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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电视剧《围城》上演了，那时我还在美国，当大陆演了很长时间以后，我才在录影带上看到了这部电视剧。说实话，将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忠实原著者少之又少，完全能够表达作者初衷的，更是凤毛麟角。但是因为我与这部小说有着不解的渊源，所以，就是不指望这部电视剧能展现我心中的《围城》，我也要看一看到底改编成了什么样。
没有想到的是，我从这部电视剧的第一集，竟然一气呵成地看到最后一集。深深地被导演的水平所震撼，更为演员们的表演功底所折服。特别是陈道明的表演，他就是我心中的方鸿渐。后来，看到报道说，陈道明收到钱钟书先生给他写的信，信中对他的表演大加赞赏。当时我的心中五味杂陈，感慨钱先生的大作终于在电视上展现、感动电视剧的成功、感叹人生之短暂、更感谢这部电视剧给我带来的回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天，有一位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朋友告诉我，钱钟书先生要来哥伦比亚大学访问。这实在是一个叫我喜出望外的消息。
为了这一天，我早早地做好了准备，提前很多时间赶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迎接现场等待着这一时刻。人群开始躁动起来，门开了，进来了一个人，个子不高又胖，我的那个朋友说，钱先生来了。我说，我与钱先生已经二十多年没见了，就是五十多年没见，他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而后，钱先生进来了，他就是我心中始终留有一个位置的永远的钱先生。虽然不是二十多年前的一袭长衫，虽然脸上已经刻上岁月的沧桑，但是那镜片后的调皮眼神，那嘴角微微翘起略带讽刺的笑意，一下，我回到了二十多年前。
二十几岁的时候，我正在上海法国天主教所属的震旦大学女校读书，那时的我，脑筋里充满了幻想，当幻想出现时的具体表现就是，在课堂上眼睛望着窗外发呆，这样的表情在大学的课堂上当然显得很另类，一向对英文有些反感的我，上英文课时更容易“思如泉涌”。有一次上英文课，当我的万千思绪又飞向窗外的时候，“Miss何，请你站起来回答我刚才提出的问题。”这位年轻男老师的声音并不大，但是让我的眼睛不敢再往外看，而是看着地板，寻找有没有地缝能让我钻进去，来躲避这种尴尬。这位年轻的先生就是钱钟书。
家父对我的教育是新式的，即“女子德才要双全”。为了让我的英文不要成为留学的障碍，便四下里托朋友，给我找一位高水平的英文家庭教师。一位长辈和家父说，给大小姐（就是我）找到了一位家庭教师，这位家庭教师是从英国回来的，有相当深厚的英文和中国文学功底。我的这位长辈是当时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对这位年轻人相当推崇。父亲接受了徐老伯的提议，没有两天，这个年轻人来到了我的家里，做了我两年的家庭教员，他竟是我的大学英文教师钱钟书。
听徐老伯说，当时钱先生曾婉言谢绝了他的提议，但是在徐老伯的再三请求之下，钱先生勉强同意了，但不是父亲要求的每天一次，而是一周上课两次。
哥伦比亚大学的礼堂人头攒动，我的回忆从人们摩肩接踵的相互碰撞中回到了现实。我挤上前去，终于握住了钱先生的手，用期待的眼神看着他，希望他能叫出我的名字，经片刻，我终于忍不住了：“钱先生，您还记得我吗？我是何灵琰啊！”先生的眼神在游移，是啊，我自责，我有何德何能让这位我一直高山仰止的文豪记住我的名字呢？“二十多年前，您做过我的英文老师。”我没有放弃，“Julia！”久违了，我的这个英文名字，今天竟是从一位我敬仰已久的先生口中说出，如何不令我感动不已。
钱先生，您还记得您做Julia老师的时候！开始，钱先生负责辅导我的英文，而后没有多久，钱先生发现虽然我对英文没有兴趣，但是中国文学还是有不错的基础。所以，我们每每上课的时候，竟然最多的是谈论中国诗词。实际上，我现在的文学功底是从钱先生那里得来的。那个时候，钱先生已经着手小说《围城》的写作，所以，《围城》总是少不了的话题。那时每逢上课的时候，钱先生总要先把他又新写出来的章节拿给我看，上课时英文的教授只占据一小部分时间，大多数的时间是在讨论《围城》。有一回，钱先生和我说，在《围城》里，以我为原型写了一个人物，就是那个会画画儿，写不好字儿的太太。那个时候，我很奇怪，觉得我们之间不像师生，倒像是朋友。和钱先生在一起，我最喜欢的和最怕的就是钱先生那调皮的眼神和微微翘起的嘴角。每当看到钱先生的这个仿佛是嘲讽表情，觉得即滑稽又紧张，滑稽自不必说，而紧张的是不知钱先生又发现了我的什么破绽。
那时候，钱先生每次下午两三点钟到我家来，上完课后，我们经常一起踏着夕阳的余晖，到附近的一家叫梅龙镇的铺子，叫上两客嫩鸡焖面，一边吃东西，一边继续讨论《围城》，所以，《围城》里的人物都有谁、出自那里、以什么人为原型，对于我来说真的是烂熟于心。
后来，因为我在做紧张的出国准备，钱先生不再做我的家庭老师。抗战胜利以后，父亲为了答谢钱先生对我的教诲，专门带着我去探望钱先生。那时，钱先生住在他叔叔的家里，我见到他的时候，不大的房间，堆满了书籍。与其说是住房，不如说是书房。在后来的若干年中，我们的书信往来没有间断。这些信我至今还留着。
那时先生刚开始与我通信的时候，钱先生称呼我“灵琰小姐”，后来先生称呼我“灵琰才人”。我一直认为我在钱先生面前是很渺小的，小到以至于不敢看先生的微笑。至今，我还觉得自己的文学水平远不能被先生称为“才人”，这不过是先生的一种调侃罢了，甚至怀疑像钱先生这样一位文学奇才，我有资格成为他的调侃对象吗？
当在哥伦比亚大学见过钱先生以后，因为国内文革虽宣告结束，但这一段时间仍旧笼罩在文化革命的阴影之中，为了避免给钱先生找麻烦，后来的几年，一直未与先生联系。当国内改革开放的情形明朗了以后，我回国曾拜访过先生，但我后来数次回国想探望先生，而每次都被告知，先生一直住院不见访客。
如今，先生已经远去了，给世界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而给我，留下的是那沉甸甸一些书信和无尽的追思。在我的心灵深处，永远有先生的一席之地，使我觉得和先生对话没有障碍，而这种对话是对灵魂的敲击，每一次都获益匪浅，无论是先生在世的时候还是他已经驾鹤西去。
我会永远珍视先生送给我的这个“才人”的名字，我已经85岁了，对先生的这份思念从未减少。我有时甚至想，要在我的墓碑刻上先生为我起的名字“才人”，名字前，要加上我的祖籍“诸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