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右分子沈元本事考
韩三洲
2010-05-17
沈元这个名字，现在许多中国人已经不知道了，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却是一个曾经在中国史研究领域掀起过风浪的天才学者。2010年2月28日，农历庚寅年的正月十五，在一次聚会上，意外邂逅了原是北大历史系55级学生、与沈元同班并同时被划为右派的雷光汉老先生。这位虽然长期身居国外、但仍保留中国国籍的老人，向笔者讲述了他所了解的沈元。等到回来记述老人的谈话时，突然意识到，与先他一个多月罹难的遇罗克的一样，沈元也被处以死刑整整四十年了，而且国内有关这位天才青年的现有材料，少而混乱，谨将平时所收集的一些有关沈元的资料，整理归纳一下，权作沈元本事考，也算是对四十年前的亡灵一点追思吧。
一、家世
网上资料——沈元（1938～1970），1938年生于上海。1955年，十七岁的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史。
雷光汉——沈元是浙江义乌人，世家子弟，他父亲沈鹏，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理科的，后来从政了，南京政府成立后，江苏省政府设在镇江，他曾任镇江县县长，抗战时期主持修建滇缅公路。他的姑妈是美籍科学家，也很有名气。
浙江杭州西泠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了售价1200元的沈元遗著《〈汉书补注〉批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为其写了序言。这让我们得以知道，原来沈元与家世显赫、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被称为台湾“四大公子”之一的沈君山为表兄弟。沈元的父亲是沈君山的舅舅，沈君山的母亲，也就是沈元的姑姑，当是老人所讲的那位“著名的生物学家”。
再查沈君山的母亲，则是沈骊英（1897～1941），原名家蕙，浙江乌镇人。祖父善蒸，精历算，曾掌当地方言馆(方志馆？)数十年。父亲承怿，号伯欣，为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1914年，沈骊英受美国一位女教育家资助，前往著名的卫斯理女子大学攻读植物学，得理学士学位，复入康纳尔大学研究农学两年，立志献身科学，报效祖国。1933年起任职于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八年零一个月之久。８年中，沈骊英以惊人的毅力，选育出９个小麦新品种，成熟早且抗逆性强，能广泛适应在淮河流域与长江中下游推广。中国迄今只有两个品系的小麦是以人名来命名的，其中之一就是以沈骊英的英名命名的骊英1号、3号、4号5号和6号小麦。这些品种，直到沈骊英去世后１０多年仍在上述地区广泛种植，为粮食增产做出重大贡献，深受群众的爱戴。由于过度辛劳，积劳成疾，沈骊英于1941年10月7日在实验室中突发性脑中风身亡，年仅44岁。沈骊英所选出的小麦杂交育种9个体系，解放后被命名为骊英1—9号，其中骊英3号和4号得到大面积推广，被人们称作是“麦子女圣”。
沈君山说——沈元是他的表弟，小他6岁，小时候很孤独，“沈元出生不到一岁，中日战争爆发，父亲是一个出色的铁道工程师，随着政府撤离到西南，接着母亲也带了兄姐两人跟去，他因为太小，就留下来由奶奶带，等到抗战胜利全家归来，沈元已经7岁，父亲也已在后方因公殉职。所以他从未真正地见过父亲，而在稚龄亦未真正享受过父母的亲情。”
由此可以推定，沈元是浙江桐乡县乌镇人，而且是大户人家，但与也是乌镇大姓的大作家茅盾（沈雁冰）是否同为一个“沈家”，则不可考。
二、从勤奋天才到“极右分子”
据何与怀《一个天才青年的悲剧》文中写道，沈元这个上海人，出身书香门第，一个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身体孱弱、面皮白净的书生，腼腆少语，循规蹈矩，从来没有得罪任何人，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只默默地做一份应职的工作。
1956年，年轻的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全国这么多的考生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这可是了不起的事情。沈元是天才加上勤奋。在北大学习期间，如他在给老师的信中所言：他几无片刻休息。大批的参考书要看，要做摘录。每次课一完就跑到图书馆去，每餐之后也尽速赶去等开馆，否则抢不到座位。“我们进了图书馆，正像饿牛进入水草地。”他这个比喻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他当年学习生活的情景。就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勤勤奋奋当一名学生时，书生气的沈元竟因一个不幸的举动，触犯天条，遭受灭顶之灾。——他出于好奇心，也因为并具的聪慧和幼稚所累，竟翻译并议论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于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被定为极右分子，翌年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动改造三年。1961年，“摘帽”之后，沈元回到北京。幸好当时沈元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姑母姑父特别疼他，允许他住到他们在北京东城的家里。也是沈元特别与众不同之处——他闭门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潜心研究历史，居然做出人们意想不到的成绩。
沈元的生前知己宋贻瑞女士主编的《难以纪念的纪念》——沈元从小功课就好，中学文理各科均为全班之冠，近乎满分，毕业后参加高考，获全国文科最高分。被分发到北大历史系。
沈君山说——1957年大二时据说因私自翻译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又加以评论，被打成右派，从此开始他悲惨的日子。1957到1960年，到农村改造，期间得了肝炎，因为未受适当治疗，始终未曾痊愈，此病跟了他短暂的一生。 1961年沈元返回北京，被摘掉右派帽子，由于他在北大和家居时写的一些文章，其才华见识为史学界前辈激赏，被延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职。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沈元从英国(美国？)《工人日报》上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并摘译和传播讨论，因此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北京西郊的山区劳动改造。后因表现良好摘掉了右派帽子，又回到北京。1962年，沈元被人推荐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看了沈元的文章后予以破格录取。
刘志琴《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我与沈元并非同事，也与他没有交往，但我比他的同事更早地接触到他的问题。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处工作，协助领导处理学术事务。沈元是他的姑母推荐给学部负责人刘导生的。刘导生主管近代史所，就把沈元推荐到黎澍的门下。按那时的人事常规，一个从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被开除的右派学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调进最高学府，有幸的是，刘导生和黎澍都是有胆识而爱惜人才的领导，那时又正值三年困难的调整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相对宽松，沈元才得以走进近代史所的大门。”
雷光汉讲述——沈元很有才气，17岁考上北大历史系55级，和我同班。他写过古代小学读物的《急就篇》研究，影响很大。赫鲁晓夫做二十大秘密报告时，国内是保密的，只传达到高级干部，老百姓不得与闻，当年图书馆有英文的美国《工人日报》，刊载了赫鲁晓夫的讲话原文，沈元看到后，把这篇文章给翻译过来，还到处传播，这项罪名很大，所以反右期间被划成“极右分子”。后来沈元到社会哲学部，给黎澍当助手，那些比较左的调干生很不服气的，说一个历史系没毕业的学生，还是右派，凭啥上的这么快？他们告状，一直告到中宣部和康生那里。历史系的书记是郭罗基，听说还保了他。我被打成右派后，和沈元一起下放到门头沟的斋堂背石头，修水库，很苦很累。当时沈元和他的一个姨表妹谈恋爱，人很漂亮，曾到斋堂看过沈元，并表示要和他这个右派断绝恋爱关系。沈元受刺激，很失望，痛不欲生，他说：政治上没希望了，爱情上也没希望了，活着没意思了。他甚至想轻生，跳水了断此生。我在北海桥上劝了他两个小时，说，什么都没有了，但我们不是还有生命，还有朋友吗。文革期间，沈元再也受不了背石头的苦，跑回了北京，就住在史家胡同19号姑父家。他姑父是北京一家医院的副院长，姑母也是名医，听说也是中央高层领导的保健医生吧，房子就在章士钊家的旁边。可能他姑父还有些地位，沈元跑出劳改队，也没人管他，还摘去了右派帽子。我曾去史家胡同找过他，多次与他彻夜长谈。记得院子很大，还专门给沈元隔出一间来住。
《黎澍之路》（香港太平书局出版）——
沈元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55级的学生，1957年反右斗争中被定为右派（极右派），当时17岁(19岁？)，后下放劳动改造，可能是1961年回到北京，开始在街道上劳动，摘掉右派帽子后帮助街道办事处做点事。1962年四五月间，学部副主任刘导生将他推荐给黎澍，说这个人不错，有些才华，并拿来他发表在《历史研究》第三期上的《<</span>急就篇>研究》一文，是从汉代蒙学课本中研究出的汉代社会状况。黎澍看后也觉得不错，与刘大年商量也同意。人事部门还从街道上了解他的情况，反映也很好。记得所务会就此研究过，没有不同意见。这样沈元就被分配到思想史组工作，归丁守和管理。后来(1957年？)因为议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被打成极右，到农村改造三年，摘掉右派帽子后住在史家胡同姑妈家，姑父母均为医学专家，在街道办事处帮助工作。1962年刘导生将其介绍给黎澍。
郭罗基——沈元与我同在1955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他在校时学习勤奋，以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许。沈元的志趣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且专攻秦汉史。但他并没有钻进故纸堆，而是心忧天下，关注现实。1956年，苏共20大以后，沈元从英国(美国？)《工人日报》上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为吃惊。他摘译了其中一些重要内容，供同学们传阅。在一个时期中，课下议论的中心就是斯大林问题。沈元的见解尤为出众。他指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在苏联的正史中都是看不到的，那样的历史不是信史。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这是我们立志成为历史学家的年轻人，在心中长久振荡的天问。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性质，赫鲁晓夫只是归之于“个人崇拜”。沈元认为，不仅仅是个人崇拜，根本上是制度问题，应当追究“个人崇拜”得以产生和盛行的社会制度。〖这才是“罪大恶极”！〗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凡是翻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都被打成右派，而以沈元的惊世骇俗之论就成了“极右”。对“极右”的处理是劳动教养。沈元被发配到北京西郊的山区斋堂。
三、文章风波
何与怀（《一个天才青年的悲剧》）——沈元是姑母推荐给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刘导生的。刘主管近代史所，又把沈元推荐到历史学家黎澍的门下。正是经刘导生推荐，经黎澍、刘大年两位学者肯定，《论汉史游的〈急就篇〉》得以在《历史研究》发表。接着，沈元以其数十万字的历史学论文被黎澍看中，破格调入社科部近代史研究所。刘导生和黎澍都是爱惜人才的有胆识的领导；最主要的还因为那时正值三年困难的调整时期，毛泽东的极左做法多少受到非议，一时比较收敛，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相对宽松了一些。不然，按那时的人事常规，一个被开除的右派学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调进最高的研究机构的。
沈元来所不久，1963年第一期《历史研究》又发表他的《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长篇文章，同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载他的《论洪秀全》一文（即是前文的压缩转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日报》从未以这样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沈元得此优遇，博得满堂喝彩。沈元的文章还不单受到学术界重视，也得到了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的赏识。于是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一时间，走沈元的路似乎得到了上面的肯定，沈元的命运似乎有了转机。
当时知情人知道，所谓“转机”背后有杀机。这“沈元道路”的说法来自北京大学。其时北大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即不是毛泽东提倡的“又红又专”），对抗党的教育方针。可这“沈元道路”的说法一传开，反响强烈。周予同在课堂上声称他“举双手赞成沈元道路”。黎澍说:“近代史研究(所)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但是由于有浊流翻滚，有关领导不得不建议沈元不用本名而用笔名发表文章。
可是，有些人得知沈元还用笔名发文后，仍然不依不饶，又再次告状，甚至联名告到毛泽东那里，指责《历史研究》主编黎澍“吹捧右派”（脱帽右派还是右派），一直到毛的秘书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中宣部也发下指示“要注意影响”、再也不让沈元发表文章为止。
《黎澍十年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沈元被划成右派后，勒令退学，他在家中自学，写了有关《急就篇》的研究文章，许多学者赞赏，郭沫若见了此文，称其为“神童”，黎澍将他的文章刊载于《历史研究》并将他调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论洪秀全》文章很长，《人民日报》编辑部理论部主任何匡也是爱才，看到此文甚为称赞，要他压缩成2万字由《人民日报》分两期连载，此前还没有这个先例。结果引发非议。有人联名告状到毛泽东那里，说沈元是“白专道路”的典型。
刘志琴——沈元来所不久，1963年第1
期《历史研究》又发表他《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长篇文章，同年2 月12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载他的《论洪秀全》一文。建国后《人民日报》从未以这样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沈元得此优遇，再次博得满堂喝彩。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这“沈元道路”的说法据说是来自北京大学，其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对抗党的教育方针，这对担任党团工作的学生干部是严重打击。〖这些“党团干部学生”其实都是“党棍儿”。〗可这“沈元道路”的说法一传开，反响强烈，复旦大学的周予同在课堂上声称：“我举双手赞成沈元道路”，先生的本意无非是强调学生要有时间读书，别无深文大义。可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引发舆论大哗。沈元问题有人控告，有人赞叹，沸沸扬扬，这一下引起主管宣传部门的注意，为此也要有个说法。周扬亲自发话要学部就此问题进行调查，就这样我参与了这项工作。被调查的对象是近代史所的老中青研究人员对沈元的反映，凡被调查的对象对沈元的为人和治学都有所称道。黎澍喜滋滋地说:“近代史研究(所)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对一个小辈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实在是前所未有，而且此人又曾是右派分子，此言一出所引起的震撼可想而知。调查结果认为，对沈元的使用完全符合党的政策，本人努力改造，积极工作，在街道监督劳动期间表现良好，在来所前已摘掉右派帽子，那就不应该以右派论处，文章的检查也没有发现政治错误。其实这一调查仅限于沈元个人，而对社会反响最激烈、最尖锐的“沈元道路”避而不谈，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保护沈元，息事宁人的唯一办法，这也是从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到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处的默契，作为参预调查工作的成员，也乐于保护一个难得的人才。其时沈元又写成《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文，但已不用本名而用“张玉楼”的笔名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并加以全文转载。改用笔名也是有关领导在调查后的建议，可这一举措并未完全平息风波，有些人在得知沈元还用笔名发文后，又再次告状，甚至告到毛主席那里，不依不饶，一直到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再也不让沈元发表文章为止。
郭罗基——黎澍兼任《历史研究》主编。他在沈元的九篇文章中选了《〈急就篇〉研究》予以发表。《急就篇》是汉代的蒙学课本，即小学教科书。每个时代对儿童的教育，都是公认的常识。沈元认为，《急就篇》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他以当时人的眼光来研究汉代的社会性质。史学界为之哗然。之所以哗然，一是这篇论文开辟了研究汉代社会性质的新思路，郭沫若、范文澜都赞扬这篇文章写得好；二是沈元的身份特别引人注意，黎澍遭到一片指责：“为什么重用摘帽右派？”黎澍指导沈元写了一篇《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全文五万字，发表于《历史研究》。《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摘录一万字，以《论洪秀全》为题，刊登了一个整版。史学界又一次为之轰动。像沈元这样，从古代史到近代史都能写出好文章的人才是不多的。沈元显示了才华，也招来了忌恨。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都在谈论右派明星，一时之间传为重用右派的“沈元事件”。一天，田家英（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给黎澍：“有人给毛主席寄来了油印材料，揭发‘沈元事件’。好在落在我手里，毛见了不知会怎么批。你赶快来一趟！”田家英告诫黎澍：“你们千万要注意！”后来沈元发表文章就不能用真名了。黎澍说，和沈元同一辈的人，到研究所来了几年不出一篇文章，沈元一年出几篇文章，而且屡有轰动效应，于是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文化大革命一来，黎澍首当其冲，批他“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斗黎澍，沈元陪斗。
四、文革中被判死刑
雷光汉说——那时候正值文革造反期间，世道很乱，沈元当时和一个十八九岁的上海姑娘在一起。那姑娘虽然没上过大学，但是很有才华，我记得我们在一起谈话时，这姑娘正在用英文打字机打字，当时很少见的。她说了一句西谚，来形容文化大革命：“上帝让谁灭亡，必先使他疯狂！”还说：“戴高帽、挂牌子并不是毛泽东发明的，是希特勒当年对付犹太人的手法，电影《马门教授》里面就有。”这些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记得是68年的12月份，距离元旦不远了，沈元送我上火车站，还给了我20元钱。没想到沈元后来会被判处死刑。可能他觉得在中国无望了，要跑国外。沈元瘦高、圆脸，头小，他把自己脸用鞋油给涂黑，化装成黑人，跑到一个非洲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没想到文革期间非洲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是很好的，大使馆马上给外交部打了电话，把沈元带走了。第二年初碰上“一打三反”，就给当成叛国罪枪毙了。
何与怀——当时，沈元实在是被斗得受不了，实在是走逃无路了。他刚结婚不久，小两口日子刚刚开始。夫人是他的表妹，生得美丽，既纯洁又贤慧，与他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他们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运动一来，他俩被扫地出门，逼得到处躲藏，工作单位也不接纳，小两口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沈元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早已自顾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个“反革命”呢？那种被亲朋故旧抛弃的痛苦，那呼天天不灵、呼地地不应的绝望，是没有经历过“文革”恐怖的人所难以体会的。蝼蚁尚且要惜生，又何况是一个有灵性的年青生命!只要有一点点出路，只要有一星星希望，沈元又何尝愚蠢到要走上这一条几乎注定的死路？！
1970年4月18日，沈元在北京被枪决。北京市“公检法”（公安、检察院、法院简称，“文革”时合并为一，由军队管制）军事管制委员会签发了一份布告，行文如下：“现行反革命叛国犯沈元，男，三十二岁，浙江省人，伪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沈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妆成黑人，闯入了外国驻华使馆，散布大量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化妆成黑人？闯入外国驻华使馆？这种做法在那样的年代里实在太愚蠢，太戏剧化、太无成功可能、太让人匪夷所思了。但这的确是真的。那一天，沈元买了盒黑色鞋油，涂抹在脸上身上假扮成黑人，进了某大使馆。他欲申请政治避难，请求他们帮助他离开中国，谁知该使馆转手就把他交给了中国政府。沈元身处社会的最低层，没有任何情报可出卖，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只是为保命逃来，有何价值？岂能被收留?而且对方又如何承担得起外交风波？而在沈元方面，要重判，至少要有出卖情报之类的证据，这是司法常识，可是这丝毫也没有减轻他的罪过。这是“叛国投敌”，当然是“罪该万死”。沈元注定要命丧黄泉更因为他又踫到1970年1月31日毛泽东批示“照办”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碰到“严打”，即根据政治的需要不时以运动的方式特别“从快从严”惩办某些特定的“罪犯”。
刘志琴——文革结束后我调到近代史所，那时沈元已经按投靠苏修的罪名处死有年了。到所后我从人事处处长陈恕那里得知，沈元之所以出逃苏联大使馆，实在是被逼无奈。文革中他已经结婚，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运动一来，将他们一家扫地出门，迫使他们到处躲藏，走到哪里红卫兵就追到哪里，所里也根本不可能接纳他，两个年青人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他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早已自顾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个“反革命”?
现在的年青人可能很难理解，那种被亲朋故旧抛弃的痛苦，那呼天天不灵，呼地地不应的绝望，蝼蚁尚且要惜生，又何况是一个有灵性的年青生命!
1956年在他还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名学生时，凭着他的聪慧和好奇心，翻译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岂知就是这样一个幼稚、鲁莽的举动，触犯天条，遭受灭顶之灾。反苏本是划右派的重要根据，他竟然在火中取栗，不是极右分子是什么?
为此被开除、劳教，流落社会。当初对苏联奉为老大哥，人人都要一边倒，稍有异议的就以右派惩处。殊不知到60年代就已经乾坤颠倒，老大哥成为罪大恶极的修正主义，人人都要斥而诛之。又怎能为了一已的生路，潜逃到苏联(?)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
当初为伊沦落到地狱，今朝又梦想伊能救他于水火，殊不知愚蠢的他，又一次犯了幼稚、鲁莽的错误。他用鞋油涂黑面孔，化装成黑人潜逃，以为可混过大使馆的门卫，却被轻而易举地揭露，在两国交詈中，这是投奔敌国的行为，毫无疑问，这是叛国，犯了重罪。然而要重判，至少要有出卖情报之类的证据，这是司法常识，可他身处社会的最低层，没有任何情报可出卖，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只是为保命逃到苏联(?)大使馆，岂能被收留?可这丝毫也没有减轻他的罪过。
在狼烟四起、遍地烽火的文革年代，一个右派叛国投敌的案例，是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最佳教材。文革中的领导岂可放过这一机会。公安部门很快就把这一案例交给近代史所的群众进行讨论，名为征求民意，谁又敢说半个“不”字!
在磨刀霍霍的逼视下，人人都不能不表态，就这样全所一致同意从重从快处以极刑，沈元因此被枪决，终年30(32？)岁。
文革后我来到近代史所，悄悄问过一些人，没有一个认为他是该当死罪的，言谈中都有深深的同情，有的还为当时的违心之论怀有内疚，可在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帮他说一句话，哪怕说一句死刑缓办的也没有，一个也没有!
假如能缓刑，那就可能保住他的一条命，一个少有的才华横溢的年青生命。可这只是后来人的一厢情愿，是天真的幻想，岂不知，文革中“无端”丧命的都难以计数，何况还是“有端”的沈元!
以征求民意为名要所在单位讨论，实际上是狠抓阶级斗争教育，甚或是在钓鱼，考验每个人的态度。这是文革中的常事，此种行动说它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不为过。由公安人员坐镇，形势之逼人，气氛之严酷，绝不可能有人站出来为他说情，包括最欣赏他，在学术界勇于提出独立见解的黎澍，对他的死刑也没有表示异议。在黑云压城，万马齐喑的氛围中，有异议的也只能深藏内心，而不敢有任何表示。
沈君山——1966年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而来，沈元原是摘帽右派，不乖乖韬光养晦，还选择在专业上大出风头，这就成了当时要打倒的“白专”样板。陪斗批斗成了他的日常课，他最初忍着不与亲友联系，怕更加连累到他们，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打了一通电话给他的姐姐，唯一最亲近可以联络的亲人。说想要来她家避一避，这把姐姐吓坏了。她和妈妈住在一起，原已是被严格监控的对象，沈元一来，一定三人一起被抓进去，只得硬起心肠，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沈元苦苦哀求无效，最后只有在电话上讲了句：“好吧，那我走了！”把电话挂了。
走了，可真走了。1970年4月，北京街头贴了一张公安局的布告，说沈元工作期间书写大量反动文章，后来又化装成黑人，逃进某非洲国家大使馆被截获，犯了反革命叛国罪，被判死刑随即执行。至于他的家人，一年多后才接到通知。
《黎澍十年祭》——文革期间，沈元横遭批判，化装跑到外国使馆要求“政治避难”，被抓获后开了公审大会，在如何处理的问题上，为了体现“群众专政”，还交付当地居民讨论。第一次讨论，获得宽大，未判死刑；又重新讨论，结果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小小年纪的沈元到处受敌，四面楚歌。
郭罗基——沈元实在忍受不了，居然异想天开，化妆成黑人，闯进外国驻中国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他被门口的中国警卫人员识破，当场逮捕。这一回，斗沈元，黎澍陪斗。最后，以“叛国投敌”罪判处沈元死刑，黎澍欲哭无泪。在刑场上，沈元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其它人都倒在血泊里了，他被押了回去。实际上他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他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死到临头还在运用他的超人智慧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他希望苟延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来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到。
五、平反
沈君山——42年匆匆过去，1990年我再度回到大陆，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舅母家已搬去杭州。我先到上海，一位我们共同的亲戚到旅馆来看我。他知道我要去看他们，就警告我不要在舅母面前提起沈元。他已经逝世，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枪毙的。文革之后重判无罪，得到平反，但是人已死了十几年，无法起白骨于地下了
……
文革过去，许多人获得平反，沈元的姐姐（沈蓓）和80岁的老母上访北京，追究事件始末，1980年春天她们终于拿到一张正式平反的通知：“原审被告沈元……因现行反革命叛国罪……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被逮捕……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处其死刑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决书。二，对沈元同志宣告无罪。”
就是这样的一张纸！一位80岁的老母千辛万苦地争得了这张纸，沈元正式宣告无罪了。但是收到判决书的刹那，母亲失声痛哭：“我不要纸，我要人呀！”但那人再也争不回来了。
刘志琴——沈元早已成为枯骨，再也听不到为他不平，为他流泪的亲友的呼唤，但这一结论对他的家人，对所有为他负疚的同仁，是一种解脱。这也只能是对后人的一种象征性的安慰，在文革暴政挤压下的人性，只能容有这一丝余地，留待他日重申，不可弥补的是，沈元永不归来了。这已是远去的历史了，沈元也早已被人们淡忘。他的后事，家属的下落，也杳无音讯。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
时至今日不禁要反思，多年实践而证明的爱国者们，在当年何以要冒“叛逃”的罪名远走他乡?
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好人也会被暴政逼得无奈，甘冒人言之大不讳而自救救人，对此只能予以公道的评说。如今他们都已经有了完满的结局，这不禁令人联想到沈元，可叹的是，他已经永远没有下文了，生命的戛然终止，使他再无机会表现对国家的忠忱，留下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刺心之痛，长留人间。
刘再复《面对高洁的亡灵》一文——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沈元的名字，记得这一个年青杰出学者被活埋、被毁灭的悲剧故事。……在想起他的悲剧时，我首先想到他在过去那些荒诞岁月里，自己也曾发过疯，也振振有词地批判过‘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唯恐落后地和‘沈元之流’划清界线甚至加入声讨他们的行列。我真的感到自己参与创造一个错误的时代，真的感到自己也是谋杀沈元的共谋。”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作者）——2007年，我发表了题为《从受难者看“反右”和文革的关联：以北京大学为例》的文章。反右派运动中北京大学有716人被定为右派分子，七人后来被判处死刑，沈元就是其中之一。
郭罗基——八十年代，北京大学党委为沈元作出“改正”的决定，认为：原划右派，属于错划，并撤销对他的开除团籍、劳动教养、开除学籍的处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沈元平反了“反革命”罪。当沈元的母亲拿到平反通知书时，呼天抢地，号啕大哭：“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改正”、“平反”怎能抚慰沈元的冤魂？怎能平息母亲的悲愤？黎澍逝世前曾与我商量如何纪念沈元。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出版他的遗稿。沈元的一包文稿，被研究所的行政人员拿走，不肯归还。黎澍说，还有沈元读过的一部《汉书》，上下左右都用蝇头小字写满了批注，很有价值，可以用以补校前人的注。因无人识宝，故幸存下来。这就是出版《汉书》批注的最初动议。沈元的兄长沈荃、姐姐沈蓓，怀有对偏怜小弟的深情，奔走数年，出资数十万（人民币），由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汉书补注〉批注》，以慰沈元的在天之灵，也是为了抢救文化遗产，不致湮没。
何与怀——
沈元根本不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被捕之后，夫人仍抱着企望。她对一起挖防空洞（当时全民挖洞，落实毛泽东关于“深挖洞”的最高指示）劳动的老大妈说：“我决心再等他个七年八年，总会出来团聚的。”没想到有一天，她被叫去开群众宣判大会，在大会上沈元和其它“反革命分子”一起被押上台，并被宣布以叛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万众口号齐呼之下，沈元这位夫人也是表妹当场晕了过去。
文革结束以后，终于有了一张带有尾巴的平反通知书。此时此刻，沈元坚强的母亲在儿子死后第一次放声大哭：“我要人，我不要纸，不要纸啊！我送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儿子，为什么现在还给我一张纸？我要人啊！我要人啊！”可是，母亲再也要不来儿子了——儿子被另一位抽象的“母亲”杀死了。
郑逸梅先生撰文道：“1964年，我与周瘦鹃、陶冷月同生于清光绪乙未年，70岁，属羊，朋好戏称为“三羊开泰”，为祝寿于新雅饭店，参加者有朱大可、陆澹安、程小青、管际安、徐碧波、严独鹤及其夫人陆蕴玉、江红蕉、孙雪泥、丁慕琴、余空我、姚苏风、平襟亚、王巨川、吴明霞、胡亚光、芮鸿初、孙筹成、沈禹钟及其女修颂，并摄影留念。”这一雅集成为文坛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