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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锦·近现代名人书札手迹"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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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谁寄锦书来?——"古锦·近现代名人书札手迹"专场

发布时间:2016-05-20 15:39:46

书信或曰书札,其实是一种艺术。西方人称它是“最温柔的艺术”,言其亲切细腻有类于日记。温柔与否当不尽然,但名之以艺术却毋庸置疑,尤其是中国旧时毛笔书札。究其原因当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由其内容特性所决定;二是由其制作形式使然。就内容而言。扬雄《法言》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书札乃人际交流,直抒衷肠胸臆之作。性情所至,信手为之,娓娓如诉。不必矫饰造作,毋恐天谴人责。酬献心声,或激越,或温柔,或志高文伟,或词采翩翩。诸如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东方朔《难公孙弘书》、扬雄《答刘歆书》、嵇康《与山涛绝交书》等,均可谓千古绝唱。是书札之艺术性决不减其他文学体裁,甚至超而轶之。就其形式而言。陆机《文赋》曰:“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书札,作为人际间不拘异时异地,传情达意,进行社会交往的主要方式,使人千里之外,相知相识如同面语。可见其必为人类文明发展到相当高度的产物。

2016年北京保利春季拍卖"古锦--近现代名人书札手迹"专场共收入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近100多年间的社会各界名人1000余件书札。从洋务运动魁首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到大学者章士钊、邵力子;从大教育家胡适,到文学巨匠郭沫若、钱钟书、巴金;从书法大家于右任、潘伯鹰,到大画家黃宾虹、徐悲鸿、张大千,以至科学家钱学森、李政道、竺可桢,均赫然名流显士。可谓五彩缤纷,九流鳞萃。其书则功力老到,或行或草,或柔或刚,或碑版,或馆阁,或宗法钟王,或自出机抒,皆真率本分,天机自动。信由情性所致,全自蕴藉中来。是书家自不同凡响,不以书家名者亦不弱于书家。洵乃琳琅满目,洋洋大观。

晚清,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朝廷维稳不力。在紧迫的情势下,咸丰皇帝破格从草根阶层中提拔文臣武将,于是一代湖湘读书人从乡野间崛起,左宗棠、江忠源、刘长佑、罗泽南等人投入了保卫朝廷的战斗,而曾国藩、骆秉章、郭嵩焘等一班前朝的文武官员,也将接受战火的洗礼。湘军又称湘勇。将领主要是湘乡人,大多是封建儒生,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湘军的士兵由营官自招 ,并只服从营官,上下层层隶属,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曾国藩治军重在思想纪律而不在技术性的教练,使湘军成为一支有力地维护封建统治的军队。


曾国藩(1811-1872)  致李续宜信札
水墨纸本  
一通四纸
上款人简介: 上款“希庵仁弟”即李续宜(1822-1863),字克让,号希庵,湖南涟源人,清末湘军将领。浙江布政使李续宾弟。咸丰初以文童从李续宾镇压太平军,转战江西、湖北、安徽,官至安徽巡抚。
签条: 中兴名贤致勇毅公信上卷。王龙文署。
备注: 漱松主人制笺。

左宗棠,汉族,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洋务派首领。左宗棠曾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二十岁乡试中举,但此后在会试中屡试不第。他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来竟因此成为清朝后期著名大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平叛陕甘同治回乱和收复新疆维护中国统一等重要历史事件。


左宗棠 (1812-1885) 致李续宜信札
水墨纸本  
一通四纸
签条: 唁书。左文襄。沈文肃。曾忠襄。都清直。
大事记: 1859年清文宗咸丰九年。

胡林翼,字贶生,号润芝,晚清中兴名臣之一,湘军重要首领,汉族,湖南益阳县泉交河人。道光十六年进士。授编修,先后充会试同考官、江南乡试副考官。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及贵东道,咸丰四年迁四川按察使,次年调湖北按察使,升湖北布政使、署巡抚。抚鄂期间,注意整饬吏治,引荐人才,协调各方关系,曾多次推荐左宗棠、李鸿章、阎敬铭等,为时人所称道,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在武昌咯血死。有《胡文忠公遗书》等。


胡林翼 (1812-1861) 致李续宜信札
水墨纸本  
一通三纸
上款人简介: 上款“希庵仁兄”即李续宜(1822-1863),字克让,号希庵,湖南涟源人,清末湘军将领。浙江布政使李续宾弟。咸丰初以文童从李续宾镇压太平军,转战江西、湖北、安徽,官至安徽巡抚。
签条: 胡文忠公与勇毅公书。
备注: 碧云山房笺。

彭玉麟,字雪琴,号退省庵主人、吟香外史,祖籍衡永郴桂道衡州府衡阳县(今衡阳市衡阳县渣江),生于安徽省安庆府(今安庆市内)。清朝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书画家,人称雪帅。 与曾国藩、左宗棠并称大清三杰,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称中兴四大名臣,湘军水师创建者、中国近代海军奠基人。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兵部尚书,封一等轻车都尉。彭玉麟于军事之暇,绘画作诗,以画梅名世。他的诗后由俞曲园结集付梓,题名《彭刚直诗集》(八卷),收录诗作500余首。


彭玉麟 (1816-1890) 致李续宾信札
水墨纸本
一通四纸
上款人简介: 上款“迪庵老兄”即李续宾(1818-1858),字如九、克惠,号迪庵,湖南湘乡(今湖南娄底涟源)人,晚清湘军著名将领。嘉庆二十三年五月十八日卯正生于湖南湘乡 ,贡生出身。咸丰二年(1852年)在籍协助其师罗泽南办团练,对抗太平军。次年随罗泽南出省作战,增援被太平军围困的南昌。咸丰四年(1854年),在湘军攻占湖南岳州(今岳阳)、湖北武昌、田家镇(今武穴西北)等重要作战中,常当前锋、打硬仗,以功升知府。次年一月,随罗泽南南下,连占弋阳、广信(今上饶)、德兴、义宁等府县。十二月,随罗泽南赴援湖北。咸丰六年(1856年)罗泽南战死后,接统其军,成为湘军一员重要统兵将领。 咸丰八年(1858年)十一月,在三河之战中陷入太平军的重兵包围,终被击毙(一说自杀),所部尽复,使湘军元气损伤颇大,谥忠武。有《李忠武公遗书》存世。
签条: 中兴名贤致忠武公书五。彭刚直公。

 唐继尧,又名荣昌,字蓂赓,云南会泽人。滇军创始人与领导者,云南滇系军阀的主要领导者。1883年8月14日出生于曲靖会泽县,15岁在童子试时考中榜首。1904年参加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的同盟会,为当时37名老同盟会员之一。1908年从日本回到昆明。1911年10月30日即农曆的九月九日,在蔡锷总指挥的带领下唐继尧支持并参加了“重九起义”运动。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发起推翻袁世凯的“护国起义”掀起“护国运动”。随即并组织“护国军”进行武装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可耻行径。1916年7月14日,中华民国护国军总司令唐继尧宣布撤消与北洋政府对立的军务院,护国战争结束。1927年2月6日唐继尧交出政权下野。1927年5月23日,44岁的唐继尧气病成疾吐血丧命,葬于昆明园通山。1922年12月创办私立东陆大学(今云南大学)。1935年,国民政府感念唐护国之功,明令褒扬,于1936年改公葬为国葬,补行国葬仪式。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颇受争议的人物。


唐继尧 (1883-1927) 致吴佩孚信札
水墨纸本 
 一通六纸
上款人简介: 上款“子玉仁兄”即吴佩孚(1874-1939),字子玉,山东蓬莱人,民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爱国者、中国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官至直鲁豫两湖巡阅使、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秀才出身,后投效北洋,并成为直系军阀首领曹锟的第一战将和智囊。吴佩孚善于用兵,富于韬略,军事才能在当世中国武人中堪称首屈一指,兵锋所指,无不披靡,更为世人瞩目。在其军事生涯前期,曾一战安湘、再战败皖、三战定鄂、四战克奉,有“常胜将军”之名。其人格品德更甚高,既讲求五伦八德,也醉心佛老之道,有《循分新书》、《正一道诠》、《明德讲义》、《春秋正义证释》等著述传世。吴佩孚平生注重修身,廉洁自守,为人忠直,至性至情,称得上是北洋集团中乃至民国政坛军界中的佼佼者,华北沦陷于日伪之后,愈显其晚节弥坚。最后甚至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中华民族伟大而不可侵犯的气节。他还是亮相《时代》杂志封面的首位中国人,被《时代》杂志称为“Biggest man in China ”。
备注: 云南省公署用笺。
钤印:唐继尧印

冯玉祥,字焕章,原名基善,原籍安徽省巢县(今安徽合肥市巢湖市),生于直隶青县(今属河北沧州市),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西北军阀。有“基督将军”、“倒戈将军”、“布衣将军”称号,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系国民政府抗战青天白日勋章、美国总统二战银质自由勋章、国民政府首批抗战胜利勋章三大抗战勋章获得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滦州起义。1917年张勋复辟时率部入京击溃张部。1921年7月后任第11师师长、陕西督军。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并将所部改称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1926年在直奉联军进攻下通电辞职。1926年3月赴苏联考察,同年5月加入中国国民党。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任国民革命军联军(后改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司令,率领西北军出潼关参加北伐战争。1930年3月与阎锡山组成讨蒋联军,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中原大战失败后隐居山西汾阳峪,后隐居泰山。1933年5月,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1935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1948年1月1日被选为民革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会主席。1948年7月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筹备工作,9月1日因轮船失火遇难。


冯玉祥 (1882-1948) 致蒋介石信札
水墨纸本
一通五纸
上款人简介: 上款“介石我弟”即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字介石。幼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祖籍江苏宜兴,生于浙江奉化,是近代中国著名政治人物及军事家,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华民国特级上将、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总统等职。蒋介石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他的政治生涯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
备注:
1.1917年4月7日。
2.国民军联军总令司部用笺。

戴笠,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首长。浙江省衢州府江山县(今衢州市江山市)保安乡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早年曾在浙军周凤岐部当士兵,后脱离部队到上海,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结识蒋介石、戴季陶等人。戴笠因得到蒋介石的信任,长期从事特工与间谍工作,曾负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情治机关军统局并担任副局长(但为实际领导人)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其所领导的军统局行动,杀死、迫害许多异议分子、中共及民主党派人士,日本人及与日本人合作的汉奸,甚至是中国国民党内蒋介石的政敌。在抗日战争中,戴笠和他领导的军统局为中华民国立下卓著功勋,1946年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死后被国民政府追任为陆军中将。由于其行踪不定、神出鬼没,他被美国《柯莱尔斯》杂志称为亚洲的一个神秘人物、中国近代历史上最神秘的人物之一。


戴  笠 (1897-1946) 致唐君珀信札
水墨纸本
一通二纸
上款人简介: 上款“君珀吾兄”即唐君珀(1910-1999),广东中山人。黄埔军校第九期工兵科毕业,剑桥大学学士、硕士。归国后供职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去台后任“中山科学院”院长等职。
备注: 
1.附实寄封。
2.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用笺。

薛岳,原名薛仰岳,字伯陵,绰号“老虎仔”,广东韶关市乐昌县九峰镇小坪石村人。早年参加粤军,逐步成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与红军多次作战。抗日战争中参加淞沪会战,指挥了武汉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等著名会战。后在1950年的海南岛战役中任海南防卫总司令,战役失败后撤退至台湾。时有抗日“战神”之称,陆军一级上将,广东韶关市乐昌县九峰镇小坪石村客家人。先后任贵州省主席、抗日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南省主席、总统府参军长、广东省主席、国大代表等职,国民革命军将领,军事家。抗战时期,指挥过四次长沙大会战,被认为是“抗战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曾获美国总统杜鲁门颁授自由勋章,为中国近代著名的百战名将之一。


薛 岳 (1896-1998) 致鍾伟信札
水墨纸本 
 一通一纸
上款人简介: 上款“伟兄”即鍾伟(1902-),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贫苦农家出身。县立虎门高等小学毕业。充任广州大元帅府大本营卫士队卫士。1923年10月12日由卢振柳(大本营卫士队队长)介绍加入国民党,次年春再介绍报考黄埔军校,编入第一期第三队学习。毕业后历任军政职务。参加东徵和北伐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排、连、营、团长。1933年参加“围剿”与追堵江西中央红军,任北路军第7纵队第93师第55团团长、副旅长。抗日战

争爆发后。历任军委会高参,中央军官训练团大队附,第99师补充旅少将旅长。抗战胜利后任国防部少将部附。1949年到台湾。1975年在台湾当局纪念棉湖大捷50周年时,撰文《回忆棉湖战役》。
备注: 
1.附实寄封。
2.广东省政府用笺。
钤印:薛岳

孙立人,字抚民,号仲能,汉族,安徽肥西人,生于安徽庐江金牛镇。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军衔,有“中国军神”、“丛林之狐”、“东方隆美尔”之誉。内战时曾于四平、公主岭等地击败林彪。孙立人致力于国军现代化,整编撤退来台之国军,建立完善之兵役制度与预备军官制度。1955年遭蒋介石认定叛变被软禁,随着孙案的爆发,孙立人的一切事迹,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历史删除。1988年台监察院认定孙立人无叛乱意图,2014年7月,台湾监察机构承认1955年郭廷亮“假藉长官名义为匪工作”间接为其平反。

 

孙立人( 1900-1990) 致许历农信札
水墨纸本  
一通一纸
上款人简介: 上款“历农主任”即许历农 ( 1918-) ,号耕甫,贵池乌沙镇乌沙村人。台湾新同盟会会长。陆军二级上将。安徽贵池(今池州)人。毕业于陆军官校十六期、陆军参大正一、三军联大正十二、政战学校政战班十四、三军大学战院将官班六十三年春班、后任排、连、营、团长、参谋长、师长、教育长、军长、校长、司令、司令官。历任陆军官校校长、陆军总司令、总政治作战部主任、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统一委员会(国统会)副主任委员。近年来致力于两岸和解交流,担任促进国家统一的新同盟会会长。2005年2月6日与林洋港、郝柏村重回国民党,获聘为国民党中评会主席团主席。
备注: 
1.立人用笺。
2.1988年12月12日。
钤印:孙立人

杜月笙,原名杜月生,后由章太炎建议,改名镛,号月笙,江苏川沙人(今上海浦东新区),是近代上海青帮中的一员。


杜月笙 (1888-1951) 致顾祝同信札
水墨纸本  
一通一纸
上款人简介: 上款“墨公”即顾祝同(1893-1987),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字墨三,江苏省涟水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科毕业。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参加革命军。后毕业於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1年冬,到桂林投奔孙中山,任粤军许崇智部军事教导队区队长。1925年参加东征后,历任国民革命军师长。1927年后,历任第九军军长,第一军军长,第十六路军总指挥,国民政府警卫军军长,国民党四大中央执委,江苏省政府主席,五省“剿匪”北路军总司令,重庆行营主任,贵州绥靖主任、省府主席,西安行营主任等职。抗战时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1941年发动皖南事变。抗战胜利后任陆军总司令,国防部参谋总长。去台湾后任代国防部长,“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职。1987年1月17日在台北逝世,享年94岁。
备注: 
1.附实寄封。
2.附顾祝同回函一封。
钤印:杜月笙印

钱锺书,1910年11月21日出生於江苏无锡,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锺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 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学士学位。 1941年,完成《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1958年创作的《宋诗选注》,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1972年3月,六十二岁的钱锺书开始写作《管锥篇》。 1976年,由钱锺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1982年,创作的《管锥编增订》出版。 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锺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钱锺书 (1910-1998) 诗稿
水墨纸本  
一通一纸
 钤印:槐聚

周作人,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号知堂、药堂、独应等。是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浙江绍兴人。中
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新文化运动中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并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五四运动”之后,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曾经担任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


周作人( 1885-1967) 《有益的动物》手稿
水墨纸本  
一通十九纸
备注: 青年文化服务社制笺。(按语)人类亦是动物,人类在书写历史,而动物也在演绎传奇。万物与人类息息相关,共荣共存。当人类都渐渐迷惘于水泥大道上,或高楼泥砖间,动物的生命演化却也悄然发生,看似神秘、却生生不息。于是我们说,人类应当向动物致敬,它们每时每刻都在演绎生命的传奇。万物闪烁灵性,生命演出大戏。每一种动物,如同人类,都在生命的大戏中扮演着轻重不同的角色。它们的故事,不了解就显得神秘,共享后便成为生命中最深刻的快乐。《有益的动物》便如一本记述老友琐碎日光的手札,丰实却并不令你厌倦,每一处细节都为你讲述琐碎中的美好。若为沉沦于痛苦的水泥立方体空间中烦闷不豫,不如捧此长卷细细品读,你总能在广袤的自然界找到一位与你投缘的伙伴,走出那方窄窄的生活区域,让他们共你畅游。

巴金,原名李尧棠,另有笔名有佩竿、极乐、黑浪、春风等,字芾甘。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巴金1904年11月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五四运动后,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影响,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他个人的反封建斗争。1923年巴金离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巴金在文革后撰写的《随想录》,内容朴实、感情真挚,充满着作者的忏悔和自省,因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巴  金 (1904-2005) 致黄力信札
水墨纸本  
一通一纸
上款人简介: 上款黄力,小说家黄谷柳(1908-1977)的女婿。
备注:
1.附实寄封。
2.收获社用笺。

吴昌硕,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又署仓石、苍石,多别号,常见者有仓硕、老苍、老缶、苦铁、大聋、缶道人、石尊者等。浙江省孝丰县鄣吴村(今湖州市安吉县)人。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后海派”代表,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与任伯年、蒲华、虚谷合称为“清末海派四大家”。他集“诗、书、画、印”为一身,融金石书画为一炉,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在绘画、书法、篆刻上都是旗帜性人物,在诗文、金石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吴昌硕热心提携后进,齐白石、王一亭、潘天寿、陈半丁、赵云壑、王个簃、沙孟海等均得其指授。作品集有《吴昌硕画集》《吴昌硕作品集》《苦铁碎金》《缶庐近墨》《吴苍石印谱》《缶庐印存》等,诗作集有《缶庐集》。


吴昌硕 (1844-1927)诗稿
水墨纸本  
一通三纸
备注: 附信封。

黄宾虹,原籍安徽省徽州歙县,生于浙江金华,成长于老家歙县潭渡村,初名懋质,后改名质,字朴存,号宾虹,别署予向。近现代画家,擅画山水,为山水画一代宗师。六岁时,临摹家藏的沈庭瑞(樗崖)山水册,曾从郑珊,陈崇光等学花鸟。精研传统与关注写生齐头并进,早年受“新安画派”影响,以乾笔淡墨、疏淡清逸为特色,为“白宾虹”;八十岁后以黑密厚重、黑里透亮为特色,为“黑宾虹”。他的技法,得力於李流芳、程邃,所作重视章法上的虚实、繁简、疏密的统一;用笔如作篆籀,洗练凝重,遒劲有力,在行笔谨严处,有纵横奇峭之趣。所谓“黑、密、厚、重”的画风,正是他显著的特色。


黄宾虹 (1865-1955) 致帅铭初信札
水墨纸本  
一通一纸
上款人简介: 上款“铭初道兄先生”即帅铭初,曾任职于香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为齐白石、黄宾虹、蔡哲夫等经纪书画事宜,与黄宾虹交情甚密,时有书信往来。
备注:
1.附实寄封。
2.何曼盦旧藏。何曼盦(?-2001),名子忠,字曼盦,原籍广东番禺。近代香港著名收藏家。筑有灵璧山房。收藏书画、篆刻作品,曾出版近代艺术家画册多种。
题识:铭初道兄先生大鉴:两奉手教并惠画润,感荷感荷。仆因养疴北来,卒遇事变,仅携拙作着文稿十余篓,拟为抄缮,陆续刊印,皆系振理金石书画之作,为艺术界所乐睹者。公蒙台端盛情于拙画,筹津抄印拙稿之费,俾著述广播,感谢莫名。惟邮汇与大东烟公司划款皆合,至中交现票非但不用,且处罚禁,倘后有惠款,请尊处代付儿子用明为孙儿女学费,尤感。拙画续奉寄上,甚所愿也。专复祗候道绥。黄宾虹顿首。襄尧君联坿上。农历二月三日。
著录: 《黄宾虹文集·书信编》第84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6月。

张大千(1899-1983),生于四川省内江市中区城郊安良里的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中国泼墨画家,书法家。20 世纪50年代,张大千游历世界,获得巨大的国际声誉,被西方艺坛赞为“东方之笔”。他与二哥张善子昆仲创立“大风堂派”,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最具传奇色彩的泼墨画工。特别在山水画方面卓有成就。后旅居海外,画风工写结合,重彩、水墨融为一体,尤其是泼墨与泼彩,开创了新的艺术风格,因其诗、书、画与齐白石、溥心畲齐名,故又并称为“南张北齐”和“南张北溥”,名号多如牛毛。与黄君璧、溥心畲以“渡海三家”齐名。


张大千 (1899-1983) 致张伯驹信札
水墨纸本  
一通一纸
上款人简介: 上款“伯驹吾兄”即张伯驹(1898-1982),河南项城人。生于官宦世家,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是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著有《丛碧词》《红毹纪梦诗注》等书。1918年毕业于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历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陕西督军公署参议,盐业银行董事、总稽核,华北文法学院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市美术分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等职。1982年2月26日病逝于北京。
鉴藏印: 君约过眼

徐悲鸿(1895-1953),原名徐寿康,江苏宜兴市屺亭镇人。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曾留学法国学西画,归国后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先后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和北平艺专。1949年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擅长人物、走兽、花鸟,主张现实主义,于传统尤推崇任伯年,强调国画改革融入西画技法,作画主张光线、造型,讲求对象的解剖结构、骨骼的准确把握,并强调作品的思想内涵,对当时中国画坛影响甚大,与张书旗、柳子谷三人被称为画坛的“金陵三杰”。所作国画彩墨浑成,尤以奔马享名于世。被称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者,主张发展“传统中国画”的改良,立足中国现代写实主义美术,提出了近代国画之颓废背景下的《中国画改良论》。1953年9月26日,徐悲鸿因脑溢血病逝,享年58岁。按照徐悲鸿的愿望,夫人廖静文女士将他的作品1200余件,他一生节衣缩食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及近代著名书画家的作品1200余件,图书、画册、碑帖等1万余件, 全部捐献给国家。


徐悲鸿(1895-1953)致邵力子信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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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款人简介: 上款“力子先生”即邵力子(1882-1967),初名景奎,又名夙寿,字仲辉,笔名力子,绍兴陶堰邵家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复旦大学杰出校友,早年加入同盟会,并与柳亚子发起组织南社,提倡革新文学。1920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一直主张国共合作,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1949年国民党政府拒绝签定和平协定后,脱离国民党政府。解放后,留驻大陆,任多届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常委,民革常委。

张伯驹,河南项城人。生于官宦世家,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是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著有《丛碧词》《红毹纪梦诗注》等书。1918年毕业于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历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陕西督军公署参议,盐业银行董事、总稽核,华北文法学院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市美术分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等职。1982年2月26日病逝于北京。


张伯驹 (1898-1982) 《回忆陈毅元帅》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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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1926年11月25日日生于上海,江苏苏州人,哥伦比亚大学全校级教授,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因在宇称不守恒、李模型、相对论性重离子碰撞(RHIC)物理、和非拓扑孤立子场论等领域的贡献闻名。1957年,与杨振宁一起,因发现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内,共派出了915位研究生,并得到美方资助。1985年,他又倡导成立了中国博士后流动站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并担任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顾问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名誉理事长。1986年,他争取到意大利的经费,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创立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CCAST)并担任主任。其后,成立了在浙江大学的浙江近代物理中心,和在复旦大学的李政道实验物理中心。2004年任RIKEN-BNL研究中心名誉主任。2006年至今任北京大学高能物理研究中心主任。2016年获得“2015中华文化人物”荣誉。


李政道 (1926- )虎年贺卡
备注: 印刷品。

蒋方良,原名芬娜·伊巴提娃·瓦哈瑞娃(亦称:菲 伊 娜 · 伊 巴 杰 夫 娜 · 瓦 赫 列 娃 , 俄 语 姓 名 : Ф а и н аИпатьевна Вахрева,拉丁转写:Faina IpatevnaVakhareva),白俄罗斯人,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的夫人。出生于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Екатеринбург),自幼双亲亡故,并由姐姐安娜抚养长大。由于她的父母是前沙俄贵族,因此被当时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关入劳改营。16岁时她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认识了被怀疑是美国间谍而被拘留的尼古拉·伊利札洛夫(即蒋经国),并在两年后的1935年3月15日结婚。


蒋方良 (1916-2004) 手作圣诞贺卡
题识: 修工程师:圣诞快乐!工作进步!蒋方良。


 

黄碧野隐蔽邛崃的背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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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碧野隐蔽邛崃的背后故事

                                                                          唐文栋

      因酷爱文君文化,与之相关的文字材料与图片自然都会关注。已故著名作家黄碧野在所著的《跋涉者的脚印》一书中,一段他上世纪在邛崃的文君井读书写作的描述最让我陶醉。书中原文是这样的:“我在邛崃最喜欢的写作环境是文君井公园。邛崃在古代名为临邛,是卓文君的故乡……文君井公园有一口井,茶色碧绿,茶味甘芳……我经常在茶座上执笔写长篇。一碗盖茶,一包香烟,就能消磨半天。茶馆附近就有荷塘,炎暑荷花盛开,风送荷香,使我神清气爽,运笔如飞。”
     这位作家在抗战期间缘何隐蔽于邛呢?虽《邛崃文史资料》一书曾有过相关的文字记载。然与前一阵我从旧书摊上购得的《成都文史资料》、《中共成都地方历史选编》、《大邑县志》等书,在细读后发现与此段历史有关的不同记载。现将上述资料整理如下,尽力还原这段历史“背后的故事”。
    现将人物的简介先罗列于前,以便读者能够较为顺畅地阅读下文。
《莽原》出版社是1942年至1943年7月在四川成都祠堂街创办的一家抗日救亡出版社。《莽原》出版社出版“莽原丛书”和顾牧丁编辑的《诗星》和《雨丝》。“莽原出版社”的营业部曾与“生活书店”、“三联书店”互相交换销售进步书籍,并秘密运往成都以外的州县。后因人员暴露被迫转移,于1943年下半年被迫关闭。
     碧野(1916~2008),原名黄潮洋,1916年2月出生,广东大埔人。现代著名作家,散文家。他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理事,莽原出版社总编辑,曾在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艺术学院、华北大学文艺学院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文学研究所创作员,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和湖北分会副主席。碧野的作品以歌唱英雄的时代为主调,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希望和祝福。著有散文集《在哈萨克牧场》、《情满青山》、《月亮湖》和《碧野散文选》等。
      李慧明,大邑县人。生于1918年,毕业于成都女子师范。民国27年入党,民国31年在她的领导下,大邑县人姚雪崖和周鼎文出面在成都祠堂街创办了《莽原》出版社。民国32年秋此社被国民党查封。同年秋她考入川大文学院历史系。民国36年大学毕业后去重庆盘溪民建中学代课。民国37年4月被捕入狱,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中美合作社”。 1949年解放前夕被杀害,时年仅31岁。
       刘家言,大邑县人。生于1918年,民国26年入延安抗大。民国27年入党,后被党组织派遣回川,中共川康特委指派他作掩护成都西北区区委书记张黎群的工作。后被捕入狱,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中美合作社”。1949年解放前夕被杀害,时年仅31岁。
   周鼎文,1922年出身于大邑,1949年任川康边人民游击队纵队副总司令,1963年任温江区地委常委,后在任职成都市农委书记的岗位上离休。
   李善扬:原大邑王泗乡人,(生于1910年----卒于1989年)。青少年时拜邛崃西禅乡“四知堂”的陈步轩先生为师学习中医。出师后在邛行医,且成为邛崃著名中医、成都市名老中医。时任“邛崃县医师公会”的理事长,与王镜如、巫建三同为该会的总干事之一,系当时邛崃知名人士。
    姚雪崖,1923年出身于大邑县王泗乡,后为离休干部。
    故事大约从民国10年前后讲起,那时成都祠堂街上陆续开设了不少书店、出版社和文化用品商店,慢慢地被成都的老百姓称为文化街,且成为当时成都市一道靓丽的文化风景线。
    时间又挪展到了民国30年(1941年)的初春,这条街道上突然新开业了一家叫:“莽原出版社”的店铺。该店铺距少城公园不远,背靠金河,大门口悬挂着一块黑漆横匾,镂刻着“莽原出版社”5个白色大字。店堂内左边并排着两个高大的书柜,内装各种精装书籍,右边靠墙是零售书摊,展出各种书籍和时髦前卫的杂志。书摊边的墙上挂着4幅中外著名作家的画像,他们分别是:鲁迅、高尔基、罗曼·罗兰和狄更斯。这四幅画像是画家彭华士为祝贺莽原出版社开业而特意绘赠的。画像下横贴着斯大林的名言:“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这家书店不仅布局新颖,而且陈设的书籍因其前卫和颇具革命性和真理性,深深吸引了一批又一批进步青年和学生,一时间“莽原出版社”的名声鹊起。
    经过笔者仔细核对,其实时任莽原出版社的领导人是(中共党组织的)大邑县人李慧明和刘家言,总编辑是特聘的作家碧野,副总编辑是诗人牧丁。但实际的、具体的业务负责人是大邑县人周鼎文和姚雪崖。
     由于鲁迅先生曾在上海组织和领导过莽原社,并曾主编过《莽原》,因此,祠堂街莽原出版社的领导人决定起用莽原来给即将诞生的出版社命名,决心继承和弘扬鲁迅先生的革命精神。这家出版社从诞生之日起就深受当时成都进步作家、诗人、读者以及同行的首肯和爱护,尤其是许多进步青年的追捧,但同时更因此招致国民党的敌对压制以及疯狂扼杀。
     这家出版社其实是受共产党地下党的直接领导,书店的负责人也好,工作人员也罢常常有意识、有目的地从广大的读者群中去发现、结交和团结当时在成都各个大学、中学的进步青年,尤喜发展培育邛崃、大邑县的进步学生。
     刘家言先是在大邑指导萧汝霖成立了一个叫“大邑青年学会”的组织,旋即又“杀回”成都,在槐树街自己的家中秘密成立青年学会成都分会。据了解当时这个分会中不乏邛崃的多位进步青年,不久该会中的核心组成人员又组成青年救国会,进一步推动成都、邛崃和大邑的学运工作。
      此时,李慧明从成都女子师范毕业,考入西川邮政管理局当邮务员,在局里,她以学习英语为名,私下却秘密组织单位上的一批青年学习革命刊物,进行革命活动。她原本就读于师范时就十分活跃,爱交朋友,四川各地的同学朋友自然多,熟人门路更广,于是她就想办法将自己主办的出版社刊物和其他如三联、生活等进步出版社的各种进步书刊巧妙地邮寄给先后离校的同学。
    她常常利用收发邮件的机会,把新华书店和《莽原》出版社的革命书刊寄往各地(其中邛崃进步青年常常通过此渠道,获得进步书刊),而在邮包上都贴有“三民主义”的一类封皮。但一次她在签发这些进步书刊的邮包时被查获,她只好以自己只看了封皮而未看邮包内容为托辞,基本算掩盖过了这一秘密行动。但党组织考虑到她个人的人身安全,不久就将她悄然转移到了成都妇女会,让她当了一名普通的职员,以避锋芒。
    八年艰苦的抗战时期,国民党当局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叫嚣下,对于国统区进步的文化人士和文化事业的摧残和扼杀,是可以想见的,他们在表面恫吓、批评的同时,更多的是更加残忍的手段。时在成都文化新闻出版界赫赫有名的《莽原》出版社的遭遇自然也在劫难逃,同样的管制与残暴的镇压,对《莽原》出版社也不会例外。一方面当局找出各种理由和文件,对出版社的编辑工作设置门坎和障碍,甚至阻挠、破坏。国民党当局为控制和剥夺广大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专门针对图书、报刊和杂志设立审查机构。而莽原出版社编辑拟出版的原稿,不是被删除章节就是不被审批,各种厄运接踵而至。譬如,戈茅的长诗《我们的共和国》就被判定“不予出版”,丰村的小说《老处女》被审查用红笔抹掉处多。即便如此,《莽原》出版社在群众中的影响已很深,如《诗星》刚刚出版发行,就有人跑到出版社来追问:“那一首题为《向莫斯科致敬》的诗作者的真实姓名?家住在哪里?”。其实,此类情形在《莽原》出版社常有发生。
    民国32年(1943)夏,中共川西党组织因一位党员的暴露,很可能由此牵连碧野和《莽原》出版社,出版社的主编碧野面临着被捕的危险。周鼎文当即指派人告知碧野并迅疾安排他们夫妻二人向大邑一带转移。
     关于这段险情,我们来看一看碧野先生后来在自己所创作的《芙蓉城旧居记》中,是怎样记述这一危急时刻的:“一天夜里,有个陌生的青年忽然来找我,说李广田的学生,特地前来告急,说成都行辕要逮捕我,力劝我天亮前离开成都。为了不牵连别人,我烧信,事为大兰发觉。她和吕伯良资助我盘缠,并派小兰骑自行车探路,连夜送我出城,奔向邛崃山脚隐蔽。”
      其实,碧野夫妻脱险后,被周鼎文分别将其先后安顿于大邑县自己家中和姚雪崖、张绍甫的家中,但时间都极为短暂。周鼎文仍觉得大邑熟悉自己的人太多,对碧野夫妻在大邑继续隐蔽,没有绝对安全的把握,又经过通盘考虑,通过疏通各种关系,联系上了原本是大邑出身,后在邛崃行医的李善扬先生。李先生当时已是邛崃有声望的人,一听说此情况后,极为爽快地答应下来。待安顿好碧野夫妻后,还主动给邛崃的袍哥“上咐”打过招呼。
     沟通妥当后,周鼎文就亲自护送碧野、邵琼夫妇从大邑转移到邛崃的中医李善扬先生家悄悄安顿隐蔽下来。碧野先生夫妻二人到邛不久,女儿蓉蓉就在邛崃城关镇出生,按理蓉蓉就是邛崃人。不日,得知这一消息的姚雪崖又专程赶来邛崃看望碧野夫妻。同年秋,姚雪崖和周鼎文已感有被捕的危险,于是萌发了去延安的想法,在他们二人要去延安前,再次一起来到邛崃看望碧野先生一家人,并与之话别。临行之前,碧野先生给姚雪崖四封西安相关朋友和组织的介绍信和一张托词为“兹有五十年代出版社成都办事处职员姚南赴西安等地结算账目,希沿途军警验条勿阻”的路条。旋即他们二人随即动身前往延安。
      果真不久,《莽原》出版社就被特宪查封了,它的主要负责人虽有被捕的危险,然该社人员早已安全转移、隐藏了起来了,安全躲过这一劫难。
     而这一次文化和革命火种的重要转移,就将成都、大邑和邛崃的文化和革命史的脉络无意中从一个侧面给串联起来,且在三地都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曾经的“战火硝烟”虽然远去,但我辈须知这和平与繁荣来得是多么的不易。历史故事背后留给我辈的是对那一辈革命者无限敬意和先烈们无尽的追思。铭记历史,追思先烈正是本文的写作缘由。

 

文坛奇人钟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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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奇人钟刚中

1999-08-25 来源:中华读书报 □本报特约记者 魏洲平 我有话说

1998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香港学者马国权先生新著《近代印人传》,较全面、真实地介绍我国近(现)代金石篆刻艺术中众多杰出艺术家,反映了我国治印艺术百多年来的发展脉络和成就,从而客观、公允地记述了我们百年文化史的一个侧面。其科学性、严肃性是有目共睹的。其中,一些为篆刻艺术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却被长期湮没的大师,又重现在我们面前,钟刚中先生即是突出一例。

1982年早春(《近代印人传》记为1981年,不确)启功先生自香港中文大学致书北京书画家王任先生,言马国权先生拟撰写《近代印人传》,“但对桴公知之不多,您是桴公入室弟子,获得真传,且笃念师谊,敬求拨冗赐下数行……,因此类资料非公莫知矣……”

启先生所说桴公,即钟刚中先生。钟刚中(1885-1968)字子年,号桴堂,晚年又号桴公,柔翁,广西南宁人,清末甲辰进士,新中国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我国近现代著名学者、诗人、书画篆刻家。钟老先生自幼极富才气,20岁中进士。其性格清奇、襟怀坦荡,自科举废除后,尤致力于金石书画艺术。以进士出身而为印,怕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例。桴公见不得当时社会政治的腐朽污浊,虽负诗词、书画、篆刻诸艺盛名,却不媚权贵,不与世俗合污。《近代印人传》中所记,尝有“俗客来访,每曰:‘我倦欲睡,君且去’”其高洁气节可见一斑。

桴公治印艺术充分体现了中国印艺神、奇、功、巧的精髓。老先生特别强调,刀法必须服从笔法、治印,不仅要有“刀味”,更要有“笔味”,强调刀法与笔法的高度统一。其善用锐刀刻出古拙朴茂,极富秦汉韵致的作品,是其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关于桴公的艺术成就,桴公自己这样评价:“当今天下印人,只有一个半,其一为广东邓尔雅,吾为其半,余则无印人矣”。又说:“陈(师曾)印甚佳,然亦有非佳者;有比吾胜,亦有逊于吾也”。邓尔雅、寿石工都是受黄牧甫影响,而于当时被称为印坛“双雄”的。桴公“愧于寿前,耻于邓后”的自我评价,绝非是桴公恃才傲世的狂放,恰恰反映了桴公善说直话、真话的率真性格和他在印坛中的地位和影响。天津著名篆刻家张牧石说:“翁名不及寿公(石工)而艺实高于寿公也。”实是精辟之见。

桴公不善标榜,非其至交好友很难得其印作,这大约是他盛誉不传的原因之一。桴公虽偶有鬻印的记载(《印人传》说“从未悬例鬻印”,不确)那也是因为他生活太清苦了。桴公的艺术基本没有“进入市场”。得其印作最多的,大约是他的学问至交,二十世纪初便有“北方健者”之誉的著名学者、诗人、书画家郭风惠先生。(也是王任的书法老师)惠老在《赠钟子年先生》诗中这样描绘桴公:定志多运力,深讳有才名,纸贵诗藏稿,石顽铁有声……”这当是记述桴公最权威的文字了。

桴公门人有多少,现不得而知,只从西泠印社出版的《中国印学年鉴》见到如下词条:“王任,字尔遐,中国书协会员,(篆刻)师承钟刚中”“曾翔,号一夫,中国书协会员(书法篆刻),师承王任。”可见桴公佳艺不绝,后继有人。特别是其高徒王任对弘扬其艺大有贡献。1980年,王任为画家胡爽?刻治的“大风堂门人”一印,与胡爽?的画共同首先打开了海峡两岸艺术家的交流联系,深得张大千喜爱。大千评这方印是“规矩而不板滞,大有古铜印韵味,为印中佳品,只憾不知为印者是谁,师承哪位高贤门下。”

桴公晚年,在和毛泽东主席《送瘟神诗二首》中有“辟?无烦稽蟹谱,送穷还与唱骊歌”之句,表达了老人对祖国繁荣昌盛,文化健康发展的美好理想。

马国权先生在《近代印人传》中论及的钟刚中先生在《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中失载的遗憾,笔者亦有同感,并注意到,许多承上启下,开二十世纪文化艺术先河的前辈巨擘,除钟刚中先生外,如黄牧甫、陈师曾、夏仁虎、吴北江、郭风惠、陈云诰等,不为《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辞海》等辞书所载,当今许多“著名”学者,艺术家,竟不知上述前辈为何许人。这不唯是我辈学子的悲哀,更是我们文化本身的悲哀。这反映了我们文化研究,史学研究及宣传上的偏颇。好传统不得弘扬,后学人不知所向。不可想象,割断了历史的文化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只求功利的文化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德国学者汉斯·马耶尔所言:“追求趋利性,便不再有文化。”很值得我们深思。当前,我们附和浮华时尚,沽名钓誉,急功近利,不认真学习历史的学风,应引起警惕。这方面,马国权先生的《近代印人传》给了我们一个良好的警示。


 

常盘大定与关野贞《中国文化史迹》重印本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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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回首与重访——常盘大定与关野贞《中国文化史迹》重印本导言

作者: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2016年5月1日 点击数: 248 更新时间:2016年05月03日

 

1931年,常盘大定(Tokiwa Daijo,1870-1945)六十一岁。这一年的11月16日,日本学界在东京神田的学士会馆为他举行“还历纪念”。也许是因为前些年特别劳累,又遭遇车祸而左腿骨折的缘故,这时的常盘大定还在休养中,但他仍然非常高兴,特意写了一首《卧病述怀》。其中,有两句说“三透难关由佛力,五游震旦亦天恩”。这里所谓的“五游震旦”,说的就是他五次远赴中国考察文化遗迹的事情。这五次全面的考察中国宗教与艺术遗迹,以及《古贤の跡へ》等(后来汇编为《支那史迹踏查记》)考察记的陆续出版,可以说是1920年代日本中国学界的一大盛事。所以,他的朋友在与他《卧病述怀》唱和的时候,也反复提及这一点。入泽达吉说,“殊域遍探名刹迹,著述欲答圣朝恩”;本多辰次郎也说,“周游禹域穷西土,著述东瀛冠佛门”。

 

当然,对中国古迹遗存的考察,并不是从常盘大定和他的合作者关野贞(Sekino Tadashi,1868-1935)开始的。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日益溃败的大清帝国,国门不得不洞开,任凭各式西洋人和东洋人长驱直入。对中国好奇的东洋、西洋学者就像水银泻地一样,陆续渗透到中国各地,做人类学调查的也有,做生物学调查的也有,当然做古迹考察的也有。不必说那些从内亚进到西部来的考察者李希霍芬(1833-1905)、斯坦因(1862-1943)等人,像深入内地的法国人沙畹(1865-1918)和谢阁兰(1878-1919)、瑞典人喜仁龙(1879-1966)、美国人弗利尔(1854-1919)等等,都对各种文物古迹遗存做过相当深入的考察。中国历史学家贺昌群曾说,二十世纪“西人称之为‘发见时代’(Age of Discoveries),其意盖指百年来古城古墓的发掘,在人类文化史上平添了许多为史传所不详的崭新史实”(《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载《贺昌群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一卷,56页)。他列举了各种西洋人有关西域的考察报告和研究著作,其中不少都包括丰富的图片资料,人们熟知的如法国人德莱因斯与格林勒在1897年出版的新疆西藏探险报告第四册,英国人斯坦因在1903、1907年出版的《西域考古记》之第二卷,德国人勒柯克的《中亚佛教艺术》等等(稍后,还有如1920年伯希和出版《敦煌图录》,1923-1924年谢阁兰出版《考古图谱》,1923年德国鲍希曼出版《中国的建筑与景观》,1929年喜仁龙出版《中国早期艺术史·建筑卷》)。

 

也许,这些考察确实混杂着多种动机,诸如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对东方文物的觊觎和向东方殖民的政治意图,现在的学者尽可以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进行批判。不过,这也促使着原来“自在”的中国古迹,开始成为“自觉”的艺术、历史与文物,就像西洋人炫耀敦煌的收获,提醒了国人对敦煌的兴趣一样,西洋、东洋学者对中国土地上这些遗存的调查,当然也包括掠夺,也终于触动了大清帝国对自家宝藏的重视。

 

二十世纪初,民政部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建议下达“保存古迹推广办法”。在奏折中,起草者相当沉痛地说,中国“求数千年之遗迹,反不如泰西之多者,则以调查不勤,保护不力故也”。于是,在大清帝国垮台前两年,即1909年,民政部终于发布了有关文物保护的《保存古迹推广办法》,要求“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各直省将军、督抚、都统”,对现存古迹和文物进行调查和保护,在这一文件中,还将调查项目分为了六类,即(一)周秦以来碑碣、石幢、石磬、造像及石刻、古画、摩崖字迹之类,(二)石质古物,(三)古庙名人画壁或雕刻塑像精巧之件,(四)古代帝王陵寝、先贤祠墓,(五)名人祠庙或非祠庙而为古迹者,(六)金石诸物,时有出土之件。

 

但是很遗憾,当时中国正处在“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外有强敌环伺,内则政局动荡,上上下下自顾不暇,所以,虽然各地开始做了一些清点的事情(如1910年山东编印了《山东省保存古迹表》),但并没有真的做过全国性的调查。直到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由于意识到“中国文化最古,艺术最精,凡国家之所留贻,社会之所珍护,非但供考古之研究,实关于国粹之保存”,到1916年北洋时代,民国政府才发布了《内务部为调查古物列表报部致各省长(都统)咨》。咨文中说明,这是继承清廷民政部的调查与保护方案,在这份文件中,把“古物”更细分为十二类,即建筑类、遗迹类、碑碣类、金石类、陶器类、植物类、文献类、武装类、服饰类、雕饰类、礼器类、杂物类,要求各地记录名称、时代、所在地、保存办法等等(李守义《近代中国文物调查述评》,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12期,总137期,124-135页)。一直到了1928年,国内局势逐渐平稳,国民政府内政部才再次颁发《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到1934年民国政府才终于成立了“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

 

不过,在中国这段风雨飘摇的时间里,西洋人和东洋人依然在中国做着他们想做的事情。

 

在晚清民初那些年里,日本学界也逐渐开始对中国古迹进行考察。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学界,在有关东亚的历史和文化领域,始终有跟欧洲东方学争胜的心理。我曾经在《宅兹中国》一书中说过,十九世纪欧洲的东方学家和探险家对中国及其四裔的深入考察,无论在历史学、语言学和文献学方面,还是在人类学与文化学方面,都对日本学界产生绝大的刺激。本来,日本学者对进入世界东方学的学术潮流从来都很自信,他们觉得日本人比中国人懂得西洋新方法,又比西洋人更善于阅读东洋文献,所以日本才应当是“东洋学”的执牛耳者。可是,西洋学者对中国及四裔的考察,对他们来说相当震撼。著名的日本东洋史学者桑原骘藏在《支那学研究者の任务》中,对日本中国学有着痛切的自我反省,他觉得,日本在亚洲文化与历史研究上的落后,一方面是对汉族中国之外的四裔重视不足,另一方面就是不能使用多语言、考古和田野调查的方法。

 

为了证明“究竟谁更了解亚洲”,也为了“重新绘制东亚版图”,日本被欧洲东方学刺激出这些新学术领域和新学术倾向(如欧洲东方学家通过探险、考察和比较,深入了解真实的中国),使日本学界也不再仅仅把视野局限在所谓中国“本部”,也不仅仅局限在“经史”之类文献来了解中国,而是不得不像欧洲学者一样,一方面把视野放大到满蒙回藏鲜等中国的边缘,一方面开始用“脚”加上“眼”来重新打量似曾相识的中国。

 

如果我们看一看那个时代的日本中国学家,就可以发现二十世纪初,一些日本学者不约而同开始深入中国的内地或边疆。1901年,伊东忠太(1867-1954)受日本内阁派遣,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际,对北京紫禁城进行拍摄和测绘;同一年,继日本政府派遣成田安辉(1864-1915)之后,河口慧海(1866-1945)也进入西藏并到达拉萨,大量收集西藏书籍文物;1902年,大谷光瑞(1876-1948)沿着欧洲学者的路线,自西徂东深入库车、和阗,开始了他三度西域考察的第一次旅程;同一年,鸟居龙藏(1870-1953)继四度考察台湾之后,又进入贵州进行苗族调查。在二十世纪初,无论是从满洲带回去的满文史料(内藤湖南),还是从西藏带回去的各种藏文佛典和图像(河口慧海),无论是西域收集的各种古写本(大谷光瑞),还是在台湾、苗疆拍摄的各种风俗照片(鸟居龙藏),都刺激了当时日本中国学的新问题和新兴趣。

 

对中国大地上存在的历史文化遗迹的考察,正是在这个潮流下开始的(正如受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委托考察日本中国学研究状况的中村久四郎,他在《现代日本における支那学研究の实状》[东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1928年]中说,明治四十年以后到大正初年,日本学者向日本岛周围以及国外的考古和调查是显著的倾向,他所举出的例子是关野贞、鸟居龙藏、滨田耕作、大谷光瑞,他说,“明治四十年代到大正初年,一直持续数年之后,学者注意到经常搜求东亚方面的资料,包括中国古物商写来的文物”,通过这些资料深入细致地研究,这是一种趋向。156-158页)。

 

这里介绍的《中国文化史迹》(初名《支那文化史迹》)的两位编者,都是当时日本最重要的学者。

 

先说关野贞。作为建筑史专家,关野贞来中国较早,在1906-1907年、1907-1908年和1918年,他三次到访中国,考察过河南、山西、天津、山东、陕西、北京以及江南各地,他当时摄影留下的很多照片,至今还留存在东京大学(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06年他考察陕西汉唐陵墓,对唐代的昭陵、乾陵和崇陵做了详细调查,并且绘制了《唐太宗昭陵陪塚配置图》,这也许是最早的昭陵图(《支那の建筑と艺术》,东京:岩波书店,1938年;又收入《中国文化史迹》第九册“陕西”部分);1908年在山东考察,他曾收购了一些民间所藏的画像石。这个时候虽然山东已经设立“宪政调查局”来调查古物,当地县令也曾下令不准关野贞把这些文物带回国,但晚清政府并没有力量阻止关野贞把这些资料从胶州湾装船运走(他的这一行为,当然引起国人反感。1920年,他的多年合作者建筑史家伊东忠太访问山东时,曾在济南的图书馆看到展出的武梁祠画像石,旁有一段说明:“光绪三十四年,先后为日本人所购,运过济南,余以此石为吾国古物出[此处原文有阙]贰购留之,而薄惩出售之人云云”,他觉得颇为汗颜,并且表示应当深思。见伊东忠太《山东见学旅行记》[收入《伊东忠太建筑文献》第五卷《见学纪行》,龙吟社,1936年],366页)。有了这番考察,第二年(1908)关野贞就在《时事新报·文艺周报》上发表了《后汉的画像石》一文。这也许是日本关于汉代画像石研究的开山之作,至今还是这一领域必须提及的先驱论著[他关于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的研究,很快影响到中国学界。如《东方杂志》第5年10期(1908年11月18日)就刊载了姚振华译的《后汉画像石说》(译自日本《时事新报·文艺周刊》)。此后,他有关考古、建筑、艺术的论著,也曾不断被翻译。例如1930年,《地学杂志》18年1期(1930年3月)发表《乐浪郡之遗迹》(祁蕴璞译);《艺浪》第1卷4期(1930年6月)发表《两晋时代之艺术》(伯英译)。不过,一般来说,学界都认为,他重要的发现之一,还是天龙山石窟]。1918年在出访欧洲、印度之前,他再度来到中国,专门考察古建筑,并且把它们与日本的古建筑进行比较,回国后发表了《支那文化の遗迹とその保护》(发表于《大观》1920年第7期,收入《支那の建筑と艺术》,420-422页),并在1925年和著名的建筑史家伊东忠太合作出版了《东洋建筑》。在关野贞的视野中,中国古建筑是与日本对比的绝佳资料。当然,他也很不客气地指出,中国古建筑的保护相当不理想,“日本现存的千年以上古建筑尚有三四十栋,五百年以上者也有三四百栋,但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我的调查范围内,千年以上的建筑一无所有,而五百年以上的也非常罕见”。例如著名的少林寺,他就特意指出,初祖庵传说很早,但实际上只是宋代宣和年间(1125)重新建造的,同寺的鼓楼,也是元代大德六年(1302)重新建造的。

 

关野贞是建筑史家,他在中国和朝鲜的考察,当然主要集中在建筑方面,除了佛寺道观之外,皇宫、殿堂、陵墓、民居也都在他的关注视野之内。但是,和关野贞不同,常盘大定则是佛教史专家,因此对中国的宗教遗迹格外关注。在调查中国文化史迹之前,他出版过《印度佛教史》(博文社,1906年)、《释迦牟尼传》(丙午出版社,1908年)、《佛典的解说》(丙午出版社,1921年),虽然都是早期印度佛教研究,但是事实上,他一直在为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做准备,并且在大学里面担任了“中国佛教史”的课程。在1920年他开始踏查中国宗教遗迹的时候,其实,他研究的重心与兴趣已经投入中国佛教与道教。

 

据《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的记载,他的五次中国考察,依次是:

 

(一)1920年9月24日到1921年1月5日,他从朝鲜经沈阳,先后到了现在的北京、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江西、江苏、浙江。

 

(二)1921年9月14日到1922年2月19日,他从青岛上岸,先后走遍山东、北京、河南、湖北、湖南、江苏。这是他五次考察中时间最长的一次,长达五个月。

 

(三)1922年9月29日至12月19日,在两个多月的考察中,他从上海登陆,到达浙江、河北、河南、江苏、湖北。

 

(四)1924年10月8日到11月6日,他经朝鲜和东北,从大连坐船到青岛,这次时间只有一个月,主要在山东考察。

 

(五)1928年12月14日到1929年1月30日,他从日本直接到香港,从香港到广东、福建。

 

在五次中国之行中,常盘大定主要是考察佛教遗迹,在遍及中国南北十几个省市的佛教文化遗迹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走遍了许多佛教石窟,如天龙山、响堂山、巩县、云冈、龙门,也到访了众多佛教名山,如庐山、赤城山、衡山、黄梅山、天台山、玉函山、黄檗山、鼓山,也记录了诸多佛教名刹,如玄中寺、度门寺、归元寺、栖霞寺、鸡鸣寺、灵隐寺、灵岩寺、嵩岳寺、少林寺、国清寺、南华寺。对这些佛教遗迹,无论是建筑、雕塑,还是碑志等等,他都一一寻访、摄影,并广泛参考文献,留下文字的记录。当然,如果遇到道教和其他遗迹,他也会顺便进行了采访和考察,如白鹿洞书院、亳州鹿邑老子遗迹、山西龙山道教石窟、北京明十三陵、嵩山中岳庙等等,这使得他留下来的照片和文字,成了1920年代中国文化遗存最全面的证据。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也许,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有这么广泛的考察范围,也很少有人会留下如此之多的遗迹照片。

 

常盘大定在中国考察,每看一处,随时记录,并且坚持写日记,还常常与同行友人通信,报告考察的见闻与心得。1921年第一次考察结束回国之后,他就写了《古贤の跡へ》。接着几次考察,他也陆续写下了类似的记录,陆续出版了《續古賢の跡へ》《後の古賢の跡へ》《山东巡礼记》《支那佛教史迹纪念册》(即《广福巡礼记》)。不过,正如他自己所说,前三次考察记录出版之后,遭遇到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和东京火灾,也许发行并不广。所以,1938年他才又把五次考察的文字记录,汇编成《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附上了一百五十幅精选的图片,由东京的龙吟社出版。这当然是后话。

 

关野贞与常盘大定两人志趣相同,都屡次到中国考察,积累了好些照片与记录,正可以取长补短。1924年起,关野贞与常盘大定就商量,汇集两人考察所得,编一部有关中国佛教遗迹的图片集。据说那时关野贞住在东京本乡东片町(现在的向丘),常盘大定住在东京小石川的指ケ谷(现在的白山),两家相距不到一公里。恰好由于他们又得到日本官方“对支文化事业”资金的支持,于是便开始不断磋商协调,并进行图片的编辑整理工作。最初,他们曾计划出版四册《支那佛教史迹》,因而在此后的若干年里,他们把两人在中国考察所摄有关照片,按照地区加以编辑,并且一一加以评解。

 

这个工作持续了几年。据日本学者渡边健哉的研究,开始于大正十四年(1925)的计划,是编辑四册图版。这个四册本包括,第一册:从洛阳白马寺、济南,到长安,于1925年5月出版;第二册:从江西庐山、江苏苏州、山西云冈、河南龙门、巩县、嵩山,于1925年10月出版;第三册:从山西石壁山、天龙山、龙山、河南及直隶的响堂山、南响堂山、北京房山到河南宝山,于1926年3月出版;第四册:包括了正定临济遗迹、南京、湖南南岳、湖北荆州、浙江天台、山东青州和淄川、湖北黄梅、直隶赵州正定,于1926年11月出版。最后补充出版的第五册,则有山西五台山、江苏扬州、河南开封、湖南沩山、江苏镇江、浙江杭州、宁波、普陀山、绍兴、直隶顺德以及北京等等,则在1927年3月底出版。1927年5月9日,他们两人在常盘大定的住宅,向《东京朝日新闻》记者宣布,全书的图版部分编辑出版完成。

 

不过,由于全书出版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28年,常盘大定再次得到“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会”的许可和“对支文化事业部”的支持,与一些年轻学者如佐藤泰舜(负责记录)、稻叶茂、阿部国治(负责交涉与捶拓)、结城令闻(负责实测)、龙池清(负责摄影)等五位学者一道,对广东和福建进行了又一次考察。这就是本文前面所说的常盘大定第五次中国考察,这次考察包括广州、韶州、潮州、厦门、福州等地的一些著名寺庙,如广州光孝寺、韶州南华寺、云门山大觉寺、厦门南普陀寺、福州鼓山涌泉寺、雪峰崇圣寺、黄檗山万福寺等等。显然,这一次考察的主要内容与唐五代禅宗关系最大,回到日本之后,常盘大定把这次考察的内容,用前面五册《支那佛教史迹》一模一样的装帧格式,出版了一部《支那佛教史迹纪念册》。

 

可是,由于前述由常盘大定自己担任发行人的五册图版《支那佛教史迹》加上《评解》本,并不包括1928年他这次访华考察的内容。因此,此后几年间,他们又对这一图册做了相当大的增补与删订,在关野贞去世四年之后的1939年,由法藏馆重新出版。现在通常看到的,就是由法藏馆出版的这十二册《支那文化史迹》。它补充了许多内容,重新进行排列分册,每幅照片一大张,外面用仿线装书封套式的大盒,一共分装十二大盒(后来又出版了洋装的缩印本)。战后,此书再版时,则把“支那”改为“中国”,我们现在最容易看到的,就是这个十二册硬皮精装的《中国文化史迹》以及两册《中国文化史迹·解说》。

 

如果对初版的五册本《支那佛教史迹》(及《评解》)与后出的十二册本《支那文化史迹》(及《解说》)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可以明显地看到,两者已经有了明显的差异。首先,当然是内容的增加,原来五册本主要围绕“佛教”(以及少量道教如龙山)遗迹,后出的十二册本则大大地扩充,包括了帝陵如北京附近明清各种陵墓,石室如著名的武氏祠,各种纪念性祠庙建筑如山东孔庙等等;其次,《解说》在每一则文字的末尾,都标识出“常”或“关”,清楚地表示出这一段文字的责任著作者究竟是常盘大定还是关野贞;最后,对前后次序与解说文字,也做了一些增删修订(比如五册本的《评解》原来附载各种碑文,而十二册本则统统从《解说》中删去)。有的说明文字有所增加(比如十二册本《解说》第八卷有关“天龙山”的首段,末尾增加了“府志记载,皇建元年造,有石室二十四龛,石佛四尊,镌刻隋开皇四年石室铭曰”等等,于是下面“天龙山下有寺,天龙寺又称圣寿寺,今废颓,仅僧侣数人”的引文就清楚了;又如第十卷“当阳玉泉寺”,则比五册本在“现今设置”中补入“大正九年十月”,使得所谓“现今”有了着落,同时又增加了“玉泉寺平面图”,让人更加清楚玉泉寺的空间状况),也有的说明文字又有所删削(如五册本《评解》第四册“无迹禅师”条,原来有一段“《玉泉志》卷二无迹法师条下‘北宗’五十六字左有按语云‘此字及抵界名目,载之张说碑阴,皆毁裂不全,悲夫’”以及一首七言诗偈,在后出的十二卷本《解说》中就被删去)。

 

显然,从“佛教”史迹变成“文化”史迹,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人考察的范围已经超出佛教,有意义的图片资料已经不止是“佛教”,甚至不止是“宗教”,也包括其他内容,因此,最终出版时改易现名,终于成就了一部集大成的中国历史与文化遗迹图册。

 

关野贞和常盘大定编著的这套中国历史文化考察图册和解说,很快影响到中国学界。此书五册本1927年刚刚全部出版,1928年11月和12月《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的“新书介绍”中,就已经以《常盘大定、关野贞共著〈支那佛教史迹五集附评解〉》为题加以介绍。

 

今天来看,关野贞和常盘大定的考察,虽然不一定是西洋、东洋学者中最早的,但相当多的遗迹之发现、摄影和解说,显然是具有开创性的。这里不妨略举几例,比如,山西天龙山佛教遗迹,首先有关野贞1918年的考察,他把调查所得发表在同年12月的日本《建筑学杂志》384号;接着是常盘大定1920年的再度考察,同年把结果发表在《古贤の迹へ》一书中;接下去则是1922年田中俊逸的再次考察。至此,这个后来名声响亮的佛教遗迹才开始被国际学界广泛关注;又如,山西龙山的道教石窟,则是常盘大定率先发现。1920年,他在山西太原赴童子寺的途中,注意到这个罕见的道教石窟,并且立即根据石刻题名、方志、道藏和其他历史文献,对石窟的开凿领导者宋披云(德方)身世,以及石窟开凿时代等加以钩稽叙述,指出其价值在于,第一它是很罕见的道教石窟,第二是它的时代清楚,在宋元之际。稍后的1924年,他又委托庆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甯超武去再次摄影,这样一来,人们才渐渐关注到这一道教遗迹。

 

在当时中国官方尚无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文物普查,中国学者还很少深入文化遗迹考察的时代,他们的这些照片拍摄和调查记录,很多是“第一次”,即使不是“第一次”,也可能是较早的。像应县木塔(伊东忠太1902年,关野贞1918年,梁思成1935年)、大同大华严寺(关野贞1926年,梁思成1933年)、蓟县独乐寺(关野贞1931年,梁思成1932年)、嘉祥武氏祠(关野贞1908年)。这些考察,不仅如我在前面所说,使得“原来‘自在’的中国古迹,开始成为‘自觉’的艺术、历史与文物”,而且也刺激了中国学者,促使他们开始了自觉的艺术、建筑、陵墓、寺观的田野考察。已有学者指出,关野贞1918年对山西应县留存的十一世纪木塔的研究报告[伊东忠太对应县木塔的考察时间更早,见《支那旅行谈(其の一)》,载《伊东忠太建筑文献》(东京:龙吟社,1936年)第五卷《见学旅行》,129页],启发了梁思成,后者在1932年读到关野贞报告后深感刺激,正是这一契机,才促使他1933年率领营造学社同仁前往考察;而关野贞1931年5月对蓟县独乐寺的考察,也启发了梁思成第二年发表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一文。特别是河北的北响堂山石窟,作为北齐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佛教石窟,就是常盘大定率先进行考察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民国元年以后虽然颇遭破坏,但犹可见若干当年艺术手法,应当是北齐艺术的代表性作品,其中北山石窟壁上所刻的佛经,更是佛教文化是上值得特别记载的大事业。但是,这一石窟未曾被世人著录,大正十一年(1922)十一月我的考察是最早的造访。”也正是在这以后,才引起中国营造学社学者刘敦祯(1936年)的注意,也导致稍后日本学者长广敏雄、水野精一更深入细致的考察。其实,中国营造学社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刘敦祯等人虽然留学欧美或受西方影响,但他们参与的营造学社和古迹调查,其实应该说,不仅是在西洋学术的推动下展开的[较早的梁思成建筑史论文《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和林徽因的《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均载1932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无论方法与选择,都受到西方学者的影响。后来,梁思成虽然批评喜仁龙和鲍希曼不懂中国建筑的“文法”,但是我以为,这种颇为深刻的批评,却恰恰是在熟读西洋人著作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东洋学者的调查行为刺激下开始的,这里就应该包括关野贞和常盘大定对中国文化遗迹所做的全面调查。

 

如果回到中国学术史重新观察,从晚清到民初也就是二十世纪的头二三十年,我们不能不承认,当时中国很多新的学术领域,除了西洋,过去时代曾经是传统中国的优等学生的日本,也成为现代中国的先生。姑且以广义的历史学领域为例罢,无论是艺术史上的大村西崖、建筑史上的伊东忠太、中国史上的那珂通世和桑原骘藏、哲学史上的远藤隆吉、文学史上的笹川种郎,都在中国同类著作之前。当然,这类论著有的在史料考证上未必很高明,历史叙述中也不免既有古代日本的自尊,也有现代日本的傲慢,让中国人不太舒服,一些中国学者就因为“以彼人之口吻,述吾国之历史”,会“令吾国民遂不兴其历史之观念,忘其祖国所自来”,号召中国人自己写史。但无论如何,日本的各种学术著作,都从正反两面影响和刺激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这一点毋庸讳言,就连改变中国历史学方向的梁启超,其开创之作《新史学》也是通过浮田和民翻译的《史学通论》,接受了来自西洋的新历史观念和方法;而梁启超之后执掌中国学术界牛耳的胡适,也在中国历史研究方向上,深受桑原骘藏《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之影响。

 

现在回头来讨论常盘大定、关野贞的《中国文化史迹》。我以为,它的学术价值,我们应当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此书(包括五卷本)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遗迹的“定格”,它为当时的中国学界提供了中国古建筑、雕塑、陵墓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与初步研究。我所谓“基本情况”是,在中国自身没有大规模文物普查的时代,由于他们调查了相当广泛的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北京、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安徽、江西(除了西北、西南与东北),也挑选了数量颇大、有代表性的重要文化遗存,这一调查等于给当时的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按图索骥和继续研究的目录。尽管西洋学者如沙畹、伯希和、谢阁兰、弗利尔等可能对个别的文化遗迹调查时间更早,研究也更深入,但是,没有如此全面的大规模考察;我所谓“初步研究”是说,他们不仅前赴后继拍摄了相当好的遗迹照片,而且在《解说》中大体上都能够引经据典,综合地方志、佛教文献、历史著作以及石刻资料,对各处的文化遗迹进行概括的叙述与分析。

 

我们不妨随意看几个例子:(一)五台山。从明治三十五年的伊东忠太、大正十一年的小野玄妙,到次年的常盘大定,他们先后拍摄了几次资料照片,并且常盘在《解说》中引用伯希和《敦煌图录》中的壁画五台山、圆仁《大唐求法巡礼行记》、成寻《天台五台山记》、澄观《华严疏》以及《古清凉传》等等,对五台山各处庙宇做了历史介绍;同时又记载了曾在此处的著名僧人如唐代的澄观、无著、法照、道义、神英等等;还著录了现在留存重要的经幢以及石刻碑文,特别是书中还分析了各处寺庙建筑的时代。(二)石壁山玄中寺。常盘不仅叙述了从北魏承明元年(476)昙鸾建成,到唐代道绰中兴,到金代元钊泰和四年(1204)再兴的历史,而且一一著录了最重要的千佛阁壁碑(823)、铁弥勒像颂碑(741)、甘露义坛碑(813)、宽公法行碑记(1307)、宣慰谢公碑(1284)、玄中寺元代圣旨碑(1289)。(三)如今非常引人瞩目的山东嘉祥武氏祠石室,关野贞不仅拍摄了很好的照片,做了很好的拓本,而且指出当初武氏祠应当是前后三石室,乾隆五十一年黄易发掘并解体,别建砖制祠堂,以画像石嵌入壁中,成为今天的模样。他指出,黄易虽然有功于武氏祠,但是这一方式使人不能得见“当初构造原样”,实在很可惜。这并不是没有根据,他指出,当初把其他画像石混入其中的,比如后石室之第六第七石,左石室的第三石等——现在看来,这些分析和研究也许已经是学界的常识,但是在那个草创时代,这些“常识”却是“创见”。

 

其次,无论是照片还是文字,他们都记录了晚清民初也就是二十世纪前三十年中国文化遗迹保存与变化的实况。毋庸讳言,当年衰落的中国,并无如今这样遍地开花的大规模建设,传统的地形地貌以及文物遗存尚处在自在状态。但是,由于缺乏保护,这些文化遗存在风雨摧残与人为破坏下,也正在日渐颓坏和消失。近百年前是什么模样?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例,这一最早记载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石碑非常有名,从明末卜弥格向西方介绍以来,就广为国际宗教界与学术界关注,石碑所放置的金胜寺(唐代是崇圣寺,明清称为崇仁寺,金胜寺是俗称),于同治元年因火灾焚毁。1907年,另一位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到西安考察时,在《考史游记·长安の旅》中曾记载说,金胜寺仅余颓垣断壁,有一石坊,后面有碑石三四方,《景教碑》就在那里。而《中国文化史迹》中的照片则是明治三十九年关野贞去拍摄的,也许,这可以让我们在桑原骘藏的文字记录以外,看到当时《景教碑》的实存环境;又比如前面提到的龙山道教石窟,在1920年常盘大定去考察的时候,石窟开凿者宋德方(披云)的雕像尚完整,常盘大定拍摄了照片,发表在第二年出版的《古贤の迹へ》中,但1924年他委托山西留学生甯超武带太原的专业照相馆去拍摄照片时,宋德方雕像的头部“已为恶儿破坏”。同样,山西天龙山石窟,大正七年关野贞、大正九年常盘大定考察时,虽然已有不少损毁处,但是当1924、1925年常盘大定委托山西留学生甯超武、赵青誉与太原美丽兴照相馆再去拍摄时,发现很多又有所损毁,他只能遗憾地说:“这些考察以及前后若干考察,使得(天龙山)中外喧传,但遗憾的是这也招致了破坏”。但是,由于被损坏之前他们留下了照片,就给后人保留了可供参考的旧貌。

 

再次,从1920-1930年代他们对中国文化遗迹进行的考察以来,时间又过去了近百年。在这一百年里,中国的文物古迹又陆续在战争摧残、风雨剥蚀、人为损坏之外,还遭受了外人的收买和掠夺。“海外遗珍”这个词,其实蕴含了好多苦涩和无奈。前几年,我曾经用不少时间翻看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几代学者陆续编成的海外收藏中国绘画目录,深为感慨这些精美的艺术品何以会如此散落世界,总想了解这些价值连城的绘画不断出售、转让、收藏的过程,也许这过程就像侦探小说一样有曲径通幽的趣味。同样,至今世界各地散落的中国古代雕塑、壁画、建筑等等,有些已经成为世界上各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但是,除了记载明确收购线索的藏品之外,不少藏品的线索,尤其是1920年代以后的藏品,可能就要落在《中国文化史迹》这些早年照片上。当然,即使它出身清楚,我们也可以从这些早年照片中,看到被割裂的文物原本所在的背景。我曾经感慨,一些古代文物,离开了它原本所在的环境,被抽离了放置在博物馆中,可能我们就无法理解和感受它当年的象征和意蕴。在这里,可以举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收藏的著名的天龙山第八窟洞口两册的力士像为例,也可以举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天龙山第八窟隋代石佛首为例,如果没有当年常盘大定和关野贞的照片,我们怎么能够想象这些雕塑呈现的中古时代浓厚的宗教气氛?也许我们只是在博物馆幽暗的灯光下,想象法相庄严和精美风格,这样,也许这些本来大地上的文化“遗存”就变成了博物馆里的“藏品”,从实际信仰世界中的“宗教”,变成了纯粹审美领域的“艺术”。

 

从常盘大定和关野贞的中国考察,到五册本《支那佛教史迹》、十二册本《支那文化史迹》出版,再到战后十二册《中国文化史迹》与一册《增补》的出版,前后差不多百年时间过去了,那么,现在为什么又要重新印行这部《中国文化史迹》与《解说》呢?

 

这里说一段不算旧的旧事。大概在七年或者八年前,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以后,我一直在致力于推动图像文化与艺术史的研究。当时,不仅邀请了李星明教授和邓菲博士加盟,而且我还向当时还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的赵昌平先生和七编室主任的童力军先生推荐重印此书。那个时候,之所以想到要推荐重印1938年的这部十二卷图册与两卷本《解说》,除了前面所说这是一部极具参考价值的遗存图录与考察记录之外,当时还隐隐觉得,它恰好是中国文物遗存在1920年代的一个“定格”。历史在不断变迁,在岁月流逝中,不仅仅是文献会散逸,遗址与文物也会有战争破坏、人为损毁和风雨剥蚀,现在的这些文化遗迹,肯定与过去大有不同。我想,如果今天重新站在常盘大定、关野贞当年考察过的地点,以相同的位置、相同的角度,重新对这些文物遗存进行拍摄,加以对照,是否可以在新旧图片之间,呈现这文物遗迹近百年的变迁历史?千余年的文化遗存,百来年的遗迹变迁,也许可以重叠成一个剪影。究竟这种重叠的剪影可以释放出什么意义,虽然现在我也说不清,但是今后一定能有人说清。

 

这几年来,得到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支持、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协助,特别是多亏李星明、邓菲两位艺术史学者以及文史研究院的研究生不辞辛劳,重走常盘大定和关野贞的考察之路。他们不仅“重访”了图册上的遗迹,而且修正了图册中的一些错误,让我们“回首”重看这一段图像文化和艺术史的学术历程。当我们看着图片中百年前的遗迹,又站在百年后的实物面前的时候,难道不会感到历史的沧桑、时代的穿越和前后相续的学术史,有格外的意味么?所以,我用了《回首与重访》作为这篇《导言》的标题,或许,它寄寓的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点感受。

 

2015年11月15日初稿于东京大学

 

感谢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015年邀请我担任特任教授,使我可以在日本搜集有关文献撰写这篇《导言》。也感谢平势隆郎教授赠送平势隆郎与盐泽裕仁合编的《关野贞大陆调查と现在》(两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014)。


 

纪念我的姑姑叶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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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7月08日14:08 来源:新民晚报 
至善、至美和丁聪先生在一次聚会上难得相遇,老朋友见面格外亲切,留下了这幅珍贵的合影
至善、至美和丁聪先生在一次聚会上难得相遇,老朋友见面格外亲切,留下了这幅珍贵的合影
纪念我的姑姑叶至美
  1978年三兄妹和父亲叶圣陶先生合影。那一年叶圣陶先生84岁,刚刚大病初愈。至善、至美、至诚分别为60、57、54岁。当年一二十个常围坐在父亲身边的少年,如今也都年过半百,只是当年父亲和子女之间的那种融融洽洽的空气,依然可以从照片上显现出来
1970年8月,叶圣陶和女儿至美(左二)、儿媳满子(右二)。还有孙子三午、兆言;孙女宁宁;重孙佳佳、阿牛于小院
  1970年8月,叶圣陶和女儿至美(左二)、儿媳满子(右二)。还有孙子三午、兆言;孙女宁宁;重孙佳佳、阿牛于小院
至善、至美、至诚三兄妹在过了将近四十年后又出版一本散文集,名为《未必佳集》。为此三兄妹还拍下这张照片,放在了书的扉页上
  至善、至美、至诚三兄妹在过了将近四十年后又出版一本散文集,名为《未必佳集》。为此三兄妹还拍下这张照片,放在了书的扉页上
纪念我的姑姑叶至美
  上世纪50年代初,叶圣陶先生和家人合影。前排和夫人胡墨林。二排从左起:至善爱人夏满子、至诚、至美。三排左起:至善和至美爱人叶蠖生。摄于东四八条71号的四合院。老房还没有改造,北屋的雕花木门窗还可看得很清楚
三十多年以后,三联为至善、至美、至诚再版了他们的散文合集《花萼与三叶》
三十多年以后,三联为至善、至美、至诚再版了他们的散文合集《花萼与三叶》

  【作者简介】

  叶小沫 1947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苏州。“文革”时中断学业,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农垦战士,后回北京当工人。1977年6月到中国少年报工作,先后担任科普版的编辑、编辑部副主任、主任。创作有科普短文、童话、儿歌、小说,散文,著有《向爷爷爸爸学做编辑》,编有《叶至善序跋集》,和弟弟永和一起为祖父父亲编有《干校家书》等。

  一月二十日,我们在八宝山送走了姑姑……

  去年十二月我回北京开会,照例去看望姑姑。像每次一样,姑姑见了我总是很高兴,老说我们离得太远了,要是能常常见面该多好。我知道姑姑近几个月有点儿糊涂了,许多话会反反复复说上好多次,可见她有说有笑,饭也吃得不少,还握着助步器把我送到门口,心里想,老人家还硬朗着呢。没想到二十几天以后,姑姑在屋里摔了一跤,扶她起来还能自己走回卧床。而后她再没起床,东西吃得越来越少,十四日开始昏睡,姑姑的女婿小玉和我的弟弟永和把她送进了医院。十五日下午永和来电话说姑姑过世了,前后不过十天。

  姑姑在父辈中排行老二,是三兄妹中唯一的女孩。二十年前她的弟弟至诚走了,那年他六十六岁;五年前她的哥哥至善走了,那年他八十八岁。姑姑今年九十了,她比哥哥弟弟活得都长。至此,文化圈里的至善、至美、至诚叶氏三兄妹全都告别了人世。

  爸爸、姑姑和叔叔从小喜欢练习写作。爸爸说,他们之所以非常热心这件事,是因为爷爷肯为他们修改,在一旁看爷爷修改是一种愉快。他还说,他们的原稿好像从乡间采回来的野花,蓬蓬松松的一大把,经过父亲的选剔跟修剪,插在瓶子里才还像个样。就这样,三兄妹相互鼓励着,在抗战后期的1942年到1944年的两年间,出版了《花萼》和《三叶》两本散文集。那时候他们三个都还年少,爸爸刚刚从专科学校毕业,姑姑才上大学,叔叔还是中学生。看姑姑那时的散文,写人物的几篇尤其精彩,《江大娘》里的那个忠实主顾的佣人,《门房老陈》里的那个热心朴实的门房,都写得活灵活现,仿佛就站在你的面前。对劳动人民的亲近和热爱,也都流于笔端。三兄妹这段愉快的练习写作的生活,使爸爸和叔叔最终都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只有读过大学的姑姑作了翻译。

  一

  一九八三年,三兄妹都已年过半百,三联书店在出版了他们早期的《花萼与三叶》的散文集后,诚邀他们再次合作,再出一本散文集。三十年过去了,虽然不像哥哥和弟弟那样一直在和文字打交道,可姑姑在他们的第三本习作选集《未必佳》中,硬是交出了她的八篇作品,篇篇都有声有色,笔头儿不逊当年。只是随着时代和年龄的变化,散文的内容已经全变了,写得最多的最有情趣的,是她和小孙女在一起的温馨和快乐。《粉红色的连衣裙》、《童心》、《吃鱼》、《窗口的灯光》,在八篇中竟占了一半。真实的生活,真情的流露,让我感受到了姑姑的满足和幸福。

  此后姑姑一直没有停笔,特别是退休以后,虽说写得不多,可时不时地总会有个一两篇。姑姑笔头儿快,只要是有了想法,常常一两天就能成文,这点儿爸爸和叔叔都望尘莫及。那时候爷爷已经不在了,姑姑每次写了文章都会拿给爸爸:“嘿,老兄,帮我看看写得还像个样子吗?”她称爸爸“老兄”。爸爸看了觉得还行的,就会用心帮她修改。爸爸毕竟是老编辑,咬文嚼字的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肯放过,改过的稿子乱得连姑姑自己都看不清,他就亲自把改好的文章抄一遍。等到姑姑下次来东四八条看爸爸的时候,他交给姑姑的是改得顺顺当当,抄得工工整整的稿子。事情到这儿还没算完,他还会把姑姑的稿子推荐给相关的杂志,请他们看看能不能发表。这个当老兄的,对妹妹的事儿真是一包到底。

  记得姑姑过八十大寿的那年,爸爸觉得为妹妹祝寿,没有比帮助她发表一篇文章更好的了,于是他选了姑姑写祖孙三代与自行车结下情缘的散文《骑车》,改好、抄好、写好评介,寄给了《开卷》的主编董宁文。没过多久,文章就登出来了,姑姑的欣喜只有她自己最清楚。俗话说“长兄如父”,姑姑真幸福,都八十多了,还有这么一位爱她如父的兄长。

  姑姑的英语好,除了写散文和小说,她还翻译过书。我手边就保留着一本1950年由爸爸和她编译,开明书店出版的《日月星辰》。这是一本讲天文学的青年科普读物。我想:爸爸喜欢天文,又擅长写科普文章,姑姑会翻译,文笔也不错,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次愉快的合作。编译这本书的主意一定是爸爸出的,素材也是爸爸找来的,姑姑翻译后,有关科普知识的校正和文字的梳理,就由爸爸来完成了。这本书的序言里写道:天文学是最古老的一种科学。两千多年来,人们把它研究得越来越广博,因此到了现在,必须用许多的书来讲它。好些书都非专家不能了解。但是在这门广博的学问里,也有好些是普通人都会感到兴趣的。这本书里谈的就是这一部分。当然啰,书是没法跟人对谈的。不过希望你读着这本书的时候,好像在电话机中,听一个熟朋友在谈话,而不是在收音机面前,听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的广播演讲。这种笔调和这种对读者的态度,一看就知道是爸爸的,几十年来从没改变。

  五年前徐鲁兄打电话来,说他们湖北教育出版社要编《外国儿童文学经典100部》,其中有一本是由姑姑翻译的,前苏联的作家盖达尔写的小说《学校》,希望能允许他们选用。我感到有些意外,赶忙抱歉地说,我不知道姑姑曾经翻译过这样一本书,不过如果他们想用,姑姑肯定会高兴。我把这事告诉了姑姑,她对我说,她是翻译过这么一本书,可那是很早的事儿了,如果出版社觉得还可以出版,她当然乐意,只是时间久了,书中的文字恐怕要重新修订过才能用。她又说,自己的视力越来越差,已经没有办法完成这项工作了。我对她说,如果你信得过我,就让我来帮你看一遍吧,她同意了。借这个机会,我仔细地阅读了一遍盖达尔写的《学校》,书中以一个小学生参加红军的故事,描绘了苏联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写了一批勇敢的有性格的青少年,为保卫自己的国家而战斗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在战争的环境中,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强的战士。我佩服姑姑有眼光,当年能把这样优秀的小说介绍给中国的青少年,就是如今,书中的许多情节还是能让我热血沸腾。前年三月,书出版了。我把样书和稿费交到姑姑手里的时候,她眉开眼笑地说:“小妹,这恐怕是我这辈子最后一笔稿费了!”我不知道如何应答,心里说,姑姑,别忘了,您今年都八十八了。

  二

  说了这么多,姑姑的本职工作我反倒一句还没提呢。其实这怪不得我,从我记事起,姑姑就不和我们住在一起了。她和姑父表姐住在西城,那时候觉得那儿离东四太远了。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事儿,星期日姑姑一家都会来东四八条看望爷爷奶奶,可也总是来去匆匆,几乎轮不上我这个小孩子和姑姑说上点儿什么。对于她的工作,我知道得就更少了。五十年代,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暑假里曾经去姑姑家住过一些日子,和比我大一岁的表姐宁宁一起玩。那时候我模模糊糊地知道姑姑在电台工作,具体做什么我还是说不上来。记忆中常常是我和宁宁睡下了,姑姑还没有回家;我们还没起床,姑姑已经去上班了。偶尔见着,看她一脸疲惫的样子,我会心疼地想:姑姑真忙啊,她一定很累。说不清是什么时候我才知道,姑姑是在中央国际广播电台的对外英语组工作,负责和英语地区听众的通讯。

  一九八三年,我看到了姑姑写的散文《远隔重洋的拥抱》,对她的工作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在这篇文章里姑姑写道:每天早上,我走进办公室,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打开放在前面的信夹。来自世界各地的友情,裹着信任和关切,暖烘烘地迎面扑来。一位年轻的丈夫……一位老海员……一位失业工人……一位老听众……另一位老听众……还有一位老听众……文章的一开头,姑姑就用一连串的排比句,摘录了许多外国朋友热情洋溢的来信。看得出来,她和这些人已经是通信多年的笔友,虽远隔重洋,又未曾谋面,却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接下来姑姑写了好几个令人感动的故事,其中一个是关于美国宾州小镇上的一位教员和他的二十八个学生的:

  美国阿姆布里奇的F先生,为了让孩子知道他们生活在怎样广阔的一个世界上,收录了电台对北美的一部分节目,在课堂上放给孩子们听,带着他们在地图上找到中国,找到北京。这些节目孩子们听了好几遍,还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自己的感想。F先生在来信中附了一沓大大小小的纸片,上面写满了孩子们的话:一个说,我最喜欢听的是中国的音乐和那个关于狐狸的寓言;一个说,中国的音乐真好。谁要是动了怒,听听你们的音乐,心情就会平静下来了。中国的音乐和我们美国的太不相同了。我长大了一定要去访问中国;一个说,你们介绍扬子鳄的节目特别有趣儿。一条鳄鱼能产那么多蛋,使我感到惊讶……于是电台决定为F先生和他的学生播送一组特别节目,并事先告诉他播出日期。特别节目播出不久,姑姑就收到F先生的感谢信和全班的合影。信中还说,听了电台为他的孩子们安排的特别节目,感到跟中国更加接近了。阿姆布里奇当地的两家报纸和匹兹堡的晨报和晚报,都报道了他和他的学生跟电台交往的经过,还刊登了孩子们戴着耳机听广播的照片……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姑姑写道:我喜爱我的这份工作。日复一日,我阅读外国朋友的来信,品尝着从世界各地飞来的友情。这种时候,我常会想起在加拿大的那位G先生的意味深长的比喻(听到你们的呼号,我就像听到老朋友在按我们家的门铃儿一样,立刻站起身,打开大门,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我的老朋友……),对一个电台来说,尤其是对国际电台来说,还有什么比听众的热烈拥抱更可宝贵的呢?……

  姑姑是在国际广播电台刚成立时去那儿工作的,去年建台6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有记者来采访过姑姑,听说还录了像。我曾经问过姑姑,采访她的时候她都说了些什么。她说:老了,很多事记不起来了,当时说了些什么连自己都忘了。现在想起来,她刚参加工作的那个年代,现代化的传媒方式还没有问世,在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中,国际电台的作用举足轻重,为此姑姑和台里的那些老同志一定付出了很多努力。说来也巧,就在今年的一月五日,中央国际广播电台特意派车来接姑姑,让她去参加电台老同志的聚会。她兴冲冲地去了,还捧回了一座特别贡献奖的奖杯。奖杯上刻着:感谢您为中国对外广播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我们都为姑姑感到骄傲,觉得这样的褒奖她当之无愧。没想到的是,半个月后姑姑就带着这份荣誉走了。

  三

  近些天我把姑姑的那些文章找出来重读,在她早年的散文里又看到了《默想》,她写这篇散文时刚刚二十出头儿。其中的这几段我特别喜欢,就用姑姑的文字送姑姑走:

  把光亮的开头比做人的初生,那么黑暗的降临就是人的结局。把人的一生看作长长的一天,那么安静地躺在坟墓中的时候,就是一天的结束,就是黑夜的开始;这黑夜将永远延续下去,再也不会天亮……

  若是把人生的路程算作一天,那么现在太阳正高高地照着我,离开黄昏时分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我终究会望见那尽头。一会儿,太阳西移了,影子转了向,渐渐地伸长;而当一切影子变得很长很淡的时候,太阳将突然消失在山谷里,一切的影子也就消失了,只剩下苍茫的暮色。这时候黑夜已大踏步向我走来,它将占有我的生命,直到永远……

  不要在夕阳斜照的时候烦恼吧,那正该是休息的时候。要是曾经努力地过了这一天,正应该在夕阳的柔和的光辉之下,静静地享受些清闲了。草地也许散发出醉人的香气,就此舒服地躺下来,看看四周景物的清丽与幽秀,欣赏欣赏晚霞的浓艳与神妙。眼睛累了,就轻轻地阖上;心神倦了,就静静地睡去;在黑夜降临的时候,得到一个安静的睡眠。





 

赵胥谈信札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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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胥谈信札收藏:对民国文人信札特别着迷

2015/12/14 10:40:38新快报 浏览425次/0评论 收藏 分享到

我对民国文人的信札特别着迷

能感受到他们的温度和魅力,深觉荣幸

就在收藏周刊记者联系上赵胥的时候,他刚刚参加完北京的信札拍卖,在赶往上海另一场信札拍卖的路上,近年,春秋大拍全国跑几乎成了赵胥的惯性动作。提起收藏的经历,赵胥坦言“不容易”,藏品有的是从拍卖会上拍来的,有的是在旧货市场小贩手里淘来的。“有时,小贩的一个电话,说有什么好东西,即便是半夜,我也不含糊,马上赶过去。”赵胥说。他甚至曾经电话得知湖北有陈隆恪先生诗稿,第二天专程飞机抵达武汉约谈。他直言“我能收藏的,都是特别有兴趣与喜爱的,都像自己孩子一样,无论十万买还是一千买,对于我来说都一样的,它跟价值无关。”■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简介

赵胥

80后收藏家

画家

■朱自清信札

13岁那年,我非常期望能拜访到杨仁恺先生,为求得他家地址,我就在门口等了三个小时,外面还下着雪。

收藏周刊:据了解,您很小的时候,便拜杨仁恺先生为师,当时跟他学了些什么?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赵胥:13岁那年,我在大连,听说在沈阳的杨仁恺先生在书画鉴定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非常期望能拜访他。于是,就趁着去沈阳的姥姥家过年的机会,大年初三跑到博物馆去,想让工作人员给我杨先生的地址,他们觉得我一个小孩,当然就没有当回事了。于是,我就在门口等了三个小时,外面还下着雪。博物馆的值班干部觉得我还是挺执着的,就帮我画了杨先生家的路线图。欣喜若狂的我便向地址奔去。第一次见他,只是让他看看我画的画、写的字,希望他能提点意见。让我非常意外的是,老先生非常平易近人,我这么一个小孩去了,他也拿出一个大半天的时间跟我聊。后来,我了解到,一般他在会客的时候都不让家里人在旁的,但那天有点特殊,他怕我听不懂他的方言,就让他的小女儿在一旁做“翻译”。其实一开始他并没有教我书画鉴定之类的,主要还是鼓励我好好学习,把基本功练好,书法先学楷书,画画一定要把线描练好等。

杨老最大的特点就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所有来访的人都十分热情。

我被这些学者的人品、经历、成就深深地折服。所以,我觉得能够收藏到他们的墨迹,能感受到他们的一点温度,就非常荣幸。

收藏周刊:如何开始收藏信札的?

赵胥:我一直都断断续续在买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藏品。最早的时候,有些也不一定是买卖而得,有些老先生也愿意相赠。然后,一开始都是对书画感兴趣,没有信札收藏的概念。再加上自己的爱好和想法,一直有一种“占有欲”,不但想了解一些书画家,而且还想拥有他们的作品,所以,慢慢就开始正式收藏。但因为书画都很贵,对于收藏来说,我发现自己的财力还达不到,刚开始买了几件作品就花了不少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碰到朱乃正写给孙克的信,感觉这个非常珍贵,突然觉得,这个也是名人的手迹,又有鲜为人知的内容,而且没有书画那么贵,觉得非常有意思,就一封封地买起来。

刚开始是从书画家的信札入手,因为自己比较熟识,慢慢进入这个行当久了,就慢慢碰到越来越多学者的信,例如曹禺等先生。后来,因为跟杨仁恺先生学习书画鉴赏的原因,也希望能够把当时鉴定界那七位大家(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阉、傅熹年、谢辰生)的信札都收藏了,希望通过收藏他们的信札逐步拓开收藏面。

收藏周刊:您之所以对民国文人有执着的研究,是跟在美院任教有关吗?

赵胥:其实没有多大关系。是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被这些学者的人品、经历、成就深深地折服。所以,我觉得能够收藏到他们的墨迹,能感受到他们的一点温度,就非常荣幸。所以一直很执着。我的堂号叫仰宋堂,我觉得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次大的文化变革和“文艺复兴”,但最大的两次是在宋代和民国,民国时期的文人的水平远远高于清代,因为他们掌握的资料比清代要多,而且方法也要多。因此,我对民国文人的信札就特别着迷,尤其对陈寅恪的经历特别感动。

我能收藏的,都是特别有兴趣与喜爱的,都像自己孩子一样,对每一件重视程度都一样,无论十万买还是一千买,对于我来说都一样的。

收藏周刊:据了解,您已经收藏有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王国维、徐志摩、胡适、陈寅恪等信札过千件。其中,特别让您得意的有哪几件呢?可否分享一下?

赵胥:我收藏的所有信札,都是我很喜欢的。但是有一些我是不会藏的,例如汉奸、政界的,这些我不感兴趣。我能收藏的,都是特别有兴趣与喜爱的,没有哪一件特别喜欢,都像自己孩子一样,对每一件重视程度都一样,无论十万买还是一千买,对于我来说都一样的,它跟价值无关。

收藏周刊:通常您是通过什么渠道收藏信札?经常来广州“淘宝”?

赵胥:我来广州次数并不多,拍卖行参加过几次,例如1000多元成交的广东文献学家冼玉清的信札都是在当地拍卖行买的,冼玉清对于广州的地方文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但广州人本身对他的重视程度不够。

只要作品真,贵了也不怕,只要作品好,贵了还能贵。保真是买作品的前提。

收藏周刊:刚开始,您如何去判断信札的真假与价值?

赵胥:刚开始最重要的是判断真假,而不是价值。因为只要作品真,贵了也不怕,只要作品好,贵了还能贵。保真是买作品的前提,只要作品不真,无论什么作品,价值都等于零。

其实一开始进入市场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判断,就是看自己的心理价位如何,能承受就买,否则只能放弃。

收藏周刊:收藏信札与书法作品有什么不同?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赵胥:这两个没有本质的区别,都具有作品的属性,都是以书传世,只不过信札里面可能会有更多的信息。而书法作品的随意性比较小,比较拘谨,信札则书写起来可能更有个性一些。但很多人却认为,信札不算作品,这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

收藏周刊:根据您的观察,从最早收藏信札到现在,市场的变化如何?能具体分析一下吗?

赵胥:越来越贵,已经贵得超出我的心理价格,现在有个情况就是,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在买信札,但很多并不是玩信札出身的,他们只是觉得这个板块热了,都是一种投机的想法,跟风现象严重,这很容易破坏市场的良性发展,由于好的信札和文稿越来越少,价格还会继续攀升,希望大家能够理性地进去。


赵胥辽宁大连人。号朴庐,斋号仰宋堂、景寅书屋。少年起师承杨仁恺先生,后毕业并执教于中央美院。笃好收藏,现为简社秘书长。编著有《朴庐珍藏》《上虞罗雪堂遗墨选》《和溪明月——杨仁恺先生纪念集》《陕西吕大临墓出土文物》《盍簪乐事——沐雨楼友朋翰墨》等。


 

西泠2015春拍:胡鄂公上款名人书札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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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泠2015春拍呈现抗日统一战线重要文物 胡鄂公上款名人书札专场

时间:2015-7-1 18:48:30  信息来源:雅昌艺术网

  西泠印社2015春拍将于7月1日至3日在浙江世界贸易中心展览厅举办预展,并于7月5日至7日在浙江世贸君澜大饭店举槌。本次西泠拍卖《胡鄂公上款名人书札专场》中,呈现一批抗日统一战线重要文物,此批均参加了2015年复旦大学“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

胡鄂公(1884 - 1951)

  原名荣铭,字新三,号南湖,湖北江陵(现公安县)人,革命家、政治家。1908 年赴北京,入江汉学堂。1910年组建共和会,任干事长。1912年加入共和党,在天津创办《大中华日报》,反对袁世凯。孙中山曾派廖仲恺等邀请入党,许以中央委员之职,为其婉拒。 

  1921年,回湖北任政务厅长,旋赴北京,与熊德山等联络湖北青年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行《今日》杂志,后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曾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1924 年创刊《凡帝国主义运动》旬刊,进行反帝及废约运动。 

  1927年,任中共北京临时市委宣传部长,张作霖搜捕共产党人时,将李大钊送到苏联使馆避难,且在李大钊被捕后设计劫狱,因李大钊不同意而未果。1930年,毛泽东从中央苏区秘密转移到上海治疗,由胡负责安排住院和照料生活。 

  1932年任中共情报部长,次年因联络李济深、蔡廷锴等人发动的“福建事变”被捕。1934年在张群等人帮助下出狱。 

  后奉命往香港、西南进行统战工作。“两广事变”、“西安事变”中有重要表现,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贡献力量。 

  抗战期间,任孔祥熙私人经济顾问,曾在国民党与日本人之间作大量情报工作。 

  抗日战争后,在上海任《时事新报》发行人兼总经理。解放后去台湾。著有《辛亥革命北方实录》、《胡鄂公节略》、《武昌首义三十三日记》等。 

  本场呈现此批文献,分为“中共民主人士、民国政要、艺文交游、家书日记”四大版块,让我们对胡鄂公在辛亥革命后、“两广事变”、“西安事变”和抗战时期的活动,以及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贡献,有了更多了解。同时,亦能了解胡鄂公作为革命志士之外,也活跃于文化、艺术界中,本人兼具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和西方哲学知识。

  Lot 1940 周恩来(1898~ 1976)有关指示胡鄂公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通信 

  信笺 一通一页 1936年9月23日作 19.5×13.5cm 

  估价(RMB): 800,000-1,500,000 

  识文: 南湖兄左右:不晤数载,甚以为念。现尊友寿康兄来,得悉近状,并审前年遭人陷构,幸应付得法,始脱于难,远道闻之,尤为欣慰。目前我国所遭际之大难,非集中全国力量,不足以谋挽救。年前弟等已发宣言,吁求全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响应者已渐蔚成国论。现更发布致国民党公函,附陈审阅。兄为政界前辈,年来奔走,已着显效,尚望底此交游,力说各方当道,赞助弟等主张,迅停内战,早成合作,以共赴国难。他日抗战胜利,民族解放,我兄推挽之功,将不朽矣。专此,敬颂时祉不一。弟周恩来。九月廿三日,陕北。 

  部分刊载: 

  1.《东方早报》,2015年4月16日。 

  2.《新民晚报》,2015年4月16日。 

  3.《人民网》上海频道,2015年4月20日。 

  4.《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4月16日。 

  展览:“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复旦大学,2015年。(出版于展览图录封面及第8至9页) 

  说明: 此为1936年9月23日周恩来写给胡鄂公的长信,时在“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之间,可视为中共领导人通过地下党及民主人士,促成全国各界力量联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指示,且从未发表,是私人手中已知最重要的周恩来手稿。 

  信件开篇,周恩来提及钱寿康,即钱纳水。钱纳水为胡鄂公亲密战友,辛亥革命时期曾任北方革命军北京总司令,亦是“政界前辈”,此前在“两广事变”时曾受李宗仁、李济深委托,前往延安拜访毛泽东、周恩来等。 

  下一句为对胡鄂公之前情报工作的慰问。胡鄂公曾帮助陈赓组建北京特科,1932年出任中共情报部长,1933年因联络“福建事变”被捕,是“前年遭人陷构”,后被国名党高官张羣救出,是“幸应付得法,始脱于难”。 

  中段为周恩来对当时形式的总结,也可看作是对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诠释。“目前我国所遭际之大难”指“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步步进逼的侵华活动。面对日本的优势武力,国内没有任何势力能够单独战胜日本,是“非集中全国力量,不足以谋挽救”。 

  于是,周恩来写到中共发表的两个重要宣言,二者皆是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行为。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全称《为抗战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年前弟等已发宣言”,明确提出信中所写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吁求全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在次年即书信同时,又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愿意联合蒋介石政权共同抗日,即“现更发布致国民党公函”,周恩来还随信附上此函,请胡鄂公“审阅”。 

  这些举动意味着中共将蒋介石政权纳入到抗战合作对象之列,由之前的“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是中共的一次重大决策转变。 

  “兄为政界前辈,年来奔走,已着显效”,指的是胡鄂公在“两广事变”中的突出表现,而“两广事变”在本质上是“反蒋抗日”的。为了达到全民族共同抗日的愿望,周恩来希望胡鄂公能够再接再励,“力说各方当道,赞助弟等主张,迅停内战,早成合作,以共赴国难”。并称胡的工作可谓“推挽之功,将不朽矣”。 

  此通信札又与本专场一系列李济深信札有着直接的联系:致胡鄂公的一批为“两广事变”中“反蒋抗日”的成果(第1921号至1930号拍品),致全国各势力的一批则为“联蒋抗日”的开端(第1931号至1938号拍品)。 

  早在写作此信前一年,中共曾指示潘汉年、胡鄂公、胡兰畦、陶行知、邹韬奋等人南下,首先联络“人民政府派”(李济深和十九路军的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协助李济深等创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胡鄂公任该同盟秘书长(创立文件见第1952号拍品)。继而通过李济深,联络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推动了“两广事变”的发展。军事斗争上虽然失利了,但也迫使蒋介石公开表明了抗战态度。 

  写此信后的三个月,“西安事变”发生,在中共的推动下事变和平解决,使得距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又近了一步。因此,理解此通信札,正是理解“西安事变”、理解之后中共抗日活动的关键点。 

  其中第1921号至第1930号拍品为西安事变前后李济深致全国各势力呼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重要信札。↓↓↓

李济深(1885 - 1959)

  字任潮,广西苍梧人,原籍江苏。1925年后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长、总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北伐期间协助蒋介石在广东清党,之后又多次反蒋,曾于福建事变时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政府主席。1948年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Lot1921 李济深(1885 - 1959)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重要信札

  信笺 一通一页 1936年12月30日作 25.5×16.5cm 

  估价(RMB): 80,000-120,000 

  展览:“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复旦大学,2015年。(出版于展览图录第10页) 

  说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上款。 

  此信写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仅四日,是西安事变时期,李济深与中共合作的重要文献证明。 

  在信中,李济深首先提到“钱先生南返”。这里的“钱先生”为钱纳水,辛亥革命时期曾任北京革命军总司令,20世纪30年代加入共产党,是胡鄂公的旧识和战友,为胡氏日记中出现最频繁的人物之一。从信中可知,早在“西安事变”之前,钱纳水就作为李济深等人的信使,前往延安拜访毛泽东等人。此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李济深人又托胡鄂公“将西南情形转达”,请教“如何使达到联合全国整个力量一致对外”。 

  自1933年“福建事变”以来,李济深就与中共有了密切往来。1935年,中共派胡鄂公、宣侠父、胡兰畦等人协助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在1936年发生的“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中,李济深与中共又有多次合作。抗战胜利后,李济深在香港发表《对时局意见》,号召国民党内人员改正党内反对派的错误政策,矛头直指蒋介石。嗣后,李氏更与宋庆龄、何香凝、蔡廷锴等人组织建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民革”),于1948年通电拥护中共提出的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在年底北上解放区,建国后成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Lot 1922 李济深(1885 - 1959)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致蒋介石的重要信札 

  信笺 一通二页(带信封一枚) 1936年12月30日作 25.5×16.5cm×2 

  估价(RMB): 80,000-120,000 

  展览:“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复旦大学,2015年。(出版于展览图录第11页) 

  说明: 蒋介石上款,附亲笔书写的信封。 

  此信写于“西安事变”时期,是解读民主人士与国民政府之间关系的重要文献。蒋介石和李济深曾分别为黄埔军校正、副校长,早年通力合作,后来分道扬镳,关系比较复杂,此信也是对这种复杂关系的绝佳证明。 

  第一句“棨戟南来,深以未能晋谒聆教为怅”,指的是“两广事变”期间李济深与新桂系合作,共同反蒋;第二句“先生挥兵北进抗战”,指“绥远抗战”。在这一战中,傅作义等粉碎了日本在察哈尔、绥远建立傀儡政府的阴谋;再后面说的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这封信中,李济深一面表示不惧蒋介石的武力压迫,一面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是因为蒋氏“过分持重,政策实未足餍国人之望,而释国人之疑”,但对蒋介石任何的抗战行动都表示支持,并表示只要蒋介石诚心抗日,国内各方力量“必悉愿在执事领导之下以报执事且以报国家也”。

  Lot 1923 李济深(1885~1959)致李宗仁、白崇禧信札 

  信笺 一通一页 1936年6月2日作 25.5×16cm 

估价(RMB): 40,000-60,000 

  展览:“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复旦大学,2015年。(出版于展览图录第13页) 

  说明: 这是1936年“两广事变”刚爆发时李济深写给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信札。 

  其时,胡鄂公作为李济深的代表,前往拜访桂系领袖,希望达成联络各方、一致抗日的目的。但因胡鄂公“久于革命,不事家人生产”,故李济深代胡氏向李宗仁、白崇禧申请经费。胡鄂公的经济状况不佳,在同一批材料的其他信件中亦有所反映。 

  附胡鄂公为李济深起草致李宗仁、张任民信札草稿一页。可知李济深相当一部分信件、文稿当由胡鄂公所拟,进而由李济深誊录。在一定程度上,即可视为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通过胡鄂公,将中共行动方针贯彻于李济深的种种活动之中。张任民(1898~1985),广西马平(今柳州)人,桂系军官,与新桂系三巨头中第二位之黄绍竑关系密切。早年就读于广西陆军小学、武昌陆军中学、保定军官学校,曾参加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北伐、抗战,任广西讨贼军总参议、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总参议、第五战区军法执行监兼任第五战区青年军团副团长兼教育长、广西绥靖公署参谋长、国民党行宪国民政府第一届立法委员等职。

  Lot 1924 李济深(1885 - 1959)致张学良信札 

  信笺 一通一页 1936年12月30日作 25.5×16.5cm 

  估价(RMB): 40,000-60,000 

  展览:“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复旦大学,2015年。(出版于展览图录第13页) 

  说明: 这是“西安事变”刚和平解决时,李济深写给张学良的信札。其中提及西安事变,以“西安兵谏,天下同钦”赞誉之。此时的张学良不顾个人安危,与蒋介石一同回南京,所谓信中“为国之公,赴义之勇,尤令人佩仰无限也”。 

  信中所说“所志与先生倡导如出一辙”,其“志”指的是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时,事变虽然解决,但一切仍充满变数,是以李济深专门致信向张学良表达抗日决心,并请教后续行动。

  Lot 1925 李济深(1885 - 1959)致杨虎城信札 

  信笺 一通一页 1936年12月30日作 25.5×16.5cm 

  估价(RMB): 40,000-60,000 

  展览:“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复旦大学,2015年。(出版于展览图录第13页) 

  说明: 这是“西安事变”刚和平解决时,李济深写给杨虎臣的信札。提及西安事变,并言仰慕张杨之“大勇”。其时,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南京,随后被软禁、解除兵权。而杨虎城的遭遇也近乎此。先是在1937年1月被停职留任,然后再同年7月被迫出洋考察。两位“西安事变”的功臣,其事功就此戛然而止。

  Lot 1926 李济深(1885 - 1959)致宋哲元信札 

  信笺 一通三页 1937年7月22日作 26×16.5cm×3 

  估价(RMB): 60,000-80,000 

  展览: “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复旦大学,2015年。(出版于展览图录第14页) 

  说明: 这通信写于1937年7月22日,距离“七七事变”仅十五天,应该是同一批信中的第一封。 

  之所以第一个就写给宋哲元,是因为宋哲元是当时镇守平津地区的孤军,是抗战刚爆发时最先面临日军攻击的部队。在信中,李济深希望宋哲元能决心抗战,希望全国力量能联合抗战,但又对蒋介石的抗战决心表示怀疑。这是李济深对局势的考虑,事实上,也符合当时的现状。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倭寇已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可知蒋介石并未下定决心,这意味着如果日本真的只是“与宋哲元为难”,中央政府是否出兵亦未可知。是以宋哲元当时的处境异常危险,稳住宋哲元军心并给予相应支持,无论是对宋哲元本身,还是对抗战大局,都相当重要。

  Lot 1927 李济深(1885 - 1959)致孙殿英信札 

  信笺 一通一页 1936年3月31日作 27.5×16.5cm 

  估价(RMB): 40,000-60,000 

  展览:“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复旦大学,2015年。(出版于展览图录第13页) 

  说明: 孙殿英在1933年曾与日军作战,虽然失利,但仍因其作战勇敢赢得舆论称赞。后被剥夺兵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高等顾问等职。李济深想必是欣赏其之前的抗日表现,故托钱寿康前去联络没有实权的孙殿英。

  Lot 1928 李济深(1885 - 1959)致韩复榘信札 

  信笺 一通三页 1937年7月22日作 26×16.5cm×3 

  估价(RMB): 60,000-80,000 

  展览: “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复旦大学,2015年。(出版于展览图录第14页) 

  说明: 这是抗战刚爆发时李济深写给韩复榘的信札。韩复榘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在信中,李济深写道:“揆之这样当局已往措施,颟顸至可虑者,装模作样,徒作空气之宣传,以避国人之责难,而结果诿迫其妥协出卖之过于当其冲者,而实际国家又亡了一大部份,此则尤堪悲痛者也。”这一担忧不幸在韩复榘身上应验了。抗战初期,韩复榘率领部下英勇作战,但多次与蒋介石发生冲突。于是,韩氏怀疑蒋介石试图通过日本消耗其实力,最终不战而退,导致山东失守。

  Lot 1929 李济深(1885 - 1959)致阎锡山信札 

  信笺 一通三页 1936年7月22日作 26×16.5cm×3 

  估价(RMB): 60,000-80,000 

  展览: “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复旦大学,2015年。(出版于展览图录第15页) 

  说明: 阎锡山是民国掌权最久的地方实力派人物,权高位重,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团结的对象。1936年10月,山西进步人士成立“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阎锡山自任会长,并邀请中共党员薄一波主持工作,就此与中共建立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同年11月,阎锡山命令傅作义等部反击日伪军取得胜利,振奋全国军民抗战之心。可见,阎锡山是既有合作意向,又愿意并敢于抗日的人物。事实上,抗战爆发后,阎锡山受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红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即被编入该战区战斗序列,名义上在其领导下进行抗战。

  Lot 1930 李济深(1885 - 1959)致刘湘信札 

  信笺 一通三页 1936年7月22日作 26×16.5cm×3 

  估价(RMB): 60,000-80,000 

  展览: “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复旦大学,2015年。(出版于展览图录第15页) 

  说明: 刘湘领导的川军,是抗战爆发后最早举起抗日大旗并采取实际行动的地方实力派。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刘湘在9日即完成川康整军会议,10日通电请缨抗日,9月1日率军出川。之后,川军在刘湘的领导下、在其遗志的鼓舞下,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抗战,是各省中参战人数最多、牺牲人数最多的部队。刘湘的遗言“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至今读来依然振聋发聩、荡气回肠。 

  本场另一批第1931号至第1938号拍品为李济深致胡鄂公信札,勾勒“两广事变”前后李济深之重要革命活动。

  Lot 1948 冯玉祥(1882 - 1948)有关表明社会主义信仰的重要密信 

  信笺 三通三十四页 约1932年作 26.5×19cm×29 15.5×10cm×5 

  估价(RMB): 80,000-120,000 

  展览:“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复旦大学,2015年。(出版于展览图录第17页) 

  说明: 此为1932年冯玉祥与胡鄂公往来信札,从胡鄂公以中共中央情报部长的身份致信冯玉祥起,一来一往共计三通,是冯玉祥接触中共及其思想左倾的重要文献证据。 

  当时,胡鄂公活跃于上海,而冯玉祥则因中原大战失败隐居泰山。处于人生、事业低谷的冯玉祥,为了解决人生困惑,谋求东山再起,积极地学习共产主义理论,并与共产党员胡鄂公有了密切往来。 

  两人的这次往来,从1931年10月冯玉祥前往上海赠予上海党中央经费开始,彼时负责与冯玉祥联络的就是胡鄂公。 

  在胡鄂公写的第一通信中,胡氏首先回忆了与冯玉祥共同参与的革命活动,如滦州起义、四川讨袁、北京反曹锟贿选等,继而分析了冯玉祥早前种种革命行动的失败是缺乏信仰,以及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 

  这封信得到了冯玉祥的热烈回应。冯玉祥在回信中指明说,“我的信仰社会主义不会有变更的”,但又说“我的环境是非有保护色不能活动”,并谨慎地使用代号落款(应是冯玉祥原名之谐音)。之所以如此,一是共产党当时仍被蒋介石政府围剿,被视为非法存在;二是因为中共受“左倾”思想影响,曾要求冯玉祥打出“红旗”,公开亲共的态度,而这一点是冯玉祥最为顾虑的。 

  收到冯氏回信后,胡鄂公又写了第二通信,向冯玉祥解释了什么纔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毛泽东而不是王明等人的社会主义才是“唯一的出路”,鼓励冯玉祥进行革命。

  Lot 1965 齐白石(1863 - 1957)致胡鄂公诗稿 

  信笺 一通二页 1919年作 25×15cm×2 

  估价(RMB): 120,000-180,000 

  展览: “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复旦大学,2015年。(出版于展览图录第18页) 

  说明: 此为齐白石因胡鄂公有所赠而作。从信中可知齐白石除了写信赋诗之外,还专门画了篱豆送给胡鄂公。1919 年,因感于家乡治安混乱,齐白石再次到北京谋生,但“卖画刻印,生涯并不太好”,“每到夜晚,相期父母妻子,亲戚朋友”,“不能聚首一处,往往通宵睡不着觉”(据《齐白石自传》)。 

  这首诗中用“红豆”这一意象,并说“万事何如为口忙”,正是齐白石思念家乡和亲友、为生活奔忙的情状的真实写照。 

  齐白石与胡鄂公关系甚为亲密。齐白石早年在北京,少有人赏识,而胡鄂公是其中之一。在齐白石觉得心灰意冷,准备回老家时,胡鄂公曾劝其不必,说只要等几年,满京华都会知道齐白石。当时,胡鄂公作为辛亥革命功臣,担任要职,并不以齐白石的地位为然,而是真心欣赏齐白石的绘画艺术。 

  当两人关系更近一步后,齐白石托人向胡鄂公家女佣胡宝珠提亲,两人的关系更进了一步。从胡鄂公的日记可知,齐白石为胡氏作了许多画,胡氏生日时,齐白石会提前将画画好送上;而胡鄂公则在过年之前首先给齐白石去信道贺,有时亦在梦中见到齐白石,在部分齐白石的画上,胡氏为一题再题。

  Lot 1966 齐白石(1863 - 1957)致胡鄂公信札 

  信笺 一通一页 28×16.5cm 

  估价(RMB): 50,000-80,000 

  展览:“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复旦大学,2015年。(出版于展览图录第18页) 

  说明: 此诗为齐白石因对京中权贵不满而发。这种不满在一定程度上也与齐白石当时的不得意有关。齐白石在自传中曾说“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喜爱,除了陈师曾意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绝无仅有”。但胡鄂公无疑是个例外。在作于1919 年的《秋声》中,齐白石自题:“庐江吕大赠余高丽陈年纸,裁下破烂六小条,灯下一挥,即成六屏,倩清祕阁主任裱褙。裱成,南湖见之喜,清祕主人以十金代余售之。余自以为不值一钱, 南湖以为一幅百金,时流谁何能画?余感南湖知画,补记之。璜。”同时,1919 年齐白石将回湖南时,胡鄂公认为齐白石的“篆刻及画,人皆重之,归去湖南草间偷活何苦耶”,并鼓励齐白石“多居京华四三年,中华贤豪长者必知世有萍翁者”。确可见二人交情之深。

  Lot 1969 吴昌硕(1844~1927)致胡鄂公信札 

  信笺 一通一页 27.5×17cm 

  估价(RMB): 50,000-80,000 

  展览: “抗日战争与中美关系珍贵文物展”,复旦大学,2015年。(出版于展览图录第18页) 

  说明: 这通吴昌硕致胡鄂公的信札,似因胡鄂公在久华堂订购吴昌硕作品时出现价格纠纷而起,吴昌硕因之专门写信向胡鄂公介绍了润例,极富意味。久(九)华堂光绪十三年(1887)开设于上海,是一家以制作经营印笺、印泥、扇面、名人书画及木版水印为主的字画店,也承接海上名家字画的代理。民国年间,其装裱曾名动天下。


 

2015名人手稿信札拍卖行情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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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钧珍藏的“蒋介石密令手谕”

文/图 吴伟忠

与2015年近现代名家精品书画受宠和明清瓷器拍卖行情低迷相比,该年度名人手稿信札行情则延续着2014年的慢牛态势,表现依然平稳。盘点2015年名人手稿信札拍卖行情,中国嘉德、北京保利、杭州西泠等大拍卖行本着“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策略,没有盲目扩大拍卖规模,而是在拍品质量上做足文章,推出了部分近现代史上十分著名的文化名人,如章太炎、胡适、陈寅恪、傅斯年等名人的信札和手稿,在市场上反响较好,受到了买家青睐。尤其是2015年恰好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大庆,各拍卖行抓住这难得的机遇,将历年来征集到的各种有关抗战题材的名人手稿信札适时推出,蒋介石、李济深等抗战名人的信札格外受宠,在拍卖场上备受买家追捧,成交价屡创新高。

名人信札,是指名人之间书信来往的信函,一些名画家的信函,很久以来就被藏家们当作艺术品看待,也同样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与名人信札相比,名人手稿一般页数都较多,内容也更加完整丰富,收藏价值更高。在2015年3月率先开拍的北京匡时迎春拍卖会上,备受瞩目的胡适驻美期间与王世杰和蒋介石等人往来电文以78.2万元成交、另一封胡适与周作人的最后通信也以55.2万元拍出;在同年5月举行的中国嘉德春拍中,陈寅恪致傅斯年信函以115万元高价成交,该信系陈寅恪先生在收到史语所(静心斋)寄来的聘书之后致信傅斯年,内容丰富,弥足珍贵、另一件陈寅恪致傅斯年书札则以92万元成交、章太炎致马宗霍先生信札也以41.4万元拍出;在6月举行的北京保利春拍中,诞生了一件千万元级别的大拍品,即钱大钧珍藏的“蒋介石密令手谕”以1782.5万元的天价成交。尤其是7月初在浙江杭州举行的西泠印社春季拍卖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要文物--胡鄂公上款名人书札专场”,受到了买家的大力追捧,成交额达800多万元,成交率高达100%,拍卖师斩获白手套,其中著名抗战将领李济深(1885~1959)有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致蒋介石的重要信札以40.25万元拍出、李济深于1936年12月30日致张学良的信札以31.05万元成交。

进入2015年秋拍后,名人手稿拍卖行情依然十分稳健,表现可圈可点。在11月开拍的北京中国书店秋季书刊资料拍卖会上,一件徐悲鸿致温景博书札以66万元落槌;在12月北京保利十周年秋拍场中,有不少清代和近现代的名人书札拍品以高价成交,其中清代书画家、扬州八怪之首金农的书札以115万元成交、张大千致山田喜美子信札以80.5万元成交、黄宾虹致蔡哲夫及香亭书札以58.65万元成交、清代郑板桥的书札以43.7万元成交、而大画家张大千的书札也拍出了36.8万元。在12月底举行的杭州西泠印社秋拍上,中外名人手迹特设两个专场,成交率均过九成,总成交额高达近6000万元,创同季国内名人书札拍卖最高成交额,其中目前市场所见数量最大的傅斯年亲笔手稿(包括了其重要著作底稿及抗战日记、英文手稿等)创纪录地以241.5万元的高价成交、第二次鸦片战争亲历者、英军侵华上将--哈利·劳森的“大沽口战役、(天津条约)签订期间未刊日记”以66.7万元拍出,并创国内拍卖西方稿本最高成交纪录。从2015年这些名人手稿信札的成交价上看,可真正称得上“家书抵万金”了。

纵观2015年中国名人手稿信札拍卖市场行情,笔者认为:买家们尤其是一些刚涉入这一领域的新买家必须要了解和熟悉名人手稿信札的各类知识,掌握名人手稿信札拍卖的各种技巧:

1、名人信札手稿的时间跨度一般长达数十年,不仅涵盖面广,且内容翔实,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件、社会环境等,既有彼此思想上的交流,也有日常生活的介绍,其史料价值不可低估,尤其本年度恰遇抗战七十周年大庆之际,蒋介石、李济深等抗战名人的信札手稿大受追捧就不难理解了。

2、名人信札特别是已故名人的手迹属不可再生资源,如果是用钢笔、毛笔写的,那这位名人的手稿便可认定全世界仅此一件,属于孤本,珍贵程度可想而知,即便是只字数语的便条,在当年或许都丢进了废纸篓,但流传至今却成为极受藏家和爱好者青睐的佳品。

3、在上拍的各种名人信札中,有些名人本身就是著名的书画家,很多书札信札也都是精品之作,在当前近现代书画珍品越来越难征集的情况下,选择收藏名人的手稿信札也不失为一个较好的投资方法,如民国时期的文人和画家--鲁迅、胡适、蔡元培、周作人、张大千、徐悲鸿等,他们的手迹精美典雅,可谓弥足珍贵。

4、名人信札重在“名人效应”,收藏名人信札除了寄信人、书信人必须是名人外,最好连收信人也是名人,若能完好保存信封则更佳,如此能大大提升拍品的价值,如杭州西泠春拍李济深致张学良的信札,因书信人和收信人都是民国时期风云人物,仅一通一页的信笺便价值不菲。

5、随着名人信札市场升温,也随之带来了种种造假行为,收藏名人手稿信札尤其要注意防伪。据新闻报道,2013年在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一封徐志摩的信札内容与两年前的另一封信札有相同之处,相似内容也曾在其他文献中出现。徐志摩想必不会“群发邮件”,赝品就此暴露。收藏名人信札,除了要鉴别纸张、笔迹等,鉴定名人的签名是很重要的一环,一般名人的签名都有特色,此外,最好是收藏传承有序的名人信札,这样完全性高一些。


 

2014名人手稿拍卖行情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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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名人手稿拍卖行情盘点

2015-01-23 10:54 来源:东南早报  我有话说

盘点2014年艺术市场名人手稿拍卖行情,依然维持着近年来的上扬态势,价格持续飙升,特别是近现代史上十分著名的文化名人,如胡适、鲁迅、周作人、巴金、章士钊、陈寅恪等名人信札、手稿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在拍卖场上备受追捧。

名人信札,是指名人之间来往的信函,一些名画家的信函,很久以来就被藏家们当做艺术品看待,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与名人信札相比,名人手稿一般的页数都较多,内容也更加完整丰富,其收藏价值要高许多,尤其是清末民初流传下来的文学名著手稿则价值更高。当然,现代名人手迹的收藏潜力同样也不容小觑。这些年来,名人信札、手稿升值幅度十分惊人。如在2014年杭州西泠印社春季拍卖会上,康有为的行书《游存庐落成诗》,以15万元起拍,经过近50轮竞价,最后以218.5万元的高价成交;在北京匡时春拍中,汇聚了近100年来叱咤风云之政治家、艺术家等200余件翰墨遗迹,其中徐悲鸿的《致周杨手札一通》拍到了379.5万元;在北京歌德春拍中,共上拍王蒙、张抗抗、梁晓声、王朔等当代文学家的小说、散文手书原稿近百件,其中王朔为电视剧《海马歌舞厅》写的手稿《一种感觉》以28.75万元成交。

进入2014年秋拍以来,名人手稿行情强势依旧,表现可圈可点。在中国嘉德秋拍中,一件十分罕见的《陈寅恪致董作宾信札》拍出了276万元的高价,此信系陈寅恪就董作宾欲赴成都兼课一事所作的答复,史料价值极高。一件巴金写给刘旦宅的信拍前估价仅15万元,最终拍到了63.25万元。此信是1957年3月,巴金约请著名画家刘旦宅为小说《家》的英文版创作插图事宜的;最值得称颂的是杭州西泠十周年秋拍,三个专场合计成交总额高达6979万元,创国内市场名人信札拍卖成交纪录,其中一件有特殊意义的拍品——徐志摩《结婚日记》,系其与陆小曼结婚当年的日记原稿,以高于估价一倍的241.5万元成交。民主人士章士钊遗稿《论衡》批校本以69万元成交、章士钊致毛泽东探讨其晚年力作《柳文指要》的书信底稿,以10万元起拍,最终以95万元拍出。

名人手稿行情之所以如此之红火,原因有三:一是名人手稿时间跨度长达数十年,不仅涵盖面广,且内容翔实,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件、社会环境等,既有彼此思想上的交流,也有日常生活的介绍,其史料价值不可低估;二是已故名人的手迹属不可再生资源,如果是用钢笔、毛笔写的,那这位名人的手稿便可认定全世界仅此一件,属于孤本,珍贵程度可想而知;三是与画家的书画作品相比,名人信札、手稿作伪的可能性较小,买入手稿赝品的风险要小得多,因此日后升值也就更快。(上海彭浦)

  • 名人信札书信拍卖价格很高 保存下来不容易详细内容
  •      近年来,名人的书法和信札悄然升温,从去年的梁启超、康有为书画就可以看出,名人之间相互联系留下了历史的见证和证据,带我们去领略那个时代文人和名人的想法和时代背景。作为拍卖场上很少的一类收藏,不被众多买家和收藏家看中,而偏安一隅。国家在提倡文化复兴,文化强国,中国梦的文化也促进了整个收藏文化的发展。
      在嘉德四季第33期拍卖会上,拍前估价仅为0.8万至1.2万元的杨虎城《楷书》终以264.5万元高价成交,超过估价200余倍。民国书法市场再次吸引众多藏家的关注。多位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民国书法值得投资者关注,因为这部分作品的价格目前比较低,与其自身应有的价值不成正比,尤其是对于中小投资者和收藏者来讲更为适合。
      书法艺术是中国艺术中一种独特的形式,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名家辈出,风格多样。进入民国时期,书法艺术并未走向没落,而是进入一个特殊发展阶段。 
      民国自然也是文化发展的高潮阶段,由于东西方文化发展的冲突与融合,促进民国一大批国学大师和近代思潮的出现。
    据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传媒学院书法系教授査律介绍,民国时期的书法主流是清代碑学书风的延展,以师法金石(青铜器以及石刻上的篆、隶、楷书铭文)为尚,追求朴茂、厚拙的形态与风格。相比于前代,在传统的帖学行草书之外,金文、小篆、汉碑以及魏碑这些非文人书家的书写遗迹成为师法与创作的风尚,因此民国书坛的风格面貌极为丰富,同时也较杂乱。在展现其丰富度的同时,也相应降低了单向发展所能达到的高度。 
       查律认为,民国时期的书法家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前清遗老,主要有吴昌硕、康有为、郑孝胥、黄自元、杨守敬等;第二类为民国政界人物,包括孙中山、徐世昌、谭延闿、于右任、汪精卫等;第三类为文化学术名人,他们有蔡元培、梁启超、陈元、陈寅恪、朱自清、胡适、钱钟书、王国维等等;第四类是共和国的早期革命家,包括毛泽东、陈独秀等,但是这些作品基本都由国家收藏,市场上极为少见。 
    “除了书法艺术的发展独具特点外,民国时期的书法家与现在不同,往往以学者为首要身份,同时专研并以书法见长,不少书家还是重要的社会、政治人物,如于右任、李叔同、马一浮、沈尹默等。”查律教授说。
      对于民国书法作品的未来价格走势,华辰拍卖王维认为,民国书法肯定会是一个稳步增长的趋势,因为之前书法作品的价值被严重低估了。近几年随着大家对书法认识加深,价格有所上涨,但仍没有到达应有的价格,中国书法的市场潜力还是很大的。 
    “民国书法作品价格突然暴涨可能性不大,这种跟文化相关的产品肯定都是循序渐进的。”北京匡时国际拍卖公司董事长董国强说,因为文化的东西需要的是集体意识的觉醒,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循序渐进,暴涨的东西往往都是经不住时间的考验的。 
    华辰拍卖书画部负责人王维指出,目前民国书法作品只是在某一特殊时期比较高,比如去年辛亥革命。近几年兴起的文人书法较被大家关注,鲁迅、梁漱溟、蔡元培等人的作品,近来经常出现在各大拍场,受到一些藏家的密切关注。因此某一特殊群体的关注,应该会更多一些。 
      “我觉得民国的文人学者有投资潜力,如梁漱溟的书法作品市场价值才四五万块钱。你所说的不低还是个别东西,这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只关注那些个别的,没有看普遍的。可能一百件里有两件三件五件拍得很高,有九十多件都不高。”北京匡时国际拍卖公司董事长董国强说。



 

华成烟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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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股票
 

中国华成烟草与创始人戴耕莘
解放初期华成烟草公司股款收据,上有董事长戴耕莘、总经理陈楚湘的签名。

华成烟草公司创办人戴耕莘 
在镇海城关三角地,有一座古色古香的老房子—戴荣房,其主人即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华成烟草公司老板戴耕莘。20世纪20年代,戴耕莘抱着“抵御外侮,挽回利权”的实业救国思想,与挚友集资接盘了华成烟厂,后经增资改组,创办了华成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决意发愤图强,先后创出了自己的品牌——金鼠牌和美丽牌香烟,打破了当时英美烟草公司独霸远东烟市场的局面,因而在上海实业界日具盛名。
与挚友合作  创办华成烟草公司
戴耕莘,又名芳达,原藉宁波镇海城西虹桥村中戴(又名洪桥戴家),1895年生。父亲戴运来,系著名旅沪商人,在镇海城关建有戴荣房宅宇一所,供家人居住。戴耕莘7岁时,其父在镇海为其延师设馆,启蒙就读。稍长,进上海澄衷学堂(澄衷中学前身)读书,16岁辍学就商,进英商怡大洋行作练习生。三年后离开怡大,进利昌铁行随父习贾。1919年父殁,他继承父业出任利昌铁行总经理,时年25岁。戴年轻有为,30岁时被推为上海总商会会董。其后,又因创办华成烟草公司成功,在实业界更具盛名。
香烟(亦称卷烟)早先系国外输入,数量不多,自20世纪初,英美商人联合在上海设立英美烟草公司,并在浦东陆家嘴兴建第一批厂房起,外国公司制造的香烟就大规模地向中国各地倾销,而且牌子越来越多,烟厂也一再增多,大量中国钱财随之滚滚流入外商手中。其时很多中国商人为了振兴民族工业亦曾设法开设烟厂,但厂小资本少,又值军阀混战时期,得不到本国政府支持,在外资倾轧、大鱼吃小鱼的情况下,很多烟厂都被扼杀在萌芽状态。当时国人经营的烟厂中,规模较大的只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一家,但因原料受限制仅堪自保。致使20世纪20年代前后,我国销售多数都是英美烟草公司的产品,诸如“老刀牌(亦称强盗牌)”、“红锡包(亦称大英牌)”、“绿锡包(亦称三炮台)”、“前门牌”等,国产的很少。
华成烟草公司成立于1924年,它的前身为华成烟厂,开办于20世纪20年代初,地址在上海南阳桥(原南市区,现黄浦区),最初创办人虞成新、沈延康。因市场被英美烟草公司控制,烟厂连年亏损,虞、沈无力继续经营,将厂出盘。1924年4月,30岁的戴耕莘和同学挚友陈楚湘(烟界权威陈文鉴之子,镇海贵驷人)、曹庆华等,抱着“抵御外侮,挽回利权”的实业救国思想,集资4万银元盘下了华成基业,并继续沿用华成厂名,开始经营。后又集股增资,将工厂改组为华成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戴耕莘任董事长,陈楚湘任总经理。
华成成立之时,正值甲子年即中国传统的鼠年。为纪念公司成立,吸引消费者,公司研制了硬盒铝箔纸10装“金鼠牌”香烟,当年10月投入市场,结果一炮打响。首月销售100箱,随后增至380箱。
美丽牌香烟
正当金鼠走俏之时,华成又逢甘露。1925年爆发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空前的爱国运动,激发了国人的爱国心,人们纷纷改吸国产烟。根据这种情况,华成抓住机会,一方面扩大再生产,筹建二厂,把卷烟机增至7台;一方面,于同年10月推出美丽牌10支装、50支装香烟。由于华成产品质高价廉,吸者日众。1925年,全年销售11018箱,平均月销918箱,盈利338135银元。
创国产名牌  打破外商独霸局面
老华成烟厂原先生产的只有10支装“三旗牌”香烟,质量不高,无法与英美烟草公司产品匹敌,销路仅限于山东滕县一带。戴耕莘、陈楚湘经营华成后,决意奋发图强,首先提出要提高产品质量,创出自己的名牌产品,为进入和占领国内市场创造条件。第二,要选好商标。他们开始经营烟厂的1924年,正好是农历甲子年,甲子属鼠,而鼠为十二生肖之首,中国民间原有“黄金鼠年”的祝福口彩,于是他们就以“金鼠”作为商标,配以高档烟叶,在全厂职工共同努力下,终于在简陋设备中制出了烟枝精挺的“金鼠牌”香烟。“金鼠”香烟烟味适口,可与当时畅销的“红锡包”香烟媲美,而售价低于“红锡包”,因之产品一出,很快就打开了销路。“金鼠”首战告捷后,数年又创新牌。他们发现著名坤伶吕美玉在时装京剧《失足恨》中拍摄的一张半身剧照,装束华贵、美丽动人,就别出心裁地请名画师为这幅剧照勾勒一金园形像框,框外缀绿叶数枚,再衬以虎黄色美术图案,作为商标(此事吕美玉提起诉讼,后经法庭判决,由华成公司一次性付给吕美玉2万银元结案)。生产了档次较高的“美丽牌”香烟。由于“美丽”香烟先用剔除烟梗的上等烟叶作原料,烟丝纯净,烟味醇和,加以商标精致华美,别具吸引力,在市场上颇受欢迎。
 随着“金鼠”、“美丽”牌的面世,他们又先后在广告上大做文章。“金鼠牌香烟,烟味好,价钿巧!”;“美丽牌香烟,有美皆备,无丽不臻。”他们除将这两条易懂、易记的广告标语在报刊、电台反复进行宣传外,在沪宁、沪杭铁路沿线的车站、码头、城镇、农村、乃至穷乡僻壤,到处树立广告牌,张贴广告画,还在城市的游艺场所,行驶的电车、公共汽车上绘制广告,促使产品销路不断扩大。特别是1925年上海发生“五州”惨案后,全国掀起了反帝高潮。在“抵御洋货,提倡国货”的浪潮中,华成烟草公司的“金鼠牌”、“前门牌”的气势,为中国烟草工业的发展争得了市场,公司也因此大为盈利。它的股票原来100元票面只值30元,而后来涨至2000元,还没有人肯脱手,盛况可见。
自1927年开始,分三个阶段在上海霍山路兴建了新厂,使原三厂合并,形成集中生产。新厂占地21亩多,投资136万银元,拥有40台卷烟机。全部工程历时6年。其厂房建筑宏伟,内部设施较好,堪与南洋媲美。1928年,除在宁波路设立总公司外,又在杭州、汉口设分公司,在香港、新加坡设代理经销处。之后,华成总厂又从大连路霍山路延伸到惠民路,占地约20亩,规模宏然。同时新增了“富贵”、“芬芳”等牌的香烟品种,以适应不同的消费者需要。
华成“金鼠”硬纸烟盒。注意右下方的六角星中有“HC”字母,是华成商标,上方英文说明“金鼠”牌卷烟选用了美国弗吉尼亚烟叶。国产高级卷烟是华成一贯的产品定位。
谋经营之道  不断提高企业效益
1928年8月,陈楚湘因劳累过度,患神经衰弱需休养,董事会决定由戴耕莘兼任总经理,陈楚湘任常务董事,以备咨询。戴耕莘为了专心经营华成,不久将其父遗业利昌铁行停歇,从此全力投入烟业。
华成烟草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1)扩大公司规模。建大连路仓库;在天津、南京等地设华成烟草分公司;投资广州,与人合资开设“国香”烟草公司。
(2) 添置、更新机器设备。
(3)精选管理人员,简化行政机构,将脱产职工人数控制在全厂职工总数的6%~9%(当时南洋和英美烟草公司的比例为10%~20%),减少成本支出。
(4)整顿健全会计制度,并改旧式账册为新式薄记,请会计师每半年审核一次。
(5)请行家担任领导,推动业务发展。分厂厂长顾少卿、吴熊渭对烟草业务非常熟悉,精明能干,1929年起,戴耕莘就先后聘他俩为华成总厂厂长和副厂长;股东沈星德,浙江慈溪人。10岁读私垫,15岁去镇海骆驼桥正裕烟号当学徒,23岁进上海带钧桥德丰烟号做财务,翌年进汉口路宝大烟号工作,后任该店经理。民国3年(1914年)在三洋泾桥德泰烟号当经理,民国5年在文监师路德大生烟号当经理。民国11年沈在兴业烟草公司任营业部长,同年任上海华成烟草公司董事。民国13年沈与陈楚湘等人共同发起,改组前华成烟草公司为中国华成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成立后,沈星德在销售业务上颇有能耐,1930年后,戴耕莘就聘他为华成烟草公司协理,分管供销业务。翌年春,该公司卷烟畅销,营业额大幅度增长,在沈星德倡议下又开设了几家新厂。民国14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华成烟草公司卷烟销势始终不减,公司生产的金鼠与美丽牌卷烟畅销市内外。~再如,担任常务董事的沈德华,从事烟号司帐和经理多年,在产品推销上亦富有经验。戴耕莘就是依靠这些行家作为公司各部门的业务领导,使业务蒸蒸日上。
(6)不断进行广告宣传。在保证产品质量前提下,戴耕莘十分重视产品的广告效益。在兼任总经理后,他和他的助手们除继续利用报刊、电台和广告牌、画进行宣传外,还在上海南京路日升楼和虹口总厂屋顶装设霓虹灯广告。
(7)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华成的产品之所以经久不衰,其经营上确有独特的经验:一是行家领导,总经理陈楚湘是卷烟生产的行家,协理沈星德自幼在烟号学徒,对销售颇有经验。公司在招股方面,注意吸收烟草界同行和烟店经理参加,因为他们熟悉市场,推销上有经验。二是依靠拳头产品。金鼠、美丽质高价廉销路广。1931年后,华成停止其他牌号生产,专制美丽和金鼠。三是建立行销网。华成除在上海外,还在杭州、汉口、天津、南京设立分公司负责销售,产品面向19个省市,自下而上建立了经销、代理、分公司经理的行销网。四是重视广告宣传。公司设广告科,从每箱烟中提取二角钱作广告费,除在报纸、街道、电影院、汽车、电车等处作广告外,还发明一些新招术,如与大中华火柴公司合作,以美丽商标为火柴图案,这样即为美丽香烟作广告又为火柴打开销路,双方互利。
1932年后,戴因操劳过度,常患疾病,但他仍坚持职位。1934年戴心脏病复发后去德国治疗,但即使如此,他仍不忘公司经营。为学习外国经验,他在回国途中,特地从西欧转道产烟地区,对烟叶的种植、焙制、交易等情况进行考察。回国后,他又亲临胶济铁路沿线,视察当地烟叶种植和收购情况。为提高烟叶原料质量,1935年,他在长辛店置地41亩建造烟场,作为公司收购烟叶和焙制、监质基地。
1938年,戴耕莘再度患病入院,其时陈楚湘病体己得康复,戴乃向董事会提出辞去兼职,请陈楚湘任总经理,自己留任董事长。
自1924年戴耕莘和陈楚湘等盘下老“华成”并着手经营起到1933年时,华成烟草公司的次本额己从4万元跃进到360万元,整整提高90位。1932年“金鼠”牌香烟在上海的销售额己占各种香烟之冠。到1936年底公司资产总额增至1239万元,卷烟机亦由1924年的3台扩展到1937年70台。日产卷烟500余大箱。职工人数从1924年140人,到1937年增至2000人,生产旺季时加上临时工,总数多达4000人左右,这样的发展速度在当时民族工业中实属罕见。
1945年搞战胜利后,民众皆望华夏从此中兴,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却忙于争权夺利,媚外抑内,置民生于度外,遂使洋货再度倾销,民族工业奄奄一息,而烟厂受打击最烈。特别是那些官司僚资本,为图攫暴利、垄断市场,勒令在沪烟上,凡在沦陷期内开工营业者一律停闭,并不得以官价结算外汇。在这种情况下,戴耕莘不管病躯,只身赴重庆向有关当局据理力争。由于他在当时社会声望颇高,又慑于公论,终于使当局收回成命,各烟厂得获复苏。1946年戴耕莘被推为上海市烟业同业公会理事长。在些前后,他还兼任上海市商会监事、中国工业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上海广益善堂副董事长、上海妇孺救济总会董事、中国华一印刷公司董事长、青岛烟叶公司董事长等职。
为社会公益  千方百计捐资出力
戴耕莘不仅是实业界巨子,而且热心社会公益事业。
1922年、1923年夏,浙江淫雨,洪水为灾,他除自己捐助巨资外,并向友好劝募,曾得省公署嘉褒;1925年闸北属华界,因军阀混战,市政不修,火灾频闻,戴耕莘与邻近厂商商议,出资购置新式消防设备,兴办了闸北二段救火会,并被推为会长;三十年代初,华成烟草公司稍有发展,他即兴办华成职工子弟学校于总厂附近;在家乡洪桥,他除继承父业在宗祠设义学,让族中子弟免费就读外,1934年又新建大屋5间,供族人在婚丧时免费使用;1947年,镇海筹建辛成中学时,他以戴荣房名义捐建三层教育兼办公大楼一幢。他还寓广告于善举之中,如在浙江等地乡镇的偏辟要道,建造“金鼠亭”、“美丽亭”等凉亭,既方便行人避雨歇息,又起到广泛的宣播作用;1934年,宁波为新建灵桥募集资金时,戴耕莘以华成烟草公司名义捐资一万(银)元;金衢1934年,宁波为新建灵桥募集资金时,戴耕莘以华成烟草公司名义捐资一万(银)元;金衢地区山洪爆发,戴耕莘又以华成烟草公司名义,紧急拨款用火车免费运送灾民到安全地区,并建厂施粥,安顿住宿,使千余灾民得援。这些善举使华成公司名溢四扬,而其资金均在广告费中支出。 
1937年,“八·一三”事变的炮火,使华成损失达500万元以上,超过公司资本总额。为维持生计,华成只好委托其他烟厂代为加工,但这毕竟不符合事业的发展。为此,那些不甘寂寞的股东又开始筹建新厂,1939年,在英租界内开工,至到1941年秋正式落成。由于当年12月8日,日军进占租界,新厂至翌年3月开工。1945年,日军投降后,华成开始扩大生产。他们一面订购美式新机器;一面抓紧修复旧设备。到1947年,已有37台卷烟机投产,与战前40台水平基本相近。华成的股东重振旗鼓,加大投资,产量递增,但终未达到战前水平。特别是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通货膨胀下往往造成公司虚盈实亏,临近解放前夕,经营逐步走向萎缩。
1949年解放以后,华成等私营烟厂受上海国营中华烟草公司领导。1952年,我国政府接管英商颐中烟草公司,成立了国营上海烟草公司。同年10月中华烟草公司并入上海烟草公司,此后上海卷烟工业逐步走向集中管理,集中经营
1948年戴耕莘因病去国外治疗。我国大陆解放时,他恰好行经香港,得悉新中国成立,即毅然返沪,与实业界好友包达三、盛丕华、刘鸿生、吴蕴初等著名爱国人士,拟共同为新中国经济建设作出贡献。无奈因体力不支,只好嘱其子戴伦庠(后被选为静安区政协委员)追随诸前辈为国效力。自己则居家养病。1955年秋,医生诊断其患癌症,但10月20日华成公司公私合营成立大会时,他仍勉力出席,表示夙愿。然从此不起,1956年10月2日,病逝上海。
华成公司,亦于1959年国家调配工业企业时,在主管部门统筹安排下,转入新兴的电子工业。   
扩展阅读人物介绍1:沈星德
沈星德(1881~1966),浙江慈溪人。10岁读私垫,15岁去镇海骆驼桥正裕烟号当学徒,23岁进上海带钧桥德丰烟号做财务,翌年进汉口路宝大烟号工作,后任该店经理。民国3年(1914年)在三洋泾桥德泰烟号当经理,民国5年在文监师路德大生烟号当经理。民国11年沈在兴业烟草公司任营业部长,同年任上海华成烟草公司董事。民国13年沈与陈楚湘等人共同发起,改组前华成烟草公司为中国华成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成立后沈任协理。翌年春,该公司卷烟畅销,营业额大幅度增长,在沈星德倡议下又开设了几家新厂。民国14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华成烟草公司卷烟销势始终不减,公司生产的金鼠与美丽牌卷烟畅销市内外。www.findart.com.cn 
沈星德曾在华成烟草公司所属的正裕烟号(专营旱烟)、德大生烟号(兼营旱烟)工作过。这两家烟号的卷烟所用原料都是国产烟叶,因此他建议华成逐步减少对美国烟叶的使用。沈星德每年去山东、河南收购烟叶,而且对烟叶的收购质量把握甚好,颇得总经理、董事长赞赏。由于多年经营卷烟,他在推销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使该公司卷烟销路打开。民国22年3月沈当选为华成烟草公司董事。
民国26年,华成烟草公司的工厂大部分被日军摧毁后,沈星德到处奔走为筹划恢复营业费尽心机。上海解放前夕,他建议公司抽调资金购买外汇,确保公司的经济基础。解放后,他又调集到40万美元、数百万港元的外汇,增加了公私合营后的流动资金,在行业内起了带头作用。www.findart.com.cn
沈星德解放前历任华一印刷公司董事、中国火柴公司董事长、中国烟业银行常务监事、中国烟业公司董事长、天丰造纸厂总经理,曾任上海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工商联合会财务委员等职。上海解放后,他又任市烟叶联购、采购同业公会主任委员。曾陪同公方人员深入山东、河南等烟叶产区作调查研究。
沈星德曾在家乡慈溪投资建造海隅学校,修道路和建桥梁。1950年沈参与在沈师桥镇厦门头创立三北医院,受到当地人的称颂。
扩展阅读:人物陈楚湘
陈楚湘(1897——1973),出身于烟草“世家”,父亲陈文鉴原是兴业烟厂的创办人。1924年,陈楚湘继承父业,创办福和烟草公司,任总经理;后与工商业者戴耕莘共同集资4万银元接盘华成烟厂,为常务董事兼总经理。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国人热心提倡国货,华成烟厂出品的“金鼠牌”香烟销量直线上升,同年10月又生产“美丽牌”香烟,成为上海滩的名牌香烟,销量更大,华成公司盈利猛增。抗战前公司职工达三四千人,成为规模最大的民族卷烟企业。 陈楚湘创办华成烟草公司,常以“诚无悔,恕无怨,和无仇,忍无辱”12字自律。 
上海解放后,陈楚湘仍任公私合营后的华成烟厂经理。他在1957年60岁生日时,上电台向台湾工商界发表了广播讲话,希望与台湾同胞共同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 
陈楚湘住宅是一幢西班牙式的四层楼住宅,房屋占地面积387平方米,建筑面积1115平方米,花园占地面积1353平方米。1936年建成,人称“陈家花园”。
在愚园路395弄“涌泉坊”弄底,深藏着一幢鲜为人知的美丽建筑,那就是涌泉坊24号——陈楚湘住宅。
在愚园路395弄“涌泉坊”弄底,深藏着一幢鲜为人知的美丽建筑,那就是涌泉坊24号——陈楚湘住宅。

 

《青年人的阅读》---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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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的阅读》---余秋雨


  “生命的质量需要锻铸,阅读是锻铸的重要一环”。余秋雨将阅读看得如此重要。对此,他自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听听他的读书建议,相信对我们会有所裨益。这是余秋雨1997年在台湾的演讲的一部分。 
  我觉得一个人的最佳读书状态大多产生在中年以后,但能不能取得这种状态则取决于青年时期的准备。 
  中年以后的读书可以随心所欲,而在青年时期却不能过于随意,需要接受一些过来人的指点。 

  一、尽早把阅读当作一件人生大事 

  阅读的最大理由是想摆脱平庸。一个人如果在青年时期就开始平庸,那么今后要摆脱平庸就十分困难。 
  何谓平庸?平庸是一种被动而又功利的谋生态度。平庸者什么也不缺少,只是无感于外部世界的精彩,人类历史的厚重,终极道义的神圣,生命涵义的丰富。而他们失去的这一切,光凭一个人有限的人生经历是无法获得的,因此平庸的队伍总是相当庞大。黄山谷说过:“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则尘俗生其间。照镜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这就是平庸的写照。黄山谷认为要摆脱平庸,就要“用古今浇灌”。 
  只有书籍,能把辽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浇灌给你,能把一切高贵生命早已飘散的信号传递给你,能把无数的智慧和美好对比着愚昧和丑陋一起呈现给你。区区五尺之躯,短短几十年光阴,居然能驰骋古今。经天纬地,这种奇迹的产生,至少有一半要归功于阅读。 
  如此好事,如果等到成年后再来匆匆弥补就有点可惜了,最好在青年时就进入。早一天,就多一分人生的精彩;迟一天,就多一天平庸的困扰。 
  青年人稚嫩的目光常常产生偏差,误以为是出身、财富、文凭、机运使有的人超乎一般,其实历尽沧桑的成年人都知道,最重要的是自身生命的质量,生命的质量需要锻铸,阅读是锻铸的重要一环。 

  二、要把阅读范围延伸到专业之外 

  阅读专业书籍当然必要,但主要为了今后职业的需要。鲁迅说:“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埋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读书杂谈》) 
  诸位报考大学的时候,刚刚从中学出来,都还不到二十岁吧,大人们还习惯于把我们称作孩子,青春的生命那么可爱又那么具有可塑性,却一下子被浇注在某个专业的模坯里直至终老,真是于心何忍。 
  生命的活力,在于它的弹性。大学时代的生命弹性,除了运动和娱乐,更重要的体现为对世界整体的自由接纳和自主反应,这当然是超越专业的。 
  现在很多所大学都发现了学生只沉陷于专业的弊病,开设了通识教育课,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同样作为一门课程,即使通识教育也保留着某种难于克服的狭隘性和被动性。因此不管功课多重,时间多紧,自由的课外阅读不可缺少。 
  更何况,时代的发展使每门专业的内在结构和外部界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没有足够的整体视野,连专业都很难学好。 

  三、先找一些名著垫底 

  大学生的课外阅读,是走向精神成熟的起点,因而先要做一点垫底的工作。 
  垫什么样的底,就会建什么样的楼。因此尽量要把底垫得结实一点,但时间不多,要寻找一种省俭方式。最省俭的垫底方式,是选读名著。 
  有些青年人对名著有一种逆反心理,为了保持自由而故意避开,这是孩子气的举动。名著不管是不是够格,总是时间和空间节选的结果,我们可以下在乎名著,却不可以不在乎时间和空间。一部似乎并不怎么样的作品居然被时间和空间首肯,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文化深度的悬念,光凭着这个悬念也值得去读一读。 
  更重要的是,名著因被很多人反复阅读,已成为当代社会词语的前提性素材,如果不了解名著,就会在文化沟通中产生严重障碍。 
  名著和其他作品在文化方位上是不平等的,它们好像军事上的制高点,占领了它们,很大一片土地就不在话下了。对于专业之外的文化领地,我们没有时间去一寸一寸占领,收取几个制高点就可以了。 
  对于名著不能平均施力,一个时间只能死啃一本,附带着集中阅读与它有关的书籍,务必把这个制高点完全占领。这是一个似慢实快的办法,书桌上不堆放多种类别的书,更不要摆出博览群书的派头一目十行、一天一本。如果本本都是泛泛而读,到头来就像愚熊掰玉米,掰一个丢一个,满地狼藉却食不果腹。应该反过来,慢慢地啃一本是一本,神定气稳地反复咀玩。每一本又都是高水平的作品,那么用不了多久,你的学问规模就影影绰绰地成型了。 
  有人认为,名著总是艰深的,不如读第二、第三流的作品省力。其实,第一流的作品由于逻辑比较清晰,表述比较果断、个性比较鲜明、形态比较优美,阅读起来不见得比第二、第三流的作品费力。即使费点力,因你内心深知其足可以一当十,也会感到值得。 
  那么,如何确认名著呢?这就需要寻求帮助了。过去很多大学者都为青年人开列过“必读书目”,但他们既要顾及各门学问的完整性,又要顾及青年人的多种层面和多种可能,总是把书目开得太长。“必读书目”其实变成了“重要书目”,可能一辈子也读不究。 
  因此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更有针对性的小书目。是否有针对性决定于书目开列者对阅读者的了解程度。青年学生不妨找自己信赖的师长作一些必读书目方面的交谈,交谈中要把自己的兴趣、欠缺和已读过的名著告诉师长,以求获得有的放矢的指导。 

  四、名著读不下去也可以暂时放下 

  即使是一位熟悉的师长很有针对性地为我们开了一份必读书目,书目里的名著也有读不下去的时候。 
  读不下去就放下,不要硬读。这就是非专业阅读的潇洒之处。 
  这么有名的著作也放下?是的,放下。因为你与它没有缘分,或许说暂时无缘。 
  再有针对性的书目也只考虑到了你接受的必要性,而无法考虑到你接受的可能性。所谓可能,不是指阅读能力,而是指兴奋系统,这是你的生命秘密。别人谁也不会清楚。 
  阅读是对外部世界的开发,也是对自己生命的开发。开发生命并不是重塑生命,我们的生命并不太坏,没有必要打碎了重塑。任何开发都应该顺应着地理地脉,开发生命也是同样,硬撬硬击会伤筋动骨。如果某个领域的几部代表性名著都读不下去,那就证明你与那个领域整体无缘,想开一点,整体放弃。也许几年后突然读得下去了,说明当初的无缘是短暂现象。但暂时现象也是真实的,不可为几年后的可能而硬来。 
  茫茫书海,真正与你有缘的只是一小角。名著如林,真正属于你的也只是不多的几十本。有不少名著属于有缘无缘之间,那也不妨一读,因为知道的范围总应该大于熟悉的范围,熟悉的范围总应该大于拥有的范围。只要有时间,算不上名著的多种书籍也不妨广泛地浏览一下,那里也会有大量既能契合你,又能提高你的东西。名著是基础,但不是封闭我们的城堡。 
  我刚进大学的时候,有两位年老的图书馆管理员笑眯眯地告诉我,他们能从一年级学生的借书卡上预测这些学生将来的成就,几乎是百试不爽。毫无规律胡乱借书的很难有希望,穷几年之力死啃一大堆名著的也不会有太大的出息;借书卡上过于疏空的当然令人叹息,借书卡上密密麻麻的也叫人摇头。我上面讲的这些道理,有不少正是从他们那里讨教来的。 

  五、有一两个文化偶像不是坏事 

  在选读名著的过程中,最终会遇到几部名著、几位名家最与你情投意合。你着迷了,不仅反复阅读,而且还会寻找作者的其他著作,搜罗他们的传记,成为他们的崇拜者。我的一位朋友说他一听到辛弃疾的名字就会脸红心跳,我在读大学时对法国作家雨果也有类似的情景。这就是平常所说的偶像。 
  偶像的出现,是阅读的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能够与一位世界级或国家级的文化名人魂魄与共,真是莫大的幸福。然而更深刻的问题在于,你为什么与他如此心心相印?不完全是由于他的学问、艺术和名声,因为有很多比他学问更高、艺术更精、名声更大的人物却没有在你心底产生这样强烈的感应。根本的理由也许是,你的生命与他的生命,有某种同构关系,他是你精神血缘上的前辈姻亲。暗暗地认下这门亲,对你很有好处。 
  同构不等于同级。他是万人瞩目的文化名人,你是寂寂无名的青年学生,但他的存在证明,你所进入的生命系统的某些部分,一旦升腾,会达到何等壮美的高度,于是你也就找到了一条通向崇高的缆绳。 
  有的同学把文化偶像的崇拜一律看作幼稚行为,成天懒洋洋地对一切可以仰望、可以进入的对象爱理不理,偶尔心有所动也快速地自我熄灭,实在是坐失了很多良机。 
  那些读了一辈子书却说不出最喜爱哪几部著作。哪几位作者的人,哪怕是学富五车的老学者,我也不敢恭维,在如此广阔的文化天地中失去了仰望的兴致,失去了亲和的热量,失去了趋附的动力,整个儿成了一尊冷眼面世的泥塑木雕,那还说得上什么? 

  六、青年人应立足于个人静读 

  青年人读了书,喜欢互相讨论。互相讨论能构建起一种兴趣场和信息场,单独的感受流通起来了,而流通往往能够增殖。 
  但是总的说来,阅读是个人的事。字字句句都要由自己的心灵去默默感应,很多最重要的感受无法诉诸言表。阅读的程序主要由自己的生命线索来缩接,而细若游丝的生命线索是要小心翼翼地抽理和维护的。这一切,都有可能被热闹所毁损。更何况我们还是学生,即使有点肤浅的感受也不具备向外传播的价值。在同学间高谈阔论易生意气,而一有意气就会坠入片面,肤浅变得更加肤浅。 
  就像看完一部感人至深的电影,一个善于吸收的观众,总喜欢独个儿静静地走一会,慢慢体味着一个个镜头、一句句台词,咀嚼着艺术家埋藏其间的良苦用心,而不会像有些青年那样,还没有出电影院的门就热烈谈论开来了。在很多情况下,青年人竞争式的谈论很可能是一种耗散,面对越是精雅深致的作品越可能是这样。 
  等到毕业之后,大家在人生感受上日趋成熟而在阅读上却成了孤立无援的流浪者,这倒需要寻找机会多交流读书信息了。那是后话,过一会儿再说。 

  七、读书卡片不宜多做 

  读书有一个经常被传授的方法,那就是勤奋地做读书卡片。读到自己有兴趣的观点和资料,立即抄录在卡片上,几个月之后把一大堆卡片整理一番,分门别类地存放好,以后什么时候要用,只要抽出有关的一叠,自己也就可以获得一种有论有据、旁征博引的从容。 
  这种方法,对于专业研究、论文写作是有用的,但不适合青年学生的课外阅读。 
  从技术上说,课外阅读的范围较大,又不针对某个具体问题,卡片无从做起,即使做了也没有太大用处,白白浪费了许多阅读时间。如果要摘录隽语挂句,不如买一本现成的《名人名言录》放在手边。 
  但技术上的问题还是小事。最麻烦的是,做卡片的方法很可能以章句贮藏取代了整体感受,得不偿失。一部好的作品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即使撷取了它的眉眼,也失去了它的灵魂。 
  有人说,做卡片的原因是自己记忆力太差,读过的书老也记不住,记不住等于白读,留下几张卡片也算是自我安慰。 
  实际上,阅读的记忆力有一种严格的选择功能,书中真正深切触动你的内容,想丢也丢不掉,对此你要有更多的洒脱和自信。 
  记不住当然是大量的,但记不住的内容又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真实的遗忘,一部分是无形的沉潜。 
  属于真实遗忘的那部分,不必可惜,就让它遗忘吧,能遗忘也是一个人自由自主的表现。太监之所以要记住宫中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因为他不能自由自主,不敢遗忘。正是遗忘,验证着生命结构的独立。 
  至于无形沉潜的那部分,我想大家都有过体会。在一定场合,由于一定的需要,居然把多年前早就淡忘了的印象搅动起来了,使自己也大吃一惊。苏辙曾说:“早岁读书无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翻译成现代口语,大致意思是:早年读书似乎没有深刻理解的地方,在晚年审察事物时却发挥了奇特的功效。这便是记忆的沉潜。 
  人类的大脑机能十分神奇,不要在乎表面上的记住记不住,该记住的总会记住,该忘记的总会忘记,该失而复得的总会失而复得,轻轻松松读下去就是了。 
  我不主张在课外阅读中做很多卡片,却赞成写一些读书笔记,概括全书的神采和脉络、记述自己的理解和感受。这种读书笔记,既在描述书,又在描述自己。每一篇都不要太长,以便对即时的感受进行提炼,把感受提炼成见识。 

  八、有空到书店走走 

  大学生的阅读资源,主要来自图书馆。但是,我希望大家有空也到书店走走。书店当然比图书馆狭小得多,但它是很有意思的文化前沿。当代人的精神劳作有什么走向?这些走向与社会走向有什么关系?又被大众接受到什么程度?解答这些疑问的最好场所是书店。 
  崭新的纸页,鲜亮的封面,夸张的宣传,繁忙的销售,处处让你感受到书籍文明热气腾腾的创造状态,而创造,总是给人一种愉悦的力量。这种力量对读书人是一种莫名的滋养,使你在长久的静读深思之后舒展筋骨,浑身通畅。 
  你可以关注一下畅销书排行榜,判断一下买书的人群,然后,也准备为自己选几本书。在书店选书与在图书馆有所不同,对于重要的书,你会反复考虑永久性拥有的必要性,于是在书架前进行了一次短短的自我拷问。你也许会较少犹豫地购买儿本并不重要却有趣、可爱的新书,由此你对自己与书籍的奇异关系产生了某种疑问,这种疑问的每一个答案都让人开心。

 

先秦至六朝时期的罪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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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6-01-14 08:43
作者简介:
(日)釜谷武志,日本神户大学人文学研究科教授,兼任神户大学附属图书馆馆长。

一、前言
无论东洋西洋、无论什么时代,罪与罚都是对人而言意义重大的主题之一。本文拟从整体上观察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如何处理罪与罚的问题,从而探究中国人关于罪与罚的意识。
现代日语中的“罪”,无论是法律意义上的,还是精神、宗教意义上的,都是指恶行或过失等被要求做出某些补偿的事情。而“罚”是对于罪和过失等的惩处,当它采用吴语发音“bachi”时,表示神、佛等对人的惩处,或是鬼魂作祟。无论是哪一种,针对罪而判下的就是“罚”。不过,它们在现代汉语中的语意则稍有不同,例如像“死罪”可以表示相当于死刑的刑罚。“罚”的用法虽然几乎与现代日语一样,但使用频率却略低,而“刑”字则用得不少,如“死刑”等。
那么,在古代人们如何看待这两者呢?《说文解字》卷七下将“罪”字归入“网”部,解说云:
罪,捕鱼竹网,从网,非声。秦以为辠字。①
像归属于网部所显示的那样,“罪”字的本义是捕鱼用的网,且秦代时用“辠”字。《说文解字》卷十四下关于“辠”字的解说中提到:“秦以辠似皇字,改为罪”。据此,则是秦始皇将与“皇”字相似的“辠”字改成了“罪”。这个判断应当是合理的,因为战国时期青铜器的铭文中,“辠”也被用作“罪”的意思。
而关于“罚”字,《说文解字》卷四下将其归入“刀部”,解说云:
罚,辠之小者。从刀、詈。未以刀有所贼,但持刀骂詈,则应罚。②
据此,则“罚”的原意是轻微的罪,是没有伤害对方的身体,只是持刀骂人而已。这就与今天的“罚”意思稍有不同,是某种威胁的意思。即使是这种恐吓的轻微罪行,也应当被处罚,于是才被称为“罚”。
在现代的日本,刑罚分为三类:死刑;徒刑、监禁、拘留等自由刑以及罚款、低额罚款、没收等财产刑。据说在两千年前的中国秦汉时代,刑罚也同样是这三种,其中以死刑和自由刑为主要部分。③
徒刑最值得注意的是,公元前2世纪中叶,西汉景帝时实施的劳役刑中,包括了“髡钳城旦”、“完城旦”、“鬼薪刑”、“隶臣刑”等。“髡钳城旦”是剃掉头发、项带枷锁、发配到边境去修筑长城、负责警备;“完城旦”的“完”是相对于“髡钳”而言,免除“髡钳”的意思,这是比“髡钳城旦”轻一等的刑罚。这些劳役刑是从秦代的刑罚制度中沿袭下来的。据富谷的研究,秦代已有同名且同内容的刑役。
汉代与秦代不同的是肉刑的废除,并给徒刑加上了刑期的规定。那么秦代的肉刑有些怎样的内容?它至少分为以下四类,且都伴随着劳役刑:在脸上刺青的“黥”、割掉鼻子的“劓”、砍去脚的“刖”和不施行肉刑的“完”。“完”实际上不算作肉刑。
那么,肉刑意味着什么?例如受到“黥”这一肉刑的人,肯定不是因为在别人脸上刺青,被报复而处以“黥”刑。被割掉鼻子的犯人也不是因为犯了割掉别人鼻子的罪。肉刑是对于其犯罪作出的处分。对此富谷有很好的解释,即伤害犯人的身体,意味着不将其看作社会的一员,危害社会的人将被所有人排斥,从社会中驱除出去。④因为对古代中国人、至少是汉族人而言,刺青是野蛮的行为,他们将之看作异族的风习。“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⑤“封于会稽……文身断发”⑥以及对古代日本人的记载“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今倭水人好沉没捕鱼蛤,文身亦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⑦等记载即是明证。对于汉族而言,被施以异族习俗的刺青,就是被打上了夷狄的烙印,意味着被逐出汉人社会。中国人认为异族都是文明未开化的野蛮人,说得极端一些,并不算是人。结合宫刑来看,剥夺了生殖这一人类的根本能力,就意味着不再承认他是人类社会的成员,而被逐出社会。
“黥刑”是从汉族向夷狄的放逐;“劓刑”剥夺了普通的容貌,是从人类世界的放逐;“刖刑”剥夺了有脚的动物属性,是从动物世界的放逐;“宫刑”也是从动物世界的放逐;而“死刑”是从生物世界的放逐。富谷这样的解释未必没有道理。
“罚”是怎样出现的呢?对于罪的处罚行为与复仇的关系,应该是谁都会想的吧。例如赵晓耕《罪与罚:中国传统刑事法律形态》认为,与西方一样,中国古代也记载了以报复为目的的刑罚,书中说:“《周礼·秋官司寇》讲到,朝士是专门负责复仇事务的官吏,只要在复仇之前到朝士处登记仇人的姓名,便可将仇人杀死而无罪。”⑧又举出《礼记·曲礼上》的例子:
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⑨
郑玄注云:“父者子之天,杀己之天,与共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杀之,乃止。”由此,则复仇并非多么遥远的事情,而是切身相关的。
赵晓耕书中说道:“在复仇的问题上,由于复仇的义务主要是由亲属来完成的,是亲属之间的一种责无旁贷的义务,而这恰恰又是符合儒家的孝道思想和礼治秩序的要求。因此,中国传统社会的复仇之风盛行,正所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虽然后来国家禁止民间的复仇行为,却屡禁不止,甚至是流传下了一个又一个的感人至深的复仇故事。因此,复仇与国家法律冲突,实质上就是礼与法的冲突。”在重视家族血缘关系的儒家礼法与实际社会的法律之间,复仇行为虽在法律上不被允许,但其动机却在当时得到了理解。
再有,关于量刑,今天也有酌情的做法,即使犯的是同样的罪,对故意和过失所判的处罚也有所不同。⑩通过勘察犯罪背景等诸多条件,作出判决,就不会一般性地纯粹根据犯罪内容判下刑罚。关于这一点,量刑依据的材料是犯罪动机,尤其在古代中国,动机是极受重视的。
西汉末年,哀帝(公元前7年~公元前1年)继位之初,博士申咸诽谤薛宣。薛宣之子薛况听说后,贿赂食客杨明,想要令其刺伤申咸的脸,使申咸无法再做官。适逢司隶校尉的职位有空缺,薛况唯恐申咸获得这个职位,派杨明在宫门外埋伏,割伤了申咸的鼻子和嘴唇,使其身负八处伤口。案件被交给办案人员,御史中丞等上奏云:
[申]咸所言皆宣行迹,众人所共见,公家所宜闻。……《春秋》之义,意恶功遂,不免于诛,上浸之源不可长也。况首为恶,明手伤,功意俱恶,皆大不敬。明当以重论,及况皆弃市。(11)
御史中丞等人的意见是,(薛况)担心申咸若成为司隶校尉后会弹劾薛宣,因此指使杨明在众人面前伤害申咸,这是连天也不畏惧的恶念,与普通人的纠纷不同,应该判首恶薛况弃市,实际行凶者杨明处以死刑重罚。
对此,廷尉庞真(“庞直”乃“庞真”之误)的意见是:
延尉直以为……传曰:“遇人不以义而见疻者,与痛人之罪钧,恶不直也。”咸厚善修(薛宣之弟,与宣交恶),而数称宣恶,流闻不谊,不可谓直。况以故伤咸,计谋已定,后闻置司隶,因前谋而趣明,非以恐咸为司隶故造谋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至于刑罚不中;刑罚不中,而民无所错手足。今以况为首恶,明手伤为大不敬,公私无差。《春秋》之义,原心定罪。原况以父见谤发忿怒,无它大恶……明当以贼伤人不直,况与谋者皆爵减完为城旦。
最终皇帝采用了庞真的意见。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双方都秉持将动机作为关键点的“《春秋》之义”——“原心定罪”的理念。前者主张对没有亲自动手的指使者和亲自行凶者同等量刑,后者反对这一主张,认为犯人并没想要犯下不敬之罪,而是有另外的目的。但两者都重视动机。
重视动机的做法,虽然看起来能将判决导向酌情、人道的方向,但实际上这样一来,只要有动机,即便是未遂也会被惩处,而且容易导致仅有犯罪意图就判刑的情况。不重视犯罪结果而重视犯罪动机的做法,使得人们面临很大的被诬陷谋反的危险。事实上,汉代有很多人就是以谋反的理由被逮捕的。
二、先秦时期的“罪”
首先来看《尚书》中的例子。君主的恶德招致天的惩罚,被惩罚者是拥戴君主的整个集团,而非君主个人。当时“向敌国开战时,用军的名义是对方国家有罪、自己替天行道,以使自己的行为显得正当”。(12)《尚书·甘誓》中引用了夏禹之子启与有扈氏战于甘之野的情形: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勦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13)
启在战前向六位将军说,有扈氏侮辱冒犯五行(“五德”,即仁义礼智信)、蔑弃三正(关系天地人的三个正道),因此天将使其灭绝。现在我们恭谨事天,代天讨伐有扈氏。
“监视人的罪过、在其罪恶深重时降下责罚的,就是天。”(14)而且天与祖先的神灵有关,它们联结在一起。这一点非常重要。《尚书·盘庚中》记载了迁都于殷的商王盘庚向持反对意见的臣子们说:
汝万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与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孙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罚汝,汝罔能迪……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孙。”(15)
这段话的意思是:你们众人若不欢欣鼓舞地与我同心计划,先君就会对你们降下灾难,他会说:“你们为何不与我的幼孙盘庚同心协力?”先君怀有明德,能自天上看到人世之事,他会惩罚你们,你们将无可辩解……你们的祖先和先父(见到你们的恶行)也会对我怀有盛德的先君说:“请惩罚我的子孙。”这儿显示出的观念是,各人的祖先能凭自己的意志降下责罚,与天有差不多的性质。
《尚书·汤诰》云:“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16)这是说根据人的品德而降下祸福,所谓“善因善果,恶因恶果”,是汉代的普遍观念。能与汉代普通观念一致,大概是因为这篇《汤诰》是伪古文吧。
森三树三郎认为,《尚书》中显示了天决定人的寿命的观念,这一点很重要。(17)上天根据人的品德而给予长短的寿命,因此年轻人的夭亡并非是天恣意而行的结果,而是因为此人不修德行,导致了寿命中绝。
《尚书》虽然遵守“天道福善祸淫”的原则,认为它是全然合理的,但一旦将寿命的问题也牵扯进来,其合理性就无法自圆其说。因为谁都明白,在人的命运中,寿命长短是最不合理的,善人早死、恶人长生是最切近的不合理例子。
中国最早的诗集《诗经》中天之神灵的特点是,它能给人带来幸运与不幸,能决定一国之君是否适合。(18)然而,人的美德能招来福泽,恶行也能招致祸患。《大雅·瞻卬》讽刺幽王祸乱天下说:
瞻卬昊天,则不我惠。……罪罟不收,靡有夷瘳。……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19)
像这样,天并非凭己意降下祸福,由此进一步考虑,就是所谓的因果报应思想。不过,《诗经》中的诗歌也并非全部相信天能惩恶扬善,也有相反的、悲叹德福不符的诗歌。《小雅·小弁》是看护太子的人讽刺幽王的:
民莫不谷,我独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忧矣,云如之何。……天之生我,我辰安在。(20)
从这个角度进一步考虑,得出的观点就是,天不能正确遵循降福于善的原则,给无辜之人降下不幸,命运是不合理的。《诗经》中包含了怨恨这种不公平命运的诗,如《小雅·十月之交》就包含了对天道不公、总使自己生活艰辛的怨言,此处不具体引用。
天赐福于正义、降祸于邪恶这样的单纯模式,在《左传》中多有体现。例如,昭公二年,公孙黑被认为犯下三件应被处以死刑的罪行,由此自杀。然而,也有感叹天道不公的故事。哀公六年有如下记载:
是岁也,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楚子使问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当王身乎?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诸股肱,何益?不谷(=我)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遂弗禜。(21)
孔子称赞楚子的行为,认为祸福利害都与自身的行为密切相关,应该尽心遵行常道。也就是说,《左传》的这则记载是认同天道公正的,因为楚王把自己早死的命运,当作自己罪行的结果而承受下来。但实际上楚王并无罪过,是因为早死,才自己下了“暗中犯下罪行”的判断,并将其作为依据。楚王不愿为了自保而将灾祸转移到他人身上,这是值得称赞的行为,然而这样一位值得称赞的优秀的楚王,却死于这一年的七月。使好人死去,这是天道的不公正吧。
也有勉强为之作合理性解释的情况,以下举出两例。其一是襄公二十八年的记载:
善人富谓之赏,淫人富谓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将聚而歼旃。(22)
“赏”指上天给予的奖赏。其二是昭公十一年的记载:
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恶而降之罚也。(23)
以上两例的解释是,上天给予恶人幸运,是为了使他们积攒不善,从而一举惩处。一件件不合理的事情会被最终清算。然而这是无法保证的,也可能恶行永远不会被清算。这一观念以最终的清算惩罚为期待,劝说自己接受。
《论语·雍也》云:“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24)孔子认为,人是坦率正直的,不正直的生活只是侥幸免罪而已。或许是由于有人虽然行事不正,却没有遭受相应的灾祸,人们对此产生了疑问,因此孔子才说了这样一段话。这也与《左传》的例子一样,认为报应只是偶然未到,但恶行终归会受到惩处,是让自己接受的一种方法。
关于“罪”的重要记载,首推《周易》。先来看《系辞传下》中的例子: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25)
最后一句引自《周易》“噬嗑”(意为“上下颚咬合”)卦中叙述刑罚的爻辞,说的是对应当受惩罚者施以重刑。“何”意为“荷”,“校”意为“枷”,这句话的意思是肩荷枷锁,毁伤耳朵。这一段整体上说的是善恶积累、无以挽回的状态,尤其是恶的积累,将成大罪。
以下《坤》卦《文言》中的一段,最为人所熟知: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26)
“故”意为“事”,“顺”意为“驯”。臣弑君、子弑父这样大逆不道的罪行,并非起于一朝一夕,而是由来已久,因对小事不早早处理而慢慢积累推进的。《周易》云“履霜,坚冰至”(《坤》卦初六),意谓对小恶习以为常则会导致大恶。此处所说的恶行积累遂遭灾祸,从受到灾祸的人来说,是祖先积累了恶行,才令自己成为牺牲品。而如果自己积累恶行,则将祸及子孙,也就是说,报应将出现于将来。
那么,自己的命运岂不是早已因祖先行为的善恶而定好了吗?并非如此,本人的意志仍可对此产生影响,仍有改善的余地,对此,《系辞传上》这样说: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27)
“失得”指善恶,“悔吝”指道义上虽未必是恶,但于时机、地位不合适,是小的过失。“无咎”指本来有灾祸,但经过自己的改过补偿,免除了灾祸。也就是说,如果行善,就能变祸为福。
三、两汉时期的“罪”
《史记》中同样显示了《周易》中的因果报应思想。《白起列传》记载,秦昭王的将军白起在长平打败赵军,将投降的40万将卒尽数坑埋杀害。翌年,白起因违背昭王的意志,被命自杀。《史记》对此场景有如下记载:
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武安君引剑将自刭,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院之,是足以死。”遂自杀。(28)
这里显示的观念不是《周易》中的因祖先而遭遇灾祸,而是因为自己的罪行受到上天惩罚。下面的例子则更接近《周易》的观念,是对三代以后子孙的影响:《王翦列传》中表现了这样的观念,即王翦于秦始皇时立下功勋,由于家中三代为将,杀人太多,他的孙子王离就遭遇祸患而身败。有人说,王离是秦朝名将,率领秦军劲旅,必能破赵,但有人持反对意见。他最终被项羽消灭。
客曰:“不然。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必其所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今王离已三世将矣。”(29)
在《伯夷列传》的后半部分,司马迁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是有名且很有深意的一段文字。伯夷和叔齐以食周粟为可耻,隐居首阳,采薇而食,最终饥饿而死。司马迁的评论是: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蹠……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30)
“或曰”以下,引自《老子》第七十九章。在最后,司马迁提出了自己的疑问:积善累德者饿死,或是早早夭亡,而恶贯满盈者得全天寿,天道真的站在善者一方吗?司马迁本人因为李陵辩护而遭受宫刑,对此他止于“是余之罪也夫”的感叹,没有对自己命运不协的说明。他虽然有“因果报应”的观念,却由自己的事情证明了这并非绝对,即便是有,也没有在自己身上应验。
关于“罪”,《淮南子》中包含了儒家和老庄的两种观念。下面的《缪称训》一例,讲到行为的善恶与祸福未必相关。对这一矛盾的认识,可说是儒家的观念。
性者,所受于天也;命者,所遭于时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指,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为非,而未能必免其祸。(31)
而接下来则是体现老庄观念的一例:
福生于无为,患生于多欲。害生于弗备,秽生于弗耨。圣人为善若恐不及,备祸若恐不免。……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己发,祸由己生。
不过,下面《人间训》的例子则认为祖先的行为将影响子孙:
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阴行者必有昭名。……故三后之后,无不王者,有阴德也。周室衰,礼义废,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导于世,其后继嗣至今不绝者,有隐行也。(32)
此后引用的故事是“塞翁失马”,主要说的是福祸轮转、无法预料,但其来有自,根源明晰。“有阴德者,必有阳报”的说法在汉代的其他书中也可见到,可能是当时的格言。这一观念在汉代应是普遍的吧。
从以下的史实中可知,“罪”的观念确实是明确存在的。《汉书》中的“请室”,颜师古注为“狱”(例如《爰盎传》的注),但不知是审判场所还是关押之处。吉川忠夫认为是被问罪者请求降罪于己身的地方,即坦白罪行的狱室。他进一步认为,汉代“请室”、“斋舍”、“斋室”都是类似于道教徒忏悔、坦承罪行的“静室”等地方。(33)
多有研究指出,汉代官僚有专门的安静场所可供独处自省,例如《汉书·酷吏传》中田延年即是如此。此外另有韩延寿、严翊、吴祐等人忏悔坦白的记载。
《汉书·韩延寿传》记载,韩延寿任左冯翊时,其管辖的县内有兄弟争夺土地。延寿大悲,认为在上者应当成为模范,风俗教化被破坏是自己的罪责:
是日移病不听事,因入卧传舍,闭閤思过。(34)
《汉书·何并传》中记载严诩:
[严]诩本以孝行为官,谓掾史为师友,有过辄闭閤自责,终不大言。(35)
《后汉书·吴祐传》中也记载了他闭门自责的事情:“民有争诉者,辄闭閤自责,然后断其讼,以道譬之。”(36)这种反省自身、感到自己有罪的情况,在汉代是相当普遍的。
祖先的罪过使责罚降临于己,这样的内容在文学作品中虽不多见,但班固赋中的以下表述很值得注意。来看《幽通赋》的注,它们是与班固差不多时候的东汉人所作(注用〈 〉表示。另外,未知项岱为何时人)。
道脩长而世短兮,夐冥黙然而不周。〈曹大家曰:夐,远邈也。周,至也。言天道长远,人世促短,当时冥黙不能见征应之所至也。〉胥仍物而鬼诹兮,乃穷宙而达幽……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随行以消息。〈曹大家曰:言人之行,各随其命。命者神先定之,故为徵兆于前也。虽然,亦在人消息而行之。〉斡流迁其不济兮,故遭罹而嬴缩。〈项岱曰:斡,转也。迁,徙也。嬴,过也。缩,不及也。遭,遇也。罹,忧也。言人受先祖善恶之迹,转徙流行,故有遭遇福祸相及也。〉(37)
这里说的是,神不顾人的心意而定下命运,但命运仍随人的行为而变化。正是由于命运变幻不定,所以人会遇到意想不到的祸福荣辱。这里引用的“道脩长……”之前紧接的一段文字说,人的命运虽复杂变换不可预知,但仔细想想是有理由的。这在某种意义上显示的是宿命前定的思想。
以上引文的最初部分“道脩长而世短兮”,如曹大家注中所解释的,意谓天道长久而人生短暂。几行以下的“斡流迁其不济兮,故遭罹而嬴缩”,据项岱注,表达的意思是:祖先的善恶轮转流衍,最终会影响子孙的祸福。
三栾同于一体兮,虽移易而不忒。〈应劭曰:晋大夫栾书,书子黡,黡子盈。书贤而覆黡,黡恶而害盈。曹大家曰:天命祐善灾恶,非有差也。然其道广大,虽父子百叶犹若一体也。《左氏传》,秦伯问士鞅曰:晋大夫谁先亡?对曰:其栾氏乎?黡快虐已甚,犹可以免其身,祸在盈也。栾黡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之施没矣,而黡之恶实彰,将于是乎在。后晋果灭栾氏。〉
晋国的重臣栾书、其子栾黡、孙子栾盈三人,虽各自贤愚不同,最终却作为一体,不免于灭亡。
接下来举出的三栾之事(《左传·襄公十四年》)也很值得玩味。栾书行善,因此其子栾黡虽多有恶行,却被父亲的善行所保佑。栾黡的恶行殃及儿子栾盈,栾盈虽行善,仍然祸及于身。这是栾氏三代之祸福的故事。虽然这只是一家之内父、子、孙三代的例子,但将之与差不多同时代的《太平经》之记载合起来考虑的话,则可知这个时期的人们认为,由于祖先的行为,自己出生时就背负了不幸和罪恶:
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迺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故前为承,后为负也。(38)(解师策书诀第五十)
愚生不开达,初生未常闻,人不犯非法而有罪也。(39)(六罪十治诀第一百三)
引文中的“愚生”是从师受教的真人的自称。这里体现出的观念是:即使不做违法之事,仍然有罪。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罪”
道教的经典中也有坦白罪过的记载。《玄都律文·章表律》云:
一月听三贡上章表,自改悔罪过,断绝复连,消除灾害疾病。(40)
这是说允许一个月三次献上章表忏悔自己的罪过并悔改,是对道教的神仙忏悔罪过。
《晋书·王献之传》也有相关记载:
献之遇疾,家人为上章,道家法应首过,问其有何得失。对曰:“不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献之前妻,郗昙女也。俄而卒于官。(41)
王羲之的第七子王献之患病时,其家属作上章来祈祷病愈,并向他问犯过什么罪过。
《玄都律文·百病律》云:
律曰:常思病来之罪,所犯过恶,司过神、解过神、司过君、解过君当解除之一切罪过,世间所犯诸恶,则病消除。(42)
导致生病的罪、所犯的过恶,也就是说司过神、解过神、司过君、解过君能够解除的一切罪过、在世上所犯的所有恶行,如果将这些都坦承,就能消除疾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相信疾病来源于所犯的罪过吧。
《登真隐决》卷下《正一真人三天法师张讳告南岳夫人口诀入静法》所载内容中,相当值得注意的是,不仅自己的罪过,七世祖先以来的罪过都要承担:
次北向再拜讫,三自抟,曰:谨关启上皇太上北上大道君,某以胎生肉人、枯骨子孙,愿得除七世以来、下及某身,千罪万过,阴伏匿恶,考犯三官者,皆令消解。(43)
之所以想要消解七世以来下及自身的众多罪过和隐恶,以及考犯(天、地、水之)三官者,是因为历代的罪过都积累在自己身上。
在所谓的六朝志怪小说中,也包含了与罪过有关的、关于祖先与自己关系的观念。下文所引《搜神记》卷一记载的故事,是西汉成帝时,刘根身怀仙术,能招来鬼魂,颍川太守听说后召来刘根,想要杀死他:
至府,语曰:“君能使人见鬼,可使形见。不者,加戮。”根曰:“甚易。借府君前笔砚书符。”因以叩几。须臾,忽见五六鬼,缚二囚于祈前。祈熟视,乃父母也。向根叩头曰:“小儿无状,分当万死。”叱祈曰:“汝子孙不能光荣先祖,何得罪神仙,乃累亲如此。”祈哀惊悲泣,顿首请罪。根默然忽去,不知所之。(44)
这个故事中的“罪”,是子孙做的坏事给祖先带来了罪过,与普通情形正相反。不过祖先与子孙以罪为媒介联结起来,这一思路是相同的。
与佛教有关的文献中多有关于“悔过自责”的内容,大概是因为对佛忏悔反省是佛教徒日常的功课吧。
东晋郗超《奉法要》(《弘明集》卷十三)中也有以下记载。顺带说一句,郗超之父郗愔是道教徒。
若衅不当身而殃延亲属。以兹制法岂唯圣典之所不容。……是以《泥洹经》云: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获福恶自受殃。至矣哉斯言允心应理然。(45)
此处明确地显示,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不涉及祖先与子孙之间的问题,而终归是个人的问题。佛教传入并普及的时候,人们大概意识到了这一点与中国传统观念有很大不同。祖先行为的善恶将影响子孙的祸福,与前世所作善恶将影响现世或来世的祸福,两种观念虽在某种意义上相似,但关于“经受祸福的是子孙,还是做出行为的本人”这一点,差别相当大。
梁代沈约的《忏悔文》(《广弘明集》卷二十八《悔罪篇》)是忏悔罪过的很好的例子。沈约在文中详细生动地承认了自己犯下的盗窃等罪过。
在文学作品中,除了上面提到的东汉班固的《幽通赋》以外,几乎没有反省自身的场景。但对写作文学作品的人而言,汉代设置的斋室并非与己无关。那么,为何汉代的文学作品中几乎找不到“罪”的内容?
诗中基本上见不到“罪”,大概是因为诗这一文体有它自己的规则禁忌,即诗中不应表现这样关于“罪”的问题。证据是,乐府等民间歌谣中时常出现“罪”。
例如《为焦仲卿妻作》讲述了东汉末焦仲卿之妻刘兰芝被婆婆赶回娘家的情景:
“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兰芝惭阿母:“儿实无罪过。”阿母大悲催。(46)
这里的“罪”并非精神、宗教意义上的罪,而是过失之意。表示过失意思的极其日常的词语,若非在民间歌谣,而在普通的诗歌中,基本是不用的吧。
就唐代诗人来说,李白诗中极少有“罪”的出现,更别说从中发现李白对于“罪”的观念了。王维的诗中也只出现了两三次“罪”。王维诗中有《既蒙宥罪旋复拜官伏感圣恩窃书鄙意兼奉简新除使君等诸公》一首。(47)安禄山攻陷长安后,王维是屈身贼军的朝臣之一,乱后被问罪,但最终逃过一劫,只是贬官一级,从原来的给事中降为太子中允。上面提到的是诗的题目,且是说明的性质,诗的正文部分基本上是没有“罪”的内容的。杜甫诗中虽比其他诗人多用若干“罪”字,也只是相对的多而已。晚唐诗人杜牧的咏史诗中,不时出现“罪”。也就是说,在叙述历史人物之“罪”的诗中,使用“罪”的相关字词就比较自然,这指的是一般性、客观性质的罪。白居易诗中的罪也多数是出现在咏史诗中。
总之,对自己问罪的文学表达极少。当然,对天子谦逊地表示自己有罪,这种说法是有的。如此看来,班固在赋这样的文学作品中叙述祖先以至自己的罪过,或许反映了汉代的一个时代特征:自省罪过在当时是非常理所当然的。
在本文翻译过程中得到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李栋女士的很大帮助,特此致谢。
注释:
①②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55、182页。
③④富谷至:《古代中国的刑罚》,东京:中央公论社,1995年。
⑤《礼记·王制》,《十三经注疏》,南昌府学本影印,台北:台湾艺文印书馆,1973年,第247页。
⑥《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史记》,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2年,第1739页。
⑦《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倭》,《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第855页。
⑧赵晓耕:《罪与罚:中国传统刑事法律形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页。另外,关于刑罚与复仇关系的讨论,更早的有穗积陈重著:《复仇与法律》,东京:岩波书店,1931年。
⑩赵晓耕书中提到,据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与文献资料,有“区分故意与过失”、“区分惯犯与偶犯”这样的区分,见该书第121~122页。
(11)《汉书》卷八十三,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3395~3396页。
(12)(14)小南一郎:《罪与罚》,《岩波讲座东洋思想》第13卷,东京:岩波书店,1990年,第198、199页。
(13)《尚书·甘誓》,《十三经注疏》,第98页。
(15)《尚书·盘庚中》,《十三经注疏》,第132页。
(16)《尚书·汤诰》,《十三经注疏》,第112页。
(17)(18)森三树三郎:《上古至汉代性命观的发展》,东京:创文社,1971年。
(19)《诗经·大雅·瞻卬》,《十三经注疏》,第694~695页。
(20)《诗经·小雅·小弁》,《十三经注疏》,第420~421页。
(21)(22)《左传》,《十三经注疏》,第1007、656页。
(23)《左传》,《十三经注疏》,第785页。
(24)《论语·雍也》,《十三经注疏》,第54页。
(25)《周易·系辞传下》,《十三经注疏》,第170页。
(26)《周易·坤卦·文言》,《十三经注疏》,第20页。
(27)《周易·系辞传上》,《十三经注疏》,第146页。
(28)《史记》卷七十三,第2337页。
(29)《史记》卷七十三,第2341~2342页。
(30)《史记》卷六十一,第2124~2125页。
(31)(32)《淮南子·谬称训》,《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9年,第333~341、596页。
(33)吉川忠夫:《中国人的宗教意识》,东京:创文社,1998年,第71页。
(34)(35)《汉书》卷七十六,第3213、3267页。
(36)《后汉书》卷六十四,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第2101页。
(37)《文选》卷十四,胡克家本影印,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11页。亦收入《汉书·叙传》。
(38)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卷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年,第70页。
(39)《太平经合校》卷六十七,第241页。
(40)《玄都律文·章表律》,《正统道藏》第五册,台北:台湾艺文印书馆,1977年,第3602页上栏。
(41)《晋书》卷八十,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2106页。
(42)《玄都律文·百病律》,《正统道藏》第五册,第3596页下栏。
(43)《登真隐决》卷下,《正统道藏》第十一册,第8419页下栏。
(44)汪绍楹校注:《搜神记》卷一,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年,第7页。
(45)《大正新脩大藏经》第五十二册,东京:大正新脩大藏经刊行会点校本,1990年,第87页中栏。
(46)《玉台新咏笺注》卷一,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年,第48页。
(47)《王右丞集笺注》卷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4年,第185页。

 

袁大头银元的知识大全及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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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他情 2016-09-21 22:21

“袁大头银元”是指在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为了解决军费和提高个人政治地位而发行的银元货币,因这些银元铸有他的侧身图像而得名。

袁大头银元的知识大全及价位

钱币虽小,在收藏市场上却异常火热,一枚小小的银元,常能够在拍卖场上引起惊心动魄的竞买场面,动辄数万元,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并引发新一轮的收藏狂潮。

据了解,北京2010拍卖会的古钱、银锭、机制币专场上捷报连连,一枚广东七三反版7.3钱银币以192万元高价成交。在目前市场上,即使是普通的民国三年版“袁大头”,也已从上世纪90年代的百元左右涨到现在的几百倍,升值幅度颇大,一些品相好的更是不用说了。

民国九年袁大头银元 ---- 成交价:261万

民国 鄂造袁大头九年 —— 成交价:248万

民国三年袁大头双O版 —— 最终成交价:226万

袁大头金币 —— 成交价:620万

袁大头一组 —— 成交价:215万

双面袁大头银币 —— 成交价:365万

民国三年袁大头 ——成交价:234.4万

“大头”是收藏品市场的口语俗称,是“袁大头”的简称,严谨点说叫“袁世凯像背嘉禾壹圆银币”,是民国初期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统一币制发行的货币。袁世凯为了提高自己的统治地位,把他的头像铸在钱币上,民间俗称的“袁大头”由此而来。按照袁世凯公布的《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规定国币种类有银币4种,面值分别为壹圆、中圆、贰角、壹角,另有镍币、铜币等多种辅币,“袁大头”通常指的就是面值壹圆的银币。这种银币正面图案为袁世凯戎装左侧面像及发行年号,背面铸嘉禾纹饰与币值,含银量成色为96%至97%。

当时袁像银币的铸造量非常大,铸造地有天津、南京、广东、武昌等很多地方,所以产生了极细微区别的不同版式。”在钱币市场经营多年的韩爱国介绍说,从年号上看,“袁大头”有民国三年、八年、九年、十年共四个铸造年份,其中三年、九年、十年的较为常见,八年版的较少一些;从面值上看,面值壹圆的最多,中圆(五角)的最少,贰角、壹角银币略少。因袁大头壹圆银币币型划一,成色、重量有严格规定,很快受到了社会认同和接受,在国内金融市场上逐步取代了清朝的龙洋,成为流通领域的主币。“袁大头”现在存世量比实际铸造量少很多,大量银币在以前被收回,重新融化。

最近有幸向山东潍坊袁先生征集到一枚民国时期银币之精品:民国十年的袁大头,该钱币表面的包浆自然、品相保存完好、历史留下的痕迹清晰可见,极具收藏价值和观赏性,即便是对银元没有研究的外行也是爱不释手,现在市场“民国时期的袁大头”多如牛毛,但真品寥寥无几。所以拥有一枚真品的“民国十年的袁大头”更是每位钱币收藏爱好者的梦寐以求的上上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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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藏品市场,“袁大头”一直是银币中价格相对最稳定的投资品。“‘袁大头’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收藏钱币的喜欢购买,不收藏的人也会买几个玩玩或送人。而且‘袁大头’的版别是很丰富的,很多人专门研究细致的版别,加以收藏。”韩爱国介绍说:“过去‘袁大头’在流通中是很受欢迎的硬通货,直到现在,‘袁大头’在民间仍有很好的。

群众基础’,老百姓很认可这样的真金白银。”理由很简单,“袁大头”银元有一定的艺术观赏价值和文物价值,还具有一定的保值和升值功能。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收藏投资热的不断升温,“袁大头”日渐走俏,近年来价格一路上扬,并且很稳定,几乎成为钱币市场价格走势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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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元是大众收藏品,收藏者有一定数量,前期国内各区域都有实力型买家介入银元板块,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市场供货量,导致其价格快速走高。同时,银元的价值也在同步上升。从藏家和市民的接受程度看,预计后期袁大头的价格将会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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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百万“袁大头”银元有哪些

建盛的人生 2016-09-21 22:57

在收藏品市场,“袁大头”一直是银币中稳定的投资品

这个“袁大头”就是被货币收藏界称为银元之宝的袁世凯头像银币。目前综合公开信息来看,一块最牛的“袁大头”市值已经达到百万元之巨,网上喊出了快回家翻箱倒柜看看的口号。

过百万“袁大头”银元有哪些

“袁大头”民间持有量小

看到最近“袁大头”百万元身价的消息在网上流传时,记者想起了小时候常听老人说的“段子”,用“袁大头”炖猪心,能够治心跳过快等病症。印象中只见过一回,很少听说周边的人持有。大概是很稀有的缘故吧。

综合公开资料,“袁大头”分为民国三年七分脸、三年七分脸签字版、三年侧脸签字版、共和纪念币、飞龙纪念币、流通币等种类。

在这里还要弄清楚铸造机构的区别,中央版是指中央政府颁发模具铸造的袁世凯银币,红版是苏区、边区、解放区铸造的银币,地方版是经过中央批准自行刻制模具铸造的银币,军阀版则是未经中央批准自行刻制模具铸造的银币,而私版是指小军阀、小作坊铸造的银币。

其实“袁大头”铸造量不小,自从1914年按照《中华民国国币条例》被立为法定货币后, 1914-1917年共铸了约1.8亿元。随着后来地方开铸以后,预估总发行量超过5.9亿元,甚至有说法是接近7亿元。

“袁大头”是中国近代银币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银元品种之一,也是近代中国币制变革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发行量不小,还流通了几十年,为什么“袁大头”在现在民间那么少呢?原因就在于,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停止流通被回收。稀有性、历史性、精品性,这些因素就是造成“袁大头”发行量不小,却那么受市场追捧的原因。

“袁大头”有几款已超过百万元

“袁大头”被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银币之一,市场上2015年一年内上涨了10%,品相较好的要价都过万元了。事实上,在收藏品市场,“袁大头”一直是银币中稳定的投资品。

银元是大众收藏品,目前主要为收藏投资者持有。这种因素,也导致了一定程度市场供货量被他们所控制,从而使得价格快速走高,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价格比比皆是。

“袁大头”比较为市场追捧的是中华民国三年版,综合信息看,有几款已经超过了百万元。

公开资料显示,“袁大头”银币的正面图案,中间为袁世凯戎装左侧面像,背面图案均是两株交叉的稻穗,中央为壹圆、中圆(伍角)、贰角、壹角字样;正面镌有袁世凯侧面头像及发行年号,背面铸嘉禾纹饰与币值。

据称,民国三年“袁大头”有O版、三角圆版、签字版、粗发版、甘肃版等。这里最受欢迎的是袁世凯“签字版”,即天津造币厂试铸的意大利制版人的英文签字版;再者则是袁世凯的左侧面像后颈部位的签字版(大写英文L·GIORGI)。

值得留意的是,中央苏区生产的“袁大头”同样价值不菲。1931年到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造币厂在瑞金仿照民国三年版“袁大头”样式自铸银元。不过这类银元仅限于在苏区流通。

中国的收藏界风起云涌,很多藏品大幅升值,而其中升值最快的、升值幅度最大的品种之一便是钱币,而古钱币收藏大军也不断壮大。有业内人员认为, 古钱币市场已经红火了十几年,未来总的趋势是不会发生转变的。特别是在互联网商务发展之后,对古钱币收藏、交易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过百万“袁大头”银元有哪些

民国三年袁大头2015年5月12日拍卖成交价:RMB280万。

提到银元不能不提到袁大头。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为了解决军费和提高个人政治地位而发行银元货币,因银元铸有他的侧身图像,故此又称“袁大头”。“袁大头”在货币收藏界被称为银元之宝。

袁大头拍卖价涨得快,市场价更是高。民国三年、九年、十年的“袁大头”因为存世量多,且大多在市场上流通过,因此其在收藏投资市场的价格长期以来比较平稳,在2004年前的十多年里,一枚价格仅为六七万元;2006年开始价格攀升, 2009年涨到126万左右, 2010年初涨到了145万。当时,藏家们已经觉得是天价了,不可能再涨了。没想到,今年 “袁大头”竟然一飞冲天,涨到近280万一枚。据悉,目前在收藏市场上, “袁大头”已经是我国近千种近代银币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银元品种,也是近代中国币制变革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相当难得的火热市场!

过百万“袁大头”银元有哪些

价值120万左右

七 民国三年签字版 袁大头

过百万“袁大头”银元有哪些

220万左右

袁大头银元最新价格和图片.现金交易值多少钱?

建盛的人生 2016-09-21 22:51

袁世凯流通银币,俗称“袁大头”。此币存世量并不少,但这种货币在银币收藏收集难度最大、研究最为深奥的币种,因为此币版式太多,到目前为止还无人能说得清楚“袁大头”有多少个版别。

袁大头银圆是正面镌有袁世凯侧面像、背铸嘉禾图银圆的俗称。它是民国北洋政府1914年(民国三年)二月公布的《国币条例》所确定的国币,在中国银元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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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大头银圆的产生背景

1912年4月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北洋政府鉴于当时铸币、纸币十分复杂,流通的中外货币在百种以上,规格不一,流通混乱,折算繁琐,民众积怨,同时也想借助货币改制以解决军费问题,便决定铸发国币。袁世凯为了提高自己的统治地位,趁机把他的头像铸于币面,“袁大头”由此而来。1914年2月7日,袁世凯以大总统令形式公布了《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规定国币种类有银币4种(壹圆、中圆、贰角、壹角)、镍币一种(五分)、铜币五种(二分、一分、五厘、二厘、一厘)。国币以壹圆银币为主币

“袁大头”的铸造量很大,仅南京造币厂在民国四年二月至民国五年的近两年时间内,就达379819210元。还有资料介绍,仅壹元“袁大头”就铸造了75000万枚,民国三年的“袁大头”至少到1929年还在铸造,新中国在1949-1951年为满足进军西藏的需要也铸造过“袁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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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宪纪念袁世凯像“飞龙”纪念章

RMB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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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年袁世凯像中圆银圆

RMB 1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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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年袁世凯像壹圆银圆

RMB 1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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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年袁世凯像壹圆银圆O版

RMB 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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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年袁世凯像壹圆银圆 中央版

RMB 750000

 


 

后宅“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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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宅“二后”

□周正平



  后宅,乃无锡新区鸿山街道辖区内一已有千年历史的古镇。其来源,据有关史料记载,或说起于唐代一邹姓名将因立下赫然军功,受封“飞熊将军”。不知什么缘故,飞熊将军看中了这块三水汇聚的风水宝地,在此大兴土木,营造宅院。自诩是皇家之后裔,故称为“后宅”。
  又有一说,谓元朝时邹家始祖邹瑾自外埠徙入,初建宅于后宅之南徐塘桥。明正德、嘉靖年间,曾孙邹望,富甲吴中。随后家道中落,直至宗族中之一支邹明良官至兵部尚书,衣锦归故里,在旧宅后面相距数里,重起新邸,气势轩昂,称为“后宅”。
  两个版本,确立了一个共同的事实,即后宅镇的主姓是邹姓,以前后宅的邹姓是名门望族。两个传说也不约而同把“后宅”的“后”辟解为“前后”的“后”。不管“皇帝宗族之后”也好,还是“旧时宅邸之后”也好,都有“后面”的意思。让人不解的是,千百年来,“后宅”从没有写成过“後宅”。而众所周知,“后”是上世纪60年代推行简化字之后才作为“後”的简化字使用的,之前的“后”都作为“国后”、“王后”、“后妃”解释。鄙人保存有一帧民国38年(1948年)印制的《苏浙皖三省水陆交通地图》,上面的“后宅”明明白白印的就是“后”字,不是“後”字。看来,后宅和“国后、王后”真应该有一点牵连。
  历史上,有两个国后的遗踪在后宅这片土地上曾经出现过,这是不争的事实。
  一个是春秋时期吴国国后、夫差之妻、民间传说“四大美女”之首——西施。这就把后宅的历史提前到了两千多年前。
  西施在后宅有两处遗址。一处是西施被献入吴宫之前所暂住的地方,在瞻桥村,古有名“西施庄”村落者,今仅存“施西”一自然村,恐是“西施庄西头”之缩称。另一处在红豆树下村的浜口外荡,水中有一干芦墩。相传越军灭吴后,西施蒙受不洁之辱,与范蠡泛舟至此,独自登上芦墩,省悟往昔人生。趁范蠡不备,她纵身跳入浩渺水波之中,随波而去,只留下绣鞋一双。范蠡命人打捞不及,只得将绣花鞋葬于芦墩之上,权作衣冠冢,留以吊唁。故,此墩唤作“西施墩”或“绣鞋墩”,今经水流年久冲激,已不见墩顶,剩下一片汪洋,有会水者尚能潜水摸到衣冠冢的残砖碎瓦。此荡亦以称之为“三叹荡”或“省叹荡”,今讹为“省滩荡”。
  另一个是南唐帝君李煜其妻,当时冒名宫女金娥的国后——大周后。因后周的公主俩姐妹先后都嫁给了李后主,所以姐姐称为“大周后”,妹妹称为“小周后”。大周后在后宅留下的是金娥墩,与西施墩以镇街为中心一西一东遥遥相对。
  大周后本是后周王室,姓柴名娥皇,从小精通书史词曲,善歌舞,尤工琵琶。19岁时嫁给比自己小一岁的李煜。李煜登基后,她被册封为昭惠后。婚后两人感情专笃,须臾不能相离。
  李煜要出远门,大周后很不放心,于是就冒名宫女金娥,以避人耳目,钻上了远行的马车。
  几百里地奔波下来,车马困顿,大周后在后宅西边一个村子落脚歇夜。怎奈风寒侵扰,大周后病得不轻,再无力气撑坐,而军机紧急,不能一起留待村庄养病,李煜只能一人独行,留下几人服侍大周后。谁料此别竟成永诀,待李煜事成回来,大周后已盛棺待敛。因当时大周后冒名金娥,这个坟就称之为“金娥墩”,村庄、小队、大队都随之而称。
  大周后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思考,一个位极国母之尊的女人,在国家危亡的紧急时刻,竟抛下尊严,不顾安危,千里奔波,风尘劳累,追随丈夫,终于为国捐躯,躺倒在荒郊野外的绿草丛中。
  后宅人之于“二后”,点赞为主。在“二后”身上,我们读懂了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家庭,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祖国,知道了生活追求的不仅止于物质财富,维系生命的只能是感情,人我之间的,我和国家之间的。

 

无锡五大历史文化街区、十大古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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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2016-02-18 23:44:47

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 以古运河为纽带,依托运河两岸人文古迹,连接南禅寺、清名桥、水弄堂、古窑址等特色景观,恢复枕河人家的民间建筑特色,成为“古运河之旅”线路。街区内文物遗址品类丰富,集寺、塔、河、街、窑、宅、坊、弄、馆等众多人文景观于一体。

惠山历史文化街区: 以文化遗产保护、复兴和再现为主线,突出古祠堂建筑群等历史遗存,使之成为无锡历史文化的集中展演平台、文化休闲的城市客厅。惠山古镇历史悠久,古迹众多,文化底蕴丰厚,号称露天博物馆。上自新石器时代,下至近现代,文化遗存及历史性建筑比比皆是。尤其是118处历代祠堂建筑和重要遗迹,其数量之多、密度之高、类别之全、风貌之古朴,举世罕见。

荣巷历史文化街区: 以保护180多幢清末民初建筑为重点,以民族工商业为特色,使其成为居住、旅游休闲等功能为一体的历史街区。无锡荣巷已有将近600年的历史。清末到民国年间,由于荣氏家族以荣宗敬、荣德生为代表的民族工商业家群体迅速崛起,使荣巷演变为街镇,给荣巷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建起了一大批具有时代烙印和乡土特色的建筑群。至今,荣巷还保存着一条长约380米具有近代风貌的老街和具有时代烙印及地方特色的近代建筑群。

小娄巷历史文化街区: 以展现无锡传统学仕阶层成长生活空间,挖掘明清两朝望族世家治家经营文化,体现江南城市传统居家生活方式为特色。小娄巷的显赫,与谈、秦两大江南名门望族的世居有关系。两大世家皆因书香门第,遵循读书、出仕、立言、功业的成功模式,有着显著的儒家出世思想光芒和"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的礼乐情怀及人文气质。小娄巷的文化价值在无锡众多的文化领地里,独树一帜,有着自己卓越的文化血统和文化表象。作为这种文化表象的物质载体,梁溪厥、鸣珂里、谈氏宗祠、玄文馆、万备堂、延恩楼、绣衣坊、少宰第、修俭堂、福寿堂、佚园等等均曾在历史上享有盛誉。

荡口古镇: 以“水、义、孝、名”四大文化为重点,文化遗产丰富、望族名人众多、河湖水系瑰丽的江南文化名镇。荡口,古称丁舍和丁村,因位于无锡东南的鹅湖和南青荡而得名。是目前无锡市唯一的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如今义盛河两岸,保留着成片的古建筑群,有北仓河老街,华氏始始迁祖祠、老义庄、楠木厅,华蘅芳

、华世芳故居、三公祠、珍贵历史遗迹有思泉亭、步弓刻石、果育鸿模小学旧址、学海中学旧址、绎之楼,另有蔡鸿生洋房、北仓河石驳岸及码头、华君武故居、王莘故居、华察墓前神道石马等。

 

无锡十大古村落祥瑞恬静的江南小镇——甘露镇  甘露镇位于锡山区东部边缘,苏锡常三地交界处。南临鹅湖、北依嘉菱荡,著名的望虞河贯通全镇。甘露古名“月溪”,据记载:“甘露市,泰伯未至此时,一夕有甘露降其地,乃置市。”至唐大顺二年,设镇使,元明时设税务巡检司,元末莫天佑设城、张士诚设水关,成为扼守太湖、运河要冲的战略要地和经济重镇,素有“金甘露、银荡口”之称。甘露沿月溪河仍保留古镇的空间肌理、风貌格局,上河塘和下河塘保持成排清末民居建筑,高耸的马头墙、绵延的廊棚、古朴的驳岸码头,呈现甘露坐拥交通枢纽、流通繁荣的江南小镇风貌。望族聚集的水乡村落——黄土塘古村  黄土塘古村位于锡山区的东湖塘镇,形成于明初,至晚清、民国时期形成村落的基本格局,是一个仍保留有晚清以来多种建筑形态的自然村落,黄土塘浜和黄土塘老街水旱街坊,呈现江南水乡特色,老街黄石板铺砌,两侧为传统江南民居。该村在明代出过武进士,建国后又走出一位“两弹一星”功臣姚桐斌。民族工商业巨子的发迹之地——严家桥村  严家桥唐氏是明代著名文学家、常州人唐顺之(

字荆川)

的后裔。严家桥村位于无锡羊尖镇,流金淌银的永兴河贯村而过,是无锡望族唐氏的发迹之地。此村水街旱街现存成片的江南传统民居,形成江南水乡传统的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水乡空间格局。特别是享誉江南地区的唐仓厅是无锡地区最大的私人粮仓之一。当代经济学家的摇篮——礼舍古村  礼舍古村位于无锡西北的玉祁镇,形成于明代中叶,至清初形成村落的基本格局。这里河网交错、码头林立,是江南明清时期著名的商业集散地。现老街长200

余米,两侧多为清至民国时期的深宅大院。礼舍老街为薛氏聚居地,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薛暮桥,著名画家秦古柳、微雕大师薛佛影的故居就座落在老街中段。酒香深深的水乡重镇——玉祁老街  玉祁老街位于无锡西北的玉祁镇,形成于明初,至晚清、民国形成村落的基本格局。现老街长300

余米,石板筑路,两侧江南传统民居鳞次栉比。玉祁曾为江南著名酒乡,老街多为酒坊茶肆建筑,为江南水乡典型的村镇老街。中国煤铁大王的故里——周新镇  周新镇位于滨湖区东绛,形成于明初至晚清,民国形成村落的基本格局。周新镇为无锡著名民族工商业家、“煤铁大王”周舜卿发迹后不忘家乡父老,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

起,辟街道、造桥梁、设店铺、办学校,形成江南名镇。光绪二十八年(1902)

取名为周新镇。在这里周舜卿曾创办无锡第一所商业职校“廷弼商业学堂”,创建无锡第一家机械缫丝厂“裕昌丝厂”。江南水乡经典的水墨画卷——南方泉  位于滨湖区,北临雪浪山,东南临太湖,西大河穿镇而过。风貌格局特色主要体现“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水乡风貌和鱼骨状街巷空间肌理,至今沿河仍保留传统江南水乡传统民居建筑数百间,大部分为建于明、清时期的老宅。伯渎河南端的明珠——大坊桥  大坊桥位于新区鸿山镇,老街临水而建,保持了粉墙黛瓦,小桥流水式的传统风貌。天人合一的居住圣地——葛埭村  葛埭村位于滨湖区雪浪山南麓,村子坐落在长广溪分流东去的洪邱圩,依山傍水、山清水秀,早在7000

年前无锡先民在此择地而居,遗留下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洪口墩遗址和庵基墩遗址。  现存葛埭老街始建于1926

年,发起人为薛福成的笔札萧焕梁,出资人是无锡工商巨子薛南溟,许多历史名人曾在此居住,明代文学家萧涵、国际象棋大师江川,电影《一盘没下完的棋》曾在此择景拍摄。水乡村落的痕迹——鸿山西仓古村  西仓古村位于新区鸿山镇,古村始建于明清,沿西仓河西仓老街形成旱巷水街的水乡村落空间格局。古村完整呈现江南水乡、小桥流水、粉墙黛瓦的村落空间肌理和建筑风貌,成为目前无锡不可再生的水乡村落痕迹。


 

[转载]走遍无锡三十六乡镇---后宅大坊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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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坊桥村位于新区鸿山镇,是伯渎河最南端的一个历史名村。

    伯渎河是三让王位的吴地始祖泰伯来到江南荆蛮之地后带领百姓开凿的一条人工运河,自无锡南门由西向东经梅村至瞻桥,又折南与东汉隐士梁鸿垂钓的梁鸿荡相连,荡的尽头就是大坊桥。坊桥市河再往南里许就是无锡苏州的分界处,与望虞河交汇。交叉口叫大桥角,往东是漕湖,往西是省滩荡。这里河网纵横、土地肥沃,是江南典型的渔米之乡,同时又是兴盛的水码头,庭院、民宅、店铺等临河而建,富有地域特色。大坊桥名称的来历,跟各种作坊有关。封建社会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是以小手工业的各种作坊来解决的,如磨坊、酒坊、榨油坊、豆腐坊等,此地有众多作坊,又有桥,就谓之坊桥。坊桥地名见于元朝至正年间,王仁辅《无锡县志》称坊桥属泰伯乡。由于此地有畅通的河道,交通方便,众多商贸船只来往于此,商贾渐渐聚集,面饭店、理发店、南货店、中药材店、糕团店、杂货店、小酒店、木器店、竹器店、圆木作坊、米行、鱼行、茶馆、肉铺、铁匠铺等适应百姓生活的店铺随之兴旺起来。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大坊桥,已呈现出店铺林立、人气旺盛的繁荣景象。但随着历史变迁,大坊桥原来的街镇已日渐式微,临河半条老街基本被翻新,剩下的半条老街还保留着临水而建、粉墙黛瓦,小桥流水式的传统风貌。
























































 

走进无锡的古村落—大坊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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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无锡的古村落—大坊桥村  

2012-03-05 11:43:33|  分类: 无锡古村、老街、|举报|字号 订阅

 2008年底,无锡市人民政府公布了第一批无锡历史文化村镇保护名录,共有10个村镇,大坊桥村名列其中。大坊桥村位于无锡新区鸿山镇后宅,伯渎河最南端梁鸿荡尽头,不远就是无锡苏州的分界处。

 

 周末,下着小雨,来到大坊桥村,走下新建的大坊桥,漫步走进大坊桥村,去感受烟雨江南,触摸无锡历史的遗存,临河老街已经过修复,穿行在临河老街,犹如走进时光隧道的另一端,眼前的临河村落仿佛是另一个世界,远离现代都市生活,非常安静,让我的心也跟着沉静下来,在雨中细细品味烟雨江南的感觉实是非常惬意,大坊桥村依水而建,傍水而生,坊桥市河河水缓缓流淌,经历了百年沧桑,随着历史变迁,早已不见了当年的米行、鱼行、酒坊、南货店、中药店、肉店,面店、木行、茶馆、书场、理发店等,临街起避雨遮阳的凉棚也已不见踪影。临河也只剩下半条老街基本被翻新,保留着临水而建,粉墙黛瓦,小桥流水式的传统风貌。现存老建筑建于清代,20世纪70年代初,大坊桥市河东边建有粮库,13只砖圆塔依旧耸立着。还有桥下部分建筑没有得到修复,看上去墙体驳蚀,门窗歪斜荒废了,河边还有残留着坍塌的驳岸条石。

 

 与正在井边洗衣的大妈交谈,大妈用带有苏州口音的话告诉我,以前这里曾经有繁忙热闹的码头,农船、渔船、货船、轮船来来往往。老街从南到北共有30多间店铺并有避雨遮阳的凉棚,有船码头,原来的大坊桥现东风桥是一座木结构平桥,现老街经过修复,门面、环境得到了改善,居住环境并没有得到改善,房屋又不能翻新改造,所以年轻人都已离开,老屋现在只有留守老人或者是出租给外来人口。

这也是现在古村镇保护遭遇的尴尬,如何保护历史遗存,又改善人居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其实在这方面完全可以借鉴学习国外成功经验,外表保持原有风貌,内部按照现代的要求进行改造,这样即可保留历史的记忆,又改善了原居民的生活质量。

走进无锡的古村落—大坊桥村 - 闲逸 - 闲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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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无锡的古村落—大坊桥村 - 闲逸 - 闲逸

 

走进无锡的古村落—大坊桥村 - 闲逸 - 闲逸

 

 

 

[转载]古村镇大坊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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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古村镇大坊桥作者:枫桥清水


     大坊桥村位于苏州无锡接界处,是伯渎河最南端的一个历史名村。伯渎河是三让王位的吴地始祖泰伯,来到江南荆蛮之地后,带领百姓开凿的一条人工运河,自无锡南门由西向东经梅村至瞻桥,又折南与东汉隐士梁鸿垂钓的梁鸿荡相连,荡的尽头就是大坊桥。


    旧时苏州平门开往荡口的轮船,中途要停靠大坊桥码头。说明这里的经济地位多么重要。1940年前后,长风号、万里号、冯汉号三班无锡苏州间的轮船都在大坊桥设有码头。 




     这里河网纵横、土地肥沃,是江南典型的渔米之乡,同时又是兴盛的水码头,庭院、民宅、店铺等临河而建,富有地域特色。20世纪上半叶村镇进入鼎盛期,著名商号有王源兴米行、鱼行、酒坊、南货店;吴永盛粮行,永盛新店,钱源盛酒作坊、宝号,永义兴南北货,大生常中药店,长乐茶馆、书场,刘记正丰米厂,陆阿炳榨油坊,周记肉店,高记面店,刘记木行等。




这里已经是无锡。同当地人对话却十分亲切,一口苏州话。


上世纪70年代初,大坊桥市河东边建有粮库,13只砖圆塔依旧耸立着。










     大坊桥名称的来历,跟各种作坊有关。封建社会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是以小手工业的各种作坊来解决的,如磨坊、酒坊、榨油坊、豆腐坊等,此地有众多作坊,又有桥,就谓之坊桥。坊桥地名见于元朝至正年间,王仁辅《无锡县志》称坊桥属泰伯乡。由于此地有畅通的河道,交通方便,众多商贸船只来往于此,商贾渐渐聚集,面饭店、理发店、南货店、中药材店、糕团店、杂货店、小酒店、木器店、竹器店、圆木作坊、米行、鱼行、茶馆、肉铺、铁匠铺等适应百姓生活的店铺随之兴旺起来。


旧时青石遗迹。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大坊桥,已呈现出店铺林立、人气旺盛的繁荣景象。店铺前建造起避雨遮阳的凉棚,从南到北共有30多间。但随着历史变迁,大坊桥原来的街镇已日渐式微,临河半条老街基本被翻新,剩下的半条老街还保留着临水而建、粉墙黛瓦,小桥流水式的传统风貌。


有旧石遗迹的桥。


石埠岸都塌了...




市街尾的小路...


曾经的石孔桥,现在只留下两岸桥基...


散布在河边的石构件...






如今是农村城镇化。


城镇化却可以养鸡。H7N9未能影响到这里......


农贸市场在早晨时才热闹些。






到处都有爱...


坊桥市河口,仍然是繁忙的码头。




大街上是木地板市场,四周闻名。






     大坊桥集镇边还有几个大荡,包括三叹荡、王公荡、梁鸿荡、省滩荡和漕湖等。坊桥市河口驻有中国港监。这里就是无锡苏州的分界处,与望虞河交汇。交叉口叫大桥角,往东是漕湖,往西是省滩荡。

   谢谢欣赏!

   


 

[转载]【吴风越韵】鸿山镇后宅境内的勾吴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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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邑鸿山镇后宅境内有诸多史书记载可究可考之遗迹,亦有许多民间流传的哀艳动人之故事。现撷取一二,以飨读者。
    笔者幼时曾听长辈唱过一段民谣:“四不象(麋鹿)兴,大王昏;勾践胜,西子沉。”那时蒙童未启,不解其意。随着年岁流逝,认知聚积,对家乡历史的了解从不知到初知,从朦胧到清晰。据史书记载,元朝时后宅地区设泰伯乡,辖4都27图,民国初置泰伯市。为吴古故水道之要冲,东有漕湖,东南傍蠡河(望虞河),东北枕泰伯渎。境内有西施庄,麋城桥,三叹荡,西施墩等遗址。
    吴古故水道 据《越绝书》之《吴地书》载吴古故水道是吴王夫差为北伐中原所开运河之总称,是以苏州齐门为起点,经漕湖、泰伯渎、泰伯乡,历无锡,达扬州,抵淮河的水上通道。



    漕湖 即蠡湖。元王仁辅《无锡县志》称:蠡湖在州东南五十五里,与平江、长洲县分界,即今泰伯乡之漕湖也。东西十二里,南北六里。


 


    泰伯渎 《泰伯梅里志》云:“相传为泰伯所开,今省称伯渎,西起运河,东达蠡湖,贯景云,梅里,垂庆,泰伯四乡,长八十七里,广十有二丈。”



    望虞河 乡人俗称蠡河。《梅里志》载:“蠡河为运河分支,东行到漕湖”。《泰伯梅里志》云:“蠡河,望亭运河分支,为常熟昭文漕运径道,东达于漕湖。”相传为范蠡所开,是漕湖至太湖之通道。


    西施庄 元王仁辅《无锡县志》载:西施庄,在水东四十里。唐陆光微《吴地记》曰:范蠡献西施于吴,故有是庄。此庄在苏州与无锡交界处的漕河滩,即原泰伯乡地域。清初无锡学者秦瀛《梁溪杂咏》有诗云:“五湖何处吊夷光,白紵歌成怨夕阳,犹有蘼芜学裙带,东风吹绿美人庄。”


    三叹荡 今后宅省滩荡。《梅里志》云:相传西子自沉于此,范蠡望之而三叹焉。明清时称三叹荡,后乡人转音为省滩荡。


    麋城桥 元王仁辅《无锡县志》载:麋城,在东南泰伯乡。据《舆地志》云:鸭城,吴王牧凫鸭之城,此城恐亦为豢麋之兼,两城俱在县之东南,相去不远。《宏治邑志》开:麋城在县东南七十里泰伯乡。因有麋城,故有是桥。此桥相传为明富民虞宗范所建,桥跨三岸,鼎足三环,俗称大桥角桥。桥何时圯无考。
    西施墩 乡人俗称转水墩。
《泰伯梅里志》载:在省滩红豆树港口芦墩是也。相传西施沉此,范蠡顾之三叹而去。又载:泗洲寺浜出口值西施墩。吾邑晚清宿儒邹弢《三借庐赘谭》载:村东水道至三叹荡,水中有一墩曰西施墩。苇芦丛生,水涸则现。闻葬西施于中,或言吴宫沉西施,尸浮至此,好事者运土为墓。吾邑晚清文人邹文雄《晚红轩诗存》有诗曰:“计破吴王第一功,鸱夷赍恨水仙宫,芳华到底清高甚,未许人间不洁蒙。三尺孤坟传世少,千秋二字美人多,人生不入烟波阁,枉作男儿唤奈何。三叹声酸艳迹留,西施昔日赴仙游,寒漪似解怜倾国,迴抱孤墩宛转流。”


    关于西施墩、麋城桥桥址,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笔者曾与同村人舟船去荡口交公粮,多次途经红豆树港口西施墩及蠡河与坊桥河交汇处的麋城桥桥址。西施墩乃一孤墩,四面环水,约50平方米,水位低时露出水面,芦苇丛生,芦苇根部都是碎砖瓦砾,高则沉于水下,不熟悉水路者往往搁浅于此。麋城桥桥址亦然,桥址水面上只有一浮标,以示过往船只。一墩一址因有碍于水上交通,上世纪七十年代民兵训练时作为水下爆破目标被炸平。
    关于麋城之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原后宅镇荡东村村委主任顾元福对我说,他们村六十年代后期有人制砖坯时在黄泥中得一动物角,后经有关专家论定,北角为麋鹿角,雄性,猝死。此角由原荡东大队副业干部董银海老先生保管,后董家建楼房,此角亦遗弃了。二千多年前的麋鹿角是否能保存至今,尚是一个谜,但至少说以前这里(漕湖滩)曾有过麋鹿。
    纵观史书,加上笔者乡间的所见所闻,乡间民谣之意明矣。
    公元前480多年前,越王勾践为报国耻,十年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施美人计迷惑吴王夫差。范蠡,文种奉越王勾践之命,偕美女西施,郑旦等经吴古故水道抵泰伯乡(后宅)东侧漕湖滩,营造庄院(西施庄),等待时机将西施等献于吴王。吴王夫差得西施,宠之于甚,于西施庄畔兴建麋鹿城豢养麋鹿,与鸭城相近相仿。此后,夫差一是沉于声色,二是力主扩长,骄奢淫逸,不纳忠言,昏昏然也,以至得一西施而失天下。后越王勾践乘夫差北上伐楚之际,攻灭吴国。其时西施料也无助于越王,“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见《孟子·离娄下》)乃出姑苏平门,来到当时进吴宫前逗留的地方,自叹红颜薄命,遂投河自尽。范蠡宫中不见西施,料必去西施庄,追寻至此,见一孤墩上留着绣鞋,望湖而三叹矣。后自称鸱夷子皮至齐国。
    西施本是一介以美色为资本,以生命和青春为代价的女子,受命于越王以惑吴,功成后,“人皆掩鼻而过之”,可见当时西施的处境。墨子曰:“吴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墨子(公元前约468-376年)所处的年代在吴亡后的100年之间,可见西施沉水之说可信。孟子(公元前约372-289年)所处的年代为吴亡后的100年后,“掩鼻而过之”的说法亦可信。所以笔者偏向于西施自沉于三叹荡(省滩荡)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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