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中国没有同济，抗战将会延续多久?

我所接触过的炮兵兵器--一个国民党炮兵业务人员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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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_leo

 发表于 2013-7-1 22: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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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辽宁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 

我于1933年进入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兵工署，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共持续工作了16年，其中绝大部分时间是从事炮兵兵器业务。现将我自己亲身接触过的有关炮兵兵器的几件值得记载的事叙述出来，这些事也可以说是解放前16年中我国炮兵兵器史的一部分。

一、中国的第一批机械化重炮(注:德制32倍15公分重榴弹炮)

在旧中国的炮兵部队中所配备的火炮，绝大多数是75毫米口径的野炮或山炮。这些炮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式样，射程近，火力小，用马挽曳或驼载，运动性能极差，远远落后于30年代的战争要求。1934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政部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向德国订购了一批机械化重炮，口径为150毫米，炮管身长32倍(口径)，所以全称是“32倍15公分重榴弹炮”，简称“32倍15榴”。最大射程是15公里，配备有榴弹和穿甲弹两种炮弹，弹重42公斤。榴弹作为杀伤和破坏地面目标之用，穿甲弹可以击穿军舰的装甲，并能作为移动的要塞炮用。当时是以日本作为假想敌人而计划的。全炮重量约6吨多，用汽车牵引，炮手都坐在牵引车上，指挥官以及其余随炮人员都分别乘坐不同种类的专用汽车，构成了一支全部机械化的部队。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批机械化重炮。这种炮当时在国际上也是属于第-流水平的武器。-共订购了24门炮和附属装备，特地建立了一个重炮团，番号是炮兵第十团。第-任团长是彭孟缉。团下有3个营，每营有两个连，每连配备重炮4门。

订购该批重炮时，国外有几个军火制造厂的来报价，有捷克的司科达公司，德国的克鲁伯公司和莱茵炮厂。克鲁伯的大炮早已驰名中外，他是德国陆军的军火供应者，曾为德国陆军制造了-种15公分重榴弹炮，炮管身长为30倍，射程为13公里，达不到我方要求的15公里距离，而莱茵炮厂可以按照我方条件设计，所以最后把这批定货交由莱茵炮厂承制。该厂在中国的代理商行是禅臣洋行。签订合同时中国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派人到德国去驻厂监造并验收。实际上是想借此机会派一批技术人员亲自参加该炮的制造工作，以便从中学习造炮技术。

这批验收人员由兵工署组织选派。最初兵工署指定出技术司炮兵科科长庄权带队，以后改由设计处处长江杓带队。一共选派了10个人，连带队者共11人，组成了一个重炮验收团。其组成人员如下:

十五榴重炮验收团人员名单 

姓名 当时职务 学历及专长 外语程度

江 杓 技术司设计处处长 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毕业机械制造 德语流利

陆君和 技术司炮兵科技正 同上 同上 

熊梦莘 金陵兵工厂药厂厂长 日本帝大造兵系毕业 日、英、德(初学)

王 铨 金陵兵工厂药厂技术员 兵工专门学校毕业，火药制造 英、德(初学) 

沈莘耕 技术司炮兵科技士 同济大学毕业，机械系 德语熟练 

张家骥 技术司炮兵科技佐 同济大学技工学校毕业 德语一般 

王国章 技术司设计处技佐 同济大学毕业，机械系 德语熟练 

李式白 巩县兵工厂炮弹厂主任 同济大学毕业，机械系 德语熟练 

周佑庭 巩县兵工厂引信厂主任 同济大学毕业，机械系 德语熟练 

段士珍 技术司设计处技佐 兵工专门学校毕业，造兵系 德语(初学) 

施正楷 技术司设计处技佐 兵工专门学校毕业，造兵系 德语(初学)

从验收团人员的组成情况来看，都是学有专长的专业技术人员，大部分熟练德语，实力颇为雄厚。人员组织就绪后，一切手续准备完毕，于1935年4月初由上海乘意大利邮轮"康特罗梭"号启程。船行23天到达了意大利的威尼斯城，当天晚上转乘国际列车直赴德国柏林。到柏林后先向中国驻德大使馆的商务专员办公处 (简称商专处)报到。当时的商务专员谭伯羽，他是国民党大政客谭延闿的儿子，德国柏林大学毕业。

莱茵炮厂接到订货合同之后急于开工制造，但是由于中方的验收人员未到，不能投料，因为验收工作第一步先要检验毛坯材料是否合格，只有合格的材料才能投入加工。为了不延误厂方制造，已由商专处临时派了一名中国留德学习机械的大学毕业生汪源博士，先到厂去暂时执行验收任务，因此我们必须尽快前往莱茵炮厂展开工作，所以在柏林只停留了四五天办理一些必要的手续，就去莱茵炮厂了。菜茵炮厂位于莱茵河畔的杜赛尔多夫城，是一个综合性的机械加工厂，自己有炼钢和锻造能力，专门制造炮管和其他高强度的合金件。这批重炮定货除大炮本身外，还包括炮弹，光学观测器材，各种机动车辆等附属装备，火炮本身由莱茵炮厂全部制造，其他项目则分别由各专业工厂承造。这些专业工厂分布在德国各地，有的还在荷兰，对于每种产品都必须派人去监造验收。因此要对人员进行-次分工。初次分工情况见下:

姓名 驻在地 工厂名称 分工情况

江杓 杜城 莱茵炮厂 掌握全团工作

陆君和 杜城 莱茵炮厂 火炮验收

熊梦莘 杜城 火药厂 炮弹火药验收

王 铨 杜城 火药厂 炮弹火药验收

沈莘耕 杜城 莱茵炮厂 炮架验收

张家骥 索梅达城 引信厂 引信验收

王国章 杜城 莱茵炮厂 炮管验收

李式白 玛格得堡 炮弹验收

周佑庭 索梅达城 引信厂 引信验收

段士珍 杜城 莱茵炮厂 炮管验收

施正楷 杜城 莱茵炮厂 炮架验收

分工既定，有关人员分赴各地进行工作。至予炮兵团的光学观测器器材和军用机动车辆等，则为专业工厂的标准产品，无须驻厂监造，只在交货时临时派人去厂进行验收即可，故不必指定专人，此外这批重榴弹炮是莱茵炮厂根据我方要求新设计的，对于炮弹的弹道诸元必须根据计算结果通过实际射击加以校核，这也有必要派人参加试验工作，而验收团中没有配备学习弹道学的专业人员，乃从中国留德学生中选了一位这门人员补充到验收团中负责弹道校核和射击表的制定工作。此人名叫熊鸾翥，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生，考取了庚子赔款奖学金派到德国留学的。

验收标准都是根据德国陆军现行的有关炮兵兵器条例及德国工业法规进行。从锻造、铸造毛坯开始，先作材料试验，每个验收员都有一个专用小钢印，对于合格的毛坯加盖钢印后才许发到加工工段进行加工，最后加工完成的部件必须有验收员原来盖的钢印者才能提请成品验收，验收合格后再加盖一个钢印才算正式成品。只有符合上述手续的正式成品才允许进行组装，手续极为严格，对于确保质量却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每天按照厂方工作时间上下班，除了参加各种材料试验及成品验收工作之外，其余时间都在厂内学习加工工艺，同时也起到了监造作用。自1934年5月制造开始到同年9月中已有第--批火炮4门组装完成，可以进行射击试验，莱茵炮厂自己有一个射击场，在德国北部哈诺威城附近的一片荒草原上，地点名叫“温特吕斯”，射击场内有各种试验设备和一个装药厂。由于附近没有村庄，到这里参加试炮的人员都住在一个招待所内，这个招待所名叫“和平森林”，多么美丽的名字!听起来好象手执橄榄枝的天使，实际上却掩盖着战神的凶残面目。每门炮都要进行强装药射击和精度射击，这是考验炮身的强度和精度，此外还要进行施行试验。特选定一段坎坷不平的公路，用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拖着炮运行120公里，这是对炮架的考验，看看经过强烈震动后炮身各部结构是否发生变形。两种试验作完之后，将炮运回莱茵炮厂。折卸开来对各部进行检查，结果发现有些部件出现了变形，当即向厂方提出异议，拒绝验收。后由厂方修改了设计，把有问题的部件更换新件，再作试验，没有发现新的问题，才算最后定型，开始大批生产。

在这一段时间内验收团的一部分人员由于各种原因变动很大。有的调离他去，只新补充了一位在德国学习机械制造的留学生名叫陆振国的，参加验收团，驻在杜城莱茵炮厂担任炮架验收工作。自1935年开始在杜城莱菌厂常驻人员除团长江杓外，团员只有施政楷，陆振国、熊鸾翥和王国章。这时光学器材和军用车辆都已陆续交货，要求派人到厂验收，这些工作都指派由我兼办，因此我除了负担试炮验收工作以外，还要到各有关工厂去进行对各类器材的验收工作。去的地方很多，流动性较大。

到1935年5月份，24门炮全部验收完毕，并随同炮弹及炮用器材，车辆等陆续运回国内。验收团的任务至此结束。我于1935年8月随团长江杓回国，带回来炮的全部制造图纸和不少有关造炮方面的技术资料以及验收规程。

这批炮运到国内即交给了炮兵第十团。我回国之后曾到该团讲解这批新炮的构造和使用方法。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我就和这批重炮没有联系了。但是由于我曾亲自参加这批重炮的制造工作，对它特有一种不同的留恋感情，因而不时留意这批重炮的下落。直接接触和间接传闻都能触动旧日感怀，兹逐条记述如下:

1、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据说炮十团有一部分驻在上海附近的真茹镇，当时上海日军司令部设在虹口，在十五榴射程以内，据说曾向日军司令部射击过。

2、1937年冬季炮兵第十团有一部分驻在江阴加强江防，防止日本军舰溯江上犯。但在年末又调离开江阴。大约在1937年11月20日前后，我随兵工署长俞大维去江阴试射新安装的要塞炮时，从南京出发，半夜在京杭公路上和炮十团的炮队相遇，牵引车拖着重炮，车灯射出耀眼的光柱，车队浩浩荡荡，络绎不绝，往南京方向驶去，场面极为壮观，这在平时不易见到。

3、以后听说在台儿庄战役时这批炮曾发挥过威力，给日军一定打击。

4、1938年夏季，我带着一批技工在湖南衡阳接收国外运来的火炮，当时炮十团有一部分驻在耒阳，曾派人邀请我们去给十五榴进行检修。这是我在解放以前和这批炮最后的一次接触。

5、解放后1961年，我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里曾见到一门十五榴重炮陈列在兵器馆的大厅里，炮上还有我的验收印章，炮上铜牌的仿宋字也是我当时在德国所写，由莱茵厂刻的。重睹故物倍增回忆。

假如中国没有同济

假如中国没有同济，抗战将会延续多久?九年，十年，还是十二年?当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面带惘然。带着疑问，翻开那段狼烟遍地的历史，追寻同济颠沛辗转的脚印，我们或许会从中找到答案。

(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隆隆炮声和日军步步紧逼的铁蹄终于敲醒了国人的神经。面对亡国亡种的危险，有识的学生，商绅，工人纷纷走上街头抗议请愿，将矛头直指绥靖政策下的国民政府。9.18当天，正在南昌督战展开对红军的“第二次大围剿”的蒋介石获悉沈阳沦陷之后，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已是民怨鼎沸之中委员长如果再不有所动作，继续涎着脸“攘外必先安内”，整个国民政府势必将成为众矢之的。他一面马上乘上了返回南京的火车，一面电令南京政府火速准备一份战事报告。在他到南京之后，乱作一团的国民党行政院向他递交的战事报告中称:“中日军队军力悬殊之大，令人震惊，尤其武器装备，不及敌十分之一。倘若全面开战，恐难有胜算。”还未喘过气来的蒋介石读罢如坐针毡，急的直拍桌子骂娘，日军一旦做稳东北，寻机北下，他在南京这把龙椅如何能坐的安稳?出于恐惧，他连夜致电英美政府，希望看在往日的旧情上在危难关头能拉中国小兄弟一把，给与国民军队足够的武器和技术支援。谁知心怀鬼胎的美英根本不买老蒋的账，他们以和日本没有正面的利益冲突为由，拒绝施以援手。无奈之下，蒋介石只能转向和中国关系不冷不热的德国。当时德国已从逐渐走出了一战战败国的阴影，韬光养晦的经济政策使国力迅速飙升，尤其是兵器制造业，在国际上已是首屈一指。如能得到德国政府的拔臂相助，无疑会增加将来中日开战后的胜算。但如何说服德国政府向中国提供军援呢?蒋介石想到了一个人---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国立中山大学校长的朱家骅。朱家骅早年毕业于同济德文医工学堂机电专业，随后赴德留学，先后获得机械，地质学博士学位。就职国民政府之后，就一直活跃在中德科学商贸交流领域，和德国政府交道打得颇多，非常熟稔德国人的性情。蒋介石私下的盘算就是，借朱家骅之手修好和柏林的关系，最终达到获取德国军援的目的。

数月之后，在蒋的授意下，朱家骅带领由同济大学教授，国民政府高官组成的访问团来到柏林。他凭借自己留德期间积累的人脉和同济大学与德国特殊的“血缘”关系，迅速为国民政府争取到了大宗武器援助，德国政府还专门向中国政府派遣了军事顾问，以帮助训练国民党军队使用新式装备。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中德军备合作更加密切，双方签署了《五年军事工业发展计划》，德国开始帮助国民政府建立军事工业，甚至委派了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上将帮助蒋介石组建装备优良的国军德械师。其中已擢升为国立的同济大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的机械专业担任了几乎所有国军德械师装备从谈判到购买至维修和改进的工作，以1935年国民政府派遣赴德国莱因炮厂监造并验收最新型150毫米榴弹炮的技术人员名单为例:

150MM榴重炮验收团人员名单

姓名 当时职务 学历及专长

江杓 技术司设计处处长 同济大学，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毕业，机械制造

陆君和 技术司炮兵科技正 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毕业，机械制造

熊梦莘 金陵兵工厂药厂厂长 日本帝大造兵系毕业

王铨 金陵兵工厂药厂技术员 兵工专门学校毕业火药制造

沈莘耕 技术司炮兵科技士 同济大学毕业，机械系

张家骥 技术司炮兵科技佐 同济大学技工学校毕业

王国章 技术司设计处技佐 同济大学毕业，机械系

李式白 巩县兵工厂炮弹厂主任 同济大学毕业，机械系

周佑廷 巩县兵工厂引信厂主任 同济大学毕业，机械系

段士珍 技术司设计处技佐 兵工专门学校毕业，造兵系

施正楷 技术司设计处技佐 兵工专门学校毕业，造兵系

其中的同济毕业生竟占了一半之强。抗战全面爆发后，这些德械师在狙击日军进犯上海，徐州等地起了重要作用，以自身伤亡20余万的代价给日军以巨大杀伤，为人员和重要物资内撤赢得了宝贵时间。

(二)

上海沦陷之后，同济大学开始了辗转流离的颠沛命运。考虑到战争期间急需军工人才，国民政府便将同济安置到了李庄，同时迁往的还有国民政府兵工署。这种安排当然不是巧合，而是出于抗战的需要，当时李庄密设的兵工署和数家兵工厂中的技术骨干全部来自同济。同济师生白天上课，晚上便在兵工厂仿制和研发武器，焚膏继晷，夜以继日，无论教授还是学生，都将报国的热情倾注在了新型枪械的研制生产之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后期国军德械师大量配备的被称为“国枪”的“中正”式冲锋枪，其原型就是大名鼎鼎的毛瑟1924型7.92毫米步枪，由同济大学毕业生在河南巩县兵工厂首次仿制成功，并在李庄大量制造，性能上优于当时日军的制式步枪“三八大盖”。同样设在重庆的第五十兵工厂，同济大学教务处长、机械系教授薛祉镐担任总工程师，和由同济毕业生为骨干的技术部以德国工业标准研发了当时技术上极为先进的120毫米口径的牵引式榴弹炮和6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及炮弹，令日军大为胆寒。1920年毕业于同济大学的兵工署委员、汉阳兵工厂厂长、少将刘东騋发明了枪榴弹并装备部队，在首次使用时就给与日军极大杀伤，被日军称为“催命弹”。从1937年同济大学内迁开始到1945年同济从李庄回迁上海，同济大学工学院尤其是机械系为抗战培养了近千名的军工人才，当时中国军工系统，包括鱼水雷，航空，坦克等尖端技术领域，都遍布同济毕业生的身影。像军工署，50兵工厂，汉阳兵工厂，巩县兵工厂(前身为汉阳兵工厂枪弹厂)等大型军工企业中从高层技术和研发人员几乎都出自同济。而在蒋介石高层军工委员的名单上，同济毕业生占了几乎二分之一。据说，委员长每次开军工会议，口头禅便是:“同济的来了没有，来了就开始。”八年抗战，民族命运的砥砺和磨难，数万里的流离和颠沛，使得众多同济人被镌刻在了中国兵工史的勋功册上，他们为捍卫铁蹄之下中国，为解救倒悬之中的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

兵工署工程师、机械系教授，当时机械精密仪器领域的泰斗级人物蔡其恕，主要从事战时炮兵武器的研发工作;

兵工署精确研究室主任，二十二兵工厂负责人，中国望远镜之父周自新，主要负责军用望远镜及各种火炮枪械瞄准装置的研发工作;

兵工署研究发展司研究专员、工业司副司长，第五十兵工厂工务处处长王国章，主要从事炮兵武器的研发工作;

兵工署研究委员会委员、汉阳兵工厂副厂长、中将杨继曾，主要负责国军战时武器的供给工作;

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委员、中央军械修理厂厂长邓士章，负责国军战时武器修复工作;

兵工署工程师、中国现代光学奠基人彭明经教授，主要从事炮瞄装置的研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