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学国文教学，在民元以前，初无所谓问题。以当时中学生，受书塾教学，专习国文已十余年，作文读书，已有相当根基，学校国文教学之优劣，无关得失也。自民元废止读经，而小学九年制改七年制，学生之进中学者，多自七年小学毕业，作文读书，全无根基，而中学课程重心，已倾向于英算科学，于是国文教学不能不成问题。然亦无人注意及之。自民八以后，中学国文教学盛倡白话文、新思潮；而教材教法完全紊乱。教者咸以适应潮流为主，而不注意国文教学之正当途径。自民九小学国文全改白话，民十一小学又改六年制，于是小学毕业生之进中学者，粗浅白话文尚未同顺，而中学国文教学，乃愈成问题。

　　问题何在？即中小学十二年中，教学国文之时间，至多不过二年半。举旧日书塾专习国文，中材生十年始得通顺之责任，加诸今日学校之国文教师，欲于二年（初中毕业习国文之时间，总计不过二年。）或二年半（至高中毕业，亦不过二年半）内教通之也。而中学国文教师之所以教学生者，其教材教法之不经济如故也；其不察学生程度需要如故也；徒事口耳授受，不重教学效率如故也。职是之故，处今日中学教学制度与教学环境之中，国文教学乃至全无功效可言。初中毕业求其语体文通顺者，十不得二三；高中毕业生求其文言通顺者，十不得一也。教育官厅与一般学者，乃谋提高教学标准，以求学生程度之提高。不知教学标准愈提高，而学生程度愈降低。何者？以学生实际程度愈不及，则教学逾全无功效可言也。

　　故处今日之中学而言国文教学，不可不研究教材教法而求其经济；不可不研究学生之程度需要而求其适合；不可不重视教学效率，而求其用力少而获益多也。准是而言，今日中学国文教学之效率，非四倍于旧日书塾教学不可。而今日中学国文教师所负之责任，乃四十倍于旧日塾师。以旧日塾师，除蒙学外，所教学文之生徒不过三五人，而今日中学教师，乃教三班百三五十人也。坐是而国文教学乃有极多之困难问题，不能不为专门之研究矣。

　　然今日国内学者教师之所谓研究，不过竞相发议论，为空文章；今日教育官厅之所以研究，不过请三五教师议定几条办法；绝无人为问题之剖析，用科学方法研究，以求解决。则中学国文教学，将永无改进可言。作者身任高中师范大学及国学专门校之国文教师凡十五年。自民十八教授广州中山大学，得研究所主任庄泽宣先生之指导，即为国文教学问题之专门研究，发表专著四种。八年来发表论文二十余篇，近三十万言。顾自离广州后，教授暨大、西大、锡师，恒以课务繁重，不克研究。今年春后，课务清简，乃得整理旧稿，改著是书。

　　然此种草创之研究，亦不过为问题之剖析于系统之叙述与讨论，以谋相当解决之方法而已、所谓科学研究，相离尚远，仅得谓研究之预备而实愧当研究者也。倘蒙国内学者予以指正，而使作者草创之研究渐臻完善，则幸甚矣！

　　二十五年（1936年）七月五日作者自序于无锡师范学校

武玉鹏

语文单独设科之后，对语文教学法的理论研究也就开始了。同时，在一些师范学堂和一般学校附设的师范科里，还陆续开设了教学法课程。①到了2O年代，对语文教学法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一批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影响很大。例如，1926年以前出版的语文教学法著作，就有吴研因的《小学国语国文教学法》（1921），张士一的《小学“国语话”教学法》（1922），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教学法》（1924），吴研因、舒新城的《小学国语教学法概要》（1925），梁启超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1925），周铭三、冯顺伯的《中学国语教学法》（1926）等等。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教学法》。它初步建立起了语文教学法的理论体系，在这个学科的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把语文教学法当作一门科学来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在2O年代末至3O年代中期的七八年间，非常活跃，可以说达到了高峰。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时期出现的主要研究成果有：王森然的《中学国文教学概要》（1929）、赵欲仁的《小学国语科教学法》（1930）、权伯华的《初中国文实验教学法》（1932）、顾子言的《小学国语教学法》（1933）。曹凤兰的《高小国语教学法》（1933）、阮真的《中学国文教学法》（1936）、袁哲的《国语读法教学原论》（1936）等等。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理论研究，不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了新的拓展和开掘。

　　语文教学法研究在2O年代末3O年代初出现高潮，并不是偶然的。就在1929年，中学语文教学法作为高等学校师范科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开始有了自己的高级专门研究人员研究生了。同年出版的王森然的《中学国文教学概要》，标志着对语文教学法的研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王氏的著作不论在语文教学法学科的建设上，还是在语文教育理论研究方面，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正如语文教育史专家顾黄初先生所说，此书是“在中学语文教学法的学科发展史上，最早出现的一部内容全面、材料翔实、体制完备、观点新颖的教学法材料”②。和当时的同类著作相比，《概要》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它高屋建瓴地正确总结了“五四”以来进步的思想文化界对于中学语文教学重要意义的认识，肯定了中学各学科教学中“国文”一科的特殊地位；二是它试图运用当时从国外引进的一些教育理论来解释和解决国文科的教材教法问题，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三是它广搜博采，为从事国文教学改革的人们提供了从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大量具体材料，使得这本书不但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还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在3O年代的语文教学法研究成果中，最有代表性的则是阮真的《中学国文教学法》。阮真是我国语文教育专业中最早的研究生导师之一，对语言文学和教育科学都有很高深的造诣。他多年承担中学、大学的国文和国文教学法课程的教学工作，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中学国文教学法》一书，是作者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精心写成的，其主要特点是：基础扎实，论述全面；理论性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适合教学。

　　袁哲的《国语读法教学原论》，也是在3O年代的研究成果中颇具特色的一种。书名就标明这是一部研究阅读教学法的专著，是把“读法”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领域进行研究的。其突出特点，第一，是把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引进语文教学，专设“心理论”一编，从培养能力和心理学角度来研究阅读教学。第二，是主张“全文法”的阅读教学法。所谓“全文法”，是在总结欧美各国先进的读法教学的基础上，针对我国传统的程式化的“文字一语句一段落一全篇”的阅读教学法而提出的，是主张以文章的总体认知为出发点，把文章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进行阅读教学的理论，很有见地。③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由于国内的特殊社会环境，对语文教学法的研究进入低谷。3O年代末至4O年代初出版的语文教学法教材，根据现有资料，只有魏应鳞的《中学师范国文作文教学法》（1940）、阮真的《中学国文教学研究》（1940）和蒋伯潜的《中学国文教学法》（1941）等有限的几种。其中，蒋氏所编的一种，是最有代表性的。它的突出特点是：（1）重视语文教师本身素质的提高。本书的“绪论”和“余论”，分别论述了语文教师的素养和进修问题。（2）重视课外辅导。本书专设一编四章，论述了课外指导问题，提出了“课外教学当与课内并重”的观点，并且进一步强调说，“课外教学范围影响之大”，实在是“远过于教室里的正课”的，这在当时实在难能可贵。（3）在论述国文教学的目的时，运用了“正目的”和“副目的”的概念，把对于国文教学目的上的多年纷争，从理论上作了比较妥善的解决，这可以说是本书的一大贡献。作者认为，国文教学的目的有二：（一）正目的国文一科所特具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对于生活所需的工具国文能运用，能了解，且能欣赏”。（二）副目的国文科与其他学科同具的教学目的，又可分为两项：（甲）“使学生了解我国固有文化之一部分学术和文学的流变”；（乙）“使学生明了我国固有道德的观念及修养的方法，并培养或训练其思辨的能力”。把语文教学的目的分为“正副”两个方面，早就有人提过，但第一次加以科学分析的，却是蒋伯潜在他的这本著作中。④

　　总之，3O年代前后，我国语文教育界对于语文教学法理论的研究相当重视，参与研究的人也很多，出版了大量专著，发表了许多论文。这一点，从李杏保、顾黄初编选的位《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可以看出。就是从现代的观点来看，当时的语文教育理论研究也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有些研究成果，至今也没有失掉其理论价值，对语文教学仍具有指导意义。这种情况，和解放后3O年（1949－1979）的同类研究相比，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即使和今天的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相比，在某些方面也毫不逊色。这种情况，一方面值得我们反思，另一方面，也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以便继承这一笔宝贵的遗产，丰富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理论。

　　注：①“语文”，当时称“国文”、“国语”；“教学法”，最初称作“教授法”，附属在“教育学”课程之内，以后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②见顾黄初著《语文教育论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18页。

　　③参见曹洪顺著《语文教学法漫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34页。

　　④同③第29页。

　　选自《语文教学通讯》2000年第6期　　

骆耕漠：财经战线中的翘楚

作者：刘小清   责任编辑：魏冉   来源：《铁军·纪实》   日期：2014-02-26   浏览次数：1623

　　跌宕人生，执着信念，从北伐到抗战，从文委书记到银行行长，这是一段传奇经历，也彰显了他的文韬武略。他在一条特殊战线上，游刃有余，挥洒自如，为发展、巩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经济基石。他就是经济大家骆耕漠，新中国过渡性商品经济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

骆耕漠

　　屯溪，山清水秀，环境怡人。新的工作也让骆耕漠更加投入。1940年6月的一天，新四军岩寺兵站的忻元锡与邵荃麟突然来到屯溪骆耕漠住处，传达中共东南局组织部长曾山的秘密指示，考虑到国民党不断升级的摩擦动作，以及逮捕进步人士，要求骆耕漠提高警惕，做好随时撤往新四军军部的准备。此后，骆耕漠一直静候组织的正式通知。直到这年底因皖南事变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曾山派人通知骆耕漠立刻撤离皖南，前往苏北。当时周边情势十分严峻，骆耕漠此行山高路远，充满荆棘。他辗转湖南衡阳、广西桂林，转道香港再抵上海。虽然此行坎坷劳顿，但想到即将抵达新的抗日根据地，他还是充满期待和有一种兴奋之情。

1938年9月在金华，时任浙江省委文委书记

　　但天有不测风云，日军开始对盐阜区实施第一次战略大扫荡。突变的形势令所有准备工作戛然而止。

苏中币与盐阜币

1951年接管上海后，骆耕漠夫妇与二女儿小予

       钱迷们（包括杨绛）把钱钟书捧抬到自有人类以来唯一的一个完人，钱钟书夫妇长期以来也一直这样心安理得的满足着。但我从钱迷们经常挂在嘴上和写在笔下的大量事实中却得出了许多与之截然相反的看法。我认为钱钟书不仅远远没有钱迷们吹捧得那么完美，而且有许多是人生败笔。概括起来至少有十大方面的人生败笔。

        一、     代父写序蒙人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了台湾人汤晏所著《一代才子钱钟书》，其中说到一桩往事：“杨绛回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钱穆著的《国学概论》，上有钱钟书父亲的序文，据钟书告诉我，那是他代笔写的，一字没有改动。”（从《报刊文摘》转引）你看对此钱钟书、杨绛是何等得意。但苏州学者华明迩对此评论说：“钟书先生写稿，基博先生未加改动，自己署名交给宾四先生去用在书前。如果基博先生没有对宾四先生说过是小儿代写的，则这代写一事宜作为永远的秘密，不应告诉与此无关的人，即是亲密的家人。如果钟书先生告诉了杨先生，这防扩散的事就应由伉俪二人共同负责。但是杨先生公之于世，如果基博先生还在，他当何颜以对宾四先生。

        也在汤晏先生这本书里，摘有原见《光华大学半月刊》的基博先生训子书一节，‘勿以才华超绝时贤为喜，而以学养不及古圣贤人为愧’，这信写于1931年10月31日，去今七十多年了。窃以为，杨先生公布这件代父写文的事，未免有些‘以才华超绝时贤为喜’的嫌疑。

        今版《国学概论》，未见有此序，未知是从哪一年哪一版开始省掉这篇序文的。”（引见《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9月8日3版）

        我很赞同毕明迩对钱钟书“代父写序”往事的评论，但此事还有很多疑问。一是据我见到的各种媒体报道介绍的钱钟书之父钱基博其人是一个非常耿直的至诚君子，他能让当时还很不满意钱之学习成绩的其子代笔写序而还不告诉钱穆去骗之吗？这令人大疑。二是据许多媒体及钱迷们都说钱钟书是最“悔其少作”的，甚至还为此告倒了大连铁杆钱迷范旭仑等吃了官司，“悔其少作之人”在此事上怎么又极其欣赏并大夸其“少作”完美无缺了呢？这到底是钱钟书说的不合事实还是杨绛呢？弄不清楚。不过，既然杨绛已公布于众此事，也就只能姑妄听之信之。可如此一来，杨绛既陷其公爹钱基博和其夫钱钟书有负于本家学者宾四先生，又陷钱钟书于“言行不一样口是心非”之人一类。杨绛本想炫耀其夫为少年天才之神童，实则弄巧成拙，陷数人于不义。真如《红楼梦》上说的“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二、     抬高学历欺人

        杨绛1985年12月写的《记钱钟书与〈围城〉》中说：“钱钟书是无锡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了两年英语，1935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1937年得副博士（B. Litt）学位，然后到法国入巴黎大学进修。”此文是“胡乔木同志偶曾建议我写一篇《钱钟书与〈围城〉》”而写成的。并说：“我自己觉得年纪老；有些事，除了我们俩，没有别人知道。我要乘我们夫妇都健在，一一记下。如有错误，他也可以指出，我可以改正。《围城》里写的全是捏造，我所记的却全是事实。”此文写成“钟书读后也承认没有失真。乔木同志最近又问起这篇文章。”《记钱钟书与〈围城〉》一下风传全国，立即按此文产生出了不少于四五种钱钟书的传记和以此文为蓝本的长长短短的文章不时见于全国各地大小报刊之中，钱钟书为“副博士（B. Litt）”学位的说法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载进了无数厚厚薄薄的人物辞典和写到钱钟书学历的所有文章。

        但据《报刊文摘》2006年1月16日3版转摘自《辽宁青年》当年第2期上祁文斌的《杨绛的纠正》一文，其中说杨绛参加了由她和钱钟书捐赠的稿费在清华大学设立的“好读书”奖励仪式大会，“当主持人介绍钱钟书先生的生平，提到他曾获得英国牛津大学文学副博士学位时，杨绛坦然而又坚决地纠正道：不是副博士，是学士学位。”杨绛只是纠正了“主持人”的所谓“不准确”，而没有谈到这个“副博士学位”正是她自己造出来、钱钟书自己也认可的，让“主持人”背了黑锅。而杨绛在2003年出版的《我们仨》的69页中写道：“钟书已由官方为他安排停当，入埃克塞特（Exeter）学院，攻读文学学士（B. Litt）学位。”杨绛是什么时候在清华大学纠正了“主持人”的“副博士学位”的说法的，祁文没有交待，我也知之不确。但她在《我们仨》是明确地清清楚楚写着的。

        笔者曾记得见过一文说有钱迷专程到英国查阅了牛津大学的档案资料证实钱在其地所获只是学士学位而不是什么“副博士学位”（可惜我当时没有记下发表文章的报刊），且学位论文第一次还没有通过，是后来补的。在此情势下，杨绛才不得不在一些场合里纠正了自己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抬高钱学历的记载，但她始终不承认是她在上文中首先制造出来，又得到了“钱钟书读后也承认没有失真”的认可下传遍全国、至今出版的《围城》中杨绛此文也还是一字不改地作为“附录”疯传。谁能不知道自己的学历？可据说是绝顶聪明而又被吹成“文化昆仑”的活神仙似的钱钟书就是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学历，任凭其妻抬高就抬高、降低就降低，也让天下读书人去稀里糊涂地争来争去，实在让正直的文化人寒心。

        三、     不辞而别负人

        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姿悠悠地写道：“1938年，清华大学聘他（笔者按：此指钱钟书）为教授，据那时候清华大学的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钱钟书九、十月间回国，在香港上岸，转昆明到清华大学任教。那时清华已并入西南联大。”后来杨绛在《我们仨》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既然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这样赏识器重钱钟书，将他的职称一下子越了两级直聘为教授，按照通常的知恩图报的惯例，钱钟书应在清华大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钱钟书在西南联大仅仅教了八九个月的英语，第二年暑假中的七月就“离开昆明回上海度假。八月，钱钟书接受了国立师范学院的聘书。”事先并未向清华或西南联大提出辞呈就擅自接受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的任命了。为此，清华校长梅贻琦和秘书长沈履（即沈茀斋，也即是杨绛的堂姐夫）都急得赶紧给在上海的钱钟书发电报责问其为何不顾学生不辞而别。对此，钱钟书才不得不分别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秘书长沈履发函谢罪，全文如下：

        月涵校长我师道察：七月中匆匆返沪，不及告辞；疏简之罪，知无可逭。亦以当时自意假满重来，侍教有日，故衣物书籍均在昆明。岂料人事推排，竟成为德不卒之小人哉！九月杪屡欲上书，而念负母校庇荫之德、吾师及芝生师栽植之恩，背汗面热，羞于启齿。

        不图大度包容，仍以电致。此电寒家未收到，今日妇书附茀斋先生电，方知斯事。六张五角，弥增罪戾，转益悚惶。生此来有难言之隐。老父多病，远游不能归，思子之心形于楮墨；遂毅然入湘，以便明年侍奉返沪。否则，鱼熊取舍，有识共知，断无去滇之理。尚望原心谅迹是幸。书不尽意，专肃即叩钧安                               

                                                                         门人钱钟书顿首上        十二月五日

         茀斋哥道察：十月中旬去沪入湘，道路阻艰，行李繁重，万苦千辛，非言可尽，行卅四日方抵师院。皮骨仅存，心神交瘁，因之卧病，遂阙音书。十四日得季康书，云公有电相致，云虽赴湘亦速复梅电云云。季康云已另有复电致兄，不胜悚悚。不才此次之去滇，实为一有始无终之小人。此种隐情，不堪为外人道。老父多病，思子欲痗，遂百计强不才来，以便明夏同归。其实情如此。否则虽茂如相邀，未必遽应。当时便思上函  梅公，而怯于启齿，至  梅公赐电，实未收到，否则断无不复之理，向滇局一查可知也。千差万错，增我之罪。静焉思之，惭愤交集。急作书上梅公道罪，亦烦吾兄婉为说辞也。汪西林亦在此，常谈起兄与  保康姐。薪水已由许君寄沪费神至感。保叔将归，或在沪行医，外舅日盼其归。昆明状态想依然，生活闻更高。此地生活尚好，只是冗闷。不知明年可还我自由不。

        ​匆匆不尽。书已专函寄  梅公矣。即叩近安                               

                                                                               小弟钟书顿首            十二月五日

        保康姊诸甥均此致候（见范旭仑《钱钟书去沪入湘时间考》，载《万象》2007年2期）最先刊发钱钟书函的是黄延复的《钱钟书在清华》（见《清华校友通讯》复刊第18册，1988年11月），一年后，他又增补入《清华逸事》（辽海出版社，1989年9月），黄说：“钱改变了主意，于1939年10月径赴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而且既未向清华与联大校方当局请辞，也未向二校有关人士打招呼。前此，由于即将开学（可能是已经开学，10月2日开学），梅校长驰电上海促其返校上课，但钱未收到电报。十月，清华大学秘书长沈履打电报到钱家，促其返校。这时钱已赴蓝田，钱夫人杨季康复电：‘昆明西南联大沈履：电不解。无梅电。书才行。  季  上海  10.12。’”

        这样一位只顾追求个人前程根本不管学生学业的不辞而离职者有何可称道的呢？另攀高枝的心情可以理解，也是人之常情，因此也不必过于苛求。但说什么“羞于启齿”让对方无所措手足却是百分之百的错误，还没有任何认识错误的诚意，只是对梅校长、沈秘书长百般推诿完全移驾于其父的“百计相强”，陷其父于不仁不义之境，完全不是人子之所应为，也表现了对这次人生败笔的毫无悔改之意。

        顺便在此提及的是清华大学缘何对钱钟书这个在牛津大学不仅没有什么特殊成绩，而且连学士学位论文还是补授才通过的学子格外垂青，一下子越两级直聘为教授，这位清华大学的秘书长、其堂姐夫沈履的因素是否也可以考虑一下呢？我以为是可以考虑研究一下的。在不辞事件中钱都要求其堂姐夫“兄婉为说辞也”，而在比这更为紧要的越聘问题上钱钟书能对其堂姐夫毫无要求吗？以我之见绝不可能。但沈履在越聘问题上到底尽了什么力起过多大作用就不得而知了。清华尽管对钱格外施恩，给予特殊待遇，但还是抵不过那国立师范学院的英文系主任的官衔的诱惑力更大，因此也就撇下学生不管不辞而别地去应其之聘了，所谓“淡泊名利”的清高品格在此即被撞得粉碎，更不必说以后的表现了。这实在是负人啊！既辜负了清华大学破例高聘的厚望，更辜负了莘莘学子眼巴巴地盼着钱钟书在新学期讲课的热情，也辜负了其家人的阻挡，真是一举多失。

        但有不少人相信钱钟书去蓝田国师完全是为了照顾“多病”的老父的孝心，这是巧为其辞的。实际上钱父基博活到近80岁高龄，是当时的高寿之人。他在蓝田时年龄并不很大，身体也相当不错，还当着国文系主任。那时似乎钱钟书之妹就在蓝田其父身边，是无需钱钟书去进行什么照顾的。据杨绛的许多文章披露钱钟书对家务、护理等类事都一窍不通，根本就不是能照顾钱父的理想之人，钱钟书自己还得杨绛像照管小孩子一样进行照顾，他又能照顾其父什么呢？再说钱基博是一个非常方正循规之人，他怎能为了自己去怂恿其子去干那不仁不义之事呢？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钱钟书陷其父于不义是在不辞而别的错误上又加码了不止一筹的。

        四、     掠人之美耍人

        钱钟书伙同其弟子栾贵明至少两次掠人之美，这也是一般正直的文化人所不齿的。下面将从头道来。

        其一是钱钟书弟子栾明贵于1999年6月29日、30日在北京十三陵管理处召开的史学座谈会提交了《〈永乐大典〉之谜》一文，文中谈到《永乐大典》正本“没有毁亡，更没有佚失”，而是可能“做了嘉靖皇帝的陪葬物”，亦即埋于永陵玄宫。对于这一观点，媒体当做爆炸性的新闻报道、渲染、吹捧和喝彩。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更于当年7月3日用了近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栾贵明压缩整理后的《〈永乐大典〉之谜》，把这个早已传遍读书界的不一定科学的假说归到栾的名下，大违事实。

        实际上早在1986年，张忱石就撰写了《〈永乐大典〉正本之谜》一文，最早提出《永乐大典》正本殉葬于“永陵地宫说”，刊于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品》第2期上，引起新闻报道和读书界人士的极大兴趣。此后他对此文做了修改与补充，先后刊发于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历史大观园》1987年第2期和北京的《百科知识》1988年第6期，并为《新华文摘》杂志转载。这些杂志发行量都相当大，传播非常广远，影响也很巨大。张忱石文中着重指出：“归纳起来，正本下落大体上存在五种说法。首先，毁于清乾清宫大火……其次，毁于明亡之际……第三，毁于明万历宫中火灾说，……第四，藏皇史宬夹墙说（按：这是王仲荦教授私下与张忱石先生聊天时提出的看法，张在此文首次予以披露）……第五，殉葬说。《永乐大典》修于明代，而明代帝王阅读《大典》者，仅孝宗、世宗二人而已……更为喜爱《永乐大典》的还是明世宗，他‘几案间每有一二帙在焉’，‘按韵索览’……嘉靖三十六年宫中大火，他一夜下三四道命令抢救《大典》；之后他又决定‘重录一部……’由于明世宗对《永乐大典》‘殊宝爱之’，笔者认为极有可能正本为其殉葬于永陵……安葬世宗在《大典》重录完成之前，在时间上存在矛盾，依笔者之见，重录工作在嘉靖四十五年至隆庆元年三月之间就可能完成了。由于世宗之死，有许多重要的事要做……直至这些急务处置妥当后，才下达嘉奖令（按：指嘉奖重录《大典》的有功人员徐阶、张居亚等人），这是情理之中的事……从永陵的建筑规模，也存在殉葬《大典》的可能……正本如能发现，那将是轰动世界文化学术界的奇迹。”（转引自《北京观察》1999年11期，王春瑜《〈永乐大典〉正本殉葬说溯源》）

        这明明白白确凿无疑地告诉人们：《永乐大典》正本殉葬说的首创者是张忱石，而非栾贵明。但当时的栾贵明和他的追捧者都吹吹打打大张旗鼓地把殉葬说的首创者归到栾的名下，而对真正的首创者张忱石却只字不提，光天化日之下的歪曲事实竟达到了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程度，岂可怪也欤！因此王春瑜在上引的文中说：“将栾文与陈登原文、张忱石文对照，便不难发现，被当做重大文化新闻披露的栾贵明研究《永乐大典》如何筚路蓝缕、独辟蹊径云云真乃岂有此理！应当说，这是旧闻，而非新闻。……令人吃惊的是，栾先生在《〈永乐大典〉之谜》文中，煞有介事地称‘吾之谓友张忱石先生’云云，引用他在《〈永乐大典〉史话》中驳诘《永乐大典》正本毁于明清之际说，‘送归南京说’。但是，对于关键的殉葬说，为什么却只字不提是张忱石先生首创，而归到自己名下呢？这样的行为方式，该如何定位？”

        当时之所以如此地吹擂栾贵明并无新意更无证据的《〈永乐大典〉之谜》，大概是因为栾在其文中和记者访谈文中一再申明他与钱钟书、杨绛夫妇的关系如何亲密及钱亲自定题、具体指导、一再审改并推荐发表等有直接的关系吧。栾的文章开宗明义即说“1972年夏天，‘五七干校’结束，我们返回北京。钱钟书先生没有忘记在‘干校’工棚里给我的承诺——为我命题，规范我的研究方向，从那时开始，这部含有十数万条目的《〈永乐大典〉索引》，就在钱先生的悉心指点下，用了十年时间渐告完成。”而《文汇读书周报》为提高宣传栾在钱指导下完成其书其文的功劳，特在该期头版显要位置套红刊出《谁能解〈永乐大典〉之谜》的要目强调“本报今天推出栾贵明先生长文”说：“栾贵明……是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先生的学生，他的这一研究就是在钱钟书先生的具体指导下，历时25年才最后完成的。”

        在用近两个整版刊出栾文后配发的刘绪源的《一部大书的诞生》中也极力称颂钱钟书与栾的文革患难中形成的亲密关系和悉心具体指导成书成文的铁定事实，指出“钱先生终于为栾贵明选定了题目——对《永乐大典》进行研究和整理。钱先生对研究的方法，研究的目标，都做了非常具体的指导。甚至连时间的安排也替他想好了：从现在起，将所有时间一分为二，一半应付上班，一半搞自己的研究，这样，达到目标，大概要十年时间。”而“序文《〈永乐大典〉之谜》，长约2万字，是这部大书中最醒目的地方……这篇长文，是经钱先生杨先生反复指导和一再删改之后，才得以完成的……他（笔者按：此指栾贵明）所说的，都是对钱先生杨先生的不胜感激之情。”这在钱、杨二人与现当代学人中是极为突出、独一无二的不寻常的亲密关系。

        由于有了钱钟书与杨绛于栾书栾文的染指渗透，更由于钱钟书在学界被一些人捧上尊神的地位吧，所以这才有1999年夏天大捧栾书栾文的近似疯狂的炒作，还是撇开前人的研究成果于不顾而瞒天过海地掠张忱石之美于明目张胆。这才出现了上引王春瑜文开头说的“今夏虽酷热，但赶不上媒体炒作的文化热——电视里是小燕子搞鬼，报纸是侃《永乐大典》”的热烈局面。但王春瑜却又不无自相矛盾大为贤者讳地对上引《文汇读书周报》的说法予以否定说：“真相究竟如何，笔者是局外人，不便悬猜。但是，钱、杨二老，学问再大，毕竟一不是明史专家，二不是《永乐大典》专家，他们显然是不能对这篇长文中存在的学风问题负责的。”怎能以两个不是“专家”就将其推得一干二净呢？既然不是专家，那又为何去主动地给人家定题目、定方法、定时间地去指导别人进行“科学研究”呢？很显然栾贵明长文中存在的学风问题钱、杨二人是难辞其咎的。这是因为栾贵明与《文汇读书周报》对钱、杨的吹捧推崇固然难免夸大其辞，但事实肯定是存在的。否则二人是不会允许栾贵明等如此炒作的。虽然在炒作之前的1998年12月钱钟书已经去世，但若无此事，杨绛早就就会代表钱钟书发表声明予以否认了。但他们一直没有这样做。就是钱在世时，此类事也总是由杨绛出面而作抉择，钱此类事几乎从来都是躲在幕后的。如此钱、杨二人至少难辞失查之责，像王春瑜给他们洗刷得干干净净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须知，《文汇读书周报》对钱、杨二人极为推崇，凡与他们有关的不管多么无理不合实际都要大登特登。连杨绛顺手划拉出的残缺不全的报名都不惜予以制版影印刊出，还大感光荣。而对声称是钱钟书、杨绛学生的栾贵明的“无论是材料，还是观点，从总体上看，并无新意”（王春瑜语）的长文不惜用近两个整版的篇幅刊出，且又大力渲染钱、杨二人与栾如何亲密、如何给栾定课题、出主意、花心血、多次删改而成，这是完全符合《文汇读书周报》对钱、杨推崇吹捧的事实逻辑的。即在北京虽有媒体大事炒作此事，但并未有如此大度竟拿出这么多版面刊登栾那掠人之美的自夸之文的。

        不仅如此，杨绛与栾贵明联手搞了一个比这还要恶劣得多的掠人著作权的例子。陈福康在《视而不见真笑谈——再评王若的编造和辩说》中说：“《宋诗纪事》是清朝厉鹗、马日琯辑撰（笔者按：原文如此。《辞海》1979年缩印本1008页《宋诗纪事》条及其各补逸本均未提到马日琯其人。）的，钱先生读的时候随手在书上批写增订，只是‘馀力旁及而已’。钱先生晚年将批本交给某先生整理，看钱先生手迹（见《补正第7册卷首》，可知本来是要他们两人共同署名的。或许有人出于什么考虑，在钱先生身后搞了‘钱钟书著’。而在这部近7000页的‘巨作’中，钱先生的评论文字（其中有的到底是不是还得打个问号）加起来统共不足20页吧。钱先生竟会因为在《纪事》这种‘资料书’上批了这么些文字，而将整部别人编的大书署上‘钱钟书著’？这，头脑正常的人是绝不敢相信的……王若还大胆编造说‘此书完成，钱先生尚健在’。而杨绛先生序中分明说，钱先生校阅了（第三稿的）前六十九卷。并查看了他选出的另几卷，对栾君说：‘行了，不用我再看了，你自己再仔细核对，不要有重见复出。’钟书就这样结束了他的《〈宋诗纪事〉补正》工作。”（《中华读书报》2004年3月31日6版）此文中的“某先生”与杨绛序文中指出的“栾君”都可肯定为非栾贵明不可，在这个强把清人厉鹗等的著作署上“钱钟书著”的事件中，又一次把钱钟书、杨绛、栾贵明联系在了一起，可见他们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他们又搞了个更为恶劣的将清人著作权据为己有的丑陋行为，书出版时虽钱钟书已死，但其妻杨绛还写了序，也并未公开发表声明谴责出版社的侵权做法，可见至少是认同的。而栾贵明更是此事的具体操作者，足见他们掠人之美甚至掠人著作权的做法是惯常的，并非是偶然的无意识的。至若《〈永乐大典〉之谜》之事肯定千真万确，否则，杨绛也早会并代表钱钟书（此为二人的惯常做法）发表声明予以否认了。

        相反的例子是2005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台湾人汤晏所著的《一代才子钱钟书》。到2007年2月16日《文汇读书周报》在其头版头条以大字标题《亲自校订〈第一才子钱钟书〉，但不写序言·杨绛谈热门题材‘钱钟书’》发表其记者许家俊的报道，由于失实，杨绛得知后立即于第三天即2007年2月18日就致电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声明无此事。该报不得不于2007年3月2日的第1149号第2版左下角极不显眼的位置刊出《启事》说：“本报于2007年2月16日头版刊出《杨绛谈热门题材‘钱钟书’》失实，杨绛先生于2007年2月18日致电本报郑重申明：‘我从来没有亲自校订《第一才子钱钟书》（笔者按：应为《一代才子钱钟书》）。’为此，特向杨绛先生和读者致歉。我还注意到许家俊本是该报头版头条的报道者，但自从报道了这篇失实文章之后很快就消失了，以至于今再未出现过，也甚可怪也欤！而声势影响比这不知要大多少倍的栾贵明书文之事被炒破了天以至于今，可从未见杨绛对此说半个不字。可以肯定她是知道的清楚的，她更是认同的。而协助大力炒作此事的刘绪源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红，“升官发财”，当上了《文汇报·笔会》专版的编辑主任。两相对照，真伪判然。

        再者，但凡科研课题的确定，都要多方面地详细搜集材料，全面了解历史上和现实的研究进展情况，一定要纵知历史，横知中外，从前人留下的空白处确定选题，才能不重复前人的劳动，研究出的结果才有开创性意义，这才是科研题中应有之义，否则有何价值？作为明史研究专家的王春瑜对此应一清二楚，但他对钱钟书亲自定的科研课题掠人之美的不光彩行为的责任怎又替他自打嘴巴地推得一干二净呢？王春瑜作为科研人员能对此毫无所知吗？岂非装糊涂？而栾贵明研究的重头戏关键点却是张忱石早已多次发表过的观点材料，毫无新意，何爆炸性开创性之有？为何要大吹大擂地疯狂炒作呢？张忱石发表文章的《书品》、《历史大观园》、《百科知识》以及《新华文摘》等均非珍本秘籍，都是学人常见常读的普通刊物。对此，钱钟书、杨绛、栾贵明三人是真不知道真没搜集到这方面的资料呢，还是故意视而不见掩饰真相以达掠人之美的目的呢？我以为应是后者而非前者。若是前者也存在搜集资料不广不全面的大缺点，是科研工作的大忌，重复了别人的劳动，该研究课题毫无意义。这至少三人都存在失查之责，作为该研究课题主谋者的钱钟书照理应负更大的失查之责。怎能轻易地以不是“明史专家”、不是“《永乐大典》专家”的遁词推却得光溜溜的呢？不是这两方面的专家又如何敢去选择这方面的研究课题呢？又如何去“反复指导和一再删改”呢？又是岂可怪也欤！

        任何权威专家都不是“神”，出点问题和差错是值不得大惊小怪的。问题在于一些人故意造神，对贤者权威出的差错，千方百计百计千方地寻找借口去将其掩饰得一贯正确，批评不得，更否定不得。即如这位王春瑜，他是声称反对造神的，说：“我用《续封神》这篇短文作为这本杂文、随笔集的书名，并代序。从政治文化角度来看，回顾我国的两千年史，在相当程度上说，就是一部造神或造神史。‘文化大革命’去今未远，把个人神话的恶果，我们更记忆犹新。古典小说《封神演义》很好看，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大神还是小神，都很丑陋，有悖于时代潮流。可以说：清除封神阴影日，方是中华腾飞时！”（《续封神·跋》，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这些话说得何等好啊！可是一接触到实际立即被撞得粉碎，王春瑜就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自己反对的“封神”泥淖中去了。他对钱钟书关于指导栾贵明研究《永乐大典》的事实评论中，只反小神不反大神，就是这种自打嘴巴的一个典型标本。

        上面所说之事还可见拙著《文史鉴真录》第120—123页，武汉出版社2013年6月版。掠人著作权这种一般正直文化人所不齿之事竟然一再出在被吹成“文化昆仑”的学者钱钟书身上，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也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什么情况而又处于默认的状况至少是令人遗憾的。尽管上面所说的两件事在成为事实时钱钟书已赴黄泉，但如果他不认同的话，杨绛早就代表他去状告有关人员而赢官司赚个盆满钵满了。

        同样是为古籍做补正，北大青年教授、博士孟二冬为清人徐松《登科记考》用了七年时间做了补正，撰成一百多万字的《〈登科记考〉补正》，由中华书局出版。书上的署名是“（清）徐松撰、孟二冬补正。”并没有如钱钟书读清人厉鹗撰写的《宋诗纪事》时“随手在书上批写增订”的“评论文字（其中有的到底是不是还得打个问号）加起来统共不足20页”的这部近7000页的大书竟然成了“钱钟书著”。两相对照，谁淡泊名利，判然分明。

        五、     有错不改愚人

        孔子说：“过而不改，是谓之过也！”子贡也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有之；更也，人皆仰之。”唐代大诗人刘禹锡说：“贤能不能无过。”宋苏辙说：“自古圣人不能无过。”明大哲学家王守仁也说：“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总之，古代的圣贤明哲都承认人不可能没有过错，但有了过错必须及时地改正，这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圣贤明哲。但钱钟书在此点上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且我行我素。下举二例为证。

       其一是狄兆华在《一段引文》中说：“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初版于1958年9月，序成于1957年6月15日。1989年9月第2版，序多有修改，改具1957年6月。

       本文只说添加的一处：‘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以近代文艺理论的术语，明确地做了判断：“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钱钟书《宋诗选注》7—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毛泽东此信写于1965年7月21日。（见《毛泽东诗词集》264—26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比兴’二字间有顿号。）1957年引用了1965年写的信，如何理解？谨向高明请教。”（见《博览群书》2005年12期104页）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未见到有谁给狄兆华以明确的答案。直到近3年之后的2008年10月24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第3版上有河北李国华的《也谈〈宋诗选注·序〉修改之谜》似乎对狄兆华提出的“请教”给予了回答：“那就是，为什么唯独对‘修改’引用的毛泽东语没有注明出处即‘缺注’呢？这究竟是一时‘疏忽’还是‘有意’所为？对钱老的学术形象和人格有无影响呢？这一点，对解‘迷’、对钱老，都有讲清之必要，大可不必为贤者讳。

        揭开‘缺注’之谜，还得从钱老有的言行入手。在1988年港版《前言》中钱老有两点声明：一是自己‘不想学摇身一变的魔术或自我整容的手术’，即主观上不想修改。二是说《序》‘一仍其旧’，即客观上没有修改。应当说，这个‘声明’集中体现出钱老的学术形象和人格，是读解‘缺注’之谜的关键。

        首先，事实胜于雄辩。钱老即要‘一仍其旧’之声明，又要保留这一处修改。为‘一仍其旧’不被注释而揭穿，则‘有意’对这条引文不作注释。此招数对历来只看正文不看‘序言’和‘注释’的读者，极易凑效。钱老要‘两全’：既要保留‘修改’，又要保全‘人格’。由此所作出的‘缺注’，还能说不是‘有意’所为吗？

        其次，这是《宋诗选注》中一条重要引文；它不仅是1978年重印时‘出于自我保护’的‘聪明’选择，而且是在1985年重印时的‘保留’引文。从钱老一贯重视对引文出处详加注释的治学风范来看，对这样一条重要引文是绝对不会‘缺注’的。换句话说，这一‘缺注’，完全是为‘自我保护’的‘有意’所为，而非一时‘疏忽’所致。”

        这里所引狄兆华的一“问”和李国华的一“答”，对钱钟书在《宋诗选注》序引毛泽东文“缺注”和所谓序文“一仍其旧”表现出的言行不一的双重人格已经给予了事实上的回答，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但更要命的是《宋诗选注》自1978年重印后更多次印行，有关方面也无人让其纠正这一明显的“缺注”谬误，钱在世时自己也一直在坚持着掩耳盗铃的做法而误人子弟，这种有错不改的行为，能是学人坦白直率的胸怀吗？

        还有前边已说到的杨绛有意抬高钱钟书的学历，钱钟书自己不仅不纠正，反而通过吹捧杨绛的《记钱钟书与〈围城〉》大加称赞。钱钟书说：“这篇文章的内容，不但是实情，而且是‘秘闻’。要不是作者一点一滴地向我询问，而且勤快地写下来，有好些事迹我自己也快忘记了。文笔之佳，不待言也！  钱钟书识        1982年7月4日”事隔16年之后，杨绛加上标题《收藏了十五年的附识》同时在《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1月17日和《十月》杂志刊出。并且美滋滋地加了一大段话：“我写完《记钱钟书与〈围城〉》，给钟书过目。他提笔蘸上他惯用的淡墨，在我稿子的后面一页上，写了几句话。我以为是称赞，单给我一人看的，就收了藏好，藏了十五年。

        如今我又看到这一页‘钱钟书识’，恍然明白这几句附识如果1986年和本文一起刊出，也许有吹捧之嫌。读者现在读到，会明白这不是称赞我，只不过说明我所记都是实事。

        以下是钱钟书的附识和墨迹。

                                                                                          杨绛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日”

        请看二人合伙炮制的包括“副博士（B.Litt）在内的抬高学历的编造也“都是事实”，那为何还要在许多年后让清华的主持人背上黑锅去进行纠正为“只是学士学位”呢？2003年出版的《我们仨》中又为何也这样写呢？岂不故意制造混乱搞迷魂阵吗？直到现在重印的《围城》也还是坚持那“副博士（B. Litt）”拒不改正。钱钟书夫妇完全成了凌驾于法规之上的特权人物，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被听之任之！

        六、     不准研究霸人

        俗语云：“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即是说作为知识分子搞出来的学术著作已成为天下公众共同学习研究的器物，是任何人均可进行的。是好是坏是对是错，大家都可评鉴。著者可以驳难，但不能限制别人的研究，更不能不准别人去研究。否则你就别写书，远离学界去干别的。钱钟书在成了名以后，在这个问题上常常有不准别人研究其著作的言行，表现了极其霸道蛮不讲理的学霸做派，令人遗憾。今举二例。

        其一，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的徐名翚编《周振甫学术文化随笔》中收有《周振甫年谱》，其中有云：

        1991年  八十一岁约冀勤同志合作写《钱钟书〈谈艺录〉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派邵桂珍同志到厦门大学，约郑朝宗先生写《管锥编》读本，订了约。邵同志问再约周振甫写《谈艺录》可不可以，郑先生表示同意。因叫写信给我约稿。因来信约期太短，恐一人不能如期交稿，约冀勤同志合作。即函告钱先生，钱先生很不高兴。第一，上海教育出版社既然约人写他的书，为什么不跟他联系。第二，我和冀勤是了解他的，不了解他的人，对他的著作有何处置，他可以不管；了解他的人，不应应人之约解释他的书。他特别怪我，在与上海教育出版社约定后再告诉他，倘约定前告他，他可以阻止我定约，现在约定后告诉他，他不便阻止取消约定，所以很不高兴。后来上海教育出版社来信，要求钱先生的题词和照片。我已经去照相馆中拍了钱先生的题词和照片，函告钱先生。钱先生认为你们两人写他的书，他可以不管；附上他的题词和照片，表示他同意不行。因此复信说，倘将题词和照片寄去，即与我绝交。我因此不敢将题字和照片寄去。后来郑朝宗先生因有心脏病，不能写。上海教育出版社即约我们再写《管锥编》，我们因钱先生不快，不能再应了。（346—347页）

        学者编撰出了著作，任何人都可以研究学习，这也就不用管什么“了解他的人或不了解他的人”，都可以去研究，这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学术界生生不息的历史传统。但钱钟书反其道而行之，对“了解他的人”去研究其书就不愿意就很不高兴，这能是学人的态度吗？否！这表现了十足的学霸作风。如果不准别人去学习研究，你就在被窝里搂着自己欣赏得了，干么还要去公开发表呢？此其例一。

        第二例是关于《〈围城〉汇校本》。从1980年起，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现代小说名著汇校本》的丛书，其中有一本就是1991年5月出版的《〈围城〉汇校本》惹火了钱钟书，据说他声称，进行汇校本研究也应由我自己来进行，何用尔等小子多此一举？由之状告汇校者上海图书公司胥智芬和责任编辑龚明德等侵权，而打赢了官司。虽然钱钟书打赢了官司，声称“我一辈子姓钱还缺钱吗”的钱钟书得到了数额不小的金钱赔偿，但却没有赢得荣誉。相反赢得的是声誉的一落千丈和钱迷们的“反叛”（韩石山语）

        且看许多名家当时或事后对“汇校本”事件的评论便知端的。

        全国著名诗人、学者流沙河说：“为了《〈围城〉汇校本》吃官司，明德先生冤哉枉也，友人皆知。为中国现代小说名著出汇校本，是他的大发明。这有必要吗？我看有必要。因为这些作品一再翻版，作者随之一再修订，已成常例。汇集新旧版本而比较之，而互校之，从文字的改动看文心的改变，可加深对作者的了解，为名著研究新踩一条路。这难道不好吗？好固然好，奈何出版法规可能尚欠周密，牵扯到作者的权益，终不免吃官司。蜀谚云：‘起得太早了，遇见鬼了。’此之谓也。”（见《新文学散札》，天地出版社1996年11月）

        再如著名作家韩石山说：“比如在《汇校本》、《记钱钟书先生》等事件上，不管是真是假，钱杨二先生糊涂些，他们的形象会可爱得多。一个事事精明的老年人不说讨厌了，总是让人喜欢不起来。”（《书与人》2000年2期101页）

        即使对钱钟书极为崇拜的姜德明也仅取了折中的态度，他在《攻关不克——记钱钟书》中说：“关于《围城》汇校本打官司的事。此事与我无关，当然不想卷入。……但现代文学研究的汇校工作是否必要则是另一回事，可以讨论，不必混为一谈。……我给钱先生写了封信，声明不代表什么人来讲和，只讲点真实情况，即使打官司也不至另生纠纷。当然，和为贵的思想可能有所流露。钱先生没有回信，却与舒展在电话中让他顺便转告我。开头先幽了我一默，说我既‘德’且‘明’，信中的事知道了。至于打官司，他已无力管了，一切由科学院和出版社办。”（《书城杂志》1997年6期8页）

        吃了官司的当事人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龚明德则十分委屈地与记者共同发表了《〈关于《围城》汇校本〉答记者问》的长篇谈话，当记者说：“有关《〈围城〉汇校本》官司的报道，成了一个热点。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大报《新闻出版报》也不惜用豪华的醒目设计，整版予以报道”时，龚明德回答说：“我看过了，是10月9日的‘文学版’。这一版文字如果不是人文社花钱买版面，那就反映了这份国家报纸实在不公正。要引用我的话，又不引用议论实质性问题的部分，这叫什么‘报道’，简直是在干扰法院判官的准确断案……”当记者提出“你说为中国现代小说名著出的‘汇校本’是四川文艺出版社独立开发的一个新品种，对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尊重事实的严重倾向是一个清理。现在受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被作家或作家以外的因素改了的名著，读者不满足于只看一种改订本或删节本，想一窥全貌。《〈围城〉汇校本》是整理研究著作，与原作者、原出版者没有关系，版权法没有明确指出‘汇校本’不能出”等问题时，龚明德给予了义正辞严的回答：“‘汇校本’官司闹开之后，我没跟巴老联系。关于中国新文学作品的版本研究（‘汇校’只是这项研究的门类之一），关于《家》的版本研究，也包括出版《〈家〉的汇校本》，我与巴金当面谈过两次，书信也有论及，巴金不仅称赞，他还以实际行动支持《家》的版本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3期第16页中就有明确记载。……钱钟书先生反对汇校《围城》，但他却又热情地支持《围城》的修改研究。有一篇文章一两万字，把《围城》的修改说得天花乱坠，连新版《序》的手稿上的修改也上升到了很高的理论研究。这使我想起鲁迅说过的一个比喻，把唯一的古碑上的碑文私自全拓下来，然后砸碎古碑。……《围城》的修改总计三千余处，涉及内容改动的一千余处，有人可以大写学术文章探讨《围城》的修改，读者和没有条件掌握《围城》各个版本的研究者为什么不能享受阅读集各版本异文为一书的《〈围城〉汇校本》呢？……《〈关于《围城》汇校本〉答记者问》曾寄往国家新闻出版署版权局，该局负责版权法规的沈仁干先生阅读后托人给我来信，转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大意是说：希望我多发表一些建设性意见，供有关部门参考，以确立‘汇校’在中国新文学研究领域的法律地位。

        1995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印行的国家级权威研究期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1期发表吴福辉《十五年来的现代小说研究》中写道：‘近年来，又出了李劼人《死水微澜》、钱钟书《围城》等小说汇校本，虽然因作家权益问题引发争议，但得到研究界的支持。’”

        再如编著《透视钱钟书》的汤溢泽在其著中谈到《汇校本》时说：“笔者从事律师业务近10年，对钱钟书研究亦10余年，笔者认为对于文学大家、小家的作品都可以汇校，因为一则可以让同时代人或后代人把握文本变迁史；二则可以抢救一些即将流失的文化。所以汇校工作是一项艰苦、神圣的学术工作，其功莫大焉……本人推测《〈围城〉汇校本》可能整理《围城》不同版本，指陈《围城》历来版本中存在的错误，此点只能让谦逊的钱钟书自己坦（笔者按：此应“担”字）承，胥智芬插手此事，掀了老底，无异于向公众当头棒喝：‘你等崇拜的《围城》错误百出！这是某些人不能容忍的！’故罹难矣。”（247—248页）

        《〈围城〉汇校本》官司事件已经过去快20年了，当时的报刊虽有不少报道，但也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根本就没让人闹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是知道后来官司钱钟书赢了，得到了若干万元的赔偿云。但却在全国舆论界一片哗然，上面所引的一些大致反映当时的概况吧。现在回过头去看当年的《汇校本》官司事件，我仍然觉得钱钟书不准人家对其著作进行研究是一种霸道的做法。只要你发表了作品，人家去进行研究就是天经地义的，根本不应该管用什么形式进行研究。“学术研究无禁区”，此之谓也。如果你不想让人家研究，那你就别创作发表什么作品了。更让人反感的是凡是称赞钱钟书好的无论多么夸张多么失实他都坦然受之，“热情地支持”，“汇校本”可能不全是说得天花乱坠的吹捧，钱钟书就勃然大怒了，就状告侵权打官司了。两相对照，高尚与卑下何其明显。再有同是“汇校本”，巴金就全力支持，热情称赞；而钱钟书就极力反对，根本否定。一个是合法，一个就违法，完全凭个人的主观认定，根本没有客观标准，世界上竟有如此之法律，这除了中国，在地球上还能找出第二例吗？

        只准说好，不准说坏（实际上《〈围城〉汇校本》也并没有一点说坏的地方，只而是事实的忠实记录而已。）的做派，也完全违背了钱钟书自己曾声称的“身外事非谁管得，满村争唱XXX”的宣言。

        总之，这两次不准研究自己著作的实例，都表现了钱钟书在学风上的霸道行径，令人十分失望。

        七、     浮词虚夸哄人

        人生世上免不了要相互来往，相互争颂，此为人之常情。即使有些颂扬过当，言词夸大，一般来说人们也会揆情度理予以谅解的。但如果故意言不由衷，过于甚至称心的浮词虚夸，达到让人觉得起鸡皮疙瘩的肉麻程度，那就不能不另当别论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钱钟书就大有后者的嫌疑，且看钱钟书在信中的一些吹捧人的言论摘录吧：

1、“先生年龄既少，钻研复力，故所垂问，皆有根有底，叹佩之至。”

2、“此文用意甚佳，持论甚至，词锋亦利。”

3、“尊文已拜读。非老斫轮不办。”

4、“突奉手札，并惠赐巨著三种，惊喜交并。如许撼九州垂千古之大题目，必须抗九鼎扫千军之大手笔，可谓函盖相称也。”

5、“交臂失英雄，亦因足下善刀而藏，真人不露相，凡夫俗眼，遂不能识瑰宝耳。”

6、“奉读来书，极佩深思好学，旁通汇贯。”

7、“前承惠寄大译……仅浏览一过，流畅可喜，殊徵功力。”

8、“得信并法绘，没想到你那么多才多艺。”

        钱钟书写信称赞最甚的是李汝伦。他在给当时《随笔》主编黄伟经的信中说：“李君文章光芒万丈，有‘笔尖儿横扫千人军’之概。李君饱经折磨，而意气仍可以辟易万夫，真可惊可佩。”后来在直接写给李汝伦的信中更说：“胸中泾渭分明，笔下风雷振荡，才气之盛，少年人所不逮，极佩。”（上转引自孙玉祥《如何读钱钟书的信？》载《书屋》2005年1期76—77页）钱钟书这些给人的信中的赞语，若是称赞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一些文坛大家，我想是不会有人说三道四的。但他对王国维却是“一向不喜欢此人的著作”，对梁启超、鲁迅也没有什么直接的佩服称赞之语。上面所引信多是写给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这些赞语真是达到“上绝于天下绝于地”无与伦比了，“光芒万丈”“横扫千军”之类极端言辞也许只有“文革”中称赞毛泽东著作时才能当得的话语，钱钟书却无比轻滑地送给了名不见经传的真正小人物身上，这能说是真诚与人为善吗？

        对此，韩石山在《且论钱赞》中有一定的分析，他说：“从学识上说，钱先生是这个那个，从时代上还得说钱先生是个旧文化人，至少也是旧文化人习染比较重些。这些人，有一套他们惯用的语码，听的人得‘听话听音’。最明显的例子该是，有人把你介绍给他们时，大都会说‘久仰久仰’，这就得你自己掂量了，真是个名闻遐迩的主儿，尽可坦然受之，若不是，断不可以为他对你独钟。老辈人赞人原本就语多夸饰，钱先生比别人更甚些，或许是他的名声太大了，我们觉得更甚些……开个玩笑吧，以后文化人之间不妨流通这么一个词儿，叫‘钱赞’（例如‘我得到了一个钱赞’），或者这么一句歇后语：‘钱钟书称赞——不可当真’。”韩石山是把钱钟书的浮词虚夸当成了美丽的谎言。

        《吴中杰点评鲁迅书信·前言》中说：“有的学者，虽然学养深厚，眼界甚高，对人对事其实看得很透，但在书信中却总对收信人竭力敷衍，一味恭维，赞语连篇，用词高档，似乎个个都是博学的君子，难得的天才，弄得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者，竟以此为据，到处自我宣扬，闹成笑话，所以这位学者死后出版文集时，家属不愿把此等书信编入。”这段话中吴中杰没有点名，但把它放在钱钟书身上还是只轻不重的。

        吴中杰对鲁迅的书信的评价就中肯得多了：“而鲁迅的书信，虽说也间有应酬之作，却并无这种大而无当的颂语，不要说对旁人的评论毫不客气，就是对收信人的人品和作品，也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何所赞成，何所反对，了了分明，绝不虚美，绝不漫夸，这才是率真之语，从中才能看出事物的本相。”把钱钟书的浮词虚夸和鲁迅先生的率真直白实事求是的书信加以对比，谁真诚谁虚伪，谁热心助人谁虚与委蛇，就可一清二楚了。有人大吹“鲁迅钱钟书平行论”，只上面所说的予人书信中表现出的真诚与虚伪相差之大，能“平行”吗？这是不言而喻的。

        八、     举棒（板）就打伤人

        “文革”中出现了许多荒唐政策，出现了许多荒唐事。陆仁在《反思“文革”岁月的胸怀与境界》中说：“原来问题的关键就是在‘文革’期间，他们单位的‘革委会’在进行‘斗批改’的阶段时，为了解决年轻研究人员的住房过于局促和拥挤，实行了一种在后来造成不少尴尬局面的调整住房的措施，把许多研究人员捏合到了一起居住。”（见《书屋》2000年8期20页，下同）打架事件发生在1973年12月2日，现在当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如何？已经是很难复制当年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本来面貌了。且先看杨绛自己对此事的说法：“十二月二日是星期日，大家的休沐日。我家请一个钟点工小陈来洗衣服。革命女子也要她洗，并且定要先为她洗。钱瑗说，小陈是我家约来的。……自知力弱不胜，（我）就捉住嘴边的一个指头，按入口内，咬一口，然后知道那东西相当硬，我咬不动就松口放走了。……我有一架凉手绢、袜子的小木架子，站在过道的靠墙处。我的身体在革命男女的操纵下，把那木架子的五根横棍全撞碎了，架子倒地有声。我没有看见他（钱）出来，只记得他举起木架子侧面的木板（相当厚的木板），对革命男子劈头便打。幸亏对方及时举臂招架，板子只落在胳膊肘上……”（见杨绛《从“掺沙子”到“流亡”》，刊《南方周末》1999年11月19日）

        陆仁对此评述说：“杨绛女士既然已经坦白地承认了，是钱钟书挥起大棒（板）打了林非（即濮良沛）先生，如果不是林非先生用手臂挡住，击中头部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说是自己‘做了不光彩的事’。如果此种反思很真诚的话，就不该再如此迫不及待地猛烈攻讦对方了。二〇〇〇年一月二十七日的《文学报》，在同时刊载了双方的文本时，还发表了谷泥先生的短评《不做‘看客’》，说是文化人之间打架下手竟如此之狠，差点儿害了性命，充分证明了人性之恶。此话真是值得深思。为什么连自己都承认是殴打和咬噬了对方（笔者按：指林非、肖凤夫妇，他们至今仍保存着当年受伤住院的单据凭证。），却还要如此充满恶意地去攻讦对方呢？这使我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同上）陆仁的文章还一一驳斥了杨绛《从“掺沙子”到“流亡”》一文编造的七大谎言，为被咬者（肖凤即赵凤翔）和被打者林非正了名申了义，这在当前也是极为少见的正义行为。即使铁杆钱迷、稍有良心者也有较持平之论的，如李洪岩及穆正平等。便多的是昧着良心站在强势的钱杨一边的拉偏仗者，不惜强词夺理、歪曲事实、诬枉林、肖。如陵久说：“如果真是细说起来，像钱钟书打架主要原因恰好是‘革命左派’仗势欺人，而不是泛泛而论的‘社会环境’使然。”（《书屋》1997年4期《钱钟书浅识》）即使昧着良心替钱、杨千方百计辩护的萧为对此也扇了陵久一个响亮的耳光：“钱、濮公案也确有他（它）的‘非常’性质，即濮氏确非臂带红臂章、手持军皮带的‘红卫兵’（笔者按：即陵久所谓的‘革命左派’）。”见《书屋》2000年8期27页）这就可见陵久的造谣歪曲。更为恶毒的是《杨宪益回忆钱钟书》中胡编乱造、错误百出地大肆吹捧：“最近他（笔者按：此指钱钟书）去世后，还有人编造各种离奇故事，不说他被人欺负，反而倒咬一口，说他行凶打人等等。”（《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7月29日据《博览群书》2000年7期）说钱打人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的妻子杨绛自己，怎成了别人“倒咬一口”的诬枉呢？以前我还以为杨宪益是个襟怀坦白正直无私的读书人。最近读了他炮制的几篇东西才发现根本不是，原来是一个拍马追风不讲是非大有江湖帮派气味的分子。对钱钟书的无端吹捧正表现了他这方面的“天才”。

        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读书人的知识分子，在并非多么原则问题上引起了家庭纠纷，本应问明原因，本着“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方针加以妥善处理和解决，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应是这样的。而不问青红皂白不管三七二十一的举棒（板）就往死里打、也差点出了人命的“狠毒”做法，不管有多么高深的学问也是无法让人认同的。

        九、     无功受禄“捞”人

        杨绛在《我们仨》中交待：“1977年1月间，忽有人找我到学部办公室去。有个办事人员交给我一串钥匙，叫我去看房子，还备有汽车，让我女儿陪我同去，并对我说：‘如有人问，你就说你住办公室。’我和女儿同去看了房子。房子就是我现在住的三里河南沙沟寓所。……我们住办公室期间，乔木同志曾寄过两次治哮喘的药方。钟书承他关会，但无从道谢。这回，他忽然造访，我们想房子该是他配给的吧？但是他一句也没说到房子……乔木同志偶来夜谈，大门口却堵着一只床。乔木同志后来问我们：房子是否够住。我说：‘始愿不及此。’这就是我们谢他的话了。”这里杨绛无意中透露出了是胡乔木动用他手中的权力一下子使钱钟书这个一般研究员（当然后来胡乔木又动用他的权力让钱当上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高官，此为后话。）平步青云地住上部长级的楼房，还不动声色假装关心地夜访问之“房子是否够住？”魏徽人对此评论说：“钱钟书不是因为名至实归凭自己的本事住进‘部长楼’的，二是靠做官的同学（笔者按：实际上只是校友，而非同学。）暗中出力才如愿以偿搬进新居的，可见，钱钟书搬入新居不是对知识分子落实政策，而是一个有同情心的官员动用了一点权力帮助一个理应得到帮助的老同学罢了。……若按正常渠道，钱氏夫妇能住上这样的房，何其芳也（笔者按：此‘也’字应改为‘更’字才准确）有资格住这样的房子。因为后者职称并不低于前者，且在行政上是前者的领导。但何其芳却是想住而不得。

        所以，钱钟书搬入新居这件事，并不能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住房问题有望得到解决，某种程度来说，钱钟书能住上‘部长楼’完全是因为运气好，……因钱钟书不是根据某项政策某份红头文件住进‘部长楼’，而是因为某人打了招呼住进去，这就说明钱钟书是凭借私交从‘后门’住进部长楼的。那些没本事走后门的人，淡然会心里很不平衡，发几句牢骚也就在所难免了。难怪在杨绛先生的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有一位乔木同志的相识对我们说：‘胡乔木只把他最好的一面给你们看。’”（《书屋》2004年5期38页）“住办公室”就要住进“部长楼”这算什么理由，须知当时住“办公室”的相当多，更何况当时还有好些连“办公室”都不一定捞着住的呢？同在学部也住在“办公室”的就有好几位，为何单单钱钟书一步登天地住进了“部长楼”呢？这不单单是胡乔木“动用了一点权力”解决的，而是动用了极大的权力才办到的吧，因为在当时这样做是既不合情更不合法，完全不符合中共历来的党规党法。完全是凭借胡乔木个人的权力个人的私情去进行的非组织行为，这个胡乔木当时竟有如此巨大的权力，这也是一切好心的正直人、共产党员所无法想象的。

         不仅如此，钱钟书那部被吹得上了天的《管锥编》也是胡乔木动用个人权力干预中华书局令其出版的。还有所谓胡乔木“突发奇想”让钱钟书坐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宝座（见孙玉祥《钟书“默存”》载《书屋》2004年8期29页）。许许多多的钱迷及好心人都说钱钟书“淡泊名利”，天下竟有如此“淡泊名利”的？完全是歪曲事实，胡吹乱捧。只上面所说三件事即可将钱钟书“淡泊名利”的虚假高帽击落无疑。这类事如果放到别的读书人身上，早就会受到众人一致的鄙视和否定，到了钱钟书那里怎就成了最高尚的所谓“淡泊名利”了呢？这真叫人无论如何也看不懂。

        在《我们仨》中，杨绛更是赚了便宜还卖乖地说：“我有个很奇怪的迷信，认为这是老天爷对诬陷钱钟书的某人开玩笑。这个职位是他想望的，却叫一个绝不想做副院长的人当上了。世上常有这等奇事。”（160页）世上真有这等“淡泊名利”的奇事。一个权势者“忽发奇想”就让一个一般研究员一步登天窜上副部长的高位，杨绛还在书里感谢“老天爷”的玩笑，也着实卖乖到了极点！伍国在《闲来读书怕沉迷》中对杨绛的这种卖乖也有极好的评论：“杨绛的《我们仨》，一听名字就觉得无聊。过去读她的《干校六记》，一直觉得此人对人尖酸小气，对自己清高自负。他们这一家，总觉得全中国只有他们仨才是真正的文化精英，颇有些居高临下而又画地为牢的意思。写这样的回忆无非是把逝去的家人把活着的自己把玩一番，跳不出那自恋的圈子。”（《书屋》2004年8期31页）

        中国人历来有一条做人的基本底线叫“无功不受禄”，这不仅是历代有操守的正直知识分子应该遵循的做人守则，而且连一般的普通老百姓都能自觉做到。今仅举一例，陈福康《从〈张乞人〉谈起》（见《温州读书报》2012年6期2版）说，清人张子杲的《初日山房诗集》中有《张乞人》一诗，其诗小序甚为精彩，内容更甘人肺腑，今仅引其译文，原文不录：“写的是真实的一件事。永清县，在今河北省。有一个姓张的六十一岁乞丐，在寒冬雪天的地洞里为八十老母唱歌祝寿。当地县令魏继齐正巧路过，颇受感动，便请母子俩到官署一坐。魏老爷的母亲送了些布料和粮食给张乞丐的母亲，魏自己拿出十串钱来送给张乞丐。不料张乞丐叩头说：您老妈送我老妈的东西，我们不敢不接受；但老爷您送我钱，我可不能要！魏县令觉得奇怪：难道你宁愿成天沿门乞讨残羹冷饭，张乞丐的回答掷地有声：我讨来的残羹冷饭，老妈一直吃了心里安宁，这是清白的。但您老爷的这些钱，我不知道它们的来路啊。其实，我们老百姓最大的愿望，是当官的要廉洁，只要当官的清清白白，老百姓就心满意足了！魏老爷听了他一番话，惭愧得出了一身汗。本来他还想搭一个屋棚让母子俩避寒，但张乞丐背起老母亲就走了。”你看即使是个满街讨饭的乞丐，人家也是无功不受禄，不接受官员的馈赠，精神何等高尚。比之无功坦然住进“部长楼”的钱钟书相去又何止十万八千里？！

        在这个问题上钱钟书也远远不及其父钱基博。钱基博在1912年25岁时辛亥革命起义军攻占南京。无锡籍的同盟会会员顾忠琛担任江苏起义军的援淮总司令，邀请钱基博担任总司令部少校参谋。后来南北议和，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的首任大总统，顾忠琛所部改编为第十六师，顾忠琛担任师长，钱基博为师部参谋，加中校衔，随军驻扎镇江。既而江苏都督程德全改编江苏陆军，成立三师，第十六师司令部取消了；钱基博被调往都督府差遣，其实是回家闲住；不过每月须到南京应一次卯，领份薪水。只拿钱不做事，这不符合钱基博的一贯做人个性，于是他索性呈请都督府，开去了差遣职务（刘桂秋《无锡时期的钱基博与钱钟书》58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3月版）。请看钱基博连在手的“只拿钱不做事”的“差遣职务”都不要，主动呈请“开去”，这也是“无功不受禄”高尚典型。哪像钱钟书“无功受禄”一下子住进“部长楼”捞到最大名利不说，还被几乎所有的人吹捧为“一生淡泊名利”。这真是当了婊子，还被立了最高大的“贞节牌坊”了。这大概是地球上自有人类以来唯一的一例了！

        十、“拒见记者”戏人

        大凡吹捧钱钟书的都说他“淡泊名利”时举出“拒见记者”一条，其实都是空泛而谈也没有什么事实，所谓被“拒见”也都“见上”了。只不过这样吹捧出的钱钟书比任何人更高大更完美了，是任何人也无法比拟的世界唯一完人了。且看这些吹捧者在这方面的吹捧：如王岷源在《亲切怀念默存学长》中说：“大家都一致称赞他一生淡泊名利，不爱钱、不喜欢新闻记者对他采访、写文章谈论他、颂扬他。”（见《不一样的记忆》51页，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8月，下同）林湄在《一代学者钱钟书》中说：“钱老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了，听文化界的朋友说，想访问他很难。因为他不喜欢被记者采访，不喜欢在电视上出镜，一句话，怕出名。”（同上192页）还有古继堂说：“他从不沽名钓誉，拒绝一切名利场中的来往应酬，许多电台、电视台、报社、刊物的记者去采访他，很少不吃闭门羹的。”（同上313页）但我要问的是拒见记者就好吗？就能算“淡泊名利”怕出名吗？那你这个名是如何让记者知道的呢？记者又为何唯独去采访你而不去采访许许多多想让记者采访也不得的人呢？

        当然，事实与追捧又完全是两码事。我的了解与上面所引吹捧者的吹捧大相径庭。所谓“拒见记者”完全成了某个记者或要去见钱的人设下的“迷魂阵”，犹如章回小说中的“欲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一样成了引人上钩的钓饵，只起引你上钩的作用而已。但凡想见钱的人大概没有谁真正吃了闭门羹的吧？否则怎么那么多人都写了采访记或会见记进行大肆吹捧呢？且印象都好得不能再好了。如香港那个林湄虽然划了个钱钟书拒见记者的大葫芦头，但她还是见上了，当然说明她能得不得了。她十分满意地见到了钱：“那天下午，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突然出现在钱老家门口。他的家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一见面，钱老笑哈哈地说：‘（吴）泰昌，你没有引蛇出洞，又来瓮中捉鳖了……他见我这个陌生人，又是女性，没有再说下去，仅客气地招呼我们就座。说来奇怪，一见之下，钱老的这两句话，一下子改变了他在我的脑海中设想的形象。他并非那样冷傲，相反是如此幽默、和蔼可亲。”如此之好，能是真正真心拒见记者的人所能有的言谈举止吗？其他那些想见钱的得到的印象都不亚于这个香港女人。实际上所谓钱钟书“拒见记者”云云，无非是那些想见钱的最擅吹牛吹捧的记者挖空心思地编造出来的，一来吹捧钱之清高高大形象，二来也显示记者自身的通天本事，真是一举两得，双方得利。但一般人却根本不知此情一味跟着起哄人云亦云，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地广传成钱钟书所谓“拒见记者”的美丽神话戏耍不动脑筋的善良人们，使钱钟书捞到了更大更美好的声誉而已。当然，这一问题钱钟书是在客观坐享其荣的成分多。

        当然，见不见记者或其他什么人完全是钱钟书的自由，外人难以说三道四。但那种故作姿态的所谓“拒见记者”的造作倒是令人作呕的。如果实事求是，大大方方地接见该见的记者或什么人（实际上也没有少见了），真真诚诚地谈学问，实实在在地讲感想或意见，那才真正是襟怀坦荡、心胸开阔的高尚学者，形象会可爱得多。

        人生无十全十美的，有败笔也是正常现象，关键是不能打扮得十全十美。

                                                                                                        写于2013年11月

我从事小学语文教学38年了，在前辈专家的指引下，对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阅读教学，进行了长期的实验与研究。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探索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教学模式，我们称之为“导读”。1996年7月出版的《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小学语文卷》柳斌主编　中，收入了拙作《小学语文导读的理论与实践》，初步总结了导读的教学思想。现再作进一步阐发。

一、什么是导读？

概括地说，导读就是教师致力于导，学生循导学读，以学生的阅读实践活动作为培养阅读能力、掌握阅读方法、养成阅读习惯的主要方式，通过扎实有效的序列训练，培养学生综合的语文素质的一种教学模式。

导读模式的探索，经历过一个长期的过程。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和民族素质的竞争。”这些战略思想，为我们的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

小学语文教育，就其本质来说，是在儿童学习掌握语文基础工具中造就素质全面发展的人。

导读式教学在实验的全过程中十分强调转变教育观念。这其中主要包括：（1）整体教育观。语文教育活动应建立纵横联系、上下呼应、前后衔接的整体优化结构，以促进儿童德智体美、口头语言、书面语言、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全面和谐发展；语文教育活动应正确处理好学校课内外　、家庭、社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语文学习与思想品德教育、语文训练与思维训练、语文学科和其他学科的关系；语文教育活动应该突出语文训练这个重点，把其他教育和训练贯穿在语文训练的过程中，并在语文训练中交融、渗透、综合、发展。（2）学生主体观。小学语文教育应在教师引导下，使儿童在学习语言的实践中达到全面育人的目的。要达到这一目的，一方面教师应具有正确的儿童观，在面向全体学生的同时，注意满足不同层次儿童的求知需要，适应儿童的个性差异，体察儿童心理；另一方面，要使儿童不仅有主动学习的动机和愿望，同时还要有良好的学习方法、思维品质和学习习惯。（3）综合实践观。小学语文教育是有目的、有对象、有过程、有反馈的动态活动系统，是诸多方面联系的整体，所以应当突出语文学习的综合性、实践性和应用性，做到手、耳、口、脑、眼并用，知行统一，注意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的结合，语文教学与语文活动的结合，语文教育与生活的结合。

叶圣陶先生指出：“教师当然须教，而尤宜致力于‘导’。导者，多方设法，使学生能逐渐自求得之，卒底于不待教师教授之谓也。”（《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下册，第718～719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一版）他还指出：“所谓教师之主导作用，盖在于引导启迪，俾学生自奋其力，自致其知，非谓教师滔滔讲说，学生默默聆受。”（同上，第725页）叶老的这些话，清楚地告诉我们：教师应致力于导，学生应当在教师引导点拨之下自奋其力，自致其知，在阅读教学中“老师能引导学生俾善于读书，则其功至伟”。（同上，第717页）这些精辟的论述，为我们研创“导读”模式，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营养。

《小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出：“阅读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的基本环节。它是识字的重要途径，有利于提高识字质量；能够进行听说读写的综合训练，提高听话、说话和作文的能力；能够使学生获得多方面的知识，发展思维，提高认识，受到思想教育和美的熏陶。”这段话明确地揭示了阅读教学的基础性、多功能性和重要地位。而“在阅读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指导学生读懂课文”“着眼于逐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使学生在阅读实践中学习独立思考，学习怎样读书”。《大纲》的这些话，精辟地道出了阅读教学的本质特征，是我们探索“导读”模式的重要依据。

从小学阅读教学的现状看，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老师在努力探索如何启迪诱导学生提高阅读能力，在训练上下功夫。也就是多方设法致力于导，而一味在那里“讲”“说”的现象正在加以纠正。各种教学模式、方法、手段都在为学生语文素质的提高起着导向、导情、导知、导法、导练的作用，并取得了实效。这种可喜的局面使我们对“导读”的研究与实验充满信心。

二、导读模式是遵循哪些原则设计的呢？

这些原则主要有如下四点。

其一，语思统一的原则。所谓语思统一，是指把语言文字训练与思想品德教育统一起来，把语言文字训练与思维训练统一起来，在发展儿童语言的同时，发展儿童的认识能力、思维品质。语思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之中。

我们知道，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没有语言，思维无所依托，无法进行。导读教学要引导学生在听、说、读、写等语言活动中发展思维能力，养成良好的思维品质；反过来，思维的发展又促进了听、说、读、写质量的提高。

其二，口书并重的原则。所谓口书并重，是指学生的口头语言能力（听与说）和书面语言能力（读与写）协调发展，相应提高。就口头语言能力而言，要求说出的话准确无误、流畅明晰、有条有理、生动感人，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现代社会对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同时，口头语言又是书面语言的基础。学生的口头语言是其书面语言发展的先导。语文教学要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其中书面语言的发展必须以口语能力的发展为基础。就书面语言能力而言，它是比口头语言能力要求更高、更严的一种语言能力。读的能力和写的能力与听的能力和说的能力一脉相承，相互依存。听、读是吸收储备，说、写是综合运用，听读与说写不能也不应割裂开来进行教学，必须有机结合，交融一体。这就要求导读模式的设计要着眼于学生听、说、读、写诸能力的和谐发展，不能孤立、片面、顾此失彼。

其三，内外相通的原则。所谓内外相通，是说小学语文教育包括三个渠道：一是课堂教学，包括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这是主渠道；二是课外活动，包括课外阅读、兴趣小组和其他活动；三是语文生活，包括学生在生活中所接触到的一切语文环境。导读让这三个渠道相互沟通，可以加速培养并有效地提高学生听说读写能力；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有利于阅读方法的掌握和良好习惯的培养；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发挥特长，发展个性；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使学生受到思想教育；可以把课堂教学加以扩展和延伸，使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相互配合，共同发展。

其四，以读为本的原则。以读为本是继承我国传统的语文教学经验的精华，坚持阅读教学的主要活动形式是学生读书的原则。即在课堂上，学生通过朗读、默读、背诵、复述等方式，做到眼看、口诵、心惟，在理解的基础上把书读通顺，读连贯，琅琅上口，披文入情，入境悟神。鼓励学生在读书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大胆质疑，主动钻研，相互探讨。识字、释词、析句、分段、概括主要内容和归纳中心思想，都放在读书的过程中去完成。学生通过对课文语言文字的理解，掌握内容，体察作者的思想感情，在读书的过程中积累读书方法，培养阅读习惯，在阅读实践中逐步学会怎样阅读。而这一切，都是在教师精心引导、指导和辅导下进行的，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主导作用。

上述四条原则体现在学法、教法、考法改革的全过程中。在备课、上课、辅导、考核时，针对低、中、高不同的年级，好、中、差不同的班级及学生分别不同情况加以贯彻。

根据这四条原则，我们设计了导读课堂教学结构的基本框架。按照教学目标、教材内容、学生阅读的心理过程，教师施导的程序与方法，把教学环节优化组合，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

三、导读模式的结构框架是怎样的呢？

请看下图所示。

导读模式结构框架
　　　（常式）　
　　（一）

如图所示，这种导读模式结构框架，是把阅读教学的教学目标、教材内容和课堂教学过程体系划分成一个一个紧密联系的小的部分，使学生一步一步地循导学读，是一种合乎科学的、可操作的训练程序。这种框架创造了一种及时反馈的条件，使教师能及时调整控制教学的方向和进程。由于它是以学生阅读实践为主要活动方式的，有利于培养学生自己掌握阅读程序，并逐步形成独立的阅读能力。

张志公先生曾经指出：“好的模式同科学方法有联系，它体现着一定的规律性。我们要善于运用模式，这就是既掌握模式的基本精神，又不拘泥于模式。”（《张志公语文教学论集》第342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上面讲的导读模式结构框架是“常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的程式。导读的生命力就在于“活”与“实”。导读式教学也根据需要常常出现“变式”，如下列三式：

这种“变”，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着眼于学生独立阅读能力的形成过程，从以“导”为主向以“读”为主过渡。

四、导读的一般步骤是怎样的呢？

1.引导预习

预习，或称预读、初读，属于感知性阅读阶段，可以在课前进行，也可以在课上进行。预习前教师应做必要的发动，用以激发学习动机，引起阅读兴趣。如提出预习要求，介绍课文背景或作者，设置相应情境，印发预习提纲，动手进行某些操作等等。预习时一般要求学生三读课文（不是读三遍）：一读找出不懂的生字新词，通过查字典、结合上下文或请教别人达到初步了解意思，能顺利地把课文读下来，对课文内容有个大概的了解；二读要理清思路，弄懂课文的主要意思，大体能划分课文的段落，对作者的写作目的和意图有所领会；三读要结合教师的要求和课后的练习题思考重点内容，看看自己读懂了什么，还有哪些地方不理解，记下这些问题，上课时提出来。预习中提倡三问：问自己，问字典，问他人（包括教师、家长、同学和其他人）。三读时，提倡在书上圈、点、画、批、注，边读书边思考边动笔。读后要提出问题，大胆质疑，激其有疑，导其设疑，促其释疑。总之，要下一番“自悟”的功夫。关于预习阶段的意义，叶圣陶先生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学生在预习的阶段，固然不能弄得完全头头是道；可是教他们预习的初意本来不要求弄得完全头头是道，最要紧的还是在让他们自己动天君。他们动了天君，得到理解，当讨论的时候，见到自己的理解与讨论的结果正相吻合，便有独创成功的快感；或者见到自己的理解与讨论的结果不甚相合，就作比量短长的思索；并且预习的时候决不会没有困惑，困惑而没法解决，到讨论的时候就集中了追求解决的注意力。这种快感、思索与注意力，对鼓动阅读的兴趣，增进阅读的效果都有很高的价值。现在不教学生预习，他们翻开课本或选文之后又只须坐在那里听讲，不用做别的工作；从形式上看，他们太舒服了，一切预习事项都由教师代劳；但是从实际上说，他们太吃亏了，几种有价值的心理过程都没有经历到。”（《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上册，第67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版）预习阶段实际上是教师把学生领入读书殿堂，进入课文境界，开始阅读实践的第一步。因此，我们称之为“引导预习”，它与独自预习还是有区别的。为了更好地引导，我们常以印发“预习提纲”的方式，使学生在预习中得到提示，有所遵循。

2.指导细读

细读，也称精读，就是在通读全文的基础上一部分一部分地精细阅读，属于理解性阅读阶段，目的是通过对重点词、句、段的咀嚼品味，理清作者的思路，分清段落层次，掌握文章内容，解决阅读中的疑难问题。在这个阶段，学生一定要充分地读书，包括朗读、默读、听读，在“理解”上下功夫，力求“自得”。教师的“导”体现在设疑、启发、订正、点拨、范读和必要的讲解上，有意识地训练学生理解语言的能力、思维能力，渗透思想教育。这是导读过程中重要的一步。其一般程序是：

（1）通读全文，把握思路。

现在有些阅读教学，学生很少能在课堂上把课文认认真真从头到尾地读上几遍，甚至有的连一遍完整的课文也不读，理由是没有时间。那么几十分钟、上百分钟的时间做什么去了呢？据说是在“讲解分析”。其实，阅读课主要任务应该是让学生读书，在教师的指导下读书。在通读全文的过程中“要明白作者的思路。思想是有一条路的，一句一句，一段一段，都是有路的。这条路，好文章的作者决不会乱走的。看一篇文章，要看它怎样开头的，怎样写下去的，跟着它走，并且理解它为什么这样走”。（《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上册，第144页，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版）注意思路的把握，是阅读的基本功之一，也是指导细读的重要任务。

（2）逐段品味，披文入情。

叶圣陶先生在《语文教学二十韵》中提出：“作者胸有境，入境始与亲。”就是说作者胸中有个境界，进入了这个境界，才能与作者的思想感情相通，才算“披文入情”了。不“披文”无以“入情”，不“入情”难以“达境”。学生在逐段阅读品味之前或之中，教师要提出要求，提示有利于学生理解的导读思考题，从全文入手，训练学生分析、概括、理解和表达的能力。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理解不全面、不深刻的地方，教师以灵活、自然、巧妙、恰当的方式进行诱导、点拨、启发、示范，从而引导学生再读书。实在难于理解的深奥句段，教师可以“畅讲”。这里的“畅讲”实际上是在自读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正确理解，使学生印象更深。

（3）相机进行语言训练。

在引导学生细读课文的过程之中，根据《大纲》要求，教材特点和学生实际，相机进行语言基本功的训练，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教师选择重点词语、句子、句群或段落，教给学生规律性的知识，帮助学生理解，并逐步转化为能力。我们把这些字、词、句、段、章的训练内容称之为“训练点”。训练点的选择和训练方式的设计，是备课时着力最多的地方。教学时，一定要选准时机，在学生感到困惑、迫切希望解决时，主动施导，展开训练，进行有针对性的练习。

（4）认真指导学生朗读。

在学生理解词句与内容的基础上，教师选择重点片断指导朗读。《大纲》指出：“朗读和默读是阅读教学中最经常最重要的训练。”在指导朗读时，有些句子或段落，教师可以先范读，再让学生练习读，体会语感，加深理解，读出感情；有的句子或段落，可以先让学生读，读后由学生说一说为什么要这样读，教师再予以评价和指导，这是在“理解地读”的基础上再导读。对某些字面意思并不难懂、而感情真挚、语言优美的句段，教师可以采用“以读诱导”的方式，通过绘声绘色、情真意切的范读再现情境，体察并表达出文章的思想感情，引发学生感情上的共鸣，起到潜移默化、熏陶感染的作用。学科德育的重要渠道之一，即在以读吸纳、思索、动情、明理。

以上是导读的第二步──引导细读。不难看出，细读阶段要经历“导读──自读──再导读──再自读”的往返过程。教师致力于导，授之以法；学生循导学读，读中悟法，真正达到训练阅读能力的目的。

3.指导议读

所谓议读，是指在读书过程中给学生创造一个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做到有读、有议、有问、有答、有反驳、有争辩。教师要给学生充分的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热烈的讨论。教师不只是评判是与非的“裁判员”，更应该是“教练员”，引导学生抓住教材的重点、难点、特点和学习中的疑点，集中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进行议论。议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1）课文的中心思想，即作者的写作目的、意图是什么。作者写一篇文章，总有一个主旨，或歌颂、赞扬什么，或批评、鞭挞什么，或表现、说明什么，或抒发某种情感。学生在掌握全文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感受，概括出文章的中心思想。在概括过程中，可能发生意见分歧，或遇到某些困难，这就需要指导学生结合课文内容进行讨论，达到深入理解课文的目的。

（2）课文的结构方式，即文章内部构造和组织安排材料的方式。结构是作者思想认识的反映，也是作者思路的体现。教师应引导学生对课文的层次、段落、过渡、照应、开头、结尾等项内容进行讨论。《大纲》指出：“要注意各个部分的内在联系，每个部分和整篇课文的内在联系，使学生对整篇课文有比较完整、深刻的理解。”引导学生议论课文结构的过程，也是认识逐渐深化的过程。

（3）读写训练的重点项目。中高年级的读写训练项目，通常由“读写例话”或“阅读指导”“写作指导”体现出来。教材是一组一组编排的，每组教材一般都围绕一个重点项目进行训练。教学中由导读到自读，由再导读到再自读，随着学生阅读实践的增多，自学比重的加大，学生对训练的重点知道得越来越真切，对重点项目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越来越理解。这样，认识就逐渐会由量变到质变，获得的读写知识就会逐步转化为读写能力。教师引导学生结合课文讨论重点项目，是凭借一篇课文作例子，学会阅读这一类课文的方法，然后举一反三，掌握阅读规律。

（4）阅读的方法。在阅读教学中，随着对“教”与“学”关系认识的不断加深，许多教师重视了教给学生阅读的方法，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从培养学生独立阅读能力的长期目标来看，仅仅停留在“教师教给”的阶段是不够的，还应进一步研究如何引导学生自己去探索、选择、运用，创造适合个人情况的阅读方法。只有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学生才能运用自如，形成独立的阅读能力。在指导议读阶段，要使学生有意识地总结自己是如何把过去学会的读书方法在这一课中加以综合运用，并有所创新。

以上是导读的第三步，这一阶段，主要是教师指导学生进行探究、讨论，“在学生是报告和讨论，不再是一味听讲；在教师是指导和订正，不一味讲解”。（叶圣陶语）　

4.辅导练习

这个阶段主要是在读的基础上，教师引导学生进行语文基础知识的练习，进行阅读基本能力的训练，在读中指导写作，并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基础知识的练习包括字、词、句、段、篇有关知识的掌握；基本能力的训练包括朗读、默读、复述、背诵的指导和练习，读中学写主要是学习作者是怎样观察事物、思考问题和表达思想的；培养良好的读书习惯主要包括预习的习惯，认真读书、认真思考的习惯，独立完成作业和检查作业的习惯，看书报和听广播的习惯，勤动笔的习惯，等等。

辅导练习是导读的第四步，它是在分析、评价性阅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阅读与运用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练读、学写、吸收、贮存。练习的内容不宜过多，要注意抓住一两个重点练会、落实。要求不宜过高，要符合学生的年龄特征、知识和能力水平。形式不宜过死，提倡生动活泼，方式灵活。在练读中把阅读训练和写作训练融为一体，增加写作指导的因素，加深、巩固阅读效果。

以上关于导读的四个步骤，是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经过众多的老师实验、摸索、总结出来的。这四个步骤实质是“导读──自读──再导读──再自读”的教学结构在导读式教学中的具体化，目的是要适应素质教育对小学生语文素质要求，增强阅读教学的实践性与实效性，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能力，彻底改变阅读教学以“应试”为目标的陈旧面貌。

五、导读式教学在课堂教学中具有哪些鲜明的特点呢？

概括地说，就是“以情励学，以趣激学，调动参与，启迪创造，注重内化，求精求活”。

“以情励学”的“情”字，包括饱满的情绪、真挚的情感和高尚的情操三个层次。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对人格的不断完善，构成“情”字的丰富内涵；“以趣激学”的“趣”字，包括浓厚的兴趣、成功的乐趣和高洁的志趣三个梯度，对知识、对科学的探索，对自身价值与能力的自信，对个性发展的高标准、严要求，构成“趣”字的广泛内容；“调动参与”关键是一个“动”字，学生要动起来，主动、自动、动脑、动眼、动口、动手、动身，达到生动活泼地学习语文，突出学生主体的能动作用，研究学的规律，教为学服务；“启迪创造”重点是“创”字，充分发挥学生的思考力、想像力和创造力，拓宽思路和知识领域，把学生中蕴藏的巨大潜力开发出来；“注重内化”要在“内化”上下功夫，为什么要强调内化呢？因为人的遗传、教育、环境、自身的意志、情感、品质、学识等，内化就是素质，外化就是能力。在某种意义上说，素质教育就是一种内化的教育。“求精求活”的“精”字包括课前精心备课，课上精讲精练，课后精心辅导。内容要精，形式要新，数量适当，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活”字包括教得活、学得活、用得活、气氛活，总而言之，要生动活泼。

这六个特点也是导读式教学课堂六要素。在课堂教学中，不同的年级、不同的班级、不同的教材、不同的课堂类型，采用的导读方法也不一样。

六、我们经常采用的导读方法有哪些呢？

1.设问导读

通过设置思考性问题的方式引导学生深入阅读，以问促读，称之为设问导读。设问应掌握问点、问时、问法。

问点是指设计问题时要抓住教材的重点、难点、特点和学生的疑点来设计训练点。

问时是指课上发问的时机：或问而后读，或读而后问，或边问边读。

问法是设问的方式与办法，包括正与反、顺与逆、聚与散、放与收等。

2.程序导读

遵循阅读教学“整体──部分──整体”和“语言形式──思想内容──语言形式”这样两个回合的程序，把学生的阅读过程划分为一个个的步骤，使学生一步一步对全篇课文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它的特点是对每部分的学习都提出一定的目标，引导学生总结读书方法，创造及时反馈的条件，教师随时调控课堂的进程、方向与速度。

程序导读有时也采用变序式、跳跃式、逆推式等多种形式。

3.图示导读

所谓图示导读，是指在引导学生读书的过程中教师运用图画、图表、板画、地图等图形媒体指示思考方向、揭示文章思路、认识文章内在联系，使学生借助直观的、形象的、艺术的图示读书学习、认识事物的一种导读方法。

下面的两幅板书、板画体现了图示导读的作用：

（1）《跳水》

（2）《富饶的西沙群岛》

4.对比导读

对比导读就是把一篇课文中意义相近、相对或相反的部分互相参照、对比，引导学生分析、辨别，从而加深理解的一种导读方法。这种对比可以是并重的，也可以是主从的，还可以是相辅相成，甚至是相反相成的。例如《一定要争气》一课中，童第周17岁上中学和28岁到比利时留学时刻苦学习、为民族为国家争气的对照；《桂林山水》一课中，水的静、清、绿与山的奇、秀、险的对比；《卖火柴的小女孩》一课中，现实的悲惨生活与幻象中的美好事物的对比等等。对比导读的优点在于给学生的印象深刻而鲜明，学生得到的结论是在对照与比较中自己总结出来的，这对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理解能力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5.赏析导读

小学语文教材中有许多感情丰富、语言优美的诗歌、散文、记叙文。在教师的正确引导下，学生用课文所表达的美的思想、美的意境和美的情感来陶冶自己的情操，吸收语言营养，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培养自己高尚的情趣。这是小学语文教学中美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把欣赏、品味、体验、吸纳为目标的导读方法称之为赏析导读。

赏析导读包括体验意境型如《草原》　、陶冶情感型如《小抄写员》　、品味语言型如《瀑布》　等。我在《松坊溪的冬天》一课的教学中，通过朗读理解“雪中”和“雪后”松坊溪的美丽景色激发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在读中吸收语言营养，收到很好的效果。

6.逻辑导读

逻辑导读是以逻辑思维训练为核心，引导学生用推理的方法，探寻作者布局谋篇的思路，组句构段的规律以及事物内在联系的一种导读方法。

运用逻辑导读方法指导学生阅读时，要通过对课文语言文字的理解，进行一次又一次严格的逻辑思维训练。学生可以依托形象把逻辑思维具体化，又可依据逻辑思维把形象深刻化，这对学生从形象思维为主导向抽象思维为主导的“过渡”有重要意义。

我在《惊弓之鸟》一课的教学中运用逻辑导读的方法引导学生理解为什么更羸不用箭就能“射”下大雁来，使学生的分析能力得到充分的训练与提高。

除了上述六种导读方法之外，我们还经常采用辩议导读、提纲导读、快速导读、想象导读等多种手段，提高阅读教学效率。

综上所述，对导读的概念、原则、结构、框架、步骤、特点和方法进行了简略的介绍与论述，导读的最终目标是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品德与语文能力的基本素质，为培养21世纪的人才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