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 然
近日卧病在床,闲翻周作人的《看云集》,又看了一回苦雨翁假托与沈启无通信而写的草木虫鱼系列的《关于蝙蝠》。沈启无,原先我只约略知道他是周作人的学生、苦雨斋过从甚密的青年学人,这次我却注意到他居然就是我们淮安人。光阴荏苒,逝者如斯,故乡这块土地上,谁还记得这位与红学家俞平伯、民俗学家江绍原、诗人废名一起号称周作人四大弟子的,在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上崭露头角的诗人学者呢?这不禁引起我对他的生平搜隐抉微的愿望了。
然而时光的冲洗和人为的抹杀,沈启无的情况在现代文学研究界恐怕也是不甚了然的多,即使在几本著名的周作人的传记里,沈启无的面目也很模糊甚至扭曲。2005年东方出版社要重印沈氏那大名鼎鼎的《近代散文抄》,编者黄开发先生辗转联系上沈启无的长女沈兰,并且得到了沈氏自己誊抄的1968年给有关组织的个人交代材料,黄先生整理为《沈启无自述》,发表在2006年第一期的《新文学史料》上,沈启无的历史才逐渐明晰起来。
一
沈启无,1902年生于淮阴的一个地主家庭,家中有着二百多亩田地可以收租。《自述》称:“小时在私塾念书,十三岁进县立高等小学,十七岁考进江苏省立第八中学。原名沈鐊,字伯龙,到大学时改名沈扬,字启无。1919年在中学快毕业的下半年,因反对叶秀峰(国民党省党部秘书长)的父亲来做校长,被教育厅挂牌开除。”据我考证,沈氏关于1919年被开除一事记忆有误。1917年江苏省教育厅任命同是淮阴人的著名教育家李更生为位于扬州的省立八中校长,李更生大胆革新,引进民主思想,首创文理分科,迅速使八中成为省内名校,五年之内一直得到师生和省政府的支持,这可以从省里支持他向扬州驻军讨要驻地府衙作为校舍一事得到证明,这期间不可能发生更换校长的事。直到1922年夏天李更生因妻子唐治英病逝回淮治丧、并因扬州驻军等反动势力的制肘而愤然辞职,这时才有叶秀峰父亲来接任校长的事。八中师生因此发动挽李驱叶的风潮,领头的几十名学生被开除。沈启无应该是领头而被开除的学生之一。他敢于斗争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八中的进步教育,一方面恐怕也真心为同乡的李校长惋惜。沈启无若在毕业前一年即1922年被开除,那么他应当于1919年秋入学(恰好十七岁)、1923年6月毕业,因为当时八中是四年制。李更生1922年6月在《第八中学壬戍级纪念册序》中,有“顾此四年中,诸生父兄既竭其精神财力为诸生谋矣”的话;上海师大教授张云谷回忆:“我考入八中是1919年,那时柳大纲(曾任中科院化学所所长)是三年级生,朱物华(朱自清弟弟)是四年级生。”(见《李更生纪念文集》)
1923年沈启无考入金陵大学预科,1925年转学燕京大学,在此结识哈佛燕京研究院的研究员、地下党员萧项平,经萧介绍入党,并担任过党支部书记,1928年毕业后因往南开教书而脱党。但脱党后他还在营救被捕的刘仁等共产党员的行动中提供经济资助。大学毕业后沈启无与曾由萧项平携至北平的浙江女孩傅梅结婚。在淮阴老家,沈启无曾经有过一次父母之命的婚姻,有个和他同岁而不识字的叫陈光华的妻子。但在那个标榜男女平权、恋爱自由的后五四时代,沈启无这样的行为正是知识青年冲破封建礼教的革命举动呢。
1925年的燕大课堂沈启无遭遇了周作人,从此走进了苦雨斋,也走上了他光辉而又无奈的文学路。1929年起,他先后在燕京大学、河北女师、北大女子文理学院任教,1932年北平人文书店出版了他的《近代散文抄》,周作人为之做了两篇序言,俞平伯写了跋。《近代散文抄》再现了晚明小品的文学价值,体现了苦雨斋文人的文学旨趣,也为沈启无赢得了文坛上的名声。从此,他的作品频繁出现在北平的各种报刊上,仅30年代中期就有《帝京景物略》、《闲步庵随笔》、《刻印小记》、《闲步偶记》、《珂雪斋外集游居杮录》、《谈古文》、《再谈古文》、《三谈古文》、《风俗琐记》、《记王谑庵》等,并于1933年出版了他编校的《人间词及人间词话》。
1937年北平陷落,各大学纷纷南迁,沈启无在周作人的劝说下留了下来。1939年1月1日沈启无到周宅拜贺元旦,进来一个年轻人,对着沈启无和周作人各开一枪,沈启无弹中左肩住院四十余天,周作人因纽扣阻挡毫发无损。这起近来证明是铁血青年“抗日锄奸团”所为的枪击事件,反而加速了周作人下水附逆的进程。3月28日周作人就接受了伪北大文学院筹备员一职,8月就任文学院院长。沈启无也随之担任中文系主任,后又担任伪华北作家协会评议员、“中国文化团体联合会”筹委、“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主任理事。
1943年沈启无随团参加日本第二届文学报国会,由于日本方面不满意周作人首鼠两端的消极配合态度,日本作家片冈铁兵发言攻击周作人为“反动老作家”,“要不容宽赦地粉碎他”。周作人怀疑是沈启无的教唆,勃然大怒,即于1944年3月15日发表《破门声明》,将沈启无赶出师门,并且停止他在北大的职务,斩断了沈启无在北平的生路,也斩断了他的文学之路。
二
破门苦雨斋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件有名的公案,这件公案的直接导火线是片冈铁兵的发言,但是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周作人和日本主子以及沈启无之间微妙的分歧。周作人事伪以后惴惴不安,做事作文都力图在日本、国民党甚至共产党之间预留余地。1942年起他写了一系列的论文,《汉文学的传统》、《中国的思想问题》等,要求日本侵略者减轻暴政、以儒家仁治思想来实施行政,从而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周作人的言论与日本大东亚新秩序思想发生了抵触,引起了日本主子的不满,1943年8月25日召开的第二届东亚文学者大会上,日本作家片冈铁兵不点名地攻击了周作人,“用很消极的表现、思想及动作”,“敌对着我们及你们”的“反动老作家”正在和平地区内反对着你们的理想和热情,我们“要把他们的影响从民众和知识分子中切断分离”,“不容宽赦地粉碎他”。片冈的发言后来发表在日文版的《文学报国》上,周作人也听到了风声,但以为片冈只是泛指,就没去理会。真正把这根导火线点着的是胡兰成,他在《周作人与路易士》一文中别有用心地指出片冈称的老作家就是周作人。这下周作人不能再装聋作哑了,他以“洁身引退”来要挟日本文学报国会,要求片冈铁兵正面答复“老作家”是谁。片冈迫于周作人的声望和外界的压力,向周作人致信道歉,但是同时依然强硬地指责周作人“不应阻碍中国人民的欲望之主张,实即是对于为大东亚解放而斗争着的战争之拒否”。只下了一半台阶的周作人并不能够彻底与日本人较真,他依然需要寻找替罪羊,他把目光锁定了沈启无。
周作人的理由是,片冈铁兵不懂中文,不会如此透彻地了解他的思想,应该是同时参加大会的沈启无向片冈提供了攻击材料;沈启无也不懂日文,可能是通过日本文学报国会小说部参事林房雄的通译。唯一的依据是沈启无也说过一些对老作家不满的话,他曾经署名“童陀”写了一篇杂文发表在《杂志新编》上,其中有这样的话:“办杂志抓一两个老作家,便吃着不尽了”,“把应给青年作家的稿费给老作家送去,岂不大妙”。就凭着这一孤证,周作人认定沈启无做出了出卖他的举动,就于1944年3月15日在《中华日报》发表《破门声明》:“沈扬即沈启无系鄙人旧日受业弟子,相从有年,近来言动不逊,肆行攻击,应即声明破门,断绝一切公私关系。详细情形,如有必要再行发表。”紧接着他又发表《文坛之分化》,说明沈启无企图主编《艺文杂志》而得不到他的支持,故而怀恨在心的叛师动机。两篇文章互为呼应,以绍兴师爷的铁血刀笔,牢牢地给沈启无扣上了叛师的罪名。
其实关于《艺文杂志》主编一事,周作人说的不是事实,把《艺文杂志》创办人之一张深切拉下马恰恰是因为周作人争名夺利的结果。据鲁迅研究专家王锡荣先生在德国发现的一封周作人佚信和《张深切全集》表明,《艺文杂志》筹办时,决定由周作人任总编辑,张深切担任编辑长,编委会成员有沈启无、陈绵等十余人。但《晨报》刊登消息时却以“编辑长张深切,总编辑周作人”为标题,将编辑长排在总编辑前面,造成其地位比总编辑高的印象。周作人十分气愤,决定拒绝合作。张深切赶紧解释,后经协调改为周作人任社长,钱稻孙、瞿兑之、安藤更生为顾问,陈绵、尤炳圻、张深切为编辑,沈启无则退出另办《文学集刊》。谁知就在这时,新闻报道又出了问题。“中华通讯社”记者陈氏来访,张深切告诉他:人事事宜不拟发表。结果第二天的报纸却报道说张深切为总编辑。张急忙以电话提出抗议,对方答应更正,但已经没用了,周作人坚决不接受,张惟有辞职平息此事。如果沈启无想主编《艺文杂志》,周作人推翻张深切的结果正是帮了他的忙,他应该感激才是,怎么会怀恨在心呢?想做主编的其实正是周氏自己。
在破门事件中,沈启无也曾经做过微弱的抗辩,他写了《另一封信》,表示:“我发现事实不符,绝非有意歪曲,周先生自己既未参加大会,唯凭传闻,有些事情自然难以辨别清楚,一时又为流言所入,生出误会,也是免不了的。但事实终归是事实,不是流言可以转变的,也不是笔刀可以抹杀的,所谓事实胜于雄辩也。”这封信北京上海各报都拒绝发表,最后在胡兰成的帮助下才在南京的《民国日报》上刊登出来。但是周作人并不理睬沈启无的辩解,武断地声称“虽有林房雄片冈铁兵等人为之后援,代为声辩,此案总无可翻也”(《一封信的后文》)。并且没有经过北大评议会,就勒令文学院对沈启无立即停职停薪,在生活上断绝了沈启无的所有生路。对于周作人,林语堂评价是一个字:“冷”;温源宁的评价则更贴切:“铁与温雅”,即“洁身自好,任何纠葛,他都不愿插足;然而,一旦插足,那个拦阻他的人就倒霉了!他打击敌人,又快又稳,再加上又准又狠,打一下子就满够了”。在这“又准又狠”的打击下,沈启无只能默然而退。
其实,周沈的决裂恐怕是迟早的事情,在思想和情感上,沈启无和这位昔日恩师早已分道扬镳。他曾经是个热血青年,为李更生呼吁过,参加过共产党,但是跟随周作人上了事伪的贼船后,心中的矛盾和痛苦可想而知。尤其是周作人做了汉奸后的种种行为,也使得他更加的失望。他曾经对胡兰成说过:“周先生就是冷,不像鲁迅的热”,“我喜爱的是写《泽泻集》以前的周先生,明朗而热切”(胡兰成《周沈交恶》)。他说:“周先生在日常生活上是很庄严的,──不是严肃,是庄严。他的生活的气氛几乎不是中国式的,却是外国式的。倘拿中国的哲理来比拟,则他毋宁与道教相近,而他所提倡的儒家精神,却其实是他所缺乏的。”“因而慨叹说:和鲁迅分离,于他的影响甚大,鲁迅的死于他更是一种损失!因为鲁迅在时,究竟是他的一个敌手,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敌手,没有了鲁迅,他是要感觉更荒凉的”(胡兰成《中国文学史话》)。沈启无心中依然崇敬着鲁迅的入世和战斗精神,对于周作人的保守、退却甚至苟且,是不以为然的。破门事件,让沈启无对周作人彻底绝望了,他蘸着伤口的滴血给昔日的恩师写下了最后的诗行:
你的话已经说完了吗
你的枯燥的嘴唇上
还浮着秋风的严冷
我没有什么言语
如果沉默是最大的宁息
我愿独抱一天岑寂
你说我改变了,是的
我不能做你的梦,正如
你不能懂得别人的伤痛一样
是的,我是改变了
我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重负
我就封闭我自己所应走的道路
假如你还能接受我一点赠与
我希望你深深爱惜这个忠恕
明天小鸟们会在你头上唱歌
今夜一切无声
顷刻即是清晨
我请从此分手
人间须要抚慰
你也须要安静
在沈启无走投无路时,日本人武田熙多次邀请他去《武德报》做事,都被他断然拒绝,宁愿以卖旧书谋生。解放后,沈启无曾经救助过的刘仁做了北京市委组织部长、市委副书记,在他的帮助下,沈启无又回到北京,最后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书,但是他从不讲授曾经给他带来声誉的明代小品文。
1969年10月30日沈启无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终年六十七岁。
三
沈启无的走上文坛,源于他编选的《近代散文抄》。周作人后来说:“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有活气,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为浅率空疏,实际上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发掘出这条古河的正是沈启无,他的《近代散文抄》原名《冰雪小品》,钱钟书认为:“本书原名曰《冰雪小品》,我以为比《近代散文抄》来得妥当,至少可以不用“近代”那种招惹是非的名词……更有进者,本书所抄的都是冰清雪净的文章,并且是没有人注意到的冷文章——冰和雪总够得上冷了。”但是沈启无毅然更换成“近代”,正是要揭示当时散文的源流和方向,林语堂对此大加称赞:“足以启近代文的源流,而称为近代散文的正宗,沈君以是书名为近代散文抄,确系高见。因为我们在这集中,于清新可喜的游记外,发现了最丰富、最精彩的文学理论、最能见到文学创作的中心问题。又证之以西方表现派文评,真如异曲同工,不觉惊喜。”
《近代散文抄》共分上、下两册,1932年北平人文书店出版。选本以晚明公安、竟陵两派为中心,收录十七个人的一百七十二篇作品,所收作家上起公安三袁,沈启无把他们看作晚明小品的始作俑者;下迄张岱、金圣叹、李渔。
《近代散文抄》高举着从六朝文到明清小品这一条非正统的言志派的大旗,周作人、俞平伯等苦雨斋文人的呼应下,形成了与鲁迅为代表的“载道派”相抗衡的文学风潮,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林语堂,他说:“近日买到沈启无编近代散文抄下卷,连同数月前购得的上卷,一气读完,对于公安竟陵派的文,稍微知其涯略了。”从此他大力宣扬晚明小品,自己的散文创作也很受影响,他在《四十自叙》诗中表达了他读袁中郎后的喜悦心情:“近来识得袁宏道,喜从中来乱狂呼,宛似山中遇高士,把其袂兮携其裾,又似吉茨读荷马,五老峰上见鄱湖。从此境界又一新,行文把笔更自如。”
随着《近代散文抄》的出版,晚明小品的价值被人们重新确认,北京上海众多书店争相翻印出版。有施蛰存主编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其中《白苏斋类集》《陶庵梦忆》由沈启无题签。有襟霞阁主人主编的“国学珍本文库”,有林语堂主编的“有不为斋丛书”,铅印的《袁中郎全集》曾经请沈启无作序,有刘大杰编《明人小品集》,有施蛰存编《晚明二十家小品》,有阿英编《晚明小品文库》等等,晚明小品一时风行海内。
沈启无自己的散文也比较可观,但是他文学创作的更大成就还是诗歌,尽管他的诗作并不多。
沈启无的诗歌意象比较单纯明净而空灵有味。台湾诗人向明曾经盛赞他的诗歌:“就诗论诗,开元(沈启无)的诗实在不低于废名多少。”他还评价了沈启无的一首小诗《镜》,“像这首《镜》真是清明有味,语淡意深。说出了诗之难于捕捉,难于寻觅,看似藏在这里,却又不在,看似到处都有诗,却又像看一面镜子样似有却无。写诗的人总是在捕风捉影似的遭受自作自受的折磨。”
沈启无的诗歌今天殊为难得,姑且把这首《镜》抄在这里,公诸家乡同好,也作为我这篇小文的结尾。
我有一首诗藏于我的心里
我轻轻捉一枝笔
我的诗又不在笔里
我的诗又无所不在
像一面镜子似的
二00七年十一月三日
(本文略有删节,在此向作者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