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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谷稔---中央“秘密文库”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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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2-08-27    浏览次数: 127     字体设置:【  

 

 

  

 

 

 

 

1927年入党的缪谷稔,是江阴县申港镇人。他又名青裳,化名李念慈、陈一鸿、苗国生,党内同志均称他为“老缪”,是位长期从事党的地下情报工作的无名英雄。缪谷稔二三十年代在家乡江阴和常州、武进一带进行革命活动,七·七事变后由恽逸群介绍到上海,以市商会职员、市商校教员身份为掩护,参与中央特科领导的情报系统工作。当时他主要负责以护送进步青年去苏北抗日革命根据地、筹措款项购置药品和军需物品秘密运往苏北等工作,1940年起,他接受了新的特殊任务——保管和卫护中央“秘密文库”。

  

1940年秋季的一天下午,缪谷稔按秘密交通员通知,一路机警地来到英租界康脑脱路(今康定路)的一处地下联络站,去会见新的领导和接受新的任务。这是生生里小弄深处的一幢石库门楼屋,曾是我党地下工作者的住地,他曾多次到过这里,还曾与抗战初期澄西“江抗”的老战友刘钊、郑文道等一起在这里秘密开过会。今天,当缪谷稔刚跨入院内,楼上亭子间迅即下来一人,紧紧握住他的双手,连说:“老缪,您好!您好!”缪谷稔定睛一瞧,原来是并肩战斗过多年的吴成方。

缪谷稔知道,吴成方一直是上海地下党情报系统的负责人之一,现在,他归吴成方领导,想必有新的使命。他俩快步上楼,登上三层那狭窄的阁楼坐定后,吴成方开门见山地向他交代了任务:组织决定,将上海地下党情报系统掌握的中央“秘密文库”,交由缪谷稔专职负责守护、管理。

原来,这个“秘密文库”是党中央1933年从上海撤往苏区时留下的,已经过多任保管者的默默守护,至今始终完好地掌握在上海地下党情报系统手中。1939年,前任保管人陈为人因病难以胜任,组织上决定由刘钊来接替,地址就选在康脑脱路生生里这幢石库门屋的阁楼上。不久,刘钊又奉命调往苏北工作,临行前吴成方要刘钊物色接替人员,刘钊就提议为人淳朴、办事沉稳的缪谷稔,这才有了今天吴成方、缪谷稔两位战友的会晤。

吴成方临别前拉住缪谷稔的手,低声告诉他:“今后我俩之间的联系,由你的‘老搭档’小郑担任。”缪谷稔听说由他的“江抗”战友郑文道负责联络,立表同意。最后,吴成方指着阁楼壁角四只大皮箱,语重心长地说:“老缪,这里面的两万余份中央文件,是党的珍宝,我们共产党人要像爱护自己的生命那样爱护它、保护它!”平时处事低调、沉默寡言的缪谷稔连连点头,答道:“老吴同志,请你放心,我一定将它卫护好!”就从这天起,缪谷稔开始了秘密战线上一场新的战斗。用生命和鲜血去卫护中央“秘密文库”。

 

 

 

 

自此,身穿长衫的缪谷稔每天夹着包袱,以帐先生的模样,去生生里那幢石库房“上班”,实际是在三层阁楼里,翻检、整理那一箱箱的文件。

一天,缪谷稔在整理文件箱的时候,发现了前任守护者陈为人手书的《开箱必读》,上面详细列出了经其查阅、整理的中央“秘密文库”全部目录,这使缪谷稔受到启发,于是,他像陈为人一样,在翻阅箱内一捆捆文件时,将内容分门别类,记录有序,以备有关领导要求查询文件时,能及时提供出处。同时,为保证文件完好无损,每逢大好晴天,他就一捆捆搬到凉台上去翻晒,以防霉烂、虫蛀、鼠咬。

缪谷稔长期从事作情报联络工作,接触的人比较多,熟悉的人常会去新闸路金家巷嘉运坊他家拜访。一天,他的妻子陈丽文急冲冲从嘉运坊赶到生生里,告诉丈夫有个人在家里等他回去。妻子还说,此人长脸尖嘴,记得以前到过我们家。缪谷稔听后警觉起来,心里明白此人是谁,就说:“丽文,你赶快回去对那人说,没有找到我,让他离开。”当晚回到家里,缪谷稔对家人说:“你们要当心,今天来的那个人已经叛变了。今后碰到来人找我,讲话要当心!”一连几天,缪谷稔警惕性很高,无论出入嘉运坊,还是生生里,十分小心四周是否有跟踪的陌生人,感到安全后再进门入户。

缪谷稔在专门负责保管中央“秘密文库”后,仍然担负着一部分苏北新四军急需药品的联系和运送工作。一次,他去南市一处繁华地段的协群百货公司,那里是苏北新四军与上海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他准备去向一位顾姓职员询问最近有无苏北方面的购货信函。他像往常一样走出巷子,直往那三开间门面的协群百货公司走去,冷不防公司门店经理迎面赶来塞给他一张纸条,马上转身返回商店。缪谷稔心知有情况,折回巷内打开纸条,上写:“顾已出事,速离。”正在此时,从对面大路上奔来五六个持枪的日军宪兵直扑店堂。原来,店里的那位顾姓职员已经被捕,受刑招供,因而日寇赶来搜查,幸亏经理冒险送信,才使缪谷稔躲过一劫。

还有一次,交通员小郑急冲冲来到生生里石库门楼上,告诉缪谷稔:“以前曾负责与你联系的交通员小陈被捕了。领导关照你考虑一下,是否将‘秘密文库’暂时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缪谷稔想,小陈是上海地下党情报系统的一员,过去虽然负责与自己联系,但并不清楚、也从没有接触过中央“秘密文库”的人和事,便说道:“看看动静再说!”第三天,小郑又来到生生里传递信息,说:“小陈坚贞不屈,前天坐在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电刑椅上就是坚不招供,最后被电刑活活折磨而死。”

缪谷稔听后双眼含着泪花,指着那一箱箱文件对小郑说:“我们就要像小陈那样,誓死也要卫护好这个‘宝库’,决不能有半点闪失!”

 

 

 

 

就在那次协群百货公司事件以后,日军宪兵巡逻队常常出现在康脑脱路一带,有时甚至还出其不意地突击搜查民房。生生里那幢石库房,因为不时有地下交通员来往,引起房东疑虑,借口自用,向缪谷稔提出要收回房屋。

缪谷稔对此表示理解,但要求房东宽限一点时日,让他寻找到合适的房屋再搬迁。他想到,自己所住的新闸路1839号金家巷嘉运坊那三层阁楼,地处远郊,附近多为简陋民房,居民诚朴厚道,不引人注目,同房东相处得又很好,将秘密文库搬迁到自己家中,相对说还比较安全。于是,他急忙通过交通员把搬迁“文库”事向地下党领导汇报,吴成方很快同意了老缪提出的搬迁方案。

缪谷稔所住的那间三层阁楼并不宽敞,不过二三十平方米,却住着大小5口人。妻子陈丽文,浙江嘉兴人,稍有文化,原是缫丝工人,知道丈夫从事秘党工作,一直支持他,帮助接待来访的地下同志。大女儿十二三岁,正在读初中,很懂事,已能帮助父亲做事;二儿子八九岁,刚入小学读书;小女儿才四五岁。缪谷稔自从负责守护生生里中央“秘密文库”以来,每天早出晚归,工作辛苦,生活俭朴,逢到雨天,赤脚来去,时常受寒,结果积劳成疾,身患肺病。面对这种现状,陈丽文只能辞掉工作,在家料理家务。

当领导同意将“秘密文库”搬到缪谷稔家后,他把4大箱2万余份文件分装在7只小一点的箱子里,以便于搬运。在搬运过程中,为了避人耳目,他打扮成商人,把少量家具、物品,尤其是衣被等物裹上花布包袱,公开在白天搬运,而秘密文件则选在晚上,雇黄包车拖到嘉运坊。有时体力实在不行,他便叫大女儿随行,以便帮助抬运文件。一连几夜,缪谷稔终于将生生里的中央“秘密文库”安全迁运至嘉运坊自己家中,共有3只木箱,4只藤条箱,被堆放在阁楼墙角,上面盖着花布包袱,看上去好象下面都是衣被物品。至此,缪谷稔瘦削而疲惫的脸上,露出了半个月来第一次笑容,他指着墙角那堆“物品”深情地对家人说:“连累你们辛苦了。要明白这7大箱内装的都是十分要紧的东西,千万要当心!”由于连日的操持劳累和担惊受吓,缪谷稔咳嗽不止,有时伴有寒热。然而,他依旧每天关注着那一箱箱党的秘密文件,继续进行清理、登记、编目、标签等工作。

 

 

 

 

自从把中央“秘密文库”搬迁到家中以后,缪谷稔不用像往常去生生里那样早出晚归了,有了更多的时间翻查整理文件。每当天气晴朗,他就翻晒那一叠叠文件,陈丽文坐在凉台上一边手纳鞋底,一边朝下观看动静,大女儿则帮助搬运父亲所说的这些 “小人书”。缪谷稔日夜和“秘密文库”在一起,真成了“文库”的贴身守护者。

缪谷稔是很重感情的人。一天,他获知由他发展入党的一名苏北响水学生小李病得很重,希望见一下缪老师,小李也是上海地下党情报系统人员,患的是肺结核病。缪谷稔闻讯当即赶到小李家,小李已呈昏迷状态。他贴着小李耳朵高声告诉小李:“我缪老师来了!”小李睁开眼,断断续续地把所知情况向缪老师、他认为也是向党组织作了最后一次汇报。这对缪谷稔触动很大,迅速将小李的汇报内容转告组织;同时,决心要像小李那样把党的工作永记心间,守卫好党的秘密文件。

1941年冬季的一个晴天,缪谷稔看到前一阵连续阴雨,怕文件受潮发霉,就强扶病体与大女儿一起把文件搬到凉台上翻晒透风。这时有一捆吊放在亭子间梁下的资料,因吊绳年久朽烂,突然下落,砸中缪谷稔胸部,当场咯血不止,致其肺病更加严重。但他仍坚持一连几天,每天上午抓紧晴好天气翻晒文件,傍晚前再一一藏入箱中。

就在缪谷稔被砸伤胸部不久,吴成方突然来到嘉运坊,进屋就低声向缪谷稔说:“小郑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了,昨天受过刑,他是我俩之间的交通员,知道中央‘秘密文库’的事!”吴成方瞧了瞧坐在外面凉台上望风的老缪妻子,又说:“从安全着想,‘文库’一定得赶快搬迁!”

缪谷稔沉默不语,没有立即接话。他脑海里迅速浮现出郑文道英俊坚毅的形象。小郑是广东人,原是同济大学学生,思想一贯追求进步,靠拢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郑文道和刘钊一道由缪谷稔陪同去江阴澄西梅光迪抗日游击队工作,后郑文道经中央特科何克希审查批准,由刘钊介绍入党。19389月,小郑奉命回上海从事秘党工作,直至这次被捕……想到这里,缪谷稔向吴成方说:“将‘文库’搬迁到更安全的地方,我完全同意。但是,小郑这个人我了解,他对党忠诚坚贞,应该不会出事!”

没几天,地下联络站派人告诉缪谷稔:郑文道同志被捕后,先是从日军宪兵队的囚车上跳车自杀未果。被日寇抢救成活,押送至宪兵司令部进行严刑拷打,逼他招供,小郑又趁敌不备,再次跳楼身亡,用生命和鲜血保守了党的机密。缪谷稔听了连声说:“我们保管中央‘秘密文库’的人,就要像小郑、小陈、小李等同志那样,把党的机密视同生命,至死卫护,绝不能出问题!”

19427月,缪谷稔卧床不起,病情日趋严重。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把保管中央“秘密文库”的任务,转交给同是情报系统的青年党员陈来生。缪谷稔接到指令后,支撑着病弱的身体,在家人协助下,一连几天将文件重新进行整理、包装,把7大箱文件分成20多箱,并嘱陈丽文赶制包袱,包在一只只箱子上,让文件箱转运时更加隐蔽。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精心安排和新、老两位“文库”保管人陈来生、缪谷稔的努力配合下,秘密文库的20多箱2万余份文件,终于由嘉运坊顺利转移到新址——庚庆里过街楼陈来生的妻弟家中。

 

 

 

 

缪谷稔是为守护中央“秘密文库”而耗尽心血的忠诚共产党员之一。1943年夏,他因病返回江阴申港老家休养。19441010,因病情恶化,与世长辞,年仅39岁。

 

 

 

 

①笔者于上世纪80年代采访中央“秘密文库”守护者刘钊及缪谷稔夫人陈丽文的口述资料。

②中共江阴县委党史办公室编《烈士传》刊载的《默默为党工作的无名英雄——缪谷稔传》(田柳撰写)。

③郑伯亚、费云东《党中央地下档案库》。

④朱国民《特科与中央档案库》。

⑤董少东《中共早期档案“中央文库”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本文参考资料:

 

 

缪谷稔在上世纪40年代初的两年时间里负责保管的中央“秘密文库”,所收藏的资料,是我党的珍贵财富,包括了从我党诞生起直至1933年的许多重要文书档案,其中有: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形成的文件材料和会议记录、决议案;党中央给各地的指示和各地给中央的请示报告;党中央给苏区的文件和红军军事文件;共产国际给党中央的指示和党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等等。“文库”中还有瞿秋白、苏兆征、彭湃、罗亦农、恽代英、郭亮等先烈的遗像、遗墨、遗嘱等,尤其是还有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手稿原件。这些文件现在已成为编写党史、军史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毛泽东起草的《前敌委员会给江西省委转中央的报告》、周恩来写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的指示信》等重要文献,已分别收入《毛泽东选集》和《周恩来选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敌特、宪警遍布,环境十分险恶。然而恰恰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隐匿着一个藏有大量中国共产党早期档案的中央“秘密文库”。为了确保这批档案的安全,一任任保管者顶风冒险,呕心沥血,不惜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其中有一位就是江阴的缪谷稔


 

“非典”教授——许志英老师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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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一涓

许志英老师和一般的教授不太一样,有这样看法的人,肯定不止我一个。我称之为非典型教授

许老师相貌俨然,不苟言笑,初识者多会敬而远之。即便是认识已久 如果不很熟悉,怕也还如此。许老师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场。但就像一句老话说的:“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熟悉之后会发现,有时白白被他的外表吓唬住了。

我有一段时间住在北京西路二号新村,和许老师一个院子,上下班有时会在路上碰见。一次是上班时遇见了,说了几句话后便匆匆赶路,随口说:“要迟到了”。他说:“还这样认真?”我很诧异:“不是您订的规矩吗?”他就笑了。其时许老师执掌南大中文系4年,刚刚离任。他在执政期间,要求行政人员上下班要控制在正负15分钟内,即上班可比学校规定时间迟到15分钟,下班则可早15分钟,但以此为限。二十多年来,这个规矩还因循着。许老师是注重立规矩的,他在系主任任上,制定了很多条例,诸如“工作量分配条例”、“青年教师培养的业务要求”等等,使得很多事情做起来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但他又不是胶柱鼓瑟不知变通的人。他对大家的要求是以做好工作为原则,而不是斤斤计较于几分钟。他务实,不讲形式。他规定正副主任每人每周只值班一个上午即可,不是必需根本不开会。中文系会议少在圈子里是出了名的,一年难得开一次全系大会。到现在也基本如此。不扰民,也是他的原则吧!都知道知识分子对时间是很吝啬的。

许老师是典型的金刚脸菩萨心,他以农民式的务实关心每一个人的实际利益。每次系里申报奖项,评定职称,在他都像排兵布阵,指挥作战一样,力争系里利益最大化。曾多次听他说,某次如何如何,谁谁上了;某次排序失当,该上的没上。谁拿了荣誉,进了职称,比他自己得了还高兴。谁没有得到,他会觉得是自己工作的失误,很对不起人家似的。而他自己,上任伊始便宣布,任期之内,自己不参加任何级别的评奖。涨工资时,他关照人事秘书,尽量给每个人都把优势算足,尽量往上靠,他说的话也是农民一样的朴实,他说,钱是国家的,又不要个人掏腰包!对于钱,许老师没有一般知识分子的羞羞答答,他会很实在地表达出来。实行岗位津贴时,我遇到点小麻烦,他很迅速明了地说,你一年损失多少多少人民币。对人民币许老师还有个独特的计算方法。有一段时间,老母鸡卖15元左右一只,涨工资时,许老师会说,涨了几只老母鸡。“民以食为天”,国计也好,民生也罢,其实都离不开钱,知识分子当然也需要钱,只是谈到钱时就免不了“犹抱琵琶半遮面”,许老师没有这样的坏毛病。

许老师很多时候确是像农民一样的务实,没有知识分子的虚荣。许老师孩子比较多,许师母又没有工作,因此家累比别人重。有相当一段时间,许师母在二号新村负责分发牛奶,以补贴家用。逢到月底需要订奶时,许老师就会帮助收钱记账,平时许师母忙的时候,许老师还会代替许师母分发牛奶。院子里都是本校老师或家属,都是熟人,许老师做起来很坦然,没有一丝勉强。以许老师的教授博导系主任身份,能够放下身段做这样平凡小事的,在南大,好像找不到第二个人。

上世纪90年代中,我们系和山东师范大学合办研究生班,他们负责招生管理,我们负责教学。96年暑假的课程,由叶子铭老师,胡若定老师和许志英老师承担,因为学生都是济南威海地区的,授课地点安排在威海。期间有一次英语考试,我负责监考。考试正在进行时,山师大的一位老师喊我出去,商讨办学中的一些事,再三推托不得,碍于情面,我出去了,考场有一段时间处于无人监考状态。我心里很忐忑。回来后,叶老师问考试情形,我支支吾吾没敢说。许老师回来后,也问同样的问题,我如实告知,许老师沉吟一会,说:“眼不见为净!”我当时对许老师的说法是很吃惊的。多年后我想,其实,不如此,能怎样呢?我觉得这件事很能看出许老师的睿智和删繁就简的果断风格。

许老师退休以后,家搬到了港龙,我们家也点了港龙的房子,距离比较近,算是做了邻居。此前他遭遇了一次脑梗,病愈后,行动不很方便。他本来是喜欢出游的,现在不免受到些限制。活动范围受限之后,他比较经常地光顾我们家。来时泡上一壶茶,而后“开聊”。说是聊天,其实也不能算,一般他说的多,我们听的多。许老师虽然在天子脚下浸润了十好几年,可是一口乡音丝毫不受干扰,我听起来就有些费劲。外子比我耐心,领会得多一些,但他向来寡言,也不是好的谈伴。所以谈话一般是一边倒的格局。谈到时间差不多时,许老师就告辞了,然后下次再来。一次送他出来,我走上前开电梯,还没到跟前,他将手中拐杖伸出来,隔着老远,点向电梯按钮,竟然很准确。我转过脸来,看到许老师一脸恶作剧成功了的得意,不由得大笑,许老师也笑起来。

看到许老师有些无聊,我向他建议,“您可以写一些东西。”我指的是散文一类的。许老师之前曾经编了一本中国现代作家的怀旧散文,给集子起的名字叫《撕碎了的旧梦》。这个书名许老师很得意,特意跟我们说过。而后又编了《学府随笔》(南大卷),是本系老师自己的作品。这本书从打印通知到最后成书,我都参与了,其间复印,剪贴,编目,差不多就是剪刀加浆糊地搞了一大厚本。说到构思时,许老师觉得是个很好的创意,可以几个高校各出一本。而这种随笔自有风格,不会同于流俗的。有了这样的实践,我想许老师对自己写一写,肯定会有兴趣的。果然,许老师立刻兴趣盎然起来,隔不了几天,就拿来一篇稿子给我,而且是绵绵不断了。许老师记忆力极好,多年前的事情记起来连日期都不会忘,做了什么事,什么人参加的,毫发不爽。作为资料,都是极有价值的。可是许老师真把散文当资料记了,词句的推敲,篇章的布局,都不考究了。而他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许老师受脑梗影响的字和他的句容口音一样难辨认,因为要表达的意思很多,句子的修饰限制也就很多,又因为思绪的汹涌,来不及推敲,所以语言就有些诘屈聱牙。我是急性子,读起来很着急。开始改的时候我是战战兢兢:他是著名学者,又是长辈,不好意思删削。后来看他毫不客气,所有稿子只管送来,我也就不客气了。都说“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许老师可没有这样的成见,能够像他这样不耻下问,从善如流的,我也只见过他一个。散文结集后,许老师在后记中这样说:“我还要特别感谢王一涓女士。我请她为我的随笔把把文字关。因为她有10年教中学语文的经验,善于咬文嚼字,又写过不少优美的随笔,所以请她帮助做这件事。现在看来这样做是很对头的。她连我以前写的几篇随笔,也全看了。她的修改很慎重,尽管一般不是很多,却都是改之所当改,往往有画龙点睛之妙。”。想着自己时不时的牢骚,不由得惭愧非常。

在接触许老师随笔的过程中,我自己其实是很有收获的,他的关于文革的一组文章,补充了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了解。许老师的《同室操戈窝里斗》,《东岳五七干校》,《清谈组》,详细地讲述了科学院文学所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第一次这样近地跟随一个亲历者的眼睛看文化大革命。我发现当斗争比较理智的时候,还是会有人性的火花闪现的。文革初期,文学所现代室写唐弢先生大字报,唐先生有冠心病,不能到所里看大字报,他们就到家里把大字报念给唐先生听,选了一个普通话比较好的人朗读。怕唐先生受到刺激,又特地带了速效救心丸。这些,当是与人为善的态度。我还发现,批斗“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除因响应号召外,使得批斗越来越升级的,其实很多情况下是因为造反派之间在比较谁更革命。革命的证明便是谁的革命行动更多,更激烈,因而也造成对被批斗者更加惨烈的伤害。文学所的这种伤害,我从宗璞先生的散文中见到了。从许老师的文章中,我又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了现当代一些著名学者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在文革中的遭遇。文革中每个人因角色不同,角度不同,对文革的感受也会截然不同。多方面参照来看,结果会更加立体。比如,因为军宣队的“掺沙子”计划,文学所的单身汉被分住到各个学术权威家中,这在进驻的人,是执行任务,是革命行为;在被进驻的家庭,其实就是一种迫害。许老师当时是和樊骏分到蔡仪先生家中的,据说相处还算客气。但我曾看过杨绛先生回忆文章,讲到这次行动,因为掺的“沙子”的种种不能忍受行为,钱先生与之动手了。这成为钱先生不能回忆的痛。还有,运动到后期就乱成一锅粥了,造反派彼此倾轧,互相斗争,用许老师的话说,就是“同室操戈窝里斗”了。

在文革特殊的年代里,许老师在认真参加“革命”的同时,也在锻炼着独立思考的能力,他和他的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透过乱纷纷荒唐的现象,判断,思考,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批当代大儒”,关于“四人帮”,等等等等,这在回忆录《清谈组》里都有所体现。我想,正是由于这些锻炼,才有了《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这样闪烁思想光芒的文章的产生。

随笔写得差不多时,许老师说他想写小说,写他的家族。他说他的家族是个大家族,有很多故事,他已经在构思结构了。听了这些,当然是令人高兴的。因为写小说诚然不易,但愿意去尝试,这不光需要勇气,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精气神,有对生活的热爱和信心。自从许师母去世以后,家中许多繁琐细事,许老师便失去了依恃,虽有儿女照顾,但落寞是免不掉的。愿意做这样宏伟的事情,自然是极好的。但是,这事终于没有做成。

2007913日,我下班回来,外子告诉我,许老师下午来过,跟他聊了一会天,还留了两件事让我帮着做。外子说,许老师问他孔子和孟子的“73”“84”是虚岁还是周岁。他回答说古人是算农历的,自然是指虚岁。许老师说,“那我已经过了孔子的年龄了。”许老师一向是达观的,仿佛参透了生死一般,他说过,70岁以后,多活一天是赚一天。而且,遇到古代文学方面的东西,许老师也常向外子询问。我说过,他是不耻下问的。所以我们没有太在意。许老师还说了我们系以前一位老教授自杀的事情。他说老先生在遗书里写道,“生意已尽”。这件事我也多次听许老师说过,他每次说时,只是叙述,并不评论,我们都是当作系里掌故听的。所以也未多想。许老师让我做的其中一件事,是让我帮他分稿费,还把他的身份证也拿来了。《学府随笔》要出来了,需要把稿费分给大家。这事暑假里我已经替他做了,但没做好。我天生不会“理财”,尝试用很多种方法分钱,可越分越糊涂。这他知道。怎么又交给我了?晚饭后,我和外子出去散步,到了许老师家,告诉他换个人做吧。他问换谁,我说“翟业军吧”。翟业军是许老师留校的学生。许老师说,“你等一下”。说着便进了里屋,一会儿拿出一张写了字的便笺来,让我明天带给翟业军。我们来时许老师已用过晚饭,在小女婿的帮助下洗过澡了,换了一身洁净的睡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们走时,许老师和往常一样把我们送进电梯,没有一丝异样。岂料,次日我刚到系里,就听到了噩耗。

我听说,许老师把所有事情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安排得妥妥帖帖,可见是很平静地走的。连自己的生死都要由自己掌握,这是符合许老师性格的。能如此潇洒地对待生死,许老师是不同于一般人的。按照自己选择的路走,应当也是欣慰的事情吧?

今年四五月间,我和许老师的女儿许爱军一起吃饭,她告诉我,许老师走的那天夜里,烟灰缸里积满了烟蒂。我不由得心颤了:死生亦大,死生亦大矣……

 

                                               2014年立秋日

又记:

许老师生于1934年,今年是他80岁诞辰,谨以此文,纪念先生。


 

杨正润:传记研究 我的终生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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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卢思语
    [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2011年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 文学回忆录是传记的一种形式,我同意一些学者的说法:21世纪是属于传记的时代。

  ■ 我发现莎士比亚是一切文艺理论流派的试金石,莎剧是公认的西方文化的伟大代表,任何西方文学批评流派,只有在莎剧研究中有所建树,这一流派才能在文学批评中真正立足

  ■ 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任何学科都是人的创造,传记则是人的历史。

  合适的方向将事半功倍

  三十多年前,我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学习西方哲学史和文化史的时候,一个现象引起我的注意:有许多天分甚高,也非常勤奋的人物,为自己的研究几乎是花费了毕生的精力;但是他们的成果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也没有引起后人的注意。

  比如欧洲中世纪的绝大多数学者就是这样,他们认为“一切学问都在《圣经》之中”,把一切学科都变成神学的婢女,成为对《圣经》的注释。他们对《圣经》中的某句话、某个细节,进行无数繁琐的注疏、考证,或是引申为经院哲学的问题。他们的那些手稿,至今还保存在欧洲一些古老的图书馆里,那密密麻麻、一丝不苟的文字向参观者诉说着主人的辛劳,但是却摆脱不了蛛网尘封的宿命,只能作为一件古董而存在,没人关心其内容。连篇累牍讨论“把猪牵到市场去的是手还是绳子”这类问题的论文,自然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我也发现,我见过的一些人物有同样的命运。我童年时代见过父亲的塾师,人人都尊称他“大太爷”,是个秀才,家乡著名的博学人物,据说他每天五更必定起床读书,几十年如一日;他骑着毛驴赴京赶考,路上几个月不停地背书,把十三经一字不差地背完。我在南大图书馆把他的一部著作找了出来,看到其内容是把中国史上的大事编成四字一句供学童背诵,这样的启蒙读物有其用处,但类似的读本已有很多了,我真为他那满肚子学问惋惜。还有一位比我年长的同事,他多少年中只做一件事:翻译和注释20世纪初期的一些英国通俗小说,这些小说其实并没有多大价值,也早已过时,其中又涉及许多背景资料,翻译起来并不容易。我忘不掉严冬季节,在没有火炉而又朝北的房间里,他戴着棉帽放着护耳、裹着厚厚的棉大衣缩在一个角落,一边呵手,一边查字典的情景。这位先生执着于此,花费了多年时间,听说他译完了,但是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接受他的译稿。他的中英文都不错,我想他如果做一件更有意义的事,也许会有更大的成就吧。

  我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勤奋固然是学业成功的前提;但是,勤奋并不一定就能成功。对一位学者来说,确定研究的方向至关重要,有些课题是注定做不出什么成果的。我很庆幸,我刚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与“传记”结缘

  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了中国第一批博士点和博士生导师的名单。这在大学、特别是我们这些即将毕业的硕士生中引起巨大的反响。“博士生导师”,那时同“学部委员”即后来的“院士”一样,是非常尊贵的头衔,让人肃然起敬。我们都关注这个名单,我看到朱东润教授的大名就在其中。

  朱先生的招生方向是“中国各体文学”中的传记文学。从此“传记”两个字牢牢吸引了我。说来好笑,我毕业于大学中文系,此后教过10年中学语文,少年时代也翻过家里的一部线装《史记》以及一些现代传记作品,但是对“传记”二字却很茫然。我的一些同事好像也差不多,记得一位朋友就对我说过:“你要研究传记,好啊,我也写过唐人传奇的文章,我们可以交流的”。

  这些都验证了胡适的一句话:“我觉得二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事实正是如此,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除了《史记》外,就好像没有提到过其他“传记”作品。外国的情况也差不多,流行的几种西方文学史教材,也只说到罗马时代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和十八世纪英国鲍斯维尔的《约翰生传》,好像再没有其他传记作品可谈。至于传记理论,更是少见,那时翻遍大学图书馆的中英目录,也没有查到几本。

  带着疑惑我进一步考查历史。我又发现,中国和西方国家,不是没有传记,而是出现过大量传记作品,中国的“二十四史”就是纪传体,主体就是人物传记。此外广义的传记,诸如日记、书信、游记等等更是车载斗量。西方国家同样如此,传记作品很多,但是其中优秀传记太少,难以传世。

  这种状况,到二十世纪初期开始逐步改观。首先是英国,著名的现代小说家伍尔芙带头写过4部传记作品,而且对传记进行了研究,她写出的传记论文,奠定了现代西方传记理论的基础。此后传记迅速发展,传记作品的数量在以几何级数增加,优秀作品也不断出现。1917年,美国著名的普利策奖就设立了“传记和自传奖”。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受到西方这一潮流的影响。胡适、郁达夫、茅盾、朱东润等人,他们都指出中国传记的落后,大声疾呼要求人们关心传记、写作传记,并且身体力行带头写传记。尤其是胡适,显示出他作为新文学领袖人物的远见。在他的倡导之下, 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现代传记诞生了,很快形成了一个高峰,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特别是自传,胡适、沈从文等人都写出了中国现代自传中的经典之作,新文学左翼的代表鲁迅和郭沫若也都写有大量自传类作品。但是由于战争、动乱等等原因,这一高潮并没有延续多久。

  到了80年代,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中国现代传记出逐步形成第二个高峰,每年出版的长篇传记从几十种攀升到几百种,90年代达到几千种。近年来更是达到上万种,远远超过小说的年出一千多种。这一现象并不奇怪,文学是属于时代的,先秦是散文,其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标志性文类。小说从明清延续下来,现在开始让位于传记了。美国《纽约时报》1996年在一篇专文中惊呼:“现在是一个文学回忆录的时代”。文学回忆录是传记的一种形式,我同意一些学者的说法:21世纪是属于传记的时代。

  探索传记发展之路

  传记热使我产生了强烈的探索的愿望,传记的繁盛需要学术的支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创新,要创新应当考虑到两个因素:新材料和新方法。王国维说得好:“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古来新学问起,大都源于新材料。”在清末民初之际中国学术的大发展,就有赖于大量新史料的发现,包括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卷轴、流沙简牍、宫廷档案等等,有了这些材料,就有了学术发展的空间。

  另一方面,除了新材料还需要新方法,有了新方法才能有新视角、提出新问题,得到新发现。我很幸运,在我关注传记、决定从事传记研究的时候,不但传记正在进入高峰期,提供了大量新材料,而且新方法也出现了。1980年代,中国学术界称之为方法论的年代,国外那些已经并不很新的方法和那些刚刚出现的新方法,比如文学批评中的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精神分析、原型批评、女权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等等都被一一介绍到中国来,新的学科,特别是比较文学在中国得到迅速的发展,它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中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开始了复苏和发展。今天看来,那个时代虽然免不了幼稚,其中包含着种种偏激、肤浅、误解,但是成就也是空前的。

  我读研时的专业方向就是西方文论。我发现,西方文论新方法的引入,带来了传记研究革新的可能。长期以来把传记同小说靠拢,用小说的标准来评论传记,或是依靠一些传记家写下写作感受来指导传记,这种状况应当结束了,应当从20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中吸收养料建立现代传记理论。这样,我确定了自己的学术方向,传记研究从此成为我终生的事业。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做了两件事,一件是阅读大量传记作品,掌握材料。前后总共花了大约10年的功夫,我对这些材料进行清理和研究,写成一部《传记文学史纲》,在这部著作中我把世界传记文学看成一个整体,考察了10个主要国家或民族3000多年传记文学的历史,重点论析了其中几百部代表作品。这样我对研究对象就有了比较充分的把握。

  另一件事是研究西方文艺理论,掌握新方法。我曾听到一位著名的前辈学者介绍治学经验:要把什么学问吃透,最好的方法是给学生开这门课。于是我开设了西方文学批评方面的课程,给硕士生开了20年的“西方文学批评专题研究”,给博士生开了8年的“西方文学与文化理论”。课程名称没有变,但我每年讲授的内容都不同,讲课的过程是我一步步深入西方文学批评的过程。为了避免现代西方文论研究中浮于表面、泛泛而谈和生吞活剥的通病,对各种流派我不仅关注它们的理论建构,而且考察他们的批评实践。我的老师张月超教授是一位莎士比亚专家,受老师的影响,我对莎士比亚戏剧也有浓厚的兴趣。我发现莎士比亚是一切文艺理论流派的试金石,莎剧是公认的西方文化的伟大代表,任何西方文学批评流派,只有在莎剧研究中有所建树,这一流派才能在文学批评中真正立足。于是我在研究现代西方文论的时候,特别注意它们对莎剧的解读,这样我对它们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更容易把它们融入传记理论。我发现西方古典的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摹仿理论,西方的主体理论身份理论、对话理论、叙事理论等等,都是传记理论中可以参考和吸收的。我还指导了9篇研究传记的博士论文和几篇硕士论文,带领他们编写了一部《众生自画像:中国现代自传与国民性研究》和一部《外国传记鉴赏辞典》,指导他们写作的过程同样是我深化对传记认知的过程。我还为自己喜爱的英国诗人雪莱写了一部《雪莱传》,得到了对传记的感性认识。

  在有了比较充分的准备的基础上,我完成了一部《现代传记学》,这也花了我10多年的时间。我的传记理论包括本体论、范畴论和书写论3个部分,我试图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现代传记理论的体系。每当我看着这70多万字、厚厚的一部书,心中会升起许多感慨。传记是一个古老的文类,正在焕发青春。我在传记领域所做的工作,也只是第一步,其中有许多缺陷、不足和遗憾。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包括我的学生,正在传记研究的领域崭露头角,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多、更好。但是我也感到庆幸:当学术的发展使传记研究成为必要、也成为可能的时候,我选择了它,这是一个正确的、及时的选择。

  同样使我感到庆幸的是,现在我又有机会来到上海交通大学继续我的事业,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我觉得,在交大这所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里进行这项工作有着特殊的意义。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任何学科都是人的创造,传记则是人的历史。随着现代学术的发展,不同学科的学者越来越注意到传记,把本领域代表人物的成就同他们的经历联系起来考察,传记已经成为任何学科史不可分割的部分。英国当代物理学家霍金在他的名著《时间简史》中就包含了伽利略、牛顿和爱因斯坦这三位物理学家的传记。一些自然科学家、工程师、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传记,在读者中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传记和传记研究不但进入了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核心领域,而且它也在更高的层次上推动着各种学科的发展,其中包括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工具理性在物质活动中或许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也只有伴随着人文关怀它才会具有更强大的力量。传记是人生和人性的记录,传记是人类精神的纽带,在人类盼望着和谐共存的今天,世界需要传记;我也相信,交大这所历史悠久的著名大学,同样需要传记。我当继续努力。

  学者小传

  杨正润,上海交通大学访问特聘教授,人文学院传记中心主任。1967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其后任中学教师。1979年考入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张月超教授。1982年取得硕士学位,留中文系任教,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指导博士研究生。其间1987-1988年赴美国堪萨斯大学英文系作访问学者,1999-2000年赴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比较文学系任客座教授。2009年从南京大学退休,2010年上海交通大学聘为兼职教授,2011年以兼职教授身份在交大领衔投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获得成功。

  专业方向主要为传记研究,兼及西方文论和莎士比亚研究。主要著作有《人性的足迹》、《传记文学史纲》、《现代传记学》、《雪莱传》等,主编《众生自画像:中国现代自传与国民性研究》、《外国传记鉴赏辞典》等,发表论文70余篇。《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华读书报》、《中国文学年鉴》等报刊都曾发表专文对其传记论著给予高度评价,《传记文学史纲》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


 

张月超教授和他的《欧洲文学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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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月超教授和他的《欧洲文学论集》

zzpaper zzpaper 2011-01-05 11:46:35

  
  
  一
  《莎士比亚全集》第九卷中,有著名的《哈姆莱特》。其第四幕第四场有这样几句独白:
  一个人要是把生活的幸福和目的,只看作吃吃睡睡,他还算是个什么东西?简直不过是一头畜牲!
  张月超教授把他的那部全集第九卷的这一页纸折叠着。还在这几行打上了钩,并且加上着重号。在这一页的顶端,张月超教授抄录了莎士比亚原文:
  What is a man,
  If his chief good and market of his time
  Be but to sleep and feed? a beast, no more.
  莎士比亚的这几句话深深地打动了张月超教授。或者说张月超是把这几句话当作座右铭的。
  二
  做大学生对的时候,买过一本书,叫做《西欧经典作家与作品》,长江文艺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作者是张月超。大三进入语言专门化,跟方光焘教授学习语言学,对文学的兴趣逐步减少了,而且以后也没有再看到有关张月超的消息。
  文革之后的1979年,南京大学校长以最快的速度从武汉大学调来了两位老先生,一位是程千凡,一位是张月超。一个是古典文学名家,一个是外国文学名家。两个人都是右派。文革"结束后,张月超先生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有关部门却让他们“自愿退休”,工资却没有恢复,每月给 49 元的工资。南京大学决定每月暂发给他和程千凡先生各 150 元。财务部门却感到十分为难,不知道此项开支应放在哪些名目下,匡亚明校长说:“从哪里开支我不管,但每月必须把这笔钱发下来。” 这在当时的高等学校是一件大事,引起很大的反响。
  对两位前辈学者,我很是敬佩。但是自己专业是语言学,所以没有请教过学问。后来很遗憾。那个时候我只是请程先生赐予墨宝,他写的是:“修辞立其诚”。我告诉过张先生,我大学生时候买过读过他的《西欧经典作家与作品》。
  我见到张先生的时候,他已经是饱经沧桑的老人了。程先生总是笑嘻嘻的,和颜悦色,平易近人。跟程先生可以很随意地说几句话。张先生总是那么严肃,不苟言笑,所以我不敢多言说。我似乎没有可看到过张先生会心的微笑,更别提开怀大笑了。
  三
  张月超先生出生于1911年,辛亥革命那年。江苏灌云县人。1979年时候是68岁,一位“奔七”的老人了。
  张月超先生1968年4月17日写的交代材料中说:
  我的原籍是江苏省灌云县,老家住灌云板浦薛家巷。1911年出生。我出生数月后父亲就死了,我十九岁时我母亲也死了。在家乡读小学和初级师范,高中是在邻县的东海中学读的。我是独生子,父母都早亡,自母亲死后就没有再回过家乡。……原名“景璐”,高中没有毕业,借用别人的文凭(即高中毕业证书)考入南京伪中央大学外文系(1929年),改用现在的名字“张月超”。
  交代中,在“中央大学”前面加上一个“伪”!是那个时代呀。
  从中可以看到的是,张月超先生是困境之中成长起来的。至于借用别人的文凭,则是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待的。
  张先生不但年轻过,而且在困境中成长的张先生还有过辉煌的青年时代。早在1933年,22岁的时候张先生就出版了学术专著《歌德评传》(神舟国光社)。
  1932年,歌德逝世一百周年。那两、三年里,中国学者发表了近百篇论文和译文。张月超先生,1929年到1933年,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外语系。大学生的张月超先生把歌德同爱克曼的那些著名谈话部分翻译成中文,运用刚刚兴起的比较文学方法,把歌德同美国作家爱默生进行了比较,居然写出了一部学术专著:《歌德评传》。当时张先生年才21岁,一个三年级的大学生,竟然就出版了这样一部三百余页的学术著作。时任中央大学教授的宗白华先生为这样一位学术新秀的出现而感到欣喜,他为自己学生的这一著作写了序言,热情地推介给学术界。
  时代的车轮在奔驰。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胜过一代。但是,今天的大学三年级学生能够出版三百多页的学术专著的,如果不是没有的,也是少之又少的吧?
  四
  大学毕业之后,张月超先生在南京国立编译馆任编译。1945年到1949年在重庆资源委员会任秘书科科长。后人国民政府行政院人简任秘书。1949年四五月期间,担任国共和谈秘书。949年到1951年在香港国际文摘当翻译。1952年到武汉大学外语系任教。
  1958年,张月超先生被划为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赶出校门,发配到东西湖农场劳教。得了血吸虫病。尔后被开除公职,在发落到黄石市铁山钢铁厂打石场劳教。
  1961年8月解除劳教,返校武汉大学,在外文系做资料员。恢复教学之后,改教语言。1966年撤销教学权利,进入‘牛棚’。
  1968年到武大沙洋干校农场劳动,放牛养猪。
  1973年7月30日摘帽。1975年12月办理退休。户口迁移到武汉,但学校不分配住房。
  1979年调来南京大学中文系。张月超教授和比较文学专家、诗人赵瑞蕻教授共同开创了南京大学招收世界文学硕士点。 1997年升格为博士点,这是继北京大学之后中国第二个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点。培养了一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专门人才。
  五
  年轻时代的张月超先生,一定开怀大笑过,而且绝不止于一次二次三四次。我见到的张月超,不再开怀大笑,因为他是曾经的右派。“地富反坏右”之中的“老五”。右派分子即使摘了帽子,也还是“摘帽右派”。帽子还在,不过是“拿在手里”而已。
  曾经的流行说法是“反右扩大化”,但是,货真价实的右派有多少?任何扩大化都得有一个基数。如果根本没有右派,那“扩大化”何从说起呢?“反右扩大化”一个短语而已,但是对于右派及其家属,就不再是一个短语了。
  这样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不在大学教书,不去研究外国文学,不去搞翻译,却不得不去劳动改造!张月超还给母牛接生,在他当右派的日子里。我的老朋友李名方宰过羊,在他当右派的时候。
  张月超还是“历史反革命”。“地富反坏右”之中的“老三”。也许是因为他1945年到1949年在重庆资源委员会任秘书科科长。后d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人简任秘书。特别是他1949年四五月期间,担任国共和谈秘书呀。一个“历史反革命”,一个有一技之长可资利用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在经过三年的劳动改造之后,“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继续教书的。
  在“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月里,一个“反革命分子”当然是不算人的。那日子就可想而知了。
  六
  时来运转,匡亚明校长引进、请到南京大学。张月超先生在1979年10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
  写六十八书怀一首:
  一朝风雨百花残,
  十年冰霜大地寒,
  白发喜看春又来,
  老红新绿满青山。
  俗话说,好事成双。尔后,又“落实政策”落实到到头上来了——
  因为张月超先生去香港给周恩来带过信,这是革命任务,因此,从他接受周恩来总理的信件那天开始,就算张月超起义参加革命了。这样一来,“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张月超就成为一个“对革命有功人员”了。
  事情是这样的:
  1949年四五月期间,担任国共和谈秘书,——邵力子先生的随员。张月超在1968年4月17日写的交代材料中写道:
  “1949年国共和谈,国民党代表团首席代表是张治中,……秘书长是卢郁文,他曾任资源委员会参事,又曾任我的中学老师,他就约我担任秘书……”
  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孚凌国共和谈:《见证与亲历:解放初期的政治活动》中写道:“从邵力子随员张月超的谈话中,我获取了这样一个信息:国民党不想和平,停战的可能性不大。我便将此信息转告了郑怀之,郑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后来据郑怀之说,此信息当夜便转到了周恩来副主席那里。”
  国共和谈破裂之后,国民党代表团起义。张月超先生想去香港另谋发展,周恩来知道之后,鼓励他去香港,还请他带一封信转交当时在香港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负责人。于是他就暂留香港,主编《国际文摘》月刊。并把全家从台湾接到香港。遵从中央有关领导指示,他动员钱昌照到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
  于是,反革命分子的张月超顿时成为革命者了,老革命了。
  此,南京部队司令部专门授予张月超先生大红证书。
  张月超先生于是享受了离休人员的种种待遇。
  张月超先生先生感慨地写道:
  朝为阶下囚,
  暮为座上客。
  今昔对比如此强烈。我因此写道年轻时候读过英国诗人拜伦的诗歌,拜伦感叹拿破仑昨天是那么样的辉煌,欧洲(世界)第一人,今日里却被流放到一座小岛上。张月超先是比拿破仑幸运多了。
  1986年除夕写的《西方文学批评简史》译后记中张先生写道:“本书作者是美国一位资产阶级学者,他的某些提法我们是不赞同的。”(259页)张先生不敢忘记阶级分析的原则。这一代历过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锻炼的知识分子问题上都是十分谨慎的。记得方光焘教授每次提到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等的时候,总要说:“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虽然是唯心主义者,但是,他的这一观点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方先生每时都不忘记跟唯心主义划清界线。
  七
  张月超先生在1976年10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
  偶作一小诗,姑录存之
  胼手胝足又六年,
  学稼学圃傲英贤,
  今是昨非改前好,
  糊壁覆瓿有陈编。
  “覆瓿”的典故出自于《汉书》:
  钜鹿侯芭从(扬)雄居,受其《太玄》焉。刘歆亦常观之,谓雄曰:“空自苦!今之学者也,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有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扬雄传下》)
  后人就用来形容文章著作没有价值。李渔《曲话》中说:“著书唯供覆瓿之用,虽多亦奚以为?”文革前夕,著名大文人郭沫若公开声言,他的著作应当一烧了之。比其“覆瓿”与“糊壁”来就更加爽快了。“学稼学圃”以至于“胼手胝足”已经六年的张月超,居然“傲英贤”,他的“英豪”指的谁个?陶渊明说,“觉今是而昨非”,关键至于:今天就是是,昨天真的“非”。这是非的标准是什么?检验 真理的标准是实践!
  这首诗,未必可以列入《中国现代诗歌选》的,其艺术价值我无权多说。仅仅说其内容,它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时代,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内心的苦痛。
  张月超先生1975年5月20日,在日记中写道:
  午饭后未睡,写成小诗一首:
  儒冠一生嗟自误,
  汉祖溺之真丈夫!
  垂老渐知得表里,
  日对群牛胜读书。
  “汉祖”即汉高祖刘邦。“儒冠”是文人(知识分子)的帽子。“溺”,小便也。司马迁《史记 . 高祖本记》中记载:
  沛公时时问邑中贤士豪俊。骑士归,郦生见谓之曰:“吾闻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原从游,莫为我先。若见沛公,谓曰‘臣里中有郦生,年六十馀,长八尺,人皆谓之狂生,生自谓我非狂生’。”骑士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郦生曰:“弟言之。”骑士从容言如郦生所诫者。
  郦食其跟刘邦见面的时候:
  郦生至,入谒,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 而见郦生。郦生入,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沛公骂曰:“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
  中国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可有的士却忍受了刘邦的溺冠之辱。1975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臭老九”依然是人民内部的成员,可张月超已经不是人了,“阶级异己”分子、右派、历史反革命!这种身份的张月超先生说:“汉祖溺之真丈夫!”多么沉痛呀。
  张月超先生感叹说:“儒冠一生嗟自误”。这千真万确地是那个历史时期的历史的真实写照,这是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声,绝对不是某个文人的一时间之牢骚。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道路是“工农兵化”。那多次运动,无数事实,证明那个时期知识分子的政策的确是出了什么问题了。
  1989年4月10日,张月超教授追悼会上,宣读的悼词是: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我过著名的外国文学专家、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张月超 教授。
  张月超 教授1911年5月生于江苏省灌云县,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外文系,其后在国力编译馆、白沙大学、兰田国立师范学院任职。1945年起,曾任南京政府资源委员会机要科长、行政院简任秘书,1949年国共和谈中,任国民党代表团秘书,后随团起义参加革命并完成组织交付的重要任务。建国以后先后在武汉大学外文系和中文系、南京大学中文系执教,1987年离休。张月超先生担任的学术团体职务有:全国高等学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顾问、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顾问、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顾问等。
  张月超先生一生光明磊落、刚正不阿,他始终关怀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在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他坚决站到人民一边。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还被错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十年浩劫中,他更是横遭迫害、历尽磨难,但他不改初衷,从未丧失做人的尊严和知识分子的气节。三中全会以后,当的知识分子政策得到落实,张月超先生充满了振兴中华的信心和希望,他焕发青春,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他还通过在港台和美国的亲朋故旧,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作了大量的工作。指导逝世前不久,他还关心着全国人大的召开和南大的建设。对于社会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他表现出极大的义愤和忧虑,并且身体力行加以抵制。他以清贫为荣,一身正气。
  张月超教授是外国文学老一辈的著名学者。他三十年代初问世的《哥德评传》是一部开创性的专著;五十年代的《西欧经典作家与作品》曾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有着广泛的影响;八十年代初他出版了《欧洲文学论集》,进入了更高的学术境界;其后他主编的《外国文学研究中的新发展》和他撰写的多篇论文,对学科建设出现的新课题作了深入探索,为海外学者所瞩目。他还同其他专家学者一起,倡导成立了全国高等学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推动了这一领域教学和科研的发展,得到国内同行的尊敬和爱戴。
  张月超先生是一位诲人不倦的良师。他学贯中西,也总是把自己渊博的学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也总是要求学生厚积薄发,抵制学术界的某些浮华风气;他谆谆善诱,不仅教书而且育人,在思想品德、作风各个方面关怀学生的成长;学生出国以后,他总是书信寄情,鼓励他们早日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张月超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也是奋斗的一生,他为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奉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他的逝世是我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是南京大学的重大损失。我们万分悲痛地悼念张月超教授,我们要学习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教育事业的高贵品质,学习他在学术上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精神,为繁荣我国的教育和科学文化事业不断奋斗!
  张月超教授治丧委员会
  高度评价了张月超先生的一生。
  九
  张月超教授是翻译家。他翻译的美国学者佛朗·霍尔的《西方文学批评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我翻阅过,没有细读。我感兴趣的是他的《欧洲文学论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 这部著作是他的《西欧经典作家与作品》。书名从“西欧”改为“欧洲”,是因为增加了五名俄罗斯作家。作者在《编后琐记》中解释说:“而只是因为有以恶搞时期我曾经在某校承担讲授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他不愿意提起该学校的名称,是因为他无法忘怀在那所学校所遭受到的伤害与屈辱。
  这部著作论述了:荷马史诗、但丁、拉伯雷、莎士比亚、斯威夫特、菲尔丁、拜伦、歌德、普希金、果戈里、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萨尔蒂可夫—谢德林。最近,我重新阅读这部著作,很是喜欢。觉得并未过时。
  我喜欢这部著作,因为作者虽然是外国文学专家,但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厚的功底。对中国作家与作品很是熟悉。作者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向中国读者介绍欧洲文学。经常运用中国作家及其作品作为参考点,某种意思上说,虽然是一部欧洲文学的研究性著作,也是之外比较的文学史著作。例如在论述但丁的《神曲》的时候,作者写道:
  我们祖国的伟大诗人屈原,因为“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司马迁《史记 屈原列传》)这也可说是但丁流亡后而写《神曲》的心情。但丁也正如屈原一样,他在作品里所抒写的,并不是他个人的孤愤,而是广大人民对黑暗统治的愤懑情绪。《离骚》中说:
  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
  诗人们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操使他们自己的作品和人民的思想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评价莎士比亚的《麦克白》的时候,写道:
  在我国文学中也不乏这类的例子,如《孔雀东南飞》里写刘兰芝,十七岁时和焦仲卿结婚(“十七为君妇”),两三年后就被休回母家,她临去的时候对小姑说:“新妇初来日,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一个才能扶床学步的两三岁的小姑娘,不到两三年怎么能长得和二十岁的嫂嫂一样高呢?诗人这样写,无非在烘托先后情况的变化以及刘兰芝被迫回家,依依不舍的心情。
  在评论斯威福特的《格里佛游记》的时候,作者写道:
  我国作家李汝珍在《镜花缘》里描写女儿国把男人当作女人,把女人当作男人,“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镜花缘》32回),后来又写林之祥被带到宫里当嫔妃,要他裹足,使得他骨断血流,痛不欲生(33回),作者故意颠倒社会现实中的男女关系,以抗议现存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斯威福特写《骅骝国》,以马作人,以人作马,以“骅骝”作为统治者,把“野胡”放在被统治者、被奴役者的地位上,用的也是一种和现实颠倒对照的写法。
  因此同外国人所著的文学史著作是全然不同不的。这是某些中国作者写的外国文学史所缺乏的。
  这部著作具有鲜明的那个时代的时代特色。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贯穿着阶级分析的方法,强调了人民性,注重对资本主义的揭露与批判。经常引用的是马恩列斯毛的话语,这是那个时代所必须的。是那个时代的写作模式。
  作者熟悉苏联和俄罗斯的文化,作者重视借鉴苏联和俄罗斯学者的观点。书中大量引用高尔基、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留礼洛夫等),这在现在的欧洲文学研究中是不多看见的了。但是在我们国一面倒的时代里,这是学术界里流行的、最保险的做法。
  这部著作是作者在多年的讲稿的基础上写成的,简明扼要,生动活泼。作者是大学问家,但是不搞繁琐哲学,可读性特强。
  我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讲列夫. 托尔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
  十
  明年——2011年,是张月超教授诞生100周年。我希望能够出版:
  张月超文集
  谁来编辑、出版?
  这,当然是武汉大学!张月超教授在武汉大学工作了二十多年!是“武大人”——“武大学人”是武汉大学校史上的一个人物!是武汉大学学术传统的一个部分。张月超教授的代表作《欧洲文学论集》(初版为《西欧经典作家与作品》)乃是他在武汉大学多年讲课的结晶。他在《欧洲文学论集》的后记中说: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学园地里确是大放异彩,在它本身的历史中也是及盛时代,然而它在这个集子里所占较多篇幅,并非出于我的偏爱,更不意味着我对它有什么高深的研究,而只是因为有一个时期曾经在某校承担讲授十九世纪俄国文学,边学边教边写,日积月累,竟积稿盈匧,由于工作比较忙,无暇修订全搞,但又有一种敝帚自珍的心理,觉得弃之可惜,于是改好五篇,收入这个集子,作为学习记录和小结。
  这里的“某校”当然指的是武汉大学。张月超教授不愿意重提武汉大学,其心情是可以理解,他想忘记了段岁月。但是,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武汉大学也是不能忘记张月超教授的。
  或者,南京大学来编辑、出版。张月超教授对南京大学的学科建设是大有贡献的。同时也是对老校长匡亚明的一个怀念。
  2010年11月14日 南京秦淮河畔

 

160余种版本的《老残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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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1月19日 22:29  舜网-济南日报

160余种版本的《老残游记》

160余种版本的《老残游记》

160余种版本的《老残游记》

160余种版本的《老残游记》

160余种版本的《老残游记》

  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罕有以济南为故事背景的,除了刘鹗著的《老残游记》外,还没有一部作品中对济南市井风情、民俗文化、风景名胜等有过详细的描述,而“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美誉也正由此书而名扬天下,可见此书对于济南的宣传作用是起到过巨大而无法替代的作用的。“老残”是一个文学人物,但对济南来说,已不是这么简单,而是济南的一个代表,一个文化名片。

  据刘鹗曾孙刘德隆介绍,到目前为止,《老残游记》已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捷克文、匈牙利文、朝鲜文等近10种文字,其版本计有200余种,但这仍然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虽然,《老残游记》的版本收藏只是一个比较冷门的收藏专题,但对于研究刘鹗及《老残游记》,以及清末民初济南的文化、风情等都有着巨大的作用。山东意匠建筑设计公司为了打造“老残主题文化旅游区”,已经收成到160余种的《老残游记》版本,在国内属于非常独特的收藏专题,其中有很多罕见、珍贵的版本。

  《老残游记》创作发表始末

  《老残游记》一至十四卷,作者写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至十一月,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一至十二月十五日(1903年9月21日-1904年1月31日)连载于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半月刊第九号至第十八号,每回均配有插图二幅,除卷十一“寒风冻塞黄河水,暖气催成白雪辞”(即原作卷十二)外,卷末均有作者自评。由于《绣像小说》编者违背了原来的协议,擅自删改了原作卷十后半部分及卷十一全部文字,作者在完成卷十四后遂中止文稿,写作也因此中辍。1905年刘鹗应《天津日日新闻》主持人方若(药雨)之请,续写了《老残游记》十五至二十卷六回,并改写了原作卷十后半部分及卷十一全部,除卷十、十二、十八、十九、二十无自评外,其余各卷回末都写了自评。这二十回于1906年由《天津日日新闻》逐日发表。是年秋,作者又写了《自叙》,亦刊载于该报上。由于该报早已散佚,小说刊载的准确时间,一时尚难考订。《老残游记》手稿,今仅见卷十一后半大部分,共4084字,原藏作者之孙刘厚泽处,于1961年捐赠给南京博物院。

  《老残游记》最早刊本,计有两种,一为阿英所藏《天津日日新闻》剪报本。此本系书版式,首《自叙》,每回页数各自起迄。中缝上题《老残游记》书名,下为页码及“天津日日新闻”六字,双边。全文用四号字排,标题二号,天地甚宽。反面全载广告,并非“另页副品”。阿英仅见第一回至第十回一册,未窥全豹。另一为天津图书馆藏天津日日新闻社刊印的单行本《老残游记》,全书线装二册,活版印刷,上册从第一卷至第十二卷,下册从第十三卷到第二十卷。扉页题《老残游记》书名,左下角有“药雨”两字图形印章。封三署“印刷所天津日日新闻社”、“发行所天津孟晋书社”,“每本定价大洋三角半”。无出版年月。此书卷端题“洪都百炼生撰”,正文半页12行,每行32字,回后有自评,版式与阿英藏本全同;唯反面空白均无广告,可能是另行抽印的单行本。此外,上海刘厚泽处原也有一完整的藏本,与天津图书馆所藏全同,今仅存下册。据笔者所知,此本现有国内一藏书家藏有完整一套,为多年前购于上海,现被其东为善本。

  《老残游记外编》手稿一卷,计16页(缺第3页),今存15页,4728字,约写于光绪丙午(1906)秋后至丁未(1907)年初。生前未公开发表,1929年发现于天津勤艺里旧宅书箱中,原稿藏刘厚滋、刘厚泽兄弟处。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魏绍昌编的《老残游记资料》,首次发表了《外编》全文。1981年齐鲁书社版《老残游记》,也附录了《外编》全文。

  《老残游记二集》自叙及一至九卷,写于丁未(1907)上半年,亦连载于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十日至十月初六日(1907年8月18日至11月11日)《天津日日新闻》。1929年刘大经在整理《天津日日新闻》报馆库存时,发现《二集》九回的剪报本,刘大绅令子厚滋、厚泽抄了一个副本。1934年6月至10月,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杂志第六至第十四期刊登了《二集》自叙及一至四卷,自叙署“鸿都百炼生”。1935年2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二集》自叙及一至六卷。此书全一册,精装,封面署“《老残游记二集》,刘铁云遗著,林语堂序”,下端有“良友文库”四字。有《出版者言》、林语堂序、刘大钧《本书作者刘铁云先生轶事》、刘大钧、刘铁孙跋、刘淮生《先祖铁云公编著书籍目录》,今上海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均有藏本。1943年桂林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老残游记续集遗稿》一至六卷一册,此书实即良友文库的翻版,收入双鹅丛书。今上海图书馆有藏本。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老残游记》,附录了《二集》自叙及一至六回。1962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老残游记资料》,据刘厚滋、刘厚泽提供的《二集》副本。刊载了其中的七、八、九三卷。1976年,日本学者樽本照华发现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藏有《天津日日新闻》版《老残游记二集》,并著文介绍。此书全二册,线装,每半叶10行,每行30字,中缝上题《老残游记》书名,下为页码及“天津日日新闻”6字。此书边栏外右侧印有连载日期,如卷一首页印有“天津日日新闻三页七月初十日”,卷七首页印有“天津日日新闻三页九月初四日”等,据此可知《二集》刊于光绪丁未(1907)七月初十日至十月初六日,其中除卷八与卷九之间隔一星期外,几乎每日一刊,共历时77天。上册扉页有毛笔题记“丁未莫冬既望订”,即同年12月16日(1908年1月19日)装订。可见《二集》也不是报纸“另页副品”,而是正刊的一部分。1981年齐鲁书社版《老残游记》及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横排本《老残游记》,均附录了《二集》自叙及一至九回。

  较为重要的《老残游记》版本

  上海神州日报馆排印本1907年出版全二册,大三十二开,道林纸,铅印。封面为彩版,绘古树上立一老鹰。《老残游记》四字在左侧,空心,白底红边,上横印“新小说”三红字。扉页中间直行书《老残游记》四字,右上署“光绪三十三年岁次丁未”,左下署“阳湖薛懋铎题“及”李道之印”四字方形印章。书首有作者《自救》,次为二十卷目次,正文卷端题“洪都百炼生撰”,有自评。今首都图书馆有藏本。

  《老残游记》,新中华书局印行,民国二年(1913)秋九月初版,线装一函四册,石印本。

  《绘图老残游记》,新小说社印行,广益书局代售,民国四年(1915)初版。线装,石印,四册全。何仲基题签,收四卷二十章。每卷前有二幅插图。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本,1925年初版,1928年四版,1934年十版。全一册,汪原放点校,有自叙,胡适序、汪原放校读后记。阿英认为此书校勘最精。今上海图书馆有藏本。笔者藏有民国十九年(1930)十二月七版。

  上海汉文渊书肆《精图老残游记》,全四册,1928年出版,有自叙,自叙末有“鸿都百炼生丙午之秋作于海上得秋气斋”字样,并有插图40幅。

  《新式标点老残游记》,上海大东书局印行,民国十四年五月初版,民国十九年(1931)五月五版,精装,一册全。收二十章。前有《老残游记标点符号说明》,8幅插图。

  上海文艺出版社《足本老残游记》,全一册,1934年初版,1948年5月四版,有自叙,赵苕狂《老残游记考》、罗振玉《本书作者刘铁云传》、李崇孝《老残游记人名辞典》。

  另外,比较特殊的刊本有:

  上海百新书局《刘氏原本老残游记》,此书1916年起曾多次印行,有自叙、自评、傅幼圃批阅,徐鹤龄校阅,有眉批。上编一至二十章,钱启猷序。下编二十一至四十章,系伪作,傅幼圃序。

  上海文明书局《标点绘图小说片锦老残游记》,全一册,1926年初版,1930年一月三版,吴县陆衣言编校,附胡适之评语。全书仅30页,不分卷,系删节本,有插图七幅。

  上海世界书局《足本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合刊本,全一册,1934年初版,有自叙、赵苕狂《老残游记考》、罗振玉《本书作者刘铁云传》、李崇孝《老残游记人名辞典》。

  《老残游记二集》,良友文库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民国二十四年(1935)三月初版,民国二十五年(1936)再版,64开,软精装,一册全,每册实价五角。前有《林语堂序》、《自序》,后有《本书作者刘铁云先生逸事》、《刘大钧跋》、《刘铁孙跋》和《刘铁云著作目录》。

  《英译老残游记第二集及其他选译》,林语堂著译,商务印书馆印行,英文版,民国二十五年(1936)十月初版,精装,一册全,校对者颜京。

  1949年以后,《老残游记》又一再印行,主要版本有:

  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老残游记》,1957年10月初版,1979年上海第二次印刷,陈翔鹤校,戴鸿森注,书首有《出版说明》,次目录,次自叙,并附有《二集》自叙及一至六回。1982年该社又出了新版横排本,较五七年本多收了《二集》七、八、九三回,并有戴鸿森《再版后记》。

  山东齐鲁书社版《老残游记》,1981年出版,严薇青校注,书首有严薇青撰写的《前言》,并有刘鹗像等九幅图版。有自叙、自评,并附录了《二集》九回和《外编》残稿一卷,是目前最完备的刊本。1985年第二次印刷时,增加了严薇青的《再版后记》。

  港台版本中较为特别的有:

  《老残游记》,陈翔鹤校,戴鸿森注,商务印书馆(香港)印行,1958年5月1版,1960年8月4印。

  《老残游记初集二集及其研究》,杨家骆主编之世界文库四部刊要,世界书局(台湾)印行,1960年9月再版。

  《老残游记》,田素兰校注,缪天华校阅,中国古典名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印行,1986年11月初版,精装本。

  《老残游记全书》,严薇青注,学术新刊,建安出版社(台湾)印行,1997年4月初版。

  《眉批祥注老残游记》,俞国基眉批,吕自扬祥注,河畔古典文学欣赏丛刊,河畔出版社(台湾)印行,1979年5月初版,2000年10月新版3印。 (本栏照片均由崔健摄)

  专家谈《老残游记》版本价值

  记者将山东意匠建筑设计公司收藏的《老残游记》版本的情况向山东大学教授杜泽逊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他认为,《老残游记》不光是近代著名的谴责小说,还是一部对于山东非常重要的乡土文献。其中所涉及的济南等地的记载可作史志类书看,具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山东意匠建筑设计公司收藏的《老残游记》版本达到160多种,还有不少有关的研究专著,这是非常难得的,其中很多还属于比较珍贵的稀见版本,这也大大提高了这批图书的文化价值和研究价值。现在,国内外对于《老残游记》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也对其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很多人认为这部小说不止是一部谴责小说那么简单,具有更高的文化价值,在中国近代小说中可列为第一。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但也说明了这部小说的内在价值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而这么多的《老残游记》版本集于一体,不光具有收藏价值,更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


 

中共早期档案"中央文库"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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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早期档案"中央文库"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2012-03-13 08:46:38 来源:北京日报 
中共早期档案

  新中国成立后,陈来生为中央档案馆工作人员讲述隐藏中央文库的方法。

中共早期档案

  徐强、李云夫妇。

中共早期档案

  中共中央秘书处对中央文库保管人员的嘉奖电报。毛泽东亲笔将原文中的“有功的同志”改为“有功的人员”。

中共早期档案

  韩慧如(右)秦鸿钧一家合影。

中共早期档案

  陈为人在东北开展革命工作时的照片。

中共早期档案

  韩慧英在上海时的照片。

  一批没有纸边的文件,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中。它们习惯上被称作“中央文库”,两万余件档案,囊括中共早期的几乎所有重要文件。

  中央文库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从1927年中央文库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长达22年的动荡岁月和战火硝烟中,中共“一号机密”就秘密存放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隐匿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眼皮底下。

  22年中,十余位地下党员接力守护着党的“一号机密”,三人为之付出了生命。这是共产党人忠于使命的接力,是生命和鲜血的守护。

  1949年上海解放,最后一位中央文库的秘密守护者用一辆胶轮车将16箱文件送到上海市委组织部。全部文件“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备交将来”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同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反共,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中共中央机关被迫从武汉迁往上海,转入地下。

  为适应地下斗争的环境,中共中央成立了秘密工作委员会,并下设文件保管处,中央文库就此建立。

  中央文库保管的是党从诞生起直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重要文书档案,共计两万多份。其中,有党中央各届、各种会议记录、决议案;有党中央给各地的指示及各地党组织给中央的报告;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有苏区和红军军事文件,有毛泽东、周恩来的手稿;有瞿秋白、苏兆征、彭湃、罗亦农、恽代英等革命先烈的遗墨、照片等等。

  这些档案记录着一部中共建党史、一部人民军队壮大史、一部领袖人物史,在党史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中,这些文件如果落入敌手,其危险性也是可想而知的,因而中央文库又被称为党的“一号机密”。

  在上世纪30年代,中共中央秘书处在文书处理中经常出现“存文组宣毛”的代号。其中,“组”是中央组织部,“宣”是中央宣传部,后改为特委,“毛”是共产国际。列在首位的“文”即中央文库,即使是当时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也没有几个知道,“存文组宣毛”中的这个“文”在哪里。

  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周恩来,直接领导着中央文库的工作。

  当时党内没有专门的档案管理人才,对文库内的文件只是随收随登记,一包一捆地堆放起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央和各级各地组织间的文件来往,日益频繁,积存的文件也越来越多。然而,在敌人严密统治的都市,机关繁复、文件众多的情况,必将会影响到地下斗争的安全。

  周恩来首先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对秘书处负责人说:“你们可以找阿秋去谈谈,请他给写一个文件处理办法。”

  阿秋即瞿秋白,这是一个专属于周恩来的亲切称呼。周恩来与瞿秋白不仅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两人还是江苏同乡,关系极好。

  而那时的瞿秋白,被王明等人攻击排挤,刚刚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他把主要精力用于总结党在工作上的历史经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他和周恩来是当时使用文件资料最多的人。

  瞿秋白很快起草了一份《文件处置办法》,明确周详地规定了党中央应当收集、保管的文件资料的范围、内容,整理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并且要求这些档案“均按时日编”,“切记注明年月日,愈详愈好”。这也是党史上最早的关于管理档案、文件的条例。

  在草案的最后,瞿秋白还加了一个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在“将来”两字旁边,瞿秋白打上了着重的圈点。

  从此,在旧上海的白色恐怖中,一批忠贞不渝的共产党人,开始了保护“中央文库”的艰苦卓绝的事业。

http://culture.gmw.cn/2012-03/13/content_3751919.htm

张老太爷

  中央文库的第一位保管人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的科长张唯一,代号“张老太爷”。

  在隐蔽战线的秘密工作中,很多同志都有代号。比如陈云的代号叫“先生”,因为他外出活动时经常化装成一个账房先生,潘汉年的代号叫“小开”,这是因为他常常化装成一个资本家的少爷,小开就是上海话中的公子哥儿。而张唯一代号“张老太爷”,却与他的外在形象八竿子也打不着。

  张唯一生于1892年,保管中央文库时才30多岁,一点儿也谈不上“老”,因为办事沉稳,老成持重,这才得了“老太爷”的“尊称”。

  中央文库最初设立在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1141号,这里曾是中央秘书处办公地,也是文件阅览场所,邻里环境比较安全。

  此后二十多年间,中央文库又多次迁址。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批党的绝密文件始终就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险象环生,却没有发生过一次纰漏。中央在设立中央文库之初,就为它制定了一系列思虑周详的安保措施:库址一定要达到独立居住、独立活动的要求;只派一名领导干部与文库负责人进行单线联系,其他领导成员不得过问文库的工作;文库工作人员也不能参加支部大会和集会游行,尽量减少与外界的接触,以免暴露身份;文库地址不能固定,每遇险情或更换负责人,都必须立即搬迁。

  张唯一物色了两位政治可靠的同志,成立了文件保管处。当时他们的主要任务,一是集中管理中共中央及中央领导人在工作中形成、留存的文件资料;二是接收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三是接收中央各部委移交的文件。到1930年底,文件保管处已经集中了20多箱文件、资料。

  同样的文件,当时其实共有三份。中共中央秘书处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一份送交共产国际,一份送中央文库保存,一份由文件阅览处呈请中央领导人批办,由中央特科处理。

  恰恰是与中央特科的横向关联,引发了中央文库最大的一次惊险。

  1931年4月25日,时任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顾顺章掌握上海的中央机关及中央领导人的住址,对秘密工作方式了如指掌,他的叛变,无异于将党的机密暴露在敌人面前。因而,顾顺章又被称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中央文库岌岌可危。

  幸而,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潜伏在国民党中统负责人徐恩曾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及时通知了周恩来。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全部转移,一切秘密联络点全部变换,一切联系方法停止使用并更换新的方法。

  同时,周恩来派人紧急通知张唯一:“情况万分紧急,立即携带文件全部转移”。张唯一雇用了两辆黄包车,连夜将二十余箱文件分几次运往法租界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的一幢独立小楼里,这里是他的家。

  张唯一在党内职务不高,因为保管中央文库,又极少与外人联系,当时并没有暴露,他的家也就成了中央文库情急之下的避险之地,借此躲过了一劫。

  但中央特科负责处理、保管的档案此时处在暴露边缘。周恩来也一直对特科文库放心不下,派陈赓等人到处寻找。最终确认,中央特科保管的这批档案已经被彻底烧毁,总算未落敌手。

  经此一险,党中央两个文库仅存一个,中央文库更显得弥足珍贵。

  张唯一和中央文库一起留在了上海。不久后,张唯一奉调为中共上海执行局、后上海临时中央局秘书处的负责人。这个职务,必然与更多的地下党组织发生联系。为策万全,中央文库交到了第二任保管人陈为人的手中。

孩子还好吗

  陈为人,1921年冬入党的老党员,曾在湖南、北京、天津、辽宁、黑龙江等多地开展过革命活动,还曾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8年底和1931年春,陈为人曾两次被捕入狱,均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被捕期间,陈为人受尽严刑拷打,却始终严守党的秘密,从未动摇,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可靠同志。正是看中了这一品质,张唯一把中央文库托付给了陈为人保管。

  而陈为人保管中央文库,还有一个便利条件。按照1929年《中共中央关于秘密工作条例》的要求,中央文库保管者对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现。陈为人的二儿子陈爱仑介绍,就像电视剧《潜伏》中的余则成和翠平一样,他的父母也是从假扮夫妻作掩护而最终走到一起的革命情侣。母亲韩慧英早在“五四”时期就追随李大钊开展革命活动,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入党的老党员。

  因为在狱中受过重刑,又染上了严重的肺病,陈为人被营救出狱后,曾经休养了一个时期,与党组织暂时中断联系。中共中央撤出上海后,留沪的地下党组织中,极少有人知道陈为人。这无疑又为中央文库增加了一份安全保障。

  1932年正式接手文库后,陈为人将隐蔽在“张老太爷”家的文件,秘密搬运至明月坊自己的家中。那是一栋独门的三层小楼房:第一层卧室兼客厅,第二层为卧室,第三层改为一个小阁楼,靠里墙二尺做了一堵木板墙,两墙当中存放文件。

  陈爱仑那时尚在母亲腹中,但他曾听大哥陈爱昆讲起那些存放文件的神秘箱子,自己从没有在家中看到过。儿时曾有的记忆,就是无论春夏秋冬,家里的阁楼上总有一个火炉,炉火不熄。长大后问起母亲,母亲告诉他,那是“以防万一”之用。领受保管中央文库的任务时,他们夫妻就曾立誓:“定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

  20世纪30年代,上海地下斗争环境变得更为险恶,党的活动据点频频遭到敌人破坏。在敌特、叛徒四处活动的险恶环境里,一遇情况有异,中央文库必须立即转移。几年内陈为人夫妇不知搬了多少次家,有一次搬到法租界霞飞路一白俄老妇人的楼上。

  陈爱仑的妹妹陈力就出生在那座房子里。白俄老太太喜欢这个小娃娃,还给起了个小名叫玛丽。为了维持良好的“邻里关系”,陈为人夫妇就真的这么称呼小女儿。那个白俄老太太的儿子是个租界巡捕,成天张牙舞爪地满街乱抓共产党,却不知他家楼上就是中共的“一号机密”。

  夜深人静的时候,陈为人就开始对中央文库的档案进行整理。他将密写在各种小说、报纸上的文件与信函抄录下来,把原来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剪下文件四边的空白。这样,文库的存放能够尽量减小体积,进而缩小目标,避免敌人的耳目,便于保管和转移。

  经过一段时间,全部文件重新整理装箱,共20箱2万余件。打开箱子,最上面是陈为人手书的《开箱必读》,详列了查阅须知及全部目录,按文件形成的时间、地区、作者等分类编号,一目了然。

  中央文库同外界的联系由韩慧英负责,党组织也只派一名领导与韩慧英单线联系,这个人就是“张老太爷”。这样的单线联系,让中央文库再次躲过了一劫。

  1935年2月,位于上海雷米路(今永康路)文安坊的地下联络点遭国民党特务破坏,张唯一被捕。两天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英按原计划前去接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

  韩慧英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对子女回忆,其实,张唯一和陈为人夫妇对各种可能的突发状况都做过预想,并设计了应变之策。张唯一原本该取下窗口晾衣架上的衣服示警,但因为事发突然,示警信号未来得及发出。

  幸好,此后事态的发展,他们仍有所准备。韩慧英被捕后,装作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妇女,被吓得哭个不停。她用老家河北高邑的口音说,自己是经人介绍来这家做佣人的,第一次登门,其余一概不知。

  国民党特务并没有轻易相信韩慧英的说辞,还是把她关进了监狱。直到一年多后,实在问不出什么,又查不到任何破绽,这才释放了她。而张唯一则一直被关押到国共第二次合作,1937年才被党组织营救出狱。期间受尽酷刑,未吐露半点党的秘密。

  在张唯一和韩慧英被捕期间,一次转狱过程中,两人有了擦肩而过的一次相遇。张唯一悄声问:“你家的三个孩子还好吗?”

  韩慧英自然明白,“张老太爷”询问的是中央文库的安危,她肯定地点了点头。张唯一轻轻地吁了口气。

吃不饱饭的老板

  确如韩慧英所料,中央文库仍在陈为人的安全保管之下。

  韩慧英是张唯一和陈为人之间唯一的联系人,她往来联络点和自己家之间的路线和时间都经过精心设计。每次出门前,韩慧英都和陈为人约定好返回时间。一旦逾期,就说明出现了突发情况,陈为人会马上带着中央文库转移。

  而知道中央文库地址的,只有这三个人。被捕的张唯一和韩慧英守口如瓶,中央文库自然是已经安全转移了。

  就在韩慧英被捕后不久,上海小沙渡路合兴坊(今西康路560弄)15号搬进了一位新住户。他就是化名张惠生的陈为人。

  仓促之下,找到一个稳妥安全的中央文库存放地殊为不易,何况很多出租的房子还要求租房人有铺保(即担保人)。陈为人这时联系不到组织,更不能找外人,只能咬牙租下了这栋不要求铺保的二层小楼。

  这里属于旧上海的高档住宅区,房租是每个月30银元。陈为人装作一个有钱的木材行老板,出手阔绰,对高昂的租金毫不在乎。殊不知,这份房租已经足以让他食不果腹。

  电视剧《借枪》中的地下工作者熊阔海,每天都在为经费发愁。这样的情境,真实地发生在了陈为人身上。

  韩慧英被捕,让陈为人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也断绝了经费来源。木材行老板的身份是虚构的,为守护中央文库的安全,他又不能出去工作谋生。陈爱仑说,当时大哥只有六岁,妹妹还不到两岁,三个孩子嗷嗷待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父亲只好典当衣物,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陈为人日渐严重的肺病得不到医治,至多只能买两个萝卜做润肺之用。

  为了省钱,一家人只能以最便宜的红薯为食;为了不让人察觉生活艰辛而引起怀疑,红薯只能天黑后搬进家。红薯饭做好,陈为人还要盖上一片干鱼端到楼上,等快到楼门口时又把鱼片藏起来,怕孩子们看见了馋。因为,鱼片是个“道具”,明天还要接着用。

  万般无奈之下,陈为人给在河北正定小学任教的妻妹韩慧如写了封信,说韩慧英病重,请她速来上海。

  韩慧如的女儿秦裕容介绍,母亲赶到上海,才获悉她的姐姐已被捕半年,也知道了姐夫的“生意”。当时她还不是共产党员,却在姐姐的影响下早已心向革命。她接替姐姐成为中央文库的掩护人。在家,她是陈为人的妻妹,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外出,则是“张老板”的妻子,地下交通员,尝试着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按照陈为人教的办法,韩慧如用联络暗语在报纸上登寻人广告,还一次次在马路两旁的电线杆上张贴帖子,“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却始终没有回音。

  韩慧如拿出了自己积攒的300银元,支撑着一家人的开销。可是,这笔钱交房租已是捉襟见肘。一家人很快又不得不靠典当度日。到最后,陈为人把二楼上的家具几乎变卖一空,甚至铁皮罐头之类零星杂物都卖光了,可一楼的摆设仍维持着一个老板的“表面文章”。

  即便是最便宜的红薯,也常常不能吃饱了。韩慧如曾向秦裕容回忆过这样一个令人心酸的场景——孩子们嚷饿,陈为人就骗他们:“我们是吃点心,就是点点心的,不要吃饱的。”孩子不解:“怎么妈妈不在我们就天天吃点心呢?”

  陈为人无言以对,只好逗孩子们:“吃完点心,我们是不是要运动一下?来,跳个舞吧。”他故意张牙舞爪做滑稽状,逗得孩子笑个不停,借此搪塞过去。

  1936年初,韩慧英出狱,几经辗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陈为人。一家人终于团聚了,生活却更加艰难。为了生计,韩家姐妹外出教书谋生。没想到,这却带来了转机。

  在培明女中附小当教员的韩慧英,通过学校的一位地下党员,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他们这才知道,受党的委托,“瘦子”也正在到处查访陈为人和中央文库的下落。

  生命的终点

  “瘦子”是中央特科上海负责人徐强的代号。常年身负地下工作的重担,让陈为人的神经高度紧张。他并没有直接让徐强到家里来,而是约定一家小饭店接头。

  对这一次接头的情景,徐强曾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记录:“我见到为人,脸色苍白,身体十分瘦弱,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钱,又不敢找朋友帮忙,肩上的担子重啊!同我交谈明显地看出他很警惕。我几次问他的住址,他都不敢讲。”

  而从接头的小饭店归来,陈为人明显轻松了许多,还与孩子们说笑道:“爸爸今天总算吃饱了,把盘子都舔光了。”

  与党组织恢复了联系,陈为人的精神和经济负担都大为减轻。也许是终于放下了心头的重担,他的生命之火,在使命完成之时,耗尽了最后一丝光亮。

  徐强在第一次接头时就发现陈为人已经沉疴日久,他要求陈为人将中央文库移交,马上住院看病。

  送交中央文库的那一天,韩慧如打扮一番,化装成要出远门的样子,带着两个大箱子上了一辆黄包车。陈为人则装作送行,另携两个大箱子紧随其后。

  黄包车转了几个弄堂,到了预定的接头地点。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年轻的阔太太——徐强的爱人李云。李云和他们其实是第一次见面,却好像无比熟识,亲热地迎上来招呼。这自然是表面文章,让周围的邻居以为是远途来的亲戚上门了。

  陈为人的大儿子陈爱昆也跟着一起来了。懵懂的孩子哪知道爸爸和小姨的使命,还以为真的是去探望亲戚。后来记起此事,他也只记得那位阿姨对他特别亲热,又抱又亲,还塞给了他两块银元。

  安全转交了中央文库后,党组织安排陈为人住进了当时上海最好的广慈医院。可是没多久,病还没治好,他就自己回家了。他告诉妻子说,医院里有几个人好像在议论他,怕是引起怀疑,所以就赶紧出院了。

  党组织很快又给陈为人安排了另外一家医院,可没过多久,他又自己回家了,理由还是怕引起怀疑。

  知道真正原因的只有徐强和李云,他们夫妻二人是那时中央特科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

  李云现在已是百岁高龄,是唯一在世的中央文库保护人,只是因为身体原因已不能接受采访。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李云在一次纪念活动中曾忆起陈为人:“党组织让他住院治病,他从医院跑回去。他对徐强说,‘我现在不能工作,不能再花党的经费了。’怎么劝都不行。我们只能找可靠的医生去他家里治病,家里怎么能比医院呢?最后还是没能治好。”

  1937年3月13日晚上,陈为人重症病发,大口咳血。弥留之际,他还强作笑颜地对身边的妻子和韩慧如说:“我不会死的,我还要工作呢。”话音已经轻得几乎听不到。不一会儿,年仅38岁的陈为人与世长辞。

  韩慧如忍不住失声痛哭,韩慧英却一把捂住妹妹的嘴,说:“不能哭,一哭邻居就知道我们家里死人了,会来看的。一看到我们家的寒酸相,他们要怀疑的。”

  姐妹两人悄悄安葬了陈为人。韩慧英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了湖南陈为人老家。韩慧如留在了上海,协助地下党组织工作,后来与中共地下党员、报务员秦鸿钧结为夫妻。1949年,秦鸿钧被敌人逮捕,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从此,韩慧如孑然一身,一直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她于2009年去世,享年96岁。

  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陈为人为革命烈士。

  守护中央文库4年之后,陈为人的生命走到了终点。这个使命,继续在其他人手中传递着。

 藏身地

  从1937年起,中央文库由上海中共地下情报系统保管。

  首先接替陈为人管理中央文库的是徐强和李云。但徐强是中央特科上海情报系统的负责人,对外联络频繁,为尽可能降低中央文库的风险,他们是不能直接保管文库的。

  这个机密任务交给了在地下党组织中长期从事内部工作的周天宝。周天宝只与徐强单线联系,与地下党组织很少接触,身份极其隐蔽。此外,他还有个得天独厚的“护身符”。

  周天宝的姨父是招商局大员,在大上海也算得上一位头面人物。当时在法租界顺昌里,整条弄堂20多栋楼房都是他姨父的私产。周天宝的姨妈独自住在顺昌里7号,一座带花园天井的楼房。

  在外人看来,周天宝是个仰仗姨父权势的“小开”,殊不知那位姨父的权势,掩护的却是中共“一号机密”。中央文库就被周天宝存放在姨妈家的二楼。

  法租界是当时上海的高档住宅聚集地,顺昌里附近居住的都是达官显贵。名噪一时的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并称“上海三大亨”,三人的公馆也都和中央文库所在地近在咫尺。这样一个旧上海黑白两道头面人物聚集的地方,却成了中共“一号机密”的绝好藏身地。正应了那句老话:“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八一三事变”之后,上海沦陷。即便是日本侵略者,对上海租界内的这些旧上海上层人物也有所忌惮。中央文库“躲进小楼成一统”,在日军统治下的上海依然安然无恙。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中央文库在顺昌里安然存放两年后,周天宝姨妈家租给电影厂存放胶片的门脸房莫名起火,连带着烧毁了楼房一角。周天宝抢救出存放文件的箱子,赶紧转移。

  此后一段时间,中央文库经历了相对密集的几次转移、迁址。没人能说得清它变换存放地的规律。中央文库住过上海租界的花园洋房,住过富裕人家的石库门建筑,也住过赤贫学徒工的亭子间。有一段时间,还曾回到过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也就是当年陈为人保护中央文库的地点。

  多数的迁址,其实并不是遇到了什么危险或变故,而是在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文库的保管纪律。中央文库的存放地址,只有直接保管人和与之单线联系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掌握,知道的人极少。而这几个人中,只要有一个人的工作产生变动,中央文库就会迁址,并与之前的联系人切断联系。它实在经不起一丝一毫的疏漏。

  1939年,主管中央文库的徐强奉调延安,管理文库的重任由李云一人承担,这不符合中央文库“家庭化”的管理原则。文库交由负责情报工作的吴成方领导,随即迁址。不久李云也调到延安。

  1940年秋,1926年入党的老地下工作者缪谷稔接任文库保管人。2万余件库藏档案,被当作“私人衣物”,运往英租界康脑脱路一幢独门小楼亭子间暂存,不久又被缪谷稔运到新闸路金家巷嘉运坊1839号自己的家中,贴身守护。

  在保管中央文库之前,吴成方和缪谷稔就已经在上海潜伏多年,是非常熟悉的秘密战友。但是接手中央文库的保管工作之后,作为上级的吴成方却几乎不与缪谷稔直接联系,都是靠交通员联络。因为吴成方联系的情报关系较多,面对的风险也更多。他与缪谷稔直接联系多了,很可能也会把危险直接引向中央文库。

  但是,194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吴成方忽然急匆匆地赶到缪谷稔家,带来了一个十万火急的消息:他们之间的交通员小郑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了。

  小郑名叫郑文道,因何被捕还不清楚,但就在之前不久,吴成方刚刚让小郑通知缪谷稔,做好转交中央文库的准备。和陈为人一样,缪谷稔当时也身患严重肺病,而且病情日趋严重,不得不另找可靠同志接替他。

  小郑不但知道缪谷稔,也知道继任者和他们的联络方式。危险陡然而至。

  可就在缪谷稔着急忙慌地准备转移之时,吴成方又给他传来了危险解除的“好消息”。只是,这是个用生命换来的“好消息”。

  郑文道被捕后,从押运他的囚车上跳车自杀,未果,被抢救过来。到了日本宪兵队,他趁敌不备,又跳楼自杀,终于用付出生命的代价严守了党的秘密。

  不久后,缪谷稔病倒,中央文库交给了最后一任保管人陈来生。

  卸下重担的缪谷稔,切断了和中央文库的一切联系,撤出上海,返回江苏老家休养,却从此一病不起。继陈为人之后,缪谷稔成了为保护中央文库耗尽心血的第二位地下工作者,逝世时,年仅39岁。

小鱼钻网眼

  陈来生接手中央文库保管工作的时候只有23岁,是历任中央文库保管人中最年轻的一位,而他也是保管中央文库时间最长的一位。从1942年夏接手,到1949年9月将文库移交上海市委组织部,陈来生负责保管文库长达7年之久。

  陈来生原姓甄,1919年出生于上海,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就一直从事秘密工作,并因此改名陈来生,一直沿用了下来。

  吴成方选择陈来生保管中央文库,其实也很费了一番心思。陈来生虽然年轻,但在几年的地下工作中,表现出了可靠的党性和足够的机智勇敢。也正因为年轻,陈来生在地下党组织当中都不太惹人注意。对外,陈来生则一直以小手工业者或普通工人的面貌示人,看上去更是毫不起眼,这恰恰是地下工作者该有的先天优势。

  陈来生也可以说是吴成方的“徒弟”。吴成方1926年入党,20年代末30年代初曾在北平等地做过党的保卫工作,是中央特科骨干。1933年调到上海,后来接替徐强,成为中共中央社会部上海地区负责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情报系统负责人,直接受潘汉年领导。

  据陈来生回忆,有一次,他奉命去一个秘密联络点取电台配件。走到门前刚要敲门,却被身后的一只大手拉住了。回头一看,正是他的上级吴成方。

  吴成方把陈来生拉到僻静处,让他观察一下动静再采取行动。原来,吴成方暗中跟了他一路,也在一路保护着他。这样的言传身教和暗中保护,让陈来生非常感动。

  陈来生也没有辜负吴成方的期望。他接手保护中央文库的时候,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实行最严酷统治的时期。时值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更加疯狂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在当时的亚洲金融中心上海,日伪宪兵、特务、巡警在街头巷尾布设着层层明岗暗哨,对抗日力量血腥镇压。

  如何把2万多件、20多箱文件从新闸路的缪谷稔家安全运出来?这是陈来生面对的第一个难题。新闸路在上海租界里,那里本就是“国中之国”。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之后,对租界更是设置了层层盘查和封锁。而陈来生的生活圈子在租界之外,只能在租界外找到文库存放之地。

  整体搬运目标太大,一旦暴露就是万劫不复。陈来生只能用“小鱼钻网眼”的办法。

  陈来生动员自己的父亲和弟弟、妹妹,全家齐上阵,选择敌人的防范漏洞来偷运文件。一家人扮作走街串巷“跑单帮”的小商贩,利用竹篮、面粉袋等简陋工具暗藏文件、资料,每人每次只带几份,毫不惹眼。他们跟着那些真正的小商贩,从不为人所知的小路、小弄堂里七拐八折,越过敌人一道道封锁线,绕过一个又一个明岗暗哨,居然没有一次被盘查。这样,经过了一个多月蚂蚁搬家式的转运,才将所有文件安全转移到新库址。

  新库址起初选在弄庚庆里过街阁楼妻弟家中,陈来生在弄堂口摆了个炒货摊子,夜间两个弟弟就睡在阁楼上,寸步不离文库。这种日子只过了两个多月,党组织就注意到新库址的弄堂口闲杂人员太多,实在难以确保万无一失。陈来生只能再次迁移文库。

  他向岳父借钱租下了成都北路972弄3号的西厢房,开了一家“向荣面坊”作掩护。中央文库就存放在陈来生亲手改造的阁楼里。档案被沿墙整齐地从地板一直码到顶棚,外面再钉一层木板,糊上报纸,看不出任何改动过的痕迹。而且这面夹壁墙里面塞得严严实实,即便用手敲,也听不见空心层的声音。

  而陈来生的“向荣面坊”,其实也不光是掩饰,而是实实在在要做生意维持生计的。他最初接管档案库时,吴成方就告诉他,组织现在也很困难,保管中央文库的经费问题要靠自己想办法。

  可陈家一贫如洗,怎么办?陈来生用上了从租界搬出中央文库时的掩护身份——“跑单帮”。

  当时日本人搞经济封锁,严禁城乡物资交流。但是陈来生经营切面生意,城里的高价面粉根本用不起,只能到郊外去购买。他要秘密通过日军封锁线,穿过铁丝网,万一被日本兵发现,被抓、被杀都有可能。但是为了维持面坊的经营,不得不冒此风险。

  看上去,陈来生确实是个勤勤恳恳的小商贩,以他所掌握的秘密工作本领,也足以应付跑单帮所面对的风险。他辛辛苦苦、小心翼翼地经营着“向荣面坊”,为中央文库披上了毫无破绽的伪装。

完璧归党

  1942年,陈来生接手保护中央文库后不久,他就接到了调阅文件的任务。这次调阅文件的地方,是距离上海千里之外的延安。

  从1936年陈为人与徐强接上头之后,中央文库就重新回到了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虽然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日本侵略者、外国巡捕等中外反动势力控制着,中央文库身处险地,却始终安然无恙,再没有与党组织断线。

  1942年2月,中国共产党开始延安整风,至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整风运动结束。历时三年的延安整风,对后来的历史发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陈来生当时受命查阅的,就是“若干历史问题”的原始记录。

  他第一次拆开保存中央文库的夹壁墙。时值盛夏,阁楼没窗,房门又必须紧锁,人如同闷在蒸笼里。陈来生满头大汗地在堆了整整一面墙的档案中翻检着。

  他手头能够依靠的检索目录,只有当年陈为人所写的《开箱必读》,相对2万多份的档案数量,这份目录还是太过简略了。陈来生足足用了十几天,才找出了中央所要的几十件档案,抄出副本,由地下交通送到延安。其中包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党中央历次会议的会议记录和决议,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的主要文件等等。

  这些文件,对深入地研究和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全面认识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南京,国共开始新一轮的谈判。

  谈判间隙,周恩来牵挂着陷于上海多年的中央文库。他派代表团成员、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长的刘少文亲去上海,转运中央文库。

  接到指令,陈来生第二次打开了中央文库的夹壁墙。刘少文带来了两只航空皮箱,装下5000余份档案文件。

  当时,以中国共产党谈判代表团团员的特殊身份,可以乘坐国民党方面的飞机往来于西安、重庆、南京之间。刘少文乘坐国民党专机,转道西安,把四分之一的中央文库送到延安。

  但是不久,国共谈判破裂,大规模内战开始,中央文库的转移计划只得暂时停止。陈来生仍旧按照原样,将中央文库封存在夹壁墙中。

  这一封,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到了当年瞿秋白为中央文库定章程时所说的“将来”。

  1949年9月初,陈来生亲自押着一辆胶轮车,将全部档案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由市委转交华东局办公厅。上海市委组织部当即开具证明:“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16箱”,“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9月18日,华东局办公厅收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批阅签发的电报:“大批党的历史文件,十分宝贵,请你处即指定几个可靠同志,负责清理登记,装箱,并派专人护送,全部送来北平中央秘书处,对保存文件有功的人员,请你处先予奖励。”电报中“有功的人员”原是“有功的同志”,毛泽东亲笔做了修改,意即对保护中央文库有功的同志、朋友、家属,都应该表彰和奖励。

  1950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华东局将再次清点登记、分装16箱的中央文库全部文件运送至北京,上交中共中央秘书处。至此,中央文库全部库藏移交给中共中央。

  如今,这批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最初阶段的原始档案,这段珍贵无比的中共早期记忆原貌,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无言地诉说着那段充满了血与火、奋斗与牺牲的峥嵘岁月。

http://culture.gmw.cn/2012-03/13/content_3751919_7.htm

 

冀朝鼎八十年前对中国经济区域发展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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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经纬

2017-01-01 16:3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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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
许多年前,我还在读历史系的时候,有一个颇为流行的议题: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简而言之就是,秦汉时期中国经济以黄河流域为核心,再往细分,秦朝偏黄河中游的汾渭地区,两汉则向下游发展。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之后,中国经济核心区逐渐向长江流域发展,再捎带上长江上游“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到了唐代以后,尤其是经过“安史之乱”,江南得到更全面的开发,从南宋到明清,长江流域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已经大大超过了黄河流域。
我们今天已经把这个议题当作一种基本共识,作为讨论的基础,而非争论的主题。然而当时的我却颇为不能理解,这种经济重心改变的认识,有何实践意义?更不用说,是谁最初提出了这一观点,以及这在整个知识谱系中存在怎样的联系。
直到后来,自己研究史前和文明时代的人群迁移,才慢慢对这个议题有了感觉。中国历史上关于经济地理的最初认识是建立在《尚书·禹贡》“九州”观念上。在九州体系中,中国的地理方舆一开始被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个部分。《禹贡》还对九州的经济情况给出了具体的区分。位列赋税等级前三位的分别是“冀州、豫州以及荆州”,这基本覆盖了传统上的中原地区。对南方而言,尽管一个扬州就囊括了几乎整个华南,在面积上和另外八州总和相抵,但在赋税方面只能排到第七位。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提到“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此时,黄河中游的关中平原,在人口和生产方面都是遥遥领先。而南方的“楚越之地”则被认为“地广人希,……无积聚而多贫”。这和《禹贡》时代的情况大体一致。但到了《资治通鉴》时,中国经济地理已经出现了“扬(州)一益(州)二”的全新格局。从宋元开始的“苏湖熟,天下足”,到明清时“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都说明了这样一种向南发展的整体趋势。
今天来看,这种经济重心改变的现象确实存在,并被中国古代文献记录下来。但在中国传统学术“重经学,轻经济”的背景下,却从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
冀朝鼎和他的基本经济区
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好几位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这一议题。其中以冀朝鼎的论述最早也最具代表性。
冀朝鼎上世纪二十年代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英文博士论文题目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出于种种原因,该文直到八十年代才被翻译成中文,以《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为名出版。全书的主旨是:定义基本经济区的概念,研究中国的水利与经济区划的地理基础,以及简要地探索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转移等方面的问题。
他在文中首先给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漫长时期内,中国经济体系主要是由几十万个村庄构成,这些村庄或多或少都能自给自足,为了便于行政管理或者军事行动,它们被编成更大的单位。……在此经济区内,农业生产率和运输设施使缴纳漕粮成为可能,而且要远远胜过其他地区,因此任何一个团体,只要控制这一经济区,就掌握了征服和统一全中国的关键。因此,这种地区被定义为‘基本经济区’。”
这样的基本经济区不是简单的一个省份、一个地理区域,比如长江下游三角洲,甚至不是一个空间单元,比如华北平原,而是一个更大的生产区域。作者将中国本土按照五个历史时期,划分了四个基本经济区。第一个是“泾水、渭水、汾水和黄河下游流域”(秦汉);第二个是“四川与长江下游流域”(三国两晋南北朝);第三个是“长江流域”(隋唐及以后);第四个是“西江—珠江流域”(明清以后)。
划分了这几个区域后,最难处理的问题就是如何论证“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转移”。经济重心的变化其实是个很难把握的主题,尤其是在缺乏详细数据统计的古典时代。今天我们要讨论经济变化可以使用建立在国民经济统计基础上的大数据,比如GDP。A地经济规模数倍于B地,且增幅也领先后者,则可推测A地相对B地更可能为经济中心。而在他写作该书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对古代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估手段受限于数据,有关经济区域变化的过程很难得到直接的说明。
因此,为了捕捉经济上的改变,冀朝鼎用了一个讨巧的方法,使用了一种特别的参照系。正如该书英文版名称《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所示,他将基本经济区的确立与评估和水利事业的发展联系起来。其中的逻辑简单、直接:因为古代经济的基础是农业,而水利事业发展水平与农业密切相关,当一个地区在短期内大量展开水库、塘、陂的修建,则显示农业有了较大发展,进而可以推测该地经济规模正迅速增长。更有意思的是,虽然中国古代史书对纳税人口的记录并不可靠(隐瞒人口可以减少贡赋缴纳,所以人口增减很难准确反映当地经济状况),但关于水利工程实施的记录却较为准确。这里的水利事业特指与灌溉有关的工程,不包括河道疏浚等。
他利用清末出版的方志材料,对当时中国(除缺乏记录的广西、贵州外)十八个省份的水利事业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统计,得出了与我们在本文首部分看到的大体一致的结论。距离今天越近,基本经济区的位置就越靠近南方。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出现在唐朝时,“南方在唐朝似乎终于赶上了北方。不仅总体上发展迅速,而且南方和北方地位正发生改变,这表明基本经济区已经发生转移”。
被魏特夫误导
这样一项研究似乎为冀朝鼎实现书中最初的写作设想提供了可能:“解释基本经济区作为控制附属地区手段的功能,说明基本经济区转移的实现途径,解释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的经济基础。”按照他的设想,基本经济区代表了东亚最主要的生产基地,谁控制了这一区域,就为王朝的统一提供了可能。而控制这一区域,并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标志,就是开展水利工程。
根据这一逻辑关系,冀朝鼎解释了三国时期,魏、蜀、吴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几个对立经济区的崛起。这些经济区的生产率和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强大的基地,有能力不断挑战控制主要基本经济区的霸主的权威”。也就是说,新的基本经济区的出现,促进了新的地区中心成型。然而,这样一种解释却和他最初的设想产生了矛盾:基本经济区的存在为统一创造了基础,然而,新的经济区似又为分裂贡献温床。一种倒置的因果关系使他的解释陷入了循环论证的逻辑陷阱。
从另一个角度看,冀朝鼎的观点实际受到德裔美国学者魏特夫的很大影响。后者以“东方专制主义”观点为中国学界熟知。魏特夫提出的“治水社会”与冀朝鼎的想法相得益彰。他认为,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人们只有利用灌溉,必要时利用治水的办法来克服供水的不足和不调时,农业生产才能顺利地和有效地维持下去。……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需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
令人遗憾的是,魏特夫的观点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学术界遭到致命打击。研究者通过对两河流域古代聚落的考古研究证实,大型水利灌溉设施是国家组织的结果而非原因。换句话说,是业已成型的国家为了提高农业产出组织了水利工程建设,而不是治水需求推动了国家的出现。这个结果具体到冀朝鼎的研究中,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是基本经济区的出现促进了本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而非水利工程导致了基本经济区的出现。当然,这并不影响用水利工程作为基本经济区存在和变迁的指标。
现在,我们需要重新省视冀朝鼎的最初诉求,用“基本经济区转移的实现途径,解释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的经济基础”。统一王朝的出现的确与它控制了东亚基本经济区有关,但是,新的基本经济区同样出现在统一王朝阶段,而非分裂时期。比如,控制黄河流域的隋唐王朝,开辟了统一中国的事业,而江南的大规模开发同样出现在唐代。是什么原因促使唐朝在现有基本经济区的基础上,追求更广阔的经济区,是冀朝鼎未能回答的问题。
京杭大运河
其实,答案并不复杂。基本经济区的控制与发展,分属王朝发展的不同阶段。在唐朝奠基之初,控制关中和中原农产区为唐朝统一事业夯实了基础。而江南的大规模开发,显然与唐朝中期“安史之乱”后,北方农业核心区受战火蹂躏而萧条有关。唐朝用大力发展新基本经济区的方式,缓解了原有区域的生产在战争过后陷入的“地多人少”难题,以及中央对地方节度使区域的失控状况。而将经济希望寄托于未被战火波及的江南,有助于唐朝获得喘息的空间;冀朝鼎在方志文献中辑录的“水利工程”就是发展农业经济的必要手段之一,这在推动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了所谓基本经济区的转移。此外,唐朝还利用隋代遗留的大运河,把江南的粮食运往北方,这为后来晚近王朝的资源流动开辟了新思路。
从这个角度理解,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出现,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几个对立经济区的崛起”。其实早在东汉中后期,与西羌及鲜卑的战争早已耗尽了黄河流域北方农产区的生产能力,东汉政府事实上已经尝试从四川盆地以及长江下游三角洲征集人力、物力。这一切自然少不了通过建设水利设施,改善当地生产条件。正是这些从东汉中期开始的拓边行动,为后来三国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八十年前的预测
回到冀朝鼎的初心,他用水利工程的统计数据来论证中国基本经济区的改变,这一点是可行的,且富有创造性。然而,当他用基本经济区的变化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这一现象时,却不幸受到魏特夫的误导。因为基本经济区的变迁,实际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的经济结果,而非原因。
不管怎样,冀朝鼎在近一个世纪前作出的这项尝试,无疑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研究。他为后来“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这一议题的确立,提供了实践的平台。时过境迁,尽管有关“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这个题目的讨论已接近偃旗息鼓,更多被当作一种常识而非洞见。不过,这一主题也提供了更多开放式的问题。那些后起的基本经济区,比如长江流域,既然后来居上,为何没有最初就成为和黄河流域一样的经济中心?这里值得探究之处在于,虽然我们传统上认为,中国的疆域自秦代起就抵达了南中国海沿岸,但长江、珠江流域的实际开发相对较晚。而有关南方基本经济区的研究,恰好可以促使我们打破对华南地区铁板一块的成见,帮助我们重建中国南部疆域扩展的动态过程。
中国区域经济分布图(宋代伦制图,来源:大公网)
今天,中国经济中心不断南移的进程仍在延续。近代以后,南方沿海的港口都市取代内陆的农业城市,成为中国当今最重要的经济核心区,使这种迁移过程达到了有史以来最显著的程度。华南经济区域的出现对中国历史的发展造成了全方位的影响,使人口、产业、交通的分布格局都随之改变。而今,这种随全球化而来的浪潮又将对中国经济版图造成新一轮影响,如冀朝鼎当年预测的那样,“引导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向不同的方向发展”

 

名人手稿信札是真是假这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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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4月03日 09:02   中国青年报  微博 我有话说(13人参与)收藏本文     

 
胡适致周作人信札一通   成交价:55.2万元胡适致周作人信札一通   成交价:55.2万元

  3月31日,北京匡时迎春拍卖会“百年遗墨”专场,274件拍品总计成交价1122万元。拍品中有一批胡适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与蒋介石、王世杰(民国教育家、外交家——记者注)等人往来的近200余页电文,涉及胡适担任驻美大使始末、胡适会见罗斯福、讨论世界大战趋势、美援借款、汪伪政权之演变等问题,最终以78.2万元成交;另一封胡适与周作人的最后通信也以55.2万元成交。

  然而,市场升温也带来造假行为频现。据新闻报道,2013年在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一封徐志摩的信札内容与两年前的另一封信札有相同之处,相似内容也曾在其他文献中出现。徐志摩想必不会“群发邮件”,赝品就此暴露。一名拍卖公司工作人员向中国青年报记者透露,送拍的名人手稿信札中赝品相当之多,“有时候倒出一袋子,没一张是真的。是真是假,真的是个问题”。

  手稿信札重在“名人效应”

  保利拍卖在多年前就有名人手稿信札上拍,只是分散在古籍善本和书画部门。2014年保利秋拍开设“百年名人墨迹”专场,成交总额逾2762万元。专场负责人桑贯宇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随着科技水平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书信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名人字札更是可遇不可求,所以这个门类是未来纸制品收藏的一匹黑马。”

  在2014年南京经典秋拍中国书画专场上,茅盾30页的手稿《谈最近的短篇小说》经过44轮竞价,成交价达1207.5万元,创下中国文人手稿的拍卖新纪录。而从专场成交额来看,2014年西泠拍卖十周年秋拍共设立了三个中外名人手迹专场,合计成交总额达6979万元,创国内市场名人手稿信札的拍卖纪录。

  高价召唤来的除了市场繁荣,还有造假投机。早在2002年,一封鲁迅致楼炜春(作家,鲁迅的学生——记者注)的信札在香港普益拍卖公司以6000元港币成交,但这封书信的原件就藏在鲁迅博物馆,绝无流出可能。

  匡时拍卖“百年遗墨”专场负责人晏旭说:“对近现代名人手稿信札而言,收藏者往往看重的是‘名人’。举个例子,胡适的书法水平虽然不错,但肯定不能跻身20世纪排名前几位的书法家,所以能拍高价还是因为他的个人身份。再加上一些特殊背景,比如胡适信札涉及抗战,而今年正好是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

  桑贯宇透露,由于现下书画价格已经偏高,所以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等艺术家的手稿信札价格也非常高,一封信十几、二十万很常见。“但写信毕竟不会像画画写字那样严谨,相对随意,所以收藏者的关注点还是在‘名人’。”

  签名、来源、科技,鉴定多管齐下

  桑贯宇认为,尽管相比书画,手稿书信相对便宜,但造假仍有很大利益空间。“对这些相对小众的拍品,大家的提防心理也比较弱,加上造假成本低,编故事也容易——说这封信是从谁谁家里拿来的,任何赝品都有可能卖到高价。”

  造假的水平有高有低。“以鲁迅为例,其实很多人没有见过他的字。高水平的造假会像书画造假一样,一笔一笔临摹他的字和签名;低水平的造假,就拿一张旧纸,模仿鲁迅笔迹现写了一篇类似风格的文章。”桑贯宇说,“有一些造假太不用心。我见过有人送拍一封信,那张纸都没有折过的痕迹,试问当年是怎么放进信封里的?”

  在桑贯宇看来,纸张、笔迹等都是辨别真伪的依据,而名人的签名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任何人都有自己习惯的签名,尤其是名人,不会有太大出入。”桑贯宇说。

  晏旭则认为,手稿信札的来源是第一判断。匡时在2013年秋拍曾举办“钱化佛作品暨‘万佛楼’藏画”专场,拍品全部来自民国名流钱化佛的作品和收藏,包括张大千、章炳麟、于右任、胡适等人的手迹。“这些全部征集自钱化佛家中,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真品保障。”晏旭说,“来源首先为鉴定工作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区隔。赝品不会‘横空出世’,必然有所依据,所以加强这类史料和资料的收集非常关键。”

  雅昌文化集团在2013年成立雅昌艺术品鉴证备案中心,鉴定在世当代艺术家的现有作品并记录在案,但其中并不涉及古代和近现代艺术家的作品。

  该中心副总经理申小波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鉴定艺术品真伪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一个没有争议的鉴定方式。“选择做当代是因为艺术家还在世,由艺术家本人亲自鉴定就不存在任何争议。但对于已去世的,无法保证百分之百正确。”申小波说。

  申小波解释,科技鉴定是一种方式,前提是要采集到用以比对的相关样本。“以名人手稿信札为例,先要采集这件作品所处时期的纸张、油墨、印章样本,再看作品与样本是否吻合。”申小波说,“但科技鉴定只能作为基础。因为即便吻合,也只能证明纸张和油墨是真的,并不能百分之百判定这是艺术家的真迹。所以,还需要专家的经验鉴定,分析写作风格、笔触形态,加上一些著录的佐证。”

  申小波说:“科技与经验鉴定的两者结合,至少为艺术品的交易和流通提供了一个目前所能做到最高规格的证据链。”

  随着名人手稿信札价格的水涨船高,国外的政治家、文艺家、明星的墨宝也纷纷在中国的拍卖市场上亮相。

  保利在2013年秋拍举办了“世界名人字札”专场,这是中国第一个以世界名人为主的专场拍卖会。在此专场中,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亲笔签名字札和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的一封亲笔信,成交价均达8.6万多元。在2014年西泠拍卖十周年秋拍中,马克思有关其晚年思想并提及恩格斯的重要亲笔信,以419.75万元成交,创西方手稿信札在中国的拍卖纪录。

  对于世界名人,桑贯宇坦言,赝品很多,鉴定难度很大。目前保利拍卖的做法是将不能确定真伪的作品送至世界上几家权威的鉴定机构。“比如美国的PSA/DNA,是国际上最大的一家签名鉴定机构。他们的鉴定师签有保密协议,在双盲的情况下进行鉴定,保证公平。我们的拍品80%以上会有这些鉴定机构开具的证书。”桑贯宇说。

  桑贯宇最后建议:“对收藏爱好者来说,尽量通过信誉好的拍卖公司购买是可行的方法。如果自行交易,最基本的就是,记住任何东西都有市场价,不要贪图便宜。如果远低于市场价,赝品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


 

老照片拍卖纪录屡被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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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20日 17:58   新浪收藏  微博 收藏本文     

 
将拍卖的“孙中山、宋庆龄签名合影”将拍卖的“孙中山、宋庆龄签名合影”将现身拍场的“赵一荻老照片”将现身拍场的“赵一荻老照片”曾上拍的“周璇老照片”曾上拍的“周璇老照片”

  老照片记载着历史,映带着岁月。那一帧帧泛黄的影像,是历史里的星星点点,岁月里的斑斑斓斓,人性中的丝丝缕缕。老照片收藏,根柢在文化记忆与人文情怀。而在发达的电子时代、快速的社会节奏中,老照片收藏日趋热门。一代歌后周璇的一套照片可以卖到200多万元,梁思成、林徽因等人考察工作组照以400余万元落槌,而美国摄影家爱德华·斯泰肯一张100年前的《池塘月光》,能以1790万元成交……老照片已经深深打上了商品属性,并渐渐成为收藏市场新贵。

  最贵老照片值1790万元

  资料显示,从2003年中国嘉德的秋季拍卖会开始,两张估价1000元的上海外滩景色的全景照片,最终以不可思议的14.85万元成交,这引起了中国拍卖界和收藏界对老照片收藏的注意,自那开始,老照片在国内拍场已经走过了十多个春秋。而拍卖纪录也不断刷新,例如2011年,华辰秋拍影像专场中,一代歌后周璇的一套老照片“影像中的人生”以218.5万元创下国内影像拍卖的最高纪录,此前老照片的成交价格没有超过百万元。而2012年,中国嘉德秋拍古籍善本专场落槌的“梁思成、林徽因等摄中国营造学社考察古建筑照片集”更以402.5万元刷新老照片单笔成交价的历史纪录。

  嘉兴藏家庞艺影表示,目前世界上最值钱的照片,是一张100年前的《池塘月光》,它的作者是美国摄影家爱德华·斯泰肯,这个世界纪录是在2006年2月14日纽约索思比拍卖行诞生的,价值29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790万元。

  北京早期老照片尤受追捧

  随着老照片收藏群体的壮大,收藏门类也日益丰富,有以年代划分的,例如晚清时期,民国北洋军阀时期、抗战时期等,而从题材分的则有人物类、风景建筑类等,也有按照地域划分的,例如老北京、天津、厦门等,还有按照摄影师来划分,例如广州的赖阿芳,北京的约翰·汤姆森,托马斯·查尔德等。然而,虽然类别划分非常细,但也有不少具有普及性价值的老照片。

  大乾艺术机构策展人单增辉表示,西藏早期的影像,由于量非常少,所以几乎老照片的藏家都想收藏,另外,还有北京的早期影像(19世纪中期)也比较少,因为早期能进入北京的外国人毕竟有限,所以这个时期老北京的照片也是非常受追捧的。第三个就是早期(19世纪中期)的摄影师的作品,那个年代的摄影师不多,有一些名气也很大,所以,只要出自于那个年代的摄影师的作品,都会受到一定的追捧,比如托马斯·查尔德是较少拍过圆明园烧毁之后的摄影师之一,而且他几乎是最早拍圆明园被烧毁之后的情况,所以他的那组照片就非常珍贵了。

  专业机构介入力度加大

  虽然摄影作品收藏真正进入艺术品市场仅十几年时间,但近几年,各式各样以“老照片”和“图说”之类冠名的印刷文本纷纷面世,产生了对老照片的大量需求;而各地文化部门对历史文化的重视,更加推动了对原版老照片的重视。

  老照片收藏家、中国老照片网的创办人仝冰雪表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老照片收藏行业日趋成熟,专业的拍卖公司纷纷介入,老照片的拍卖专场相继推出,例如北京华辰拍卖、泰和嘉成、歌德拍卖都有过影像拍卖的专场。另一方面,收藏的群体也在扩大,以前主要是个人收藏,现在越来越多的文博系统也慢慢进入,例如上海博物馆、国家图书馆等,还有部分基金、企业开始介入,并建立自己的影像博物馆,这样整个收藏的群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十几年前零散的状态有了质的改变。在深度方面,研究的力度也在加大,书籍出版、展览举办都陆续增多。

  辨真伪注意两方面

  《爱上老厦门》的作者、老照片收藏家高振碧表示,随着老照片的市场走好,相应的造假行为也日益增多。他表示,初入门的藏友通常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辨别:第一,纸基厚薄。年代越早越细软单薄,由于造纸术的进步,后期纸基越来越坚挺密实,甚至弹指有声;第二,图像细节。由于早期的摄影机多为大画幅,定焦镜头,成像不但锐度高,影调细节也非常丰富,如果通过现代扫描和翻拍冲印出来的照片,很多细节会被“忽略”,图像模糊呆滞。(本报综合)

  来源:收藏快报


 

860万买来的图册 拍卖时才知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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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电视台2017-01-03 22:22:45

  两名男子花了860万元,购买到了一套名家的《水浒108人物图册》和相关信件,后来还拿到拍卖行拍卖。在拍卖期间,这套图册的署名作者却公开指出,这套图册是伪造的。眼看800多万买来的是赝品,两名男子不服气了,于是就把出售图册的卖家告上了法庭,要求退还这860万元。但是,卖家却声称,艺术品买卖,依靠的是双方的鉴赏能力,不同意解除合同。那么对于这起纠纷,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法庭上,原告一方称:2015年11月,两名原告通过中间人尹某,向被告洪某以860万的价格购买了《黄永玉水浒108人物图册》以及相关来往信件。之后,两名原告把画册和信件,委托香港佳士得拍卖有限公司进行拍卖。在拍卖期间,佳士得公司收到了黄永玉先生的亲笔信,信中指出,这套图册以及书信都是伪造的,并且,黄永玉及其亲人还通过媒体,多次发表此类公开声明。

  原告代理律师:原告被迫撤拍,造成了重大损失。

  于是两名原告请求法院解除他们和洪某之间的交易合同,并让洪某退还860万元。

  【要求卖家退款 法院能否支持】

  但洪某认为,他把图册出售给中间人尹某,和两名原告之间并没有发生买卖关系。而且,原告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套图册是伪造的。另外,艺术品作为特定物,它的交易过程中依赖买卖双方的鉴赏能力,一旦交易成功,就是银货两清、不包不退。

  被告代理律师:被告既无承诺保真,亦无诱导购买,不构成行为的重大误解或者是欺诈,因此,原告要求撤销买卖合同的诉求,依法不能成立。

  同安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交易备忘录,可以确定两名原告和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关系,艺术品拍卖虽然具有高风险、高利润的行业特点,但它的交易也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和公平的基本原则,本案中,图册的著作权人黄永玉已经确认这套图册是赝品,但被告没能举证证明这套图册是真品,已经构成违约。法院一审判决解除两名原告和被告签订的交易备忘录,要求被告向两名原告返还860万元的合同款,同时原告也要把相关图册和信件返还被告。


 

书札收藏:学术价值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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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11-30 17:03:00   来源:黄欢   作者:   责任编辑:蓝盾编辑

  作为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士大夫之间交往的重要内容和必要手段,书札综合反映着不同时期的社交礼仪,又凝结着书写者个人的审美创造。而出自名人之手的书札,既有书法和文学方面的欣赏价值,又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历来都是收藏家追捧的搜集、雅赏之物。自2012年开始,随着中国嘉德、北京保利和西泠拍卖等众多艺术品拍卖公司的槌声,书札收藏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蛰伏后,异军突起,成为市场热炒的话题。与此同时,伴随着所有权、著作权的争议不断,上诉、撤拍的纷争不休,书札收藏将归于何处,还有待市场的进一步检验。

  2014年,钱钟书书信手稿拍卖案入选2013年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杨绛提起的这宗诉讼,让书札收藏拍卖广为公众所知。而中拍协对此案亦表明态度,表示不会叫停相关拍卖业务的开展。中拍协认为开展何种类型的拍卖业务、如何开展是拍卖企业自主经营的范畴。拍卖行业不会因此就不再开展名人信札拍卖业务。有经营资质的拍卖企业只要解决好其中隐含的法律障碍,即可继续经营。消息一出,无疑给书札收藏和拍卖市场注入一剂强心针。

  存量稀少 价值特殊

  书札,在古时有多种名称,如尺牍、尺书、尺素、笔札、手札等等。按照业内的说法,唐之前存留下来的大多被称为“帖”,是珍贵的书法精品,而明清以至近现代所保存下来的大量札类藏品,则被归入颇具历史文化感的古籍善本类目之中。在很多人看来,书札既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又是一门书法艺术。与此同时,随着近些年来手写的珍贵性得到重视,名人书札越来越受到关注。而名人书札的稀缺性和唯一性,也促使其价格不断抬升,非书画领域的历史文化名人书信纷纷进入拍卖市场。

  据了解,现在市场上流通的名人书札主要有三类,一是艺术类,书写者本身就是著名书画家,比如赵孟頫、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徐悲鸿等;二是政治类,如古代皇帝臣子、民国时期政府首脑和新中国的领袖及高级将领,比如乾隆皇帝、李鸿章、孙中山、毛泽东、陈独秀、周恩来、陈毅等;三是文化类,包括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戏曲名家等,比如茅盾、郭沫若、梅兰芳等。

  笔者查阅相关拍卖纪录后发现,早在1994年,大陆艺术品拍卖市场刚刚起步的时候,中国嘉德就拍卖过23件名人书札作品,包括左宗棠致史致锷书札、王士贞致雨泉书札、张大千致李涵初书札等,但当时都是归置在“古籍善本”专场里面,并未独立出来。最后的拍卖结果也相当喜人,只有一件流拍,成交价均在数万元不等,最高竟然达到35.2万元,要知道这个价格在当时已经远远超过书画大家的作品。之后,中国嘉德每年都有此类拍品出现,成交率也不低。到了1998年,中国嘉德在名人书札上开始发力,连续推出四场“过云楼明清名家书札”专场,自此一直在藏界持续着名人手札收藏热,也带动了其他拍卖公司的介入。2001年春拍,上海敬华公司首度拍卖便推出“钱镜塘藏明清尺牍专场拍卖”,成交率超过90%。其中金农致君任札以7万元的高价成交;2002年秋季中国嘉德上拍的“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分装20册)最终以990万元,创下当时古籍拍卖单项成交的最高纪录。2003年初,著名影视演员张铁林在上海崇源拍卖有限公司以220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拍得赵之谦的《国朝汉学师承续记》三十九通手札,此举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对于手札收藏有了宣传性的促进,据说这批手札在拍出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其价值即已成倍增长。而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1994年至今,海内外拍卖行共上拍各类名人书札数万件(次),成交价过千万元的有13件、千万元以下百万元以上的多达185余件(次),成交价最高的为2010年上海道明五周年秋拍推出的北宋唐垧《致胡宗愈伸慰帖页》,最终成交价高达9128万元。书札在市场上的火爆程度及其投资前景由此可见一斑。 笔者在这里举两件重要拍品与各位读者分享:

  李大钊致吴若男(章士钊夫人)书札,是信为李大钊旅居上海期间,因“急思返京”,但又“冗务纠牵”、“客中无事”,“从日本书肆购得一书名曰《早期教育与天才》,读之颇有趣味”,故此写信介绍给好友吴弱男。全信共7页,2890字,用钢笔书写。李大钊在信中用六页的笔墨向吴若男介绍日本文学士木村久一的著作《早教育与天才》。在信中李大钊边叙边论,引用作者的观点和论据,赞同早教育的作用,认为早教育无害于健康。并希望吴若男能“把自己的家庭中的教育经验写出来”。

  徐悲鸿《芦鸭图》行书信札,此帧芦鸭图最大限度地突出了一只芦鸭,并且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芦鸭进食时的那一幕。以雄浑的用笔写就芦鸭的羽翅肌理,仿佛有力透纸背之力量,且运笔又有行云流水般的畅达,可谓是落笔有神,栩栩如生。以两三根线条表现芦鸭游动时水面的波纹,整个水面又以极淡的水墨渲染,然后在宣纸将干未干时添上几笔水草,墨线自然化开,仿佛水草在缓缓地游动。熔古今中外技法于一炉,显示了极高的艺术技巧和广博的艺术修养,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典范,在我国美术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此帧芦鸭图即是赠予其弟子的,上款“巨川”即徐悲鸿的弟子卢巨川先生,并附有两人往来书信五通,内容大致为徐悲鸿介绍卢巨川去中央美术学院读版画系研究生,而卢巨川因在香港找到了工作未成行。

  名人效应 争议不断

  独具“名人效应”和“时代情愫”的名人书札,因为多重价值被认可,在收藏市场上也备受追捧。但是,自进入市场以来,有关名人书札所有权、著作权的争议就持续不断,有的最终撤拍、有的则坚持完成交易,类似新闻屡见报端。

  如2012年,周作人之孙周吉宜公开要求中国嘉德停拍由周作人撰书、鲁迅批校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认为其系当年“抄家”所失,应予以归还,但最后并未终止拍卖,并以184万元的高价被一藏友拍走。2014年5月30日举行的歌德春拍“小雅观心——赵庆伟藏重要名家书稿、手札专场”,莫言《苍蝇·门牙》手稿是其中的重量级拍品之一。消息传出后,莫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不希望自己的手稿出现在拍卖场上,在商业市场中炒来炒去,如果手稿能归还,他将无偿捐赠给现代文学馆保存。据悉,委托人收藏家赵庆伟已经表示愿意归还手稿并捐赠给现代文学馆。

  不过,笔者在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国内外都有拍卖名人书札的先例,因此私人书札拍卖属于正常。对此,有业内人士认为,书札拍卖难免出现所有人和著作权人的分歧,最主要还是须处理好物品所有人的所有权与名人、名人家属等著作权之间的关系。如果在著作权保护期内,取得著作权人和所有权人同意或者过了著作权保护期,所有权人委托,就可以拍卖。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如果能将拍下的珍贵文献资料最大限度地服务于社会大众,作为文化遗产保存下来而不是私藏后“不见天日”,那么或许有助于解决此类纠纷,并让该板块的行情更加红火。

  分级收藏 避免投机

  书札是具有文学、史学、文献学、社会学、美学与艺术价值的综合体,更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信手为之,心声毕露,不矫饰造作。随着书札收藏市场潜在能量的逐渐显现,书札市场的热度将以更加风靡与火爆的态势持续下去,由于其潜在货源的不可预见,现在加入的藏家为时非但未晚,实则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时机。但刚入门不要把目标定得过高,建议划分体系。因为如果把收藏价值拆分为历史价值、经济价值、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等方面,那肯定不是所有的名人书札都具有以上全部属性,但名人书札肯定会具有其中某一种或几种价值。如果想要收藏,必须对名人书札有所了解,最好不要抱着投机心理,这样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压力。收藏贵在成一体系,藏家最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爱好,形成专题和系列,日积月累,其价值自会凸显。

  (摘自《东方收藏》)





屠呦呦钱钟书书信均曾撤拍

国内新闻2015-12-04 12:42:24来源:中国新闻网 进入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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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祖光之子吴欢出示的行将上拍的《清明前后》一书。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中新网北京12月4日电(唐云云) 近日,著名学者、戏剧家吴祖光赠北京戏校书籍出现在秋拍图录上,其家人强烈不满。校方则称,该书应该是已经从学校流出,正考虑报案。名人物品具有较高价值,常被拍卖行青睐,但可能会有归属权的争议,也可能涉及著作权、隐私权等问题,常引发其家人反对甚至惹上官司。当然,也有例外。

    吴祖光赠北京戏校书籍将上拍 家人不满

    据《北京日报》报道,近日,吴祖光之子、作家吴欢发现,茅盾赠与其父亲的图书《清明前后》出现在北京传是国际拍卖公司的秋拍图录上,估价1-2万元。这本书正是当年吴祖光捐给北京戏曲学校(即如今的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图书中的一件。

    吴祖光是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戏剧家。其女儿、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吴霜称,这批书在1998年底捐赠,总数约三四千册,主要是戏曲方面。促成将这批书捐赠的重要原因是时任校长、荀派表演艺术家孙毓敏积极要求接收。

    学校曾给吴家回赠了一份捐书目录。通过这份名录,吴霜确认此次上拍的《清明前后》,确系出自父亲所捐书目。吴霜称,书的封皮上有茅盾亲笔题写的“祖光兄惠正”字样。据了解,《清明前后》创作于1945年夏天,是茅盾一生中创作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剧本。

    但如今在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图书馆留存的当年赠书目录里,已经没有了这本书。“如今的目录里登记的赠书都还在馆内,只能证明,《清明前后》一书早在2005年前后就已经从学校流出去了。”院长刘侗回应称,当年经手人非常多,一时难以查明。学院已经开始往前排查可能接触到这批书的人,正考虑向派出所报案。

    传是相关负责人表示并不知情,将如期上拍。资深拍卖研究学者季涛认为,“整件事情与拍卖行关联不大,主要是学校管理不善,把公共资产给弄丢了,应该报案处理,学校要追究管理者责任。”

    吴华、吴霜则对整件事情颇为不满。“如果是这样,我捐给你干什么?”

  挂在孔夫子网的屠呦呦亲笔信,其中一封拍到4万多元。网站截图 图片来源:现代快报

  屠呦呦书信拍卖遭家人反对 卖家后撤拍

  名人物品走上拍场的,书信等手稿也是重要一部分。其一,由于年代久远,手稿的归属权可能存在争议;其二,真假可能存在问题;其三,手稿所有权即便已经转移,写作者仍享有著作权;其四,书信等手稿的内容很可能涉及名人隐私,公开拍卖难免引发其家人不满。

  来看归属权的争议。2012年,由周作人撰书、鲁迅批校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以唐弢生前旧藏的名义上拍嘉德春拍。尽管周作人之孙周吉宜提出这份手稿系“文革”时抄走至今未归还,要求停止拍卖、返还手稿,最终手稿依然以184万元成交。这属于。

  再看一下真假的争议。2012年秋拍上,梁启超后人以“物件根本不是梁任公的旧物”为由,试图阻止匡时上拍“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结局是不仅拍品尽数成交,总成交价也达到6709万元。

  新晋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书信公开拍卖就曾引发“是否侵犯著作权和隐私权”的热议。今年9月6日开始,屠呦呦的3封书信在孔夫子旧书网上被拍卖,起拍价10元。3天竞价后,价格最高的一封信以41500元被拍出,三封信总共拍出8万多元。

  这三封信是屠呦呦写给著名药理学家宋振玉的,抬头处冠有“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大红字,内容主要是谈论有关青蒿素的研究等工作问题。

  屠呦呦家人在接受采访时称,不同意屠呦呦的书信被炒作拍卖,但因忙于各种事务,无暇顾及书信被拍卖一事。屠呦呦后来表示,因为报纸上图片较小看不清楚书信上的字迹,暂时不能确认是否是自己的亲笔书信,但不同意公开售卖行为。

  10月11日,三封书信的卖家表示决定撤拍。他说:“我觉得这三封信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还是有收藏的必要的,如果屠呦呦老师想把信要回去,我就立刻归还,也可以捐赠给相关的机构进行保管或者研究。”

  孔夫子旧书网工作人员表示,已将书信撤拍,并退还买卖双方交易佣金。

  有律师表示,拍卖名人信件要征得所有权人和著作权人两方的同意。

  钱钟书书信手稿影印页 图片来源:西安晚报

  钱钟书书信拍卖 杨绛打官司告赢拍卖行

  屠呦呦信件拍卖事件最后算是和平解决,但不少名人手迹拍卖是惹上官司的。其中最受人瞩目的,莫过于2013年钱钟书书信手稿拍卖案了。

  2013年5月,中贸圣佳公司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将举行包括钱钟书、杨绛、钱瑗书信及手稿等110件作品专场拍卖会。66封钱钟书书信和《也是集》手稿,12封夫人杨绛的书信和《干校六记》手稿,6封女儿钱瑗的书信将集中拍卖。

  钱钟书的这些书信都是与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杨绛得知消息后公开发表声明反对书信被拍卖,并随后向二中院提出诉前申请,要求责令对方停止拍卖。

  2013年6月,北京二中院作出禁止中贸圣佳实施侵权行为裁定,中贸圣佳公司随即发表停拍声明。杨绛继续起诉至二中院,请求法院判令中贸圣佳公司和李国强停止侵权行为,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并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5万元以及合理费用5000元。

  2014年4月,经过二审后,此案最终尘埃落定。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即两被告停止侵权行为,共同向杨绛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

  季羡林遗物拍卖 家人称希望有更好归宿

  但也并非所有名人物品拍卖都遭到家人反对。国学大师季羡林的遗物拍卖就是其儿子季承主导的。据《法制晚报》报道,2011年11月,季羡林逝世不到3年,遗物却登上拍卖场,其中还包括曾轰动一时的季羡林故居被盗案中被追回的遗物。消息一出即引发网友热议,甚至有网友斥责季羡林后人太败家。

  “季羡林先生藏书专场”拍卖会汇集了季羡林先生旧藏中文古籍165种,其中20余部明刻本,如陶潜撰《陶渊明集十卷》明嘉靖乙巳年刻本、韩愈撰《昌黎先生集四十卷》明东吴徐氏东雅堂刻本等,都属于名品级别。季承将拍卖事宜全权交由律师处理。

  “北大教师宿舍在原主人去世后都要把钥匙收回,要是那样这些书真的没有地方存放了。”季承说,做出拍卖选择不是他一个人,家里人都觉得这么做比较妥当,“拍卖是希望它们能有个更好的归宿”。季承还表示,这些书最后拍卖所得不排除设立一个季羡林奖金的可能。

  代理律师透露,“虽然这些书价值也高,但更珍贵的遗物和藏书已经在北大图书馆的地下室存放着了。”


 

信札收藏:聚焦民国,书文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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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信札收藏要点:注意完整性收藏成系列
2016-05-18 15:21:36 来源: 新民周刊(上海) 举报

近年书画拍卖市场信札的收藏异常火热,特别是文化名人的信札,某拍卖会上,茅盾的信札一页拍到90多万,鲁迅的信札拍到600多万,陈寅恪的信札也拍到200多万,当然受众多原因影响,名人信札也并非都能以这么高的价格成交,但越来越多的收藏者进入了信札收藏或投资的领域,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觉得信札收藏的意义大致有两点。其一、信札属于第一手材料,因为它多为作者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一般没有什么忌讳,比较可靠,对名人研究是难得的文献资料。缺点是怀有私心杂念。利用书信时,需要结合其他文献,了解其时背景。胡适曾说:“信札是传记的原料,传记是历史的来源。故保存和收藏古人的墨迹,其功用即是为史学家保存最可靠的史料。” 在我收集的二十多封文史大家郑逸梅的信札中,文史资料随处可见,有封信上,他跟老朋友谈到民国时的小型报,“在清季光绪年间,成为一种流派,那些所谓洋场才子,往往借此小小地盘,发泄他怀才不遇的牢骚,愤世嫉俗的感慨,或者自诩风雅,酬唱诗词。等而下之,便是记载些花丛新闻,歌场月旦,总之只供茶余酒后的消遣,谈不上什么意义两字……”类似的材料在他的书里从来没有见过,是可为文史补遗的。
其二、信札书写较多随意,一般情况下不会像创作书法作品那么正襟危坐,所以信札上的书法更具作者的天性,也更体现书法的本真。如我收藏的一页周作人信札。周作人是文学家,但与他的哥哥鲁迅一样,是习过字的,书法绝非俗流。他的书法作品不少见,字体以方扁略带隶味的楷书为多,此幅信札暂不论内容,书法上行距开松疏朗,点画内敛从容中多消散之气,再配了俞平伯赠送他的俞曲园“如面谈”花笺,难得的古雅。
信札收藏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流传有序。所谓流传有序,即来自收藏大家的藏品,或出自作者与出版社相互往来的信函,或出自名人晚辈之手的某些名人与同时期知名人士的来往信件等,这些信札来源比较可靠,可信度也比较高。
第二、要防止赝品。今年某拍卖会上见到文学家俞平伯致作家荒芜的一封信,为赝品。此信原件曾有出版,毛笔横写在文稿纸上,并附有钢笔信封。虽然老人因晚年中风后毛笔字少了刚劲之气,但略显木讷的行笔清韵依然。而拍卖会上的这封信,信纸改为了花笺纸,横写改为了竖写,或许在作伪时的粗心,文字竟然多处遗漏及错写,行笔绵弱单薄多偏锋,为了增强信札的可靠性,作伪者煞费苦心,在信末加了一枚“俞平伯”的印章,并将信封邮戳处剪去,留下一些邮戳印,让人觉得这是实寄封,从而为信札的真实性添加砝码。

第三、注意信札的完整性。信札收藏最佳的状态是七美并一:毛笔书写,好的作者,好的上款,好的笺纸,好的内容(或说信中有故事),有印章,有信封。如果七美并一,那价格自然是天价。求不得全,退而其次,毛笔书写,好的作者,好的笺纸,好的内容,有这四美,对收藏而言也是足够了。曾有朋友买过叶恭绰的信札,应为两页,但因原藏者保管不当,遗失了前页,只剩落款的那一页,由于不完整,所以朋友买进价格非常低,但这样的信札除了得到拥有前人墨迹的满足感外,并无多少意义可言了。
第四、收藏要成系列。中国的名人太多,与书画收藏一样,信札收藏也要讲系列,如我的朋友中,有的收藏清朝状元系列,如翁同龢、刘春霖等;有的收藏文人系列,如茅盾、沈从文等;有的收藏闺秀系列,如陆小曼、周炼霞等;有的收藏戏曲家系列,如梅兰芳、程砚秋等。这样细水长流,一旦成了系列,就有了深度,可做展览,可做史料研究,比投资有意义得多。


文人一纸飞鸿价格上天(组图)
2016-05-22 04:24:39 来源: 西安晚报(西安) 举报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而在如今的和平年代,却真有书信价值万金。日前上拍并以2.07亿元成交的曾巩《局事帖》信札全文仅124字,平均每个字的价格达到167万元。纵观近年来的信札拍场,并非只有古人笔墨价值连城,许多近现代文人墨客的书信也在上演着“一字千金”的传奇。

  见信如见其人

  古代文人信札皆为法帖

  信札,又称书牍、手札、书札、书简等,其由古代尺牍演变而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信札了,那时是在竹简或木片(牍)上书写的。到了东汉,书信随着造纸术的诞生而得以发展。魏晋时期,伴随着行书、草书的普及,信札的表意功能得以扩大和加强。

  藏界对于信札的价值评定,有一条基本准则:名气越大,历史越久,信札内容越是关乎重大历史,其收藏价值就越高。由于文人信札具有史料、文献、文学、书法、文物等多方面的价值,再加上“存世仅此一件”的孤品性质,文人信札历来都为收藏家所倚重。在信札中,一个人的书法水平、气质、性情都得到了最真实的反映,因为书写者并没有想过要公开,所以写得很放松很随意。千百年来,中国的文人墨客和雅士常常利用书信来寄托自己的艺术理想,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因此,很多文人书信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还有着很高的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

  收藏信札很大程度上也等同于收藏名家书法。中国历代书法名家的真迹,主要都是通过信札流传下来并被后人奉为圭臬的。如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件流传有绪的法帖墨迹——陆机手书的《平复帖》,便是一纸书信,它曾引得大收藏家张伯驹不惜为其倾家荡产;三希堂珍藏的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也是书法大家的三张“便条”。

  近现代名家书信也多是不错的书法作品。比如鲁迅书信,其可从三个方面分析:学识、风骨、实践。鲁迅喜收集汉、魏、六朝碑刻,广博的视野,过人的学养,造就了他简穆古朴的书风。鲁迅用传统的毛笔,写世态炎凉,阅人间沧桑,析人析己,同时,他也用毛笔书写一个传统的艺术世界;而陈独秀具则有艺术气质,其文章激情澎湃,书法行云流水,深得怀素草书真谛,用笔自如,结字准确,气势恢宏;文学家胡适书信的特征是文雅、含蓄、隽永、流畅,无雕琢气、造作气、浮躁气和江湖气。胡适的字很早就在拍卖市场上走强,像楷书朱晦翁语,成交价就达到了10.2万港元。

  每一通文人信札都是历史的孤本。艺术家可能会多次重复创作同一题材的作品,但不可能重复写同一封信。同时,信札一般不会轻易拿出来送人或拍卖,作者本人及其家属在处理信札时,大多首选国家级收藏机构,由此流入收藏市场的名人信札数量极少。

  文人书信暗藏史料

  众多拍卖行“无信不成席”

  文人信札在国际拍卖市场上早已形成气候,而国内信札拍卖起步较晚,大约始于1994年。当年翰海秋拍中有一册15通的徐悲鸿行书信札,估价10万元,平均下来一通是6000多元,但最终还是流拍了。而在10年之后的2004年,同样是翰海拍卖会,同样的10万元估价,仅3通的徐悲鸿信札就以24.2万元拍出,平均每通8万元,升值幅度达到10年前的10倍之多。

  据不完全统计,近10年间,文人信札价格每年至少以30%的幅度攀升。有的文人信札已从原来的几万元飙升到现在的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随着更多资本的进入,大大小小的拍卖行也瞅准了时机,纷纷介入,每次拍卖会均征集大量信札,大有“无信不成席”之势。

  在2005年嘉德秋拍上,郁达夫致王映霞的8封情书又以34万元高价成交。2009年的嘉德春拍上,陈独秀、梁启超、徐志摩等致胡适的一批信件,创下744.8万元成交价的纪录,引起了较大轰动。2010年嘉德秋拍,齐白石嘱托叶恭绰将卖画所得“三百二十四圆七角”汇入他的中国银行账户的书札,以33.6万元拍出。2011年6月7日,“徐悲鸿揭发刘海粟汉奸罪名信札”现身匡时春拍,以185万元的净价成交,算上15%的手续费,手札总共拍出212.75万元。

  在中国嘉德2012春季拍卖会上,朱自清的楷书七言诗札以161万元高价成交;2012年5月14日,赵之谦的信札九通又成功拍得120.75万元,赵孟頫信札十通以299万元拍出。在2012年12月,北京匡时开设“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专场,这批梁启超秘藏信札,揭示了关于保皇会、立宪运动、护国战争、五四运动等诸多历史往事的隐秘细节。经过藏家3个多小时的激烈竞价后,146件拍品全数成交,共拍得6709.2万元。

  在2013年嘉德春拍中,首次现身拍场的曾国藩手书家训以230万元成交。与曾氏家训一同出现的,还有曾国藩写给曾国荃的130页家书,最终以356.5万元成交。同年嘉德秋拍中,鲁迅1934年6月8日写给陶亢德的一纸信函,全文不过200余字,竟拍出655.5万元的高价。2014年6月5日,北京匡时2014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最终以17.5亿元圆满收槌。其中,此前颇受关注的周作人致新加坡学者郑子瑜84通信札全部成交,共得758.43万元。在北京保利2015春拍上,陈寅恪《致傅斯年信函》以115万元成交。

  “名家信件”不能尽信

  大量赝品考验学识、眼力

  随着文人信札收藏热升温,市场上出现了很多信札赝品,例如早前香港一家拍卖行曾经拍卖过鲁迅致王炜春的信札,就是一件临摹的赝品。2013年在北京拍卖市场上出现了一通徐志摩信札,由于徐志摩信札上面有一方他的印章,而引起专家的怀疑。作为信札来说,一般不钤印章,较少有名人题跋,也有不少信札落款不署全名,只取名字中末尾之一字,这些无疑是一个辨别上的常识,也是许多造假者的“画蛇添足”。

  据介绍,目前市场上的文人信札赝品多是对文人字迹进行仿造,有的是有母本的克隆,也有的是无母本的仿制。常言道“字如其人”,要辨识信札的真伪,就要深入了解署名者平时的书写手迹及其为人。收藏爱好者在选择信札时,要看内容,更要看附件,还要关注系列拍品,以求相互印证,综合分析。

  收藏文人信札还要小心他人代笔。有些文人信札并非本人所写,而由他人代笔后由本人签名。曾经有一组复旦大学原校长章益与连声海、端木恺、张西曼等社会名流信札的拍卖,虽然章益的回信都是在信封上书写,但是这却可以最大程度防止别人代笔的情况,加上其中还包括了一些重要史料,超越了一般信封的意义,成为了信札的一种载体。

  信札的来源是鉴别其真伪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是来自收藏大家的藏品,或者出自作者与出版社相互往来的信函并附有签发单,或出自某文化事业单位大清理时处理的文牍,或出自文化名人晚辈之手的某著名文化人与同时期知名人士的来往信件等,则来源较可靠,可信度较高。藏者必须找真实可靠、流传有序的传世品作参照物,必须用足够的时间去接触、熟悉和研究信札原件,从内容到形式全方位地考察,其中最主要的是了解作者的文笔风格特征、书法用笔特点,这些作者的个性是鉴赏的关键所在。此外,还可到各博物馆、纪念馆看信札真品,从而学会区分真伪。

  有关专家建议,收藏者可多看一些专业书籍,比如《珠还记幸》《近现代文化名人墨迹选》《字字玑珠》《明清尺牍》和《近代名人大辞典》等工具书。此外,收藏者对写信者、收信者的个人信息,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都必须要有深入的了解。 (林华)

  曾巩书信《局事帖》超2亿元成交

  拍卖方:是其唯一传世墨宝

  5月15日,在中国嘉德“大观——中国书画珍品之夜”专场上,一封曾巩的书信手迹《局事帖》以2.07亿元成交,购买者为华谊兄弟传媒董事长王中军。


  曾巩,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文流传不少,但手迹却难得一见。据拍卖方介绍,《局事帖》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曾巩的传世墨宝。

  古代书画收藏家尹光华研究认为,《局事帖》是曾巩写给“无党乡贤”的一封回信,其中牵涉曾巩晚年命运的最重大转折,行文一波三折、畅达流利,渗透着古人的礼节和文雅,“致谢左右,庶竟万一”“余冀顺序珍重,前即召擢”。《局事帖》中,曾巩以短短124个字将长年外放的苦闷直白地倒了出来,一方面表现了曾巩的沉郁情绪,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新民)

信札收藏为什么这么火爆(组图)
2014-06-13 06:56:33 来源: 扬子晚报(南京) 有0人参与分享到
季涛(北京)

  季涛(北京) 职业拍卖师,著有《拍卖师主持教程》《北京拍卖史话》,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中财大拍卖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天问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


  文/季涛
在刚结束的北京匡时2014年春拍上,此前颇受关注的周作人致郑子瑜84通信札全部成交,共得758.43万元。由于周作人手迹特殊的历史原因,市场保有量较少,此前就备受藏家以及各界研究学者的关注。在北京匡时的另外一场“吕斯百藏品专场”的拍卖中,一批徐悲鸿、傅抱石、吴作人等著名艺术家写给吕斯百的毛笔字信札均拍出很高的价格!同样,在2014年西泠印社春季拍卖会上,中外名人手迹专场成交率高达90.76%,成交额3834万元。其中康有为致陈三立信札诗稿以155.25万成交。

信札,也称书札、手札或书信,古称尺牍、尺书等。名人信札概念涵盖较宽,除了书信,还包括便条、题签等。一般来说,只有名人信札才有市场上的意义。这个名人可以是指当今或过往的政府官员,文人墨客,书法绘画艺术家,演艺明星等等。越是影响力大的人,越是在历史社会多个方面呈现全面影响的人,那么他们的信札墨迹,就会受到更多的追捧。比如:以鲁迅、巴金等为代表的近代作家信札,以孙中山、梁启超等为代表的政治人士信札,以胡适、王国维为代表的文人学者信札,以徐悲鸿、傅抱石、吴作人为代表的艺术家信札。

书札内容直接影响拍品价格,因为它们往往可以佐证某些重要历史事件或者为这些历史事件查缺补漏,是史学中重要的一种考证方式和证据。每一通名人信札都是历史的孤本。书画家可以反复创作同一题材,但几乎不可能有人会去重复写同一封信。信札的书写如果能称为一件书法作品,代表了作者的艺术水准,则价值更高。需注意到,名人书法与名人信札不能相提并论,书法只有观赏价值,而信札则是名人无意为之的“小品”,是作者艺术与性情的双重记载。在名人信札中,如果书写者既是名人,又是书法家,其信札则是绝品。中国历代书法名家的真迹,主要都是通过信札流传下来的。比如,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件流传有绪的法帖墨迹—陆机手书的《平复帖》,便是一纸书信,曾引得大收藏家张伯驹不惜为其倾家荡产;三希堂珍藏的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也是书法大家的三张“便条”。钢笔的信札拍卖价格低于毛笔字所书信札,就在于其欣赏性差一些。


信札比较容易保存,收藏和历史文化相关的一件作品,这是一段历史的证物,在西方这类物品的价格往往高于普通艺术品的价格,未来市场的趋势,会随着社会对文化历史的重视,人们对历史文化有更深的认知以后,将来还有很大上扬空间。近年来,不仅普通藏家关注名人信札,一些文博机构、美术馆也开始入藏名人书札。信札价格的逐渐上涨,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大家逐渐认识到信札的价值,慢慢从收藏简单的艺术品到收藏更为深入的物品,这是中国收藏水平提高的标志。

信札是目前已经基本绝迹的一个收藏品种,随着电脑化办公的全面普及,今后越来越少的人会去用笔写信,甚至目前除了书画家已经没有多少人会用毛笔写字了,因此,以前各个历史阶段的信札都将成为“绝笔”之作,其未来的收藏意义一定不能小看!

作者:季涛

信札收藏内容为王
2013年12月17日 08:43:58 来源: 大洋网-广州日报

  近日,在秋拍中,鲁迅致陶亢德的信函、李大钊致夫人吴若男的书札、陈独秀致陶亢德的书札均以不菲的价格成交,掀起了一个信札拍卖的小高潮。那么,近现代名人信札是否已成为艺术品市场中冬天里的一把火?其文化内涵有几何?收藏信札要注重哪些方面的价值?对此,业界专家进行了深入剖析。
  信札压根就没火
  梳理中国近现代名人信札拍卖的历程,可以看到,名人信札经历了一个被忽略,之后逐步获得价值认同和回归的发展之路。
  早在1994年,翰海秋拍中就试水上拍—册15通的徐悲鸿信札,估价为10万元,但没能拍出。2004年,仍然是翰海拍卖会,仍然是徐悲鸿的信札,这一回,仅3通的信札竟以24.2万元拍出。2005年,在嘉德秋拍上,郁达夫致王映霞的8封情书又以34万元高价成交。而后,2009年的嘉德春拍上,陈独秀、梁启超、徐志摩等致胡适的一批信件,创下744.8万元成交价的纪录,引起了较大轰动。今年,鲁迅的一封200字信札又以600多万元创下了纪录。因此,有人惊呼,以前所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现在是信中一字已抵万金,名人信札收藏将迎来一个春天。
  但是,在匡时拍卖老总董国强看来,信札拍卖出现一些高价,是社会整体文化品位提升的表现,但信札收藏压根就没火过,也没有出现让他觉得很意外的价格。因为它并没有被资本所青睐,收藏者都是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我们的文化不值钱已经很多年了,很多人都习惯于这种不值钱,所以出现个高一些的价格,他们就大呼小叫。”
  董国强认为,鲁迅的信札拍出这样的价格,以其身份、历史文化地位和墨迹在民间流传的稀少程度,其实是低了。“正如吴冠中先生所言,‘一百个齐白石也抵不上一个鲁迅’。而且,除了公立博物馆之外,估计全国没有三个人手中有鲁迅的亲笔信。这样的拍品,其唯一性已经达到了完全取决于卖家愿意以多少钱出手,不需要市场标准了。”
  而大部分的名人信札,其实都还比较便宜。董国强说:“梁漱溟、冯友兰这些人们比较熟知的近代思想家,他们一通信札也就能拍几万元。”
  不过,由于收藏信札的大部分不是投资客,而是有文化情怀的藏家。所以,董国强认为,信札涨得慢一点,让真正有底蕴的人能够买得起、藏得住,并非坏事。
  信札承载的是书法和时代文化
  那么,名人信札为何会受到文化人的青睐?文献学家、收藏家王贵忱表示,收藏信札其实就是收藏名家书法。中国历代书法名家的真迹,主要都是通过信札流传下来并被后人奉为圭臬的。比如,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件流传有绪的法帖墨迹——陆机手书的《平复帖》,便是一纸书信,曾引得大收藏家张伯驹不惜为其倾家荡产;三希堂珍藏的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也是书法大家的三张“便条”。“在信札中,一个人的书法水平、气质、性情都得到了最真实的反映,因为书写者并没有想过要公开,所以写得很放松很随意。”
  董国强也谈到,收藏信札其实是收藏具有时代标志性的文明、文化。“像鲁迅、丰子恺等近现代文化名人,本身就是很好的书法家,他们的字和今天国内著名的书法家相比较,一点都不逊色,甚至更出色。钢笔的信札拍卖价格低于毛笔字所书信札,就在于其欣赏性差一些。
  另外,很多信札文字优美如散文,或者直接就保留了一些诗稿,很值得反复吟味。而且,朋友之间的往来信札往往都是直抒胸臆,没有过多的修饰,反映的是真性情,在用笔上也比较自由。”
  收藏讲求“内容为王”
  除了把玩上的愉悦性情,从收藏角度看,名人信札的价值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考察呢?
  董国强表示,收藏信札应该从稀有性、作者的名头、历史地位,是否涉及到重大历史事件等方面考虑。以他们去年上拍的梁启超专场为例,同样都是梁启超的信札,有的拍了十几万元,有的拍了一百多万元,差距非常大,决定价格不同的因素就是内容了。那些对历史有补充作用,或者涉及到重大历史事件的信件,价位自然要高很多,譬如梁启超写给孙传芳、袁世凯的信札,因为对方也是当时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价位就比较高,他写梁思成、林徽因结婚细节的信札,价位也比较高,因为这是公众很熟悉的、很有兴趣去详细了解的社会事件。
  2009年上拍的胡适家族秘藏信件,包括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13通、梁启超致胡适词稿及信札11通、徐志摩致胡适信札3通,都是从未对外公开的。其中,陈独秀等致胡适的信札历时长达10余年,涉及1920年《新青年》独立办报事件、1920年《新青年》众多编辑分裂事件、1920年上海学生罢课游行运动、胡适参加段祺瑞政府“善后会议”事件、陈独秀狱中出版文稿等,极具史料价值。所以拍出了554.4万元,后来,国家文物局还行使了国家优先购买权,可见其珍贵。
  王贵忱也强调,收藏名人信札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人物的地位、名声,按照自己的学识、修养和研究课题来做收藏。
  争议:拍卖手稿是否侵权?
  关于名人信札手稿的争议不断。去年梁启勋后人拍卖“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引发梁启超后人声明抗议。今年春拍上,关于钱钟书、杨绛书信拍卖涉嫌伪造的事件也一度闹得沸沸扬扬,拍卖行最终撤拍。而就在今年秋拍季中,有拍卖行上拍的郭小川手稿《团泊洼的秋天》被其女称为赝品,并向媒体展示了手稿原件。但拍卖行表示只负责拍卖,无义务鉴定标的物的真伪。
  除了拍卖会之外,许多对信札、手稿感兴趣的藏友也习惯去网上淘宝。12月2日,作家迟子建在新浪微博发文称,“上午接到梦遥女士短信,告知孔夫子旧书网有关于我1995年一篇创作谈手稿的拍卖。当时稿子是应《中国文学》之约写的,拍卖的是稿签连同5页手写稿,昨晚出价到1200元。如果杂志社都这么干,像我和王安忆这样用电脑较晚,大部分以手写稿为主的作家,该怎样维护自己的权益?”
  记者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搜索“手稿”查找到相关拍品53468件,其中包括莫言、余秋雨等作家的手稿,但价格不算太高,一页纸在50元~100元左右。作家手稿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被拍卖、交易,应该怎么处理?有律师认为这涉及侵犯作者著作权,但有藏友则认为,一个完全不喜欢作家作品的人是不会花钱去拍卖的,而那些拾荒者了解到这些书稿可能值钱后,将其转手给商家,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保护了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文、图/记者江粤军 郭晓昊


信札收藏:聚焦民国,书文并重
2014-08-13 09:13:24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 有0人参与分享到

名人信札从国内拍卖诞生伊始就因其特殊性吸引了关注目光,其特殊之处在于它既是书法,有艺术性;又是文献,所以兼有内容上的价值。近些年来,名人信札市场的两个趋势清晰浮现——一是随着高古作品资源逐渐枯竭,市场焦点迅速转移到民国作品上;二是价值取向从书法优先发展到书法与内容并重。

舒畅

今年春拍中,杭州西泠中外名人手迹专场上,一组信札引发激烈争夺。这组信札包括晚清民国时期梁启超、康有为、于右任等政要以及袁克文、姚华等文人之手迹。最终从28万元起竞至100万元落槌。另一场在京举槌的20世纪名家书法专场中,周作人致郑子瑜的84通信札拍出758万元。这一南一北,一前一后的两次拍卖映射出当下信札收藏的热度。

名人信札从国内拍卖诞生伊始就吸引了关注目光,其特殊之处在于它既是书法,有艺术性;又是文献,所以兼有内容上的价值。如果把各大收藏板块画成圆圈来表示的话,信札是“书画”与“古籍”两个圈中间的交集部分。书法价值和文献价值共同构成了名人信札的价值基础。作品如果能在两个维度上都出彩,即可称精品。退而求其次,只要是书法大家手笔或在文献上能补史料之阙者,也不妨纳入收藏。正因为它的双重属性,信札对收藏者的个人素养要求比较高,需要既懂书法笔迹鉴定,判断真伪好坏;又有扎实的文史功底,可从字里行间品读出内容的重要程度。有如此素质的藏家在收藏圈中不是太多,所以名人信札一直是一个小众参与的、专业性趣味性很强的板块。

判断信札收藏家是否成熟,可观察其有没有自己的收藏偏好。一位优秀的藏家必然有自己的侧重点。如果把信札作为一个大板块来看,以时间轴为线索可切分成宋元、明、清、民国等子板块。又可按作者不同的职业角色,分为政界要人、文人学者、艺坛领袖等等。宋元尺牍在如今的市场上已稀如星凤,偶尔出现必是天价,是实力机构和顶级藏家的势力范围;明代也已不多见,其中一流大家的作品也是大藏家必争之物。相比这些高古领域,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作品是目前市场上最容易见到的流通品种。观察近20年的拍卖历史,不难发现信札市场的价值取向发生了一些变化,而价值认知的变动必然带来市场价格的变化。

1994年台北苏富比的张学良定远斋专场中其实就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信札,以明代为主,代表着传统经典收藏体系的成果。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信札虽是小品,但确实是民国大藏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同年,信札开始出现在中国嘉德的古籍拍卖中。在古籍图录最前面几页,通常能看到一些明清名人尺牍标的。从现在的眼光来看,1990年代的拍品中很大比例都可称精品。但如果跟踪这些拍品的流转情况,会发现成交后过了近二十年,其中的大多数还是没有在市场上再次露面。说明在信札拍卖市场的起步阶段,以纯收藏心态参与的藏家群体占了主导。

到了1998、1999年,嘉德连续推出几场苏州过云楼旧藏明清名人信札拍卖,时间跨度从明代初年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后期。过云楼藏札多经晚清名家收藏,传承有绪。其中如东林杨涟、左光斗、复社张溥、张采等人之书札极为少见,无论是书法价值还是文献价值都极高。这是第一次如此大规模、高质量的信札同时出现在拍卖场上,轰动一时。当时似乎还没有单独做专场的概念,只是在图录中标注了从第几号到第几号拍品是过云楼的旧藏。尽管未做特殊安排,过云楼藏札还是取得了理想的成交结果。一些目前非常活跃的收藏研究机构,如台北何创时书法艺术基金会,就是抓住了这次释出的机会,以非常合适的价格购得了不少稀见的明人信札藏品,成为该基金会明代专题收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000年,沪上的两家拍卖行——敬华和崇源推出丁辅之、吴省庵两位的旧藏。民国时江南的信札收藏曾流行一时,如吴县宝山楼潘博山、吴兴韫辉斋张葱玉等均称大家,而丁、吴两家也为个中佼佼者,吴省庵所藏大多曾著录于其所著《清代名人手札》中,来源清楚,有清一代凡文人学者,政坛要人,艺林大师几乎一网打尽。其中部分被爱写字的“皇阿玛”张铁林买去。明代书札的存世量比清代少很多, 2002年是明代拍品的大年,五柳堂藏明人书札以及钱镜塘旧藏明代名人尺牍两批重量级拍品接连露面。特别是钱镜塘的旧藏,分装20大册,时代横亘整个明代,从永乐朝至崇祯名人共400余人,每人只收入一通,其中部分是天下没有第二件的孤品,又有倪禹功的详细考释,蔚为大观。990万元的成交价创造当时古籍拍卖最高纪录,被以信札收藏著称的上海图书馆收入囊中。在世界纪录的刺激下,对信札收藏的报道在媒体上频频出现,着实热了好一阵。

2003年非典似乎是拍卖市场的分水岭。非典后,积压的需求爆发,市场变得供不应求,价格节节攀升。但信札并没有发生井喷式行情。究其原因,晚清民国大藏家后裔手里成批量、高质量的藏品在2003年前已基本释出,其后在市场上出现的书札多是零散的,系统性不强,又少了名家旧藏的光环,形不成明显的板块效应。但在这个小众市场里,忠实粉丝和固定的交易群体依旧活跃。在市场存量有限,资源不可复制的情况下,信札的价格于2003年之后总体呈现稳定上涨的态势。

到了2010、2011年,收藏品市场经历了一波急速拉升的行情,信札板块也不例外地被带动起来。在各个子板块中,民国政要和文人学者信札的涨幅最大。民国距今不过百年,当时一些大师的知名度要远远超过明清名家。同时民国确实也是个大家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深厚的国学功底加上西方文化的影响交织在这批人身上,使他们的笔札有独特的魅力。外加流通量也足够多,便于藏家去粗取精,做出个性化的专题。如南社、西南联大、五四人物等等。这种种因素共同促成了民国热,这股热潮持续到现在。


2012年匡时的梁启超档案专场拍卖可看作信札拍卖中又一标志性节点。这批梁启超信札手稿在文史上的价值在拍前被充分整理、发掘出来。从拍卖结果来看,成交价格最高的,无一例外是内容最重要的,而不是书法最精的。以前的买家关注书法多于关注内容。这次拍卖后,买家对信札价值判断的天平开始倾斜,同时兼顾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这是个由表及里的过程,体现出藏家近两年的迅速成熟。

综合20年的发展曲线,名人信札市场的两个趋势清晰浮现出来。一是随着高古作品资源的逐渐枯竭,市场焦点迅速转移到民国作品上来;二是价值取向从书法优先发展到书法与内容并重。2012年以来收藏市场从鼎盛状态跌落,然而信札市场受到的影响不大。从2014年春拍的情况来看,民国政要、文人学者类信札,特别是其中优秀作品的买气不减。预计未来依然会沿着两个趋势不断发展演进。市场参与人数不断增加,市场货源不断紧缩的状态会持续下去,价格稳步攀升可期。

(作者系艺术市场观察人士)


拍场配角逆袭 名人信札大涨
2015年12月14日13:35   《理财周刊》  收藏本文     
 
  文/方栋巷

  在这几年的拍卖市场上,越来越多的拍卖行开始对于名人信札以及手稿进行市场拓展,并推出了一系列的专场,随着国内名人信札的价格越来越高,不少人开始关注海外名人信札。

  2015秋拍“畅怀——历代书法夜场”中,备受关注的“鲁迅赠给日本友人清水安三的书法作品”,估价80万至100万元,成交价超过了300万元。这件拍品源自周氏兄弟故人、日本教育家清水安三的后人。在近年来的拍卖会上,不少名家信札都是来自于他们的朋友圈。

  手稿信札具有唯一性

  钟泰,一位几乎被当今学术界遗忘的学者,在传统文化面临分崩离析之危的年代,他以不趋时流,立足传统,力摒空疏,见识独到的治学风格,凭借渊博的知识和超然的见地作为安身立命的根基,从而获得了众多学界中人的高度认可。在今年朵云轩秋拍中,钟泰友朋信札,就向我们展示了他与同道和社会名人的密切交往,从这些交往中,也可让我们探寻到学术界众多鲜为人知的内幕。

  这批信札,总数多达330余通,时间跨度从上世纪20年代初至80年代末,涵盖了20世纪的大半。通信人则多达一百余位。其中,不仅有马一浮、王瀣、熊十力、柳诒征、吕思勉、钱基博、夏承焘等一批名闻遐迩的大师,也不乏如李宗仁、陈铭枢、江彤侯、江朝宗、林志钧、王伯群、蔡元湛、尹石公、徐养秋、岑学吕等耳熟能详的民国名流。至于在文史、经济、建筑、医学等领域学有专长,术有专攻的名家权威,更是多达数十位,如马宗霍、王焕镳、陆渊雷、任铭善、钟道铭、吴恩裕、贺昌群、苏渊雷、吴寿彭、蒋礼鸿、陈从周、王苏宇等等。他们或是钟泰在学业上的长辈,或是钟泰的同窗好友,更多的,则是曾经师从钟泰的门生弟子。

  钟泰(1888~1979),字讱斋,号钟山,别号待庵。江苏南京人。早年师从太谷学派传人黄葆年,就读于江南格致书院。留学日本,毕业后受李瑞清邀,任两江师范学堂日文译教。辛亥时入皖督柏文蔚幕,曾出任广东博罗县长。1924年起先后任之江大学国学系教授、系主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大夏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44年入蜀,与熊十力并任书院主讲兼协纂。1948年到上海,任光华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转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同时受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1962年应长春东北文史研究所礼聘前往讲学两年,1979年以91岁高龄病逝。

  “我们现在对近代学术史的研究,我认为还是比较粗,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家身上,但是构成学术界的整个群体的人,都搞不清楚的。所以这批信札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完全不亚于去年朵云轩康有为的那批信札,而且康有为证实的都是一些已经确定的事情,而这批信札揭露了很多未知的事情,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批信札更有价值。”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承载表示。

  从收藏角度来说,这批信札中的文人书法各具面貌,体系较为完善,是集书法大成的卓越体现。用的笺纸也很有特色,可以看到几十种不同类型的信札,对于喜爱收藏信笺的人来说,也是可玩可赏的。在这一大批民国文人书信中,其中有朵云轩早期饾版套色画笺十一纸,笺图凡八款,分别出自《花卉鳞介画笺》、《金石角花笺》和《劭农画笺》,或妍美,或古雅,幅幅神采,妍妙辉光。六七百纸的信札,笺纸品类非常丰富,极具时代特色。

  “朋友圈”内涵丰富

  在今年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手稿继续展现着其“黑马”的形象,特别是在那个没有微信的时代,如何了解名人“朋友圈”中的故事,手稿无疑是最好的研究对象。在今年嘉德春拍上,一组“胡适、朱自清、丰子恺等签名本”最终以将近估价8倍的101.2万元的价格成交。而朵云轩推出的胡适等民国名人未刊信札,则将掀起新一轮的手稿收藏热。

  此次拍卖的这批信札内容有“胡适手札”、“谭泽闿家书”和“致贺国光信札”三个部分,其中最受市场关注的还是“胡适手札”。在上海文史馆副馆长沈飞德看来,其中青年胡适题赠其族叔胡近仁的两张照片最有看头。

  沈馆长表示,族叔胡近仁是胡适的“忘年友”、“少时老友”。虽说他俩是两代人,但两人关系密切,感情深挚,无论胡适在上海读书,还是后来赴美留学,一直书信往来,互通信息,交流感情,探讨学问。其中一张照片后胡适所题“十七岁生日摄影”,推断其为目前所见胡适最早的单人照片,摄于1907或1908年。另外一张背面题有赠胡近仁小诗,胡适后来自称“几作怨望之词矣” 。这批信件对学界研究胡适的文学观、学术思想和人生观也深具价值。

  从最终的拍卖情况来看,“彭城珍藏近代名人信札专场”4个标的也全部成交,其中被学界认为启“文学革命”先声的一封胡适23页书信以210万元高价落槌。

  由于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地位,胡适手稿在近年来的拍卖市场上屡创佳绩。市场人士谢晓冬表示:“信札市场的行情走向遵循两条规律。第一是名人效应,越是影响力大的人,他们的墨迹就会受到更多的追捧。第二是名作效应,如果这通信札记录了重要的历史事件,或者是在某一特定的场合、具有特定的意义,那么这件作品就会有特别的价值。”

  名家手稿牛气十足

  2013年,对于名人信札以及手稿的拍卖市场来说,应该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不仅是因为在这一年中,高价拍品贯穿于春拍和秋拍:像在中国嘉德春拍中,鲁迅《古小说钩沈》手稿,估价60万至65万元,成交价为690万元;在中国嘉德的秋拍中鲁迅先生于1934年6月8日致陶亢德的一封信,在中国嘉德秋拍中,估价180万至220万元,成交价则达到了655.5万元。

  相比书法、绘画,信札和手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只能算是艺术品市场上的“配角”,不要说是突破千万高价,就连百万也只能算是稀罕的珍品了。甚至一些拍卖行为了将信札和手稿卖出好价钱,将其放入书画专场中,将其作为是另外一种的名人墨宝。但真正让公众看到其巨大价值的,还应该算是在2009年的拍卖市场上,是陈独秀等致胡适的13通27页信札成交价达到544.4万元。随后,国家文物局启动了优先收购权,将这批信札买下。这个举措堪称一个里程碑的举措,并使得更多市场人士从单一关注名人书画,转而对于信札和手稿有了更大的兴趣。

  在这几年的拍卖市场上,越来越多的拍卖行开始对于名人信札以及手稿进行市场拓展,并推出了一系列的专场,随着国内名人信札的价格越来越高,不少人开始关注海外名人信札。像今年的拍卖会上,诸如拿破仑、大仲马等名家信札纷纷露面,并以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价格成交。在中国嘉德2013春拍上,一封拿破仑的亲笔信拍出了304.75万元人民币的高价,同时拍出的还有德国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的乐谱手稿、奥黛丽•赫本的亲笔签名照片等。

  对于藏家来说,信札的来源是鉴别真伪的重要因素,如果是收藏大家的藏品,或者出自作者与出版社相互往来的信函并附有签发单,或是文化机构处理的文牍,或出自文化名人晚辈之手,则来源较可靠,可信度较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造假者往往也是看重了这一点,往往会伪造一些“附件”,或者说一点故事,让赝品看上去更像是真的,这也是造假的一个新趋势。另外,要小心代笔。有些信札并非是本人所写,而由他人代笔,后由本人签名或者盖章。名人信札拍卖争议中前行
文章作者: 发布时间:2016-10-22


名人信札拍卖争议中前行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首页
所有权著作权近年来的争议不断 , 上周北京匡时宣布一批“周作人与郑子瑜通讯”将于下月首次公然上拍

。在近两年的拍卖市场中

,有关名人信札手稿所有权、著作权的争议不断,有的终究撤拍,有的则坚持完成交易。
有业内人士认为,如果能将拍下的珍贵文献资料最大限度地服务于社会大众,作为文化遗产保存下来而不是私藏后“不见天日”,那么或许有助于解决此类纠纷,并让该板块的行情更加红火。
周作人书信手稿再现拍场
两年前,周作人之孙周吉宜公然要求中国嘉德停拍由周作人撰书、鲁迅批校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认为其系当年“抄家”所失

,应予以归还,很多藏家均收藏了各名家之作,最后并未终止拍卖。上周,北京匡时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合办的“周作人与郑子瑜通信”座谈会上,一批周作人的书信手稿被首次公然并将上拍,拍卖行方面希望日后能将这批文献出版,给学界留下参考资料。而这次周吉宜参加了此次座谈会,并对拍卖行动表示支持。
名人信札近年来行情越来越火。2009年的中国嘉德春拍上,陈独秀、梁启超、徐志摩等致胡适的一批信件创下744

.8万元成交价的纪录;去年秋拍,鲁迅1934年致陶亢德的一封信又以655.5万元成交。
业内人士认为,从收藏角度看,越稀有、作者名头越大、历史地位越高或者具有历史解密性质的信札手稿价值最高。
关于书信所有权著作权争议不断
为什么两年前要收回相关拍品,如今则支持书信上拍?
周吉宜在座谈会上发言时称:“我们在准备出版《周作人和友人通讯集》,但实际上搜集这些信件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也收集到资料,研究者也得到资料,所有者也能够满足他自己的个性化需求,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有行家表示,“虽然原稿可能被某个人收藏了,但拍卖机构跟出版机构可以做一些影印本,这样但凡对此感兴趣的学者和普通收藏者都可以入手,在文化和经济方面做到了共赢

。”
尽管如此,近两年关于名人书信手稿所有权、著作权和隐私权等的纠纷不断,一度影响了该板块的行情。去年春拍上,关于钱钟书、杨绛书信拍卖涉嫌捏造的事件也一度闹得沸沸扬扬,拍卖行终究撤拍

。去年秋拍季中,有拍卖行上拍的郭小川手稿《团泊洼的秋季》被其女称为赝品,并向媒体展示了手稿原件。但拍卖行表示只负责拍卖,无义务鉴定标的物的真伪。
今年5月初刚结束的西泠春拍中出现了几件康有为的信札手稿,也被其外孙潘庆光公然发文要求撤拍。


书札收藏背后的学问:非一日之好 乃千年积累

2014-07-09 08:16:59来源:南方都市报

  近年来,随着拍市热度的升级和收藏门类的细化,书札收藏作为一个小众但极具文史价值的门类,愈来愈受到藏家关注。2014年春拍,北京匡时重磅推出的“周作人致郑子瑜信札8 4通”悉数成交,共拍得758 .43万元。而在2013年南京经典秋拍中国书画专场上,茅盾手稿《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以1050万元成交。再往前追溯,2010年,嘉德秋拍,王羲之草书《平安帖》更是拍出了3 .08亿的天价。
  信札是古人最常用的联络方式,又称书札、手札或书信,古称尺牍、尺书、鸿雁、鱼雁等。事实上,信札收藏古已有之,而信札拍卖现身中国拍市已有二十余年历史。信札作为“小品”,很长时间附属于拍卖行的“古籍善本”部门,随着近年来信札收藏升温,各大拍卖行在春秋两季大拍时会应藏家需求而设立尺牍信札专场。比如2014年嘉德春拍,便设有“名人书札 签名收藏”专场,全场成交率高达87 .04%。拓晓堂先生是嘉德“古籍善本”部总经理、创始人,主持古籍和信札拍卖长达20年。南都记者就信札近期收藏及拍卖的热点问题,对拓晓堂进行了专访。
  书札收藏现状
  民国、明代书札为两大热门
  南都:请谈谈信札收藏的历史?
  拓晓堂:书札收藏其实已经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从文献上看,自汉魏以后,也即纸张产生之后,当纸张取代了竹简作为文字的载体,也就有人将书信作为艺术品收藏。现在看到的《淳化阁帖》是宋代内府将古代著名书家的墨迹双钩描摹之后,刻在木板上做成的拓片。在《淳化阁帖》的拓片里,至少有三分之一是书札。我们看到的所有王羲之的作品,也都是书札(编注:前文所提以3.08亿元拍出的王羲之草书《平安帖》,原共有九行,后被一分为二。2010年拍出的为前半部共4行41字:“十二月六日告姜道等岁忽终感叹情深念汝不可往得去十月书知姜等平安寿故不平复悬心顷异寒”。)由此可见,书札已经不仅是在民间,在宫廷里也在有规模地庋藏。现在保留下来的汉魏之间的艺术品,半数以上是书信。可见书札收藏历史非常悠久,不是一蹴而就之事。
  南都:嘉德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有了信札拍卖?当时整个信札拍卖的市场如何?
  拓晓堂:从1994年嘉德第一次拍卖开始,书札已经作为一个项目进入了嘉德拍卖的序列。书札历来被视为小品,不属于出自某些知名书画家或政治家的“重器”,从价位上不能和“重器”相比。但书札一直为文人爱好和欣赏,价位虽然不高,却博得藏家的重视。
  南都:如何鉴定一通信札的价值?
  拓晓堂:鉴定要从多方面进行考虑,比如纸张、作者的书写风格、收藏的印迹以及附属的资料。当代书札还有信封、邮票、邮戳等等。因素很多,但主要还是看作品的硬件条件。就说纸张吧,因为写信有专门用的信纸,信纸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格。时代风格不对,就会影响对这件东西真伪的判断。
  南都:哪个年代、哪些领域或者具有哪些特征的信札最热门?
  拓晓堂:民国书札属于比较热门的项目。民国期间有一些距离现在相对较近、熟悉和认知程度也比较高的文人学者,这些学者的书札近期受到热捧。当然这跟民国的文化背景有关,民国的掌故大家都比较感兴趣。
  现在要谈宋元的书札,当然很少了。不仅数量少,鉴定也比较困难。比如最近的《功甫帖》,《功甫帖》实际上还是一封书信,它就是一个札子嘛(编注:《功甫帖》是苏轼写予朋友郭功甫的告别信。该帖二行九字:“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2013年9月19日,在纽约苏富比,《功甫帖》以820万美元被中国藏家刘益谦拍得。)由于年代久远,它的真伪问题容易引起争议。现在,能够看到的信札的上限就是明代了,明代的书札也一直是个热点。比如嘉德去年秋拍中,有张葱玉先生的一批明代书信,拍得非常成功,价位也很好。
  书信的问题,除了热点之外,更重要的是看东西本身。如果有一批书信又好又便宜,肯定会受到藏家追捧。对于书札的爱好不是一日,而是一千五百年的积累。
  “信札热”的背后
  民国藏家是如今收藏热的肇始者
  南都:信札的征集困难吗?嘉德这些年来征集到过哪些重要的名人信札?
  拓晓堂:书札收藏在民国年间有一个高潮。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一些大收藏家很热衷于收藏书札。比如说钱镜塘先生;后来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张葱玉,也就是张珩先生;还有过云楼的明清尺牍收藏。有一位著名的收藏家,苏州潘氏,他家的藏书楼叫“攀古楼”,潘氏的后人潘景郑兄弟都在上海方面收藏明清书画家尺牍,收得非常好,后来做了影印出版,对后辈影响很大。
  民国(手札收藏)热在新中国建国以后,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得到延续。很多尺牍收藏被捐到了国家的各个图书馆和博物馆。比如张珩先生的收藏都捐给了故宫。
  嘉德在这二十年里,陆陆续续遇到了一些重要的书札收藏。其中最重要的是钱镜塘先生的明代名人尺牍。这批尺牍嘉德在拍卖之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了六大册,名为《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另一个很重要的收藏,是过云楼明清名人尺牍。我们分了四次拍卖会集中拍卖这批书札,但一直没有对外讲过这批尺牍是过云楼的。可以说,正是因为过云楼这批书札拍卖,点燃了近十五年中国书札的收藏热。
  南都:如何鉴别信札的真伪?
  拓晓堂:由于信札一直受热捧,所以一定会有作伪现象。当然,嘉德在征集时一直慎之又慎,根据一些既定的原则,比如纸张、墨色、作者书法特征、收藏的流传、前辈的鉴定等来进行判断。这些因素里只要一个有问题,真伪的断定就会被推翻。
  南都:您如何看待周吉宜状告嘉德拍卖周作人手稿一案?
  拓晓堂:共和国的这些法律和制度我不是很清楚,这个问题应该找我们的法务部。但我个人有一个意见,即书信这个东西,是赠与他人之物,或者说是一种交换之物。信件必然是你给我,我给你,实际上是一种产权的交换。所以书信现在的保存者,应该拥有它的产权。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南都:信札收藏是否有卷入所有权纷争之虞?
  拓晓堂:不会经常涉及到产权问题。比如说明清的信札,会涉及到产权吗?肯定不会。只有现当代五十年内的信札可能会牵涉产权问题。共和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只有五十年的限制,并不是永远。我们可能有点看法,但不能更改法律。所以还是以遵守法律为要,国家要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书札收藏入门
  走传统路子、专题化收藏
  南都:近年来名人书札收藏逐渐升温。这个领域有多大的升值空间?
  拓晓堂:在谈论价值的时候,应该和其他东西参考着来看。大家一直觉得信札最近涨得很多。但如果与张大千、齐白石的书画相比,就不尽然。这些名家的书画可能是先涨起来了,最近涨得很少,而书札类呢最近相对来讲涨得较晚,在近期涨幅较高也较活跃。涨得很多的概念是通过这种比较看出来的。所以,如果把时间拉开来看,书札“涨幅很大”这种说法不大确切,因为它显然没有齐白石、张大千的书画涨得多,只能说还算合理。只是近一段时间,由于涨得比较晚,最近又没有其他热点,所以它显得比较突出。
  任何时期的艺术品有两个成分可以看。一个成分是它的艺术性,比如齐白石、张大千的画,给人以艺术的美感。但艺术品还包含文人性,这种文人性的东西在我看来是非常耐玩的,否则为什么一千五百年来收藏书札的人络绎不绝,而且是一代接着一代,一代比一代更盛?这是一种更耐玩、更文人化、更深层的趣味。随着收藏的发展,人们对这种深度收藏逐步认识,可以说信札收藏将来还有更大的潜力。国家的教育水平提高这么多,大学生每年上百万,现在都是文化人了,大家玩的东西都是有文化的东西。
  南都:如果想涉足书札收藏,你会给出怎样的建议?
  拓晓堂:第一,从自己熟知的东西开始入手。第二,书札这类收藏,还是要走传统路。比如说,尽量找毛笔的、宣纸的。因为西方传过来一些近现代的东西,用钢笔写的、写在报纸上的书信,这些东西因为各种化学因素,在保存的过程里,比如氧化等技术问题还不能解决。而传统的毛笔宣纸不需要太多的养护,很容易保存。第三是尽量系统和集中,不要把自己的兴趣范围延拓得太宽。毕竟历代文人很多,你能收到什么范围,很难讲。尽量找一个好的选题入手,集中地做专题化收藏。
  B 13-14版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


 

半生坎坷:马员生的苏联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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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周刊 2015年29期


本证明给予毕托贺夫·彼得·彼得罗维奇(马员生),他申请退出苏联国籍,和他的儿子,1952年生,弗拉基米尔在一起,已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И128/38号文,于1959年10月24日批准。”总领事馆秘书巴瑞宁签字,1960年2月12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章。

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工艺处处长马员生,1960年春收到了退出苏联国籍的证明书,他在1958年正式提交了这一要求。这一刻,54岁的他百感交集。

1926年,他被派到苏联学习革命技术,却误入托派歧途,此后三次遭逮捕,断续被劳改和流放近25年,在苦寒之地度过青年和中年时期。绝境中的他放弃了从政理想,苦学机械知识,1955年回国后耕耘专业领域。

实际上,马员生的坎坷故事并非孤例,许多当初赴苏的中国革命青年皆有类似人生。他们都没有被苦难击倒,回国后加倍努力建设新政权。

去苏联“取真经”

1926年一个冬夜,马员生在上海吴淞口踏上一艘三千吨的苏联轮船,奔赴革命圣地莫斯科。心情无比激动的他,在底舱里填了一首词,吟道:“欧风美雨皆虎狼,天南地北尽阎罗……十月革命炮声响,世界大奏解放歌。举首望苏俄。”

马员生一路上诗兴大发,经过对马海峡时,他上甲板看寒峭的海景,又创作一首诗:“取得真经回祖国,唤起民众创新天。”登船后的第五天中午,船进入海参崴,他终来到朝思暮想的国度。一行人下船就受到共产国际人员的招待,住进北京旅馆,一天发两卢布的生活费。

生于1906年的马员生,老家是河南辉县,家境属于没落地主。他的祖父是秀才,也是乡间绅士。他的父亲马和庚也非一般人,15岁中秀才,进废除科举制后新生的高等学堂读书四年,毕业获得“举人”身份。马和庚的毕业年即辛亥年,不久清帝退位,父亲被推选为第一届河南省议员,就此去开封工作,他任《新中州报》总编辑达12年,直到1927年冯玉祥部队进入开封。马员生兄弟三人,则在开封上学。

马员生在1921年夏考取了本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名额,大哥先他而入。省里的留美生计划停止后,该校被改为中州大学及附属中学,即今日河南大学前身。身处省会城市的最优异学校之一,马员生较早接触到各种新思想,参加各种学生组织。他回忆这期间“我从少年时代转入了精神饱满的青年时代——对一生有决定意义的时代,来迎接中国大革命的到来。”

“1923年后,我的注意力更集中于新文化及革命思想方面的系统活动。”马员生在校期间踊跃参加政治活动。1925年初,马员生加入国民党。对于儿子的政治倾向,父亲只是叮嘱:“青年时候,一个人如果不露点头角,长大也不会干什么事。革命不要先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因为从投身于民主革命,争取祖国的自由、独立、平等,进而初步具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目标,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应成为自己的理想。”马员生回顾自己的革命思想之变化,“于是我的思想由民主革命的要求提高到世界革命的认识,并对国民党已经失望了。认为它不能继续革命下去。”

表现出激进革命思想的马员生,很快引起了共产党的注意,党迅速通过了对他的考验。1925年9月底,他秘密加入共产党。1926年春节前夕,马员生回乡结婚。婚后尚不足十天,他接到上级通知,匆匆赶回开封,时值直系和奉系联手击败冯玉祥的国民军,吴佩孚部队占领开封,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转入地下活动。


当年7月,北伐开始,国民革命军一路胜利进军。9月,河南的国共党组织开始为迎接北伐军做大量准备工作,马员生参与了号召商人罢市抗捐税的行动。至12月,河南形势日益紧张,即将被战火燃及。这时,马员生和孟丙昌收到去莫斯科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留学的通知,这是河南省仅有的两个名额,上级希望把他俩培养成职业革命家。当时谣传开封城内要大肆逮捕革命党人,马员生未及见妻子,就带着一个箱子匆匆前往上海登船。

马员生从海参崴出发,坐火车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来到莫斯科,沿途经过贝加尔湖,他们唱起了《苏武牧羊歌》。马员生又填了两首词,其中一首写道:“北海似往年,冰雪如前。沧桑变迁殊非先。革命圣地群仰念,望眼欲穿。”这正是马员生年少得志、意气风发的时刻。列车穿过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平原,经过乌拉尔山脉,抵达莫斯科。两个中国同志前来接待马员生一行人,其中之一是罗世文,多年后便是小说《红岩》里的四川省委书记。

经过为期两月的行程,马员生进入了东大,此时是1927年2月6日,翌日他参加了终身难忘的“二七”纪念日大会。“第一次看到革命成功后公开的革命纪念集会,男女青年,西装短发,自由地活动,给了我很深的印象。”马员生对未来有无限美好的憧憬。

联共中央为培训苏联东部地区少数民族的党团员干部,建立了二年制的东方大学,附有中国班、日本班、朝鲜班、蒙古班共4个外国班,其中以中国班人数最多。“尚在幼年而且处于极端秘密条件下的中国党,无法自己训练干部,东大却起了这样的作用。”马员生回忆东大对中国共产革命的贡献巨大。在他熟悉的河南境内,王若飞、张景曾等人都是东大毕业的。

漫长的劳改流放路

马员生的异域求学路一开始就不顺畅,一批中国学生与中国班党支部在观念上产生矛盾,学校党委站在党支部一边,学潮发展难以调和。最终,共产国际东方部决定让马员生在内的五位最激烈的反对派转学。

1928年3月,马员生进入列宁学院二期。它全称是共产国际直属国际列宁主义学习班,计划通过两年的学习提高各国共产党干部的理论水平。当时,学校每届有四个班,分别用英、法、俄、德语直接教学。马员生进入了俄文班,同班同学除了中国人外,还来自波兰、爱沙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芬兰等国。许多人必然在日后成为国际共运史上的风云人物。

课程有社会科学、联共党史、世界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党的建设等。以自学为主,教师辅导和同学间讨论为辅。在马员生看来,学校的物质条件非常优渥,如宿舍和伙食都是一流的,远胜过东大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一期学生尚未毕业,三期已到齐,这三届学生中共有14个中国人,如董必武、刘仁静、王若飞、俞秀松等。

1928年的五一劳动节,列宁学院全体学生赴红场观礼。马员生一众人站在列宁墓的一边,心潮澎湃观看了红军阅兵、群众游行。7月17日,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列宁学院的学生有资格列席。马员生听了中国党代表瞿秋白、张国焘的发言,也在会后见了中国党代表团的成员如邓中夏、蔡畅、杨子烈等人。以马员生当时的资历和身份,若一切发展尚算顺利,他日后将顺理成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也必然是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

命运与马员生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一切始于他在1928年底、1929年初错误地产生托派观点。共产国际六大上,大会秘书处印发了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纲领批评》作为参考文件,托洛茨基当时已被流放到阿拉木图。看完这份文件后,马员生对托洛茨基的观点产生共鸣。不久后,中国托派的领军人物刘仁静找马员生深谈,促使他坚定了托派理念。此后,马员生成为列宁学院的托派代表人物,他们与中山大学的托派联系密切。

1929年12月,根据苏共中央的决议,莫斯科各区开始清洗托派,列宁学院和中山大学自然不例外。1930年3月28日午后,马员生被格别乌带上一辆汽车,他被秘密逮捕了。第一次进监狱,对他的精神产生巨大打击。“我丢弃了家庭,为祖国的前途参加了革命,参加了共产党,来到红色首都莫斯科,学习革命经验和理论,现在却作了阶下囚,这怎么能解释得通呢?”马员生惶惑不已,“只是对革命政策有不同的观点和主张,这算是什么罪过呢?”7月,特别委员会宣布马员生从事反苏维政权的宣传,判处3年行政流放,去纺织中心伊万诺沃市。

从1930年9月起,马员生在伊万诺沃纺织工业机器制造厂第四厂里,从学徒工做起。他在1933年夏加入了苏联国籍,否则在居住、行动、工作上有很多不便。1934年基洛夫离奇遇刺,苏联国内政治局势骤然变紧张,马员生对日后从政失去信心,决定改行学技术,并考上了伊万诺沃国立动力学院。1935年9月1日,马员生进入了久违的校园,当时他即将成为五级车工。

“没有想到意外发生的事,竟中断了我的学习,打破了我的一切幻梦。”1936年11月初的一个夜晚,已得到优等生证、甚至即将收获俄罗斯女同学爱情的马员生,遭第二次逮捕,时值苏联全社会在“大清洗”。内务部宣布了被捕理由,依然是反苏维埃宣传。

“大清洗”渐渐趋于高潮,身在囹圄的马员生也感受到了危险气氛,监狱里的人显著增多。1937年6月,他被判处5年劳改。这次他被押送到北极圈内的沃尔库塔,这是一座围绕煤矿而建的巨大劳改营。刚到此地,他就遇到了许多同样遭遇的中国人。不久后,马员生被转移到刚出北极圈的考其莫斯农场,从1937年11月呆到1941年12月,中途爆发苏德战争。


1942年1月至1947年5月,马员生生活在印塔,一个新煤矿区和新劳改营。不幸中的幸运,他在1942年4月进入劳改营的洗衣房,这里劳动量小、相对有充足的食物,助他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1946年初春,马员生被释放,但依然留在洗衣房工作,随后去机电修配厂上班,与莉沙结婚,逐渐恢复到正常生活中。

1947年5月,马员生夫妇离开印塔,来到乌拉尔地区的中心城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一家矿山机器制造厂找到工作。在乌拉尔定居期间,他等来了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节节胜利的喜讯。不过,马员生在1949年5月第三次被捕,大背景是斯大林在战后开启的又一次清洗。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狱中,他迎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消息。这一次,他被无限期放逐到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在新的流放地,马员生找到了机电修配厂的工作。然而妻子不久后被逮捕,马员生在漫长的流放生涯里与一个叫琳娜的女子同居,生有一个儿子。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政治开始解冻,内务部在1954年8月解除了马员生的流放,恢复完全公民权,意味着给予平反。此时,马员生已年近50岁。

重回祖国

远东苦寒之地多年,马员生无时无刻不想念故土。他第一次申请回国,是在1949年4月下旬,时值解放军进入南京,但因为遭到第三次逮捕,回国事宜搁置。1953年夏,尚处于流放状态的马员生冒风险给莫斯科的中国使馆写信,试探询问申请回国的手续,毕竟有里通外国的嫌疑。他对于收到回信颇感意外,回信说未得到完全公民权时不能谈论这样的问题。

当马员生在1954年秋获得完全公民权的护照后,他写正式申请给中共中央,希望由中国使馆转达。他已几十年未用中文写作,感到困难重重,最终先用俄文写就,然后翻译成中文,在1954年10月寄出。“这是一件何等滑稽的事啊!”马员生感慨。他终于如愿以偿,于翌年春天收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内务部外事局的通知,获准办理出国申请手续。马员生与琳娜商量,确定两人就此告别,他将带走两人所生育的幼子。

处理完所有事项后,马员生与好友鲁也参在1955年10月2日从莫斯科启程归国,他们搭乘莫斯科-北京直达列车。有生以来初次搭乘豪华列车,马员生非常愉快,车上都是援外的苏联专家。某天凌晨经过坎斯克站,马员生接幼子上车,儿子喊两声爸爸后就在父亲的肩头睡着。


矿业城市沃尔库塔,创建于1932年,最初是一个巨大的劳改营,囚徒们在此挖煤,1943年设为城市。煤矿在21世纪初关闭,因为利润大幅降低。
列车绕行贝加尔湖时正是夜晚,灯光倒映在湖中。“这使我联想起1927年初次绕贝加尔湖的情景,天时、地理、人事,我的年龄、心情都大不相同。”马员生触景生情,“回国后,一定要尽力为国家为人民再做点工作。”10月9日傍晚,列车进入中国国境,首站是满洲里市。12日傍晚,列车响起《义勇军进行曲》,很快到终点站北京。

马员生一行刚下车,就受到中组部专员的招待,他们入住中组部招待所即前门的新华饭店。所受待遇丰厚,吃住免费,成人每月得70元生活费,小孩得35元。1955年的北京与苏联相比,马员生最大感触是物质丰裕,食物不受限制,尽管双方都是按需供应。未几,选择工作岗位,马员生确定去齐齐哈尔市的富拉尔基区,参与新建一个重型机械厂。有一批苏联专家参与建厂,马员生是起沟通作用的最佳人选。

“一五”期间,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有三个落在富拉尔基,其中的重机厂被周恩来称为“国宝”,是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的前身。富拉尔基也因此成为中国1949年后的第一代工业开发区。年底,北京的建厂技术审查会议结束,马员生回河南老家探亲。中国的原配妻子和年已90岁的祖母悲喜交加,妻子“又老又瘦,完全不是分离时或梦中见到的少女幼妇,但精神尚健”。在老家住了短短两天,马员生带着妻子、侄女回北京。1956年年初,一个新家庭动身去富拉尔基,马员生任工艺处处长,分得两室一厅。10月,中组部恢复了马员生的党籍。

从1960年到1977年,马员生的命运再次遭受波折。他在1960年任设计处处长,并成为全厂的党委委员。作家、《人民文学》前主编程树榛,曾是马员生在设计部时的部下,因为共同的文学爱好,两人几乎到无话不谈的地步。据程树榛回忆,文革伊始,造反派给马员生安了三个罪名:走资派、反动技术权威、老托洛茨基分子。第三个罪名很严重,造反派将他1930年代的经历翻了出来,所以马员生的罪行比头号走资派厂长还严重,早早被隔离审查。程树榛等人随之成为马员生的“黑爪牙”。马员生在林彪事件后才得以被释放回家,继续写交代材料,他趁机梳理记忆,开始写作回忆录。


马员生用两三年时间完成回忆录《旅苏纪事》,从出生到退出苏联国籍为止。在代跋一文里,他如释重负陈述当时心境。“我的所谓由敌我矛盾转为审干问题,快要结束了。也许还得工作几年。人虽然老了,快到‘古来稀’的年龄了,身体还争气,允许再干几年。”

孰料,就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的1977年,马员生在下班路上被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农撞倒,昏迷中的他被送至医院抢救,诊断为头骨损伤导致脑出血。不到两天,他便去世。

回忆录在1987年10月以“内部发行”方式出版,出版方是公安部下属的群众出版社。卷首有写于1984年9月的出版说明,言明:“这些回忆是在缺乏资料的逆境中凭记忆整理成的,对于反对派的错误观点有待深入批判,在事实情节的叙述以至观点上的不当之处,作者未及修改便不幸与世长辞。”

“我父亲猝然去世,来不及告诉我这一切。”马员生的混血儿子马瑞联,在中苏关系解冻后面对面告诉新华社老记者顾万明。马瑞联时任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检验处的检验员,他承认寻找生母是一件艰难的事,在中苏关系恶化时期毫无可能性,直到两国恢复正常交往。但他手里没有一张生母的照片,仅有一个名字“琳娜”,希望依然渺茫。

顾万明感慨马员生在国外沦落近30年的颠沛命运:“他在国外沦落,暮年回了祖国却死于这样的一个偶然的事件。值得庆幸的是,他的中俄血统的后代成长起来了。”

 

日本和中共的战报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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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型关战斗 

八路军战报:歼灭日军1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167人,伤94人(儿岛襄著:《日中战争》,日本文艺春秋社1984年版)    

2、广阳伏击战 

八路军战报:歼日军千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亡63人(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    

3、晋察冀区反八路围攻 

八路军战报: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17人,伤52人;皇协军伤亡69人(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    

4、三次破袭平汉路 

八路军战报:歼灭日伪军12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2人,伤11人,无皇协军伤亡报告(《支那事变陆军作战》)    

1938年    

5、冀中1938年春季反“扫荡” 

八路军战报: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6人,伤26人, 皇协军伤亡71人(《华北治安战》)    

6、120师收复晋西北七城战役 

八路军战报:歼灭日伪军15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22人,伤51人,皇协军伤亡101人(《华北治安战》)    

7、易(县)涞(源)战斗 

八路军战报: 歼日伪军14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9人,伤22人,皇协军伤亡40人(《支那事变陆军作战》)    

8、129师晋东南**军九路围攻 

八路军战报:歼日伪军4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11人,伤10人,皇协军伤亡79人(《华北治安战》)    

9、晋察冀区1938年秋反围攻 

八路军战报: 毙伤日伪军5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39人,伤132人,皇协军伤亡107人(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    

10、冀中区五次反围攻 

八路军战报:歼日伪军55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21人,伤65人,皇协军伤亡99人(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    

11、冀南1938年反“扫荡” 

八路军战报: 毙俘日伪军6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3人,伤11人,皇协军伤亡16人(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    

1939年    

12、冀南春季反十一“扫荡” 

八路军战报:歼日伪军3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37人,伤70人,皇协军伤亡81人(臼井胜美著《中日战争》)    

13、115师陆房突围 

八路军战报: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10人,伤122人,皇协军伤亡67人(《华北治安战》)    

14、五台山区1939年5月反围攻 

八路军战报:歼灭日军宫崎部队8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4人,伤27人(《华北治安战》)      

15、太行区1939年夏季反“扫荡” 

八路军战报:歼日伪军2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7人,伤37人,皇协军伤亡70人(《华北治安战》)    

16、冀中1939年冬季反“扫荡” 

八路军战报:歼日伪军25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27人,伤89人,皇协军伤亡71人(《华北治安战》)    

17、北岳区1939年冬季反“扫荡” 

八路军战报:毙伤日伪军36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9人,伤34人,皇协军伤亡95人(《华北治安战》)    

1940年    

18、平西区1940年春季反“扫荡” 

八路军战报:歼灭日伪军800余人,击落日军飞机1架 
日军战报:日军亡8人,伤40人,皇协军伤亡22人(《华北治安战》)    

19、冀中1940年春季反全面“扫荡”作战 

八路军战报:毙伤日伪军30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11人,伤91人,皇协军伤亡62人(《华北治安战》)    

20、抱犊崮山区反“扫荡”(亦称鲁南区1940年反“扫荡”) 

八路军战报: 毙伤日伪军22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9人,伤60人,皇协军伤亡58人(《华北治安战》)    

21、129师白晋铁路破击战 

八路军战报:歼日伪军6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2人,伤9人,皇协军伤亡12人(《华北治安战》)    

22、晋西北1940年夏季反“扫荡” 

八路军战报:毙伤日伪军4490余人俘53人(内含日军11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37人,伤107人,失踪3人,皇协军伤亡失踪201人(《华北治安战》) 

23、冀中1940年夏季“青纱帐”战役 

八路军战报:毙伤日伪军2100余人俘伪军5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19人,伤22人,皇协军伤亡39人(《华北治安战》)       

24、百团大战 

八路军战报: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日军280余人、伪军1.8万余人 
日军战报:亡302人,伤1719人,皇协军伤亡失踪1202人(《华北治安战》)      

25、太行区1940年秋季反“扫荡” 

八路军战报: 歼日伪军28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29人,伤60人,皇协军伤亡44人(《华北治安战》)    

26、冀中1940年冬季攻势 

八路军战报: 歼日伪军23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10人,伤27人,皇协军伤亡59人(《华北治安战》)    

27、太岳1940年冬季反“扫荡” 

八路军战报:歼日伪军26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伤7人,皇协军伤亡15人(《华北治安战》)    

28、晋西北1940年冬季反“扫荡” 

八路军战报:毙伤日伪军2500余人    
日军战报:日军亡8人,伤44人,皇协军伤亡102人(《华北治安战》)


 

未完成的,不仅仅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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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不仅仅是画……
司徒双
2012-01-14
来源:文汇报http://whb.news365.com.cn/bh/201201/t20120114_209337.html
 
 
  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再版了我母亲冯伊湄写的父亲司徒乔的传记《未完成的画》。这本书是我母亲1965年至1966年在从化温泉写的,书稿完成后,“文革”就开始了。直到1999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今年出的新版加选了有分量的评论,还增添了不少有历史价值的老照片。遗憾的是,我母亲已于1976年过世。成为一名作家是她一辈子的愿望,可惜她写成的唯一的一本书自己却未看见。我手里捧着新版《未完成的画》,许多往事涌上心头……
 
  1957年,赶上火热的“大跃进”年代,我大学毕业后被送到京郊农村锻炼。记得1958年春节前两天,我打电话回香山的家,告诉父母我春节加班,不能回去团圆了。接电话的正是爸爸,他说他早就料到了,因看到报上号召“打破常规过春节”(“大跃进”的1958 年,《人民日报》没有春节客运的报道,但在春节前发一篇社论《打破常规过春节》,劝大家不要回家过春节。——小松鼠),让我别惦记家,好好干……父亲乐观爽朗的声音,至今仍在我耳边萦绕,想不到那竟是我与他的诀别!两天后的大年除夕夜,父亲因肺病复发,突然与世长辞,年仅56岁。
 
  很多年后,我在美国的奥克兰见到本家亲戚司徒展医生。他比我爸爸还年长一些,因为保养得好,红光满面。这又让我回忆起另一件难忘的事情——
 
  1950年,父母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毅然决定从美国返回祖国,先到香港接外婆和我们三姐妹,然后从罗湖入境。那时的罗湖有两股同样壮观却方向完全相反的人流。一股是从世界各地赶回来投奔祖国的海外爱国人士;另一股则是迫不及待地往国外跑的老老少少。我们和司徒展医生一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罗湖不期而遇,只是去向不同,于是双方都不由自主地询问对方,一边问:“你们为什么要走?”另一边则问:“你们为什么要回来?”随后来不及等待对方解释,便又各自朝着自己选定的目标匆匆赶路。1983年,我在美国再次见到司徒展医生时,他很痛心地说爸爸那时不应回国。因为1950年爸爸坚持要提前出院回国时,美国医生就极力反对,并警告说如果他肺里的空洞不治愈,早晚会要他的命……司徒展医生和其他美国大夫都不能理解的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更看重生命的意义,而不是它的长度。正是缘于对祖国和人民的挚爱,以及与刚刚站立起来的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的迫切愿望,父母亲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时期作出了义无反顾的抉择。这不但对他们的后半生至关重要,也从此改变了我们三姐妹的命运。那时美国一家广播公司有意聘请妈妈当中文编辑,除优厚的待遇外,还答应提供我们三姐妹由港赴美的机票……
 
  说起父亲的博爱胸怀,我想起小时候经历过的另一件事。重庆歌乐山金刚坡下的“团山堡”,是建在一个四周全是水田的小山坡上的三间茅草屋,尽管十分简陋,夏漏雨冬透风,但对于在抗战时期、经历过近一年在滇缅公路上的颠簸,好不容易才从仰光逃难到大后方的我们全家来说,简直是个天堂。一天夜里,刚记事的我被厨房那间茅屋里的动静惊醒,便蹑手蹑脚地走过去看个究竟。在微弱的油灯光下,只见一个浑身湿透、脸色惨白的老乡模样汉子,缩在黑暗的角落里打哆嗦。爸爸妈妈忙着把能找到的剩菜剩饭递给他吃,他一声不吭地狼吞虎咽,看来是饿坏了。吃完之后,他才断断续续告诉我们,他如何为了逃避国民党抓壮丁而拼死游水横渡嘉陵江……他临走时,爸爸没有忘记把自己身上的厚外衣给他披上。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就是这样无时无刻不在深切地同情被侮辱、被欺压与被损害的劳苦大众,进而在画作中着力表现他们。正如爸爸在《谈速写》一文中所表述的:“你若问我是怎样画起速写来的,那真再简单不过了——在我青年时代,我实在受不了眼前事物的刺激……我并没等待到美术学校学习,便动起笔来(可惜我始终没机会在我国受过任何美术学校的教育),在北京追着一群群的乞丐老残瞎走,把小墨水瓶系在大拇指上,随走随画。”难怪廖公(承志)对他如此评价:“画穷人、工人和乞丐成为司徒乔画笔长征的起点。”他画出了《五个警察和一个零》、《义民图》、《三个老华工》等不朽作品,成为鲁迅先生称为具有“明丽之心”的作者,成为一位人民画家。
 

司徒双:未完成的,不仅仅是画……  五个警察和一个零

司徒双:未完成的,不仅仅是画……  义民图

司徒双:未完成的,不仅仅是画……  义民图

司徒双:未完成的,不仅仅是画……  义民图

司徒双:未完成的,不仅仅是画……  义民图
 
司徒双:未完成的,不仅仅是画……  三个老华工

  爸爸从未因自己没有受过系统的美术教育而气馁。还是在上述文章中,他有一段这样的自述:“我从未因为忧虑自己缺乏美术学校教育而对具体技术问题发愁过,我只是画着、画着,从每次画画中自己审查得失,随时请教人家,随时学习,又随时怀疑人们的批评,自己求教于不会说话的书本与名作。”可以说自学成才的画家在某种程度上少了些条条框框,但却要付出比常人多十倍乃至百倍的努力。父亲就是以“拿来主义”的精神,像海绵一样如饥似渴地吸取古今中外对他有用的技巧和画法,成就自己独具特色的风格。比如《古琴图》中类似国画中朱砂一样沉着的红色的运用,配以明亮的金黄和深褐,构成温暖而统一的调子,在这些暖色中又夹以不同强度的青、蓝、绿,造成极其微妙而丰富的对比关系。《莱雅湖上的清洁工人》的色彩则更为凄艳,其中绿色与桔红色的对比,再加上紫、淡黄和棕黑,显出强烈的个性,突出了南洋群岛的浓郁色彩和马来土人的纯朴和粗犷的美。而水粉画《海滩上》自由的抒写带有中国写意画中泼墨的韵味,笔触饱含感情又洒脱奔放,在着力表现海光天色之瑰丽的同时,让观者感受天水相接、光影混杂的逼人的感性力量。父亲对色彩的敏感让徐悲鸿发出这样的感叹:“司徒先生对色调的感觉,为当代最敏之人,又有灵动之笔,供其纵横驰骋,益以坚卓,倘再加用功,便可追踪意人Etoretito”……
 
司徒双:未完成的,不仅仅是画…… 古琴图
 
司徒双:未完成的,不仅仅是画…… 莱雅湖上的清洁工人

司徒双:未完成的,不仅仅是画…… 海滩上
 
尽管我自小看父亲作画,偶尔也给他当当模特儿——那时我觉得是件苦差事,要持续几个小时保持一种姿势,但当我在巴黎大学攻读艺术史博士学位并在卢浮宫艺术学院深造,有机会遍访欧洲十二国主要的美术馆和博物馆之后,我对父亲有了更深的理解。在世界艺术珍品的浩瀚海洋中,有多少杰出的艺术家都是在贫病交加、困苦潦倒中度过一生——在这方面,父亲唯一比别人幸运的,是有母亲这样一位优秀的女性作为生活和事业上的伴侣。就在常人无法想象和不堪忍受的艰难中,他们“坚强地像巨人般从灾难中崛起”(郭沫若于1945年观看父亲在上海举行的画展后的评语),顽强地与坎坷的命运抗争,在艺术里倾注毕生心血,给后世留下了反映时代的作品。
忆冯伊湄
陈原
1980年5月
“九·一八”过后不久,在我们理科高一B班①上国文课时,突然出现了一位穿得很朴素,落落大方的女教师。女教师居然来教高中的国文课,当时在我们城里就够不寻常了。军阀陈济棠那时正提倡尊孔读经,提倡男女授受不亲,而忽然出现了这么一位年轻女教师来教高中的国文!
也许是在第一次上课,或者是在第二次上课的时候,刚好要读孟子的课文,而我们那位年轻女教师发挥了那时十分新鲜的见解。她说,孟子认为人性善,荀子却认为人性恶;其实从唯物史观看来,他们两个都没说对,人性本无善恶,受到社会上善的教育,他就变善,受到恶的教育,人就变恶。唯物史观这四个字她特别说得重些,这使我大吃一惊——居然公开宣传“唯物史观”!当然,我的多数同学们恐怕也吃了一惊,因为当时还很少有人讲唯物史观呢……
这样,我完全被这位女教师吸引住了。她讲话有一股动人的力量,而且列举了不能驳倒的例证。我庆幸我离开了初中时代②的老国文教师吕星云先生③(他为我打开了社会的奥秘)之后,现今我又遇到一个能指引我走上正路的好人了。
她就是冯伊湄。
我们班里有些同学消息很灵通,马上就传开这个年轻女教师刚从法国回来,是画家司徒乔的新婚妻子。不久之后,她果然怀着孕、步履维艰地来上课了,并且在课堂上常常给我们讲美术作品,这就证实了传闻之不误。除了听课,我还在假日单独到她家去过几次,是不是遇见过画家司徒乔,我可完全忘记了;我所记得的是她永远挂在嘴角的微笑,她那诲人不倦的态度,她那滔滔不绝的辩才,她那渊博的文学艺术知识,以及她那明确而又单纯、充满着希望的一种进步立场:这些都吸引着我,使我坚信要做个“善”人,为我们的“明天”奋斗——至于这“善”,这“明天”,确切地是什么内容,我那时其实是不很清楚的。然而我至今还感激她,当一个少年正在成长的时候,一个启蒙者的指引,对他未来的发展是多么有意义呵。
头一回上作文课,这位女教师给我们出了一个题目是《冬日的黄昏》。——顿时又吓了我们一跳。当时,在充满着封建思想的城市里,谁见过在高中国文课出这样的作文题?!那时教高中国文课的多半是吃古不化的卫道士,老一点的作文题是《孟子见梁惠王论》,迂一点的则是《非礼莫视说》,新一点的无非《双十节感言》,打破陈规的也不过是《春日郊游记》——尽管时届冬令,也还是让你写“春日”郊游。而我们的年轻女教师竟出了一条小说的题目,一篇散文或一首诗的作文题!有的同学大约因为没有“思想准备”,嗡嗡地交头接耳谈起来了,有的大声嚷嚷:“先生,这道题怎么作呀?”这可是真的,我们多数同学还没有作过这种抒发自己感情的文章,不,连题目也没遇见过。于是在吵吵嚷嚷中,我们的年轻女教师微笑着,不慌不忙地启发我们:这不正好到了冬天么?冬天的黄昏你经历过么?在这样的时刻,又冷又饿,会发生什么事情?她说,你记忆中的东西,写下来不就是一篇作文了;你认为要抒发什么感情,那么,你也坦率地写下来,不就是一篇作文了?有些同学免不了还在咕哝着,但我却喜欢这个作文题。我记得儿时有一个冬天的傍晚在家乡的路上看到的情景:一个八九岁的农家女被人“买”走时,小女孩凄凉的叫声,“妈呀,妈呀,我不走呀!”这情景甚至现在还清楚地展现在我眼前。我写了一篇“作文”,这是我写的第一篇“散文”——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我的习作得到冯先生的欣赏,加了很多圈圈,还有一条激发人心的批语。我不记得这条批语了,但她找我单独谈话的声音,好像还在耳边回旋。她说,你写的感情很幼稚,但很真挚;感情要真挚,别装假,千万不要装假,装假就是无病呻吟——她强调的无病呻吟这四个字,我至今还记得清楚。昨夜,我重读冯伊湄去世以后才能有机会出版的《未完成的画》时,我吃惊于这部纯朴的散文作品,洋溢着的就是这真挚的感情。这样纯朴的美,又这样地动人。你看她写司徒乔这个不畏贫贱不畏强权的画家,是多么可爱呀。“人们称乔为‘有血性的画家’,还光荣地称他为‘人民的画家’,所有这些出自群众心坎深处的诚挚声音,光荣称号,都是对画家劳动的最高奖赏,可惜画家听不见了。”多么纯朴,一个多余的形容词都没有,这正是这位纯朴的女教师的文风。“可惜画家听不见了”——这句话多么简单,而又多么真挚呵,这句话使人想起了很多很多,无言中的语言,无歌词的乐曲!这正是我们年轻女教师教给我们的呵。
    大约 “一·二八”之后不久,她不来了。传说她分娩去了。但她以后就没有露过面。我那幼小的心曾经惋惜过:为什么不回来呢?我那时懂得很少,但却怀疑是我们的主任迫走她的。主任也是一个刚从法国回来的,他是公费留学生,光着头,说得好听像个大教授,说得难听像个耍猴子的老“油条”。为人很顽固,守旧,见到新兴的东西无不加以攻击,对那时的学生救亡运动是不怀好意的。而这人又很笨,逗人可怜。我怀疑他是在法国认得司徒乔和冯伊湄的,也怀疑他知道她的进步倾向所以把她解雇。我那时的怀疑也许是由这位大主任干涉学生运动而引起的,但却全无根据。不料昨夜读了冯伊湄这部遗作,才证实我的推测。这部作品中赫然写着:
 
这时候,中山大学校长换成邹鲁,自教务长、教员以至门房被撤换的一共二百多人,我这个没有后台的人,当然是在被撤之列。
 
一点不错。那位大主任是国民党学阀邹鲁的“门生”(这在当时我们就知道),为了实施他们那一套反动教育纲领,当然要迫走像冯伊湄这样宣传唯物史观的青年女教师了,何况她又“没有后台”。
她不来了。代替她来上课的;不出所料是个酸秀才——刮光了头,穿一件不甚称身的长衫(总算还没穿马褂),满口“之乎者也”,其实什么也说不清楚的三家村老学究。人们传说这人前清时当过吴淞炮台司令,也不知是真是假,但我们这班同学就从炮台司令这里做文章了。他一来上课,就嚷开了:
 
“先生,讲讲吴淞炮台呀!”
“先生,日本鬼打上海,你怎么不守炮台,却来教书呀?”
“先生,你会不会开大炮呀?”
“先生,之乎者也能开大炮么?”
 
嚷呀嚷的,弄得这位酸秀才讲不上两句子曰诗云,就只好在人声嘈杂中溜出教室——其实也可怜,这个酸秀才不知失业了多久,还不是为了糊口才天天来受我们的闲气嘛。可是我们的年轻女教师来上课时,却从来没有人嚷嚷过,虽则有些同学也不一定赞成她的主张,这又是为什么呢?
打从那时以后,我就没有再看到过她。直到60年代的艰难日子刚刚过去时,也许是在1962年,或者在1963年,忽然有两位高中同年级的同学④到北京来,找到了我,并且邀我同去看望我们的老师冯伊湄先生⑤——我才发现原来她就住在离我寓所不远的一条小街上⑥。
那个晚上过得很高兴。老师看见她几十年前教过的“小”同学,一个个成长了,当然高兴得不得了;几个“小”同学也很高兴,古语说得不对,“乐莫乐兮新相知”,其实最快乐的是几十年分手之后的重逢。至于我,则因为突然再见到最初指引我踏上人生“正”路的师长而格外高兴。我们叽叽咕咕地七嘴八舌说了很多话。她在那间平房里,在那间杂乱无章地放着书和画的小小起居室里,她还是那么——怎么说呢?还是那么落落大方,怡然自信,岁月并没有使她失去童心,五六年前失去了亲人司徒乔并没有使她颓然,她还是像教我们课时那样,带着同样的微笑,戴着同样的近视眼镜,同样清晰而动人的语调,是的,她就是用这微笑,这眼神,这语调,播送过进步的种子。到这时,我才知道她——更准确地说,他们俩——到过国内外许多地方,到过美国,到过南洋,到过重庆、汉口、西北、西南,经历了艰难的岁月——但是她没有被生活的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她还是那么乐观,那么诲人不倦。到这时,我很想告诉她,我感激她指引过我走上人生的长途,但不知怎样,我平时的口才一下子都消失了,变得讷讷不能言。在真挚的师长面前是不能也不应当说感谢的话的。我们那个晚上,无论是女教师,无论是“小”同学,都沉醉在如梦的回忆中——真有点忆苦思甜的味道,因为我们那时每一个人都工作得很起劲,有理想,有抱负,有雄心,当然还有曲折,困难,险阻……
在那之后,我很想把我的习作再送给我那可敬的老师改一改,但是霹雳一声,我和我们文化系统的同事们一样,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降临前两年,就提早受到这个社会性悲剧的冲击。接着是一场风暴带来了十年浩劫。我那愿望当然不能实现,写交代材料是用不着老师帮着改的。我不知道伊湄先生这十年是怎样过来的,我也完全不知道她是否也同样受到过暴风雨的洗礼。我想,那是避不开的罢。直到1976年春她逝世,也根本不知道她的下落,不,连我自己的“下落”都几乎不知道,哪能知道这可敬的、一生受了多少苦而没有失掉信心的老师的遭遇呢?不过我确信她不会被腥风恶雨吓住的。她是散布幸福种子的人。她不怕强暴,更不怕苦难。但毕竟是很遗憾的,因为她没有等到晴天就离开人世了。今夜我捧读老师的遗文,想着想着,不免记起她的几行诗:
 
漠漠春魂泣野烟,
乱蓬残碧委荒田;
哀黎涕泪英雄血,
洒作千山红杜鹃!
 
好一个“洒作千山红杜鹃”呵!
 
(此文收入在陈原著:《人和书》及《陈原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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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依据陈原“书海沉浮录”口述(未发表)﹞
①     1931年9月,陈原进入广州中山大学高中部读书。
②     1928年-1931年,陈原在明远中学读初中。这是以陈柏华(改名为陈宗岳,岭南大学教授,海丰人,是当时的知名人士,留学美国)为首的一批岭南大学的教授、教师、毕业生为主的教育家创办的一所私立中学,她志在开发民智,收费很低廉,教员几乎无收入。
③     吕星云,广东海丰人,岭南大学附属中学国文教师,义务兼任明远中学的国文课。陈原言:“真是开发我的整个智慧的最大的一个开端”。
④     “其中有一个余占邦,就是现在的国务院参事,张治中的秘书。”
⑤      此时,“司徒桥早已经过去了”,“她(冯先生)还活着,在工艺美术学院教书”。
⑥     “南小街一间很小很小的平房里头”



“父亲一直这么乐观坚强,很大程度因为母亲不离不弃”
A-A+2014年4月1日10:10 金羊网-新快报评论

  画家司徒乔之次女,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并留校任教至退休。年过五旬获巴黎大学艺术史博士学位。曾以艺术史教授身份应邀在西非、法国及北美近十所大学,讲授“中国艺术史”,被誉为“文化大使”,受到外交部和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的表彰。1995年1月获法国棕榈叶学术勋章。2002年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亲手授予阿勒维王朝骑士勋章。

  ■《孙中山殡仪写生》

  ■《放下你的鞭子》

  司徒乔和夫人冯伊湄一生恩爱,育有四名儿女,司徒双排行老二,刚刚过了79岁生日不久。五年前,她因为发现乳腺癌晚期被医生判了“死刑”,但是她积极面对化疗等治疗的同时,还完成了一本书的翻译。儿子要回来陪她,她拒绝了。原因很简单,“他回来也是没有办法的,我依然要自己面对。”她说,这样可能是因为父亲大半生都在肺病的阴影中度过,大半生颠沛流离,这种乐观坚强是父母给予的最大财富。

  司徒双的先生是中国外交部驻外大使,有意思的是,他姓“完颜”,也是复姓,他们家里有一幅两口子合作的精彩对联:司徒舜帝子孙孝友贤明誉神州万世,完颜金皇后裔英勇节烈合中华一家。

  他小心翼翼地爱着我们

  司徒乔很年轻的时候就患上肺病。她印象中父亲是个非常和蔼的人,总是在画画,从不对他们大声呵斥,但是亦小心翼翼地和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因为他有肺病,而且很长时间,他怕传染我们,所以总是离得远远的。他小心翼翼地爱着我们。”

  司徒乔的肺病是怎么患上的?“当年他转学到燕京大学,拿的依然是神学院的助学金,虽然学费可以免,但是生活费依然是个问题。穷孩子衣食难全,北京又冷,加之又是个从广东这么暖和的地方来,如何能适应?总是冷得感冒,总是咳嗽。”

  身体不好,经济状况也很艰难,但是这也没有让他沮丧。在司徒双的印象中,她始终没有觉得父亲是生活在“绝症”的阴影下,相反,她觉得父亲大有视病若归之感。而且,还很乐观。司徒双还记得,有一年家里来了很多客人,可家中根本没钱买菜。于是父亲就说,我们吃海陆空粥。什么是海陆空粥呢,有人去抓河里鱼,有人去打狗,还有人去射鸟,再加上一把米,于是就成了一锅香喷喷的“海陆空”粥。“虽然小时候总是很穷,又总是颠沛流离,但印象中总是大家很开心啊。”司徒双说。

  尽管如此,但是时局混乱,颠沛奔波始终导致肺病后来越发严重,司徒乔一度因发烧吐血被送到医院急救,病情危殆。不过好在救回来了。在抗生素还没有研制面世的当年,肺病就是个绝症。后来听说美国医术比较发达,在冯伊湄的极力主张下,司徒乔后来被送到了美国。拍了肺部X光照后,好几所医院都不肯收留他了,丢下同样一句话,“他的肺千疮百孔,已经没办法救治了”。但是幸运的是,后来他们遇上了还在试验用链霉素治疗肺病的一位医生,司徒乔肺病得以治愈。

  母亲是父亲一生最大的支持

  说到司徒乔,不能不提冯伊湄。套用如今用到俗烂的话,“每个伟大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司徒乔的一生,必须有冯伊湄。用司徒双的话来说,“我想父亲一直这么乐观,这么坚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我母亲不离不弃的陪伴和真挚的爱。”

  冯伊湄和司徒乔在法国由梁宗岱介绍认识。冯伊湄父亲是江浙富商,家中经营矿产,而冯伊湄是正室唯一的女儿,从小就锦衣玉食,贴身侍候的丫鬟就有四个,连吃一个橘子,都是丫鬟把皮去掉,把瓤拔了,只吃最里面的肉。复旦大学文学系毕业后,冯伊湄在舅舅的陪伴下前往法国留学,这样显赫的富家小姐偏偏爱上了司徒乔这样的穷学生。

  两人相遇后互生情愫,但司徒乔必须前往美国打工筹学费,而不久,冯伊湄家中矿产被夺,父亲病死,被家中急召回国。二人在广州结婚的时候。婚礼上放置了两支大笔,一支是画笔一支是毛笔,象征两个拿笔人结合在一起。婚后,冯伊湄带了一箱子的珠宝,但可惜在战乱中被窃。此后一生不离不弃,冯伊湄柔弱的双肩始终承担了家中的经济负担。抗战胜利后随司徒乔赴粤、桂、湘等五省创作《义民图》,1946年护送司徒乔赴美治病,司徒乔去世后,冯伊湄呕心沥血历时写了回忆录《司徒乔:未完成的画》。二人相濡以沫过了一辈子。

 

《静静的顿河》手稿的寻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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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 | 时间: 2002-04-02  |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在1999年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买到《静静的顿河》第一二部的手稿后,围绕寻找手稿发生过一桩文坛公案。去年、前年,《我们同时代人》连载了非·库兹涅佐夫的《肖洛霍夫和反肖洛霍夫》一书,该书驳斥了肖洛霍夫是剽窃者的种种谎言。该书中有一节题目是《掮客》,谈记者列夫·科洛德内伊在寻找《静静的顿河》手稿中的作用。2000年11月科洛德内伊致信《我们同时代人》编辑部,指责库兹涅佐夫编造事实,损害了他的“名誉和人格”,提出要诉诸法庭。2001年1月库兹涅佐夫又以公开信《答掮客》回敬了他。2002年2月20日我采访了非·库兹涅佐夫通讯院士,请他谈了他对肖洛霍夫的研究和寻找《静静的顿河》手稿的过程。

    刘:作为肖洛霍夫遗产宣传委员会主席,您在寻找《静静的顿河》的手稿中做了很多工作。中国的读者也很关心手稿的命运,您能不能谈谈寻找手稿的过程?

    库:1928年《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刚一发表,就出现了一种说法,好像这部长篇小说不是肖洛霍夫写的,他从一个被俘虏的白卫军官那里偷了手稿。后来甚至还说出了这个军官的名字,就是哥萨克作家费多尔·克留科夫。这个谎言的实质是要剥夺肖洛霍夫对《静静的顿河》的著作权。后来这个谎言一直在流传。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幸运地找到了《静静的顿河》的手稿。感谢普京总统拨专款购买手稿。现在手稿保存在我们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

    《静静的顿河》手稿的原委是这样的:1929年成立了以绥拉菲莫维奇为首的作家专门委员会,该委员会是列宁的妹妹玛利娅·乌里扬诺娃提议设立的。她想支持年轻的肖洛霍夫。这个委员会的职责是确定《静静的顿河》的著作权。肖洛霍夫从维约申斯克拎来了装着小说第一、二部的手稿的箱子,委员会审查了手稿,查验了旁证材料,最后得出结论:毫无疑问,《静静的顿河》的著作权属于肖洛霍夫。当时肖洛霍夫将手稿留在了莫斯科,留在了他的挚友、农村题材作家瓦西里·库达舍夫家里。肖洛霍夫担心手稿会出意外。因为在那些年里顿河地区的局势非常复杂,当地的红军情报局和契卡认为肖洛霍夫是个政治上的可疑分子。肖洛霍夫不希望手稿被夺走,被毁掉,所以他就将手稿留在好友库达舍夫家里。后者1941年8月走上了莫斯科保卫战的前线,他被俘虏了,牺牲在德国。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库达舍夫给妻子写了几封信,指望能够通知到肖洛霍夫,他想与肖洛霍夫见面,以便将手稿归还他。但是肖洛霍夫本人也上了前线,他们未见上面,《静静的顿河》的手稿就这样留在了库达舍夫那里,他牺牲后,手稿留在他遗孀那里。后来再次出现了对《静静的顿河》的著作权的怀疑,索尔仁尼琴,我国的另一位诺贝尔文学

    奖获得者也持这种看法。在这样复杂的情势之下,归还《静静的顿河》的手稿就显得十分迫切。后来库达舍夫的遗孀死了,最后手稿到了她侄女手里。我们幸运的是找到了她,我们按照肖洛霍夫遗产继承人的愿望,通过科学院的帮助(肖洛霍夫本人是科学院院士),买到了《静静的顿河》的手稿。现在手稿保存在我们这里——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

    刘:我想知道,记者列夫·科洛德内伊在寻找手稿中起了什么作用?

    库:首先,他确实是最先知道《静静的顿河》的手稿在什么地方的人,15年前他发现手稿还在,保存在库达舍夫遗孀手里,他设法将手稿复印了一套。后来他与库达舍夫的妻子达成了协议,就是要卖手稿。这个记者来找我,要高尔基世界文学所买《静静的顿河》的手稿,他拒绝提供手稿的所有者的姓名和其他情况,所有者的名字有意隐瞒了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我们买手稿,要价很高。

    刘:要多少?

    库:开始要5万美元,后来又涨到50万美元。科洛德内伊让我们通过他买手稿。他又不提供关于手稿的必要信息,诸如谁拥有手稿,为什么拥有,在什么情况下拥有的。他只是对我们说:手稿拥有者已经死了,手稿转到他妻子那里,妻子死后又转到他儿子手里,现在他们夫妻俩已经不年轻了,生活得很贫困等等,是他们要求他来谈卖手稿问题的。这样的不知姓名的拥有者,又是这么高的要价,我们拒绝了科洛德内伊的要求。我们自己开始独立寻找手稿。我们自己找到了库达舍夫遗孀的侄女,最后我们用50万美元买下了手稿。

    因此科洛德内伊的作用是双方面的。他发挥过正面作用,因为他是首先发现《静静的顿河》手稿线索的人,报告了手稿还在,他发表了几篇文章,甚至还写了书谈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他隐瞒真相,在15年里阻止了对手稿的科学监控,使手稿面临着威胁。因为手稿的拥有者已经在打主意将手稿卖到外国去。在《消息报》上出现了这样的文章:《〈静静的顿河〉流向西方》。《静静的顿河》的若干页手稿已经出现在国外。我们可能失去《静静的顿河》的全部手稿,我们就看不到手稿,更不说研究它了。形势十分急迫。这样我们才得到国家的支持买下了手稿。

    刘:非利克斯·费奥多瑟耶维奇,您能不能谈谈2005年庆祝肖洛霍夫百年诞辰的计划?

    库:普京总统已经签署了关于庆祝肖洛霍夫诞辰一百周年庆祝活动的命令,将成立筹备委员会,现在政府责成我们在半年内作好计划。一旦计划拟好,总统的命令和计划将一起发表。为庆祝肖洛霍夫百年诞辰,我们将要出版科学院本《肖洛霍夫文集》,要出版一系列论文集,要出版作家本人的手稿。同时在莫斯科市中心将要举行肖洛霍夫纪念碑揭幕仪式,在作家的家乡维约申斯克将要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总之,这个节日将是全民性的节日,就像普希金的二百周年诞辰是全民节日一样。因为肖洛霍夫几乎就是二十世纪的普希金。 

       《中华读书报》 2002-03-28


 

图文绝配——《图咏堂吉诃德全集》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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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匹瘦骨嶙峋的老马,驮着一位骨瘦如柴的“游侠”。

“游侠”一手握着长矛,一手持着盾牌,朝着如血的残阳、向着无垠的地平线走去。

——这匹瘦骨嶙峋的老马,名叫“罗西南特”;

——这位骨瘦如柴的“游侠”,就是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这部小说全名是《奇情幻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德拉·曼却》,它对于欧洲近代长篇小说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让人高兴的是,教育部《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定书目之一的《图咏堂吉诃德全集》,日前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了。翻阅这本装帧精美、图文并茂的集子,深感出版社为青少年读者做了一件好事。

 

     

 

记得在1998年香港回归一周年的日子里,我去香港探亲,曾观摩了香港展览中心的图书展览会,当时的感觉就是香港的青少年读者群普遍偏好阅读“卡通读物”。而这一股“卡通”风不久就吹到了内地,如今在我们中小学生的书包里存有几本卡通读物的现象已经是屡见不鲜了。

有人曾为此慨叹,说是当今的青少年已经进入了“读图”时代,就连高中生读者群中也普遍出现了阅读“稚化”的趋势。其实,一种阅读的取向之所以存在,自有它的合理性。卡通读物的直观、变形、夸张、诙谐、轻松,符合青少年的阅读心理;由此看来,读一些健康的卡通读物对青少年读者也不无裨益。我就是从自小爱读连环画、漫画作品等开始喜欢上语文这门学科,后来当上语 老师的;就连不少中外文学名著的启蒙,我也是从阅读连环画等开始的。

诚然,卡通读物中也客观存在着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尤其是对中外名著“戏说”式的破坏,尽管可能会博得一哂,但对青少年读者阅读理解中外名著会产生严重的负面效应,以致贻害无穷。《图咏堂吉诃德全集》的出版,对青少年无疑是一种极好的阅读导向。世界级的小说家塞万提斯的经典作品,配上世界级的版画家古斯塔夫·多雷的120张全幅面的金属版画和259幅小的木刻版画,堪称是“最伟大的图文绝配”了。

古斯塔夫·多雷(18321883)是法国画家,也是著名的雕刻家、插画家。在短暂的51岁的一生中,他总共为近1000本书绘制了插画,他所配画的作品较多的是世界公认的经典文学作品,其中包括为《圣经》绘制的两套共100多幅油画和水彩画、为弥尔顿《失乐园》绘制的两套水彩画、为但丁的《神曲》绘制的120幅水彩画。他为1861年版的但丁《神曲·地狱篇》所作的木刻画,曾使19世纪的欧美国家再度兴起但丁研究热潮。多雷所领导的创作室在19世纪后半叶几乎左右了整个插图版画业,在1860年到1900年的40年内,欧洲和美国一直在以平均每8天一个版本的速度出版他的作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96年当美国芝加哥艺术协会举办他的画展时,有150万人涌入画廊参观,可见多雷的美术作品在欧美的影响之大之广了。

毋庸讳言,看根据中外名著改编的戏剧、影视或绘画作品,我们常常会有失望之感,这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为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而当戏剧、影视或绘画作品一旦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转化为直观的形象,并呈现在你眼前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觉得戏剧、影视或绘画作品中“那个”直观的人物形象不像文学作品中“这个”人物形象——这和不同艺术形式表现人物形象时采用不同艺术手段有关。所以说,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转换为直观的、形象的画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读《图咏堂吉诃德全集》就有一种满足感,觉得多雷用他的版画忠实地、传神地甚至是维妙维肖地勾勒出了我们心中的那个“堂吉诃德”。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多雷严谨而又严肃的艺术创作风格。身为法国人的他,为了给《堂吉诃德》配画,曾花费了大量时间亲自到堂吉诃德的“故乡”西班牙去实地旅行,这就使他对西班牙独特的风土人情有了深刻的了解和切身的体会,加上他对《堂吉诃德》的深层、准确的解读和他精湛的艺术造型才能,便成功完成了为《堂吉诃德》配画的任务,留下了这部脍炙人口的《图咏堂吉诃德全集》。

 

 

 

 

 

翻开《图咏堂吉诃德全集》,你不能不为多雷版画所表现出来的“漂浮在梦幻中”的风格和表达思想感情率直而有力度的特色所折服。如本书第1页描绘的是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著名场面,多雷充分调动金属版画的艺术创作手法,以密集的线条浓墨重彩地勾勒了堂吉诃德大战风车时被风车的轮翼直挺挺地掀下马来的瞬间;画家又以相对疏落的线条,勾勒了高远的天空、风车成阵的背景和远处堂吉诃德的随从桑乔眼见主人人仰马翻时惊慌失措的神形。深浅有变,粗细有致,主次有序,疏密相间,通过人物和人物、景物与景物的鲜明对比,就形成了一幅多层次的、调子变化复杂的画面。又如本书第8页和第9页跨页画面“堂吉诃德走出家门,来到荒野,满脑子的胡思乱想”,勾勒出了本文开头所描绘的瘦人瘦马的形象,其本身就可以视为最能体现“堂吉诃德”这个人物形象典型特征的独立而完美的金属版画艺术作品。至于书中的木刻版画,也充分运用了挑、刻、铲、刮等技法,使众多的画面形成或粗犷、或细腻、或刚劲、或柔美、或厚重、或轻盈的既统一又富于变化的艺术风格。

    西班牙伟大的作家塞万提斯

就《堂吉诃德》这部长篇小说本身而言,塞万提斯最大的贡献是塑造了堂吉诃德这个性格复杂而内涵丰富的典型人物。堂吉诃德因读骑士小说入了迷,以致陷入疯癫状态。他好打不平,把风车当巨人,视客店为城堡,拿铜盆作头盔,将羊群当军队,做出了许多十分可笑的蠢事。17世纪西方文学评论家认为这是一个滑稽可笑的人物,18世纪的启蒙主义者则看出了他的理性与可敬的品质,19世纪的浪漫派与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他都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在原苏联,有人认为他是没落阶级的人物。在中国,鲁迅先生既肯定他的志向,又批评他的主观盲动;茅盾先生则对他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而周扬先生对他的评价却非常之高。众多的中外文学大家都对堂吉诃德有着浓厚的兴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见《堂吉诃德》这部经典小说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已经跨越了时空,至今熠熠生辉,让人津津乐道。因此,《堂吉诃德》这部书被誉为西班牙历史上里程碑式的20本书之一、影响历史的百部经典著作之一、西方文学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等等,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堂吉诃德究竟是一个悲剧人物,还是一个喜剧人物?这个人物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典型意义?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这个文学形象的问世又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根据“接受美学”的原理,青少年读者们可以通过阅读这本图文并茂、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图咏堂吉诃德全集》,从不同的角度自己去领会、去感悟、去理解、去探究、去概括。

《图咏堂吉诃德全集》是我们青少年读者走近名著、走近名画的一部佳作。无论是喜欢“读图”的同学,还是喜欢“咬文嚼字”的同学,相信在读了这本《图咏堂吉诃德全集》后,都会有所收益的。

 

你看,瘦骨嶙峋的老马“罗西南特”驮着骨瘦如柴的堂吉诃德,正从天边向我们走来……

 

(楼主注:本文曾发表于《中国教育报》、《上海中学生报》)


 

红楼梦入门推荐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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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阶书目 
  1、《红楼梦》,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本书由冯其庸、李希凡主持,先后有数十位学者参加校注。前80回正文以庚辰本为底本,后40回以程甲本为底本。注释尤其精善。 
  本书是目前的权威版本。许多论文、专著引文皆以该本为据。由于它过份泥于底本,存在若干该改未改的地方,为一些专家、学人所诟病。但至今没有一个可以取代它的版本出现。 
  2、《红楼梦》,俞平伯校,启功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本书以戚本为底本,并根据庚辰本等校改文字,是第一个以脂本系统为底本的整理本。俞先生以深厚的国学功底校书,在推敲定字上见解精到而不偏颇,是个很见功力的本子。惜以原本整理时间较早,当时可参考的抄本太少,使其不能达到更高的水准。本书原为带校字记的白文本,现在这个版本是没有校字记而添加了启功注的普及本。 
  3、《红楼梦》,蔡义江校注,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 
  本书前80回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所列12种“脂本”互校,后40回以程甲本、程乙本互校。是个比较有特色的新校注本,有关专家和普通读者均给以很高评价。但只印行二次,合共印数9000册,流传不广。目前作者已经修订完毕,即将出修订版。值得期待。 
  参考:《红楼梦》,刘世德校注,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参考:《脂本汇校石头记》,郑庆山校,作家出版社,2003 
  4、《名家解读〈红楼梦〉》,张宝坤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这是一本专门为普通读者而编选的论文选集,内容涉及红楼梦的总论、主题思想、人物、艺术技巧、作者、红学史等方面。其中作品大多是名家名篇,如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论述红楼梦的专章,何其芳的《论红楼梦》等等,具有权威性、知识性和可读性,而不引导读者过分关心局限在学界内部的论争。 
  5、《红楼梦纵横谈》,林冠夫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红楼梦纵横谈》是经典的红学入门读物。全书由短小精悍的小文章构成,分《综说》、《作者生平、家世与交游》、《关于版本》、《思想与艺术》、《人物》、《续书及其他》等六部分。文章虽小,但却是真知灼见,读此书可以快速入门。 
  6、《红楼梦人物论》,王昆仑著,北京出版社,2004 
  有别于考证方式的索然无味,本书作者用抒情的口吻,感性的笔调,去探讨《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人物典型,创造方法,使读者能深入地认识作品的本身和作者的思想内涵。因此,虽然是六十年前的旧作,却仍然广为读者所喜爱,不断再版,历久不衰。 
  7、《红楼梦研究》,俞平伯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本书是俞先生的代表作,是在1920年代出版的《红楼梦辩》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书中对高鹗续书、《红楼梦》人物、《红楼梦》风格、后三十回《红楼梦》之原貌等红学基本问题,进行了探索。 
  本书目前翻印本较多,“上古名家说”的《俞平伯说红楼梦》也是这本书。 
  8、《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蔡义江著,中华书局,2001 
  原名《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于1975年内部出版,1979年经修订后由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1991年由团结出版社出增订版。2001年经再次修订后由中华书局出版,并改为现名。 
  本书全收了各种版本《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歌谣、古文、书札、谜语、酒令、联额、对句等体裁形式的文字等,为使读者加深理解,每首都加了“说明”、“注释”、“鉴赏”或“评说”等。本书既具有很高的学术性、又有很强的可读性,是一本雅俗共赏的著作,成为红学出版物中罕见的畅销书。 
  以上是有关《红楼梦》的最基本入门读物。不论你是否打算继续研究红学,读完这些书都是有益无害。 
  二、进阶书目: 
  1、《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石头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2、《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3、《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4、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笺说,俞晓红著,中华书局,2004 
  5、冯其庸:《石头记脂本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 
  6、邓云乡:《红楼识小录》,山西人民出版社/ 《红楼风俗谭》,中华书局 
  7、孙逊:《红楼梦脂评初探》,上海古籍出版社 
  8、蒋和森:《红楼梦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 
  9、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0、朱淡文:《红楼梦论源》,江苏古籍出版社 
  11、周思源:《红楼梦创作方法论》,文化艺术出版社 
  12、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 
  参考:《红楼梦研究史论》,白盾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参考:《红学通史》,陈维昭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3、《红楼梦资料汇编》(即《红楼梦卷》),一粟编,中华书局 
  参考:《红楼梦资料汇编》,朱一玄编,南开大学出版社 
  14、陈庆浩:《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参考:《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俞平伯辑,中华书局,1963 
  15、《红楼梦研究集刊》(1-14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6、《红楼梦大辞典》,冯其庸、李希凡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 
  17、《红楼梦鉴赏辞典》,孙逊主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5 
  以上第1-3项,三种抄本的底本抄成年代,都在曹雪芹生前,所以是现存最珍贵、最有价值的抄本。也是《红楼梦》研究者不可不读的书。 
  第4-12项,红学专著,涉及红楼梦思想、文化、创作方法、版本、考证、红学史各方面。未必是最权威的著作,但大都持论比较折中,适合开始红学研究的读者参考。 
  第13-14项,两种重要资料书。第15项,改革开放以后时期高水平论文的汇集。 
  第16-17项,两种实用工具书。 
  三、高阶书目: 
  1、《戚蓼生序本石头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2、《蒙古王府本石头记》,书目文献出版社 
  3、《石头记》(列藏本),中华书局 
  4、《甲辰本红楼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5、《红楼梦》(舒元炜序本),中华书局《古本小说丛刊》第一辑 
  6、《乾隆百二十回抄本红楼梦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7、《郑振铎藏残本红楼梦》,书目文献出版社 
  参考:《石头记会真》,周汝昌等校订,海燕出版社,2004 
  8、《程甲本红楼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参考:《红楼梦校注本》(程甲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9、《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10、《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全三册),百花文艺出版社 
  11、《台湾红学论文选》,胡文彬周雷编,百花文艺出版社 
  12、《香港红学论文选》,胡文彬周雷编,百花文艺出版社 
  13、《海外红学论集》,胡文彬周雷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4、《〈红楼梦〉著作权论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15、《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宋广波编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6、《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7、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18、吴恩裕:《曹雪芹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 
  19、吴世昌:《红楼探源》,北京出版社,2000 
  20、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修订本),文化艺术出版社 
  21、王利器:《耐雪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2、张爱玲:《红楼梦魇》,上海古籍出版社 
  23、皮述民:《苏州李家与红楼梦》,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 
  24、蔡义江:《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5、刘世德:《红楼梦版本探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6、郑庆山:《红楼梦的版本及其校勘》,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7、胡文彬:《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中国书店,2005 
  28、沈治钧:《红楼梦成书研究》,中国书店,2004 
  除了进阶书目推荐的三种最重要的脂评抄本,以上第1-7项是现存有定论的已经影印出版的另外七种脂评抄本;第8项是以定本形式出现的第一个排印本,其前八十回也源于脂本。进行红楼梦研究离不开这些原始文本。 
  第9-14项是各时期、各地区重要的红学论文的结集。部分红学家如李长之、李辰冬、吴组缃、启功,以及香港的梅节、宋淇,台湾的潘重规、高阳,海外的周策纵、赵冈等,其重要论文已收入以上相关论文集,故不再列举其个人论文集。 
  第15-28项或者是新红学创立以来重要红学家的代表作,或者是代表某一研究方向的有特色的专著。前者多数是研究红学者“绕不过去”的作品,但因其作者个性鲜明,持论多有争议,不便初学,所以放到这里,在已经读过一定数量著作、对红学史有一定了解以后阅读,以期达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目的。后者则因其比较专,故也留到本阶段推荐。 
  推荐书目一般不宜太多,但是少了就难免有挂漏。下面补充的,根据具体条件,可以选择阅读: 
  0、《红楼梦学刊》,1979以来 
  对文本研究感兴趣的深入阅读书目: 
  1、《红楼梦(三家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或《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 
  2、《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辑录》,陈其泰评,刘操南辑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3、哈斯宝:《新译红楼梦回批》,亦邻真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 
  4、《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江苏古籍出版社 
  5、王朝闻:《论凤姐》(上下),四川人民出版社 
  6、周中明:《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漓江出版社,1982 
  7、张锦池:《红楼十二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 
  8、《红楼梦王蒙评点》,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9、舒芜:《红楼说梦》(原名《说梦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10、吕启祥:《红楼梦寻:吕启祥论红楼梦》,文化艺术出版社 
  11、李劼:《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东方出版中心,1995 
  …… 
  对史料考证感兴趣的深入阅读书目: 
  1、曹寅:《楝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敦敏:《懋斋诗钞》/敦诚:《四松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3、明义:《绿烟琐窗集》/裕瑞:《枣窗闲笔》,上海古籍出版社 
  4、张宜泉:《春柳堂诗稿》/高鹗:《高兰墅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5、永忠:《延芬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6、《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 
  7、《李煦奏摺》,中华书局,1976 
  8、王利器:《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北京出版社,1983 
  9、周汝昌:《献芹集》,中华书局 
  10、《清史稿》、《清实录》……
 

85年前南昌地标:百花洲省立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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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年前南昌地标:百花洲省立图书馆
欧阳祖经(右)与张孟伦教授合

1930年的江西省立图书馆

  欧阳祖经

  现在的江西图书馆百花洲馆

  欧阳祖经在北京的住所看书

  在今天的中山路百花洲畔,有一组气势宏伟的建筑吸引着过往人群的目光,这就是江西省图书馆百花洲老馆(俗称“蒋介石南昌行营”)。很多人都听说过“行营”的传奇故事,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建造者是谁。

  1927年11月,欧阳祖经被任命为江西省立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前身)馆长,他上任后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就是建造图书馆新馆。在他的主持监建下,1930年江西省立图书馆新馆落成,成为当时南昌三大建筑之一。欧阳祖经不仅为南昌打造了一处地标,在文学、教育等领域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他创作的抗日诗文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有重要影响。近日,本报记者对欧阳祖经的部分后人进行专访,了解这位知名学者鲜为人知的故事。

  任教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与鲁迅是同事

  欧阳祖经,1884年出生,祖籍江西南城,世居南昌。据欧阳祖经的孙女欧阳瑍、欧阳璁综合众姐弟所知及有关资料介绍,欧阳祖经的父亲是前清进士、工部主事,做过浙江、湖北两省的几任知县。“1898年,欧阳祖经在他父亲创办的崇实学堂就读,开始接受新知识,1910年东渡日本留学。”欧阳璁告诉记者。

  在日本,欧阳祖经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攻数理科学。学成归国后,欧阳祖经先后在江西省立南昌一中、女师、江西省教育厅等单位任职。1922年,受东京高师同窗、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5年改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许寿裳邀请,欧阳祖经前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刘和珍1923年考入北京女高师,是我爷爷带着她一起去北京的。爷爷与鲁迅等人同在一所学校教书,时常见面。”欧阳璁说。

  父子上阵建造“省立图书馆百花洲新馆”

  1927年,欧阳祖经回到南昌,当年11月被任命为江西省立图书馆馆长。欧阳祖经到任后,鉴于图书馆馆舍严重不足,事业无法发展的情况,立即呈请当局拨定南昌百花洲张、江、沈三公祠全部辖地为新馆馆址。为了建造一座设施较为完善的图书馆,欧阳祖经亲自前往江苏、浙江两省考察图书馆的建筑布置,并与一些专家详细讨论,寻求借鉴。返回省里后,欧阳祖经立即组织设计绘图,并制定投标规程、施工规程等。

  欧阳瑍告诉记者,图书馆新馆是由其父亲欧阳诚等人设计监建的。1927年底,欧阳诚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彼时江西省立图书馆新馆正要开建,欧阳祖经便把设计建造的重任交给了自己学土木工程的儿子。“当时我父亲牵头创立了七星建筑工程公司,所接的第一个项目就是省立图书馆新馆。为了能把图书馆建好,他废寝忘食,甚至因为施工质量的事情与其他股东吵得面红耳赤。建材稍差,父亲坚持退货重买,施工质量稍差一定要返工。最后,工程按时按质完成了,公司却亏得一塌糊涂,仅我父亲一人就损失了数千大洋。”欧阳瑍对记者说。看到这种情况,欧阳祖经拿出自己的积蓄弥补了儿子的部分损失。

  “图书馆就像爷爷的孩子一样”

  1930年8月图书馆新馆落成,立即引起轰动,新馆与江西大旅社、邮政局成为当时南昌的三大建筑。然而图书馆未待开放便被征用,成为“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后期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俗称“蒋介石南昌行营”)。

  欧阳璁的丈夫肖新民告诉记者,上世纪30年代后,江西省立图书馆长期是南昌地标性建筑:“那个时候图书馆旁边就是湖滨公园,新馆的气派建筑成为公园的一大景点。新中国成立后,位于繁华地带的图书馆也长期是文化活动的中心。”

  建馆之初,欧阳祖经捐献了价值约3000银元的书籍,收集了大量江西所刻古籍,并重印了《江西通志》和《豫章丛书》各100部。后来又整理出版了《谭襄敏公年谱》、《南明赣事系年录》等许多反映江西乡贤事迹的著作。欧阳璁告诉记者,欧阳祖经曾两次担任江西省立图书馆馆长,“在他眼里,省立图书馆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抗战胜利后,欧阳祖经回到南昌,见省立图书馆前楼被飞机轰炸多处倒塌,破败不堪,心如刀割。

  “手中的笔是投向敌人的匕首”

  抗日战争爆发后,欧阳祖经携家人前往贵州避难。在全面抗战之前,欧阳祖经写了《冀东与察北》:“以冀国人之彻底觉悟也!……或以最录之劳,稍坚同仇之志,则微愿斯达。”即使在云贵山区避难,仍然不忘调查民情民风,写下长诗《瑶山曲》,之后又有《杏岭杂咏》、《哭姚显微》、《日本武士考》等大量精彩诗文面世。

  七·七事变后,欧阳祖经陆续创作的137首《晓月词》,是他当年最重要的抗日文学作品,在当年和现在一直有着重要影响。“爷爷当时年近花甲,虽然没有拿起枪上前线抗击日寇,手中的笔却是投向敌人的匕首,也是唤醒大众的号角。”欧阳璁说。

  胡先骕曾写诗庆贺欧阳祖经六十大寿

  1940年,受国立中正大学首任校长胡先骕之邀,欧阳祖经担任该校文法学院副教授,后任文史系教授。在国立中正大学,欧阳祖经与一大批著名学者相识、相交,如文法学院的姚名达(即姚显微)教授,就是他的好友。

  文法学院院长王易教授与欧阳祖经交往甚密,两人在文学上有许多共同话题。文法学院教授、著名音乐家程懋筠不仅是欧阳祖经的挚友,还与他有亲戚关系——程懋筠的姑姑程时光是欧阳祖经的妻子。此外,工学院院长蔡方荫、生物系教授杨惟义等都与欧阳祖经有密切交往。

  肖新民告诉记者,胡先骕非常赞赏欧阳祖经的才华,两人经常在一起诗词唱和。欧阳祖经六十大寿时,胡先骕还专门写了一首名为《寿欧阳仙贻六十》的旧体诗相送。上世纪60年代,退休居住在北京的欧阳祖经与胡先骕又取得联系,两人经常一起参加诗会。

  晚年定居北京,一生成果丰硕

  欧阳祖经在国立中正大学任教整整9年,解放后又继续服务于改名后的南昌大学。1951年欧阳祖经被调至兰州大学历史系,4年后退休并定居北京,1972年去世,享年89岁。据介绍,当年欧阳祖经与王易、余仲瞻、汪辟疆一同被誉为“江西四大才子”,回顾他的一生,在诗词创作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尤其是抗日诗词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学价值;完成了很多历史考证,尤其重视考证江西本土的历史渊源;编写了不少历史教材;在佛教哲学方面也有精深造诣。提起欧阳祖经,欧阳瑍说,“爷爷的记忆力惊人,不管你问他什么典故,他都能立即告诉你到哪本书第几页去找。他生活简朴,不苟言笑,对人却十分和蔼。爷爷博学、敬业、正直、爱国,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首席记者 魏莹 文/图


 

民国赵汝珍《古玩指南》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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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收藏网讯 


民国收藏家赵汝珍写的《古玩指南》一书,可谓古玩业内比较系统的理论著述,数十年来被人们不断解读,也算是民国到现在的持续畅销书了,想必涉及古玩收藏的人多都参阅过。《古玩指南》在民国出版的当时就很畅销。此书大约写了三年有余,20多万字,书中广泛介绍了古玩的鉴赏知识,涉及古玩的种类与物品繁多。于1942年印出,一时间琉璃厂内外争相传阅。首印的500本不到20天就售完,于10月份又印了第二次。1943年3月,赵汝珍续写的《古玩指南续编》依旧20余万字,推出后很快销售一空。同年六月,他又写出了十五六万字的《古董辨疑》,面市后仍然得到了极大的推崇和畅销。
其实在日伪时期,北平古玩界很是热闹,因没了国民政府的监管,国外各类古玩商、冒险家、考古学家云集与此。日本人以帝国军队驻扎的便利条件,大量搜集文物古玩,或运回国内,或倒买倒卖,以此谋生的古玩商和社会闲杂人士基本上多成了当时“一二线铲子“,发大财的比比皆是。所以说,此书出版,相当火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与此相对应的日伪政府其他情况如何呢?当时北平社会所羡慕的公务员阶层,处境也相当困苦。在日伪供职的许多“公务人”员曾在《华北新报》上登出《小公务员的生活》、《请为公务人员着想》等长篇文章。描述了日伪公务员的生活窘况。以一个中等科员来说,在1944年上半年,一个月加上补贴可以拿到240元。但当时的房租均价是30元到40元,一尺布要10余元,一袋面则要200余元(当时1根金条为10两,1两黄金相当于大约100银圆,1银圆大约等于0.7两白银)。一个科员的收人不要说养家,连自己的最低生存都成了问题,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可想而知。此期间正值北平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于1942年2月25、26两天,在北平召开了有各师团参谋长参加的军事会议,会上对上述各项进行了研究并传达了华北方面军的“昭和十七年度(1942年)肃正建设计划”和“关于肃正作战实施要纲”。确定方面军的治安肃正重点,放在以剿灭“共产军”为主的作战讨伐上,年度的讨伐首先对北平周边的冀东、冀中、山东,然后再对太行山北部及晋、冀、豫和冀南等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1942年的一整年,北平以及周边的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古玩市场的火爆,主要是大量外国人的购买,学点鉴赏本领为了生存,这就是《古玩指南》当时畅销的社会背景。
赵汝珍,东北人,系清末大理院少卿,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在北京西城区私利培育中学当校长。1935年11月河北省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与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勾结,策划华北五省自治,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任委员长,在通县宣布独立。1935年12月15日,汉奸殷汝耕组织冀东地区抚宁、临榆、卢龙、迁安、昌黎、滦县、东亭、丰润、遵化、玉田、宁河、蓟县、宝坻、平谷、三河、武清、密云、顺义、怀柔、昌平、通县、三河二十二个县。于通州(北京郊区通县)创立"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又改称为"伪冀东自治防共政府"。伪政权于1936年11月又成立了伪冀东银行,总行设于天津,赵汝珍的学生担任伪冀东政府要职并兼任冀东银行行长,由于这位冀东银行行长汉奸能得到日本人和大汉奸殷汝耕信任,并官居要职。但文化水平不却不是太高,思来想去还是请自己的老师赵汝珍出来帮忙,委任其为冀东银行监事。好古玩却没有资本的赵汝珍,这回拥有资本和势力之后,便利用自己的特殊关系和身份,大量收藏和买卖一些古玩艺术品。
有了资本的赵汝珍当时他最大的嗜好就是古玩,随后便把西琉璃厂荣宝斋东边因倒卖孙殿英盗掘的东陵文物而事发的“尊古斋”盘了下来,1937年筹备1938年开业,取名为“翠珍斋”,由著名金石家寿石工题匾。随着开店对古玩的认识和把玩,也苦于没有收藏资历,便筹备今后写成一部古玩专业的工具书。书中广泛介绍了古玩的鉴赏知识,其中涉及古玩种类,物品繁多,但描述多有过浅之感。《古玩指南》对元代瓷器的记述也未曾提及元青花,并对元代景德镇瓷器缺乏相应的认识。比如书中所说“元代以蒙古入主中华,不重文艺,且享国不及百年,完全渡征剿生活,无暇于享乐事业,故元代瓷业无特殊进展,……元器多仿钧窑”,又说:“元代官瓷最少,其器有青器、白器、印花、划花、雕花等,进御之器亦甚精妙,器内均烧印有‘枢府’字号。”此书中揭露了作伪和仿造的秘密手段和方法,大部分为道听图说和各家庄铺所讲的轶闻传说,多数无证可凭。赵汝珍《古玩指南》之后又编撰《古董辨疑》全书分上下卷,共14章,内容分别为古人考证之不皆可靠、法书真迹辨、古帖辨、古画辨、古铜鉴定辨、古钱考证、古镜考证辨、宣德炉谱辨、瓷器考证辨、古玉辨、殷墟甲骨辨杂辨等。对古鉴赏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赵汝珍不仅好古,其实他的老婆也很有艺术天分。岳丈余戟门是清末著名学家,也是古玩收藏家。女儿是当年培育中学赵汝珍的学生,比赵汝珍小20岁也喜欢书画。自然和赵汝珍走到了一起。他最先花巨资收购的是宣德炉,前后收集了一百多只,凡是宣德炉谱上有的他全都有,在收的基础上他又开始研究,他曾将宣德炉锯开,冶炼考察宣德炉的合金比例。随后法书、古画、古帖、青铜、古钱、古镜、瓷器、古玉、甲骨等分别收藏和研究,可谓是不义之财二用用之有道。至于赵汝珍与日本人在古玩上有没有利益关系,这是毋庸置疑的。都已经成为日本傀儡“冀东银行”的监事了,替日本人搜集中国的一些珍贵文物也就不足为奇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谁叫中国很落后呢。其实民国琉璃厂当时绝大多数古玩商,都与日本、英国、美国、法国的文物贩子都有瓜葛,比如卢芹斋在北京琉璃厂的“来远申号”,其中很有门道的管复初就是聘请来负责古玩艺术品鉴定,大多数古玩要请他过目,再决定收购与否。由于卢吴公司资金雄厚,出的收购价高,故而国内文物精品几乎任其挑选,有先睹为快的特权,很少有人能与它抗衡。由此,卢芹斋等在国内组织的严密供给网源源不断地向巴黎总部输送出古玩货品。卢芹斋作为民国时期古玩商的一个缩影,有人说他有功,有人说他是中国文物流失的罪魁祸首,无论怎样评价,作为一个涉及古玩的商家或藏家,道性是必须的。
多数人评价古玩收藏家赵汝珍:"算是在古董收藏上有研究的了。"但一些大家评论却没有这样客气:“对于一个合格的收藏家,收藏之道性,似乎也未达到那境界,甚至不惜做汉奸。实际上算不上真正的收藏家。“的确,赵汝珍的人生轨迹,对我们今天的收藏家仍然有警示意义,玩古玩也好,做一个收藏家也好,道德情操是首要的,也是立身之本。大是大非面前,不能失去做人根本。尽管赵汝珍有一段很不光彩的历史,但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忘著书立说,在民国时期对我国的文物艺术品进行搜集、整理以及进行研究和鉴定理论的总结,有些理论和记述虽然不尽完善,但还是具有一定的学术贡献,其著作《古玩指南续编》、《古董辨疑》(上下卷)等对后代具有很大的指导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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