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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因何事向我的父亲沈仲章求援？

August 28, 2016, 6: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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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因何事向我的父亲沈仲章求援？

沈亚明

2016-08-28 17:02 来自 私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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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沈仲章先生曾师从中国现代民族音乐一代宗师刘天华学习音乐，又协助刘半农、罗常培等学者研究语言及民俗。抗战时历经艰险，将国宝居延汉简运往香港。上世纪四十年代又辅佐徐森玉保护整理珍贵文物图籍。后半生他主要从事工商业与慈善业，并致力于民间文化与民族音乐救护工作，尤其是古琴资料。其女沈亚明藏有一封陈寅恪于1942年3月19日写给沈仲章的信，决定将此信发表之际，她又找到了陈寅恪的二女儿陈小彭与她的一次谈话录音，主要围绕着对沈仲章的回忆展开，时间恰为2015年3月19日，沈亚明“非常感慨整整七十三年后的同月同日，两位故交的女儿得以长聊父辈往事”，于是选取部分谈话，整理成文。
1940年，陈寅恪全家在香港九龙太子道居所楼下。 沈仲章摄，陈美延供图
“沈先生来了” 
沈：我想请您随便聊聊。你们在香港的时候，您大概是几岁到几岁？
陈：我这一次在香港是三十几年。（先前交谈中，小彭姨提到她定居香港已经三十多年了。） 以前，好像就是我小学二年级吧。嗯，现在我的记性差，那个时候，就是抗战的时候，我们离开的时候小学一年级，六岁。离开北京以后辗转，在桂林住了一年左右吧，就到香港。这个时候小学二年级，七岁吧。（查了资料，寅恪先生一家1937年11月离开北平，1938年1月底到香港。1月31日是旧历新年，小彭姨在那天满七岁。） 
沈：嗯。我知道您还记得我父亲，我不知道您还记得不记得……大概的印象啊，或者有没有什么事……
陈：（急切插入）记得，记得，非常记得！
沈：他只说常常到你们家去的，但是去干什么他也没有说。
陈：……（此时小彭姨插入，同时说话，录音听不清。）
沈：说吧，您说吧，就说您小时候的记忆。
陈：我回忆一些事情，把它记录下来吧，我想是这样：嗯，那时我小学二年级，大概是七岁左右。我们在香港大约是住了四年的时间，在这四年里头呢，最早是住在靠近香港大学，因为我们跟许地山比较熟嘛，有种种关系，你知道吧？
沈：我知道，我知道。我也写过一篇我父亲……（我没来得及说出下半句“与许地山的文章”，也没来得及告诉小彭姨，我那篇文章刊载于《传记文学》2014年11月号。）
许地山在香港。 周苓仲供图
陈：这两张相片就是在他们家旁边罗便臣道，那个房子里照的，那个阳台上照的，就是最后给你那两张相片。（通电话之前，小彭姨曾用电子邮件或微信等其他途径告知，她家在香港期间，除了偶尔去照相馆，家庭生活照都是我父亲拍摄的。小彭姨还陆续给我传来一批“令尊的作品”。其中有两张是她和她姐姐陈流求的儿时合影，小彭姨特地注明从未发表过。）　
1938年，陈流求（左）与陈小彭（右）在香港罗便臣道寓所阳台。 沈仲章摄，陈小彭供图
后来发给你都已经发表在《也同》里了。《也同欢乐也同愁》是我们三个人记录的一本书。我寄了本给唐三姐，你以后可以问她借了看嘛。　（唐三姐是心理学家唐钺的三女儿唐子仁，现居美国。寅恪先生与唐钺先生从年轻时就一直是好朋友。陈唐两家在广西曾为邻居，那时两家孩子正当学龄，经常一起玩耍。唐子仁排行第三年，又长于陈小彭，因此后者称其“三姐”。唐子仁夫妇都是我父亲的好朋友，与我们全家都很熟。唐子仁是看着我长大的，相当亲近。） 
沈：行，行，我可以。
陈：啊，就是他来罗便臣道那儿。因为我现在记性也不是很好，那个时候我对他的印象还不是很深。
后来我们搬到一个住得很久的房子里，就在九龙，太子道369号。那个房子就叫作“洽庐”Happy House。房东盖了一个房子，我们租的，住在三楼。那个时候他来的时候，就有相当的印象。我们叫他沈——先——生——。
他来的时候，我只知道，感觉到他是我父亲的一位年轻的朋友。因为，我父亲的朋友多数都是年纪相当的啦，他比我父亲年轻。我也不知道他是跟我父亲什么关系，这我就不知道了。什么学生也好，什么也好，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一位沈先生，他很年轻，来了我们家。我们小孩都非常喜欢他，他跟我们玩嚒。
他经常穿着一套中等灰色，偏深的，就是银灰色的但是很深的一种，灰色的西装。我记得他多数时候喜欢穿着黑皮鞋，可能是吧？嗯，西装是一套一套的。
还就是中等偏瘦。高矮中等，人偏瘦，就跟相片上一样。（通话之前，我曾给小彭姨寄去几张相片，其中一张是父亲1940年在香港，正是父亲为陈家常客之时。） 
我就记得有这么个沈先生，常来看我们。来了也跟我们到花园里去照相。因为，我母亲身体也非常不好，她有心脏病。
沈：嗯嗯，听说过。
陈：啊，就是在我这儿只能知道有七张，一共发给你的七张相片。对吧？
沈：嗯，大概是，我倒也没数。可能有，反正挺多的。
陈：因为有五张是发表的。那两张后来我给你的，没有注明谁谁谁，就是在我家里没有发表的。但是在流求啊、美延那还有没有呢，我就记不起来了。（流求，寅恪先生长女；美延，寅恪先生幼女。） 
他照的相片质量非常好。到目前为止还能够保持质量，很不错。而且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风格。
专业人士一定可能看出来他所用的技术，他喜欢用什么样的规格来照相。因为他好像有些专业水平吧，我就这样感觉。
沈：谢谢。
陈：因为我父亲当时多数是不在香港的，就是在香港的时间比较短。就仅仅四年中，我只能记起这四年中的情况吧，就一共是七张相片。
他常常来看我们，就是有时候我父亲不在香港，因为他在昆明，就是西南联大嘛。
那个时候他也身体很不好，在那个高原。而且那个时候，知识分子也相当的清苦。那个钱呢，老是贬值。也汇不过来，汇过来有时又耽误一个多月，有时不止啊。就是拿不着钱，我们在香港也是相当的困难。
我母亲有一次生病啊，我父亲也不在香港，他也来看望我们。这个是他来的情况啰。
沈：您说得非常像我父亲，虽然我那时还没……
陈：我不太听得清楚。
沈：您说得非常非常像我的父亲。虽然我父亲五十多岁，五十过了才生我，以前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是他一直跟我讲故事啊，所以我对他的了解，反而比我哥哥姐姐多一点儿。说得非常像我父亲。
陈：像你父亲？
沈：嗯，我父亲是很喜欢跟孩子玩的，所以我想他……
陈：哎，哎。我们印象很深的。“沈先生来了！”我们就好高兴。他有的时候好像还变些什么小小的魔术啊什么的，那种逗着小孩玩的。
沈：对，一定是他！他会，他会干这些事，他很喜欢。
陈：他是学这个的？
沈：没有，他就是喜欢。这些不知他哪儿学的。
陈：头断掉啦，……
沈：嗯？噢，手指头藏掉，断掉呀，噢，呀！他会，他会！他也逗过我！
陈：手指头断掉了呀，大手指头断掉了，那种呀，你记得吗？
沈：我记得，他也逗过我，他会！他特别喜欢跟孩子玩。他有的时候，还会在鼻子上顶东西呀，肩膀上顶东西呀，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你们玩过这些？
陈：但是为什么那回我们在尖沙咀那个渡轮，叫做Star Ferry，好像是叫做什么“天星小轮”吧。上次我写了个注的“天星小轮”，就是渡轮。但是到哪去我就记不清楚了。也许是上山顶去坐缆车啊，是不是？我就不敢那个了。（“那个”指代猜测之类的意思。）带我们上山去坐缆车啊，上山有一个电缆的车。但是我们上哪儿去呢？他就是跟我们一起坐渡轮。我很欣赏那张相片，所以还一直保留，文化大革命也没丢掉啊。
1938或1939年，陈小彭（左）和陈流求（右）在香港“天星小轮”。 沈仲章摄，陈小彭供图
沈：（找出相片）嗯，很活，您的那双眼睛很活很活。
陈：但是我没有门牙，那个时候可能换牙吧。
沈：那才可爱呢。我知道小时候肯定不想露嘴巴，现在大了来看，一定觉得那时很可爱。太可爱了。
陈：小孩子好玩，任何小孩都好玩。只要不是太怪，就都是好玩。
沈：对对对，天真嘛，纯朴，就自然才好嘛。我猜想我父亲喜欢跟孩子玩。我正想问你们去哪儿呢。一般我父亲带你们出去，您妈妈也不一定去？
陈：大人也在的。那时候，不是说他一个人带我们两个人，我估计大概全家也去玩。上哪去玩我实在想不出来。我们过海多数是去港岛那边，或者是上那个爬山——到山顶去的缆车，但是有没有其他的，我就记不清楚。这是说那张相片吧。
沈：嗯。那张相片。
上世纪八十年代，唐子仁夫妇与沈仲章在苏州。  朱成章供图
陈寅恪的求援信
以上谈话，虽然日期是个巧合，内容倒不是讨论七十三年前同月同日的陈寅恪致沈仲章函。但可作为“举例”，说明收信人与发信人家庭之相熟。若想进一步了解两位故交的关系，可参见拙文《沈仲章与陈寅恪之缘》（《传记文学》2015年2月号）。我还以为，发表这份节录，可以配合《陈寅恪致沈仲章1942年3月19日函》的公布。该函扫描件以及识读如下：
锡馨兄左右：日前奉复一片，想已达览。弟困居此间，开沪之船（指普通搭客之船）遥遥无期。亲友之留而未去者俱穷极，不能救济，恐不久即将断炊。至于旧病之复发，更无论矣。故必须筹措借拨，支持数月，或可待船至上海。否则为饿莩无疑。现在亲友居内地者，交通断绝，不能通音信。闻森老近在沪，不审其有熟人在港或转托友人可以稍事通融否？弟略有饰物存沪（非亲自不能取出），俟到上海必可照数奉还也。
专此奉恳，敬叩
旅安 弟寅恪拜启 三月十九日
森老处希代问候，不另函。
弟仍居 九龙太子道369号二楼。
陈寅恪1942年3月19日致沈仲章信
对这封陈函的年代、格式和人名等，需要作些简单解释：
陈寅恪先生给我父亲沈仲章的这封亲笔函，落款日期是3月19日。我发现此函时，没看到实寄封，信纸套在一个白信封里，上有父亲手书“寅恪师函”。从信中内容可知，该函写于日军占领香港陈家受困之时。推算起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于1941年12月，寅恪先生于1942年5月逃离香港，7月从广西又给我父亲发过一封信。因此，这封3月19日函，年份无疑是1942年。
寅恪先生的三个女儿陈流求、陈小彭和陈美延授权发表此函，并校勘了识读。遵照她们的指点，依循旧时书信惯例及原函格式，“尊称”“敬称”以空格顶格表示，“谦称”采用小字，插入语加了括号。
函中有两个人名必须注解：一个是信首抬头“锡馨”，那是父亲本名，也是他上小学时用的学名。在我家这族沈氏里，父亲的排行是“锡”字辈。“仲章”可以说是他的字，他虚龄十三之后，基本以字行。抗战期间父亲因为抢救居延汉简，又参与其他保护文物的活动，在沦陷区用“沈仲章”不安全，便改用不为一般人熟悉的本名“沈锡馨”。
另一个是“森老”，出现了两次。那是徐森玉，又名徐鸿宝。按说陈寅恪生于1890年，徐森玉生于1881年，相差不过九岁，算同辈人。但寅恪先生尊森玉先生为“森老”，可见敬重之意。父亲与森玉先生关系极为密切，故信末有“不另函”之语。我有理由猜测，寅恪先生希望通过沈仲章，让森玉先生了解他的艰难处境，以便把求援呼叫传出去。关于这一点的讨论以及几乎逐词逐句的全信解读，请参见《新文学史料》2016年第3期刊载的另一篇拙文。
（本文原题为《七十三年后：与陈小彭谈我的父亲沈仲章》，载于2016年8月28日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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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语—董欣宾书画》专场

August 28, 2016, 9:3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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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经典2015秋拍推出《魔语—董欣宾书画》专场

时间：2015-12-25 14:30:35　　信息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鞠慧

717 四高士图 水墨纸本 手卷 33×127cm

　　董欣宾是位大人物，看待大人物不可以局限于方隅之地、寸光之目等闲识读，不能以狭隘的俗世标准来求全度量，就像我们评说历史上列位大艺术家一样，在他们对人类历史作出的杰出贡献面前，所谓的功过得失、是非成败变得已经不重要了，不重要到甚至可以不提。当然，言说者自己是怎样一个人物也至关重要。 

　　董欣宾是传统意义上的大人物，曾经坦言：“进则出将入相，退则做个名医或文豪，人生末路做画家。”又言：“书画乃小道，但通天地神明。”更有书篆：“掸天拭地”、“代天设地”、“谭天说地”。非大人物说不出如上箴言。笔者仅从五个方面概述董欣宾其人及其艺术高度。

　　717 四高士图 水墨纸本 手卷 33×127cm 

　　著录 1.《董欣宾画集》P89，译林出版社，1999年。 

　　2.《董欣宾人物画集稿》P30。 

　　备注 此图为董欣宾代表作之一。 

　　一、践行生命价值的儒学理想 

　　董欣宾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一个正在沦陷的乱世。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后果就是家不和外人欺。生于江苏无锡张泾乌土坝黄泥沟的董欣宾，与生俱来的有着大地一般质朴的品格，深得吴文化的哺育与熏陶，以及纯醇之厚的家学滋养，那是顾宪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儒学道统精神，是晚明东林书院中知识精英的文脉传承。其祖训有云：“文不过进士，武不过守备。”可见，东林党人的泣血惨痛曾给董氏后代有过深刻的影响。一把双刃剑，成就了董欣宾作为一代大师的人生苦旅。 

　　五十年代，师从吴门大家秦古柳先生，以国学筑基。六十年代初毕业于南艺附中，后当兵、入党。坑道兵的苦行生涯埋下肺部疾患，受害终身。七十年代当中医，深研《易经》、《黄帝内经》等经史子集，得诸子百家之精粹。悬壶一隅，救难一方，享誉一时。尝曰：“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一语写照一生。其苦心孤诣、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大爱大恨的普世情怀让同道中人俯之仰之见仁见智，至今莫衷一是。

713 鱼乐图 设色纸本 立轴 104×40cm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考入南京艺术学院，成为刘海粟先生唯一研究生。自此，江苏画坛因董欣宾的高调出场而为之震荡。以后18年间，画界老少咸聚拢，天地居前车马喧。董氏帐前膝下，高朋满座，天南海北求教者无数。董先生大气荡荡，有教无类，引来十方学林子弟同辈晚生竞相趋前。其中不乏仕途攀沿求卦者，艺业谋求精进者，商场求财若渴者，情场失意落寞者......。 

　　董欣宾乾坤大挪移的纵横家作派，爱憎分明的人格魅力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君子风范，给多少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孔孟之礼、老庄之道、墨家之侠、法家之术集中于一介文人身上，岂不负载太重!

712 泰山松月图 设色纸本 镜心 137×67cm

　　二、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 

　　历史地看，知识阶层从来都是社会精英，“读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思想的内核，“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是中国传统理想的人格操守，也是董欣宾一以贯之的道德准则。范仲淹的忧乐观在董欣宾身上表现得令人扼腕慨叹。 

　　举例一，七十年代后期，董欣宾曾花了十多年时间深入苏南乡村调研，后由郑奇兄帮助，写成20万字的《无锡社队工业年谱》，成书转呈胡耀邦办公桌，为后来中央决策大规模推进农村乡镇工业建设，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举例二，想方设法冲破阻挠，收集大量证据，为南京博物院老院长姚迁文革期间受迫害致死案，上报中央为其鸣冤叫屈，直至得到平反。此类见义勇为的忧患事例不胜枚举，体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这份责任与担当令众多同辈艺术家不能望其项背。行侠仗义、替天行道，善莫大焉。这也必然遭遇一些猥琐小人的妒恨与陷害。

716 铁拐李造像 设色纸本 镜心 84×41cm

　　三、中国绘画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树 

　　早在考研期间，董欣宾就发表了论文《中国画点线的内结构分析》(1983年《美术丛刊》上海人美出版)，引起国内美术界广泛关注。之后又与郑奇先生合作，陆续出版了一系列艺术著作：《中国绘画对偶范畴论》、《六法生态论》、《美性论》、《中国绘画学概论》、《中华民族思维模式》等。董氏理论体系以缜密的逻辑、系统的分析、科学的论证，阐述了魏晋以降直至现代的中国画本体论思辨，整合海量的文献史料，结合个人多年的创作体验，揭示出中国书画的笔墨堂奥，并诉诸法理实践。包括大量尚未出版的艺术文本，较完整的展现了董氏画学研究的体系力度，让读者从中对中国绘画的文化背景、哲学基础、艺术原理、美性特征、创作技法各个方面，对中国绘画学科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认识。 

　　董欣宾用了72对哲学范畴，把中国绘画的表象与内在规律，梳理得清晰明辨、言简意赅;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从物种生态和“漩流上文化”的宇宙观，阐明了白文化、黄文化、黑文化的成因，进而阐明中国绘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轨迹。 

　　特别值得推荐的，是于1996年代出版并三次再版的(与郑奇合著)30万字的《太阳的魔语——人类文化生态学导论》一书(董欣宾是首次提出“文化生态”概念的国内第一人)。这既是一本从终极真理角度探讨中国画学系统理论及世界性地位的著作，同时，也是关乎人类文化发生原理和发展规律的全新学说。书中很多观点和课题，值得业内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深入研究。 

　　感到欣慰的是，由郑奇教授鼎力相助，以上系列理论文本已得到国家教育部学部委员会计划支持，在全国多所211艺术院校作为本科参考教材，得到推广试用。

715 听松雨 设色纸本 镜心 135×40cm

　　备注 《伟大的南线》展览、出版，虞山当代美术馆，2014年。 

　　四、董氏笔墨的时代影响力 

　　董欣宾及董欣宾现象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人们怀着虔敬之心在谈论这位一元化水墨线条的“南派领袖”，他是一个时代挥之不去的隐痛。 

　　以江苏省国画院为集体代表的江苏画派发韧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有傅抱石、陈之佛、吕凤子等一批画坛前辈开创者。与当时的岭南画派、长安画派三足鼎力，开辟时代新风尚。继而以钱亚宋魏为代表的“新金陵画派”的崛起，雄峙江南，影响全国。特别是文革后期，被解放出来的一批老画家受宠若惊地以感恩之心去“体验生活”，用歌颂手法去“表现生活”，不仅仅是国画，包括油画、版画、连环画等等，争先恐后地成为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中国画无辜地演变成一整套规训的政治波普。传统笔墨被大厂房、高压线所消解，红岩松、太湖绿、万山红作为唯一符号播布大江南北…….。所以，自八十年代初，董欣宾的横空出世，石破天惊。其一画之线般若花开般的光照普法界、众生界，董欣宾“生活即艺术”的一元性水墨风格，“寻找美的冷性规范，达到情的热切追求”的自在自为的本体性艺术气象，影响了当时一大批同辈与晚辈书画者，当今画坛热点人物及新文人画的中坚力量，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接受过董氏笔墨的大乘恩惠。25年前栗宪庭先生的关于北方以贾又福、南方以董欣宾为代表的“南线北皴”说，就是对董欣宾影响力纪实的有力佐证。可以肯定地说，现在50岁-70岁左右的中国画家，大都直接或间接地领受过董欣宾的艺术给养，实则被给养的领域还不限于美术界。历史会记住，董欣宾一个人承担了一个时代。 

　　历史会还原真相的，历史的修复能力不会因某些螳臂挡车的人或势力的阻挠而改变其立场。我们需要时间和等待。人生有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董欣宾是我们时代的功臣，这是历史对艺术的追认。 

　　“能创造影响的，是一个天才，能接收影响的也是一个天才。‘影响’是天才之间的事”(木心语)。此话会让多少同行引以为骄傲。

714 瀟湘云水图 水墨纸本 镜心 132×67cm

　　备注 《伟大的南线》展览、出版，虞山当代美术馆，2014年。 

　　五、董欣宾的当下意义。 

　　斯人已去，董欣宾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启迪?他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体现在哪里?令人思考。尽管后董欣宾时代的中国画界，呈现出“长矛花棍在月下疏影横陈”的众生相，但作为开辟一代风气的引领者，董欣宾现象及其当下意义是有待美术界和学术界研究的，这是一个让人疼痛的个案。有人说，董欣宾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争议不是一件坏事，问题是董氏的绘画艺术不是争论出来的，而且甚至可以说，他的艺术高度恰恰可能与人为的争论毫无关系。作品是全息的，艺术本身会说话。但是如果一个时代平庸到了对本该关注的人物和他的艺术也漠然视之，那的确是件悲哀的事。 

　　置身一个金钱拜物至上、享乐主义盛行、奢靡之风泛滥的物质时代，艺术或可成为人之为人的可供栖居的唯一的精神家园。环顾当下，笔者以为，董欣宾的意义和价值应该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精神性大于肉身性。艺术家最可贵的品质就是对本我对自我的超越。“超我”需要勇气和智慧。我们被物质所裹挟，肉体的肉身性压迫着心灵，人的精神正在被物欲所瓦解，人已经迷失在来时的路上。尼采说：“从我们自身，克服这个时代”。“君子忧道不忧贫”的传统人文精神，“淡泊明志”，“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品格，是成就一个大艺术家的永远的座右铭。董欣宾无疑是一面旗帜。

721 寒梅图 设色纸本 镜心 134×66cm

　　备注 《伟大的南线》展览、出版，虞山当代美术馆，2014年。 

　　2、思想性大于艺术性。人与艺术是意味着的关系，这意味着艺术的高下决定了艺术家思与想的能力，是一个画家应当具备的基本的文化素养。艺术思想、艺术意志和艺术自觉决定一个艺术家的创造精神和价值取向。思想的价值，关系到我们对置身其中的现存秩序的追问与根本性领悟。它是照亮人的生存困境的自由精神的价值。是对人的悲悯、眷顾和终极关怀。“技进乎道”是艺术的高级阶段，董欣宾的思想活力和对中国绘画的理论建树，正是众多艺术家可望而不可即的。 

　　3、个体性大于群体性。“雄鹰从不结伴而行，那是燕雀的事”(尼采语)。要倡导艺术上的个人主义，保持个体的独立性，才有可能使其作品别开生面。“独持偏见，一意孤行”是一个大艺术家的优良品质。艺术作品不是产品，制定一个模式，机制化地完成于流水线上，且可不断地复制。千人一面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摹袭之风，徒有表象缺乏内美的媚俗之气，是当下普遍存在的艺术现象。迎合低级趣味的趋从与投机行为会扼杀艺术家的创造力，或者贪图虚名实利，团伙打劫般的群体性跑码头行为，都无助艺术的提升，也毫无艺术价值可言。克服浮躁，抵制诱惑，甘于清贫，耐住寂寞，或可有所作为。 

　　4、可能性大于现实性。“一切艺术，都是朝向可能生活的艺术”(路东语)。艺术作品的差异性存在，迫使隐匿着的、未知的、欠缺的力量，在匪夷所思的相应性艺术生发中成为可能。差异性是艺术品质的一部分，创造的价值表现在艺术家敢于冲破自蔽，在习常事物中另辟道路，打开属于自己的天空。现实的现实性在可能的非常秩序的开拓中有可能得以实现。

734 太湖渔获图 设色纸本 手卷 画34×138cm 书34×50cm 34×138cm

　　需要关注的是，董欣宾是位未完成的大师，艺术自觉与自新在他晚年的彩墨表现上已见端倪。他在解构传统的同时发扬了彩墨，水墨表现的时代感使其晚岁的作品更具独立性和唯一性，尤其是他腕下的“一根线”至今无人超越。 

　　只有那些胸怀人类、博通经史、淡泊名利、忘我求艺、道业精深、学养宏富、自强不息、勇猛精进的艺术家，才能成为一流大师。 

　　可以相信，董欣宾是我们时代的知识精英，是中国画雍容博大、潇洒苍健的一流国手，是仰望玄空、沧海横流的本色英雄。董欣宾的光芒，将会持久地照亮后来者跋涉的道路。

745 书联 水墨纸本 立轴 134×33cm×2

　　南京经典2015秋季大拍将隆重推出《中国书画》、《中国书法》、《一代草圣——林散之书法》、《新金陵画派》、《艺术南京——南京顶级画家》、《魔语——董欣宾书画》等专场。南京经典秋季拍卖会预展时间2016年1月1、2号，拍卖时间2016年1月3号，南京丁山花园大酒店钻石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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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达杰的小说该怎么读

August 28, 2016, 9:3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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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巧相逢的陌生人——翁达杰的小说该怎么读

陈以侃

2016-08-28 15:21 来自 翻书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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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威夫特写小人国，说里面有两派，大头主义者、小头主义者，水煮蛋应该从哪一头开始剥这件事，“六次暴乱，一个皇帝掉了脑袋，还有一个掉了皇冠”。小人国还有一个宗教，教义里面讲得很清楚，鸡蛋应该从方便的一头剥起，大头小头此消彼长，哪一派的刀快，他们那头就是方便的。

弗洛伊德把这称为“细微差异的自我迷恋”，往往是从外面看难分彼此的两群人吵起来最要死要活，不可调解。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本来就是从印度分阶段跑过去的，老乡，但是英国统治者觉得自己聪明要搞制衡，给泰米尔人开后门；1948年独立，僧伽罗人占四分之三人口，民族主义情绪有了渠道，终于泰米尔人被欺负得吃不消，要在北方立国。
所以，后殖民的苦头，倒真不能说是“大头小头”的玩笑事，但这段二十六年血肉横飞的内战史（两千多万人口住在六万平方公里的国家里，死了超过七万人），读来还是让人觉得：不至于这样。2009年，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建国大业覆灭，但最起码在人类残害同类的技术史上，留下了恶心的一笔：他们是把自杀式炸弹作为战法的先驱；而僧伽罗人的回应，在反恐圈里被奉为“斯里兰卡选项”，归纳起来，就是封锁媒体，驱除联合国、人权组织，并尽快把人杀光。特别是在最后的一次剿匪过程中，政府军大肆屠杀不得已跟随军队逃难的平民（所谓的不得已，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猛虎”要拿平民作为肉盾，处死那些企图离开的百姓）。最后被逼到一块“不超过四个足球场”的海滩上，政府军忌惮自杀式袭击，甚至会击毙投降者，在一场宣泄兽性的屠戮和奸淫中宣布和平重新降临斯里兰卡。

 

迈克尔•翁达杰

翁达杰2000年以此为背景的小说《安尼尔的鬼魂》开场时，女主人公作为法医团队的成员，出现在危地马拉。场景只有一页，已是满纸寒气，他说家属的恐惧是“双刃”的：“既害怕坑里就是他们儿子的骸骨，又怕不是——那就意味着他们还将继续搜寻。”
然后，十八岁离开祖国斯里兰卡的安尼尔，十五年后申请到日内瓦人权组织的一个任务，回到出生地，找寻大规模屠杀的证据。先是见到了政府强行指派给她的搭档，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考古学家塞拉斯·迪亚瑟纳。他带安尼尔去看他们工作的地方，结果是在一艘船上，曾“航行于亚洲与英国之间”，“依旧残留海水的咸味、锈蚀与油渍，货仓里弥漫茶香”，但此时似乎是象征气息更为浓烈的“一直泊在科伦坡港北角一处废弃的码头内”。塞拉斯考古找回的几具骸骨，号称是某个圣地公元六世纪的僧人，但安尼尔随手一翻，就摸出一块不属于那个时候的骨头。书的前三分之一，虽然不时穿插了一些斜体的小篇章——都是战争凶残的剪影，还有些配角闪入闪出，但几乎是我印象里最直截了当的翁达杰，主要就写安尼尔笼罩在忧悸的氛围里，吃不准塞拉斯到底效忠哪一方。疑神疑鬼到了搪塞不住的时候，有个细节是塞拉斯只是开了个灯，安尼尔问他：“你为什么开灯？”他说：“你以为这是我向谁发出信号吗？”
当然，用“直截了当”这样的形容词，甚至概括情节这种行为本身，都不会是翁达杰想要书评人为他提供的服务。这个漂泊者的钢笔里灌的是烟雾；他的文字似乎会隐藏到书页的后面，或者自说自话地飘走。他不只是一个写小说的诗人；他是一个不管不顾要在小说里践行诗歌诉求的实验艺术家。那个写了五卷亨利·詹姆斯传记的莱昂·埃德尔，在评论《身着狮皮》时说，翁达杰写的是“语言电影”。他相信散落着的燃烧的意象，会彼此照亮，而它们间的低语在某个合适的时刻会叠加成交响乐。他相信缺失会让欣赏的人更投入；读他好像一直在跟谁商量，让他再多留一会儿，多说几句。

 

《身着狮皮》

对尚未入门的翁达杰读者来说，这样的语言时常让人隐约担心“过度书写”，或者说就是用力过猛。他2007年的小说《遥望》，主要写了三个人的离散：安娜、克莱尔和库珀（还是想补一句，这样对翁达杰作品的概括，永远应该在记住之前忘记），整个故事的引信，是父亲突然降临在女儿安娜和收养的农场帮工库珀交媾后的场面，把小伙打得血肉模糊。另一个对库珀也生了很久情愫的女儿克莱尔在暴风雪中发现了汽车里的库珀；车门被冻住了，正当库珀以为克莱尔放弃了自己，“一把斧头劈碎副驾驶窗，玻璃跳跃着穿过黑暗，飞入了他的头发之中”。这几乎是一个要让书本飞出手掌，跳跃着穿过房间的时刻：人都快死了，玻璃碴的身姿和落点（更何况是在黑暗中）到底是谁在关注呢？
《安尼尔的鬼魂》开头，当女主人公刚刚回到科伦坡，坐上了一辆三轮摩托，“挤进拥挤交通每一个狭窄的可能性”，这样的句子试图颠覆我过往对“文势”的所有体会，“玻璃跳跃着穿过黑暗”时那种“这怎么可能会是第一流的写作”的困惑又浮现出来。可是，这当然不只是自我放纵，甚至，明白这些都是安尼尔唤起童年记忆的方式也没有那么重要，在翁达杰的笔下，我们要提醒自己，小说的推进从来都不能阻挠他打开任何一个时刻所蕴含的诗歌的可能性。
阅读翁达杰是接受一场关于小说阅读的教育。他好像按捺不住一种倾向，就是让所有细节都不因为处在叙述之中而有轻重厚薄之分，这种平等会让你开始在意他每一个字词，就如同只要你玩味足够长久，它就会透露更多一样。这是诗歌的读法，其实也是侦探小说的读法——每句话都可能成为揭示犯人的最终线索；于是阅读一下有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强度。

 

翁达杰最著名的小说《英国病人》

这场教育的第二堂课，是翁达杰对自己人物的态度。《安尼尔的鬼魂》中间的三分之一，又落入了翁达杰熟悉的节奏里：每个人物都不知所起地写上三四页，正当你以为主角出现了的时候，他就不知所终，连告别都来不及。塞拉斯带安尼尔去见自己的老师，帕利帕纳，一个失明的泰斗，晚年因为伪造学术材料而弃世，让妹妹的女儿照顾着。他指引两人去找安南达，一个曾经让顽石或铁块“立此成佛”的开光师傅，现在被生活摧折地只能在矿井下工作。找到安南达之后，三人一起退到林中的一处古宅，让安南达凭借头骨重塑死者的面容。这是翁达杰笔下常有的所谓set piece，就是可以看成独立构成效果的小段落，关于某项古奥手艺的冷知识，氛围像是有个开关把其余的世界关了一样。然后镜头一转，聚光灯下站出来一个被战时伤员和失败婚姻消磨得也快成了个鬼魂的医生，结果他是塞拉斯的兄弟。医院的兵荒马乱中，突然又凿进来另外一个医生林内斯·柯利安的故事。他被叛军绑架，没日没夜地做手术，当他提出缺少一些医疗器材的时候，这些绑架者二话不说就袭击了一家医院，还顺手替他虏了一个护士来。翁达杰对待人物跟他对待文字的态度有相似之处，就是他对着每个角色都怀着最深的同情，又保持着整齐的疏离感，所以每次转场景都像要开始一部新的小说，而每个人物出场都带着主角的灯光和配乐。不说这位医生柯利安，即使被劫持来的护士罗莎林，上场时的画外音也是这样的：“奇怪的是，护士也没有抱怨自己的际遇，和他（柯利安）一样。”很多小说家都可以写很有趣的龙套，但很少有人像翁达杰这样，随便谁露个脸就像是预订了五十页的戏份（最后再把这些戏全部剪掉）。

 

《猫桌》

在《英国病人》里，那个小偷卡拉瓦乔回想着：“他整个一生都在回避长久的亲密。……他是那个偷偷溜走的人，就像情人离开乱局，盗贼离开一个消减了的屋子。”翁达杰对这个职业很着迷，卡拉瓦乔本来就是《身着狮皮》里的人物，而《猫桌》和《遥望》里，也都有小偷，上面的那句话似乎提示了翁达杰对他所有人物的态度。
我明白这件事是在《遥望》末期，前文我很不当心地把它形容为一部关于三个人的小说。其中一个，安娜，在那残暴的一幕之后出走，成了一个文学史家（另一类翁达杰不能忘怀的人），出现在法国，研究一个叫做卢西安·塞古拉的作家。小说的最后三分之一突然成了失控的万花筒，赌气似的围绕着作家不断喊来新的人物。他的家人，一个他老了之后在路上认识的少年，突然又转到这个少年的父亲（小偷，在战争中受了伤，可能就是卡拉瓦乔）如何遇到少年的母亲；一对颠沛流离到塞古拉隔壁的夫妇，以及这对夫妇的患难，正当本读者的意志正在瓦解之时，翁达杰这样描述道：
他们互相也只是陌生人，正巧相逢在陌生人之间求生。他们发现任何东西——所有东西——都可能被拿走，在这个似乎要延伸至他们生命尽头的钢铁般的世界里，没有什么能保留得住，除了彼此。
我的顿悟大致是这样：讲故事只是幌子，翁达杰远远指着的，是各种情绪流动的轨迹。这些“人物”，也只是像容器，各种爱别离、怨憎会、所求不得，就在这些容器里交换；翁达杰的棋谱上，他留意着车二平六，象五退七，他需要你是车，是象，但具体是谁并不重要。可当任何角色都可以退场，就像在人生里一样，每个人都变得无比重要。这一个个进进出出的陌生人，都有你不能完全了解的过去和心碎，但却足以充满一本书，或者，整个宇宙。

 

《遥望》

就在我这样接受翁达杰教育，慢慢有些心得的时候；一场走得辛苦却也在审美上有相称回报的行程快结束的时候——《安尼尔的鬼魂》读完了，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我读了一部关于斯里兰卡内战的小说，对斯里兰卡内战的了解好像也没有增进多少？小说里偶尔表现的残忍场面，换成其他的时间、地点或敌我，似乎也没什么要紧的。就像几个批评本书的人之一古纳瓦德纳（Goonewardena）说的：“《安尼尔的鬼魂》读起来就像不停从水里拖出尸体来，但从来不探究上游到底发生了什么。谁在扔尸体？为什么扔？这些难道不值得知道吗？”
在这场极为政治的战争里，并不是说在道义上小说家一定要讲政治，但我只关心在技法上，如果要描写残忍，填充些干和硬的细节，难道不会更好吗？残忍不会让人感觉更真实些吗？或许可以这样推断：翁达杰要写的不是残忍，而是恐惧，小说的成功是他能设计出一套叙事，把这种恐惧的体验复制给读者。如果是这样，那未知倒的确更吓人一些。
安尼尔在伦敦学医的时候，她最关心的是一个叫做Amygdala的组织，她说像斯里兰卡语，中文里就是扁桃体。“它是大脑的黑暗区域，……恐怖记忆的储藏室。……这个神经束掌管着恐惧——如此它即掌管万物。”小说还引用了加拿大女诗人安妮·卡森的诗句：“我想探询看顾众生的律法。找到的却是恐惧。”
翁达杰是一个十一岁离开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但故土或许在他头脑里留下了某种形态的东方宗教，众生皆苦，要分辨出单个的人是很无趣的；佛教里把人和一切有情感的生物都叫做“有情”，而所谓“有情”，无非是种种物质和精神的要素的聚合体；而任何要素又是在每个刹那依缘而生灭着的。我读《遥望》所感受到的所有人物都只是容器和象棋，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翁达杰所要表达的情绪和主题，在角色之间流动，在场景间流动，也在他的不同作品间流动。
《英国病人》里，二战也只是背景，好像是为了把几个特别的人关在一起上演恩怨情仇的借口，最后有一段异常简陋的政治评论，里面那个印度拆弹兵，听到广岛和长崎的消息，无所适从，几步冲到“英国病人”的房间，用枪对准他，旁边卡拉瓦乔提醒他，你连这个人是谁都不知道，奇普说：“他是美国人，是法国人，我不在乎。当你开始轰炸有色人种的时候，你就是英国人。”再往前一些，他还转述过他哥哥的理论：日本是亚洲国家，锡克人被日本人残暴地对待，但是英国人却在吊死那些想要独立的锡克人。这时，照顾“英国病人”的汉娜不睬他了，双手插在胸前。接下来是不带引号的两句话，也分不清是否只是汉娜的想法：这世上的恩怨啊。这世上的恩怨啊。（The feuds of the world. The feuds of the world.）
读《安尼尔的鬼魂》，当作者似乎并没有从本质上区分斯里兰卡和危地马拉时，读者开始担心某种“这世上的恩怨都一个样”的立场。小说开头，翁达杰思考斯里兰卡内战：“很明显，政治上的敌人私下里进行着获利丰厚的军备交易。‘战争就是战争的理由。’”这样的分析似乎并没有什么帮助。

 

电影《英国病人》剧照

但最后这一课也是最重要的：读翁达杰的小说不是听他讲解历史，而是观看某种独一无二的想象力为世界着色。Salon.com上一篇“安尼尔”书评写得极好，作者是之前并不认识的Gary Kamiya，他说：“翁达杰这本书想做的，是在写一个道德分量沉重至极的主题时，既要因此写得干净、直白、不多愁善感，但也要把它写成一首诗，让它飞起来。”
说到底，我们一直忘记，小说，the novel（新的东西），本意就是探索那些没有去过的地方。先入为主地判定某种艺术体验有缺憾而抗拒它，就太过粗野了。
《安尼尔的鬼魂》居然还有一个突如其来的转折作为“结局”，甚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情节骨架，这在翁达杰的书里还没有见过。说“突如其来”，是因为他的第三部分本来又“果不其然”偏离轨道成了一个迦米尼的爱情故事。翁达杰在接受“总督奖”的时候这样说：“我在想《安尼尔的鬼魂》里我最喜欢哪个部分？应该是迦米尼不肯拥抱塞拉斯妻子的那一幕。对我来说，这是个让人心碎的时刻，与那些正式的故事天差地远。”就像《英国病人》中奥尔马希告诉凯瑟琳说沙漠里两个人会互相惦记是因为“近密”（propinquity）：“沙漠中的近密，水的近密……‘沙海’中开了六小时的一辆车里，两三个身体的近密。”翁达杰最喜欢写的还是在苍茫中被风雪吹在一起的两个人，“天寒地冻，日短夜长，路远马亡”，就不要太讲究择偶标准了。
读小说喊着要“准确性”，在特里·伊格尔顿那里，被称为“规范化幻觉”，这样的人不相信马修·阿诺德所谓评论就是“把对象当做它自己去看”，他们有个预设的模型，说小说要照这个来改，一直在页边写：这样那样不是更好吗。这种读书的方法也没有什么帮助。

 


[加拿大] 迈克尔•翁达杰著,陶立夏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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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霍芬中国旅行记：为何近代北方如此穷苦？

August 30, 2016, 12:5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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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霍芬中国旅行记：为何近代北方如此穷苦？

[德]费迪南·冯·李希霍芬 著 李岩 王彦会 译

2016-08-29 18:13 来自 私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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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李希霍芬是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有关中国的地质考察和研究是其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他曾于1868年9月开始在中国进行了历时四年之久的地理地质考察，足迹遍布中国13个行省。《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是根据他身后遗留的在中国进行考察时的日记、手稿和私人信件等编辑整理而成，书中记录了李希霍芬在中国考察时的见闻和经历，以及他对于近代中国的思考。
回顾这一路从汉口到北京的行程，就会发现途经的这几个行省对于从中国向国外出口上几乎没作出任何的贡献。而且这几个行省向中部和南部各省输送的货物也是极少的。由此可以推断出，和南方各省的居民相比，这几个省的居民几乎就是处于自产自销的状态，很少消费进口产品。
李希霍芬
事实上非常难分析，在北方这些区域是如何保持贸易平衡的。食物和一些奢侈品大量进入人口众多的北方行省，但是这些地方生产的东西却主要被当地人消耗，只有很少一部分才会拿去卖。即使是鸦片烟，这种东西赚钱极快的，但是北方产的鸦片很少卖到南方去，大部分都在北方就被吸食掉了。山西之前还产铁，并且销往全国各地，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但是随着欧洲的金属制品带来了巨大的竞争，使得山西产铁的销路大大受限，现在也只是卖给中国北边的几个省而已。虽然蒙古部落产的皮草、烧酒和其他一些东西也被卖到南方，四川也往外省卖棉花。但是和北方这几个行省大量进口的东西，比如大米、茶叶、糖和另外很多很多其他的物品相比，卖出的数量不堪一提。唯一挣钱的来路，据我所知，就是山西商人积累的资本以及和蒙古部落、中亚做生意赚取的利润。这种输入和输出的不平衡导致的结果就是，北方人生活很穷苦，只够活命而已。
其实更早时候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尽管当地的居民又穷又懒散，但是像我这样的旅行者完全看得出这些地方以前是非常繁荣的。比如那些大点儿的城市都建有雄伟的城墙，城里也有很多高大的房屋，那些市镇，村子还有恢弘的庙宇，以及宽阔的大道都显示出，北部这些行省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北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过去曾经创造出多么伟大的成就，但是现在却日渐贫困和衰败。当然就北京而言，恐怕宗教和政治因素是造成目前局面的内部原因。但是如果进一步思考，那么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客观因素的。
环境恶化：山丘都是光秃秃的
首先就是气候的恶化，而原因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森林的毁灭。在从汉口到北京的路上，我多次提到过，几乎所有的山峰和丘陵都是光秃秃的，看起来很荒凉。只是在村落和庙宇附近才会出现一些树木，还有就是在伏牛山，当地人为了养殖野蚕种植了很多柞树。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以前的情况不是这样的，但是在当地人那里却一直有一种说法，那就是之前这些山上都长满了树木。至少他们父辈告诉他们的情况是这样的，理由是以前下雨下得频繁，雨量没有现在那么大。但是我却不相信，中国北部在不远的过去曾经是片森林覆盖的地域。黄土地上或许长过野草，但是绝不会有过森林。因为凡是黄土覆盖的地方，包括伏牛山和大行山的山谷，以及大平原，就算曾经有过森林，也是在远古时候，因为《禹贡》中就记载，大禹已经砍伐掉这些森林。
除了砍伐森林对环境造成的显见的破坏，还有更为严重的是水土的流失。如果森林还在的话，是不可能发生的。本来雨水应该渗入地下并储存起来，但是现在却携带山上的泥石冲下来，泛滥成灾。原本干涸无水的地方被淹没，就像我们在山海关看到的情景。而河水携带的石块和泥沙使得原本肥沃的土地变得沙化，再也不能种植庄稼。在山西和大平原地带有无数这样的土地。如果不是因为有黄土的存在，那么除了中部的大平原外，中国大部分地区早就成了一片沙漠，间或还能看到可耕种的山谷而已。现在大面积原本肥沃的土地，原本比其他地方更具备蓄水条件的土地面临着被破坏的危险。
交通不便：运输全靠牲口
另一个造成贫困蔓延的原因是恶劣的交通条件。虽然中国的陆路交通从来就不尽如人意，但是以前肯定比现在的情况要好。就连山西和河南也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如果比较陆路和水路的运输费用，前者几乎是后者的20到25倍，那么很容易就能发现，住在没有运河连通的各个行省的人们处于何等劣势。我不得不再次提到，在山西，煤在矿区只卖50芬尼，6英里外则涨到25马克，12英里外就已经卖到42马克了。所以河南南阳府的人宁可购买距离170英里外走水路而来的湖南的煤，也不买离他们只有6英里走陆路而来的煤。因为后者比前者还贵。所以在中国，通常只有住在煤矿周边地区的人才有福气用上煤炭。对于离得远的人，煤就是一种奢侈品，他们根本消费不起。当山上还有树木的时候，人们对此感觉还不那么强烈，因为可以砍树。但是现在他们只能烧些干草、高粱杆或是费劲刨出的树根。更糟糕的是现在粮食和其他的生活所需也越来越少。
适应了先进交通手段的人经常会觉得不可思议，在中国因为路况太差，使用了多少畜力。经常看到五头强壮的牲口拉着大概25担高的货物。无可计数的牲口和马匹被用来运输货物，而大面积可耕种的土地产出的东西却用来饲养这些牲畜。其中马匹的使用率大概不到1/5，因为路面太差或太窄的地方马并不适合。可以说另外4/5都是使用驴或骡子等役畜。在南方则恰恰相反，没有那么多的拉车的牲口，也不需要留出那么多地来供养这些牲口。所以即使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虽然南方的人口多，但是人均耕地和北方的几乎一样。
他在通州往北京路上的自画像
人口过剩：孩子多得惊人
第三个原因则是，在北方一些地方人口过剩，主要是在河南。结果就是大面积土地上的产出都用来供给当地人的吃穿，能输送到外地的产品少之又少。如果是土地肥沃的地方，比如怀庆府，那里的人可以过得比较殷实，穿着也相当好，但即使是他们，手里也没多余的钱用来购买其他生活所需。只有一定数量的人在从事农耕，还有很多人并不干活，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造成人口过剩的原因是过早的结婚。大部分年轻人在18、19或是20岁就结婚，因为在中国，子嗣延续是一件天大的事情，是人们日常主要的话题。有了子孙老了以后才有人赡养，死了以后才有人祭拜。孩子的数量多得惊人，世界上再无其他地方像中国的某些城市或村庄那样，满眼都是孩子。有时候从一间小小的房子里会涌出一堆孩子，他们都跑出来围观我们。当我在河南的时候，曾经和那里的官员谈论过这件事情。他们已经开始忧虑人口上涨得过快，并且已经试图阻止当地人过早结婚。
吸食鸦片：财产都花在一杆烟枪上
另外一个，但绝不是最后一个贫困的原因是吸食鸦片。鸦片造成的后果到底有多大，是不可能准确估计的。在我看来，北方各行省，尤其是山西和河南吸食鸦片的人比南方行省多很多，比如湖南吸鸦片的人不是很多。吸鸦片或许是因为冬天人们无所事事，靠着它度过漫长的冬夜吧。那时地里没活儿干，晚上也不怎么点灯，在黑暗中也干不了别的事。所以他们就躺在炕上吸食鸦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吸食，可能是一家里有一个吸上了，会把烟枪递给别人尝试，而这种东西很容易上瘾。在山西的很多地方，我可以肯定90%的成年男子都吸鸦片，女人也不少见。在北方无论是城市还是村子里，吸鸦片的都是干体力活的劳动阶层。而在南方和满洲却不是这类人在吸食鸦片。北方的很多地方整个城市的人看起来脸庞消瘦，目光呆滞，这是典型的鸦片中毒的特点。我可以举出太多的例子来说明一个原本富有的人自从沾染了鸦片之后一步步变得一无所有了。因为鸦片使人懒散，不愿意干活，整个人都会失去活力，神经松弛，上瘾后就再也戒不掉了，直到最后所有的财产都花在一杆烟枪上。先是卖房子，之后卖老婆孩子，最后自己饿死。在山西的传教士们曾经深入调查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发现吸食鸦片使得很多人精神萎靡，丧失劳动能力。而且我可以肯定，吸鸦片的人，他们的后代身体素质也比较差。
撇开鸦片带来的道德上的衰败不谈，单从经济的角度来说，鸦片的种植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劳力。必然地，如果种了鸦片，那么干其他活儿的时间和体力就会减少。每年消耗在鸦片种植上的人力是无可估量的。另外种鸦片和吸食鸦片一样，往往会受到谴责。因为人们已经认识到鸦片是造成中国积弱积贫的一大原因了。无法统计有多少原本种植了庄稼的土地被用来种植鸦片。在山西，鸦片是在我到这里的12年前，也就是1858年首次引入的，自此就不断增长。虽然当地政府早就明文规定，种植鸦片有可能会被处死，但是只此一条空文既不能限制更无法完全禁止人们种植鸦片。很多人已经深陷毒瘾，无法自拔。更糟糕的是，最先吸食鸦片的往往是当地的官员，然后才会自上而下地流行起来。现在衙门里的大老爷有很多都吸食鸦片。连官员自己都吸鸦片，又怎么能坚定地执行禁烟的规定呢。一旦他们禁烟，百姓必然会造反。
在平阳府就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里的官员为了限制鸦片的种植，当然也可能是想从中获利，规定每亩鸦片要交400文的税。1870年，种鸦片的人没有交税，于是当官的就派人到田里把所有的罂粟拔掉了。第二年那些人仍然拒绝交税，当官差们再次到地里准备拔掉罂粟的时候，种烟的人便反了，他们把官差打跑，收了罂粟，一分税也没交。
鸦片在各地的种植面积不断地增加，尤其是在西部和北部的行省，已经相当泛滥。至于所带来的经济后果，由于情况复杂，则要多方面分析才行。鸦片的种植无疑削弱了其他农作物的种植。在河南或是山西，所种的鸦片主要被当地人吸食掉了，并没有带来任何的经济效益，那这种情况下无疑鸦片种植导致了贫困。但是在其他一些地方，人们种植鸦片，但自己并不怎么吸食，和其他的农作物相比，鸦片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效益，他们由此赚了更多的钱。
在这方面山西的情况最恶劣。在当地，罂粟被种在最肥沃，灌溉条件最好的地里。而这些肥沃土地原本可以出产更多的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这里的鸦片质量很好，劲道很大，价格可以卖到一般鸦片烟的三倍。但是当地人并不往外卖，都自己吸食了。甚至还不够，得从邻近省份买进很多鸦片才行。因此在山西，鸦片没有带来任何的经济效益，反而造成当地人的贫困。完全相反的例子以后我们会在西南行省，主要是云南和四川看到，那里也种罂粟，但是大量往外省卖，赚了很多钱。同样这么做的还有陕西和甘肃，那里的位置更加偏北，气候凉爽，十分适合罂粟种植。他们也大面积种植罂粟，然后外销获得巨大利润。在陕西，大片土地被用来种植罂粟，在一些地方，罂粟甚至是除了小麦以外种植得最多的冬季作物。和小麦、豆类、粟子以及山药等作物相比，罂粟的产量更加有保证，价值更高，所以在这些地方，鸦片不是导致贫困而是致富的手段。
还有一点应该注意的就是，鸦片烟的质量，主要是指劲道强弱。这和其他烟草或是酒类一样：高度酒喝一点儿人就会醉，而低度的，像葡萄酒或是啤酒，即使喝很多也只是让人兴奋而已。劲道大的雪茄可以刺激人的神经，而其他烟草这样的作用就不那么明显。所以只有劲道大的鸦片烟才能摧毁人的意志力，而一般的或是较弱的，即使吸食很多能产生的影响也有限。在这一点上山西非常不幸，在中国劲道最强的鸦片烟产自甘肃，其次就是山西，再接下来是陕西和河南，最后才是四川。罂粟价格的高低和劲道的大小是成正比的。在山西，当地人抽习惯了劲道大的鸦片烟，觉得劲道小的根本没有滋味，所以即使价格再便宜，他们也不会购买。结果更加糟糕。在四川，之后我们还会提到这个地方，虽然也有很多人大量吸食鸦片烟，但是对人身体的伤害却不是那么明显。只有那些钟爱劲道大的鸦片烟的人，尤其是习惯吸食印度鸦片的人，身体才会变得羸弱，像很多山西人那样丧失劳动的能力。
与南方比，北方不具任何优势
西北行省之所以贫弱的另一个原因是外来商品的竞争。之前我就曾提过，山西的制针业就受到英国进口物美价廉的外国针的巨大冲击几乎完全衰败了。接下来受到冲击的将是武器和钢铁制造业，那时山西的钢铁业将面临全面崩溃。在南方情况虽然也是这样，比如棉织业也受到外来货的冲击，但是外国对茶叶和丝绸的需求却在逐年攀升。因此对南方行省来说，反而面临经济的复苏，此外那里的交通条件优越，水路四通八达。因此和中国中部和南方省份相比，北方几乎不具任何优势。除了药材和棉花之外，南方几乎可以完全不依赖北方生存。
最后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各时期的战争和叛乱给北方带来了非常大的破坏。与南方相比，破坏更为严重，恢复起来也更难。比如鲁山县的炼铁铺子就在明清王朝更替的时候遭到了巨大打击，之后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若是在南方，因为交通便利，家乡遭到破坏的人很容易就会迁移到其它地方重新开始生活。而在北方就难一些，陕西肥沃的平原对中国人的吸引力太大了，他们不愿意离开故土。即使那里的土地先是经历了捻军后是回民的叛乱已经荒芜，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恢复。
（本文选摘自《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商务印书馆，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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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婉儿墓志透露的史实

August 30, 2016, 1:0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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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婉儿墓志透露的史实

最新文章东方早报[微博]仇鹿鸣2014-01-20 08:27

新年伊始，广受关注的上官婉儿墓志正式刊布，遵循考古学界“先研究、再发表”的惯例，在墓志公布的同时也发表了李明、耿庆刚两位先生合撰的《〈唐昭容上官氏〉墓志笺释》（刊《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6期）一文。而西安当地的学者缘地利之便，可能稍早便已获悉了墓志的内容，陕西师范大学杜文玉教授在《文史知识》2014年第一期上发表的《被误读的上官婉儿》一文便已利用墓志，解读上官婉儿的生平。笔者去年曾在9月22日的《上海书评》上根据新闻报道中透露出的一些信息，对礼葬上官婉儿一事的背景及墓志的学术价值做了一些“大胆的假设”，现在看来所幸尚无大错。而墓志全文公布之后，笔者注意到其中的史料价值超过了最初的预期，虽已有两篇论文捷足先登，但仍存在不少剩义以待发覆。

关于上官婉儿的生平，除了两《唐书》本传及笔者前文所引《唐会要》中的一段外，《太平广记》卷二七一引《景龙文馆记》一则颇具价值，特别将其和墓志比读，多有可互相发明之处，可惜学者之前尚未有措意者。“唐上官昭容之方娠，母郑氏梦神人畀之大秤，以此可称量天下。生弥月，郑弄之曰：‘尔非秤量天下乎？’孩哑应之曰：‘是。’襁中遇家祸，入掖庭。年十四，聪达敏识，才华无比。天后闻而试之，援笔立成，皆如宿构。自通天后，逮景龙前，恒掌宸翰。其军国谟猷，杀生大柄，多其所决。至若幽求英隽，郁兴词藻，国有好文之士，朝希不学之臣，二十年间，野无遗逸。此其力也。而晚年颇外通朋党，轻弄权势，朝廷畏之矣。玄宗平难，被诛。”对比两《唐书·上官昭容传》，可知宋人修《新唐书》时新增的部分事迹，如上官婉儿年十四为武后所赏识等，当取资于此书。《景龙文馆记》原为十卷，南宋后渐亡佚。作者武平一，为颍川郡王武载德之子，这位武载德便是笔者《复数的上官婉儿》一文中提到过的引司马慎微妻李氏入宫掌诏敕之人，但武平一在武后时期一直隐居嵩山，自远于政治中枢。中宗时复入长安，虽是景龙年间贵戚群臣宴饮游乐群体中活跃的一员，但政治立场较为超然，故玄宗即位后，虽亦遭贬谪，幸尚保余生。晚年所作《景龙文馆记》一书详细记载了中宗景龙年间宫廷中巡幸宴游、赋诗唱和之事，由于景龙间的宫廷诗歌唱和对促成律诗的演变成熟颇有助力，加之是书录有大量当时君臣之间的唱和诗，如现存世上官婉儿诗歌主体皆据是书佚文辑出，故特为治文学者所重视，贾晋华教授曾有辑本（收入《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大致可见原书的面目，但治史者关注并不多。

前引《景龙文馆记》上官婉儿一则，盖出自是书后三卷学士传部分，由于武平一是中宗时代宫廷生活的局内人，故其所述具有第一手的史料价值，其中最关键的一句是“自通天后，逮景龙前，恒掌宸翰”，则上官婉儿预机密的时间当是在武后万岁通天后至中宗景龙之前，《新唐书·上官昭容传》不取《旧唐书》“圣历已后，百司表奏，多令参决”之说，而云“自通天以来，内掌诏命”，或即本自此条。尤可注意的是，本条记上官婉儿在景龙后便已不掌诏敕，从权力中心隐退，虽与通说有异，但恰好能与《新唐书》本传、《唐会要》云其受神龙三年太子李重俊政变的刺激，归心皇室，暗中布置政治退路的记载相吻合，亦可与墓志中“先帝自存宽厚，为掩瑕疵，昭容觉事不行，计无所出。上之，请擿伏而理，言且莫从；中之，请辞位而退，制未之许；次之，请落发而出，卒为挫衂；下之，请饮鸩而死，几至颠坠”这一惊人的记事相发明。尽管墓志所记或有夸张的成分，但综合传世文献与墓志，上官婉儿在神龙三年政变后与韦后一党逐渐疏远当是事实。其中最重要的证据，便是其退为婕妤之事，墓志中云其是因不满韦氏专权而“表请退为婕妤”，《唐大诏令集》卷十五录有《起复上官氏为婕妤制》，云其因为母郑氏守孝而“爰命权夺”，两者所叙理由虽大相径庭，但上官婉儿在景龙间因某种原因淡出政治中心一事则进一步得到坐实。由于我们并不清楚郑氏去世的具体年月，因而也无法推定上官婉儿守制的时间，但从《景龙文馆记》中仍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即在景龙二年十二月十九日至景龙三年十二月十二日长达一年的时间内，上官婉儿并没有在频繁举行的宫廷唱和活动中出现，而在此之前及之后，上官婉儿都是其中的常客。尽管由于现存的《景龙文馆记》是一个辑本，使得这一推定的可靠性多少存疑。但仍有一些旁证可强化这一推论，如在景龙三年几次大规模的宫廷唱和活动中，如八月二十一日幸安乐公主山庄，参与者有十五人，又九月九日临渭亭登高，参与者更达二十四人之多，可以说基本完整保存了唱和过程的全貌，但其中仍未见上官婉儿的身影。而据《起复上官氏为婕妤制》，上官婉儿起复婕妤的时间为景龙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这一变化则立刻在《景龙文馆记》的记事中得到反映，其在十二月十二日便出现在从中宗幸新丰温泉宫的队伍中，并献诗三首。

由于受史料限制，上官婉儿在中宗景龙年间的隐退与起复，其背后的真正原因，我们目前尚难确认。但值得注意的是，上官婉儿起复的时机颇为微妙，景龙三年末，朝廷中的政治斗争已趋白热化，次年六月中宗便遭毒杀，而上官婉儿起复后，亦非无所作为，而是受命重掌诏敕，中宗的遗诏出自其手，便是一证。过去史家对中宗的印象多停留在放纵妻女、昏聩无能的“和事天子”层面，台湾青年学者褚文哲曾以《制作李显》为题发表过两篇论文（刊《社会/文化史集刊》第三、四辑），试图借助新文化史的方法来分析两《唐书》《通鉴》对中宗昏聩形象的刻意塑造，但由于史料不足，这一尝试并不能算十分成功。但上官婉儿墓志的发现则进一步提示我们，中宗朝的宫廷政治远比过去史家设想的复杂，对中宗本人的政治能力亦有重新评估的必要。

武则天在圣历元年将中宗从房陵召还，立为皇太子，是其晚年最重要的政治安排，当时中宗离开长安这一政治中心已有十四年之久。武则天晚年为何放弃为皇嗣十余年并无过错的睿宗李旦，改立中宗为储，本身便颇值得玩味。周振鹤先生早已指出交通不便的房陵自秦汉以来便是朝廷流放权臣、诸侯王的首选，仅西汉一代便有六位犯法被废的诸侯王徙于房陵（见《西汉县城特殊职能探讨》，收入《周振鹤自选集》）。因而，谪居房陵时期的中宗，常有朝不保夕之感，当然更谈不上在长安宫廷中有何政治奥援。待其重返长安后，虽贵为皇嗣，但在政治上仍属孤家寡人，神龙政变，亦非其本意，而是“被”黄袍加身。另一方面，上官婉儿一家与中宗则颇有渊源，其父上官庭芝被诛前曾为周王府属，是中宗的王府旧僚，上官婉儿没入宫后，与中宗亦可能存在交集。因而在朝中缺乏根基的中宗，神龙元年即位之初，便将谙熟宫中情势的上官婉儿从五品才人拔擢为二品昭容，并赋予更大的权力，大约与此背景有关。因而，墓志中所记中宗对上官婉儿的种种恩遇与信用，恐非全是虚饰之词，特别是景龙三年末，中宗起复上官婉儿，命其重掌诏敕，其间是否有抑制韦后专权的用意，颇值得推敲。而上官婉儿起草的中宗遗制，安排“韦庶人辅少主知政事，授安国相王太尉，参谋辅政”，而韦温、宗楚客以“嫂叔不通问”为由削相王，独以韦后临朝（《旧唐书》卷八八《苏瑰传》），亦可知上官婉儿与韦后的政治立场有异。因而在诛杀诸韦的唐隆政变中，上官婉儿并无畏惧，“执烛帅宫人迎之”，并以诏草示刘幽求。李隆基之诛上官婉儿，乃缘于其荡涤旧恶、重建权力结构的政变谋划，并非因其为韦后党羽，后来因一时无法扳倒太平公主，不得不暂作退让，礼葬上官婉儿，此点笔者在《上官婉儿之死及平反》一文中已有讨论，兹不赘述。

墓志云上官婉儿葬于景云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即在政变两个月后，而墓志通篇叙其为婕妤，志盖则篆题为“大唐故昭容上官氏铭”，可知上官婉儿昭容的赠官下达得较迟，故不及在志文中体现，仅书于盖。墓志长七十三厘米，宽七十五厘米，是初唐三品官员墓志常见的规格，其最初可能还是按婕妤三品的身份来安排葬事的。与笔者先前的推测一致，上官婉儿的葬事由太平公主主导，“太平公主哀伤，赙赠绢五百匹，遣使吊祭，词旨绸缪”，这一安排并不寻常。从制度规定而言，赙赠与遣使吊祭皆当出自诏命，如《通典》规定诸职事官薨卒，文武一品赙物二百段，粟二百石，以下按品级递减，而笔者曾讨论过的高宗保姆姬总持墓志，高宗“赠绢布贰伯段，米粟贰伯硕，五品一人监护丧事”，便是这一制度运作的实例。一般人臣只是吊祭时赠物，因而，太平公主之举颇有僭越之嫌。若将此和赠官下达较迟一事联系起来，则朝廷对礼葬上官婉儿一事的真实态度相当暧昧。由于墓志中未记上官婉儿的谥号，不知其“惠文”的谥号得自何时。一般而言，赠官与谥号当同时颁下，但上官婉儿的葬事本身就是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互相博弈妥协的结果，尽管不排除太平公主在景云二年七月再次动议追谥上官婉儿，但其年二月，李隆基已以太子身份监国，从目前的材料来看，似无加谥上官婉儿的背景。笔者个人更倾向于认为，上官婉儿昭容的赠官和惠文的谥号皆得于安葬时，只是与赠官一样，谥号下达较迟，未及刻入墓志。

墓志明言上官婉儿年十三为高宗才人，神龙元年，中宗继位后进为昭容，则至少在名义上其先后为高宗父子两代皇帝的嫔妃。武则天虽亦曾先后侍太宗父子两人，但高宗在立其为皇后的诏书中仍用“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曲为掩饰，而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中则将武后“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作为一大罪状昭告天下，则唐人虽大有胡气，“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但并未开放到如此地步。从制度而言，唐代后宫有嫔妃、女官两套系统，女官系统主要设有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等职，分掌宫中服御药膳之事，如德宗时有女学士之称的宋若昭便曾为尚宫，掌宫中记注簿籍，韦后时亦有尚宫柴氏、贺娄氏。除此之外，一些命妇亦可出入宫掖，承担政治使命，如司马慎微妻李氏受命掌诏敕当属此类。而上官婉儿以嫔妃的身份承担女官或命妇的职任，则反映出当时女官与嫔妃之间的身份界限并不如先前认为的那样泾渭分明，这或许是女主当政时的特殊形态，毕竟当时甚至出现过以贺娄氏为内将军、掌禁卫这样的奇事，那么再发生任何事情也不足为怪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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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是怎么写游记的--盘点中国古代十大游记名篇

August 31, 2016, 8:2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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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是怎么写游记的--盘点中国古代十大游记名篇

  12-15 06:17 分类 : 历史探索阅读 :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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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就是玩，人天生爱玩。和别的玩不同，旅游玩的是新鲜、未知。对未知的探求和对陌生的好奇根植于人的天性之中，所以旅游是古已有之的事。虽然那时候还没有景区冠名、酒店代言和软文广告，但那年代的旅游达人也不少，多数文字功夫还相当了得，是故写游记也就成了达人们常干的事。要知道，明朝的时候中国就有职业旅行家徐霞客了，所以你说中国游客人数世界第一这个不是没有原因的。

不过因为古代交通不太方便，平头老百姓平日种地讨生活还来不及，根本没有时间和经济能力去旅什么游。所以这一般都是贵族士大夫干的事情。而那时笔墨太贵，不像现在电脑打字这么方便，所以古人的游记都是惜墨如金，用特别省字的文言文写。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盘点我国古典文学史上的这些游记名篇。但事先说明哈，《行书》团队可不是什么权威文学学术期刊，本篇盘点也没有聘请哪位文学理论批评家做顾问，所以我们评出的，仅仅是我们的一家之言，反映的也是《行书》团队的浅知漏见和主编的恶趣味，权供各位读者一悦，切莫当真。

接下来的评选中，我们将从文采指数、情感指数、知识指数、思想指数四个方面来对我们所知道的古今经典游记做一个胆大包天又乱弹琴地排名，希望各位作者老师泉下有知也不要起来起诉我们。

先说说选的四个指数维度。文采指数:游记首先是文章，文章首先文字要优美、结构要紧凑、语句要流畅、节奏要明快，可读性要强，所以文采毫无疑问是第一位的指标。

情感指数:游记是格物致知，触景生情，有感而发，寄情山水，所以感情是否真挚、浓烈、充沛必须作为第二位的指标。知识指数:既然是游记，那势必涉及一些山水人文的地理历史知识，如果纯粹只是抒发个人情感，那也不成其为合格的游记。

一篇好的游记，肯定干货要足，知识扎实。所以硬知识当为其第三指标。思想指数:最后一个指标也是一个添彩性指标，就说思想性本不应作为游记文章的硬要求，但如能拔高点拨一下，也是对一篇文章整体调性和灵魂的提升，属于锦上添花的指标。

按照这个标准，我们依次排出了以下十篇绝佳游记。

1
《前赤壁赋》，苏轼


苏轼像，文青气质确实浓郁~

文采指数:★★★★★

情感指数:★★★★★

知识指数:★★★★★

思想指数:★★★★★

《赤壁赋》有二，都是苏子绝唱。其中，《前赤壁赋》选进了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传识度最高。在这篇奇文中，苏轼老师才情大发，文采汪洋恣肆，笔风飘逸隽永，才华倾泻盈江，整体水平如同开挂。美而不腻，秀而不作，简直可以用世间一切好词汇，简直世间没有足够好的词汇来形容此文的旷世。

此文是苏轼老师的开挂之作，文采飞扬，情感恣意，历史知识、甚至天文学知识自然夹带，于无形中自然论道，佛道思想、相对论、朴素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闪闪发光。《前赤壁赋》绝对古今游记第一名篇，可谓要啥有啥，它夺头魁，当之无愧。


文徵明手书《赤壁赋》

原文: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28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尊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2
陶渊明《桃花源记》


陶渊明画像，多上相，谁说古人不会照相、不会摆pose?看，人家那时候就采菊花了~~~

文采指数:★★★★★

情感指数:★★★★☆

知识指数:★★☆☆☆

思想指数:★★★★☆

陶老师的文采当然也是没得说啦，但不似苏子那样汪洋恣肆，纵横江河。而更易朴实自然，清新平实取胜。但既然是作文比赛，那我们就得用应试化一点的指标来评啦。陶老师这篇辞藻不如苏老师的华丽，排比对仗也用得也没有人家多，所以输一筹。

情感方面，陶老师作为自然主义始祖，自然是主张要真切自然，不要浓烈激越，要清心寡淡，不要浓墨重彩。所以这一篇陶老师以第三人称写的游记里，我们依然可以真切的感受到陶老师对桃花源世界那浓浓的爱。

知识方面由于陶老师表示他这个有虚构成分，不足为外人道，他本人又以道听途说的方式来叙述，所以更加减弱了故事的可信性，后人也多认为其地名时间等皆为虚构。但我总感觉人陶老师其实去过这地儿的。看赖声川先生的《暗恋桃花源》可知此推测绝对有道理。

思想方面呢陶老师不喜欢高声宣扬主张，猛烈夹带私货，他喜欢平淡如水，家常话一样叙述中自然蕴含清香的哲理和韵味。此篇功力深厚，也是一等一的今古名篇，尊为榜眼绝对够格。


桃花源想象图

原文: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3
《梦游天姥吟留别》，李白


这张画像完美展现了李白的大仙气质

文采指数:★★★★★

情感指数:★★★★★

知识指数:★★☆☆☆

思想指数:★★★★☆

本篇是本次入选的十篇大作里边唯一一篇以诗歌体入选的，由此你也可知我们李大师的威力和江湖地位了。写旅游诗很多，但要入选我们游记界的还真不多。主要是，诗歌受字数和体例限制，主要就能表达一个情绪或情感，讲不了太多。比如我们的第三个指标，是完全没法满足的，内容翔实度不够!

但你看我把这篇放在第三就知道我对李白老师是真爱了。李总的文采不用我多说了，也不是我辈能说的。这篇神文说是梦游，但其所写情境之逼真，又不像是虚构的梦游。穿鞋看景都写到了，我怀疑李大师是喝高了醉游而不自知。全文文采、思想、情感都爆表，唯知识性稍欠，作为探花，有些委屈，但也是文体所限。

原文: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

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以魄动，恍惊起而长嗟。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


4
《游褒禅山记》，王安石



王安石老师画像，正规照就是坑爹!

文采指数:★★★☆☆

情感指数:★★☆☆☆

知识指数:★★★★☆

思想指数:★★★★☆

其实王安石老师我是特别喜欢的，把他放在第四实际上有点委屈他了。但还好，王老师仕途一度得意，官至宰相，人家不像李白大哥和老陶同学一样是专混文学圈的。所以做到官员里边最会写文章的，已经很赞啦。像苏老师就有点惨，典型的文青官员，不舍官场但又不太会混官场。

王老师是中国古代名人中我特别喜欢的一位，我觉得他在我国古代的儒家道德环境下，简直就是一朵充满现代精神的奇葩。王老师虽然也学富五车，但身上却一直洋溢着一种朴素的草根精神和光芒，粗野、随性甚至有些痞气。他写文章不拽文，不刻意修饰词句，生活作风平民，还有当众搂裤裆和抓胡子跳蚤的轶事，你就可以知道他有多可爱了。而且王老师辞官而依能自得其乐，真可谓拿得起放得下，这心胸气度也令我神往不已。

文如其人。安石老师为文本色自然、朴实无华，却又字字珠玑，铿锵有力，绝对大家风范。通篇不事雕琢，明白如话，放荡不羁。但王老师由于政治家和思想家情怀较重，不像苏子那么风流倜傥，

而且因为出身寒微，历经沧桑，是一步步爬山去的，王老师体会过民间疾苦，知道生活世相的酸甜苦辣，所以他略微有点苦大仇深，容易深沉和沉重，个性又太强，跟那帮子士大夫文人骚客完全不是一个路数。所以王老师的文章喜欢文以载道，总要点题，总有惊人之论，思想很重，所以读来有些不轻松。

王老此篇文采称不上卓然，因为不曾有意雕饰;情感也未专门倾注，因为不是重点;知识有考据，可见王老师行文严谨，历史功底扎实;思想深厚，以小见大，点明人生哲理。


今日褒禅山

原文: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5
《登泰山记》，姚鼐

文采指数:★★★☆☆

情感指数:★★☆☆☆

知识指数:★★★★★

思想指数:★★☆☆☆

姚鼐老师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他就是清朝文学流派中著名的“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啦。什么派这些虽然高中时大家都学过，但不是专门搞文学史的一般都记不住，也没关系，挺正常，大家只需要知道姚老师文章写得平实大方、严谨紧凑、自然洗练就好啦。

今天我们选到几位作者中，姚老师是离我们最近的，所以文到姚老他们这一代，已经积攒几千年的文萃，去百家精华，千锤百炼，基本都是“文精”了。文章写到姚老师这个程度，可谓是炉火纯青了。他这篇名作充满现代文法精神，重结构、重章法、重考据、重文辞，大有学术散文之感。文章句法简单，通俗易懂，已经接近白话文风格，绝对古今历史地理第一名篇，可为后世范文，放到现在都不过时。若不是后来者，是绝不至于放在这个位置的。

姚老这个境界的，此篇已经不刻意凸显文采了。因为重描摹和考证，所以知识指数爆棚，个人情感反而不过多渲染倾注，也不刻意宣扬什么思想或说教什么，是非常舒服耐读的游记。


泰山日出

原文: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最高日观峰，在长城南十五里。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是月丁未，与知府朱孝纯子颍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

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绕泰安城下，郦道元所谓环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巅。古时登山，循东谷入，道有天门。东谷者，古谓之天门溪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者，世皆谓之天门云。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戊申晦，五鼓，与子颖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宫在碧霞元君祠东。是日，观道中石刻，自唐显庆以来，其远古刻尽漫失。僻不当道者，皆不及往。

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桐城姚鼐记。


6
《石钟山记》，苏轼

文采指数:★★★☆☆

情感指数:★★☆☆☆

知识指数:★★★★☆

思想指数:★★★☆☆

我想我是太爱苏子了。其实，我跟历史地理才是真爱。读了这篇，你才知道我们苏老师心中的不服，他一定要证明他是个全才!你道他是个写词的，人诗写得也毫不含糊;你道他是个写诗的，人散文写得那叫一绝;你道人只会抒情婉约，人家豪放大气起来，眼都不眨;你道人只会文学文艺，人写起历史地理散文信手拈来，毫不含糊，大家风范，照样秒杀几代。我一直觉得，苏老师的存在，仿佛只为证明一个道理，那就是:让世人知道什么叫才子!

唐宋八大家中，应该最以游记见长的，就是我们苏轼老师了。十篇里头苏轼老师一人独占两席，也可谓是游记之神了。这也是因为我们苏老师最富于生活气息，热爱生活、敏感有相当有趣味。从苏老师的《赤壁赋》中，我们已经可知他的情趣、审美，他还爱喝酒、爱音乐、爱朋友、爱美人，情感又如此丰富，整个一标准的古代男神。由此也可见苏轼老师的诗性侠性气，浪漫主义情怀，如此热爱游山玩水，笔墨又这般了得。你看他写个历史地理篇章都这么文采飞扬，描摹细腻入微，叫人没法不爱。

这篇文采没有开挂，但好好秀了一把知识，顺带说了点道理。摆在这位置，不委屈。


石钟山

原文:《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7
《醉翁亭记》，欧阳修


欧阳修老师，古代高官

文采指数:★★★★☆

情感指数:★★★★☆

知识指数:★★☆☆☆

思想指数:★★☆☆☆

欧阳老师其实非常幽默的人，你听听历史上流传的那些关于他的段子就知道了，但人家正经解起史来那也是笔走龙蛇。这篇是他偶有情趣信手为之的小文，是一篇经典的周末游、短途郊游的游记。在这篇文章里，欧阳老师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个正厅级干部亲民、随和、有趣好玩的一面，正常人的一面。值得我国广大党员干部学习。

本篇文字优美，温情脉脉、其乐融融，知识和思想则未作太多考虑。

原文: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8
《游衡岳记》，张居正

文采指数:★★★☆☆

情感指数:★★☆☆☆

知识指数:★★★★☆

思想指数:★★★☆☆

张居正老师怕没几个人不知道的。这一代的文青，恐怕没人没读过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里边张居正老师那精明、务实、通世故而又有情怀的形象，想必也是深深印在大家的脑海中了。很难想象像张老师这样的工作狂还会有放松的时候，偶尔游山玩水写写游记吧?

其实我国古代这些官至高位的，多数都是饱读诗书的大知识分子，个个都满腹经纶，出口成章。不比今日的官员，满腹酒肉，出口呕吐，满口喷粪。要说，其实古代士人的人格是比今人要健全得多的。

张老师这篇文采不错，但雕琢刻意了些。情感有点淡薄，可能为官时间长加上明朝八股风气严重，张阁老文章中有些官腔味。知识料很足，思想说教也有些重，而且，文章太长啦。但排老八，还是可以的。


衡岳松云

原文:《山海经》，衡山在《中山之经》，而不列为岳，岂禹初奠山川望秩，犹未逮与?《舜典》:“南巡狩，至于南岳。”今潇湘、苍梧，故多舜迹，殆治定功成，乃修堙祀与?张子曰:余登衡岳，盖得天下之大观焉。

十月甲午，从山麓抵岳庙，三十里，石径委蛇盘曲，夹以虬松老桂。含烟袅露，郁郁葱葱，已不类人世矣。余与应城义河李子先至，礼神毕，坐开云堂，湘潭会沙王子、汉阳甑山张子，乃从他间道亦至。同宿。是夜恍然若有导余升寥廓之宇者，蹑虹梯，凭刚飙，黄金白玉幻出宫阙，芝草琅玕，璨然盈把，殆心有所忆，触境生念云尔。
乙未晨，从庙侧右转而上，仄径缥缈，石磴垂接，悬崖巨壑，不敢旁瞬。十步九折，气填胸臆，盖攀云扪天，若斯之难也。午乃至半山亭，亭去岳庙十五里，五峰背拥，云海荡漾，亦胜境也。饭僧舍，少憩，复十五里，乃至祝融。初行山间，望芙蓉、烟霞，石廪、天柱诸峰，皆摩霄插云，森如列戟，争奇竞秀，莫肯相下。而祝融乃藏诸峰间，才露顶如髻。及登峰首，则诸峰顾在屐底，若揖若退，若俯若拱，潇湘蒸江，一缕环带。因忆李白“五峰晴雪，飞花洞庭”之句，盖实景也。旁睨苍梧九疑，俯瞰江汉，睟埏六合，举眦皆尽。下视连峦别巘，悉如培嵝蚁垤，不足复入目中矣。同游者五人，咸勒石记名焉。暮宿观音岩。岩去峰顶可一里许，夜视天垣诸宿，大者或如杯盂，不类平时所见也。

晨登上封观海，日初出，金光烁烁，若丹鼎之方开。少焉，红轮涌于海底，火珠跃于洪炉。旋磨旋莹，苍茫云海之间。徘徊一刻许，乃掣浮埃而上。噫吁嘻!奇哉伟与!山僧谓此日澄霁，实数月以来所无。往有好事者，候至旬月，竟不得见，去。而余辈以杪秋山清气肃，乃得快睹，盖亦有天幸云。然心悚神慑，不能久留，遂下兜率，抵南台，循黄庭观登魏夫人升天石。西行四十里，得方广寺。方广寺在莲花峰下，四山重裹如瓣，而寺居其中。是多响泉，声彻数里，大如轰雷，细如鸣弦。幽草珍卉，夹径窈窕，锦石斑驳，照烂丹青。盖衡山之胜，高称祝融，厅言方广。然磵道险绝，岩壑幽邃，人罕至焉。谒晦庵、南轩二贤禂，宿嘉会堂。夜雨。晓起，云霭窈冥，前峰咫尺莫辨，径道亦绝，了不知下方消息，自谓不复似世中人矣。

止三日，李子拉余冲云而下，行数里所，倏见青云霁日，豁然中开。问山下人，乃云比日殊晴。乃悟向者吾辈正坐云间耳。又从庙侧东转十余里，得朱陵洞，云是朱陵大帝之所居。瀑泉洒落，水帘数叠，挂于云际;垂如贯珠，霏如削玉，飞花散雪，萦洒衣襟。若畔有冲退石，大可径丈。列坐其次，解缨濯足，酌酒浩歌。当此之时，意惬心融，居然有舞雩泝水之乐，诚不如簪祓尘鞅之足为累也。是日，石棠李子亦自长沙至，会于岳庙，同返。

自甲午迄辛丑，八日往来诸峰间，足穷于攀登，神罢于应接，然犹未尽其梗概也，聊以识大都云。张子曰，昔向平欲俟婚嫁已毕，当遍游五岳。嗟乎，人生几许时得了此尘事，唯当乘间自求适耳。余用不肖之躯，弱冠登仕，不为不通显。然自惟涉世，酷非所宜，每值山水会心处，辄忘返焉。盖其性然也。夫物，唯自适其性，乃可永年要谼。乃今齿壮力健，即不能“与汗漫期于九垓”，亦当遍游寰中许名胜，游目骋怀，以极平生之愿。今兹发轫衡岳，遂以告于山灵。


9
《西湖游记》，袁宏道



烟雨西湖

文采指数:★★★★★

情感指数:★★★★☆

知识指数:★★☆☆☆

思想指数:★★☆☆☆

袁老师我其实不太熟悉，把他放在这个位置其实有些对不起他，完全是吃了不熟的亏和实在不知道往哪加塞。这篇《西湖游记》写得真心赞，读了只叫你再游西湖只想到他这一篇。其中写景真叫一绝，江南烟雨、水墨中国、诗情画意，就那么轻淡淡的从他笔下飘出，一点矫情没有，真是自然性灵。把它放在后面还有一个原因，短了点。

因为短，所以知识思想则自然会受影响，但文采情感没得说。所以如果袁老师跟我熟一点，此文进前五，应是妥妥的。

原文:西湖最盛，为春为月。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

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石篑数为余言:“傅金吾园中梅，张功甫家故物也，急往观之。”余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湖上。

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然杭人游湖，止午、未、申三时。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此乐留与山僧、游客受用，安可为俗士道哉!

从武林门而西，望保叔塔突兀层崖中，则已心飞湖上也。午刻入昭庆，茶毕，即棹小舟入湖。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大约如东阿王梦中初遇洛神时也。余游西湖始此，时万历丁酉二月十四日也。


10
《小石潭记》，柳宗元

文采指数:★★★☆☆

情感指数:★★☆☆☆

知识指数:★★☆☆☆

思想指数:★★☆☆☆

柳宗元老师，大家最熟的莫过于他的《捕蛇者说》了。当然，还有他的书法。印象当中，柳老师是个严肃的人，整天心忧天下，操心黎明百姓，关心民生疾苦。不过事实上好像也是这样，你看他写个游记都写这么短，也太不当回事了。所以只能给他评个倒数第一，但人家是大咖嘛，所以入选还是必须的。

这篇《小石潭记》，基本上可算是公园一日游。


柳公体《小石潭记》

原文: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补记两篇落选的:

《后赤壁赋》，苏轼

其实一点疑问没有，也是极赞的文章，但苏老师好文太多，上面已经选了两篇，不能太偏心了。主题又重复，所以未再选，但本篇也是相当值得阅读的文章。

原文: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须。”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予乃摄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

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跹，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俛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邪?”道士顾笑，予亦惊寤。开户视之，不见其处。

《逍遥游》，庄子

庄爷的这篇，我本来是打算给他放在前三的，后来纠结了半天，实在感觉庄总行文太过天马行空，不拘俗套，梦境现实随意穿越，真是不知道将他的神文归在哪类。他这篇《逍遥游》，叫虽叫游，但又不是严格意义的游记。如果是命题作文的话，庄爷算栽了。

但庄大神的文章现在再读简直不能更加膜拜了，其文法的现代性穿越千年，简直让你难以置信。他其中那些鲲啊鹏啊的描写，你不觉得很有表现主义的味道吗?他那些对话、问答和飘逸流畅的修辞，充满哲学思辨，堪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先驱。看看，这些现代文学流派，那都是在庄爷千年之后的东西了。

原文(节选，全文太长啦!!!):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汤之问棘也是已。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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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长夜——还是刘文彩》的序言和补白

August 31, 2016, 9:5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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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天府长夜——还是刘文彩》(映泉 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一书自序与补白部分的内容。

自 序

　　1996年，我应某杂志社之约，写一本关于刘文彩的纪实小说。

　　刘文彩何许人也?这之前，我对他的了解并不比对收租院里的泥塑了解更多。当年收租院的泥塑登了画报，而刘文彩的罪恶只是文字，须用脑筋记的毕竟没有眼睛看的直观，只知道此人是川西一个罪恶累累生活腐朽靡烂的大地主。待读了编辑部转给我的有关此人的大量资料以后，发现这个人并非传说的那么坏，原来几十年的批判“冤枉”他了。也就根据那些资料就汤下面，以故事的形式敷衍成篇。

　　不想就在杂志上发了本文的广告还没来得及面世的时刻，中央电视台播了有关刘文彩的新闻，内容主要是说有人为刘文彩招魂。热点成了烫点，那篇东西就这样搁浅，发不出来了。

　　几年来，常常想起这篇东西白忙一场，心头就有些酸溜溜的。割不断，也心不甘，有一天心血来潮，决定认真写它一本。于是另查资料，找来有关四川军阀混战的各种书籍挨着啃。这一啃不要紧，竟对自己那篇东西的观点产生了怀疑。刘文彩原来是在谁有枪谁就成王那样的背景下横空出世的，果真是个好人吗?脊背一阵冒汗，心想，幸亏没有发出来。同时，我对四川那段时期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动了去大邑感受一番的心思。

　　隆冬时节，我一个人动身了，路上经朋友努力，弄到了专写刘文彩的几本书。由军阀史料进入到刘文彩的个人材料，才发现，几年前所执的观点大错而特错了。尽管那几本书把刘文彩的亮点都发掘出来了，但刘文彩的所作所为还是叫你没办法将他说成好人。我参观了刘氏家族的新老庄园，参观了刘湘的公馆，还有安仁街上刘元宣和原二十四军一些什么官儿们的公馆。访问的结果，不但推不翻已有的定论，反而对刘文彩及他们那一支刘家军产生了厌恶。即使站在当年的视角看问题，此人也难以被定为好人。

　　认真说，刘文彩算不上中国大量一般地主的代表人物，中国的中小地主有几个能修那么大的庄园?况且他散在各地的公馆有二十八座之多，每一座都不比老公馆逊色!有人为刘文彩不平，说没有那么多，比如成都，就“只有”三座。我们且不说他二十八座，只算它一个零头：八座，那也不够吓人吗?据《大邑县志》载，二十世纪前五十年间，大邑籍国民党军长、副军长八人，师长、副师长、师参谋长十八人，团长、副团长五十一人，另有少将军官十二人，任过县知事、县长的有八十一人之多!其中多数与刘家军有关联。“三军九旅十八团”，这是人们对他们势力的概括。须注意的是，他们并非先参加国民党而后被任命，而是先占山为王有了势力然后才被国民党追认的。他们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号，行的却是封建家族统治，对内封官加爵，对外打击异己，就是在这样一种乌烟瘴气无法无天的背景下，才使刘文彩这个文盲加流氓得以成个人物。那段历史不但让人气愤而且让人害怕，如果没有一场土地革命让他们成了气候，哪还有老百姓过的日子!因此我对刘文彩背后的东西更感兴趣了。

　　首先说二刘：刘文辉和他的侄子刘湘。这叔侄俩尽管同属军阀，但在处事为人的态度上，区别也是很明显的。刘湘是四川第一个大军阀，曾三任川军总司令，四任督办，国民军二十一军军长，连蒋介石都对他又恨又无可奈何。他拥有那么大的权势，却自始至终不纳妾，寡欲，尚节俭。直到死时还跟妻子感情深厚。须知，那时候四川可是纳妾成风的。刘湘不但自己不纳妾，他的两个弟弟也受哥哥影响，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妻子。可刘文辉和他的兄长们呢，谁不是三妻四妾?刘湘不让两个弟弟有权势，说，只要日子能过就行了。但刘文辉却一人成仙鸡犬升天，六兄弟无人不是一发脾气就地动山摇的人物;刘湘的公馆修得如同一个兵营，而刘文彩的新老公馆却极尽工巧;刘湘回家对土匪狠狠镇压，刘文彩却收买土匪为我所用……抛开政治态度不说，仅就个人品质而言，优劣也很分明。

　　再从国民党时期的法律角度来审视刘文彩，他也属于不法之徒。杀夫夺妻，强奸少女，霸人田产，登门逼租，可谓无恶不作。国民党地方政府无奈他何，想要他的命的大有人在。如果背后没有刘文辉撑腰，没有老大刘文渊起润滑作用，没有军队帮他弹压，即使不解放他也难逃掉脑袋的下场。至于打着政府旗号派捐派款、贩卖毒品、勒索钱财，勾结土匪杀人越货，更是罄竹难书。如果用土改的政策去给他定性，仅他杀害无数共产党人这一条罪状，皇天后土就饶他不得。贪官、污吏、土匪、恶霸、流氓、地痞……等等角色的恶行，他一个人占全了。

　　站在那块土地上，历史仿佛并不遥远，你依稀能够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腥风血气。然而，为什么有人竟对刘文彩唱起了赞歌呢?风动树摇，使我看见了现代人观念微妙却可怕的变化。当年老百姓无不对刘文彩切齿痛恨，不幸岁月的尘垢渐渐淹没了受剥削受迫害人的泪水和呐喊，以致让他们的后辈儿孙转而为仇人不平，悻悻道刘文彩“其实不是那么坏”。

　　刘文彩只是个线头，扯出来的是二十世纪前半期四川的风土人情，和今天一些人的感情倾向。他很坏，却有人赋予他权力;他爱赌，独自一个人是无法赌的;他爱玩女人，却有人自觉地送上门去让他玩;他几乎是个文盲，却有饱学之士为他歌功颂德;他不是东西，但你落到他的地盘也不能无视他的存在;他贩毒，当的却是禁烟委员会的头儿……总之，此人是面镜子，反射出来的名堂颇多。

　　重新改写，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补 白

　　故事写至这里，应该清楚刘文彩何许人也了。我用的都是已有并被公认的材料，不过花了些工夫进行研究，按时间顺序将这些材料串了起来，为的阅读时更好理解。对于刘文彩的恶行，只有减少，没有增加，更不敢乱编。那些控诉刘文彩的农民们的材料我都没用，怕的是有人说某些材料不实。但仅这些并非全部正面的材料中，也足可看出刘文彩是何等样人。窃贼偷盗而不抢，劫匪抢夺却无权贪，贪官污吏做手脚但不能直接剥削老百姓，小地主剥削却难以公然抢掠;流氓成性者乱搞女人，却未必没有个界限，更未必就要杀人家的丈夫……刘文彩呢?无恶不作几个字安到他的身上绝不过分。

　　然而这种断语有人不同意，有不少人说刘文彩是个好人，比如他免过谁的租，给过谁人钱，救济过什么人等等;有些在政治运动中的材料失实更给了这些论调以口实。甚至还有人说，刘文辉跟刘文彩商量过什么跟共产党走的问题。对此类问题，我倒想谈谈看法，或者叫作“之我见”吧。

一、所谓不实之词

　　据一些读物披露，不实之词有如下内容：刘文彩庄园里根本没有水牢;某些展品是赝品;刘文彩不是最富的;某些事情不是他干的……甚至还用上了“栽赃”二字。这些“不实”部分都可能找出具体的例子来，放任筛选鉴别，只怕绝大部分都是假的了。不过，这些“不实”都只涉及了具体事物，并没有人敢于出头说刘文彩的总体恶行是不实。

　　诚然，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到处都有捕风捉影、胡乱编造批判材料的事情发生，多少人就是在先定性后补材料的运动中由无辜者变为罪人的，对刘文彩的批判自然也不会脱离这一模式。但有一点须弄清楚，那就是，对此人的“不实”部分是与事实有出入，还是罗织罪名栽赃陷害?弄清了这一基本的东西才好说话。若是前者，定性就没错，要求更准确一些即可，用不着大做文章;若是后者，就应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光做文章还不行。看来，那案是不好翻的，为刘文彩说好话的人其实自己都没想清楚要干什么。也就是说，对刘文彩的批判与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受迫害，对刘文彩揭发批判的某些失实与罗织罪名害良善，是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再说具体的“失实”。是“失”的什么“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杀人嫌疑犯是否杀了人，这是定罪的前提，至于把受害者张三误认为是李四，把捅了一刀误认为是两刀，这种失实并不能成为减轻杀人犯罪行的依据。

　　经调查没有水牢，是否能证明刘文彩没有杀其他人?刘文彩的土地没有达到第一位的数字，是否就不该批判?至于某些展品不是原物，更是个常识问题。收租院里的泥塑皆是创作，谁又指责过那不是真的张三李四?如果照此推论历史，不能不说是抓住一点而不及其余了。况且，加在刘文彩身上的所谓“不实之辞”与此人没发掘出来的劣迹相比，孰重孰轻?哪多哪少?结论并不难下。如果让被刘文彩迫害致死的那些人补材料，情况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解放初刘文彩家里的东西大量流失，为了办个教育展览，比照他过去生活的原貌收集一些东西当展品，使之更具形象性，其用心无可指责，更不能说这些是栽赃。况且有据可考的大量箱柜、烟枪、铜床、珠宝等等东西早已流失不知下落，这些也应该是“失实”内容。仅说某东西不是原物就是失实是不够的。

　　议论得厉害的是水牢。冷月英坐进水牢，但不是刘文彩家里的水牢，而是刘文彩侄子、老四刘文成的儿呼刘伯华家的水牢。大邑县党政领导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经过细致调查，纠正了这一失误。这是很难得的。遗憾的是这一纠正反倒给了某些人以口实，据此认定是“强加”给刘文彩了。假如非借此做文章不可，我们也可以从另一面来想想：冷月英生孩子才几天，就被刘文彩侄子丢进了水牢。“私立文彩中学”的纪念碑不是说刘文彩“有燕赵豪侠风”吗?那时刘文彩维护着一方的治安，他杀了那么多人，无不是以残害百姓、勾结土匪之类的罪名杀的，可是这桩事情发生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是谁给了那条恶棍如此无法无天的权力?如何容许其侄子私设刑罚?即使按今天的法律条款打官司，刘文彩也难逃罪责。刘泽高说了一句话。他说刘文彩抓人“要就杀了，要就放了”。与“要就杀了”相比，设水牢至少还有生的希望，反倒温情得多。也就是说。水牢之误并没有加重刘文彩的污点。

　　话又说回来，刘文彩公馆的地窖里的确灌满了脏水，脏水里的确有人的尸骨，那死者是谁?大邑县领导并没有乱加推测，还是依了王玉清等人的说法，认为那地窖是藏鸦片的地方而不是水牢。理由是，刘文彩不会在卧榻之侧干这种恶心的事。如果硬要钻牛角尖儿的话，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解释仍然难以自圆其说。既然是藏鸦片的，何以要放在有水的地下室里?莫非鸦片必须要脏水泡着?刘文彩直到病中还在贩鸦片，却又为什么让那个鸦片窖装满脏水，并且有人在里面烂成了骨头而没察觉呢?据亲自进了里面的人证明，院墙破了一个洞，他们进去便发现了脏水，继而发现了死人骨。为刘文彩解脱的唯一解释，就是有人在外头先将人打死，而后将院墙挖个洞把死人塞进去。但这样问题又来了。死人变成骨头没有半年的腐烂是不行的，刘文彩家戒备森严，何以半年之久就没有人发现墙有个洞?站在那个阴森恐怖的地窖门口，我产生了这些疑问。不敢乱说刘文彩杀人，但这里的确是个掩藏罪恶的好地方。那个永远无从知道身份的死者，冤屈永远难伸了。此人的命运与冷月英坐水牢相比，是好是坏并不需要解释。

二、刘文彩财产的真伪

　　刘文彩到底有多少财产?展览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那座新公馆到底是刘文辉的还是刘文彩的?那金库里的金子是老幺的还是老五的?认真说，这些所谓的“之谜”并不具备考证价值。因为，抢劫犯的可恶并不在于他抢得的财物多少，这是起码的常识。但既然有人提出来并为刘文彩愤愤不平，就此说说也无不可。

　　二十八座公馆，八千多亩土地，有人愤愤说没有那么多，比如成都就只有三座公馆而不是四座。是真是假?就且说都是假的吧。不说大的说小的。仅在解放后，印着“星廷监制”的景德镇瓷碗，安仁乡每人可以分得一个这个事实，刘文彩就毫无冤情可说。特别烧制，艰难运输，而且数量庞大，就不是一般所谓的大地主能够胜任的。在资料中看到一鳞半爪的记录中，除了以上所说之外，就有如下东西：刘文彩戴的绿宝石戒指价值一万大洋;建昌花板贴金棺材八具，仅上油漆就搞了八年;凌君如的衣服要装几十口大箱;刘文彩每次吃饭都是几桌，仅仅因为他爱热闹;刘文彩自己所说：“拼了两千亩地不算，给四个儿子少留五百亩……”他自夸他家的各种烟枪可以装备一个连;刘文彩的一个儿子回忆说，他的母亲杨仲华后来信佛，“每年冬天都要捐给善堂大米数千斤。”数千斤，还少么?而且这还是刘文彩“宁亏自己不亏学校”砍掉了杨仲华租谷一半后的情况。她还有一部车，因为成都的刘氏家族人都有小汽车……如果将那些具体的东西开列出一张表，将会占去巨大篇幅。至于什么象牙球象牙塔是买的是偷的或抢的，什么刘文彩的土地“只有”八千多亩，“只占第x位”，更是要饭的叫花子操心富人的消化，有点不知好歹了。

　　刘成勋家的象牙塔和象牙球失窃，为此当时政府大力搜捕，费好大劲才抓到了真凶。但解放后象牙塔和象牙球却在刘文彩公馆被发现，人们猜测，不是刘文彩唆使抢劫就是刘文彩收赃。刘文彩能抢同族刘树成家的武器，能够灭了牟遂芳再抢人家的钱，偷抢刘成勋的东西又有什么奇怪?但刘家后人却不同意，说象牙球是杨仲华亲自买的。即使如刘家后人所说，那个象牙球是杨仲华花五百大洋买的，那又如何?五百大洋，足可买几十个没饭吃的孩子!洗清刘文彩这种所谓的冤枉又有什么意义!如果受惠于革命的平民百姓和他们的子孙站在刘文彩的立场上打抱不平，认为他比起某些人来并不算最富、某些人比起他来更坏而认为他受了冤枉，倒是我们自己冤枉了自己，也是我们先辈的悲哀。

　　新公馆里一座金库，为刘文彩不平的人说，那是刘文辉的，而不是刘文彩的，因为新公馆是为刘文辉建的而刘文辉又堂而皇之地接收了。此说成立吗?怕未必。刘文辉在成都的公馆有座金库，为了守卫那么多钱，特别派有重兵把守。但怪得很，新公馆里的金库也装着大量金子，却为什么只让一个遭冷遇的女人住在那里呢?刘氏后人说，新公馆交给刘文辉后，刘文辉的夫人又派了些工人在某些地方进行了改造，以此证明那改的就是金库。但只要进去看看那座金库是用什么材料造的，是怎样造的，就明白那不是几个工人所干得了的。刘文彩花钱如流水，尤其买武器毫不吝啬金钱，但他的钱到底藏在什么地方?除了他自己，从来都没有人知道过。造一座金库，其实在他并非什么大问题。金库是他的增加不了他的罪恶，不是他的也减轻不了他的罪孽。

三、刘家后人朋友如是说

　　知道刘文彩过去的人大多已经作古，即使有些人还在世上，当我们去走访时，总是与刘家有关系的入成了首选，或刘文彩的身边人，或刘文彩的后人。在他们的印象里，刘文彩肯定与老百姓眼里的刘文彩不同。这也难怪，手足之情，骨肉之爱，并不因为刘文彩是个坏人就不存在了。相反，他在残酷剥削和疯狂掠夺的潜意识里，也包含着对兄弟子侄的负责情结。

　　如刘文辉，早在40年代初就接触了共产党，但刘文彩死了，他仍表现得尤其伤心，因为刘文彩对他，实在是一个好五哥。我们没有理由责怪这种感情。再如跟着刘文彩跑的刘泽商，父亲去世买不起棺木，刘文彩就伸出了援助之手，刘泽高至今不忘这件事，而且并不隐瞒。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那是他们的私人感情，外人无可指责。但如果用他们对刘文彩的感情来概括广大佃户和老百姓的感情，那就大错特错了。顺者昌，逆者亡。顺者与逆者的待遇不同，所产生的感情也是不同的。某些作品指的所谓“安仁的老人们”，大多是这种类型的老人。

　　刘泽高长期演说，颇悟出一些辩证法，他说：“贴心的不一定贴身，贴身的不一定贴心，我跟刘文彩是个贴身的，他有什么想法也不会拿我当知心。”他都承认自己不是刘文彩的知心，跟刘文彩八竿子打不着的现代人却比他们更爱刘文彩，这世界倒真的变得不认识了。

　　他们对刘文彩如何评价呢?

　　王玉清说，刘文彩待人很好。如何好法?她说，除了她的爹妈，再没有第四个人对她好了。是的，她原本是佃农的女儿，因为嫁给了刘文彩，娘家得到了几十亩地，还有一幢房子;更大的收获就是有刘文彩在背后，娘家再不必怕谁了;作为她个人，刘文彩对她的宽容和体贴当不会有假。她用自己的青春换取的这一点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似乎有些荒唐，但在吃了上顿无下顿的那年代，实属不易，因而她对刘文彩心生感激也可以理解。但由此概括刘文彩“待人很好”，不是私情便是糊涂。在她对刘文彩的叙述和介绍中，分明夹杂着个人情绪和个人见解，辩解和遮掩成分显而易见。

　　此外，刘文彩的儿子认为父亲正派得有些古板，侄子侄女认为刘文彩是个好人。我完全相信，刘文彩对晚辈并不缺少慈爱和宽厚，对兄弟刘文辉更是充满了仁爱和友好。他们感谢刘文彩是他们的家事，但同样的道理，不能以他们的感情来取代老百姓的感情。刘文彩派兵收打门捐，何曾逼着自己儿女“两天之内非交不可”?刘文彩奸污妇女，怎会让子女看见?干谷子被判为湿谷，饱满的粮食被判为谷壳，这其中的血泪他们又何曾体验?

　　刘氏后人通过口头或书面材料，向有关人员和部门指出某些展品不是刘家原物，房子的某些地方不是原样，现在改的比过去好了，甚至还揭发说，某些展品是有关人在商店买的，以此说明是栽赃。且不说这种态度有什么不妥，只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解释，就大值得打问号。这些材料都只证明哪些夸张了，却无一言半语说明某些方面不够。其实，过分的部分与不够的部分相比，只要不带偏见，都是明摆着的。显然，这些后人提供这些材料时，骨肉的感情压倒了理智的思考。

　　更有那座据说是三百多位人士自发刻的、颂扬刘文彩修学校的纪念碑，里面的用辞实在不敢恭维。碑文劈头就说刘文彩“能急人急，有燕赵豪侠风”。果真如此的话，刘文彩的八千多亩租田就收不成租了.因为交租时没有哪个佃户不急。但他的确是收了。还有：“乡居喜排纷难，倘有构衅，经年法庭不能判决者，得公片语立释，地方讼事赖以消化殆尽……”这是说，刘文彩喜欢当裁判，连法庭经年不能够判决的事情，只要他一句话就可以解决，久而久之，地方上竟然没什么官司可打了。

　　这个“立释”令人费解，是立即释放之立释呢，还是疑云得到澄清之立释呢?是大家亲如一家无官司可打了呢，还是因为打也不起作用才不打了呢?无论属于哪种情况，都不是个正常现象。暂且不说刘文彩是否依仗权势威镇法庭和老百姓，纵然他真的英明到尧舜的程度，那也正是我们民族的悲哀。而刘文彩好的就是具有金口玉言的权威。高高在上，和颜悦色，找老人坐谈，抱孩子亲吻，救济孤寡老人，判你谁是谁非，大家感激涕零……这是一切政治骗子所梦想的境界。著文者不以为悲和耻反而极力赞颂，不能不说是件遗憾事。这座碑其实并非三百多人的意见，只不过是三百多人出了钱。谁的意见?文中自有交代：“余与公夙好，故知之稔。”也就是说，这篇文章是刘文彩的朋友写的。此人叫安相霖，什么来头不清楚。这个文人看不见萧索的大地惨状，看不见天下不公的现实，只见到“星公”的优秀品质，或者认为“星公”的一切皆优秀。倘若找这位“老人”调查刘文彩，只怕应该翻案的东西更多。

　　说到这里，还有对那些“善事”的认识问题。

　　刘文彩办没办过善事?办过，而且有人一件件都数得出来，那都不是假的。比如前面说过，刘泽高爹死无棺木，刘文彩就曾慷慨捐赠一副棺材;刘泽高还说，有两户农民无牛耕不了地，刘文彩就买头牛让人送去了。修学校更是善事之一。其他方面细数起来，证明刘文彩“慷慨好义”的材料还可以发掘不少。但这些善事是否能够证明一个人品质的优劣呢?回答是不能。须知，做善事与心善良是两码事。无统治欲和不损害他人利益，这是善良;先满足我再由我赏赐你，这是善事。刘文彩当属哪一种?对他而言，不掠夺是最大的善事，然而他做不到。他必须掠夺他人满足了自己精神和物质的需求之后才来做善事，这时的善事其实就是居高临下的赏赐。通观刘文彩的一生，没有跟谁平等过，凡跟他势均力敌的，无不是拼得你死我活。以他占上风为最终结局。正因为大多数人的生存必须仰仗少数人的善事，这个世界才混账，才应该推翻!如果今天我们还不懂民主自由之可贵，喋喋不休地计算刘文彩做了哪些善事，即使谭嗣同活过来，也不能不摇头叹息。

四、刘文彩靠拢共产党?

　　据一篇未发表的文章说，刘文辉一九四二年回家接收公馆时候，向刘文彩通报了与共产党接触的情况。他不但向刘文彩介绍了共产党许多好处，还把周恩来宣传的共产党的政策都向刘文彩说了，而公益协进社正是在这次谈话后搞起来的。这意思是说，刘文彩听了这些话后态度积极，那公益协进社是进步之后组织起来的进步力量。

　　果真如此吗?那么我们看看自那以后，刘文彩是如何对付共产党的。一九四二年以前的劣迹算他是没觉悟之前发生的，既往不咎了。一九四七年三月，杀跟共产党走的积极分子李荣远于安仁;同年四月，令郭保之伏击地下武工队，杀武工队员十二人;一九四八年七月，刘文彩调集县警卫队包围共产党员肖汝霖的家，因为他获得情报那里要开会，想全歼共产党武工队。武工队突围，几名队员牺牲;此后不几天，杀了据说帮助过武工队的一个人;同年九月，杀共产党员肖汝霖和武工队员徐达仁，井命令将尸体拖进县城示众……肖汝霖等共产党人被刘文彩杀害，地下武工队被围剿，都在临近解放的前夜，而执行者都是刘文彩的公益协进社的兄弟伙。解放后，刘元龙、郭保之、刘绍武、李鹏举等人公然武装叛乱。有这样靠拢共产党的吗?肖汝霖如九泉有知，也不会答应这种荒唐推测。

　　慢说刘文彩没到也到不了那个份上，就连刘文辉，也未必接触了共产党就接受了共产党的观念。这是有材料证明的。刘文彩死在新中国诞生之后，而刘文辉竟然还欲让二十四军代军长、侄子刘元宣去挂个名把“公益协进社”领导起来，因为刘元宣的父亲刘文渊的反对才没有成为事实。而刘文渊反对也不是因为懂得了共产主义的理论，而是认为堂堂军长去当袍哥老大有失体面。刘文辉真的懂得了共产党革命的宗旨的话，他就绝不会糊涂到如此地步。还是刘文辉自己坦荡，他在那篇《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中说：“我的反蒋，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野心。同样，我的亲共，也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政治上的利害。”若不是新旧社会让他感受深刻，一个大军阀不可能说出这番话来，刘文辉的可敬之处，也正在于襟怀坦白。但那篇未出笼的文章一把粉抹的却不是地方。

五、如何看待那所学校?

　　平心而论，那座学校至今仍不减昔日的气派，学校里培养出许多人才，并将继续培养安仁地方的青少年。但如果据此就认定刘文彩真心办教育，那就有些荒谬了。

　　说到学校不能不首先说到钱。在数说刘文彩花了多少钱之前，得先问一问那钱是怎么来的，是谁的钱才是。一座学校花了三亿多法币，翻一翻有关四川的文史资料就可发现，与他修学校前后，日本的飞机正在头上盘旋，五元左右可以买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在这样的生活水准之下，大量老百姓的子女是没有读书的命的。其次，办学校是为了教育兴国?还是有感于中国人文明程度不高而培养下一代?这种高境界叫刘文彩自己讲，恐怕他也羞于出口。政治运动不断的那时期，称这所中学“是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固然是出于政治斗争需要，但学校禁止传播民主思想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还不说它在涉及政治方面到底要求学生读了哪些书。

　　怎样看才是历史的真实?只要回眸一下当时的政治气候和民间风气就明白了。早在刘氏老大刘文渊被选举为咨议局议员的清末，考察一个人优劣的首要条件就是有无公益事业纪录后来的参议员们或是民间其他出头露脸的人物们，无论真假，也都必须有办过实在的公益事业的纪录，才能取得“德高望重”的资格。而在所有善事中，总把办学校摆在第一位。在这所学校出现之前，大邑县有个穷秀才李吉人，办了一所学校，在民间的威信很高，并得到了官方的大力表彰。其后他继续为办学劳累，获得了很高声誉。也就是说，办学是士绅们的政治资本，也是在一方能否立威立信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扳着指头算，全国除了“国立”学校之外的私立学校，大多是当地霸主出头修的，如李吉人这样的穷秀才建学校少而又少。把学校办成“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刘文彩耐不住那么长的时间，他的特点是短效应。但反过来说，修学校的意图是“让孩子们有些指望”?同样不是他的思维方式和水平。“让孩子们有些指望”，这句话足以惊世骇俗，非得大道者不能言。如果这句话能够与刘文彩的思维和为人协调起来，只能有一个范围，即站能够与刘文彩的思维和为人协调起来，只能有一个范围，即站在刘氏统治集团的利益立场上说的，至少所指的“孩子们”是他的势力范围之内的孩子们。那庆祝刘文彩生日的游行，那专为刘文彩歌功颂德的所谓校歌，不说没有世界大同的影子，即使连民主、民生、民权三民主义的东西都没有半点!

　　修学校与办教育，同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拿得出钱修一座学校就等于是办教育，那么教育家岂不是尽让有钱的老板当着?好在世界上的事情并非如此。但看今天，某些人一边偷漏国家税收，一边捐资办“善事”;一边坑蒙拐骗捞黑钱，一边捐资办学校。但，修学校也难以抵消罪恶，一些学校尚存，捐资者却锒铛入狱了，并不因为你修了一所学校就将恶行一笔抹杀。如法轮功组织的一些人物，他们不也曾为抗灾捐过钱吗?总之。刘文彩的修学校与李吉人办学不是一码事，与陶行知办教育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如何看待这所中学培养出来的人才?那些人才如何看待自己与学校的关系?这些，也被有些人跟刘文彩联系起来了。凡学校总会培养出人才的，区别无非是影响面的大小。人在回首自已的足印时，尤其难以忘怀青少年时代，走进校园，一草一木都反射着自己往昔的影子，恋恋不忘，人同此心。但如果把对学校的恋情与刘文彩挂起钩来，或者把培养出了多少人才与刘文彩的功罪扯到一起，就有些牵强附会了。大清朝为了振兴国运，派出了大批留学生，但这些留学生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清廷派去的就不革命了，反而因为出国接受了民主思想，看清了清朝的腐朽无可挽救，成了推翻封建统治的各路先锋。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当过校长，那么多黄埔毕业的革命者也并不认为蒋介石不反动。更有许多革命者出身豪门，革的竟是自己祖宗的命，按照没有他哪有我的逻辑，岂不连祖宗祠堂都得恢复?若要拉扯例证，将会扯出很多来，那很费事也无必要。对于这些，掌握着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那些校友们，理应是分得清楚是非的。

　　私立文彩中学于解放后更名，叫安仁中学。文彩是私人之名。配上“私立”两个字才贴切;而安仁是地名，安仁中学是安仁地方的中学，并无不妥之处。两相比较，安仁更实在一些。但在校庆五十周年之际，不但把那座书写着刘文彩“其生平善绩，更仆难数”的纪念碑翻出来印成册发给大家，还干有意无意之间或口称或书写成“文彩中学”。其实校名叫什么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有人拿校名做文章，情况就不可等闲视之了。事实上，公开呼吁恢复原名的人还不少。如果恢复，那“私立”二字将如何处置?对于恢复原校名，有人高兴，也有人担忧。当年批判刘文彩修学校是“处心积虑要把学生培养成反共反人民的中坚力量”的判语固然是左，但刘文彩所希望的某些东西倒真是在循序渐进然而却可怕地应验。

六、刘氏后人受连累问题。

　　把父辈的罪孽记到后人头上，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作法，因株连致使多少人的青春在阴影中度过。刘文彩的后人自然也不例外。发展到后来，竟连所有中国人的正常生活都没有了。政治运动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主要部分。幔说与刘文彩有瓜葛的人，就连国家主席都难逃厄运，受迫害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更是无法统计。那种乱套的作法应该纠正，事实上批得也不少。对于这一点，所有从那时候过来的人都有清醒的认识。问题在于，后人受株连只能说当时的政策对后人的不公，而不能借此抹杀刘文彩本人的罪孽;对后人遭遇的同情，同样与刘文彩本人的问题无涉。如果把刘氏后人的遭遇用来说明是对刘文彩的不公。那就犯了反株连之忌。每当有人要为刘文彩翻案时，就把刘氏后人的遭遇扯出来议论一番，其实这反而是从反面把无辜的后人往刘文彩立场上推。

　　话又说回来，假如刘氏后人受株连能够证明刘文彩冤枉的话，那么另一部分并非受株连而与人民为敌的刘氏后人，是否也应该算在刘文彩头上呢?假如没有中国共产党，假如没有新中国，刘氏家族将会如何?只要看看刘氏那一部分人就明白了。刘文彩的大儿子刘元富在解放后还企图反扑，成了所谓“反共救国军”的支持者，事实上，这样的账也并未记到刘文彩的头上。刘文运的二儿子刘元瑭手上有红军的血，也并不影响老大刘文渊在解放后当四川省文史馆员。可见，从总体上来说，各是各的账，生拉硬扯是不行的。株连是封建时代的残存物，以挂钩批株连，等于是另一种方式的株连。

七、刘文辉等人起义的效应。

　　刘文辉于关键时刻起义，为解放全中国，为加速蒋家王朝的灭亡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不说别的，仅就解放四川少牺牲多少生命，就善莫大焉。作为旧时代以自我为中心的大军阀，作为曾经残酷镇压过革命的人，做到这一点更是难得。无论从革命的立场还是从做人的立场，我对刘文辉真心敬慕。尤其他那篇毫不文过饰非敢于说真话的文章，使我由衷地敬佩。但是，如果一人起义就可以让他作恶的家族成员或是亲朋减轻罪过，那就不是起义也不是投诚，而只能以“良禽择主而栖”来解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就说不上为劳苦大众求解放，而是改朝换代了。古时有一句话：“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假如封建时代的故事在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年代得到应验，岂不是天大玩笑?而有些为刘文彩不平的人，所执的依据中有一条重要砝码，就是“刘文彩的弟弟是起义的将领”。而刘文辉在敢于正视自己的问题的同时，也于有意无意中替他的五哥开脱。他绝不愿正视刘文彩有什么问题，而是自己一肩挑着了。其实他是没办法一肩挑尽的。

　　按照刘文辉有罪在前大功在后的事实，按照革命不分先后的宗旨，解放后他照样受到了人民的尊重。但这不能成为包揽他人罪恶的资本。我们批判政治运动株连无辜的刘氏后人，也正在于本人的罪孽不能殃及别人。但如果我们一边在批株连的荒唐时，又主张将一人之功恩及家族，或者有功就不能涉及罪过，或者拉扯出某个进步人士跟刘文彩私交不错而企图说明什么，只怕所执的观念还是没有搞准。

　　在减租退押运动中，起义的将领刘元琮自杀，酿成了悲剧。对此，四川省政府和成都军区于一九八六年为他恢复了名誉。这种事情并非只有刘元琮一人身上发生。但，这事与刘文彩什么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拉扯出这个人来，也成了为刘文彩不平的材料，就显得有些可笑了。刘元琮的个人悲剧是不幸的，但那减租退押的运动却不能诋毁。共产党多少高级将领都在那时期经过了这种考验。功是功，过是过，这也正是土地革命不同于改朝换代的特征。一功掩百罪，这是封建时代的做法，当今一些贪官污吏敢于为非作歹，所持的就是曾经有功，所拖的也正是这块牌子。刘元琮的起义之功不能抹杀，但，剥削之罪却也事实存在同样不能因功忽略。在家乡退赔挨批判，离了家乡照样是师长，有何不可?他在农民面前不愿低头，公然高喊不向农民低头，并将退赔的财宝扔在地下然后吞毒药自杀，虽值得伤痛，这个方式却未必是正确的。

　　其实，激起为刘文彩不平的心理动因并不难追寻：除了岁月的尘垢淡化了先辈的生死恩怨，除了对过去政治斗争的造反心理等等方面的因素之外，最直接的原因是，留存至今的实物为今天安仁镇的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效益。几座公馆的宏伟令人赞叹，一所学校培养出了人才，这些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作用的效益都看得见摸得着，参观者欣赏的比重远远大于受教育。而刘文彩的恶行呢?已剩不多的知情者讲述的是刘文彩的盘剥和残忍，而被剥削者和被残害者的痛苦感受却难以传给世人。那个收租院展览给人更多的是艺术感染，对于并没有切身体验的现代人来说，心理上实在难以产生血与泪的共鸣。因而，多少人的血泪风吹灭，只留下遗迹供谈笑。这真是历史和时间的残酷。刘泽高的一句话颇具代表性：“人家刘文彩还给安仁做了些好事，刘湘当着那么大的官，他干了些什么?”他的观点恐怕并不是一个人的心思，地方上的父老乡亲和大小官员们，未必就没有这种想法。

　　更有些不安分于平和日子或对现实生活抵触的年轻人，无端地猜想着：假如我生在那个时候?他们绝不考虑可能沦为被奴役的境地，绝不考虑被奴役的悲惨，幻想着刘文彩呼风唤雨的威风，慨叹自己没有发迹全是因为没碰上好时候，因而在心理的阴暗一角，那个刘文彩便成了崇拜的偶像。那些穿着狗腿子衣服拍照的人们，更不知这是自甘下流、让爹妈难堪的行为，他们心目中的刘文彩，自然跟别人心目中的刘文彩不同。

　　总之，对刘文彩的人生，无论是以过去的眼光看还是以今天的眼光看，都无值得效仿之处;对刘文彩的所作所为，无论站在东方的立场还是站在西方的立场，也不可能有合法的依据为他辩护。美国总统被人骂，也没有追杀骂人者的权力，可刘文彩呢?他忌恨民主，忌恨比他强的人，崇尚封建统治和个人独裁，谁对他不敬他就将人置之死地。那些零打碎敲的善行，正是一切独裁者玩的把戏，有什么值得恭维!

　　能给刘文彩唯一的一点安慰是，他生错了时代，生错了家庭。假如他出生在一个民主平等的社会，凭着他的聪明和蛮劲儿，或许会成为另一种有用的人才。但，假如让他自由选择，他会选择民主和平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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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被遗忘的李宣倜

August 31, 2016, 11:3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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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被遗忘的李宣倜：从福州三坊七巷中走出来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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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宣倜（1876 ~1961年），字释龛、释堪、释戡，号苏堂，别号阿迦居士。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回国后，曾任慈禧的御前侍卫、民国大总统侍从武官、大总统军事幕僚、币制局参事，国务院秘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行政院参议等职，1927年1月12日特任文威将军、晋陆军中将。

系出名门

追根溯源，李宣倜是从福州三坊七巷中走出来的人物。他的曾祖父叫李作梅，字子嘉，监生候选员外郎。李家世代行盐，到了李作梅这一代，已是极盛之时。同治年间，光禄坊玉尺山房成了李作梅的宅院。李作梅有三子。其长子李端，有“至性”，从小孝顺。沈葆祯将自己的女儿沈瑞熙许配给李端。李端生有四子二女，其中长子李宗言（字畲曾，与林纾同为壬午科举人，后官至江西广信府知府，安徽候补道等）是李宣倜的父亲，次子李宗祎（字次玉，又字佛客，曾佐两江总督张之洞幕，官分部员外郎。著有《双辛夷楼词钞》）是李宣龚（字拔可，号观槿，官至江苏候补知府。民国曾任商务印书馆经理，并兼发行所所长）的父亲。清同治年间，李宗言、李宗祎兄弟在光禄坊玉尺山房倡立福州支社，有林纾、陈衍、郑孝胥、沈瑜庆等人参与，刊印《福州支社诗拾》，是“同光体”闽派的一支重要力量。

与父辈们相比，李宣倜当年亦是声名显赫，与京沪一带名人交游甚广。《白石诗草》收录有他为齐白石题写的诗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画意诗心相与追。齐翁诗名为画掩，画故雄姿诗无奈。自云不学无所师，得天独厚得人稀。苦硬清峭左之遗，诗如其人复奚疑。”称赞齐白石的诗名为画名所掩盖。李宣倜和梅兰芳等京剧界名流交往甚密，是梅兰芳的诗词老师，也是梅兰芳和孟小冬的媒人。2010年北京匡时墨林精舍藏近现代书画专场拍卖会上曾经以21万多元成交了一件颜世清作的《秋槎图》手卷。1924年重阳前一日（10月6日），李宣倜在北京设宴为梅兰芳再次东渡扶桑饯行，这件作品正是这次聚会的写照。该画作上有李宣倜、林长民、樊增祥、王式通、董卿、颜世清、邓镕、黄浚、郑孝胥等众多当时政界和文化界名人的题名、题签或题跋。

“歌台摭忆”

笔者手中藏有李宣倜1959年书写的一张题为“歌台摭忆”的手札，其中写道“十月二十六日王凤卿逝于北京，汪音遂绝。因忆一九一四年许少卿首聘凤卿兰芳来沪奏艺，议月酧王三千六元、梅则千元。梅之家人意已足矣，凤卿独以为悬殊过甚。一日谓许：兰芳此行必大红、尔获利将逾所望，何可偏薄至此。议久未谐，凤卿忿然曰：不从吾言，我欲聘耳。许不得已，增酧以八百元。都人盛称凤卿之贤。予有诗壮其行。兹事距今四十余年，知者已寡。近戏剧报载兰芳悼凤卿文，缕述数十年交谊，亦漏及之。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蔬畦老人”。

手札中提到的王凤卿、梅兰芳、许少卿，均是民国初年戏剧界的知名人士。王凤卿，字仁斋，又名奉卿，江苏清江人，他嗓音高亢沉郁，是著名的“汪派”老生。曾与梅兰芳合作演出《汾河湾》、《宝莲灯》，被誉为珠联璧合。许少卿是当时上海“丹桂第一台”的创办人。梅兰芳更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民国2年（1913年）10月31日京剧老生王凤卿偕梅兰芳，接受上海许少卿邀请首次赴上海演出(是梅兰芳第一次离开北京)，一个半月，营业大盛，梅兰芳由此红遍上海。虽然李宣倜把事情发生的时间记错了一年，但这通手札记载的往事，无疑为梨园界增添了一段佳话。更为珍贵的是，这张手稿用纸相当考究，用的是当年清宫御用的“乾隆年仿明仁殿纸”。这种纸属乾隆时仿制的元代名纸。这种纸造价极高，反映了当时造纸术的精湛技艺。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张清仿明仁殿画金如意云黄粉蜡笺。2011年春季北京保利“有感于斯文”—宫廷逸趣与诗、书、画、印拍卖品专场拍卖会上一方“乾隆年仿明仁殿纸”田黄素方章拍出了1100万的价格。

善书章草

李宣倜善书法，是当年南京中山陵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碑刻的十四位书写者之一，犹以章草为精，晚年移居上海，曾在《湖社月刊》上广告定润，甚润例云：“纸用重玉版宣，尺度以市尺计算榜书：每字尺内六十元、尺外至二尺一百元。但因居沪时间不长，影响不大，故而上门求书者甚少，偶为人作书时便以“不值钱”之印落款。当年名武生盖叫天，曾请吴湖帆为其在杭州修建的寿圹书写石牌楼两侧的联句，请李宣倜为其书写横额。可惜在文革中均已被毁。

笔者有幸得到一批李宣倜亲笔书写的诗词手稿，系从李宣倜后人家中流出。其中既有工整精细，近似馆阁体的楷书，也有如行云流水、道法自然的行草，从中可见其书法造诣不可谓不深。这批诗稿多数为李宣倜与梁启超、黄浚、陈器伯、江庸、陈声聪、郭则澐、瞿蜕园、沈剑知等近现代名人的往来唱和诗。其中有一张诗稿在 “壬戌七月既望泛舟二闸同游多有诗奉同一首”的边上，他特地批注“癸丑上已梁任公约集可园”。

说到上巳节，可以上溯到春秋时代，古人在上巳（农历三月初三）这天来到水边，洗濯一冬的污垢，清洁身体的同时疾病灾祸仿佛也随着流水被带走。晋代,王羲之等人在永和九年(癸丑)上巳之日,邀约了四十二名当世文章黼黻之士,在会稽(浙江绍兴)西南二十七里左右的兰亭,举行修禊之事，《兰亭序》即由此日王羲之一时兴到挥毫而来，也由此奠定了中国书法的美学基础。是年民国2年癸丑上已日（即1913年4月9日），距王羲之山阴兰亭修禊整1560年。梁启超在北京召集旧俗新知四十余人，在西郊万牲园（即今北京动物园，当时万牲园的西部叫可园）办了一回雅集。与会者包括王闿运、赵尔巽、陈三立、熊希龄、严复、郑孝胥、陈宝琛、林纾、樊增祥、易顺鼎、孙宝琦、袁克文、杨度、林长民等等近代中国文人的顶级人物。大家曲水流觞，吟诗作赋，尽遣雅兴。

梁启超在写给儿子梁思顺的信中说:“今年太岁在癸丑，与兰亭修禊之年同甲子，人生只能一遇耳，并自称“兰亭以后，此为第一佳话矣。”李宣倜是否参与这次近代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次文化盛事，笔者不得而知。但对这件事，李宣倜在诗中感叹道“吾生端不合时宜，渐成梦忆搏沙聚，多感朋侪束笋诗，聊拟梁公修禊事，十年前值永和期”。

有趣的是，在一首题为“病中”的诗中，李宣倜写道“清净圆明无我相，前身何必鼓山僧”，并自称“童时石鼓山一老衲言余前世为涌泉寺僧”。无独有偶，晚清福建还有一位前身也是僧人的名人。据民国时期福州郭白阳《竹间续话》记载，林寿图（道光二十五年进士、闽县人，官至陕西布政使）前身为黄鹄山（今湖北武汉市蛇山）僧，因自号黄鹄山人。据说其胸前生一痣，生平遇吉事则色红，遇凶事则色黑。

诗书流芳

李宣倜传世诗作主要汇编成《苏堂诗拾》、《苏堂诗续》等。2011年泰和嘉成春季古籍文献专场拍卖会上，民国十七年刊本的李宣倜的《岁朝唱和集》线装 1册拍出了39200元。值得一提的是，世人多提及其从兄李宣龚的诗名，如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将之比作火眼狻猊邓飞，以为“拔可诗深婉处似荆公，孤往处似后山，高秀处似嘉州。论艺术成就和江湖地位，李宣倜的诗文不亚于其从兄，解放后一代大家钱钟书先生致信李宣倜函，尊称其为“诗老”，自称“后学”、“晚”。只是李宣倜由于加入了汪伪政府，其为时人所不耻，因人废言，埋没了诗名，令人扼腕叹息。对此，可从民国张慧剑在《辰子说林》一书中窥见一斑。该书提到黄孝纾、夏敬观、李宣龚、李宣倜、庐冀野、梁鸿志、李国杰、黄浚等八人在上海结 “饭社”，每周聚餐一次，循次作东，各以巧铺精食争胜，并评价八人之中邪正清浊各半，清正者四人，夏敬观、李宣龚、黄孝纾、庐冀野；邪浊者四人，梁鸿志、李国杰、李宣倜、黄浚，这后四人加入了汪伪政府，正应了“饭字之一半恰为反”。

近年来汪精卫、梁鸿志、黄浚等这批近代文人，虽然是当年汪伪政权的政要，但其书法艺术和学术地位正在重新为世人所重视，作品在拍场上逐步升温。相信与他们同处一个时代、境遇相似、造诣相当的李宣倜，其作品艺术价值一定会得到进一步的认可和挖掘。

 

 

 

 

李宣倜（1888年－1961年6月8日）原名汰书，字释龛、释堪、释戡，号苏堂，别号阿迦居士，晚号蔬畦老人。诗人，京剧剧作家。

 

李宣倜的曾祖父为李作梅（字子嘉，1827—1881），监生候选员外郎。李家世代行盐，到李作梅一代处于极盛时期。清朝同治年间，福州光禄坊玉尺山房成为李作梅的住宅。李作梅有三子，长子李端（1843—1883）娶沈葆祯的女儿沈瑞熙。李端育有四子二女，其中长子李宗言（1858—1917，字畲曾，与林纾同为壬午科举人，后来官至江西广信府知府，安徽候补道）是李宣倜之父，次子李宗祎（1860—1895，字次玉，又字佛客）是李宣龚（字拔可，号观槿）之父。清朝同治年间，李宗言、李宗祎兄弟在光禄坊玉尺山房倡议并创立福州支社，参加者有林纾、陈衍、郑孝胥、沈瑜庆等人，刊印了《福州支社诗拾》，属于“同光体”闽派。

李宣倜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归国后，曾任慈禧太后的御前侍卫。清朝时，李宣倜还曾在理藩院任职。中华民国成立后，历任大总统侍从武官、大总统军事幕僚、币制局参事，国务院秘书。1927年1月12日特任将军府文威将军、晋陆军中将。后来他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行政院参议等职务。

李宣倜早年习诗，师法苏东坡，故将其书室命名为“苏堂”。李宣倜与北京、上海的名人交游很广。《白石诗草》便录有李宣倜为齐白石题写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画意诗心相与追。齐翁诗名为画掩，画故雄姿诗无奈。自云不学无所师，得天独厚得人稀。苦硬清峭左之遗，诗如其人复奚疑。”李宣倜还经冯耿光介绍而与梅兰芳结识，和梅兰芳等京剧界名流交往十分密切。李宣倜是梅兰芳的诗词老师，也是梅兰芳和孟小冬的媒人。李宣倜能填词谱曲，梅兰芳的新剧目的文辞多经过其润色。京剧《天女散花》、《嫦娥奔月》、《黛玉葬花》、《西施》、《洛神》等剧目便出自李宣倜与齐如山的手笔。京剧《西施》中“水殿风来秋气紧”唱段的唱词便是李宣倜所写。

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4月1日，李宣倜出任南京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行政院印铸局局长，一直任至1940年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并入南京国民政府（汪精卫政权）。同时他还兼任行政院秘书。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政权成立时，他改任汪精卫政权印铸局局长，一直任至1943年7月9日被免，由陈宗虞接任。1943年7月29日，李宣倜兼任汪精卫政权的政务参赞，一直任至1945年汪精卫政权瓦解。1943年4月13日，李宣倜任汪精卫政权陆军部政务次长，任至1945年解职，由郑洸薰于1945年6月22日接任。1945年1月24日，李宣倜出任汪精卫政权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一直任至同年汪精卫政权瓦解。

在南京，形成了以李宣倜为中心的“桥西草堂雅集”。《陈方恪年谱》记有1940年9月16日中秋节，陈方恪与黄默园、龙榆生、陈伯冶、何岂斋、曹靖陶、张次溪、岳仲芳、白坚甫、陈道量等人参加李宣倜在南京三步两桥之桥西草堂寓所举办的宴会雅集。大约从1942年秋开始，每个周末，李宣倜都在桥西草堂举办雅集，称为“星饭会”。陈方恪、龙榆生、陈道量、高子濩、郭枫谷、陈柱尊、黄燧、何嘉、潘其璇、汤澹然、杨无恙、张次溪、陈啸湖、冒孝鲁、钱仲联、陈伯冶以及日本人今关天彭等均为常客。“星饭会”的实质是汪精卫、梅思平提供经费，李宣倜出面集合南京、上海一带的文人，并以《学海月刊》支付稿费的形式给予他们生活津贴。

晚年，李宣倜迁居上海，长期依靠梅兰芳的支持生活。在上海，他曾参加1956年11月在上海长江剧场举办的南北昆会演的观摩活动，写下《观剧竹枝词》十五首、《续观剧竹枝词》十首，未曾发表。陈声聪所作的《兼于阁诗话》1957年有《苏堂老人七十生日》一首，乃为李宣倜庆祝七十寿辰（虚岁）而作。[

1961年6月8日，李宣倜因心脏病在上海逝世，享年73岁。李宣倜病逝后，梅剧团为感念其贡献，将其遗箧中的诗稿内部印行为《苏堂诗拾》。李宣倜的书法以章草为佳，是南京中山陵孙中山《三民主义》碑刻的十四位书写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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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蜕园解读刘禹锡的人际维度

September 1, 2016, 9:38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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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蜕园解读刘禹锡的人际维度——细读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字号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陈尚君 
　　刘禹锡学问浩博，为人强项，交游至广，其诗大多为特殊原因或人际交往而作，寄意深远，解读不易。瞿蜕园早年即成长于同光余风的氛围内，于骈散文和古今各体诗皆称擅场，特别善于体会微妙的人际应酬和复杂的政治角逐中的含蓄表达，何况他的先人曾深陷政争，他本人又曾长期周旋官场，这些独特的经历和学养使他的解诗能有许多切肤凿骨的揭发。

　　陈尚君

　　瞿蜕园先生去世于1973年，遗稿有《刘禹锡集笺证》，定稿稍残，整理者据其初稿补足，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我第一时间购置了该书，原书没有自序，仅有简单的整理说明，因此没有特别地阅读，对其成就也一直缺乏深入的理解。2001年为傅璇琮、蒋寅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隋唐五代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撰写《隋唐五代文学的基本文献》，介绍此书“为刘集第一个全注本，着重于名物典章和史实人事的诠证，引征丰富，精要不烦，颇具功力”。只是浮泛的肯定。近年因全面校订唐诗，方得缘仔细阅读此书，很惊讶于此书达到的成就。虽然书出已经二十六年，仍感到有必要介绍此书之成就，以及瞿氏独到的治学方法。

　　瞿蜕园的人生阅历与《刘禹锡集笺证》之成书

　　瞿之生平，复旦大学2012年田吉的博士论文《瞿宣颖年谱》有详尽考定。述其大略，则可概括如下：瞿宣颖（1894-1973），初字锐之，后改兑之，晚号蜕园，湖南善化人。是清末重臣瞿鸿禨幼子。一生涉足政、学两界，往来南北各地，交游和治学的兴趣都极其广泛。更具体些说，则他出生在甲午战败那年，在他少年时期，其父瞿鸿禨历任署吏部尚书、充中日议约全权大臣，授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充核定官制大臣，地位接近宰相。欲引岑春煊与袁世凯相抗，反为袁所噬而出缺回乡。瞿蜕园因为父亲的缘故得以广交天下名士，也深切体会官场之波谲云诡，瞬息万变。他在清季民初有深厚的旧学积累，但进入大学则接受的是现代教育。在圣约翰大学是学生团体的骨干，转学复旦大学后更遭逢“五四”学运席卷全国，他积极参加上海成立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并充满激情地执笔起草《学生联合会宣言》，引一节如下：“期合全国青年学生之能力，唤起国民之爱国心，用切实方法，挽救危亡。远近各地，请即日响应，互通声援，以为全国学生自动的卫国之永久组合。自由与公理，为吾人同赴之目标，死生以之，谊无返顾。”但毕业要谋职养家，他只能在父亲熟悉的人事环境中谋发展，到北京政府任职，曾任国务院秘书、司法部秘书、国史编纂处处长，署印铸局局长、国务院秘书长等。国府南迁后，他以文教活动为主。1937年后留滞北京，下水担任诸多伪职，还曾短暂署理过伪北大校长，虽无大恶，但毕竟不甚光彩。1949年后一直没有固定职位和生活来源，冒广生曾欲推荐他进上海文史馆而不果，只能靠为报社写稿、为出版社写书来谋生，后者较重要的有科学出版社约请整理清末王先谦遗著《新旧唐书合注》，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今上海古籍出版社）撰写《李白集校注》（与朱金城合作）及《刘禹锡集笺证》。其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聘他为特约编审，每月给一百元，得使他衣食无忧，但年老多病的医疗费用仍使他难以承受。他努力希望适应新社会，但身份只是社会闲杂，要交待历史问题还是自己努力投递上去的，1955年得到“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1968年仍因私下议论惹祸，以七十五岁高龄获刑十年，八十岁瘐死狱中。

　　文史学者周劭《瞿兑之与陈寅恪》：“中国学术界自王海宁（国维）、梁新会（启超）之后，够称得上‘大师’的，陈、瞿两先生可谓当之无愧。但陈先生‘史学大师’的称号久已著称，瞿先生则尚未有人这样称呼过，其实两位是一时瑜亮、铢两悉称的。”这一说法可以从陈三立、陈寅恪父子的文字中得到印证。陈三立1936年为瞿《丙子诗存》题词：“抒情赋物，悱恻芬芳，而雅韵苍格，阶苏窥杜，无愧健者。”以为得窥杜甫、苏轼之门墙。次年陈三立去世，瞿作挽诗五首，《吴宓诗话》云：“寅恪言，散原丈挽诗，以瞿兑之宣颖所作为最工，惜宓未得见。”足见评价之高。其后瞿、陈二人的交谊唱和一直维持到“文革”前夕。

　　从目前看到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存档，瞿蜕园在1961年12月26日致函称“《刘禹锡集校注》工作亦望酌量提出”，但版本及其他资料请提供利用便利。到1963年9月16日告该集笺校已毕，称“逐细考订，大致无遗，字数在三十万以上”，请预支稿费。到1964年7月16日再告“现已接近最后阶段。除已交之部分外，增加注文及补充笺证，约计为十万字”。1965年1月11日，告“此稿阅时三年有余，几经修订，合计全稿约五十二万言”，前交稿外又“钩考群书，补撰《刘禹锡集传》一卷、《刘禹锡交游录》一卷、《永贞至开成时政记》一卷”，请求结清稿酬。同年11月8日寄去最后修改稿，总计约六十万字。巧合的是，恰是在这前后一两天，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之文发表，“文革”开演，瞿不幸遭劫，这部书稿因已交出版社而得保存。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出版后，瞿蜕园特作长庆体诗《陈六兄寅恪自广州寄诗见怀杂述答之》相赠，诗末云：“料君养目垂帘坐，听我翻诗转轴成。格律香山元不似，或应偷得句中声。”自注：“君近著《元白诗笺证》，持论精绝，故拟其格以博一笑。”在笺校刘集时，他还通过吴宓，“有二三诗史上问题请于寅恪”（《吴宓日记续编》1964年5月13日）陈寅恪同年作《赠瞿兑之四首》有云：“三世交亲并幸存，海天愁思各销魂。开元全盛谁还忆，便忆贞元满泪痕。”表达关切思念，以及藉开元、贞元历史研究寄寓家世、时代沧桑之感的共同志趣。

　　《刘禹锡集笺证》之学术追求

　　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刘禹锡集笺证》是瞿蜕园晚年卖文为生的一部书稿，在基本交稿后，他即提出“已陆续借支部分稿酬。兹值写定成书，可否惠予结清，藉以应付个人生活所需，实深感盼”，其困顿可想知。但同时他又说：“关于刘集之资料，仍在继续搜集研究中，今后如有所得，尚拟补入稿中，以期尽量充实。必要时仍当分批取回该稿一用，用毕即归还。”已交稿仍未必满意，希望不断充实提高，绝不因卖文谋生而应付了事。

　　从表层来说，《刘禹锡集笺证》是一部符合古籍整理基本规范的著作。刘集唐时凡四十卷，到北宋已缺十卷，宋敏求另采《刘白唱和集》《彭阳唱和集》《汝洛集》《名公唱和集》《吴蜀集》等书所存刘诗四百零七篇，另得杂文二十二篇，编为外集十卷，成为后世刘集的通行文本。瞿氏以日本崇兰馆藏宋蜀刻本为底本，参校绍兴间董棻刻本以及明清几种刊本。两种宋本虽珍贵，但前者董康1913年影印，后《四部丛刊》收入，后者则1923年徐森玉曾影印，皆易见。瞿氏复参校《文苑英华》《唐文粹》《乐府诗集》《万首唐人绝句》等书，校勘认真，这在今日一般古籍整理者都能做到。全书没有辑佚，是志不在此，因此缺收可靠文章如《文苑英华》存拟翰林制诰，存疑作品如《陋室铭》与“司空见惯”的那首诗，稍存遗憾。值得称道的是涉及文本异文时，瞿氏每能追踪经史文本加以定夺，显示熟稔旧籍的深厚功力。如《哭王仆射相公》诗首句，诸本多作“于侯一日病”，瞿校以为崇兰馆本作“子侯”为是，盖用《史记·封禅书》载霍去病子子侯暴病一日死之事，切王播之暴卒。再如《再经故元九相公宅池上作》，《全唐诗》所录有句作“蛙螟衣已生”， 瞿认为宋本“螟”作“蠙”，是用《庄子·至乐》“得水土之际，则为鼃蠙之衣”，是宋本不误。又如《咏古有所寄二首》之二“遗基古南阳”，一本作“南方”，瞿认为咏东汉阴丽华事，必不作南方。《金陵五题引》“逌尔生思”，朱氏结一庐本作“迺尔”， 瞿谓“逌尔”用班固《答宾戏》语，“迺尔”为误解。《征还京师见旧番官冯叔达》，宋蜀本作“旧曹官”，瞿谓当依《文苑英华》卷二一八、《万首唐人绝句》卷五、《全唐诗》卷三六五作“番官”是，并引《唐六典》为证，知其人为刘官屯田时的掾吏。再如《元和甲午岁诏书尽征江湘逐客》首句，宋本作“云雨江湘起卧龙”，似乎可通，瞿认为此处用《易解卦》，当依朱氏结一庐本和《全唐诗》作“云雷”。再如刘禹锡为何字梦得，他认为取名是据《禹贡》“禹锡玄圭”，而梦得则可能据纬书《孝经钩命诀》“命星贯昴，修纪梦接生禹”。凡此之类，非熟谙旧籍、典实、制度、地理等，难以臻此。

　　就全书构成来说，则主体为刘集所有诗文的校订解读，每篇下分诸栏，一为“校”，乃求文本之真，操作规范，已如前述；二为“笺证”，非一般之注释文义，而是各就人事、事件、地名、制度等展开讨论，部分篇章称“注”，体例未及划一，亦有“注”与“笺证”兼有者，则“注”明细节，“笺证”则发挥该篇写成时间、背景及所涉寓意之讨论。各篇详略各异，详者或至数千言，可作一篇论文看。全书之末，则有四项附录，一为《刘禹锡集传》，以刘氏自撰《子刘子自传》为本，据本集勾稽事迹以成新传，总约两万余言，类似年谱而将传主一生大节揭出。二为《刘禹锡交游录》，凡收五十五人，总约九万言，以刘之作品解读为依凭，稽考诸人之生平出处，重点交待与刘之交往始末及恩怨情隙，仔细阅读，方知为全书最精彩之部分。三为《永贞至开成时政记》，首末三十八年（叙至刘卒），为刘禹锡一生与朝廷政治最密切的时期。似为他考查刘诗文人事交集与政治纠葛之长编大纲。四为《余录》，为治刘集之随感而各篇难以归属者。估计以上部分皆最后完成，是总结笺证心得而尤望加以发挥者。

　　刘禹锡存诗约八百首，存文约二百二十篇，颇为可观。他学问浩博，为人强项，交游至广，大多为特殊原因或人际交往而作，寄意深远，解读不易。瞿蜕园早年即成长于同光余风的氛围内，于骈散文和古今各体诗皆称擅场，特别善于体会微妙的人际应酬和复杂的政治角逐中的含蓄表达，何况他的先人曾深陷政争，他本人又曾长期周旋官场，这些独特的经历和学养使他的解诗能有许多切肤凿骨的揭发。

　　举一首诗之解读为例。刘禹锡《代靖安佳人怨二首》有引：“靖安，丞相武公居里名也。元和十年（815）六月，公将朝，夜漏未尽三刻，骑出里门，遇盗，薨于墙下。初，公为郎，余为御史，繇是有旧故。今守于远服，贱不可以诔，又不得为歌诗，声于楚挽，故代作《佳人怨》，以禆于乐府云。”诗云：“宝马鸣珂踏晓尘，鱼文匕首犯车茵。适来行哭里门外，昨夜华堂歌舞人。”“秉烛朝天遂不回，路人弹指望髙台。墙东便是伤心地，夜夜秋萤飞去来。”诗旨在诗引（禹锡父名绪，故序皆作引）已经说明，丞相武元衡因主张平叛，为方镇遣刺客杀于上朝途中。禹锡与武有宿怨，此时恰在南赴连州的路上，得讯而作此二语，托武姬人口气表达哀悼。前人对此诗之评论，如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即认为“其伤之也，乃所以快之欤”，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则比较柳宗元同时所作《古东门行》，认为二人虽皆与武有隙，柳“犹有嫉恶悯忠之意”，刘则“似伤于薄”。然则恩怨是个人间之事，武之平叛是为国家，牺牲更属壮烈，借此泄愤，更属不堪。瞿蜕园则认为刘之怨怼仅在诗引中“公为郎，余为御史，繇是有旧故”，谓二人名位本相埒也，“今守于远服，贱不可以诔”，明己之贬斥由于武也。不作挽诗而托于乐府，“虽不为快意语，亦固不许其为人矣”。这样的解读显然比宋人更为精当，更为刘诗之“微而婉”提供具体的注脚。附录柳《古东门行》，认为柳“不以元衡为力主讨淮西者”，诗意但“慨唐室之无能”，“与禹锡之制题隐约略同”。

　　文章即便明白者，其本事如何，也很难得到确解。如刘禹锡祭柳宗元文有“近遇国士，方申眉头”，当然是说柳在病亡之际，得到有力者之赏识，可望起用。但国士为谁呢，瞿蜕园排比元和十三、十四年之秉政者，只能举出令狐楚、李夷简二人，但柳与令狐无交往之迹，李居相短暂也未见推挽之事，因而竟难以究明。

　　刘禹锡与杜佑：府主和僚属始欢而终隙

　　读其诗需知其人，知其人需明其世，知人论世尤要辨其人之识见作为及奉公或谋私。瞿蜕园对刘禹锡进入仕途后国家大势的认识是：“自贞元政主姑息，唐之衰亡分裂已肇其端。德宗既卒，继事者不得不思矫其弊。王叔文辅顺宗，首折韦皋、刘辟割据之谋，移宦官典兵之权。及宪宗嗣位，杜黄裳始谋伐蜀，李吉甫继谋经画两河，吉甫殁而裴度继之。（李）德裕秉其父训，始终以富强为务，观其会昌中措施，皆叔文、黄裳、吉甫与度一脉相承之旨趣也。至于主安静，戒生事，汲汲以容身保位为务，因而忌功害能，党同伐异，则又张弘靖、韦贯之、令狐楚、钱徽、萧俛以及李逢吉、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诸人夙所主张者也。”（《刘禹锡交游录·李德裕》）这是一段刘禹锡从入仕到去世四十多年政局总体走向的提纲挈领的大文字，一方面是在宦官、节帅和朝臣交互影响下，经历了七位皇帝的权力更迭，另一方面是大臣与文士因为家族、科第、仕宦、婚姻、师友等原因形成各种犬牙交错的利益集团，展开此伏彼起的政争和纠缠。政治斗争的原因经常并不是因为施政方针或原则有什么不同，焦点经常只是由谁来做，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来做。这是读这段政治史所必须了解的。刘禹锡的仕宦和文学就是在此大背景下展开。请先从他早年与府主杜佑的关系说起。

　　杜佑是德宗朝的名臣，从贞元五年（789）起任淮南节度使，镇守扬州十五年，保证唐东南财赋之运达。刘禹锡从贞元十五年（799）始，入其幕府为掌书记，极受信任，且私人关系也甚密切，《上杜司徒书》曾自述：“小人自居门下，仅踰十年，未尝信宿而不侍坐，率性所履，固无遁逃，言行之间，足见真态。”今存刘为杜起草的表奏尚达二十九篇之多。贞元末杜入朝为相，直到元和七年去世，其间刘亦入为监察御史，并因卷入永贞党人而长期被贬。用现在的话来说，刘是杜的部属，因杜之入朝而授京职，但在刘遭遇政治挫折长期被贬过程中，杜虽高居相位但从来没有发声，这当然是很特殊的情况。

　　瞿蜕园勾稽文献揭示，杜佑早年从事浙西，与禹锡父刘绪为同事。当杜以善理财而得擅东南财赋时，更乐于以世善财计的故人之子为掌书记。刘禹锡自叙与杜之相得无间，正因此特殊原因。当叔文用事时，杜已入朝为同平章事，充度支盐铁等使，禹锡以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即仍为杜之助手，且充杜与叔文之间的联络人。杜佑兼山陵使，禹锡亦为其判官。瞿蜕园认为：“佑与禹锡，恩谊之深应非寻常可比。”“不意此时佑忽为流言所中，使禹锡陷于王叔文、韦执谊之狱，不加营救。”换句话说，在新政期间，刘禹锡一直仍是杜佑的助手，杜佑以位高德重，在永贞内禅以后到去世的六七年间，一直居相位而未曾改移，但刘禹锡深陷党案，遭到长期贬黜的处分，杜佑对他没有任何援接，几乎一言不发。

　　解开二人隐情的关键是禹锡到朗州贬所后给杜佑所上长信，其中有“飞语一发，胪言四驰，萌芽始奋，枝叶俄茂，方谓语怪，终成祸梯”。瞿蜕园认为飞语发自何人，语为何语，皆难以究明，但绝非王、韦之狱，而应该是起于私嫌，甚至可能借王、韦之狱为报复之举。他再参以禹锡给武元衡之启有“本使有内嬖之吏”，直指谗谤始于杜佑之左右。瞿蜕园怀疑此人或即杜自淮南升为正室的嬖妾李氏，即闺门中人干预公事，认为杜本为“位重而务自全者”，“尤易入肤受之言”，以至刘禹锡虽百般解释终难获谅解。

　　近年由于杜佑撰李氏墓志的发现（详《文史》一百期拙文《杜佑以妾为妻之真相》，中华书局2012年8月），瞿氏所疑仍可再检讨，一是永贞间李氏随杜已经三十多年，禹锡既经常出入其府第，自属旧所熟悉之人；二是其人时年已逾五十，且元和二年（807）即去世，而杜佑直到六年后致仕，方驰函于刘稍有见谅之意。虽事实仍多不明，但杜在关键时期对自己的薄情，是让刘深感失望的。瞿蜕园从刘禹锡所述杜佑一段自污的佚事中，读出刘对杜之为官，仅为容身之计的鄙夷，也是一种理解。

　　二王八司马：病重皇帝身边的新锐群体

　　今人所言永贞革新，是指顺宗即位后，他所倚信的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文人集团试图改变德宗末年的慵堕朝风，改良政治的一系列举措。但因德宗逝世于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初，顺宗即位后当年未改元，待禅位宪宗后方改元永贞，故史称永贞内禅。王叔文等用事时并无永贞年号。顺宗退位后，他所信任诸人或被杀，或长期贬窜，史称二王八司马，刘禹锡、柳宗元皆在其内。其实二王八司马只是一个松散的文人集团，有一很长的形成过程，彼此之间也不免有许多分歧，在失败后各人之命运更有很大不同，唯刘、柳始终如一，友情不变。瞿蜕园对诸人关系有许多精彩揭示。

　　王叔文集团之形成，瞿蜕园所考虽承旧说，但精细过之。他指出叔文侍太子即唐顺宗逾十八年，柳宗元与叔文相交亦逾十年，禹锡因宗元而得识叔文，相识虽晚而相知甚切，故虽叔文败亡，仍在《自传》中给王以积极评价。瞿蜕园认为顺宗之立，宦官间已存异议，而其得权之方式，则因顺宗即位时已得风疾不能视事，由牛美人侍病，美人受旨于帝，复宣于亲信宦官李忠言，李授王，王与亲信文士图议后再下中书，交韦执谊施行。所恃为病入膏肓之顺宗，且又采取如此特殊之方式，虽施行之策颇有特见，一时权倾天下，内外则不免树敌太多。至其欲谋夺宦官兵权，必召致宦官群起反对。瞿蜕园云：“永贞之变，肇于宦官之分党，而成于藩镇之固位。”诚为卓识。台湾学者王怡辰认为，在顺宗继位前，宦官中已有拥立舒王李谊之一派在。而德宗后期怠于政事，方镇节帅或至二十年未迁改者。在新皇布新之际，各有利益必须维持，王叔文等峻急行新政，不遑顾及各方实力和利益，其覆亡自是不旋踵即可逆料者。瞿蜕园的这些分析，很好地解释了何以宪宗朝之举为与顺宗朝并无大的不同，而于王、韦诸人则严谴如此，盖历来政治之是非重点不是做什么，而是由谁及采取何种次序来做。

　　韦执谊为叔文集团外朝宰相，地位重要，但在刘、柳文集中皆很少提到，其人面貌颇显模糊。瞿蜕园据各种点滴记载力图追踪其人之真相，知道他出身世家，进士登科，人物俊美，但其早年官微时即因缘得在德宗前论朝士之是非，二十多岁即任翰林学士而得宠任。瞿认为德宗性本猜忌，他的这些所为必然遭致朝士之“妒宠播谗”，无端敛怨，为后来的永贞事变埋下祸根。再者在顺宗居位时，执谊“既为叔文引用，不敢负情，然迫于公议，时时立异”，导致与叔文渐成仇怨。特别在永贞内禅之重大分歧点上，执谊首鼠两端，直接导致叔文之败。瞿蜕园分析说：“盖叔文孤寒新进，故专倚顺宗，自谓能行其志。执谊甲族进士出身，熟于宫府党援之习，不肯为直情径行之举。”是从出身背景判断两人行事风格之差异。执谊不反对太子继位，但宪宗掌政后，则仍不能谅其所为，虽最晚贬出，但所至也最荒僻之地。瞿推测“刘、柳亦恶执谊之持两端而有以致叔文之败”，虽还难断言，但执谊子韦绚则长期得到刘禹锡、李德裕的如子弟般的关照，刘之“笃念故交盖未尝稍懈”，尤属可贵。韦绚记录二人所谈为《刘宾客嘉话录》和《戎幕闲谈》二书存世，为古代较少见的私谈记录。

　　柳宗元为刘挚友，放在后文叙述。

　　二王集团其他人，王伾则刘几未提及，原因不明。韩晔为旧相韩滉族子，虽参与较深，以累叶卿相，及祸稍轻。凌准在贬后三年即去世，最为不幸。瞿蜕园认为就所见文献考察，其人决非禄禄者，特别是在贞元末为翰林学士，与闻德宗遗诏之草定，并进而分析同时诸人皆出生南方，“南人联袂而居禁密之地，宜为当时士论所骇”，“愈足见南北地域之见亦有以召永贞之变也”。韩泰，瞿蜕园认为是八司马中最具干才之人物，最善筹画，能决阴事，故叔文派其为神策行营节度司马，是二王谋夺宦官军权的关键人物。其虽被贬，但从韩愈元和末在袁州敢举其自代，似被谤不及刘、柳为深。其与刘交谊保持到大和间身故，更属难得。程异是八司马中最早起复者，大约在元和四年即因李吉甫保荐而起为扬子留后，当时给刘、柳看到重出的希望。更特别的是他在元和十三年（818）意外入相，是八司马中历官最高者，但仅半年多即卒于任。瞿蜕园分析他虽居高位，但因本属党籍，畏祸谨慎而不敢援引朋侪，大约其人之所长在输纳理财，得有力者推挽而得大用。陈谏之名不见于刘集，瞿蜕园认为其人为八司马中最少表见者。可以补充的是，他早年为刘晏属吏，著《彭城公故事》推许刘为管仲、萧何一类人物，永贞间以仓部郎中领度支，盖亦善财税者。

　　刘禹锡与元和诸相：摸不准脉的权力中枢

　　刘禹锡因永贞政败而贬朗州司马，元和十年（815）曾短暂归京，旋再出守连州。从表面看，他远离京城，闲居外郡，无所事事，其实他一直在观察人事变化，寻找机会，希望得到有力者的汲引，虽没有大的突破，但一直在努力。瞿蜕园通过大量具体作品的解读，揭示了他的种种作为，以及最终未能成功的深层原因。

　　权德舆于元和五年（810）至八年（813）间为相，时禹锡贬朗州，无一语相交。瞿蜕园考出权早年曾为扬子盐官，与禹锡父刘绪同官，禹锡当视其为父执。禹锡初登第，权作《送刘秀才登科后侍从赴东京觐省序》，禹锡亦有诗赠权。禹锡晚年与德舆子权璩唱和，璩诗已佚，从刘和诗分析，有念旧之意，而刘和诗仅述与璩之交集，不涉先世旧谊。瞿蜕园引《旧唐书》德舆传“循默罢相”之评价，认为他“庸谨而已”，“庸庸自保”，“非能深知禹锡”，更难为其争一头地。

　　李吉甫，元和前期曾两度入相，且其进入中枢在宪宗即位以后，与永贞党争无涉。虽然八司马被贬时有“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的严厉处分，但当八司马之一的程异被李吉甫召为扬子留后时，柳宗元、刘禹锡都看到了希望，分别致书启于李吉甫，请其代为缓颊进言。瞿蜕园从文本中读出以上史实，更进一步探究为何都难以实现。他从点滴记载中读出刘早年或曾识李，李首唱讨叛看其政治主张与王叔文等并不扞格，又从李之为人与行事作风判读，他未必不肯援手，但最后办不成，瞿的判断是“非得解于（武）元衡不可”，即要为刘、柳解套仍要当年关键人物武元衡表态。

　　武元衡，可能是与刘禹锡中年经历最具关系，而事实真相最不显朗的一位。瞿蜕园在《交游录》中未列其专节，但各诗文释读时则议论较多，只是仍多难解处。武年长于刘十四岁，但贞元十九年（803），武为左司郎中，刘为监察御史，地位相当，但次年武任御史中丞，则为刘之主官。史云德宗死后，杜佑为山陵使，武为其副即仪仗使，刘求为仪仗判官，以助王叔文等拉拢武，为武拒绝，因此挟嫌罢武为右庶子。

　　对此瞿蜕园有所质疑，即刘于杜佑人事为亲，且山陵使地位为高，何以弃亲重而求疏轻，认为史载不足信。瞿蜕园另注意到李吉甫指点刘仍须有求于武，并亲自抄示与武唱和诗，由刘继和。刘于是再走武的门路，有《上门下武相公启》，瞿蜕园特别注意到启中有“山园事繁，孱懦力竭，本使有内嬖之吏，供司有恃宠之臣”，本使必指杜佑，其时已死，刘为自明，不惜揭其短以自解。刘柳诸人元和九年（814）得召至京，瞿认为非经武同意不办，但入京后二月，关系则再度恶化，以至宰相票拟新任地方，要让刘去最偏远的播州。

　　原因何在，瞿以为难有确解，肯定其间有不可解之事发生。旧传刘此年春初游玄都观看桃花赋诗“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为人诬其有怨愤，白于执政，因致嫌隙。瞿蜕园认为此诗本只是一般咏怀，因一时传诵，“恶之者从而加谤，谅亦事实”，但真相必不如此简单。

　　还要说到裴度。执政既要刘禹锡去播州，母老难于行，柳宗元提议以自己的柳州对换，自是朋友相助的无奈之举。出来仗义执言者为裴度，乃至冲撞宪宗亦在所不惜，终为刘改至连州。

　　瞿蜕园详考二人行迹，有同时在朝之经历，但不见交往之记录，若然则尤见裴度秉公处事之可贵。其后裴度入相后出征，平定淮西，建不朽之殊勋，功绩震于朝野，刘禹锡既贺其功业，亦申述旧恩，希望得到他的提携。柳宗元作《平淮西雅》等，亦怀同样目的，但都没有盼到，两年后柳捐馆柳州，刘丁忧去职。

　　瞿蜕园对此分析朝中权力变化，认为裴度在中书职主军事，未必有余暇顾及人事，而与同时诸相各不相得，终于难有作为。他还分析禹锡在南方所得传闻是裴度得到宪宗的倚重，但没有可能理解裴立朝期间的阢陧不安。此类分析，诚非老于官场者不办。

　　瞿对文宗时裴度因迎立之功而得掌朝事，对刘的几次照拂也都有揭示。对二人退居洛阳时虽唱和频繁，鲜及时事，认为“经甘露之变，亦必相戒以多言贾祸”而致然。

　　最后要说李绛。他进士比禹锡早一年，贞元末任监察御史与禹锡同官，前此则先后任渭南尉，颇存交谊。元和间为宪宗信任，以直言敢谏著名，自翰林学士入相，前后多历年所。禹锡对他寄予厚望，曾上书叙及李在私下说到对自己的哀悯，但李也始终没有给以援手。晚年彼此有唱和，但似已颇生分。后李绛因兴元兵变遇害，可说以身殉国，禹锡既为祭文述哀恸之情，又为其文集作《集纪》，即序，尽到自己的责任。

　　瞿蜕园从祭文历述二人之交际始末，读出离合始终之感喟，更从“虽翔泳势异，而不以名数革初心”，读出“不足之意”。

　　刘禹锡与韩柳元白：道义与朋友，张帜各擅场

　　中唐文学，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最称大家，诸人间卓然自立而可与抗衡者，亦仅禹锡一人，即称并世五家亦可。刘与四人均有极密切之交往，虽早晚、亲疏、事功及文学建树各有不同，要为中唐最可称道的文学风景。瞿蜕园对此解读至为精彩，不能不为之分疏一二。

　　柳宗元为禹锡一生最心会之朋友，其为人心气极高，亦最为耿介重义。瞿蜕园特别注意到柳在长期流贬中，对王叔文始终推重，未尝有异辞，并认为其《寄许京兆孟容书》称与王叔文等“共立仁义，裨教化”，“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这是共同的目标和理想，但失败则在于：“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诋诃万端，旁午构扇，尽为敌雠，协心同攻，外连强暴失职者以致其事。”相信这是他外贬多年冷静思考后的总结，瞿蜕园认为“此数十语于永贞政变内幕揭发无遗”，可以揭示许多隐情。至于柳与韩、刘之关系，瞿蜕园认为“韩非真知柳者”，“柳于韩殆亦非心服”，对刘在柳去世后一系列文章中，不道其性行，评价文章亦仅借他人之言，瞿认为“盖禹锡知宗元深，决其志事必不湮没，故不为赘词，且哀之极亦不暇文也”。

　　韩愈与刘柳关系的解读，大约是瞿著中最精彩的文字。众所周知，韩与刘、柳在贞元后期已有深交，但因言得罪而贬阳山，于路有“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的猜疑。

　　永贞党败，韩则作《永贞行》丑诋之，今论者或谓韩与刘、柳政治立场迥异，并进而斥其人品。瞿蜕园则认为贞元末同官中，刘所最亲者即为柳、韩，待其结交王叔文、韦执谊时，则韩已南贬，因此而廓清韩之贬因得罪王之曲解。并梳理韩遇贬之缘由，一为言天旱人饥而指斥京兆尹李实，二或为言宫市，皆与永贞诸人所见相同，王叔文等无论成党与否，皆不至排韩。

　　至永贞败后韩所作诸诗，瞿认为确有许多“无以自解”处，如比王、韦为共工、驩兜，瞿认为是因颂圣而“运用故实不无过甚”。对《永贞行》则认为一为“宦官之拥兵者张目”，二则述“求官不得者忿嫉之词”，三则将王、韦等比为董贤、侯景，有“天位未许庸夫奸”，“谓王、韦将谋篡，其谁信之”。这些过分甚至诬枉之词，瞿的解读是韩既要颂圣以让“君、相见此诗必深许其忠”，又要尽量撇清关系，“汲汲以不与刘、柳同党自明”，同时也留与刘、柳今后相见之余地。对韩之诸诗，刘、柳皆未曾以为忤，也无怨韩之辞，瞿认为乃二人与韩在政治取径上虽不同调，“乃更望愈之仕途亨遂，早据要津，始有弹冠相庆之可冀”。

　　这样解读虽似有些俗见，但可能正是元和间三人升沉各异，始终没有“损及私交”的合理解答。柳宗元殁于贬所，韩愈为其撰墓志、祭文及《罗池庙碑》，尽了朋友之责任。刘禹锡先后有祭文悼念柳、韩，都反复述及三人之交谊。在政治风潮中人生命运会有起伏荣黜，三人虽曾稍有龃龉，而最终能友道始终，诚为不易。瞿之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不掩恶，不苛求，极具学人之识见。

　　元稹为中唐大家，无论其出身、仕历及交往，当时与后世皆有较多争议，瞿蜕园则广征文献，为其辩白。

　　一是《旧唐书》本传云元和初元稹针对王叔文等故事，奏请东宫官宜选正人，瞿则引元稹原奏，所针对者为以沉滞僻老及疏弃斥逐之人，并非针对二王而发。

　　二是他的进用因得宦官崔潭峻推荐之力，朝论鄙之，因此而为武孺衡于朝官聚食时侮之。瞿以为虽然元谄事潭峻为事实，不必曲护，但其时显宦而得交宦官者并非仅此特例，个人之间的交往有和有不和，任何时代都一样。崔奏进元诗，瞿认为元之新艳诗体为当时广传，“中官进以为娱”，皇帝也未必理解其中谏诤之意。他认为朝官对元之不屑，并非因缘宦官，而是出身明经，进身太速所致。并举出元和十年刘、柳等被召入京，元亦被召者之一，认为事出李吉甫，不能以召永贞党人为名，故一并召及，但诸人到京而吉甫已亡，秉政者武元衡不赞成诸人起复，因而有再贬远州之处置，元亦再贬通州司马。武儒衡为元衡从父弟，有仇隙借机发挥也很正常。

　　三是裴度对元的极度反感，瞿分析说：“至于稹与度似已至不可调和之程度。盖度腾章诋稹，非有深憾不至于此。以常理而论，度在平淮西以后，被推为元老重臣，似不应有轻率忿激之章奏，殆必有交扇其间者也。”原因难以究竟。瞿的这些分析，对理解中唐政事也很重要。至于元、刘间的交往，瞿认为二人在贞元末即可能结识，对顺宗时变政的举措，元亦应可赞成。其后元之贬官，刘颇表同情，元贬江陵，与朗州不远，来往更显密切。到长庆间元稹与李绅、李德裕同在翰林，因各自友人之关系，交往更深，刘除夔州，也可能得三人之助。其后十年，刘与元稹、李德裕关系密切的程度，几近无话不谈，且多有心曲之交流与时政之感慨，可另详下节。唯元死得突然，殊为可惜。此外，元、白齐名且交谊密切数十年，但刘与元、李走近以后，元似无意牵扯白入局，也是有趣的事情。

　　白居易与禹锡同年出生，但登进士第则晚了七年，但贞元、元和间文学声名鹊起，他亦勇于言事，但大多泛言时政得失，偶及中贵，因不似禹锡之结党抱团，多数情况下并无大碍。至元和十年（815）因越职言事得罪宰执，贬居江州，用世之心发生根本转折。

　　瞿蜕园追踪刘、白二人之家世渊源与早年轨迹，认为结交于弱冠应属可能。元和、长庆间二人诗名各得擅场，有文字交往之痕迹，但绝无彼此私谊可言，是甚为可怪者。白居易云二人初逢在宝历二年秋，时白自苏州因病去职，刘则和州任满，不期而遇于扬州，时二人皆已五十四岁。瞿蜕园虽认为“初见”、“初逢”都是泛言，但也找不出二人前此同游之确证。不可思议的是，此后十六年，二人似乎一下子都认可了对方的价值，成为最好的诗友。特别是大和五年（831）元稹去世以后，与刘唱和更频繁。《淳熙秘阁续帖》在白与刘书云：“微（元稹）既往矣，知音兼勍敌者非梦（禹锡字梦得）而谁。”

　　瞿蜕园认为，白、刘二人志趣颇有不同，禹锡始终未忘用世，而居易中年后敛尽锋芒；在人事上，居易因婚杨氏，与杨汝士兄弟亲好，而诸杨则属李宗闵、牛僧孺一党，禹锡则与李德裕为莫逆之交。

　　虽然有这些不同，但瞿蜕园认为元、白、刘三人同为开元和新派之人物，为诗各成壁垒，居易尤能知人，能服善，特别称赏刘禹锡“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二联，得其神妙。挽刘诗“杯酒英雄君与操，文章微婉我知丘”二句，“概括刘禹锡一生遭际，与二人之契合，其旨甚深”。也就是说二人唱和诗虽很少涉及时政，但“感往伤今，惊心触目，殆只相遇于无言”。二人之友谊，与刘、柳之深交，虽在不同的层面，但有特别的境界。可以说是脱尽铅华，勘破事功，在风花雪月中悟出人生的真谛，在心照不宣间彼此惺惺相惜。

　　刘禹锡牛李诸人：周旋皆优裕，分寸各不同

　　长庆以后，牛李党争激烈，此升彼降，势如水火，士人各有取舍，趋避为难。如白居易即因此自称朝隐，尽量规避。刘禹锡个性强烈，好恶分明，此时既与李党之李德裕、李绅、元稹等交往密切，曾编与德裕唱和诗为《吴蜀集》一卷，与牛党之牛僧孺、令狐楚交谊亦密，与令狐唱和十九年，往返七十九次，有《彭阳唱和集》三卷，此外与李逢吉、杨嗣复、杨虞卿等也有过往。怎么解释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呢？瞿蜕园各有很具体的解说。

　　李党的几位关键人物，如李德裕、李绅、元稹等，与刘禹锡都堪称挚友。

　　李德裕是晚唐最有作为，也最多争议之政治家，其一身亦关涉唐后期之诸多重大事件。瞿蜕园特别关注德裕二事，一为以门荫出身，为进士出身之清流所不喜，二是欲成就事业而不能不笼络宦官，甚至平定泽潞后追戮甘露蒙难诸人之遗族，以求欢于宦者。但引拔寒素，平定叛藩，经略边事，振刷有为，也确无他人可比。刘禹锡与他结交大约始于长庆至大和初，结识虽晚，很快就结为莫逆，颇为知遇。瞿蜕园读出，李德裕初镇浙西，有《霜夜对月听小童薛阳陶吹觱篥歌》，述听乐后之沦落之感，时白居易、刘禹锡、元稹皆在东南，各和此诗，元诗已佚，白诗专就听乐铺写，不涉德裕之心事，禹锡和诗则直接德裕心境，乃至为唐末罗隐所激赏。李德裕随即作《述梦四十韵》，叙述担任翰林学士承旨，接近权力中心的感受，并及外守后的凄凉抑塞，仅寄翰林同官元稹，元稹唱和后，李再示禹锡，禹锡虽未曾入翰林，但被二人视为知己，亦步韵相和。李德裕后来将此组诗收入其本人文集。此组诗显示三人间亲密无间的友谊，且因涉及翰林院景致与制度，四十韵皆次韵，也在史实与文学层面上有重要价值。接着李再作《晚下北固山喜径松成阴怅然怀古偶题临江亭》长诗分寄二人应和，但三人诗仅刘诗完整保存，李、元诗皆仅存残句。仅就刘诗看，李因凭吊六朝故地而述强烈的用世之心，刘则感同身受，以“用材当构厦，知道宁窥牖？谁为青云髙，鹏飞终背负”为结，对李寄托希望。那年李三十六岁，比刘年轻十五岁。其后二人唱和不绝，李改镇滑州，作《吐绶鸟词》示刘，刘和诗借鸟之遭遇喻李之屡为异党排斥。李入镇四川，游房琯故地，诗再示刘，刘和诗有“目极想前事，神交如共游”， 瞿蜕园认为刘“洞悉其心事”，即感慨李与房命运相似，难展长才。大和七年（833）李德裕入相，赋《秋声赋》以结好令狐楚，刘和此赋，瞿蜕园认为他虽不肯作衰瑟语，但亦自知难有机会行其志。果然仅一年有余，李即为李训、郑注等所挤，罢相再度出镇浙西。刘禹锡方守汝州，乃出州境为其送行。李虽再度蹉跌，但因此躲过甘露之难，乃不幸中之大幸。李、刘后来的命运是大家熟悉的。瞿蜕园说：禹锡虽一直“望德裕之相汲引，不谓德裕得势于会昌初，禹锡已老病且死矣”。

　　李绅早年与元白因首倡新乐府诗而得名，长庆初与李德裕、元稹同为翰林学士，因声气相类，结为党援，此后其历官大起大落，皆与党争有关。他与刘禹锡年岁相同，会昌二年（842）入相，即德裕所引，若禹锡时方健朗，未始没有机会。禹锡与绅元和中相识，大和末一镇越州，一守苏州，因有唱和。瞿蜕园推测“必常有书问往来”，惜并无明证。

　　李逢吉登第较禹锡晚一年，但元和后期入相，与裴度为敌，长庆间再入相，则与李德裕等为敌。瞿蜕园认为禹锡周旋其间，因身不与政局，得虚与委蛇，交情不深。从唐末开始，有逢吉夺禹锡家妓之说，始则《本事诗》载之，继则《南楚新闻》演之，瞿蜕园认为二人其间仅一度相见，逢吉虽凶暴，必不致如此无礼。我赞同其说，且以为瞿考尚未尽言，当别文详辨之。

　　牛党另一要人杨嗣复，其父杨於陵与禹锡元和间颇多往还，故与嗣复亦有唱和。瞿蜕园认为所作“语皆谀颂，非有深意”，并进而认为“禹锡此时年老，怵于朝端南北司及党祸之烈，必亦无意于进取”，故与党争诸人“无不虚与委蛇”。是较妥当的解释。类似的情况在李珏、杨虞卿等人身上亦复如此。其中杨虞卿与白居易为姻亲，与刘也为旧识，大和间因有私人来往，比较奇特的是杨之小姬英英亡故，刘、白乃至从未谋面的姚合一起唱和哀伤，展示其时士人私生活的情景。

　　但牛党中令狐楚、牛僧孺二人，刘禹锡是真心相交的，情况比较特殊。

　　令狐楚今人多视为牛党人物，瞿蜕园从科第和宦迹分析，他因河东兵变后助严绶继任而得揄扬，与李宗闵、李逢吉、杨嗣复相交尤彰，奇特的是他之所敌皆禹锡所厚者，他与禹锡虽订交甚晚，但交谊甚笃，至死不改。瞿蜕园分析，他与刘禹锡初见并订交在元和十五年（820），时楚遭遇重大挫折，自宣歙观察使再贬衡州，与刘经历相似，故有同病相怜之感。对二人之交谊，瞿认为二人“似止于文章，而不及政事”，令狐对刘的前途虽颇关切，也曾数度相约欢聚，但并没有实质的援借。结论是：“楚之为人，小有文名，而务营党结私，所昵近多非端士，即与禹锡气类不同有明征。而私交顾始终无间。”虽感对令狐贬斥稍过，但气类不同自亦可成为笃友，人之交往本可以有多种类型。

　　牛僧孺于刘、白皆为后辈，元和初急切言事虽起波澜，但仕途则颇亨畅，方过四十即入相，为牛党魁首人物。据《云溪友议》卷中《中山诲》所载，牛登第前投卷于刘，刘率性褒贬，因此有隙。直到大和、开成间得缘相见，彼此赠诗述及往事，时牛已两度入相，刘则以幕府署郎职，至此居然相隔近四十年，仍为郎官，彼此地位相差悬殊，牛赠诗有“莫嫌恃酒轻言语，曾把文章谒后尘”句，虽略憾于往节，但对先进仍存礼数，刘则以“追思往事咨嗟久”表达歉意，以“待公三入拂埃尘”请牛见谅，终能尽释前嫌。瞿蜕园对牛之为人为政皆颇多批评，但也认为待诸人退居洛阳时，皆以年高无复宦情，牛亦不忌二人，“聊为游伴，只谈风月”而已。且在唱和中，白因曾为牛座主，有恃旧之意，“刘则词句多含谀颂，自处亦极谦抑，足征其惩前车之覆，力求解释旧嫌也”。

　　刘禹锡的其他交往：说清每个人都不容易

　　永贞至会昌初三十八年，曾居相位者约四十六人，与刘有个人交往者多达二十五人，实在很可观。其他仆尚丞郎、方镇大员、文臣名士来往者更不可胜数。瞿蜕园的解读，颇关切刘禹锡与诸人之交往始末，及其人之为政大节及人品末行。略举数人如下。

　　王播，中唐时长期镇淮南，领盐铁，长于理财，但为政名声不佳。禹锡与他谈不上私交，但在他去世后有三篇哀挽随感之诗文。瞿蜕园认为祭文为代诸郎中作，照顾场面时偶存调侃。而挽诗则自抒己意，既以霍子侯为比，以及“歌堂忽暮哭，贺雀尽惊飞”句，见其平日声势之烜赫，以及暴卒后之门庭冷落。另认为《有感》：“死且不自觉，其余安可论？昨宵凤池客，今日雀罗门。骑吏尘未息，铭旌风巳翻。平生红粉爱，惟解哭黄昏。”为感王播暴卒作，讥其“不存士行，奸邪并进”，仅知留连红粉，“不务荐达士类”。

　　王彦威，为中唐后很少不以进士出身而致身通显者之一。瞿蜕园分析其为元和相李鄘之内姻，或因此致身通显。又分析其政治立场，为依附李宗闵一党者。禹锡既为其父撰碑，又与其有诗歌唱和，瞿蜕园认为：“禹锡于宗闵之党方得势时，不显与立异，亦不绝往还，要之胸中非不辨泾渭者。”

　　甘露四相中王涯年辈最长，历官亦久，与禹锡亦最为旧交。甘露之祸无辜蒙难，如白居易早已淡忘世情，所作《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用潘岳事，哀王涯之不幸。但禹锡全无述及。瞿蜕园认为：“及涯被祸，禹锡甫到同州刺史人，于甘露事变之始末，仅能得之官报，故默无一言矣。”又说：“要之禹锡与涯相交岁久，甘露之祸，人所同愤，虽无一言，亦不能不隐为之悲也。”稍有些强作解释。

　　李程，宗室，贞元末任监察御史时与禹锡有过一段同事经历，二人友谊似乎一直保持始终。柳宗元亡于柳州，韩、刘各在南方，李程适为鄂岳观察使，居南北通衢，故刘托其料理柳之后事。李程成名早，历居要职，敬宗时短暂为相。刘禹锡可能有两次到他任所探访。瞿蜕园对此都有具体的解读，比较有趣的是还在韩愈诗中读出一段露骨地对李程表达不满的话：“我昔实愚憃，不能降色辞。”“公其务貰我，过亦请改事。”（《除官赴阙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虽寄了诗仍绕过武昌，取道安陆归京。虽事实不明，但韩之为人木强，于此可知。

　　瞿蜕园也承认，有些人事解读由于文献欠缺，仍多不可解处。如刘禹锡贞元末任屯田员外郎时举柳公绰自代，这虽是贞元初确定的官场惯例，但推荐者必须对被推荐者有为人为政方面的认可，误举将遭连坐。瞿推测可能是因柳宗元的缘故，但公绰与宗元并非同一房支，而其后公绰致位显达，与禹锡并无过从。瞿蜕园认为“不可解”，是合适的。

　　知人论世的文本阐释，脱尽铅华的人生感悟

　　《孟子·万章》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知人论世成为后世评论文学的重要原则。唐宋以后，诗文在人际交往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中唐时期的风气转变越来越明显，诗文写到的内容越来越广阔，涉及的人事越来越具体，制题、加注等方面所作交待也越来越详密，而诗歌本身在语词方面的凝练、雅洁，特别是古典和今典的大量运用，要表达的意见除当事人以外，越来越不易为一般读者所理解。一个人一生要结交无数特定的人物，诗人与各种人等因家族、科第、仕宦、师友、恩怨情仇等各种原因，形成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梳理人事，解读作品中渗透出来的或显或隐交际维度，是准确而深入解读作品的关键。要臻于此，则要学者对诗文不仅要读通读懂，更要读穿读透，即以娴熟的古典诗歌驾驭能力，深厚的人生阅历特别是官场体悟，体会作品表达的表层意思和深层蕴含，并广参史籍，在准确定时定地定人的基础上，还原历史原貌，给作品以深度阐释。瞿蜕园大约是古典诗歌最后的娴熟掌握者，加上他的家世渊源、仕宦经历，以及历尽沧桑后的人生参悟，发为学术，因而能大大超越前人的研究。他的好友陈寅恪治元白诗而得享誉学林，瞿蜕园治刘禹锡，是不是有与好友一较高下的想法呢，目前看不到具体的记录。但可以判断的是，他在六十六岁高龄，且生计窘迫，只能卖文为生的情况下，坚持数年，完成如此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实在应该令我们肃然生敬。

　　与瞿蜕园同时，卞孝萱著《刘禹锡年谱》，1963年出版，瞿应能得见，但未见引用。八十年代后则蒋维崧等有《刘禹锡诗集编年笺注》（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陶敏、陶红雨有《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岳麓书社2003年），细节比瞿书肯定有所超过。瞿为当时条件所限，文本未及校，辨订未精密，不免仍有，但瞿当年达到的深度和高度，似也很难为后人超越。无愧经典，令人景仰。

　　瞿蜕园出身名门，熟谙文史，擅各体诗词，兼习水墨丹青。其治学博洽多通，长于治史，于秦汉史料、历代掌故、社会风俗、职官制度、方志编纂及唐诗文笺证，均造诣独到，各有专著。才情学养，为近代所罕见。其亲历近现代诸多历史事件，交游者亦皆一时贤杰。然以文人从政，不免蹉跌，回归学术，又遭逢坎坷，晚年卖文为生，不能尽展平生所学，这是他个人之不幸，也是一个时代的不幸。即便如此，他仍留下了极其丰厚的学术遗著，值得作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

　　2015年11月17日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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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投湖的种子，在何时埋下？

September 4, 2016, 11:3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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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投湖的种子，在何时埋下？

澎湃新闻见习记者 傅适野

2016-09-05 13:26 来自 文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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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老舍。
今年是老舍先生逝世50周年，这几年一逢老舍祭日，学者陈徒手都要应付媒体。在北京青年报的大楼里见到他的时候，澎湃新闻记者问他是否厌烦这个话题，是否觉得人们在消费老舍。陈徒手说：“这绝对不是消费，这是个很严肃的事情。我多次听说，有不少人提议在太平湖设一个碑，写‘老舍遇难处’。我听了心里不好受，但觉得值得做。我觉得老舍的心路历程很值得研究。当时的极左政治活生生地就把一个人吞没掉了。这还要下大功夫去反思，还需要跟更多的读者去说、去交代、去剖析。”
老舍的悲剧因素，是十几年来铺垫所得
陈徒手一直在想老舍在1966年8月24日那一天是怎么过的：他是怎么离开的家，又是沿着什么样的线路走到太平湖去。那天，老舍究竟在想些什么。那天，老舍可能经过了人艺剧场的门口。毕竟他有那么多部话剧在那里上演，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我估计他到那会有个停步，停下来看看那个剧场。”陈徒手说。
和很多人一样，陈徒手对老舍之死充满了兴趣。在三联书店2013年版《人有病，天知否》中，他给每篇文章新增了题记。在《老舍》一文的题记中，他这样写道：“1966年8月他自沉于太平湖，那一天他究竟在想什么？一路走来一路想，他因何最后在昏暗的湖边身心崩溃？一大批作家学者官员在同样的地方挨打受辱，为什么偏偏是老舍先生‘自绝于人民’？他心里的痛苦纠结在哪里？解不开的思想疙瘩又在哪里？ ” 
但和很多人不同，他没有选择去还原老舍去世的那一天。《花开花落有几回》直到倒数第三页，才开始讲老舍的的死，从1966年1月31日北京人艺的种种人事变动说起。这段写的很简洁，节奏也很快，像疾风暴雨，一句一读敲打在人的心上。
老舍的死，被揉进了一系列的风云骤变中，是一整个政治变动链条中微小但却不可或缺的一环。“8月24日，老舍沉湖自杀。”陈徒手把这一事件浓缩成了这十个字，轻描淡写但又异常沉重。
当被问及这样的写作安排时，陈徒手说老舍之死已经太多人做过了。所以他不想重复，想找些新的角度。作为一个史料收集者，借工作之机看了北京人艺的艺术档案，给了他一个宝贵的机会，使他得以从老舍与人艺的“悲欢离合”中窥得老舍其人，得以把引发老舍死亡的原因往前推，去看看这个种子，在何时埋下。
“老舍的死绝不能只怪罪于那几十个抡着皮带打人的红卫兵！” 这是《花开花落有几回》一文的结尾。谈到这个结尾，陈徒手很得意，他说自己写作有个小癖好，就是特别注重每篇文章的开头和结尾。他喜欢这个结尾，“因为这个结尾给人很多想象。”同时也表明了，老舍的死绝非在太庙挨了红卫兵一顿打那么简单。相反，老舍身上的悲剧性因素，是十几年来铺垫所得。只不过恰好，在那顿挨打后爆发了，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的悲剧因素其实在他最辉煌的时候就埋下了，他就是不被信任。党内很多人对他是有意见的，觉得他是资产阶级分子；没有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这是最根本的。从1950年代初期一直到‘文革’，对老舍的异议一直都在，老舍也能感觉到。”
《龙须沟》剧照，上映日期1952年。
陈徒手说，大家原来总觉得老舍的死，好像是他那天被打之后突然产生的念头。但其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他和共和国有很多相关联的悲哀”。老舍之子舒乙曾对他说，老舍写了三十多个剧本，光话剧就17部，这是相当高产的。1951年《龙须沟》演完之后，老舍特别高兴，老演员郑榕告诉陈徒手，当时老舍把所有的演员和工作人员叫到他丰富胡同的家中。按照老北京的风俗，请了大厨师，带着徒弟，背着一口大锅，做了一百道菜。老舍在院子里设宴招待。那天老舍喝多了，特兴奋，说了很多感谢的话。
陈徒手觉得《龙须沟》这个例子特别能说明问题：在成功的同时，也有很多悲哀的种子已经被埋下。
“周总理特别喜欢《龙须沟》，觉得这个戏让穷苦人民知道了是谁领导他们翻了身。他觉得老舍的剧本比《人民日报》社论都管用，解决了大问题，让穷苦人民知道了是谁领导他们翻了身。 周恩来跟周扬说，你得好好宣传一下。后来周扬就在《人民日报》写了一大版文章，夸《龙须沟》。还想给老舍颁奖。但马上就遇到障碍，当时解放区来的作家、理论家不干了，说老舍没参加解放斗争，他那时候在美国 。彭真知道以后说《龙须沟》是写北京的，可以由北京市来颁奖，所以后来“人民艺术家”是北京市颁的。所以这个事情一开始就很多纠结和矛盾。”
老舍喜欢植物。
老舍的微小反抗
陈徒手觉得老舍也不是没有反抗，但他的反抗都是一些微小的反抗。舒乙告诉陈徒手， 老舍写《春华秋实》，改了十二遍，光是修改稿就五六十万字。周恩来看了第九稿彩排之后，仍觉得不理想。当时是1955年，“三反五反”已经接近尾声了。周恩来就说，我现在把党的政策完完整整地告诉你，你根据我的结论去写。但是不能太概念化，要艺术。
到了最后，整个剧本，关于大的主题，人物形象等问题，谁都能提意见。工商局代表、资本家代表的意见都必须得采纳。这些老舍都听了，也都改了剧本，但他在最后时刻“反抗”了一下。关于剧名，领导提了一大堆诸如《保卫胜利果实》、《在一家私营铁工厂》、《为人民服务》等等，多达二十多个，但老舍坚持用《春华秋实》，即使领导觉得这和整个革命斗争的气氛不吻合。
在其余时刻，老舍还是脆弱的，无法反抗的。虽然如此，他仍然努力跟随新中国发展的脚步，但他也深知自己的局限性。很多时候，面对革命运动题材，他力不从心。
陈徒手回忆，当时他采访人艺老演员叶子，叶子说大跃进时期老舍腰疼得厉害，实际上他并没有过多地参与社会活动，最多就是在街道动员的时候捐点铁器，因此他和外面热火朝天的生活还是有距离。有时候实在写不下去了，他一幕就写几句话。跟演员说，你们自己去编吧。还有的时候，演员的台词是直接挪用《人民日报》的社论，诸如“共产主义是桥梁”。写《青年突击队》的时候也是这样，根据劳模英雄事迹写。演员们到下面去体验生活，回来直接把素材给老舍，老舍现写。
“所以说他的努力还是有局限性的，他也知道自己干不了这个事情。”陈徒手说，1957年初春时候老舍对自己有反思，他懊恼，觉得自己就是个搬运工，没有任何艺术技巧。“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痛点。他在二三十年代已经是很成名气的了，写那么好的文字，塑造那么好的人物，再去做这种很低水平的、完全是政治化的工作，对于他的艺术天分来说也是一种折磨。他解放后没写什么小说，只有一个《无名高地有了名》。我看那个小说也很生硬。他写字的能力已经彻底被毁掉了。《四世同堂》等作品，这还是他偷偷摸摸写的，虽然也还可以，但是相比他三十年代的作品，确实有很大的落差。后来看他给《人民日报》写的文章，他已经适应了《人民日报》的语调和情景。一个作家本身独特的个性已经没有了。”陈徒手感叹道。
但老舍的魅力就在于他的立体性和复杂性。一方面，他懊恼于自己写出的文字，但另一方面，他仍然十分积极地进行同类型的创作。他力图让自己的话剧作品反映革命生活，有时候甚至是先于生活一步，呈现出来。
“他写《红大院》、《女店员》都是跟着运动走。《红大院》写城市人民公社运动。当时城市人民公社还在酝酿，正在制定方案。老舍抢了先机写，写好之后就开始排练。但城市人民公社迟迟没有成立，戏不好上演。于是全剧组就等待。忽然听说天津成立了城市人民公社，剧组就飞奔去体验生活。但当时经济形势不好，随着1959年、1960年大跃进出现的失败迹象，城市人民公社就一直没成立。所以老舍的剧本赶了个早，可能演了几场就草草结束了。” 
老舍自尽的太平湖。
2006年，新太平湖出现在北京，它由北护城河西直门暗涵至新街口大街段拓宽改造而成。
1965年，老舍已经不再是人艺的座上客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就艺术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给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彭真、刘仁进行批示。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又在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案）》上进行批示。
北京人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样的漩涡也波及了老舍。到了1965年，老舍已经不再是人艺的座上客了。老舍家离人艺很近，走路就能到。以前每年人艺有重要的演出都请老舍去看，到了1965年，人艺不敢请他了。后来他去日本访问，回来之后写了一篇很长的游记，给了《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没有发。这对老舍的打击非常大。
同年，《北京日报》还暗地里排了整版文章，批判老舍、焦菊隐。文章都排好了，但可能因为当时领导还没考虑很成熟，就没见报。如果当时按照斗争的程序，一见报，就等于老舍在那时候就作为批判对象，提前被抛出去。但陈徒手觉得，如果1965年老舍就被批斗了，那可能他1966年就不会自杀，因为他就有心里准备了。所以1965年的这次化险为夷，实际上也为他1966年的自杀埋下了一个伏笔。
“所以1965年和1966年，老舍的内心绝对是非常不平静的，他想努力跟上形势，但已经非常吃力，还被排斥在外。他积累了好几年的绝望，只是到挨打以后那种绝望突然爆发。虽然说当时有斗争，挨打了，但我觉得主要还是那个极左年代给他的压迫，那种抛弃。我觉得这是他的死因之一。”陈徒手说。
在《花开花落有几回》的最后，陈徒手写了这样两段话：
“等到‘文革’一结束，《茶馆》剧组的人们一下子似乎重新读活了《茶馆》，读懂了老舍。但他们又惶然表示：不能全懂。”
陈徒手说这是人艺的老演员跟他说的。他们说，“文革”之后重新排戏，有一种做梦的感觉。残酷的政治斗争之后复排了这么个戏。他们一遍遍的谢幕，眼泪全掉下来了。老舍不在了，焦菊隐也不在了，都不在了。其中几个演员在文革期间也在监狱里好多年，他们都经历了大起大落。重排的时候，演员们台词都没有问题，但他们内心的沉淀都不一样了。
而回忆起1998年在人艺档案室抄档案的那段时间，以及当时和人艺老演员一起回味那个荒诞年代的种种往事，陈徒手也觉得恍恍惚惚，像是做了一场梦。 
《茶馆》剧照，上映日期1982年。
“档案室在人艺剧场三楼的房间里，都是1950年代的旧柜子。档案保留得特别好，是按照剧组分类的，比如说《茶馆》这个剧组的档案，就装在一个大盒子里，里面有导演的手记、场记图、演员的人物小传。全部都有。
“除了林连昆生病了，于是之老师说话不行了，其他编导、演员我都采访了，特别难得。” 陈徒手至今仍觉得自己幸运。他说作为一个史料工作者，自己大部分时候是在和历史赛跑。跑得慢，就追不上了。而在老舍这件事情上，他赶上了。天时地利人和，“很多单位的档案现在都不容易看到了”。 
就像老舍见证了那个时代的起起伏伏一样，陈徒手见证了老舍在1950年代之后的起起伏伏。唯一不同的是，老舍作为一个时代的亲历者，他有太多的无奈和苦衷，无处言说。而陈徒手作为一个史料收集者，幸运地将那个时代的人和事记录下来，供人们参考、回味和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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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林东：与青年朋友谈治学

September 4, 2016, 11:3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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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青年朋友谈治学

名家简历 

　　瞿林东 教授（博导） 1937年12月生，安徽肥东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1967年以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于该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导，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著有《唐代史学论稿》、《中国史学散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史学的沉思》、《杜佑评传》、《史学与史学评论》、《史学志》、《中国史学史纲》、《白寿彝史学的理论风格》等书，发表相关论文、评论200余篇。 


与名家面对面 

　摘要：如何治学是关系到青年朋友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一件大事。本文就自学与人生、要有明确的研究领域、确定研究领域的原则、如何确定研究领域、怎样着手进行研究、重视理论和方法，以及要讲究体例、锤炼语言等十个方面的问题，结合作者本人治学的经历和体会，有针对性地作了扼要的阐述。 

我要讲的一个题目是《与青年朋友谈治学》。以往几次，我讲的是关于史学理论问题和史学发展的一些问题。从我自己的认识来说，新的世纪开始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历史教育的发展，都寄托在青年人的身上。那么，我们青年人在新的世纪里，在这样一个难得的历史时代，应该如何提高自己的素质，更好地来发展自己，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当我们作这种思考的时候，治学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是我讲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从我自己来说，这几十年也多少积累了一点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可以供青年朋友们参考。如果说有做得对的地方，你们可以作为借鉴；如果说有失误的地方，你们也可以避免。学术工作也好，教育工作也好，都是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继续往前走，我们自己和社会才能够不断得到发展。这一点，大家都会有共识。同学们现在还在学习，一些青年教师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怎么把读书、治学和未来这三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即如何读书，如何治学，如何去创造有意义的未来？把它们作一个整体的思考， 
做一个有计划来发展自己、自觉地为社会作贡献的一个人，这就离不开治学。 

今天，我准备讲十个问题。当然，这不可能讲得很详细，我只是把一些有关的问题提出来供大家思考。 
第一个问题，治学与立志。我们讲治学问题，首先就要考虑立志问题。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有没有为社会作贡献的志向，这是我们讲治学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如果一个无所作为、不想对社会做什么事情的人，也就谈不上治学，谈不上立志。我们现在常讲：要塑造自我。这个塑造自我的前提，首先要认识到你是一个社会的人，不能离开社会；讲塑造自我，就要有对社会作贡献的责任感。当然，社会也在为你提供条件，这是辩证的关系。这不是什么大道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时时都会感受到自己生活在社会之中，我们不能离开社会。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考虑到要为社会去服务，那么社会的进步就会更快一些；在社会的进步当中，我们自己也会发展得更好一些。我想，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道理。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这样一个思想传统，就是要投身到社会当中去。大家知道，儒家思想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要参与社会，为社会服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当然是过去若干年的传统，在今天这个时代，应该赋予它新的内容。这就是要参与到当前的历史运动当中去，为当前的历史运动服务并且努力作出贡献，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就是思想传统和现代意识相结合。我们要从这样一个高度上来塑造自我，来建立志向。社会工作有种种区别，但是在这一点上应当是一致的。司马迁在《史记》里写七十列传的时候，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在他之前的两三千年的历史中，有许许多多人物出现，他用什么标准来写七十列传呢？这是司马迁要思考的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建议大家读一读《史记·太史公自序》，从中可以看到司马迁写七十列传，有一个标准，这就是"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扶义，就是主持正义；倜傥，就是风流倜傥，豪放潇洒；不令己失时，是说不要让自己错过历史的机遇；立功名于天下，是说要建功立业，对社会进步有好处。他写七十列传所选择的人物，绝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人物。我们也可以作这样的理解："扶义倜傥"，这是讲道德标准；"不令己失时"，是讲人的见识，不错过历史机遇；"立功名于天下"，这是事功的标准。有道德标准、有见识、有事功的标准，他就是这样来作七十列传的。我们从这里可以得到启发：一个人在历史运动中怎么样被历史所承认，怎么样被历史学家所承认。司马迁这话给我们很大启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可以读一读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他在书中这样讲：人生在历史的长河中只能走过一次，不能走第二次，是一趟走过的。那么，在这个活泼泼的历史运动当中，人生怎么样才能够具有意义呢？那就是你在这一次走过的历史过程当中，发挥了自己的积极作用。这是一个很深刻的人生哲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断地反省自己：我这一段走过的路程，究竟怎么样？我是否对得起自己，是否对得起社会，是否对得起国家？如果经常作这样的思考，我们在这一趟走过的人生道路中就会很有意义。我讲这些，是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愿意为社会作贡献的人，应当建立一个志向。从我们接受高等教育来讲，要立志就离不开治学。因为我们为社会服务的基础和依托是知识，是社会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讲到知识，当然就和治学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已经确立起正确的志向的话，那么我希望青年朋友要认真地来对待治学问题，这样可以使我们对人生的认识变得更加自觉，更加自信，更有意义，使我们的人生更富有朝气。 

第二个问题，要有明确的研究领域。这个问题，可能就要涉及到比较深层的思考。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讲，应当有治学的目标。换句话说，就是要有一个明确的、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明确的而不是含糊的、相对稳定的而不是经常变动的研究领域，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有些人读了许多书，也有许多知识，但是在研究上少有成就。我想其中有很多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明确的、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游击战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今天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明天对那个问题感兴趣，也写了一些东西，但是要问这个人是研究什么的，说不清楚。这对个人的发展不利，对整个社会的学术发展也不利。如果我们一个民族有许多人都是这种状况的话，那么整个民族的学术水平就会受到影响，就会停滞不前。因此，不论是从个人来看，还是从社会来看，人们都应当有一个明确的治学目标，也就是说要有一个明确的、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对我们师专的同学来讲，应不应该提这个要求呢？我觉得也应当提这样的要求，我认为受到高等教育的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认识。关于这个问题，在现实生活当中有许多经验教训。作为一个教师，有责任向同学们讲明这个道理，要在我们的学习当中、教学当中，逐渐地培养起对某一个领域的兴趣，逐渐地明确起来我们对什么领域有研究兴趣，并且有一种要突破、要创新的意识。如果我们多一些这样的青年朋友，那么我们的社会科学也好，自然科学也好，会发展得更快一些。 

第三个问题，确定研究领域的几条原则。治学要有明确的、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那么，这个研究领域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呢？这是非常实际的问题，也是十分关键的问题。根据我个人的体会和认识，在确定这个研究领域的时候，应当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第一，不要轻易地确定；第二，确定之后不要轻易地更改。如果今天确定了一个目标，过了一个月之后，说这个目标不行，又换了，第三个月说还有一个目标更好。这样换来换去是不行的，这说明在确定目标的时候比较轻率。因此，确定目标一定要慎重，确定了之后不要轻易更改。当然，也不是说绝对不能更改，我是说不要轻易地更改。这对青年教师来讲尤其重要，对青年学生来讲，也是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因为这对我们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从我接触到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青年教师，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个问题。为什么受过同等教育的人，在科学研究上会有不同的成就，甚至会有很大的差别？其中有许许多多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人有明确的目标，有人没有明确的目标。 
现在，我来讲确定研究领域的几条原则。根据我个人的认识，第一个原则，你所选择的这个研究领域或者说这个目标，要有可研究性。什么叫做可研究性？按我肤浅的理解，就是通过努力是可以出成果的，是可以产生比较明确的结论的。那么，是不是有一些问题不容易得出结论，是很难有科学上的成果的呢？这样的问题是有的。我在安徽大学演讲的时候，有人提问说"史学是不是科学"。这使我想起了多年以来，人们在讨论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我不是说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只是考虑到在目前的认识水平上，很难得有新的进展。我个人认为：历史学是科学，是社会科学当中的一门科学。有人说历史学不是科学，是艺术，因为历史已成为过去，不可能重演，人们现在写出来的历史是不是完全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不能断然这样说。既然不能断然这样说，那么这就是历史学家自己编造的一种叙述，所以它不是科学。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其实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历史成为过去，历史学家根据许多材料来写已经过去的那一段历史，他很可能要加上自己的一些主观上的认识，这是任何人都不能避免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历史学是不可靠的，历史学不是科学。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修驰道、废分封、立郡县等等，是不是历史？当然是历史。是不是事实？当然是事实。至于这里涉及到有些人，他们之间说了什么话，这些话有可能是历史学家根据当时他所接触到的一些材料表述出来的。你说这些话是不是当时就是这么说的，甚至是一个字不差这么说的，这就不一定了。这里有两点是应当明确的：一是这些话不论是出于什么情况写出来的，都不能改变上述历史事实；而且这些话即使经过史学家的修饰，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历史事实的真相。因此，历史学作为人们对历史认识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作为一门科学，是毋庸置疑的。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在目前我们还不能有更大的认识上的突破的情况下，就不要去讨论类似的问题。我再举个例子：中国封建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人说西周开始的，有人说春秋战国开始的，有人说秦统一开始的，有人说西汉开始的，东汉开始的，魏晋南北朝开始的等等。我们有必要关心这个讨论，有必要去了解它，知道有许许多多种看法，但自己不一定再去做这样的研究。这是因为，在我看来，这个讨论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得到明显的进展的。当然，所谓“可研究性"，也只是从相对意义上来理解的；对不同的人来说，前提和结果都是会有差别的。我所强调的是，当我们确定研究领域的时候，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要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领域的"可研究性"，即是可以期望它出成果的，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要有持续发展的空间。我们所选择的研究的领域，不是研究一两年就全部完成了，而是可以持续五年、八年，一二十年，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领域，是一个"可供开采的富矿"，能够长期研究下去。否则，又会变成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大家知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比如说，用一年的功夫研究了这个领域，此后没有什么再研究的了，要重新开始去研究另一个领域，从搜集资料做起，又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入门，研究一二年之后又没有可研究的了。人生几十年，经不起这样的来回变更。因此，一定要选择一个"富矿"，能够供自己研究多年，至少能够研究五年以上，出一系列的成果。这里有一个很浅显的道理：越是在熟悉的材料、领域里反复地思考，思考得会越来越深，发现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研究的结论可能更具有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第三个原则，这个研究领域在学术上有开创性。举例说，如果你看到别人研究唐太宗，你也去研究唐太宗，研究了几年都没有超出别人的水平，这就没有什么价值。像《唐太宗传》，现在有四、五本了。如果你要研究唐太宗，你就要在某一个方面超出这四、五本唐太宗传记以及关于唐太宗的研究论文，你才有可能下这个决心，否则你就换一个别的领域。总之，开拓性、创造性，是确立研究领域的又一个原则。这个开拓性和创造性，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学术价值，一是社会意义。如果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社会价值，具有社会意义，那是非常好的。否则，在一个方面的价值很突出也很好。当然，一般说来，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统一的。比如说，史学界曾经讨论过，说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有区别的，不要硬把它们扯在一起。如甲骨文的研究有学术价值，那么它的社会价值表现在哪里呢？好像很难说它有什么社会价值。其实，它的社会价值也是很明显的。为什么呢？人们对甲骨文能够识别了，能够解读了，那么对商朝的历史能够解释得更确切、更明白了，这当然是学术上的进步。我们要知道，学术是社会的一部分。学术进步了，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在学术上有价值的东西，这本身就是社会价值的一部分。我们不应该把学术和社会分开，学术应当是社会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有学术价值的成果都具有社会价值，所不同的是，有的表现得直接一些，有些表现得间接一些罢了。第四个原则，要有兴趣。这就是说你选择的某个研究领域，或者别人建议你选择的某个领域，最好是你有兴趣的。为什么呢？有兴趣就更加执着，更加投入，更加自觉，更有激情，而不是很勉强。我们知道，对什么事物有兴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一些优秀的运动员，他们获得了奥运金牌，有些就是从小对某种运动项目有兴趣，后来经过家长的培养，教练的培养，国家所创造的条件，使这种兴趣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从而创造出好的成绩。个人的兴趣，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是在文革前读研究生的?quot;文革"结束以后，我重新回到自己读研究生时的那个领域--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史从先秦一直到现代，史书那么多，从哪里开始去研究它呢？自己很茫然。我曾经想从《史记》开始研究，当时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史记》研究论文目录索引，十六开本的。我要把这个目录索引上著录的那些著作要找来读一读，就要花很多时间。我觉得从这里研究起来有很大的困难，不是说不可以去做，但要同上面所讲的几条原则结合起来去做的话，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后来，我重新思考。我当时讲授中国古代史，对隋唐史很有兴趣，我想能不能从隋唐时期的史学开始研究。因为对隋唐史有兴趣，当然就产生一种愿望，想研究这个时期的史学。经过调查，在这之前研究隋唐史学的成果很少。唐代将近三百年，关于它的史学的研究文章所涉及到的史学家，只有三四个人。后来经过反复的考虑，我确定从唐代史学开始研究。这些年来，我研究中国史学史、研究史学理论、历史理论，就是从研究唐代史学起步的。如果我不确定从唐代史学研究起，东写一篇，西写一篇，上面可以写《左传》方面的文章，下面可以写李大钊、梁启超方面的文章。当然，这些都是史学史的内容，但你这个人以什么为专长，总是说不清楚，也难得有深入的研究。我最早的一本书《唐代史学论稿》，收了二十多篇论文，都是关于唐代史学的，这就是一个明确的、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最先给我带来的一个成果。 

第四个问题，如何确定研究领域。原则明确了，那么在操作上，如何来确定研究领域呢？这里有一个学习和运用知识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懂得很多知识，但不懂得治学的方法，那就有很大的缺陷。我们讲如何确定研究领域，就涉及到方法了。按照上述几个原则，怎样来操作呢？第一，是作学术调查。我这里讲的学术调查，其实很简单，主要的就是查阅图书目录，查阅论文索引，找国内最权威的图书目录、最全面的论文索引。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八十年史学书目》，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现在已过去了二十年了，还有利用它来查阅的必要。当然，还要利用新的工具书来补充。这是图书目录。论文索引，最全面的应该是上海出版的《全国报刊论文目录索引》，每个月一本。此外，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中国历史学年鉴》， 1979年创办的，至今每年一本，那上面既有图书目录，又有论文索引。通过这些我们可以调查什么呢？调查你所关心的那个领域，谁出版了什么书，谁写过了什么论文？经过调查，你可以发现你所选择的那个领域是一个空白呢？是一个大家研究得很热烈的领域呢？还是已经有人提出来了，但还有待开拓的一个领域呢？你就逐渐有所了解。说得具体一点，如果你选择的那个领域，通过查阅这些书目、这些论文索引，很少有研究成果，说明你选择的这个领域是一个新领域，说明这个领域有"开采"的余地，这就帮助你下决心去从事研究。如果你查阅这些书目、这些论文索引，已有很多人都在研究这个领域，从你目前的认识来看，很难突破这些成果，那你有必要另外再去思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人把问题提出来了，但是研究得很不够，那么你完全可以投入到里面去进行新的研究。所有这些，都是最起码的、最一般的学术调查。如果不做这个工作，治学就无从谈起，就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可见，学术调查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想，作为一个大学，各个学校藏书情况很不相同，但是工具书一般都是受到重视的，应当是能够满足大家的要求的。第二，是要请教有关的专家、学者。现在是信息时代，许多信息可以从网上查找。与此同时，还要请教有关的专家、学者。因为年轻人在治学上毕竟还刚刚起步，对许多问题还没有把握。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应当勇于向专家、学者求教。比如你选择的研究领域是先秦的某个方面，那么你向研究先秦史的专家写信去请教；你选择的研究领域是明代的某个方面，那么你向研究明史的专家写信去请教等等。请教什么呢？就问我这个选择可以不可以？要注意些什么问题？这一步是必须要做的。我们自己去进行学术调查，那只是一个基础。我们的选择，最好能得到专家的指点。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和学风。我在确定唐代史学作为起步的研究领域时，曾经得到一位学者的赞同，这就是宋史学者漆侠先生。在1977年和1978年两次学术会议上，我诚恳地向他请教。他听了我的想法之后，他说我看可以，你按照这个计划去做，每年发表三、四篇文章，几年积累下来，你就能有十几篇文章，渐渐地你就对唐代史学有比较深入的认识了。我得到他的鼓励，就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在我研究唐代史学的过程中，我还得到唐史研究学者韩国磐先生、胡如雷先生、陈光崇先生的帮助，我向他们都请教过问题。在请教问题的过程中，增强了我的信心。对这几位先生，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青年朋友，是不是也可以按照这样的方法去做，来确定自己的研究领域。这里面没有多少深奥的道理，只是我们要有决心这样去做。 第五个问题，如何着手进行研究。通过自己的调查，通过专家的指点，研究领域确定下来了，那么怎样去进行研究呢？这对于每个人来讲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有些共同的地方是可以遵循的，有些普遍性的做法是可以参考的。我想讲几种做法。第一，要学会作编年。历史系的学生都应该知道，中国有一种编年体史书，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什么大事，按时间顺序记载下来。如果你选择的研究领域是一个历史时段，是一个历史过程的话，最好就先从作编年开始。我举个例子，比如研究王安石变法，那么王安石什么时候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也就是万言书，可仁宗皇帝没有采纳；在神宗皇帝的时候，王安石再一次提出变法，神宗皇帝如何采纳了王安石变法，然后王安石如何逐年推行新法。在这过程当中，反对派是怎么样提出来反对变法，在变法与反变法的过程当中，变法取得了什么成绩，有哪些弊病，最后到元丰年间变法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到哲宗元祐年间全面复辟，完全废除新法，王安石变法宣告失败。把这个过程先用年代顺序排列下来。再作这个编年的过程当中，谁做了什么，谁说了什么？要掌握很多材料。编年的价值，就在于你对事情的过程搞清楚了，你不会在事情的过程上有重大的失误。我们要判断一件事情的结果，就要把它的过程先弄明白，然后才能去考察这个结果。我在研究唐代史学的时候，大约读了八九十种书，作了十几万字的《唐代史学编年》。我当时的出发点很简单，因为对唐代史学没有太多的认识，为了将来少犯错误，不致于我明天写文章否定我今天的文章，后天写文章又否定我这两天写的文章。如果对整个过程了解清楚了，在基本的问题上就不致于失误，至少可以避免许多失误。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在我把编年做出来以后，让我感到惊喜的是，收获远远超出了预期的范围。第二，作资料长编。如果你要着手研究的问题主要不是一个历史过程，而是一个综合性的事件，这个事件又涉及到许多人，那么建议你先作资料长编。比如，唐初历史上有个"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把他的哥哥、弟弟杀了，迫使他的父亲退位，这件事情涉及到许多人，涉及到许多文献，你就要把有关"玄武门之变"前前后后有关的资料，按时间顺序编次起来作成资料长编。资料长编所起的作用，首先也反映出一个时间过程；其次，这些资料放在一起加以排比，互相参照，可以从中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发现它们的异同，甚至发现它们之间有矛盾，这样对问题的考察就比较全面了。关于资料，我们要尽可能的搜集，要靠比较全面的资料来思考问题。如果掌握的资料是片面的、不全面的，那么我们就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第三，作有关人物的著作与交游考。假如你选择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历史人物，这个人物或者是一个著作很丰富的人，是一个交游很广泛的人，就要作这方面的考察。所谓交游，就是他和一些人的往来，相互的应酬，书信的往返，他们的聚会等等，这都属于交游。同时，还要作关于他的著作的考察，这个人哪一年、多少岁数时写了什么书，写出了什么文章？他和谁有所交往，他给谁写了信，谁给他回了信？他给谁的书写了序，或者他的书请谁写了序等等，诸如此类都在考察范围之内。如果我们研究这样一个历史人物，那么对于他著作的发展情况，对于他交游的范围和其中的恩恩怨怨各种情况都掌握了，那么对这个人的认识就会比较全面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就其中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两个问题进行研究，你就有可能在比较全面的基础上来认识这个人物，评价这个人物。这也是一种进行研究的方法。第四，不论是人物也好、事件也好，或者是理论问题也好，可以作各种观点的排比。人们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常有的现象。作为研究者，对这些看法怎么去判断，就要把有关的看法、材料搜集起来，加以排比。在排比当中，可以看到它们的分歧所在；在各种分歧当中，还可能发现它们有共同的地方。就分歧来说，哪些分歧是带有根本性的，哪些分歧是枝节的，作出轻重主次的判断，这样就找到了要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个突破口。第五，一定要做笔记。在做上述任何一种研究的过程当中，都要有笔记。现在是信息时代，我们要充分地运用电脑、网络，是毫无疑问的，因为电脑、网络确实有很多优点，信息量大，也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我们绝不能够完全依靠电脑，甚至把一些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都抛弃了，比如说作札记、作读书笔记还是很有必要的。现在有些青年朋友，就没有这种作笔记的习惯。清代史家章学诚给他的子侄辈写信说，你们读书一定要作札记，如果不作札记，你每天读书所得就像水珠落进大海里面一样。水珠掉到大海里面，你还能找回来吗？都找不到了。如果你把读书所得都记下来，日积月累，三年五载，你的笔记本上有许多心得、许多问题，那就是无价之宝，对你的人生来讲是无价之宝。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带硕士生的时候，我要求他们写札记，两个星期写一篇，字数不一定多，两千字左右，一个学期写出十篇札记。札记，文字不要长，但要有见解。为此，当时的硕士生叫苦不迭。但在他们毕业以后，都说非常感谢导师那样严格的要求。现在博士生赶上普及电脑了，疏于这种作札记的习惯了。我建议同学们、青年教师们还是要作札记的。作为起步阶段，至少在做以上研究的时候都要有笔记。笔记主要记什么呢？记你发现的问题，记你感到困惑的地方，特别要记你在读书过程中感到得意之处，几十个字、几百个字都可以，每则记载都有标目；放一段时间，浏览标目，也大致可知所记内容。这是一种积累。我愿意告诉大家，我在作《唐代史学编年》的过程中，积累了30多个问题。由于后来工作比较多，这30多个问题至今没有全部写出来。我所说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领域，就是这个涵义。我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研究唐代史学，现在二十年过去了，唐代史学对我来讲还可以继续研究，还有一些我没有认识到的地方。 

第六个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研究与撰述计划。我们的治学最终是要出成果的，不是把它仅仅作为一种兴趣，仅仅作为一种个人的爱好；我们的研究成果是要为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的，这就需要有一个切实的研究计划和撰述计划。关于这个问题，我考虑要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从最有把握的问题做起。你不是积累了很多问题了吗？那么你从哪里做起呢？不要眼花缭乱，也不要犹豫不决，要断然地从那个你最有把握的问题开始研究，撰写文章。这个道理很简单。所谓最有把握，就是在资料的搜集、观点的锤炼等方面都感到比较成熟，而且自信多少有点新意，如果这些方面都看准了，千万不要迟疑，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入手。我现在指导博士生，在他们的开题报告和论文提纲通过后，要他们不一定按章节顺序写，在哪一章里哪一个问题你觉得是最有兴趣、最有把握，就先写出来。从最有把握的地方开始，这里有一定道理。为什么有一定的道理呢？有把握，可以比较顺利，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是你在写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势必还要看资料，从而又进一步积累了资料。同时，在一个领域之内问题是相通的，你在写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促使你对另外一个问题的思考逐渐地成熟起来：本来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可是在你写这个最有把握的问题的时候，使那个原先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的问题变成了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了；而当你写完这个最有把握的问题的时候，就可以着手写那个已有百分之七十把握的问题了，依次类推，不断扩大研究，不断进行撰述。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要有若干问题的积累。有些人读了许多书，或者教了多年的书，而没有问题，我想就是没有经过调查研究、没有经过思考的缘故。假如我们经过学术调查，经过思考，怎么会没有问题呢？孔子早就批评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试想没有问题，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和时间，这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我们在读书的过程中、在教书的过程中，一定要积累问题。积累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要作笔记。这里，我讲的是从最有把握的问题开始研究，开始撰述，然后依次类推，第一个有把握的问题写完了，写第二个相对有把握的问题，然后再接着往下写；用这种方法逐渐扩大我们的知识领域，逐渐提高我们的撰述水平和学术水平。第二，不要见异思迁，要执着、要持之以恒。往往有这种情况，一个研究领域确定下来了，经不起外界的干扰和吸引，看到有些问题挺时髦，就想追赶时兴。举例说，现在有人在评论《康熙王朝》，觉得这个问题挺有意思，写一篇；明天《雍正王朝》重播了，觉得有必要跟《康熙王朝》作个比较，再来写一篇，而把自己那个明确的、稳定的研究领域抛到一边去了。这不好。我举这个例子未必恰当，无非是想说明，一定要执着，不要见异思迁，自己定下的这个目标，要努力地去实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所成就。我在《唐代史学论稿》自序中讲，在四十岁的时候学术上毫无成就，自己感到很羞愧。我确定了研究唐代史学，立下这个志向，"背水一战"，成功是它，失败也是它，决不后悔。四十岁了，没有机会再让你来回犹豫了，所以我就用了"背水一战"这个词。我想，凡做一件事情，要有这种决心，要执着，不要见异思迁，不要动摇。第三，要有近期成果和长远的预期成果的计划，就是近期的目标和远期的目标要逐步地明确起来。比如说，最近一两年在这个领域里我要做什么事，要写出二三篇、三四篇文章；在四五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范围内，在这个领域里面，在现有的基础上，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这要明确。比如我在着手研究唐代史学时是这样想的：用十年的时间出版一本唐代史学研究的论文集，然后再用十年的时间出版一本系统的唐代史学史。那么短期的目标是什么呢？要求自己一年发表四篇文章，也就是一个季度发表一篇文章，不能够有任何的松懈。我现在这样想，如果当年不抓紧研究唐代史学，未能出版《唐代史学论稿》这本书，那么此后的一些著作是否能写出来，就很难说了。我为什么从治学和立志说起？这就是说，如果说你要有志向的话，你就必须严格要求自己。第四，在进行撰述的同时，还要关注学术前沿的情况。所谓前沿，就是最新成果，要关心在这个领域里的最新成果，随时掌握这方面的信息，以保证自己的研究不落后。 

第七个问题，要重视理论和方法。我们从事任何研究，都是有理论指导的，也都要讲究方法。这些年来，我们在方法上是很注意的，比如运用比较的方法、计量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人类学的方法等等，都是很必要的。这里，我想强调一下理论问题。我们现在从事的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历史学的研究，从国外引进来许多理论，有许多翻译过来的西方著作，讲了各种各样的理论，都可以作为参考。我认为，唯物史观仍然是在许许多多理论当中最有权威的、最科学的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多去思考。思考什么呢？思考人们以往在运用唯物史观方面有什么缺陷，思考我们如何创造性的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问题。现在，由于西方的理论大量的涌进到中国来，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按照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但是作为科学发展方向来说，我们应当看到，唯物史观这个科学的体系，仍然是指导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最有力的理论武器。这里，我想讲几条理由，从唯物史观和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来看，有四个方面是别的历史观所不能代替的。第一，唯物史观要求人们研究整体的历史。整体的历史，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军事、民族等等，要求对历史作全方位的整体的解释。第二，唯物史观告诉人们要辩证地看待社会历史中的各个因素。比如经济、政治、文化，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意识形态；同时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意识形态对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也有反作用，它们是辩证的关系。第三，唯物史观告诉人们：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所谓自然发展过程，就说明它是有规律的，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历史。正因为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我们可以认识它的规律，至于对这个规律怎样解释、怎样说明，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中国社会经历了几种社会形态，五种社会形态，四种社会形态，还是三种社会形态，大家可以探讨，但它是有规律的，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第四，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唯物史观承认杰出历史人物的作用，同时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这四条结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代替唯物史观。我们可以借鉴其他的理论，但是我们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去进行新的创造，在这一点上，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第八个问题，撰写文章、专著，要讲究体例。现在，有一个很常见的词汇，叫做"学术规范"。中国的学者历来都讲究体例，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也就是讲究规范。当然，现在讲学术规范，还有和国际接轨的问题。因此，写文章也好，写专著也好，都要注重体例。我们在讲究体例上，往往太缺乏这种意识了。所谓体例，一方面表现在形式上，如文章或者专著内部的结构、标目的原则、行文的格式、注释的要求等等。另一方面，体例也同内容有关系，如关于一篇文章或一本专著的缘起、主旨的说明，也是体例所要求的。现在讲学术规范，非常重要的一条，是要说明这篇文章、这本专著是在什么起点上来展开的。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哪些人已经研究过并且达到了什么水平，本文或本书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如何前进一步。这是学术规范中最重要的。我想强调一下，在当前，讲究体例同学风建设有密切的关系，希望大家能够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第九个问题，要锤炼语言。文章也好，专著也好，写出来之后自己多读几遍，把不通顺的句子、不准确的词汇、误用的字一一加以改正。这个过程是省略不掉的。锤炼语言文字，这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左传》、《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等，为什么千百年来人们都非常爱读？原因之一，是它们的文字表述非常优美。这一点非常重要。怎么才能把文章写得好？这是要自己反复地去感悟，去读有关的范文，在潜移默化过程中提高自己的语言修养。这里说的锤炼语言，还要看文章写出来以后能不能琅琅上口，是不是很通顺、很流畅，能不能有几句震动人的话，能不能有几句发人深省的句子？这就要反复地读一读、改一改才行。 

第十个问题，要积极主动同外界交流。现在是信息时代，关起门来治学是不行的，一个群体要经常和外界交流，这是一个群体的学术形象。一个人，首先在自己所在的范围内和大家相互交流，同时要突破这个范围同外界交流，要创造条件，开拓视野。现在到网上可以查一些有意义的信息；同时通过书信、通过其它各种传媒进行交流。这是保持我们在学术上有活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突破自满自足的状态。比如说，从这里到合肥很近，在合肥能不能有交流；这里离芜湖也不是很远，在芜湖有没有交流，还有其他地方能不能有交流？此外，天津、上海、北京这些地方，也可能有些同学、有些老师，可以作这样的交流。再一种交流，是可以通过文本来实现的。什么文本呢？要经常读报纸，要养成阅读最新出版的学术期刊的习惯。长期不读报、不读专业杂志，怎么能知道现在发展的情况呢？因此，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同外界交流，不断丰富自己、充实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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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起来说，治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每一个青年人来讲，怎样度过今后几十年人生，都直接、间接同治学有关系。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将来大家从事的职业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高等教育的基础，是我们立于社会的一个基本的条件，也是别人来认识我们的一个依据。我们怎样符合这个要求，怎样在现有基础上不断提高自己？这是我们经常要考虑到的问题。如果大家掌握了正确的治学方法，又有一种在治学上自强不息的精神，你去从事研究、从事教学、去做公务员、去参与企业的活动，你都会用你的长处为你所在的那个群体创造出业绩，同时也为自己开辟广阔的前途。我想，这都和治学有关系。 

[作者附记：本文是我于2001年12月24日在宿州师专的演讲。承历史系青年教师蔡若愚同志据录音整理成文，并经我审阅、订正。应《宿州师专学报》编辑部的要求，予以发表。在此，我向编辑部和蔡若愚同志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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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海上篆刻家群体的递承与经济生活：1949年-1976年

September 5, 2016, 1:1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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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海上篆刻家群体的递承与经济生活：1949年-1976年
2014-05-30

2014.5.30  东方早报  孙慰祖

单孝天《一头猪是一个小型有机肥料工厂》

马公愚《双峰插云》

方介堪《风物长宜放眼量》

方去疾《猪牙齿》

钱君匋《三面红旗万岁》

钱瘦铁《全无敌》

钱君匋《桌子不搬是不走的》

《新印谱选》中的《为革命哪怕那山高海阔来阻挡》

《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上期发表《近现代海上篆刻家群体的递承与经济生活：1880-1949》专稿，本期刊发该系列后半部分，描述了海上印人群体与篆刻艺术于27年间（1949年至1976年）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艰难曲折地追求艺术延续与发展的过程。今天回溯这一时期海上篆刻群体的存在与活动状况，面对的无疑是近乎殉道的执著与悲壮。

　　

时代激变：走出流金岁月

　　1949年前后数年之间，书画篆刻发展的经济、文化条件出现了激变。海上篆刻家群体的创作活动与经济生活逐渐走出流金岁月。

　　日本侵华战争之后紧接着国共内战，造成经济激荡，民生凋敝。新中国成立前夕，社会流动急剧加速，大批社会中上层人士离开上海，主要依附于稳定的中高端收入群体的书画篆刻市场随之萧条，印人的经济生活日渐飘忽不定。1949年，上海报纸上刊出的篆刻家润例广告几近匿迹，与1925年至1936年各报刊出篆刻润例者94人、106人次形成显著对比。广告的消失直接反映了需求的不足。

　　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第一要务是恢复经济民生，稳定社会。然旋即朝鲜战争爆发，全社会遂又倾力于抗美援朝。社会经济的持续低迷进一步抑制了书画篆刻的消费，市民对艺术篆刻商品的需要进一步消解和转移，导致买方市场消失。而一般公私凭信印章制作则转移到了刻字店铺，在“对私改造”后由个体刻字店组合起来的“长江刻字社”、“长虹刻字社”长期承担了社会印信的刻制业务，业余篆刻家一般不再介入这一市场。

　　与书画篆刻艺术市场伴生的行业随之萎缩也是必然的结果。据上海西泠印社顾锡洪提供的原始档案，吴隐之子吴幼潜、吴振华接手印社后，经营至20世纪40年代末由于局势变化，印学书籍出版业务已逐渐低落，后以生产印泥为主维持经营。至1950年，企业从业人员仅业主夫妇与练习生一人，1958年后方扩充至9人。20世纪在五六十年代，门市兼售书画篆刻用品和承接刻印业务。上海西泠印社的状况，可以说是篆刻艺术市场相关行业盛衰的一个典型。

　　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设于沪上的另一家专营篆刻用品与印学资料的宣和印社，曾经也是联系海上印人的驿站之一。在1956年公私合营后并入上海图书发行公司，次年撤销。海上曾经盛于一时的承担艺术品供求中介业务的书画社、笺扇庄，曾经达到近百家之多，此时纷纷歇业、转业或合并。至20世纪60年代，继续保留相关业务的仅上海西泠印社、荣宝斋、朵云轩与后来设立的工艺美术服务部、友谊商店等数家，后荣宝斋亦撤并。即便如此，消费对象和方式也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挂牌印家接件的业务近于名存实亡，虽每字仅二三元，但委托问津者稀。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海上印学篆刻普及读物的出版形势已成强弩之末。韩天衡《中国印学年表》记1948年至1949年两年中，在海上辑成的印谱仅十余种，且多为个人所辑作品而且并未印行，与二三十年代的情形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的20年中，篆刻字书、古玺印与明清印谱等资料的印行几乎处于终结状态。古玺印类仅1958年出版《宾虹草堂玺印释文》石印本一册，作为古籍书店的售品，发行数量甚少。在上世纪50年代末金石资料出版状况一片萧瑟的背景下，此书得以印行可能还和黄宾虹在1953年获得“中国人民优秀的画家”称号不无关联。

　　在“文革”结束前的20多年中，除长江刻字厂技工学校印刷了《说文解字部首》和南京艺术学院印制了丁吉甫编《印章参考资料》作为教学资料外，整个大陆公开出版的篆刻技法和印学知识普及读物仅有人民美术出版社印行娄师白所撰《怎样治印》（1962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印行陈寿荣撰《怎样刻印章》（1963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罗福颐、王人聪所撰《印章概述》（1963年）三种。而《说文解字》、《汉印分韵》等基础文字工具书始终未再印行。于是，印学、篆刻爱好者和研究者满足需要的唯一渠道是通过古旧书店的渠道寻觅清末、民国时期印行的旧籍。研习篆刻的工具书和金石文字资料的短缺，使篆刻艺术的传承和普及受到很大的限制。

　　沪上印人群体的规模开始收缩。1949年至1956年间，先后有丁辅之、楼村、方约、高野侯、童大年、黄宾虹去世。曾经在海上谋生的艺术家陶寿伯、赵鹤琴、方介堪、高甜心、唐醉石、顿立夫、陈大羽、朱复戡、邓散木陆续移居外地。陈巨来、邹梦禅在1957年后因政治原因离开沪滨。老一代印家王福厂、黄葆戉、马公愚、汤安进入暮年渐次息影。至20世纪50年代末，早期名家队伍的景况颇有“流水落花春去也”的苍凉气氛。

　　上海在20世纪上半叶曾是东南收藏大家麇集之地，印章、印谱收藏一时富甲天下。合肥龚氏瞻麓斋、吴县顾氏鹤庐、吴氏十六金斋收藏的古玺印，桐城孙氏双钟精舍所藏封泥，浙西四家（丁辅之、高时敷、葛昌楹、俞人萃）及山阴吴氏遁庵所藏明清篆刻，桐乡钱氏豫堂所藏近代赵之谦、黄士陵、吴昌硕诸家篆刻，慈溪张氏望云草堂、桐乡徐氏懋斋、鄞县秦氏濮尊朱佛在斋所藏历代印谱与古印，构成海内印学文物与资料收藏最庞大的体系。这也曾经成为涵养海上印学与篆刻的学术资源。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些收藏大部易私为公。浙西四家所藏明清名家篆刻体系，举世无双，曾于1939年辑拓成《丁丑劫余印存》，其后除葛氏、高氏留存少量外，余皆转归丁辅之。1949年丁氏去世以后，1500余方藏印售让予无锡华笃安。华氏于“文革”浩劫中交由博物馆保管，后捐赠公家。张氏、徐氏、秦氏印谱各成系统，皆珍善之本，徐懋斋去世后237部印谱由家属于1962年举而捐藏上海博物馆。同年，张氏印谱433部、藏印1500余方捐献杭州西泠印社。秦氏印谱103种随后亦由上海博物馆购藏。顾氏、龚氏、吴氏玺印及孙氏封泥先后或售让或捐赠，皆归于公藏。随着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制度的变化，海上个人藏印、收集印学珍籍的风气，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黯然失色。

　　在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社会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势之下，篆刻家大多不再以艺取酬，最终导致个体鬻艺自给的方式不复存在。曾经在沪上享有盛名的一些职业书画篆刻家，在解放初期面临生活困难。针对这一状况，政府先后采取了一些积极的保护、扶持措施。如筹组新国画研究会，给有困难的艺术家发放补助，个别兼擅国画的篆刻家也在其中。为贯彻中央“敬老崇文”政策而成立的上海文史研究馆，在1956年前吸收了兼为印人身份的黄葆戉、李健、张志鱼、王个簃、马公愚、金铁芝为馆员，每月致送固定的生活费。其后亦续有印家延入。1960年上海中国画院成立，李健、马公愚、王个簃、钱瘦铁、来楚生、陈巨来、白蕉、叶露渊等书画篆刻家被聘为画师，作为正式建制的艺术创作人员。这些措施对保存海上篆刻骨干人才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处于创作活跃时期的其他篆刻家，社会职业纷纷变化。钱君匋、方去疾、高式熊、吴朴、单孝天等均就职于文化企事业单位。秦康祥、张鲁厂、吴振平在对私改造前仍自营企业，合营后身份转变。吴振平后转事音乐出版、教育工作。海上篆刻家自此基本上以薪金收入作为生活的来源。

西泠社员在切磋技艺，前排坐者右起：江成之、叶潞渊、陆俨少、方去疾、邹梦婵、任小田，后排站立者右起：林乾良、周哲文、高式熊；（中上）钱瘦铁；（中下）马公愚；（右上）钱君匋；（右下）方介堪

篆刻家的创作几乎完全脱离了经济的动能，由兼以获取生活资料的手段转为无直接功利的艺术表现与社会服务，客观上成为纯粹的保存文脉的行为。以刀笔自娱、书画篆刻家之间的互酬和满足知己好友的索求以及创作应时宣传作品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印人创作的主要动机或方向，在特定社会氛围之中这被作者视为艺术价值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政治挂帅下的

　　创作主题与结社方式

　　一些著名艺术家延入文史馆和中国画院吸纳部分篆刻家，对整个印人群体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宣示。尽管艺术家们面对的艺术活动环境发生了巨变，但在新体制下这个群体一段时期内的基本生活总体上是安定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和“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方针的先后提出也使书法篆刻找到了存在的理由。艺术家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安抚与鼓舞，蕴积已久的创作热情促使他们努力寻找在新时代条件下社会服务与表现的新途径。

　　饱经多年社会动荡的知识分子和艺人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新政权、新社会的拥护之情。方介堪1950年刻成《上海各界人民爱国公约》印谱。1949年11月，钱君匋赴京前夕为毛泽东篆刻了名章。其后吴朴亦曾受北京委托刻制毛泽东藏书用印。这些行为也是基于篆刻艺术、根本上即是艺术家自身存在价值的思考。印人们力图证明：篆刻艺术对新社会仍然是有用的，也是可以适应新的社会现实的。上海金石篆刻研究社的宗旨颇有时代烙印，但也表达了印人们的诉求：“研究和发扬我国几千年金石篆刻，培养专门人才，适应广大人民学习文化艺术的需求，并为政治和社会服务”。将篆刻和其他文艺形式一样被提升到直接为政治服务的层面，是为适应当时的主导方针，但不可否认因其牵强片面带来的消极影响，即忽视不同艺术门类、样式的个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创作自由。其时和随后在创作文字主题、形式探索上经历的曲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结社与群体性展览曾是海上书画篆刻家以群体的形态影响社会，扩大交流空间的主要方式。在社会比较稳定以后，印人结社成为推进艺术发展的客观要求。与新国画研究会等团体成立的背景相呼应，1955年，张鲁厂发起成立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筹备会，参与者40余人，包括王福厂、马公愚、高络园、钱瘦铁、吴仲坰、王个簃、汪大铁、张鲁盦、来楚生、支慈庵、陈巨来、朱其石、白蕉、叶露渊、钱君匋、田叔达、秦康祥、王哲言、单孝天、吴朴、方去疾、高式熊、薛佛影、郭若愚等当时海内篆刻界著名人物。部分江、浙、北京的著名印人也参与其事。其后会员达到136人。这是近现代海上规模最大的包容不同师承和邻近地区名家的篆刻专业社团。活动至20世纪60年代，纳入新成立的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金石篆刻研究社及“书刻会”的出现，是解放初期海上印坛的一个重要事件，是当时文艺事业趋向恢复的产物。其所组织的活动虽不多，但对当时社会上书法篆刻爱好者形成了积极的影响，为海上书法篆刻艺术队伍的人气聚集和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的印人群体活动及其组织的形成，与稍后杭州酝酿恢复西泠印社并在1963年正式召开社员大会，显然具有联动关系。这些迹象都源于此期高层不断调整文艺政策和理顺各种关系的思路，其间当然亦不无反复。

　　1956年10月，篆刻研究社组织集体创作的《鲁迅笔名印谱》两册由宣和印社钤拓50部问世，此书冠名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并有“统一书号”，与当时出版规则变化有关。参加此部印谱的作者是：

　　张鲁庵（主编）、马公愚、钱君匋、吴朴堂、高式熊、叶露园（渊）、单孝天、方去疾、沙曼公、钱瘦铁（以上为编辑者）；黄葆戉、陈巨来、朱积诚、徐绣子、郭若愚、吕灵士、汪大铁、谢耕石、薛佛影、高络园、王仁辅、葛子谅、金铁芝、吴觉迟、邓散木、陆鲤庭、沈道悼、方介堪、黄汉中、任书博、徐家植、邹梦禅、谢磊明、穆一龙、陈佩秋、王个簃、平初霞、吴仲坰、陆培之、朱复戡、韩登安、王泳嘉、张维阳、应白凡、陈半丁、朱其石、王哲言、来楚生、陈子彝、钱逸云、田叔达、支慈庵、钱倚兰、刘伯年、黄西爽、王能父、吴振平、潘学固、任士庸、张梦痕、沈小明、周礼予、徐英铎、王亦令、沙孟海、侯福昌、徐柏年、谢博文、刘颖白、王福厂、白蕉、唐云、韦志明。

　　作者共73人，毫无疑问，这是当时中国内地最具实力、最大规模的一个印人群体。1949年前已活动于印坛的除秦康祥、赵晋风（林）等少数几位外，健在的海上印家包括当时已移居外地的大多参加了印谱的创作，是海上印坛规模前所未有的整体合作，过去或以个人或以同门或以小型结社为主面向社会的印家，在金石篆刻研究社的组织下实现了一次创作大联合。这份名单与篆刻社成员组成口径一样，包括了附近省份在历史上与海上印坛多有联系的若干人士，这也是基于海上印人群体的历史特点做出的安排。正是因为这样的创作气氛，也因为作者们积极严谨的创作热情，《鲁迅笔名印谱》的艺术水准充分体现了当时海上印人的整体高度，作品风格多样，可以说是20世纪中期海上篆刻艺术的代表作。

　　此后一些篆刻家或个人或小型组合，积极地寻求契合社会现实的文字题材进行创作，如：1958年，方去疾、吴朴、单孝天合作完成《瞿秋白笔名印谱》；1959年上海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唐炼百、朱其石、朱复戡等18人创作《庆祝建国十周年纪念》篆刻一帧；1959年至1961年田叔达先后创作《毛主席诗词印谱》、《农业印谱》、《陈毅元帅诗句印谱》；1963年马公愚、王个簃、钱君匋、叶露渊、吴朴、方去疾等刻成《西湖胜迹印集》；1964年钱瘦铁完成《毛主席诗词十首篆刻集》；1965年方去疾、吴朴、单孝天再次合作，篆刻《养猪印谱》等……

　　上列印谱除少数得由正式公开出版发行外，大多乃是少量流传的家拓本。此外张鲁盦、钱君匋、方去疾、吴朴、单孝天等许多印人也都先后创作过毛泽东诗词的印章，这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书刻篆刻文字内容的热门主题。

　　由此可以看出，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主题创作都基本局限于特定的政治背景。此外可以争取公开发表的作品大多以流行语汇作为文字内容，配合宣传政策、运动、国际时事的口号创作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文字题材之一。诸如“三面红旗万岁”、“支援农业热情高”、“巩固、调整、充实、提高”、“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古巴必胜”、“美帝必败”、“深入实际” 、“以讲卫生为光荣”、 “到边疆去到农村去”等等，都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上出现的篆刻作品文字内容。印人运用篆刻形式努力为社会服务，积极介入各项政策宣传的政治热情和创作热情于此可见一斑。1958年以后篆刻家宣传性创作数量的明显提升，与文艺界纷纷投入大跃进“放卫星”的形势有关。

　　对现实主义的片面强调和为政治服务的简单诠释，在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表现得愈为突出。随着“政治挂帅”的话语在20世纪60年代益趋高调，篆刻家视词语闲章创作为畏途。钱君匋1964年为陈推之刻“如愿”一印，在边款中首先注明系他人“索刻”，又颇费苦心地引申出“积极意义”：

　　“尤要者艺术必须为工农兵服务，舍此无他途。政治为艺术灵魂，如不偏废他日定能如愿也”。

　　无奈的阐释，不难让今人品读个中的谨慎。宣传特定时期的政策当然可以是篆刻的文字内容，但是狭窄性和单一化却不可避免地抑制了篆刻艺术作品更丰富的人文精神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篆刻的形式优势和艺术家个性。

　　为了探索适应“为工农兵服务”的新路，海上篆刻界出现了非篆体简化字印章创作的尝试。《鲁迅笔名印谱》已经出现个别简化字作品，方去疾、钱君匋等在这方面的努力开始较早，也投入了更多的精力。由于作者扎实宽博的创作能力，产生了一些堪称成功的

　　作品。但印章形式与文字造型素材之间的相适应具有深刻的内在规律，而篆刻艺术的固有形式要素长期积淀于民族审美心理深处，形成了认知的规定性，试图单一地、不加选择地采用正书简化字来取代篆体入印，势必束缚篆刻文字造型的丰富性，限制形式的多样化。后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这一尝试整体上没有成为创新的成功方向。

　　

沉寂中的星火

　　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海上篆刻家就是在文化环境沉寂，传统文人艺术发展条件弱化甚而阶段性恶化的时势下，坚持潜心创作，以文化人特有的智慧和执著，曲折地拓展创作空间，极力消弭被边缘化的篆刻艺术与一般民众之间的距离。他们一系列的持续努力使海上半个多世纪孕育生成的篆刻风格体系及艺术生命力得到延续，也向社会顽强地显示了传统文化和篆刻家群体的存在。这是这一阶段无论个人还是集体创作行为最重要的意义。

　　同时，相对舒缓的生活节奏和比较充裕的创作时间，给这一时期艺术家追求技法的精进和作品的完美客观上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探索传统篆刻艺术的创新与个人风格的体现仍是印人的不懈目标，不再取酬的作品流转方式也使创作个性的表达更为自由恣放，民国时期商业化气氛下带来的某些程式化倾向趋于消失。此期成为海上篆刻的中坚力量的钱瘦铁、来楚生、叶露渊、钱君匋、方去疾、单孝天、吴朴、高式熊、江成之等印家都经历了个人风格强化或变法，海上印人群体的风格走向出现了新的面貌。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路走来的印坛名宿在50年代以后悄然无声地担当着播火者的使命。

　　1960年11月，上海市文化局组织部分书法篆刻家座谈，决定成立上海中国书法篆刻学会筹备会。12月，举行筹备会第一次会议。次年4月正式成立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作为呼应，上海博物馆同时举行上海书法篆刻展。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市性书法篆刻展览。原金石篆刻研究社自此纳入文化局主管的“书刻会”。

　　1961年底开始，“书刻会”积极投入社会教育，培养书法篆刻人才的工作，与上海青年宫联合举办青年书法学习班，在全市开辟六个辅导点，共30个班。至1962年再次举办了上海市书法篆刻作品展览。这一年在青年宫还举办了第一次金石篆刻学习班，由方去疾授课，叶露渊亦曾受邀参加指导。一批教师、社会青年、学生在此获得比较系统的书法篆刻教育。1952年上海博物馆举办的玺印篆刻展和美协、书刻会、青年宫等联合举办的上海社会青年美术摄影书法篆刻展同时开幕。这些展览都与“书刻会”的活动相互协同，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20世纪60年代初以后的书法篆刻传授活动还在一些学校、企业的兴趣小组或个别师从的方式中得到继续。“文革”开始后社会文化活动更为贫乏，在对林彪、四人帮“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喧嚣产生了厌倦之后，一部分青年的兴趣投向研习书法篆刻，借此获得文艺修养和精神充实。这一阶段篆刻艺术传授多以师生个别指导的方式进行，授徒无私，学者心切。马公愚、钱瘦铁、邓散木、来楚生、钱君匋、陈巨来、唐炼百、顾振乐、沈觉初、单孝天、吴朴、徐植、高式熊、方去疾、徐璞生、江成之、符骥良、叶隐谷、翁思洵、顾懋钧、刘友石、杨明华、韩天衡、吴颐人等当时的老中青书法篆刻家，都曾在不同阶段、不同范围、不同层面热心地传播篆刻艺术，在“文革”前这一青黄不接时期指导了许多有志学艺的年轻爱好者，为海上篆刻群体的延续保存了艺术火种。20世纪70年代以后脱颖而出并在当代印坛卓然自立的海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主体部分即是在这一时期投入艺术学习的。

　　气候渐渐向好。1959年，上海文管会辑拓《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藏印》。在此基础上，1963年上海博物馆成立徐森玉、沈之喻、王个簃、叶露渊、钱君匋、方去疾、郑为、郭若愚、吴朴等9人参加的编集组，开始编选十二卷本《上海博物馆藏印》。

　　1958年至1965年之前，是新中国成立后海上篆刻艺术创作、普及教育和展览相对活跃的一个时期。而整个政治大背景则是“双百”方针的提出和贯彻，以及迎接国庆十周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和七千人大会后各方面政策的微调。直至“四清”运动和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情势再度恶化。

　　

十年逆浪，地火仍在

　　“大地微微暖气吹”的景象持续不长，十年动乱开始。篆刻被纳入“四旧”边缘，老一代印人噤若寒蝉。标语作品和政治人物主题作品几乎成为创作的准入前提，至“样板戏”、“批林批孔”为文字内容的集体创作终于走向极端，是这一时期印人创作舍弃长期固守的高雅路线而作出的应变。其中不乏真诚，而又不无无奈。除此，篆刻字体的试图变革也是为了回归社会而牺牲艺术特性的一次“创新”。20世纪70年代前期的几次集体创作都被规定为“简化字刻印”，非篆体简化字入印由20世纪50年代个别印家的偶然尝试，扩张为集体无例外的必然行为，其影响甚而波及邻近省份。经历这一时代的人们非常清楚，这一选择同样是迫于时势作出的妥协，舍此无法想象上述活动的存在。将创作文字内容限定在一时的政治主题和口号范围内，除了削弱篆刻审美的文化内涵和生命力以外，也使文人篆刻艺术样式沦为简单工具和附庸。当年频频见于报刊那些标语作品在“文革”结束后的个人印谱中难见踪迹，即是对无视艺术本质与规律的文化钳制的彻底告别和无情嘲弄。

　　1966年底，上海书法篆刻研究会被并入上海画院。是年夏在“大破四旧”的狂潮中，原本惨淡经营的上海西泠印社被揭下吴昌硕题写的“西泠印社”店招，改名上海印泥厂。兼有书画篆刻专业画廊和出版机构性质的朵云轩改名为东方红书画社（1971年尼克松访华前夕复改名上海书画社），多年不再出售旧碑帖、字画。供应包括碑帖、印谱等古旧书籍的上海古籍书店，亦一夜之间关门停业。数年后虽复业，仍是若明若暗，入内购书者需凭有关单位介绍信。此后数年间，海上有组织的篆刻活动完全消失。“笑渐不闻声渐悄”，海上书法篆刻艺术终于进入寒夜。

　　极“左”路线肆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恶浪随即而至。虔诚热情地镌刻领袖诗词、宣传党的政策口号并没有使篆刻艺术和艺术家的地位得到多少改观。一些篆刻老人受到冲击，印人群体又一次经受摧折。1957年后高吹万（1958）、张石园（1959）、杨天骥、高鱼占、王福厂（1960）、翟树宜（1962）、张鲁厂（1962）、邓散木（1963）、谢光、张志鱼、朱其石、汪大铁（1965）先后离世，十年动乱期间去世的印人有：吴朴、唐俶（1966）、汤安、钱瘦铁（1967）、秦康祥、黄葆戉、吴振平（1968）、白蕉、马公愚（1969）、吴仲坰、朱尊一、金铁芝、吴幼潜（1971）、支慈庵（1974）、来楚生（1975）、高络园、侯福昌（1976）。

　　老辈凋零，一时寂寞。海上篆刻骨干队伍面临萎缩和断裂的危机。

　　1971年，林彪集团覆灭。美术领域的创作以宣传领袖、“文革”、“样板戏”等主题为契机在十年中仍存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尽管“为政治服务”作为唯一价值取向之下艺术属性遭到极大的扭曲与消解。而“拙”于形象表现力又与“古”相伴、难为一般群众鉴赏的篆刻艺术却几近尘封难以绽现生机。海上印人和一批篆刻鉴赏群体陷入茫然，篆刻艺术的出路在哪里？

　　此际，高层传出“学一点书法”的声音，毛泽东在接待田中角荣时赠以怀素名作《自叙帖》。这无形中为书法活动的公开拓展提供了走出困境的政治理由，篆刻显然也应当以兄弟关系搭车，得附骥尾。凭借“上海印人策略中的执著与睿智”（舒文扬《上海印坛三十年的若干细节》），突围的缺口终于出现。1972年，由上海书画社担任编辑的方去疾等具体筹划，借助宣传“革命样板戏唱词”为佑护，以简化字刻印为“出新”旗幡，成功地组织了“工农兵为主体的业余刻印工作者”集体创作“样板戏”唱词印章的活动。至1975年先后出版冠名为《新印谱》的印集三册。其《出版说明》陈述此举理由时打出的“革命名义”，足以说明篆刻重出樊笼时空气之凝重：

　　“广大工农兵业余文艺爱好者”“希望有一些革命内容的新印谱出版”，此举乃是“遵照毛主席‘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云。

　　印谱《出版说明》始终回避“篆刻”而改称“刻印”。既是无奈也是机智。显然说明破禁锢多时的篆刻家集体借尸还魂的举动，还抱有投石问路的拘谨和胆怯。尽管如此，毕竟这是“文革”开始以后公开性集体篆刻创作的破冰之举，也是当时几乎硕果仅存的可以公开露面的老一代印家方去疾、单晓（孝）天、叶露渊、顾振乐、高式熊、江成之、沈觉初、谢博文等人的首次集体亮相。他们的存在，对上海青年一代爱好者是实在的希望，也是海上印坛复兴和未来地位的希望。虽然一部分当时参与创作的青年作者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淡出印坛集体活动，但他们仍是海上多层次印人结构的一部分。

　　1973年元旦，上海《文汇报》在“文革”开始7年后首次发表韩天衡作“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等5件篆刻，这对当时极为敏感而又热切期待形势改观的印人来说，无疑也被视为一个重要的风向标。

　　1974年和1975年，仍由上海书画社组织“工农兵业余作者”先后创作了《书法刻印——批林批孔专辑》和《四届人大专辑》。就刻印一项而言，有30余人参与，是“文革”期间又一次规模较大的新老篆刻家与爱好者的集体篆刻创作活动。

　　《新印谱》和《书法刻印》创作的文字内容大多已成为陈迹。但这一系列创作活动表明，销声匿迹多时的篆刻艺术开始以顽强而曲折的形态回到公众面前，海上篆刻家的人气获得迅速重聚。其另一历史性意义则是在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下砥砺了一批青年创作力量，艰难地延续着海上篆刻人脉。印谱创作中老一辈篆刻家悉心指导新人，为青年作者示范、改稿，其中不少作品清晰地烙印着老一代印人默默倾注的心迹。而在印谱署名和印作前后序次方面却力推新人，体现了提携后学、淡于个人进退的可敬风范。疏散多年的印人群体以几次集体创作活动为纽带，得到了新的整合。包括篆刻作品在内的全市性展览于1972年恢复。是年11月上海画院举办中断多年的书法篆刻展，其中展出篆刻作品43件。1973年11月，作者来自全市范围的上海市书法篆刻展览举办，42名老中青篆刻作者的作品汇集一堂，其中15名作者为30岁以下青年。

　　1974年上海与大阪结为友好城市，亦举办了一次书法篆刻展览。

　　《新印谱》、《书法刻印》及好几次全市展中一批青年印人的参与，初步展示了海上篆刻群体经历浩劫仍然生生不息、代代递承的再生能力。

　　在乍暖还寒的气氛中，这几次展览对于海上书法篆刻家和爱好者来说无疑是盛大的节目，人们隐然感受到篆刻艺术还有明天，鼓舞了继续创作、研究的热情。上海第三钢铁厂、上海商业一局等一些爱好者较多的企业还自发组成业余书法刻印小组，市工人文化宫、市青年宫、沪东工人文化宫也以活动为纽带组织起一支爱好者队伍。这些活动为20世纪80年代初海上篆刻热潮的勃兴作了艺术人才的准备和创作水平的演练，逐渐实现了海上篆刻群体的前后传承和接力。

　　十年动乱结束，经历坎坷与浩劫的海上老中青篆刻家浴火重生，仍以海内外瞻目的阵容合力拉开了艺术发展新时期的大幕。当此之际，海上篆刻群体新的梯队已经成形，虽其一时间数量已非当年可比，但深厚的传统底蕴、坚实的创作能量、多样的艺术风格仍然体现了海上印坛的历史根基。这一梯队融入当代中国篆刻发展振兴的潮流并立即成为引领一时风气的劲旅。海上篆刻艺术的活动方式和社会环境，又面临新的转变。

　　

余论

　　1949-1976年海上篆刻的存在，是中国近现代名家最集中而又最具多流派汇合特征的一个印人群体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艰难曲折地追求艺术延续与发展的过程。27年海上篆刻艺术的遭际，也是同期整个印坛乃至于传统艺术生存状态的缩影。27年海上篆刻艺术的存在方式，呈现坚守与应变，前行与逆转相交织的状态。

　　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几乎完全消失艺术劳动自由转化为商品条件的社会现实，除了就职于专业创作机构的印人和短暂的阶段以外。成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印坛名宿，曾经具有作为追求自我人格实现的文化人和作为艺术商品生产者的两重身份，在此期间转型为社会文化义工，一切艺术创作和活动成为一种纯然的精神自觉。而对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乐此不疲地走向书法篆刻艺术之路青年来说，则除了对传统艺术的迷恋和精神完善的追求以外，完全无望于其他的目标。此种净化对于他们个人和当代艺术现状的意义，现在似乎还无力作出严谨的评判。但这一切却是历史的真实，一切也将不再重现。我们今天回溯这一时期海上篆刻群体的存在与活动状况，面对的无疑是近乎殉道的执著与悲壮。■

　　（本文部分史料采自或参校韩天衡《中国印学年表》、王震《二十世纪上海美术年表》两书。作者系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原文注释未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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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名人故居一览表

September 5, 2016, 1:1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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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名人故居一览表（转载）  

 

曹雪芹纪念馆  

北京海淀香山正白旗39号  62591561         

郭守敬纪念馆   

北京西城区后海46号  66444205     

 郭沫若故居   

北京前海后街18号  66034681          

鲁迅故居  

北京阜成门内宫门口二条19号  66050345          

茅盾故居   

北京东城区交道口后国恩寺13号  62252042          

梅兰芳纪念馆   

北京西城护国寺街9号  66014344     

 宋庆龄故居   

北京西城区后海46号  66444205          

詹天佑纪念馆  

北京八达岭特区  65634104     

徐悲鸿纪念馆  

北京西城新街口北大街53号  62252042     

老舍故居  

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  65142612     

毛主席故居  

东城区旧鼓楼大街豆腐池胡同15号  电话暂无         

婉容故居  

东城区帽儿胡同37号  电话暂无     

段祺瑞住宅 

东城区朝内北小街仓南胡同路东  电话暂无     

孚王府  

东城区朝内大街137号  电话暂无     

孙中山行馆  

东城区地安门大街11号  电话暂无     

崇礼大院  

东城区东四六条63、65号  电话暂无     

寿恩公主府  

东城区内务部街11号  电话暂无     

淳亲王府  

东城区正义路5号  电话暂无    

清末兵部尚书志和住宅  

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电话暂无     

那王府  

东城区国祥胡同2号  电话暂无     

循郡王府  

东城区方家胡同15号  电话暂无    

段祺瑞执政府旧址  

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3号  电话暂无     

安亲王府  

东城区东交民巷15号  电话暂无     

欧阳予倩故居  

东城区张自忠路5号  电话暂无     

僧忠亲王府  

东城区炒豆胡同77号  电话暂无     

豫亲王府  

东城区东单三条内  电话暂无     

庄士敦故居  

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恭俭胡同北口  电话暂无     

梁启超故居 

东城区北沟沿23号  电话暂无     

和敬公主府  

东城区张自忠路东部路北  电话暂无     

可园  

东城区帽儿胡同9号  电话暂无     

奎俊宅院  

东城区黑芝麻胡同13号  电话暂无     

荣禄故居  

东城区菊儿胡同中部  电话暂无     

冯国璋故居  

东城区帽儿胡同东部  电话暂无     

田汉故居  

东城区白米仓胡同内  电话暂无    

叶圣陶故居  

东城区东四八条  电话暂无     

沙千里故居 

东城区东四六条内  电话暂无    

杜聿明故居  

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电话暂无     

黎元洪故居  

东城区王府井大街北口路西  电话暂无     

梁实秋故居  

东城区内务部街  电话暂无     

章士钊与乔冠华故居  

东城区史家胡同内  电话暂无     

蔡元培故居  

东城区东堂子胡同87号  电话暂无    

朱启钤故居  

东城区朝内南大街赵堂子胡同东部  电话暂无     

齐白石故居  

西城区跨车胡同13号  电话暂无     

程砚秋故居  

西城区西四北三条39号  电话暂无     

李大钊故居  

西城区佟麟阁路文华胡同24号  电话暂无     

醇亲王府  

西城区后海北沿卫生部  电话暂无     

郑亲王府  

西城区木仓胡同35号教育部  电话暂无     

礼亲王府  

西城区黄城根9号  电话暂无     

庆亲王府  

西城区定阜大街西头路北  电话暂无    

顺承郡王府  

西城区太平桥大街大麻线胡同政协礼堂  电话暂无     

敬谨亲王府  

西城区教育街3号  电话暂无    

颜王府  

西城区教育街1号  电话暂无     

双合盛老板宅院  

西城区西交民巷87号  电话暂无     

恭王府  

西城区柳荫街甲14号  电话暂无     

梁淑溟故居  

西城区西海西沿  电话暂无     

萧军故居  

西城区后海北治东口  电话暂无     

蔡锷故居  

西城区棉花胡同中部路东  电话暂无     

溥仪故居  

西城区南草厂小乘巷西口  电话暂无  

张之洞故居  

西城区景山西街大石作胡同中部  电话暂无     

张恨水故居  

西城区砖塔胡同中部  电话暂无    

刘绍棠故居  

西城区府右街北口光明胡同内  电话暂无     

刘少奇故居  

西城区西四砖塔胡同南小珠帘胡同内  电话暂无   

康有为故居  

宣武区米市胡同43号  电话暂无     

朱彝尊故居 

宣武区海柏胡同16号  电话暂无     

谭嗣同故居  

宣武区菜市口北半截胡同41号  电话暂无     

沈家本故居  

宣武区宣外上斜街井胡同北口路西  电话暂无    

龚自珍故居  

宣武区宣外上斜街西口  电话暂无     

荀慧生故居  

宣武区宣外大街西草厂街内山西街  电话暂无     

林白水故居  

宣武区骡马市大街棉花头条  电话暂无     

邵飘萍故居  

宣武区骡马市大街京报馆南  电话暂无     

纪晓岚故居  

宣武区珠市口西大街陕西巷南口  电话暂无     

林则徐故居  

宣武区南横东街贾家胡同内  电话暂无     

 李莲英故居  

崇文区崇外大街东兴隆街内  电话暂无 

恭王府花园8：30－17：00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柳荫街甲14号 票价：30元

宋庆龄故居9：00－16：00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46号  票价：成人20元，大学生10元，中小学生5元，70岁以上凭证件免票

梅兰芳故居9：00－17：00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护国寺街9号 票价：10元

孟小冬故居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轿子胡同8号

郭沫若故居9：00－16：30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前海西街18号 票价：20元

鲁迅故居9：00－15：30 地址：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宫门口内二条19号 票价：学生3元成人5元

老舍纪念馆9：00－16：00 地址：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 票价：免费

茅盾故居8：30－17：00 地址：东城区交道口后圆恩寺胡同13号 票价：10元

徐悲鸿纪念馆9：30－17：00地址：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53号  票价：免费

纪晓岚故居 地址：珠市口西大街241号 票价6元
文天祥祠9：00-17：00地址：东城区府学胡同63号，票价1元、学生半价。

郭守敬纪念馆8：00-20：00（周一休息），地址：西城区德胜门西大街甲60号 票价0.5元。

詹天佑纪念馆8:30—16:30 延庆县长城停车场 门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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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的历史文化

September 6, 2016, 12:45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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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条主要交通干线，其起源、构造、类型、历代
通塞变迁及其在古代重大的政治、经济作用，经过近几十年国内外学术
界尤其是川陕史学、考古、文博诸多学者的努力探讨，已有不少研究成
果相继问世，并已逐渐达成共识。但是，蜀道并非只是具有交通史意义，
数千年历史风云在蜀道上积淀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主要包括蜀道沿
途汉魏以降历代摩崖石刻、题名纪事、镌刻书艺、佛道造像以及有关蜀
道旅历的历代诗词歌赋、游记散文等，笔者称之为“蜀道文化”。笔者
近年来参与蜀道研究，曾就蜀道文化内容之一的唐宋蜀道诗作过一些探
讨[1]，现拟对范围与内涵更为广深的蜀道文化从整体高度加以简要论
述，以期对蜀道研究的深化有所裨益。

            一、蜀道历史文化遗存概说

    作为逾越古代秦岭、巴山，沟通关中平原、汉中盆地与成都平原的
蜀道，主要有关中越秦岭通往汉中的故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
即所谓北栈；自汉中通往蜀中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自四川涪陵、
达县越巴山经汉中西乡接子午道）即所谓南栈。数千年漫长岁月中，千
里蜀道线上，使臣赴任述职，商贾南北往还，文人墨客题咏，地方官吏
修栈勒石，各种活动在蜀道沿线留下断断续续的文化遗迹。不仅是中国
古代道路工程史的重要实物见证，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有关金石书法、诗
词颂赋、游记散文、佛道宗教造像的珍贵资料。蜀道摩崖石刻主要有汉
中褒谷石门摩崖石刻、故道沿线的《西狭颂》、《＠①阁颂》摩崖石
刻、陕西留坝的西晋二十四孔阁石刻、洋县华阳黑水河山崖的唐建中三
年石刻、四川梓潼长卿石屋与西崖寺石刻、剑阁鹤鸣山《大唐中兴颂》
摩崖石刻、广元观音崖石刻纪事等；蜀道书法著名的有褒斜道上的有东
汉《石门颂》、《＠②君碑》、《杨淮表记》、三国《衮雪》碑、《
李苞通阁道记》、北魏《石门铭》、南宋《重修山河堰落成记》、清代
汪灏《栈道杂诗》刻石、罗秀书《汉忠武侯诸葛公八阵图注说》刻石，
故道上的《西狭颂》、《＠①阁颂》也是闻名遐迩的汉代书法珍品，
与《石门颂》一起享有“国之瑰宝汉三颂”之美誉。蜀道诗歌有汉魏至
明清历代有关蜀道羁旅的题咏酬唱，其中以唐宋最为丰富繁荣。蜀道游
记主要有唐欧阳詹、李绅、刘禹锡、柳宗元、孙樵、宋代文同、张ｙǒｎｇ＠③
、苏辙、陆游、范成大；明代张岱、王士性、何景明；清代王渔洋、
宋＠④以及日人竹添井井等人的作品，其中重要的有《栈道赋》（欧
阳詹）、《山南西道节度使厅壁记》（刘禹锡）、《兴元新路记》（孙
樵）、《梓州永泰县重建北桥记》（文同）、《李括知洋州》（苏辙）、
《蛮子省》（马可·波罗）、《广志绎》（王士性）、《蜀道驿程记》
（王渔洋）、《栈云峡雨日记》（竹添井井），包括元代以来外国旅游
者的作品，都在中国文学史和历史地理学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宗教遗
存主要有兴州（今陕西略阳县）嘉陵江灵崖寺唐代卧石佛像、四川广元
观音崖造像、千佛崖造像、广元皇泽寺武则天石像、剑阁武连觉苑寺明
代佛教壁画，以及属于道教遗迹的梓潼七曲山张亚子大庙和相传为唐玄
宗夜梦仙人的“应梦仙台”等，大多分布于南栈沿线。这些蜀道文化遗
存因地处荒僻险峻，距关中、中原等历史频发战乱区较远，战争破坏不
大，故基本得以较完整的保存。从蜀道文化遗迹分布来看，故道、褒斜
道、金牛道（南段为剑阁道）遗存较多，而傥骆、子午、米仓道遗迹较
少，与历史时期蜀道诸路交通主支线繁疏状况大体相等，呈现出明显的
偏差性与地域性。从蜀道文化分类来看，蜀道涉及古代刻石、书法、诗
歌、游记、佛道造像、名人踪迹、神话传说等，内涵十分丰富，既有可
视性的人文景观，又有可读性的文学作品，是灿烂悠久中国文化史长河
的一条独具特色的支流。

            二、蜀道石刻与书法

    蜀道文化的首要成份当推镌刻于蜀道诸栈、数量可观的摩崖石刻。
摩崖石刻系先将崖石人工磨平，然后在其上书丹、刻写，记事铭功，以
期传之不朽。历史上这一勒石铭功记事形式当源于秦朝始皇。李斯随同
秦始皇巡游会稽、碣石、泰山等地、都留有摩崖刻石颂杨秦德、惩诫士
民。东汉时摩崖刻石之风渐盛，蜀道石刻即始于东汉。著名的《石门颂》
（全名为《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②君碑》（全名为《＠②
君开通褒斜道》）《杨淮杨弼表纪》、《＠①阁颂》（全名为《武
都太守李翕析里桥＠①阁颂》、《西狭颂》（全名为《汉武都太守汉
阴阿阳李翕西狭颂》）等均是东汉时期镌刻出来的作品，也是我国现存
为数不多的汉代石刻中之珍品。东汉至明清，蜀道石刻连绵不断，层出
不穷，其中不乏具有重要史学文献价值者，如魏末晋初的《李苞通阁道》
、《潘宗伯韩仲元通褒斜道题名》、北魏左校领贾三德颂扬梁秦刺史羊
祉重修褒斜道的《石门颂》、南宋晏裹《重修山河堰》摩崖等，都是研
究历史上川陕交通的重要实物史料，又是中国书法史上不可多得的瑰宝。
    蜀道石刻首先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石刻纪事内容不仅多可与正史
文献相印证，而且不少石刻还可充实史书记载的阙略和纠正某些史志著
作的讹误。蜀道石刻纪事涉及不少重大历史事件，如《石门颂》有“高
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涉及楚汉之初汉高祖刘邦
受封汉王，就国南郑及反击三秦之事。楚汉鸿门宴后，刘邦被项羽封为
汉王，领巴、蜀、汉中之地。关于刘邦集团南赴巴汉路线，由于《史记、
留侯世家》中有张良送高祖至“褒中”之语，故学林历来认为所走为褒
斜道无疑，但《石门颂》明言“道由子午，出散入秦”，来往路线交待
甚明，结合《汉书·高祖本纪》：“项羽使卒三万人从汉王，……从杜
南入蚀中”，说明刘邦赴汉中所行乃长安以南的子午道，“出散入秦”
与《汉书·曹参传》所载“从还定三秦，初攻下辩、故道、雍＠⑤”
恰相印证。再如东汉汉中郡西与氐、羌为邻，常遭羌人侵扰，这在《石
门颂》中也有反映：“中遭元二，西夷虐残，桥梁断绝，子午复循”。
对照正史，当为实录。《后汉书·安帝纪》载：“永初二年十一月，先
零、羌、滇零称天子于北地，遂寇三辅，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
中太守黄炳”；《后汉书·邓ｚｈì＠⑥传》也载：汉中“时遭元二之灾，
人士饥荒，盗贼群起，四夷（疑为“西夷）侵畔”。说明《石门颂》纪
事的真实性。再如东汉永平六年（公元63年）复修褒道事，《后汉书·
明帝纪》记载寥寥，《华阳国志·汉中志》失载，而褒谷口《＠②君
开通褒斜道摩崖》则有明确详细的记录。该石刻记汉中太守＠②君奉
诏承修褒斜道，计兴修“大桥五，为道二百五十八里，邮、亭、驿、置、
徒司空、褒中县官寺并六十四所”，到永平九年（公元66年）路桥工程
竣工后，“益州东至京师，去就安稳”。刻石所提及的驿传设置名称和
型制，为东汉正史文献所仅见，弥足珍贵，已引起学术界关注[2]，是
东汉前期秦蜀交通史的重要史料。
    汉中褒谷石门南侧的《李苞通阁道》摩崖石刻虽共三十八字，但史
料价值甚高。文字如下：“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荡寇将军浮亭侯谯国
李苞字孝章，将中军兵石木工二千人始通此阁道”。这是魏景元四年（
公元263年》魏荡寇将军领工督修褒斜道之简略纪事，也是三国时期留
在蜀道的唯一石刻文字。由于三国碑碣国内十分稀少，为后世所见之碑
刻仅《受禅表》、《上尊号》、《曹真残刻并阴》[3]等数块，故《李
苞通阁道》石刻的价值不言而喻。至于该石刻所记录的魏灭蜀后修整褒
斜道事，《三国志·魏书》诸传均未见记载，因之也就成为研究三国末
期历史一条珍贵史料。
    具有重要史学价值的蜀道石刻，除上述所列外，尚有《＠①阁颂》
、《石门铭》、《重修山河堰落成纪事》、《新修白水路记》、四川梓
潼西崖寺石刻、剑阁鹤铭山摩崖石刻等，限于篇幅，兹不一一评述，但
都是研究川陕交通、宗教的重要依据。
    中国书法源远流长，书体字形历秦篆、汉隶、魏体、唐楷之演变至
宋代而基本定型规范化，故汉代至宋代是书法艺术嬗变极为重要的阶段。
但历经千百年历史沧桑变迁，留传至今的汉魏唐宋书法真品已寥若晨星，
而蜀道石刻却奇迹般地保存着自汉魏至明清近两千年间为数可观的书法
实物，现已成为中国书法史不可多得的瑰宝。
    蜀道石刻书法艺术作品以汉中褒谷口石门摩崖石刻最为集中并闻名
于海内外书界。石门位于褒斜道南端，系古代一人工开凿的隧洞，并被
学术界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条人工山体岩石隧洞[4]。由于褒斜道历
代都有塞绝复通修栈之举，故后人在石门内外每每勒石铭功纪事、题字
留名，因之形成国内罕见的一处古代石刻摩崖群，除纪事之史料文献价
值外，也有很高的书法认识与审美价值，是国内不可多得的研究自汉至
清历代书刻艺术演变的实物标本，其中所谓“汉魏十三品”早在唐宋时
代即屡被拓印，流传九州[5]。
    汉隶是中国书法史上承前启后的一种书体，国内现存汉隶石刻已十
分有限，石门摩崖中的《石门颂》与陕西略阳的《＠①阁颂》、甘肃
成县的《西陕颂》合称“汉三颂”，是汉隶书艺的典型代表作品，向为
海内外书界的珍重。从笔法上看，《石门颂》古拙质朴，笔力沉厚，落
笔收尾，藏峰回划，颇似秦篆，方圆并用，尚带某些自秦篆脱胎不久的
特征。但《石门颂》近代以来颇受书法金石学家所看重，王昶《金石萃
编》推其为“汉人杰作”，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称之为“劲挺有姿”、
“隶中之草”，杨守敬《评碑记》誉其为“行笔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
六朝疏宕一派皆从此出”。《西狭颂》的书法特点为庄严浑穆、苍古雄
稳，杨守敬称之为“方整雄伟，可观而不可临也”。《＠①阁颂》因
镌刻于秦岭深处嘉陵江悬崖之上，前人知之甚少，近代以来方以拓片形
式流传，但同样作为汉隶典范，颇受书家推崇，康有为《广艺舟双楫》
云：“吉尝爱＠①阁体法茂密，汉末已渺，后世无知之者，惟平原章
法、结体，独有此意”。平原即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康氏之意为著名的
颜体创意乃传承《＠①阁颂》，确实，《＠①阁颂》“布局严整，
章法茂密，不事雕凿，寓巧于拙，形成沉着稳重、深沉朴拙的气势，但
又露着汉隶气度恢宏的风采”[6]。汉“三颂”字形与用笔与汉简中的
隶书有不少仿佛之特点，近有学者将《石门颂》与《居延都尉简》、《
桓帝诏令简》等作了比较分析，发现好几处用笔收锋皆有相同之处[7]。
这就雄辩地证明了蜀汉隶与汉简作为同一时代的实物，文字与书体风格
的相通性，因为书法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
    除“汉三颂”外，石门摩崖石刻群中的《＠②君碑》、《石虎》、
《杨淮表纪》、《李苞通阁道》、《石门铭》也是汉魏书法珍品。《石
虎》笔体圆润，俊逸秀慧，据清代罗秀书《褒谷古迹辑略》载为西汉末
年隐于褒谷之大隐士郑子真所书，若此言不虚，则当是蜀道仅存的西汉
作品。《＠②君碑》“笔划平直，无波磔，竖笔短促，横笔特长，大
都呈扁平状，少数呈方形，隶势已具，而古意甚浓”[8]。按《＠②
君碑》镌刻于汉明帝永平九年（公元66年），为石门摩崖中年代较早的
作品，属汉隶尚不成熟之标本。《李苞通阁道》乃戎马倥偬之时应急实
用之作，书法虽非精美佳作，没有恪守传统汉碑中横平竖直、工笔正严
的章法，但正是这种不轻意的“业余之作”显得自然活泼，被后人称之
为“乱石铺街”，倍受激赏，是三国时期一件稀罕的“民间”书法作品，
带有某些由隶而楷过渡时期的特征。《石门铭》镌刻于北魏永平二年（
509年），系我国魏体碑刻代表作之一。《石门铭》运笔工整，气势雄
浑，遒劲恢宏，已是成熟标准的楷书型魏体书法典范。这样，从汉到北
魏，褒斜道石门摩崖石刻就展现了篆——隶——楷书法演变嬗通过程生
动的实物书法标本，如此集中、系统、完整，国内尚未发现有类似遗存。
此外，剑阁鹤山南宋翻刻的唐代颜真卿所书《大唐中兴颂》系国内仅存
的《中兴颂》宋代石刻，书法雄健庄重，颇具颜体楷书雍容华贵风格，
古人称之为“如驱千金骏马，倚三山而立”[9]；而鹤鸣山上重阳亭内
唐代诗人李商隐撰写的《剑州重阳亭铭并序》，运笔清丽，欧体风格甚
明，为唐人碑刻书法上乘之作。
    蜀道与中国书法史关系甚大，石门摩崖石刻群、《石门颂》、《＠
①阁颂》、《西狭颂》组成的著名的“汉三颂”灵崖夺、鹤鸣山唐宋
石刻群等重要书法作品场，缘于蜀道修栈开路而产生，并因蜀道特殊的
地理位置而赖以保存传世，构成了蜀道沿途高品位的人文景观，而蜀道
也因拥有这一大批石刻书法珍品而为海内外书界人士所向往，因之蜀道
在中国文化史上无疑占有一席地位。对此，笔者将在《论蜀道在中国古
代文化传播交汇中的作用》一文中重点论述。

  三、蜀道与蜀道文学
    蜀道以艰险崎岖难行著称于世，而其闻名于天下，相当程度上又与
历代诗人名士在其有关蜀道的诗文作品中的描写演染大有关系，李白一
首《蜀道难》使蜀道声名远播即是证明。实际上，自汉魏以来，有关蜀
道的颂赋、诗歌、游记就连绵不断，其中不乏名人名篇、佳作美文，形
成一种以蜀道之旅为题材的文学形式——蜀道文学。
    石门摩崖中的《石门颂》、《石门铭》、《＠②君开通褒斜道》、
《杨淮表纪》、故道线上的《＠①阁颂》、《西狭颂》从文学形式来
看，基本上属于汉代赋颂类文章。赋颂文体兴盛于两汉魏晋，班固《汉
书·艺文志》、范晔《后汉书·文苑传》、陈寿《三国志》、严可均《
全上古三国六朝文》等均收有不少赋颂类文章。颂其实也是赋的一种形
式，专为歌功颂德而作，如《石门颂》就是颂扬已故司隶校尉杨孟文复
修成褒斜道盛事功德之文，《石门铭》系歌颂北魏梁秦刺吏羊祉之文，
《＠①阁颂》、《西狭颂》都系歌颂东汉武都太守李翕之文。颂类文
赋一般采用四言韵诗形式、典雅庄重、富于节奏。如《石门颂》：“君
德明明，＠⑦焕弥光。刺过拾遗，厉清八荒。奉魁承杓，缓亿衙＠⑧
。春宜圣恩，秋贬若霜。无偏荡荡，贞雅以方”；《石门铭》状描自
然景观也十分凝炼生动：“水眺悠晶，林望幽长。夕凝晓露，昼含曙霜。
秋风夏起，寒鸟春伤”。如此富于艺术感染力的句子还有许多。刘勰《
文心雕龙·颂赞》评论颂体类文章时说：“原夫颂惟典雅，辞必清练，
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臣；敬慎如铭，而异夫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
汪洋以树义，唯纤曲巧致，与惰而变”。用之评价《石门颂》等蜀道颂
体文章，同样是十分恰当的。
    蜀道文字中成份最大、最普遍的文学形式是诗歌。蜀道诗起源于南
北朝时代，宋代郭茂倩编辑的《乐府诗集》中即收有南朝萧纲、刘孝威、
阴铿等人以《蜀国弦》、《蜀道难》为题的数篇歌词。[10]唐宋川陕交
通兴盛，蜀道诗创作也趋向繁荣，沈ｑｕáｎ＠⑨期、王勃、李白、杜甫、元
稹、李商隐、郑谷、石介、文同、苏轼、陆游、范成大、吴泳、汪元量
等著名诗人均有蜀道诗传世，其中象李白《蜀道难》、李商隐《筹笔驿》
、郑谷《兴州江馆》、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等都堪称经典之作。明
清时期，蜀道诗数量仍然可观，著名文学家方孝孺、康海、何景明、王
渔洋、吴梅村、宋琬等都有不少颇具历史地理价值与文学审美价值的诗
作，其中尤以王渔洋陕川栈道之旅诗与宋琬《栈道平歌》、梁清宽《贾
大司马修栈道歌》最为闻名。笔者曾在《唐宋蜀道诗的历史地理价值》
[11]、《论唐宋蜀道诗的文化史意义》[12]两文中重点探讨过蜀道诗的
史地学术价值与文化思想史意义。元明清蜀道诗在唐宋蜀道诗主题、内
涵、外延方面有更深广的开拓，但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始终贯穿其中，
同时都不同程度地具有沉郁悲凉、幽远深邃的美学意境。为节省篇幅，
此暂不详论。
    除蜀道诗以外，唐宋以来文人学士还写下了不少记述蜀道旅程的游
记，或描述栈道沿途奇险景观，或抒发对历史、现实、人生的感叹，其
历史地理学价值和文化史意义同样不可忽视。蜀道游记散文较重要的有
唐代柳宗元《兴州江运记》、刘禹锡《山南西道节度使厅壁记》、孙樵
《兴元新路记》、《书褒城驿壁》、北宋文同《梓州永泰县重建北桥记》
、李复《ｙì＠⑩水集·与王漕书》、南宋李耆寿《灵崖叙别记》、元代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川陕部分描述、清
代王渔洋《蜀道驿程记》、道光时日本学者竹添井井的《栈云峡雨日记》
等。
    唐宋至明清这批蜀道游记散文首先是研究川陕交通及其变迁的珍贵
史料，如唐代后期新修的文川道（系褒斜道一旁支），《旧唐书》、《
唐会要》等文献中记载极简略，以至后世许多史地学者甚感困惑。八十
年代以来，学者始从晚唐文学家孙樵的文集中发现《兴元新路记》[13]，
问题方得以基本解决。《兴元新路记》为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孙
樵亲历新辟的兴元路后所写，记述自己从扶风东皋门进秦岭入栈后沿途
所见驿馆村落、山谷溪流、栈孔石刻，至山南城固文川驿出山。由于这
条新路筑修不到一年便“为雨所坏”[14]，通驿时间极短，所以孙樵之
文是该道路唯一真实详细的文献，史料价值甚高。
    自元代起，外国旅行家也开始旅游考察蜀道，并有记述。元世祖时
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有秦蜀之行，《马可·波罗游记》第
四十二章、四十三章至四十四章先后记录了自忙哥刺(Mangalu)驻跸地
西安府西行翻越秦岭踏上栈道径“蛮子省”(Achbaluch Manji)汉中府
再越大巴山至成都府(Sin-din-fu)的长途旅行见闻。虽系马可·波罗晚
年在狱中回忆所记，且又经过数种文字辗转翻译成中文[15]，但依然可
以反映元代川陕蜀道沿途城乡风土物产的某些真实信息。如游记写自西
安府西行，“一路上有许多美丽的城镇和小城堡，那里的居民以经营工
商业为主，也生产大量的丝”。可以看出是有关西安至宝鸡沿途所见景
观与社会经济状况。旅行家进入汉中盆地后，又有如下文字：“这里土
地平坦，人口稠密，居民依靠商业和手工业为主。这里生产生姜，商人
们将生姜行销到契丹省内的各地牟取暴利。这地区的小麦、稻米和其它
谷物也十分丰富，并且价格合宜”。关于元代汉中盆地社会经济状况，
我国历史文献涉及甚少，而《游记》中的这段记载涉及汉中地理、人口、
商业、手工业、农作物、土特产品等，弥足珍贵。《游记》还真实摄录
了自汉中去成都沿途自然及人文景观：“这片人烟稠密的平原，一直延
伸到两个驿站远的地方，接着又是高山、峡谷和森林。再朝西径直骑行
二十天，继续发现这一地区仍有人烟，他们也是信奉佛教，他们依靠地
里的庄稼、山上的猎物过活”[16]。这显然是金牛道沿途巴山山民宗教、
经济生活景象的简要回忆。
    清初著名诗人王渔洋曾两次往还川陕，经过褒斜道，将沿途所作诗
文编汇为《蜀道驿程记》、《秦蜀驿程后记》、《陇蜀馀闻》，后人编
汇有《渔洋箐华录》，其中尤以《蜀道驿程记》对蜀道研究意义甚大。
王渔洋所行乃明清连云栈道，与秦汉褒斜道北段已有不同，北段入口已
由ｍéｉ＠(11)县改为风翔草凉驿，《蜀道驿程记》记诗人入栈时写道：“
出风翔南郊，遥望陈仓山，直插天汉，与太白、终南连亘，秦蜀大阻也”
。至连云栈著名险关柴关岭正逢豪雨如注：“诸山出云，缕缕石上。过
右陈仓道，即两当道也。度柴关岭，岭上下二十里，石齿廉利如剑锷，
下岭沿青羊河行，河流挟雨益怒，……幽篁丛木，蒙茸数十里，不见山
岭，行人与虎豹、蛇虺一线”。褒斜道之险由此可见一斑。
    清代蜀道游记中值得注意的还有日本学者竹添井井于明治九年(
1876)在中国西南旅行的《栈云峡雨日记》两卷。竹井氏此行是由北京
出发，历经河南、陕西进入四川，复由三峡出蜀，历时四月。《栈云峡
雨日记》上卷叙述取道汉中北南栈道旅历，对栈道沿途道路里程、山川
胜迹、文物古迹、风土民情有详细真实记录，同样是清代连云栈道交通
的重要文献，周郢先生已有专文评论[17]，此不赘述。
    蜀道游记不只是栈道风光景观的客观叙录，往往含有浓重的忧患和
批判意识，折射出古代士大夫忧国、忧君、忧民的思想感情。如孙樵的
《书褒城驿壁》写号称天下第一的褒城驿，至晚唐已是“庭院甚芜，常
庑甚残”，残破而萧条，经驿吏的口述，方知是判史县令荒于理政，当
愁醉ｎóｎｇ＠(12)，当饥饱鲜，囊帛椟金，笑与秩终”，从而作者不禁发出
沉痛的感叹：“州县真驿耶！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缘，姿为奸欺，以卖
州县者乎？”[18]。褒斜道口褒城驿衰败冷落如此，深刻地揭示了晚唐
地方政治的昏暗腐败。该文被清人作为唐代范文收入《全唐文》中[19]。
王渔洋经褒斜道去蜀经汉中，凭吊汉中明瑞王府遗址[20]，感怀历史兴
亡沦桑，怆然生悲，写下咏史诗《故宫曲》二首，并以另一篇日记纪事
言情：（康熙十一年七月）“初九日，过次公邸，明故瑞王宫也……李
自成入秦，王走重庆。张献忠陷重庆，遇害。今瓦砾满目，惟存后殿一
区，改兴元书院，前守中ｘｉù＠(13)所置也。朱门潭潭尚极宏丽。殿前后，
丛桂、老梅、樱桃数十株。又观所谓西园者，有亭榭四五，桂花渐落，
紫荆数枝方作花，凄绝动人。有羝羊伏草中，惊人而起，因忆盛时鹤洲
凫渚之乐。而今台榭已倾，曲池就平，不待雍门之琴，乃泣下矣。”[
21]瑞王府残垣断壁，亭榭花木使诗人满目凄凉，满腹悲伤，伤君忧时
之情溢于言表。千古兴亡几多事，蜀道古栈上演出过多少王朝的盛衰兴
亡，人物的非欢胜败！蜀道游记散文鲜明地体现了深沉凄怆的历史悲剧
意识。
            四、蜀道与古代宗教
    道教与佛教，一为中国的土生宗教，一为外来宗教，是对古代中国
社会、文化起过重要影响的两大宗教。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也在蜀
道上留下了一定的遗址痕迹，从中可以捕捉到道、佛二教流传的某些历
史信息。
    三国时期汉中地区曾出现过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张鲁政教合一式政权，
五斗米道在这里一度盛行。张鲁系东汉末年沛国人张陵之孙，《后汉书
·刘焉传》载：“（鲁）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中，学道鹤鸣山中”。后
张鲁继承其祖父之业，“住汉中，断谷道，……立义舍，置义米、义肉
其中，行者取之，量腹而己，不得过，过多云鬼病之”[22]。考其汉中
五米道来源，当自益州经剑阁、金牛道北传所至。三国以后，“五斗米
道”沿蜀道继续北传至关中、陇右，至北魏寇谦之“清整道教”才在北
方废止。可见在东汉、三国、两晋至北朝前期，蜀道一直是道教北传的
主要路线。隋唐以后，道教虽然已不占主流，但仍在蜀道留下自己的建
筑，四川梓潼鹤鸣山有著名的唐代道教石刻造像、七曲山有西晋道人张
亚之祀庙和“应梦仙台”石坊。唐代石刻造像以佛教为多，属于道教者
罕见。蜀道上的这两处道教石刻遗物可从一定程度上说明道教在蜀道沿
线的流传情况和文化地位。
    与道教相比，南北朝以后，佛教势力渐大，长时间占主流地位，这
在蜀道沿线大量的佛教石刻造像方面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蜀道上的佛
教遗址较为重要的有故道兴州（今陕西略阳县）、嘉陵江畔的灵崖寺（
又名“药水崖”）、金牛道上的四川广元观音崖造像、千佛崖造像、皇
泽寺武则天石像、剑阁武连觉苑寺明代佛教壁画等。灵崖寺位于略阳县
南七里嘉陵江山崖下，为唐宋时期蜀道北段一著名佛寺，南宋王象之《
舆地纪胜》、祝穆《方舆胜览》、元代《大元一统志》等均收录此寺，
至今寺内仍有毗庐大佛像、白衣菩萨、罗汉像等，墙壁上还嵌有唐宋诗
人欧阳詹、张俞、鲜于ｓｈēｎ＠(14)等人游息灵崖寺的题诗。广元观音崖是
唐玄宗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王朝出征云南的将士所造佛像，旁边
有《释迦尼佛像赞》摩崖石刻碑记，造像生动，窟龛精美。广元千佛崖
石窟造像更以数量繁多，气势恢宏闻名于世。据乾隆时的《广元县志》，
千佛崖系唐代利州刺史韦抗在开元初修筑广元一带栈道时凿刻，以后宋
元明清继续凿修，至清乾隆时已有佛像一万七千多座，堪称惊人。
    蜀道佛教造像具备以下三个特点：一是造像大多与蜀道架栈修路有
关，是蜀道交通文化的产物。二是大多数始于佛教在我国内地广泛兴盛
的隋唐时期，以后历代层累延续；三是由于蜀道偏僻险危的地理特点，
大多造像保存完好，成为蜀道文化中一份重要遗产。
    综上所述，蜀道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古代金石、书法、历
史地理、文学宗教等各个文化领域。挖掘、整理、利用具有特色的蜀文
化，对于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促进蜀道历史文化旅游线的开发，进一步
沟通我国西北与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都有其特殊意义。
    注：
    [1][11][12]参见拙作《唐宋诗所反映的蜀道历史地理》，载《文
博》1994年第2期；《论唐宋蜀道诗的文化史意义》，载《成都大学学
报》1995年第3期。
    [2]张传玺：《释“邮亭驿置徒司空、褒中县官寺》。《考古与文
物》1980年第4期。
    [3]杨震方：《碑贴叙录》。
    [4]郭荣章、李星：《褒谷石门——世界上第一个人石隧洞》。《
光明日报》1987年7月14日。
    [5]洪适：《隶续》卷十一。
    [6][7]杨培钧：《“汉三颂”价值论》。载《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
第一辑。
    [8]雒长安：《石门摩崖书法艺术散论》。载《成都大学学报》
1989年第1期。
    [9]《宋代蜀文辑存》卷十五。
    [10]李志勤等：《蜀道话古》，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13]《孙可之文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
之一，1979年版。
    [14]《旧唐书》卷一八《宜宗纪》。
    [15][16]陈开俊、戴树英译：《马可·波罗游记》137页，福建科
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版。
    [17]周郢：《外国学者笔下的汉中古道》。载《文博》1995年第2
期。
    [18][19]《孙可之文集》卷二；《全唐文》卷七九五。
    [20]瑞王府系明神宗第五子朱常浩封于汉中的王宫。万历二十九年
始修，历二十六年告成。明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农民军逼近汉中，
朱常浩逃奔重庆，次年夏被张献中所杀。瑞王府也在明末战乱中败圮。
    [21]王渔洋：《蜀道驿程记》。
    [22]《华阳国志》卷二《汉中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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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萧然出尘“寄梅堂”

September 8, 2016, 5:34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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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萧然出尘“寄梅堂”

2015-04-20 08:47:29 来源： 深圳商报作者：杨 青

 

 

王鹏在他的“寄梅堂”。

王鹏花30万元购买的叶恭绰一副对联。

王鹏收藏的刘半农批注明版《南朝史精语》。

王鹏收藏的吴宓手札。

　　王鹏，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喜书画篆刻，斋馆寄梅堂。后来师从古书画鉴定家、辽博馆长杨仁恺先生。曾在何香凝美术馆任职展览策划十年，是最早进入拍卖市场的藏家之一，他从收藏书画起步，移情现代文人及名贤的手札和对联，颇有所得。

　　知王鹏所藏甚丰，但走进他的“寄梅堂”，还是不由得一声惊叹。深圳卧虎藏龙的藏书家不少，但像王鹏这样独沽一味，钟情于书法绘画的，在我看来还属独此一家。

　　推门进去，迎面墙上挂着他的老师杨仁恺先生题写的三个字“寄梅堂”，因为他酷爱梅花。这间三室一厅的专属书房，四面靠墙皆是书柜，地下、桌上全摆满了各种美术画册和书法集子，还有他从各个拍卖场买回来的名人手札、字画、对联、卷轴，井然有序，多而不乱。两间掩着门的卧室里面同样堆满了书。除了桌上的茶具散发出的一点烟火气，这里四面环书，一室书香，萧然出尘。

　　拍卖场上斗智斗勇

　　1993年全国第一场书画拍卖在深圳开槌，王鹏就参加了。他说，当时也没多少钱，从买小东西起步，顺序是先当代后近现代再手札。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真是收藏的黄金时代，艺术品又多又好又便宜，吴昌硕、齐白石的作品只卖十万八万，黄宾虹、何海霞、黄胄的作品也就五万左右。当代画家更便宜，几千块、一两万就可以入手很好的作品，王鹏当时购藏了一批名家画作，积累了第一桶金。为他以后驰骋拍卖场、可以任性地举牌打下了基础。

　　去年在香港保利拍卖行，他相中清代戏曲家、文学家蒋士铨的曾孙蒋小榭请徐骧为其画《小红雪楼图》，20多米的长卷，有80多人题写，他的预期心理价位是400万元，当天香港有苏富比等多家拍卖行在同时举办拍卖会，所以买家有些分散，人不算多。当这件作品开拍时，他没想到举到200万元就一槌定音了，让他既意外又惊喜。

　　三年前，在北京保利拍卖会他相中一本刘半农长批的明版《南朝史精语》，书友抗不过，退了，书友认识的朋友也承让了，但还是有对手，最后王鹏以40多万元拍到手。一是因为喜欢刘半农，二是因为其批注题跋珍贵，不管艺术价值还是史料价值都很高。

　　有一次遇到王闿运的四联屏，署款是开运，是其早年作品，很多人拿不准是否王闿运。王鹏很笃定，想要拿下，不过一开始他没举牌，举到20万元，一拨人停下了，他还没举，到30万元他也没举，到50万元他开始举了，几个做生意的好奇，问他：王老师，这么贵了，你还要啊?他笑说：写得好，我想要。举到80万元了，几个人又盯着问，这到底是谁呀?他这才揭谜说，就是王闿运的作品。

　　多年拍卖场辗转，王鹏总结说：拍卖场上，一拼实力，二拼眼力，三拼运气。他个人的经验是要精品，要有趣。读信札就像跟老先生对话

　　王鹏介绍，去年北京成立了一个民间学术团体——简社，还出版了一本同名刊物，“以收藏史料，拓展学术视野为基，致力于学术考察，或可填补‘正统学术’之不足，岂可囿于收藏，满足独乐?”创刊号以各自的珍藏和研究文章汇于一册，王鹏所做题为“如此江山销魂绝代——书杨云史《与王心舟论词札》后”，颇有见地。

　　他说，十年前信札非常便宜，赵之谦两百万就是天价了。藏家中最早出手的是演员张铁林，当时他半场半场买，有时候整场买。便宜得你想象不到，而且是又多又好。从2009年开始信札有人介入关注，价格一路走高，这两年更贵了，鲁迅一页信札卖到600多万元，陈寅恪一通信札拍到276万元，王国维的一通要五六十万，去年拍卖了一组王国维的手札，简社同仁约定500万元以内集体购买，回来大家分。没想到遇到一个对手出价超过500万元，现场不及应变，只能错过。

　　玩信札的人玩到一定量，出来一件新的大伙儿都盯着，一去一争价格一下子就上来了，有时会高到没谱。做生意的虽财大气粗，但遇到玩信札的人就让了，知道争不过。因为他们根本不考虑多少钱，只考虑东西好不好，好，价格又在可承受范围内，就买。买了谁就开始研究谁，一个一个来。

　　前几天在北京王鹏参加了一场拍卖会，买到了史学家李济和向达的两通信札，拍卖会结束都九点半了，他又直奔三联书店，买这两位老先生相关的书，回来都12点半了。

　　王鹏说，看这些信札真的激动，感觉在跟这些老爷子对话。这些民国老先生都有个性，不光学问好，书法造诣也很高。当代所谓的一些书法大家，随便写一张就卖十几二十万元，李济的不过拍三万块钱。但放在一起，一下子就比出高下了。无论是内容还是书法，当代书家都比不过这些老先生随便写的信札。当代的书法家大多写的是唐诗宋词，过去的老先生少有写这些的，出口成章，提笔就来，多是写自己的诗。现代书法家很多人技巧很好，但是书法之外的东西太少，到最后能传世的少之又少。

　　30万元买副叶恭绰对联

　　叶恭绰一副对联市场价六七万元，去年王鹏却花了30万元买了一副。买来波折不少，在圈里传开，就成了故事。

　　这副对联最早他在北京一家画廊看到，觉得好，问价30万元，他觉得离谱，于是走了。回到酒店，却还惦记，翌日再去，没开门。不甘心，跟北京的一个朋友电话，想通过他认识的附近一家画廊打探。朋友一听就问，是不是问那副对联，别问了，我早还过价，25万元，人家不卖。他一听就悔了，觉得当时就应该跟人家谈价。朋友说，你不用问电话了，我明天上门替你去问。第二天他回深圳。朋友汇报，他去了，还不开门。隔一天朋友又去，这回门开了，可人家不卖，说这副对联好几个人想要，他自个儿也喜欢，要留着。年底要回沈阳老家过年，他惦记这副对联，跟老婆孩子专门绕道北京。去了，还不开门，他一气，跑到旁边朋友开的店花七十多万元买了几件东西，兜里的钱被他花得差不多了，也死心了。没想到回到酒店突然有朋友转了50万元给他，这下又可以继续去买。第二天下午的火车，他跟女儿说，咱们再去一趟。女儿逗他说：爸，你能不能换换地儿啊?他笑答：最后一次。去了一看，门开着，可对联不在。他问：对联呢?人说，收起来了。他说：我想要。对方说：不卖了，我要留着。他说，我都跑了好几趟了，我还让朋友来帮我问过。对方说：是，你朋友来问过。他说：我特别喜欢，专程来的，他就把经过说了一遍。对方还是摇头，大家坐着喝茶聊天，店主的女儿也在，忍不住劝他爸：人家多不容易，这么上心，专程来的。对方被女儿说动了，这才拿出来。王鹏乐得，赶紧买单。

　　王鹏说，过好生活很容易，卖一张画可以吃几年了，但是他不舍得。买个车100万元，他也绝对不舍得，但是让他买个画100万元，喜欢他就买了。这些在拍卖场上出手阔绰的人对生活却没有过多奢求。圈里朋友经常自己调侃，在拍卖场喝着白水，啃着面包，举几百万的画，这日子过得。

　　手里藏品多了，王鹏打算出书公之同好，一本是《寄梅堂藏札》，从其收藏的500多件信札中精选100多通;另一本是《寄梅堂珍藏书画选集》，从他收藏的书画中精选200余件左右。两本书的编辑文字现在都差不多了，但王鹏还想等一等，希望在年底出版之前能从拍卖场中再寻找一些需要的人的精品加入进去。从读书、买书、藏书、藏画、藏信札，最后又回归到研究、出书，从起始到终点划了一个围绕着书的圆。王鹏觉得，这一路走得很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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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老档案散失之谜

September 11, 2016, 5:1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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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9-06-17　　发表评论>>

　　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档案的原始史料价值素为研究者们所注重。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出版机构，从清末到民国曾有过数度“黄金时期”。它的出版物在海内外影响深远，至今不衰。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研究，它是绕不过的“宝地”。近一二十年来，对商务印书馆及其领军人物张元济、王云五等的研究方兴未艾

　　，硕果累累，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史料的发现和利用，可来自老商务档案的却不多。历史上，商务多次遭受劫难，档案文书散失不可避免，然而似乎远未到“丧失殆尽”的地步。近年有两批老商务档案现身，就是明证。

　　上海市档案馆新开放的档案中，有三卷“上海市机电工业局革命委员会五一电机厂”的卷宗。封面分别题写为：“关于伪商务印书馆前总编张菊生的社会关系与张的通信”、“关于伪商务印书馆前总编张菊生与日帝等文化部门的书信联系”、“关于伪商务印书馆前总编张菊生与日、美帝等文化部门的信件来往原稿原件”。标题怪吓人的，全是整人的味道。每个卷宗都有一百多页，时间跨度从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没有一件跟“电机”有关，全部是商务印书馆的文书档案！内容包括张元济与朱希祖、陆徵祥、刘承幹、张钧衡、胡适、郑贞文、马宗荣等，以及日本友人长泽规矩也、宇野哲人、诸桥辙次、吉川幸次郎等的通信。其中以张与朱希祖和日本友人的通信最多，相对也比较完整，因此格外令人瞩目。1928年张元济赴日访书，后来影印一大批国内早已失传的古籍珍本。这批档案有两卷以上内容记录了艰辛曲折的影照过程，以及成书之后寄赠日本友人的情况。当年在日本影照古书与照相师订的合同副本保存完好。这批档案可以填补一段鲜为人知的中日两国民间文化交流史的空白，弥足珍贵。另外，鲍咸昌、任绳祖、姜殿扬等商务人员给张元济的信也与印书有关，无疑都是珍贵的商务馆史文献。

　　档案的来历至今还是一个谜。从“革命委员会”、“伪商务”、“日帝”等字眼，不难看出这些材料归集于“文革”年代。装订极其紊乱，想必经办者根本不懂这批信件说的什么。也许由于涉及“日帝”、“美帝”，才没有一把火烧掉（在这一点上我们得感谢经办人）。这批档案由上海市档案馆接收于机电一局有关部门，原档来历不详。

　　上述档案现在已经得以整理和利用。上海市档案馆所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丛刊已陆续刊出；数十封张元济信札也由张人凤先生编入《张元济全集》“补遗卷”，即将出版。如果说，这是不幸中之大幸的话，那么，另一批流入市场的老商务档案已经散失，令人痛心！

　　不久前友人相告，网上有张元济书札拍卖，且有手迹照片。查“孔夫子旧书网”“名人手札”栏目，果然有二十多封张元济信札。其中致袁同礼、赵万里、马衡等商务馆外人士均为信稿（用商务印书馆信稿纸书写的信件底稿，有些非张元济所拟，张改定后签发。信稿当存于商务档案中），致王云五、李拔可、史久芸、戴孝侯几位商务同人则都是原件。再有几通张批注的馆外来稿来信和馆务报告等，更不是私人信件，而是商务档案。另外，笔者在网上搜索到郑振铎、郑贞文、马宗荣等几位的信札，收信人也是史久芸、王云五或李拔可——当年商务总管理处负责人。另有孙伯恒、俞渊、武云如几位老商务外地分馆经理，写给上海总管理处的工作信件，也成了拍卖品。还有一份1949年12月12日由商务总经理陈懋解与“新民主丛书社”郑振铎签署的出版合同原件，惊现网友博客。据收藏者2006年的留言：“此件系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办事处1955年从档案中找出，移送给北京总社的。”他不认识陈懋解签名，征求认识者。跟帖中有人告诉他陈的姓名与身份。显然，上述“名人手札”与合同原件同出于商务印书馆老档案。网上显示“成交”信息，大都已有一两年时间，推想恐怕有更多的信息早已被删除不可复见了。现在名人手札拍卖行情年年看涨。一页只有几个字的便条都可拍出一二千元。张元济手札是抢手货，起拍价二千，成交三四千甚至更多，并不稀奇。利益驱动，什么事不会发生呢？

　　这批应该原藏商务印书馆的老档案，断然不像流散于外的“抄家物资”，而是近年才由某保管处流入市场的。说实话，如果你不研究出版史或商务馆史，收藏一二封信有什么用呢？无非等待升值，待价而沽罢了。可惜一批有用的史料，从此支离破碎，浪迹天涯，再也无法汇集一起加以研究利用了。如今网上刊有张元济手迹照片的信件，已都由张人凤兄与我抄出，也将收入《张元济全集》“补遗卷”。其他已删除或未上网交易的档案原件，只能等待其将来现身了。

　　据说北京潘家园常能淘到各出版社处理流出的档案文献，名家信札琳琅满目。这些商务印书馆七八十年前的老档案来历是个谜，也是被“处理”的吗？我想，今日商务的当家者们不至于会糊涂到变卖自己老祖宗的家当吧。他们的馆史室觅还来不及呢！如果不从公家渠道流出，就只能是个人或因缘凑巧，得此资料，或另有门路，化公为私，以其市利。那么，谁能帮我们揭开老商务档案散失之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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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运筹、刘盛亚父子琐忆

September 12, 2016, 12:1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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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运筹、刘盛亚父子琐忆
——重农尚艺两“文星”

一心为农刘运筹

        1893年，后来成为著名农业经济学家、林学家的刘运筹诞生在重庆南坪的一处民宅里。
        刘运筹字伯量，他早年立志科技兴国，方及弱冠便拜别家乡父老，东出夔门，问道荆楚，北上求学。
        据《中国科技史》记载，1920年，刘运筹毕业于“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 农学科，同年，他又去了英国爱丁堡大学，获理学士学位。1923年，刘运筹赴德国“柏林农业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25年被聘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1927年转任“国立成都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等职，1929年后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林政司司长兼设计委员会委员，“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1932年10月至1937年1月，出任“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兼农业经济学系教授，1940年被聘为国民政府农林部首席参事，1943年任“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教授兼农经系主任。
        刘运筹在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任职期间，正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他与其弟刘翊叔一起参加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并在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上签字支持。
        刘运筹在任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期中，提出了独具匠心的办学方针，他提出心理建设、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三大构想。在自己的建设构想中，他提倡人格教育、精神教育，要求学子塑“伟大的人格”。所谓物质建设，是指学校发展的规划与建设，经过多年努力，校园风貌有较大改观。所谓社会建设，主要是指农村工作。
        他在社会建设教育实践中，他致力于农村工作，而且最具特色。刘运筹提出并推行的“农村建设实验区”，颇受北京西郊农民的欢迎，在北京西郊影响很大。为此，北京西郊几十个村庄的200多农民敲锣打鼓将一块写有“福利农民”的七尺长大木匾赠与学校，以表达感激之情。

“南方神童”刘盛亚

        1915年，正当刘运筹还在北京求学之时，他的儿子，后来被郭沫若等学界名人赞为“南方神童”的作家刘盛亚也在南岸老宅出生。
        据《中国现代文学大系》等书载：刘盛亚（1915～1960）重庆南岸人，男，民盟成员，著名作家，笔名轼俞、成敏亚等。
        书香世家出生的刘盛亚青少年时期受过良好的教育，他酷爱文学，富于正义感。1933年，刘盛亚在南京金陵中学读书时，开始写作，其历史小品《轰》，描述了清末爱国志士彭家珍炸良弼的故事。随后，他又随父刘运筹旅居北平，就读于北平私立文治中学，在学期间与老师黄现璠和同学李石锋、张天授共同创办了“蓓蕾学社”。
        由于创办者黄现璠深受新文化运动和新史学思潮的影响，目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中国东三省的侵略行径，出于国家处在内忧外患时期所激发出的进步学生所共有的忧患意识，以及有志青年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蓓蕾学社”以出版进步书籍和创办进步刊物为媒介来达到弘扬新文化、新文艺、新史学、新教育的“四新”宗旨。
        “蓓蕾学社”创立不久后，又相继创办了由李石锋任主编，刘盛亚任主笔的进步文艺旬刊《菡萏》、《蓓蕾》。旬刊重点放在新文艺创作和评论上，作为主笔的刘盛亚以锐利的文笔累出杰作，成为“蓓蕾学社四杰”之一。1934年，他又创作了以艺人在旧社会的悲惨生活为题材的小说《白的笑》，发表于《文学季刊》上。“蓓蕾学社”的突出成就，让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1935年，刘盛亚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留学。一次，希特勒举办酒会，企图召见同盟国的知识分子聚集到他的旗帜下。当时纳粹党人误以为刘盛亚是日本人，所以请帖也送到了他手中。但刘盛亚当即对德方义正词严地声明自己是中国人，毅然拒绝了出席。刘盛亚后来对人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能够在法西斯旗帜下集结起来的只能是意大利墨索里尼的部下，以及日本天皇的子民，我乃华裔，岂能弃祖？”
        刘盛亚才20多岁就跻身于罗曼罗兰与斯蒂芬、茨威格等反纳粹作家行列，在欧州写过十多篇揭露纳粹的文章，这是中国第一批反法西斯的文学作品，他也因此成为我国最早的反法西斯作家。
        “七七“事变后，刘盛亚毅然放弃了在欧洲的优裕生活，坚决回国赴难，参加了进步的文化救亡运动。登上中国抗战救囯的文化圣坛后，刘盛亚不仅高举人道主义旗帜，还以襟怀人类文化前景的高起点，在《文艺阵地》、《抗战文艺》等刊物上发表揭露德国法西斯的《璀字旗下》、《小母亲》等文艺作品，从而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驰名于大后方文坛。 
        刘盛亚仅25岁就受聘为四川大学教授。不久，刘盛亚前往内迁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同时由戏剧家熊佛西聘为四川省立戏剧学校导师。其间，他与周文在成都创办《文艺后防》周刊，发表了大量进步作家的作品。
        他在任教育期间既授文学，又授德语，还以自已所专长的戏剧知识，教授于省立四川剧校。刘盛亚在四川省立戏剧学校教授戏剧时，曾与活跃四川剧坛数十年的名导演肖锡荃、侯枫同执教鞭，后来脱颖而出的著名剧作家刘沧浪亦出自刘盛亚门下。那时在江安国立剧专执教的吴祖光先生也很年轻，是与刘盛亚齐名的“少年天才”——吴祖光被人称为“北方神童”，刘盛亚则被赞为“南方神童”。
        1941年初，刘盛亚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理事、成都中苏友协理事。
        1942年，刘盛亚回到重庆，为了进步文化事业的需要，在周恩来的领导和郭沫若的支持下，与于立群、郭培谦集资创办群益出版社，任总编辑，除编《中原》月刊外，还出版了数十种进步文艺作品和学术著作。他创作的具有民主思想的长篇小说《夜雾》也于1944年在群益出版社出版。
        1944年，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进步人士的迫害，刘盛亚离开重庆内迁到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授，与武大师生创办进步刊物《星期文艺》，后被勒令停刊。此间，他创作的反映教师清苦生活的长篇小说《彩虹曲》，在成都《华西晚报》连载。 
        1946年初，刘盛亚到成都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47年被聘为成都进步报纸《西方日报》副刊主笔。此时正是国民党发动内战，疯狂镇压民主力量之时，刘盛亚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参加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斗争。
        1949年后，刘盛亚在郭沫若的荐举下，调回重庆文联工作，从此开始了专业文艺创作。
        1957年，刘运筹、刘盛亚父子政治上都遭遇坎坷。1960年，67岁的刘运筹去世，45岁的刘盛亚因劳累困苦，同年也在“峨边农场”英年早逝。（实为饿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刘盛亚选集》得以公开出版。在刘氏父子追悼会上，中国科学院、中国作协、四川省农学院、省宣传部、省文联、重庆市文联、原籍地方政府等单位均派专人出席，并敬献花圈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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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September 12, 2016, 6:2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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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http://www.cflac.org.cn　　　2007-09-05　　　作者：　　　来源：中国文联网

　　中直系统（共818人）

　　文学方面（共170人）

　　江　云　　冯　至　　叶圣陶　　成仿吾　　肖　三　　沙　汀　　陈荒煤　　茅　盾　　周　扬
　　林默涵　　张　鸿　　张光年　　张天翼　　俞平伯　　钱俊瑞　　梅　益　　谢冰心　　楚图南
　　赛福鼎　　臧克家　　丁　玲　　卞之琳　　戈宝权　　孔罗荪　　叶君健　　李　季　　李希凡
　　严文井　　余冠英　　陈冰夷　　周而复　　罗大冈　　柯　兰　　贺敬之　　唐　弢　　舒　群
　　楼适夷　　蔡　仪　　艾　青　　冯　牧　　韦君宜　　邹荻帆　　冯乃超　　聂绀弩　　秦兆阳
　　曲　波　　赵朴初　　王子野　　李何林　　刘宾雁　　肖　乾　　金　近　　吴伯箫　　邵燕祥
　　高士其　　柯　岩　　袁　鹰　　林　林　　王昆仑　　孙　用　　冯亦代　　张　僖　　钟惦棐
　　周建人　　葛　洛　　许觉民　　朱子奇　　叶水夫　　王士菁　　杨宪益　　陈　涌　　姜椿芳
　　钱锺书　　逯　斐　　白　薇　　刘辽逸　　戈　扬　　曾　克　　孙绳武　　徐　盈　　彭子冈
　　吴世昌　　林　辰　　汝　龙　　罗念生　　陈　原　　吕　剑　　舒　芜　　杨　绛　　荒　芜
　　戴不凡　　高　莽　　王任重　　王淑明　　王佐良　　李　纳　　张毕来　　吴运铎　　周汝昌
　　屠　岸　　周振甫　　刘剑青　　蒋　路　　李　芒　　姚仲明　　宗　璞　　许磊然　　郑效洵
　　刘思慕　　朱　寨　　乔　羽　　张铁弦　　潘家洵　　蔡天心　　颜一烟　　冯其庸　　关　露
　　何　路　　张　雷　　唐　因　　黎　辛　　李曙光　　丁　宁　　王维玲　　江晓天
　　克里木·霍加　　　　吴恩裕　　陈　模　　李建彤　　杨志杰　　张　洁　　郑伯农　　胡青坡
　　韩　瀚　　谢永旺　　理　由　　樊　骏　　魏　伯　　王仰晨　　孟伟哉　　刘雪苇　　李又然
　　殷之光　　刘复之　　毕朔望　　池北偶　　李泽厚　　杨子敏　　缪俊杰　　穆　青　　杨　犁
　　曾彦修　　绿　原　　许翰如　　李长路　　胡德华　　沙　洪　　方　殷　　张友松　　柯　岗
　　陶　白　　阮　铭　　张先畴　　朱海观　　李一氓　　李初梨　　杨霁云　　赵　明　　严　辰
　　沈从文

　　戏剧方面（共130人）

　　赵起扬　　侣　朋　　吴　雪　　张东川　　马少波　　袁世海　　阿　甲　　李紫贵　　李和曾
　　杜近芳　　史若虚　　张君秋　　高盛麟　　李伯钊　　金　山　　牧　虹　　李之华　　石　羽
　　胡丹沸　　吕　复　　舒　强　　耿　震　　于　村　　晏　甬　　刘郁民　　塞　克　　刘莲池
　　方晓天　　张　庚　　马彦祥　　苏一萍　　葛一虹　　罗合如　　刘厚生　　李　超　　申　伸
　　李健吾　　陈　庚　　张　颖　　章　洛　　阳翰笙　　曹　禺　　凤　子　　汪　巩　　徐平羽
　　欧阳山尊　吴祖光　　杨秋玲　　郑亦秋　　李世济　　范钧宏　　刘秀荣　　刘吉典　　白登云
　　孙家琇　　李默林　　齐牧冬　　阮若珊　　邓止怡　　陈　颙　　刘燕生　　路　曦　　蓝　光
　　郑振瑶　　白　凌　　海　啸　　韩　冰　　白　鹰　　郭汉城　　周　来　　方掬芬　　王铁成
　　罗　英　　陈　默　　金紫光　　赵　寻　　肖　甲　　张　真　　严　青　　郭　亮　　冉　杰
　　李　畅　　张云溪　　司空谷　　李维康　　叶　锋　　颜振奋　　周　桓　　王昌厚　　陆阳春
　　沈达人　　廖可兑　　李　钦　　毕亚夫　　张守维　　刘木铎　　方　杰　　夏方建　　曲六乙
　　韩林波　　刘乃崇　　刘亚明　　陈嘉平　　陈永倞　　李汉飞　　汤茀之　　梅绍武　　丁扬忠
　　连德枝　　朱　漪　　王景愚　　雷　平　　刘长瑜　　高玉倩　　戴碧湘　　吴荻舟　　张春华
　　丁　波　　冀淑平　　张逸生　　鲁　煤　　魏晨旭　　周　英　　沈　慧　　于　翔　　舒　湮
　　李　庚　　杨慧琳　　杨宗镜　　任桂林

　　音乐方面（共111人）

　　李　波　　李焕之　　吕　骥　　周巍峙　　赵　沨　　喻宜萱　　杨荫浏　　孙　慎　　李　凌
　　江定仙　　王元方　　王　昆　　王铁锤　　刘铁山　　刘诗昆　　冯子存　　老志诚　　肖淑娴
　　任　虹　　陈　紫　　李元庆　　李德伦　　林昂声　　姚锦新　　郭兰英　　张文纲　　唐荣枚
　　章　枚　　程　云　　邬析零　　蒋风之　　黎英海　　舒　模　　潘　奇　　瞿希贤　　严良堃
　　杨秉荪　　吴祖强　　刘德海　　郭淑珍　　李春光　　张洪岛　　黄飞立　　彭修文　　苏　扬
　　郭乃安　　李光羲　　夏之秋　　韩中杰　　胡松华　　郑小瑛　　吉联抗　　施光南　　张肖虎
　　廖辅叔　　秦鹏章　　司徒华城　刘　炽　　李业道　　杜鸣心　　曹安和　　沈　湘　　苏凤娟
　　邓玉华　　易开基　　关鹤童　　刘雪庵　　杜矢甲　　朱崇懋　　郭石夫　　万苇舟　　晓　星
　　宋　扬　　楼乾贵　　刘淑芳　　陈培勋　　罗忻祖　　李　刚　　仲秋元　　张志勤　　何士德
　　吴景略　　霍希扬　　章　彦　　茅　地　　康　普　　蒋　英　　周广仁　　盛中国　　刘明源
　　刘燕萍　　林石城　　杨大钧　　张定和　　边　军　　黎章民　　伍雍谊　　黄翔鹏　　李　尼
　　茅　沅　　赵春亭　　张晋德　　刘森民　　黎信昌　　叶佩英　　叶　枫　　李　群　　徐迈进
　　朱平康　　王震亚　　乌斯满江

　　美术方面（共100人）

　　王叔晖　　王朝闻　　方　成　　古　元　　叶浅予　　朱　丹　　米　谷　　西　野　　华君武
　　艾中信　　刘开渠　　吴作人　　李可染　　李　桦　　邵　宇　　陈　沛　　陈叔亮　　罗工柳
　　胡　蛮　　郁　风　　彦　涵　　张　仃　　张启仁　　张　谔　　黄永玉　　常沙娜　　曹振峰
　　雷圭元　　滑田友　　蔡若虹　　蒋兆和　　萨空了　　江　丰　　吴冠中　　黄　胄　　吴　劳
　　李苦禅　　庞薰琹　　黄苗子　　侯一民　　阿　老　　伍必端　　周令钊　　丁井文　　郑　可
　　詹建俊　　丁　聪　　李平凡　　刘继卣　　许幸之　　王　琦　　英　韬　　白雪石　　何　溶
　　冯法禩　　王合内　　杜　键　　江有生　　侯　恺　　苏　晖　　葛维墨　　安　靖　　胡　考
　　金维诺　　梅健鹰　　华　夏　　毕克官　　戴念慈　　张悟真　　艾　炎　　徐邦达　　刘　岘
　　钱辛稻　　祝大年　　王曼硕　　王临乙　　阚凤岗　　顾同奋　　高　庄　　姜维朴　　张安治
　　曹辛之　　鲁少飞　　莫　测　　郑于鹤　　傅天仇　　沈同衡　　杨永青　　官其格　　奚小鹏
　　程尚仁　　沈　鹏　　王树村　　刘硕仁　　肖淑芳　　袁运甫　　乔士光　　王克庆　　赵友萍
　　王子成

　　电影方面（共134人）

　　王阑西　　夏　衍　　司徒慧敏　陈　播　　丁　峤　　季　洪　　亚　马　　汪　洋　　于　兰
　　葛　琴　　张水华　　朱今明　　成　荫　　秦　威　　谢　添　　陈　强　　凌子风　　吕宪昌
　　王人美　　赵子岳　　聂　晶　　许　明　　钱筱璋　　郝玉生　　高维进　　姜云川　　苏河清
　　徐　徐　　何文今　　吴本立　　石　梅　　钟敬之　　李　牧　　干学伟　　杨霁明　　孙良录
　　黎莉莉　　赵　明　　王者华　　王　辉　　方　文　　周从初　　王　昆　　苏　理　　郑伯璋
　　马守清　　孟启予　　袁文殊　　孟广均　　林　杉　　于　敏　　唐　瑜　　程季华　　贾　霁
　　王顾明　　黄　钢　　武兆堤　　钱　江　　项　堃　　张　平　　谢铁骊　　于　洋　　陈怀皑
　　杜　子　　王　炎　　马德波　　高洪涛　　刘德源　　张建珍　　沈　杰　　陈锦俶　　扎　西
　　任福棠　　卢长利　　王永宏　　赵　化　　何钟辛　　肖　远　　李仲耘　　姚关荣　　张孟起
　　蒋英杰　　冯光涛　　吴纯一　　杨恩朴　　卢　梦　　张　客　　马精武　　沈崇生　　郭　维
　　郑国恩　　洪　藏　　丁达明　　龚　涟　　彭后嵘　　朱　枫　　吴以铮　　刘　新　　王　冰
　　许欢子　　黄一鹤　　果　青　　彭曼丽　　马靖华　　李英敏　　鲁　勒　　沈默君　　许南明
　　程　默　　罗毅军　　康庆云　　唐家仁　　邵牧君　　许　珂　　苏叔阳　　张连文　　李秀明
　　俞　平　　许之乔　　孙明经　　杨杰亭　　刘建中　　王　杰　　崔博泉　　董鸿翼　　陈光忠
　　顾守业　　赵　伟　　章柏青　　郭奕耀　　陈　戈　　张桂兰　　王好为　　李晨声

　　舞蹈方面（共62人）

　　吴晓邦　　盛　婕　　游惠海　　叶　宁　　陆　静　　陈锦清　　李正一　　贾作光　　金　明
　　宝音巴图　欧米加参　于　颖　　戴爱莲　　田　雨　　韩统山　　叶　林　　孙景琛　　曹　仲
　　许淑瑛　　张　旭　　孙光言　　诸信恩　　彭清一　　狄　耕　　邢　波　　余立勋　　许明月
　　赵　青　　王　萍　　陈云富　　李承祥　　白淑湘　　钟润良　　张善荣　　邢德辉　　田　农
　　郭明达　　薛　天　　胡尔岩　　赵自铎　　张桂祥　　沈宁春　　陈铭琦　　赵艺杰　　李肖白
　　陈　冲　　资华筠　　蒋祖慧　　汪曙云　　董锡玖　　崔美善　　阿依吐拉　金　欧　　李才秀
　　陈爱莲　　王元麟　　栗承廉　　迪　之　　王世琦　　莫德格玛　薛菁华　　许　里

　　曲艺方面（共22人）

　　陶　钝　　侯宝林　　冯光泗　　白凤鸣　　马增芬　　王亚平　　冯诗云　　罗　扬　　沈彭年
　　鲁　平　　张　震　　荣天屿　　齐　琏　　马　季　　姜　昆　　许　多　　苗培时　　杜　澎
　　王　决　　侯跃文　　王宝安　　郗潭封

　　民间文学方面（共33人）

　　马学良　　毛　星　　江绍源　　吴晓铃　　容肇祖　　常　惠　　常任侠　　张　敦　　杨成志
　　贾　芝　　顾颉刚　　付懋绩　　路　工　　刘　超　　吉　星　　杨亮才　　张　文　　刘锡诚
　　刘魁立　　黄静涛　　陶　阳　　陶建基　　唐　亥　　王平凡　　仁　钦　　祁连休　　马　寅
　　高野夫　　程　远　　夏义奎　　佟　韦　　董　森　　吴　超

　　摄影方面（共56人）

　　徐肖冰　　陈昌谦　　吕厚民　　袁毅平　　石少华　　吴印咸　　孙　振　　吴　群　　陈　勃
　　袁　芩　　黎　枫　　侯　波　　曹兴华　　宋贝珩　　吴　江　　吕相友　　吕寅伯　　洪　克
　　罗光达　　蒙　紫　　张雅心　　裴　植　　袁克夫　　罗明扬　　吴洛夫　　肖绪珊　　姚经才
　　吴　鹏　　袁　彪　　杨立森　　侯国柱　　王传国　　杨子颐　　蒋汉澄　　庄学本　　林　扬
　　郝纯一　　吉　雅　　蔡尚雄　　敖恩洪　　黄　翔　　魏守忠　　苍　石　　张韫磊　　田　野
　　俞士忠　　吴颂廉　　陈雷生　　伍福强　　张祖道　　陈石林　　蒋齐生　　黄次石　　蔡顺泰3
　　吴化学　　罗小韵

　　中国人民解放军（共269人）

　　文学方面（共54人）

　　傅　钟　　刘白羽　　胡　可　　魏　风　　王传洪　　胡　奇　　李　瑛　　和谷岩　　西　虹
　　王德厚　　周　肖　　李　虹　　魏　巍　　蔺柳杞　　薛克扬　　王石祥　　张云晓　　丁　洪
　　陈广生　　刘兆林　　孙俊然　　黎汝清　　胡石言　　任斌武　　金敬迈　　肖　玉　　柯　原
　　王鲁珍　　亓　尧　　崔洪昌　　凌行正　　罗良兴　　彭荆风　　赵　戈　　李宝生　　肖　炜
　　杨肇林　　任庆泽　　杨大群　　江俊峰　　王世阁　　廖代谦　　李　翔　　朱春雨　　黄业敬
　　钱富民　　田　风　　朱振声　　刘　伍　　苏　策　　王树梁　　李英儒　　姜思毅　　白　桦

　　戏剧方面（共55人）

　　沈西蒙　　虞　棘　　傅　铎　　丁　毅　　李吟谱　　田　川　　所云平　　沈定华　　刘　佳
　　王一之　　张洪轩　　杜　烽　　胡　朋　　魏　敏　　王德英　　田　丹　　王喜临　　刘　川
　　白　文　　漠　雁　　刘鸿声　　宋兴中　　赵　寰　　蒋少棠　　李心田　　李宏图　　林　苇
　　杨履方　　李　漠　　郭明晨　　温昭礼　　王志杰　　王凤轩　　李斌奎　　李　青　　王洪武
　　刘瑞林　　丁一三　　阎　肃　　陈　靖　　王　贵　　丁　里　　陈其通　　鲁　易　　李永淮
　　王地子　　白　刃　　陈　晓　　董晓华　　李树楷　　俞冠潮　　李　章　　张思恺　　任　萍
　　石　韧

　　音乐方面（共52人）

　　李　伟　　吴　因　　李双江　　彦　克　　张越男　　时乐蒙　　庄　映　　晓　河　　石　磊
　　李延生　　鲁济生　　田　光　　孟贵彬　　晨　耕　　马玉涛　　唐　诃　　张　非　　阿民布和
　　覃钊邦　　李业七　　沈亚威　　张　锐　　何　仿　　肖　民　　杨景成　　孙　正　　刘大鸣
　　杨　汀　　梁　良　　李文学　　关　庄　　刘兆江　　史茨欧　　颜丕承　　吕　远　　黄　河
　　王　林　　晨　枫　　朱仲一　　程化栋　　方　韧　　姚　铁　　胡德风　　高力泽　　龙　飞
　　邓　韵　　罗念一　　寇家伦　　加米拉　　苏盛兰　　刘凤锦　　罗秀英

　　美术方面（共22人）

　　夏湘平　　黄丕星　　陈玉先　　高　虹　　何孔德　　杨在溪　　王文理　　陈　其　　区焕章
　　仇志海　　陈　年　　范迪宽　　方　振　　梅肖青　　杨胜荣　　关夫生　　周永家　　李宝林
　　宋彦圣　　华克雄　　那　狄　　董辰生

　　电影方面（共37人）

　　张景华　　王汝俊　　刘沛然　　王　苹　　王心刚　　王晓棠　　田　华　　史　超　　陆柱国
　　黄宗江　　王愿坚　　冯毅夫　　李　俊　　严寄洲　　翟　超　　任旭东　　薛伯青　　吴天幻
　　寇鸿烈　　巩志伟　　傅庚辰　　徐怀中　　蔡继渭　　杨　采　　郭梁信　　薛寿先　　毛　烽
　　李云良　　柳　特　　陈立德　　胡介民　　叶　楠　　王　影　　张加毅　　杨喜云　　郭谨良
　　曹　欣

　　舞蹈方面（共22人）

　　胡果刚　　左哈拉　　赵国政　　黄伯寿　　李秋汉　　黄素嘉　　查　列　　高艺学　　陈菊兰
　　赵　兴　　罗俊生　　马常松　　毕永钦　　杨祖荃　　王建华　　李跃先　　汪兆雄　　关　丽
　　陈湘茹　　张文明　　夏静寒　　茅迪芳

　　曲艺方面（共13人）

　　张仲彬　　邓　斌　　麦　辛　　高元钧　　朱光斗　　徐林达　　章　明　　李　二　　常宝华
　　李洪基　　刘洪滨　　陈增智　　刘学智

　　民间文学方面（共2人）

　　魏传统　　饶阶巴桑

　　摄影方面（共12人）

　　郝建国　　高　帆　　柳成行　　照　耀　　杨明辉　　董　哲　　许家声　　李永安　　夏志明
　　张艺学　　邓均照　　刘　璞

　　北京市（共136人）

　　文学方面

　　赵鼎新　　阮章竞　　草　明　　杨　沫　　雷　加　　管　桦　　骆宾基　　张志民　　林斤澜
　　李学鳌　　江　风　　古立高　　浩　然　　王　蒙　　曹靖华　　吴组缃　　黄药眠　　何　洛
　　苏　予　　李清泉　　韩作黎　　刘心武　　黎先耀　　李洪州　　陈克寒　　朱光潜　　杨　晦
　　王　力　　王　瑶　　从维熙　　邓友梅　　刘绍棠　　肖　军　　章廷谦　　林　庚　　金克木
　　端木蕻良　刘厚明　　闻家驷　　谢　冕　　季羡林　　费振刚　　廖沫沙
　　白晓朗（代表童怀周）　　　　　柳　倩

　　戏剧方面

　　朱丹南　　张季纯　　王松声　　张梦庚　　赵荣琛　　吴素秋　　赵燕侠　　梅葆玖　　李宗义
　　李慕良　　李元春　　李崇善　　张艾丁　　郑天健　　童　超　　辛　纯　　夏　淳　　梅　阡
　　田　冲　　郑　榕　　朱　琳　　胡宗温　　冯　钦　　胡　沙　　喜彩莲　　新凤霞　　李忆兰
　　马　泰　　李桂云　　王佩之　　李淑君　　马祥麟　　陆　放　　洪　冰　　余所亚　　魏喜奎
　　路景达　　洪维才　　阿　良　　秦　斌　　薛恩厚　　佫树旺　　田　兰　　侯喜瑞　　于是之
　　刁光覃　　李万春　　马长礼

　　音乐方面

　　李湘林　　张　权　　陈天戈　　姚思源　　沈思岩

　　美术方面

　　赵枫川　　杨士惠　　崔子范　　潘洁兹　　尹瘦石　　刘　迅　　辛　莽　　庄　言　　张松鹤
　　王雪涛　　周思聪　　李瑞年　　刘亚兰　　古一舟　　王二生　　启　功　　胡絜青　　汪刃锋
　　孙　冶

　　电影方面

　　石联星　　刘子章

　　舞蹈方面

　　周鹤亭　　徐叔坚

　　曲艺方面

　　良小楼　　关学增　　韩德福　　于　真　　曹宝禄　　郎德沣　　高凤山

　　民间文学方面

　　钟敬文　　孟广臣　　魏建功　　许　钰　　陈子艾　　段宝林　　连树声

　　摄影方面

　　袁汝逊

　　天津市（共57人）

　　文学方面

　　牟　闵　　李霁野　　方　纪　　陈洁民　　孙　犁　　王　林　　孙　振　　袁　静　　万　力
　　阿　凤　　林　呐　　苏阿芒　　蒋子龙　　王昌定

　　戏剧方面

　　王雪波　　孙福田　　赵　路　　高介云　　张世麟　　鲜灵霞　　王玉罄　　陈素真　　陈兰英
　　陈佩华　　阎建国

　　音乐方面

　　缪天瑞　　曹火星　　黄延贵　　许勇三　　牛万里　　李　绮　　万卯辰

　　美术方面

　　张映雪　　秦　征　　赵泮滨　　陈　因　　孙克纲　　张　铭　　王学仲　　张作良　　沈尧伊
　　邵文锦

　　电影方面

　　张　永　　于雁军　　杨　循

　　舞蹈方面

　　杨　凡　　王　堃　　赵恩禄

　　曲艺方面

　　何　迟　　骆玉笙　　马三立　　李润杰　　王　焚　　顾存德

　　民间文学方面

　　冯骥才

　　摄影方面

　　方　弘　　毕　东

　　河北省（共47人）

　　文学方面

　　田　间　　梁　斌　　李满天　　邢　野　　路　一　　徐光耀　　田　涛　　刘　真　　冯健男
　　齐　斌　　贾大山　　张庆田

　　戏剧方面

　　刘　壮　　魏淙江　　李仁堂　　李　纶　　崔澄田　　王正西　　牛树新　　贾桂兰　　裴艳玲
　　张仲朋　　万献慧　　伦金兰　　罗蕙兰　　连　衡　　刘春风

　　音乐方面

　　王玉西　　梁培印　　刘　放　　惠景林

　　美术方面

　　田辛甫　　慈　旭　　阎　素　　鲁　艾　　韩　羽

　　电影方面

　　李景贤

　　舞蹈方面

　　周树棠　　吕　英

　　曲艺方面

　　石　光　　李国春　　王艳芬　　孙金枝

　　民间文学方面

　　李盘文　　李永鸿

　　摄影方面

　　宋克章　　袁　浩

　　山西省（共49人）

　　文学方面

　　马　烽　　西　戎　　王玉堂　　孙　谦　　郑　笃　　胡　正　　李逸民　　焦祖尧　　王成业
　　李束为　　天　蓝　　高沐鸿

　　戏剧方面

　　贾　克　　张一然　　张万一　　石　丁　　寒　声　　王秀兰　　牛桂英　　王爱爱　　程玉英
　　贾桂林　　张庆奎　　吴婉芝　　李英杰　　金恒杰　　冀美莲　　赵　乙

　　音乐方面

　　洪　飞　　张　沛　　曹　克　　史掌元

　　美术方面

　　力　群　　苏　光　　张柯南　　药　恒　　聂云挺　　田作良　　董其中

　　电影方面

　　杨　威

　　舞蹈方面

　　兰　田　　邱书芳

　　曲艺方面

　　王易风　　尹晓寒

　　民间文学方面

　　郝　汀　　高　鲁

　　摄影方面

　　陈　铿　　周树铭　　赵贵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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湮没的传奇——俞应麓将军

September 12, 2016, 7:1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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湮没的传奇——俞应麓将军

    在一个家乡的论坛上，有位网友缘于多年前看过一份报纸的记忆发了个帖子，帖子中概述了广丰一位老将军悲剧性的一生。这位将军早年赴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事业，辛亥革命中是光复南昌的重要功臣；二次革命中是李烈钧讨袁的得力臂膀；四.一二政变后他隐退军政界，返乡创办实业，筹资办学；解放战争期间送子参加革命，自己凭借特殊身份暗中支持广丰的解放事业，然而，这位传奇人物确在镇反运动中被诬陷种种罪名惨遭冤杀。



     这位将军就是被尊为辛亥革命元老的俞应麓，看过帖子后，对他的崇敬之情满怀于胸。官方的地方宣传资料上广丰名人有很多，虽然他们值得尊敬，但难有能令人敬仰之士，而偏偏官方资料上却难觅这位值得敬仰的老将军的事迹，以致我这个喝着丰溪河水长大的广丰土著最近才通过网络得知近代史上家乡的这位传奇人物。为更多了解俞老将军的生平事迹，我走进久违的上海图书馆，希望能从中找到网络资料上所提及的引用文献——1992年4月3日的《南方周末》、1997年01期《贵州文史丛刊》。得力于上图先进的索书系统，我手上很快就捧着所要寻找的资料。在阅览室找定位子坐下后，翻开那本又厚又大的《南方周末》92上半年合订本，令人惊奇的是我信手翻开的那一页竟然正是关于俞老将军的那篇文章，看来冥冥之中这位蒙冤而死的将军一直在期待家乡人的了解！



    俞应麓将军1878年出生在县城鸟林街，1900年求学于省武备学堂，1905年考取省留日官费生,在日本振武学堂毕业后考入日本参谋部测量机修所继续深造,在日期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日本的留学时期可谓俞将军传奇生涯的序幕，估计他是广丰的革命第一人，广丰诸多革命志士或许都得尊他为前辈。在此期间他与一日本女子喜结姻缘，生有一子。1910年，因时局所需，他离妻别子，毅然踏上归国之途。


     回国后俞应麓任江西新军测绘学堂学监。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 10月31日俞应麓率测绘学堂学生汇合彭程万领导的测绘司学员配合新军光复南昌响应武昌起义，此后又与彭程万成功策反了前来镇压的军队，使南昌顺利光复。同年11月，俞应麓作为江西省的五代表之一参加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参与中华民国政府的成立事宜，支持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俞应麓任军务部长、军政司长兼赣军第一师师长，同年12月26日被授少将军衔。读到这些资料时，我不由感慨，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毋庸赘述，而在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中，竟然有一位功臣是来自我的家乡！

    在袁世凯显露其称帝野心后，近代史上著名的李烈钧决定讨袁，深得李督军赏识的俞应麓则是他讨袁的得力干将，俞应麓为讨袁战争筹措军火，利用其手中掌握的兵权支持李烈钧，促成了近代史上的二次革命。在讨袁的全国通电中，俞应麓是署名的九位领导人之一，时任兵站总监。二次革命失败后，俞应麓流亡日本，奔走南洋等地。 1915年，由香港潜入云南，云南宣布起义后任护国军第二军师长，转战百色、肇庆等地。俞应麓原本可凭辛亥革命中的功绩稳居要职，可为了忠义事业他不惜铤而走险再度揭竿，他的传奇也因这段历史迈入高潮。



        1917年，中华民国军政府成立，孙中山出任大总统，任命俞应麓为全国兵站总监、大元帅府高参，授衔陆军上将。对俞应麓来说，这是他在历经风雨后迎来的事业高峰。1922年，陈炯明叛变，俞应麓转战广东平叛。在广东平叛期间，娶潮州女学生吴凤琼为妻，1927年生下儿子俞百巍（中共干部，广丰官方资料有介绍）。1924年，俞应麓任江西宣抚使。10月，冯玉祥政变，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他作为高参随行。




        1927年，这一年发生的几次事件令时局更为动荡，俞应麓淡出混乱的军政界，隐退故乡后投身实业，与他人共同筹办常玉（常山至玉山）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公司修建了常山至玉山、广丰至浦城、广丰经江山至衢州的公路，促进了交通事业的发展。1939年与亲属出资兴办萃始小学，投身家乡的教育事业。历经军政界的浮沉后，年已半百的俞应麓仍坚持另一番事业，他的成果至今荫及广丰人民。广丰至江山、蒲城的道路至今仍是家乡人出浙入闽的重要通道，这两条公路的雏形竟然同这位辛亥革命元老有密切关联。而萃始小学至今尚在，规模渐大，历年一直承担着教育广丰少年的重任。

         1942年，广丰沦陷于日寇手中，日军慕名函邀俞应麓出面维持局面，遭严辞拒绝。俞应麓不仅曾求学日本，而且在日本尚有妻儿，对日本应该有浓厚感情。但面对侵略性质的日寇，他保持着应有的民族气节。

    广丰解放前，位于县城的俞家大院成为地下党的活动基地，中共广丰城关党支部就在俞家院内，年迈的俞应麓利用特殊身份和声望来掩护共产党人的活动。解放前夕，协同其子俞百巍成功策反国民党保安团一个营的兵力。1950年，上饶地委、广丰县委、县政府任命俞应麓为支前委员会主任。

    然而，这位为广丰解放作过巨大贡献的老人难逃政治运动带来的厄运。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俞应麓被诬陷“通匪”、“贪污公粮”、“恶霸”等罪名，在4月4日处决于县城北郊。俞老将军传奇的一生最终在这个不吉利的日子里以悲剧落幕。他是中华革命的元老级人物，理应得到尊重，可最终却讽刺性地成为反革命被杀害。那年他73岁，我实在是难以想象究竟何人忍心将黑手伸向这个原本可以颐养天年的革命老人。俞老将军亲历改变中国历史诸多事件的时候，是中国近代上最为动荡的时期，那时他没有倒敌人的明枪暗箭下，却在中国迎来光明的那一刻，倒在他孜孜相助的同志的冰冷枪口下。新中国的光明，因俞老将军的鲜血变得黯淡。

    为俞老将军平反，竟然是一条复杂曲折之路。1984年，俞家后人在查阅大量历史资料后向中共中央、邓小平同志、统战部等部门提出申诉要求平反。同年，俞老将军远在在日本的遗子也向北京方面提出申诉。在铁定史实面前，为俞将军平反并非难事，可当时广丰一官员深谙此案平反后的利害关系，为其私益硬将此案一再压制，无视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催办。1989年夏天，这位官员因受贿问题被免职，平反案的阻力终于消散，在俞家后人提出申诉长达5年后，俞应麓将军冤案终于在1989年7月29日由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彻底平反，俞老将军被宣告无罪。

    俞老将军一生可谓充满传奇色彩，可惜结局确是令人扼腕的遗憾。公道自在人心，网上那个帖子引发了诸多网友对俞将军的崇敬，更有网友在县城中探寻俞家故迹。在一个阴云密布的下午，我辗转烈士陵园和石磨岭（十五岭山），这一带是当年处决犯人之地，俞老将军被杀之地也在此，这一带应有将军墓的蛛丝马迹。

    时间已过半个多世纪，当年处决犯人的荒山现在却是人口密集的居民区，我幸运地在石磨岭的小弄中找到了俞老将军的墓地。用水泥抹成的墓碑上简单写着“辛亥革命元老俞应麓将军墓”，没有碑文记载他的累累功绩。或许四周居民并不知道墓中将军的功勋，墓地四周散落着垃圾，墓前的常青柏被垃圾挤倒一边。有株夜来香生长在墓前垃圾堆中，或许只有它才能在夜深人寂之时慰藉俞老将军的受创之心。




     同湮没于市井小弄中的墓地一样，将军的传奇同样被湮没，诸多网友同我一样是从那个帖子中得知将军事迹。发帖网友曾多次与他人谈及俞老将军，但相信之人甚少。在县志上，老将军儿子——身为中共干部的俞百巍尚有一段文字介绍，而功勋比他更为卓著的父亲却只有片言提及。俞老将军蒙冤而死已经多年，名誉早已恢复，我无意深究他被官方雪藏的原因，只希望大家能通过此文铭记近代史上来自广丰的传奇——辛亥革命元老俞应麓将军。




俞曦 黄芸芳：怀念曾祖父俞应麓将军
时间：2011-05-23 10:25   来源：   作者： admin   
2010年6月16日上午，丈夫俞曦与我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江西广丰，瞻仰了曾祖父俞应麓将军的陵墓，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这次瞻仰显得特别有意义。时间已过半个多世纪，当年处决犯人的荒山现在却是人口密集的居民区，我们幸运地在石磨岭的小弄中找到了曾祖父俞老将军的墓地，来到日夜思念的曾祖父的墓地前，拍照留念，感慨万千。这是两个叔公，老将军在日本的儿子安间勇在1989年回到广丰时，与同父异母的弟弟，贵州省文化厅厅长，著名剧作家俞百巍，在广丰县人民政府的帮助下立的碑，用水泥抹成的墓碑上简单写着“辛亥革命元老俞应麓将军墓”，没有碑文记载他的累累功绩。或许四周居民并不知道墓中将军的功勋，墓地四周散落着一些杂物，墓前的常青柏被杂物挤倒一边。有株夜来香生长在墓前杂物堆中，或许只有它才能在夜深人寂之时慰藉曾祖父俞老将军的受创之心。
俞应麓将军1878年出生在江西广丰县城鸟林街，1900年求学于省武备学堂，1905年考取省留日官费生,在日本振武学堂毕业后考入日本参谋部测量机修所继续深造,在日期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日本的留学时期可谓俞将军传奇生涯的序幕，估计他是广丰的革命第一人，广丰诸多革命志士或许都得尊他为前辈。在此期间他与一日本女子喜结姻缘，生有一子，即叔公安间勇。1910年，因时局所需，他离妻别子，毅然踏上归国之途。
回国后俞应麓任江西新军测绘学堂学监。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 10月31日俞应麓率测绘学堂学生汇合彭程万领导的测绘司学员配合新军光复南昌响应武昌起义，此后又与彭程万成功策反了前来镇压的军队，使南昌顺利光复。同年11月，俞应麓作为江西省的五代表之一参加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参与中华民国政府的成立事宜，支持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俞应麓任军务部长、军政司长兼赣军第一师师长，同年12月26日被授少将军衔。
在袁世凯显露其称帝野心后，近代史上著名的李烈钧决定讨袁，深得李督军赏识的俞应麓则是他讨袁的得力干将，俞应麓为讨袁战争筹措军火，利用其手中掌握的兵权支持李烈钧，促成了近代史上的二次革命。在讨袁的全国通电中，俞应麓是署名的九位领导人之一，时任兵站总监。二次革命失败后，俞应麓流亡日本，奔走南洋等地。 1915年，由香港潜入云南，云南宣布起义后任护国军第二军师长，转战百色、肇庆等地。俞应麓原本可凭辛亥革命中的功绩稳居要职，可为了忠义事业他不惜铤而走险再度揭竿，他的传奇也因这段历史迈入高潮。
1917年，中华民国军政府成立，孙中山出任大总统，任命俞应麓为全国兵站总监、大元帅府高参，授衔陆军上将。对俞应麓来说，这是他在历经风雨后迎来的事业高峰。1922年，陈炯明叛变，俞应麓转战广东平叛。在广东平叛期间，娶潮州女学生吴凤琼为妻，1927年生下儿子俞百巍。1924年，俞应麓任江西宣抚使。10月，冯玉祥政变，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他作为高参随行。
1927年，这一年发生的几次事件令时局更为动荡，俞应麓淡出混乱的军政界，隐退故乡后投身实业，与他人共同筹办常玉（常山至玉山）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公司修建了常山至玉山、广丰至浦城、广丰经江山至衢州的公路，促进了交通事业的发展。1939年与亲属出资兴办萃始小学，投身家乡的教育事业。历经军政界的浮沉后，年已半百的俞应麓仍坚持另一番事业，他的成果至今荫及广丰人民。广丰至江山、蒲城的道路至今仍是家乡人出浙入闽的重要通道，这两条公路的雏形竟然同这位辛亥革命元老有密切关联。而萃始小学至今尚在，规模渐大，历年一直承担着教育广丰少年的重任。
1942年，广丰沦陷于日寇手中，日军慕名函邀俞应麓出面维持局面，遭严辞拒绝。俞应麓不仅曾求学日本，而且在日本尚有妻儿，对日本应该有浓厚感情。但面对侵略性质的日寇，他保持着应有的民族气节。
广丰解放前，位于县城的俞家大院成为地下党的活动基地，中国共产党广丰城关党支部就在俞家院内，年迈的俞应麓利用特殊身份和声望来掩护共产党人的活动。解放前夕，协同其子俞百巍成功策反国民党保安团一个营的兵力。1950年，上饶地委、广丰县委、县政府任命俞应麓为支前委员会主任。
然而，这位为广丰解放作过巨大贡献的老人难逃政治运动带来的厄运。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俞应麓被诬陷“通匪”、“贪污公粮”、“恶霸”等罪名，在4月4日处决于县城北郊。俞老将军传奇的一生最终在这个不吉利的日子里以悲剧落幕。他是中华革命的元老级人物，理应得到尊重，可最终却讽刺性地成为反革命被杀害。那年他73岁。
曾祖父俞老将军亲历改变中国历史诸多事件的时候，是中国近代上最为动荡的时期，那时他没有倒敌人的明枪暗箭下，却在中国迎来光明的那一刻，倒在他孜孜相助的同志的冰冷枪口下。新中国的光明，因俞老将军的鲜血变得黯淡。
为俞老将军平反，竟然是一条复杂曲折之路。1984年，我们俞家后代，主要是叔公俞百巍在查阅大量历史资料后向中国共产党中央、邓小平同志、统战部等部门提出申诉要求平反。同年，俞老将军远在在日本的遗子安间勇也向北京方面提出申诉。在铁定史实面前，为俞将军平反并非难事，可当时广丰一官员深谙此案平反后的利害关系，为其私益硬将此案一再压制，无视从中央到地方的层层催办。1989年夏天，这位官员因受贿问题被免职，平反案的阻力终于消散，在俞家后人提出申诉长达5年后，俞应麓将军冤案终于在1989年7月29日由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彻底平反，俞老将军被宣告无罪。
曾祖父俞应麓将军一生可谓充满传奇色彩，可惜结局确是令人扼腕的遗憾。公道自在人心，我们怀着对曾祖父俞将军的崇敬，在县城中探寻俞家故迹。在一个阴云密布的下午，我们辗转烈士陵园和石磨岭（十五岭山），这一带是当年处决犯人之地，俞老将军被杀之地也在此，这一带应有将军墓的蛛丝马迹。
同湮没于市井小弄中的墓地一样，曾祖父俞应麓将军的传奇同样被湮没，在县志上，我的叔公，老将军的儿子——身为中国共产党干部的俞百巍尚有一段文字介绍，而功勋比他更为卓著的曾祖父却只有片言提及。曾祖父俞老将军蒙冤而死已经多年，名誉早已恢复，只希望大家能通过此文铭记近代史上来自广丰的传奇——辛亥革命元老俞应麓将军。



我所了解的俞应麓先生和他的家人
　　■后续报道

　　《清开垃圾 再现辛亥风云》

　　读到晚报有关俞应麓先生的报道后，作为知情人，本人想写上几句以飨读者。

　　俞应麓先生（1879-1951）是我市广丰县人。1903年，他与上饶县汪长禄（其孙为已故国家一级作家汪人颐）、贵溪县彭程万（民国末期江西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等进步青年，以官费去日本留学，学习新知识，寻求救国之道。

　　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参加中国同盟会，追随孙先生参加革命活动。蔡东藩先生在其《民国演义》一书中，多次写到俞应麓。其中之一就是护送中山先生北上就任大总统。1923年，孙中山授予他陆军上将军衔，驻军广东汕头。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他毅然辞去军政职务，回家闲居。那时上饶交通闭塞。俞应麓设法筹资开发了从浙江省常山到我市玉山、广丰的公路，这是赣东现代化交通第一条公路，是一件大公益事业。

　　俞应麓生有三子，除三子俞百圭外，在此对他另外两个儿子略作介绍。

　　在日本求学期间，俞应麓娶日本女子安间依姬为妻，生下长子安间勇。1910年，为了回国参加革命活动，他依依不舍地告别爱妻幼子，从此再也没有回去。1984年，70多岁的垂暮老人安间勇，因思念自己的父亲、弟弟，到处打听消息。最后，从台湾打听到弟弟俞百巍的消息。双方相约，一起回祖国大陆为父亲扫墓。1988年秋，安间勇领次女朋子、长婿竹内丰，带上一名翻译，乘飞机来到上海虹桥机场。当他慢慢地走下飞机时，俞百巍第一个迎上前去拥抱哥哥，兄弟两个热泪长流；朋子则用生硬的中国话大声喊叔叔。安间勇因年近八十，年老体衰，不能来江西，只得把拜祭父亲的心意托付给弟弟。

　　俞应麓驻兵汕头时，与当地一女青年吴凤琼结为连理，生下次子，取名百巍。百巍生性聪颖，勤奋好学，上饶中学（即今市一中）毕业后就读福建协和大学，不久，转学就读于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的香港达德学院。俞老把爱子亲自交给当时在香港的何香凝女士，请她费神管教。俞百巍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觉悟，加之当时国内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他便回到内地，在白色恐怖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7年4月，中共闽浙赣区委闽西北特委书记蔡敏奉命潜入江西，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先是在赣南一带活动。1948年1月，正式成立湘赣边工委，活动地区一再扩大。俞百巍担任中共赣东工委书记，至今仍健在的93岁的贵州省师范学院老院长熊荒陵为副书记。

　　赣东工委的活动地点主要是广丰县城，尤其是俞家大院。俞应麓先生对他们的工作十分支持。自1948年秋至1949年春，广丰城乡党的工作发展很快，工委下属的信江支队发展成为400多人、300多条枪支的武装力量。他们于5月初配合二野五兵团五十一师一举解放了广丰县。

　　赣东工委的活动范围扩展到玉山、上饶、横峰、弋阳等地，共吸收党员近200人。除多数留在本地各部门工作外，他们中包括俞百巍、熊荒陵在内的49人于1949年9月随二野五兵团西进贵州，迎接新的革命任务。俞应麓对儿子的事业壮举感到欣喜与骄傲。

　　俞百巍进入贵州，经过数十年的打拼，成绩显著，最后担任贵州省文化出版厅厅长，光荣地出席党的十二大、十三大，为家乡争得了荣誉，他1997年因病逝世，享年69岁。俞家后人现仍居住在贵阳市，工作于省直有关部门。

　　（徐克义）俞应麓亲人向记者介绍“将军墓”历史

　　本报讯（记者 姜南勇 程晖 王涛 摄影报道） 辛亥革命元老俞应麓将军的墓地正在被逐步清理干净，沿着历史的轨迹，记者也找到了俞应麓的亲属，了解了更多有关将军墓的历史。

　　3月13日，在广丰有关部门的帮助下，记者见到了当年俞应麓将军的丫鬟、96岁的朱大娟。老人和俞将军有一个儿子，现在天津生活，老人和养子郑伟水生活在一起。老人佝偻着身体，但思维仍然清晰。老人的养子媳妇王翠仙说：“婆婆曾经讲，公公俞将军对家里人都十分好，那时侯婆婆是俞将军的丫鬟，常跟随他出国考察。家里有个放牛的家丁十分贫穷，俞将军常在饭后为他留下一碗饭菜。将军与我婆婆朱大娟生的儿子叫俞白圭，俞将军另两个儿子均已去世。”

　　回忆1989年10月修墓的时候，广丰县永丰街道北门社区党支部副书记郑宇回忆说：“那时候我还是名初二学生。墓建成那天人特别多，老百姓听闻是将军墓，都特别崇拜与尊敬，而我也是那时候知道广丰也有这么一位辛亥革命元老。以后不时有人来拜祭，通过大家讲述，才知道将军墓前后之事。”

　　家住十五岭山267号、位于将军墓后的76岁老人马希凤说：“据说俞将军是辛亥革命孙中山的追随者，1950年受诬陷被枪毙。死后，无人敢认尸安葬，只有一位替他生了个儿子的丫鬟将他拖到此处山包，看到有个坑，就将他埋于此地。1989年将军被平反建墓的时候，就在原地修了墓。”

　　记者联系上了远在天津的俞白圭。70岁的老人在电话里讲述道，1942年，13岁的他就到了天津，现在生活一般，也算子孙满堂。小时候，家教十分严格，很多事情都是令行禁止。父亲平反当年，他花了2000元购置40平方米土地修建的墓地现在却被垃圾环绕，墓前的一棵树也被压坏了，但墓地整体完善，仅2013年对墓地进行了一次小维护。现在每年都会回家，也希望自己能够回到父亲的家乡，陪伴自己的母亲。据史料记载，俞应麓将军是广丰人，曾与黄兴陪同孙中山先生远赴重洋，寻找救国真理，成立同盟会，并于1911年响应武昌起义，攻占抚署。1938年，中共闽浙赣边区党委书记曾镜冰奉命改编闽北游击队为新四军三支队，他代表各界群众亲赴铅山石塘驻地慰问，登台演讲，赞扬新四军抗日救亡精神。抗战期间，接受中共闽浙赣区委委托配合开展党的工作。1950年冬，他受到诬陷，以“通匪反叛”“贪污公粮”等莫须有罪名被逮捕，次年4月被判死刑。1989年7月29日，上饶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宣告俞应麓将军无罪，公开平反，恢复政治声誉。被遗忘的辛亥革命元老——俞应麓将军
    大镇压的1951年4月4日，一位73岁的老人，被押到江西省广丰县城北郊，一声枪响，老人栽倒在地，鲜血流淌，染红了一摊野草。这位老人叫俞应麓，字咏瞻，广丰县人，人们都叫他俞将军。枪决之前，他还担任县人民政府支前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一夜之间，他竟成了“恶霸”“通匪”的要犯，命丧黄泉。
    俞应麓是“通共”，“通匪”罪名系子虚乌有，不能成立。事情是这样的，1948年11月的一天，是俞应麓的七十大寿，地下党在广丰县城为俞主持祝寿活动。国民党也派军统少将陈次松前来祝寿，送了俞一帧挑衅性的寿扁，上书“势若游龙之善变”。俞应麓坦然一笑说“我是国民党元老，但国民党一旦不奉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我当然不能与之同流合污。这善变，是忠义之变。”俞应麓大义凛然，这就是后来被诬为“通匪”的口实。俞应麓的特殊身份，在当地影响很大，声望很高，中共有关方面请俞担任广丰县支前委员会主任，其实这都是正面的影响，对革命有利。土改.镇反运动开展后，有人据此定他为“恶霸”，冤哉枉矣！对俞应麓的平反，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催办，一直拖到1989年7月29日，江西省上饶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郑重宣告，撤销广丰县法庭1951年4月4日对俞应麓的刑事判决书，并宣告俞应麓无罪。无罪而诛，千古憾事！
    1992年4月3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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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皮宗石

September 13, 2016, 7:4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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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宗石

　　  

　　皮宗石，字皓白，别号海环，1887年8月23日出生于长沙东乡福临铺西冲皮家大屋一个普通人家庭里。1967年12月30日因患脑溢血在武汉市去世，终年八十岁。 

　　皮宗石十五岁进省城长沙求学，先习武，进武备学堂，与程潜同学。在一次骑马练习中，从马上掉下，从此惧怕骑马，弃武改学文，入城南书院。但他在武备学堂与程潜已结下了友谊，日后程潜在与他书信来往中，一直称他为海环学长。 

　　1903年，皮宗石考取湖南官费，以实业生名义到日本留学，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在日本，他结识了一些湖南籍的革命人士如黄兴、宋教仁、林伯渠等。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召开，他正式加入该组织，也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多次奉派回国进行革命活动。当时蔡元培是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他每次回到上海，就与早已认识的蔡元培联系，他们的友谊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皮宗石当时在东京，第二年回国。这时国民党决定在汉口办一个机关报，定名为《民国日报》。黄兴亲自点名几个湖南籍留日学生杨端六、任凯南、皮宗石、周鲠生、李剑农等筹建，由支持革命的湖南都督谭延闿出资并题写报头。 

　　《民国日报》创刊后，立即参与了讨伐袁世凯的斗争，成为讨袁的舆论阵地，而且也是革命党人在汉口的联络点。在武汉的革命党人詹大悲的领导下，准备武装反击袁世凯政权。不幸的是，这一机密被泄露，袁世凯对《民国日报》恨之入骨，通过湖北都督黎元洪与法国驻汉口领事勾结，于3月24日动用武装巡捕查抄《民国日报》社，并以查出枪弹为由，强行封闭了报馆，将正在报馆的周鲠生、杨端六等人逮捕，监禁到汉口法租界的巡捕房。 

　　当时皮宗石正为革命党人所需到九江去领取炸药，不在报馆里，得以幸免。时在上海的黄兴万分悲痛，当皮宗石等安全抵达上海，黄兴见了大为高兴。但黄兴告诉他们：“你们已上了袁世凯的通缉名单，国内已不能呆了。”当时他们都较年轻，提出想继续读书，黄兴设法为他们申请了公费到英国留学。 

　　在英国，他们虽为留学生，实为流亡者身份到达伦敦，皮宗石入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在伦敦又结识了王世杰、李四光、丁西林、陈源等中国留学生，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都有共同的观点。其时，李石曾、吴玉章、汪精卫、吴稚晖，蔡元培等也先后来到法国组织中国学生留法勤工俭学之事。 

　　1919年，当巴黎和会订立包括山东问题在内的对德和约时，皮宗石与王世杰、李四光、周鲠生、杨端六等，从英国渡海到达巴黎与留欧中国留学生、华工等一同包围了中国出席巴黎和会首席代表陆徵祥的寓所，使陆徵祥无法出席会议签字。

 

在英国留学时与湖南及的留学生一起合影。前排左一是杨端六，前排中是皮宗石。后排座椅是任凯南，后排右一是李毓尧，后排右二是周鲠生。

 

　　1920年，皮宗石回到长沙，当时留学欧美的学生很少，不少地方要他去从政，他都谢绝了。因为他在与蔡元培的交往中，深受蔡元培的思想影响，“把兴办和发展教育事业、培养人才看成是救国的根本”。他选择了教育界，到湖南法政专门学校（湖南大学前身）任教。其时湖南在督军谭延闿和继任者省长赵恒惕的同意和支持下，成立了湖南省宪法起草委员会，皮宗石与李剑农、王正廷、蒋百里、黄士衡等十三人被聘为省宪起草委员，李剑农为委员长。皮宗石后来发现军阀割据，以“自治”求自保，不愿置身其中。不久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皮宗石离开长沙，携眷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并在李大钊之后兼任图书馆馆长。 

　　1922年，直奉战争，直系获胜，恢复了旧国会，宣布制宪。北京各界人士认为有在宪法上争取确立民权的必要，皮宗石与李石曾、王世杰、周鲠生、李大钊、黄侃等发起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进行广泛的争取民权运动。1924年12月，皮宗石与王世杰、周鲠生、钱端升、陈翰笙、燕树堂等创办了《现代评论》周刊，主要撰稿人有：陈源（西滢）、胡适、李四光、张奚若、陶孟和、杨振声、闻一多等。现代文学史上，把这个刊物的一些代表人物称为“现代评论派”。 

　　1924年，孙中山先生为培养干部，建立革命力量，同时在广州创办两所学校。一是黄埔军校，二是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为筹建广东大学，孙中山先生邀请了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同盟会会员皮宗石、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等到广州商量，都被聘为国立广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并分别担任法科、理科委员会委员。在广州，皮宗石见到了老朋友林伯渠。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3月19日孙中山灵柩由协和医院先移至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安灵在社稷大殿，那天有十余万人随护灵柩，约有二百人执绋送殡，绋长约数十丈，皮宗石与王世杰、周鲠生等为执绋人。林伯渠是随孙中山来北京的，老朋友又见面了。 

　　1927年，蔡元培从北大调南京国民政府任大学院院长，皮宗石与王世杰、周鲠生、王星拱等也先后离开北京，随同一起到南京工作。 

　　皮宗石到南京后，先受聘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国民政府并任命他为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不久蔡元培要他到大学院工作，任大学院教育行政组主任。1928年3月，国民政府司法部长王宠惠因长期在国外未回，国民政府要蔡元培兼任司法部代部长，蔡元培找皮宗石商量说：“我兼职太多，精力顾不过来，你去司法部任秘书长，我把私章交给你，全权代理我，我每月最多去一次。”这充分说明蔡元培对他的信任。 

　　1928年8月，大学院令成立国立武汉大学，皮宗石最先从南京来到武汉。陈源、周鲠生、王世杰、王星拱也相继来到武大。皮宗石与他们都是留学英国的，又同在北大同事。志同道合，思想一致。他们都遵循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决心把武大办成一流大学。他们共同制定了严格的考试制度，入学考试采用密封试卷，只认分数不认人。 

　　皮宗石除在教学、教务方面尽心尽力外，对武大的建设筹款，也尽量设法。法学院的教学楼是皮宗石等湘籍教授向当时湖南省政府，争取了十二万元的捐款。理、工学院的部分仪器设备也是皮宗石等联系中华文化基金会捐赠的。皮宗石在武大工作九年，除讲授财政学等课程外，先后兼任社会科学院院长、法学院长、教务长、图书馆长等职，并协助王世杰、王星拱两任校长，本着蔡元培的办学思想，很快把武大办成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 

　　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胡适应邀于1932年11月来武大讲学，11月27日早上六点，他到达汉口大智门火车站，王世杰、陈源等到站迎接，中午皮宗石举行家宴，还有先期到来的北大教授杨振声（金甫）、唐擘黄同席。这几天，皮宗石等陪同胡适在武大参观、演讲。胡适在日记中说：“……雪艇诸人在几年之中造成这样一个大学，校址之佳，计划之大，风景之胜，均可谓全国学校所无。人说他们是‘平地起楼台’；其实是批荆榛，拓荒野，化荒郊为学府，其毅力真可佩服。”胡适又说：“看这种建设，使我们精神一振，使我们感觉中国事尚可为。” 

　　在这期间，蒋介石经常来武汉，常约见武大的国民党元老、老同盟会员，蓄意拉拢。皮宗石不愿与蒋介石打交道，尽量回避。有一次王世杰会见蒋介石回来对皮宗石说：“你总要去见见老蒋，他又在问皮先生怎么没有来。”皮宗石说：“他下次再问，你就说我病了。” 

　　1936年冬，省立湖南大学校长黄士衡提出辞职，湖南省在研究继任人选时，提出由时任国立武汉大学教务长的皮宗石来继任。湖南各界公推当时的湖南高等法院院长陈长簇给皮宗石写信，劝其来接任湖南大学校长。陈长簇与皮宗石在清政府时，同榜考取到日本留学，在日本一同参加同盟会。私交很好。陈长簇的信寄到武汉大学时，恰好皮宗石休假到日本去了。 

　　皮宗石原计划在日本休假一年，到达日本后，发现日本军国主义者积极准备扩大侵华，局势较为紧张，加上湖南大学之事要回来面商，所以提前半年于1936年底回国了。皮宗石回国后先到南京见他的老朋友、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王世杰，就湖南大学之事，征求王的意见。 

　　王世杰赞成他去湖南大学。皮宗石则提出，湖南大学如能改成国立大学就去，否则不去。王世杰说，这个问题，不是哪方面说了算的，湖大师生虽然为国立事来南京请愿过，但湖南省政府是否愿意交出这所大学。还有经费问题、人事问题，省立改国立，校长人选难得一致，省里同意的人，中央不一定同意，中央决定的人省里不一定接受。现在是湖南要你去，中央也会同意你任校长。人事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你到湖南去看看，我们再商量。 

　　从南京回到武汉稍作逗留，即到长沙了解情况。当时省主席是何键，过去也认识。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是老熟人。教育界许多有影响的人，大都是老朋友。经各方面了解商谈，为湖南大学今后的发展，都赞成改国立大学。湖南省政府不仅愿意将省立湖大交出来，而且还愿意继续提供经费。皮宗石得到这个承诺，立即再去南京与王世杰商谈，谈得很顺利。王世杰要皮宗石先接省立湖南大学校长，暑假期间改国立大学。1936年3月，皮宗石接任省立湖南大学校长。在当时湖南大学长沙市内犁头街办事处，由黄士衡办交接仪式，将湖大的关防交给皮宗石。同年7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命令，省立湖南大学改为国立湖南大学。行政院简任皮宗石为国立湖南大学第一任校长。 

　　皮宗石到湖南大学后，按照蔡元培的办学思想，对湖南大学进行整顿和改革。他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学生进大学是来求学识的，教师必须要有真才实学，而不是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湖南大学在省立时期，由于条件限制，经费不足，较为封闭保守，教授年龄结构偏高，总体来说，知识老化，学术空气不浓，不活跃。改国立后，经费增加了，条件改善了，教职员工待遇也提高了。皮宗石首先整顿教师队伍，他延聘了一批著名教授，如任凯南、杨树达、曾星笠、刘永济、曾昭权、柳士英、唐艺青、柳午亭、李肖聃、黄子通、钟伯谦、何之泰、曹诚克、李祖荫、熊正理、易鼎新、柳克准、王啸苏等；还同时聘请了一大批中青年教授，如政治系吴世英、曹绍廉、邹文海、黄如今、翟楚，外文系李宝荣、金克木、陈世骧，哲学系蔡乐生，经济系王传曾、曹庭藩、周德伟、潘源来、丁洪范、樊弘，化学系黄人杰，电机系郭和平，机械系柯元恒、蒋德寿，历史系赵寿人，物理系吴徽铠，教学系李琪，矿冶系胡伯素等。这批中青年教师都是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给湖大教授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与此同时，他经过调查解聘了几名不称职的教师，包括一个兼任英文教师的美国传教士。有些学生不理解，问校长，为什么把教英文的外国人给解聘了。他说：“我经过调查，这个美国人没有学问，只会说他本国话，我们是高等学府，不是教堂，你们是否听说过有中国和尚在外国大学当老师？”这些除旧布新的做法，完全是学习蔡元培办北大的经验。在整顿教师队伍的同时也整顿考试制度。国立大学成立后第一次招考新生，一律改用密封考卷，任何人来说情，一概拒绝，他说，只认分，不认人，决不降低国立大学水平。他在国立武汉大学任教务长时，就是这样做的。 

　　皮宗石在国立湖南大学完全执行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让其互相争鸣，自由发展，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就应该让他们并存，使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他是学经济的，将经济学各流派理论，都同时给学生讲授。古典经济学由任凯南讲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由周德伟讲授，马克思经济学由樊弘讲授，当时国立大学能为马克思主义提供合法讲坛，是要冒风险的，也是罕见的。其他系也如此，如政治系有以伍意农、唐德昌老教授为主的一些人代表老观念；吴世英、曹绍濂、邹文海、翟楚等中青年教授则代表新概念；哲学系青年教授蔡乐生独树一帜，他教授心理学，是代表芝加哥学派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开始对中国大规模入侵。12月13日，南京沦陷，武汉告急，日本侵略者对长沙的轰炸日趋频繁，长沙也不是安稳地方了。湖南大学在1938年春季着手要迁校的准备，图书、仪表能装箱打包的，都先行装箱打包。1938年4月10日，日机轰炸了湖南大学，图书馆付之一炬，只留下一个驱壳。因事先将最珍贵的善本书装箱移放至爱晚亭附近的山坳里，所以珍贵图书损失不是很严重。 

　　湖南大学迁往辰溪后，皮宗石仍鼓励学术研究，支持社团活动。当时，湖大的报告会、讲演会很多，有教授作报告，也有学生作报告，校内墙报也很多，差不多各年级都有，一些学会也办有墙报。经济系学生江友三曾登台作“论私有财产制”的报告。中文系学生徐士豪写的“近卫文麿的失眠”均在校内引起较大反响。在偏僻的辰溪，文化生活十分贫乏，湖大师生的戏剧、歌咏活动却很活跃，曾在校内和沅陵县公演多次话剧，内容主要是宣传抗日救国，如“好小子上战场”“放下你的鞭子”“黑子二十八”“三江好”“凤凰城”……  一批青年教师陈世骧、金克木等积极支持这些活动，陈世骧还担任导演，皮宗石对此十分支持，有的还亲自去观看。 

　　皮宗石在湖南大学任职期间，接待过很多以往的老朋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到湖南大学访问参观；刚上任不久的教育部长陈立夫到长沙时，皮宗石在家里设家宴欢迎。陈立夫暗示皮宗石加入CC，但被他婉拒。李四光一家三口曾在皮家小住；张奚若一家五口也在皮家住了一段时期。皮宗石还接触过前后三任的湖南省主席。最初是何键，他们过去就认识。何键也支持湖大由省立改国立，并保留了省里原拨给湖南大学的经费；抗战时，张治中接任省主席。张治中曾到武汉大学参观、演讲，他们过去也认识。张治中主政湖南时，湖南成了战略的后方，各方面人士云集长沙，外事活动也较多。省政府接待外宾，大学校长必被邀参加作陪，所以这一段时期与张治中接触较多。长沙大火后，1939年，薛岳继张治中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战时省会搬到耒阳。薛岳上任不久，电邀皮宗石会面，薛岳以第九战区没有一所大学为由，要湖南大学再迁往耒阳附近的酃县，皮宗石当即婉言拒绝了。皮宗石说，大学不像部队，军队接到命令，可立即开拔。大学有教职员工家属，有图书、仪器、设备等，搬一次家是很困难的；湖大是国立大学，重大问题还要请示重庆教育部。薛岳不再提湖南大学搬家之事，只提出来，希望湖大的毕业生，多输送一些给湖南省政府和第九战区，皮宗石满口答应了。如按薛岳意见，再迁到酃县，其后果不堪设想。 

　　皮宗石离开湖南大学后，不久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只有在开大会时，他才去重庆。林伯渠是共产党的参政员，会议期间，老朋友又见面了。 

　　1944年5月，日军大举南侵，长沙很快沦陷，皮宗石一家避难贵阳。抗战胜利后，皮宗石回长沙居住。他被聘为湖南省银行董事，董事长是时任湖南省主席程潜。解放军节节胜利，他不少老朋友来到长沙，邀他一同去台湾，他说，都是中国人，我又没有干过坏事，我为什么要走。 

　　1950年2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在武汉成立，皮宗石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1954年中南大区撤销，皮宗石被聘为湖北省政府参事，并担任湖北省政协驻会常委。 

　　1957年，党中央号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邀请高级民主人士，在东湖座谈。皮宗石在被邀之列，谁知这是“引蛇出洞”的圈套，不久皮宗石被定为右派分子。1967年12月，因脑溢血去世。1979年，湖北省委统战部开会，湖北的右派分子全部获得改正，皮宗石没有等到这一天。 

 

 

 

（作者单位：武汉市长江日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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