　十年来，胡润艺术榜共有232位艺术家上榜，包括今年榜单上的100位，其中16位连续十年上榜。

　　2016年平均成交额为十年来最低。总成交额连续五年下滑，比去年又下降8%，到34亿元，比2012年的最高峰下降6成多。其中，国画艺术家总成交额比去年下降16%；油画艺术家总成交额比去年增长8%。上榜门槛比去年下降36%，至577万元，比前年的最高峰下降7成多。总成交额过亿艺术家有4位，比去年多2位，比2012年的最高峰还是相差了20位。48位总成交额有所下降，52位总成交额增长，包括30位新人。

　　2016年，中国成为全球艺术品市场的第一大国，总成交额47.9亿美元，占38%的市场份额。美国丢掉了艺术品市场的龙头地位，总成交额35亿美元，市场份额降至28%。英国以17%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三。

　　附：2017胡润艺术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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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身后，是一幕幕宫廷政治大戏

March 19, 2017, 11:0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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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石岩

2017-01-06 16:10:33来源：作品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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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德勇
• 《海昏侯刘贺》

辛德勇写的《海昏侯刘贺》,从刘贺的父亲，一直追溯到汉武帝晚年。“汉武帝的后代只要不涉及权力都没有问题，他们后来都是涉及权力才出事的。”图为2016年纪录片《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中的汉武帝刘彻。（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本文原题为“海昏侯身后，是一幕幕宫廷政治大戏：辛德勇与《海昏侯刘贺》”。发于2017年1月5日南方周末)

司马光《资治通鉴》里写汉武帝，不光援引了东晋受神仙家影响的小说《汉武故事》，甚至用到了情色小说《赵飞燕外传》。

“你司马温公不喜欢搞阴谋诡计，不喜欢小人，但历史上确有小人怎么办？你可以评论。但不要让你的观点改变事实。”

十几年前，离海昏侯墓惊现世人面前还早，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已经注意到汉代的短命皇帝刘贺。那时候他的学术兴趣是汉代州制。研究州制变迁，无法回避年号问题。自汉武帝开年号纪年的先河，年号成为古代社会重要的时间刻度。辛德勇从汉武帝梳理到王莽新政时期，发现除了哀帝做过复杂的年号变更，其余每位汉代皇帝使用的年号都有固定的年数，且绝不与前面的皇帝相同。汉宣帝的年号却极为特殊：“地节”和“本始”两个年号有两年的重合。

辛德勇相信，年号是天子神圣权威的象征，所关非细，宣帝这次改元必有深刻的政治原因。他循此进入西汉历史的幽微之处。

汉宣帝刘询（原名病已）是废帝刘贺的继任。宣帝的祖父，戾太子刘据本是皇位的继承者，却因其母年老色弛，担心自己地位不保，以巫蛊的方式诅咒其父汉武帝速死。事情败露，刘据起兵造反，兵败，全家只有尚在襁褓中的刘据之孙刘病已免于一死，投入狱中。因狱卒怜悯，活了下来，并在汉武帝临终前被赦免。

太子据死后，汉武帝把皇位传给了新欢赵婕妤之子刘弗陵。昭帝刘弗陵继位时年仅8岁，顾命大臣霍光把持朝政。昭帝死后，霍光将“轻狂不惠”的昌邑王刘贺立为皇帝，27天后又改变主意，将刘贺逐下皇位。这时，霍光需要一个新的傀儡，他选中的是6岁之前系于大狱，“起于匹夫，无辅之者”的刘病已。

汉宣帝刘病已在霍光的操控下隐忍4年。霍光死后，宣帝甫一亲政，就把年号“本始”改为“地节”，并且向前追改两年。这就是传世文献中，年号“地节”和“本始”有重合的原因。

本始四年，汉帝国发生过一次大地震。按照当时的看法，地震是“天地之戒”，惩戒干政的外戚和悍臣。本始四年霍光还在干政。宣帝亲政后改元“地节”，是与霍光控制下的朝政作了断，向前追溯两年，紧接本始四年之后，则昭示他的亲政是顺应天命。

2016年10月，辛德勇著《海昏侯刘贺》由三联书店出版，被称作“研究海昏侯刘贺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它其实是辛德勇研究汉代州制以至汉代年号问题的副产品。辛德勇在其中抽丝剥茧，探寻刘贺的身前身后，以及掌控他命运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他们都是涉及权力才出事的

南方周末：《海昏侯刘贺》全书一共七章，实写刘贺的只有三章。为什么这样布局？

辛德勇：刘贺的命运很特殊：稀里糊涂地被拉过去当皇帝，人家看他不对，又把他轰走了。历史上这样的人物往往是给杀了了事，他还没有，给他安排了个过得去的待遇，让他终老于南昌。海昏侯墓发现之前，做秦汉史的大概都不大注意汉代有这么一个皇帝。史书上关于他的直接记载不多，不足以让我们认识他的一生。只有把他放在他所处的环境中，从他父亲开始一步一步向上追溯，一直追溯到汉武帝晚年，才能看清楚当时的宫廷政治格局如何决定了他的命运。

从汉武帝晚年到汉宣帝时期，汉代宫廷政治充满戏剧化的冲突，有好的影视工作者，不需要做太多艺术加工，就是一幕一幕的大戏。

南方周末：充满戏剧化的宫廷政治主要指什么？

辛德勇：宫闱之内子以母贵，汉武帝宠幸新欢，嫡长子的继位权不再稳固。所以太子据铤而走险，用巫蛊的方式诅咒父亲速死，这就是西汉历史上有名的“巫蛊之乱”。当时的“宫廷政治”主要不是怎么治国，而是由谁来治国。比我年长一辈的学者，从小受“路线斗争”的教育，认为不同的统治者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巫蛊之乱”中汉武帝和太子据的分歧是路线分歧——汉武帝横征暴敛，太子心底柔善，是标准儒生。这我一点也看不出来，我看太子据未必比汉武帝会好。

南方周末：书中汉武帝的后妃、儿子、孙子，他们的命运给人互为镜像的感觉：不尽相同，却有相似之处。

辛德勇：因为他们站在同一面镜子面前。这面镜子就是权力。海昏侯墓发现以后，关于刘贺，有一些说法完全没有考虑到权力、地位对人的影响。比如有人沿袭《汉书》旧说，认为他“狂悖”“淫乱”，有人认为刘贺其实深谙儒家经典，有不俗的文化修养。政治有时候不那么简单，不能用个人的品德如何来解释。翻翻《汉书》，你会发现，汉武帝的后代只要不涉及权力都没有问题，他们后来都是涉及权力才出事的。

后世推崇的儒家礼仪标准是东汉以后才逐渐建立起来，西汉是建立中。当时皇室成员的生活相当放纵。从开国皇帝刘邦到汉武大帝，几乎人人都有大量的同性性伴侣，汉朝人没有觉得这是品德不好。我们在《汉书》中看到刘贺的乖张举动，在西汉的皇室成员中是很正常的。他犯忌犯在什么地方？他受玺之后，已经开始着手调动宫廷禁卫。这是可以影响上官太后安危的举动。而上官太后是霍光手里的一张牌，这是霍光不能容忍的行为。刘贺被废后，他从昌邑带进京的二百旧臣全部被诛杀。这些人在临刑前，大叫“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苏轼就说：“此其有谋明也”。

汉昭帝死后，顾命大臣霍光将刘贺立为皇帝，27天后又改变主意，将刘贺逐下皇位。历史上，刘贺这样的人物往往是被杀了了事，刘贺却被封海昏侯，这引起了辛德勇的兴趣。（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历史上确有小人怎么办？

南方周末：书中提到，对汉武帝和太子据，后世多有美化。比如有人说，太子据根本没有放蛊，是被冤枉的；到了晚年，汉武帝幡然悔悟……为什么会有这种美化？

辛德勇：东晋王俭写过一部小说《汉武故事》，是神仙家影响下产生的东西，神仙家主张清静无为，跟汉武帝的穷兵黩武完全相反，所以王俭把他的理想和希望放在《汉武故事》中。司马光在写《资治通鉴》时沿用了《汉武故事》的说法。司马光的这种做法，有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国社会经历了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到了隋代，读书人开始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寻找新的出路。隋末自称“文中子”的王通模仿《春秋》写了一部《元经》，把之前的史书全面改写。它没什么史料价值，但我们看到了一个强烈的信号：读书人要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创造一套新的历史叙事。

唐太宗贞观年间颁布了著名的《五经正义》，它要对汉晋南北朝以来的经学重新解释。它体现了国家对思想的控制，因为经学是古代文化的主体，经学打头，史学紧随其后。唐太宗让宰相出面，组织一大批官员统一编写梁、陈、北齐、周、隋五个朝代的历史，本名《五代史》。在这以前，历史基本是私人撰述的。唐代开始集体编史书了。这就是想通过史书，来体现朝廷的意志。

中国以史为鉴的传统之下，通过重新解释以往，能够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现实主张。经过隋、唐时期以至北宋仁宗时期的酝酿发展，司马光把“新编历史”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宋代中期以后，教育越来越普及。你是一个乡村穷小子，你学习好，就有可能当宰相；你家里出身再高贵，没有科举功名，谁都瞧不起你。越来越多的儒家知识分子进入政治中枢，他们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或者说书呆子的理想，要改造社会。司马光的政敌王安石写了著名的《三经新义》，对三部重要的经书重新解释。这对王安石当政的时候指导全国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司马光要写一部像《资治通鉴》这样的史书，来体现他的主张。

汉武帝根本不是一个符合司马光理想的皇帝。《汉书》对汉武帝的记载几乎全是负面的。司马光又特别老实，他写《资治通鉴》每一个字都有依据。正史里没有他需要的材料，他就到小说里去找。他不但用了王俭的《汉武故事》，还用了情色小说《赵飞燕外传》。

美化太子据，是制造汉武帝过程中附带创造的一个正面形象。因为《汉武故事》塑造的戾太子的形象正符合司马光的政治追求。所以，他把戾太子和汉武帝之间的嫌隙，写成“路线斗争”。按照司马光坚持的儒家标准，无论如何也得子从父，臣从君，太子据无论如何不能起兵反对他爸爸。

南宋时期，已经有吕祖谦、王益之等人发现了《资治通鉴》对汉武帝的描述与《汉武故事》的关系，所以他们在编书的时候，把得自《汉武故事》的地方悉数删去。朱熹也明确批评司马光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来写《资治通鉴》。要说政治理念强，朱熹对儒家的追求肯定比司马光强烈很多。但是朱熹说：事实就是事实，你司马温公是好人，你不喜欢搞阴谋诡计，不喜欢小人，但历史上确有小人怎么办？你一定要记下来小人就是那样做的,你可以评论。但不要让你的观点改变事实。

但后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接受了司马光写的汉武帝。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古人其实读不了几本书。很多人读史书，读的就是司马光的东西。

南方周末：小官“壶关三老”上书，敲打汉武帝“父不父则子不子”，汉武帝居然“有所感悟”。为什么不是皇帝身边的人说出这样的话？为什么汉武帝肯听他的话？

辛德勇：这代表当时朝中的政治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汉武帝晚年暴躁、多疑，朝中人人自危，甚至到了没人敢当丞相的地步。朝中大部分官员是同情戾太子的：他有不得已的原因。这个信息必须要透露给皇帝，这时候“壶关三老”就上了。不用考证，这种微末小官，不可能知道朝中如此机密的事情，一定有人怂恿他出来。这是非常冒险的，但一旦事成，回报也是巨大的：关键时刻，别人不敢上，你上了。

“壶关三老”上书之后，汉武帝只是有所“感悟”，但没有采取行动。这时候另一个小官高庙寝郎田千秋说话了：“（巫蛊之乱）到此为止吧”。巫蛊之乱中，支持戾太子的田仁在离都城不远的地方图谋发动兵变，田千秋告密：这家伙要反。这是非常重要的时刻，在这时候能站出来的，一定是铁杆分子。“巫蛊之乱”过后，田千秋短暂地过渡了一下，当了几天大鸿胪，然后立刻就被提拔为丞相。

功臣中排第一位，但名字不提

南方周末：后世美化霍光又出于什么原因？

辛德勇：《汉书》并没有美化霍光，如果班固美化了，我们就完全看不到霍光是如何倾轧对手，陷害别人了，甚至《汉书-五行志》里还讲过关于霍光的特别难听的话。

南方周末：班固对霍光的“赞语”，对他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辛德勇：古人写史，讲究“互见”。不像我们现在写人物传记，原原本本写成一本书。古代史书，同一个人的行事、作为，分散在不同篇什里，比如霍光传里会写到海昏侯刘贺。不过，主流历史对霍光是肯定的，这涉及对一个政治家的评价。在班固的时代，儒家的观念已经很强盛了，他有一些基本着眼点，比如在霍光执政下，西汉朝廷基本稳定下来了。汉武帝对国计民生造成最重大伤害的是对外用兵，打仗是最费钱的，霍光不打了。为什么不打了呢？没可打的了。

中国历代对外扩张是有地理限制的，就是汉族农耕适应的范围。在汉武帝时期，这范围里基本都打完了。霍光掌政时期，基本忠实地执行了汉武帝的政策，但战争停下来了，社会就稳定了。这对于老百姓是好的，这是班固肯定的。其二，霍光掌政之初，汉昭帝是8岁的孩子。这个国家之所以没乱全靠霍光。他虽大权独揽，但是没有自己当皇帝，这绝对受班固的推崇。话说回来，霍光不是不想当皇帝，他读书很少，修养不够，所以他谨小慎微，不敢大干。不像王莽，书读得多，有底气，敢干，但天下让他越弄越乱。

南方周末：为什么汉宣帝也给霍光那么高的评价？他曾经是霍光的傀儡，应该对霍光恨之入骨。

辛德勇：这就是宣帝政治手腕的老辣。霍光去世，宣帝按照天子之礼厚葬，规格之高，突破了礼制。因为主要的军事力量都掌握在霍家人手里，宣帝稍微有一点不谨慎，命就没了。霍家人一看很高兴：皇帝还是听大将军的，皇帝也是我们大将军让他当的。霍家人作威作福惯了，如果他们老老实实，霍光死后，宣帝绝对不会杀他们。但是后来，霍家人反了，宣帝把一家二百多口全杀了。但他从来没有否定过霍光。在麒麟阁十一功臣中，排在第一位的是霍光；其他人都有名有姓，唯独霍光是“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连名字都不提。尊重到这地步，这就有深意了。他绝对不能彻底否定掉霍光，因为是霍光把他拉来当皇帝的，霍光的合法性能保证宣帝继位的合法性。

汉朝的皇帝里，宣帝的老辣基本可以跟汉武帝比肩。因为他是真正起于草莽，没有一点根基，所以他继位后要一点点拉人，一开始很重要的就是拉住了张安世。张安世是掌握一部分军队的。所以麒麟阁里第二位功臣，好像就是张安世。也是凑巧，最近这些人的墓都挖出来了。我学生跟我开玩笑，说老师，你认识的这些人都来了。不过张安世的墓盗得很厉害，要不然会有更好玩的信息。

南方周末：汉宣帝完全可以一直把刘贺圈在昌邑故国，为什么还要让他当海昏侯？

辛德勇：把刘贺放到昌邑是霍光操纵的，等于是软禁，但可以享受一定待遇。宣帝继承了这些局面，但他即位之后不放心，派张敞当山阳郡太守，监视刘贺。张敞侦查一圈，发现刘贺肯定不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这样宣帝就放心了。如果刘贺是个跟他一样精明的对手，必要的话，是可以杀了他的。为什么不杀？主要是为了安抚刘家人。刘家皇室对霍光操纵权政长期不满，而宣帝就是霍光操纵权势的产物。宣帝要照顾各个方面，尽量不要惹起皇室成员的反感。在这里，我跟王子今先生有分歧。王先生认为，海昏侯这个名号是宣帝对刘贺的羞辱，意思是说他昏庸。你要知道，当时是贵族的社会，对贵族要有贵族的礼遇。用名号来侮辱对方，这是不可忍受的。

南方周末：你这本书剥掉了很多历史大人物身上的油彩。

辛德勇：刚才说了，古人其实读不了多少书，但秦汉的历史一般都读，秦皇汉武都会很重视，毕竟他们做了很多制度性的建设。但这两年，大家似乎对秦皇汉武在扩展疆域上的作为特别感兴趣。今天的世界形势很让人忧虑，有人说像一战前，有人说像二战前。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尽量保持理性。

 

邓之诚：另一种“民国范儿

March 19, 2017, 11:5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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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之诚：另一种“民国范儿”■桂下漫笔

    文·胡一峰

    “布鞋院士”的走红总让我想起史学家邓之诚先生来。上个世纪前半叶，邓先生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做教授。当时，学生眼中的邓教授也是一副“扫地僧”的模样，他头戴瓜皮帽、严肃的脸上是一副黑框眼镜，身穿长衫、缗裆裤，脚蹬布鞋，裤脚还绑在腿上。和当下人们津津乐道的“民国范儿”相比，邓之诚这副装束颇有些另类。或许因为这个原因，在这些年大行其道的“民国文化热”中，这位学识渊博的大师却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

    邓之诚早年也是热血青年，办过报纸，闹过革命，后来从社会回归校园，走上了治学之路。世人皆以陈寅恪任教清华为破格用人之美谈，但陈氏当时虽无学位，却已经吃了多年洋面包，对西人之学及其治学方式有极透彻的了解。而邓之诚没有留过洋，一肚子学问多半以传统治学方式得来。放在今天，不少大学动辄要求有海外求学任教经历，“土鳖”邓之诚想谋个普通教职都难，更别说当教授了。幸好，邓之诚赶上了不拘一格的蔡元培。1917年，应蔡校长之聘，邓之诚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当时，他年方30。此后，辗转多个高校，1931年开始专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近代中国是个万物趋新的社会，邓之诚却“顽固”地做着自己喜欢的“旧学问”。凡是真正的学者，为学与为人总是融合为一，治学偏好往往影响着阅世眼光。沉浸于“旧学”的邓之诚，月旦人物、品评时事，独特眼光，自成一派，提供了观察民国的另一种视角。今天读来，耐人寻味。

    1934年5月29日，邓之诚在日记中记下，从今开始停阅《大公报》及《新北平》，每月可省下一元六角钱。他还说：“胡适辈力倡以白话作报，谓可普及人民。而不知报费之昂，穷檐矮屋中人，岂其力所能胜哉？”对新派翘楚胡适之，邓之诚历来看不惯，据学生回忆，他曾在课堂上讽刺胡适说：“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但他能在一片“普及人民”的高调中，为“穷檐矮屋”里的“人民”算一算经济账，恐怕就不仅是新旧之派别成见了。邓之诚家用多，开销大，又有藏书和收买老照片的雅号，经济难免吃紧，常和学校就课酬讨价还价。1933年某日，他在日记中说：“因予家食指众多，允月加六十，共二百四十金。过此无可再商矣。以师道等于市道，卖菜求益，殊令人不欢。然拂袖而去，又似不情，且困难甚多，如此间债务，如移家费用，尚皆无出，因致进退维谷。”第二天，又记：“连日筹维无术，以月得二百四十，仅敷日食。儿女辈学费及所负债皆无应付之法。内子不谅，催嫁贞女甚力，真令人束手。”学校既不肯提高课酬，又得不到老婆谅解的悲催生活，读来多么令人心酸，但或许也正是拮据生活的体验，才让邓之诚体会到那些“穷檐矮屋中人”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民国知识界新旧并立，总体上是新派学者掌握着话语权，但对于新派的不少做法，邓之诚都不太赞成，而且还抱有历史学家特有的忧虑。1935年3月8日的日记中，邓之诚写道，“报载许地山反对读经谈话，谓经书只讲五伦，今除朋友外，四伦皆已打倒，故不须读经。”对此，邓的评论是：“其言固妄，然时人心理大抵与许相同。予意国且不保，何言于伦理，又何须乎打倒！”他还预言家式的说，“他日总有欲求读经而不可得之一日。”果不其然，这几年读经又时髦起来了，而在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经学鸡汤中，想找一个真能“解经”之人，确实不容易，以此验之，邓之诚还真有几分先见之明啊。语言是思想的外壳，在趋新的社会，“新话”也层出不穷地被发明出来。文史大家邓之诚对文风变易尤为敏感。他曾简明而精当地描述了近代以来文风的变化：《新民丛报》文字一变，五四革新白话诗文再变，鲁迅译文体三变，今则俄文体四变。邓之诚所谓“今”，是新中国初期。当时，社会舆论包括那些曾经“民国范儿”十足的知识分子，已经熟练地使用“首长”“贯彻”这样的新词了。邓之诚却特立独行地保持着个性，对当时人喜用新名词尤为反感。他发现，报纸上“学生干部”所用文字，与通常语言有异。“几不可通耳”。邓之诚觉得，这是“变易之际”的表现。他说，“昔人为文，唯恐辞费。今则唯恐辞之不费，故丰收而曰大丰收、特大丰收。鼓劲而曰鼓足干劲、鼓更足干劲，言无穷而意有尽矣！”反观今天见于报章之官样文章，所谓鼓掌没有不“热烈”的、接见没有不“亲切”的，邓之诚“言无穷而意有尽”的批评可谓依然有效。

    与新社会的隔膜，使邓之诚在纷扰的学术热点面前保持了冷静和定力。上世纪50年代，中国古代史分期是史学领域最重要的论题之一，各路高手纷纷登场，争论不休，好不热闹，邓之诚却视之为“群盲道古图”。在写过《中华二千年史》的他看来，“中国史不容划分时代，更不容划分社会”，用西方包括苏俄舶来品理论裁剪中国历史，必将导致对中华文化的打压。对当时一些人摒弃本土文化的做法，邓之诚痛心又无奈。1954年2月26日，他在日记中感叹道：“今之大学生知有孔孟者，亦罕矣！再过数年，虽呫哔者将不识孔孟为何人。”

    又过数年，“大跃进”浪潮汹涌而至，邓之诚有些感伤地说：“今时人目正经、正史皆为材料，我辈所述更无论矣！四十年前，则以经史为旧，以科学方法为新。我辈稍读旧书，始则见摈于方法，继则见摈于主义，二者皆自外国输入，总之见摈于外国而已。从来斯文扫地，未有如近数十年之甚者也。”两年后，邓之诚在落寞中走完了他作为中国文化体悟者而非旁观者的一生。

“无分外之求”，求也求不到；“无不满之事”，不说的好！

作者：刘铮

2017-01-18 12:13:02来源：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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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人看来，晚年邓之诚的生活条件或许相当优越，也并未真正受到多少冲击。但这也只是外人的看法而已。（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1月12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无分外之求，无不满之事——邓之城复闻宥礼一通》）

《落照堂集存国人信札手迹》（上下册），2013年12月由“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出版。落照堂是学者闻宥（1901—1985）先生的书斋名，书中影印的信札绝大多数是致闻宥先生的。整理者特别说明，整理前，“所存信札共含作者一百余人与信札一千余页，整理中，剔除少数无甚干系之作者，而留存一百位，并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为断限，删去其以后者”。不过，我在浏览此书时注意到，下册第807页所印图版，如按目录所示，当为罗庸先生之信札，然稍加谛视，即知其出邓之诚（1887—1960）先生手笔。复查考其内容，知此札写于1954年。这样一来，就把整理者所设的两个限定都打破了。

邓之诚的函札向颇少见，而致闻宥一札，文辞茂美，内容又涉及几位学人的遭际浮沉，虽刊于书，而不见于目录，无异明珠暗投，因录其文，稍加解说，免其沉埋而已。

原札如下：

在宥先生左右：

前辱惠书，欢喜无量。溽暑万事俱废，致稽裁答，幸不为罪。

诚山中岁月，久忘尘世，稍亲书史，便可遣日。无分外之求，无不满之事。暮年萧瑟，其甘如荠。以此养生，庶不使嵇康笑人。

进之书来，述台端为之作介，求文学出版社事。诚昨得聂绀弩书，云已无问题。虽非决定，却尚肯定。亦迩来快意事也。

《湘军志》甚难觅取，幸祈作罢。《封神榜》亦非必需之书，版已久毁，便拟不求。

旧门人成恩元寄所撰，未能自树立，深为之忧；托庇高贤，更为之庆。晤时祈转告。诚近年搜求古树、桥塔、石阙以及古建筑，阆中观音阁、东湖之桂、栈道之柏，久劳梦寐。能为我各求照象数纸否？费可不计，我当任之。唯不宜强求，以此等无谓事扰人，私衷不安。若致劳神，更成罪过矣。

书此，敬问

公私多福！不尽企念！ 之诚 顿首 八月二十二日

邓之诚日记记，1954年4月8日，“闻宥、浦江清偕来”。次日，“回看闻宥不值”。10日，写《赠闻宥》绝句三首，中有“荒村岁月年年改，有客新从万里回”之句。11日，“写昨诗致闻宥”。12日，“闻宥、游国恩偕来”，“过闻宥，久谈，知吴宓去年娶得少妻，近在北碚西南师范学院任教西洋史，朱宝昌尚在重庆磁器口西南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仍领原薪”。

1954年，闻宥先生时任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4月，他从成都来到北京。考虑到他1955年即调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此行之目的，或许不只是访友，而是兼为求职。

关于朱宝昌

邓之诚信中提到的“进之”，即日记里讲的朱宝昌（1909-1991），“进之”是朱宝昌的字。朱宝昌曾就读燕京大学哲学系，上世纪30年代末在燕京大学任教。闻宥1933年秋至1935年夏曾任北平燕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后因与郑振铎之矛盾辞职（参季剑青《1935年郑振铎离开燕京大学史实考述》，《文艺争鸣》2015年第1期）。邓之诚则是燕京老辈，三人之交集当在燕京。顾廷龙亦曾在文章中提及，在燕京大学时，“我的老师闻宥请吴世昌、朱宝昌及我喝酒”（《新岁谈往》）。

1949年后，朱宝昌相继在西南师范学院、川东教育学院、西南军区师范学院任教。关于他意图在北京谋职之事，邓之诚日记中有不少记录。

1954年7月8日日记云：“浦江清送闻宥信来，知朱宝昌任教重庆杨公桥军区师范语文系，即作一字寄去。”闻宥的这封来信，也就是复信中所谓“前辱惠书”的那个“书”。

7月17日，“送朱宝昌信与郑桐荪，邀浦江清来谈朱宝昌事，希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也。”郑桐荪是清华大学理科教授，当时已退休。7月19日，“浦江清来索朱宝昌履历”。7月25日，“得朱宝昌复，并寄自传及《文学概论》讲义，即往访浦江清，不晤”。7月27日，“得朱宝昌信。浦江清来取朱《文学概论》去”。7月28日，“复朱宝昌，由航寄”。8月6日，“得朱宝昌信，即复之”。8月7日，“下午，为朱宝昌事，往访浦江清，无聊极矣！”看来，为朱宝昌谋职擘画奔走，邓之诚已经感到不耐烦了。

到8月22日，邓之诚复信给闻宥时，他尚认为，朱宝昌从四川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这件事，既然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聂绀弩已经答应了，则“虽非决定，却尚肯定”。但实际上，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

8月30日，“作书，以朱宝昌不携眷，告聂绀弩”。9月9日，“晨，朱宝昌自重庆来，何其速也？即住于此。”看来，朱宝昌等不及了，自己奔到北京来。9月10日，“为朱宝昌作书致聂绀弩……入夕，朱宝昌始自城中归，云：已晤聂，深怪不候调而来，虽取得离职书，而无介绍书，是脱离组织也。果不出予所料。”10月27日，“吴恩裕来，言朱宝昌文学出版社事已无望。下午，偕朱宝昌一访浦江清。”至此，朱宝昌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之事以失败告终。

不过，不久后，邓之诚就忙着为朱宝昌另觅职位了。11月27日，“高名凯来，托其为朱宝昌打听师大文学史一席”。12月7日，“高名凯两来……言朱宝昌谋师大教席得复可商”。12月24日，“晚，高名凯来，言政法学院约朱宝昌面谈，或国文一席，可望有成”。1955年1月22日，“朱宝昌往政法学院晤有关人士，教席已定局”。3月18日，“高名凯两来，言师大黄药眠有信来，决定聘朱宝昌任教，约明日往谈。此则出于意外”。3月30日，“朱宝昌得师范大学人事室通知，入城办手续报到，大约定局矣！午，挂牌而归，云：明晨上班，即迁入师范大学。忽政法聘书又至，且言：明日以车来迎。急往解释，大受责难。盖政法沮师大勿聘不得而怒，乃欲抢夺也，妙哉！”3月31日，“晨，朱宝昌迁居德胜门外师大，自去秋来此，凡住半年零二十五日”。至此，朱宝昌的教职暂时确定，到北京师范大学当教授去矣。想想朱宝昌在邓之诚家里住了半年多，邓之诚对其可谓仁至义尽了。

不过，朱宝昌的奔波扰攘并未就此结束，他到北师大后，因“说‘在某人的宴席上和胡风同桌吃过一顿饭’，结果被视为跟胡风分子有来往”，教授被降为副教授。1956年，朱宝昌响应号召“支援大西北”，远赴西安师范学院任教，1958年被定为“右派分子”，自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参韩唯一《朱宝昌》，陕西师范大学档案馆校史人物网页）。

邓之诚致闻宥札（资料图/图）

关于老照片

1954年4月初，闻宥抵北京，到5月8日，邓之诚日记记：“闻宥来辞行。托其在成都代觅宋育仁所批《封神传》及湘绮自批《湘军志》。以初刻本《曝书亭集》、《述学》赠之。”三个半月后，邓之诚在复闻宥书中谓：“《湘军志》甚难觅取，幸祈作罢。《封神榜》亦非必需之书，版已久毁，便拟不求。”看来邓之诚想找的宋育仁、王闿运批本，闻宥皆未能替他找到。

1954年8月22日，邓之诚日记记：“复闻宥书，托转告成恩元为求保宁观音阁、栈道柏、东湖桂照相。”日记的日期与复信落款所写日期相同。保宁，是阆中的古称，日记中所记内容，与复信中“阆中观音阁、东湖之桂、栈道之柏”云云亦吻合。

成恩元（1917—1989），抗战初就读于燕京大学历史系。邓之诚称成恩元“旧门人”，当指此段经历。1942年，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成恩元再入成都燕京大学读书。1943年，成恩元在成都燕大毕业后，考入了燕京研究院考古部读研究生，1947年入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工作。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成恩元随华西大学博物馆一起调入四川大学。1954年，任四川大学博物馆代理馆长。

1954年6月，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印行了成恩元写的一本小册子《川陕省苏维埃时期的银币》，版权页写的是“一九五三年七月初版，一九五四年六月再版”。邓之诚复闻宥信中提到“成恩元寄所撰”，“所撰”指的大概就是这本小册子。《川陕省苏维埃时期的银币》是作为“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研究丛刊之二”出版的，而该丛刊“之一”“之三”都是闻宥的著作《古铜鼓考》、《铜鼓续考》。虽然小册子上并未注明，但一望可知，《川陕省苏维埃时期的银币》的书名也是闻宥题写的。在华西协合大学，闻宥是文科的领导者，到了四川大学，博物馆的工作可能还是由闻宥来指导的，所以邓之诚复信中“托庇高贤”一语应该是指成恩元受闻宥的照拂。成恩元后来成为四川颇有名的考古学家、钱币学家，似乎也不必“为之忧”了。

五十年代，邓之诚搜集老照片之癖日深，不特广泛搜求，所费亦不赀。常与其交易的估人“像片张”，在其日记中极频繁地出现。此人本名似为张勉之。

邓之诚买老照片，几乎成瘾，屡次欲戒除，而又屡次破戒。1955年11月1日，“像片张来，复有所费，皆浪费也，定绝之矣！”第二天，“与书张勉之，令其以后勿以照片来，予决意节止浪费，并书籍亦不买矣！”两周后，11月15日，“像片张来，略有所费”。12月5日，“像片张又来，无如之何也”。12月6日，“像片张来，又有所费，非本愿也”。12月20日，“像片张来，应酬一元，多文（阁）麻估来，应酬二元，吾已去三金矣！而犹怏怏，彼等盖以我为富有，吾实不富，奈若何哉！”五十年代，邓之诚著书不少，版税颇丰，收入确实较一般人高出许多，只是开销也大，故有此叹。

1956年5月8日，“偶翻所蓄旧像片，毫无所用，不过解闷，而所费已多，徒为无益，平生所为似此者多矣！若不停买，必愈困也”。又想戒除此瘾，然而终究是无用的。6月3日，“像片张来，以十三元得明信片千二百张，以六元得日本风景照片四十余张……一日之间，大有所费，可谓极秀才之豪举矣！吾何必有取于是哉？亦聊以忘忧而已！”

邓之诚为什么会如此“豪买”？仅仅着眼于个人嗜好或生活习惯，恐怕是不够的。邓之诚自己倒也说得明白，“聊以忘忧而已”。这不免使人又想起他在复闻宥信中那段说得很漂亮的话：“诚山中岁月，久忘尘世，稍亲书史，便可遣日。无分外之求，无不满之事。暮年萧瑟，其甘如荠。以此养生，庶不使嵇康笑人。”表面上似讲自己无欲无求，晚年生活过得潇洒恬淡，然而“暮年萧瑟”四字，似自比庾兰成；嵇康《养生论》中固然有“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之类的话，可嵇康自己的命运却又似乎是一个反讽。而“其甘如荠”，自然也暗含着“谁谓荼苦”的意思。

观邓之诚在日记中之言论，也许实际上的情形并非“无分外之求”，而是即便求也求不到；并非“无不满之事”，而是即便有也以不说为妙。在外人看来，邓之诚的生活条件或许相当优越，也并未真正受到多少冲击。但这也只是外人的看法而已。文如老人自己的内心世界究竟如何？目击世变，他竟会无动于衷吗？王右军云：“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将“丝竹”二字换成“像片”，是否多少也能道出邓之诚的心境呢？

闻宥、朱宝昌北上，成恩元由华西入川大，其大背景都是1952年开展的“院系调整”。它对社会上的人来说，或许是极微末的事，不过就是裁撤一些、合并一些罢了。但对大学中人而言，却不啻陵谷之变，人生的轨道全被转换了。这在闻宥、朱宝昌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只不过，1954年的时候，他们还来不及去思考这些。世变无穷，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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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太湖游记

March 20, 2017, 2:0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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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苏州盘桓两天，踏遍了虎丘贞娘墓上的芳草，天平山下蓝碧如鲎液的吴中第一泉，也已欣然尝到了。于是，我和同行的李君奋着余勇，转赴无锡观赏汪洋万顷的太湖去。——这原是预定了的游程，并非偶起的意念，或游兴的残余。
        我们是乘着沪宁路的夜车到无锡的。抵目的地时，己九点钟了。那刚到时的印象，我永远不能忘记，是森黑的夜晚，群灯灿烂着，我们冒着霏微的春雨，迷蒙地投没在她的中。
        虽然是在个安定的旅途中，但是因为身体过于疲累，而且客舍中睡具的陈设并不十分恶劣之故，我终于舒适地酣眠了一个春宵。醒来时已是七点余钟的早晨了。天虽然是阴的。可是牛毛雨却没有了。我们私心不禁很欣慰。
        各带着一本从旅馆帐房处揩油来的《无锡游览大全》，坐上黄包车，我们向着往太湖的路上进发了。
        这是一般游客所要同样经验到的吧，当你坐着车子或轿子，将往名胜境地游玩的时候（自然说你是个生客），你总免不了要高兴地唠絮着向车夫或轿夫打探那些，打探这些。
        或者他不待你的询问，自己尽先把他胸里所晓得的，详尽地向你缕述（他自然有他的目的，并非无私地想尽些义务教师之责）。我们这时，便轮到这样的情形了。尽着惟恐遗漏地发问的，是同行的李君。我呢，除了一二重要非问不可的以外，是不愿过放烦屑的。在他们不绝地问答着时，我只默默地翻阅着我手上的《游览大全》。那些记载是充满着宣传性质的，看了自然要叫人多少有些神往；尤其是附录的那些名人的诗，在素有韵文癖的我，讽诵着，却不免暂时陷於一种“没人”的状态中了。
        我们终于到了“湖山第一”的惠山了。刚进山门，两旁有许多食物店和玩具店，我们见了它，好像得到了一个这山是怎样“不断人迹”的报告。车夫导我们进惠山寺，在那里买了十来张风景片，登起云楼。楼虽不很高，但上下布置颇佳，不但可以纵目远眺，小坐其中，左右顾盼，也很使人感到幽逸的情致。昔人题此楼诗，有“秋老空山悲客心，山楼静坐散幽襟。一川红树迎霜老，数曲清罄远寺深”之句。现在正是“四照花开”的芳春，（楼上楹联落句云：“据一山之胜，四照花升，”真是佳句！）而非“红树迎霜”的秋暮。所以这山楼尽容我“静坐散幽襟”，而无须作“空山悲客心”之叹息了。
        天下第二泉，这是一个多么会耸动人听闻的名词。我们现在虽没有“独携天上小圆月”，也总算“来试人间第二泉”了。泉旁环以石，上有覆亭。近亭壁上有“天下第二泉”署额。另外有乾隆御制诗碑一方，矗立泉边。我不禁想起这位好武而且能文的满洲皇帝。他巡游江南，到处题诗制额，平添了许多古迹名胜，给予后代好事的游客以赏玩凭吊之资，也是怪有趣味的事情。我又想到皮日休“时借僧庐拾寒叶，自来松下煮潺（yuan）”的诗句，觉得那种时代是离去我们太遥远了，不免自然的又激扬起一些凄伤之感于心底。
        因为时间太匆促了，不但对于惠山有和文征明“空瞻紫翠负跻攀”一般的抱恨，便是环山的许多园台祠院，都未能略涉其藩篱。最使我歉然的，是没有踏过五里街！朋友，你试听：
        惠山街，五里长。
        踏花归，鞋底香。
        你再听：
        一枝杨柳隔枝桃，
        红绿相映五里遥。
        在这些民众的诗作里，把那五里街说得多么有吸引人的魅力啊！正是柳丝初碧，夭桃吐花的艳阳天，而我却居然“失之交臂”，人间事的使人拂意的，即此亦足见其一端了。我也知道真的“踏花归”时，未必不使我失望，或趣味淡然，但这聊以自慰的理由，就足以熨平我缺然不满足之感了么？那未免太把感情凡物化了。
为了路径的顺便，我们又逛了一下锡山。山顶有龙光寺，寺后有塔。但我们因怕赶不及时刻回苏州，却没有走到山的顶点便折回了。这样的匆匆，不知山灵笑我们否？辩解虽用不着，或者竟不可能，但它也许能原谅我们这无可奈何的过客之心吧。
        梅园，是无锡一个有力的名胜，这是我们从朋友的谈述和《游览大全》的记载可以觉得的。当我们刚到园门时，我们的心是不期然地充满着希望与喜悦了。循名责实，我们可以晓得这个园里应该有着大规模的梅树的吧。可惜来得太迟了，“万八千株芳不孤”的繁华，已变成了“绿叶成荫于满枝”！然而又何须斤斤然徒兴动其失时之感叹呢？
        园里的桃梨及其它未识名的花卉，正纷繁地开展着红白蓝紫诸色的花朵，在继续着梅花装点春光的工作啊。我们走上招鹤亭，脑里即刻联想到孤山的放鹤亭。李君说，在西湖放了的鹤，从这里招了回来。我立时感到“幽默”的一笑。在亭上凭拦眺望，可以见到明波晃漾的太湖，和左右兀立的山岭。我至此，紧张烦扰的心，益发豁然开朗了。口里非意识地念着昔年读过的“放鹤亭中一杯酒，楚山水鳞鳞”的诗句，与其说是清醒了悟，还不如说是沉醉忘形，更来得恰当些吧。
        出了梅园，又逛了一个群花如火的桃园；更经历了两三里碧草、幽林的田野及山径，管社山南麓的万顷堂是暂时绊住我们的足步了。堂在湖滨凭栏南望，湖波渺茫，诸山突立，水上明帆片片，往来出没其间，是临湖很好的眺望地。堂旁有项王庙。这位“夭亡”的英雄，大概是给司马迁美妙的笔尖醇化了的缘故吧，我自幼就是那样的喜爱他、同情他，为他写过了翻案的文章，又为他写过了颂扬的诗歌。文章虽然是一语都记不起来了，诗歌却还存在旧稿本里。年来虽然再不抱着那样好奇喜偏的童稚心情了，可是对他的观念，至少却不见比对他的敌人（那位幸运的亭长）来得坏。我的走进了他那简陋的庙宇，在心理上的根据，并不全是漠然的。在我的脑里，以为他的神像至少是应该和平常所见的古武士的造像一样，是神勇赫然，有动人心魄的大力的。那知事实上所见的，竟是“白面、黑须、衮冕、有儒者气象”，不似拔山盖世之壮士呢！我想三吴的人民，是太把英雄的气态剥去，而给予以不必要的腐儒化了。
        不久，我们离去管社山麓，乘着小汽船渡登鼋头渚了。渚在充山麓，以地形象鼋头得名的。上面除建筑庄严的花神庙外，尚有楼亭数座。这时，桃花方盛开，远近数百步，红丽如铺霞缀锦，春意中人欲醉。庙边松林甚盛，葱绿若碧海。风过时，树声汹涌如怒涛澎湃。
        渚上多奇石，突兀俯偃，形态千般。我们在那里徘徊顾望，四面湖波，远与天邻，太阳注射水面，银光朗映，如万顷玻璃，又如一郊晴雪。湖中有香客大船数只，风帆饱力，疾驰如飞。
        有山峰几点，若浊世独立不屈的奇士。湖上得此，益以显出它的深宏壮观了。
        我默然深思，忆起故乡中汕埠—带的海岸，正与此相似。昔年在彼间教书，每当风的清朝，月的良夜，往往个人徒步海涯，听着脚下波浪的呼啸，凝神遥睇，意兴茫然，又复肃然。直等到远蜂云涛几变或月影已渐渐倾斜，才离别了那儿回到人声扰攘的校舍去。事情是几年前的了，但印象却还是这样强烈地保留着。如果把生活去喻作图画的话，那未，这总不能不算是很有意味的几幅吧。
        听朋友们说，在太湖上最好的景致看着落日。是的，在这样万顷柔波之上，远见血红的太阳，徐徐从天际落下，那雄奇诡丽的光景是值得赞美的。惜我是迫不及待了！
        我想湖上不但日落时姿态迷人，月景更当可爱。记得舒立人《月夜出西太湖》诗云：“瑶娥明镜澹磨空，龙女烟绡熨贴工。倒卷银潢东注海，广寒宫对水晶宫。”这样透澈玲珑的世界，怪不得他要作“如此烟波如此夜，居然著我一扁舟”的感叹，及“不知偷载西施去，可有今宵月子无”的疑问了。
        接着，在庙里品了一回清茗，兴致虽仍然缠绵着，但时间却不容假借了。当我们从管社山麓坐上车子，将与湖光作别的时候，我的离怀是怎样比湖上的波澜还要泛滥啊。
 

史家谢兴尧先生的日记

March 24, 2017, 1:3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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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龙江

2017-03-18 10:2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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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史专家谢兴尧先生，以期颐之寿离世，距今已逾十年。

谢老一生专究文史，埋首学术。1926年他自川进京，入北京大学，在他的老师邓之诚等先生引导下，开始太平天国专题研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他研究创作的高峰，他以东坡诗句“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中的“堪隐”名其斋，并以此作笔名（另有“五知”、“荛公”、“老长毛”等），陆续写出了一批颇有学术价值的考证文字，奠定了他在文史研究领域的地位。全国解放后，他由邓拓点名进入人民日报社，在理论教育组（后改称“理论部”）做编辑。1956年调任人民日报社图书馆馆长。1964年后重回理论部，直至退休。

正在写字的谢兴尧，摄于1997年

我与谢老交往，是他生命中的最后十年。由于公务牵累，其实拜访谢老的机会并不多，但在局促拥塞的“堪隐斋”中，我确能感受古致有味的文史气息。聆听他讲述昔日经历往事，以及先朝掌故逸闻，使我获益良多。谢老身上袒呈出的传统流韵，似乎与窗外调色板一样的世界完全隔离。我当时曾想，倘若先生能把旧年陈迹笔录下来，将是多么有趣，也一定很有价值。

某日前去拜访，闲话中偶及日记一事，谢老亦以早年未能有所记录为憾，以至许多亲身所历就此湮没遗忘。记得当时谢家保姆汪氏在旁提示，始知前些年谢老曾有过一段日记，只不过所录类如收支记账。后来我也见到了这些小本子，正如汪氏说的，所记内容广涉各类日常开销，但也不乏人事往来甚至个人感受等，谢老还在启首题有日记名称。

所见谢老日记共有四册，大约五十开左右的小笔记本。记录始自1978年1月1日，至1988年1月31日终结。其中前一部分名曰《花园日记》，两册，第一册时间跨度为1978年1月1日1981年5月23日；第二册，即《花园日记》（二），起于1981年6月1日，止于1983年10月24日。日记的后半部分曰《金台夕照楼日记》，同样也是两册，其中第三册未题署，从内容上看，应视作《金台夕照楼日记》（一），自1985年2月4日始，至1986年8月31日止；第四本《金台夕照楼日记》（二），自1986年9月2日始，至1988年1月31日止。日记以行体书写，笔迹大致可辨识，偶用别字，文中有些用字偶以同音代之。日记叙笔至简，全文统共只十几万字，其中《花园日记》的前部分尤其短小简略。

关于《花园日记》的命名，谢老在日记开首便做了交代：“所谓花园日记者，以居于安定门外花园楼209号也。”大约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谢老搬迁到安定门外（此前曾先后住过北新桥、米粮库胡同、东四六条、东四九条、以及前门施家胡同等），所居地名花园楼，名称显得洋味十足，后来我才得知，其实不过是简易楼房。这种简易楼房，大约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据说建筑寿命只有二十年。为节约成本，屋内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也没有暖气，取暖做饭仍要靠煤火，既不卫生，也不安全。如今这种“文革”建筑遗存，随着城市化改造，逐渐退出了人们的生活。1978年12月30日，谢老就曾煤气中毒，所幸发现及时，送医院抢救。当天日记记有：“下午中煤毒，送医院……”第二天日记则写道：“……略苏。街邻来问。”事详姜德明先生《谢兴尧》一文。

据我所知，“文革”中谢老以“文化汉奸”、“反动学术权威”之名受到批斗，每月仅五六十元生活费，只能在艰困中度日。《花园日记》记录他落实政策之后的生活状况，间及世俗应酬和家庭琐事。作者用笔简吝，每日所记大多寥寥数语。从日记中看，他是1978年1月20日到报社补办的退休手续，同时领取“文革”中被冻结的工资。随后，在1980年，他“文革”中的“交代”材料被掷还，这年4月15日的日记写道：“……政治部送回交代材料，恶而焚之……”从此，他的“政治问题”的压力得以缓解。

之所以称作“缓解”，是因为他“办完手续”之后的一段时间，待遇并未恢复到应有水准，谢老生前虽未言及，但我从他家人言谈中了解到，1978年谢老“办手续”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只能领取百分之六七十薪资。此事家属也不明其详。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书房里的谢兴尧

我后来翻阅谢老日记，见到这样一则记录：“刘斌送工资来，谈政历事……”（1980年11月12日日记），依我理解，所谈可能即“政治历史问题”。据袁鹰先生回忆，报社最初的人员结构，大体从原解放区相关文化干部中抽调而来，或是工作在“国统区”的中共新闻工作者，只有谢兴尧先生是特例——他进入《人民日报》，系当时报社总编辑邓拓“钦点”。作为从“沦陷区”过来的学者，谢先生的经历显然与众不同，受到“特殊关照”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初一段的日记内容，大致为吃饭、购物、走访、晤客、料检琐事等，很难想象日记的主人能与历史学者有什么关联。也许是刚刚走出“文革”十年的缘故，他的生活依旧简约随意：除去日常吃饭购物，便是养观赏石，以及侍弄花草，整理烟叶，再就是到中山公园、北海、东单等处看花展，赏盆景，买花盆，买上水石……从一侧面，也表露出日记作者退休后日常生活的趣致。

谢老这时期另一项活动，便是重新补充他的藏书。“文革”中扫除“四旧”，为避祸，一向谨慎的他，只能将平生所聚处理掉。当年苦心收存的书籍资料，或投火，或贱售，大多付诸荡然。他这样惯于笔墨生涯的知识分子，对此显然是心痛和无奈的。这一时期谢老又开始出入市肆，书刊渐渐重又充盈几案。从他的日记中看到，所购既有旧书刊，也有新排本，大致是廉价的。因收存空间限制，常选买一些实用书刊，他在《我与书》一文中，也提及这一时期的买书情形。除了自己巡阅书肆，日记中也提到他托书店友人留意代购，其中屡见魏广洲、王中和、肖新祺、李新乾等名字，都是他书店老友。

谢兴尧的部分藏书

改革开放后，谢老重拾专业。1979年5月25日至6月3日，他应邀参加在南京举办的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在日记中有简略述写：“由5月25日至6月3日在南京开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近代史所邀余参加，往返旅费由该所报销。25日晨乘机飞宁，航票57元，回航亦同。住中山东路省委招待所，前国民党励志社，建筑讲究，具园林意。3日乘晚机返……”另外，1980年10月10日至11月9日，他受邀赴西安西北大学讲学。能够在擅长领域发挥余热，想必谢老也是舒心惬意的。之后，他受聘担任西北大学兼职教授及中国社科院近代所特约研究员。从西安回京后，除了1983年夏参加报社组织的游览（为期约一周），谢老不再参加这类活动，从此没有离开过京城，毕竟年事已高。查看他日记，有多次拒绝邀请的记载：“发广州学术讨论会信，不去”（1981年1月31日）；“刘世凯来，转王庆成意，问是否想到四川开会，看大渡河。托婉谢”（1981年7月7日）；“民族学院郭毅生送请柬来，约明日在人大开会，辞之”（1981年11月19日）；“郭毅生来约开年会事，辞之”（1982年4月17日）；“南京来三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馆长陈大荣、研究院许，南京市委送请柬来，约赴南京，以老辞谢”（1983年3月3日）；“发邓珂信，说明本月5日系文如师百年诞辰，同人在北大开纪念会，寄来请柬。函辞之”（1987年12月3日），等等。

虽然谢绝参加活动，但谢老并未停止研究和写作。他陆续为刊物撰文，比如，为《文献》写《宋朝对于书报的管制》，为《中华文史论丛》写《太平军与反帝队伍的关系》，为《晋阳学刊》写《〈水窗春呓〉及其作者》《清入关后傅山的活动与交》（与柯愈春合作），为《历史教学》写《研究太平天国史著述宗目序》《史学漫谈》，为《文史资料选辑》写《记清季派遣幼童出洋》，以及为《西北大学学报》写《从曹家的事情谈清朝掌故——读〈红楼梦〉随记之一》《关于太平天国玺的种种》。他也为近代史所编印的《近代稗海》提供史料素材，并撰写序言。日常生活得到了充实。

谢老所记除生活琐屑、出入起居，也涉及人物往还、书信互递。如到京西宾馆，看望来京开会老友谭其骧；与吴玉如吃饭；到小石桥找单士元；见到老友黄萍荪文章，得知信址后，重又取得联系等等。从日记中看，与谢老有过交往的人还有：社科院近代所的荣孟源、章伯锋、陈宝辉、庄建平、钟碧蓉、王庆成、王善中等，社科院文学所的卢兴基，科学院图书馆的刘世凯，北京社科院的邓珂，《人民日报》社同事田钟洛（袁鹰）、姜德明、徐放、王德增、林钢、唐米、吴述俭、沙英、周修强、黄植、萧航、李桢祥、柯愈春、赵沈平、洪谦、孙乃、赵克惠、艾铁民、海松岩、田禾、康春月、耿长顺，中山大学的骆宝善，广西社科院的邢凤麟，北师大的刘乃和、张守常，人民大学的戴逸、王松茂、王宗柏，华南师范的陈周棠，广西师大的钟文典，北图的杨扬、陈强华、刘宣、卢宏基，民族学院的郭毅生，北京师范学院的欧阳中石，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的叶祖孚、王桂玲，《晋阳学刊》的高增德，成都《文史杂志》的李有明，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的陈大荣，西北大学的姜秉正、阎愈新、符景垣，中华书局的钱炳寰，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周道桂、段文桂等等。另外还有王利器、石继昌、邓嗣禹、朱士嘉、宓汝成、俞平伯及其女儿（俞成、俞欣）等。至于接待、拜访昔日街邻旧友，均散见于日记中。

吴玉如为谢兴尧题写的斋名匾额

除了休闲，谢老也关心时事。在他日记中，尚有此类记录，如观看庭审“四人帮”电视实况，又如蒋经国去世，等等。

在这部日记中，多有涉及作者日常花销，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当年的物价水平。如今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对此或有所体味，读之仿佛回到三十年前的生活光景，唤醒了那个年代的消费记忆，就物价演变而言，也不无史料价值。比如看1978年初的日记，便知当时鸡蛋一元一斤，白糖八角八分一斤，川烟二角二分一盒，理发四角等等，类似载录尚多，不一一例举。当时居民生活用品还未足够丰富，一些日用品价格逐年升腾，有些物品还需凭票证供应。作者在他日记中便记有：“……由本月起鸡子改为一斤，牛奶只供婴儿、病人，需要证明。”（1978年1月5日）；“……饭后买奶二元，闻将涨价，由一毛七分一袋，涨至二毛一分，群众争买……”（1986年10月30日）；“……买奶二元四毛，原每瓶一毛七分，现涨至二毛三分…….”（1986年11月9日）。这样的文字还有一些，只录一二，以概其余。

日记到1988年1月31日便戛然终止。在这前一天，即1988年1月30 日，作者在日记中写到：“……归接小昕信，甚好。称德华母女将于13日飞京，带电视。”女儿带孩子回京过年，对谢老当然值得高兴，何况又带回彩色电视（之前谢老在日记中，曾有让女儿为买彩色电视的文字记录）。至于作者为何至此辍笔，在之前的日记中，也曾有过儿女来京而停笔几日的状况，想必儿子一家调京居住，无需作者再为日常琐屑而费神了。

大约1990年前后，保姆汪氏来到谢家，谢老的生活此后安定了下来。此时的他虽步履蹇滞，闭门息游，但意趣不减，考校文艺，评骘史传，整理旧稿，同时也另写新篇。谢先生的晚年生活，大致是幸福、充实的。

 

韦力觅词记①：“晚清四大词人”之一王鹏运

March 24, 2017, 1:3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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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力

2017-03-03 10:0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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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鹏运其人

词学到了晚清，最著名的当为临桂词派，该派的主要人物有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等人，又被称为“晚清四大词人”，虽然这样的认定有着不同的声音，限于篇幅，故在此不再一一展开论述。然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王鹏运对临桂词派的贡献，除了词作，他也是该派的组织者。

桂林榕杉湖景区内的王鹏运塑像（图片来自“百度旅游：桂林新世纪”）

王鹏运出生在桂林，十岁之前一直生活在家乡。咸丰九年（1859），他跟随父亲来到江西的任职地。同治九年（1870），考中举人，而后进京参加进士考试，虽没有考中，却留在了北京。在此期间，他开始填词。同治十三年（1874），他被补授为内阁中书，十年之后又升为内阁侍读，再过了十年，被升为江西道监察御史。

王鹏运的性格颇为耿介，为此也得罪了不少人。当年慈禧太后要用大笔的钱重修圆明园，王鹏运上奏章坚决阻止此事，他的这种做法搞得慈禧太后大不高兴，为此差点儿惹来杀身之祸。而后戊戌变法的失败也使王鹏运产生了很大的幻灭感，曾写过一首《西河·燕台怀古用美成金陵怀古韵》：

游侠地。河山影事还记。苍茫风色淡幽州，暗尘四起。梦华谁与说兴亡，西山浓翠无际。

剑歌壮，空自倚。西飞白日难系。参差烟树隐觚棱，蓟门废垒。断碑漫酹望诸君，青衫铅泪如水。

酒酣击筑访旧市，是荆高，歌哭乡里。眼底莫论何世。又卢沟冷月，无言愁对，易水萧萧悲风里。

王鹏运生逢乱世，爱国之情无法得以实施，在他心中为此而积下来的郁闷，就成为他所填之词的主格调。王鹏运觉得已经难以抒发他的报国之心，于是转而南下，离开了朝廷。在南下途中，他路过河南开封，而后特意绕道，前往朱仙镇去拜岳飞祠，他在这里也特意填了一首《满江红》：

风帽尘衫，重拜倒、朱仙祠下。尚仿佛、英灵接处，神游如乍。往事低徊风雨疾，新愁黯谈江河下。更何堪、雪涕读题诗，残碑打。

黄龙指，金牌亚。旌旆影，沧桑话。对苍烟落日，似闻叱咤。气詟蛟鼍澜欲挽，悲生笳鼓民犹社。抚长松，郁律认南枝，寒涛泻。

王鹏运的词风，郑逸梅在《艺苑琐闻》中称：“王半塘坚苍，郑叔问工隽，朱古微和雅。”这里用“坚苍”二字来概括王鹏运词风的总体风格，但其说法似乎不如陈锐在《褒碧斋词话》中说得明确：“王幼遐词，如黄河之水，泥沙俱下，以气胜者也。”看来，王鹏运词作的最大特点是气势庞大。由此可知，王鹏运早年是学南宋词，而到晚年，则上追北宋，已经成为他那个时代最高的作词水准。

王鹏运有两首《沁园春》，上首为问，下首为答，共同组成了他对词心的表述：

词汝来前！酹汝一杯，汝敬听之！念百年歌哭，谁知我者？千秋沆瀣，若有人兮。芒角撑肠，清寒入骨，底事穷人独坐诗？空中语，问绮情忏否？几度然疑？

玉梅冷缀苔枝，似笑我吟魂荡不支。叹春江花月，竞传宫体；楚山风云，枉托微辞。画虎文章，屠龙事业，凄绝商歌入破时。长安陌，听喧阗箫鼓，良夜何其？

词告主人，酹君一觞，君言滑稽。叹壮夫有志，雕虫岂屑；小言无用，刍狗同嗤。捣麝尘香，赠兰服媚，烟月文章格本低。平生意，便俳优帝畜，臣职奚辞？

无端惊听还疑，道词亦穷人大类诗。笑声偷花外，无关著作；情移笛里，聊寄相思。谁遣方心？自成沓舌，翻讶金荃不入时。今而后，倘相从未已，论少卑之。

王鹏运是想用这两首来告诉人们，不能仅仅把词视之为小道，因为词也同样是价值观念的表现。

其实组织诗社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那王鹏运如何解决经费问题呢？关于这一点，夏承焘在《天风阁学词日记》中有所表述，他在1939年3月23日的日记中写到：“半塘行五。其仲兄名维翰，字仲培，同治甲戌进士，户部主事，官河南粮道，宦囊甚裕。半塘寓京，自奉极丰。车马居室，无不华丽。以云南乌金为烟具，值数百金。其挥霍刻词所费，皆取之仲兄，年需万金。”

原来，王鹏运有个叫王维翰的哥哥，是个有钱人，再加上鹏运本人在朝中任职，收入也不低，于是他就拿这些钱来搞聚会与刊刻词集。这也同样是王鹏运对中国词史的一大贡献，严迪昌在《清词史》中说：“词家有校勘之学，始自王鹏运。”也正因如此，王鹏运在校勘词籍方面下了很大工夫，而今他所刊刻的这些词籍完全地保留了下来，为此也引起了词籍收藏的热潮，这种余续至今未曾歇息。

（二）寻找王鹏运

王鹏运故居位于桂林市秀峰区榕杉湖景区西园燕怀堂，这是我从资料上查到的地点，到桂林的前两天，我就把这个地址发给了徐俊霞老师。在桂林见面时，她告诉我已经问过多人，均未听说在景区内有西园燕怀堂。在桂林的第三天，除了徐老师，另有广西师大出版社的鲁朝阳和马艳超两位老师共同带我寻访，他二人也未听说过有这么个地点，于是决定到榕杉湖景区内实地寻找。

院子里的印章（本文现场照片都由作者提供）

中午吃饭的地点就是在榕湖边的榕湖饭店内，这个饭店我颇为熟悉，因为前两次来桂林都住在这里，但我却不知道旁边有一个颇具当地特色的餐饮之地，吃完饭后就开始在院内寻找。虽然这里景色依旧，但我还是有着特别的好奇感，因为庭院内摆放着许多景观石，而这些石面上均为刊刻的印章，以印章作为主题来装饰庭院，这倒是一种新奇的做法，我在这里看到了齐白石、徐悲鸿等大名家，当然，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朝拜他们。

在榕湖饭店的侧门看到了榕湖美术馆，这是我以往未曾留意的地方，马艳超走进馆内打问，而后他称有人说这个西园可能就是旁边的白崇禧故居。这个故居上次我就来过，却未曾想跟王鹏运有什么关系，于是径直向内打问。

白崇禧故居大门

故居入口的左侧是一座独立的小楼，鲁朝阳说这就是故居管理用房，但此时是中午，大门上着锁，于是我等径直进入院内。而今院内建造成了一个雅致的饭店，走进大堂向前台的工作人员请教这个饭店遗址是否跟王鹏运有关，年轻的服务员不知道王鹏运是谁，然而她却热情地从后面请来了一位年长者，此人仔细看了我的寻访目录，而后认真地告诉我，他在这里工作多年，却从未听说过王鹏运这个名字。

既然如此，也只能就此死了心，三位朋友安慰我不要着急，此后他们还会通过其他的朋友了解细节，说不定我下次再到桂林时就能够得到确切的结果。想一想，昨天徐俊霞已经带我找到了王鹏运的墓，至少在桂林已经找到了痕迹，于是也就放下心来。

王鹏运的墓位于桂林市七星区育才小学院内。徐俊霞说，王鹏运的墓园虽然在这个小学里面，但因为归属权的问题，使得校方不愿意让外人进校区看此墓，为此她已经托了几层的关系，直到昨天上午才得到校方的同意。想一想，有朋友的好处正在这里。以我的经验，进小学内寻访遗址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既然得到了同意，那就趁热打铁，马上前去探访。

走路都要学习

穿过长长的采石厂，来到七星路二巷，可能是赶上了放学时间，门口有许多家长接送孩子，徐俊霞给校内的一位老师打了电话，我二人在校门口等候。我注意到门口的坡地上竟然是一些刻在水泥上的古篆字，这些篆字已经用朱漆填色，看上去颇为亮丽，看来这所学校是让孩子在走路时都要有学习的意识。而侧墙上的门牌号则写明本校为“育才路16号”。

几分钟后，学校内走出一位干练的男老师，徐俊霞跟他打招呼后介绍给我认识，眼前的这位是育才小学的陈明华老师，陈老师带我二人走进校园，他边走边介绍情况。陈老师说话颇为直率，他说本小学所处之地原来是大片的乱坟岗，为了拓展校区，学校曾发通告，让人们迁坟，这些坟大多被清走了，而唯有王鹏运的墓因为是文化名人，故难以迁走，而后几经交涉，最终把这个墓用围墙圈了起来。

行知园入口

穿过教学楼，后面是一个操场，而操场的右侧果真有一个围墙，围墙上绘满了彩图，而里面的植物看上去也颇为郁郁葱葱。穿过操场，眼前又是一座教学楼。陈老师说，这一带就是那些乱坟岗，迁走之后才建起了这样一座大楼。而在大楼的侧面则是王鹏运墓园的入口。

入口处是封闭的大铁门，陈老师用钥匙开门之时，我注意到门的上方有拱形的匾额，上面写着“予知园”。徐俊霞问我此为何意，其实我也猜不出这三个字跟王鹏运有何关系，因为我知道王的堂号是“四印斋”，难道他回到桂林后就改成了这个名字？然转念思之，这是他的墓园，而非故居遗址，说不定这三个字另有讲法，于是向陈老师请教。他瞥了一眼后笑了一下，而后说：这里叫“行知园”，只是第一个字的“彳”掉了。闻其所言，我跟徐俊霞笑了起来，我庆幸自己没有强作解人。

文保牌上写着“王半塘墓”

敞开大门直接就是向上的石台阶，台阶的上方是一块平地，而平地的前方又是一圈围墙，看来那里面才是王鹏运墓园的范围。登上台阶，首先看到的是文保牌，上面写着“王半塘墓”。一般而言，文保牌都会直接标明墓主的姓名，少有用字号者，这里的用法倒是颇为少见。陈老师先带着我二人围着墓园内转了半圈，他说这里面原本是学生课外劳动的实践场地。果真在侧旁看到了几块耕种过的小田地，但现在那里却荒芜着。陈老师解释说，因为在这里发现了蛇，校领导担心学生发生危险，所以这里面就不再耕种。

他的这句话让我跟徐俊霞警惕了起来，尤其这一带荒草漫地，如果一脚踏在了蛇的身上，恐怕真的要出大事了。但转念一想，此时已经入冬，即使有蛇，也应当钻入了地下的洞穴内，但我不确定南方的蛇是否也有冬眠的习惯。

王鹏运夫妇墓

走进墓园，这里的地面都已经做了硬化。陈老师介绍说，这里的整修都是学校来出钱，而相关的部门并没有拨付费用。他又称，王鹏运后人每年都会来祭拜，他们在此放鞭炮，而离开之后却并不清理，学校担心失火，所以每次祭拜之后都会对这里仔细地打扫。

墓园的后方有两座墓。从外观看，两座墓完全相同，只是大小略有差异。这两座墓都有一米高的石条裙，墓顶裸露，上面长着一些荒草。陈老师说这两座墓可能都是衣冠冢，但我觉得既然有文保部门的认定，至少说明其跟王鹏运有着密切的关系。

王鹏运墓

右侧的这座墓为王鹏运，因为墓碑上刻着他的官衔，而其落款儿为“光绪三十二年”，而左侧则是他的夫人墓。然而王鹏运墓顶上有一棵被伐掉的树，我向陈老师请教：为何要砍掉这棵树？他说，墓上的树越长越大，会把墓上的石条撑裂。转到此墓的后方，果真如其所言。陈老师告诉我，学校请工人伐掉此树，当时那个工人要求必须多加五百块钱，因为一般人都不愿意砍伐墓上的树。看来这也是一种习俗。

拍照完王鹏运墓园，在走出校园的路上，我看到操场上学生们在愉快地运动，我向陈老师请教：本校的学生是否都知道王鹏运是位大词人？他说，学校有这方面的教育，学生都了解。想到这一层，倒也很欣慰：如果有这样一位大名人的遗迹处在学校之内，这给学生增添了多少的话题呀，说不定某位学生为此而立志——要成为一位大词人呢！

桂林古莲文化街

进入校园之前，我就注意到学校右旁的一条小路有不少的仿古建筑，徐俊霞告诉我这是本地建的一条古文化街，走出校园后，我还惦记着这条街，果真在这里看到了许多雕像，而墙上的高浮雕则是跟当地有关的历史故事，沿此一一看过去，真可谓桂林一地历史整体风貌的展示，我还在这里看到了陈宏谋。一路看过去，这条街竟然有几百米的长度。在路的顶头遇到了一个水果摊，那里的一大捆甘蔗吸引了我，于是买上一根，一口啃下去，嘴里充满了甜蜜，徐俊霞站在那里直瞪瞪地看着我，可能这之间的转换没有过渡带，让她一时没能调过频道来吧。

 

韦力觅词记②：用《楚辞》填词的文廷式

March 24, 2017, 1:3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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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力觅词记②：用《楚辞》填词的文廷式

韦力

2017-03-16 09:5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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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韦力觅词记①：“晚清四大词人”之一王鹏运

（一）文廷式生平

清代有“四大词人”之说，而文廷式与此四人并之为五，陆有富在《文廷式诗词研究》一书中分析道：“就词论、词籍校勘成就而言，文氏则不及王、郑、况、朱四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王、郑、况、朱四家承常州余绪，其词学源出常派而有新变，而徐、蔡二人亦受常派影响较大，所以推王、郑、况、朱为清末常州词派四大词人，而文廷式却不以门户为限，拔帜宗外，卓然自立，同时对常州词派有所批评，所以不被列入，自在情理之中。”不过，文廷式在社会上的名声，更多的是跟戊戌变法有着紧密的联系。

文廷式像（图片来自上海图书馆网站）

文廷式是江西萍乡人，按照文氏族谱的记载，江西文氏的祖先乃是汉代著名人物文翁之后。这位文翁在汉初任蜀郡守，正是在他的努力下，四川一地才有了系统的文化传承。虽然是两千年前的人物，他的遗迹至今仍有留存，我曾到成都去寻找过他的遗迹。

在后唐时代，文翁后裔中有一位叫文时，因为在江西做官，故其家族在此繁衍起来，而后文氏出了一位著名人物，那就是文天祥。到明正德年间，文必达来到萍乡，这一支就在当地生根发芽，而他也就是文廷式的十世祖。

文廷式的祖父文晟，是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的举人，曾任惠州知府，咸丰九年（1859）在跟太平军作战时，力战而亡，而他的儿子文星瑞听到这个消息后向总督请兵，收复了被太平军攻占的嘉应州。太平天国之战平息后，文星瑞留在广东任职，而他众多子女中的文廷式也就出生于广东。

广东一地虽然经历了战乱，但文脉并未断绝，当地的学海堂培养出了许多著名人物，岭南大儒陈澧曾任学海堂山长，文廷式十七岁时入学海堂学习，成为陈澧著名的弟子。在求学过程中，他结识了很多名流，比如叶衍兰、李文田、陈三立、黄尊宪等人。

清光绪十六年（1890），文廷式在科考中取得了一甲第二名的好成绩。四年之后，朝廷又进行大考，光绪帝把他拔为一等第一名，也正因如此，他成为光绪帝身边特别忠心的人物，而“帝党”人物首领翁同龢也两度成为他的座师。所以，文廷式在朝中任职期间，跟翁同龢相互呼应，成为“后党”一派痛恨的人。在此期间，因为爱好写词，他结识了不少在京的重要词人，并且跟这些人共同组织了宣南词社。

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密旨缉拿文廷式，他躲藏到湘潭，在陈宝箴等人的保护下，离开湘潭躲到汉口。两年之后，文廷式应日本同文会之邀，离开上海前往日本，在日本停留五十余天后又返回上海，之后参加了唐才常组织的爱国会。而后自立军起义失败，唐才常被秘密杀害。面对此况，文廷式以武装救国的想法彻底破灭，转而把自己的精力用在了写作上。光绪三十年（1904）八月，他逝世于萍乡家中，时年四十九岁。

（二）文廷式的词风

文廷式所处的政局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巨变期，他的词作中当然会体现出社会的风云变幻，比如他写过一首《八声甘州》：

响惊飙、越甲动边声，烽火彻甘泉。有六韬奇策，七擒将略，欲画凌烟。一枕瞢腾短梦，梦醒却欣然。万里安西道，坐啸清边。

策马冻云阴里，谱胡笳一曲，凄断哀弦。看居庸关外，依旧草连天。更回首、淡烟乔木，问神州、今日是何年。还堪慰、男儿四十，不算华颠。

这首词前还有一段小序：“送志伯愚侍郎赴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之任，同盛伯羲祭酒、王幼霞御史、沈子培刑部作。”由此可知，该词是他给志锐送行时所写。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翁同龢、志锐等人联合起来支持光绪皇帝进行维新变法，在慈禧太后等人的阻挠下，时任礼部侍郎的志锐被谪任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文廷式在词内感慨时局，明显表达出他心中的不平之气，希望志锐能够在边疆继续报效国家。

文廷式跟志锐算是多年的朋友。清光绪三年（1877），文廷式二十二岁时，入广州将军长善幕，而志锐正是长善的儿子，两人有了密切的关系。十几年之后，文廷式又来到志锐在北京的家，做长善两个从女儿的家庭教师。长善为此两女的伯父，而此两女后来成为光绪帝著名的爱妃——珍妃和瑾妃。但这两位宠妃却跟慈禧太后的关系处得很不好。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初，八国联军集结兵力进攻北京，慈禧太后挟持光绪帝逃往西安。临行之前，她命太监将幽禁于北三所寿药房中的珍妃带出来，并推入慈宁宫后贞顺门附近的井中。当时，珍妃年仅二十四岁。

珍妃像（图片来自故宫博物院网站）

既然文廷式是珍妃的老师，那对珍妃之死不可能没有触动，他写出了著名的《忆旧游·秋雁》：

怅霜飞榆塞，月冷枫江，万里凄清。无限凭高意，便数声长笛，难写深情。望极云罗缥渺，孤影几回惊。见龙虎台荒，凤凰楼迥，还感飘零。

梳翎。自来去，叹市朝易改，风雨多经。天远无消息，问谁裁尺帛，寄与青冥。遥想横汾箫鼓，兰菊尚芳馨。又日落天寒，平沙列幕边马鸣。

朱庸斋在《分春馆词话》中说得更为明了：“文廷式《忆旧游·秋雁》词，写庚子事件，于比兴中有赋体，音节亢亮，格韵颇高。词云‘怅霜飞榆塞……’一起融情入景，写八国联军入侵，国家残破。接叙个人苍凉感受。”

就词风而言，文廷式更多的是偏重苏、辛一派的豪放词。对仿东坡的词作，他最得意的一篇是《浪淘沙·赤壁怀古》：

高唱大江东，惊起鱼龙。何人横槊太匆匆。未锁二乔铜雀上，那算英雄。

杯酒酹长空，我尚飘蓬。披襟聊快大王风。长剑几时天外倚，直上崆峒。

而他所作的一首《祝英台近》，就属于仿辛之作：

翦鲛绡，传燕语，黯黯碧云暮。愁望春归，春到更无绪。园林红紫千千，放教狼藉，休但怨连番风雨。

谢桥路，十载重约钿车，惊心旧游误。玉佩尘生，此恨奈何许。倚楼极目天涯，天涯尽处，算只有濛濛飞絮。

其实，辛弃疾的词并不容易效仿，陈廷焯在《白玉斋词话》中说：“稼轩一体，后人不易学步。无稼轩才力，无稼轩胸襟，又不处稼轩境地，欲于粗莽中见沉郁，其可得乎？”而文廷式敢效此词，即可知其有着何等的才气。

虽然如此，文廷式的视野也并不局限于苏、辛，他甚至模仿过婉约派秦观的作品，而更有意思的是，他还用《楚辞》的语言来填词，甚至把《楚辞》的原句用入词中，比如他所作的《沁园春·檃括楚辞山鬼篇意以招隐士》：

若有人兮，在彼山阿，淡然忘归。想云端独立，带萝披荔，松阴含睇，乘豹从狸。且挽灵修，长怀公子，薄暮飘风偃桂旗。难行路，向石茸扪葛，山秀褰芝。

最怜雨晦风凄，更猿穴宵鸣声正悲。怅幽篁久处，天高难问，芳蘅空折，岁晏谁贻。子或慕予，君宁思我，欲问山人转自疑。归来好，有华堂广燕，慰尔离思。

对这首词，莫立民在《近代词史》中称：“这不是一首成功的词。先不说音节的涩滞，意境的暗晦，情思的枯寂，单就用词的生冷，就令读者望而却步。但它溶楚辞原句入词的写法，却令人耳目一新，为一种崭新的笔法，也为词的一种崭新的风格。”

《纯常子枝语》民国蓝印本

上海起义失败后，文廷式的心绪大受影响，他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了整理自己的文章上，正如严迪昌在《清词史》中说：“于学尤长于史部，一生学问积萃成《纯常子枝语》。”余外，他依然喜欢填词，所作的一首《南乡子·病中戏笔》被严迪昌评价为“是词人病故前不久的作品，名曰‘戏笔’，实是大哀无泪，短歌当哭”：

一室病维摩，且喜闲庭掩雀罗。煮药繙书浑有味，呵呵，老子无愁世则那？

莽莽旧山河，谁向新亭泪点多？惟有鹧鸪声解道：哥哥！行不得时可奈何？

对文廷式的整体词作风格，《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中在评价他的《云起轩词》时，有着这样的定论：“今观其词，思力果锐，音调苍凉，虽时露锋芒，不足为病。其清丽妩媚之作，亦如燕赵佳人，外柔而内刚也。其与王鹏运、沈曾植、易顺鼎诸人相往还，可征其切磋之功矣。”

（三）寻访文廷式墓

从查得的资料上得知文廷式墓在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杨岐村杨岐寺北的后山上，转到寺的后侧，看到了两株巨大的柏树，底下的铭牌写明叫“唐柏”，又名“到栽柏”，这个介绍铭牌上写着：

传说此柏树是第一个和尚到此栽活，因此叫“到栽柏”。因和尚栽树时施了法，故虽经千年风霜雨雪，亦然苍劲挺拔，枝繁叶茂，生机盎然，树高31米、树围7米、直径2.33米。2000年6月，经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专家对唐柏进行研究考证，树龄已达1750余年。

唐柏

两棵柏树依然茂盛苍翠，它站在这儿将近一千八百年，至少有二三十代人像我一样站在这里，欣赏着它们的身姿，我感叹着人生的短寿，想起电视连续剧《康熙大帝》中的那首主题曲中唱到的“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如果把这首歌唱给这两棵唐柏，我想这两棵树肯定笑了：五百年算什么，不过是我的婴儿期。

水塔

资料上说，文廷式的墓据杨岐寺约五十米的距离，在两株唐柏的后面，有个很窄的小门框，上面却没有门，从这个门框穿过就是上山的石台阶，沿着石台阶走出几十米远，远远的看到向一个石柱一样的物体，我想这就是文廷式墓了，走到跟前才看清楚，原来这是寺庙里建的水塔。沿着水塔左转仍然是上山的石阶，再前行二十余米，看到石阶旁的侧墙上嵌着江西省政府颁发的文廷式墓文保牌，我想这回是真到了，然而走到跟前看到的除了这个文保牌，一无所有，仍然觉得不对头，于是继续向山上走去。

文保牌

又走出一百多米，走在上山台阶上，由于台阶太过陡峭，短短的几百米路，却累得两腿发软，并且到这两腿发软的地步时却看到了叉路，这是在山上寻访过程中最怕遇到的情形，幸亏司机好奇，他跟着我也登了上来，于是我俩分头走，各走一个方向，又艰难地登山五分钟后，就听到了他的叫喊声，是他对了，我掉头下来重新回到岔口，走上了正确的路，在半山腰的平台上终于看到了文廷式墓。

文廷式墓

十几年前到澳洲去看一个朋友，当时澳洲的地产很是兴旺，朋友说他也买到了一块，但我却从他的语气中看不出一丝得宝的感觉，我恭喜他之后又问他何以是如此表情，他苦笑着说没什么可高兴的，给我讲了一个距离误差的故事：他说自己前一段是在乘飞机时认识了邻座的一位地产商，俩人聊的话题当然是土地的飞涨，那位地产商说自己手头恰有一块很便宜的地，正想脱手，并且指着飞机下面飞跃的大地说：就在这个下面。二十多分钟后飞机落地了，朋友从直觉上认为这块地离市区很近，马上就跟着地产商到他的公司签约买了下来，过了一段，他有空时，才开车兴冲冲地要去看看自己的战利品，没想到开了七个多小时的汽车才来到目的地，无奈这里没有直通的路，需要绕来绕去。

我突然觉得文廷式墓的记载者跟朋友的这个故事有一比：也许记载者说的是寺到墓之间的空中直线距离，而实际要找到这个墓却要在山中之字形地盘旋上升，我又不是松鼠，怎么可能将山中的一切障碍视若无物，上山的路绕来绕去，又没有任何的指示牌，所以明明知道在后山，能够找到也是不易的一件事。

墓顶上的宝珠

文廷式墓在后山的山腰上，占地约两百多平米，地面以及山体的裙墙全部硬化，墓丘的方式有些特别，墓前有一块石碑高不过一米，然而上面没有文字，中间却是镂空的，镂空处上面成折扇扇面状，而下面的一个镂空孔却是圆头石碑状，我想这种制式肯定有他的喻意，可惜我不懂行，我感兴趣的是这个坟丘的顶部，有一个石制的顶戴花翎状的珊瑚珠，上面刻着“大学士墓”的字样。旁边还有杨岐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立的“文廷式墓”的介绍牌，上面写着文廷式墓的介绍及他的著作，但既然搞得这么细，为什么不将岔路口的路牌挂上几块呢？墓的正前方还有两根近三米高的望柱，从石头的风化程度看，的确是墓上的原物，墓的周围翠竹满山，墓没有其他的杂物，的确是幽静至极。

望柱

 

韦力觅词记③：清遗民郑文焯

March 24, 2017, 1:3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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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力︱觅词记③：清遗民郑文焯

韦力

2017-03-24 10:0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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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韦力觅词记①：“晚清四大词人”之一王鹏运

韦力︱觅词记②：用《楚辞》填词的文廷式

（一）郑文焯的生平

郑文焯为晚清四大词人之一，但有意思的是，他年轻时喜诗、喜文、喜考据，唯独不喜欢作八股文章，而深为厌恶的，则是填词。但到他三十岁左右时，突然喜欢上了填词，一入手就学姜夔，而后在这方面下了十年的工夫，终于体会到周邦彦的高妙之处，之后又上追到花间词派，而对小令的创作，多是模仿张先，而哀艳之词颇像晏几道。

他在《郑大鹤先生论词手简》中讲到，张炎、柳永、史达祖和周邦彦这些人的词作确实是高妙，但初学者不容易达到他们的境界，所以他建议还是从姜夔入手：每天细研姜白石的词作，而后模仿填词，渐渐就会体味到其中的高妙。

郑文焯对姜白石的喜爱，并不单纯是词风的偏好，另外的原因则是倾慕姜夔的做人姿态，他在《瘦碧词自序》中说，姜白石有着魏晋人的古风，同时又深懂乐理，再加上一生只是个平民，没有卷入当时的党争，因此心思都用在了填词方面。如此的经历让郑文焯心有戚戚焉。

郑文焯像（图片来自《清代学者象传》）

郑文焯是光绪元年（1875）的举人，后来参加了多次科考，均未能考中进士。光绪六年（1880），江苏巡抚吴元炳招他入幕，于是就定居在了苏州。光绪十三年（1887），张祥龄、蒋文鸿、易顺鼎及其弟易顺豫，因为各种原因均来到了苏州，巧合的是，这几个人也都喜欢填词，于是他们就跟郑文焯有了密切的交往，为此郑提出创建词社。这些人在大半年的时间里，相互填词唱和，而后结为词集，并给词集起名为《吴波鸥语》。

光绪二十四年（1898），郑文焯又组织了一个“鸥隐词社”，加入该词社的著名词人有况周颐、夏敬观等等，而这时的活动地点设在了苏州城的艺圃内。艺圃完整地保留到了当今，我到那里寻访时，却没能找到跟郑文焯有关的遗迹和记录。该年春，郑文焯最后一次进京应会试，那时王鹏运正在主持“咫社”，而朱祖谋邀请郑文焯加入此社，此次的考试仍是铩羽而归，从此之后，他彻底断绝此念。

进入民国之后，郑文焯的生活渐趋艰难。1917年冬，北大校长蔡元培聘请他为北大金石学教科主任兼校医。他有遗民心态，同时又想解决生活的困难，于是就前往上海去见康有为，问康有为自己应不应该前去应聘。康是保皇党，当然不愿意遗老转投新朝，但面对郑文焯生活的困境，又不好断然否决，于是就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兹非吾所能及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兹非吾所能及也。”（《清词人郑叔问先生墓表》）

闻听此言后，郑文焯明白了康有为的态度，于是就拒绝了应聘，返回了苏州。几个月后，到了转年的初春，他因为贫病而逝。由此可知，郑文焯颇有遗老情结，这应该跟他的出身有较大的关联，因为他是满洲正黄旗汉军籍。郑文焯本为奉天铁岭人，还籍之后，他自称是山东高密人，并且是汉代经学大家郑玄之后，这也正是他曾有一度专攻经学的原因吧。

（二）郑文焯的词风

晚清处于社会的动荡期，故而变革中的重大事件必然反映到郑的词作之中，比如他所作的三首《谒金门》：

行不得，黦地衰杨愁折。霜裂马声寒特特，雁飞关月黑。

目断浮云西北，不忍思君颜色。昨日主人今日客，青山非故国。

留不得，肠断故宫秋色。瑶殿琼楼波影直，夕阳人独立。

见说长安如奕，不忍问君踪迹。水驿山邮都未识，梦回何处觅？

归不得，一夜林乌头白。落月关山何处笛，马嘶还向北。

鱼雁沉沉江国，不忍闻君消息。恨不奋飞生六翼，乱云愁似幂。

这三首词，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认为，是郑文焯写于1900年的“庚子之乱”，所以这三首词为郑词中最为沉痛者之一。郑文焯词作的特色，朱德慈在《常州词派通论》中总结为“凄异劲峭，声采超卓”。那“凄异”二字当作何解呢？朱德慈认为：“或解释为凄凉怪异，非也。凄异者，哀凄特异，一倍逾于常人也，亦即词人于另一处自评所谓的‘凄绝’。”看来，“凄异”就是凄绝。

郑文焯手迹（由作者提供）

郑文焯曾经专研律度，故许宗元在《中国词史》中说他：“他以律度精研著称清词坛。他对音律有深湛的研究，在燕乐考原方面与凌廷堪为双璧。”对此，郑文焯也颇为自负。可以举《湘春夜月》为例：

最销魂，画楼西畔黄昏。可奈送了斜阳，新月又当门。自见海棠初谢，算几番醒醉，立尽花阴。念隔帘半面，香酬影答，都是离痕。

哀筝自语，残灯在水，轻梦如云。凤帐笼寒，空夜夜、报君红泪，销黯罗襟。蓬山咫尺，更为谁，青鸟殷勤？怕后约，误东风一信，香桃瘦损，还忆而今。

朱德慈评价该词说：“全词多用平声字，造成哀宕激怨之势，不押韵句多用入声收尾，形成促迫凄咽之态，音节谐婉，凄异悲凉。”

同时郑文焯还讲究炼字炼句，除此之外，他填词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效仿姜白石，喜欢给自己的词作写一篇不短的小序，比如他所作的一首《玲珑四犯》：

竹响露寒，花凝云淡，凄凉今夜如此。五湖人不见，故国空文绮。歌残月明满地。拍危栏、寸心千里。一点秋檠，两行新雁，知我倚楼意。

参差玉生凉吹。想霓裳谱遍，天上清异。镜波宫殿影，桂老西风里。携檠夜出长门冷，渐销尽、铜仙铅泪。愁梦寄。花阴见、低鬟拜起。

这篇词作也是郑文焯讲究韵律的著名作品，而在此前他写了颇长的一段小序，我将其节选如下：“壬辰中秋，玩月西园。中夕再起，引侍儿阿怜露坐池栏，歌白石道人玲珑双调曲，度铁洞箫，绕廊长吟，鸣鹤相应。夜色空寒，花叶照地，顾影凄独，依依殆不能去。遂仿姜词旧谱制此。明日示子苾，以为有新亭之悲也。……近世词人乐工，莫达斯旨矣。”

郑文焯的偏好除了填词，更多的是喜欢俊美的山水。去世后葬在了他所酷爱的邓尉山中，也算情有所归吧。虽然他年轻时对填词没有好感，可是他在后世的名声却因此而传，大家依然把他视为晚清的一位著名词人。

（三）郑文焯故居已成私宅

郑文焯故居位于江苏省苏州市沧浪区马医科27号和29号。因为余觉沈寿夫妇曾将此买下，此园现名为“绣园”。十余年前，我到苏州访藏书楼，黄舰先生曾带我来过此园，那时绣园正在改造，故无人阻拦，很容易就走入了院内。当时的印象，这个小园虽然占地面积不大，但却设计得十分紧凑，可惜的是，那次所拍的照片到如今无论如何也无法找到了，故而此程来到苏州进行二次探访。

来苏州的前两天，百合让我把寻访名单先发给她，以便她先做一下功课。收到名单后，她马上告诉我，绣园恐怕看不了了，因为几个月之前，这个院落进行了重新拍卖，大概是以六千五百多万元被他人买去，而今这里成了私宅，已经无法入内。

此程苏州第一站的寻访，除了百合女史，另有我的老朋友马骥先生，以及马骥带来的年轻的宣晔先生。因为这几处的寻访地点都处在苏州的老城区内，并且相距不远，马骥建议步行前往，他在路上告诉我，其实今年8月，他就把此园的拍卖信息发给了我，因为那时我没有微信，他只能将此发给北京的另外一个朋友，但那个朋友得到后，依然无法给我转发。

马骥说，绣园在此之前有过一次拍卖，当时是以三千多万元流拍，而二次上拍时，则在上次的流拍价上打了八折，马骥认为物超所值，他很想劝我拍下，而后苏州的爱书人就有了固定的活动地点。但最终的成交价如此之高，则是众人都未想到，看来我跟苏州的缘分还未到，而这个断语当我等走到绣园时又再次得到了印证。

29号门上仍贴着法院的封条（本文现场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绣园有两个门，其中的马医科29号至今还贴着苏州市姑苏区法院的封条，而27号门今日却敞开着。原本在前行的路上，几人都担心是否能进入院内，马骥一路探讨着如果大门紧闭如何敲开门，然后用怎样的说辞。毕竟该园新的买主已经成了这里的新主人，而这处园林也就变成了私宅。一般而言，到私宅内拍照确实是不容易，但既然来到了苏州，并且郑文焯在词史上的地位又如此的重要，我觉得哪怕碰钉子，也要前往一试。

27号门开着

令人欣喜的是，绣园的另一个大门敞开了一半，在门口还堆了一堆装修的物料，于是我等坦然地走入。在里面看到的是还未完工的装修工地，有一位施工人员阻止我等入内，马兄向他耐心地做了解释，我们只是来访古，并不涉及其他问题。此人闻言后，转身上一楼，我等把此人的动作视之为默许。

但是，走进室内方知，通往后园的门，此时上着锁，但好在这个链子锁能够推开门缝，于是伸进镜头拍后园的景色。隔着门缝儿望过去，我又看到了熟悉的情景，能够感觉到里面的整体格局比我十前年的所见，基本没有变化。从月亮门望过去，能够看到里面的亭台，而更多的景色则难以拍到。

后园景色

正在此时，从楼上下来一位大汉，他一脸的怒气喝斥我等为何冲进私宅，众人的解释他完全不听，勒令我等立即出去，我觉得他就差说一个“滚”字了。但几位朋友为我而挨这样的训斥，当然令我不安，于是我马上劝此人，不要再怒吼，我等立即离去。

这样的结果当然令几人都感到不愉快，于是我努力地劝三位朋友不要为此生气，因为这种场景在我这几年的寻访过程中遇到过不少回，已然让自己的神经变得颇为粗壮，脸皮自然也厚了不少。出门之后，我看到正门的前方还有一丛细竹，于是我见竹而喜，并不顾旁边摆放的几个垃圾桶所飘出的异味，同时拍着绣园的外观。那个工头依然一脸怒气地看着我等的举措，我回身冲他一笑：“看外观，不算违法吧？”这人闻我所言，转身回了屋。

绣园外观

今日的遭遇还是让马骥先生心有不平，他可能是觉得没让我的寻访得以圆满，我安慰他说：虽然郑文焯的故居没能拍到更多细节，但毕竟还有些能够说明问题的照片，更何况我此次寻访目标之一还有郑文焯的墓。马兄闻听此言，立即说他一定要把寻墓的事情安排好。

（四）已经荡然无存的郑文焯墓

接下来的两天，每天见到马骥，他都会告诉我寻找郑文焯墓的进展——通过多方了解得知，郑文焯墓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荡然无存。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能够找到郑文焯墓的旧址，也算是一个结果，于是拜托马兄，请他想办法找到知情的人了解郑墓原址的位置。

三天之后，马兄告诉我有了结果，因为他通过行里的一位领导，找到了吴中区的一位干部，那个干部说他已经跟光福镇的有关部门打了招呼，但对方一直推托墓址难寻，并且想确切地知道为什么要寻找郑文焯墓。托了两天之后，马兄告诉他，自己的朋友只是为了寻找名人遗迹，并没有其他目的。到此时，对方才说出推推挡挡的原因。

原来，郑墓在1960年代被光福镇的有关部门铲平了，而近几年，郑文焯老家的亲人几次来到光福镇进行交涉，要求恢复郑墓，可是原址上已经盖起了楼房，难以恢复，为此郑家后人提出了赔偿要求，而该事仍在交涉之中，所以光福镇的有关部门一听到有人又来寻找郑墓遗址，就跟之前的事情联想在了一起，以为又是郑家后人来拍摄证据。

这场误解解释通后，马兄让那位吴中区的领导干部带我等前往，因为这一天的寻访除了郑文焯墓，我还有另外几个地点，而陪我前往的是苏州市古籍书店经理卜若愚先生。卜兄的朋友叶剑青认为卜兄开车一般，特意抽时间由其来掌方向盘，一同前来的还有苏扇博物馆的张琦女史。于是，我等四人乘卜兄的车，跟在吴中区那位领导的车后面，直奔光福镇邓尉山而去。

远眺邓尉山

在光福镇的一个大十字路口上，带路的车停了下来，而后在路边见到了等候的三人。这位干部介绍称，其中的一位儒雅之士乃是当地越溪中学的杨向前校长，而旁边的一位女士则是杨校长的夫人。杨校长说话特别客气，他向我简明地说明了情况，而后介绍等在旁边的另一位先生，称此人名黄钰明，乃是原本镇文化站的站长。因为杨校长的哥哥与黄站长相熟，所以他特地找来此人帮我指认现场。

经过了这么多人，托了这么多层关系，才找到一位知情者，我对马兄的感激又增加了一层。黄站长向我解释着郑墓的原本情况，称它被平的原因之一是他不是当地人，因此本镇的《地方志》没有把他列入，也正因如此，所以对他的重视度不够。

这条路应该是镇与乡的分界线

介绍完情况后，黄站长带着我沿着大路向前走去。这条路以我的感觉乃是镇与乡村的分界线，因为路左全是一片片的楼房，而路右则是山脚下的半荒地，郑文焯埋葬在这里，也算是长眠在了邓尉山脚下，从他的词作就能感受到他对邓尉山有着特别的偏爱，比如他所作的两首《鹧鸪天》有着如下一段小序：“余往来邓尉山中廿余年矣，独爱青芝一坞，林嶂秀岨，人迹罕交，有终焉之志，未逮也。还泊西崦，因赋是解。”

从苏州开到光福镇的邓尉山脚下，至少也有半小时的车程，我不知道住在苏州城内的郑文焯前往邓尉山时，是乘坐怎样的交通工具，而今我走的高速路在他那个时代肯定没有，他是否乘过汽车，这一点我不确定，如果他是乘马车来这里的话，恐怕要走一天的时间，然而他在小序中却说，他往返苏州与邓尉山，竟然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并且他喜爱这里的山山水水，并且明确地说想终老于此，主要可能因为没有那么多钱而无法在这里建别墅，然而这并不妨碍他的喜欢，于是他把邓尉山之美写入了词中：

树隐湖光望转明。岩深晚桂尚飘馨。十年秋鬟输山绿，依旧看山梦里行。

烟淡宕，月空冥。下崦濛雨上崦晴。眠云无地青芝老，虚被樵渔识姓名。

由此可知，他葬在邓尉山脚下极其自然，因为这就是他的人生梦想之一。可惜随着城区的扩建，而今不知他已经魂归何处了。黄站长带着我等走到了路边的一排楼房的侧面，而后指着这栋楼房告诉我，这个下面就是郑墓的旧址。

郑文焯墓址之上盖起的楼房

展眼望去这长长的一排楼房，一楼均为门面，上面则是住户，侧旁则为青石桥路。沿着此路走到了楼房的另一面，这一面也同样是水泥硬化地面，已然看不到任何的原痕迹。这个结果虽然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让众人感叹一番。

以为是“文保牌”

我转到了楼房的正面，远远地看到马路对面有一块“文保牌”，于是立即跑过去细看，其实上面写的是“军民同心路”。这旁边就是公交站，公交站牌上面写着“652 光福新村”，看来这是本村的名称。而这条大路的侧旁有着颇为正式的指示牌，上面写着“吴中太湖游览区”，接下来列出了四个游览点，其中最有名的是“香雪海”，我曾到此地寻找过惠栋的墓，故看到此名顿生亲切之感，但这种感受不足以冲淡我没能找到郑文焯墓的遗憾。

可惜上面没有郑文焯墓

显然，我的遗憾掩饰得不错，因为杨校长热情地邀请我等前去共进午餐，我感谢了他的美意，告诉他我们还有下一站行程，同时感谢了这一层层的关系，谢谢众人为了我的事情竭尽了努力。

 

《关于才女的种种说法 —林徽因传记述评》

March 26, 2017, 7:4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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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才女的种种说法 —林徽因传记述评》 

陈学勇 

近年来林徽因传记一本接着一本地出版, 我所寓目的林传已达十一二种,其中还不乏重印重版者。林传之多几乎要与张爱玲传记相当了。形成林徽因传记出版热点, 原因诸多 固然有人出于严肃的学术责任感, 欲公正评价历史人物; 也有人出于崇拜才女以热烈颂扬。但其中并不排斥市场的利益驱动。某出版社曾向我约写林传书稿, 当我表露出应求其学术含量的写作宗旨, 这位编辑立即掉头不顾。近日又有出版社约谈一本关于林徽因的书稿建议我将若干有关探究林氏生平、作品的文章改写为一册陈述性的通俗读物。当知我没有改写的意思, 也就“ 以后再联系” 了。面对 

这许多林徽因传记, 难怪报上有文章发问:“ 林徽因传离林徽因多远? ” 那么就其中的七八种林传略作一下评述是值得的。 

《 一代才女林徽因》 

林杉著, 二十一万余字, 作家出版社19 9 3 年3 月出版。后又作修订、补充, 易名《林徽因传》， 篇幅增至二十五万余字, 改由九洲出版社于1 9 9 9 年10 月出版。这是出版最早的一本林传, 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本, 有台湾版, 并获得大陆“ 中国首届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 。书的勒口介绍,作者是位写过小说、诗歌、散文的作家。读者可想其文笔流畅优美, 因而赢得众多喜爱。 

林杉著林传最大成绩是第一个涉足林传, 首次将零星而不易搜集的林徽因生平资料编撰成整部传记的作品, 当时既为林传写作填补了空白, 也为后继作者提供了基础。有些资料殊为难得, 如引用了一批当时尚未公开的林长民致林徽因信函。然而作者终究不是专业研究人员, 处理资料不时失之粗疏。如传里述及林徽因为《大公报》“ 文艺” 副刊配画刊头, 并引述林徽因致编者的信。其实刊头图是林徽因应《大公报》约为该报“ 小公园” 副刊所画,信也是写给“ 小公园” 的。书里还述及林徽因担任曹禺主演莫里哀名剧《铿吝人》舞美设计, 认真说来, 曹禺主演的并非莫里哀原著, 而是据莫里哀原著移植的《财狂》, 主人 

公由法国的阿巴公改为中国人韩伯康。传记叙述1 9 3 6 年9 月一次聚餐会上, 林徽因与萧乾商定了林徽因主编《大公报》“ 小说选” 的选目, 9 月显然系误记,著者不知道 

此前的8 月已经出版了这本“ 小说选” , 哪有出版后再来商定选目的事。如果说这些还只是出于著者的粗疏, 

那么此传对徐志摩与林徽因“ 恋爱” 的传闻, 对史料过于缺乏辨析,拉进菜篮就是菜了。大概是徐、林“ 恋情”很有看点, 全书正是从这似乎最有看头的“ 恋情” 写起, 而不像传记通常写法起笔于童年或祖上。著者颇为投人地浓墨重彩, 乃至用移花接木手法,将徐志摩创作于19 2 1 年末的诗篇《草上的露珠儿》, 安排史一寨拍案给徐、林在康河边上双双漫步时, 一人一句地吟哦, 本来是徐独自撰写的作品变成两人的共同创作, 而徐志摩创作这首诗篇时林徽因已回国多日。正是处理史料的这般轻率态度, 此传内容无中生有的编造几乎势在难免。海派男作家林微音翻译房龙名著《上古人》, 在传里“ 微冠徽戴” , 成为林徽因译作, 而且为此虚构了一段感人故事: 林徽因留美不久, 国内传来她父亲遇难噩耗,梁思成欲驱散她的悲痛, 特意从图书馆借到《上古人》原著给林阅读, 并鼓动她译成中文。这一着果然灵验林徽因译完《上古人》便悲痛顿消。六年后修订出版的林著《林徽因传》, 非但没有就上述错谬予以修正,竟进而发挥想象,化数千字篇幅绘形绘色描述了当年北平彩排林徽因剧作《梅真同他们》情景, 描述了林徽因本人和沈从文、丁西林、杨振声诸名家在临排练场观看、指导,谈笑风生。尽管笔墨生动, 令人如临其境, 可惜纯属子虚乌有。《梅真同他们》全剧构思为四幕, 1 9 3 7 年5 月开始连载于《文学杂志》, 每月发表一幕, 至7 月《文学杂志》因抗战爆发而停刊, 因此只发表了三幕。所以《梅真同他们》是个尚未完成的剧本, 没有哪个剧团会排演一出不完整的戏目。何况, 六七月份林徽因正在山西考察古建筑, 直至“ 七七” 事变后一周才回到北平, 这期间她是既无时间, 也无心绪在古都观看排演的。林杉所著的林传, 文学色彩过于浓烈,几近于历史小说。然而修订版却声称: “所补充的大量鲜为人知的资料均具珍贵的史料价值 

。” 林徽因等人观看《梅真同他们》排练正是“ 补充” 的“ 鲜为人知” 的资料。那么它给读者的误导可想而知了。作为一本史传, 它功过难当。当读者明白了翻译《上古人》、排演《梅真同他们》均属莫须有的凭空编造,难保不置疑其旁的内容真实性。林著既是第一本林传, 既为后继者的基础, 它于此后作者的遗误也不言而喻。说到第一 

本, 它的先驱功绩又并带着先驱者难免的局限, 即无法容纳此后陆续发现、面世的大量资料, 这些资料大有助于传主形象的丰满、鲜明。 

《梁思成与林徽因》 

, 黄杨著 

, 二十万字, 安徽人民出版社1 9 9 9 年10 月出版, 系该社“ 名人伉俪丛书”之一种。黄著林传的长处在纠正了林著忽略传主建筑业绩的偏颇(林本职是建筑师、建筑学家) , 注意记述林徽因履痕处处的古建筑考察生涯。然而它大体止步于流水账的记录, 不像写林的文学活动那样有些精神。而这几乎是所有林传著者的天然不足, 因为他们都是建筑学门外汉。黄著行文的文学色彩略弱, 多处引证史料, 间有史料分析,似乎脚此显示此传的真实可信。然而, 黄著虽未敢无中生有,但并不放弃细处虚拟, 有悖史实记载或不合人物精神处仍为不少。譬如, 记述19 3 1 年1 月10 日徐志摩与林徽因一起出席北京的茶会,会后分手, 徐另去分别拜访了冰心和凌叔华, 又赶到林徽因家再为他明日南下上 

海道别。这天徐访凌叔华并无史料依据,而访冰心更属常情不许。茶会一般在下午, 冰心家在郊外海淀, 距林徽因寓所二三十里, 那时交通极不便利, 哪有时间给他来回奔波。又如,记述1 9 20 年春梁启超在英国见了林徽因视为女儿, 也无此事。林徽因是2 月才随父亲赴英, 梁启超已于年前离英岛经欧洲大陆, 1 月下旬从巴黎回国,不可能有机会在异域会面。如果说此类虚拟尚属无关紧要,那么有些不实笔墨却很歪曲传主形象。作者记述林徽因客厅悬一副众所周知的对联“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 。竟无端在对联中间冒出一幅蒙娜丽莎微笑画像来,实在令人啼笑皆非。以洋史家拍案画配中国条幅, 林徽因便不再是林徽因了。黄著处理材料另一明显不当, 是将小说内容作史料采信。林徽因有四篇小说冠以“ 模影零篇” 总名, 表明小说中人物形象 

的创造有其生活原型。此乃小说创作常见的一种方法,但毕竟是小说创作, 绝非原型人物的行径实录,第一人称“ 我” 也并非作者。黄著却几次依据小说内容记述传主经历, 造成无中生有的谬误, 如记林徽因幼年住到“ 草姐” 家寄人篱下半年, 那是林徽因生平中完全没有的经历。黄著较为注重描写传主心理, 也试图评价传主历史业绩, 这比之其他林著仅徒具外在人生经历, 自然是可取的努力。然而, 作者未能准确理解传主, 下笔往往偏离人物可能的心理状态。梁思成、林徽因初到美国就接到梁母病危消息,恰值林徽因 

也患病发烧, 梁是否回国探母颇羊犹豫。传记写道: “ 一边是母亲, 一边是情侣, 两头只能顾一头, 是舍近救远呢? 还是舍远救近呢? 最后梁思成终于选择了林徽因。” 又写, “ 林徽因风姿绰约,爱慕者甚多, 此刻离开病榻中的林徽因不管, 不仅会使她本人寒心, 也可能主动让他人乘虚而人” 。这一番心理恐非忧心如焚的梁思成所思, 更于梁的形象很是有损。据悉, 著者是临时受命出版社组稿, 写作时间匆促, 加之对传主素无研究, 因此处理材料或流于粗疏, 或有失鉴别, 或力不从心, 因而时出常识差错。那封有名的徐志摩给林徽因残简写于19 2 4 年5 月2 0 日徐陪泰戈尔离京的车厢上,作者误成2 日; 抗战后林徽因回北平住清华园新林院8 号, 作者误成住胜因院12 号( 林病逝前不久才迁居于此) ; 著者断言林徽因都用本名发表作品, “ 惟有《那一晚》和《仍然》是采用笔名( 尺捶) 的” 。事实 

是她还用笔名“ 灰因” 发表过另外两首诗歌,也用“ 尺捶” 发表过译作。诸如此类的小错, 偶尔出现尚可言瑕不掩瑜, 遗憾此传多得不胜枚举, 它给读者的负面效应恐有 

甚于著者的初衷。 

《绝代才女林徽因》, 

刘炎生著, 二十万字, 广州出版社2 0 0 0 年9 月出版。刘著林传的最为显著的特色是忠实于史料, 它标明的注释有二百五十多条, 还有不少未加引号的史料概述, 力求言必有据。见出刘先生身为学者的职业烙印。林徽因与梁思成欧洲蜜月之旅,前述林著、黄著都妙笔生花写了近万字的整整一章 叫读者如临其境, 如闻其声。而刘著据一则间接材料仅数百字如实交代而过。对缺乏充分史料依据的流行说法, 如林徽因曾与徐志摩“ 恋情” , 刘著辨析过后不予采信。对照轻率处理史料乃至肆意编造史料的前两种林传, 作者审慎严谨的态度尤其值得称道。在时下媒体胡说林徽因之际, 刘著林传无疑起了以正视听的良好作用。书内偶尔几处的失误, 如记林徽因又名“ 宝宝” ( 其实是林徽因夭折的胞妹麟趾的乳名, 后林女儿梁再冰亦用过此名) 、记一封林徽因三十年代致胡适信写于二十年代以证明林已成 

熟, 皆是例外的粗疏,非关态度。著者是位文学教授撰有《徐志摩评传》等著作, 那么要求他的林传含有学术性 

当不算苛求。显然他也是出于出版社之约仓促赶写的原因, 全传虽记述翔实,但未及深入研究, 因此欠缺识见, 近乎林氏生平史料的连缀, 属于作者自己的文字实在太少,由平实流于平淡。尽管传主经历记述得真实可信, 形而上传主形象则未免神态模糊。由于把握传主思想、性格, 创作的欠缺, 针对传主经历的具体议论多有失当。《吉公》属林徽因小说代表作, 刘著阐释有偏把它的深刻主题仅归结为: “ 积贫积弱的中国很有必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但是由于中国一直处于悲剧性的时代, 不仅老一更攀翁豢 

辈的人没有可能学到, 即使是新生的一代能否学到也是令人感到困惑的。” 同样因为写作仓促, 搜集的材料不仅囿于常见的种种, 几乎没有新的发现, 而且有些已被旁人发掘的重要材料竟然疏漏缺失。林长民写给林徽因的一批信函及林长民携林徽因旅欧时的日记, 是林传的极佳素材。刘著没有掌握, 只好在传主此两段人生历程处姻如。作为以材料见长的刘著, 这是遗憾的—不过这又正是著者诚实的可爱之处。 

《骄傲的女神林徽因》 

, 丁言昭著, 二十六万余字, 上海书店出版社2 0 0 2 年1 月出版, “ 中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之一。著者是位活跃的传记文学作家, 这本林传,舍弃她过去几本传记里的文学色彩,变为平实文风记叙传主绚丽人生。下笔之前其父、现代文学史料专家丁景唐老先生即予庭训, 告诫切勿出现有违史实的“ 硬伤” 。因此, 她虽非学者, 这一本却与刘著 

林传一样, 言必有据, 注释竟多达四百多条。传主形象的突现, 不靠生动描写, 基本没有对话( 个别几处对话系所依材料原有) , 更谈不到虚拟、杜撰。丁著尚胜于刘著的是, 刘著仅可信而已, 丁著除掌握林传作者们共知常见的一批成了书的基本材料,并下工夫搜集大量零散报刊资料, 所以 

内容比此前出版的几种林传来得丰富、鲜活。传里写到的人物, 哪怕很次要的, 如梁思庄、梁思鲜,都有人物背景文字 

。金岳霖是林徽因人生中重要而特殊的人物,前几种林传只记述金与林的情感关系, 近乎一个“ 第三者” 符号。丁传不仅介绍金的家世, 而且刻画他个性, 既写活了金岳霖, 也 

映照了林徽因。丁传另有不少细处为其他林传所无, 如考订林徽因幼时住上海的金益里可能是公益坊, 用力之勤可见。不过,占据材料丰富而有时流于细碎,处理材料亦力不从心。其一, 堆砌之嫌。某些内容显然没有纳入传记的必要。沈从文、萧乾都与林徽因过从不钱, 固然他们之间交往不应姻如,但再写沈、萧在林病逝后两人反目成仇的前前后后便成蛇足。梅兰芳与林徽因无很多关联, 梅仅为泰戈尔演一次《洛神》, 得诗翁几行赠诗。丁著写此过程后, 又牵扯出鲁迅讽刺梅的大段引文,此蛇足更得碍眼了。类似文字还有一些。其二,详略失当。徐志摩“ 八宝箱纠纷” 是 

各种林传亮点内容, 丁著着墨尤多,竟费去约一万五千字篇幅。对比而言,抗战时林徽因由长沙往昆明迁徙, 颠沛中颇见她性格的坚韧刚毅, 但所用篇幅仅是“ 八宝箱”的一半; 途中林徽因与一群航校学员(他们毕业后全部捐躯战场)结成动人情谊, 它闪耀着林徽因品格光辉, 本该浓墨重彩, 却数百字一晃而过, 真太过吝音。其三, 剪辑出错。记19 4 6 年梁思成赴美前托梁思庄,“ 因为她住在北京大学, 离清华大学比较近, 请她经常来看看林徽因” 。那时北大还在城内红楼原址,距清华二三十里, 难以就近看林的。常来看林是一九五二年北大迁并到燕京大学的事。四,疏于辨析。记述梁思成任清华教务长,梁从诫毕业于清华历史系, 梁再冰嫁居伦敦, 林徽因战后到清华初住胜因院十二号, 均是误用材料。总之,材料丰富是丁传特色, 而材料丰富又成其包袱 

。此外,著者毕竟非专门研究文学之故, 议论往往发生偏差, 特别是对传主文学评价的偏差, 予读者误导不小。说林徽 

因诗歌“ 在内容方面多抒写个人情怀,与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距离” 。由小说《窘》断言“ 林徽因的作品算是闺阁文学中比较热烈大胆的一类” 。明显有悖林徽因创作实际。 

《林徽因》, 张清平著 

, 三十三万余字,是林传中篇幅最长的一种。天津百花文艺 

出版社2 0 0 2 年1 月出版, 《新民晚报》、《天 

津日报》等报曾连载、选载, 较有影响。张著明显胜过上述各传的长处在于立意, 它力求写出林徽因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 因此既注重显示传主所作所为, 也不忘试图揭示她所思。而且著者视野较为开阔, 置传主于同类知识分子中展示其人生, 金岳霖、沈从文、张奚若、陈 

岱孙、沈性仁等历史人物, 不仅因为与林徽因人生历程相关而被叙述, 而且因为他们是同气相求的一群被着力刻画。于是张著就比其他传记让读者更加感受到一些历史 

氛围, 林徽因不再是凭空冒出的才女。出于这一立意, 张著也有别于其他著者仰视传主的视角,多了几分史家见识。 

不过, 张著良好立意尚未充分体现,能够鲜明地突现林徽因精神风貌的笔墨终究有限。有些材料未得开掘。描写林徽因在昆明、李庄时期艰辛之状十分生动, 而精神的磨难、波动以及从中升华, 少留印象。再是有些好材料的疏漏。北平沦陷前夕,宋哲元部队在东城林徽因家门口挖战壕抗 

战,郊外清华教授周培源、钱端升、叶公超三户大小十余口齐聚林徽因家誓与将士共存亡。如此表现知识分子气节的史料惜未予采用。张著文学色彩甚浓,大量史料场景化, 这本来有助表现传主精神、气质、性格,但可能是著者缺乏深人研究, 下笔不够准确, 有时走形得厉害。为显示林徽因解 

放后精神变化,竟描绘她“ 像那些女干部一样, 剪短了头发 

, 用两枚卡子别在耳后。她还去做了一件月白色的列宁装” 。这般风采的林徽因太难设想了。著者时有议论, 

本意欲点透传主精神风貌, 却往往适得其反。论及抗战前林徽因创作 说她的诗歌,“ 多多少少还有些‘为赋新词强说愁”, , 小说和剧本“ 不乏虚幻的、脱离现实的成分” 。这与林徽因一贯主张并实行的“ 诚实” “ 写 

实” 的文艺观完全背道而驰的; 分析病中写诗的林徽因又说, “ 假如让林徽因选择,假如她能够选择, 她一定愿意选择健康, 选择在阳光下轻盈地行走, 选择自由自在地生 

活, 哪怕让她用自己的全部诗作、全部才华去换取” 。这轻轻一笔更是歪曲了传主形象,林徽因已经以其灿烂人生证明, 为事业而置健康于度外, 无需著者这样一再“ 假女口” 。总体而言, 张著处理史料的真实态度 

为林杉、黄杨等著者远不所及, 张著对林徽因建筑业绩的描述也详尽细致。其他林传多稍嫌简略, 要知道林徽因本职是位建筑学家。然而此传采用资料时细处失实太多, 尤其于年月数字过分地草率。1 9 20 年春天林徽因随父亲旅居英伦误成1 9 21 年初夏; 19 21 年秋天林徽因已经和父亲林长民回到国内,误记这一年n 月徐志摩刚在伦敦拜识林长民, 还与林徽因一起度过“ 寒冷而漫长的冬日” ; 林恒牺牲三月后林徽因即得知噩耗误成三年以后的事; 林徽因从19 3 5 年《大公报》“ 文艺” 副刊选编了一册当年作品的“ 小说选” ,误把编选范围扩成三年; 徐志摩192 8 年创办《新月》杂志误成19 2 3 年。此外, 毕业于北大的梁从诫误记为毕业清华; 抗战爆发才到联大( 后北大)任教的沈从文误记抗战前已是北大教授;远居武汉的凌叔华和性格矜持的冰心, 不能或不会参加北平朱光潜家“ 读书会” , 误记她俩是“ 读书会” 的常客; 欢迎英国友人柏雷的茶会由城内误记在郊外清华; 古镇李庄误成一个小村; 平房的新林院误成楼居,等等。尤不该轻率采信他人的无稽之谈,说政治学家张奚若一生只写了一篇政治学文章。若翻翻二十年代( 晨报副镌》,就当知道仅那时就不止两三篇。张著虚构林徽因在中山公园给金岳霖大讲古建筑常识的情节, 耗篇幅数千字,则尤为出格了。一旦读者识破此处的不实, 岂不对其他的生动描述将信将疑。 

《林徽因》, 陈新华著, 

二十三万字, 河北教育出版社和广东教育出版社2 0 0 3 年1 月共同出版, 系“ 百年家族丛书” 之一。部分章节为《文汇报》摘登。此前林传写法大同小异, 皆以林氏生 

平为线索, 流水般铺叙传主人生足迹, 虽随处感叹, 主旨却仍在“ 故事” 。陈著在审慎运用史料基础上非常注意深人传主精神世界, “ 故事” 背后多伴有著者的思考。而且 

此传视角独到, 立意新颖,令人耳目一新,明显显露了学术含量。张清平著本虽也有相似追求,但心有余而力不足。陈著尽管没有( 亦不应) 完全摆脱时序来构思全传,可是并不拘泥。对传主作整体观照后, 时序略作调整, 各章相对集中刻画林徽因形象某一侧面。简约叙述,兼顾分析, 时时闪现议论的精彩。“ 梁家儿媳” 一章, 起头先指出: “ 选择了梁思成,对于林徽因是潜意识中的认同, 是与生俱来的亲近, 是血脉深处的息息相通。无法抹掉门风家学的烙印。林徽因一生,其实都在不自觉地寻找相同文化背景下互为气类的共鸣。” 叙完婚事后又分析: “ 这样一种选择, 如果说在婚 

姻的初期, 还只能看到优雅从容、闲适自如, 那么到了1 9 3 7 年以后,当所有的繁华都被风吹雨打, 当物质极度匾乏, 生命的存在受到死亡的威胁, 两个人还相互寻觅、互为鼓励,作为底色的坚韧厚重就发射出它惊艳的光彩。” 写到林徽因生母何雪媛则感叹不已: “ 作为母亲, 她还是可尊敬的。虽然她的一生都是悲剧的色彩。上半生在诗礼大家庭中被看低受冷遇, 忍气吞声, 她的心里常充满了怨愤与无奈。她的女儿既要分担母亲的羞辱, 又要珍惜父亲与全家的宠爱,身世的阴影也把永远的伤害带给了林徽因。下半生丈夫遇难关外, 她从丈夫的大家庭走到了女儿的小家庭, 

才发现, 她已走不进女儿的内心世界。陪伴她的依然是她所熟悉的寂寞。”此传联系林氏家族史考察林徽因, 这一鲜明特色也为其它林传所无。其它林传至多稍稍兼及其父林长民, 然语焉不详。著者坚信她《前言》里说的: “ 家族是一把打开林徽因的内心世界的钥匙。” 传内非但以两章有余的篇幅细述林长民才华风流和宦海沉浮, 而且费整章笔墨追述祖父林孝询并堂叔林尹民、林觉民的作为。这一内容无疑启示读者,才女成长有根有源, 也使传记内容显得厚实沉甸。陈著的学术含量还体现为史料的深人发掘。从尘封的民国旧书旧报刊, 如( 甲寅周刊》、《古今》, 到当下报刊上为多数林传不肯花工夫采撷的零散篇章, 一一钩沉,集中披露了许多颇具价值的材料。钩沉这些材料,精力、学力缺一不可, 很见工夫和功夫。林长民演讲于女高师的《恋爱与婚姻》, 收人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版的( 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就是早被遗忘几乎消失的史料,却又是阐述林长民进而刻画林徽因的重要文本。诸如此类的史料当然使陈著充实、丰腆了许多。陈著略微遗憾的是, 比起精彩的章节来,抗战时期林徽因颠沛西南的部分略显平平, 而这一时期是很见林徽因精神的, 大可浓墨重彩。还有林徽因与费慰梅、费正清夫妇的亲密交往, 也该是开掘林徽因精神世界极好的用墨之处,却多流于泛泛叙述, 亦未免可惜 

。如果说, 此意见近乎期求完美的苛刻,那么, 一些常识性疏漏就相当地刺目。把沈从文排作林徽因的晚辈属明显失误 

。沈从文不仅长林徽因两岁, 而且他于1 9 2 4 年步人文坛 

, 比19 31 年起步创作的林徽因, 就文坛而论算得上一辈的作家。又如写到周作人家里“ 高朋满座” , 也与苦雨斋主的性情有悖。访周作人的客人确实不在少数, 但大抵一个两个来的, 绝无文攀游案如此热闹景象。最为刺目的是, 三处提及林徽因与徐志摩相识的时间竟各处不同:19 2 0 、19 2 1 、1 9 2 2 。还有, 三十年代中期林徽因改名“ 音” 为“ 因” ,陈著引述改名之前的文献资料,竟都过录为“ 因” , 学术传记的严谨在此要打了折扣。 

《梁思成与林徽因》, 

美·费慰梅著, 

曲莹璞、关超等译, 近十七万字, 中国文联出版社19 97 年9 月出版。又有成寒( 台湾)译的新译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2 0 0 3 年10月出版。书名易为《中国建筑之魂》, 十八 

万余字,译文多与前译本相同, 而且似有不少原著未有的衍文。费著并非像梁思成续弦林沫所著《梁思成、林徽因与我》, 只以挚友的特殊身份仅属当事者的回忆录。此著参考了《梁思成文集》、《林徽因诗集》、《美国与中国》( 费正清著) 、《梁启超年谱长编》等一批中、英书籍, 从梁、林的幼年记到两人病故, 实为梁思成、林徽因合传。 

不用说, 费慰梅作为林徽因知交的身份优势,使她撰写的传记具有其他传记无法攀比的优点。她笔下的林徽因, 形象鲜明, 富于个性, 充满生气, 最为传达才女精神气质。她描写得这么传神: “徽因一如既往, 对于周遭的事物极端的敏感。当她休息够了的时候, 对美丽的景色或有意思的遭遇, 

迎之以喜悦。但是当她累了,或因为某种原因情绪低落, 这时的她可能很难对付。其实, 这次碰到的一些事, 我们感觉都不太好, 可是她在这时候就会大声咒骂起来, 这对从小就受到父母教育要‘ 随时保持风度’ 的我来说,颇受刺激。我开始怀疑,她面对现实而大声抗议, 而我为了要‘保持风度’ ,却静静地、消极地等待它过去, 到底谁对? 可能两个都对, 可能两个都不对。”还有这样的生动描写: “ 在马背上她真是棒极了。显然骑驴给了她信心和‘座姿’ 。马 

对于缓绳的敏感反应使她具有常人的那种惊吓。她回来时由于迎着料峭的寒风骑马快跑而两颊潮红、黑眼睛闪亮 

。” 作为见证人的这般真切笔墨非后世隔岸观火的众多林传所能追步的。同样因为特殊身份, 费著披露大量林徽因给著者的信函, 这些信函, 或及时记录了传主经历、活动, 或尽情抒发了传主内心感受, 直接呈现了林徽因内心世界, 它们都是极为珍贵的文献, 已经为此后的林传著者无一例外地频频引用。传内披露的信函还有许多是梁思成、金岳霖写给著者的,其史料价值也是显然的,却为多数林传作者 

忽略, 十分可惜。费著的史料价值还在可以廓清某些悬案。林徽因是否爱过徐志摩已争论日久,如果持爱过看法的学者读一读传记里这两段文字当会改变看法: “ 在多年以后听她讲徐志摩, 我注意到她的记忆总是和文学大师们联系在一起—雪莱、济慈、拜伦、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弗吉尼亚·沃尔芙, 以及其他人。在我看来, 在他的挚爱中他可能承担了教师和指导者的角色, 把她导人英国的诗歌和戏剧的世界。”“ 我有一个印象, 她是被徐志摩的性格、他的追求和他对她的热烈感情所迷住了。然而她只有十六岁,并不是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有心计的女人 

。她不过是一个住在父亲家里的女学生。徐志摩对她的 

热情并没有在这个缺乏经验的女孩身上引起同等的反应。他闯进她的生活是一项重大的冒险。但这并没有引得她脱离她家里为她选择的未来的道路。”然而外国人的费慰梅, 何况还是在中国时间不很长的外国人, 这另一特殊身份 

必然又造成此传局限。她对中国文化了解总不如我们同胞那样深人, 因此她记叙到中国的文化事件或人物, 细处的错误当然难免。说沈从文任教过清华大学,说沈从文主编《大公报》“ 文艺” 副刊在1 9 3 4 年, 均欠准确、真实。至于说徐志摩比林徽因年长十岁, 说林徽因文学创作开始于二十年代初, 这些错处则有点意料之外了。协和为梁启超切肾的医疗事故当时即受报纸关注, 费著说数十年后梁家才知内情, 众多林传和文章据此以讹传讹, 负面影响不小。 

但我们不忍苛求此传, 它的史料价值实在太大。 

关于林徽因的著作笔者寓目的还有,《林徽因论》, 区仲桃著, 香港诗双月出版社1 9 8 年5 月出版。系论著,几无传的内容。 

《民国三才女) , 吴家凡编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2 0 0 4 年2 月出版, 系林徽因、萧红、张爱玲三作家传合集,著者特自署为“ 编撰” 。《民国四女子》, 张红萍著, 系林徽因、 

张爱玲、陆小曼、蒋碧薇四人传的合集,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 0 0 4 年5 月出版,其中林传部分不足十万字。 

《梁思成、林徽因与我》, 林沫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 0 0 4 年6 月出版, 是回忆录, 是林沫前著《大匠的困惑》( 作家出版社19 91 年3 月出版) 、《困惑的大匠梁思成》( 山东画报出版社19 9 7年8 月出版) 的修改版。以上各种, 还有含林徽因的五人八人十人传合集, 除林沫所著, 均属文抄公之劳, 不一一评述它们了。唯《美丽与哀愁—一个真实的林徽因》,北京东方出版社2 0 0 4 年2 月出版,作者田 

时雨也署名是“ 编” 且无“ 著” 字, 自然也不在评述之列,但看其收集材料的齐全, 忠于史料的认真, 比之称“ 著” 的有些林传更近乎“ 著” , 这种诚实态度很叫人敬佩的。(本稿付邮时看到《林徽因画传》,龙靖著, 哈尔滨出版社20 05 年1 月出版, 不及评述了。但刚翻阅第一章,其引《致橡树》的诗,舒婷原著并无, 仅有大概的意思。愿它属排印时的技术错误, 如这一章标题错成“ 留得身〔生〕前身后名” 。)读过这许多林传自然有些关于传记写作的感想。传记属纪实类文体, “ 实” 是它的生命,它的根本魅力正在于此。读者喜欢阅读传记, 不就是因为它是传主一生的真实记录吗? 所以,真实与否,理所当然地成为衡量传记写作最基本最重要的标准。可是这些年来时髦着一种引进的“ 新历史主义” 观念,大谈并不存在真实的历史, 每个人各有一部自己眼中的历史。一位传记作家引证英国传记文学理论家尼科尔森的话, “ 个性、艺术、真实是传记文学的三要素” ,接着说: “ ‘真实’ 放在最后, 当有它的道理。” 她的文章题目即是《虚构是传记的灵性所在》 

( 见1 9 9 9 年7 月2 0 日《文艺报》) 。可见有些林传作者受了此风熏染,才肆无忌惮地烂写不实, 于是林徽因翻译了并未译过的房容著( 上古人》、 观看了没有排演的话剧 

《梅真同他们》的彩排。诚然, 历史谈不到绝对的真实, 有人早就打过一个比喻, 历史像任人揉捏的面团。这意思是指历史不可穷尽,却不能用以胡编乱造的挡箭牌。正如没有绝对真理并不因此而放弃追求相对真理一样,传记写作不能放弃相对真实的原则, 不能指鹿为马。捏来捏去的还需是 

面团, 总不得掺人泥沙吧,林徽因客厅里那幅蒙娜丽莎画像就是泥粒或沙子。为求生动可读, 传记难免需要些描写, 

也不妨有所虚构。然而描写和虚构都不可违背可能发生的事实, 或者, 虚构的其实是发生过而未及留下记载的事情 

,仍是事实。记得有人主张称之为“ 虚拟” , 我看可谓之 

“ 补实” 更为恰当。“ 补实” 当然要以实事、实情、实景为本, 描写“ 在英国, 梁启超身边无子无女相伴, 也就把林徽因当作自己的女儿一样看待” ,此违背梁、林从未聚首英国的史实; 引述林徽因致徐志摩信,并无文献依据 

, 至今尚未公开过一封林致徐的信函; 林徽因弥留之际, 她似乎看到儿子在李庄戏水、女儿决心要人党, 看到娘泪眼诉说什么, 看到梁思成婚前送她铜镜, 还看到了泰戈尔的诗句( 见张清平著《林徽因》) , 这么多的看到, 虽无可对证, 

但不合情理, 实在像一度写战士牺牲时刻想到什么什么的 

滑稽可笑。真实必是第一位的, 若传记作家们个个拥护尼科尔森,真实让位于“ 个性”让位于“ 艺术” , 只能置于末尾, 则难保传记作品不跟着电视剧戏说成风, 毁了传记这一文体。不能说林徽因传记的著者均受此影响, 但有的缺少研究, 临时受雇于书商匆匆行笔, 因而无力驾驭繁多史料 

,昧于辨析;或者占有史料过少不得已用想象补充。因而错讹之多几乎难以避免, 这恰是眼下众多传记作品的通病。谱写人物传记, 最好由研究传主的专家执笔。如果其他作者涉人, 至少应在他成为半个专家之后方可执笔。可叹这话空口说说而已, 出版界只是置若周闻。如今很多书商出版传记, 宁可找写手、快手、擅长渲染看点的能手, 而远 

离学者,其实学者中也有文笔漂亮的高手,并非个个只能写高台讲章。 

陈学勇这篇《关于才女的种种说法——林徽因传记述评》于2006年发表于《新文学史料》。

 

蒋绍愚：我的自述

April 17, 2017, 7:1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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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蒋绍愚，1940年1月出生于上海，籍贯浙江富阳。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教龄达50余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文系副主任，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主任。现受聘为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分别于1992年、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和国家级“教学名师”。主要著作有《古汉语词汇纲要》《唐诗语言研究》《近代汉语研究概要》《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统稿）。此外，还先后主编《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刘坚、蒋绍愚主编）、《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蒋绍愚、曹广顺主编）等。发表百多篇论文，部分论文汇集为两本论文集：《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集》《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续集》。

“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君子治学处事，立志高远却又基础扎实，胸襟开阔更能兼察微理。在“君子志道”栏目采访中，我们先后走访了一些北大的老教师。在这些交织着历史沧桑和个人生活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在历史长河中北大人默默担当的身影，感受到了北大人浓郁沉淀的家国情怀，体会到了北大精神的深厚源长。

 

在采访中文系蒋绍愚老师之后，蒋老师给我们推荐了他的这篇自述。这篇自述融情于事、娓娓道来，向世人展示了那段波澜壮阔历史中的北大和北大人，与“君子志道”栏目也正相契合。现将此文刊载于此，一同分享给那些热爱北大、关心北大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感受北大老教师们的朴实与精彩。

 

蒋绍愚：我的自述

 

我是富阳人。1940年1月25日出生。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是北大中文系教授。曾任中文系副主任，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中心副主任、主任。2004年退休，但现在还受聘为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并受聘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我在1992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在2006年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名师”。

首先，我要说明，我不是名人。我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教授，没有什么举世闻名的成就，只是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尽自己的能力，做了一些该做的事情而已。不是名人为什么要应邀写自述呢？一是为了感恩。我感到幸运的是，我出生在一个有文化素养的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和熏陶；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名校，让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使我有机会亲炙几位语言学大师，得到他们的教诲和提携；又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能出国见世面、开眼界。我要在这里表达我深深的感激之情。二是为了留下一些资料，我出生在抗日战争年代，和我同时代的人一样，经历过不少曲折和坎坷，写下这些遭遇，可以作为那个时代的见证。

 

 

【一】

 

我的籍贯是浙江富阳，老家是富阳大源新关村。我的高祖、曾祖都是小学教员。祖父蒋伯潜、父亲蒋祖怡都是大学教授，他们在富阳的《历史名人》中都有传。我姐姐蒋绍惠、弟弟蒋绍忠也是大学教授，妹妹蒋绍忞和弟弟蒋绍心是搞科技的。我们的下一代也有人从事和教育有关的工作，已有六代人从事教育，所以，富阳市政府曾授予我家“教育世家”的称号。

 

我出生于1940年。不过出生地不是富阳，而是上海。那时我祖父在上海大夏大学教书，父亲在上海世界书局当编审，我家住在上海愚园路岐山村113号。著名学者钱家治先生（字均夫，是钱学森的父亲）是我祖父中学时的老师，两家关系很好，他家就住在我们隔壁。我出生不久，日军侵占上海，我祖父、父亲不愿在日本统治下做顺民，就携家离开上海，打算回到尚未沦陷的故乡富阳，然后应朱自清先生之邀去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在回故乡的路上屡经惊险。在离开上海时，我祖父准备带到西南联大讲课用的《校雠目录学纂要》的书稿藏在祖母的衣袖里，到上海火车站时掉了出来，被日本宪兵看到，把我祖父和父亲抓到车站地下室关押，后经亲友营救才得释放。从杭州到富阳要穿过日军的封锁线，夜间从富春江边的一个铁丝网的缺口中钻过去，那时我才两岁，吓得大哭起来，喊道：“我不要钻！”我母亲赶紧把一块糖塞到我嘴里，这才没有出事。回到富阳，才知道金华和江西都已沦陷，西南道阻，去不了昆明，祖父只好写信给朱自清先生表示歉意，把一家老小安顿在富阳新关村的祖居里，祖父和父亲外出教书谋生。那时，我记得祖父和父亲寒暑假回来，祖父每天晚上给我讲孙悟空和猪八戒，讲岳飞和牛皋，我听得十分入迷。但一开学他们又走了，我还得等到下一个假期。

 

1945年，抗战胜利。我家从富阳回到上海，祖父任上海新陆师专中文系主任，父亲在正中书局当编审，我在新陆师专附小念了两年。1947年，我家从上海迁到杭州，祖父任杭州师范学校校长，父亲在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我进杭州师范附小念书。初中念的是杭州初级中学，高中念的是杭州第一中学。这三所都是杭州的名校，小学老师顾培怡，中学老师黄树滋、崔东伯等，都是全国知名的教师。杭师附小在柳浪闻莺，杭初在城隍山下，杭一中在贡院前。在这里上学，也享尽了西湖的湖光山色。我的小学、中学生活过得十分愉快和充实。这里还应提到夏承焘、陆维钊、任铭善、蒋礼鸿等著名学者，他们是我祖父、父亲的挚友，是我们的邻居。我当时还不懂学问之道，不能向他们请教学问，但他们的言谈话语，他们的学者气质，对我是一种熏陶。我的少年时期在这人杰地灵的西子湖畔度过，吸取了丰富的滋养，到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感恩不尽。

 

1957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全家都为我高兴。8月底，我跟着早两年已经在北京师范大学就读的姐姐来到了北京，进了这所最高学府的大门。这是多少学子向往的地方！在迎新会上，我见到了让人惊叹的教师阵容：王力、魏建功、游国恩、杨晦、岑麒祥、袁家骅、林庚、吴祖缃、高名凯、周祖谟、朱德熙、林焘（最后两位当时还是年轻教师）。我很幸运，在五年的学习中能听到这些在中国学术史上留名的学者讲授的课程。北大向来是开放的学风，所以，除了听本系老师的课以外，我还听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虽然时隔五十年，但这些大师讲课时的音容笑貌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

 

北大不但教师是第一流的，学生也是第一流的。考上北大的学生，很多在中学里都是尖子，难免有些傲气。但这些尖子聚集在一个班里，傲气自然就消了。我就是这样。入学几个月后，我自己觉得，在班上，我不但年龄是较小的，个子是较矮的，而且，在知识方面，我也明显地比别的同学矮一头。在50多年后，在2009年欢迎北大中文系新生入学的报告会上，我和新入学的同学讲了自己当年的这种体会。我说：“有这样一种体会是件好事，可以激励自己不断努力。能生活在这样一个群体里更是一件好事，有机会和这些优秀的同学互相切磋，在学业上可以更快地成长。”

 

最使我终身受益的，是北大教给我如何做人。民主和科学，始终是北大最宝贵的传统。一个人只要在北大受过民主和科学的洗礼，都会有一种“北大人”的气质：不俯首听命，不人云亦云。

 

 

【二】

 

我在北大学了五年（那时，北大文科是五年制，理科是六年制），收获是很大的。不过，那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五年是在不停的政治运动中和下乡、下厂中度过的。1957年的“反右派”，我们没有赶上，但我们赶上了1958年的“大跃进”。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到农村去，和农民一起深翻地，把农田挖下去两米多深，据说可以使粮食产量翻几番。我们参加了人民公社成立的大会，公社“一步跨入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我们亲眼见到在公社食堂里全村农民“放开肚皮吃饭”，顷刻间把饭食一抢而空。我们也亲眼见到“大跃进”过后的大饥荒，农村的壮劳力都去“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了，地里长满了荒草，颗粒无收，农民喝的真是能照见脸孔的稀汤。我们还到煤矿去“半工半读”，头戴矿工帽，身穿矿工服，下到几百米深的矿井里去挖煤，劳动之余再上一点课。五年里在学校上课的时间只有一半，而且，在学校也是政治学习不断，批判会不断，除了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还要批判自己的“名利思想，白专道路”。现在的年轻大学生听到这些，大概会以为是天方夜谭，但这确实是我们当年的大学生活。我们在毕业前做过一个统计：大学期间上过20多门课，但只有不到一半是上完了的，大部分不是因下乡下厂而中止，就是被政治运动、思想批判所打断。

 

1962年夏天我们毕业。那时大学毕业后是国家统一分配工作，那年形势不好，很多同学去基层、去部队，专业对口的为数不多。幸好那年北大中文系需要写作课的教员，有6个人留了下来，我是其中一个。七月毕业，九月就上讲台了，我教的是经济系三年级的写作，学生只比我晚入学两年，有些学生年龄比我还大。但无论如何，我总算带上了北大的红校徽，开始了我在北大的教学生涯。教了一年写作后，我调到了古代汉语教研室，给历史系二年级教古代汉语，后来又给中文系63级的学生上古代汉语课。

 

1964年，全国农村开始“四清”运动，北大的师生也响应号召，放下书本到农村去干革命，一去就是半年。中文系师生去的是湖北江陵，在那里我们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还和他们一起搞“四清”，半年后回到学校。1965年秋季，我给中文系新入学的65级学生上古代汉语课。但那时学校里的“社教运动”早已经开展，一派紧张的斗争气氛，全国的政治形势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1966年上半年和学生一起到农村去批判“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到6月1日，“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就“停课闹革命”了。

 

文革在学校闹了两年，1968年7月军宣队、工宣队进校，教师和学生统统成了“臭老九”。首先受到处置的是教员，北大和清华是“毛主席亲自抓的点”，两校的教员一起到江西南昌的鲤鱼洲去“走五七道路”，在劳动中改造思想。鲤鱼洲是鄱阳湖中一块淤积而成的小岛，地面低于水位，四周有堤坝围着。那里本来无人居住，后来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在那里种了一些庄稼，我们去的地方则是尚未开垦的荒地。据说，这是特意为北大、清华的教员挑选的地方，条件最艰苦，是最能锻炼和改造知识分子的好地方。我们到那里真是白手起家，刚到的时候，住在一个大仓库里，不论年老、年轻，都挨个睡在双层的大通铺上。过了一阵，自己动手盖起一个大草棚，才搬到大草棚里去，双层通铺变成了单层通铺，条件算是改善了一点。教员里也有夫妇俩一起去的，睡大通铺当然只好夫妇分居。过了一年，盖起几间简陋的“家属房”，夫妇才得以团聚。吃的饭菜，开头是从南昌买来的，开饭时只有一大桶米饭和一大桶蔬菜汤。在第一批先头部队到达时，为了到南昌买菜，在鄱阳湖里遇风翻了船，淹死了七个人。后来，自己种出了粮食和蔬菜，养了鸡，吃得才稍微好一点。在那里过的是集体化军事化的生活，我们都按连队编制，中文系、图书馆学系、图书馆、校医院合编一个连队，白天无论老少一起下地劳动，晚上分排分班政治学习。节假日是根本没有的，只有十天一“休整”，可以给家里写封信，或者洗洗衣服。说也奇怪，那样的生活过惯了，有点空闲反而觉得无聊：既不能看书，又没有别的地方好去，空下来干什么呢？“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现在连个人生活的空间都不需要了，这真是改造得差不多了。那时，我觉得：像我这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今后是不能再当教员了，只能在这里待一辈子，于是买了一本种蔬菜的小册子（只有这种书才准许看），准备终身务农了。

 

可是，到了1970年，忽然上级有指示：鲤鱼洲农场撤销，北大、清华的教员回学校。我收拾了一下再简单不过的行李，离开了鲤鱼洲。中途到杭州去看了看父母，很快就回到了北大，又住进原来的教员单身宿舍里。

 

那时，北大已招收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的口号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我们这些教员，当然就是“管”和“改”的对象。不过，当我们接触这些年轻学员的时候，觉得他们大多数还是想来学知识的，对教员还比较亲善；至于在“反右倾翻案风”时，他们会抓住教员的片言只语狠批，那是奉命行事，怪不得他们。然而，就是“工农兵学员”，在学校这个“大染缸”里待久了也会变质。所以，当时又提出“开门办学”，就是要把课堂搬到工厂、农村去。北大中文系响应号召，1974年春节刚过，就把教员和学生带到了北京郊区的齿轮厂和内燃机厂（领导中文系的工宣队就是这两个工厂派的），在那里居住和上课。那时我的儿子刚刚出生，妻子坐月子无人照顾，承领导恩准，给了一个月的假，等妻子坐完月子才走。

 

当时认为，教员讲，学生听，是一种修正主义的教学方式；无产阶级的教学方式应当是以任务带教学，而任务必须根据当前的政治需要来确定。那时的政治是“评法批儒”，工农兵要搞批判，就要看一些古书，于是从1974年9月开始，动手编写一本简明的古汉语字典。编字典也必须“三结合”，就是参加者要有工人、工农兵学员、教员，前两者是主力，教员是配角。参加字典编写组的老教师有王力、岑麒祥、林焘，还有一位从中国人民大学过来的戴澧。中、青年教师是唐作藩和我，再有商务印书馆的两位编辑张万起、徐敏霞，这就是后来在《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上署名的八个人。那时，参加编写的教员都要住在工厂的宿舍里，四位老先生也不例外。王力先生和林焘先生住同一间宿舍，上下铺，王先生在下铺，林先生在上铺。吃饭也是自己拿着饭碗到工厂食堂，和工人们一起排队买饭。周六下班后挤公共汽车回家，周一早晨8点以前必须赶回来。当时王先生74岁，林先生53岁。当然，这种待遇比起住“牛棚”、扫厕所已经好多了。

 

1974年古汉语字典编写组合影，前排从左到右依次为戴澧、王力、岑麒祥、林焘，后排从左到右依次为蒋绍愚、张万起、唐作藩、徐敏霞。

到1975年年初，“开门办学”的73级学生即将毕业，从工厂回到学校，但字典还没有编完，字典组的人员住到了商务印书馆。老先生还是两个人一间，上下铺；星期六晚上回家，星期一早晨回来。过了一阵，我看到王力先生实在年纪太大，怕出意外，就报告了系领导，让他回家住。我负责每周一次，把“三结合”编写的字典初稿带回北大请王力先生修改；到下一周，再把新写的字典稿带去，把王力先生修改过的字典稿带回来。字典的大部分稿子都是用这种方式，经王力先生修改过的。后来，字典编完了，字典组撤离商务印书馆。当时我是编写组的负责人，字典的稿子集中在我手里。虽然大部分条目经过王力先生修改，但由于当时的编写情况，初稿还有不少错误、不妥和粗疏之处。我又用了一两年的时间统稿，觉得比较像样了才交给了商务印书馆。字典定名为《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是请王力先生题写的书名，于1978年正式出版。

 

这本字典出版后很受读者欢迎，接连重印多次，听说中学生几乎是人手一册。字典在1995年获得首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到2013年6月已经是第100次印刷。当然，我也明白里面存在的问题，所以字典后来多次修订，1988年、1993年、1998年都做过修订，1998年修订后称为“1998版”。到2005年又做了较大修订，称为“第4版”。今年又做了全面修订，出版后将是“第5版”。

 

我1962年北大毕业，当时22岁。到1978年《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出版时，我已经38岁。这中间16年的青春岁月，大部分都浪费了，想起来真是感慨。

 

 

【三】

 

1978年，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北大中文系汉语专业进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教学走上了正轨。在这样的形势下，我深切地感到，如果再不加倍努力，把荒废了的时间夺回来，将会一事无成。这一年，是我真正从事学术研究的起点。

 

我虽然起步很晚，但我感到很幸运：在我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之后，得到了两位大师的教导和指引。

 

第一位是王力先生。我在进北大之前就已久闻王力先生的大名了。1958年，我上大学二年级，我们的古代汉语是王力先生教的。课堂是一个能坐100多人的大阶梯教室，但很多校外的人也慕名而来，教室挤得满满的，台阶上也坐满了人，还有不少人站着听课。王先生讲课神态从容，语调平稳，一字一句都讲得很清楚。在讲《左传》中的“蹇叔哭师”时，王先生说，文章的末尾一句，应该带着哭腔，用拉长的降调来诵读：“秦师—遂—东———！”这些细节，今天都还能清晰地回想起来。

 

1963年，我从写作教研室调到古代汉语教研室，是王力先生找我谈的话。当时王先生是古代汉语教研室主任，他把我叫到他家里去，问我：“听说你很喜欢看古书，你愿不愿意到古代汉语教研室来？”我当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回答说：“我希望将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我还要考虑考虑。”王先生很和蔼地说：“那你就再想一想吧。”回到宿舍，我把这事写信告诉了我父亲，父亲很快就回了信，说：“能跟着王力先生学习，这是别人求也求不到的事，你还犹豫什么！”这样，就定下了我一生的研究方向。所以，我常说：王力先生是我学术上的引路人。

 

在编《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时，我向王先生求教的机会较多，每次在周末把字典稿送交王先生审阅，并取回王先生修改的字典稿时，我怕耽误王先生的时间，不敢待长，但有时也会向王先生请教一些问题，或陈述自己的一些浅见，王先生总是耐心地给予指导和鼓励。

 

1979年，我写了一篇论文《杜诗词语札记》，投给了北大中文系的刊物《语言学论丛》。《语言学论丛》请王力先生审稿，王力先生写了审稿意见：“此文很好，其中几条很精彩。可用。”这篇稿子在1980年9月的《语言学论丛》第6辑刊出，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王先生的审稿意见就写在我的稿子上，编辑部在若干年后把稿子交还给我，我一直珍藏至今。我写的另一篇论文《论词的“相因生义”》是为《庆祝王力先生80寿辰论文集》写的，也是经王力先生亲自审阅，同意收入论文集。只是这本论文集出版得太慢，到1989年才出版，那时王力先生已经去世了。

 

1983年，我从讲师晋升为副教授，为我写评语的有校内外专家各一位，校内就是王力先生写的评语。那评语我至今未曾看见，但我知道，这是王先生对我的提携。

 

王力先生一生都很珍惜时间，到了晚年，他更是决心要把被文革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完成了很多部著作。文革以后，向王先生请教的人很多，王先生都热情地予以接待。作为在他身边的弟子，我很清楚这种情况，所以很少去打扰先生，向他当面请教的机会反而不多。但王力先生的学术思想对我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我能在研究中作出一点成绩，都是在王力先生学术思想指导下取得的。王力先生对我的指导和提携，我将永世不忘。在王力先生去世之后，我常常去看望师母，以此作为对师恩的报答。

 

另一位大师是朱德熙先生。朱德熙先生比王力先生小20岁，我们入学时他还是年轻教师，但因为和吕叔湘先生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上连载，已经是全国闻名。我们在大一时，朱先生给我们讲现代汉语课。我们这批学生，都是怀着“作家梦”进中文系的，对语言学感兴趣的寥寥无几，只因为现代汉语是必修课，不得不听。可是没有想到，朱先生能把现代汉语语法讲得那么吸引人。课堂上每一个同学都全神贯注，思路跟着朱先生转，不知不觉地到了下课时间，大家还意犹未尽，思考和争论朱先生在课堂上讲的问题。其中的奥妙何在？是朱先生讲课非常风趣吗？不是的。文如其人，朱先生的讲课，非常严肃认真，从不哗众取宠。真正的奥妙在于：朱先生对现代汉语的语法问题有很深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他常常从人们习以为常的一些语言现象出发，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跟着他一起思考，一起探索其中的规律。他给予学生的一种探索的乐趣，发现的乐趣，这是任何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所能享受的最大的乐趣。我后来在教学中也想学习朱先生这种教学艺术，可惜一直没有学到家。

 

朱先生的奖掖后进也是有名的，他的几个大弟子，都成了现代汉语的著名学者。我因为专业方向不是现代汉语，未能亲炙朱先生的教诲。大约是在1982年，有一次朱先生把我叫去，语重心长地说：“北大中文系古代汉语很强，现代汉语也很强，但中间一大块近代汉语，还没有很好的研究，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一块做起来？”我明白，这是朱先生为中国语言学发展所作的战略性部署。近代汉语是承前启后的，近代汉语研究做得不好，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就无法贯穿，整个汉语的历史演变脉络就会拦腰截断。可是，近代汉语的研究薄弱，不但北大如此，全国都如此，这个重大任务，我能担当起来吗？面对朱先生，我只好回答：“我尽力去做。”朱先生鼓励了我，同时指示给我一些方法：首先从近代汉语语料的收集整理做起。他让我向社科院语言所研究近代汉语的专家刘坚先生学习，并建议北大中文系和社科院语言所合作做一些相关的研究。遵照朱先生的指示，我找了刘坚先生，商量好合作做一个项目：编纂近代汉语研究资料。正好美籍学者康奈尔大学教授梅祖麟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了编纂近代汉语语法资料的设想，朱先生就请梅先生在1983年到北大访问，开设近代汉语研究的课程，并请他提供一个近代汉语语法资料的书目。

 

1983年的一天，朱先生亲自到我家来，弄得我十分狼狈：那时我的住处十分寒酸，一个12平方的小屋，吃、住、看书都在这里，房间里放一张双人床后，只能放下一张书桌、一把椅子。朱先生进门来，我只好站起来，请他坐那把唯一的椅子上，我自己坐在床上。朱先生对我说：“今年9月，要在太原开全国第一次语言学科规划会议，会议请你参加，谈谈近代汉语研究资料的汇编问题，你可以把梅祖麟的那份书目带去，请专家们一起讨论。”我听了简直不敢相信：全国第一次语言学科规划会议能让我这个无名小卒参加？朱先生看出了我挂在脸上的疑问，亲切地说：“这次会议有老专家，王力先生、吕叔湘先生都会去；也有年轻人，比你高两届的鲁国尧，和你同班的王锳，会议也邀请了。”我心里十分激动：朱先生是这样大力提携年轻人！临开会前，朱先生先去太原筹备，我陪伴着王力先生稍后到达。可是，到太原一见到朱先生，我才想起：因为注意力集中到陪伴王先生，竟然把梅先生的书目忘记带了！我连声自责，不知怎么才好。朱先生却和蔼地说：“不要紧，明后天还有人来，赶紧托他们把书目带来。”会议把加强近代汉语研究列入了规划。结束时全体留影，对我来说，这张和全国著名专家的合影，真是无价之宝。

 

规划会议后，我们和社科院语言所合作的项目加紧工作，成果是三卷本的《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90年、1992年、1995年出版。这部书为近代汉语的研究者提供了基本的语料，推动了近代汉语研究的发展。

 

为了完成朱先生交付的任务，我在做资料汇编的同时，还全面地了解了近代汉语研究的成果，在北大开设了近代汉语研究的课程，向学生介绍近代汉语研究的概况。在此基础上，动手撰写《近代汉语研究概况》一书，目的是让年轻学者了解近代汉语研究的现状，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研究。这本书写作的构想，我曾向朱先生报告过，得到朱先生的关心和指导。这本书在1994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可惜那时朱先生已经去世，我未能把这本书呈献给朱先生。后来，我对近代汉语的一些专题做了一些研究，多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我把《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做了较大的修改，把自己的看法写了进去，改名为《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北大出版社2005年出版。这两本书，多年来我用作在北大开设“近代汉语研究”课程的教材，也被全国很多高等学校用作教材。

 

从1980年到现在，近代汉语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很多年轻人怀着很大的热情投身于近代汉语的研究，近代汉语研究被称为一门“显学”，和1980年以前相比，其研究成果和研究深度真是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吕叔湘、朱德熙等前辈学者大力倡导和推动的结果（吕叔湘先生是近代汉语研究的先行者和倡导者，这在学术史上已有定论，此处不赘）。我能在朱先生指导下做一些工作，感到非常荣幸，非常有意义。

 

1984年，社科院语言所的“青年语言学家奖”首次评奖，我和郭在贻、李家浩三人获奖。后来听说，朱先生是推荐者之一。我真感谢朱先生对后进的奖掖！但心中也非常惭愧：我那年已经44岁了，还算是“青年语言学家”，真是汗颜！而且，我的研究成果质量不高，难以和另外两位比并。我暗自下决心：今后一定要加倍努力，争取出质量高一点的成果，用以弥补今日的不足。

 

朱先生对我的教导和提携是多方面的，在这里我无法一一叙述，但我都一一永记在心。每当我想起这些，我都会鞭策自己：无论何时，都要不懈地努力，否则就对不起朱先生。

 

1984年社科院语言所“青年语言学家奖”首次评奖时合影，从左到右依次为李家浩、蒋绍愚、吕叔湘、郭在贻。

【四】

 

改革开放给我带来的一大好处是：使我有机会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开阔了学术视野。

 

1981年，北大派出三名教员到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Sinological Institute, Leiden University）做研究：历史系的张广达、中文系的陈熙中和我。莱顿大学是国际著名的大学，汉学院也是国际知名的汉学重镇，当时的汉学院院长许理和（E. Zürcher）是国际著名的汉学家、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著名的汉学刊物《通报》的主编。能去这样一个地方，确实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莱顿是一个大学城，莱顿大学是这个城市的主体。城市不大，没有繁华的街道和林立的高楼，交通也不拥挤。我们住在郊外，骑着自行车去汉学院，一路都很安静。后来我到过很多欧美的大城市，但都觉得没有莱顿舒适。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见到什么都觉得新鲜。我们三人合住一个三室一厅的一套房，看着客厅里的沙发、电视和厨房里的电器，我们都说：“我们享受部长级待遇了！”其实，过了几天就知道，这是很普通的居民住宅，我们的邻居都是普通居民。我到附近一个小商场去购物，还没有开口说话，售货员就迎上来问：“Do you speak in Dutch, English or French?”这使我对他们的语言能力大为惊讶。这是长期封闭的结果，现在的年轻人出去，就不会这样大惊小怪了。

 

莱顿大学汉学院收藏很多中文书，特别是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收藏的中国小说是那里的特藏。但我不是研究中国文学的，没有怎么看那些书。我在那里主要是看了一些西方的语义学方面的论著，这对我有很大启发。我还把许理和的著名论文“Late Han Vernacular Elements in the Earliest Buddhist Translation（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译成中文，并请许理和审阅，回国后，这篇译文刊出在《语言学论丛》第14辑上。另外，在那里和人交往都要用英语，也促使我努力提高自己英语的听说能力。这些对我以后的研究工作有很大帮助。

 

莱顿大学汉学院的梁兆兵教授是个很热心的人，他为我们联系了去巴黎和伦敦访问。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里，我阅读了一些敦煌卷子。那时，这些珍贵的文献还没有做成缩微胶卷，外面是看不到的。当我坐在阅览室里，小心翼翼地展开那些一千多年前手抄的卷子时，心情真是十分激动，那种情景，今天还能清楚地回忆。在巴黎和伦敦还见到了一些西方著名的汉学家，如英国的格雷姆（A.C. Greham）、瑞典的马悦然（G. Malmqvist）等。格雷姆现在已经去世。马悦然后来在瑞典又见过，近年还有联系；他是著名汉学家高本汉（B. karlgren）的大弟子，是诺贝尔奖的终身评委。

 

我去莱顿大学的时候，儿子才七岁，刚上小学。我的妻子徐伏莲是北大图书馆的馆员，每天八小时工作，身体又不好，我怕我出国后她的负担太重，所以很犹豫。但她却很坚决地说：“这样好的机会，你去吧，儿子我来看！”对于她的支持，我永远心存感激。

 

第二次出国是在1989年至1990年到美国斯坦福大学亚洲语文系(dept. of Asian Language, Stanford University)。那时北京正是肃杀的季节。很感谢东亚语文系系主任王靖宇教授，他邀请我在这所世界名校教了两个学季（美国的学制，三个月为一学季）的古代汉语。听课的人数不多，只有7个学生，但其中有的是华裔，有的是美国人，还有一个是日本人。讲课用中文是不行了，被迫无奈，只好勉强地用很不纯熟的英语。好在学生们都很理解，我说错了，他们会善意地加以纠正。半年下来，我和学生们相处得很好。这是我在国外用英语讲课唯一的一次。

 

在斯坦福我认识了黄正德、李壬癸等著名学者。还有一次，伯克莱大学王士元先生主持一个学术讨论会，我应邀参加。到会的有很多学术名家，如：丁邦新、郑锦全、梅祖麟，以及法国的贝罗贝（Alain Peyraube）；朱德熙先生那时在华盛顿大学讲学，也过来参加了会议。那些学者，我以后在其他学术活动中和他们多次交往，有的联系还很密切；他们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在斯坦福也接触到一些台湾的学人，他们对我没有什么戒心，一些活动都邀请我去参加。

 

接着是1991年，美国俄亥俄大学亚语系（Dept.of Asian Language, Ohio University）系主任薛凤生教授邀请我去做研究，和他一起编写一本给美国学生使用的古代汉语教材。那本教材2007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Classical Chinese Primer（《古文入门》），据说很受美国学生欢迎。

 

以后，我还到了不少地方去做教学或研究：

1993年，到捷克查理大学东亚系作唐诗系列讲座。

1997年，到日本筑波大学讲授中国语言学集中课程。

1999年，到挪威科学院和何莫邪院士一起做Thesaurus Linguae Sericae（《新编汉文典》）。

2003年，到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做研究。

2005年，到瑞典高等社会科学院做研究。

2009年，到马来亚大学语言学系讲课。

 

此外，我还应邀到澳门、香港、台湾的大学任教：

1995—1997，到澳门大学中文系任教两年。

2002年，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教一学期。

2004年，到台湾大学任教一学期。

2010年，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一学期。

 

我还多次出国和到港澳台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我30多年来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最深的一点体会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从事汉语研究，要有世界眼光。这30多年来，在国际上，各种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发展很快。对这些理论和方法，我们首先要有所了解，同时要有分析、有取舍，把其中有价值的东西运用于汉语的研究，并从中总结和发现新的规律、新的理论，对世界的语言研究作出我们自己的贡献。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我自己未能做到，但希望年轻的一代能达到这个目标。

 

 

【五】

 

我已经年过70，从教也已50多年。回顾我走过的路，我只做了教学和科研两件事。教学方面，我教过本科生的古代汉语、大学语文，为中文系和国学院的硕士生、博士生开设过一些课程：唐诗语言研究、近代汉语研究、汉语历史词汇学、《论语》研读。我培养了30多个博士生、硕士生，其中很多是优秀人才，有的已经是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对教学是认真的，对学生是负责的。科研方面，我发表了100多篇论文，一些重要的论文汇集成两本论文集：《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续集》（商务印书馆，2012）。出版了一些著作，主要的有：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负责统稿，商务印书馆，1978年。以后多次修订）。

《古汉语词汇纲要》（北大出版社，1989）。此书在韩国出了韩文译本（李康齐译，韩国CHINA HOUSE出版，2012年）。

《唐诗语言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2002年增订）。

《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大出版社，1994）。

《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北大出版社，2005）。

《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三卷，刘坚、蒋绍愚主编，商务印书馆，1990—1995）。

 

此外，我还和徐昌华一起翻译了日本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北大出版社，1987、2003修订译本）。我在学术造诣方面只是一般，不过是尽了自己的努力而已。

 

现在人的寿命长了，过了70，只要身体允许，还可以做一些事。我愿意继续为社会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原文略有改动）

（原载于北京大学新闻网2015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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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白关系与文言文教学

April 17, 2017, 7:2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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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蒋绍愚访谈

促使我拜访蒋绍愚先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他是古汉语研究专家；二、他是民国时期著名学者、教育家蒋伯潜先生之孙。此外，还有一个原因与中小学生读经热有关。在“国学热”和完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背景下，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观点：多背诵古代经典有百利而无一害，多学文言文对提高语文能力的好处不言而喻，语文教材全选文言文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等等。然而，蒋先生在谈话中并没有追捧国学热，他十分强调要认清我们所处的时代和语文教育自身的任务。在这两个前提之下，再来探讨文言文学多少、怎么学的问题。这一见解，让我想起了蒋伯潜先生在《中学国文教学法·自序》中表达的观点：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原因，不在于班级制取代了私塾，不在于语体文取代了熟读整部古书，也不在于学校教育科目繁多挤占了国文学习的时间，而在于国文教学的自身——教学目的、教师素养、课内讲读、教材和教法、习作指导和批改，等等。其实，批评语文教学效率较低、学生语文素养不高的声音从来不绝于耳。向古人学习，继承优秀的教育传统，本就是语文课程建设的议题，在反思传统文化经典的教育价值时，必然要明确语文课程自身的教育目的是什么。蒋绍愚先生的理性态度、他在阐述文白关系基础上提出的文言文教学目的和方法无疑是值得重视的。

一

李节（以下简称“李”）：古汉语就是文言，现代汉语就是白话，可以这么理解吗？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文言文和白话文是什么关系？

蒋绍愚（以下简称“蒋”）：不能简单地说古汉语就是文言，现代汉语就是白话。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是从人们口头使用语言的角度来说的。汉民族从殷商时代发展到现在，人们的口头交际语言有相当大的不同。过去人怎么说话，因为没有录音，就记不下来了，只能根据文献。从文献反映的情况来看，古代的口语和现代的口语确实有相当大的差别。从语言本身来讲，汉语史研究一般将汉语的发展划分为几个大的阶段：一是上古汉语，从最早的语言到西汉；二是中古汉语，从东汉到唐代早期；三是近代汉语，从晚唐五代到清代初期；四是现代汉语，从清代初期到现在为止的语言都算是现代汉语。王力先生写过一部《中国现代语法》，谈的是现代汉语语法，书中用的材料都是《红楼梦》里面的。《红楼梦》虽然是古典文学，但从语言上讲，跟现代汉语已经非常接近了。

文言文与白话文，指的是文体，是书面语。书面语有比较长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论语》《左传》《史记》是文言文；唐代韩愈、柳宗元的文章，清代方苞、姚鼐的文章，蒲松龄的小说《聊斋志异》等同样是文言文；民国章太炎写的论文也是文言文。因此，文言文不完全是以时代来划分的，而是一种文体。蒲松龄和《红楼梦》的作者所处的时代不远，但《聊斋志异》属于文言文，《红楼梦》则属于白话文。文言文是“之乎者也”，白话文是“的么了呢”。作为文体来说，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区别比较明显。文体和语言本身的历史发展不能画等号。

书面语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以口语为基础的。文言文基本上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形成的一种书面语，后来成为固定的格式。《论语》和《左传》的时代，文与言基本是一致的。虽然孔子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但基本上只是修饰加工的问题，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别不是很大。而到了韩愈、柳宗元就不一样了，他们口里讲的跟写的文章有很大差别，因为他们完全是模仿《左传》《史记》的文体。到了蒲松龄更是如此。从研究语言的角度，我们可以把《聊斋志异》和《左传》的语言比较一下，虽然后代文言文不可能完全不受口语的影响，但不会有质的改变。

一般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白话文成了普遍使用的文体。但白话文并不是五四时期才有的，不是一朝一夕、翻天覆地变化出来的。我们有古白话的说法。从文体上来讲，《水浒传》《金瓶梅》等小说的语言跟现在比较接近，跟《左传》相差比较远。白话文大概是在宋元以来的口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五四以前不占优势，只是个别作家笔下运用。到了五四时期，由于胡适、钱玄同等人的提倡，就变得相当普遍了。

李：怎么区别比较浅近的和比较古奥的文言文，有什么判断标准吗？

蒋：浅近和古奥不是以时代来分的，而是个人的风格。由于时间造成的难懂，主要就是《尚书》，佶屈聱牙，没有注解根本看不懂，说明当时的口语跟后来的情况差得比较远。现在有专家认为，商代和周代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因为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民族。而像《史记》中的《荆轲刺秦王》，稍微有点文言文基础就能够读懂。《周易》虽然也比较早，但不在于语言的艰深，而在于内容难懂，因为主要是卦辞、爻辞不好懂。自从春秋战国以后，从《论语》《左传》往后，文章的难懂基本上不是由于时代原因而是由于作家风格造成的。比如韩愈的文章，《原道》比较好懂，但有些文章也很难，那是他故意写得很艰深。再比如读章太炎的某些文章，我觉得比看《左传》难多了。

李：有人认为，我们现在越来越不会说汉语了，今人说话、写文章远不如古人含蓄典雅。现代人用好现代汉语是不是得多向古人学习？

蒋：一种文体的形成是需要时间的。《左传》和《史记》被认为是文言文的典范。《左传》作于公元前三四百年，《史记》作于公元前一百多年，但如果从《尚书》发展下来算起，也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而白话文，如果从《水浒传》算起，它的发展时间与文言文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白话文作为大众使用的语言，从五四开始算起，它的历史就更短。一种书面语的发展，还往往跟几个杰出作家的作品和风格有很大关系，写得好就成为典范了。如果把《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西游记》等这些作品排除的话，从五四以来，好的作家为数不多。鲁迅是伟大的作家没有问题，但从文体风格上来讲，他的语言还不是那么纯粹，跟典范的白话文还是有距离的。其他作家可分为两派：一派是像老舍这样的作家，基本上是按照口语来写；另一派像茅盾、曹禺、朱自清这样的，有比较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他们的白话文吸收了文言文中的优秀成分，但这样的作家为数不多。

李：作家具备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更有可能写出好的白话文作品，那么中学生多读文言文是不是可以起到同样的效果？

蒋：能够成为白话文典范的作品，应该是吸收了比较多的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东西，而不仅仅只是在现代人口语的基础上把语言运用得很纯熟。至于好不好，有很多标准，比如文学的构思，等等。我不否认老舍的作品是好的，但是如果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完全用口语写作对于白话文这种文体的形成是不够的，那种锤炼的功夫也不够。大多数现代作家，由于时代的原因，没有很好地从古代文化中吸取有益的成分放在自己的语言里面。如果能够多一些茅盾、曹禺、朱自清这样的作家，把古代作品中优秀的东西融入自己的作品，让自己的语言更加隽永、丰厚，从而树立起白话文的典范，那时候，人们就不会说白话文比不上文言文了。

白话文作为一种文体，成熟的程度确实比不上文言文，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锤炼，但是这个工作不应由中学生来做。中学语文教育的目标是什么？汉语是母语，能够熟练地运用，能够听说读写，文章能够读懂，能够把自己的意思清晰地表达出来，这就是中学语文教育的目标。如果要求中学生学了几篇古文以后，就能够运用到写作中去，这个要求未免太高了。

二

李：您怎么看在语文教材中增加古诗文的内容？

蒋：这个问题与整个中学语文教学的任务有关系。增加古诗文的内容我是赞成的，但是不能本末倒置。把学古文作为中学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就是本末倒置。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思想的工具。现代人思考问题是以现代的语言为基础的。对中学生来说，首要的还是要熟练地用好现代汉语，能够读写现代白话文，这是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用白话文写的文章，如果不吸收古代语言优秀的成分能不能算好？如果写得好，也是可以的。如果说一定要学好文言文才能学好白话文，强调到这个地步，我觉得就过分了。

李：您小时候所受的国文教育是怎样的，您的祖父和父亲有没有要求您背诵古代经典？

蒋：我的祖父、父亲从来没有让我写过文言文，也从来没有要求我把古代的词汇运用到写现代文中。我觉得他们的教学方法是对的。我小时候背过诗，古文一篇也没让我背，《论语》是上大学后才念的。现在有些小孩背诵《论语》我不反对，但是如果把背诵《论语》作为学校教育的普遍要求，我认为并不合适，而且结果肯定是失败的。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背诵是有用处的，小孩记忆力强，背诵下来之后，可能终身不忘。但是，即便是把《论语》每一句话都背下来了，能够每一句话都懂吗？对《论语》的理解，学者都有分歧，小孩子更不可能正确理解，只不过是会背而已。

李：今人读经跟古人读经有什么不同？

蒋：强调古代文化我赞成，强调重视国学我也赞成，但强调过头了我就不赞成了。把国学作为青少年学习的首要任务，我是反对的，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古人要进入仕途，必须要念经书，科举考试是以经书为依据的，要考查学子对经书的熟悉程度，所以古人把弄通经书作为学习的目标。其实不仅仅是学子的仕途，就是整个中国古代的学术，也基本上是“旧瓶装新酒”，都是在经学这个框子里加进自己的东西。宋代的朱熹理学，通过对经典的解释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到明代，王守仁也是所谓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拿六经作为基本的框架，用自己的思想解释六经，自己的思想也就出来了。清代也是如此，学者慢慢走到小学、朴学的道路上，一生的功夫都用在解释“经”上。中国的学术史，基本上都是在经的范围里发展的。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仅仅局限于经的范围，这是现代与古代很大的不同。现在的学生，没有必要把经书作为自己学习的主要目标。古代经典里面有些有价值的道德伦理规范是值得学习的，但是也有糟粕。如果现代人完全按照古人的要求去做也是行不通的。比如，古人父母去世以后，儿女要辞职回家守丧三年，现代人能做到吗？

三

李：中学阶段学习文言文的目的是什么？

蒋：从阅读层面上来说，首先，是能够阅读浅近文言文，初步了解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能够进入中国古代文化的殿堂。中国文化经典大部分都是用文言写成的，如果读不懂，就不能进入这个宝库。读古文在于素质的熏陶，而不在于写文章的时候能够把一些古代词语拿来。其次，语言是不能割断的。文言文的势力非常强大，因此有不少作家会把古代文言文的成分吸收到自己的作品中去，吸收得好与不好，暂且不说。人们在读现代文的时候总会遇到文言的东西，如果对文言一无所知，就不可能了解，所以学习文言文有助于正确理解现代文。而从写作层面上来说，程度较高的学生如果能多读一些优秀的文言文作品，深入体会其意境和笔法，会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有助于写作水平的提高；但这不宜作为中学语文教育普遍的要求和目标。要求学生能够把古代的词汇非常恰当地融入自己的文章中去，我觉得这个要求太高；如果有的学生写一些文白夹杂的文章，那是不值得提倡的。

李：古人相信“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现在有些教师在要求大量背诵古代经典的时候也信奉这个方法，可能不太注重讲解。前面您也说到，只会背不懂得意思是没有多大意义的。那么，对中学生而言，学习文言文应该用什么方法比较科学？

蒋：古代人学习的方法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如果我们现在还是用古代的方法就是不科学的。王力先生之所以要编写古代汉语教材，就是说，除了这种自己领悟的方法以外，还可以有更科学、更便捷的办法。通过有注解的文选，通过掌握常用词，配以适当的古汉语常识，把这三者结合起来，学古文的效率一定更高。这在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绪论中说得很清楚。对中学生也是如此。通过阅读浅近典范的文言文，掌握一批常用的古汉语词汇、一些必要的语法知识，对中学生来说就可以了。当然，中学生读文言文还要理解其中的思想，要知道作家的身世和时代，这也是文言文教学的重要内容。

李：看来词汇教学是重头，请您再详细谈谈方法。

蒋：如果从读懂文言文来说，首先是词汇的教学，词汇教学又重在常用词的教学。读文言文的时候，遇到不懂的词可以查工具书，但是不能遇到一个查一个，一些常用词是应该记住的。比如“弃甲曳兵而走”中的“走”字，很容易理解为“走路”的“走”，这样理解就错了。王力先生编了四大本《古代汉语》教材，在每个单元后面都专门附有常用词。后来我们还在“常用词”基础上编写了《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对于阅读来说，常用字比生僻字更重要，因为这些字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如果忽略了常用字古义和今义的区别，怎么可能读得懂古文？有人做过统计，《史记》用字共约5000 个，但其中出现频次最高的1300 个字覆盖了全书95%的内容。《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收录了6400个字，最常用的大概有2000个。

李：中学阶段该掌握哪些古汉语常用字，有没有统计？需要把2000多个古汉语常用字都掌握才能打好基础吗？

蒋：汉字不是一字一义而是一字多义的。有些义项比较生僻。比如，“出”这个字，除了常见的意义外，还有一个意义，《尔雅·释亲》：“男子谓姊妹之子为出。”这个义项在古书中也会出现，比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陈厉公，蔡出也。”但这个义项并不常用，我统计过，《左传》的“出”有400 多次，而这个义项只有7 次。学生不知道这个意思，并不妨碍阅读一般的文言文。因此，把2000 个字的所有义项都掌握，不仅中学生做不到，我也做不到。要说掌握，最多也就是常用词的常用义。如果把中学生应掌握的常用字的常用义整理出来，做出一个中学生常用古汉语字表，是要花功夫的。这个工作目前应该有人做。

李：语法知识讲多少，有什么原则可以把握吗？

蒋：那些不妨碍阅读的语法，没有必要跟中学生讲；那些与阅读理解有关的、不讲就不能读懂意思的语法，应该讲。比如“ 不吾知也”，要讲“吾”是放在了动词“知”的前面，因为这类现象比较多，不了解就读不懂。除了这些会影响阅读的语法以外，那些需要进一步分析的语法现象在中学阶段可以不管。比如“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和“鹏之徙于南冥也”中的“之”，究竟起什么作用，博士生写论文还在讨论这个问题，何必让中学生去钻牛角尖，让学语言的人去研究好了。中学生只要大致理解这两句话的意思就可以了。

李：您赞同读古文的白话翻译吗？

蒋：白话翻译是一个拐棍，当对文章不太了解的时候，有白话翻译能够帮助顺利读下来。但是，学习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个拐棍就要丢掉；否则总看别人的翻译，说明自己的文言文阅读能力还是不够。到了高中阶段，基本上应该丢掉这个拐棍，借助注释应该能够读懂。如果到了高中阶段，不看翻译，还是读不懂浅近的文言文，说明这个学生没有成长。

李：您这么忙还抽出时间接受我的访谈。谢谢！

 

真正的千古奇文，难倒无数人

April 24, 2017, 4:5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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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千古奇文，难倒无数人

2017-04-08 文言文经典赏析

中国的汉字系统里，有一个特别的角色——多音字，相信大家小时候都学过；老外初学中文的时候，也是被多音字折磨到想哭；

 

下面这几篇文章，可以说是把多音字运用到了极点。

读这些文章前，请您先喝杯清水，把舌头捋直，否则，一会儿舌头“罢工了”，可别怪诗词君哦！

施氏食狮史

作者：赵元任

原文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施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市。是时，适施氏适是市。施氏视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施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施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译文

石头屋子里有一个诗人姓施，喜欢狮子，发誓要吃掉十头狮子。这位先生经常去市场寻找狮子。这一天十点钟的时候他到了市场，正好有十头大狮子也到了市场。

于是，这位先生注视着这十头狮子，凭借着自己的十把石头弓箭，把这十头狮子杀死了。先生扛起狮子的尸体走回石头屋子。石头屋子很潮湿，先生让仆人尝试擦石头屋子。擦好以后，先生开始尝试吃这十头狮子的尸体。

当他吃的时候，才发现这十头大狮子的尸体原来是十只石头狮子的尸体。先生这才意识到这就是事情的真相。请尝试解释这件事情。

熙戏犀

作者：赵元任

原文

西溪犀，喜嬉戏。席熙夕夕携犀徙，席熙细细习洗犀。犀吸溪，戏袭熙。席熙嘻嘻希息戏。惜犀嘶嘶喜袭熙。

译文

西溪的犀牛，喜欢玩耍，席熙每天带犀出去，席熙忙着细心帮犀牛洗澡，犀牛吸着溪水喷向席熙逗他，席熙笑嘻嘻让犀牛不要闹，可是犀牛乐此不疲，就爱嬉戏。

季姬击鸡记

作者不可考

原文

季姬寂，集鸡，鸡即棘鸡。棘鸡饥叽，季姬及箕稷济鸡。鸡既济，跻姬笈，季姬忌，急咭鸡，鸡急，继圾几，季姬急，即籍箕击鸡，箕疾击几伎，伎即齑，鸡叽集几基，季姬急极屐击鸡，鸡既殛，季姬激，即记《季姬击鸡记》。

译文

季姬感到寂寞，罗集了一些鸡来养，是那种出自荆棘丛中的野鸡。野鸡饿了唧唧叫，季姬就拿竹箕中的小米喂它们。

鸡吃饱了，跳到季姬的书箱上，季姬怕脏，忙赶鸡，鸡吓急了，就接着跳到桌子上，季姬更着急了，就借竹箕为赶鸡的工具，投击野鸡，竹箕的投速很快，却打中了几桌上的陶伎俑，那陶伎俑掉到地下，竟粉碎了。

季姬睁眼一瞧，鸡躲在几桌下乱叫，季姬一怒之下，脱下木屐鞋来打鸡，把鸡打死了。想着养鸡的经过，季姬激动起来，就写了这篇《季姬击鸡记》。

饥鸡集矶记

作者不可考

原文

唧唧鸡，鸡唧唧。几鸡挤挤集矶脊。机极疾，鸡饥极，鸡冀己技击及鲫。机既济蓟畿，鸡计疾机激几鲫。机疾极，鲫极悸，急急挤集矶级际。继即鲫迹极寂寂，继即几鸡既饥，即唧唧。

译文

叫着的鸡，鸡不停的叫，几只鸡在拥挤的笼里找吃的，运鸡的车子走得极快，鸡也饿极了，它们的翅膀已经如同拼死一搏般坚硬如鱼鳞。

终于，运鸡的车子到达了蓟。突然，有几只鸡撞开了笼子，所有的鸡都极快地想要冲下车来。

可是车子还在极快的走着，那几只翅膀已经硬朗的鸡看见飞驰的轮子便害怕了，赶忙退了回去，也不顾笼子里有多么拥挤。最后，笼子里安静了下来，鸡即使再饿，也只敢唧唧的叫。

遗镒疑医

作者不可考

原文

伊姨殪，遗亿镒。伊诣邑，意医姨疫。一医医伊姨。翌，亿镒遗，疑医，以议医。医以伊疑，缢，以移伊疑。伊倚椅以忆，忆以亿镒遗，以议伊医，亦缢。噫，亦异矣！

译文

伊的姨母死了，留下亿万财产。伊赶到城里，让医生(重新)检验姨母的病。有一个医生检验伊的姨母[验尸]，

但是第二天，(姨母的)亿万家产却遗失了，（伊）怀疑医生有问题，拿这件事告了医生。医生因为伊的怀疑，悬梁自尽，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回应伊的怀疑。

伊靠着椅子回忆，想起了因为亿万财产的遗失，并拿这件事状告自己请的医生，也悬梁自尽了。哀！(这事)也真是太奇怪了！

易姨医胰

作者：江涛

原文

易姨悒悒，依议诣夷医。医疑胰疫，遗意易姨倚椅，以异仪移姨胰，弋异蚁一亿，胰液溢，蚁殪，胰以医。易胰怡怡，贻医一夷衣。医衣夷衣，怡怡奕奕。噫！以蚁医胰，异矣！以夷衣贻夷医亦宜矣！

译文

易姨靠在椅子上，感到不太舒服，似乎是得了怪病，应该要看医生。医生说要用蚂蚁的胰脏来医治漪姨的病。

杀了一亿蚂蚁之后，胰脏汁流了出来，医生就拿这一亿蚂蚁的胰脏液来医治漪姨的病，结果漪姨的病就这么医好了。

漪姨很高兴，就送医生一套外国衣服。医生把外国衣服穿上也很高兴。哎呀！医生拿蚂蚁的胰脏来治漪姨的病，已经很奇怪了，漪姨拿外国衣服来送给医生，也很奇怪呀！

于瑜与余欲渔遇雨

作者：杨富森

原文

于瑜欲渔，遇余于寓。语余：“余欲渔于渝淤，与余渔渝欤？”余语于瑜：“余欲鬻玉，俞禹欲玉，余欲遇俞于俞寓。”

余与于瑜遇俞于俞寓，逾俞隅，欲鬻玉与俞，遇雨，雨逾俞宇。余语于俞：“余欲渔于渝淤，遇雨俞宇，欲渔欤？鬻玉欤？”

于瑜与余御雨于俞寓，俞鬻玉与余禹，雨愈，余与于瑜踽踽逾逾俞宇，渔于渝淤。

译文

于瑜想去钓鱼，到我家找我，对我说：“我想去渝水的滩涂上钓鱼，你和我去吗，”我说：“我打算卖玉，俞禹想买我的玉，我得去他家。”

于是我同于瑜一同来到了俞禹家，见到了俞禹，想要把玉卖给他。这时天下起了雨，大雨漫过了俞禹家的房子。我对俞禹说：“我本来打算去渝水的滩涂上钓鱼，现在在你家遇上大雨，是该钓鱼呢？还是卖玉呢？” 

于瑜和我在一起在俞禹家避雨，我把玉卖给了俞禹。等雨停了，我和于瑜慢慢走出俞禹的家，去渝水的滩涂上钓鱼。

吏李立莅

作者：程阳

原文

吏李立莅，赲逦屴岦峛沥俚黎，立艃漓里叕鲤礼黎，罹沴厉离，俚黎蛎鹂历呖。

译文

官员李立上任，穿梭行走在曲折的山路间体恤山里的百姓，站在船上在漓江里撒网捕鲤鱼送给百姓，患上了瘟疫去世，乡亲百姓哭得很厉害、蛎鹬黄鹂鸟都哀鸣。

 

迟子建：水银花开的夜晚

April 24, 2017, 5:2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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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2017-04-16 迟子建 文汇笔会

 

| 这不死的花朵，实难相送，那就索性不送，我不相信就凭它们，会让我性命堪忧———将其当花来赏又如何!　权当它们是腊梅的心，是芍药的眼，是丁香的小袄，是莲花的罗裙!

腊月到正月，在哈尔滨还是有花可看的，那是寒流之笔，描画在玻璃窗上的霜花。出了正月呢，即使飘雪的日子还有，但雪魂魄已失，落地即化，霜花也杳然无影了。你若想看花，只能去花店买南方运来的鲜花了。花儿是女儿身，经不起折腾，一路奔波令其花容失色，瓶中的“花娘娘”们，总有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落寞感，不像本土应时而开的花儿，那么气韵饱满。

猫冬让北方人筋骨疲弱，所以当积雪消融，埋藏在雪下的枯草出狱似的，瑟瑟缩缩地出现在阳光下时，人们以为摸到春天的触角了，奔向户外的漫步者不在少数。寒风虽是强弩之末，但威力尚存，我不幸被击中，有一日傍晚从江畔回来，咳嗽流涕，身上阵阵发冷。

我便取放在玄关托盘上的体温计，想看看自己是否发烧。

我取体温计的时候，不慎将外壳的护帽朝下，这一竖不要紧，由于对接处咬合不严，护帽叛徒似的落地而逃，将体温计彻底出卖了，它随之坠落，摔成两截。

它这一跌，我家的黑夜亮了。

从玻璃管内径流溢而出的水银，魔术般地分裂成大大小小的珍珠状颗粒，像一带雪山巍峨地屹立在我面前。我先是拿来一块抹布擦拭，以为它们会像水滴一样，迅速被吸附，岂料它们欢欣鼓舞地一分二、二分三、三分四地遍撒银珠，泻地水银非但未少，反而如满天繁星，在白桦木地板上，朝我眨眼。它们近在咫尺，却仿佛远在天边，不可征服。

我少时数理化不灵光，对水银的了解，竟来自当时广为流传的一本小人书《一块银元》，主要情节围绕一块银元展开，写了穷人的苦，地主的恶，其中最让人惊悚的情节，是一个地主婆死了，她的儿子竟让一对童男童女为他老娘殉葬。他们给童男童女灌注了水银。故事浓墨重彩的是那个身世凄惨的童女，在出殡的行列中，她端坐在莲花上，手持一盏纱灯，双目圆睁，虽死犹生。她的亲人在路旁声声唤她，可她无法应答了。那个画面给我幼小的心灵，带来了浓重的阴影，恨地主，也恨水银。水银是毒蛇，它要了如花似玉的姑娘的命!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接触到水银制品，除非是在镇卫生所。那时日子穷，谁家会拥有温度计和体温计呢!　如果感冒发烧了，卫生所的护士会神气地甩一下体温计，将它夹在患者腋下。童年时我曾盼着感冒　(因为父母会给感冒的孩子买山楂罐头吃)，但却怕发烧，万一去卫生所测体温，体温计碎裂了，水银流入我体内，我成了僵死的人，那可怎么好？　谁还能在爸爸喝醉时为他取一杯茶？　谁还能在妈妈拆洗被褥时为她挑上满缸的水？　谁还能在姐姐除夕夜不想吃饺子时，给她烙上两张糖饼？　谁还能在弟弟闯祸挨打时，夺下爸爸手中的棍子，让他少受些皮肉之苦？　除了亲人，还有那些可爱的动物让我难以割舍，谁能用破木梳给吃饱了的猪刷毛？　谁能在黄昏时把游荡的鸡，及时赶回鸡笼？　谁能给看家狗偷些它惦记着的人吃的食物？　还有夏天时满沟满谷的野花谁去采？　冬天时满院子的白雪谁来扫？

我那时感冒了，发烧了，抗拒去卫生所，骨子里是恐惧水银体温计。总觉得我的腋窝藏着火苗，会将爆竹似的它引爆。它灿烂了，我就黑暗了。体温计是恶魔，这在看过《一块银元》小人书的同学心中，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憎恨一位班主任老师时，私下议论要是小人书中被灌注了水银的是她，而不是那个女孩，该有多好。好像我们真的掌握了水银，都会沦为施恶的地主婆的儿子。

这位班主任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她中等个，微胖，圆脸上生满雀斑，厚眼皮，眼睛不大，但很犀利。她不是本地人，住在学校的板夹泥宿舍里。因为没有食堂，她得自己弄吃的，所以我常在清晨去生产队的豆腐房买豆腐时遇见她。因为怕她，又因为豆腐房总是哈气缭绕，人在其中如在雾里，面目模糊，我假装没看见她，溜之乎也。

我们为什么怕这位老师呢？　她严厉起来不可理喻。她有一杆长长的教鞭，别的老师的教鞭只在黑板上跳舞，她的教鞭常打在学生手上。期中期末考试总成绩不及格者，是她惯常教训的对象。她会让他们伸出手来，这时她的教鞭就是皮鞭了，抽向落后生。痛和屈辱，让被打的同学哇哇大哭。这种示众的效果，倒是让所有的学生不甘落后，刻苦学习了。但大家心底对她还是恨的，她头发浓密，梳着两条粗短的辫子，我们背地就说她带着两把锅刷；她脸上的雀斑，被我们说成耗子屎；她擦黑板上红红白白的字时，粉笔擦不慎碰着脸，成了大花脸，我们在底下偷着乐，没一个提示她的。

她管理班级严格到什么程度呢？　要是教室的泥地清扫不净，值日生的苦役就来了，会被罚连续值日。最让我们难堪的是检查个人卫生，我们上课前她会手持碎砖头，高傲地站在门口，我们则像乞丐一样朝她伸出手去，如果我们的手皴了，或是指甲里藏污纳垢，她会扔给你一块碎砖头，让我们出去蹭掉手上的皴，抠出指甲里的泥，砖头在此时就成了肥皂了。如果春夏秋季，拿了砖头的学生会去溪边洗手(那时大兴安岭植被好，溪流遍布)，冬天时只能用积雪清理了。我有一次也被检查出手上有皴，不允许我进教室，我一赌气，到了溪边，把她那堂课都消磨掉了。看山看水，看花看草，不亦乐乎。我面临的惩罚，可想而知了。

这位班主任老师看上去跋扈，但她业务好，很敬业，也有善心。有的同学家贫，她家访时会带上她买的作业本，她还帮助交不起学费的学生交费，并带我们进城，去照相馆拍合影。当然，她还常在我们下午该放学时，给我们加一小节课，讲那些经典的励志故事。如果是冬天，天黑得早，讲台就点起一根蜡烛。烛火跳跃着，忽明忽暗，她的脸也忽明忽暗，那也是她最美的时刻。她不用教鞭，脸上的雀斑看不见了，语气温柔，面目平和。

她离开我们小镇，似乎没有任何预兆。突然有一天，她要调到黑龙江东部的一个小城去，说是她恋人在那儿，是去结婚。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她是一个女人，是个有人惦念的人。

她要离开了，按理说我们是奴隶得解放了，该同声庆祝的，可大家突然都很沮丧，因为她一点狠劲都没了。她带着偿还之意，将自己所用之物，分给常遭她鞭打的人，那多是家庭困难的同学，我听说的就有书本、衣物、脸盆。在她走前，有天我在小卖店碰见她，她还买了一双雨靴送我。从此后她离开的风雨时刻，穿着雨靴走在泥水纵横的小路上，总会想起她。而她带我们拍的合影，成了同学们最美的珍藏。我们不知她婚后过得怎样，她丈夫会像我们小镇的男人那样，爱打老婆吗？　她为师还喜欢手执长教鞭吗？　当我们班级的卫生越来越差，同学们随地吐痰，随手丢废纸，教室再也不是窗明几净时，爱清洁的女孩子就想念她；而当那些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将书本视为无用之物而放任自流时，学生的家长就慨叹，要是她在就好啦，孩子就有人管了!

四十多年了，我没有她的任何消息，也极少想起她来。但水银泄地的这个夜晚，也过了半百之岁的我，却很热切地思念起她来。不知她是否还在她当年嫁过去的小城。按她的年龄，应是儿孙满堂，颐养天年了。

我不知当年的这位班主任老师的长辈，是否有出自旧学堂的，她的一些教育方式，私塾痕迹明显，教育为主，体罚为辅，在今天可能会遭到众口一词的谴责。但试想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荒僻的山镇，一个有抱负的教师，面对着一群天性顽劣的野孩子，她最直接有效的教书育人方式，也许就是恩威并施。她用教鞭打了那么多孩子，可没一个因之受伤，可见她心里是有轻重和尺度的；当她把砖头抛向你，让你蹭掉手上的皴时，尽管你满心不快，但至少让你从此后注意个人卫生，时常用温水泡手，让它们散发出我们那个年龄的手，本该有的鲜润光泽。

再回到体温计碎裂的那个夜晚吧。夜一点点地黑起来，我见抹布清理水银，起到的反而是推波助澜的作用，赶紧上网查询对付它们的办法。水银有毒，我先是敞开窗子通风，然后用笤帚将它们轻轻扫到撮子里，放到一个新打开的垃圾袋中，之后用纸巾擦拭余下的细碎的水银珠。每片纸巾罩住一两颗，将它们轻轻拈起，包饺子似地封住口，丢进垃圾袋，再取一片纸巾奔向另一处。我就这样朝圣似的趴在地上捉水银珠，足足用了半盒纸巾，直到我认为已把它们消灭殆尽。

我关了厅里的灯，打算回卧室休息一下。借着卧室的微光，我突然发现刚清理过的地板上，仍有水银珠一闪一闪的。我不相信，取了手电筒照向那里。呵呀，这分明是一个微观花园么，我发现了无数颗更加细小的水银珠粒，在白桦木地板的表面和缝隙，花儿一样绽放着。

这不死的花朵，实难相送，那就索性不送，我不相信就凭它们，会让我性命堪忧———将其当花来赏又如何!　权当它们是腊梅的心，是芍药的眼，是丁香的小袄，是莲花的罗裙!

因为在黑夜面前，所有的花朵都是无辜的。

本文刊于2017年4月16日《文汇报 · 笔会》

 

唐池子：春天的梨花雪

April 24, 2017, 5:2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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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2017-04-04 唐池子 文汇笔会

  

1  

一个盛满水的白色大瓷盆在记忆之河里飘荡。瓷盆里的是老家门后的井水，明晃晃的清冽，光影在晃动。突然有了火，是一把纸钱点燃了。火烧灼的速度像制作闪电的跑道，迅速留下了青黑的痕迹，带了一圈红色焰火的灰烬。哧哧，纷纷落进了白色大瓷盆的井水里，冒起一缕青色的烟。“喝下去！”哪个威严的声音在说。

  

这时我看见了我的父亲，年轻的蜡黄的脸，被那个白色大瓷盆罩住，“咕咚咕咚”，和着纸灰仰脸把那一大盆井水一滴不剩地喝下去。最后沾在失血嘴唇上的一小片浸水的黑纸灰，被粗壮的手背轻轻一抹，和唇上的水痕一起，抹得干干净净。

  

失血的嘴唇上好像从来没有饮过水一样，水痕消失了。

  

接着，我的父亲也好像没有来过家里一样，消失了。

  

我在他的床上、工作间、菜园子、竹林中、老井沿上、阁楼里、白水河边，所有他爱去的地方都找过，甚至妈妈的大衣橱里都找了几遍，但是找不到他了。

  

我问妈妈：“爸爸藏哪了？”

  

妈妈转背去擦眼泪，哽咽着回答：“爸爸出去治病了，治好病就回来了！”

  

但是，我心底的孩子忧郁地说，他不会回来了。

  

2  

村子里那株梨树开花了，是全村最高大的那株，也是雪白花朵开得最多的那株。从那个春天以后，它肯定是全世界开满雪白花朵最多的那株，再也不会有别的梨树超过它了。

  

那个孩子失足落进了那口弯弯的、明晃晃的池塘里。那是个男孩，被大人救出水面时，像睡着了的一条鱼，额前的一缕黑发下雨般滴着水滴。老人牵来了村里最膘壮的一头黑牛，一对弯刀的粗角架在空中。他们把孩子放在牛背上，好多大人赶着黑牛快速地一圈一圈兜圈子，边兜圈子边高声叫唤着那孩子的名字。他的父母没有动，动不了，也像两条剧痛的鱼，跪伏在地上拼命叫唤他的名字，他们的脸在拼命地下雨。

  

我咬着手指站在那株梨树下，眼睛一刻不离地盯着牛背上的孩子。如果牛把孩子肚子里的水颠出来，他就会猛然醒来。我渴望第一个发现奇迹。

  

可是那个孩子仍像条熟睡的鱼，软软地垂在牛背上，额前那缕滴着水的头发不再滴水了，雨季结束了。

  

大人赶走黑牛。牛群发出呜咽的悲鸣。

  

春风哭着穿过村子。

  

孩子的父母抱着孩子发紫的身体，不肯放手，呼天抢地。

  

全村子的人脸上都在下雨，明晃晃的雨水。

  

我的眼睛钉在那个发紫的身体上，不肯相信没有出现奇迹。

  

那株梨树，弯弯的、明晃晃的池塘边的那株梨树，满树梨花纷纷坠落，全世界雪白花朵最多的梨树，下了春天最大的一场梨花雪，雪白，雪白。

  

我惊恐地看着悲伤如同一头黑牛压在孩子父母的身上，看到痛苦如此肆虐，如同一只无情的手，任性地扭曲着他们的身体，揉碎了他们的眼泪，碾碎了他们的心，就差一小步了，也许仅仅一厘米，他们的生命就要摧毁折断。我心底的孩子在忧郁地说，不久他们也会消失。

  

这样近距离的惊恐，瞬间唤醒了我身体里所有惊恐的记忆。父亲那时大概离开我们一年多了，我甚至已经无从记清他的模样，但是忧郁日日压在我的心头，那时的我大概隐隐觉得，压在肩膀上的最后一根悲伤的稻草，即将折断身体里的芦苇。那个梨花雪的春天。

 

3 

可是后来发生的却是逆转。

  

虽然失去孩子的那对父母脸上还留着悲愁的黯淡，但是他们和别人一样吃饭，一样干活，一样嗑瓜子。后来，我更加诧异发现，他们又有了一个男孩，背在妈妈的背上，露出一张流着口水的脸，那个发现把我吓得魂飞魄散。

  

因为眼前这个婴孩和那个孩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除了比他小。那个孩子不是落在水里在牛背上再也没有醒来吗？那么妈妈背上这个又是谁？一个妈妈会生出两个一模一样的孩子吗？

  

我诧异地看那个妈妈，她现在的脸居然变得白亮，她轻轻摇着背上的孩子，还发出咯咯的笑。她那副幸福的样子，让我产生以前那个孩子从来没有存在过的错觉。

  

我顿时无比困惑。不知道哪个是真的，以前那个孩子是真的，还是眼前这个，或者他们本来就是同一个？为了至少证实自己的困惑，我壮胆独自一口气跑到他家后山。我大松了一口气。那个圆堆的小坟还在，上面还插着一枝有两片翠叶的栀子花。

  

这一瞥就够了。我顿悟，一定是那个妈妈牢牢记住了以前孩子的样子，于是找到了他，又重新把他生出来。这回妈妈胜利了，她咯咯的笑是胜利者的笑。

  

她的胜利的笑救了我的命。我心底的孩子也发出了胜利者的咯咯的笑。我突然明白，重新找回父亲的方法：只要牢牢记住他的样子，就能把他重新找回来。  

可是这时父亲离开我已经两三年了，年幼的我总是无法记起他确切的模样。我又开始绝望，心底的孩子忧伤地说，你再也不会咯咯地笑了。

  

可是后来，家里突然来了一个男人，陌生的男人。当他朝我伸出手臂时，我就像小鸡逃离老鹰那样躲得远远的。

  

我躲了好些天，他呆在我家，没有离开的打算。

  

我偷偷问妈妈：“这个人为什么老呆在我们家？”

  

妈妈笑得直喘气：“傻丫头，这是你爸爸呀，他病好了回家了，你不是一直盼着他回来吗？”

  

我非常疑惑，他，真是我的父亲？

  

我眯着眼睛偷偷观察他，他比我原先的父亲结实吧，比原先的父亲白净吧，比原先的父亲高大吧……

  

父亲真的回来了，我却发现，他是一个陌生的父亲。

  

长大后我才知道，我的父亲在我不到三岁的时候重病，按照乡下方士的安排，需要在别人家寄居三年，不与家人见面，才能躲过此劫。

 

三年光阴，足以让一个孩子忘记自己最亲近人的模样。

  

真庆幸父亲自己找回了家，否则我真的再也找不到他了。

  

后来，我和父亲熟悉起来，我一点点知道，坚定地知道，他就是我亲爱的父亲，唯一的那个。

  

我心底的孩子终于能发出那种胜利者的咯咯的笑了。

  

4  

生命总是由连续不断的多次逆转构成，谁也料不到。

  

那个春天的早上，父亲笑呵呵地出门，出门时回头笑呵呵地叮嘱，给他准备一壶茉莉香片，我笑呵呵地回他好咧！

  

烧开满满一壶井水，茉莉香片还来不及被沸腾的水泡开，就接到电话：父亲连人带车摔倒在离家不远的山坡上。

  

父亲去而复归以后，很多年，从来没有想过，我的生命里会再下一场梨花雪，全世界雪白花朵最多的那场梨花雪。毫无准备，猝不及防。

  

满世界彻骨寒冷的梨花雪，春天里晶莹如冰的雪花，纷纷扬扬，漫天飞舞，一点点覆盖了父亲变凉的身体和流血的头颅，也一点点覆盖了我们今生的时光和快乐。我像那棵全世界雪白花朵最多的梨树，瞬间被悲伤的闪电击中，转瞬花朵凋零，颓然缓缓倒下。

  

我心底的孩子悲伤地说，他永远不会回来了！

  

可我偏不相信不接受，我对所有痛悼的哀容天真地说，我要上天入地、穷天尽地，把他找回来，因为我牢牢记住了他的样子。

  

后来，我才慢慢明白，父亲真的已经飞离了我们所在的空间。此生，只是相遇的一个通道。而这个世界，决不止于一条通道，还有很多很多未知的通道指向未知的空间。

  

春天的梨花雪慢慢融化，悲伤今天再也不能把我压碎。在心底始终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和父亲在另外未知的通道里重逢。

  

只要我把父亲的样子牢牢记在心底，那么，重逢的瞬间，我会立即把他认出来。

 

二十四节气与中国的阴阳合历

April 24, 2017, 5:2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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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与中国的阴阳合历

 

江晓原

将中国传统历法中的“二十四节气”去申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既非常合适，又别出心裁。如今申报成功，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作出了新贡献，实属可喜可贺。估计想进一步了解“二十四节气”的人也会渐渐多起来。

 

日历中的两套历法

如今在中国及中华文化圈中，我们日常所见的日历（月份牌）上，往往有两套历法系统同时呈现。一套是现在全世界通用的公历，即格里历，现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日程，都使用这套系统。但与此同时，我们的日历上还标注着农历。要不是和节庆及对应的放假有关，许多人其实根本不关注农历，事实上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工作也确实可以完全不考虑农历。

许多人知道，农历的月初总是对应着新月，农历的十五或十六总是对应着满月。但因为人们通常并不关注农历，所以相信还会有不少人并未注意到我们日历中的这个特点：新月和满月在公历的日子中似乎是随意浮动的，没有什么明显的规律，但是农历的二十四节气在公历中的日子却相当固定，在通常情况下，至多出入一两天：例如每年夏至总在公历6月21日左右，每年冬至总是在公历12月21日左右。能够清楚解释上述特点形成原因的人，相信就更少了。

 

世界历法三大类型

在我们日常话语中，公历常常被称为“阳历”，而农历则常常被称为“阴历”。将公历称为“阳历”确实没什么问题，但将农历称为“阴历”，其实是错误的。

世界上的历法有三大类型：一是阳历，就是只考虑太阳的周年视运动——其实是地球的周年绕日公转造成的，现在世界通行的公历就是如此，一年的长度是365.2422日。二是阴历——真正的“阴历”只考虑月亮的周期运动，这样的历法今天伊斯兰世界仍在使用，即所谓回历，一年的长度，平年为354日，闰年为355日。三是阴阳合历，相对来说，阳历和阴历都比较简单，但是我们中国的传统历法却比它们都要复杂，因为中国的农历是阴阳合历。

所谓阴阳合历，就是既要考虑月相的符合，即新月在初一，满月在十五，又要让一年的平均长度仍然为365日多一点（和公历的年长接近）。这样历法中，就必然会同时容纳阴历和阳历两种成分，并且要将它们调和起来，所以比阳历和阴历都要更为复杂。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百余部历法，都是阴阳合历，这在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中是难以想象的。

 

阴阳合历中的阳历成分

而此次申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的二十四节气，正是我们传统阴阳合历中的阳历成分，是对太阳在黄道上的周年视运动（实际上是地球的周年运动）的描述，所以二十四节气在公历中的日子才会如此固定。

二十四节气首次完整出现于汉代《淮南子·天文训》，其中部份名称则已出现于先秦典籍中。二十四节气很有可能是从初民对物候的观察记录发展而来的，因为每年的物候变化正是地球周年绕日公转造成的，所以物候变化与太阳周年视运动是对应的。在传世历法中，每逢列有二十四节气表时，常将“七十二候”与之对应，附于每节气之下，每气三候，这明显提示了二十四节气的来源与先民的物候观察大有关系。

二十四节气体系成立之后，古人对节气的推求又精益求精。开始时只是简单地将一年的时间作二十四等分，每一份即为一个节气，每个节气的时间完全相等，这样划分出来的节气称为“平气”。后来古人发现了太阳周年运动有不均匀性，即一年中太阳在黄道上并非匀速运行，而是有速度变化的，因此“平气”并不能准确反映太阳的周年视运动，乃改为将天球黄道作二十四等分，太阳每行过一份之弧，即为一节气；因太阳运行并非匀速，所以每一节气的时间也就不再精确相等，而是有所参差了，这被称为“定气”。

 

“农历”这个名称也有问题

如上所属，将中国传统的阴阳合历称为“阴历”固有不妥，实际上“农历”这个名称也有问题。

在中国古代因为不存在另外的历法，我们的阴阳合历是中土大地和周边属国行用的唯一历法，自然没有在名称上区分的必要，所以就用一个“历”字（繁体字是“曆”，有时也写成“厤”）来称呼。

进入民国，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他签署的第一号命令就是“改用阳历令”（这份命令的文本上真的有“天字第一号”字样），从此中国有了两套历法，这就需要在称呼上有所区分了。西方进来的公历也称阳历，中国传统历法则经常被成为“旧历”或“废历”。围绕着“旧历”要不要废除，有过许多争论，但事实上一直未能废除。不过到此时仍然没有“农历”这个称呼。

将中国传统历法称为“农历”，应该是20世纪下半叶才开始流行起来的。这个名称的来源，显然和下面的观念有关——认为中国古代历法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这个观念后来流传甚广，深入人心，已被许多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

 

历法真的是为农业服务的吗

“历法为农业服务”之说，初听起来似乎颇有道理，但实际上很难经得起推敲。

问题首先出在对历法内容的想当然的假定上——想当然地将古代的历法与今天的月份牌（学术性的名称应该是“历谱”）混为一谈。月份牌上印着日期和季节、节气，而农民播种收割是要按照时令的，所以历法是为农业服务的。理论上的逻辑似乎就这么简单。

然而，古代中国的历法，绝大部分内容与编制历谱无关。对此可考察有代表性的典型历法以证明之。

中国传统历法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很早，但第一部留下完整文字记载的历法为西汉末年的《三统历》，这被认为是刘歆根据《太初历》改造而成的。就基本内容而言，《三统历》实已定下此后两千年中国历法的大格局。故不妨先对《三统历》的结构内容略作考察。该历载于《汉书·律历志下》，分为六章，依次如下：

第一章为数据，称为“统母”。共有数据87个，其中约三分之二与行星运动有关。这些数据都是后面各章中运算时需要用到的。许多数据都被附会以神秘主义的意义，比如“十九年七闰”法中的十九，是“合天地终数”而来（《易·系辞上》），等等。

第二章称为“五步”，依次描述五大行星的视运动规律，将每颗行星的会合周期分为“晨始见”、“顺”、“留”、“逆”、“伏”、“夕始见”等不同阶段，并给出每个阶段的持续时间，以及每阶段中行星的平均运动速度。

第三章是“统术”，推求朔日、节气、月食等与日、月运动有关的项目。

第四章为“纪术”，系与前两章有关的补充项目。

第五章为“岁术”，推算太岁纪年及有关项目，将十二次与二十四节气进行对应，给出二十八宿之每宿度数等资料。

第六章称为“世经”，是据《三统历》对上古至西汉末诸帝王所作的年代学研究。这部分实际上已不属历法范围，至多只能算历法之应用而已。

整部《三统历》中，与编制历谱直接有关的，只是第三章中的部分内容，在整部历法中所占比例甚小，位置也不是最重要的。

笔者还曾考察过中国历法史上极为著名的《大衍历》。《大衍历》于唐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由一行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历法之一，该历的结构成了此后历代传统历法的楷模。笔者的统计表明：整部《大衍历》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内容与农业有关。如果“历法为农业服务”之说还有正确成份的话，那这种正确成份所占的比例，至多也就是百分之五而已。

通过对《三统历》和《大衍历》结构内容的考察，可知中国古代历法主要成份为对日、月、五大行星运动规律的描述，主要目的在于提供预推此七大天体任意时刻位置的方法及公式，至于编制历谱，特其余事而已。这一结论对于古代中国历法而言，可以普遍成立。

月球及五大行星，它们的运行情况和农业生产有关系吗？显然迄今为止还只能作出完全否定的答案，只有太阳和农业有关。古代历法中唯一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部分是对二十四节气的推求，但对节气推求之精益求精，则又与农业无关了。指导农时对节气的精度要求并不高，精确到一天之内已经完全够用。事实上，即使只依靠观察物候，也已可以大体解决对农时的指导，故“定气”对指导农时来说已经没有什么价值，至于将节气推求到几分几秒的精度，那对农业来说更是毫无意义。例如，自隋代刘焯提出“定气”，此后一千年间的历法皆用“定气”推求太阳运动，却仍用“平气”排历谱，就有力说明精密推求节气与农业无关。

被用来支持“历法为农业服务”说的，还有《尚书·尧典》中“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一语，但其实所谓“观象授时”或“敬授人时”，其本义绝不是指“安排农事”，而是指依据历法知识，安排统治阶级的重大政治事务日程。

这样看来，常用的“农历”这个名称确实也不确切。当然，因为约定俗成，继续沿用也不至于带来多大问题。如果要追求确切的表达，则还是多用几个字，称为“中国传统历法”，更为无懈可击。

 

历法·历谱·历书

日常生活中所见的月份牌之类，即为历谱，此物古已有之，比如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历谱。历谱初时仅排有每月日期、每日干支及个别历注，后来由简趋繁，于每日下加注大量吉凶宜忌等内容，篇幅数十倍于最初之历谱，遂演变为历书。典型的历谱与历书（如元光元年历谱与宋宝祐四年会天历书）之间区别极为明显，不会产生概念上的混淆。

问题出在“历法”一词，这是今人常用的说法。从表面上看，该词应是指编制历谱、历书之法，但这样理解只能是部分正确。今人通常将历代官史中《律历志》或《历志》所载内容（律部分自然除外）称为历法，而这些内容中的大部分，可以说与历谱或历书的编制并无关系，或者说，这些内容中的大部分并非编制历谱历书所需要。此外，今人又常将历谱、历书也称为历法，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而古人往往将历法、历谱或历书统称为“历”或“历术”，虽较含混，从概念上来说倒反而无懈可击。在学术话语中，今人通常习惯使用“历法”一词指称历代官史中《律历志》或《历志》中所记载的有关内容。中国古代历法实际上是工具性质的数理天文学，并非西方意义上的calendar，如果一定要用现代的词汇来表达，更确切的应该是“数理天文学”（mathematicalastronomy）。

至于历谱与历书，则可以作明确区分：由历日及干支等构成的简单表格称为历谱，注上了宜忌之说的称为历书（即所谓“具注历”）。一份历书中必含有历谱成份，而一份历谱则还不足以构成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