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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普林小说中的爱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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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华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库普林是俄罗斯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一代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优秀代表之一。十月革命后库普林长期侨居法国,由于意识形态、学术体制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库普林的作品在前苏联长期处于被封闭的状态。但主流意识形态的遮蔽不能掩盖他作为世界级经典作家的历史地位。库普林提出了一种崭新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平等相爱的思想,体现了世纪之交知识分子的精神伦理探索。怎样建立有秩序的社会,怎样实现人与人和平相处的社会理想,如何消灭人的兽性和非理性,弘扬人性中的爱与善,这是库普林提出的古老而又现代的话题,也是库普林伦理观的核心思想,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 
  同世纪之交的其他许多作家一样,库普林力图从对生活的描写进入对生存的观照,从“形而下”的写实进入“形而上”的思索,把对现实的形象反映与对现实的理解和思考结合在一起,融艺术描绘与哲理思辨于一体。库普林创作的思想内蕴十分深广,它形象地展示出作家对历史转折、文化转型中时代生活律动的强烈感受。人类和世界的命运、人对世界和人类前途所负有的使命以及什么威胁着人类的前途……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根本问题是文学与哲学的交汇点,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和答案,使库普林的小说成为世纪之交人类道德观念的哲理性体现。库普林的作品题材广泛,其小说主要描写底层人的生活,体现了作者对个体生命及其存在意义的关注和思考。“存在”同个人的感情体验密切相关。 萨特曾说过,存在主义就是一种人文主义。它首先表现在对人的情感的关注,也就是对情感存在状态的关注。库普林作品中对人物情感世界的刻画,表现出这种存在主义思想。库普林小说中爱与死的主题常常相关联。《决斗》中的罗马绍夫死于自己情人的阴险设计中。《石榴石手镯》里的日尔特科夫为了实现爱人所希求的“结束一切”,他在结束自己爱情的同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萍水相逢的人》里的地位低微而贫穷的年轻人在向爱人倾诉爱情时,能活在世上的时间只剩下一个月。库普林笔下男女之爱所反映出来的世事变迁、人情冷暖、生活的磨难从客观上一方面披露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一方面也表现了一种幻灭和迷惘的世界感受。“当下的生存世界里充满着无常的生死,天灾人祸,不可预测和控制的种种险恶,而在所有这些可怕的情况中,人对自身孤独、分离、冷落的意识是最难以忍受的。如何克服孤独,如何得到温馨,如何超越个体生命的分离状态,是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人都面临着的共同问题。”(《圣经与西方文学》,金丽著)库普林向世人阐释的爱情不是占有和索取,而是无私的奉献和给予,超越世俗,超越生死。尽管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爱情因其单纯而显得偏执。但在审美领域里,库普林笔下的爱情单纯而美丽,具有超凡脱俗的魅力,显示了崇高的价值和内涵。 
  库普林的文学创作曾受到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伊凡蒲宁等人的影响和赞赏,在20世纪初的俄国文坛上享有盛名。最早在五四时期,周作人对其作品做出翻译并评价。1948年至1958年这十年间我国翻译界根据英、法译本转译或从俄文直译了大量库普林的小说。中国读者由此可以阅读到库普林作品中的不少精品,只是鲜有人进行专业的文学评论,连译后记之类的零星评点也不多见。80年代以来,重新吹起了一股翻译库普林小说的热风。但是,还不能说库普林小说的研究在中国有了发展。库普林的创作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最宝贵的遗产,而它的遭遇则折射着20世纪俄罗斯作家的历史命运。受主流意识形态的遮蔽,库普林的作品长期在前苏联一直未得到应得的重视和确认,而中国对库普林艺术的专门研究也刚刚开始。今天,历史的进程允许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更全面的视角去阅读长期以来被误读的俄罗斯文学板块,也允许我们更客观、更全面地思索包括库普林在内的一大批被封闭、被流放的俄罗斯大师们的忧虑,他们的忧虑和理想的方向恰恰可以引导我们去思考当今一些社会问题。
原载:《文艺报》2008-7-5


 

不老泉文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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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老泉文库系列 全套装共30册
作者:娜塔莉巴比特、伊丽莎白恩赖特、乔治赛尔登、威廉史塔

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2-1

ISBN:9787556804146

版次:1

开本:32开

包装:平装

纸张:胶版纸

  系列目录
01《不老泉文库 不老泉》
02《不老泉文库 银顶针的夏天》

03《不老泉文库 时代广场的蟋蟀》

04《不老泉文库 丽芙卡的信》

05《不老泉文库 阿贝的荒岛》

06《不老泉文库 怪兽山》

07《不老泉文库 妮尔的天空》

08《不老泉文库 真正的贼》

09《不老泉文库 沉船的眼睛》

10《不老泉文库 苏菲的航海日志》

11《不老泉文库 给孩子们的故事》   

12《不老泉文库 多米尼克的冒险》   

13《不老泉文库 找寻美味》         

14《不老泉文库 当扎卡里来到镇上》

15《不老泉文库 印第安人的麂皮靴》

16《不老泉文库 四姐弟的星期六》   

17《不老泉文库 四姐弟的新家》    

18《不老泉文库 四姐弟的新兄弟》   

19《不老泉文库 四姐弟连环解谜》

20《不老泉文库 一只老鼠的传奇》

21《不老泉文库 路易斯安娜的天空》

22《不老泉文库 蟋蟀的骑鸽之旅》

23《不老泉文库 蟋蟀的新家》

24《不老泉文库 亨利猫和塔克鼠》

25《不老泉文库 老牧场》

26《不老泉文库 小机枪手》

27《不老泉文库 贝拉的儿子》

28《不老泉文库 寻找贝拉》

29《不老泉文库 魔鬼的故事》

30 《不老泉文库 萨顿的精灵》

 

《与花儿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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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花儿攀谈》

  一外国名家自然美文66

 

  


  20058月第1版  20058月第1次印刷

  定价:1980

 

前言

 

  用心灵的眼睛和耳朵,注视并倾听……

  高 兴

 

  已经读了不止一次了,这些关于自然的文字。

  每次阅读,心,都会有所动,湿润、起伏、感叹,甚至飞翔,朝向海,朝向山,朝向天与地,朝向阳光抵达的万事万物……

  时间和空间渐渐静了下来。世界渐渐静了下来。诗人在讲述。自然本身在讲述。

  “为了到花园里看日出,我比太阳起得更早。”

  这是卢梭的姿态。一个自然热爱者应有的姿态。面对如此虔诚的心灵,大自然“展开了一幅永远清新的华丽的图景”。难以抵挡的奇妙:“我的心灵迷失在大千世界里,我停止思维,我停止冥想,我停止哲学的推理‘我怀着快感,感到肩负着宇宙的重压。”

  这是怎样甜蜜的心醉神迷啊,源自诗意的自然。卢梭体验到了。夏多布里昂也体验到了。在人与自然相遇的刹那,灵感喷涌而出。夏多布里昂让我们相信,自然中处处都是诗:

  日落后一小时,月亮在对面天空出现。夜空皇后从东方带来的馥郁的微风好像她清新的气息率先来到林中。孤独的星辰冉冉升起:她时而宁静地继续她蔚蓝的驰骋,时而在好像皑皑白雪笼罩山巅的云彩上憩息。云彩揭开或戴上它们的面纱,蔓延开去成为洁白的烟雾,散落成一团团轻盈的泡沫,或者在天空形成絮状的耀眼的长滩,看上去那么轻盈、那么柔软和富于弹性,仿佛可以触摸似的。

  自然的美只向那些敏感、细腻的心灵敞开。换句话说,你本身要有诗意,才能呼应自然的诗意,也才能在自然的怀抱里感受惊喜、欢乐和安慰。加缪精确地描述了这一情形:“大海,原野,寂静,土地的芬芳,我周身充满着香气四溢的生命,我咬住了世界这枚金色的果子,心潮澎湃,感到它那甜而浓的汁液顺着嘴唇流淌。不,我不算什么,世界也不算什么,重要的仅仅是使我们之间产生爱情的那种和谐与寂静。”和谐与寂静,让人与自然相互证实存在的美丽。和谐与寂静,就是相互注视,内在的和外在的。

  然而,诗意仅仅是自然的一种面貌。它还有无数其他的面貌,有些甚至令人畏惧,让人迷惘,使人痛苦。米什莱就让我们看到了在荒僻的非洲迷了路的不幸者:“多么焦虑和痛苦啊,日落之后,成群的豺狼,充当狮子的可怖的前哨,开始转悠起来,它们远远地陪侍着它,或是在它前面用鼻子到处乱嗅,或是跟在它后头,像搬运尸体的仆役那样!”其实,黑夜的恐怖还算不了什么。地震、海啸、干旱、洪涝、飓风、暴雨,等等,等等,自然的性情是那么变化莫测!因而,人类对自然的感情常常错综复杂:有赞美,有敬畏,也有诅咒。而这恰恰又让自然显得更加生动、立体和神秘。

  伟大的歌德对自然有着深刻的洞察。关于自然,他几乎把话都说尽了:

  自然!她环绕着我们,围抱着我们一一我们不能越出她的范围,也不能深入她的秘府。不问也不告诉我们,她便把我们卷进她的漩涡圈里,挟着我们奔驰直到倦了,我们脱出她的怀抱。

  她永远创造新的形体;现在有的。从前不曾有过;曾经出现的,将永远不再束;万象皆新,又终古如斯。

  我们活在她怀里。对于她又永远是生客。她不断地对我们说话。又始终不把她的秘密宣示给我们。我们不断地影响她,又不能对她有丝毫把握。

  她里面的一切都仿佛是为产生个人而设的,她对于个人又漠不关心。她永远建设,永远破坏,她的工场却永远不可即。

  几乎说尽,并不等于完全说尽,其实,自然是永远说不尽、说不透的。一个永恒的话头,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主题,让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孜孜不倦地言说。

  本书收入的66篇散文就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言说的产物。如果说一位作家为我们呈现了自然的一个侧面的话,那么,几十个作家加在一起,就让我们看到了自然异常丰富的形态、温度和色彩了。而且,他们那由自然激发的优美的文字也足以令我们陶醉。

  我们仅仅需要献上心灵的眼睛和耳朵.注视并倾听……

  二00五年五月三十日

  于北京劲松

 

目录

 

  前言:用心灵的眼睛和耳朵,注视并倾听……高兴

 

  风过四季

 

  春到海堤…………………………………台.施托姆

  心愿不及的夏天……………………………拉.贝克

  撒哈拉之夏……………………………欧.弗洛芒坦

  夏天一一苏塞克斯………………………爱.托马斯

  七月的草地……………………………理.杰弗里斯

  九月夜景………………………………弗.莫里亚克

  初秋四景……………………………………川端康咸

  黄光………………………康.格.巴乌斯托夫斯基

  秋思…………………………………………唐.霍尔

  十月……………………………………保.克洛岱尔

  十一月…………………………………保.克洛岱尔

  树林和草原………………………伊.谢.屠格涅夫

  四季生活……………………………谢.阿.沃罗宁

  美洲之夜…………………弗.勒.德.夏多布里昂

  阳光一一黑夜……………………………于.米什莱

  冬天之美………………………………………乔.桑

  雪夜…………………………………吉.德.莫泊桑

  忧郁的热带:日落……………克.列维一斯特劳斯

 

  诗意栖息

 

  一个伦敦人的假日……………………威.黑.怀特

  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让一雅.卢梭

  月光奏鸣曲……………………………马.普鲁斯特

  诗意盎然的黎明……………………加一西.科莱特

  蒂巴萨的婚礼………………………………阿.加缪

  巴西雨林……………………………………伊.久拉

  草莓………………………………雅.伊瓦什凯维奇

  山…………………………………………威.福克纳

  再到湖上………………………………爱.布.怀特

  窗外…………………………………………奥.帕斯

  温泉通信……………………………………川端康成

  树与诗……………………………………谷川俊太郎

  美…………………………………………罗.泰戈尔

  与花儿攀谈……………………………艾.巴哈加特

 

  徜徉山水

 

  夜宿松林…………………………罗.路.斯蒂文森

  远处的青山…………………………约.高尔斯华绥

  山的魅力和危险…………………………于.米什莱

  马塔耶阿……………………………………保.高更

  海之美………………………………霄.德.古尔蒙

  水……………………………………………弗.蓬热

  山,注视………………………………勒.克莱齐奥

  林中小溪…………………………米.米.普里什文

  海边幻想…………………………………瓦.惠特曼

  林中风暴……………………………………约.缪尔

  克拉克河谷怀旧…………………………欧.海明威

  最后的山…………………………………弗.拉塞尔

  大川之水…………………………………芥川龙之介

  山恋…………………………………………立松和平

 

  聆听自然

 

  观风……………………………………罗.阿斯克姆

  开阔的天空………………………………约.拉斯金

  林鸟…………………………………威.亨.赫德逊

  又闻棕柳莺声………………………威,亨.赫德逊

  鸟啼…………………………………戴.赫.劳伦斯

  我赞美这大自然………………………阿.德.缪塞

  一个树木的家庭…………………………朱.列那尔

  沙漠…………………………………………安.纪德

  自然…………………………………………冯.歌德

  晨…………………………………………马.高尔基

  静………………………………………伊.阿.蒲宁

  偃松……………………………………瓦.沙拉莫夫

  此情可待成追忆…………………………切.米沃什

  孤独的树……………………………………埃.彼林

  云杉和松树………………………………佩.科契奇

  雪…………………………………………法.莫瓦特

  自然与人生…………………………………德富芦花

  自然与人……………………………………汤川秀树

  风景开眼……………………………………东山魁夷

  大地的忠诚………………………………哈.台.丁


 

拾珍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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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珍铺子

出版社: 
漓江出版社
册数:  16

简介 · · · · · · 

外国文学系列丛书
按收藏人数排序 / 按出版时间先后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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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路易-费迪南·塞利纳 / 金龙格 / 漓江出版社 / 2016-1 / 60.00元
     8.8 (146人评价)

    编辑推荐 法国文坛怪杰塞利纳惊世骇俗之作,《茫茫黑夜漫游》的姊妹篇,首次中译; 《死缓(上下)》被誉为“法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作家路易-费迪南·塞利纳...

  • 生与死的故事

    (西班牙)希梅内斯 / 陈苍多 / 漓江出版社 / 2013-10 / 25.00元
     8.0 (153人评价)

    西班牙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希梅内斯经典作品。人生小品故事,深刻的哲理,惊人的意象,诗人的想象力展露无遗。

  • 两个故事

    [奥地利] 罗伯特·穆齐尔 / 张荣昌 / 漓江出版社 / 2015-7 / 18.00元
     8.5 (113人评价)

    《两个故事》是奥地利大作家穆齐尔生前出版的一个单行本小说集。如今首度在中国出版发行。小说集包括两篇中篇小说,分别是《爱情的完成》和《对平静的薇罗妮卡的诱惑》...

  • 青年狗艺术家的画像

    狄兰·托马斯 / 陈苍多 / 漓江出版社 / 2014-6 / 19.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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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天清晨

    [英] 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 / 张明林 / 漓江出版社 / 2015-4 / 28.00元
     8.2 (63人评价)

    《有天清晨》(Quite Early One Morning)收录狄兰·托马斯生前最后十年的部分作品,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散文和故事,第二部分为评论和...

  • 剧院情史

    米·布尔加科夫 / 石枕川 / 漓江出版社 / 2014-7 / 22.00元
     7.8 (104人评价)

    《剧院情史》具有明显的自传性质,小说主人公马克苏多夫实际上便是布尔加科夫本人,独立剧院即莫斯科艺术剧院,而剧院领导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分明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

  • 在世遗作

    罗伯特·穆齐尔 / 张荣昌 / 漓江出版社 / 2015-10 / 25.00元
     8.1 (66人评价)

    《在世遗作》是穆齐尔“在世时亲自出版”的“个人遗作”,其中包括了一些短小的叙事性作品,如《捕蝇纸》《换一种眼光看羊》等,这些叙事性作品同样也是随笔精神的体现...

  • 三个世界的西班牙人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 / 赵德明 / 漓江出版社 / 2014-9 / 38.50元
     8.2 (38人评价)

    《三个世界的西班牙人》(Españoles De Tres Mundos)是西班牙著名诗人、作家希梅内斯的一本文集。希梅内斯将它称为“抒情漫画”,书中勾绘了...

  • 苦行记

    (美)马克·吐温 / 刘文哲、张明林 / 漓江出版社 / 2013-12 / 32.00元
     8.4 (53人评价)

    《苦行记》2013年原译者全新修订本。 《苦行记》是奠定马克·吐温幽默大师地位的早期成名之作。该书记述作者青年时期在美国西部开发中的经历和见闻,充分反映作者...

  • 大师和玛格丽特

    米·布尔加科夫 / 曹国维、戴骢 / 漓江出版社 / 2014-11 / 45.00元
     9.3 (58人评价)

    撒旦假扮外国教授沃兰德来到莫斯科,率领一帮恶魔大闹首都。青年诗人伊凡因为他们的恶作剧而被关入精神病院,结识了大师。大师是个不知名的作家,情人玛格丽特崇拜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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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萨克·巴别尔 / 戴骢 / 漓江出版社 / 2014-1 / 22.00元
     9.0 (82人评价)

    1920年,巴别尔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跟随布琼尼统帅的苏维埃红军第一骑兵军进攻波兰。战争历时三个月。巴别尔目击了欧洲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空...

  • 墓园樱桃

    加·米罗 / 朱景冬 / 漓江出版社 / 2014-1 / 25.00元
     7.4 (37人评价)

    《墓园樱桃》是米罗的重要代表作。小说主要描写男主人公费利克斯和女主人公贝亚特丽丝之间的富有浪漫色彩和不乏伤感的爱情。在小说中,米罗高度完美的艺术将现代主义开...

  • 马德里画稿

    [墨] 阿尔丰索·雷耶斯(Alfonso Reyes) / 赵德明 / 漓江出版社 / 2015-8 / 17.50元
     8.0 (48人评价)

    流亡马德里期间,阿尔丰索·雷耶斯看到许许多多辉煌的建筑,也看到乞丐、流浪汉、残疾人,看到残酷的悲惨世界。他思考这些现象产生的社会和历史根源。同时,他想到自己...

  • 斜面

    [墨] 阿尔丰索·雷耶斯 / 赵德明 / 漓江出版社 / 2015-12 / 21.00元
     7.3 (19人评价)

    《斜面》收集了阿尔丰索·雷耶斯写于1912年至1914年间的作品。小说内容充满了浪漫激越的气息与重视细节描写的现实主义特点;题材来源丰富,有对古希腊、罗马故...

  • 记忆·时光

    [西]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 / 朱景冬 / 漓江出版社 / 2015-12 / 29.80元
     7.2 (14人评价)

    《记忆·时光》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希梅内斯的两部短篇作品集。《记忆》由124个小节构成,这些小节绝大部分记述的是诗人童年时代的种种往事在他的脑海里刻下的难以忘...

  • 苏霍多尔

    伊凡·蒲宁 / 戴骢 / 漓江出版社 / 2016-11 / 22.00元
    (少于10人评价)

    《苏霍多尔》是最惊心动魄的俄国书籍之一。——高尔基 《苏霍多尔》是一部俄罗斯中篇小说,讲述一个庄园的兴衰,居住其中的人们的生活和他们的爱恨情仇。在小说中,作...


 

一位台湾茶人的紫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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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尉文先生古壶捐赠仪式纪实

发布时间: 2016-09-18 09:08:08  |  来源: 中国网  |  作者: 王瑞芳  |  责任编辑: 王瑞芳

 

(中国网  江南917日江苏宜兴消息),由宜兴台商合资企业经典陶坊主办协办的《坚持与趋势——一位台湾茶人的紫砂情》主题研讨会暨李尉文先生古壶捐赠仪式在宜兴举行。

宜兴市副市长周斌出席会议并发表了讲话     俞龙   摄

 

宜兴市副市长周斌出席会议并发表了讲话。他认为,优秀的传统茶文化是能够扎根在现代人日常生活的有效方式,也是我们一直追求和倡导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也就是说,优秀的传统文化不应该只成为摆到博物馆里受人仰望的文物和宝藏,还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现代人的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他称赞台商李尉文先生坚持26年追求茶与器的结合,探索茶事生活文化的道路,并肯定他捐赠古壶的公益之心。汪寅仙老师、张正中老师等在探讨会上发言。                  

参加此次探讨会的还包括无锡市台办、市文广新局、宜兴市博物馆、市委宣传部、市台办等部门领导、宜兴市近60位紫砂工艺师和来自全国的近20家媒体。

李尉文先生讲话         俞龙   摄

 

研讨会在《一位台湾茶人的紫砂情》视频短片中开始。该片展示了大量老照片,显示了台商李尉文先生1989年在台湾创业到2016年扎根丁蜀的26年历程。引起现场诸多亲历者的感慨和观众的共鸣。

随后,汪寅仙大师充满激情地回忆她与李尉文先生交往几十年的经历。老师认为,在紫砂工艺厂时期,李尉文先生就进入紫砂行业,为推动宜兴紫砂进入台湾和东南亚地区做出了巨大贡献。更为重要的是,他热爱紫砂,能够从茶文化、茶具的角度坚持多年的研究和尝试,立志做“泡茶好、用得起、可传世的紫砂壶”,这是对紫砂行业和爱茶人的责任心和爱心。

张正中老师是经典陶坊的设计总监。张正中老师回忆了经典陶坊创立的过程和产品设计的故事。从青年时代起,他和李尉文先生就是好友,经典陶坊追求适合泡茶的日用紫砂壶,在台湾地区已经成为口碑产品。其经典西施壶备受欢迎,在台湾有“西施陶坊”的美誉。

国家级紫砂工艺大师汪寅仙点评       俞龙   摄

 

接下来,经典陶坊微信公众号上线发布、经典陶坊暨唐人茶事全新包装上线发布,还有经典陶坊淘宝企业店发布。主持微信公众号和产品包装设计的是两位来自高校的青年教师。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博士段卉认为,以这种方式参与传统文化、传统手工艺的新媒体传播,是学术研究与媒介实践相结合的尝试。她相信经典陶坊是一家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经典文化魅力的手工艺企业,其优秀的商业文化能够加速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近一年来,经典陶坊的日用紫砂壶更加注重适茶性和艺术性,在烧、土、形、工、艺各个方面不断追求极致,但价格尽量满足终端消费者的需求。这种立足百年的设计和惠及终端消费者的理念是现代企业家精神与中国优秀的商业文化的结合。

捐赠古壶       俞龙    摄

 

而来自江南大学工业设计学院的王俊老师则认为经典陶坊的文化品味符合他近年的设计理念,即传统文化的视觉表达和江南美学的传播。他从品牌特征、包装材料与结构、市场流通等环节讲述经典陶坊的紫砂商品的包装设计与唐人茶事的茶品包装设计。王俊老师从经典陶坊包装成品案例中道出包装设计中的节俭、安全与用户体验

捐赠古壶      江南   摄

 

经典陶坊线上运营商邓佳霖先生在发言中称,他和李先生长达三天的深谈,先生在紫砂壶、普洱茶与生活美学方面的专业素养感染了他,促成了双方的合作。今天,由泉州空空茶道有限公司建设运营的经典陶坊网络店铺正式上线。

TEA猫电商平台的CEO庄航洲同与会嘉宾分享了第三代电子商务平台的特点。依托社交网络和移动电子商务平台技术,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电子商务解决方案,实现贸易的每一个缓解的资源整合。他的发言为紫砂产业的电子商务发展提供了参考。

 

 

下午四点,李尉文先生古壶捐赠仪式正式举行。宜兴博物馆馆长等主持了捐赠仪式,并为李尉文先生颁发了证书。李尉文先生捐赠给宜兴博物馆的两把古壶,一把是清早期名家邵元祥的原作,另一把是清末名家李宝珍的大四方传炉壶。这两把古壶是李尉文先生九十年代在台湾收藏的珍品。2011年随他举家搬迁,从台湾带回宜兴,一直珍藏在私人紫砂博物馆。 

邵元祥,清初宜兴制壶大家,生卒年不详。民国李景康、张虹《阳羡砂壶图考》中记载:邵家壶多为佳器,在紫砂历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和价值。元祥壶在器型的掌握上,自有一种意趣天成的自信。邵元祥为邵家壶的代表人物,在邵家壸发展中起了承上啟下的关健性作用。李尉文先生捐赠的这把邵元祥真迹,容量2800ml,稀有难见,壶身外部施珐瑯彩釉,配云肩如意花开富貴纹,云肩如意为御用图案,是一把典型的贵族用器。

曾经的回顾         江南    摄

李宝珍,清光绪、民国时期宜兴紫砂艺人。他一生倾注于四方传炉的制作,其作品精彩絕倫,受世人所推崇。李尉文先生捐赠的这把李宝珍四方传炉壶,壶身刻字:無多風雨闲敲句。出自陶刻名家泉石之手,是李宝珍传炉壶中的精品。

李尉文先生在致辞中首先感谢当地政府和紫砂同行们对他的理解和支持。他表示自己要继续扎根丁蜀,做一个新宜兴人。他不会停止自己的目标,坚持做具有责任心、爱心的优秀企业,继续创造适茶的好茶壶,提倡茶事生活文化。

 汪寅仙大师点评了这两把古壶。认为这两把壶在紫砂紫砂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宜兴市紫砂协会会长史俊棠先生发言时盛赞了李尉文先生能够扎根丁蜀,为紫砂行业做出的贡献。

来自台湾的生活美学家林文昭先生作为李尉文先生的好友,生动地陈述了李尉文“呆”商的正能量和“痴人”的浪漫气质。他认为经典陶坊的紫砂壶追求“松”而不松,强调“壶”为茶而生。他认为李尉文先生工厂的量体和技术,有形、无形文化的文化产业的规模和完整度,是稀有的保护级。

合影留念       俞龙     摄

宜兴市台办副主任张曙峰发言,他肯定了李尉文台商企业在宜兴的坚持和贡献。

 最后,周斌市长做总结发言。他称赞李先生长达26年的从业经历充分显示了他对紫砂事业的情有独钟,也代表了两岸民间文化、商业交流的蓬勃生命力。他半生紫砂情是两岸关系“命运共同体”认知的生动写照。

他还认为,先生所坚持的、要做“泡茶好、用得起、能传世的紫砂壶”,就是最能够进入千家万户、放到茶席上泡茶的日用紫砂壶,这是紫砂艺术和日常生活的结合,也是优秀的传统茶文化能够扎根在现代人日常生活的有效方式,也是我们一直追求和倡导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也就是说,优秀的传统文化不应该只成为摆到博物馆里受人仰望的文物和宝藏,还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现代人的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供稿  刘文静  何振兴)


 

李昌鸿:一代大师的紫壶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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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鸿:一代大师的紫壶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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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26 02:22:02 来源:中国产经新闻 
李昌鸿与沈蘧华夫妇
李昌鸿与沈蘧华夫妇
本报记者 秦湘尧报道
本报记者 秦湘尧报道

  2016年5月,江苏宜兴,李昌鸿博物馆。

  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工作室里,时年已78岁高龄的沈蘧华,正专注地制作手中的紫砂壶,她在这里工作了30年,每天到这里制壶,已成为她始终不变的习惯。

  她就是盛名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当代紫砂壶泰斗李昌鸿的夫人,与他们夫妇在紫砂壶界的盛名相比,这个工作室显得十分简陋,两张金丝楠木案台,几个塞满制陶工具的柜子,在这个工作室,他们夫妇完成了很多的可以写进历史的巨作。

  然而也就是这个简陋的工作室,见证了李昌鸿夫妇相濡以沫的半世情缘,记录了一代中国紫壶大师的诞生……

  紫砂界“获奖大户”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化,恩师顾景舟常常教导我们,要重传承、发扬、创新,如今紫砂壶艺术的发展环境优渥,紫砂人要备加珍惜。”李昌鸿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

  据介绍,李昌鸿出生于1937年,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1955年10月,李昌鸿与夫人沈蘧华一同考进宜兴紫砂工艺厂工艺班,均为顾景舟在紫砂工艺厂的第一代入室弟子。1958年起,李昌鸿任紫砂工艺厂技术辅导、车间主任、技术科长、副厂长、总工艺美术师、鸿成公司总经理、昌华公司董事长,58年来,让他熟知了紫砂生产工艺的全过程。

  1984年,由李昌鸿设计、沈蘧华制作的《九头竹简茶具》荣获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金质奖,开创了当代中国紫砂在国际上荣获大奖的先河;1986年,李昌鸿的作品《丙寅大吉》组壶(合作)获得全国陶艺评比一等奖;2001年,李昌鸿创作的《青玉四方》茶具荣获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金奖;2002年,李昌鸿的新作《母与子》方壶获首届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华艺杯”银奖,《一衡茶具》(九件)获中国轻工联合会第四届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金奖。

  随着李昌鸿的“丙寅大吉”、“九龙组壶”、“四方特奎壶”、“青玉四方茶具”、“一衡茶具”、“高八方壶”、“斗方壶”等一系列紫砂作品,先后20多次荣获国际、国内金银一等奖,李昌鸿在中国紫砂界享有了“获奖大户”的美誉。

  在工作之余,李昌鸿喜欢习字作画,钻研紫砂理论,培育新人,传授技艺。早期,李昌鸿与顾景舟、徐秀棠合编《宜兴紫砂珍赏》,与唐伯年、叶龙耕合编《宜兴紫砂茶具实用功能的研究》等多部书籍;1991年,李昌鸿合作起草的《紫砂陶标准》、《紫砂高温乳白釉制品》论文分获全国科技进步三等奖;1993年,李昌鸿撰写的论文《紫砂茶具实用功能研究》(合作)获全国硅酸盐理论学术研讨论文二等奖;2002年,李昌鸿编写的《紫田耕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记载了他与夫人沈蘧华女士从艺的主要创作精品及理论研究,对后人的学习很有启发。

  此外,他还先后发表30余篇有关紫砂艺术研究的论文,理论功底扎实,有独到见解,对推动宜兴紫砂文化的研究、紫砂产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鉴于李昌鸿对紫砂作出的突出贡献,其业绩载入英国剑桥1997年名人录和国际名人录;1989年被授予“高级工艺美术师”;2000年被江苏省政府授予“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后又被授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荣誉称号;2010年成为“中国工艺美术终身成就奖”得主。

  专注紫砂陶刻“紫砂陶刻艺术是紫砂装饰的一门独特的工艺艺术。”李昌鸿在其撰写的《我对陶刻艺术的一点追求》中阐述,它是运用各种锋利的雕刻钢刀,在紫砂干白后的半成品体上进行雕刻,它的装饰内容是集诗、词、歌赋、楹联;以正、草、隶、篆、甲骨、钟鼎、石鼓、简帛、碑帖的各种书体、书法来表现。集人物、山水、花卉、虫鸟、蔬果、飞禽、走兽、民间、民族吉祥图案等,用白描或写意方式用刻刀刻画装饰。

  “所以紫砂陶刻艺术是集文学、书法、绘画、篆刻艺术于一体的陶刻装饰艺术,它的诗词歌赋的内容是博大精深的文化艺术,它的书画篆刻是功力很深的工艺美术,紫砂陶刻艺术也是为紫砂造型艺术向紫砂文化艺术升华的一个内容和手段。”《我对陶刻艺术的一点追求》中这样表述。

  据李昌鸿考证,陶刻最早起源于制作者在壶底或壶鋬稍下,刻上作者的名字,或作者名加制作斋号,或作者名加制作年月。无锡县文物管理委员会藏“如意纹盖大彬壶”的实物佐证,壶鋬稍下刻款“大彬”;又如扬州博物馆藏“六方大彬壶”,壶底刻款“大彬”;又如上海博物馆藏“虚扁”,壶底刻款“源远堂藏大彬制”;又如南京博物院藏“提梁壶”,壶子口刻款“大彬”并加盖“天香阁”印。另外,香港茶具文物馆藏“六瓣圆囊壶”,壶底刻款“大明正德八年供春”;又如“水仙花六瓣方壶”,壶底刻款“时鹏”。

  “在壶底或壶鋬稍下刻上作者名或加上制作斋号的基础上,又逐步渐进到在壶身陶刻装饰。”李昌鸿考证发现。

  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特大高执壶”,壶身铭“江上清风,山中明月。丁丑年大彬”。又由此进展到在器皿上铭刻赠礼交往之词,如唐云先生生前藏,“半瓜水盂”,盂身铭刻“辛亥夏五,制于正已堂,为可先老先生少山时大彬”。清·乾隆时,“圣思桃形杯”,杯铭“阆苑花前是醉乡,拈翻王母九霞觞。圣思”,盖“圣思氏”印,后人又为杯加制了杯托并在杯托刻有铭文“圣思,相传为修道人,姓项(现查核为姓”蒋“潘持平注)能制陶杯,大于常器,花叶、干实无一不妙,见者不能释手。廿年前,简翁得此于燕市,归而宝之,杯底叶小损,微破。名手裴石民、时方以"第二陈鸣远"名于世,善为前人修旧,昨采用宾虹老人之意,为供春壶重配盖,今岁后以鄙请,为此杯加一外托,中虚而涵纳之,趾乃定,遂为之记略,兼扬其绝艺,以光于陶史为二美。”以解释制杯人的姓名,杯上陶塑装饰之精美,杯传世之况,同时赞誉制艺名手裴石民先生为杯制托和配供春壶盖,是紫砂陶史之二美。

  李昌鸿认为,紫砂陶刻与历史、人文息息相关。从这些陶刻内容的由来进化和文化艺术的升华,对后人有很多启迪。

  “在文人介入紫砂艺术的年代,寄兴文学、诗句作装饰点缀,其中最具典型的代表为清·嘉道年间的溧阳县令陈曼生,以切壶、切茗、切情、切景的题词、撰句、陶刻装饰,使"名工名仕"珠联合璧,堪称绝配的美好境界。”李昌鸿告诉记者。

  同时,李昌鸿对恩师顾景舟先生推崇备至。他认为,在近代历史上,恩师顾景舟大师以他顶级的文人壶艺,与当时的“海派”文人吴湖帆、江寒汀、唐云等频繁地接触交流,把当时处于“低靡”、“暗淡”的紫砂,力挽狂澜,把“文人紫砂壶”推到最高境界。

  “今天壶美、字美、画美的"景舟石瓢"一壶三大师合作的作品,以1320万元成为紫砂壶拍卖史上的一个惊天价,说惊天亦不惊,那价非价,那是后人给出的唯美赞誉。当我们面对这件作品时,总是会为它的高瞻,为它浓浓的书卷气所震憾,或是思维的一次"惊蝉",或是心灵的一次"放牧",或是物外的一次"拾得",无不感慨万千。”李昌鸿补充道。

  热心公益 助力慈善

  一场名为“紫田耕陶情·大爱中华梦”的紫砂艺术公益拍卖活动于2016年5月1日,在中国陶都宜兴举行。

  殊不知,这天也是李昌鸿大师的80大寿,这场拍卖会专程是为李昌鸿、沈遽华夫妇所举办。

  这是李昌鸿大师的又一次奉献爱心。在过去的岁月里,他的爱心曾让山区贫困学校、贫困学子感受到温暖。“这是我的一点心意,钱不多,是尽一份社会责任,希望能帮到需要帮助的人。”李昌鸿说。

  在公益拍卖活动期间,中国紫砂艺术伉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李昌鸿和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沈遽华,与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秘书长张晖、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慈善基金执行主任金树萍、宜兴市副市长吴青峰、宜兴市陶瓷协会会长史俊棠、无锡市文联秘书长潘基峰、中国宜兴陶瓷博物馆创办人时顺华、宜兴紫砂行业协会会长王俊华、宜兴市铭辰陶瓷有限公司李铭等紫砂艺术界代表,以及来自全国各地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同叙劳动情怀,共赏紫砂艺术,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智慧奉献爱心,携手度过一个温暖感人的“五一”国际劳动节。

  该活动用“感恩、回望、修远”三个篇章,通过各界嘉宾感恩分享,爱心捐赠,慈善义卖,艺术表演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了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下,以国宝级紫砂艺术大师李昌鸿、沈遽华为代表的劳动模范人物,一辈子坚持在劳动一线,精益求精做事,甘心生活平淡却不断永攀艺术高峰的“大国工匠”精神;用一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爱岗“敬业”的劳动者精神;用勤劳双手改善生活,用智慧自强创富的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收弟子积极教授传播弘扬紫砂艺术,造福人民利益社会播种大爱的精神。

  活动中,由李昌鸿、沈遽华伉俪向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慈善基金爱心捐赠的“百福百寿狮象玉鼎,青玉四方,三星提梁,五德组壶之金、木、水、火、土,菱花组壶”等12件(套)紫砂艺术精品,通过现场义卖,共募得善款505万元,全部用于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善基金发起的品牌公益项目“善道行动”。该行动规划为:5年在全国100所高校开展国学论坛,设立国学社,让广大青少年通过学习“仁、义、礼、智、信、孝,温、良、恭、俭、让、爱”的做人理念,成长为国家栋梁人才。

  强强联手传承紫砂文化

  事实上,造就李昌鸿成为中国“紫砂大师”的不仅仅是他的恩师顾景舟先生,还有另外一个关键性人物——他的夫人沈遽华女士。

  沈遽华对记者说:“我与先生李昌鸿,在上世纪50年代共同走上了紫砂艺术道路,于1955年拜师当代壶艺泰斗顾景舟门下学艺,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紫砂艺徒、首届紫砂接班人。恩师对紫砂艺术的执著和严谨、对紫砂文化的推动和弘扬、对紫砂人才的培育和教诲,近60年来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俩的紫砂人生。”

  沈遽华,字巨华,1939年1月生,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研究员级高级工艺美术师,现任宜兴鸿成陶艺有限公司总工艺美术师。1955年进入宜兴紫砂工艺厂,师从顾景舟大师。

  据介绍,她的作品讲究造型结构和线型装饰,创作的新品构思新颖、形制敦厚朴雅,以紫砂光素器见长,注重器皿整体造型的神态及气势的刻划和表现。在紫砂花器方面,她曾随施福生老艺人学习花器半年,在花器上仿自然花果、虫草、藤木、枝叶,经梗化装饰表现更添情趣,屡有佳作发表。1997年入编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及《国际名人辞典》。

  沈遽华女生在紫砂领域先后获得的荣誉有:1983年“五件一枝春茶具”荣获中国轻工业部科技成果新品评比金龙奖;1983年与李昌鸿合作“高档紫砂壶竹简茶具”荣获全国紫砂器质量优胜产品奖;1984年与李昌鸿合作“竹简茶具”荣获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金质奖;1987年作品“狮象玉鼎”被选定在中南海紫光阁陈设;1989年与李昌鸿合作“九龙组壶”荣获香港锦锋杯创作设计一等奖;1990年荣获中国轻工业部表彰“从事工艺美术行业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1992年与李昌鸿合作“孔雀茶具”荣获中国淄博国际陶瓷艺术作品展评大奖;1993年作品“如意秦权”获中国淄博国际陶瓷琉璃艺术节“国际陶瓷艺术作品交流展”火神铜奖;1999年《提梁圆壶》荣获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的“文学艺术五十年研讨会”一等奖;1999年《思源壶》荣获第四届中国民间艺术节民间工艺绝活展示活动金奖;2001年与李昌鸿合作《仿宋提梁壶》获停放西湖博览会第二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及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银奖;2001年12月《铜镜茶具》荣获第三届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银奖;2002年8月作品《玉柱茶具》荣获中国工艺美术2002“华艺杯”铜奖;2002年12月与李昌鸿合著《紫田耕陶》、《紫苑笔谈》印刷出版;2005年合作“福禄寿三星提梁”获中国轻工业联合总会在上海举办的工艺美术精品展金奖;2007年合作《五朝文化》组壶获首届东方工艺美术之光博览会金奖;2008年2月荣获“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2008年合作“五行组壶”荣获轻工业联合总会第十届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金奖;2009年“花篮提梁”荣获轻工业联合总会第十一届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金奖;2010年合作“雍容”、“华贵”荣获2010艺博杯工艺美术精品大赛金奖;2010年作品“学士壶”荣获轻工业联合总会第十二届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金奖等。

  从上述沈遽华女生在紫砂领域获得的荣誉中可以看出,其中有不少获奖作品或荣誉,是她与丈夫李昌鸿先生联手打造出来的辉煌艺术成就。

  沈遽华对自己从事紫砂事业的感言是:岁月,把我从一个年轻人变成了年近耄耋的老人;紫砂,把我从一个艺徒哺育成为今天的紫砂艺术大师。近60年的从艺历程,留下了许许多多难忘的往事和曾经的足迹。半个多世纪的紫砂春秋,经历了辛酸苦辣和甘甜香醇、起起落落和改革开放后的繁荣昌盛。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和改革开放的国策;感谢恩师顾景舟及其他师辈艺人的培养和教诲;感谢领导、同事和各界朋友的长期支持和关心。

  在李昌鸿博物馆,悬挂着这样一副对联:十八八十一瞬间,黑发发白四时变,紫砂壶壶艺永传承,益众公益尽微力。或许,这正是一代大师的精神总结


 

作文教学流派简明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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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派名称  

代表人物  

基本模式  

优点  

不足  

模仿流派  

钱梦龙  

以“文体中心”为理论依据,创造了“模仿——创造”的作文系列。基本程序是模仿——改写——仿作——评析——借鉴——博采  

学生写作文体意识强,作文也容易入门,效果明显。  

语文教学基本上围绕这些文体知识转,淡化了学生写作整体素养的提高,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快速作文教学法——杨初春  

最为关注的是学生作文的速度问题。“五步四法两课型”。步骤:“五步”即基础训练、思维训练、技巧训练、速度训练、综合训练。“四法”即写作限期限时法、指导先“实”后“虚”法、评阅浏览自改法、训练分步达标法。“两课型”即写作实践型课和理论指导型课。  

这个体系很强调基础训练和思维训练,  

这一训练模式广受学生欢迎,但受到理论界一些人士的质疑,认为是为考而教,为考而学,是应试教育的产物,并且缺乏理论依据      ——快速作文的能力显得越来越重要。中国作文教学界需要重新认识“快速作文教学法”的价值。  

思维流派  

常青的“作文分格训练教学法”  

把一年级的说话训练分成两大格、若干小格。两大格:第一大格,说一句完整的话;第二大格,说几句连贯的话。把“说一句完整的话”又分成五个小格:第一格,敢说;第二格,说顺;第三格,说实;第四格,说活;第五格,说准。也就是把某一年级的作文教学要求分解成若干个具体小要求进行循序渐进的训练,为命题作文综合训练准备好“预制件”。  

+动作+话,人+动作+表情+话,人+动作+心理活动+话。这样的语段写作公式实际上是用概括出的文章内容的思维语法或一般思维模式来训练提高学生观察、思维、想像、表达的能力。  

从主观上看,分格训练法已经注意到写作智能的培养,也有利于推动作文教学的科学化,但是,它关注到的写作智能只是一种表层的语言思维模式,而不是写作思维过程的深层思维操作模型,因此从客观效果来看,也一定程度地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和创造性。  

刘胐胐和高原的观察——分析——表达三级训练体系,  

三级训练体系的总体结构是:观察是基础,分析是核心,表达是结果,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这一训练体系符合写作————转化规律,是写作规律双重转化三级飞跃的具体运用,比较符合学生的写作学习规律。  

   

章熊的语言与思维结合训练模式  

认为写作训练应该包括语言练习、形式逻辑训练、想象与联想、综合与概括的训练、写作技巧的局部练习、阅读与分析练习等五个方面。  

这一模式符合心理学、语言学的基本原理,语言与思维对应,以语言表达思维,以思维寻求语言,语言思维同步共进,能有效地提高写作能力。  

   

过程流派:        重视“过程”的作文教学流派是对“熏陶模式”、“模仿模式”的超越,它形成了以“过程为中心”的训练模式,是对“文体中心”作文教学思想的反思,为新课程改革提出“淡化文体,重视过程”开了先声。


  

代表人物:周蕴玉、于漪以文体为纬---过程为经训练模式。  

以各种文体的写作特点为纬线,以写作的一般能力——审题、立意、选材、布局谋篇、语言运用等为经线,精选典范作品为例文,按照单元要求设计训练方案,组成一个读写结合、分阶段、有层次的训练序列。  

既摆脱了熏陶式的中国古代作文教学方法的影响,又摆脱了模仿式作文教学方法的束缚,是我国作文教学开始由经验主义走向科学主义的有益尝试。  

写作基本能力及写作过程能力的训练还处在手段地位,它仍以训练文体写作能力为基本目标。  

中央教科所实验教材《作文》(16册)所设计的写作训练体系——“文体、过程双轨训练”模式。  

以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的写作训练来安排作文基本训练,同时又按作文过程---列提纲、写初稿、修改、打开思路、收集积累作文材料、语言和文风、审题和构思等的训练项目来组成作文的另一训练线索,故可称文体、过程平行双轨训练模式。这是一个螺旋上升式的作文过程训练体系。  

   

   

扬州师范学院的“三线并行”写作训练模式。  

所谓三线并行是指写作内容---写作手法---写作过程三线索的并列安排。第一条线索是写什么的由简到繁的序列---单纯的一事、一人、一景、一物、一番情、一种理,复杂的一事多人、一人多事、多人多事、由物及人等。另外两条线索是关于怎么写的:一条是写作手法---结构手法、表达手法等;一条是写作过程---立意、选材、结构、布局、表达、修改和思维能力。  

这个体系完全消解了文体中心论的作文教学观念,在把训练方向转向写作过程的同时,还将思维能力的训练纳入了作文训练的视野。  

   

兴趣流派  

广大优秀教师  

广义发表作文教学法;“活动作文”教学法。“活动作文”训练模式又称“现场演示”在教学方法上,小学的“快乐大作文”运用的是“现场演示”的作文教学法  

这一模式的最大价值在于真正激发了学生作文的兴趣,产生了写作的动力,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写作的心理思维活动,从而完成了写作任务,符合趣味性教学原则,符合活动课程原理  

   

新概念作文  

上海《萌芽》杂志社等发起的。  

新概念提倡二新一真新思维---创造性、发散性思维,打破旧观念、旧规范的束缚,打破僵化保守,无拘无束;新表达---不受题材、体裁限制,使用属于自由的充满个性的语言,反对套话,反对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真体验——真爱、真切、真诚、真挚地关注、感受、体察生活。  

这一模式是新时期作文教学改革的先声,是对传统作文教学的扬弃。它为中小学生写作学习探索出了一条新路:表达真情性、真感受,自由写作,放飞心灵!  

   

文章录入:计利珍    责任编辑:计利珍 

 

小学作文教学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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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几十年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小学作文教学一直处于改革之中,尤其在改革开放后,其改革更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从教学理念到教学实践到理论研究,进行了广泛的、多角度、多层面的改革与创新。这一系列的改革与创新,体现对小学作文教学本质规律的探索,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现了基础教育工作者求真务实、推陈出新、持之以恒的研究精神,推进了小学语文的整体改革与进步。从无法计数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理出两条线索——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下面,笔者就从这两条线索进行文献综述。
        首先是从纵向研究进行综述。
        一、对小学作文教学性质与任务的改革
        纵观建国以来所颁布的一个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暂行标准(修订草案),五部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一个语文课程标准,我国小学作文教学的性质与任务处于不断调整的状态,如1956年提出作文要口头和书面并重,作文教学“要按从说到写、从述到作的顺序来进行”。1963年提出作文要“记下耳闻目见的事物”,要求学生“会写一般的记叙文和应用文”。1978年提出学生“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有意义的内容”都可以写进作文里,提出“作文教学既要培养学生用词造句、布局谋篇的能力,又要培养学生观察事物、分析事物的能力”,命题作文的“题目要有启发性,使学生能展开思路;要切合学生的生活实践,使他们有话可说”,要求“做到思想健康,中心明确,内容具体,条理清楚,语句通顺,书写工整,注意不写错别字,会用常用的标点符号”。1978年指出“学生生活越丰富,作文的内容越充实”,提示教师多组织活动帮助学生获取作文内容,在作文形式上提出“命题作文是作文训练的一种形式”,不是唯一形式,在1978年作文要求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详略得当”的要求。1992年九年义务教育大纲指出“作文是学生认识水平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体现。小学生作文就是练习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内容或亲身经历的事情, 用恰当的语言文字表达出来。”适当降低作文要求,把“会写简短的记叙文和常用的应用文”,改为把“能写简单的记叙文和常用的应用文”,“条理清楚”改为“有中心,有条理”,删去“详略得当”的要求。2001年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能具体明确、文从字顺地表述自己的意思。能根据日常生活需要,运用常见的表达方式写作。把原来要求小学生写的记叙文改为记实作文、想象作文。(语文大纲、语文课程标准)
        几十年的小学作文教学任务与要求的改革,体现了小学作文教学理念变革。从以往的教学大纲到《语文课程标准》,作文教学的理念变革体现了几个走向:一是从功利到人立的位移,降低要求,淡化文体;二是从限制文体和要求到重视鼓励自由表达与个性化写作,为学生的习作提供自由、自然、宽松、宽容、安全的支持性环境;三是从关注知识的传授到关注学生的学习态度使每一个学生都能体验到写作活动成功的喜悦,不断增强信心,保持写作的热情;四是由局限于作文技能的训练到赋予作文教学以生活的意义,使作文教学获得了本质上的返瑛归真,促进学生个性、人格健康发展。这几个走向体现了小学作文教学的综合性、开放性和情趣性。理念的转变是一场革命,作文教学理念的转变必然带来作文教学内容、形式、过程、评价及教学策略、方法等一系列的变化,对此,教师要切实把握,才能取得真正的改革成效。(王铭《谈小学作文教学理念的转变》,《课程.教材.教法》,2006.11)
        二、小学作文教学改革实践研究
        (一)特色鲜明的作文教学流派。自1978年以来,我国的小学作文教学改革风起云涌。《近二十年来对近20年来我国小学作文改革的回顾与思考》(郭根福,《中小学教师培训(小学版)》,1998?2),使用文献法和历史比较法,对每个流派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与正反面评价。文章共列举了八个流派:
        一是作文序列训练。是为了克服作文教学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而进行的探索,包含以文体为序的序列训练(主要根据大纲提出的“小学以学写记叙文为主,也要学写常用的应用文”这一要求,着力于记叙文序列的探索。这种训练就是将记叙文分成写人、记事、写景、状物四小类,按照由浅入深、由易到难、螺旋上升的要求安排训练的层次)、以语文知识为序的序列训练(这种训练是按照人们学习语言的一般规律来构建作文训练序列的,主要有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张田若的作文训练“三步走”序列和烟台市教研室李昌斌等提出的作文训练四步走,但是这个训练的“序”是否科学,低年级作文训练是否一定要从说话、写话开始?是否可以进行“篇”的启蒙训练呢?“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研究的成果,对这种训练序列提出了挑战)、以能力训练为序的序列训练(这种训练序列大致有三种类型:①“观察———思维———表达”三级训练序列;②“观察积累———构思表达———修改完善———评析提高”四级训练序列;③“审题———立意———选材———布局———表达”五级训练序列。以“能力”为序来设计作文训练内容和步骤,随着教育学、心理学、文章学等学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必将出现更多更新的创造性成果)。
        二是作文分格训练。这是从东北农垦系统常青的中学作文分格教学法中移植到小学来的一种训练方法。这种训练,就是把众多的作文难点分解成一个一个具体训练的“格”,参照这些“格”一步一步地进行训练。这种训练的优点是:①可以把读与写有机结合起来,把理解与表达有机结合起来;②可以使作文训练重点分散。这种训练的缺点是:①过于烦琐,而且分格训练的“序”与现行教材训练的“序”很难合拍;②过分强调读中仿写,容易束缚学生的思维。
        三是作文素描训练。这是上海师范大学吴立岗研究员从前苏联引进的一套作文训练方法。它主要适用于小学三、四年级,以观察实物作为途径,以片段和简单的篇章作为形式,以白描为主,把描写和叙述结合起来。这种训练的优点是:①训练内容由简到繁,循序渐进,重在打好基础;②简单易行,有利于课堂教学和减轻师生的负担;③有利于帮助学生逐步积累知识和常用词汇。这种训练的缺点是:从创设情境→观察讨论→列提纲→写作,容易形成框框,不利于学生思维发展,同时不易写出真情实感。
        四是丁有宽的读写结合五步系列训练。读写结合训练,充分体现了读中学写,以写促读的思想,克服了长期存在的读写分离的弊端。但读和写毕竟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对于小学生业说,如果把读写结合理解为狭义的“一一对应”关系,或围绕抓对应训练选编阅读教材,不利于学生读写综合能力的提高。
        五是北京景山学校创立的以作文为中心,先放后收的作文训练。这种作文训练的优点是:①以读为基础,以读带动写,以写促进读,读写有机结合;②三年级的“放胆文”训练,坚持从内容入手,从激发学生的兴趣入手,学生作文有真情实感;③先放后收,循序渐进,符合学生学习作文的认识规律和心理规律。这种训练的缺点是:以作文为中心来组织整个语文教学,这不符合听说读写并重的精神。
        六是江苏特级教师李吉林老师创立的情境作文训练。其核心思想是观察情境教学作文,即在观察情境的基础上指导学生写作。情境作文训练的特色:一是创设情境,适应学生形象思维的特点;二是重视情境体验,激发学生的表达欲望。这种训练可以把学生的认知活动和情意活动有机统一起来,使审美教育与提高学生的作文能力有机结合起来。
        七是童话引路作文训练。人们对此实验的“引路”年限存有很大争议。
        八是言语交际作文训练。中央教科所潘自由研究员和江苏特级教师于永正等老师针对小学作文教学领域普遍存在“为考而教为考而学的倾向”进行“按言语交际需要改革作文教学”的探索,强调作文教学应让学生会写种种实用文章。从所学的内容来看:它包括写人、记事、写景、状物的记叙文,以及读书笔记,常用的应用文、说明文等。从学习的方法来看,既然学的是实用性文章,那么有效的方法似乎应该是在实际应用中来学习,即在用(一种假设的用)中学。
        以上小学作文教学流派虽然研究的角度不同,风格各异,但在作文教学的思想与方法上,有以下共性:1?强调作文教学必须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对作文训练的安排必须科学有序。2?强调作文要紧密结合生活的实际需要,突出作文教学的实用价值,坚持把作文与育人有机结合起来。3?强调作文教学应从内容入手,内容决定形式;读写要有机结合。生活是写作的源泉,必须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体验生活,使他们有话可说;阅读是写作的基础,通过阅读使学生领悟“怎样写”的方法。4?强调作文教学要把培养学生认识能力(特别是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与培养学生的非智力因素(特别是热爱作文和成就动机)有机结合起来。5?强调教师的“教”要为学生的“作”服务,作文教学的本质就是要培养学生自能作文的能力。
        (二)百花齐放的教改实验。
        建国以来,小学作文教学改革经历了从深受社会政治影响到回归尊重儿童生命的曲折过程:
        一是在思想道德教育背景下进行的作文教学实验。十分强调作文教学的教育性,注重作文思想道德教育内容,从“作文”与“做人”的密切联系上,努力凸显作文的教化功能,强调小学作文要写“有意义”的事物。在寻求作文教学的“教育性”上具有代表性的如:80年代广东潮州市六联小学著名特级教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丁有宽老师的“寻美作文”,从“美”的角度,鼓励学生主动到社会生活 (包括学校生活、家庭生活)中去寻找自己爱写的题材。江苏南通师范二附小李吉林老师的“情境作文”。她对作文教学“教育性”的追寻,植根于儿童心理特点和儿童认识事物、学习语言的的规律之上。把客观的“境”(生活、景物)与主观的“情”(思想、感情),自然地在儿童作文中融为一体。《人民教育》(1987年第5期)介绍的四川省彭县南城小学语文组在反复实践中探索的“艺术作文”,把音乐、美术、舞蹈、戏剧、体育等引进作文教学。
        二是以章法、技巧为构架进行的作文教学实验。中央教科所郭林同志在《探索小学作文教学规律性问题》一文中,也主张“从模仿到创作”,认为给学生以范文,让他们模仿,帮助学生写好文章的作用是很大的。当然,他还指出:模仿是手段,创作是目的,儿童的作文往往是从模仿到创作的。只要学生作文有了一定基础,就可以要求学生向创作过渡。他认为模仿有三种形式:一是全文仿写;二是片断仿写。
        三是单项仿写。无论采用哪种形式模仿,都必须注意从作文实际内容出发,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从内容,切忌把模仿变成机械照搬,忽视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上海师范学院教授吴立岗率先提出并积极倡导了“素描作文”。这是他在建国之后第一个为我们介绍国外作文教学的理论和经验,又能紧密结合中国小学作文教学的实际而作出的创新。与此同时,在小学作文教学的研究领域里,我们还看到过形形式式的诸如“四步作文法”、“三环节作文教学程序”、“作文分格训练序列”等等的探讨,尽管说法不一,但本质上都是对作文教学文体、章法和技巧的训练。这些众多的流派在一定时期都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之所以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年,其原因便只是在寻找方法中轮回往复而显得大同小异,都没有直达作文是生命表达的这一本原。这也是作文教学过分看重章法、技巧的局限性所在。
        四是从思维、内容入手探究作文教学。田本娜教授在《我与小学语文教学——学校叶圣陶作文教学思维笔记》(论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10.1)中的《论作文与思维训练》一文中明确指出:语文和思想,语言和思维是统一的。学生对所认识的事物,要经过思维过程,才能用语言把思维结果表达出来。学生作文能力低的问题,也反映了学生思维能力差。确实,“朦胧的思想是不清不楚的语言,清澈的思想是有条有理的语言”(《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上册第172页)。作文“从内容人手”的研究有“剪贴作文”(让学生把自己喜爱的、认为有故事可编的图剪下来,或描下来再剪,拼贴成一幅有主题的画,再写下来),“拼图作文”(让儿童从貌似不相关联的一些图片中,挑选组合,写成一个故事),“音响作文” (借用1986年暑假,全国12家电台联合举办“听音响编故事”征文比赛的形式,根据一组组合的音响来想象并写成一篇作文),科学作文(以一次科学观察或一项科学实验为作文题材),再生作文(借助一些文学名著或课文,生发出新的故事作为作文题材)。
        五是“新概念作文”强调突破传统命题作文的章法束缚,提倡放飞自由表达,认为作文不用教,它深层地反映了在中国作文教学改革领域里时代的变革和历史的进步,传达着新世纪的前进节拍。对小学作文教学的人本觉醒、人文弘扬、人性自由,也起着根本性的推动作用。在引发巨大争论后达成共识:小学生学作文要教——教会他们掌握语言的规律;也不要教——充分尊重学生,热情鼓励孩子大胆去观察生活、表现生活。
        六是根据《语文课程标准》作文教学重新的定性和定位进行的改革:
        如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李白坚老师的“快乐大作文”。将游戏的观念引入课堂,让学生在情趣高昂的积极参与之中,忘却作文动机,产生直接的表达需求。注重“前”作文的启发准备,避免了传统“后”作文中学生缺乏生活积累和“无动于衷”的心理状态下写作文,从根本上体现了“为学生的自主写作提供有利条件和广阔空间”(“课标”语)的要求。
        如柯孔标的《关于小学作文教学改革的三点思考》(《教学月刊(小学版)》2004.2)倡导任务驱动习作,让学生在非常强烈的完成任务的动机中学习作文,同时尽力通过作文完成任务、解决问题。这样,作文就回归到自己的本原——作文是表情达意、交流思想的工具。
        相对于学生的生活和成长而言,相对于学生今后参加社会工作而言,作文永远只是一种手段和工具。这样也就摆正了作文和做人的关系。如徐应桥、肖华美等所提出“开放作文理念”。
        又如生命作文、生活作文。有强洪权的《原汁原味的绿色作文》(《基础教育》,2004,7) ,认为小学生的作文应当是他们真切的生活体验的记录,应当回归自然, 原汁原味;建立为生命而作的大作文观,和健康生命对话;张扬个性,倡导缘情言志的绿色作文,凿开生活的泉眼,打开理性的枷锁, 抓住宣泄的时机;体验成功,促进持续发展的作文评价。李蓉和李辉的《把生活融入习作 用作文表现生活》,主张让学生贴近生活,融入生活,在生活中作文,在生活中思索,把习作变为生活的再现,思想的再现和情感的再现。
        又如个性化作文。有黄喜文的《小学个性化作文教学的实践研究》(《校长阅刊》2007.11)作文教学彻底摒弃一切违背写作规律、阻碍个性展示的套路、模式,给学生以自由飞翔的双具,让他们张扬个性,施展创造潜能,从而开辟出广阔的习作天地。又如何中德的《“个性化作文教学研究”课题实验报告》(《文教资料》2006年7月号下旬刊),从教育学发展历程的视角出发,以主体性教育思想、个性化教育理论、现代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从我国孔子的“因材施教”, 到庄子的“顺其自然”, 再到陶行知的“六大解放”; 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恢复人性”, 到夸美纽斯的“自然适应性原则”, 到卢梭的自然教育理论, 再到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 这些无不折射出个性化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到了21世纪, 人的问题再次凸显出来, 其中个性的释放与完善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提出:个性化作文教学界定为能促进学生作文个性化发展的作文教学。学生作文能以自己的笔写自己内心想写的话, 做到说真话, 吐真情,“能表达自己的真切体验和独特感受。并通过实验解决了学生作文兴趣提高、自主作文能力、作文的个性化等问题。
        七是“关爱儿童发展”是作文教学实践。周一贯2003年首先在《新作文》刊物上以5期连载发表《儿童作文宣言》,率先提出“儿童作文”的概念,以后又在多家杂志发表多达30余篇有关“儿童作文”的研究文章,并于2005年正式出版了34万字的专著《儿童作文教学论》。认为“小学生作文”其实更应称之为“儿童作文”。王乐之的《小学中年级作文儿童化观察的实践》(《教学与管理?小学版》,2006,9)认为,儿童化观察指的是作文教学中让儿童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自己的生活,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观察所得,体现童眼、童心、童言。针对小学生无内容可写、写不出东西等问题, 田本娜《回归儿童向生活开放给予方法指导》(《小学教学参考》, 2006, 7~8)中认为, 小学生作文回归儿童,就是要求学生以童心写童真,让儿童从自己的内心出发,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用自己的心灵感受生活;要充分尊重儿童,让儿童发自内心地想写,写自己愿意写的,写自己所追求的,写自己所欣赏的,写自己所感动的。近几年来,把西方理念“生态理论”引进作文教学,倡导原生态作文教学,如张祖庆的《原生态作文:小学习作教学的新实践》(《浙江教育科学》,2005.1,P10-12),撤消作文教学中的人为框框,在习作内容上贴近儿童生活实际、价值取向,反映儿童真实思想、语言形态,体现儿童现实语言发展水平,让学生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情感积蓄来选择作文内容,自由倾听,使每个学生积极、主动、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展现原生态的自我。
        还把现代信息技术整合运用于作文教学,激发学生习作兴趣,如张清友《小学作文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整合探究》(《陕西教育》,2006, 9) 一文中指出要加强小学作文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整合,以提高学习效率。具体做法有: 利用多媒体创设情景、图文结合指导作文点燃学生创新火花;利用多媒体制作再现实况以激发学生创新欲望;利用多媒体评价鉴赏作文以激起学生创新涟漪。如郑宏尖《小学音响作文教学试验研究》(《课程?教材?教法》,2001,1)提出充分利用电化教育手段,以生活中的音响为中介,创设特定的作文情境,从而激发学生的作文兴趣,提高学生写作能力。他认为通过将自然音响、模拟音响、配乐故事、歌曲、诗歌、器乐曲等引入作文课堂进行序列化作文训练,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口头与书面表达能力,促进小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潘璇《整合就要融———从一节小学想象作文课想到的整合问题》(《中国电化教育》,2003,4) 一文认为信息技术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和交流的探索环境,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信息技术使学生学会了利用资源进行学习,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此外,还有何克抗、李克东等人进行的《小学语文教学现代化试验研究——小学语文“四结合”教改试验研究项目》,在建构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把小学语文教育与计算机教育融为一体,做到“识字教学、阅读理解、作文训练、电脑应用”四者结合。
        三、对小学生作文教学的理论研究
        对于小学作文教学进行的纯理论研究比较少,大多都与实践操作紧密联系。
        (一)从教育学视角进行研究:
        上述作文教学流派及其实验研究均是。李吉林的“情境作文”(《李吉林情境实验与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吴立岗的“素描作文”(《小学作文教学论》,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
        (二)从心理学视角出发的理论研究:
        朱作仁、祝新华在《小学语文教学心理学导论》(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中认为:作文是把从客观现实汲取的感性材料,通过头脑加工制作,再运用文字符号表达出来的过程。作文也是内部言语向外部言语转化的过程,它必须从压缩而简约的、自己能明白的言语向展开的具有规范语法结构的、能为他人所理解的形式转化。研究者就写作过程的具体环节( 审题立意及选材、布局谋篇及语言表达、作文评改) 来阐释其心理过程,对传统的先阅读后写作的观念有一定的启发。
        何克抗、李克东、谢幼如、王本中研究者等在其研究成果《小学生作文心理模型及作文教学模式研究》中指出,学生作文的过程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过程,它涉及注意、感知、记忆、想象、思维、情绪等多种心理活动。但是在传统的作文教学中却以写作知识为纲,很少有人去研究学生在作文过程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心理特点与认知规律,以致在作文教学中出现重“知”轻“能”、重“外”轻“内”、重“写”轻“说”、重“理”轻“情”、重“文”轻“境”等问题。研究者根据波里特一维模型和朱京曦的准二维模型所进行的分析,结合近几年来我们在众多试验学校中进行的作文教改实践探索,提出一种新的综合考虑知识、能力与情操三方面因素影响的命题作文心理过程模型,即“思维加工型命题作文心理模型”。从小学生命题作文心理过程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作文过程涉及知识(日常生活知识、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写作知识)、能力(观察事物能力、表象操作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包括口头和书面两方面的词语表达能力)与情操(情绪、情感以及和道德、审美、价值等有关的思维观念)三个方面。知识主要决定“写什么”,能力决定“如何写”(写作知识也与“如何写”有关), 情操决定“为什么写”。
        刘淼在《作文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中就作文教学与作文心理、作文心理过程、作文策略、作文指导与作文评价四部分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重在揭示学生作文过程的内部心理机制与作文教学之间的关系,从教与学两个方面探讨作文规律。对于作文心理转换理论,研究者提出了作文三级转换理论,认为:内部言语经过二级转换后进入到外部口头言语的输出,而外部书面言语的输出则有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转换过程。三级转换理论揭示了书面作文与口头作文在心理转换过程中的相同点与本质区别,从而可以从理论上解释诸如书面言语表达特点的形成原因、说写之间本质关系的形成原因、书面言语表达更易丢失信息的根本原因以及学生“说为表达思想, 写为完成作业”思想认识的根源,并为教学实践中运用口头作文降低书面言语表达训练难度等作文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作文教学策略,研究提出了“区分加工水平策略”“阅读——写作迁移策略”和“书语口语优势互借策略”。
        作文心理学研究虽然由来已久,但限于传统作文范畴,涉及到小学生作文心理机制、心理过程、言语转换和心智技能等方面的研究还很少,落实到实际运用层面的就更少了。如陈树民在《研究作文教学心理,深化作文改革——兼评<袁浩小学作文教学心理研究与实践>》(《江苏教育》1999.4)指出:对于作文教学的研究, 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从作文教学的指导思想说对学生作文表达功能的意义研究得多,而对作文在促进学生主体发展方面的独特作用研究得不够对学生作文应该具备的语言工具方面的训练研究得较多,而对学生写好作文应该具备的心理素质研究得比较少。从作文教学方法说教师教的方面研究比较多,学生写的方面研究比较少学生作文的技巧和方法方面研究比较多, 而对学生作文过程中的心理过程研究得比较少。有些关于消除学生作文畏惧心理方面的尝试,往往停留在操作经验、方法和技巧上,就事论事,而未深入到学生作文的心理过程中进行探讨。显然,作文教学的改革,存在着一个如何深化的问题。“全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艺术与研究丛书”主编戴汝潜研究员在这本书中写道“教师教学生作文只有教到‘心理’上, 才能让学生写出‘心里’的东西来”,“袁浩这样做了。大家都该这样做, 作文和作文教学才有希望。”这些话十分贴切地道出了深化作文教学改革的必由之路。
        通过比较国外作文的教学进行横向综述。
        1.日本作文教学。20世纪以来,日本作文教学理念的变革,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写实作文——日常生活作文——社会需求作文。日本在作文训练上重视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有写作的动机,想写;第二,要有写作的生活素材,有东西可写;第三,要有表达能力,能够写出来。日本课程目标中有关“ 写作”的内容有许多重点项目与“ 听说”一致。如“对方意识”、对应不同目的“的目的意识、有意图地表现”、“清晰、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图、想法、思考”等要求,表明了在“听说写”的技能学习中对学生思考能力、独立的见解、清晰的思维以及尊重对方的他人意识的重视。日本语文教育界认为作文训练的基本途径有两条:作文和阅读联结、作文和生活联结。作文和阅读联结:以教材为基础, 进行创造性的表达活动。作文和生活联结:指导学生观察和调查是比较普遍采用的方法。重要的问题是把学生放到一种能激发写作动机的情景中。日本的生活文、记录文、报告文、感想文种种文体名称就反映着作文和生活的必然联系。日本的作文教学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重视思维语言能力的培养;重视“ 语言艺术”的培养;文体教学的序列性;写作知识的具体性;作文指导的过程性;重视实用性;重视学生作文创新能力的培养。日本的写作教材主要以活动形式来呈现。从讲故事、自我介绍,到制作年历、相册、图画书、图书腰带、报纸,到相互介绍、调查、参观、阅读分析等, 每一个单元是以活动为线索来组织内容,安排学生学习。为了实现写作教学的目标,尽管各国作文教学的历史和现状不同,但从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理念出发,各国作文教学在许多方面呈现出共同的发展趋势。这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生活化;实用化;语言与思维同步发展;注重激发学生的写作动机、积极性; 注重写作的过程指导。2002年版《语文教育展望》通过搜集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有关语文教育的材料,并考察他们的传统与变革、理论与实践, 以全球视野, 来展望我们的语文教育。编者认为,“为不同的读者写作”,应该是未来写作教学改革的新的方向。
        2.美国作文教学。20世纪以来,美国的作文教学理念的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新三艺”重视听而轻视写作,到存在主义的自我表现,再到写作训练与思维训练并重。美国当代写作教学的基本方向是:消除学生对作文的神秘感,使其对写作不再恐惧, 培养学生对写作的兴趣和自信心。在激发写作兴趣方面,主要体现在写作题目的设计上,他们希望通过作文题目的题型设计来激起学生的写作兴趣。教师的命题常具有强烈的生活化倾向,对于作文的文体则不太看重,常常是出示一些情景式提示,让学生由此进行一些想象,进而生发开去。在增强学生的写作自信心方面,他们提出了这样的作文教学观点:允许儿童自然地发展自己的语言,不强加人为的评分标准,不武断地限制题材,鼓励他们扩大自己的语言范围。其次,美国作文教学很重视语文教师在写作教学中的写作演示、写作教练的作用,加强教师写作能力的培养。同时美国作文教学还十分重视观察与思维和写作基本能力的训练。这主要体现在重视段落的写作训练和重视写作思维过程的训练上。美国作文教学十分注重与学生将来谋职直接相关的实用文体的写作训练,重点进行应用文( 包括事务性书笺、报告、说明文等学校生活和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文章) 训练。学生的每一次写作都是为一个具体目的进行的, 当他们在不同时期面对各不相同的写作目的时,他们就必须学会各种不同的组织策略,不同的遣词造句的方法, 不同的表达需要的语气和语调。美国把“ 处理好读者与作者的关系”作为写作训练的基本内容之一。
        3.其他国家的写作教学理念。英国的母语教育中一直有重视文学性的传统,鼓励学生写虚构性的作文。从小说、诗歌、散文到剧本,重视文学写作一直是西方国家语文教学的重要传统。很多学者认为“通过对文学的学习和研究,他们( 指学生, 编者注) 逐步理解别人,了解自己,欣赏语言的魅力,以及语言运用的千姿百态” 。英国文学教育致力于培养学生学会欣赏和创作文学作品,注重学生与作家、作品的交流, 强调表达个人反应、自我感受;表达自己感到的和想象出的东西。
        德国的写作教学注重人的素质、修养、能力的全面发展。他们十分重视对学生的联想、想象能力的培养,让学生拥有一个高远、空阔的心灵空间,提高思维品质,从而产生自由的自动的创造性。在写作指导方面,他们一是给学生提供的写作材料或范文均是清楚的、易懂的, 不给学生在学习和模仿上造成困难;二是注重学生从阅读中借鉴文章、章法, 从阅读中去借鉴、去模仿、去创造;三是十分强调弄清每一篇文章的读者和对象,从而决定写作的内容和语言, 使文章写得得体;四是强调训练方式的多样化,善于用多种媒体( 电影、录音、录像、网络等等) 、多种技术手段( 简图、模型、资料等等)进行作文指导。德国中小学越来越重视电脑写作教学。在德国的母语课程标准中,电脑写作是作为写作的一种教学目标和任务而提出的, 每周有1~2 课时的辅助电脑写作课和不计时数的课外电脑写作任务。
        前苏联的作文教学经历了一个由“文体中心”向“能力与文体并行”的转变。前苏联语文界认为:文体训练只能解决文章内容的表现形式问题,不能解决文章内容的来源问题;仅能安排文章的体裁,学生还不能独立写作。因此,他们把观察作文看作中小学作文教学的基础。提出了最基本的七种写作能力:审题能力、表现中心思想的能力、搜集材料的能力、系统的整理材料的能力、修改文章的能力、语言表达的能力、选择文章体裁的能力。这七种能力中,前六种是一般写作能力,最后一种是特殊写作能力。在作文教学的过程中, 他们主要抓住了两个环节:一是创设诱人的作文情境,设计具有刺激性的作文题目,激发写作的动机和欲望;二是鼓励学生写出真情实感,注意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写作积极性,从而激活写作思维,让学生写好作文。(曹建召 王娟《新世纪小学作文教学研究综述》)
        外国的作文教学也经历着改革的过程,共同点是:1、从外而内注重学生的写作需要,把写作与人的全面素质发展结合起来。2、注重作文教学的过程性指导。注重作文的过程性指导已成为各国作文教学共同的追求,即构思、起草、修改和成文”的过程。而我国的作文教学比较注重写作前的启发和写作成文后的评价与反馈,对于写作过程中的其他环节的指导还不深入。3、更加注重实用作文的教学。实用文从立意到构思、到语言表达, 同样有意境高下、运思巧拙、语言美丑的区别。而且这类实用文,更有自己独特的要求,即思维清晰、逻辑性强, 语言更为洗练, 容不得拖泥带水、冗言赘句,以显现它的精干和灵巧。( 范守纲《: 中外作文命题的显异与趋同》, 柳士镇、洪宗礼《: 中外母语教材比较研究论集》,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
        小学作文教学的实践改革体现了自外而内、从单一到综合、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课堂走向生活、从知识走向能力等特点,总而言之,各领域的研究都非常丰富,但是,以为的作文研究大多从哲学、教育学的角度进行的,从心理学视角出发的,如对于学生作文构思的研究、大脑思维特点和作文心智技能的研究依然很不充分,如对构思的理解还是传统的“构思”,没有从思维角度研究构思,对于作文作为学生一种知识、能力、素养的培养意识有待开放。笔者认为,应该从心理学、生态学等角度对小学作文教学作纵深小学作文教学文献综述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2559    更新时间:2013/9/21
        在几十年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小学作文教学一直处于改革之中,尤其在改革开放后,其改革更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从教学理念到教学实践到理论研究,进行了广泛的、多角度、多层面的改革与创新。这一系列的改革与创新,体现对小学作文教学本质规律的探索,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现了基础教育工作者求真务实、推陈出新、持之以恒的研究精神,推进了小学语文的整体改革与进步。从无法计数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理出两条线索——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下面,笔者就从这两条线索进行文献综述。
        首先是从纵向研究进行综述。
        一、对小学作文教学性质与任务的改革
        纵观建国以来所颁布的一个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暂行标准(修订草案),五部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一个语文课程标准,我国小学作文教学的性质与任务处于不断调整的状态,如1956年提出作文要口头和书面并重,作文教学“要按从说到写、从述到作的顺序来进行”。1963年提出作文要“记下耳闻目见的事物”,要求学生“会写一般的记叙文和应用文”。1978年提出学生“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有意义的内容”都可以写进作文里,提出“作文教学既要培养学生用词造句、布局谋篇的能力,又要培养学生观察事物、分析事物的能力”,命题作文的“题目要有启发性,使学生能展开思路;要切合学生的生活实践,使他们有话可说”,要求“做到思想健康,中心明确,内容具体,条理清楚,语句通顺,书写工整,注意不写错别字,会用常用的标点符号”。1978年指出“学生生活越丰富,作文的内容越充实”,提示教师多组织活动帮助学生获取作文内容,在作文形式上提出“命题作文是作文训练的一种形式”,不是唯一形式,在1978年作文要求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详略得当”的要求。1992年九年义务教育大纲指出“作文是学生认识水平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体现。小学生作文就是练习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内容或亲身经历的事情, 用恰当的语言文字表达出来。”适当降低作文要求,把“会写简短的记叙文和常用的应用文”,改为把“能写简单的记叙文和常用的应用文”,“条理清楚”改为“有中心,有条理”,删去“详略得当”的要求。2001年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能具体明确、文从字顺地表述自己的意思。能根据日常生活需要,运用常见的表达方式写作。把原来要求小学生写的记叙文改为记实作文、想象作文。(语文大纲、语文课程标准)
        几十年的小学作文教学任务与要求的改革,体现了小学作文教学理念变革。从以往的教学大纲到《语文课程标准》,作文教学的理念变革体现了几个走向:一是从功利到人立的位移,降低要求,淡化文体;二是从限制文体和要求到重视鼓励自由表达与个性化写作,为学生的习作提供自由、自然、宽松、宽容、安全的支持性环境;三是从关注知识的传授到关注学生的学习态度使每一个学生都能体验到写作活动成功的喜悦,不断增强信心,保持写作的热情;四是由局限于作文技能的训练到赋予作文教学以生活的意义,使作文教学获得了本质上的返瑛归真,促进学生个性、人格健康发展。这几个走向体现了小学作文教学的综合性、开放性和情趣性。理念的转变是一场革命,作文教学理念的转变必然带来作文教学内容、形式、过程、评价及教学策略、方法等一系列的变化,对此,教师要切实把握,才能取得真正的改革成效。(王铭《谈小学作文教学理念的转变》,《课程.教材.教法》,2006.11)
        二、小学作文教学改革实践研究
        (一)特色鲜明的作文教学流派。自1978年以来,我国的小学作文教学改革风起云涌。《近二十年来对近20年来我国小学作文改革的回顾与思考》(郭根福,《中小学教师培训(小学版)》,1998?2),使用文献法和历史比较法,对每个流派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与正反面评价。文章共列举了八个流派:
        一是作文序列训练。是为了克服作文教学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而进行的探索,包含以文体为序的序列训练(主要根据大纲提出的“小学以学写记叙文为主,也要学写常用的应用文”这一要求,着力于记叙文序列的探索。这种训练就是将记叙文分成写人、记事、写景、状物四小类,按照由浅入深、由易到难、螺旋上升的要求安排训练的层次)、以语文知识为序的序列训练(这种训练是按照人们学习语言的一般规律来构建作文训练序列的,主要有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张田若的作文训练“三步走”序列和烟台市教研室李昌斌等提出的作文训练四步走,但是这个训练的“序”是否科学,低年级作文训练是否一定要从说话、写话开始?是否可以进行“篇”的启蒙训练呢?“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研究的成果,对这种训练序列提出了挑战)、以能力训练为序的序列训练(这种训练序列大致有三种类型:①“观察———思维———表达”三级训练序列;②“观察积累———构思表达———修改完善———评析提高”四级训练序列;③“审题———立意———选材———布局———表达”五级训练序列。以“能力”为序来设计作文训练内容和步骤,随着教育学、心理学、文章学等学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必将出现更多更新的创造性成果)。
        二是作文分格训练。这是从东北农垦系统常青的中学作文分格教学法中移植到小学来的一种训练方法。这种训练,就是把众多的作文难点分解成一个一个具体训练的“格”,参照这些“格”一步一步地进行训练。这种训练的优点是:①可以把读与写有机结合起来,把理解与表达有机结合起来;②可以使作文训练重点分散。这种训练的缺点是:①过于烦琐,而且分格训练的“序”与现行教材训练的“序”很难合拍;②过分强调读中仿写,容易束缚学生的思维。
        三是作文素描训练。这是上海师范大学吴立岗研究员从前苏联引进的一套作文训练方法。它主要适用于小学三、四年级,以观察实物作为途径,以片段和简单的篇章作为形式,以白描为主,把描写和叙述结合起来。这种训练的优点是:①训练内容由简到繁,循序渐进,重在打好基础;②简单易行,有利于课堂教学和减轻师生的负担;③有利于帮助学生逐步积累知识和常用词汇。这种训练的缺点是:从创设情境→观察讨论→列提纲→写作,容易形成框框,不利于学生思维发展,同时不易写出真情实感。
        四是丁有宽的读写结合五步系列训练。读写结合训练,充分体现了读中学写,以写促读的思想,克服了长期存在的读写分离的弊端。但读和写毕竟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对于小学生业说,如果把读写结合理解为狭义的“一一对应”关系,或围绕抓对应训练选编阅读教材,不利于学生读写综合能力的提高。
        五是北京景山学校创立的以作文为中心,先放后收的作文训练。这种作文训练的优点是:①以读为基础,以读带动写,以写促进读,读写有机结合;②三年级的“放胆文”训练,坚持从内容入手,从激发学生的兴趣入手,学生作文有真情实感;③先放后收,循序渐进,符合学生学习作文的认识规律和心理规律。这种训练的缺点是:以作文为中心来组织整个语文教学,这不符合听说读写并重的精神。
        六是江苏特级教师李吉林老师创立的情境作文训练。其核心思想是观察情境教学作文,即在观察情境的基础上指导学生写作。情境作文训练的特色:一是创设情境,适应学生形象思维的特点;二是重视情境体验,激发学生的表达欲望。这种训练可以把学生的认知活动和情意活动有机统一起来,使审美教育与提高学生的作文能力有机结合起来。
        七是童话引路作文训练。人们对此实验的“引路”年限存有很大争议。
        八是言语交际作文训练。中央教科所潘自由研究员和江苏特级教师于永正等老师针对小学作文教学领域普遍存在“为考而教为考而学的倾向”进行“按言语交际需要改革作文教学”的探索,强调作文教学应让学生会写种种实用文章。从所学的内容来看:它包括写人、记事、写景、状物的记叙文,以及读书笔记,常用的应用文、说明文等。从学习的方法来看,既然学的是实用性文章,那么有效的方法似乎应该是在实际应用中来学习,即在用(一种假设的用)中学。
        以上小学作文教学流派虽然研究的角度不同,风格各异,但在作文教学的思想与方法上,有以下共性:1?强调作文教学必须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对作文训练的安排必须科学有序。2?强调作文要紧密结合生活的实际需要,突出作文教学的实用价值,坚持把作文与育人有机结合起来。3?强调作文教学应从内容入手,内容决定形式;读写要有机结合。生活是写作的源泉,必须引导学生观察生活、体验生活,使他们有话可说;阅读是写作的基础,通过阅读使学生领悟“怎样写”的方法。4?强调作文教学要把培养学生认识能力(特别是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与培养学生的非智力因素(特别是热爱作文和成就动机)有机结合起来。5?强调教师的“教”要为学生的“作”服务,作文教学的本质就是要培养学生自能作文的能力。
        (二)百花齐放的教改实验。
        建国以来,小学作文教学改革经历了从深受社会政治影响到回归尊重儿童生命的曲折过程:
        一是在思想道德教育背景下进行的作文教学实验。十分强调作文教学的教育性,注重作文思想道德教育内容,从“作文”与“做人”的密切联系上,努力凸显作文的教化功能,强调小学作文要写“有意义”的事物。在寻求作文教学的“教育性”上具有代表性的如:80年代广东潮州市六联小学著名特级教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丁有宽老师的“寻美作文”,从“美”的角度,鼓励学生主动到社会生活 (包括学校生活、家庭生活)中去寻找自己爱写的题材。江苏南通师范二附小李吉林老师的“情境作文”。她对作文教学“教育性”的追寻,植根于儿童心理特点和儿童认识事物、学习语言的的规律之上。把客观的“境”(生活、景物)与主观的“情”(思想、感情),自然地在儿童作文中融为一体。《人民教育》(1987年第5期)介绍的四川省彭县南城小学语文组在反复实践中探索的“艺术作文”,把音乐、美术、舞蹈、戏剧、体育等引进作文教学。
        二是以章法、技巧为构架进行的作文教学实验。中央教科所郭林同志在《探索小学作文教学规律性问题》一文中,也主张“从模仿到创作”,认为给学生以范文,让他们模仿,帮助学生写好文章的作用是很大的。当然,他还指出:模仿是手段,创作是目的,儿童的作文往往是从模仿到创作的。只要学生作文有了一定基础,就可以要求学生向创作过渡。他认为模仿有三种形式:一是全文仿写;二是片断仿写。
        三是单项仿写。无论采用哪种形式模仿,都必须注意从作文实际内容出发,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从内容,切忌把模仿变成机械照搬,忽视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上海师范学院教授吴立岗率先提出并积极倡导了“素描作文”。这是他在建国之后第一个为我们介绍国外作文教学的理论和经验,又能紧密结合中国小学作文教学的实际而作出的创新。与此同时,在小学作文教学的研究领域里,我们还看到过形形式式的诸如“四步作文法”、“三环节作文教学程序”、“作文分格训练序列”等等的探讨,尽管说法不一,但本质上都是对作文教学文体、章法和技巧的训练。这些众多的流派在一定时期都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之所以只能各领风骚三五年,其原因便只是在寻找方法中轮回往复而显得大同小异,都没有直达作文是生命表达的这一本原。这也是作文教学过分看重章法、技巧的局限性所在。
        四是从思维、内容入手探究作文教学。田本娜教授在《我与小学语文教学——学校叶圣陶作文教学思维笔记》(论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10.1)中的《论作文与思维训练》一文中明确指出:语文和思想,语言和思维是统一的。学生对所认识的事物,要经过思维过程,才能用语言把思维结果表达出来。学生作文能力低的问题,也反映了学生思维能力差。确实,“朦胧的思想是不清不楚的语言,清澈的思想是有条有理的语言”(《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上册第172页)。作文“从内容人手”的研究有“剪贴作文”(让学生把自己喜爱的、认为有故事可编的图剪下来,或描下来再剪,拼贴成一幅有主题的画,再写下来),“拼图作文”(让儿童从貌似不相关联的一些图片中,挑选组合,写成一个故事),“音响作文” (借用1986年暑假,全国12家电台联合举办“听音响编故事”征文比赛的形式,根据一组组合的音响来想象并写成一篇作文),科学作文(以一次科学观察或一项科学实验为作文题材),再生作文(借助一些文学名著或课文,生发出新的故事作为作文题材)。
        五是“新概念作文”强调突破传统命题作文的章法束缚,提倡放飞自由表达,认为作文不用教,它深层地反映了在中国作文教学改革领域里时代的变革和历史的进步,传达着新世纪的前进节拍。对小学作文教学的人本觉醒、人文弘扬、人性自由,也起着根本性的推动作用。在引发巨大争论后达成共识:小学生学作文要教——教会他们掌握语言的规律;也不要教——充分尊重学生,热情鼓励孩子大胆去观察生活、表现生活。
        六是根据《语文课程标准》作文教学重新的定性和定位进行的改革:
        如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李白坚老师的“快乐大作文”。将游戏的观念引入课堂,让学生在情趣高昂的积极参与之中,忘却作文动机,产生直接的表达需求。注重“前”作文的启发准备,避免了传统“后”作文中学生缺乏生活积累和“无动于衷”的心理状态下写作文,从根本上体现了“为学生的自主写作提供有利条件和广阔空间”(“课标”语)的要求。
        如柯孔标的《关于小学作文教学改革的三点思考》(《教学月刊(小学版)》2004.2)倡导任务驱动习作,让学生在非常强烈的完成任务的动机中学习作文,同时尽力通过作文完成任务、解决问题。这样,作文就回归到自己的本原——作文是表情达意、交流思想的工具。
        相对于学生的生活和成长而言,相对于学生今后参加社会工作而言,作文永远只是一种手段和工具。这样也就摆正了作文和做人的关系。如徐应桥、肖华美等所提出“开放作文理念”。
        又如生命作文、生活作文。有强洪权的《原汁原味的绿色作文》(《基础教育》,2004,7) ,认为小学生的作文应当是他们真切的生活体验的记录,应当回归自然, 原汁原味;建立为生命而作的大作文观,和健康生命对话;张扬个性,倡导缘情言志的绿色作文,凿开生活的泉眼,打开理性的枷锁, 抓住宣泄的时机;体验成功,促进持续发展的作文评价。李蓉和李辉的《把生活融入习作 用作文表现生活》,主张让学生贴近生活,融入生活,在生活中作文,在生活中思索,把习作变为生活的再现,思想的再现和情感的再现。
        又如个性化作文。有黄喜文的《小学个性化作文教学的实践研究》(《校长阅刊》2007.11)作文教学彻底摒弃一切违背写作规律、阻碍个性展示的套路、模式,给学生以自由飞翔的双具,让他们张扬个性,施展创造潜能,从而开辟出广阔的习作天地。又如何中德的《“个性化作文教学研究”课题实验报告》(《文教资料》2006年7月号下旬刊),从教育学发展历程的视角出发,以主体性教育思想、个性化教育理论、现代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从我国孔子的“因材施教”, 到庄子的“顺其自然”, 再到陶行知的“六大解放”; 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恢复人性”, 到夸美纽斯的“自然适应性原则”, 到卢梭的自然教育理论, 再到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 这些无不折射出个性化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到了21世纪, 人的问题再次凸显出来, 其中个性的释放与完善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提出:个性化作文教学界定为能促进学生作文个性化发展的作文教学。学生作文能以自己的笔写自己内心想写的话, 做到说真话, 吐真情,“能表达自己的真切体验和独特感受。并通过实验解决了学生作文兴趣提高、自主作文能力、作文的个性化等问题。
        七是“关爱儿童发展”是作文教学实践。周一贯2003年首先在《新作文》刊物上以5期连载发表《儿童作文宣言》,率先提出“儿童作文”的概念,以后又在多家杂志发表多达30余篇有关“儿童作文”的研究文章,并于2005年正式出版了34万字的专著《儿童作文教学论》。认为“小学生作文”其实更应称之为“儿童作文”。王乐之的《小学中年级作文儿童化观察的实践》(《教学与管理?小学版》,2006,9)认为,儿童化观察指的是作文教学中让儿童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自己的生活,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观察所得,体现童眼、童心、童言。针对小学生无内容可写、写不出东西等问题, 田本娜《回归儿童向生活开放给予方法指导》(《小学教学参考》, 2006, 7~8)中认为, 小学生作文回归儿童,就是要求学生以童心写童真,让儿童从自己的内心出发,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用自己的心灵感受生活;要充分尊重儿童,让儿童发自内心地想写,写自己愿意写的,写自己所追求的,写自己所欣赏的,写自己所感动的。近几年来,把西方理念“生态理论”引进作文教学,倡导原生态作文教学,如张祖庆的《原生态作文:小学习作教学的新实践》(《浙江教育科学》,2005.1,P10-12),撤消作文教学中的人为框框,在习作内容上贴近儿童生活实际、价值取向,反映儿童真实思想、语言形态,体现儿童现实语言发展水平,让学生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情感积蓄来选择作文内容,自由倾听,使每个学生积极、主动、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展现原生态的自我。
        还把现代信息技术整合运用于作文教学,激发学生习作兴趣,如张清友《小学作文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整合探究》(《陕西教育》,2006, 9) 一文中指出要加强小学作文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整合,以提高学习效率。具体做法有: 利用多媒体创设情景、图文结合指导作文点燃学生创新火花;利用多媒体制作再现实况以激发学生创新欲望;利用多媒体评价鉴赏作文以激起学生创新涟漪。如郑宏尖《小学音响作文教学试验研究》(《课程?教材?教法》,2001,1)提出充分利用电化教育手段,以生活中的音响为中介,创设特定的作文情境,从而激发学生的作文兴趣,提高学生写作能力。他认为通过将自然音响、模拟音响、配乐故事、歌曲、诗歌、器乐曲等引入作文课堂进行序列化作文训练,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口头与书面表达能力,促进小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潘璇《整合就要融———从一节小学想象作文课想到的整合问题》(《中国电化教育》,2003,4) 一文认为信息技术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和交流的探索环境,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信息技术使学生学会了利用资源进行学习,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此外,还有何克抗、李克东等人进行的《小学语文教学现代化试验研究——小学语文“四结合”教改试验研究项目》,在建构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把小学语文教育与计算机教育融为一体,做到“识字教学、阅读理解、作文训练、电脑应用”四者结合。
        三、对小学生作文教学的理论研究
        对于小学作文教学进行的纯理论研究比较少,大多都与实践操作紧密联系。
        (一)从教育学视角进行研究:
        上述作文教学流派及其实验研究均是。李吉林的“情境作文”(《李吉林情境实验与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吴立岗的“素描作文”(《小学作文教学论》, 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
        (二)从心理学视角出发的理论研究:
        朱作仁、祝新华在《小学语文教学心理学导论》(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中认为:作文是把从客观现实汲取的感性材料,通过头脑加工制作,再运用文字符号表达出来的过程。作文也是内部言语向外部言语转化的过程,它必须从压缩而简约的、自己能明白的言语向展开的具有规范语法结构的、能为他人所理解的形式转化。研究者就写作过程的具体环节( 审题立意及选材、布局谋篇及语言表达、作文评改) 来阐释其心理过程,对传统的先阅读后写作的观念有一定的启发。
        何克抗、李克东、谢幼如、王本中研究者等在其研究成果《小学生作文心理模型及作文教学模式研究》中指出,学生作文的过程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过程,它涉及注意、感知、记忆、想象、思维、情绪等多种心理活动。但是在传统的作文教学中却以写作知识为纲,很少有人去研究学生在作文过程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心理特点与认知规律,以致在作文教学中出现重“知”轻“能”、重“外”轻“内”、重“写”轻“说”、重“理”轻“情”、重“文”轻“境”等问题。研究者根据波里特一维模型和朱京曦的准二维模型所进行的分析,结合近几年来我们在众多试验学校中进行的作文教改实践探索,提出一种新的综合考虑知识、能力与情操三方面因素影响的命题作文心理过程模型,即“思维加工型命题作文心理模型”。从小学生命题作文心理过程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作文过程涉及知识(日常生活知识、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写作知识)、能力(观察事物能力、表象操作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包括口头和书面两方面的词语表达能力)与情操(情绪、情感以及和道德、审美、价值等有关的思维观念)三个方面。知识主要决定“写什么”,能力决定“如何写”(写作知识也与“如何写”有关), 情操决定“为什么写”。
        刘淼在《作文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中就作文教学与作文心理、作文心理过程、作文策略、作文指导与作文评价四部分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重在揭示学生作文过程的内部心理机制与作文教学之间的关系,从教与学两个方面探讨作文规律。对于作文心理转换理论,研究者提出了作文三级转换理论,认为:内部言语经过二级转换后进入到外部口头言语的输出,而外部书面言语的输出则有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转换过程。三级转换理论揭示了书面作文与口头作文在心理转换过程中的相同点与本质区别,从而可以从理论上解释诸如书面言语表达特点的形成原因、说写之间本质关系的形成原因、书面言语表达更易丢失信息的根本原因以及学生“说为表达思想, 写为完成作业”思想认识的根源,并为教学实践中运用口头作文降低书面言语表达训练难度等作文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作文教学策略,研究提出了“区分加工水平策略”“阅读——写作迁移策略”和“书语口语优势互借策略”。
        作文心理学研究虽然由来已久,但限于传统作文范畴,涉及到小学生作文心理机制、心理过程、言语转换和心智技能等方面的研究还很少,落实到实际运用层面的就更少了。如陈树民在《研究作文教学心理,深化作文改革——兼评<袁浩小学作文教学心理研究与实践>》(《江苏教育》1999.4)指出:对于作文教学的研究, 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从作文教学的指导思想说对学生作文表达功能的意义研究得多,而对作文在促进学生主体发展方面的独特作用研究得不够对学生作文应该具备的语言工具方面的训练研究得较多,而对学生写好作文应该具备的心理素质研究得比较少。从作文教学方法说教师教的方面研究比较多,学生写的方面研究比较少学生作文的技巧和方法方面研究比较多, 而对学生作文过程中的心理过程研究得比较少。有些关于消除学生作文畏惧心理方面的尝试,往往停留在操作经验、方法和技巧上,就事论事,而未深入到学生作文的心理过程中进行探讨。显然,作文教学的改革,存在着一个如何深化的问题。“全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艺术与研究丛书”主编戴汝潜研究员在这本书中写道“教师教学生作文只有教到‘心理’上, 才能让学生写出‘心里’的东西来”,“袁浩这样做了。大家都该这样做, 作文和作文教学才有希望。”这些话十分贴切地道出了深化作文教学改革的必由之路。
        通过比较国外作文的教学进行横向综述。
        1.日本作文教学。20世纪以来,日本作文教学理念的变革,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写实作文——日常生活作文——社会需求作文。日本在作文训练上重视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有写作的动机,想写;第二,要有写作的生活素材,有东西可写;第三,要有表达能力,能够写出来。日本课程目标中有关“ 写作”的内容有许多重点项目与“ 听说”一致。如“对方意识”、对应不同目的“的目的意识、有意图地表现”、“清晰、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图、想法、思考”等要求,表明了在“听说写”的技能学习中对学生思考能力、独立的见解、清晰的思维以及尊重对方的他人意识的重视。日本语文教育界认为作文训练的基本途径有两条:作文和阅读联结、作文和生活联结。作文和阅读联结:以教材为基础, 进行创造性的表达活动。作文和生活联结:指导学生观察和调查是比较普遍采用的方法。重要的问题是把学生放到一种能激发写作动机的情景中。日本的生活文、记录文、报告文、感想文种种文体名称就反映着作文和生活的必然联系。日本的作文教学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重视思维语言能力的培养;重视“ 语言艺术”的培养;文体教学的序列性;写作知识的具体性;作文指导的过程性;重视实用性;重视学生作文创新能力的培养。日本的写作教材主要以活动形式来呈现。从讲故事、自我介绍,到制作年历、相册、图画书、图书腰带、报纸,到相互介绍、调查、参观、阅读分析等, 每一个单元是以活动为线索来组织内容,安排学生学习。为了实现写作教学的目标,尽管各国作文教学的历史和现状不同,但从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理念出发,各国作文教学在许多方面呈现出共同的发展趋势。这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生活化;实用化;语言与思维同步发展;注重激发学生的写作动机、积极性; 注重写作的过程指导。2002年版《语文教育展望》通过搜集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有关语文教育的材料,并考察他们的传统与变革、理论与实践, 以全球视野, 来展望我们的语文教育。编者认为,“为不同的读者写作”,应该是未来写作教学改革的新的方向。
        2.美国作文教学。20世纪以来,美国的作文教学理念的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新三艺”重视听而轻视写作,到存在主义的自我表现,再到写作训练与思维训练并重。美国当代写作教学的基本方向是:消除学生对作文的神秘感,使其对写作不再恐惧, 培养学生对写作的兴趣和自信心。在激发写作兴趣方面,主要体现在写作题目的设计上,他们希望通过作文题目的题型设计来激起学生的写作兴趣。教师的命题常具有强烈的生活化倾向,对于作文的文体则不太看重,常常是出示一些情景式提示,让学生由此进行一些想象,进而生发开去。在增强学生的写作自信心方面,他们提出了这样的作文教学观点:允许儿童自然地发展自己的语言,不强加人为的评分标准,不武断地限制题材,鼓励他们扩大自己的语言范围。其次,美国作文教学很重视语文教师在写作教学中的写作演示、写作教练的作用,加强教师写作能力的培养。同时美国作文教学还十分重视观察与思维和写作基本能力的训练。这主要体现在重视段落的写作训练和重视写作思维过程的训练上。美国作文教学十分注重与学生将来谋职直接相关的实用文体的写作训练,重点进行应用文( 包括事务性书笺、报告、说明文等学校生活和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文章) 训练。学生的每一次写作都是为一个具体目的进行的, 当他们在不同时期面对各不相同的写作目的时,他们就必须学会各种不同的组织策略,不同的遣词造句的方法, 不同的表达需要的语气和语调。美国把“ 处理好读者与作者的关系”作为写作训练的基本内容之一。
        3.其他国家的写作教学理念。英国的母语教育中一直有重视文学性的传统,鼓励学生写虚构性的作文。从小说、诗歌、散文到剧本,重视文学写作一直是西方国家语文教学的重要传统。很多学者认为“通过对文学的学习和研究,他们( 指学生, 编者注) 逐步理解别人,了解自己,欣赏语言的魅力,以及语言运用的千姿百态” 。英国文学教育致力于培养学生学会欣赏和创作文学作品,注重学生与作家、作品的交流, 强调表达个人反应、自我感受;表达自己感到的和想象出的东西。
        德国的写作教学注重人的素质、修养、能力的全面发展。他们十分重视对学生的联想、想象能力的培养,让学生拥有一个高远、空阔的心灵空间,提高思维品质,从而产生自由的自动的创造性。在写作指导方面,他们一是给学生提供的写作材料或范文均是清楚的、易懂的, 不给学生在学习和模仿上造成困难;二是注重学生从阅读中借鉴文章、章法, 从阅读中去借鉴、去模仿、去创造;三是十分强调弄清每一篇文章的读者和对象,从而决定写作的内容和语言, 使文章写得得体;四是强调训练方式的多样化,善于用多种媒体( 电影、录音、录像、网络等等) 、多种技术手段( 简图、模型、资料等等)进行作文指导。德国中小学越来越重视电脑写作教学。在德国的母语课程标准中,电脑写作是作为写作的一种教学目标和任务而提出的, 每周有1~2 课时的辅助电脑写作课和不计时数的课外电脑写作任务。
        前苏联的作文教学经历了一个由“文体中心”向“能力与文体并行”的转变。前苏联语文界认为:文体训练只能解决文章内容的表现形式问题,不能解决文章内容的来源问题;仅能安排文章的体裁,学生还不能独立写作。因此,他们把观察作文看作中小学作文教学的基础。提出了最基本的七种写作能力:审题能力、表现中心思想的能力、搜集材料的能力、系统的整理材料的能力、修改文章的能力、语言表达的能力、选择文章体裁的能力。这七种能力中,前六种是一般写作能力,最后一种是特殊写作能力。在作文教学的过程中, 他们主要抓住了两个环节:一是创设诱人的作文情境,设计具有刺激性的作文题目,激发写作的动机和欲望;二是鼓励学生写出真情实感,注意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写作积极性,从而激活写作思维,让学生写好作文。(曹建召 王娟《新世纪小学作文教学研究综述》)
        外国的作文教学也经历着改革的过程,共同点是:1、从外而内注重学生的写作需要,把写作与人的全面素质发展结合起来。2、注重作文教学的过程性指导。注重作文的过程性指导已成为各国作文教学共同的追求,即构思、起草、修改和成文”的过程。而我国的作文教学比较注重写作前的启发和写作成文后的评价与反馈,对于写作过程中的其他环节的指导还不深入。3、更加注重实用作文的教学。实用文从立意到构思、到语言表达, 同样有意境高下、运思巧拙、语言美丑的区别。而且这类实用文,更有自己独特的要求,即思维清晰、逻辑性强, 语言更为洗练, 容不得拖泥带水、冗言赘句,以显现它的精干和灵巧。( 范守纲《: 中外作文命题的显异与趋同》, 柳士镇、洪宗礼《: 中外母语教材比较研究论集》,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
        小学作文教学的实践改革体现了自外而内、从单一到综合、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课堂走向生活、从知识走向能力等特点,总而言之,各领域的研究都非常丰富,但是,以为的作文研究大多从哲学、教育学的角度进行的,从心理学视角出发的,如对于学生作文构思的研究、大脑思维特点和作文心智技能的研究依然很不充分,如对构思的理解还是传统的“构思”,没有从思维角度研究构思,对于作文作为学生一种知识、能力、素养的培养意识有待开放。笔者认为,应该从心理学、生态学等角度对小学作文教学作纵深

 

白毫银针与白琳工夫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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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毫茶的起源

福建东北与浙江毗邻,群山起伏,万壑争奇,福鼎太姥山,是誉满福建的游览地。崖林之间,茶树丛生。唐代陆羽《茶经》说道:“永嘉县东南三百里有白茶山。”永嘉今为温州,东临东海,“三百里”应指这里。所产“绿雪芽”在清代就被视为茶中珍品,周亮工在《闽小记》曾提到太姥名茶“绿雪芽”。今呼为“白毫”,香色俱绝,性寒凉,功同犀角,为麻疹圣药,运售国外,价与金埒。卓剑舟编著的《太姥山全志》有这样的记载: “陈焕,湖林头人,光绪间孝子。家贫,一日诣太姥祈梦,姥示种绿雪芽可自给,焕因将山中茶树移植。初,年仅采四、五斤,以茶品奇,价与金埒,焕家卒小康。”上述记载,说明白茶产地,源自太姥。”

另有一种传说:早在一百多年前,福鼎柏柳乡过笕村有一茶农,在其宅舍颓墙上,发现一株小树,状似茶树,技茎较直,叶张幼芽比普通茶茁壮,叶瓣底面绒毛茂密,叶心豪壮如针,不敢断定是否茶类,采送茶庄鉴别,茶师检验确为茶中上品,要予高价收购,并问及产地,茶农不肯实告,回家后,嫁接培植,并在村内推广。

上述两说不一,并录待考。

二、白茶的繁殖与销售

若干年后,白茶相继在柏柳、翠郊、磻溪、湖林、白琳、郭阳、黄冈、果阳等乡广泛流传种植,辛亥革命前后,年产已达五千箱,当时每箱重量为二十五斤,即每百斤分装四箱,故名“二五”箱装。实际多系“土针”(普通茶的毫针),每箱仅掺入几两白茶,外销价格每百斤一百六十两(银币)。

白茶性凉味淡,功能清脾提神,祛除心火,调理胎毒治疗麻疹,为茶中上品,是治病良药,据西洋报导,欧洲资产阶级因日夜应酬,精神疲劳,火气上升,眼红心跳,饮用白茶,立见奇效。因此,虽然产量不多,在国际市场上却享有盛誉。二十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销路中断,福鼎白茶,积压在洋行达三年之久,最后每担以六两贱价出售,茶商破产,茶农卖妻鬻子的惨事,时有所闻。二十年代末期,年产量达二千箱,银针含量也增加到百分之三、四十,价格每百斤高达四百两,若为纯白毫针,则每百斤售价近千两,这是福鼎茶区最景气的时期。白茶产地环绕在太姥山周围,故称“太姥白毫银针”。此后,出口逐年下降,至一九三四年已无人问津,因而茶树砍作燃料,茶园翻种地瓜。一九四零年和一九四一年虽有几百箱出口,也只是昙花一现,以后便完全绝断。

三、白琳工夫的沿革

福鼎“白琳工夫”红茶,历史悠久,兴起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迄今有一百三十多年。初用土茶(普通茶叶)制造,一九二六到一九二八年间,资本雄厚的南广帮(南帮指闽南资本家金泰等,广帮指广东资本家广泰等),在白琳开设茶馆,收购红茶,本地茶商则以包庄精制获得蝇利(包庄即按南、广帮规定的质量价格承包制造),起初,人们都认为白茶与普通茶不同,叶张厚,有绒毛,无法揉软发酵;纵能改制红茶,价格也远远不如银针。一九三零年,白茶停止收购。当时福州高丰茶行经理吴少卿选购一些安徽祁门红茶,正在开箱检验,福鼎合茂智茶行老板袁子卿在场,品其茶味醇郁芬芳,色泽鲜红似桔,比起福鼎“白琳工夫”(红茶标)尚胜一筹。袁认为这和品种、土壤、气候有关,闽茶望尘莫及。事有凑巧,袁回鼎时,有一翠郊茶贩吴德康,收购的白茶青卖不掉,未加细心管理,堆在一起发热变红,想冒充红茶出售,袁见其色泽近似祁红,遂悉数收购并自行提取大白茶鲜嫩叶料试制,他先将白毫茶青放在日光下晒到六七成干,用手揉软,搓成一团团,置于茶篓内,盖以布袋,发酵三小时许,抖散晒干,按功夫茶操作过程,精制五十二箱,运到高丰茶行,外商一经鉴别,立时成交,得价比红茶标高一倍。白茶改制红茶的高利润刺激了上海华茶公司,于一九三四年派人来白琳监制,定名为“桔红”,此为白茶改制红茶的开端,它的品质特征,代表“白琳工夫”高级茶的独特风格,在国际市场很受欢迎。此后又兼制“莲心”、“白牡丹”、“银针”、“白毫猴”、“旗枪”等多样的茶叶品类,畅销南洋群岛和全国各地。

“白琳工夫”茶为本县经济作物中的大宗产品之一,早在清朝就誉满国外,抗日战争前,全县总产量曾达三万多担。但茶园生产与国际市场的兴衰息息相关,百多年来受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产销情况,起落无常,解放前夕,总产下降为一万担。直到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才获得迅速发展,目前密植高产茶园有1.35万亩,大白茶、大毫茶有2.59万亩,1985年全县茶园总面积为78564亩,总产量达54818担,成为全省五个主要产茶县之一。


 

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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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


1957年7月7日,毛主席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
与上海文艺界人士座。毛主席身后左一为黄
宗英,左二为赵丹,左四为应云卫,照片右
下角一为罗稷南
  正面左一是赵丹,左二是本文作者黄宗英

往事回忆:听黄宗英说往事

  天地幽纷,忽明忽暗,疾电炸雷,交错撼震。我猛地惊醒,不知是梦是真。我又见到银发萧萧、伟岸不群的大翻译家罗稷南先生(1),昂首健步向我走来……

  莫不是刚看过草婴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那篇《铁骨铮铮罗稷南》搅动了我潜意识中积存的情愫,我凄然想起30多年前死于肺癌的罗老,猛然悟到大智大勇者的死亡是他辉煌的永生。我又见他在马路对面笑着和我打招呼——我恍惚记得前几天他才和赵丹(2)一起散步,他俩依旧经五原路,过淮海中路,到茂名南路老文化俱乐部打弹子、吃西餐。

  罗老啊,如今你和阿丹在另一世界朝夕相处,两颗容不得些微渣滓的灵魂尽可像生前那样倾吐积郁,您为什么还来找我?

  莫不是……啊,啊,一定是,一定是为那桩事——那桩既非“军事秘密”,也非“党内绝密”,可竟然掖在我心角落里45年,从来没有说过,从来没写过,不久前却由当年的后辈,现今亦年逾古稀的周海婴给捅了出来的事。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到,1957年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3)。

  这段“毛罗对话”,我是现场见证人,但我想不起还有哪位活着的人也听到这段对话。我打电话给我熟悉的律师:“如果我写出自己听到的这段对话,将与海婴所说的分量不同,因为我在现场;但是,如果没有第二个人说他也当场听到,那我岂非成了孤证?若有人提出异议,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证,那么在法律上……”那位律师说:“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责任写出来,留下来。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看到、听到的事实写出来再说。”于是我就到处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资料校正我的记忆,以期尽可能准确地表述这场短暂又撼人心魄的“对话”。

  我永远忘不了“对话”在当时给我的震颤。

  作为经历过旧社会的演员,我曾在黑暗中憧憬、追索、企盼、等待,并一厢情愿就全心全意跟定了共产党,哪怕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解放初期,我所有的工作总结、年终鉴定,第一条就是“听党的话”,哪怕是在某个早晨,我们突然发现报纸头版头条大标题是《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4)时,也是如此(在全国开展的对这部影片的批判,把我吓懵了)。记得那时赵丹踏上26路车往徐家汇去电影厂时,售票员也会悄悄问他:“侬呒没进去啊?!”〔上海话,意为:你怎么没进(监牢)去呀?〕可是,我们本来还以为深受观众欢迎的影片《武训传》能荣获“毛泽东奖章”哩。

  好在当时有于伶同志(5)上门来开导,而黄源同志(6)更常与阿丹对坐,一根接一根抽烟,黄源制服前襟落满了烟灰,显然,领导人的思想负担比我们还沉重呢。《武训传》的事情过了也就过了,我们和党不隔心,还是一门心思想为人民拍出好影片,只是……只是到反右时,党内传达大鸣大放是引蛇出洞,是阳谋不是阴谋,我才头一次陡地感到自己的心结凌挂霜了。那以后……那以后我才开始对政治有了神经兮兮的一面,虽然至今依然糊里马虎。

  言归正传。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接见我们。反右已风起云涌,我忐忑不安想请假不出席,怕的是会被点名发言。阿丹说:“宗英你怎么啦,虚汗淋淋的。”当时我预产期将到,我答:“孕妇可能特别敏感,我害怕……”及至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太大的会场,只见一张张小圆桌散散落落,一派随意祥和气氛。我们电影界的人扎堆坐在迎中门方向的两三张小圆桌边。50年代领袖接见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安排,我回忆不起毛主席是怎样坐到电影界桌边的。在去年(2001年)中国电影资料馆为庆祝党的诞辰80周年摄影图片展览上,我看到1957年夏天,赵丹和我坐在毛主席身边的中景照片;而此番动笔前查找到《光明日报》1957年7月11日和《解放日报》1957年7月9日刊载新华社通稿及会场全景照片,赵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后,照片右角背影是罗稷南,他坐在毛主席的斜对面,据此我依稀记起,在“毛罗对话”后,赵丹和我曾经让开了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这也是合乎情理的。我们还见到一些经常在重大聚会时见面的各界朋友(根据当时报纸记载共36人),上海市领导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等也来了。

  那天,毛主席和在座各位似乎都熟悉。他兴致勃勃地谈起王人美(7)的父亲是自己的老师,并问起演《渔光曲》的电影演员王人美来了没有?有人答:演员王人美今天没来,女作家王元美(8)来了。元美忙站起来说:“毛主席,我是不是来错了?”毛主席大笑说:“没错没错,欢迎女作家王元美同志。”人们有跟着鼓掌的。毛主席放下手中的黑折扇查看手中的一份与会者名单,点点头说:“噢,你的先生是话剧《清宫外史》的大导演杨村彬。他可好啊?”元美笑答:“好,好,谢谢,谢谢。”毛主席对照名单扫视会场,欣喜地发现了罗稷南,罗稷南迎上一步与主席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我听出有“苏区一别”的意思。

  还是此番为写此稿查资料时我方得知,罗稷南(原名陈小航)曾任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的秘书,在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筹建“革命政府”时,他曾被派赴瑞金,与红军将领张云逸签订共同反蒋抗日协定,并向被封锁的苏区供应急需的布匹、食盐、医疗设备和药品,当年毛泽东曾设宴款待过陈小航。罗稷南有这番军旅经历,怪不得我以前总感觉到这位勤于笔耕的翻译家身上有一股军人的英武阳刚之气。

  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地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空气顿时也仿佛凝固了。这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悄悄嘀咕过,“反胡风”时嘀咕的人更多了,可又有哪个人敢公开提出?还敢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

  记不清远一点儿的圆桌旁的哪一位站起来又说些什么,也记不清座谈会是怎么继续的,我只偷空儿悄悄问坐在身边不远处的应云卫:“应家伯伯,侬阿听清爽要关勒监牢里?”(上海话,意为:你是否听清楚要关进监牢里?)应云卫对我滑头滑脑笑:“清爽勿清爽,当伊呒介事。”〔意为:(听)清楚没听清楚,(你就)当它没这事。〕他嘻嘻哈哈跟别桌的老朋友搭讪去了,满堂宾客他仿佛没有不认得的。(应云卫,老导演,老制片,“文革”中被拉出去游斗时猝死于街头大卡车上,颈上还挂着“大反革命分子”的沉重木牌。他被判定为30年代“文艺黑线”的重要人物,直到1979年彻底平反时,电影圈内人才知道他竟是1935年单线发展的中共秘密党员。“天地一舞台,人生一出戏”,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位天才演员有他这等超凡的演技,实在是古今中外之一绝。应家伯伯啊,我们大家好想你!)

  那天晚上回家,我疲惫得几乎晕厥,只觉得腹中胎儿在伸胳膊踢腿,我担心已惊动了胎气。作为母亲,我怕自己的精神负担影响到即将出世的宝宝。我请假休息了三四天,剧团里还等着我们(所有党员和积极分子)“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哩。

  那两天,报上大标题的反右社论、通讯一篇比一篇“结棍”(上海话,意为:厉害),继《人民日报》社论《斗争正在开始深入》之后,《光明日报》也在头版发表了《人民代表揭露右派反动面目》,而头版报纸的右上角,是毛主席接见我们、大家笑逐颜开簇拥着有说有笑的毛主席的大幅集体照片。

  我不敢再想7月7日晚上的“毛罗对话”,更不敢想“鲁迅关在牢里”的事情。不该想的偏又想:怎么过后没见什么文件、简报记载此事?

  我知道,孕妇此时应该看最美的图画,听最美的音乐,可又禁不住怯怯地问阿丹:“没听到批判罗老的提问吗?”阿丹神色严厉地瞪了我一眼:“侬笨伐?!格事体摊出来啥影响?”(上海话,意为:你笨不笨呀,这种事发表出来会有什么影响?)

  阿丹那些日子特烦躁,他正为老友钟惦(9)《电影的锣鼓》和他自己的《炉边夜话》在挂钩上纲写检查。同时还要为参加中宣部一次“扩大会议”、聆听了毛主席讲话后与石挥(10)他们合写的一篇文章写检查。于是我谨遵“非礼勿言”的古训,几十年来,几乎没跟人谈起过1957年之夏震撼心灵的一瞬间——发生于短短一分钟内的“毛罗对话”。

  此刻,已是“毛罗对话”的45年之后,是2002年7月4日的丑时。窗外雨声暴雷接连向我奔来,光的闪裂,雷的撞击,一切似乎被吞噬了。

  天与地汲存了此时此象,“对话”被刻入宇宙文化之砾石。

  注释:1:罗稷南(1898-1971),原名陈小航,云南顺宁人。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抗日名将蔡廷锴的秘书。他以“罗稷南”的笔名,翻译了不少优秀作品,如梅林的《马克思传》、狄更斯的《双城记》、高尔基的《克里姆。萨木金的一生》、爱伦堡的《暴风雨》和《第九浪》等。

  2:赵丹(1915-1980),本文作者的丈夫,山东肥城人,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

  3:《鲁迅与我七十年》,371页。

  4: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建国后中国文艺界的第一次大批判,由是发端。这篇社论,是毛泽东执笔撰写的。

  5:于伶(1907-1997),江苏宜兴人。著名剧作家,革命文艺运动的组织者之一。

  6:黄源,翻译家,作家。早年追随鲁迅先生,在上海编辑《文学》,主编《译文》等杂志。

  7:王人美(1914-1987),电影表演艺术家。祖籍湖南浏阳。1934年在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中饰渔家姑娘小猫,轰动上海。次年该片获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

  8:王元美与杨村彬。王与杨是夫妻。王元美,女作家。杨村彬,我国当代杰出的导演艺术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清宫外史》不是《清宫秘史》。毛主席后来曾亲自主持批判了《清宫秘史》。

  9:钟惦蓒(1919-1987),著名电影评论家,1956年发表《电影的锣鼓》,认为“工农兵电影”的提法忽视民族传统,且行政干预太多,从而导致国产影片质量不高,引起广泛反响。

  10:石挥(1915-1957),电影表演艺术家,导演作品有《鸡毛信》、《天仙配》等。(编辑:刘曼)



 

阎愈新:六十年前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之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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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愈新  
   1996年5月于西北大学
   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共党史和鲁迅、茅盾研究界共同关注的一件大事。中央档案馆无此原件,鲁迅遗物中也没有底稿。几十年来,众多学者为探求这件贺信作出了贡献。
   我国最早谈到鲁迅、茅盾致红军贺电的是冯雪峰。他在1951年说:“鲁迅先生没有和我们毛主席见过面,也不曾有过别的直接的个人的接触。如果说通信,也就只有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时候,他和茅盾先生共同转转折折地送去过一个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庆祝胜利的电报。”(1951年6月25 日出版的《文艺报》载冯雪峰:《党给鲁迅以力量——片断回忆》)冯雪峰1952年发表的《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中说:“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共同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庆贺长征胜利的电报,也正是我动身的前几天才转到瓦窑堡的。”冯雪峰1972年11月回答上海鲁迅纪念馆同志的访问时说:“电文是‘将来’还是‘希望’因为我没有看到原件,就不清楚了。”“电报是信的形式”。(访问记录现存上海鲁迅纪念馆)冯雪峰1974年9月2日说:“1936年4月, 党中央在陕北也是收到他(指鲁迅)和茅盾先生的贺电,才派我去上海,去找他们。党对他(鲁迅)的信任完全和自己同志一样的。”(陈琼芝:《在两位未谋一面的历史伟人之间——记冯雪峰关于鲁迅与毛泽东关系的一次谈话》,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三期)
   我国另一位谈到鲁迅、茅盾贺电的是茅盾。茅盾1975年4月26 日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行的座谈会上说:“一天我到鲁迅那里谈别的事,鲁迅说史沫特莱告知,红军长征胜利,并建议拍一个电报到陕北祝贺。我当时说这很好,……当时我实未见电文原稿,因为鲁迅还没有起草。”(茅盾:《我和鲁迅的接触》,载1976年10月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
   茅盾1977年4月8日给罗荪的信中说:“一、史沫特莱把长征胜利事告诉鲁迅,并建议鲁迅去电祝贺。二、鲁迅把此事告诉我,但那时电文未拟就。……五、解放后,成立鲁迅博物馆,预展时我看到一幅画是我和鲁迅在拟电文(贺长征胜利),大为惊异,当即告诉他们,事实不是两人合拟而是鲁迅一人拟的,且我那时未见电文原稿,……六、当时鲁迅博物馆拿不出电文全稿或抄件,只说是解放前某根据地的报上载的一条消息有此一句,……七、史沫特莱如何转发此电……只能猜想史把电文弄到巴黎……然后再转到陕北。”(舒乙:《茅盾先生的解疑信》《人民日报》海外版1992年5月26日)
   茅盾1979年6月17 日在北京交道口寓所接受笔者和一位研究生阎庆生(现陕西师大教授)的访问时说:“鲁迅祝贺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那份电报,现在发现的也不完整。……抗战期间,我从新疆出来就到延安,住了半年多,曾和毛主席谈到鲁迅,毛主席没有提到这份贺电。”(茅盾:《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载《鲁迅研究年刊》1979年号和1979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茅盾在《回忆录(十八)》中说:“1940年5月我全家来到延安,暂住交际处。张闻天来看了我。 过了几天我去杨家岭回拜闻天。我向他介绍了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学运动内外斗争的种种情形。在谈话中,闻天插了一句:‘你和鲁迅给中央拍来的贺电,我们收到了。’当时我漫然听之。在我看来那早已是历史陈迹了,当然没有想到要去追问电文的内容。”(《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一期)
   1956年10月15日《文艺报》“纪念鲁迅专号”,刊载樊宇《“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我翻阅旧日记,查出了这样一段:1947,7,27《新华日报》载:1936,2,20,红军东渡黄河,抗日讨逆,这一行动得到全国广大群众的拥护,鲁迅先生曾写信庆贺红军,说‘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新华日报》当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而不是重庆的《新华日报》。”
   
   《人民日报》1979年6月9日刊出唐天然《新发现的鲁迅佚文》,发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于1936年10月28日追悼鲁迅专版上,刊有“摘鲁迅来信”:“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与拥护。”这一发现的重要意义是无疑的,而唐文认为“这就是新发现的鲁迅庆贺红军长征胜利信件的片断”却根据不足。
   我于1984年8月,在山西太原访问1947 年时太行版《新华日报》社长史纪言和有关人员,都说不清楚所刊鲁迅贺信中那句话的来历,而具体编发这条资料的樊显正,已于1975年去世。当时我在山西省档案馆查到中共河北省委编的《火线》第61期(1936年9月15日出版的32 开油印本),载有杨尚昆1936年7月24日写的《前进! 向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前进——纪念1936年的“八一”》一文中说:“东征的胜利,使全国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人,都认识到红军的先锋作用,认识到红军是在为了全中国人民利益而奋斗。”“朋友们赞扬我们,期望着我们更大的胜利。”接着引用了如下一段文字:
   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中国民众期待着你们更大的胜利。全中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
   文章指出:“这是我们的战友们对我们的赞扬,是全国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对我们的希望。”接着又引用了下列一段话:
   对于你们,我们那最英勇的伟大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我们是抱着那样深刻的敬仰,那样热烈的爱护,那样深挚的期望,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的光荣和幸福的未来。只要想到你们在中国那样无比的白色恐怖进攻下,英勇的,顽强的,浴血苦斗的百折不回的精神,就是半身不遂的人也会站起来笑!
   上述两段引文,杨尚昆文章中没有说明来历,但第一段引文,《红色中华》1936年10月28日刊出时,已注明“摘鲁迅来信”。第二段引文中“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的光荣和幸福的未来”一句,与太行版《新华日报》所引,意思完全相同。只是文字小有出入。杨尚昆的文章写于1936年7月,而太行版《新华日报》是在十一年后的1947年7月刊出,当然应以最早的版本为准。由此可以印证整段引文出自鲁迅贺信。我认为这两段引文,已是鲁迅贺信中主要内容,遂即写成《鲁迅致红军贺信的新发现》,先后在《鲁迅研究月刊》(1986年4 月)和《解放军报》(1986年7月31日)发表。我的文章提交1986年10 月间在北京召开的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新华社于1986年10月21日发布消息《西北大学教师阎愈新发现鲁迅致红军贺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分别于22日、25日黄金时间播出。
   此后我仍继续查找贺信全文。 1994 年阅读童小鹏《军中日记》(1986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如下记载给我提供了线索。
   1936年2月15日:“为着扩大抗日根据地与抗日主力军, 发动和组织一切抗日力量,扫清抗日道路,消灭卖国贼阎锡山,已决定向山西行动。”19日:“部队已大部前进,准备渡河”。20日:“只见不远处一条白黄色的河,从黑暗里淡淡的显露着,只听得河水‘哗哗’与冷枪和个把炮声,在河背响着,据闻部队已大部过去,我们便在此地休息。”21日:“睡醒来已是大天亮了,于是便仓促地吃饭准备渡河。一出门,久闻大名的黄河就显露在眼前了”。“枪声仍是时断时续地响着,大概溃敌是在节节抗退。据云我先头部队是昨晚八时偷渡过的。”“沿河下五里,即是渡河点,看见河边上堆着满满的兴高采烈的红色战士,水中的七只船正在穿梭似地过去回来,水手们拉着桨拼命的摇船,口里还哼着“依呀荷……”的鼻声,好像是在庆祝着红军东征过河的胜利,很多看热闹的群众很高兴地站在山岭了望,虽然晨风还有点令人寒冷,但因为这一胜利激奋了他们,已不觉得冷了。约八时,即过河到刘家庄宿营(约四十里)。今天算是到山西的境地了,的确名不虚传,一过河就知道山西是比陕西好,地势是较平坦的,村落是比较密集的,人口是比较稠密的,虽然大部仍是窑洞,但比陕北的可是漂亮得多,外面是更整齐的,而且大部是用砖砌成的,很多洞里面都粉刷着白白的石灰,在壁上补上几张画,倒觉不错。这里虽然是白区,但群众并没有跑好多,沿途都围绕着看他们所希望到来的我们——红军”。27日:“见着打了胜仗的英勇战士,面上露出喜悦的微笑,在搬胜利品,围着俘虏、枪弹,往来工作……很多俘虏兵,他们虽然打了败仗变成被俘者,但是因为从此脱离了国民党的羁绊,见到了自由的红军,也表现着很喜欢,并且有很多正在抬山炮、架炮、牵驮骡,……。据先头的同志说这是敌之一炮连,昨日战斗时由连长率领全连随炮三门一起投诚,这的确是我们的大胜利,也可证明在目前敌军官兵的动摇!昨日与我作战之敌,系晋军独二旅之第二团,团长已击毙,大部被俘,只逃脱一部,据俘虏云,他们是晋军最强之劲旅,无战不应,无应不胜,故群众名之为“满天飞”,但在我红军打击之下,则是“满地飞”了,而且飞也没飞走几个。这是东征后第一次的大胜利。”
   3月22日:“扩大红军,大批群众通过来。”29 日:“由于同志们的努力与群众认识的提高和不堪的痛苦,他们像潮水般的涌来当红军,到今天七天内已扩大逾百,筹款也八千余,的确是破天荒之成绩,其他部队也很好,全军团已扩大四千红军。”
   4月5日:“出发过汾河到中陈宿营(四十里)。”14日:“敌四面向我进攻,企图将我围困在一隅而消灭。为摆脱此敌,午后五时即仓促出发,敌随后进到固镇,故连走通夜,到十五日才到高家沟(五十里)附近休息,后又继续走到白额村(五十里)宿营。”16日:“随二师进到吉县东北宿营(六十里)。一师已攻占吉县,俘保卫团数百,县长也被俘,这是到山西后占领的第二个县城,但是据人家说这个城小得很,一个县政府,一个澡堂,几间店子就是。”26日:“休息。阅《斗争》报载的上海各团体来信,兴奋已极。”
   于是我到陕西省档案馆、山西省档案馆和中央档案馆、延安纪念馆以及兴县档案馆、国家档案总库等处查找1936年4月出版的《斗争》。 1995年8月2日,我查阅一所档案馆收藏的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斗争》(32 开蜡纸刻写油印本)第95期,封面目录上刊载的《中国文化界领袖×× ××来信》的题目,赫然在目,喜出望外。这正是大家多年来查找的鲁迅茅盾来信。
   《中国文化界领袖×× ××来信》全文如下:
   读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及一切军队宣言》、中国红军为抗日救国的快邮代电,我们郑重宣言:我们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号召,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中共、中苏的抗日救国大计,中华民族方能解放自由!
   最近红军在山西的胜利已经证明了卖国军下的士兵是拥护中共、中苏此项政策的。最近,北平、上海、汉口、广州的民众,在军阀铁蹄下再接再厉发动反日反法西斯的伟大运动,证明全国的民众又是如何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救国大计!
   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
   全国同胞和全国军队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
   中华苏维埃政府万岁!
   中国红军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 ××
   一九三六、三、廿九
   1936年5月20日,林育英(即张浩,当时为共产国际代表)、 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领导人,联名发给正在长征途中的二、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内部长电中,郑重谈到鲁迅茅盾等的来信:“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程中原:《关于鲁迅来信的一封内部长电》《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5日)
   来信中“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至“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一段,在1936年10月28日《红色中华》追悼鲁迅专版刊出时,即注明“摘鲁迅来信”。
   《斗争》刊出鲁迅、茅盾来信的标题和信尾署名,均以“××××”代替,博古1936年4月20日写的《红军在山西》(《斗争》第96 期),杨尚昆1936年7月24日写的《前进!向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前进! ——纪念1936年的“八一”》(《火线》第61期),他们引用鲁迅、茅盾来信中文字,也未标明来信人姓名,因当时鲁迅、茅盾居住在国民党统治区上海。《红色中华》只注明“摘鲁迅来信”,而未注明茅盾,同样出于茅盾尚在上海之故。
   冯雪峰和茅盾谈到鲁迅、茅盾联名发出贺电或贺信。贺电或贺信仅仅是传递方式的不同。冯雪峰是1936年4月20日离开陕北赴上海的。 他说,贺电或贺信,正是他动身的前几天才转到瓦窑堡的,这与鲁迅、茅盾来信于4月17日在《斗争》刊出的时间相符。鲁迅、 茅盾贺信落款日期是1936年3月29日。查《鲁迅日记》,1936年3月下旬,茅盾多次到鲁迅寓所。二十日:“明甫来。”二十三日:“午后明甫来。”二十五日:“明甫来。”二十七日:“午后明甫来。”冯雪峰、茅盾都没有看到原件,他们在十几年和四十余年后的回忆中,将祝贺红军东征胜利,误记为庆祝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是可以理解的。
   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指出:“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于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1936年初,中共中央为贯彻抗日救国主张,决定以红军主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杨尚昆任总政治部主任。主力部队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2月17日发出“东征宣言”, 庄严宣告“为实现抗日,渡河东征”。2月20日,红军在军委命令下, 浩浩荡荡向山西前进。不管黄河的汹涌澎湃,不管封锁的严密,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行动,一夜之间飞渡黄河。阎锡山苦心经营的沿河数百里堡垒线,被红军一扫而平。
   红军渡过了黄河,“密云遮星光,万山乱纵横,黄河已渡过,民族英雄们,摩拳擦掌血气高,我们的铁红军。”“沿河堡垒一扫尽,吓掉汉奸魂。”“红旗山西飘,同胞齐欢迎,华北国阴谋,受了当头棍,抗日讨蒋大家来,工农商学兵。”《红军渡黄河》歌声传遍吕梁山区和同蒲路沿线。杨尚昆当年说:“红军在山西作战,正如猛虎扑羊,一战而包围石楼,再战而下双池、兑九,吕梁山脉的枢纽即入我军之手。接着以右路军出同蒲铁路,驰骋于赵城、洪洞、临汾、曲沃之间。左路军出文水、交城,威逼太原省城,转而北向,兴、灵两县地域尽为我有。中路军则以少拒众,使敌人疲于奔命,给了左右两路以实际的配合。”红军东征“这种神秘迅速之行动,将与长征的奇迹同垂不朽!”博古说:“不到一个半月,红军击溃晋军二十团以上,缴获人枪各四千,半个月内扩大了红军八千”。
   红军东征胜利的消息,震惊中外,《红色中华》、《大公报》、“中央社”、“路透社”等均有报道。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和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采用的是世界几家大通讯社的消息。《红色中华》2 月26日发表社论:《拥护陕甘红军的东征,为抗日讨逆奋斗到底》。消息有“东征红军胜利向汾阳前进”。《大公报》2月25日、26 日要闻版头条大字标题:《阎就绥蒙会长官职,陕共渡河晋军准备迎剿》。《援陕晋军一部东撤,孙楚飞柳林传毛泽东已入晋》。2月27 日刊出《陕共入晋情形》:“由本月二十日夜起,迄今中阳属之上坪村及三交镇石楼所属等处渡口渡河”,“入晋者已逾万人上下”,“由毛泽东率领指挥”。3月3日要闻版题为《毛泽东等在三交镇,渡河者二万余人蔓延七县,阎召开军事会议即下令总攻》。3月7日要闻版头条大字标题:《中央决派军援晋,计分三路每路兵力各二师,商震电阎愿率部入晋》。中央社太原3月9日电:“阎锡山昨(8 日)电驻京办事处报告:在晋西与共匪激战,我方伤七八千余名,亡五千余名,实为空前未有之剧战云。”
   红军东征,震惊着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使他们胆战心惊,原形毕露。日军方咆哮恫吓:“日本军中央部对华北赤化渐次蔓延情形,持重大之关心。”“共产军之侵入山西,果然自二月下旬开始活泼。”“万一共匪侵入河北省内,则决意以赤化防卫之见地,断然将采取排击之手段。”“日军中央部对共产军之行动,予以甚深之注目。 ”(3月19日《大公报》日本同盟社电)蒋介石调集十个师的中央军,分三路向山西推进,拦阻进剿抗日红军,并电令驻陕国民党各部队,从南北西三面蚕食陕甘苏区。国统区颁布维持治安紧急办法,解散平津学生会,搜捕屠杀爱国学生,以危害民国罪逮捕惩治反对日本厂主的罢工工人。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关头,以实际行动树起抗日的大旗,使全国人民大为振奋。中国文化界领袖鲁迅、茅盾,身处白色恐怖的上海,置安危于不顾,大义凛然,公然致信红军,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祝贺红军东征的伟大胜利,表达了“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的誓言。其意义之重大,再高评价都不为过。多年来许多学者为查找考证贺信,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自是理所当然。六十年前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今又重见天日。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出版的《鲁迅书信集》,在卷首刊载《致中共中央》:“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一句,注明“此件为鲁迅获悉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发的贺电,是通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发出的。时间大约在1935年11月间,电文据1947 年7月27日《新华日报》(太行版)载《从红军到人民解放军——英勇斗争二十年》所引抄存。”
   太行版《新华日报》所引鲁迅这句话,乃是录自1945年12月1 日山东军区滨政宣传科编写的《从红军到解放军英勇斗争十八年大事记》:“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红军东渡黄河,抗日讨逆。这一行动得到全国广大群众的拥护,鲁迅先生曾写信庆祝红军,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1945年12月山东军区滨政《民兵报》)现在证实,这句话并非鲁迅、茅盾信中语,而最早的出处是《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来信》中“对于你们,我们那最英勇的伟大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我们抱着那样深刻的敬仰,那样热烈的爱护,那样深挚的期望,在你们身上是寄托着人类的光明和幸福的未来。”两者文字小有出入,是由于辗转抄引之误。《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来信》和《中国文化界领袖×× ××来信》,刊于同一期《斗争》。



 

阎愈新:再谈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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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答丁尔纲教授的商榷
● 阎愈新  
   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是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献,六十年来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茅公生前多次答复有关询问,因事隔多年,记忆有所出入,语多猜测,在所难免。各种鲁迅、茅盾的传记年谱和有关文章,谈到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或贺电者不计其数,都因缺乏确凿的史料,语焉不详。笔者从童小鹏同志《军中日记》1936年4月26日记载“休息, 阅《斗争》报载的上海各团体来信,兴奋已极”, 获得线索, 终于在1995年8月发现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喜出望外。9月间鲁迅研究学会在武陵源举行的鲁迅研讨会上,笔者将这一发现告诉了鲁迅研究界的朋友。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张小鼎编审约我撰写发现和考证的经过,我很高兴的答应了这位老朋友的约稿。
   1996年7月纪念茅公诞辰100周年之际,新华社7月1日发布《陕西发现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消息,《新文学史料》第3 期刊出拙文《六十年前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之发现》。至此,学术界多年争论不已、悬而未决的难题,终于有了正确的答案,划了一个完整的句号,鲁迅、茅盾联名的提法也得到恢复。但近年有人企图否定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所以有必要再次论证,以正视听。
   鲁迅、茅盾1936年3月29日致红军贺信,由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注:《斗争》原为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红军长征期间停刊。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曾用过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的名义,所以复刊后的《斗争》从第74期至102期称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机关报;从第 103 期至127期改称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第95期全文刊载。当时鲁迅、 茅盾都居住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上海,所以刊出时编者加的标题是《中国文化界领袖××××来信》,用“××××”以代人名。
   来信共三段。第一段是:“读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及一切军队宣言》、中国红军为抗日救国的快邮代电,我们郑重宣言:我们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号召,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中共、中苏的抗日救国大计,中华民族方能解放自由!”第二段是:“最近红军在山西的胜利已经证明了卖国军下的士兵是拥护中共、中苏此项政策的。最近,北平、上海、汉口、广州的民众,在军阀铁蹄下再接再厉发动反日反法西斯的伟大运动,证明全国的民众又是如何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救国大计!”第三段是:“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接着是“全国同胞和全国军队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中华苏维埃政府万岁!中国红军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四句口号。最后署名为“×× ××一九三六、三、廿九。”
   来信的主旨是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抗日救国大计,祝贺红军渡河(黄河)东征的胜利。来信的开头没有称谓,而第三段开头称:“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据此,笔者将来信冠以《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的标题。
   为什么认定来信最后署名“×× ××”这两位两个字名字的中国文化界领袖就是鲁迅和茅盾?程中原先生提供了一件新的文献资料。即1936年5月5日东征红军回师陕北,中共中央于5月8日在延川交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洛甫(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毛泽东指出:东征动员了全国。现在反日反法西斯的运动在暴风雨中。在这种情形下,两方面对群众争取的情形表示很紧张。一方面是革命的,这以共产党为首,以新的政策来动员,鲁迅、茅盾等都公开拥护,据说李济深也拥护,可以说广大群众是已经接受了。(以上是会议记录的摘要,记录者是杨尚昆同志)毛泽东在这里讲的是东征以后的形势,提到鲁迅、茅盾拥护新政策,当然是就他们在东征以后的言行来说的。同5月20日的一封长电联系起来看, 毛泽东说鲁迅、茅盾拥护新政策,其主要依据就是他们的“东征贺信”。(注:程中原《应该肯定下来的和需要继续考证的——“贺信贺电问题”之我见》,载《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1期。)
   1936年5月20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林育英(即张浩, 当时为共产国际代表)、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邓发、王稼祥、凯丰、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程子华12人联名发给正在长征途中的党和红军领导人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肖克、关向应、夏曦并转各负责同志的内部长电中,郑重谈到鲁迅、茅盾的来信:“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震等均有来信,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甚至李济深也发表拥护通电,冯玉祥主张抗日与不打红军,南京政府内部分裂为联日反共与联共反日的两派正在斗争中,上海拥护我们主张的政治、经济、文化之公开刊物多至三十余种,其中《大众生活》一种销数约达二十余万份,突破历史总记录,蒋介石无法制止。”(《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正如内部长电中所说,1936年4月17 日出版的《斗争》第95期, 即刊出上海抗日团体《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来信》(1936年3月25日)、《全国民族武装×××来信》(1936年3月26日)、 《上海××抗日救国联盟来信》(1936年3月25 日)和《中国文化界领袖×× ××来信》(1936年3月29 日)以及《满洲三千万同胞的代表的来信》(1936年3月24日。这件来信经陈福康先生考证, 认定是萧军先生的信)。
   1936年7月6日党中央领导人张闻天、周恩来致冯雪峰信中说:“你的老师(指鲁迅)与沈兄(指沈雁冰,即茅盾)好吗?念甚。”“他们为抗日救国的努力,我们都很钦佩。希望你转致我们的敬意。”这也可以看作是中共领导人对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拥护中共抗日救国主张的一个热诚的回报。(注:程中原《请向鲁迅转致我们的敬意》,载《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7期。)
   1936年10月28日出版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悼念鲁迅专版《鲁迅先生的话》特栏中,摘录《中国文化界领袖×× ××来信》中的第三段“英勇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至“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注明“摘鲁迅来信”。中国文化界领袖来信落款署名为“×× ××”明显是两个人的来信,而编者只注明摘鲁迅来信,而没有注明另一位联名者,是因为当时茅盾还居住在国民党统治区上海之故。茅公生前说过:当时“这将冒砍头的危险”。(注:韦韬、陈小曼《茅盾的晚年生活(七)》,载《新文学史料》1996年第3期。)
   毛泽东的报告和中央内部长电已经说明鲁迅、茅盾有来信。《红色中华》在两人署名的来信中,清楚的注明“摘鲁迅来信”,《中国文化界领袖×× ××来信》为鲁迅、茅盾来信已是无庸置疑的事实。
   童小鹏同志1997年12月9日给笔者的信中说:“你考证的是鲁迅、 茅盾是正确的。1936年4月26日, 我在山西红一军团保卫局看到的《斗争》是油印的。”“我认为过去有人传说鲁迅、茅盾的信是在听到长征到陕北时写的,那是误传。信中明确写了‘最近红军在山西的胜利’。红一方面军长征到陕北是1935年10月,鲁信是1936.3.29, 时间差几个月。”
   1979年6月17 日笔者和一位研究生阎庆生(现陕西师大教授)在北京访问茅公时,谈到他和鲁迅致红军贺电或贺信时,他谈了曾多次谈到的内容,最后说应以当时文字记载资料为准。1996年7 月初纪念茅公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讨论会时,我在大会发言后,茅公爱子韦韬先生也谈到茅公生前说,以当时文字记载为准。现在发现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所载中国文化界领袖来信正是最权威的文字记载。
   《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4期, 刊出丁尔纲先生《从“长征”贺电到“东征”贺信——与阎愈新同志商榷其“发现”与论断》。(以下简称“丁文”)《广东鲁迅研究》1997年第3—4期合刊,也载有丁先生从题目到内容与《新文学史料》所载完全相同的文章。
   考证六十年前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必须言之有据,要用确凿的史料作证,可惜丁文没有提供任何新的史料,只是反复使用“妄断”、“轻率判定”、“急功近利”、“冒失”、“炒作”、“平添了一些混乱”、“把猜想和推断当作立论的根据”等词语,用以否定中国共产党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95期刊载的《中国文化界领袖×× ××来信》是鲁迅、茅盾来信,可谓“满纸荒唐言”。且看事实:
     一、有谁见过“长征贺电”的片言只字?
   冯雪峰同志1951年在回忆录中谈到,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时候,鲁迅和茅盾共同送去一个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当时朱总司令正转战川、滇——笔者注)庆祝胜利的电报。(以下简称“长征贺电”)但他始终没有能提供“长征贺电”中的片言只字。冯雪峰同志在1972年11月回答上海鲁迅纪念馆同志的访问时说:“我没有看到(电文)原件。”“电报是信的形式”。茅盾先生更是多次声明没有看到起草的电文。
   丁文说:“当时史学界、文学界通常确认的贺电文字,是由16个字两个标点组成的一句话:‘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此话最权威的引用者,是冯雪峰领导的曾出版十卷本《鲁迅全集》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他们把此信作为《鲁迅书信集》的卷首语;标题是:《致中共中央》。该书注曰:‘此件为鲁迅获悉中国工农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发的贺电,是通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发出的。时间大约在1935年11月间。电文据1947年7月27 日《新华日报》(太行版)载《从红军到人民解放军——英勇斗争二十年》所引抄存。’上述许多健在的当事人对此也从未否定过。”“后来学界仍称‘长征贺电’,也是有道理的审慎态度。”
   1947年7月27日出版的太行版《新华日报》,对开6版。第5 版到第6 版刊载“本报资料室”编写的《从红军到人民解放军英勇斗争二十年——一九二七、八、一、至一九四七、七、大事年记——》。大事年记约一万余字,分为九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红军的产生与发展”;第二部分是“粉碎围剿”;第三部分是“长征与三年游击战争”;第四部分是“为实现抗日而奋斗”。这一部分开头称:“一九三六、二、二十:红军东渡黄河,抗日讨逆。这一行动得到全国广大群众的拥护,鲁迅先生曾写信庆贺红军,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这段记载十分清楚,1936年2月20日红军东渡黄河,抗日讨逆, 鲁迅先生写信祝贺,并非如《鲁迅书信集》注文所写是鲁迅获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发出的贺电。只要把《新华日报》所载原文与《鲁迅书信集》注文加以对照,就能看清书信集注文牵强附会的明显错误。这句话也不是出自鲁迅贺信,笔者将另文论述。
   丁尔纲先生坚持认为《鲁迅书信集》卷首语出自“长征贺电”,还请冯雪峰同志和“史学界、文学界”来支持自己的错误论点。众所周知,冯雪峰同志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接着开除党籍,撤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总编等各种职务,走上了一生最艰难痛苦的道路,于1976 年1月含冤离开人世。1976年8 月出版的《鲁迅书信集》的错误注文与冯雪峰同志二十年前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职务能有什么关系?
   六十多年来,丁尔纲先生所说的冯雪峰同志和史学界、文学界,有谁见过“长征贺电”的片言只字?至于为什么《鲁迅书信集》编者写出那样明显错误的注文,今天书信集的编者大都健在,是不难考查清楚的。
   丁文还根据舒乙先生《茅盾先生的解疑信》(1992年5月26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肯定“长征贺电”,否定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岂不知舒乙先生的错误论断早已被纠正过了。舒乙先生是根据1977年4月8日茅盾先生给罗荪先生的信和太行版《新华日报》1947年7 月27日的记载得出结论:“至此,关于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电贺长征胜利的谜便可大体解开了。”笔者在1993年2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关于鲁迅致信红军祝贺东征胜利》,指出舒乙先生论断有误。丁尔纲先生以早已纠正了的误断作为立论的基础,还会有什么结果?
   丁文还说:“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朱正摇着头对我说:‘起码我写文章是不会引用和确认的’”。朱正先生“摇着头”也能作为否定这件珍贵文献的依据?朱正先生注重考辨史料,是《鲁迅回忆录正误》的作者,对否定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这样十分严肃的问题,丁文公布朱正先生的表态,不知是否征得同意。丁文所引笔者在纪念茅公百年诞辰国际学术讨论会大会发言后的即兴问答,没有征求笔者意见,多有不实。
     二、茅盾先生没有资格称为中国文化界领袖?
   茅盾先生的长篇小说《子夜》于1933年出版之后,鲁迅先生感到非常自豪,1933年2 月致曹靖华信中说:“国内文坛除我们仍受压迫及反动者趁势活动外,亦无甚新局。但,我们这面,亦颇有新作家出现;茅盾作一小说《子夜》(此书将来当寄上)计三十万字,是他们所不及的。”
   瞿秋白同志当时就指出:“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瞿秋白《〈子夜〉和国货年》,载1933年4月2日、3 日《申报•自由谈》)五十多年后,王瑶先生1983年在全国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上说:“瞿秋白同志的话,到现在经过了半个世纪。但事实证明它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因为他准确地说明了茅盾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注:王瑶《茅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贡献》,载《茅盾研究》(1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6月版。)
   萧三先生1937年为茅盾《子夜》的俄文译本写的序言《论长篇小说〈子夜〉》中说:“茅盾的长篇小说,是近年来中国文坛上的一个独特的现象。甚至保守的和反动的批评家们,也都不得不承认这部长篇小说,不仅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茅盾的重大成就,同时也是整个中国文学的重大成就。”(注:萧三《论长篇小说〈子夜〉》,载《茅盾研究》(2)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12月版。)
   吴宓先生1933年4月10 日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茅盾著长篇小说〈子夜〉》中说:“此书乃作者著作中结构最佳之书”,“茅盾君之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姿喷薄,不可控搏。而其细微处复能婉委多姿,殊为难能可贵。尤可爱者,茅盾君之文字系一种可读可听可口语之文字”。
   当年救国出版社在《茅盾〈子夜〉翻印版序言》中说:“《子夜》是中国现代一部最伟大的作品。”
   朱自清先生1934年4月1日在《文学季刊》第二期发表的《〈子夜〉》中说:“这几年我们的长篇小说多起来了,但真能代表时代的只有茅盾的《蚀》和《子夜》。”
   戈宝权先生在《谈茅盾对世界文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中说:“茅盾对世界文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从他开始文学活动时起,就潜心研究外国文学,介绍外国文艺新潮,宣扬现实主义的‘为人生的艺术’的文学观点……沟通了中外文学的关系,扩大了我国文学界人士的眼界,开拓了我国文艺的园地,同时也推进了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茅盾对世界文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在于他用自己大量的杰出小说作品,反映了中国从“五四”运动以来的现实生活和大革命前后以及三、四十年代的革命斗争,由于这些作品被翻译为多种外国文字,从而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注:戈宝权《谈茅盾对世界文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载《茅盾研究》(2)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 年12月版。)所以茅盾先生为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的地位中外文坛早有公论。但近年有人由于浅薄浮躁,居然把茅公排除在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之外。
   五十多年前,王若飞代表中共中央在重庆发表《中国文化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祝茅盾先生五十寿日》(1945年6月24 日《新华日报》)中说:茅盾先生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位巨人”。
   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都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中国新文学的大师,称他们为中国文学界的领袖,或中国文化界的领袖,都是当之无愧的。丁文说:“当时被称作文化界领袖者多矣!鲁迅只是其中的一人。茅盾尚未能忝列其中”。丁尔纲先生是研究茅盾的专家,在六十年后的今天,尽可以说茅盾先生当时没有资格称为中国文化界的领袖,但无法改变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许广平先生在《欣慰的纪念》中回忆鲁迅先生对茅盾先生的爱护与推崇。许先生说: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这回手挽手地做民族解放运动工作,在艰难环境之下,是极可珍视的。有时遇到外国友人,询及中国知识界的先驱,先生必举××(指茅盾)先生以告,总不肯自专自是,且时常挂念及××先生的身体太弱,还不及他自己。”有人对茅盾先生颇有异议时,鲁迅先生“辄不惜唇焦舌敝,再三晓说:对外对内,急需人才,正宜互相爱护,不可减轻实力,为识者笑而仇者快。”
     三、《红色中华》悼念鲁迅时鲁迅还能在上海吗?
   1936年10月19日晨5时25分, 鲁迅先生逝世于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寓所。即日移置万国殡仪馆。20日开始瞻仰遗容。 22日下午1时50分举行启灵祭,4时30分左右抵达墓地,举行葬仪。蔡元培、沈钧儒、宋庆龄等发表演说,萧军代表“治丧办事处”和《译文》、《作家》、《中流》、《文季》四个杂志社致词,上海民众代表献“民族魂”白地黑字旗一面,覆于棺上。在一片沉重的哀悼歌声中,先生的灵柩垂落进墓穴。中国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先生安息在万国公墓。
   1936年11月10日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斗争》第116期, 刊出10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世界人士书》。(注:阎愈新《纪念鲁迅的珍贵革命文献——介绍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为追悼鲁迅发出的三件函电的标准文本》,载《鲁迅研究年刊》1984年号,《鲁迅研究资料》(15)。三件函电标准文本复印件,已赠送北京鲁迅博物馆和绍兴、上海、广州、厦门鲁迅纪念馆展出。)1936年10月28日出版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悼念鲁迅专版,在头条位置刊载10月22日共产党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为追悼鲁迅致国民党中央、南京政府电,(注:阎愈新《纪念鲁迅的珍贵革命文献——介绍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为追悼鲁迅发出的三件函电的标准文本》,载《鲁迅研究年刊》1984年号,《鲁迅研究资料》(15)。三件函电标准文本复印件,已赠送北京鲁迅博物馆和绍兴、上海、广州、厦门鲁迅纪念馆展出。)下方刊载10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政府致许广平的追悼鲁迅先生的唁电。中部偏左特栏刊载《鲁迅先生的话》。一段是:“…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指共产党—编者)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的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摘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另一段是鲁迅、茅盾来信中的第三段,即:“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最热烈的欢迎及拥护。(摘鲁迅来信)”
   丁文说:阎愈新认为“那‘×× ××’四字就是鲁迅、茅盾。至于为什么以‘×’代名,阎愈新的解释是‘因当时鲁迅、茅盾居住在国民党统治区上海’。他又认为《红色中华》只注明‘摘鲁迅来信’而未注明茅盾,‘同样出于茅盾尚在上海之故’。这就十分奇怪了:难道《红色中华》编者隐去茅盾姓名是因为‘茅盾尚在上海’却注出鲁迅姓名,是认为鲁迅‘不在’上海吗?”
   丁尔纲先生是研究现代文学的专家,是多种学会的理事,鲁迅先生安葬一周之后,《红色中华》10月28日刊出悼念鲁迅专版注明“摘鲁迅来信”时,鲁迅先生还能在上海吗?也许丁先生急于否定鲁迅、茅盾来信,在心态方面出了点毛病,才发出这样的责问也未可知。
     四、红军渡河东征震惊中外鲁迅先生能不知道?
   红军东征是从1936年2月20日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到5月5 日回师陕北,历时75天,转战50余县,横扫大半个山西,歼灭晋军7个团, 俘虏官兵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余支,火炮20余门,扩红8000名,筹集资金50万元。红军东渡黄河,抗日讨逆,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灿烂辉煌的一页,与长征同垂不朽(杨尚昆语),获得全国各阶层人士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丁文说:“也是最重要的,此信中包含的中共与红军的信息量大得惊人。仅中共中央文件就提到三份,对红军东征的山西战况也了若指掌!鲁迅对这些文件与消息到底从何处得知?”
   鲁迅、茅盾来信中开头就说:“读了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各党派及一切军队宣言》、中国红军为抗日救国的快邮代电,我们郑重宣言:我们热烈地拥护中共、中苏的号召,我们认为只有实现中共、中苏的抗日救国大计,中华民族方能解放自由!”1936年4月17 日出版的《斗争》刊出五封上海来信。来信写于3月24日至29日五天之内。 这可能是党的地下组织专门组织的。三份中共文件,也可能是党的地下组织提供的。至于具体是哪位或哪几位地下党的同志组织的,有待进一步考查。
   丁文说:“阎愈新列举《红色中华》及上海报纸报道‘东征’的材料是想证明鲁迅等了解情况。《红色中华》鲁迅看不到,因此没有证明作用。上海各报的报道,其政治倾向多是支持中央军与阎锡山部如何‘援晋’‘迎剿’红军。”
   鲁迅先生看到中央文件,为什么就一定看不到公开发行的报纸《红色中华》?
   拙文中说:“红军东征胜利的消息,震惊中外,《红色中华》、《大公报》、“中央社”、“路透社”等均有报道。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和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采用的是世界几家大通讯社的消息。《红色中华》2月26日发表社论:《拥护陕甘红军的东征, 为抗日讨逆奋斗到底》。消息有“东征红军胜利向汾阳前进”。《大公报》2月25日、 26日要闻版头条大字标题:《阎就绥蒙会长官职,陕共渡河晋军准备迎剿》。《援陕晋军一部东撤,孙楚飞柳林传毛泽东已入晋》。2月27 日刊出《陕共入晋情况》:“由本月二十日夜起,迄今中阳属之上坪村及三交镇石楼所属等处渡口渡河”,“入晋者已逾万人上下”,“由毛泽东率领指挥”。3月3日要闻版题为《毛泽东等在三交镇,渡河者二万余人蔓延七县,阎召开军事会议即下令总攻》。3月7日要闻版头条大字标题:《中央决派军援晋,计分三路每路兵力各二师,商震电阎愿率部入晋》。中央社太原3月9日电:“阎锡山昨(8 日)电驻京办事处报告:在晋西与共匪激战,我方伤七八千余名,亡五千余名,实为空前未有之剧战云。”
   丁尔纲先生对上述介绍熟视无睹。难道国统区报纸的政治倾向能够一手遮天?《大公报》“传毛泽东已入晋”,“毛泽东等在三交镇,渡河者二万余人蔓延七县”的大字标题,以及《陕共入晋情况》特栏载:“由本月二十日起,迄今中阳属之上坪村及三交镇石楼所属等处渡口渡河”,“入晋者已逾万人”,“由毛泽东率领指挥”等字样,读者还看不清楚?《申报》当时是中国第一大报,1936年2月24日至3月28日,共刊载红军东征消息27条,其中作为要闻版头条的就有13则。2月24 日刊出鲁迅先生《记苏联板画展览会》一文,同日刊载红军东征消息。当时只要平日注意报纸新闻的人都能了解红军东征情况,更何况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一贯重视报刊消息,他的很多杂文取材于报刊,对红军东征这样震惊中外的重大新闻,鲁迅先生能不知道?丁尔纲先生何必故作“大得惊人”状?
     五、从上海“乘‘专车’”十天时间还不能到达陕北?
   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写于1936年3月29日,《斗争》于4月17日刊出。从写信的第二天到刊出的前一天,共18天时间。丁文说:“扣除从收到‘信’(电?)到决定刊出的上上下下决策公布与编发等时间,实则途中只有十天挂零。”“即便当时存在上海陕北的‘秘密渠道’要穿过蒋敌伪多重严密封锁区,即便乘‘专车’,十天时间能从上海送到陕北吗?”
   《斗争》是32开蜡纸手刻油印本,出版快捷。卷首二百余字的编者的话,注明写于4月14日。可见从发稿到出版只三、四天时间。1936 年1月间, 宋庆龄先生派中共党员董健吾(化名王牧师)从上海到陕北给党中央送信。董健吾和张子华往返于上海与陕北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说明当时上海陕北之间的“秘密渠道”是存在的。至于丁尔纲先生说的“要穿过蒋敌伪多重严密的封锁区”,这就是丁先生缺乏基本的历史地理常识了。1937年7月7日“卢构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才大举侵犯我国。1940年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建立。1936年时,上海陕北之间是根本不存在敌伪封锁区的。
   上海到西安是通火车的,全程1500公里,乘普通客车两天时间。西安到肤施(延安)也通汽车,全程370公里,有两天多时间也够了。 肤施到瓦窑堡90公里,骑马送信,一天时间。冯雪峰同志1936年4月20 日从陕北出发,4月25日即到上海,只用了六天时间。1940年5月24日上午8时,茅盾先生随朱总司令的车队由西安出发, 傍晚在铜川一家旅店歇宿。25日午后一时许拜谒黄帝陵。在黄陵前摄影留念。茅盾先生被朱总司令点名讲了黄帝的故事。晚上在富县招待所休息,26日午后二时许抵达延安南郊的七里铺。这样算来,由上海到陕北瓦窑堡中共中央所在地,只有六天时间。丁尔纲先生所谓“即便乘‘专车’,十天时间能从上海送到陕北吗?”的疑问应该解决了吧!
     六、丁文指责《红色中华》编者和新华社有什么道理?
   丁尔纲先生写的是讨论鲁迅、茅盾致红军贺信的文章,却节外生枝,对《红色中华》编者和新华社进行了无理的指责。《红色中华》编者鉴于鲁迅先生逝世,但茅盾先生还处于国民党白色恐怖的上海,所以摘登鲁迅、茅盾来信时,只注明“摘鲁迅来信”,隐去茅盾先生姓名。而丁文指责:“这封完整的信署名为‘×× ××’两个人。而非‘鲁迅来信’中之‘鲁迅’一个人。由此可见《红色中华》的‘摘’引者态度是否严谨,大可置疑。”丁先生又犯了如前文所述责问:“这就十分奇怪了,难道《红色中华》编者隐去茅盾姓名是因为‘茅盾尚在上海’却注出鲁迅姓名,是认为鲁迅‘不在’上海吗?”的错误。陈福康先生反问丁尔纲先生:“丁先生不知道注出鲁迅姓名的这期《红色中华》是鲁迅追悼号吗?鲁迅已经逝世,写出他的名字是不怕敌人再去迫害他了;而茅盾还在,是需要保护的。《红色中华》编者这样的‘态度’有什么‘不严肃’,有什么大可置疑呢?”(注:陈福康《鲁迅茅盾致陕北贺信不容否定》,载《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2期。 )丁文指责新华社和许多报刊:“最令人遗憾的是:新华社和许多报刊,尤其是新华社,对阎愈新(之发现)、(新发现)前后相互矛盾、论证多不可靠的两篇文章,竟然两度‘炒作’,人为地造成轰动效应。而对自己两次报道相互矛盾处,又不自行纠正。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与权威代言者,不能认为这是一种严肃的负责任的态度!”陈福康先生在《鲁迅、茅盾致陕北信不容否定》(注:陈福康《鲁迅茅盾致陕北贺信不容否定》,载《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2期。)一文中反问:“我认为, 阎先生根据新发现的史料更正自己原先的看法,应是允许的,而且正表明他态度严肃认真,不应嘲讽。当今文坛上无聊的‘炒作’确实不少,应该批评;而阎先生的文章宣传的是鲁迅、茅盾对党的拥护,正是难得的好文章,本身写的正是‘大事’,又谈何‘当作大事炒’呢!”“丁先生不但毫无道理地指责阎先生‘大肆张扬’甚至还认为新华社和一些报刊发表这样重要、精彩的消息不是所谓‘严肃的负责的态度’,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而据友人告知,丁先生此文在《新文学史料》发表以前,已在广州某刊一字不差的发表过。不知这算不算‘两度炒作’?”丁尔纲先生是一位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也沾染了当官作老爷开口教训人的恶习,明明是自己错了,还要指责新华社“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与权威代言者”,如何不严肃不负责任,有什么道理?这样的文风我们已经久违了,但愿其不再死灰复燃!
   综观丁尔纲先生“商榷”全文,一切从个人凭空的设想出发,不能正视历史的客观事实,文章中反复使用的那些“妄断”、“轻率判定”、“冒失”、“急功近利”、“平添了一些混乱”、“把猜想和推断当作立论的根据”等等词语,不正好是丁先生文章的写照?
   讨论学术问题,大家都要在学问上多下功夫。一篇“商榷”《斗争》所载《中国文化界领袖×× ××来信》是否为鲁迅、 茅盾来信的文章,理应尊重历史事实,让史料讲话,仔细论证,而丁先生虚张声势,盛气凌人,强词夺理,冷嘲热讽,油腔滑调,焉能谈到学术争鸣。“文如其人”的名言,在丁文中又一次得到印证。

 

丁尔纲:茅盾的婚恋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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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尔纲:茅盾的婚恋变故

——《茅盾评传》片断

   1928年,茅盾隐居上海,他身心两伤。

   6月下旬陈望道来访。他见茅盾身体虚弱、情绪郁闷, 便建议茅盾换换环境,可暂赴日本。茅盾说:“我也曾跟鲁迅先生议过此事。但我不懂日语,人地两生!何况又有家室拖累。”陈望道是热心人,他说:“后者我无能为力;前者我可以帮忙。庶五(陈望道夫人—著者)在日本研究绘画已经半年。我和她可以代办一切。”茅盾母亲和夫人孔德沚也都劝茅盾不必后顾。于是就定下来了。

   不久,陈望道就和吴庶五安排妥贴。也代购了船票。日期是在7 月初,与秦德君搭伴同行。这时秦正住陈家。秦德君在茅盾的生活经历中占较重要的一页。这里据秦德君发表的回忆录与公开答问的文章简要介绍她的身世经历。(注:以下文字均据秦德君的自述:见1985年4月6日香港《广角镜》151期。《我与茅盾的一段情》;1988 年日本《野騲》杂志41号、42号。《樱蜃》(此文系上文的扩充);1990年《许昌师专学报》2、3期与1991年1、2、3期。 《一位曾给茅盾生活与创作的很大影响的女性——秦德君对话录》,沈卫威整理。)秦德君1905年生于四川忠县,是明末女将秦良玉之后。其母本农家女,“选美”入秦府,怀孕后又被抛弃。秦德君是在野地里出生的,后在二哥秦仲帮助下上学。“五四”运动时她14岁,是成都第一个剪发的女子。参加学运时认识了学运领袖、他哥哥的把兄刘伯坚和长她10岁的《新蜀报》编辑穆济波。她因写信要求入北京大学的事被学校开除。赖吴玉章帮助赴重庆投奔《新蜀报》创始人陈愚生,并随他赴京。这当中她被穆济波奸污,自杀未遂。后来却又与穆结婚,保持着多年的奇怪的关系。此后她辗转武汉、上海、北京,认识了恽代英、邓中夏、李大钊及其夫人,成了革命的“小勤务员”。她在女师大附中学习过,后赴上海参加筹备平民女校,又随恽代英等在重庆搞宣传工作。恽代英任泸州川南师范教务长时,秦德君在小学部任教;与胡兰畦(《虹》中梅女士的原型)结为女友。这时秦德君为穆济波生一女孩。经恽代英向四川军阀杨森(《虹》中惠师长的原型)建议获准,派秦德君赴法留学并批给大洋千元。此款被穆济波以养女儿为由赖去。她于1922年赴沪,在党办的上海大学任工作部长。次年茅盾来此任兼职教授。他们在此有一段同事关系。此后她随邓中夏赴杭州、南京。穆济波又尾随同居。邓中夏安排她入东南大学教育系体育科上学。穆济波任该校附中教员。其学生胡风(当时叫张光人)常来,遂与秦德君熟稔。1923年秦德君经邓中夏介绍入党。不久生一男孩。这时秦德君的女同学在他们家借住养病,也被穆济波奸污,含恨离去当家庭教师,又被雇主奸污,遂饮恨自杀。为此秦德君和穆济波决裂。1925年秦德君被派往西安做地下党的工作,兼市妇协主席。穆济波携孩子追去,遂又同居。这时刘伯坚任西北军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部长。后来成为秦德君丈夫的郭春涛,在刘手下任组织处长。这时刘伯坚正要和秦德君的女友结婚,但秦德君和刘伯坚相爱日久,他俩不甘心就此分手,决定借双方各有丈夫与未婚妻作掩护暗中姘居,于是秦德君又怀上了刘伯坚的孩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刘伯坚等共产党员均被逐出西北军。刘伯坚赴江西参加了南昌起义。秦德君则到武汉与先抵武汉的穆济波再次同居。穆的寓所在武昌卫中街,与施存统、胡风三家合住。(注:梅志:《在漩涡中——〈胡风传〉的一章》,《新文学史料》 1991年3期184页,187页。但秦德君在回忆文章中不提此时与穆济波同居,却说住在施存统家中。)这时她一家四口,其女已五六岁,其子三四岁。她这时已失掉党的关系。1927年11月生下刘伯坚的女儿后,她辗转赣、宁,后来化名徐航抵沪,住陈望道家。拟经日本赴苏联。所以陈望道让她与茅盾搭伴赴日。

   秦德君自述的以上经历说明,秦德君一直是追随革命的时代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她本是无赖兼流氓穆济波的受害者。在这长期维持的病态关系中,扭曲了两性关系的心态:既有自暴自弃的一面,也具有茅盾笔下慧女士、孙舞阳般西方型女性气质。后者也许是茅盾能够接受她的基础或外因。但茅盾未必知道她这些复杂的两性关系经历。

   茅盾与秦德君同船离沪赴神户,不过天把时间。船抵神户改乘火车时,有个日本人主动搭讪,问长问短。茅盾颇觉此人可疑,不肯多话;只告以自己名方保宗。车抵东京,自有吴庶五迎接。她安排秦德君住在白山御佃町中华女生寄宿舍,秦德君随即入东亚预备学校学日文,每天上午都有课。茅盾住在“本乡馆”。刚刚住下,车上遇到的那日本人就来“拜访”。幸遇同住本乡馆的武汉旧友陈启修来解围。他和来人用日语交谈了几句,那人就“告辞”了。陈启修说此人是日本警视厅“便衣”。茅盾奇怪,自己化名来日本,他们怎么会知道?陈启修说:“老兄大名鼎鼎,日本人情报何等灵通,怎会不知?我来日本时,他们也来‘拜访’。今后也只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不过日方的态度是,只要你不搞政治活动,就只监视,不动你。”陈启修原是国民党右派的《中央日报》总编,曾是共产党员。他赠茅盾一册新著《酱色的心》,解释说:“在武汉共产党认为我投降了国民党,心是黑的;国民党因我是共产党员,心是红的。我的心岂不是酱色的?”他署名陈豹隐,寓豹子隐居,既不当国民党,也不当共产党之意。

   茅盾读《酱色的心》,峥嵘岁月与萧杀现状的反差,令他心情难以平静。他觉得,被“五四”壮潮唤醒,奋起后无路可走者,并不比走上新生如《创造》中的娴娴者少。写这些软弱者的悲剧结局,促人猛省,催人振奋,当有意义。于是7月8日他写了第二个短篇《自杀》。

   茅盾赴日前后活动多,获得信息也多。所获最重要的信息,是6 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情况。 茅盾获悉, 在共产国际与苏共中央帮助下, 大会总结了建党七年来, 特别是1927年“八七”会议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了,中国革命性质未变,仍属共产党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目前革命处在低谷,而不是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中心任务是深入发动群众,而不是继续搞“总暴动”。大会对“左”倾路线的批判,与对今后路线的确定,使茅盾冰释了疑虑困惑;消除了幻灭悲观情绪。他决心重振精神,继续奋进。这时他的《幻灭》、《动摇》在国内连遭批判。他早感到有回答之必要。他的新思考、新心态,也有必要披露。写完《自杀》后,茅盾就动手写构思日久的洋洋15000字的长文《从牯岭到东京》, 直到7月16日始得脱稿。

   文章的具体内容,一是对《幻灭》、《动摇》、《追求》的创作心态、写作动机、“托尔斯泰式”的写法,以及全书的成败得失,作了坦诚的自白与反思;对其中反映的自己的消极情绪与倾向,作了严格甚至严厉的自我批评。二是反驳了强加于自己作品的不公正的批评;对国内文坛的错误倾向,尤其是“左”的与标语口号化的倾向,也给予批评。特别重要的是,茅盾沉默经年后,第一次宣布自己所得的结论:“悲观颓丧的色彩应该消灭了,一味的狂喊口号也大可不必再继续下去了。我们要有苏生的精神,坚定的勇敢的看定了现实,大踏步往前走,然而也不流于鲁莽暴躁,我自己是决定要试走这一条路。《追求》中间的悲观苦闷是被海风吹得干干净净了,现在是北欧的勇敢的运命女神做我精神上的前导。”“她的永远奋斗的精神将我吸引着向前!”“我希望能够反省的文学上的同道者能够一同努力这个目标。”

   “北欧运命女神”所指为何?在未遭曲解前茅盾就多次作过解释。1929年5月9日茅盾写道:“在北欧神话,运命女神也是姊妹三个。”“Verdandi是中间的一位,盛年、活泼、勇敢,直视前途;她是象征了‘现在’的”。他以北欧运命女神象征倾心向往的勇者:“真的勇者是敢于凝视现实的,是从现实的丑恶中体认出将来的必然。”茅盾决心从头开始“有效的工作”,“要使人们透过现实的丑恶而自己去认识人类伟大的将来,从而发生信赖”。“既不依恋感伤于‘过去’,亦不冥想‘未来’”,而“是紧抓住‘现在’”(注:《写在〈野蔷薇〉的前面》,收入1929年7月该书初版,《茅盾全集》9卷521—523页。)沿着“北欧运命女神”指引的方向踏实地前进。这就彻底回答了《追求》中提出但未作正确解答的那个“向何处去追求”的问题。1961年6月15 日茅盾《致庄钟庆信》中又解释了其政治寓意:“北欧的运命女神见北欧神话。当时用这个洋典故,寓意盖在苏联也。”(注:《茅盾书简》247 页。)这就使我们更明白了《从轱岭到东京》一文和他听到的在苏联召开中共“六大”精神之间的联系。它再次证明了茅盾所说的话的真诚可信:“我幻灭了,但没有动摇。”

   在1988年《野騲》发表的《樱蜃》一文中,秦德君也证实说:“茅盾还说:北欧命运女神也是象征苏联。”但她又说茅盾给她看《从牯岭到东京》时说:“北欧命运女神中间最庄严的那一个,就是你啊。”她说,“因为当时茅盾的消极、颓唐、悲观、失望的呻吟”相当严重,甚至把当“蒋介石的秘书”作为自己“平生志愿”与现实追求。是她“义不容辞”“倾全力扶持他前进”,“从此茅盾的心情开朗起来……很快活的写好一篇文章《从牯岭到东京》”,并把她讴歌为“北欧命运女神。”(注:《樱蜃》,日本《野騲》41期69页。)

   秦德君这些话,忽略了两个重大的历史事实。一是她是否有足够的时间与力量做到这点。他们7月初同路赴日,《从牯岭到东京》7月16日写毕。当中充其量不过十天多一点时间。除去旅途、在东京安顿食宿、写《自杀》与动笔写《从牯岭到东京》的时间,即便连觉也不睡,秦德君到底有多少时间用去“打消”茅盾“当蒋介石秘书”的“平生志愿”,并使茅盾由“消极、颓唐、悲观,失望的呻吟”振作起来,跟着她这个“北欧运命女神”走?何况茅盾扭转自己的情绪需要一个自我斗争过程,秦德君即便有充分的时间,她又是否有“扭转”的能力?退一步说,茅盾会不会说这种开玩笑的话?即便说过这种玩笑话,难道真可以“拿着棒锤当成针(真)”,几十年后还故作正经地向全世界郑重披露吗?二是并不符合事理与逻辑。若茅盾真有此宿愿,为什么1926年在广州他不去钻营,反倒返回上海与老蒋对着干?为什么他要在武汉发表那一大批讨蒋檄文,号召大家努把力尽快把老蒋送进坟墓?正是这一切导致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927年6月发布通辑令, 开列的“罪魁”与“首要”名单共193人,沈雁冰名列第57位, 不仅在郭沫若(第116位)之前,而且在瞿秋白、周恩来之前。 可见老蒋对茅盾切齿到什么程度。此通辑令当时还由各省转发。笔者见到的一是浙江戒严司令周凤岐转发的刊浙江省政府公报令(6月1日第18期)所载,所列计197人,与国民政府原通辑令名单略有出入,沈雁冰列58位, 其前加了顾孟余。二是由福建政务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陈乃元1927年5月15 日签发的,此件名单与原通辑令出入较大,排列次序亦不尽同,沈雁冰名列第56位。由此可推断,这通辑令可能转发大部分省份,日本警视厅便衣特务监视茅盾也事出有因。既然这样,茅盾怎么可能向秦德君表示“能做蒋介石的秘书就心满意足了”呢?又何劳秦德君说服茅盾打消此念头,致使茅盾感激她崇拜她称她为“北欧命运女神”?其实十几天的相处,直到写《从牯岭到东京》时,茅盾还谈不上与秦德君相爱。

   茅盾自7月初抵东京到12月初转赴京都与秦德君同居, 当中逐渐相爱有四个月左右的时间。这占去他不少的精力。故这时著述甚少。仅编了在国内写好的《小说研究ABC》、《中国神话研究ABC》、《近代文学面面观》和《现代文学杂论》四部旧稿。新写的论著只有《希腊罗马神话的保存》、《埃及印度神话的保存》两文,与上述四书的短序,总共不到两万字。比刚到东京所写《自杀》、《从牯岭到东京》的字数还少。以茅盾的敏捷才思,当不至于此。这段生活,《我走过的道路》中所记甚简。其谈情说爱经历,茅盾是有意回避不提的。

   据秦德君文章说,她上午有课,其余时间或与茅盾独处,或与吴庶五偕游。她住在集体宿舍,茅盾住的本乡馆又极简陋(为防地震,日本房屋多系“拉板”墙式木结构),茅盾的屋子与商务印书馆、中央军校两度同事的樊仲云仅一壁之隔,樊曾寄住沈家,与沈母、孔德沚极熟;茅盾的表弟陈瑜清正在东京,也经常来。所以他们不具备同居条件。何况还有个情感发展的渐变过程。

   茅盾与秦德君由相恋到同居,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特殊处境固然有关;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以其内因为基础。

   对秦德君说,情况较为单纯。她虽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这时毕竟才23岁。她不能不有改变爱情悲剧命运的强烈愿望。头一个男人穆济波是流氓加无赖,第二个姘居者刘伯坚是她真心相爱的戎马将军,然而短暂的同居所获的寸断的柔情,远大于柔情的享受。眼前的茅盾,有北人的厚重,南人的机灵,是叱咤风云的革命家,蜚声中外的文学家。他那外表文弱、心灵内秀、刚柔相济的性格,温文儒雅的风度,怎不使她那颗伤痕累累的心一见钟情。因此她就以四川人的热辣辣的性格,和无所顾忌的性扭曲心理,不顾一切地扑到茅盾的怀抱里。秦氏女子血缘中的刚烈暴燥,被炽烈的爱火融化为“绕指柔情”。她这时想爱就爱,爱得死去活来,正如后来因爱的失落想恨就恨,恨得欲报复则不择手段一样。

   茅盾的心态却复杂得多。接受包办婚姻虽非情感意愿,却是理性承诺。从人道主义出发的结婚与“创造”,为自己培养了一个同志与爱人。孔德沚的表现并不使他失望。茅盾培植起的爱也绝对真诚。加之一双小儿女与白发高堂母的维系作用,使茅盾守身如玉,从无二心。但他同时也体验到,人工培植的爱情,缺乏发现的喜悦,与一见倾心、心心相印的激动。茅盾小说中曾塑造热烈浪漫的慧女士和娴静温柔的静女士。在描写中,他无意中流露出更倾心于慧女士型女性的内心隐秘。他在《从牯岭到东京》中就说过“如果读者并不觉得她们可爱可同情,那便是作者描写的失败”这样的话。何况,个人的体验与时代的发展,又导致他的妇女观发生了很多变化。1922年起他发表了许多修正自己旧说的新观点。(一)屏弃了结婚不必以恋爱为前提的旧说,提出“两性结合而以恋爱为基的”才合于道德的新说。(二)对恋爱作了石破天惊的界说:“丝毫不带理知作用的恋爱才是真的恋爱”。它是“不怕天,不怕地,盲目的举动”。“忘了富贵名分底差别,忘了丑美差别,忘了人我之分。”(注:《恋爱与贞洁》1922年4月5日《民国日报•妇女评论》,《茅盾全集》14卷33页。)也“忘记父母,忘记社会,甚至于连自己是什么也忘记。”“我相信恋爱是不受什么礼教信条,社会习惯的束缚的”;“其冲动不免带些‘肉的’气息。”茅盾还“对于有上述的‘狂’气分的现代青年女子颇表示敬意!”(三)他认为“恋爱固不以性交之达到算为成熟的证据,但是因为恋爱而自然到这地步,就是极合理的事,不能算是可耻,或秽污。”(注:《解放与恋爱》, 1922年3月29日《民国日报•妇女评论》,《茅盾全集》14卷323页、332页。)(四),“不能指恋爱的减弱而终至于无,为不道德。一个人有过两三回的恋爱事,如果都是由真恋爱自动的,算不得什么一回事。”“恋爱之真伪,与贞洁与否有关;而恋爱的次数,却绝对无关。”(注:《恋爱与贞洁》1922年4月5日《民国日报•妇女评论》,《茅盾全集》14卷333页。)(五)“因为恋爱是神圣的, 故不但强令恋爱者不得恋爱乃为罪恶,即如强令本无恋爱者发生恋爱也是不应该的。”(六)“新性道德反对片面贞操,并非即为主张把旧性道德所责望于女子的贞操主义亦同样的加之于男子身上”。“因为恋爱不过是人类感情中之势最强烈,质最醇洁,来源最深邃者而已,决不能保其永久不变迁。”“所以恋爱神圣与离婚自由实在是新性道德的两翼。”“在此两性关系正在变化过渡的时代,采取离婚自由便所以实现恋爱神圣。”(注:《新性道德的唯物史观》,1925年1月5日《妇女杂志》八卷1号,《茅盾全集》 15卷261—263页。)(七)“不许离婚固然不对,许人自由离婚毫不加以制裁,也有流弊。”这“于社会组织之固定,很有妨碍。”“在两极端中间,本可以得个执中的办法。”(注:《离婚与道德问题》,1922年4月5日《妇女杂志》8卷4号,《茅盾全集》14卷327页。)

   以上七点是对茅盾原有妇女观的改良主义部分的重大理论突破。其中不乏他个人生活体验的理论升华。不过在他的私生活中,赴日前从无旁顾。尽管交际中不乏理想的浪漫谛克的女性;有的也曾使他怦然动心,产生如前所说的种种创作冲动。但他却从未越雷池。孔德沚对他也一百个放心。母亲监督多年,也放下了她的种种戒备。与秦德君搭伴同行,孔德沚还亲送上船。她不料此去会发生婚姻与爱情生活中的轩然大波。茅盾开始也并无他念。但去国离乡,解除了一切束缚。秦德君的热辣辣地追求,使茅盾也产生了“狂热”的恋爱的真情。于是他不顾一切迈出关键一步:同赴京都与秦德君正式同居。这时他们相互只有认同,而忽略了客观上存在难以契合的差异和难以逾越的障碍。但当时他们均属真情,毫无假意。双方的爱的真诚,都不容置疑。

   离开东京时,警视厅那个“便衣”又来“相送”。直跟到京都移交给当地“便衣”才算。那当地的“便衣”此后也常来“拜访”。茅盾秦德君先在茅盾的商务印书馆同事、上海兼区执委会的下属与战友杨贤江家借住。后迁到与高尔柏、高尔崧弟兄等同租的寓所。杨、高等都是通辑令上有名的中共党员。这时也都失掉了组织关系。据日本著名学者是永骏教授考察,茅盾在京都最早的寓所在高原町。现已找不到当年的旧建筑。但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及当时所写《雾》、《卖豆腐的哨子》、《虹》、《邻一》、《邻二》、《速写一》、《速写二》的记实部分,都作过描绘。秦德君在《樱蜃》等回忆录中也有具体的室内环境、同居生活的描绘。清贫,相濡以沫,靠写作为生,茅盾帮秦德君提高文化素质,以秦德君为主料理家务,大部分时间是日本人般席地而坐从事写作,后来才有了小凳与小桌。朝夕相处少了些浪漫,多了些务实。他们有一段相爱的幸福日子。茅盾的论著与创作大大丰收。他的《野蔷薇》与《宿莽》中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这时期所作,还写了一批包括《读〈倪焕之〉》在内的颇有份量的论文,最重要的是写了一部外国文学史专著《西洋文学通论》,创作了长篇小说《虹》。

   茅盾写《虹》,秦德君有辅助之功。主要是提供了部分素材,抄写部分稿件,抚慰感情和料理家务。但她说是她“拚性命”与茅盾“共同写成”,则显然言过其实。据她回忆录所述,她当时不过中专程度。并无创作的经历,此后她也无创作;“共同写成”的条件何在?她提供的素材是《虹》的根据之一,但不是全部。在提出“共同写成”说之前,她曾说:“文学创作乃是虚构”,“它有真人真事作依据”,但“不可能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人的经历。作家还要溶进大量其他事件”,“还要加进大量想象的成分。这种想象依据的是作家的观察、体验,像《虹》里对梅女士的心理活动所作的细致、精彩的刻划就是一例”。“因此,谁也不应该说小说里的典型就一定是谁”。“这原来就是常识范围以内的事。”(注:《我与茅盾的一段情》,1985年4月16日香港《广角镜》总151期35—36页。)秦德君也说胡兰畦对《虹》很不满意, 认为许多事不是她的,茅盾把她写歪曲了。杨森则因许多情节与他的作为不符,曾当面斥责秦德君,并声言要控告茅盾。这些都从不同角度证明:《虹》是茅盾的虚构的创作。既非与秦共同写成,也非仅仅依靠胡兰畦、杨森的材料。

   事物总是按对立统一规律在一定条件下存在、发展,并向相反方面转化。茅盾与秦德君在特定条件下相爱、同居,后来又在特定条件下分手。两者都存在必然性。

   在秦德君一方,情况比较简单。同居后她对茅盾的看法逐渐恶化,这从她的回忆录中对茅盾的思想、意识、品格、性情、生活习惯所作的种种指责中不难看出。尽管这些指责出于挟嫌报复,有许多丑化诬蔑成分,但也有其当时就有的真实的看法在。不过当时这并不影响她的基本态度:让茅盾与孔德沚离婚,和自己结婚。在茅盾这方,情况要复杂得多。他和孔德沚由结婚到产生了真挚的爱,同时又有些不尽如意处。这都是实情。但在国内,这“婚变”绝不会发生。去国后一切隔绝,秦德君身上某些孔德沚不具备的东西,以及她炽烈的爱,激起他对她的爱,因而同居。这也是真情。漂泊离国与家隔绝,维持这同居关系并不困难。一旦回国,与孔离婚与秦结婚,则困难重重。茅盾面临二者取一,并妥善安排另一方的严峻局面;但不论如何取舍,又都处在被一方责以负心的两难境地。1929年9月秦德君怀孕后打胎, 据《樱蜃》载,她“最主要的是想去苏联,不能身怀‘累赘’”。“次要”的是什么?除经济困难外,与茅盾是“有妇之夫,有子女之父”不无关系。

   何况这时国内与日本的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国内,党领导红军开辟了革命根据地,实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蒋介石汪精卫合流后,蒋政权与南北两方地方军阀的矛盾与战争日趋激烈,内部的控制,包括通缉令的实施,因之有所放松。党中央又平息了文坛论争,加强了内部团结。到1930年初,成立左联的条件已经成熟。他们回国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在日本,“中国共产党组织被‘一网打尽’”。秦德君的日文老师漆湘衡、袁文彰及经常往来的沈启予都被捕。杨贤江夫妇等已经先后回国。茅盾他们的处境也很危险。通货膨胀又使生计日感拮据。加之“茅盾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迫不得已,不能不作归计。”这时秦德君又怀了第二胎,孔德沚和沈母业已知道他们同居的事。沈母态度严厉。并且出面干预。他们何去何从,也必须立即决断。围绕这点,茅盾和秦德君的矛盾,就一天深似一天了!

   茅盾赴日后,孔德沚挑起侍奉婆母、教养子女、继续地下党的工作三副重担。为缓解她经济无着的困难,党安排她担任党办的女子职业中学的教导主任,继续培养革命后备力量。但很快引起当局注意,有两次她险些被捕。一次赖同事分散了便衣特务的注意而脱险;另一次军警搜查该校,赖门口烟店老板报信,她未进校门,从而脱险。但这些艰险,与丈夫与秦德君同居带来的痛苦比,要轻多了。幸有叶圣陶、郑振铎等老友帮助,婆婆又是个主心骨。茅盾的稿酬,叶圣陶总是留一部分交孔德沚养家。茅盾即将回国的1930年初,郑振铎和叶圣陶帮助孔德沚议定了“动之以情,待之以礼”的应对方针。孔德沚勉为其难,但做得落落大方。

   茅盾与秦德君的分手,有三个决定性因素:一是性格因素。秦德君承认:“我们家族中女性多暴烈脾气。我的远祖出了女将秦良玉。”“据胡兰畦告诉我”,茅盾对她说:“德君的脾气倒像“暴君”。(注:参看《对话录》(一)(四),《许昌师专学报》90年2期55页,91 年2期73页、75页。)二是品格因素。 秦德君对孔德沚的无端攻击,甚至说她有外遇,颇有不近人情之处。茅盾对孔德沚所知最深,“外遇”之说,怎会相信?三是秦德君逼茅盾离婚甚急。这一切都导致茅盾的逆反心理,遂逐渐产生离心力。

   1930年4月初他们回国,借住杨贤江家。据韦韬回忆, 孔德沚主动邀茅盾携秦德君来家赴宴。孔德沚嘱韦韬姐弟对秦先生要有礼貌。沈霞负气躲走不见她;韦韬却深深鞠了一躬。孔德沚还常把茅盾喜穿用的衣物,爱吃的菜肴送去。沈母则责备茅盾:“你自幼丧父,我含辛茹苦抚养你,教你诗书礼仪,现在你弃妻抛子,摧毁这个美满家庭,于心何忍!应该知道糟糠之妻不下堂。你应该回心转意,归家团聚,负起家庭责任,这才是正道。我年事已高,想回故乡休养,这个家从此交给你和德沚了,你们自己料理一切吧。”沈母说话至此,孔德沚和孩子们都泣不成声,这也对茅盾有很大触动。然而,秦德君则以服药自杀等举措相威胁,吓得茅盾破窗而入急救,弄得十分狼狈。这一切使茅盾终于下定决心与秦德君分手。秦德君离沪返回四川。从此茅盾与孔德沚破镜重圆。


 

收藏中国文献,美国何以后来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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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收藏中国文献,美国何以后来居上

杨继东(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

2016-12-14 14:3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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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中国文献资料的收藏,虽然历史不是很长,但是发展的速度和目前收藏的总规模,却是其他西方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中国学研究在美国能够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和规模,首先得益于遍布全美各地的学术图书馆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的不断努力,最终形成了中国境外最为庞大的中国文献收藏。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我本人曾在位于美国东岸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东亚部,中西部的密歇根大学亚洲图书馆和西岸的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工作过,因此对美国的中国文献收藏事业的发展和现状有些了解,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杨继东
筚路蓝缕的19世纪
相较于欧洲诸国,美国收藏中国文献的起步很晚。早在明末清初,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们已经开始将大量的中国书籍带回欧洲。到了17-18世纪,“中国风”(chinoiserie)在西欧建筑和装饰艺术中广泛流行。而当时沿北大西洋岸的十三个英属殖民地跟中国的联系还仅局限于茶叶、瓷器和丝织品的贸易。在独立以前,这些殖民地与中国的贸易基本都被宗主国英国垄断,本地的商人很难从这个获利甚丰的贸易中获得好处,这也成了美国独立运动的一个重要导火索。建国以后,美国与中国建立了直接的贸易联系。从塞勒姆(位于波士顿市以北)、纽约和费城等港口出发的商船开始到达中国的口岸。尽管当时的美中贸易总额并不是很大,而且需要很大的投资并具有很高的风险,但是它能给成功的商人带来非常可观的利润。  
随着贸易航线的畅通,美国的基督教新教教会也开始将眼光投向了遥远的东亚。从1830年代开始,来自北美的新教传教士陆续抵达中国。他们前往中国的航程比欧洲传教士更为遥远和艰辛。在加利福尼亚州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以及纵贯美国大陆的铁路开通以前,前往中国的新英格兰地区的美国人乘坐的帆船首先要克服大西洋上的惊涛骇浪,抵达非洲大陆的西岸以后,再南下沿着欧洲人赴华的传统航线,绕过南非的好望角,穿过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最后抵达香港、澳门和中国各地。
汉学乃至整个东方学在美国的开端,与它在欧洲的起源一样,跟传教士的事业息息相关。为了有效地说服中国民众皈依基督教,美国的赴华传教士们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学习和研究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从而成为该国最早的一批中国通。随着传教事业带来的对东方各国了解的深入,1842年“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宣告成立,这也是美国成立的第二个全国性学术组织。翻看一下该学会在19世纪出版的学报(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就会发现当时的传教士奉献了大多数研究东方各国包括中国的成果。耶鲁大学聘用的全美国第一个汉学教授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和在其他一些美国大学教授汉学的教授,也都是传教士。
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
美国赴华传教士从中国带回来的文献资料,构成了19世纪美国收藏中国文献的重要一部分,比如麦嘉缔(D. B. MacCartee)赠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傅兰雅(John Fryer)带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汉文书籍。除了传教士,美国早期收藏中国文献的来源还包括清朝政府(比如同治皇帝于1869年赠送给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数百册汉文图书)以及早期赴美的中国人士(比如容闳和戈鲲化)的赠送。但是在整个19世纪,美国的公私学术机构对中国文献的收藏还远没有没达到自觉的阶段,都还没有开始使用自己的常设经费来采购中国书籍。而上述这些捐赠的中国文献,在美国各机构中也很少有人问津使用。毕竟对于当时的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中国实在是一个太遥远太神秘的国度。而且由于汉语教学以及汉学研究课程只是在极少数大学里刚刚起步,在美国本土上能利用那些文献的人其实是屈指可数的。
20世纪上半叶的发展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几十年,是美国的经济起飞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尽管美国还没有完全摆脱孤立主义传统,但是已经成为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和世界舞台上的一个主要角色。与此相适应,美国公众对世界各国包括东亚的兴趣日益增长。值得一提的是该国迅速膨胀起来的新富阶层在此阶段培养起了对中国艺术品的特殊喜好。今天散布美国各地的中国文物大多都是在20世纪上半叶入藏的。
进入20世纪后,汉学研究在美国的大学和研究生院里获得了实质性的发展,而传教士在东方学界的领导作用迅速退化。由于本土人才奇缺,美国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比如哈佛、伯克利和菲尔德博物馆(在芝加哥)在20世纪初陆续从欧洲招聘了一些著名的汉学家。他们在将美国汉学推入学院化阶段起了重要的作用。到了1920和1930年代,在美国培养起来的本土博士逐渐成为该国汉学界的主力。
汉学的发展,使得美国的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获得了收藏中国文献的强劲动力。以机构日常经费支持的主动采购开始取代19世纪以捐赠为主的被动收藏。国会图书馆以及哈佛、哥伦比亚、普林斯顿、康奈尔、芝加哥、夏威夷等大学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开始拨款采购汉文书刊。国会图书馆以及哈佛和普林斯顿等大学图书馆更是成立了专门收藏中日韩资料的分馆。除了一些教育机构的日常经费,洛克菲勒基金会也从1930年代开始拨出慷慨的款项支持一些大学收购东亚文献。
但是尽管有了这些重要的进展,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东方学和非西方文献收藏的整体水平与同期的欧洲相比仍然差了很多。因此当美国正式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政府便发现自己极其缺乏懂得非西方语言和文化的人才,这对当时的军事行动造成很不利的影响。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军方不得不在战争期间投下巨资在全国各地办了好几个大规模的外语强化培训班,这种临时措施使得外语教育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急剧发展起来。
二战以后的迅速发展
二战结束后的美国,彻底摆脱了孤立主义的传统,取代了欧洲的几个传统大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领导地位。随着这种国际地位的改变,美国政府和学术界对于非西方国家的兴趣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许多大学以及洛克菲勒、福特、卡内基和梅伦基金会等几个主要的私立文化教育赞助机构都拨出巨款支持外语教育和外国研究项目。与此同时,“区域研究”(area studies)作为一个学科概念在1940年代末的美国学术界趋向成熟并开始取代原先的东方学概念。这种新概念强调对非西方国家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并侧重于这些国家的现当代历史文化,从而与起源于欧洲的偏重古典的传统东方学形成鲜明区别。与此相对应,“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也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汉学(sinology)的概念。
1950年代初开始的冷战,使得发展区域研究显得更为急迫。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美国朝野大受刺激,国会于1958年通过了《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该法案的第六款(Title VI)规定联邦政府须对外语教育和区域研究(Foreign Language and Area Studies,简称FLAS)项目进行实质性资助,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批资源中心(resource center)。该法案的通过,使得推动对非西方语言文化的研究正式成为美国的一项国策。从1960年代以后,这个法案的具体实施由联邦政府的教育部负责。直到今天,由教育部管辖的所谓“第六款资金”(Title VI funds)依然是很多美国大学竞相争取的目标。
在上述那些来自联邦政府、私立基金会和各大学的经费支撑下,美国的外语教育和区域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相应的系、科、中心在遍布全国各地的大学里建立起来,培养出的博士生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这些资金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被投入了收藏非西方文献资源的工作。由于投入资金的巨大,使得美国在短短的半个世纪里走过了西欧和日本花了几百年时间走过的过程,成为西方世界最大的非西方文献包括中国文献的收藏国家。
美国收藏中国文献的现状
目前美国的很多大学图书馆都有专门的中国文献馆藏。这些学校包括私立大学中的所有八所“常春藤”大学(即达特茅斯、哈佛、布朗、耶鲁、哥伦比亚、康奈尔、普林斯顿和宾夕法尼亚)、纽约、乔治·华盛顿、乔治城、杜克、爱默里、芝加哥、圣母、华盛顿(圣路易斯)、莱斯、杨百翰、南加州、斯坦福大学以及若干所小型的文理学院,还有公立大学中的马萨诸塞州立、纽约州立若干分校、罗格斯、宾州州立、匹兹堡、弗吉尼亚、北卡罗莱纳、佛罗里达、密歇根、密歇根州立、俄亥俄、俄亥俄州立、印第安纳、伊利诺伊、明尼苏达、威斯康辛、艾奥瓦、堪萨斯、亚利桑那、亚利桑那州立、华盛顿(西雅图)、俄勒冈以及加州大学大学系统内的几乎所有分校(包括伯克利和洛杉矶分校)。
除了大学系统,美国的很多公共图书馆也有专门的中国文献收藏。其中最大的当属有国家图书馆性质的国会图书馆,它的中国文献馆藏(包括汉文和其他中国文字)之丰富,在美国境内鲜有匹敌。纽约公共图书馆也是一个主要的收藏单位。除此之外,在全国各地华人聚居地区的社区图书馆也收藏来自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的汉文图书。比如我本人居住过的新泽西州的 Cherry Hill 镇,密歇根州的 Ann Arbor 市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 Alameda 县,其社区图书馆里均有不少汉文书刊供阅读。此外,全美各地还有不少专门的文化机构比如收藏大量中国文物的博物馆,也都有专门的中国文献馆藏。
近年来美国光是学术图书馆(包括上述所有的大学图书馆以及国会、纽约两个公共图书馆,还有若干艺术博物馆的附属图书馆)每年采购中国文献的资金就高达800万美元以上,比西欧各国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全部加起来的采购资金还要大。个别主要的大馆比如国会、哈佛、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密歇根和斯坦福的年度中国文献采购经费就接近或超过50万美元。在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里,唯有德国国家图书馆具备这样的采购能力。
在上述学术图书馆里,都有专门的“中国研究馆员”(Chinese Studies Librarian)或者“东亚研究馆员”(East Asian Studies Librarian)负责中国文献的采购工作,同时他们还负责向读者提供咨询服务。这些馆员大多接受过专业的图书情报学训练,并对中国研究领域有相当深厚的专业知识。在大多数收藏中国文献的机构里,也有专门的编目人员负责这些文献的整理工作。在各个学术图书馆里负责东亚文献的图书馆员们有一个全国性的职业组织,即“东亚图书馆理事会”(Council on East Asian Libraries)。该组织还包括了来自加拿大的东亚图书馆同行们,是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一个分支,每年举行一次年会探讨会员们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相当多的美国图书馆在长期发展中建立起了有自己的特色中国文献收藏,例如国会和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汉文善本书和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哥伦比亚大学所藏近现代中国稀见杂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收藏的汉文碑帖,斯坦福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和胡佛研究所收藏的现当代中国历史资料,明尼苏达大学藏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旧照片,宾夕法尼亚和华盛顿(西雅图)等大学所藏二战时美军缴获的日军绘制中国地图,等等。近十多年来,不少学校投入相当大的资金对这些珍贵的收藏进行数字化。比如哈佛燕京图书馆,就已经将该馆所藏珍稀中国文献大部分数字化,并将它们在网站上全部公开,供全球读者免费使用。
美国学者很早就开始尝试在中国研究的领域里利用电子计算机。早在1970年代末,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郝若贝(Robert Hartwell)教授就开始用计算机编制宋代人物传记资料。到了1980年代,美国的很多图书馆系统已经开始使用MARC-8编码系统对非西方文字包括汉字资料进行自动化处理,这是全世界第一个投入大规模使用的包括汉字在内的多文字编码系统。1990年代,中国大陆和台湾制作的汉文全文数据库开始进入美国学术图书馆,对中国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进入21世纪以后,各种汉文全文数据库、电子期刊、电子书和电子报纸等数字资源大量进入美国图书馆,成为很多东亚文献馆藏的标准配置。
近十多年来,“数字人文学”(digital humanities)在美国渐成气候。这是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人文学研究和呈现方式。与利用全文数据库的研究方式相比,数字人文学已经跨越了将计算机当作纯粹的索引和检索工具的阶段,开始将地理信息系统、大数据挖掘、文本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技术引入文科学术领域。数字人文学的发展,需要大学图书馆提供比以前更强的技术支持。目前在斯坦福、哈佛和康奈尔等校的图书馆,已经有专门的部门专门向师生提供这类支持,并做成了一些包括中国研究在内的数字人文学项目。
美国收藏中国文献的前景展望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抬升,美国对中国文献的收藏工作还会持续加强。尽管二战结束以后的高速发展阶段已经过去,但是现有的规模不仅会维持下去,而且会进一步扩大。
进入数字时代以来,图书馆的馆藏和服务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的东亚图书馆也在不断的转型之中。很多传统的业务比如编目等会更多的采取外包的方式,而新的服务内容比如数据库的建设和数字人文学的技术支持,则会得到大力的发展。此外,分散各地的学术图书馆之间的合作也会变得更加紧密。随着各种学校联盟和通用数字平台的出现,资源共享以及跨地域和跨校的服务方式会变得更加普遍。
特色文献收藏的重要性在数字时代更为突出。2015年夏天,在斯坦福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召开了北美地区第一个专门研讨来自中、日、韩三国的特藏文献的学术研讨会,与会者的共识是,不断挖掘出来的特藏文献,将是东亚研究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王强谈海外访书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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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强谈海外访书三十年 

郑诗亮 发表于2013-01-20 01:00 
作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及真格基金合伙人,王强为大众所熟悉的身份,是企业家、投资家;实际上,他更喜欢别人当他是读书人和藏书家——业余的。 

  作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及真格基金合伙人,王强为大众所熟悉的身份,是企业家、投资家;实际上,他更喜欢别人当他是读书人和藏书家——业余的。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求学北大以来,无论负笈美国还是返国创业,对读书、访书、藏书,王强始终念兹在兹、乐此不疲,至今已三十年。他爱书、知书的轶闻,在友人中广为流传,如徐小平就说,他曾请王强为两个英国留学生带回的一本1910年版罗素论文集估价,王强定为五百英镑,一加核对,毫厘不爽。最近,王强新出了一本《读书毁了我》,这篇访谈,说得上是他为书下的一个长长的注脚。 



  过去您主要是靠东奔西走来淘书。但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只要财力允许,任何人可能花一个下午,就能换来您十多年工夫方才集齐的藏书。面对这种变化,您的心态如何?在网络时代,奔走淘书还能带给您过去那样的乐趣吗? 

  王强:我觉得心态有变化又没有变化。所谓有变化,当然就是网络时代能让你非常快地找到心仪的书,效率很高。我买西书比较多,经常用AbeBooks这个网站。今年我看到 Amazon也逐渐有旧书商上去了,但目前书商的数量还没法和 Abe 比。还有一个卖旧书的网站叫 alibris。我从网上买书基本上是这三个渠道,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如果书商把内容、版式、品相描述得非常精准的话,往往还是可以的。但依照我这些年的经验,有些书商不是那么细致,有时他说书里面没有标记划痕,但我收到书后发觉状况非常差。每个书商对品相的理解,诸如什么叫 collectable,什么叫 very good,什么叫 good,什么叫acceptable,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写上 brand new,你心花怒放地买回来,发现状况离“崭新”差得很远;有的人说书里面没有划痕,你买回来一看,实际上书商并没有仔细地翻每一页,划痕在书中间藏得很深,而且划得非常糟乱,把整本书都给毁了。本来心情很好的,一下子就跌到了谷底。 

  还有一些我经常去的书店,因为我相信他们的品味,相信他们对书的判断力,所以常常上他们的网站买书。纽约的那个 Strand Bookstore,我每年要去好几次。曼哈顿五十九街有一家店叫 Argosy,知道的人并不多,但它是一家存在快九十年的老店。这些书店我非常信赖。它们网站上的信息全而且可信,我看过以后能在脑子里马上想象出书是什么样的。对我来说,网购有这两类:一类是前面说到的、我非常熟悉的书店,看到一本书,可以毫不犹豫就订下来,眼睛都不眨一下,包装、运输都有保障;但另一类,像 AbeBooks,上面书商的品味、对书的包装是天差地别。有时候你订了一本书很兴奋,但书收到以后却感到非常的 pissed off。这是我网络时代购书的一个喜忧参半的体验。 

  这个体验和前网络时代有什么区别呢?我的心态经历了变化。一开始,看到心爱的传统书店纷纷倒闭,我感到伤心。互联网刚开始跟书店抢生意的时候,我跟书商聊天,问生意怎么样,他们一个个唉声叹气,觉得这下要完了。我也觉得真是完了。但这几年,我发现,在英国、在美国,有些旧书商反倒死而复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卖书了。连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互联网既然取消了顾客亲身走进书店的这种必要性,无形中也就把顾客的范围无穷地扩大了。 

  我对网络时代购书的另一体验, 也是根本性的体验是:“网络”彻底打碎并重建了“书店” 这一古老的传统概念。亚马逊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书局”,其颠覆性不亚于谷歌志在成为第一个没有围墙、没有公众阅览室、没有出借柜台、你既是馆长也是馆员更是唯一读者的“世界图书馆”。“书店”时代是见到什么才能买到什么。“网络”时代是想到什么几乎就能买到甚至能免费获得。如果上升到哲学高度,西方人这种对“编目与集藏” 周而复始历久不衰近于病态的痴迷(a “giddiness of lists” ),小说家、符号学家艾柯(Umberto Eco)有个概括挺符合我迄今体验到的意义:过去一本一本借助机缘才可斩获的星星点点终于在网络里凝聚成了意图清晰的庞大的个性的“精神版图”。对仅仅从网络购书的人,网络不过是一条实用便捷的途径;而对读懂网络、把网络化为现实存在的一种全新体验的购书人,网络为他们不动声色地构筑出“目录的诗学”( a “poetics of catalogues”),网络为他们提供了 “书目的无边无际” (the Infinity of Lists),网络将他们从搜求的“有限性”中解放了出来。 

  这就回到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国内外的书店有什么区别?您去过国内外这么多书店,能具体谈谈吗? 

  王强:在我看来,国内大部分所谓“独立书店”,恐怕在互联网的冲击下都会倒闭,而国外的“独立书店”反倒会生存得很好。国外倒闭的都是大型的连锁书店,如 Borders,它一直在扩充实体店,结果从美国到加拿大,一下全倒了;另一家大型连锁书店Barnes & Noble 在美国许多大城市也在收缩,但它存活的概率是很大的。这家书店之所以没有步 Borders的后尘,就是因为它有先见之明,很早就开始上网卖书,抢占了先机。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小亚马逊。同时它还是个出版商。我说中国的“独立书店”大部分会倒闭,不是有意泼冷水,对此我是非常痛心的。我主要想呼吁书店的经营者注意一点:倒闭的书店,都是它们所经营的书和网站区别不大的。书店的问题不是靠小情小调就可以解决的。算上房租、运费、人力成本,你的价格没有任何优势。网站还经常打折。交通也是个问题——北京赶上堵车,你到一家书店得花几个小时。网上买书,只需要点一点鼠标。如果你的内容和当当、亚马逊、京东没有区别,根本没办法竞争。所以中国“独立书店”的经营者得改变一下思路,经营一些真正有特色的书,避开和网站正规军直接对抗,再点缀一些情调,是可以活下来的。经常有人抱怨,说中国人怎么不读书,说我经营这么高尚的事业怎么没人理睬。其实有一点他没弄明白,消费者的钱是有限的,得发挥最大的功效。一本书在书店比在网上贵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你让他去你那儿买,只能是一种道义上的支持,靠这个没办法真正和人家去竞争。我曾跟刘苏里开玩笑,说我会一直去你那儿买书,买到你办不下去为止。万圣书园新开张的店面是我想办法托人帮他解决的。不为别的,就为还能有个书店在。但我这样铁了心要做纸质书时代最后的购买者的人毕竟是少数。 

  以前我担心美国一些远离城市的书店活不下去。现在我发现,因为网络的发达,他们甚至可以搬到更偏僻的地方,只要有快递就行。我跟很多书商聊过天,现在他们三分之二的书的销售是通过互联网,而且这个三分之二的基盘也比以前要大得多。实际上现在走进店堂买书的人已经不太多了,但经营书店是要有仓储的,独立小书店就把店面变成仓库,把以前的“前线”变成了“后方”。既然如此,当然是找便宜的地方。反正现在通讯、交通这么发达,你爱来就来,不来上网买就行了。而他们之所以过得这么滋润,是因为他们卖的书和主流越来越不一样了,做出了自己的特色。比如,你亚马逊什么都卖,可我专门经营地图,从古到今应有尽有。顾客一比较就会发现,亚马逊都是大路货,地图这个专题还是得上我这儿买。所以,在我看来,“独立”(independent) 的精髓全在“独特”(unique) 这两个字!避开主流,坚持小众,善用网络,这是“独立书店”生存的最大秘诀。国内的“独立书店”,不仅和大网站拼,还要和“新华书店”系统拼,这怎么拼得下去? 

  有哪些您喜欢的有特色的小书店,能与大家分享一下吗? 

  王强:前面说到一家 Argosy 书店,它所在的曼哈顿五十九街那可是黄金地段。我记得他们已经是三代经营。前两代在曼哈顿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把房产给解决了,不存在房租问题。现在的书店有四五层高,规模非常大,仅次于 Strand Bookstore,再加上网络销售推波助澜,过得非常好。它的独特性在于:它宣称是卖古本、罕见本,但专门有两层是卖老图片的。其中既有很多十七、十八世纪直到二十世纪早期的珍贵图片,也有便宜的。吸引很多人去看。因为数量大,不可能全在网上展示,只能实地去看。我到了那儿经常翻翻看看,一天很快就过去了。这是亚马逊不可能做到的。而且 Strand 和 Argosy 这些书店还有一个特色:它们会根据作家做一些专题。也不是拍卖,就是展览式地卖。你对一个作家感兴趣,可以连带着把这个主题下所有的东西都看一看。比如狄更斯这个主题,既有手稿,又有签名本,还有早期杂志上他画的插图,很过瘾。坦率地说,从网上买旧书,敢下大价钱的时候还是不多。我自己是必须一页一页地翻,生怕有一页是残的,到旧书店亲眼看看这种主题式展销是最稳妥的。 

  几年前看过一则消息,说您的个人藏书有近五万册之多,现在大概已经不止了吧,您统计过您的藏书数量吗? 

  王强:我从没统计过我的藏书。实在没空。我在北京的家和在美国的家都堆满了书。既然你问,我粗粗描述一个大致吧。我在美国的家里,五六格的书架,一个横格大概能装近百本。我都是双层放,有的时候竖着躺着把格子撑满。珍本书可千万别这样放!我有四十个这样的书架。这些书架上的书都是我常读的。还有几十个大塑料箱封起来的不大常读的书放在地下室里。这些书都是我1990年到美国后买的旧书新书。我在北大十年买的书出国时卖了很多,就海运了一立方米的汉语著作,全是第一手资料,比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四部丛刊》这一类书。我国内的书也很多。民国的几大丛书、类书,《四部备要》《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我都有了。 

  中文古籍我是不大买的。国内我唯一买过的一套称得上古籍的(英国人把超过五十年的东西都叫做“antique”),是在天津“古籍书店”买的一套“说部丛书”。也并不是很古,其中有很多林琴南译的小说,不全,有一百来本。稍微好一点的古籍现在都是古董了。我藏书还是以读为主。自己也就是个业余读者、业余收藏者。我不是学界中人,也不研究版本目录。平时做的工作与书全沾不上边。以前做新东方,现在和徐小平老师做真格基金,和年轻创业者共同做梦。工作之余,机场里飞机上,睡觉之前,马桶之上,才是我与书籍亲昵的时候。用读书填补时间,这是我三十多年来一直割舍不掉的嗜好。我国内的藏书虽然汉籍居多,但我从来不参加拍卖会。古董我是不收藏的。一来古籍的专题现在不可能收全;二来这种奇货可居的状态我是最讨厌的,因为淘书最大的乐趣就在于以便宜的价钱买到有价值的书,运气的成分在其中起大作用。一本古籍标价百万,有钱的谁都可以去竞拍,这个乐趣就没有了。巴菲特随便安排一个助手就可以去一举拿下。这不是真正的读书人干的事儿。这种机会我宁可错过。讲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我的态度。董桥先生的《绝色》中提到了名装书坊 Birdsall的十二卷本查尔斯·兰姆。红皮镶彩色皮画封面那一套。我曾在英国一家旧书店看到过这个版本,一模一样,很贵,大概要近万镑。我当时还没读过董先生的这本书。伦敦的一个雨天,走进这家老牌书店的地下室,一下子就看到了放在地板上的这套书。亮枣红色皮面,金线钩边,那叫震撼!老板看到我燃烧的眼神,说如果你喜欢,可以半价拿走。正当我怀疑他为什么会半价给我的时候,绝望地发现,其中第二卷没了,这套书是残的。一般人可能会想,能以半价买下剩下的十一卷,已经是造化了。更何况老板对我说,如果你愿意买下这套残本,我还可以搭送另一个版本的兰姆文集给你。最后我还是狠心没买。我问老板为什么会独独缺这一卷。他说,他父亲以前开店的时候,还不懂得利用现代化的监控手段,觉着世上爱书之人个个是正人君子。这套书偏不巧被某个雅贼顺走了一本,从此沦为残编。他父亲后悔不迭,一辈子都没缓过精气神来。到了他手里,书店的角落都装上了高清摄像头——但怎么监控,兰姆就是回不来了,永远消失在了伦敦的烟雨中。我对老板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能买它吗?我把这套书抱回家,直到我生命的终点,一定会天天记挂这消失的一卷兰姆。这会让我失去阅读其他所有书的乐趣。我会天天琢磨它,会寝食难安。除非我亲眼再见到它,亲手摸过它,知道它经历了哪些故事最终又回到我手里得成全璧,心灵才能获得彻底解脱。为了不让自己深陷执著沉迷的无望,我必须割爱。对藏书的人来说,一套书如果残缺不全,那可真是太难受了。完美完美,不完,也就不美了。 

  我有一套 Loeb Classical Library,出到今年是五百二十本。有很多学者对“Loeb丛书”嗤之以鼻,认为这套书校订不精,翻译不准。但你看钱锺书先生一辈子也是细读这套书,《管锥编》的脚注里引用了多少。“Loeb丛书”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以前是英国的Heinemann、现在是Harvard University 出,应该是能够代表学术品味、具有权威性的。所以我也懒得理会那些“洁癖”学者的“高见”。其实,真能静下心一册册认真读完这套书,这辈子也算是没白白浪掷给了这个尘世。这套书我是直接从哈佛订的。想一本一本搜齐全套,实在不容易。 

  高峰枫先生在《上海书评》发表的文章不就说嘛,哈佛的方志彤先生收齐一套“Loeb丛书”,竟然花了大半辈子的工夫。那个时候没有网络。现在有了网络,直接向哈佛订就容易多了。 

  我还藏有四百多本 Modern Library。虽然这套书总体出了八百多种,但它每次推出的一批也只印三四百种。Everyman's Library我只收集了一半,大概近五百种,收齐的话得有一千种。剩下的那些还没收齐的书,我真是天天惦念着。到中国香港,到美国,到英国,到新加坡,到加拿大,只要是进书店,总要找找这三种“文库”有没有我还没买到的。这三套书加起来约有一千五百多本。其他的我就没数过了。其实,收藏的数量真不重要。 

  您的西文藏书这么丰富,其中珍本善本应该不少吧。 

  王强:我的西文藏书绝大部分在美国。这里只能凭记忆说说我喜欢的珍、善本了。我喜欢一个作家的话,总要努力把相关著作尽可能收全一些。像吴尔芙,她的小说长篇短篇有十一二部。我从英国买来一套她十部小说的皮装初版本,一色的深蓝烫金。每本书的出版年月都不一样。Mrs Dalloway(《达洛卫夫人》)是1925年;To the Lighthouse(《到灯塔去》)是1927年;The Years(《岁月》)是1937年。这些书都是经过大装帧家皮装的。狄更斯我在伦敦买到一套 Francis Meynell 出的小说全集初版本,二十四卷。Meynell是英国诗人、大装潢家和出版家。1922年他在伦敦创办了一家叫做 Nonesuch(字面义为“绝无仅有”)的 private press,跟 William Morris 的 Kelmscott Press 性质一样,出版版式极其考究的书籍。我这套品相堪称完美。我去参观狄更斯故居,见地下室里的玻璃书柜收藏了全部有代表性的、跟狄更斯有关的出版物。小说全集收了几套,其中就有这一套。这套1937年初版的 The Nonesuch Dickens,在所有现代的狄更斯小说全集中,是最有艺术性和收藏价值的,被誉为所有狄更斯全集中“最完整和最漂亮的版本”。这几年美国有家大出版社——似乎是 Barnes & Noble,我记不确切了——在陆续重版。英国也在重印。 

  至于其他作家,兰姆我有五六个版本。简·奥斯汀小说全集十卷是大名鼎鼎的 Riviere 皮装的,亮亮的红色气派得很。莎士比亚最早的 folio(对折本 / 对开本)什么的早已成了天价古董,我买不起也没兴趣,但从十九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凡是学术上有定论、获得学者好评的版本我都有全集,放了整整三个书柜,将近二十种。其中有一套“新汇评汇注本”(New Variorum Shakespere),出了将近两百年,至今还没出齐,只出了诗和二十几个剧。美国的“现代语言协会”(MLA)在继续出。这套大书当年开编的时候,试图网罗穷尽所有对莎剧的评论、诠释,所以叫“汇评汇注本”。已经出了的二十七卷我都有,但后续的什么时候出来就不知道了。老外较真儿,弄个三五十年的也在情理中,哪像我们这里的速度。还有一套我特别喜欢的莎翁全集,每剧的引论都由丹麦大批评家勃兰兑斯来写,这个版本非常有意思。 

  英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有个最著名的插图画家叫 Arthur Rackham。他插图的皮装初版本,我收藏了十一二本。董桥先生也非常喜欢这位插图家,在散文中多次提起过他。还有一套哈代全集,三十七卷,烫金深蓝色布面精装,1919-1920年麦克米伦版。最难得的,是第一卷扉页有哈代的亲笔签名。这些年我在国外各地只见过这一套。这套书印数应在五百部左右,有哈代签名的不多。蒙田散文三个著名的英文全译皮装、精装本最是贴心。那套十五卷本马修·阿诺德的全集,二十世纪初英国的印品,深蓝烫金布面毛边精装,1903年麦克米伦版,现在翻起来还新得下不了手。十六卷小泉八云的全集,一共印了七百五十套,我所藏的编号为“394”, Houghton Mifflin出的毛边初版本,印得堂皇之至,大部分书页根本就没裁开过,新得养眼。我想,如果这一大套书终究要被裁开的话,还是让我来完成吧。还有一套 Winnie-the-Pooh,插图初版,四册皮装。董桥先生在《最后,迷的是装帧》这篇文章中也曾提起这套书,说是此版收全四册“不容易”。那我算是幸运了。 

  我们知道,藏书家一般都会进行专题收藏,您有哪些专题收藏呢? 

  王强:书话类的书我收了不少。我最喜欢一位名叫 Thomas Frognall Dibdin的书目学家。对爱书人来说,他是藏书者的引路人,是不可跨越的大人物。后来的 Holbrook Jackson写The Anatomy of Bibliomania(《解剖爱书狂》)就受 Dibdin的影响,当然Robert Burton的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解剖忧郁》)是他直接的灵感源泉。我有 Dibdin著名的 The Bibliomania or Book-Madness(《爱书狂》),1903年版,褐色皮装竹节书脊,烫金毛边四卷。叶灵凤先生在《读书随笔》里提到过 Dibdin,但他应该没有读过这部原著,因为在文章里,他说Dibdin的这本“小书”写得很有意思。我后来见到The Bibliomania or Book-Madness,惊讶地发现书是三十开的,加索引有一千多页,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小书”。大约叶先生是看到别人的转述或者是文章的节选,才会误以为这是本“小书”。这类书话经典我百读不厌。 

  我有整整一柜跟 gardening / garden有关的书。这倒不是因为我要钻研园艺。我对技术层面讲授如何种花种草的书没兴趣。我只是对 gardening / garden文化方面感兴趣。爱读与它相关的掌故轶闻和哲学沉思。我因为学英美文学出身,受英国人的影响很深。我喜欢那些谈 gardening /garden而涉及神话起源、历史、文化史方面的书。柜里有一本教拉丁文的书,专门拿植物的拉丁名来讲。还有一本书用古希腊罗马神话解释花草名字的由来。这样的书我读得津津有味。其他跟鸟兽虫鱼有关的书,我全归到gardening / garden这一类。像沃顿(Izaak Walton)的The Compleat Angler(《垂钓高手》)、怀特(Gilbert White)的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塞耳邦自然史》)和美国鸟类学家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的文字和手绘图谱等著作,我收了不少好版本。闲来没事翻翻这类书,好像自己在书架前就变成了一个了不起的gardener。其实充其量不过是个armchair gardener,纸上爽爽而已。 

  还有一个专题是erotica / curiosa,也就是情色方面的经典。比如十九世纪法国 Pierre Lous 的英译本,比如理查德·伯顿译的 The Perfumed Garden(《香园》),还有印度的Kama Sutra(《欲经》)等。我书架上有一本把历代情色诗歌汇集起来的诗集,从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凡涉及情色的不同种族的诗歌代表作它都尽收其中。很难得。sexology方面,霭理斯的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性的心理研究》)七卷本我有两套不同的版本。与《香园》、《欲经》相似的著作我也收了一些。我这方面收藏受周作人、周越然影响很大,偏重人类学、民俗学、历史文化。奇风异俗方面,镇架之宝非弗雷泽的十二卷本 The Golden Bough(《金枝》)莫属。我有两套完整的麦克米伦1915年出齐的精装毛边第三版。跟这个专题接近的是医学史,代表性的著作收了不少。还有一些巫术、妖术史方面的著作——这是受弗雷泽的影响。 

  艺术类的著作有三大柜。画册不多,多是涉及理论、历史方面的有定评的著作。史怀哲的两大卷J. S. Bach(《巴赫》),迟迟不见中译,德文本和英译本却是我书架上的爱物。 

  我书架上的书按历史大时段排列。古希腊罗马两三架。中世纪两三架。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各一两架。英国史两架。与每一个时代相关的,有定评的著作,我基本都有。这就不限是收藏rare books了,而是以学术研究著作为主。十九世纪的大史学家,像兰克的三大卷History of the Popes(《教皇史》)、格罗特的十大卷 History of Greece(《希腊史》)、蒙森的五大卷 History of Rome(《罗马史》)等都立在架上。吉本当然跑不掉,他的文笔我欣赏之极。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罗马帝国衰亡史》)我有五六种版本,从皮装的到现代精装的。说到启蒙运动,我有一套伏尔泰全集的英译本,精装毛边,二十世纪初的印品,其中收了完整的 The Philosophical Dictionary(《哲学辞典》)十卷。伏尔泰的哲学词条包罗万象、渊博幽默犀利,我拿起来就难放下。国内只出了两卷节选本,选译了若干词条而已,全编怎么盼也盼不到。丘吉尔的著作我收了不少,占了整整三格。我买了一小尊胖胖的他口叼雪茄的陶制立像,放在书架上他的著作前。看着丘翁,哪儿还有什么尘世的烦恼? 

  我在书房里单辟了个“诗人之角”,英国文学史上自乔叟起的主要诗人的诗全集精装本,收集较齐备了。还有整整一屋我喜欢的重要作家的传记、自传、书信和日记。入夜,这间藏室简直就是我和古今文豪倾心交谈的温馨沙龙了。 

  您在《猎书者说》里面提到,周作人、钱锺书这类渊博学者的著作,是您“猎书”的地图和指南。除此之外,您还将哪些中外学者作为您的地图和指南?能介绍一下您的猎书秘笈吗? 

  王强:中文世界里,钱锺书对我的影响最大。此外还有周作人、周越然、叶灵凤、梁遇春等。西文方面,我爱读吴尔芙。她在散文、书信、日记里提到的书,能买到的我会买来看看。事实上,凡是英文学术类的书,都是我信赖的“猎书地图”。因为,按照西方学术规范,引用是要出注的。我就根据脚注、引书书目,按图索骥地买。也有专门的目录。收集 Modern Library就有本好的参考书:Henry Toledano的 The Modern Library Price Guide:1917-2000(《现代文库价格指南》)。收藏 Everyman's Library,至少有两本参考书, Terry Seymour的A Guide to Collecting Everyman's Library(《人人文库收藏指南》)和 The Reader's Guide to Everyman's Library (《人人文库读者指南》)。后面这本书很多书商都没有。在外面跑了这些年,我只见过几个书商架上有这本书。而我十几年前在西单的“中国书店”竟找到了一本,品相特别好,书衣完整。二十几年来,搜寻“人人文库”,靠的就是这册最精准的“地图”。这本书是在国内买到的唯一见证,是书的最后一页背面用蓝色圆珠笔歪歪斜斜写的两个中文字:“指南”。 

  总的来说,bibliography,也就是著者文章、著作、译作、收藏品的“总目”,是我按图索骥的“秘图”。心仪作者的著作前面已经说过,此外还有两类。第一类是单独刊出的书目,如我藏有的十二卷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剑桥英国文学史》)另行发行的庞大的“书目总汇”。第二类是著名藏书家的收藏“总目”,如我藏有的罗森巴赫(A.S.W. Rosenbach)的“收藏总目”与纽顿(A. Edward Newton)的“收藏总目”等。 

  您这些年买书的开销应该不小吧,有没有算过呢? 

  王强:我买过的书,从几美元到几千英镑都有,再贵我就没兴致了。说到藏书,身边总有人问,你要挣多少钱才买书?这太外行话了。当你有钱才想到买书的时候,已经离书很远了。我觉得,对真正爱书的人,永远不要问他两个问题:这书你花了多少钱?你买的都读过吗?这话并不是冲你的问题来的,实在是想提醒给谈书的大众的一句心里话!至于具体开销是多少,我不像鲁迅,没有记书账的习惯,买书完全是兴之所至。举个例子好了。1990年我刚到美国的时候,那年圣诞节,我和太太银行户头上只有二十九美元。下馆子当然不行,买礼物也还是嫌少。我太太知道我的心思,就说,算啦,去书店挑本你喜欢的书,算是过个精神的圣诞吧。我选了本印装不错的 Moby-Dick(《白鲸》)。对我来说,遇到一本心仪的书,省吃俭用,一两年内其他别的开销统统砍掉,也要把它买下来,这再正常不过了。所以我才说,“这些年我进过的书店不下于进过的餐馆”。宁可不进餐馆也要进书店。我对吃要求很简单,常常在书店附近找家便宜小馆子就解决了,因为没时间嘛,一进书店就想泡在里面一直待到打烊,哪有工夫考虑肚子呢? 

  旧时读书人往往久而久之和书商成为朋友,留下许多佳话,请问您有类似的经历吗?您能与大家分享一下与书友的故事吗? 

  王强:我喜欢亨利·詹姆斯,曾在英国见过一套他长短篇小说的全集皮装版,要价近两万英镑。那时我没什么钱,就错过了。上世纪六十年代,费城的 J. B. Lippincott 出了套詹姆斯研究权威 Leon Edel编辑的The Complete Tales of Henry James(《亨利·詹姆斯小说故事合集》)。这个版本我曾经在纽约一家旧书店买到八本,没有书衣,品相一般,总觉得是个遗憾。 

  说来也巧,前几年回美国,我去逛常去的一家旧书店,忽然看到架上放了一套齐全的十二卷 The Complete Tales of Henry James,品相之好,像在梦中见到的,半天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家书店有两位店主。一位较年轻。一位上了岁数,约摸七十多岁的光景,平时不苟言笑,我每次去的时候他总坐在那儿写写画画。年轻店主告诉我,老先生前几天过世了。过世前几个星期,他对前去看他的年轻店主说:把我一直守着的那套亨利·詹姆斯散出去吧,看哪位感兴趣的读者有幸得到它。我这才知道,老先生是个詹姆斯迷,一辈子都在读詹姆斯。年轻店主说:终身未娶的老先生每天打烊回家饭后睡前总要读读。他爱詹姆斯,也就格外爱惜他的书。读了那么些年头,书衣还完好如初。这套书在架上放了一个月,人碰都没碰过,加上老先生手批过的 Leon Edel 五卷本《亨利·詹姆斯大传》现在一并归你,带回去接着往下读吧。这套书他几乎是半卖半送地给了我。 

  在国外买书一定要去书店看看,因为书店有浓浓的人情味。有些我特别喜欢的独立小书店,哪怕开车走几个小时,哪怕只能选到一两本书,我也要定时去看看,对他们表达敬意。当然围绕着书的敬意永远是相互的。店主看到我自然也高兴。说个小插曲吧。上次我和徐小平去伦敦一家叫做Sotheran的书店买书,这家店上下两层,坐落在 Piccadily 大街上,有两百五十年的历史,是英国王室购书的定点书店。进店没一会儿,店主就指着我悄声问徐小平,这人是干什么的?徐小平反问,你觉得他是干什么的?老板说,看他从架上取书、翻书,手法很专业,他应该是个书贩子。原来,架上那些 rare books,怎么取下来,怎么用手翻书页,怎么将其归架,都是大有讲究的。稍不留意,就把书弄坏了。店主心疼他的宝贝,眼光自然会像探照灯一样紧紧盯着你,烧得你畏手畏脚。你必须赢得他的信任,让他对你放心,对你产生敬意,接下来的时光才会完全属于你。他会如释重负地去逗他的猫,或者坐下来写点东西,读他的闲书。在书店逛的时候,为了能早些赢得自在,我常常故意走到书商眼前,取下一本较贵重的书,“露一手”给他看,让他感到我爱他的书丝毫不亚于他,他也就彻底放松了。 

  再提两件难忘的事。那年我刚到纽约不久,有一次在一家旧书店买了一套芝大出版社的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这套书五十四卷精装,要价不到三百美元。痛快买完我才犯愁了。我住布鲁克林。这可怎么运回去呀?我穷学生一个,还在打工。花运费舍不得,打算把这套书硬扛回去。老板是个粗壮的中年人。他见我愁眉不展,说你等我一会儿。当时店里可没人,他也不说去干嘛。那天下着雨,十五分钟过后,他推着一辆可折叠手推车从附近超市回来了,雨淋得他透湿。他用好几层塑料布帮我把书包好,一叠叠放到车上,对我说,你用车把书拉到地铁站,坐地铁回家吧。人间就本该有这样温暖的信任。 

  2012年10月我到加州,在旧金山一家旧书店买到 Dibdin 的另两部珍本书,Library Companion(《集藏伴侣》)和 Bibliographical Decameron(《书国十日谈》),二十世纪早期的皮装本。我买下以后,店主老头很是好奇,问我:你一个中国人也喜欢 Dibdin 啊?我说凡能收到的 Dibdin我都收了。这两部我盼望已久,终于在这儿见到了。他即刻起身给我冲了杯咖啡,握着我的手说:这么多年,还没见过有人喜欢 Dibdin 的,这下遇上知音了。我送你一本书。他兴奋地在一本书上签了他的名。我拿到书一看,才意识到是老先生花二十年工夫编的 Dibdin “著作全目”,自费精装印制了几十册。这样的书缘,今生怎能忘掉? 

  看来,藏书除了必须有耐心、有精力之外,还得有您曾经撰文说起过的“书之爱”。有了这份爱,才可能常有好书缘。 

  王强:这种爱难以描述。我想到了冯象学长爱引用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著名诗句,是杨周翰先生译的:“他写诗犹如母熊舔仔,慢慢舔出宝宝的模样。”藏书的人正是这样,慢慢慢慢地才能舔出他藏书的模样。我从1980年进北大开始买书,到现在,一晃已经三十多年了。 

  我常想:藏书犹如生身父母寻找失散的孩子。拿收藏 Modern Library来说,我知道,或许到了生命的终点,我还是没办法将它们一一寻回,给它们在书房里找到舒适的栖身之地。明知如此,可还是得不舍不弃地去找去寻。我搜得的许多书,待把它们一一领回家,灯下细细端详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它们全都比我苍老得多。可不,机缘巧合,它们毕竟是从前世来到我这里,暂且住下,歇息够了,总有一天还是要去来世的。对我而言,收藏大致是在尽心尽力完整刻骨地体验一次生命轮回的神秘。 ■
 

被刷屏的龙应台和《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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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龙应台

2016-12-18 21:21:26来源:文化头条

 

2016年1月1日,龙应台观瞻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的纪念碑。(邱浩润/图)

近日,“龙应台”和《我的祖国》被刷屏。龙应台女士亲撰短文回顾了自己在香港大学的演讲现场,陈述了自己的认知,并授权南方周末刊发此文。

《大河就是大河》

在港大演讲「一首歌,一个时代」之前,我特别对身边台湾和香港朋友们做了「微调查」,问他们:「你的启蒙歌是什么?」「启蒙」,不一定得是儿时听到学到的歌,而是,回首想想什么歌对你自己的成长历程有着特别的意义。

几乎每一个人都得认真地想一想才给得出答案。世代不同,答案不一样。在台湾,老一辈的,也许会说出一首抗日时期的爱国歌曲,譬如《家在山那边》或者1945年之前的一首日本民谣。年轻的有的提到像《橄榄树》这类的校园民歌,有的提及正活跃当下的周杰伦。

香港的朋友,一番沉吟之后,往往想到的是英文歌。好几个朋友选的都是约翰列侬的 Imagine. 那充满人道主义理想色彩的歌,感动了太多青春易感的心,而这首歌,列侬自己说,内容「几乎就是个共产主义宣言。」

于是我最后决定,演讲就从几首歌词内容经过多重意义转换的外文歌曲说起。尤其是南斯拉夫电影「桥」的主题曲「啊朋友再见」,从农民的耕作民谣转换成游击队歌曲,到了七十年代,透过电影的力量风靡了整个中国。

1940年代为了纪念被国民政府镇压而遇难的学生所写的歌,辗转到台湾变成了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牺牲者步向刑场前的告别哀歌。歌曲,因为时空更替,与不同的集体记忆接轨而产生完全不同于初衷的意义,但是每一个意义都是真实的。

可容上千人的港大礼堂当天是满座,大概一半港人,一半陆生,少许台湾人和其他地区的华人。听众合唱了好几首歌,台湾人用国语合唱《绿岛小夜曲》,一首包装在爱情里的政治抗议歌;香港人用粤语合唱《友谊之光》,两曲其实是同一首歌。当坐在第一排的周伟立教授回答说,他的启蒙歌是「我的祖国」时,站在台上的我,脑海如电光石火般闪过好些念头。

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一首「红歌」,身为大学副校长的周伟立在一千个师生面前不避讳地说自己的启蒙歌曲是一首「红歌」,需要勇气。

但我欣赏他的诚实。七十年代的香港,尤其是七十年代的香港大学,所处的氛围曾经被称为「火红的年代」,就如同1971年列侬发表的Imagine所倾诉的,那时的港大学生,在英国帝国统治的阴影中,是多么憧憬那个红色的「祖国」可以带来公平正义和民族自尊。周伟立所说的「师兄们」,就是那「火红的年代」里拥抱着纯真信仰的一整代年轻人。他的「启蒙」来自那个年代对理想最热切、最激情的追求,由一首歌来代表,在他脱口而出的那一个刹那,我就懂了。

可是这首歌我没听过--我想听,而且这一半陆人一半港人的场内,听一首对方深爱但是自己不识的歌,不是最好的倾听吗?演讲的最终目的,其实不在于讲,而在于倾听。

我的念头全部都在一瞬间闪现:让我们听听这首歌吧。于是我当场邀请大家一起合唱。

听众开始唱时还有点害羞,零零落落的,但是旋律的优美有一种感染力,一会儿就唱开了。歌声流荡,化解心中原有块垒,坐在一旁不相识的人在唱歌时相视而笑,是多么美好的事,我于是让大家合唱的时间拉长一点,虽然演讲时间已经所剩无几。让我惊讶的是,原以为大陆人之间会有代沟--也许年轻人不太会唱,但是发现年轻人一样纯熟地唱;原以为港人可能不太会,发现港人能唱的也很多。

一首歌,在不同的时空里,撞见不同的记忆,就产生不同的情愫和意义。在港大大堂里一千人坐在一起唱歌的那几分钟,在当下的情境里,唱的就是大河波浪,咏的就是稻花白帆,歌所带出来的个人记忆当然不同,可能是往日初恋,可能是家国情怀,可能是某种不堪回首,可能什么都没有,就是那简单美丽的旋律; 那是非常纯净的几分钟。

歌的意义会转换,歌的温柔力道强于刀剑,正好是我整个演讲的核心。

有时候,真的,大河就是大河,稻花就是稻花罢了。


 

台湾当代十大散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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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西游记(勤学日语,静品咖啡。) 2008-12-01 16:20:37

一九七七年,台北源成图书公司出版台湾<十大散文家选集>,十大名单为:张秀亚、思果、徐锺佩、琦君、萧白、王鼎钧、张晓风、颜元叔、子敏、张拓芜。 
一九九四年,台北朱衣出版社出版台湾<当代十二大家散文选集>,入选名单为:王鼎钧、余光中、林文月、陈冠学、杨牧、张晓风、黄碧端、陈列、阿盛、刘克襄、庄裕安、简祯。 
由叁十七位活跃於文坛的「精英观察者>票选产生的「当代台湾新十大散文家:杨牧、余光中、简祯、林文月、陈列、王鼎钧、张晓风、琦君、林清玄、陈冠华。 


 

铸雪斋和《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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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这部文言短篇小说集最早的 一部抄本。在蒲松龄的原稿本现在仅存半部的情况下,这部抄本自然是应当 受到重视。60 年代初,张友鹤先生做《聊斋志异》的会校、会注、会评工作, 依据原稿本存佚情况,分别采用原稿本或铸雪斋抄本为底本,校以其他本子, 是非常恰当的。后来,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了铸雪斋抄本,把它公诸于世, 对研究《聊斋志异》的创作情况和版本源流,无疑是有益的。
  然而,人们对《聊斋志异》的这部重要抄本的抄者和底本的由来,并不 甚了然。张友鹤先生在《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的《后记》里说: “铸雪斋是历城张希杰的斋名,他的本子抄自济南朱氏,朱氏本是依据原稿 抄录的,┅┅”这固然不错,但嫌太简单笼统了。1974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影 印和 1979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这部抄本的“出版说明”中,也都未能补充 新的内容。
  事实是研究问题的基础。不弄清《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的一些基本情 况,就难于对它的性质、价值作出确切的评论;在研究这部小说集涉及到这 部抄本的时候,也难免发生一些错乱。不尽切合实际,也就有碍于问题的圆 满解决。譬如,章培恒同志为《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所作《新序》, 就存在着这方面的不足之处。《新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铸雪斋本的祖本为雍正时殿春亭抄本,已佚。其分为十二卷,实非蒲松龄原意。其 理由是:据殿春亭主人《跋》,该本系据蒲松龄原稿过录,但他与蒲松龄及其子孙并不相 识,稿本系转托别人借来,时为雍正二年。而蒲松龄儿子蒲箬在松龄逝世当年(康熙五十 四年)所作《行述》、《祭父文》,蒲氏家属在雍正三年请同邑张元所作《墓表》,皆说 此书八卷;蒲松龄孙立德在乾隆五年所作《聊斋志异跋》则说十六卷。┅┅而与蒲家毫无 关系的殿春亭主人却将其分为十二卷,到底何所依据?
  这里先不谈分卷问题,仅就中间讲殿春亭主人“与蒲松龄及其子孙并不相 识”,“与蒲家毫无关系”,“稿本系转托别人借来”数语看,显然失于作 进一步的考察。殿春亭主人就是蒲松龄友人朱缃的儿子,不能说“与蒲家毫 无关系”;他所转托的人也并不是毫不相关的“别人”,就是为蒲氏作《墓 表》的张元的儿子张作哲,当时张元就正在朱家坐馆。所依据的事实没有搞 确切,立论也就难于让人信服了。
  所以,很有必要对《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的有关情况,作一番较为具体深入的考察。

  一 铸雪斋其人其事

  《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是用自用十行稿纸抄写的,框外右下方印有“■ 湖铸雪斋”五字。“目次”首页,钤章为“■湖张氏家藏”。卷一首页钤有 “张希杰印”、“汉张”、“文献世家”三章。显然,抄主即为济南张希杰, 字汉张,铸雪斋是其斋名。
  为了弄清张希杰是什么样的人物,遍检《济南府志》、《国朝山左诗钞》 诸书,仅从《历城县志》里获得了一点材料。该书卷二十二《艺文志三》,赫然著录着:
  《铸雪斋集》十五卷又附八卷,张希杰撰。
  下面还附录了德州宋弼、胶西法坤厚的两篇序文。法序里说:
  予友张子练塘,少负异才,乃蹉跎五十余年,生平知交悉腾达以去,而练塘屡踬场 屋,以诸生老。 我原以为,这样一个极平常的科举失意文人,其文集的稿本恐怕已不存于世上,我们对他的了解大概也仅限于此了。万万没有料到,竟然在山东省 图书馆里看到了这部《铸雪斋集》,真是喜出望外。
  《铸雪斋集》三函十五册,一律用同《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一样的印 有“■湖铸雪斋”字样的十行稿纸书写,字体也一样,卷首也钤有“张希杰 印”、“汉张”等印章。每卷首页均署:练塘张希杰汉张著,男伦(敬五)、 叙(仲辉)、嘉(元倩)、昭(德圃)分校。卷前有法坤厚、宋弼两序。可 见,《历城县志》所采访著录的就是作者这部手稿。
  这部《铸雪斋集》收入了张希杰一生的诗文杂著,末卷附有自撰《练塘 年谱》。通过这部文稿,可以较为详尽地了解铸雪斋其人其事了。
  张希杰,字汉张,号东山,别号练塘。原籍浙江萧山,其父张士凤大约 是一位绍兴师爷,来济南为人做幕宾,后来就定居了下来。所以当地人称他 们家为“蛮子”。
  康熙二十八年(1689),张希杰生于济南城里。《自撰年谱》写到乾隆二十年(1755),时年 67 岁。然法坤厚为《铸雪斋集》作序,是在乾隆二十 六年辛巳(1761),序中云:
  辛巳秋,予来历下,练塘出其集属为删定,且曰:“吾将录藏以俟来者。” 可见,这年张希杰尚在世,已达 74 岁的高龄了。估计,他大约就死在这之后 一两年的时间里。
  张希杰自幼也选定了读书仕进的道路。他 22 岁时,曾去泰安青岩书院从 当时颇有点名气、后来做了高官的赵国麟学,他也曾受到过先后任山东学政、 山东按察使的黄叔琳(昆圃)的赏识。但他始终没有能中举,被拒之于仕途 之外,如宋弼在《铸雪斋集序》中所说:
  张子少负才名,受学大师,数为名公大吏所知,历试不得一遇。 所以,他在诗中时常自伤不遇,引以为终身之憾。如他 58 岁时写的《伦儿将 之蓟堡,口占十首嘱行》诗,其四云:
  尔祖当年望父深,劬劳费尽读书心。谁知十战披靡后,白发森森两鬓侵。
  直至临终前,他仍然以此为怀,在《休致》诗中说:
  谈天谈地总徒然,空戴儒冠六十年。撒手今朝登极乐,谁能参透指头禅?
  张希杰家并不富裕。他 26 岁那年,父亲病死,第二年便与大兄“析箸”, 开始自谋生计。最初一度“授徒于家”,后来又应聘外出坐馆,前后舌耕十 余年。雍正七年(1729),他 41 岁,应聘去淄川县阅童生卷,从此开始了做 衙门师爷的生涯。先是为兖州知府作记室;继而被升任安徽巡抚的老师赵国 麟召去,推荐他到绩溪、休宁两县襄理公务;后来,黄叔琳又荐他去福建为 人做幕宾。大概是由于他仍然冀博一第,按期回济南参加乡试,或者还由于 他性情简傲,不为人所赏识,所以在各处均为时不长,最后去福建竟没有谈 妥就折回山东了。为了生计,他还曾在乾隆六年(1741)去山东章丘筹划开 煤窑的事,结果也是一无所成,不了了之。此后,年过半百,他也就安心守 贫,住在济南大明湖畔度其余年了。他一生困于场屋,诸事无成,晚年的生活虽不至于有冻馁之患,但也可算作贫穷了。他 58 岁那年有《解嘲》诗自况 云:
  朱门豪门两不收,牛衣长卧实堪羞。朝廷若挂穷民榜,定把张郎作状头。
  张希杰虽然在科举上历试不中,但确有几分才气。宋弼说他“少有才名”。 法坤厚称之为“少负异才”,并非纯属客套。在当时的学官中,黄叔琳算是 有真才实学的。张希杰能受到黄叔琳的赏识,说明其学问和诗文在那些秀才 们中间还是较为出众的。赵国麟官至礼部大学士,逝世后是张希杰为他写的
  《行状》,并未被时人视为妄庸,也可说明这一点。他一生颇喜欢读书,耽 于诗文,如他在《铸雪斋赋》中所说:“日与朽蠹为邻,长藉管城作嫁”; 晚年还特意把所作许多文字编辑起来,要“录藏以俟来者”,可见他还颇为 自负。他的诗文多是应酬、游戏之作,或者是发泄他那一肚皮怀才不遇的牢 骚,诙谐戏谑的意味颇重,如他在安徽做幕宾时作的《祀灶作》:
  媚灶家家爆竹声,萧条又触旅愁生。黄羊已偏人家祀,白水何劳我手擎!千里关河 徒入梦,一枝灯火伴深更。鬼神果有回天力,带诉张郎客邸情。
  就有点近于打油诗。宋弼《铸雪斋集序》中说:
  张子练塘历试不得一遇,平生踪迹半天下,坎坷肮脏抑郁无聊之气,一假笔墨以发 之,是必有陆离光怪藏乎其间,宜其傲睨一世,而若有所不屑也。
  这几句评语可以说是颇为中肯,抓住了张希杰诗文的特点。这样一类诗文, 固然表现了作者的真性情,但也毕竟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不曾引起社会上 的广泛注意,而且还容易被正统派文人视为格调不高。再加上张希杰位卑家 贫,居家时等于市井小民,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名望,《铸雪斋集》自己家无 力刊行,也没有受到别人的注目和鼓吹,当时的卢见曾选《国朝山左诗抄》, 稍后的张鹏展选《国朝山左诗续抄》,收罗均十分广泛,但却没有选他一首 诗,所以,他的名字和诗文也就长期埋没无闻了。
  “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张希杰本来是自信其诗文会在后世找到知音,即所谓“录藏以俟来者”,他怎么也不会料想到,他的姓 字直到现在还为我们所知,他的《铸雪斋集》之所以还被我们感到兴趣,并 不是由于他的诗文本身,而是由于他有机会抄录了一部《聊斋志异》。
  二 关于殿春亭主人 张友鹤先生前曾断定:《聊斋志异》的铸雪斋抄本是“抄自济南朱氏”。
  他虽然没有进行论证,但也不难推想,其根据是:铸雪斋本卷末有署名殿春亭主人的校编后记,这篇后记位于张希杰自己写的跋语之前;而殿春亭主人, 据路大荒先生考证,就是济南朱缃的儿子朱崇勋。
  路大荒先生的文章题为《谈谈济南朱氏本<聊斋志异>》,发表于《光明 日报》1961 年 7 月 30 日的“文学遗产”栏。他根据朱缃《观稼轩集》卷二
  《丰台看芍药,又过王氏花圃,晚归作》诗的自注:“余家殿春亭,芍药最 盛”;朱琦(朱缃孙)《倚华楼诗集》卷四《春草轩牡丹盛开,沈澹园太守 招诸同人花前小饮,即席分韵五首》之四的自注:“殿春,予家亭名,芍药 最盛”,证明殿春亭主人当为济南朱氏某人。铸雪斋抄本所载殿春亭主人跋 语,作于雍正癸卯,也就是雍正元年(1723)。其时,朱缃早已下世。路先 生又援引宋弼《桐阴书屋诗草序》关于朱崇勋的介绍,认为联系起来看,殿 春亭主人当即其人。

  这里之所以简单复述路大荒先生的文章内容,原因有三:一是尊重路先 生的研究所得;二是由于路文篇什甚短,又加以时间已久,竟被一些研究《聊 斋志异》的同志忽略了,不知殿春亭主人为济南朱氏;三是路文在论证上尚 嫌不够周延,只联系宋弼的《桐阴书屋诗草序》,还证明不了殿春亭主人确 为朱崇勋,有必要做点补充说明。
  王士祯《候补主事子青朱君墓志铭》记:朱缃卒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 “得年仅三十有八”,子五:崇勋、崇道、宾理、翊典、瑞宙。(《蚕尾文 集·续集》卷十五)朱缃的这五个儿子,只有崇勋、崇道二人事迹见于《历 城县志》、《国朝山左诗抄》诸书,并有诗集流传。《国朝山左诗抄》卷五 十六小传云:
  崇勋字彝存,号怡园,缃子,贡生,有《桐阴书屋诗草》。 崇道字带存,号荷园,崇勋弟,贡生,有《湖上草堂诗》。
  翻检《桐阴书屋诗集》、《湖上草堂诗》,亦未发现同其三个弟弟一起宴游 联吟或分韵、唱和的诗,也无从了解宾理等三人的情况;仅从朱崇勋长子朱 琦的《倚华楼诗集》卷二找到一首《题三叔父自写负暄图》,诗云:
  自写荒寒入草庐,南荣曝背意何如。也知炙手黄金贵,终是羞看货殖书。
  可见宾理能画,也未进入仕途,大约连个贡生的头衔也未得到。 蒲松龄孙立德的《东谷文集》中,有《书聊斋志异济南朱刻卷后》一文,
  开头一段说:
  右《志异》为卷若干,为篇若干,先大父柳泉公所著,朱君佐臣、佑存两世叔编次, 以谋梓行者也。昔,我大父柳泉公文行著天下,而契交无人焉,独于济南朱橡村先生交最 契。先生以诗名于世,公心赏之;公所著书才脱稿,而先生亦索取抄录不倦,盖有世所不 知而先生独相赏者,后之人莫得而传也。洎公与先生俱谢世,先生嗣君佐臣、佑存皆能世 其家学;而我先人相继沦亡,余小子德抱守故业,多病无成,阐扬无自,然窃谓《志异》 一书必传而未必传,非但后人之咎,抑亦我公平生知已之少也。而两世叔深嗜笃好,缮写 成编,且将授梓而刊行焉。┅┅
  蒲立德在这里明白地说,缮写、编次、并将授梓刊行《聊斋志异》的是朱缃 之子佐臣、佑存两人,而不是朱崇勋。佐臣、佑存两名,特别是佑存,屡见 于张元《绿筠轩诗集》的一些诗题中,如《朱带存招偕王公舒、成若眉,及 余门人佐臣、佑存,月下明湖泛舟同赋》、《留别佐臣、佑存》、《晚抵汶 河同梅溪、佑存月下小酌》等。据《历城县志》卷四十朱缃小传末云:
  子崇勋,字彝存┅┅延淄川张元教子弟三十余年。 可知张元曾长期在济南朱家坐馆。朱崇勋是一家之长,崇道与之年纪差不多, 大概都已进过学,不会再从张元受业,所以张元在诗题中均以字称之,如《留 别朱彝存》、《朱带存饯别湖上》。被张元称作“门人”的佐臣、佑存,参 照蒲立德的话来看,他们无疑就是朱崇勋、崇道的三个弟弟中的两个,很可 能是老三宾理和老四翊典。
  在张希杰的《铸雪斋集》中,有《祝朱彝存六十》一诗。此诗载卷十《应 求集》里,未署干支,但其中第三、四句却透露了消息。诗云:
  风云令子魁龙虎,月露封翁射斗牛。 前一句无异是指朱崇勋的儿子中举事,后一句也无异是指其本人受封赠事。 查《历城县志》之《选举表》和《┅赠表》:朱崇勋次子琦在乾隆十二年(1747) 中顺天乡试,授神木县知县;五子璜在乾隆十八年(1753)中山东乡试;朱 崇勋及其父在乾隆十六年(1751)因朱琦┅封文林郎神木县知县。据此可知,朱崇勋约在乾隆十八年左右为 60 岁,雍正元年(1723)为 30 岁左右,其父 朱缃在康熙四十六年(1707)去世时,他仅只 14 岁左右。这样看来,他比他 的三、四弟宾理和翊典,多则大十一二岁,少则只大五六岁。在雍正元年朱 家过录《聊斋志异》时,宾理、翊典也二十来岁了,宾理还可能已二十五六 岁,他们也有可能是那个作《聊斋志异》“校编后记”的殿春亭主人。联系 上面摘引的蒲立德所拟跋语看,事情就更应当是这样:殿春亭主人为朱宾理、 翊典兄弟偶用之署名。至于执笔撰写识语的,究竟是宾理还是翊典,文献不 足,就难于确定了。
  三 铸雪斋本确系据朱氏本过录 铸雪斋抄本是否直接据朱氏本过录,这就要看张希杰有无条件接触到朱氏抄本。
  朱氏是当时济南的名门望族,张希杰也家居济南城里。两家虽然门第悬 殊,但张希杰却算是有点文名,朱崇勋兄弟们也都没有进入仕途,崇勋、崇 道更像其父朱缃一样,自命为风雅中人,喜欢结交骚人墨客,如宋弼在《桐 阴书屋诗草序》中所说:
  恬淡不仕,无所见于时,独往往为诗,以写其怀抱。所与唱和,若安丘张卯君(在 辛)、淄川张榆村(元)、胶州张山农(谦宜)、高南阜(凤翰),皆一时老宿。
  所以,双方是会有些文字交往的。上面援引的张希杰《祝朱彝存六十》一诗, 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细检《铸雪斋集》,里面还有几首写给朱家的诗:
  《祝朱大中丞太夫人八十寿》,乾隆六年(1741)作。大中丞指朱纲, 崇勋的三叔,时任云南巡抚。
  《贺朱彝存》,自注:“五月四日。”祝寿之作,载《应求集》,位于
  《祝朱彝存六十》之前,约作于乾隆十六七年(1751—1752)。
  《贺朱苍珮璜中式第五名》,乾隆十八年(1753)作。
  《索朱彝存秋海棠》,载《练塘纪年诗》,乾隆十九年(1754)作。 另有四首,题为《烟草名淡巴菰,见姚依<露书>,从前中国并无此种,明末方生,蔓延天下,嗜者虽多,咏者甚少,聊赋四律,用以解嘲》,载《练塘纪年诗》,系于乾隆十二年(1747)。此诗虽非为朱家写的,但朱崇勋《桐 阴书屋草诗》里却有和诗,题作《淡巴菰,和张汉张二首》。
  通过这些诗可以看得出来,张希杰与朱家并不只是由于同居一城而彼此识面,偶有过往而已,而是在一段时间里交往还颇为频繁、密切。自然,祝 寿贺喜很可能是出于一般礼节上的应酬,朱氏是名门望族,当地人在其喜庆 日子里去祝贺一下,并不一定意味着有什么深交。但是,张希杰在那几年里 频繁地投以贺诗,表现得特别热情,就超出了一般的同里关系。看其《祝朱 彝存六十》诗的末二句:
  持将云母珠麈赞,绿玉堂中豁醉眸。 他不仅参加了朱家的寿筵,而且兴高采烈,喝得醉眼朦胧,俨然以主人的亲 故自居,见得他们之间是有一定的交谊的,决非朱家的疏客。
  更值得注意的是《索朱彝存秋海棠》诗:
  今年秋事太阑珊,篱菊离披花信残。欲借海棠点秋景,莫教辜负客窗寒。
  第一,如果没有一定的交情,张希杰怎么能冒然向朱家索取花草?第二,张
  希杰家居济南城里,并不是羁旅外乡,何以诗中用了“客窗”一词呢?这就 不能不使人作这样的推想:当时,张希杰不是住在自己的铸雪斋中,而是在 朱家为客。
  张希杰何以住在朱家呢?很可能是应聘来朱家接替张元作西宾。张希杰 的这些诗,多数是乾隆十六年到十九年间写的,表明这期间他与朱家交往甚 密。前面曾提到,张元曾在朱家长期坐馆,《历城县志》中说是“三十余年”。 康熙末年,他已到朱家了。卢见曾《雅雨堂遗集》卷二《绿筠轩集序》中说:
  余守永平之五年,岁已巳,延吾同年友张式九先生长公榆村来主教帘。 己巳为乾隆十四年(1749),参照《历城县志》所说“三十余年”之数,可 断定张元就是这年才离开济南朱家去河北永平主持敬胜书院的。张希杰与张 元可能早就相识了,因为,他们同是科举中人,曾一同参加过山东乡试;据 张希杰《自撰年谱》记载,在雍正七年(1729),他应聘去淄川阅童卷,取 中的人就有张元的三弟张■,这种事会是二人相识的一个契机,更何况二人 长期同在济南呢!大约是在张元决意应卢见曾之请去永平时,便推荐晚年居 家的张希杰来接替自己在朱家坐馆了。
  又,据张希杰《自撰年谱》记载,乾隆十六年济南后宰门一带大火,他 丢失了全部图章。可见,他居住的房子或教书的学馆也毁于火灾。所以,事 情也可能是这样的:本来张希杰与朱家已有交往,张元去永平后,朱家缺少 西席,张希杰经常到朱家与崇勋兄弟们闲聊或议论诗文,对朱家尚在学作制 艺文的孩子们做些指导;火灾发生后,朱崇勋便邀请张希杰住进家中了。
  自然,由“客窗”一词推断张希杰曾在晚年入朱家坐馆,尚无确凿的资料来证实,但是,这期间张希杰与朱家交往甚密,却是肯定无疑的。仅从交 往甚密的情况看,张希杰也完全有条件从朱家借阅并过录其《聊斋志异》的 抄本。铸雪斋抄本卷首张希杰的题辞和卷末张希杰的跋语,均署乾隆辛未, 即乾隆十六年,正是在他与朱家交往甚密的期间。这就证明了张希杰确实是 直接抄自朱氏,铸雪斋抄本是依据朱氏本过录的。
  四 朱氏抄本的底本当为蒲氏原稿 铸雪斋抄本卷末殿春亭主人的跋语,叙述了抄校、编次《聊斋志异》的情况。跋语开头说,他家“旧有蒲聊斋先生《志异》抄本”,“后为人借去传看,竟失所在”,深以为憾。这话并非虚语,其父朱缃与蒲松龄生前是知 友,蒲氏《聊斋文集》中有致朱缃的信,云:
  昨所寄书,如蒙电过,望掷还也。 这“书”当为《聊斋志异》的部分原抄本。朱缃有题《聊斋志异》诗,说明 他确曾读过。他很可能过录了一份。题诗作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秋,次 年五月他就病逝于家。所以,也可能是他未及照蒲氏的意思寄还,书便留在 了朱家。
  殿春亭主人识语中又说:
  一日偶语张仲明世兄。仲明与蒲俱淄人,亲串朋好,稳相浃,遂许为乞原本借抄, 当不吝。岁壬寅冬,仲明自淄川携稿来,累累巨册,视向所失去数当倍,披之耳目益扩。 乃出资觅佣书者亟录之,前后凡十阅月,更一岁首始告竣。中间雠校编次,晷穷晷继,挥 汗握冰不少释。 张仲明不是别人,就是当时正在朱家坐馆的张元之子作哲。《淄川县志》卷五《选举志》有小传:
  张作哲字仲明,号浚庵,元子。乙卯举人,临朐教谕,幼有隽才,年十三,作《清 明郊游记》,累数千言。其伯祖笃庆见之,批其尾曰:“石破天惊,此吾家千里足也。” 十六应童子试,冠其军,名藉藉诸生间。┅┅在(教谕)任四年,丁内艰,服未阕病卒, 年五十有一。所著有《听雨楼诗集》。
  据《临朐县志·职官志》,张作哲大约是乾隆五年(1740)任该县教谕的, 参照《淄川县志》所说“在任四年,丁内艰,服未阕病卒,年五十有一”, 可推知他约生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他在雍正元年(1723)为朱家借来《聊斋志异》原本时,已二十七八岁。年纪略小于朱崇勋、崇道,略长于宾 理、翊典。他来朱家是因为父亲在这里坐馆。他的《听雨楼诗集》里有《与 佑存话旧》诗,云:
  空斋一夜萧萧雨,十五年来共此声。 可见他曾随张元在朱家住过很长的时间,大约是中举后才离开的。张元父子 与朱家虽有宾主之别,但看他们在朱家能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也说明关系相 处得颇融洽,建立了一定的友情。
  张元父子与蒲家不仅同邑,而且有世交。张元的父亲永跻,字式九,康 熙五十年(1711)举人,两上春官不第,遂绝意仕进,肆力于诗歌古文,尤 善作词,有《蕉雨斋诗词稿》。他是蒲松龄之挚友张笃庆的族弟,自己与蒲 氏也有交往。《聊斋词集》里就有三首和张永跻之作,一为《大江东去·与 张式九同饮孙蕴玉斋中,蒙出新词相示,因和五调》,一为《又寄<露华>一 调》,一为《满江红·读式九悼亡之作》,见得两人有一定的友谊。张元生 于康熙十一年(1672),小蒲松龄 30 多岁,算是晚辈,然亦有“文酒往来, 上下其议论”(申士秀《绿筠轩集序》)。蒲氏死后,就是张元应蒲箬的请 求撰写了《柳泉蒲先生墓表》,中云:
  学者目不见先生,而但读其文章,耳其文望,意其人必雄谈博辩,风义激昂,不可 一世之士;及进而接乎其人,则恂恂然长者,听其言则讷讷如不出诸口,而窥其中则蕴藉 深远,而皆可以取诸怀而被诸世。
  可以说非亲聆声謦者,不能为此言也。张作哲更晚,但少年时代也当见过蒲 松龄,与蒲氏子孙,特别是蒲立德,当有所往来。殿春亭主人跋语中谓“仲 明与蒲俱淄人,亲串朋友,稳相浃”,并非虚言。
  张家与蒲家为世交,朱家与蒲家也要算是世交。既然如此,那么张作哲假其父张元的名义,代朱家向蒲家借抄《聊斋志异》原稿,蒲箬父子是不会 拒绝的,如殿春亭主人跋语中所说:“当不吝。”也就是说,朱氏兄弟完全 有条件借到蒲氏原稿。
  《聊斋志异》全稿近 500 篇,达 40 万字,过录一遍是要化费相当的精力 和时间的。从据朱氏抄本过录的铸雪斋抄本看,张作哲借来的稿子显然是全 稿,而不是部分篇什,朱家“觅佣书者亟录之,前后凡十阅月”乃成。可以 想见,当张作哲向蒲箬父子借原稿时,他们是不会、也不大可能为了朱家借 抄而化费几个月的精力和时间赶抄一部出来;如果那样,实际上也就等于专 为朱家而抄录,照他们三家之间的交谊,便可以迳直地赠给朱家了。考蒲松 龄生前,虽有抄本外传,但都不是全本,王士祯、朱缃等知友,也都只拿到 部分抄本,原因除了尚未完成外,还有个抄录费力问题。朱家这次借抄,距 蒲松龄逝世才五六年,篇帙浩繁的全本恐怕尚未传出过。张作哲也不会从淄 川别人家弄到一部抄本,当作从蒲家借来的原稿搪塞朱氏兄弟。再从殿春亭主人跋语中说的那种接到稿本后,便觅人缮写,还不辞辛苦地赶忙亲自雠校 编次,至于“晷穷晷继,挥汗握冰不少释”的情况看,可能是蒲箬父子在交 给张作哲《聊斋志异》原稿时,曾说过“先稿出手录,寒舍别无副本,希尽 速抄毕掷还”之类的话。从当时的多种情况分析,朱家通过张作哲从蒲家借 来的本子,当为《聊斋志异》的原稿。
  认定朱氏抄本的底本为《聊斋志异》的原稿,上面对当时的一些事实情 况的分析,还只是一种推论,要证实这种推论,尚需对现存半部原稿和由朱 氏抄本过录的铸雪斋抄本作一番考察。下一节将涉及这些内容,所以这里就 从略了。

  五 对铸雪斋抄本的几点考察

  (一)篇数问题
  《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影印本的《出版说明》里,只说它“有目四百 八十八篇,其中有目无文的十四篇和部分残缺的一篇”,至于这种有目无文 的现象是怎样造成的,是原来就缺文,还是后来佚失的?则没有交代清楚。
  有目无文的 14 篇是:
  卷一《鹰虎神》; 卷二《放蝶》、《男生子》、《黄将军》、《医术》、《藏虱》、《夜明》、《夏雪》、《周克昌》、《某乙》、《钱卜巫》、《姚安》、《采薇翁》; 卷十二《公孙夏》。
  我们看到,这 14 篇缺文有 12 篇是属于卷八里的,比较集中。影印本的《出版说明》里曾交代说:“原抄本第八卷有四十一页、第十卷有一页,均 有破损,系后人补抄上去的。”检查影印本的这一卷,不仅发现文中有许多 字迹不同、显系补抄的语句,还有一些由抄补所造成的现象,如《梦狼》、
  《崔猛》等篇题目前面有数行空白,天地格上移,稍有错位,显然表明原抄本这几行空白是黏贴上去的。再如《紫花和尚》和《盗户》两篇最后的数个 或十数个字抄在行间的竖格上,也显然表明这两篇是补抄进来的,由于原来 的空白行已抄满而全文却未完,下面一行就是后一篇的题目,所以只好如此; 而且还发现缺了不少页。这一卷前 40 页未标明页码,后面 19 页标了页码, 却是从“五二”到“六九”,在“五五”和“五六”两页之间,又插进了一 页未标明页码的。可见原抄本这一卷本来是 69 页,而现在却只有 59 页,无 疑是少掉了 10 页。我们估计,这少掉的 10 页当为本卷的 12 篇缺文的篇幅。 这就说明,这 12 篇缺文并非铸雪斋抄本原来就缺,而是由于抄后破损而散失了。
  另外两篇,即卷一的《鹰虎神》和卷十二的《公孙夏》,联系本书卷十 一的《齐天大圣》残缺的情况,可推知也是由于缺页而缺文,并非原来即有 目无文。
  这样看来,铸雪斋抄本原来的目和文数目一致,都是 488 篇。
  《聊斋志异》原稿现在仅存 236 篇(《猪婆龙》重出文不计),约当原 稿的半部。将这半部原稿与铸雪斋抄本目录相应部分对照,后者只少《海大 鱼》和《牛同人》两篇。但原稿中《海大鱼》篇后有勾去的符号,之所以要 勾去,无疑是因为《聊斋志异》里另有《于子游》一篇,又写了海中忽见大 山,顷刻而没,相传为海中大鱼,清明节前往拜其墓云云,内容重复,此文单薄,可以裁汰;而《牛同人》则原稿中已残缺,有尾无头,读者阅读时摸 不着头脑,大概就是为此而删掉了。既然事出有因,并无妨碍,所以也就不 能算是缺少。这半部篇数相符,另外半部想来也该相符,至少是差不多。事 实也确是如此,就现在综合各种本所得,铸雪斋抄本也仅只少新发现的二十 四卷抄本、青柯亭刻本中有的《人妖》和《丐仙》两篇而已。
  (二)分卷问题 铸雪斋抄本分十二卷。据卷后殿春亭主人跋语看,分作十二卷是始自朱氏抄本,是殿春亭主人这样做的。跋语中说,张作哲“自淄携稿来,累累巨 册”,他在雇人抄写时自己曾进行了一番“雠校编次”。显然表明从蒲家借 来的稿子并未分卷;如果已经分卷,只为供自家阅读而抄录一部,就不必多 此一举了。张希杰的跋语没有写这个本子的过录情况,大概就是表明他只是 过录而已,没有什么好讲的。
  对铸雪斋抄本的分卷问题,有两种绝然不同的认识。张友鹤同志在《聊 斋志异》三会本的“后记”中说:
  通行本均作十六卷;独此本分为十二卷。将手稿本(即本文所说原稿本)各篇的编 排次序,对照各本总目一看,显然基本上和此抄本相同而和其他本子不同。┅┅由此可以 肯定抄本总目正是作者的原目,而十二卷也正是作者原定卷数。
  所以,他整理的三会本就依铸雪斋抄本作十二卷。章培恒同志则在三会本“新 序”中提出了异议,认为:
  铸雪斋本的祖本为雍正时殿春亭抄本,已佚。其分为十二卷,实非蒲松龄原意。 理由是:(1)“手稿本中既无全书分为十二卷的任何迹象,亦无关于每卷起 迄的任何痕迹”;(2)“《云萝公主》前既有作者手定目录,足征此为作者 手定某一卷的第一篇。但在铸雪斋本中,此篇却为第九卷的倒数第七篇。由 此可知,铸雪斋本的分卷法与蒲松龄的分法很不相同”;(3)从殿春亭主人 跋语,足见他“在这方面已经动过一番手术,非复原稿面貌了”。他又认为, 蒲氏子孙在《聊斋志异》的卷数问题上有歧异,蒲箬《柳泉公行述》和《祭 父文》说是八卷,而蒲立德在乾隆五年所作《聊斋志异跋》则说十六卷,“当 是稿本八册,起初不知其如何分卷,因以一册当一卷”,其后“或从其他方 面得知蒲松龄原欲分为十六卷,故又纠正了八卷之说”。
  细察半部原稿本和铸雪斋抄本卷首目录,章培恒同志在分卷问题上的意 见,无疑是正确的。原稿影印本订作四册,除第一册正文第一页左上角有“聊 斋志异一卷”字样,第二、三册则只“聊斋志异”四字,第四册正文第一页 已缺,不得而知,估计当与第二、三册相同。“一卷”,习惯上不是卷一的 意思,而是表明蒲松龄最初成书时,所作尚不甚多,不准备编作多卷本。后 来所作益多,只是大体分装成册,直到最后也未编定卷次。蒲箬等《祭父文》、 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说八卷,当是就八册而言。至于蒲立德称作十六卷, 恐怕也是就十六册而言,因为后来原稿确又改装订为十六册,据解放初目击 过半部原稿的同志讲,当时确系八册,并不是如影印本这样装作四册。原稿 并不分卷,更无分为十二卷的任何标志,张友鹤同志谓“十二卷也正是作者 原定卷数”,是没有根据的。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是由于他将全书总 的篇次与分卷问题混为一谈了。实际上,两个本子尽管总的篇章次序一致, 但分卷多少并不一定相同,正如两个人都要走相同的一段路程,中间经过的 村镇自然一样,但一个人中间休息三次,另一个人中间休息五次,并非一定 都休息三次,或休息五次。不过,章培桓同志论述原稿并非分作十二卷无疑是正确的,言之有据,但认为蒲松龄本意可能是欲分为十六卷,也缺乏确凿 的根据,难于证实。
  (三)编次问题 这个问题与分卷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又毕竟不是一码事。这个问题之所以要单独讨论,因为事关对铸雪斋抄本的评价。 上面曾援引过张友鹤同志的意见,他认为铸雪斋抄本的目录,对照半部原稿各篇的编排次序,基本相同,从而肯定这部抄本的总目正是作者的原目。 而章培恒同志却截然相反,认为铸雪斋抄本“虽基本保存了稿本每一册内部 的各篇次序”,但却把稿本的册次搞乱了,“把原稿的编次搞乱”了,它的 全书编次“实太杂乱无章”,“乱七八糟”。
  对照原稿各册的篇章次序,铸雪斋抄本卷首目录的相应部分确实与之相 同,仅只少了上面分析过的事出有因的《海大鱼》和《牛同人》两个篇目。 张友鹤、章培恒两同志都承认这个事实。两人意见的分歧,表现在铸雪斋抄 本的总目和原稿全部篇章的次序是否一致的问题上,一个肯定,一个否定。 现在,原稿仅存四册,除第一册外,其他三册均未标明册次。如果照铸雪斋 抄本的总目来确定四册原稿的册次,实际上就是以自己为标准来衡量自己, 结论自然是两个本子的篇章次序基本一致。张友鹤同志就是这样认识的。这 样来认识显然在方法上有缺点,因为各部分内部的篇次一致,不等于各部分 联贯起来也一致,如果一个本子将其某几部分联贯错了,那么两个本子的总 的篇次就必然不一致了。章培恒同志从《聊斋志异》中少数写作年代可以考 定的篇章来检查铸雪斋抄本的总目,发现其中有时代前后颠倒的现象,作期 晚的反倒编排在前,所以便认为是“将稿本各册的册次搞乱”了,从而将全 稿的编次搞乱了。
  章培恒同志无疑是如实地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譬如说,铸雪斋抄本的第八卷中的一些篇章,如《夏雪》、《化男》,作期要算最晚,却不在全书 的最末一卷,提出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对弄清原稿的原貌、全书的创作过程, 确有积极意义。但是,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章培恒同志的意见也还有不够周 延之处。譬如,《聊斋志异》中有少数篇的写作年代可以考定,大部分是不 能确定的;所写故事发生的年代的先后,也不足以表明其写作年代的先后。 一册之中有个别或少数篇的作期较晚,是否就表明这一册全部篇章的作期均 较晚呢?原稿的编次和分册固然可能以写作先后为序,从现存的半部原稿 看,可以说是基本如此;但是,会不会也还有些错综情况?这些问题都还需 要作些具体的研究、探讨。
  特别应该提出的是,章培恒同志对铸雪斋抄本批评过严,说“全书编次 实杂乱无章”,“乱七八糟”,就不够实事求是。既然承认铸雪斋抄本“基 本上保存了稿本每一册内部的各篇次序”,只是认为它“将稿本各册的册次 搞乱”了,那就应当说它的各个部分还保存了原稿本的原貌,并不“杂乱无 章”、“乱七八糟”。原稿本各册既然未标明册次,颠倒了册次自然是完全 可能的,但这是不是铸雪斋抄本的底本的抄校者殿春亭主人乱来呢?前几年 在距蒲松龄故乡不远的淄博市周村区,发现了一部乾隆间的二十四卷抄本, 其中有不见于铸雪斋抄本的《人妖》、《丐仙》两篇,文字上也颇有些异文, 显然不是据朱氏本和铸雪斋抄本过录的。这部抄本,虽然由于分卷问题篇次 上有些变化,但大体上与铸雪斋抄本全书的篇次,以及由铸雪斋抄本所定的 原稿本的篇次,还有一致性。如果说铸雪斋抄本“将稿本各册的册次搞乱”了,那么这部二十四卷抄本也是一样。这就表明原稿本的册次当时已不易辨 认,或者说由于蒲松龄生前未曾进行最后的编订,确定卷次,原稿本身就显 得较乱。我们今天可以对此进行研究、探讨,以便清楚地揭示蒲松龄创作《聊 斋志异》的整个过程,以及其思想发展过程,但不能把责任完全归咎于铸雪 斋抄本和分作十二卷的始作俑者殿春亭主人,尤其不应言过其实,不适当地 加以指责。
  (四)目次和篇次不一致的问题 铸雪斋抄本确有些杂乱的地方。上面所讲到的搞乱了稿本册次还只是一种可能,而它各卷的实际篇次与卷前总目的目次不一致,则是客观实际情况。 它各卷的实际篇次与总目不一致,以卷四、卷九、卷十一、卷十二等卷最突 出,篇次提前或移后的多达十多篇,几乎等于重新编排,使卷前的目录丧失 了目录的性质和作用,按目录去查作品往往是如缘木而求鱼;卷一、卷二、 卷六等卷的变更较少,仅一二篇,或三四篇提前或移后。全书十二卷,只有 卷五、卷十两卷,才文与目一致,一点也不紊乱。
  何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我觉得,卷前的总目无疑是抄自朱氏抄本的总目,这个总目反映了朱氏抄本的实际编次。理由很明显,总目既然不是依据各卷的实际情况编制出来 的,那就必然是如实地从它的底本的目录过录下来;如果是依据各卷的实际 情况编制出来的,也就不会发生文与目不一致的现象了。所以,后面各卷的 实际篇次的变更,则无疑是在张氏过录中所造成的。变更较少的,如卷一仅 只《真定女》和《蛇癖》两篇的篇次提前了,这很可能是出于篇幅的考虑, 把这种篇幅短的提前插进某一页所空的数行中。变更较多的,如卷四、卷九、 卷十一等卷,则反映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开始先把本卷中篇幅较长、抄者认 为质较好的篇章过录下来,最后又把遗漏下来的各篇补抄在本卷的最后。所 以,实际篇次与卷前的总目次就不大一致了。
  铸雪斋抄本不是一个人抄成的。全本有三种笔迹,有整卷一种笔迹者,也有一卷两种笔迹者,甚至有一篇两种笔迹者。抄手既多,似乎抄前又没有 规定一定的抄法,有的篇与篇连接着抄,中间并无空行,有的却篇后空着半 页,甚至大半页,下篇从下页重新开头,颇不一致。有的卷标有页码,有的 卷部分标有页码,也有的卷完全未标页码。这就使我们感到,张希杰并不富 有,不能像朱家那样“出资觅佣书者”缮写,只能让儿子们轮流帮着抄录; 他既不是位图书收藏家,又不想整理刊行,只是由于“欣赏奇文”(语出《铸 雪斋集》卷六《行香子·铸雪斋漫兴》词),抄录一部来阅读,所以也就不 讲求工整了。
  前面曾经讲过,铸雪斋抄本曾受损坏而有残缺,以及抄补的现象,它各 卷的篇次与总目所列目次不一致,是不是也与此有关系呢?恐怕是应当估计 到这种因素的。卷八残缺的现象最重,此卷篇次的错乱,自然与残缺有关; 卷九、卷十一、卷十二等卷,有十数个篇章补抄在本卷的最后,或许也是由 于残缺才需要补抄的吧。从一些地方看,补抄的迹象是明显的,因为字体大 小、工草不同,但仔细看来,抄者并未易人。这表明受损、抄补的时间并不 甚晚。联系上面讲过的张希杰《自撰年谱》记载到的乾隆十六年济南后宰门 一带大火,他失掉了全部图章的事,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铸雪斋抄本是两 次抄成的,火灾前已基本过录完毕,火灾中一部分受损,造成残缺,事后就 只好再抄补起来,所以也就出现了许多不整齐划一的现象。我们未曾亲眼看过原抄本,分析自然是受到限制,不敢自以为是,这里先提出一些推测,俟 以后看到原抄本时再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吧!
  (五)《张贡士》附则的问题 铸雪斋抄本卷十《张贡士》后有“高西园云”一段附则。青柯亭本将此附则概括为“高西园晤杞园先生,曾细询之,犹述其曲文,惜不能全忆”数 语,加在了正文之后。三会本则既有青柯亭本所概括之二十二字,又有铸雪 斋抄本这段附则,并均作为《聊斋志异》的正文,这是不妥当的。
  “高西园云”一段,不可能出自蒲松龄的笔下。仅就事论事,他就不会 像发现什么秘密似地借别人之口为自己写的作品作注,说《张贡士》所记为 安丘张卯君事。张卯君名在辛,张杞园(贞)之子,蒲松龄是认识他们父子 的,这有蒲诗《朱主政席中得晤张杞园先生,依依援止,不觉日暮,归途放 歌》可证。篇中之所以讳其名而只云“安丘张贡士”,大概是出于礼貌,不 会根本不知道。
  高西园,就是在雍正、乾隆年间以诗、画名于当世的高凤翰。他生于康 熙二十三年(1683),比蒲松龄小 40 多岁。其父高曰恭曾为淄川儒学教谕, 时在康熙三十五年(1896)至四十年(1701)。高凤翰随其父到过淄川,与 蒲松龄是见过面的,但当时还仅十四五岁。其《题蒲柳泉先生<聊斋志异>》 诗中云:
  忆昔见君正寥落,丰颐虽好多愁颜。 指的就是那时的情况。附则中记高凤翰的话,有“余素善安丘张卯君”一句, 就不类少年人的口吻。据高凤翰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前后作的《赠张卯 君广文观城》诗(《南阜山人诗集类稿·湖海集》),有“十年识卯君,曾 未窥涯际”两句,可知他与张在辛相识是在康熙五十年(1711)前后。所以, 他在少年见到蒲松龄时,还不可能讲“余素善安丘张卯君”这类的话。他离 开淄川后,便没有再见过蒲松龄,蒲松龄何以会加上“高西园云”这段附则呢?
  高凤翰成年后出游,始自康熙六十一年。第二年即雍正元年,他到济南 参加这一年的优试,由于与张元有旧交,所以便住在朱家。张元《历下与高 南村话旧》诗中云:
  昨因文战来济上,与我抵足谈寒温。忆昔吾师在般水,君才束发我初婚。弹指流光 三十载,相看白发惊心魂。
  就是勾画的他们过去和当时的交往情况。诗中所谓“吾师”即指高曰恭。这 一年正是朱氏兄弟忙着抄录《聊斋志异》的时候,高凤翰也在这里读到了这 部小说集,并且在朱氏抄本后写了题跋,大为蒲松龄“少负艳才,牢落名场 无所遇”而深为愤慨。这就是铸雪斋抄本卷后之南村《题跋》的由来。
  《张贡士》附则,不见于原稿本,也不见于二十四卷抄本,青柯亭本将 此附则改作上引数语更不类,可见这是在雍正元年,高凤翰读《聊斋志异》 时讲到了此事,朱氏兄弟便附记在其抄本的本篇之后了。
  (选自《蒲松龄研究集刊》第 1 辑, 齐鲁书社 1980 年版)

 

红学研究六十年,必读的五十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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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研究六十年,必读的50本书
              ——马经义
出版社的编辑肖老师联系我,希望我帮助他们推荐一个书目。从1949年到2010年,能够代表红学发展六十年的经典著作。并控制在三十部以内,出版社可能有一个计划,想出版一个红学系列。如果能够顺利集结,又是一件红学界的大事、喜事。可以想象工程量的浩大。
看似简单的一个“咨询”,可为难了我,因为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红学著作成千上万,单就胡文彬先生一人,就有近50部红学著述,如何选择?
在此,我只能提供了一个思路。红学家梅新林、曾礼军二位先生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红学六十年:学术范式的演变及启示》,这篇文章可以作为我们选择书籍的理论参照,论文中把这六十年分为了两段,第一段是1949——1978年,第二段是1979—2009年。在这六十年间,红学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化不是孤立的,它承载着新中国社会变革的时代内涵,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下,红学研究的格局非常明朗,在每一个格局中挑选“代表”就相对容易了。这样一来,既照顾了各个时期研究状态的呈现,又照顾到了红学发展的一个延续性,并且还能够看出红学流变的内在律动。但是只要有选择,就意味着要放弃,挂一漏万,实在不忍心……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1954年以前,红学研究的第一类学术范式仍然是传统的学术,我们称为“考据学范式”,在这一范式下有两部代表作:
俞平伯著 《红楼梦研究》1952年 上海棠棣出版社
周汝昌著 《红楼梦新证》1953年 上海棠棣出版社
“1954”这个年份对于红学研究而言,格外醒目。这场运动的直接领导者是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他老人家的目的非常清晰,要在文化学术领域来一次大扫除,彻底清理资产阶级唯心论与实用主义,毛老爷本着马列主义思想,因此这一指导思想也在学术领域开始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于是乎,红学研究就有了第二类学术范式,我们称为“政治学范式”,在这一范式下,有三部代表作:
李希凡、蓝翎 著 《红楼梦评论集》 1957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何其芳著       《论红楼梦》     1958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蒋和森著       《红楼梦论稿》   1959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生产陷入停顿,人民生活接近崩溃,谁都知道,这一时期的学术根本就不能称其为学术,它已经沦为阴谋。1976年十年浩劫结束,人民生活逐渐正常,学术也慢慢春暖花开,这一时期的红学研究又开始沿袭传统,伴随着历史的惯性,出现了第三种学术范式,我们称为“社会学范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就在这一时期,考据学范式又有了惊人的成果,所以这时的社会学范式与考据学范式平分秋色,所以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就有十部:
张毕来著 《漫说红楼》     1978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吴恩裕著《曹雪芹佚著浅探》1979年     天津人民出版社
吴恩裕著《曹雪芹考丛》    1980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
徐迟   著 《红楼梦艺术论》 1980年     上海文艺出版社
段启明著 《红楼梦艺术论》 1980年     江西人民出版社
冯其庸著《曹雪芹家世新考》1981年     上海古籍出版社
魏绍昌著《红楼梦版本小考》1982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刘梦溪著 《红楼梦艺术论》 1982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毕来著 《贾府书声》     1983年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沈治君 著 《红楼梦成书研究》 2004年    中国书店
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西方文化理论,文艺思想大量涌入,再加之我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此时的学术已经从单一的范式开始蜕变成多元化学术范式,齐头并进。参照梅新林、曾礼军二位先生的梳理,红学有如下学术范式:
文艺美学研究的学术范式,所谓文艺美学研究的学术范式就是从美学观念出发对曹雪芹及《红楼梦》进行审美思想、审美构成,审美特征以及美学范畴,美学体系等相关的问题进行探讨。①  在这一范式下,有如下六部代表作:
王朝闻著 《论凤姐》            1980年 百花文艺出版社
苏鸿昌著 《论曹雪芹的美学思想》1984年 重庆出版社
李传龙著 《曹雪芹美学思想》    1987年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何永康著 《红楼美学》          1991年 北岳文艺出版社
阎承利著 《红楼梦爱情美学》    1991年 黄河出版社
孙伟科著 《红楼梦美学阐释》    2009年 云南大学出版社
文化学研究的学术范式,这一学术范式,是我一直推崇的红学主流方向,简单了讲就是通过《红楼梦》研究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上到儒释道各家哲学体系,下到民俗、美食、建筑、游戏、工艺、服饰等等。在这一范式下,有如下十一部代表著作:
张毕来著 《红楼佛影》                  1979年 上海文艺出版社
周汝昌著 《红楼梦与中国文化》          1998年 华裔出版社
邓云乡著 《红楼风俗谭》                2004年 河北教育出版社
胡文彬著 《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      2005年 中国书店
成穷   著 《从<</span>红楼梦>看中国文化》      2005年 云南人民出版社
李劼   著  《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span>红楼梦>》2006年 新星出版社
梅新林著 《红楼梦哲学精神》          2007年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梁归智著 《禅在红楼第几层》          2007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关华山著 《红楼梦中的建筑与园林》    2008年 百花文艺出版社
祝良文著 《解读红楼梦之红楼游艺》    2008年 齐鲁书社
李根亮著 《红楼梦与宗教》            2009年 岳麓书社
叙事学研究的学术范式,叙事学是源于西方的理论,传入中国以后,学者们纷纷将其用于红学研究,对《红楼梦》的叙事艺术作了深入的剖析。90年代,因为考证派的壮大,并占据了红学研究的半壁江山,于是学者们开始呼唤回归文本。此时的叙事学理论正是通向“回归文本”的最好范式,所以此队伍从七八个人发展到了千军万马之势。在这一学术范式下,有如下四部代表作:
李庆信  著 《跨时代的超越——红楼梦叙事艺术新论》1995年 巴蜀书店
王彬    著 《红楼梦叙事》              1998年 中国工人出版社
张世君  著 《红楼梦的空间艺术》        1999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郑铁生  著 《红楼梦叙事结构》          2009年 白山出版社
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范式。这种学术范式是当下非常流行的一种研究。简单了说,就是用《红楼梦》与其他的小说进行对比研究,用来对比的有国内的古典小说,也有国外的世界名著。同国内的比较研究,学术旨趣在于探寻《红楼梦》诞生的文学渊源;同国外的比较研究,学术目的在于区别文化的特性与异同。在这种学术范式下,有如下四部代表作:
沈天佑著 《<</span>金瓶梅><</span>红楼梦>纵横谈》    1990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冯子礼著 《<</span>金瓶梅><</span>红楼梦>人物比较》  2000年 南京出版社
吕启祥著 《红楼梦寻味录》              2001年 山西人民出版社
詹丹   著 《红楼梦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2003年 华东大学出版社
港台红学研究范式,因为政治原因,大陆和港台的红学发展,在1979年以前都是“老死不相往来”的,1979年以后,两岸三地间有了交流,红学研究也相互慢慢融汇了。1980年6月,周策纵先生发起组织了首届国际红学研讨会,这是改变两岸三地学术界格局的一件大事。至此港台红学研究也蓬勃发展,在这一范式下有如下三部代表作:
余英时著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1981年 上海社会科科学院出版社
唐德刚著 《史学与红学》       2008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潘重规著 《红楼血泪史》       2006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学术史研究范式,任何一种学术,只要有发展,就代表着它有历史,红学的历史从何算起,学术界一直没有一个定论,如果从1754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算起,到如今已有250多年了。当然红楼梦研究真正进化为学术体系要比这个时间晚的多。在这一学术范式下,有如下代七部表作
郭豫适著 《红楼研究小史稿》            1980年 上海文艺出版社
《红楼研究小史续稿》           1981 年 上海文艺出版社
欧阳健曲沐 吴国柱 著 《红学百年风云录》1999年 浙江古籍出版社
孙玉明著 《红学:1954》                2003年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陈维昭著 《红学通史》                  2005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
刘梦溪著 《红楼梦与百年中国》          2005年 中央编译出版社
苗怀明著  《风起红楼》                 2006年 中华书局
李广柏著 《红学史》                    2010 年 广东教育出版社
这五十本书的推荐,是在纯学术研究范式下给出的,都是学术性较强的专著,所以不太对广大读者的胃口,其实在这种学术范式下,已经有很多优秀的著作被忍痛割爱了。如果站在另一种角度来推荐,又有不同的优秀书籍,当然这要看出版社集结的目的是什么。
在这里我厚着脸皮,王婆卖瓜一回。鄙人于2008年撰写了一部《中国红学概论》,是专门为普通红学爱好者而准备的,浅显易懂,涉及面较广,是一部介绍性,普及性的红学书籍,可以作为红学入门书籍阅读。2010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红楼文化基因探秘》一书,虽然够不上“代表”,但是按照学术研究范式划分,可以归为“文化学研究的学术范式”,其中虽有很多荒唐之言,但也可用来喷饭供酒,消遣哂之。2013年笔者出版《红楼十二钗评论史略》是人物评论史。2015年出版《从红学到管理学》属于跨学科“嫁接”研究。
注解:
①梅新林 曾礼军《红学六十年:学术范式的演变及启示》载于《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4辑



红学六十年版本探求的进程

2016-03-20  wunianyi
《红楼梦》的版本研讨有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即新中国之初的集勘与考辨、新时期伊始的校注与论争、新世纪关于版本与文本的结合方面的探求。笔者仅从这三个关键的工夫节点,对六十年来《红楼梦》的手抄本和刊印本加以概述。

 

新中国初建:

脂本的集勘与考辨



新中国成立初的十余年间,《红楼梦》早期八个抄本得到了密切关注,一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已知古抄本的“集本校勘”成为红学同好的共识。二是1959年社会主义改造前后,几种抄本的发现和考证。



前期四个版本的集勘工作可分三个层次。其一是周汝昌的计划和胡适的支持。1949年前后,随着北平解放的临近,《石头记》的早期抄本也备受关注。1948年6月胡适将甲戌本借给周汝昌,同年7月11日周汝昌致谢,并表示要做“集本校勘”工作,胡适表示大力支持。其二是陶洙的汇校与誊清。陶洙1947年(丁亥)春于沪上写在己卯本上的题记,表明本人已掌握了四种抄本的信息。1949年1月19日陶洙拜访周汝昌,二人在此期间有过版本上的交流。陶洙把甲戌本的文字过录到自藏的己卯本上,并与庚辰本的摄影本等“互校”,于1952年前又汇校、誊抄了一部残缺的八十回抄本,之后陶洙的版本材料转到了俞平伯手中。其三是俞平伯的校勘、辑评与出版。俞平伯在1952年北京大学文学研讨所成立时,即接受了集中精力校勘《红楼梦》的任务,具体从事《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和《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的工作。辑校《脂砚斋红楼梦辑评》时,他采用了甲戌本、庚辰本、己卯本、戚序本等。在写于1953年10月30日的《引言》中,他说,甲戌本是“近人将那本之评过录在己卯本上的”,这位“近人”显然指陶洙。



后期四个版本的发现及考辨。1959年后新发现的一种残本和三种残缺的手抄本,分别为:1959年的己卯本残卷、1959年的杨藏本(梦稿本)、1961年的蒙府本和1962年的列藏本。这期间有几部《红楼梦》抄本相继出如今琉璃厂古旧书店,与1958年北京市图书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直接相关。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从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收买《石头记》残抄本一册(三回又两个半回),经鉴定是《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冬月定本的残卷。1959年春,杨继振藏本《红楼梦稿》由琉璃厂文苑斋收买。这期间发现的抄本,对于之前的抄本来说,具有同类相证、异文互补的作用。1961年春,北京图书馆购藏的“蒙府本”,与戚序本大体相反,它的出现证明戚序本的回前回后总评应有较之戚蓼生更早的来源。1962年,在苏联发现“列藏本”,存78回,所缺与庚辰本不同,其第六十四、六十七回值得参考。有些细节尤其是关于黛玉进府的表情“似泣非泣含露目”贴切而传神,致使《红楼梦》新校本照此修订了相关文字。就刊印本而言,印行较多的是程乙本。1953年作家出版社刊行繁体竖排本程乙本。1957年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本,之后近二十年多次再版。



新时期伊始:

脂本与程本的校注与评论

  

多种版本的校注工作在新时期的十余年间展开。脂本零碎版本的校注和出版。其一,以庚辰本为底本。1980年,中国艺术研讨院红楼梦研讨所成立,之后便组织校注,1982年出版新校本,近三十年已出了3版。其二,脂本互校本。1994年蔡义江的校注本,前八十回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所列12种“脂本”互校,后四十回以程甲本、程乙本互校。同年出版刘世德校注本,还辑录了脂批和部分清人的评点。其三,脂本汇校本。郑庆山积十余年之功于2003年出版《脂本汇校石头记》,采用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做底本,其中第六十四和六十七回以列藏本做底本,校以其他抄本,综合汇勘而成。其四,以戚本为底本,即俞平伯校,启功注,1998年出版。其五,以梦稿本(杨藏本)为底本,卜键等校注,2001年出版。



程甲本的校注与汇评。其一,出版以程甲本为底本的校注本。1987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了以程甲本为底本的校注本,此书启功为顾问,张俊、聂石樵等承担了注释和校勘工作。该竖排四卷本,在第一回注释为11页,而注释却占13页,可见注释之详。1994年花城出版社刊行绣像新注的程甲本,此书由曲沐、欧阳健等校注。其二,对程甲本零碎版本的批语加以汇集出版。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红楼梦》三家评;1991年文明艺术出版社刊行由冯其庸编纂校订的《八家评批红楼梦》。此外,1992年北京图书馆将收藏程甲本影印问世。1991年,留念程甲本问世200年时,冯其庸肯定了程甲本的历史功绩,并呼吁加强研讨力度。



程本评点的研讨与版本价值论辩。1999年胡文彬强调:“在进一步深化研讨‘脂评’的同时,将整理与研讨的目光转移到程刻评点本下去。”90年代有代表性的是张庆善、苗怀明等关于评点家和各家批语的考论文章。此间对程本研讨的注重,出现了矫枉过正的景象。1994年欧阳健的《红楼新辨》设“脂本程本关系辨证”等章节,质疑“八十回的抄天分否早于一百二十回的印本”。驳论以蔡义江的《〈史记〉抄〈汉书〉之类的奇谈——评欧阳健脂本作伪说》为代表,陈熙中在《红楼凝思录》(2000)中分析了“程前脂后”说存在的成绩。程本与脂本关系的讨论,客观上推进了相关成绩的进一步澄清。

  

新世纪来临:

版本与文本的理性结合



新世纪以来的《红楼梦》版本研讨,次要围绕以下三个议题展开:新材料的出现与考证、采用新视角调查老版本、数字化之新方法在版本研讨中的运用。



北师本和卞藏本出现,吸引了研讨者的关注。2001年初,北师大《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简称“北师本”)的披露惹起了社会反响。在考证文章中,冯其庸认为这是庚辰本的校抄本,周汝昌与乔福锦主张这是一个古抄本。笔者与张俊等进行了查访与考证,结论是北师本以庚辰本为底本,参阅了甲戌、己卯、戚序本等,是陶洙在建国初期集本校勘的工作结晶,朱批部分为周绍良所补。2009年春我与高文晶查阅文津馆的两套庚辰本的摄影本,发现陶洙校补的笔迹,这为北师本之工作底本的探寻觅到了打破口,也为己卯本、庚辰本上互校的文字找到了根据。2006年,在上海敬华拍卖公司春季艺术品拍卖会古籍专场上,出现了一部《红楼梦》残抄本,存一至十回。后经卞亦文购得,出版时题名《卞藏脂本红楼梦》。冯其庸作序指出,此本属于脂本零碎,除前十回注释外,还保留了第三十三回至八十回的回目,大致与蒙府本、戚序本相反,亦有独特之处。刘世德经过对收藏者的调研,鉴定这一古抄本的价值。2005年上海博物馆以“重金”从海外购回甲戌本,使这一珍贵抄本回归祖国。



此时期,学者从全新的视角,经过文献梳理与文本考证相结合的方法,对20世纪已知的抄本和刻本进行讨论,取得了新进展。例如,关于杨藏本(梦稿本)的成绩,范宁、潘重规在60年代认为是高鹗的稿本之一;金品方在90年代提出杨本后四十回全抄程乙本;林冠夫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杜春耕集十年之力,于2009年完成其论文《杨继振旧藏〈红楼梦稿〉告诉了人们什么?》的修订稿,“最终得出此书浑身是宝的结论”。世纪之交,在“融合文献、文本、文明”的红学研讨方针引导下,版本和评点研讨的新成果不断涌现。



随着信息化的不断加快,古代小说版本数字化工作开始引入《红楼梦》研讨领域。2008年秋,首都师范大学周文业初步完成了《红楼梦》15个版本电子文本的录入工作。刘世德等40位学者的论文集《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版本研讨和数字化》(附光盘)于2009年夏完稿。经过版本比对,可一改手工翻阅的检索和精确的统计,《红楼梦》的版本研讨开始插上科学的翅膀。

 

1949:从中央大学到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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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师范学堂门额旧迹
 
 
 
高等师范图书馆,1928年改称中央大学图书馆,1949年5月改为南京大学图书馆
 
在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百年名校南京大学也以独特的方式迎接新中国60华诞。以庆祝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60周年为契机,回首一所大学在共和国旗帜下新生和发展的过往记忆和辉煌纪事,以一所大学的风雨历程和沧桑巨变昭示:与民族共命运,与民众共呼吸,与时代同脉搏,是中国高等教育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追求。
 
□冀强 郑晓芳 李颖
 
1949年对于南京大学而言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南大摆脱了国民党的统治并获得了新生。也是在这一年,中央大学正式更名为南京大学。今年又恰值共和国诞辰60周年。60年见证了一个国家的历史,同样也见证了一所大学的历史。可以说,新时期的南京大学是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而成长起来的。
 
接管中央大学
 
1949年4月20日深夜,李宗仁、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复电张治中并各代表,拒绝接受和平协定,国共北平和谈正式破裂。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狮横渡长江,国民党军迅速溃败。23日南京解放,统治中国22年的蒋家王朝覆亡。终于熬过了黎明前黑暗的中央大学也获得了新生。26日,于南京解放前夕秘密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筹备工作的梁希、潘菽两位教授从北平发来电报:“庆祝南京解放,并祝学校平安”。27日,中央大学教授会、维持会电复梁、潘二教授:“亟盼就近催促,派员接收,并恳请速驾返校,共策前途”。随后,梁希、潘菽二教授电请南京军管委员会派员办理中央大学接收事宜。5月7日南京军管会派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大专部部长赵卓为中央大学军代表负责学校的接管事宜。
 
在南京解放前夕,中大的师生就在遍布于校园的地下党组织和校务委员会的支持和领导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护校斗争,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学校初步摆脱了国民党的控制,当时就被人称之为“小解放区”。这样就为中央大学的接管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5月中旬,军管会又对接管的意义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使广大师生员工明确了接管的重要性。正是由于前期富有成效的准备工作,学校的接管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全校师生员工以一种特有的主人翁精神投入到学校的接管之中。几天之内先后有2900余人报名,占全校成员的92%。全校共分15个大组,400多个小组,从5月18日起对各院系、各部门的物质设备进行了逐一的清点、检验。在接收过程中,全校师生充满了当家做主人的自豪感,对学校的未来充满了期待。6月9日清点工作基本结束,接管工作暂告一个段落。10日中央大学四牌楼校本部和丁家桥二部分别举行接管仪式,标志着中央大学从国民党的手中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中央大学获得了新生。
 
南京大学的诞生
 
就在对中央大学接管的同时,军管会就着手进行对学校的改造,以消除已有的体制弊端,更好地向社会主义新型大学过渡。
 
取消训导制。训导制是国民政府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控制和进行党化教育的重要措施。1938年起国民政府强制各学校实行,所教授的内容以国民党的党义为主,这种僵化的教学模式在当时招致了广大师生的反感。1949年5月11日,在宁各高校的教授代表一致要求“取消国民党统治学生的训导制,实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随后中央大学废除了训导处,将校部机关调整为两个处,其一为秘书处,下设总务科与秘书室;其二为教务处,下设图书馆、注册室与讲义室。
 
确立新的办学宗旨。1949年6月起,南京军官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就邀请在宁各高校的教授就中国的高等教育问题进行座谈,拟确立新的办学宗旨。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了新中国初期新的教育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南京大学确立了新的办学宗旨:“以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并配合教学和国家的需要进行研究工作。”这样学校的办学模式就走上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道路。
 
改革招生制度。自接管以来,中央大学为了彻底改变原有教育中对工农的歧视,摆脱学习过程中严重脱离实际的恶习,学校积极调整了招生计划,优待革命军人和工农子弟入学,为国家培养急需的建设人才。1949年8月学校计划招生2000人,但由于当时的战火未熄,生源有限,实际入学的人数仅为939人。虽然招生人数没有完成预期的计划,但招生制度的改革打破了原有大学教育中的精英化倾向,使得普通民众也能接受到优质的教育。
 
经过一系列的前期准备工作之后,8月8日接南京军管会的通知,国立中央大学正式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那一天,许多同学都在镌刻着新校名的大门口留影纪念。“国立南京大学”六个大字在阳光的照耀下分外耀眼。12日,国立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正式成立,由梁希、潘菽等21人组成,梁希为校委会主席。15日,原校务维持委员会在军代表赵卓的监临下,向新的校委会移交了所有清册文件,中央大学的接管工作胜利结束。10月22日国立南京大学成立庆祝大会正式召开,陈毅、陈士榘、钟期光、聂凤智、余立金、张崇义等同志向学校赠送锦旗一面,祝贺南大新生。1950年10月10日,学校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吴有训签发的通知,“除私立学校于校名前加‘私立’二字外,各级学校校名前概不加国立、省立、市立及公立字样”。自此,校名即去掉“国立”二字,而称“南京大学”,南京大学的校名一直沿用至今。
 
为什么要更名为南京大学
 
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所著名的学府,南京大学在历史上曾经多次易名。1902年建校之初称之为三江师范学堂,1906年更名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民国建立之后,于1914年筹建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师。1920年起在南京高等师范的基础上又组建了东南大学。1923年南高师并入东南大学,遂称之为东南大学。1927年北伐军攻克南京以后,东南大学更名为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2月又更名为江苏大学,但这次更名时间并不长,同年5月份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中央大学的名称一直被沿用到1949年8月份,历21年之久。一所大学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这么多次的更名,在中国高教史上乃至在世界高教史也是很少见的。当然每一次更名的背后都有其复杂的背景,都会受到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
 
在更名为南京大学之前,国立中央大学的称号一直被延续使用了21年,这也是南京大学在1949年之前使用时间最长的一个校名。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覆亡,南京已经不再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了,如果再使用“中央大学”这样的校名,就与当时的政治形势非常不符,学校的名称必须进行更改,这才符合时代的潮流。
 
根据国际上一些大学的命名传统,一般说来,大学的名称都会选择大学所在地的地名或城市名进行命名,或以该大学所在的地域进行命名。如著名的学府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名称就来源于大学所在地牛津镇和剑桥镇。德国的柏林大学、俄罗斯的莫斯科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则是以大学所在的城市进行命名的。国内的一些高校实际上也遵守着这样的原则。像北京大学、天津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的校名就是得名于它们所在城市的名称,像山东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则是以学校所在省份名称进行命名的,像东北大学、西北大学、中南大学的名称则来源于该校所处的大的地域的名称。所以从国际和国内各高校的命名原则来看,更名为“南京大学”也符合这样的历史传统,同时这样的命名也最为直接,其结果也最稳定,不易受到政治变更的影响,对于保存学校多年积累下来的名气和威望也最为有益。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随着旧政权的灭亡和新政权的建立,中国的各级高等学府都进行了调整,南京大学的更名和调整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如果我们细细对比这一时期国内其他各知名高校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南京大学是这一时期少数几所更改名称的高等学府。更为特别的是南京大学校名变更的时间恰为1949年,这样就把南京大学新校名使用的历史和共和国建国的历史联系在了一起,这一点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这在国内高教史上几乎是罕见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现在的各高校中,南大的历史可以说是最为复杂的。南京大学的校史上不仅出现过多个校名,多次易名。更为重要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以来,原中央大学的庞大肌体被分割成几块,现在南京市的许多高校都是在原中央大学各个院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科学时报》 (2009-9-29 B4 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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