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你看我在教学古诗中，我有哪些特点？和以往的古诗有哪些不同，要突破些什么，追求特色的有哪些值得我们大家可以借鉴的？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困惑或问题。　　

第一点，这小小的古诗里，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地。一个小小的古诗里，我们要注意它背后的大背景。台下我们的　纪　老师昨晚和我交流，教古诗不能光看教的数量，要看是否能真正走进学生的质。　　

为什么要咀嚼推敲？我追求的是游园路上的精神相遇。　　

现在我来谈《游园不值》一课的推敲预案。这一课，我关键想要研究的就是两个字：不值。我的丛书《窦桂梅主题教学》，就是说要抓课眼，抓一个关键的地方，牵一发动全身。如《朋友》的主题就是朋友，两肋插刀的是朋友。《秋天的怀念》的主题就是：好好儿活。围绕好好儿活来展开，娘儿俩怎么好好活。我俩怎么好好儿活，我们怎么好好儿活。《圆明园的毁灭》抓两字：毁灭，毁灭的是什么，不应该毁灭的是什么，应该的毁灭的是什么，毁灭的是什么，永远也毁灭不了的是什么。《晏子使楚》的主题就是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尊重。《晏》这一课反响比较大，网上网下都在研究讨论。我认为：没有意见的课是不存在的。完美的课是虚假的课。我们的课堂里究竟哪些问题需要回避，也是我在思考着的问题。　　

我不象江南的小女子那么诗情画意，小鸟依人。我是北方人，很豪爽，很本真。所以一般来说，我不轻易教古诗。十多年前，曾教过一次，以后一直不敢碰它。这次，说什么也要我讲古诗，怎么办？于是我就挖了好几天。有一条我在想，今天的古诗应该怎么讲？以前学古诗，解诗题，理诗意，……然后就结束了。无一例外，落脚点在情景创设上。我在教学中琢磨：我应该站在怎样的背景下教学的问题。宋诗和唐诗有什么不同？唐诗的形象如，草色遥看近却无，属于写实的。而宋诗，大多抽象、理性，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平。宋诗的理学很含蓄。李白虽然也有相看两不厌的意境，但相比较宋诗，还是宋词有哲理，含蓄。于是要寻求一个突破，在原来的意境的教学上突破意象的突破。在这堂课中，我就是从意境情境创设中走向意象，揣摩诗人的意图，寻求在精神上的同构。所以，今天的孩子不知道我怎么上课，基本上我所走向的意象孩子们基本达到了。　　

第二点，要学会发现。教古诗的时候不就多读两遍吗？不推敲！所以我从头至尾都在推敲。哪个地方都在推敲。有些地方不能点到，如“小扣”，原来是“　十”　。久是“九”，九是虚指，在课中我都没有研究。很多诗的内涵，不可能都讲。在教学中，今天学古诗，不点化，品一品，嚼一嚼，就如水上浮萍。读完了，小孩子原来怎么来的就怎么走的。　　

教学太浅。一个老师走得多远，学生就走得有多远。　　

我们要把能读到的尽量就读。这首诗的题眼，我从头围绕“怜”来做。“怜”里不仅仅是爱，还有惜。怜里带着深深的爱恋。教学时，你琢磨琢磨。一孩子说燃烧。宋朝的陈理学，我在备课时研究，没完没了地挖“怜“。有一个孩子说“印”不说踩。多好？印里有没有心心相印，谁知道一枝红杏是谁啊？叶绍翁哪能知道是那个事啊？现在都把一枝红杏出墙来演化成婚外恋了。叶绍翁肯定有这种可能，他可能是去见心爱的人，爱她想她来了，来的时候都那么小心翼翼。红杏出来，你的心是向着我的，足矣。园主人不一定是女的。园也可能是精神的家园。　　

做教师的你得知道那么多那么多的背景，你才能选东西。　　

再例：钱钟书“关”一词！古诗讲对仗，上一句用怜体会，换词，动作，美丽的传说补充。用动作比较。“满”和“一”相对，“关”和“出”相对。根据古诗的特点来讲，敲扣用古诗的特点来讲。要比。一定要比，不比不行。就这样，在备这课时，尽量要让他深入还要浅出。备课的功夫就是如何挖进去如何跳出来。口语交际，热闹之中回去再比较。发现不管怎样，画龙的点睛之笔，不遇中有遇。　　

第三点：教古诗要有灵魂　　

一首古诗，背完了，学完了，和别的古诗有什么不同要琢磨。为什么不好好研究两首春天的古诗有什么不同？可惜的是，今天学一首，明天一首，学了一大堆，吃什么都不知道。问题就在于人不会建构不会梳理。这又涉及主题教学：一个诗抓一个点。例好好儿活，在最大的母爱中做文章，和别人的妈妈有什么不同，在病入高盲时，要好好儿活。要研究。所以这里的“不值”要研究。干嘛说“不值”，关键在“不值”，不值还不止是不遇。为什么这里说“不值”，还有一种可能：不忍心，舍不得，呵护，永远在梦中啊！所以教师们，我的教学从三点出发：　　

第一步：与文字相遇读好，读出七言的韵味。读文字本身。“苍苔，柴扉，红杏”，理解这些诗意，用今天的理解。所以老师要琢磨要细听。落脚在文字层面，探春爱春。今天的春天，那才是风景这边独好。就这个破园子，破苍苔……可是风景这边独好，要和学生感觉。　　

第二步，进入文学的层面，诗歌的特点就是涵咏、推敲。比较，不是训练。真正地去感觉，让孩子们体会。再造人物形象。红杏、园主人，这是为了闹中有静。训练了诗意，红杏你为啥这样？这事都不能发生，这些都是文学性。　　

第三步，文化。前面画龙，后面点睛。春天，抓情感。突出“不遇中有遇”点到为止，给孩子们种下一棵种子。悟性如何。不遇中有遇，人生遇到挫折时，会想到：缺憾就是幸福的滋味。这是人生的哲学。人生有许多事可遇不可求，其实天地大美而不言呐。人生哪有那么多完美的事啊，叶绍翁如果进入园中，那美丽就破了。如果真的结婚那爱情就平淡了。这样的渴望才会幸福一辈子。不遇中的“遇”啊！人生吃亏就是福。这些都是人生辩证哲学的平衡。人要太完美，想要干什么都要实现，这人生就没味道了。　　

不遇中的遇，我想大家都和我想想。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这样说：命运给我关了一扉门，我要努力打开另一扇窗，就象红杏一样。有了生活、情感，教学才有了他的意义。语文教师的作用就是凸显他的专业性。光积累没用，感悟很重要。　　

谈谈困惑点：光感没时间悟，不如古人，古人学的太少了，闭眼冥想半天，推敲一词可以好几天。我们的孩子学的是快餐文化。所以我们要在单位时间内提高思维的效率。我们要点化孩子。要让有温度，有广度，有深度，还要思考如何让课堂努力达到高度，尽量适度。

图说：复旦第九宿舍区内的陈望道旧居如今偏居一隅，破旧不堪。新民晚报新民网 戴天骄 摄

图说：旧居内陈望道家中曾使用过的桌椅因年久失修，破损不堪。新民晚报新民网 戴天骄 摄

　　【新民网·独家报道】上海杨浦区国福路51号复旦第九宿舍角落内，一栋三层小楼静居一角，这里曾是《共产党宣言》首译者、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首任校长、中国著名教育家陈望道先生旧居，此处旧居在2014年已经申报为市级文物。然而，走过半个多世纪风雨后，这栋旧居如今却面临坍塌的尴尬境地，外墙脱落、墙体开裂、满目荆榛，甚至连大门都已遗失，只得用几块木板钉死。

图说：小楼深处，管道锈迹斑斑，墙壁青苔密布。新民晚报新民网 戴天骄 摄

　　市文物局文物修缮处人员坦言，“旧居变成这样我们也很心痛，但是根据文物法规定，修缮必须要文物主体复旦大学校方提出申请，并聘请有资质的团队修缮，文物部门在此类情况中只能协助。”记者从复旦方面了解到，修缮的时间表，待文物保护部门和地区政府正式立项后即可公布。

图说：此处旧居为陈望道先生担任解放后复旦大学第一任校长时居所，为三层砖木结构。新民晚报新民网 戴天骄 摄

　　实探旧居：时光荏苒颓垣败壁，无人问津引人唏嘘

　　新民晚报新民网记者12月2日来到复旦大学邯郸校区的陈望道故居，记者在现场看到旧居为三层砖木结构，因年久失修，外墙多处脱落，墙体多处开裂。在该处宿舍区工作六年的保安单惠兴对记者回忆，复旦大学第九宿舍内留存着包括《共产党宣言》首译者陈望道、数学之王苏步青以及中国遗传学泰斗谈家桢旧居，他们都曾任复旦大学的校长。记者注意到，谈家桢先生的故居同样外墙开裂，大门锈迹斑斑。而苏步青先生旧居的沙发都已腐烂，为防止火灾被门卫移至屋檐下。

图说：陈望道旧居后的苏步青旧居同样破损不堪，而苏步青亦曾是复旦校长。新民晚报新民网 戴天骄 摄

　　“早些年陈望道的后辈还想修缮旧居，但不知为何最后也不了了之。苏步青先生的故居之前常有子女会来打扫，我们看到也会帮把手，但是外墙还是长满爬山虎，前院都是杂草。这些年也没人管，陈望道、苏步青、谈家桢三位老校长的旧居也越发荒凉破败了。”门卫师傅唏嘘道。

图说：谈家桢故居同样破损严重，无人问津。新民晚报新民网 戴天骄 摄

　　而据小区内居住的复旦退休教授对记者表示，旧居都有不同程度破损，特别是陈望道旧居的大门也因年久失修遗失了。而将损坏情况反映给管理三幢别墅的复旦大学后勤部门，几个月过去仍没下文。最后还是一位医学院的老教授自己花钱买来木料，请人把陈望道旧居破损的门封了起来。可没封多久，上面的木料因为雨后破损失修又掉了下来。

图说：故居小楼外，竖立着杨浦文物局2011颁发的优秀文物建筑石碑。新民晚报新民网 戴天骄 摄

　　文物部门：心有余而力不足

　　新民晚报新民网记者在现场看到，陈望道旧居门外竖立着一块石碑，上面显示该处旧居已于2011年列入杨浦区文物保护单位。据记者从杨浦区文物部门了解到，文物部门早前一直定期对文物进行巡视，并同复旦方面进行沟通。针对旧居现状，区文物部门坦言，其实早在11月24日的巡视时，已针对陈望道旧居的现状又一次与复旦大学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沟通。但学校目前暂无修缮计划，区文物部门也只能根据巡视提点建议，而无法对文物进行修理。

图说：陈望道旧居虽外墙开裂，窗户破损，但主体结构仍十分完整。新民晚报新民网 戴天骄 摄

　　区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也保证，因该建筑属于名人旧居，一定会尽力再去和复旦方面沟通，同时在该建筑修缮时，全力协助学校方面申请市级修缮经费补助。

　　记者随后就此事致电市文物局，市文物局文物保护管理处李孔三处长坦言，“旧居变成这样我们也很心痛很着急，我们曾经牵头区文物部门一起和复旦方面沟通，希望在建党100周年之际修缮旧居。其实我们2014年就已经将文物申报为市级优秀文物，但是没有文物主体方提出方案申请修缮，我们也只能巡视提出意见，无法代行修理之责。”

　　那么如果文物主体复旦校方不修缮的话，就只能任由旧居损坏甚至灭失吗？上海申伦律师事务所马文斌律师对记者表示，现行文物法最大的瓶颈在于没有对文物破损作出定性或者可操作的标准，文物部门在此类问题中，很难根据法律去抢救。而此次市区文物部门在修缮陈望道旧居时，就处于这种十分尴尬的境地，无法作为。

图说：复旦大学邯郸校区第九宿舍角落内，三位复旦老校长旧居静居一角。新民晚报新民网 戴天骄 摄

　　复旦后勤：系历史遗留问题，修缮归复旦其他部门管

　　记者查阅相关法律法规发现，根据《文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确实应当由使用人负责修缮、保养。

　　12月3日，记者从复旦大学获悉，学校已经多次、比较讨论过旧居修缮工作的几个方案。复旦方面向新民晚报新民网记者独家透露，今后不仅将对旧居进行修缮，还考虑发挥其在经典作家思想传播、文化展示方面的辐射功能，“修缮的时间表，待文物保护部门和地区政府正式立项后即可公布。” （新民晚报新民网记者 戴天骄 李欣）

　　1975年年底，上海华东医院住进一位85岁高龄的瘦弱老人。他脸色黝黑，头发稀疏，由于双颊深凹，使原本突出的颧骨显得更加凸出了。

　　他便是陈望道，著名的学者、教育家，上海复旦大学校长，又是资深的革命家；他是《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最早的译者。早在1920年，他便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员。正因为这样，在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上，周恩来当着他的面，对代表们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周恩来的这句话，生动地勾画出陈望道德高望重的形象。

　　1977年10月29日凌晨4时，87岁的陈望道溘然长逝。

　　1980年1月23日，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骨灰盒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仪式。

　　精心翻译《共产党宣言》

　　1920年2月下旬，陈望道回到老家分水塘过春节。

　　入夜，点上一盏昏黄的油灯。他不时翻阅着《日汉辞典》《英汉辞典》字斟句酌着。他聚精会神，正在翻译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唯其重要，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要译得准确、妥切，因而翻译的难度颇高。

　　这是一本世界名著—《共产党宣言》，作者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国内正在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翻译此书乃是一场及时雨！

　　最初，戴季陶在日本时，曾买到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回到上海打算在其主编的《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便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得知此事，《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向戴季陶举荐一人：杭州的陈望道。

　　于是，戴季陶提供了《共产党宣言》日译本，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英译本（原著为德文本），供陈望道对照翻译。

　　这样，躲在远离喧嚣的故乡，陈望道潜心于翻译这一经典名著。江南的春寒，不断袭入那窗无玻璃的柴屋。陈望道焐着“汤婆子”，有时烘着脚炉。烟、茶比往日多费了好几倍。

　　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译毕《共产党宣言》，正要寄往上海。村里有人进城，给他带来一份电报。拆开一看，原来是《星期评论》编辑部发来的，邀请他到上海担任该刊编辑。

　　29岁的陈望道兴冲冲穿着长衫，拎着小皮箱，离开了老家，翻山进县城，前往上海。

　　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今顺昌路）三益里17号，住着李氏兄弟，即李书城和李汉俊。李书城乃同盟会元老。李汉俊是留日归来的青年，信仰马列主义。他和戴季陶、沈玄庐是《星期评论》的“三驾马车”。陈望道一到上海，便住进了李汉俊家。李寓斜对过的5号，陈望道也常去—那是邵力子家。

　　李汉俊不仅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精通日、英、德语。陈望道当即把《共产党宣言》译文连同日文、英文版交给李汉俊，请他校阅。

　　李汉俊校毕，又送往不远处的一幢石库门房子—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1920年2月19日，陈独秀由北京来沪，住在那里。陈独秀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懂日文、英文，又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的研究，李汉俊请陈独秀再校看《共产党宣言》译文。

　　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诞生，陈望道是8位成员之一，即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玄庐、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和他。这个小组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此后，这个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因此，陈望道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印行《共产党宣言》是当务之急。

　　陈独秀跟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议。维经斯基拨出一笔经费，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在这里初版印了1000册。

　　这初版本在1920年4月出版时，竟然把《共产党宣言》印成《共党产宣言》。连书名印颠倒了，都没有发觉。这表明当时人们对于共产党极度陌生。这一印错书名的书，迄今只存两本，被确定为《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最早版本。

　　毛泽东在跟斯诺谈话时，提及“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的一本便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见斯诺《西行漫记》）

　　不满陈独秀而脱党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公推陈独秀为书记。那时，还没有委员那样的名义，遇事陈独秀常找李汉俊、陈望道、杨明斋商议。

　　陈望道还协助陈独秀编《新青年》。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面目一新，亮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旗帜。陈独秀与陈望道这“二陈”配合默契。1920年12月中旬，陈独秀离沪赴粤，就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行前，他把《新青年》编辑重担交给了陈望道。

　　也就在这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着手筹备召开中共“一大”的工作。陈望道参加了筹备工作。但一件意外发生的事件，使“二陈”反目，陈望道再也不愿跟陈独秀共事。

　　事情的经过，如邓明以的《陈望道》一文中所叙述的：

　　“正当陈望道等积极参与筹备召开党的"一大"之时，为审批组织活动经费一事，陈独秀和李汉俊发生了争执。据李达回忆说："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陈独秀复信没有答应，因此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起意见来。"不料这一争执竟牵连到陈望道身上。陈独秀曾蛮横地到处散发书信，诬称李汉俊和陈望道要夺他的权。如尚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在接到陈独秀的信后，信以为真，竟然为此感到痛心疾首，便给李汉俊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谴责信，把李汉俊、陈望道二人大骂了一通。陈望道见到施存统的这封来信顿时火冒千丈，认为"陈独秀此举实在太卑鄙了"。于是他坚持要求陈独秀对事实予以澄清，并向他公开道歉。但陈独秀不肯这样做……”

　　陈望道从此与陈独秀分道扬镳，并提出了脱离组织的要求。正因为这样，他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但是，他对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确实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中共“一大”之后，陈望道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的第一任书记。陈望道不满于陈独秀，不仅要辞去这一职务，而且要求脱党。虽然党组织派沈雁冰（茅盾）劝说陈望道无效，但陈望道明确表示“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这样，陈望道在1923年中共“三大”之后，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陈望道在脱党之后，如他所言，一直坚信共产主义。

　　经毛泽东批准成为中共特别党员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长，从1952年至1977年，陈望道是这一世界名校任期最长的校长。

　　陈望道毕竟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总希望有朝一日回到中共。特别是1956年元旦，毛泽东主席在上海会见了这位老同志，回溯往事，更使陈望道强烈地希望重返中共。

　　陈望道向中共上海市委透露了自己的心愿，中共上海市委马上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主席非常了解陈望道的历史和为人。他说：“陈望道什么时候想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来。不必写自传，不必讨论。可以不公开身份。”

　　就这样，陈望道于1957年6月重新加入中共，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入党之后，他没有公开中共党员身份。直至1973年8月，他作为中共“十大”代表出席会议，他的名字出现于代表名单之中，人们才惊讶地得知他是中共党员。来源人民网-人民文摘)

　　位于锡城市中心的大小娄巷，目前占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大小娄巷距今已有900年的历史，是无锡两大名门望族秦氏、谈氏的世居之地。原来的谈氏宗祠、万备 堂、少宰第、佚园等建筑，历史上都曾有记载。其先祖谈信，称寿斋公，是宋高宗的老师，为翰林院博士，1127年，随高宗南渡，后2个弟弟一居上海县，一居 浙江德清，而谈信及其子嗣就在此定居。宋高宗御赐“溯派汴梁”匾，悬于宗祠，直到1956年才被摘除。明代中叶，谈氏连出3名进士3名举人，他们先后为谈 氏建造了7座牌坊，如绣衣坊、钟秀坊、文献坊、进士世家坊等，也于1953年后被一一拆除。谈氏在明代显赫一时，分居于槐树巷至六箭河，及南门谈渡桥等地 区，有“半城风雨半城谈”之说。谈恺曾任高官，领导戚继光进行抗倭斗争，归里后以燕申斋刊刻过《太平广记》等书籍。其子谈志伊是明代著名的花鸟画家，作品 曾受到清康熙皇帝的赏识。中科院院士、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谈家桢听说谈氏的根在无锡，还特地到小娄巷来“寻根”。

小娄巷

　　1997年，随着无锡市又一轮旧城改造的展开，位于城中的以新生路为中轴线的老街小巷成片地湮没在拆迁声中。这里分布着无锡城中最大的一片老宅，有百岁坊 巷、沙巷、槐树巷、新开河、岸桥弄、东河头巷、中市桥巷、镇巷、大河上、小河上、大娄巷、小娄巷等众多的小街小巷，其中的大娄巷和槐树巷。眼下的大小娄巷 由于一些房屋开发公司建造住宅楼等原因，面积已不足原来的一半；残存的20多处自清至民国的老宅因年久失修、风侵雨蚀，大多也已相当破旧。尤其令人担忧的 是，除了这些原因外，有些居民对老宅进行的改造装修，也使其风貌在一点一滴中丧失。

　　其实，大小娄巷作为闹市区背后的小巷还是挺冷僻的。只要从任何一个入口踏上大娄巷的地面，喧嚣的市声就此隔绝。早年的这大小娄巷有两个特点，一是诊所多， 除了赫赫有名的八儿巷里的劳工医院外(市一院的前身)，还有着许松泉诊所、张之明诊所和僻处大娄巷王道安弄中的王道安诊所。在这里，明巷暗弄多，大娄巷自 西向东，明巷有青宁巷、王道安弄、图书馆路、野园里和八儿巷，而隐藏于深宅大院间的备弄更是不计其数。毕竟是位于市中心，从巷边任何一个不起眼的门庭走进 去，里面赫然会是一个三进、四进甚至五进的大宅子，真可谓庭院深深深几许。

庭院深深深几许

　　50年代初，无锡人口比现在少许多，小巷深宅里人少，孩提时代的我们总喜欢穿行在这迷宫一般的暗弄里。大宅人家长长的备弄幽深绵长，或宽或窄，忽明忽暗， 疑无路时却有路。在幽暗的长弄两侧，有花格窗透着亮，也有一道道侧门投下一个个明亮的光影，倘若你走进这一个个光影，你会发现是个精致的庭院，庭院里有终 年不开的大宅正门，门额上有着精致的砖雕和题刻，攀爬在墙垣上的凌霄花，满墙头泼洒着桔红的花朵。有时，你还会发现几块太湖石堆砌成的假山，围着一鉴小小 的池塘，临池而建的房屋，窗户上镶嵌着彩色的玻璃，那是大户人家的花厅。也有时，你会看到气宇轩昂的一座凹字型的转盘楼，正对着青砖铺地的明堂，整座楼是 沉寂的，但又不是无声，总会隐隐约约听到楼里某家某户开着的收音机或留声机的声音，这声音会是苏州评弹，也可能是“一条大河宽又广”，以及外国民歌“深深 的海洋”等等。这样，整座楼就笼罩在一种若无若无的静谧之中。

　　关于无锡有太多的感触，除去在苏州生活的12年，在无锡这块土地上也算是生活了几十年。无锡的山水风景，无锡的风土人情，无锡的城市变化，无锡的古老 街巷，让我收获了很多，有很多感受不可言状。时值盛夏初临的周末，方偷得余暇上街逛逛。周末是都市人消费的高峰，满街车水马龙，逛到中山南路拐入新生路， 避开了人山人海的闹市。

　　从新生路往西至中山路为大娄巷，以巷内原有大更楼而得名，元《无锡志》记载为遵义坊，即楼巷，清代仍称遵义坊，后改大娄巷。巷内原有专诸塔，现废。专诸是 春秋吴国公子光派去刺杀吴王僚的刺客，专诸利用公子光宴请王僚之机，将匕首藏于鱼腹中将僚刺死，自己也被杀，公子光成为吴王，即阖闾。其时，吴国都城还在 无锡梅里，这一故事就发生在无锡。专诸塔是座喇嘛形的小塔，1957年无锡市进行文物普查时，专诸塔尚在。在塔房内门额上有“专诸塔”砖刻。1966年， 专诸塔被拆除。1967年，房屋改为民居，现大娄巷已被高楼所代替。专诸塔前有3间瓦屋，内有神龛和香火，供奉专诸神位，后无锡人将他奉为“厨师之祖”。 解放前，唐慕朝创办私立大娄巷小学，解放后80年代崇安小学迁入，90年代，唐氏出资扩建校舍，崇安寺小学迁入，崇安小学校名撤销。

具有人文气息的小娄巷

　　前方就是无锡享有盛名的无锡古巷--小娄巷。在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今天，无锡还保存着一条古老幽静的背街小巷实是难得。繁华都市里的小娄巷，却让人感觉 到了一丝商业味以外的人文气息。小娄巷现存谈氏宗祠遗址、秦氏秩园和成片的明清时期民宅建筑群。新生路的小娄巷人口处，原建有小娄巷的古门坊绣衣坊，在五 十年代初被拆除。“文革”中我“上山下乡”前尚见阳山石的门柱，但“文革”后回城，门柱也不见了。一些古代建筑的木构件槽朽和白蚁蛀蚀情况十分严重，白墙 也大部脱落，瓦块的滑落等。这些古色古香的建筑风格，体现了无锡昔日的经济和文化。平时走过路过，可能从来不会感觉什么特别的内容，尤其故事就在这通向古 巷的幽深之处。需要真正了解无锡的人文历史，则不在闹市之中，不在漫漫的当地人流中。在拥有浓浓商业气息的闹市区，蕴藏的这个具有悠久人文气息的小娄巷， 历经沧桑，眼前依然展现着其独特的诱人魅力。

　　小娄巷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这里仅明清两朝就出了一名状元、十一名进士、十五名举人、近八十名秀才。至今仍保存着江南民居建筑的古朴风貌，有丰富的历史遗 存。由于小娄巷多世代高门簪缨之族，朝廷勅建牌坊有七座之多，有绣衣坊、锺秀坊、毓英坊、文献坊、进士第坊、丛桂坊、进士世家坊。谈恺在小娄巷建有万备 堂，万备堂宏敞高大，建筑华丽，坐落之处三面皆是乔木古树，丛篁修竹，背枕大池，垒石为山，园中还有曲径幽房，备极深静。此林园之胜，城中无出其右。晚近 园中尚有重达四吨的太湖石五老峰，即是万备堂旧物，可惜都毁于“文革”了。万备堂有嘉靖帝朱厚熜御书“天章云锦”、“显赫辉煌”两匾。早在元代，谈氏已将 谈信故宅改为家庙，洪武三年(1370)改为谈氏宗祠，谈氏子孙世代致祭，宗祠古屋至今尚存，位于小娄巷48号内，中有古碑数通。1946年，谈氏续修 《谈氏宗谱》，于右任为之作序。

　　小娄巷还是秦氏分支所在地。明代建筑江南名园——寄畅园的主人秦金，清代被曾国藩称为圣者的著名学者秦蕙田等就诞生于小娄巷。无锡秦氏是小娄巷的名门望 族，科名累累不断。清乾隆帝弘历南巡，在寄畅园接见九老，其中即有住在小娄巷的秦敬然、秦东田。小娄巷秦氏中考中进士的还有秦璜、秦泉、秦潮、秦大治等， 考中举人的有秦鸿甲等。咸丰以后，居住小娄巷修俭堂的秦楷一枝，仍在这里读书奋进。光绪三年(1878)举人秦焕在小娄巷50号建福寿堂。二十年中，秦谦 培中举，秦复、秦同培、秦毓钧考上秀才，随着新学兴起的大潮，秦毓钧、秦毓鎏赴日本留学。秦毓钧曾任上海《申报》、《时报》主笔，写有《寄畅园考》，为早 期新闻界的著名人士。秦毓鎏早年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首先举起光复大旗，推翻了清朝在无锡的统治，任锡金军政分府总理，三次执掌县政。他还在 1912年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中科院院士、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谈家桢听说谈氏的根在无锡，还特地到小娄巷来“寻根”。

　　这个古老的巷子，一代又一代的人走进走出，但还能坚持多久？因为虔诚慕拜这小娄巷，我想以后探访的路可以更长些，但通往内心的路短些，并且执着从未因时间久远而改变时欣慰一刹那感触的震动。有更多关爱、关注和怀念这古巷的人在，独特的古巷魅力何处可寻？(作者：姑苏沧浪)

无锡土特产全城征集活动结果公示

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收藏委员会主任、平谷区档案馆干部李润波，作为一个民间收藏家是如何历尽艰辛，向祖国献上了一笔珍贵的无价之宝的呢？

说起收藏以及为国家收藏贡献红色文献史料，李润波显得特别激动，精神振奋，情不自禁地打开了话匣子。

读书引上藏报路

1957年11月的一天，李润波出生于平谷区夏各庄村，他从小就喜欢读书，13岁就读完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等10余本名著。不管是上山砍柴，还是到地里割猪草，他都会随身带上本书，忙里偷闲看看，还经常绘声绘色地给小伙伴们讲上一段小故事，乡亲们都夸他：“这孩子长得眉目清秀，文质彬彬，满肚子学问，赶明儿肯定有大出息。”没想到，还真让乡亲们给说中了，李润波几十年后成为了一位著名的红色报刊收藏家。

李润波1975年参加工作，每月发完工资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县城新华书店买书，阅读时看到好文章就剪下来，分类贴在日记本里。1976年4月，李润波看到一本杂志整本书内容都挺不错，剪哪篇呢？左看右看，就是不忍心下剪子，他心想：“许多好书剪完后不成样子，尤其是年代久远的老书，一剪子下去反而给毁了，何不搞收藏呢？”于是，他紧衣缩食，四处收藏图书。

与报纸收藏结缘，也源于李润波喜欢读书，由于他的岳父高琪原是八路军冀东军分区十三团抗战老兵，家中有许多藏书和旧报，因此他时常去岳父家中读书看报。1980年4月的一天，到熊耳营村岳父高琪家看书时，偶然发现了一个特别漂亮的红木枕盒，他好奇地打开一看，只见里面有3张民国七年的新闻报《民国报》，便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以至于忘了吃饭。岳父见状对他讲：“别小看几张报纸，千年字的纸会说话，这些报纸将来可都是好宝贝，你就收藏起来吧。”他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真是爱不释手，觉得报纸不仅具有新闻价值，而且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当即决定将报刊定为收藏项目，从此走上了报纸收藏之路。

红色文献倾心收

随着报刊收藏量的加大和对藏报知识的深入研究，李润波觉得收藏红色文献资料更有价值，更有意义，于是从1991年开始有目的地收藏与共产党相关的红色报刊杂志。

红色文献大多年份长、数量少，一般也就印刷数百册或几千册，遗存下来品相完好的书刊很少，有些已成为孤本。对于上世纪早中期出版的红色文献，收藏界曾流传过这样一种说法：四十年代的常见，三十年代的少见，二十年代的罕见。

2002年4月，李润波在上海福州路上海古籍书店，见到一张1938年4月1日上海《大众日报》，他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暗自思忖：红字报头、独特的隶书体，从没见过，一定是特别稀罕的东西，必须买，不管花多少钱也得把它买下来。再仔细一看，上面有两条非常醒目的新闻，刊登的国共联合抗日内容，一是“夺取大宗战利品 华军抢险堵击 肉搏枪刺声震山岳 机械化队失其效用”，报道的国民党军队台儿庄战役胜利；二是“华方游击队袭击安邱镇”，报道的是共产党游击队敌后抗战袭击成功。他二话没说，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张意义重大的报纸。由于书店老板对报纸不在行，一般人又看不出它的价值，只以500元1张的价格成交，可以说是捡了个大便宜。事后，经查阅文史资料得知，上海《大众日报》是一个爱国人士利用上海租界条件创办的，因登载国共联合抗日内容，刚一创刊便被包打探巡捕告密，故只出了一期创刊号，还没有发行出去，当时就被日本给封杀销毁，据了解，世上仅此一件，属于国宝级孤品。

珍品报纸出现的概率太低，极其稀少，李润波收藏报纸的经验是：只要见到好东西，不管多贵，也要马上下手，如果不拿可能一生都遇不到了，绝不能信手划过。2006年秋，他在上海福佑街旧货市场，忽然发现报道德国战败投降1945年8月6日重庆出版的天津《大公报》，200元1张，当时就值2000元，立刻收了。原来，与他同去的朋友先发现了这张报纸，但嫌要价高没舍得买，想先转转圈砍砍价后再买，没想到，被李润波先下手了，只能眼睁睁看着被他揣入怀中，不禁懊悔得连声叹气。

与其他报纸收藏家不一样，李润波一直特别注意重大事件节点的收藏，无论国内国外，多少钱都要。2004年春，一张1945年8月15日云南《正义报》正是节点，头版“庆祝抗战胜利 百年耻辱一笔勾销”，在北京潘家园摆了三天因嫌要价高没人买，别人都极力劝阻：“别买了，太贵！”可李润波却一跺脚说了句：“别说1800元，就是2800元也得买！”拿到手后，好几个人都说：“肠子都后悔青了，不如一咬牙要了，这类东西实在太少了。”

红色文献成系列

“收藏红色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关键是要从中发现重要内容，确实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这是李润波常说的一句话。

从事图书报刊收藏40年来，李润波先后投资120余万元，收藏了自清代康熙年间以来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老报刊4000余种10万余件，80%藏报与中国共产党历史紧密相关，以其种类最多、藏量最大，被誉为中国老报刊收藏第一人，红色报刊收藏领军人。

关键节点报纸刊登的都是最耀眼的重大新闻，是记录历史的最好见证。李润波收藏了从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到艰苦卓绝的奋勇抗战，再到最后胜利的奏响凯歌一系列抗战时期几乎每一天的中国大报，其中以当时社会影响最大的《大公报》《时事新报》为主，详细登载了1945年5月8日德国战败投降至1945年9月3日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新闻。

最为难得的是，还收藏有抗战胜利关键那一天主受降国美国和战败国日本的报纸。1945年8月14日美国《世界电讯》（国内仅此张）和《太阳报》分别以醒目叹号式标题、大横栏标题形式报道抗日战争结束重大消息；1945年8月14日日本《东京新闻》（国内不足3张）报道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的重大新闻，这3张报纸是2006年李润波委托民航局工作朋友，从美国报刊市拍卖市场买回来的。

2002年，国家历史博物馆举办《永远跟党走——红色书刊联展》，200余件展出品中半数以上由李润波提供。2005年7月，在河北省文学馆举办的全国六人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联展收藏精品展中，李润波13张抗张胜利重要节点报纸参展，一老板出价30万元没卖。

但是最弥足珍贵的则是这样两张报纸：刊登历时267年的大清王朝的湮灭、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几千年封建时代终结新闻的1912年1月1日《申报》，以及刊登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今日在首都隆重举行”新闻的194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记录了中国近代史和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性转折事件。

边收藏边研究，李润波在《大众收藏》等专业报刊发表收藏鉴赏、党史研究方面文章400余篇，出版党史研究专著《老报刊说党史》，编著《故纸遗音》《老报纸收藏》等10余部收藏鉴赏书籍，多次应邀到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高等院校及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媒体讲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新闻史学界泰斗方汉奇先生曾称赞李润波是将报刊收藏与党史研究结合起来的唯一的一个人。

珍贵史料捐国家

红色文献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弱到强、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记录了新中国诞生的艰辛历程。每一件红色文献资料藏品都凝聚着国家与民族的历史信息，把它们捐献给国家是李润波多年的心愿，目的是让藏品发挥更大的价值，更好地服务社会，警示激励后人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奋发图强。

2009年4月22日，李润波将自己收藏的6万份红色史料珍品捐献给平谷区委区政府，与平谷区档案馆共同创办了世纪阅报馆，馆藏老报刊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武昌起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等清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重大事件的报纸，基本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完整系列。馆中还藏有被公认为我国新闻纸源头的西汉初年公元前二世纪左右《邸报》、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刊物《新民丛报》、中华民国时期的《申报》、五四运动期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革命杂志《新青年》、鲁迅创办的《莽原》等近百种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等、国家创办的第一份现代报刊《政治官报》等大量稀珍之品，其中一些藏品弥补了国家馆藏空白。

2005年5月29日，江泽民同志为世纪阅报馆亲笔题写馆名。2006年10月22日，世纪阅报馆被中国新闻史学会挂牌为中国新闻史学会教学研究基地，截至目前，累计接待各地参观者30余万人次，并在北京、上海、厦门、石家庄等地举办过多次老报刊展览。人民日报社原社长邵华泽来馆参观时给予高度评价“李润波是中国当代报刊收藏界的领头雁，为中国报刊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最近，李润波又收藏了世界最畅销、影响巨大的上海良友图书公司民间刊物《良友》174期，刊中登载了1926年2月至1945年9月，共产党领导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延安大生产运动的新闻图片3500余幅，以及民国20年历史重大事件。

“收藏了这么多红色文献，而且全都无偿捐献给了国家，以后，还会继续收藏捐献国家吗？”

面对这样的提问，李润波打开了刚刚收藏的1945年5月11日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机关报《晋察冀日报》，态度坚定地说：“毋庸置疑，一个优秀的收藏家必须有一颗火热赤诚的爱国之心，必须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必须努力为国家做贡献！”

一

在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当代文学”这一提法开始出现在大学教材和有关论述中。当时它的所指有三：一是文学的时段性，指1949年以来的文学；二是文学的政治性，指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中国文学”，又叫“社会主义文学”；三是文学的地域性，仅限于大陆的文学。80年代以来出版的多种《中国当代文学史》，虽然结构框架与价值判断各有不同，但大都延续着这一视角。

   事实上，只要不是单纯从党派和政治的视角，而是从文化、语言、民族的统一性来考察和阐述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就不应仅仅局限于中国大陆的文学，而应包括中国大陆文学、中国台湾文学、中国香港与澳门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这三个组成部分。这不仅因为这三个文学“板块”从文化、语言、民族的统一性（同一性）来说有着有机的内在联系，共同使用一种语言进行思维与写作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当中国文化接受外来异质文化的挑战而做出历史性的回应时，从国人民族意识与现代意识的交叉、起伏，文学的进退、得失，都可看出它们有着那种发自文化之根的相通之处。特别是1949年之后大陆、台湾两地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在文学现代化的曲折历程上，在作家思维模式和文学观念的转变上，虽有轻重、先后之异，但却有着耐人寻味的惊人相似之处。另外，即使从非常具体的作家作品来说，也难以将中国当代文学的三个“板块”完全割裂开来。例如，有不少作家在1917—1949年的现代文学史上都是有其历史的一席地位的，不能因为去了台湾就不算中国作家了。如果承认他们是中国作家，为什么不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如果当代文学只讲大陆，那么两者的文化同一性就难以说清。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一国文学三个“板块”的格局也不是1949年之后才从天而降的，它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的延续。人们不会忘记，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从地域上说，中国现代文学就是由三个“板块”构成的：一块是以重庆、桂林、昆明为重要基地的所谓“国统区文学”；一块是北京、上海、南京、东三省等“沦陷区”以及香港、澳门等外国殖民统治区的文学；还有一块就是以延安为中心的所谓“解放区文学”。1949年以后的大陆文学，就是“解放区文学”延续与发展后的“共和国文学”。当年的所谓“国统区文学”，由于国共合作的破裂而产生分化，一部分作家加入了“解放区文学”的队伍，一部分作家随国民党入台，形成了新一阶段的“国统区文学”即台湾文学。大陆的“沦陷区”1945年被收复，1949年被“解放”，但“沦陷区文学”的某些历史文化特征（如殖民地文化观念下的商业性、媚俗性以及爱国主义、民族情结的文学表达的特殊性等）在台湾与港澳文学中得到延续。如果承认这一事实，就应该承认，“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视野应该摒弃单纯从党派和政治的视角来考察与解释文学史现象的原则，突破多年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学一元”的狭窄思路，从文化、语言、民族等角度综合考察这一历史时段的文学现象，从而将中国大陆文学、中国台湾文学、中国香港和澳门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统一纳入论述的视野。

如果说这是从横断面、地域间的联系与区别，来体现出文学史的历史感的话，那么从纵向的、时段间的联系与区别，来给“中国当代文学”一个历史的定位，则更是文学史编写不可或缺的一种历史感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从文学史的“长时段”来看，它只是20世纪初开始、至今尚未结束的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漫长而曲折历程中一个短暂而特殊的阶段。我们站在“现在时”的立足点上可以命名1949年以来这一时段的文学为“中国当代文学”，然而在未来（比如设想半个世纪之后）的文学史著中，它将不可能再这样被命名。但这样的“史段命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失历史感，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一史段的根本特征与历史定位。恩格斯很赞赏黑格尔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认为这是他的独到之处。这种“历史感”就是认为“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能够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①]。我们在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根本特征与历史定位时，为了真实地描绘出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先”与“后”，使历史“链条”中的各个环节合乎逻辑地衔接起来，就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这个价值判断的标准，就是人、社会和文学的现代化。也就是说，我们应把近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学放在整个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考察与论述，并把这种历史感渗透到作家、作品、思潮的具体评价当中。

如前所述，应将中国大陆文学、中国台湾文学、中国香港和澳门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统一纳入论述的视野。如果说，这是在中国当代文学自身的横断面以及各部分的联系中体现出历史感，那么，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置于同期的世界文学格局中考察，却是许多治史专家都忽略了的一个内在视角，而此“内视角”却是万万不可或缺的，其理由有二，一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前期，俄苏文学尤其是苏联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至深且巨的，“文革”后，西方和拉美的现代作家则成了中国作家争相仿效的对象。实际上，不将外国的影响纳入其考察视域，是很难说清当代中国文学思潮的起伏和文学创作的流变的。另一个理由则在于如果没有一种世界眼光，也很难对当代中国的文学进行准确的价值估量。如果说在各民族相互隔绝的古代，可以孤立地考察每一个民族的文学成就，那在地球已被称为“村”的当代，再无视同期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学的发展状况，就难免坐井观天，而坐井观天是很容易夜郎自大、孤芳自赏的。

二

为了真实地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根本特征与历史定位，有一些近年来颇为流行的研究倾向，我们应该竭力加以避免。

第一种倾向是“历史补缺主义”，用流行话语来表述，就是“制造虚假繁荣”。不管出于什么意图，这都是对历史的歪曲。一种情况是“好心地”、一厢情愿地要使历史“丰富”起来、“多元”起来。既不想承认那些在极左路线下被吹得很“红”的作品的文学价值，又不甘心面对被历史淘汰的筛子筛过之后的文学史的空白、贫乏与单调，便想尽办法，另辟蹊径，多方为历史“补缺”。还有一种情况是有意掩盖和美化历史上的缺陷，从而为这种缺陷在当今的延续找到“合理性”。例如，20世纪60年代兴起、在“文革”中达到辉煌顶点的“革命样板戏”，本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学艺术反现代、反人类、贫困化和一元化变异的标帜，随着“文革”的结束与现代性文化思想的重新起步，它被否定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五十年后的今天，由于产生“样板戏”的社会、文化和思想的因素并没有完全消灭，它又被冠以“红色经典”的美称，重新被有些人大加赞扬。还有那些在极左思潮笼罩下以“革命的政治内容”风行一时的作品（如浩然的《金光大道》等），也同样以“红色经典”的名义被再次正面的肯定。所谓“红色经典”，是一个非常缺乏学理性的概念，其要害是抽掉文学艺术的全人类共通的审美价值观，以“革命”和“政治”取代艺术，使某些只具有短暂的政治实用意义的作品再次进入经典的历史序列中。经典就是经典，如果硬要给经典着“色”，那么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和鲁迅各是什么颜色的经典呢？这种极左的政治实用主义论调的渊源就是20世纪初俄国革命中狂热而偏激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其近因则是1966年产生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两股思潮都是反对文化的全人类性、反对文学的现代性、反对以“人”为本的文学的。所谓“红色经典”论的提出，还有一个更近的原因，就是进入90年代之后一股反对改革开放、否定思想解放的暗流。在这一暗流中，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成果被否定。1990年，有人在谈到文学史时就宣扬过这样一种片面的论调：“抗日战争的前线、主体是在广大解放区，作家、艺术家真正参加抗战的是在解放区……要了解八年抗战中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所经历的艰苦卓绝斗争，只有在解放区文学中才可以看到。”[②]在这里，一句话就十分武断地突出了“红色”文学压倒一切的“一元垄断性”，完全抹煞了当时“国统区”、“沦陷区”作家的巨大贡献。在这样的片面话语中，五四启蒙精神、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追求与“文革”之后新时期的思想解放是一起被否定的。

第二种倾向，借用马克思的一个概念，可以称之为“历史混合主义”[③]，通俗的说法，就是把历史“搅成一锅粥”。从现代性的视角来观察中国文学这五十多年，可以发现，不论是文学思潮和创作倾向，还是作家的文化观念和精神状态，都存在着很多矛盾和差异，既有对现代性的强烈追求，也有自觉和不自觉的反现代性的倾向，到80年代末，又有后现代主义理论被引进。在90年代，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种倾向交叉并存，形成比较复杂的局面。但是，历史的“链条”及其各个“环节”之间的逻辑顺序是清楚的。“历史混合主义”则切断了历史的“链条”，并将其各个“环节”的逻辑顺序完全打乱了。在这方面，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宣扬者表现尤为突出。应该承认，后现代主义在西方是有它的先进性的，它注重反思工业文明时期现代性的一些偏至和极端，它对现代性的批判立场体现着当代人的新的精神追求和文化观念。但在中国并没有出现过典型的工业文明时期，目前正处在一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种状态混合交杂的时期。后现代主义到了中国就变了味，提倡者们在批判现代性的时候恰恰扮演着盲目反现代化的角色，他们与中国一切反对现代意识的倾向（如烙有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烙印的复古主义、民族主义及左倾狂热等）建立了统一战线。他们很少对中国一个世纪以来思想文化的现代化历程进行真正学理意义上的批判性梳理，结果只能是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拙劣“效颦”，以致把中国一些前现代、反现代的东西，当成了后现代的“宝贝”，从而把历史搅成了不分是非、善恶、进退、积极与消极、开放与封闭的“混合主义”的一锅粥。于是，在这样的混乱中，现代性的价值判断被颠倒或倾斜了。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是说“文革”文学有现代性的文化内涵，甚至说“文革”中独霸文坛的“革命样板戏”具有浓厚的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元素。“样板戏”是蒙昧的政治狂热的产物，是在文化专制主义语境下形成的怪胎，是对五四文化精神的彻底“决裂”，基本上是一种非人化的艺术，其中毫无现代意识可言。说它是前现代、反现代的艺术是符合事实的，说它是属于后现代主义，就把历史之河的清水给搅浑了。除此之外，“历史混合主义”还抹煞60多年大陆文学几个阶段的差异性，把功过是非“扯平”，以此重新肯定那些已被历史否定了的东西。有一种说法，叫做“没有‘十七年文学’，没有‘文革文学’，哪里来的新时期文学”。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纯粹从历史过程的时间递接来讲，同样也可以提出诸如“没有秦始皇时代哪里来中国的今天”一类的设问，这样的设问就是伪问题。第二，这一说法并不是为了找到某种将各个阶段——“十七年”、“文革”和“新时期”联系起来的一以贯之的历史线索（如现代意识的消长、起伏，左倾教条主义与政治实用主义对文学发展的制约等），而是用一种高度抽象化的手法，抽掉不同阶段历史文化内涵的差异性，直接否定“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这三者在文化观念、艺术价值取向、人的精神状态等各个方面的不同，在混淆先进与落后的前提下，重新肯定不该肯定的东西，从而也就顺带着否定了不该否定的东西。在他们看来，《芙蓉镇》批判、否定“文革”的叙事策略与修辞方法同“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一脉相承，歌颂“文革”的文学与反对“文革”的文学是一样的，一个笼统抽象的“政治道德化的叙事策略”的提法，就抹煞了文学上的任何起码的“历史感”。他们还通过寻章摘句式的分析，把“十七年”、“文革”、“新时期”的文学混为一谈：《红岩》中的“受难英雄”成岗有诗曰：“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而北岛的“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的心中”与此一样，也是“受难英雄”的形象，甚至“文革”当中红卫兵的那种“献身精神”与“拯救意识”，也与这种形象完全一致。殊不知北岛的诗还有下面这样的话：“我是人/我需要爱/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两者显然是不能扯在一起的。更为荒唐的是，有的论者居然用“政治道德化”这根绳子将巴金的《随想录》对“文革”的反思与“文革”当中“斗私批修”、“触及灵魂”那种对人的奴役拴在了一起。前者表现着人的觉醒，后者充满着人的蒙昧；前者是现代意识的体现，后者是前现代、反现代意识的一种存在方式。显然，完全无视文学作品在不同具体历史时期的文化内涵，就必然会得出荒谬的结论。

第三种倾向就是庸俗技术主义。“文革”结束之后，为了告别长期制约文学发展的“政治化”现象，远离政治、回到文学本身的呼声日益强烈。这是对多年以来政治实用主义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一次大调整。这次调整无疑大大扩展了文学的生存空间，促成了一些较优秀作品的产生。然而这次调整并没有真正使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得到良好的解决。首先，混淆了“思想”与“政治”、“文化启蒙”与“政治导向”的区别，在“追”政治实用主义之“根”时，错误地追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主义精神的身上。这样一来，“去政治化”便与“解构启蒙话语”荒唐地搅在了一起，在使文学逃脱政治的奴婢地位的同时，又使它陷入了无思想、无精神的麻木状态。其次，混淆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两种状态，形成了恐政治、厌政治与盲目排斥政治的不健康创作心理。其实，政治本身也是社会生活现实中的一种存在，文学完全无视政治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关联性是任何国家民族的文学都无可比拟的。关键在于，作家在与政治发生关系时是否仍葆有自身的主体性，是否能够以自身的现代意识去决定对政治现实的态度。如果失去了主体性，沦为政治附庸，自然不会有现代化的文学。葆有作家的主体性，文学对现实（包括政治）不失其超越与批判的眼光，那么它与政治的关系是平等的。它的自由不应是政治权力的赐予，而是“天赋文权”。文学在进入以上两个误区之后，又进入了第三个误区：对文学“教化”作用的笼统排斥。哲学家早就指出，教化有两种，一种是体现人的“精神的理性”，将人向人之为人的普遍性提升，“在总体上维护人类理性的本质规定”。[④]另一种所谓的“教化”，不是维护人类理性，不是向符合人性的普遍性的提升，而是以充满偏见、独断的经验主义将人向非理性、个别性下降，尽管这种“教化”有时也打着很崇高的旗号。如封建社会中的“门阀”观念，“文革”中的“唯成分”论（《智取威虎山》唱词：“他出身雇农本质好”）以及宗教迷信等等，均属这种向非理性、个别性下降的“教化”。马克思所说的以“思想的闪电”将人“解放成为人”[⑤]，实际上就是将第二种教化下的人“解放”成为第一种教化下的人。

迷入以上三个误区而不返的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研究，便陷入了庸俗技术主义泥淖，撇开文学的思想文化内涵，撇开人的精神状态，只盯住一些纯技术层面上的雕虫小技。在讲作品的叙事技巧、语言艺术、结构特征时，离开人在一定社会背景下的复杂的生存境遇和沉重的内心体验，尽谈一些毫无生命感、社会感和历史感的纯技术问题。在这种目光的审视下，“早春朝霞”与“晚秋残阳”同样都是放光的；毒菌的红色与鲜花的红色也同样都是鲜艳的。于是，纯技术主义又为上述“历史补缺主义”与“历史混合主义”提供了理论的依据。还有的学者从庸俗技术主义出发，发现浩然的《艳阳天》这样的伪现实主义小说“在艺术成就（审美价值）上”要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三里湾》、《白鹿原》等“高得多”，并由此得出结论说，《艳阳天》之所以在“文革”中走红，“排除了‘四人帮’的阴谋，审美形象本身的感染力是不可否认的”。[⑥]这样的艺术评论，完全无视当时中国农村与中国农民真实的历史境遇，完全无视作者的叙事技巧与他的文化价值立场的关系。不是说这种艺术分析毫无道理，而是说这样纯技术地“分析”下去，人们将无法从文学中感受社会、历史和人的本质，无法从作品中感受人在精神领域的生存状态，文学也将不再是精神产品了。

三

在澄清并避免了以上非历史倾向之后，就可以从历史发展的纵的向度，即时段间的联系与区别上，来给中国当代文学一个历史的定位了。也就是说，可以把它放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进行考察，以求准确地把握到它的基本历史特征。前面提到，为了使历史“链条”中的各个环节合乎逻辑地衔接起来，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的标准，这就是人、社会和文学的现代化价值立场。人的现代化，主要指人的个性解放与思想解放，也就是人的自觉的现代意识的树立；社会的现代化，主要指现代公民社会即民主社会的建立，实现一系列与人的现代化要求相联系的社会制约；文学的现代化则是指脱离“文以载道”的“工具论”的束缚，实现文学的自觉，创造出以人性与人道主义为本的“人的文学”。所有这些，都是五四启蒙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所有这些，也都是出自西方中世纪之后人文精神在几百年过程中形成的一整套符合人类发展要求的价值体系。胡风说：“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积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流。”[⑦]所以在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特征之时，决不能离开开放的、世界的眼光。

以这样的价值判断来估量“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关键问题就在于，看它是继承、发展五四传统，还是背离、消解这一传统。无论是对1949年以前的现代文学，还是对1949年以后的当代文学的观察与评价，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在大陆和台湾，60多年的文学都经历了巨大的、远远胜过前半个世纪的振荡、断裂和异化。有的学者认为：“‘当代文学’这一文学时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一体化’趋向的全面实现，到这种‘一体化’的解体的文学时期。”[⑧]历史事实显然并不是这样的，既不能说30年代“左翼文学”实现了“一体化”，更不能笼统地说五四新文学实现了“一体化”，只能说大陆当代文学是此前三个“板块”之一的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一体化”趋向的全面实现，到这种“一体化”解体的一个文学时段。30年代“左翼文学”在现代性的追求上还部分地继承着五四传统。到了30年代末40年代初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在“新民主主义”的向度上显示出了与“五四”精神迥然有别的另一种精神风貌。因此，解放区文学的“一体化”并不等于五四新文学的“一体化”。综观大陆、台湾1949年以后的文学，如果要对这一文学时段的历史特征加以概括的话，只能这样来表述：既有着传统旧文化根源（如皇权专制主义、“文以载道”之论等），又有着冷战时期国际背景的政治实用主义，对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五四启蒙精神与新文化路线进行不同形式的悖离与消解，使文学高度工具化、政治化，因而逐渐丧失其自由的空间，变得封闭、单一而贫乏。但这一趋势随着国际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到70—80年代发生了极大的转折。台湾“解严”与大陆的思想解放运动带来的民主化大趋势，给文学提供了新的自由的空间，文学开始由封闭、单一、贫乏走向开放、多元、丰富。简言之，“当代文学”这一文学时段，是五四启蒙精神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从消解到复归、文学现代化进程从阻断到续接的一个文学时段。文学史走了一条“之”字形的路，这种曲折的文学道路或许仍会延续。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有三个问题贯穿始终、影响巨大。

第一， 文学工具化与文学自觉的对立。前文已经提到，文学的自觉是五四新文学的重要特征，也是文学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之一。但从左翼文学到延安文学，文学的自觉逐渐被文学的工具化消解并取而代之，文学完全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此一价值取向古已有之，近代以来时有表现，国民党统治时期亦复如此。但延安文学极大地强化了这一取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指导方针，并将这一方针贯彻到文艺实践中去。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延着历史的“惯性”，也在刚刚战胜国民党的“兴奋”中，大会很“顺理成章”地把《讲话》定为今后文学（即当代文学）的根本指导方针。当时的国际环境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尖锐对立与斗争，这也更加促使了文学价值取向向着工具化即政治化的转移。大陆从讲“工农兵方向”、“阶级斗争”，一直发展到“文革”时期的“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台湾则提倡文艺为“反共抗俄”服务。

正是在工具论指导之下，文学被高度政治化了。这种政治化的强度，在百年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不仅在文学的评价上，政治标准压倒一切，而且以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取代了正当的文学批评活动与文学理论的研究。从50年代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到60年代在“反对修正主义”口号下的一系列批判运动，政治化使文学的路越来越窄，使文学的总体面貌日趋封闭、单一与贫乏。十年“文革”虽然在口号上是否定“十七年”文学的，但对这许多批判运动一个也不否定，反而将其“革命精神”发挥到极致。“五四”之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在指导思想上有两个文化资源：一个是自由主义美学思想，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这两者都与西方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1949年以后，当代文学的政治化在事实上把这两种文化资源当作了对立面。差不多在大陆批判胡适的同时，台湾也对胡适进行了相当激烈的抨击。显然，尖锐对立着的两种政治体制都对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不满。大陆的批判运动，在清除自由主义“余毒”的同时，主要是以日丹诺夫等人的左倾教条主义与政治实用主义为武器，批判渗透着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在对胡风与“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中，这一倾向表现得非常清楚。政治实用主义抹煞文艺的特殊规律，剥夺作家的独立自主性，将文学当作宣传、教化的工具。它在创作方法上的体现，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革”中改称“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1958年）、《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姚文元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1968年）等，都是政治实用主义文艺思想的代表作。

1978年以后，大陆文学的工具化即政治化倾向得到根本扭转，甚至在“去政治化”的口号下出现了文学远离政治、闭眼不看社会现实、追求纯技术主义的另一种不良倾向。但多年政治化的“惯性”和“余绪”还是时有表现。在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中，政治实用主义与左倾教条主义曾在文学界造成紧张的形势，对作家的思考与创作产生过不小的挤压。有些趋时媚俗的作家在这种挤压下“生产”出一些“为政治服务”的作品。不过，强大的市场经济发展势头与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格局下对现代性的诉求，使得政治实用主义与左倾教条主义已经大大弱化了。90年代一些文艺复归现象的出现（如“样板戏”复出，“清官戏”、“皇帝戏”流行等），并不完全是旧的政治实用主义的结果，同时也与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实用主义”密切相关了。

第二， 文学的“民族情结”与文学的世界眼光和启蒙意识。只有被置于世界格局中的民族才会有“民族情结”。“民族化”要求是面对外来文化挑战时的反应。在中国，“民族化”的要求本来就是五四文学现代化追求本身中的应有之义，“民族化”并不是“现代化”的对立面（“现代化”的对立面是“前现代”、“反现代”或曰农业社会的封建文化体制）；“现代化”也不是要反对“民族化”（反对的只是一切保守、落后的反人类、反文明的东西）。将两者对立起来的思想源于对五四启蒙主义与五四新文化的抵抗，这种抵抗除了与“国粹”派复古主义有关之外，也与上述政治实用主义的民族狭隘性如出一辙。早在五四启蒙主义的发端期，鲁迅就在《文化偏至论》这篇启蒙主义重要文献中强调：“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⑨]在这里，民族化与现代化的要求是一致的，“中”与“西”两种异质文化也是在现代化这一个历史向度上统一在一起的。“五四”时期的新文学都在文学现代化中体现着对民族文化特性的追求。照此路向发展下去，文学的现代化不会与民族化发生后来那样的生死斗争。但在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民族化”的大讨论中，过分夸大了五四文学在现代化道路上的缺点，有人甚至趁机全盘否定五四新文学。他们提出的救治之方，就是复归“现代”之前的旧传统（包括民间小传统）。从此，“民族情结”便逐渐演变成一种消解世界眼光与启蒙意识、反对五四精神、反对文学现代化的潜在情绪，而抗日战争又在客观上助长着这种民族情绪的强化。国民党曾倡导“新生活运动”，极力鼓吹旧道德、旧文化，也是一种反启蒙、反现代化的“民族情结”的张扬，此一情结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的台湾文学。

大陆“十七年”和“文革”十年的文学，其文化资源是单一而贫乏的。先是国门封闭，只通苏联；然后又与苏联对立，只通亚非弱小落后国家。与此同时，以我为“世界革命中心”的民族自大狂，正与封建王朝自视为万国应来朝拜的“天朝”的民族情绪一脉相承。民族封闭性在这近30年的文学中是一个重大的制约因素。“大跃进”新民歌的遍地开花，“公社史”、“工厂史”的群众性写作，古典与民间戏曲的“推陈出新”，以及不少作家的奉命追风之作，既是以政治替代艺术的，也是以“民族情结”消弭了文学的现代性。照此路向达到的“最高”成果就是“革命样板戏”。如果从文学艺术形态构成的“物质外壳”与“精神内涵”来观察、比较一下五四时期与“十七年”、“文革”的文学艺术，就会发现一个对现代性选择倾向的巨大差异。五四文学，其精神内涵的现代性有时压倒物质外壳的现代性，内容压倒了形式。而“十七年”、“文革”文学则恰恰相反，其物质外壳的现代性掩盖着、装饰着其精神内涵的反现代性，陈腐的内容穿上了形式一新的服装。许多表现农业合作化、全民大跃进、人民公社“美好生活”的作品大都具有这一特点。“文革”中的“忠”字舞、语录歌以及“诗报告”《西沙之战》、时政小说《西沙儿女》一类作品都是以现代形式掩盖陈旧的内容。这一特征在“革命样板戏”中则得到了最典型、最集中的表现。“样板戏”的物质外壳是高度现代化的，也可以说是高度“西化”的：它的灯光布景、音响效果离不开现代科技；它的服装设计也基本上是按现代写实主义的风格进行的；尤其是它的音乐伴奏，大胆吸收了西方交响乐，烘托出一种宏大的艺术氛围。但是“样板戏”的精神内涵却基本上都是一些封建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的东西，都属于反现代意识。其中充满门阀观念、血统论，充满英雄崇拜与个人迷信（在创作上体现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原则下的“三突出”、“根本任务”论），恰恰忽视了现代观念观照下的人和人的命运，所有的人物都是为宣传某种政治理念而设置的符号，没有个性，没有人的生命意识呈现。一个个“高、大、全”的英雄都是虚假的“用一片片金叶贴起来的大神”。[⑩]在“样板戏”里，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已经彻底解体了。

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五四启蒙精神的回归，以个性解放、文学自觉为要义的“人的文学”的复兴，随着大陆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大趋势，始于70年代末，至80年代达到高潮。不论是对历史的“反思”，还是向文化深层的“寻根”，文学作品大都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批判意识。不仅清算极左路线对人的戕害，而且进一步追寻其思想的根源：封建专制主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以及电影文学等，创作思维从封闭走向开放，创作方法从单一转向多元，当代文学从整体上呈现出繁荣丰富的景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多年形成的以“民族化”对抗现代化的思维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多年被排斥在国门之外的西方各种思潮、流派的理论和创作源源不断地被介绍到国内来，被封闭多年的作家又睁开了眼睛看世界。在文化“寻根”中，有些清醒的作家再也不是像过去那样以“民族情结”消解启蒙话语，而是试图从民族文化的深层中挖掘现代悲剧的根源。此外，创作方法走向多样化，除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一度恢复了生命力并有新的拓展与变异（如新写实主义的兴起）之外，各种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也给作家以新的启迪，给他们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一样，也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的洗礼，只是时间较早，大致在60年代以《现代文学》创办为标志，揭开了台湾文学现代主义的新的一页。

当然，还有不可忽视的问题的另一面是：就在五四启蒙精神回归的同时，对它进行二度解构的情势也开始了，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在人的精神层面上实现现代化是一个十分曲折、艰巨的历程。如何对待解构五四启蒙话语的新左派、后现代、新儒家？这个问题留给了21世纪的中国文学。

第三， 作家的精神状态与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五四文学所体现的现代化追求，其中重要内容就是作家独立人格的建立与作家创作主体性的发挥。工具论与政治化显然与这一要求是背道而驰的。而从“民族化”派生出来的“大众化”这一口号，它在实施的过程中剥夺了作家的独立人格与创作个性。社会主义被歪曲成“平均贫困”，“大众化”则成了损高就低、精神“平均贫困”的必由之路。“大众化”在事实上成了对启蒙的颠覆。启蒙的要义就是“立人”。在鲁迅的启蒙思想中，“立人”是立国之根本。他说：“使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11]鲁迅从“人国”与“沙聚之邦”的对比来谈人的个性解放与人格建设问题，用意颇深。“人国”就是“现代国家”的同义语，“人国”中的人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是自由、平等的公民；“沙聚之邦”里的众人则是未经个性解放与人格建设的“前现代”的愚众，是皇权统治下的奴隶，有如一盘散沙。只有“人国”才能立足于世界，而“沙聚之邦”则只能永远落后，永远任人宰割。西方individualism（个性主义，又译个人主义）一直被中国人误读与曲解。1907年鲁迅指出：“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12]在我国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百年斗争中，由于封建传统文化贬抑个性的余势犹在，也由于阶级或民族的斗争使政治压倒了一切，再加教条主义与极左思潮的流行，鲁迅所说的这种对个性主义的“迷误”一直延续了下来。一提“个人”、“个性”，就招来“害人利己”之责难。延安整风，也主要是批判作家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将其“危害”提高到“亡国亡党”的可怕地步。周扬总结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报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明确提出：“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万恶之源。”在“文革”中，主流话语又以强大的政治压力叫人们“狠斗私字一闪念”。人的现代化所要求的个性解放与人格建设便在这样的思潮下被取消了。事实上，没有健康的个性为基础，所谓“集体主义”是一个虚假的东西，实质上不过是一种奴性而已，而奴隶只能集成“沙聚之邦”，并不能建成“人国”。可想而知，以这样的方针指导作家去进行“思想改造”，叫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去接受“工农兵”的教育，从而写出“大众化”的作品，其结果只能是启蒙精神的彻底颠倒，“反智主义”大为盛行，作家的个性和创作的主体性被彻底消灭。巴金说，他在“文革”中是一个“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我不是我自己”[13]。即使在“十七年”，作家主体性的丧失也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这样一批在“现代”时期曾有过卓著贡献的大作家，在“当代”时期却拿不出能与过去相媲美的作品来，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创作主体性的衰竭。巴金说自己“这一生不知说过多少假话”[14]。曹禺晚年颇为感慨地说：“现在是束缚太多了……不知怎么搞的，就使作家陷入圈圈里边”；“满脑袋都是马列主义概念，怎么脑袋就是转动不起来呢？”[15]显然，文学工具化、政治化以及作家被左倾教条主义“改造”的结果，是其创作生命的被扼杀。其实有一些没有感到这种苦闷的“新作家”，也同样存在着创作主体性衰微的问题，只是他们做了某种政治的附庸而不自知而已。“十七年”和“文革”中那些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伪文学就是证明。即使某些反映了一定生活真实、具有一些审美价值的作品，也普遍烙有工具论、政治化的印痕，作家的主体精神为了迎合某些“原则”与“现实斗争的需要”不得不退居二位。

文学作品的阅读与欣赏，是一种审美活动，是人民大众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由丧失或萎缩了创作个性的作家所提供的封闭、单一、贫乏的作品，给人民大众带来的精神生活也必然是封闭、单一而贫乏的。人们从“十七年”、“文革”时期的作品中，更多的是接受一种灌输式的政治思想教育，而很少得到审美的享受，特别难以得到在审美中对社会、人、自我的体验。文学向大众推出一个个“高、大、全”的“英雄”，叫人们学习、膜拜这些“英雄”，却不向大众展示普通人的尊严和美。文学作品教导读者如何崇拜领袖、热爱“阶级兄弟”、憎恨“阶级敌人”，却把“人性”、“人道主义”、“人权”这些人类共同价值推给了“资产阶级文学”。本来，提高大众的文学阅读与审美能力，教育是一个重要环节。但多年来的“大众化”，却只讲作家向“大众”靠拢，不讲“大众”的文化提高，甚至将后者斥为资产阶级“化大众”。文学的交流，本是人类在精神领域里的“对话”，但工具化、政治化使这种“对话”由精神层面退到了政治层面，于是那种带有个人性的丰富的精神生活在文学阅读世界里一度消失了。巴金一听“样板戏”就“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就要连做“几天的噩梦”[16]，正是文学艺术政治化变异的一个极端的结果。80年代以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很少真实表现出人的精神生活（灵魂所追求的东西）。没有经过普遍思想解放与个性建设的社会，人不会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如果作家不在启蒙上先行一步，不能超越这一现实，那么他的作品也自然不会表现出更深一层的人的精神生活。

不可否认的问题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文学仍然在文学与政治的纠结与悖论中盘桓，仍然之字形的曲折道路上艰难前行，因此确定一个恒定的治史价值观，才是当代文学史家首先要确立的坐标。

最后，我们要重申一下对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史分期的看法。我们将60年来的当代文学分为五个阶段：1949——1962年为第一阶段；1962——1971年为第二阶段；1971——1978年为第三阶段；1978——1989年为第四阶段；90年代以后为第五阶段。这与习见的几种分期都有所不同。把1962年作为第一阶段的结束和第二阶级的开始，是因为这一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意味着此前的“调整时期”的结束，文艺上的极左思潮开始新一轮的泛滥，并一步步走向了“文革”。把1971年作为第二阶级的结束和第三阶级的开始，是因为这一年的“林彪事件”实际上将“文革”分为了两截。“林彪事件”后，不少人开始不同程度的觉醒，文艺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将1978年作为第三阶段的结束和第四阶段的开始，是因为这一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思想解放和文艺复苏上的意义，远远大于1976年“四人帮”的垮台。将1989年作为第四阶段的结束和第五阶段的开始，是因为进入90年代后，由于消费文化的介入与人文精神的衰落，文学格局的确有了明显的变化。

2004年10月初稿

2014年12月修改

作者简介：

董健，原南京大学副校长，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丁帆，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彬彬，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1页。

[②] 1990年4月7日《文艺报》。

[③]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3页。

[④]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⑤]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页。

[⑥]孙绍振：《审美历史语境和当代文学史研究》，《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⑦]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胡风评论集》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4页。

[⑧]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4页。

[⑨]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⑩]巴金：《随想录》，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811页。

[11]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12]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页。

[13]巴金：《随想录》，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80页。

[14]巴金：《随想录》，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901页。

[15]田本相、刘一军：《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16]巴金《随想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808页。

（2015年4月20日，扬子江评论官方微信）

张鸿苓先生是著名的语文教育专家。我认识她已有四十余年。我在北京师大中文系学习时，她作为叶苍岑教授的助手，辅导过我们语文教学法课程。后来，我经常同她一起参加语文教育座谈会、研讨会、报告会、中学语文教材审查会。最近，就中学生如何学习语文问题，我专门采访了她。

她说，首先要为广大中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语文学习环境和氛围。从家庭到学校、到社会，都要运用规范、优美的语言，提高语言交际的效率和质量，给人一种愉悦感和成就感。如果没有良好的语文学习环境，狼孩在狼群里只能学会狼嚎，在“十年动乱”中只能学会互相攻击、上纲上线的大批判语言，只能说假话、大话、空话、套话。每个家庭都要努力运用文明、精练、规范的语言。学生要积极主动纠正家庭生活中不文明、不精练、不规范的用语。在学校更要营造写规范字、说普通话、讲文明语言的氛围。学校的环境布置也要有利于学习和运用规范、优美的语言。在社会生活中，更要创造良好的学习语文的环境。如今在电视、广播、报刊、书籍、广告、店牌、商标、歌词里，经常出现错音、错字等，我们要提高鉴别力，增强“免疫力”，不随波逐流。

其次她强调，要把学习语文与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继承发扬祖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要让学生爱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爱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增进爱国主义情感、增强民族自豪感。汉语在当今世界已经成为国际性的重要语种；汉字汉文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重要的交际工具之一。我们广大中学生热爱自己的祖国，就要充分认识汉语、汉字在世界各国人民互相学习、互相交流、共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下决心学习和运用好祖国的语言文字，提高听说读写能力，为今后继续学习和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张先生说，学习语文要有良好的心境和兴趣。这样才能克服生理和心理上的障碍，才能克服时间空间的限制，展开丰富的联想和想像，增强审美情趣，提高文学鉴赏能力。

再次，张先生说，学习语文要掌握比较好的学习方法。她十分赞同并大力提倡叶圣陶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主张变被动性为主动性，变依赖性为独立性，在学习过程中，自觉探索，独立思考，独立解疑，积极参加讨论与训练，争取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学习语文，要多体味、多比较、多归纳。她认为预习十分重要。预习时要通读全文，了解、领会内容，进而解答教师所提出的问题、深入领悟文章的内容与章法。还要掌握朗读、默读、精读、略读、速读等方法，培养准确快速获取信息、筛选信息的能力。她还嘱咐同学经常练习写心得笔记、读书札记、摘抄笔记，做读书卡片。她认为，按照语文教学大纲的要求，掌握一些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既可提高学习语文的速度，又可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要有好的训练方法，一方面要听老师讲解，向别人学习借鉴，一方面要在自己的语文学习实践中逐步积累、提炼。这样，总会找到效率高而又适合自己的科学的学习方法，尽快把自己从死记硬背、加班加点、疲劳战术、题海战术中解放出来。

最后，张先生谆谆告诫广大中学生，要下工夫熟读和背诵一些古今中外的名篇。这对于提高我们的语文素养，提高准确、规范、熟练地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我国语文教育的优良传统，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许多文学家、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都能将古今中外的名篇佳句信手拈来，在自己的演讲中或文章里引用，恰到好处，增色不少。课文，无非是个例子，读哪一篇无关紧要。名篇不光是例子，而且是文化的积淀，是经过历史检验的佳作。熟读背诵一定数量的名著、名篇，也是新修订的语文教学大纲的要求，初中、高中语文教学大纲都附有“古诗文背诵篇目”和“课外阅读推荐书目”。

张先生作为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长，她工作非常忙。我不忍心多打扰她，尽快结束了采访，带着她的新著《当代听说理论与听说教学》与她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