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史料的辨析和运用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史料学一史料工作是学术研究的根基所在，第一手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尽可能全面地占有资料，然 后加以鉴别，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在占有全面的、翔实的、具有学术蕴含的史料的基础上，发现 有价值的研究选题，形成有创意的学术观点，正体现了科学的态度，严谨的学风，也是学术研究的 基本途径和最为行之有效的方法。 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意识的觉醒和史料学建设的起始，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马良春在 《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1的文章中最早动议和倡导了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 作，其后，樊骏所撰长文《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第一次系统地对现代文学史料 学工作进行了总体考察和初步建构，樊骏的文章说:“到了现代中国，虽然在理论观念和技术设备方 面，史料工作具备了远比古代优越的的主客观条件，但在很长时间里，它并没有作出超越前人的成 绩和重大进展;相反的，连这项工作本身也不再受到过去那样的重视了。”“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本 身而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所研究的对象还处于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因此关于它的探讨，基本上属 于同时代人的文学批评，很少把这作为一段过去了的文学历史进行系统考察的，自然也就谈不上重 视史料工作了。”建国后，“出现现代文学研究的最初繁荣，并且大致确立了这门学科的基本格局， 史料工作却没有相应的建树。”现代文学史料工作又被推迟了近三十后的20世纪末期，中国现当代 文学研究，已经无可选择地走到了倚重史料的阶段，研究的全面突破和发展，也毫无疑问地取决于 史料准备的充分和成熟与否。于是，樊骏提出:“对于今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要有信心，相 信会有更大的发展和提高;要有勇气和毅力，去克服各种困难和挫折;更要有紧迫感，懂得任何延 误都意味着给后人留下更多的无法填补的历史空白。”2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现当代文学史料学建设，在前辈学者的建议呼吁和与研究实践的互 动中有了长足的进展，陆续整理出版了一大批文学运动、文学社团、作家作品研究的系统资料。史 料学的成果又一次带来现当代文学文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世纪末到新世纪十年的学术研究，表现 出明显的实证性特点和趋势，而今，实证性研究方兴未艾，史料学建设也已步入正轨，走向常态， 百年中国文学历史，正和中国古代文学历史整合一体，纳入了中国大文学历史的观照和研究框架。 笔者近十年所从事的胡风文学社团、文人集团的研究，应属于偏重史料和实证性的研究课题。 在研究过程中，对现当代文学史料学构建方面的特点、难点和问题，有一些粗浅的体会，这里就胡 风社团研究为案例，探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史料的辨析和运用方面的两个困扰自己的问题，以求教 于方家。 传记性史料的真伪辨析问题 传记性史料，一般指作家的传记、日记、书信等史料。有关胡风派文人集团的传记性史料相对 来说应该是比较丰富和完备的，胡风、路翎等重要人物各有传记多种，也留下可观的个人日记和往 来书信。这一文人团体中在他们的冤案得到平反后，幸存者或其后代家属陆续写出了一批传记和追 怀纪念文章，经历了惨痛的政治迫害和人生磨难后，他们申诉冤情的愿望非常强烈，说清历史的意 1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l期。 2樊骏:《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14、215、217、315页。 -49l- 识也非常清醒和自觉，于是给后人和研究者提供了走进和研究那段历史的宝贵资料。相较而言，曾 经处于主流阵营代表政治力量的历史亲历者，回忆往事和述说历史的积极性则比不上前者，比如周 扬，研究者甚多，但他自己的亲笔回忆则少见。这就造成论战双方史料的不均衡，这就给研究中梳 理文人之间的矛盾纠葛，和澄清对立双方的论争的是非曲折，带来了一些遮蔽和盲区，加上外在历 史主流话语力量和人云亦云的影响，容易出现判辩上的一边倒，不能真正回到历史的原初语境，真 正呈现复杂多变的历史样态。 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很多的传记和回忆都是站在今天回溯往事，也有一些的旧事重写，事隔数 十年，记忆不一定准确，特别是一些细节问题上有明显误差，加之各人思想立场的不同，造成对同 一历史事件出入颇大甚至完全不同的叙述和判断。所以，面对后写的传记性史料，一定要谨慎从事， 不可盲从任何一方提供的资料，甚至名人的资料也未必完全可信。这样，为了保证历史叙述的客观 性，著述之中经常是同时征引不同历史亲历者的回忆资料，尽管说法各各不一的，却也呈现出一个 复杂多义的历史情境。历史叙述有时本身就因为亲历者的立场和角度的不同，或者由于所述事件的 细节和偶然性因素，而显示着事实的模糊性和微妙性，具有这种模糊性和微妙性或许本身就是历史 的真实和有趣所在。但另一方面，史料的复杂歧义也确实影响了研究者对历史真实的清楚判断，甚 至无法得出一个基本的事实或是非指归，这又不能不说是研究的一大遗憾。笔者在研究七月社的缘 起时，阐明胡风在左联时期的处境和地位，以及胡风与鲁迅、与周扬的亲疏关系时，涉猎到许广平、 冯雪峰、胡风、茅盾、阳翰笙、夏衍、任白戈、徐懋庸等左联成员所写的回忆录，就出现了众说不 一或者因为宗派情绪而说法截然相反的情况，使得左联时期的人事纷争乃至文艺运动格外地扑朔迷 离，虽然史料的积累已经相当丰富了，但这段文学历史和人事关系中的是是非非，多少年来还是争 议不断，看法不一。 因为政治运动的原因，现当代文学史料曾经遭受严重的人为损毁，还有一些史料为满足政治需 要、追随政治风向而被删节和修改。比如茅盾在文革中就曾改过日记，50年代观看某部电影的印象 “甚好”，于是写在日记中，文革开始后这部电影受到批判，茅盾遂把日记中的“甚好”改为“甚坏”。 一代大家，尚且置史实于不顾而一味跟风，让人无法不对现代史料存有怀疑。学术研究如果盲从此 等史料，就不是简单的出纰漏的问题，而是要在根本上颠覆我们学术研究的根基。由此可知，现当 代文学研究中传记性史料的真伪辨析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非常的警觉和重视。 档案公布中的史料变化问题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的获得和运用，相当程度上依靠相应的历史档案的解密和公布，甚至可以 说，学术研究推进的速度和研究的广度深度，也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历史档案解密和公布的速度和程 度。现当代历史档案的公布和清理，也直接影响着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和发展， 档案的封存造成史料的匮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难以对并不久远的历史真相进行准确的 判断和清醒的认识，学术研究过程中受限于史料的匮乏，造成研究成果经不住新发掘的史料的印证， 一旦有新的档案打开，就可能动摇立论的根基，从而使研究变得短视乃至短命，严重地影响了现当 代文学文学研究的质量。 笔者近十年来研究胡风及相关现代文学社团和其后的胡风集团，对档案解密和史料公开在研究 中的作用有着深切的体会。在进行以人事关系为出发点并贯穿始终的社团史研究中，重视对一个文 人团体的生成、演化、变异过程的史实性梳理，沿着这一文人群体在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人事 关系及人生遭遇的线索，梳理出从左联到七月社和希望社以及相关的小社团、直至“胡风集团”的 历史生成过程，探索其发生、演变直至消隐的深层原因，总结出现代文学社团生长变化的生态规律 和经验教训。 所谓人事关系，有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外部关系从左联开始考察，纵横交错，比较复杂，其 中牵扯到左联阵营的矛盾以及与政治力量的抗衡，胡风追求并试图保持一种具有文人独立人格和文 学存在形态的文人集团，但实际上从来真正成为纯粹的文人集团，外在的压制和自觉的依附，都使 这种追求不可能实现。社团内部关系一般来说比较简单，基本上是作者和胡风的投稿关系，个别关 系比较复杂，比如胡风与路翎、胡风与舒芜的关系，影响到了这个社团的命运。这种伴随着文学生 .492. 涯的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文学、人与政治的关系史，也是文学社团研究的一种新思路。 这种历史生成法式的考察和尽可能呈现历史原初语境的研究期望，使得本课题对占有和梳理史 料有着非同一般的要求。这种以依靠实证，联系地动态地考察问题，重视历史事件中的偶然性因素， 关注细节，呈现事实的模糊性和微妙性的著述思想，将有可能写出更为接近文学史真相的社团发展 史。不敢说自己的著述达到这个期望，但却始终以此为奋斗目标。虽然做了很大的努力，但在资料 的占有特别是第一手资料的搜集上依然有很大的缺憾。研究中最深切的体会是，一旦有新的档案打 开，新的史料公布，极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面临着对学术命题重新思考。可以预见，随着现当 代文学档案公布工作的进一步展开，随着史料的进一步公开、发现和发掘，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中很 多实证性的研究课题将会不断地得到补充、完善和深化，甚至有根本性的变化，这也是中国现当代 文学学科的一个特点和难点。对我自己来说，目前社团史所呈现的，仅仅是这项课题进行过程中的 阶段性成果，要尽可能地趋近于理想的研究目标，还有待于外部环境的再度宽松，研究思想的再度 解放和不止一代学人的艰苦努力。而最具体的，就是历史档案的全面完整的公布，将极有可能改变 目前我完成的社团史的面貌。因为，现在的研究成果中，实在留下不少史料的空白或者因史料的不 信、疑虑、矛盾而带来的所谓“分寸”，所谓“留有余地”，说到底，依然是研究的一种不清楚和未 完成状态。 档案的未公布和史料的人为限制，使得倚重史料的实证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课题很难做到准 确和完善，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门冒险的和遗憾的学问。研究中史料的征引和辨析，好像永无止境， 文中的各种疏漏和谬误也总是难免，在交稿的最后一分钟前还在发现和订正问题。更令人忐忑不安 的是，有可能今天成果面世，明天就要面临最新公布档案或史料考据的检验，这是现当代文学研究 的尴尬所在，或许也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魅力所在。真相和真理，总是在不可知的前方招引着，史 料挖掘无止境，研究也无止境，慢慢长途，苦苦求证，这是研究者的职责，也是研究者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