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晓云
钱基博，字子泉，又字哑泉，别号潜庐，晚号老泉，江苏无锡人。夏历丁亥（1887年）二月初二生于江苏无锡城内连元街吴氏住宅，与弟钱基厚孪生，自谓“与孟子同生日”[1]。先生“自以始得姓于三皇，初盛于汉，衰于唐，中兴于唐宋之际，下暨齐民于元明，儒于清，继继绳绳，卜年三千，虽家之华落不一，绩之隐曜无常，而休明著作，百祖无殊，典籍大备，灿然可征也。”[2]对钱氏家族中一脉相承的文化内涵有着深切的体认和强烈的认同，其中，“五代十国时吴越国自钱镠而下的三世五王，是为江南钱氏所公认的始祖”[3]，在钱氏家族谱系中更是具有一种特殊的文化象征意义。
在文化家族的心理自觉下，钱氏“儒于清”的具体表现，就是“我祖父教书，我伯父和父亲教书，我同堂哥哥和自己的亲哥哥都教书，我从小跟着我的伯父和父亲、哥哥读书；因为我祖上累代教书，所以家庭环境，适合于‘求知’；而且，‘求知’的欲望很热烈。”[4]先生“暇则读书，虽寝食不辍，怠以枕，餐以饴，讲评孜孜，以摩诸生，穷年累月，不肯自暇逸”[5]。钱穆先生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认为“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钱基博。”
一
先生作为一位国学大师，深厚的国学功底始自童年时期的私塾教育。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强调的是对儒家经典的研习，形式是呆板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即使在社会大变革、教育制度大变迁的时期也保持着原有的惯性力。在先生这样以“家世儒者”相标榜的家塾教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父祖耆公以家世儒者，约敕子弟，只以朴学敦行为家范，不许接宾客，通声气。又以科举废而学校兴，百度草创，未有纲纪，徒长嚣薄，无裨学问。而诫基博杜门读书，毋许入学校，毋得以文字标高揭己，沾声名也。[6]
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下，先生“胚胎前光，早承家学，父诰兄诫，不离于典训，斐然有述作之志”[7]。五岁从长兄子兰（钱基成）受书，九岁修毕《四书》、《易经》、《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古文翼》等，皆能背诵，主要进行的是经学教育。十岁从伯父仲眉公学策论，熟读《史记》、诸氏唐宋八家文选，[8]主要进行的是史学和时文方面的学习和锻炼，应对科举考试（先生曾参加县试，其中一次因“伤时非宜”未被录用，1903年科举制度废除）。十一岁把《尔雅》和《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纲鉴易知录》“当作小说看过一遍”
[9]。
先生十二岁时，“碰到戊戌政变”。1898年发生的戊戌政变对先生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可以说是先生一生里的中心事件。由于“受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维新变法’运动的影响，先生开始从事‘新学’，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进行自学。”[10]在诸多国学经典中，先生“性喜读史”[11]，自十三岁读司马光《资治通鉴》、毕沅《续通鉴》，先后将两部巨著圈点七遍，又精研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十六岁作《中国舆地大势论》，凡四万言，刊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梁启超亲自写信给他表示鼓励，文中“东南文化，受之西北，当还以灌溉西北”的观点却受到了于右任的严厉批驳。先生还模仿陆机《文赋》撰《说文》一篇，“以己意阐发文章利钝”，刊于刘光汉主编的《国粹学报》，“意气甚盛”。[12]
先生与西学发生关联，并产生浓厚兴趣，始自《格致新报》。“《格致新报》……中间登着严复译的赫胥黎《天演论》；我读了，觉得耳目一新；从此对于生物学，自然科学发生兴趣。”[13]由于无钱购买科学书和仪器，还发生了几个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故事：一是“有时即瞒着父兄，取家中藏的经史，到书铺去换取上海制造局出版各种物理化学书看。”[14]二是用在《国粹学报》征文所得奖金，购买饭盛挺造《物理学》等日本文自然科学书。三是与曹仁化等组织理科研究会，纠合同志四十人，通过出会费的方式延请教师讲授物理、化学、博物、生理卫生和日语等课程。在一个专治传统国学的家庭里，西学的吸引力竟是如此巨大。
在青少年时期，先生先后接受传统国学、科举、新学、西学思想影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却“始终未受到学校教育。一切知识，只靠我自己力量去追求。”[15]
1906年先生应薛南溟之聘，任家庭教师，为其子薛汇东教授算学。薛南溟乃晚清著名外交家和维新思想家。1909年先生与通俗小说家王蕴章之妹结婚。王蕴章，南社社员，“鸳鸯蝴蝶派”
代表作家之一。1910年长子钱锺书出生，文化家族又添新丁，因长兄无子，锺书出生后即出嗣给长兄子兰。钱锺书学贯中西，著有《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篇》等学术著作，以及促使其声名远播的长篇小说《围城》。
二
“学问贵乎自得，际遇一任自然。”[16]在成为国学大师之前，先生还有着一番独特的成长经历。
其一是入幕府。江西提法使陶大均看到先生文章后，“骇为龚定庵复生。招之入幕，从容讽议，而不责以治事。”陶大均早年受业黎庶昌，乃曾国藩再传弟子，好诗古文词，独许先生文，以为得曾国藩所谓阳刚之美。先生1909年入幕，筹办司法改良，月薪白银百两。江西司法黑暗重重，为此先生主张从停止刑讯、改良监狱开始；同时从自身做起，月薪悉以奉父，“衣冠敝旧”；宴会时“捧杯微饮，神志湛然”；反对陶大均深夜召妓，要求仪刑百僚。[17]方是时，先生“刻意为文章，日诵韩文，以为定程，声琅琅出户外”，陶大均认为其“有亢而无抑”，“往而不返”，戒之“毋固我。毋张皇”。[18]次年陶臬台死在任上，先生回乡。入幕府可以说是先生进入军政的前奏，先生小试牛刀，获得了尊重和自信。
其二是入军政。1911年辛亥革命兴起，无锡光复，先生任锡金军政分府秘书。“然而革命虽然成功，人民并未抬头！一般国民党员，暴横不可以理喻，视旧式绅士尤利害！所有地方恶霸，争求入党，作护身符；一隶党籍，言出为宪；良懦惕息，恶霸抬头；军政分府的人，欲得党为后盾，又多藉手假公济私，勾结一起。……觉得革命并没有像理想一样美妙；革命仍是以大众的痛苦，造就少数人的地位与煊赫；革命情绪，从此萎缩。我回家，闭了门，研究法国革命史……乃知道一样糟；……美国选举费消耗之庞大……大资本家之把持选举……地方小政客之贩卖选民……。中国命则革了，民主前途，实不能想；当日只想自己少造孽！”[19]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先生应苏浙联军总参谋、邑人顾忠琛之聘，去安徽任援淮部队总司令部少校参谋，延治军书。不久，援淮部队改编为第16师，先生晋陆军中校衔，任副官参谋，调江苏都督府，随部队驻镇江。在此期间，先生“戎马仓皇，未尝废文史”，草《吴禄贞传》，一时传诵。当时革命新成功，同事“肆意声伎以歌舞升平”，先生“独留守，挟册吟讽，中宵琅琅；卫兵值守门外，未尝不窥而怪焉，或指语以为笑乐。”[20]二次革命失败后，直隶都督赵秉钧、江苏都督冯国璋皆以秘书为招。先生“自以奉职南方军府，丈夫立身，岂容反复；议论异同，只以救世难而非以图身利。又目睹世乱方兴，飞书走檄，不过以文字为藩府作口舌；文章不以经国，而莠言乱政，匪所思存。”[21]于是谢不往也。
其三是入教育。谢绝邀请后，“我当日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在本地当个绅士，地方上亦尚有人信用。一条路，靠我笔下尚来得，外间也有人知道，投到北京去活动，做一小政客。不过我觉得我自己有点危险性！我身体不健康，胆气也不够；不过我有些小聪明，能用吾脑，碰到一些事，能够正反面看，不同普通人的只看表面；万一被人利用着我打歹主意，我将误用我的聪明害人！所以我决定选择一环境，限制我的用脑，没有机会打歹主意；还是教书！”[22]这次理性抉择，决定了先生一生的道路。
应顾祖瑛邀请，先生出任无锡县立第一小学教员，“自此委身教学”，历任吴江丽则女子中学国文教员、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国文与经学教员及教务长、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国立清华大学国文教授、第四中山大学中国语文学系主任、私立无锡国学专门学校校务主任、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华中大学(后改为华中师范学院)
教授等职。先生从小学一直教到了中学、大学，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思想。
其四是入文坛。先生进行文学创作，与其内兄王蕴章息息相关。王蕴章在主编《小说月报》、《妇女杂志》期间，先生在这两个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学作品，其中最有名的是《技击余闻补》系列短篇武侠小说，以及《魏铁三传》、《松窗漫笔叙》、《先母孙宜人述》等系列散文、传记。《技击余闻补》为林纾《技击余闻》之补作：“今春杜门多暇，友人有以林侯官技击余闻相贻者，叙事简劲，有似承祚三国，以予睹侯官文字，此为佳矣。爰撰次所闻，补其阙略，私自谓佳者决不让侯官出人头地也。”当时林纾以古文译西方小说，名满天下，先生以后生自我高许，再加上读者比较二人的畸轻畸重，遂与林纾构怨。1921年《技击余闻补》又名《武侠丛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三
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之间，中年以后先生还是倾向于后者。对自己治学的独到之处，先生有着这样的总结性评价：
基博论学，务为浩博无涯涘，诂经谭史，旁涉百家，抉摘利病，发其阃奥。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子部钩稽，亦多匡发。而为文初年学《战国策》，喜纵横不拘绳墨。既而读曾文正书，乃泽之以扬马，字矜句炼；又久而以为典重少姿致，叙事学陈寿，议论学苏轼，务为抑扬爽朗。所作论说、序跋、碑传、书牍，颇为世所诵称。碑传杂记，于三十年来民情国故，颇多征见，足备异日监戒。论说书牍，明融事理，而益以典雅古遒之辞出之，跌宕昭彰。序跋则以生平读书无一字滑过，故于学术文章得失利病，多抉心发奥之论。[23]
从上可以看出，先生学行最大的特点，诚如其名，就是“博”。对传统的经史子集，都有深入研究；对当时的“民情国故”，都有独到的看法。
关于“诂经”，1918年先生《孟子约纂》完稿，1919年由无锡辅仁中学刊印；1923年《〈周易〉解题及其读法》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33年《〈四书〉解题及其读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5年《读〈礼运〉卷头解题记》载《光华大学半月刊》第4卷第2期，《〈丧礼〉今读记》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第4卷第4期；1936年《经学通志》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从上可以看出，四书五经，都在先生“考镜源流，发明指意”
[24]之列。
关于“谭史”，1926年《读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指〉考论》刊于《清华周刊》第25卷10号；1933年《〈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由中山书局出版；1935年《〈史记〉之分析与综合》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第4卷第3期；1946年作《读史方舆纪要》、《国语之古史今读》，刊于《武汉日报》《文史》副刊第10期。从上可以看出，重要的史书、史论，先生“分部互勘”、“观其会通”
[25]，也都有一定的研究成果。
关于“百家”，1926年《读〈庄子·天下篇〉疏记叙目》刊于5月《清华周刊》第25卷11号；1930年《读〈庄子·天下篇〉疏记》由商务印书馆以《万有文库丛书》出版，1933年4月又以《国学小丛书》出版；1934年《〈老子·道德经〉解题及其读法》由上海大华书局出版；1935年《周秦诸子聚讼记疏证》载《光华大学半月刊》第4卷第5期；1939年《孙子章句训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增订新战史孙子章句训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从上可以看出，先生“榷论儒道，兼核刑名”
[26]，周秦诸子，都有所涉猎。
关于“集部之学”，1926年《国学文选类纂》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1年《名家五种校读记》、《〈文心雕龙〉校读记》由无锡国学专门学校出版；1932年《韩文读语》载《光华大学半月刊》第1卷第1、2、3、4期；1933年因教授侄儿钟汉读陈澧《东熟读书记》，成《后东塾读书记》，是年10月由上海书局出版，改名《古籍举要》；1933年《〈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由中山书局出版，《现代中国文学史》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骈文通义〉》由大华书局出版；1934年《明代文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韩愈文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离骚〉讲话》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第3卷第1、2期，《陶渊明集》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第3卷第3期，《〈古诗十九首〉讲话》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第3卷第4期；1935年《韩愈志》、《模范文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6年《读清人集别录》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第4卷第6期至第5卷第10期。从上可以看出，先生自谓“集部之学，海内罕对”不为过誉。
此外，与“民情国故”密切相关的论说、序跋、碑传、书牍等，不可胜数，如《治学篇》、《近五十年许慎<说文>学流别考论》、《克己复礼为仁荀故》、《民治二字解故》、《汉儒显真理惑论》、《罪言——教育救国与教育自救》、《十年来之国学商兑》、《班超之精神生活》、《历史上焚书坑儒之理论与其实现》等论说；《〈茹经堂外集〉叙》、《〈国学概论〉序》、《读胡汀鹭画题记》、《复堂日记补录序》、《汉书事钞写本跋》、《〈京江相公诗稿真迹〉跋》、《〈雪苑侯朝宗全集〉序》、《国命旬刊发刊辞》、《〈关友声词集〉序》、《〈仁园诗稿〉序》、《〈转蓬集〉序》等序跋；《光华大学成立记》、《清华园解题记》、《上海倪王家乘略例》《上海倪王家乘叙记》、《孙先生鹤卿纪念碑文》、《国立师范学院成立记》等碑传；《致章士钊书》、《致吴稚晖书》、《版本通义》、《〈尔雅〉释补》等书牍。其中《版本通义》是我国第一部以“版本”一词命名的版本学专著。
无怪乎张謇读先生文而感叹说：“大江以北，未见其伦。”
先生学行的第二个特点，在于“以文章教学后生”，治学与教学紧密相连，诚如其言：
其为教也，必诚必信；以为卷怀不可以宏道，乃开诚以示物；显言不可以避患，故托古以明义；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27]
一是“开诚以示物”，直接将自己的思想成果示人。“钱基博先生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他总是以一个教师的责任启发激励后进，主张‘告人以正’‘救人心之陷溺’‘维系人道于不敝’，提倡诚信正直的人格精神。”[28]先生读书治学最重视方法，并以此指导学生。在丽则女子中学教授国文期间，先生“每讲读一文，先命题学生作过，然后示以范式文字”[29]，在学生“穷思极索”写出习作之后，将自己的创作成果直接展示给学生，让学生在比较中提高。圣约翰大学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学生普遍重英文教学而轻国文教学，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当系务会决定开设文学史一课时，先生向学生提出“讲近三十年文学演变以到胡适，……中国四千年文学之演变，亦可缩影到此二三十人身上，作一反映。”[30]其名作《现代中国文学史》就是在教学研究相结合的状态下写出来的。
综观先生著述，讲论古籍、指导研究方法的著作占的比例最大，对《周易》、《四书》、《老》、《离骚》、《古诗十九首》等古代要籍都有题解、疏正、读法等方面的论著，而这，实际上都是在教学过程中酝酿产生的。
二是“托古以明义”，也就是说以古为新。先生所处的时代，是我国由古代向现代急剧转型时期。由于民族救亡的需要，西学被大量引入，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遭遇到学术界的片面否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先生以“托古以明义”的方式，力求以古为新，与“五四”以来的激进主义大异其趣：
国学之一名词，质言其义曰：‘国性之自觉’云尔！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而人心风俗之所系，尤必先立乎其大，深造而自有得，相以维持于不敝。其取之它国者，譬之雨露之溉，土肥之壅，苟匪发荣滋长之自有具，安见不求自得而外铄我者之必以致隆治，扬国华也耶！是故国学之所为待振于今日，为能发国性之自觉，而俾吾人以毋自暴也！[31]
先生曾题楹联曰：“书非三代两汉不读，未为大雅。文在桐城阳湖之外，别辟一涂。”[32]其学术研究“熔史铸子，裁以昌黎……言皆有物”（曾广钧语）、“下笔则古”，而不像林纾，“观其所译小说，重在言情，纤秾巧丽，浮思古意。三十年来，胥天下后生，尽驱入猥薄无行，终以亡国。”（李详语）先生认为：“真读书人，正当化矜释躁，征其学养。”[33]
在《治学篇》中，先生借教学中出现的问题，示人以治学的基本方法。虽然谈的是古代学术，但“究其原始，叙其流变，条理通贯，别有会心”[34]：
治学有方，贵能会异见同，即同籀异；匪是无以通伦类，诏途辙。……夫会异而不知见同，则所知毗于畸零，而无以明其会通。傥即同而未能籀异，则用思嫌于笼统，而奚以较其大别。二者所蔽不同，而为失则均。斯固近日学者之通患，而诏诸生以知敝；匪徒好为引绳批根之论也。[35]
三是“务正学以言”，不阿附学生，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很强。先生所处的时代，“学潮激荡，长傲纵欲”，以至于许多学生忘了读书使命，有些大师也“与为町畦”，甚至“不屑枉己以容悦不学之后生”。而先生“严气正性，不与诸生翕翕然。每莅讲室，危言激论，大声发于座上，时亦杂以诙嘲，呻其占毕，多其讯，从学者初惮其严，久则相悦以解。”[36]
先生“教写作时，从不给学生命题，只给出典籍里的章句或短文，让学生作注，这使学生养成了查阅、研究的习惯。”[37]“给学生评分，常常是59.9分，不及格！学生与之争辩，先生就一题一题、一点一点为之细算，如说某题应得几分，某处错一点，要扣几分；某处又错多少，该扣几点几分，算下结果，恰好一分不少，半点不多，正是59.9分，这0.1分无论如何加不上去，弄得学生无言可答。”[38]
对优秀如其子钱锺书也是如此要求：“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如以犀利之笔，发激荡之论，而迎合社会浮动浅薄之心理，倾动一时；今之名流硕彦，皆自此出；得名最易，造孽实大。”[39]先生是一个“严气正性”的人，率多“危言激论”，与剧变的时代密切相关，也与“剧不适”的体质有关，故其文章很少涉及个人情感中慈爱、轻松的一面，在《〈古籍举要〉序》中，我们难得一见：“闭户讲学而有弟子能相送难，此亦吾生一乐。”
[40]“弟子”指的是其子钱锺书、从子钱锺汉等人，地点在“傍晚纳凉庭中”。
先生是反对学生罢课的，据袁勖回忆，学生不上课，他仍按时在教室坐着；但当校方以此开除学生时，先生认为学校应重在教育而不重在处罚，人才难于培养而易于摧残，如果继续开除学生，他愿意同退。先生唯一一次主张罢课在圣约翰大学，下文将谈到。在《〈现代中国文学史〉跋》中，先生给禁止学生“闹学”的原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很高的评价：
章行严少小闹学，意气无前，而整饬学风，行严乃不自我先，不自我后，首发大难，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战，召闹取怒，功罪与天下人共见之，可谓磊落丈夫已。[41]
先生苦心孤诣何在，在1948年华中大学成立24周年所作讲演《答诸生论今日之大学》可以看出：
凡我共学，苟一思国于大地，必有与立；百年之大计在树人，而树人必先自树；倘社会动荡而吾亦与为动荡，无心问学，以自暴自弃；长此以往，天下之读书种子将绝，聪明亦以澌灭，人道或几乎息，以返于洪荒草昧，张脉偾兴，人将相食，此则吾之所大惧！[42]
五
先生学行的第三个特点，在于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
1924年，钱先生来到上海，任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次年“五卅”惨案发生，圣约翰大学学生集会声援，美国校长卜舫济却横加指责。在教授会上钱基博先生勃然而起，慷慨陈辞：“吾国人无拳无勇以就屠戮于英人，枪弹横飞，血流交衢，使此事发生在美国，在世界任何之国家，其国人裂眦嚼齿之必思得当以报；恐不廑廑奔走哀号如我国今日所为己也!……又以我国人之号哀痛者为罪焉!”为了抗议卜舫济，全校华籍师生纷纷自动离校，先生是首批离校的教师。在爱国人士王省三的资助下，在上海另建光华大学，离校师生得以继续学习。在光华大学的一次毕业典礼上，先生将本次运动赋予“国性之自觉”、“精神的新泉”、“现代化的中华民族教育”等意义，心中充满了民族自豪感：
光华的成立，就是教会教学的反叛，而表现一种国性之自觉；要以现代人的心理去了解中华民族的精神，想在中华民族古代文化中，找出精神的新泉，而产生一种现代化的中华民族教育，以图整个民族的团结和统一。[43]
1937年先生在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授。在“寇深”“国危”之际，先生作为一个儒者，面临着黑嘎尔式的“逃往远县”“著书立说，以牖国民未来之新机”和菲斯的式的“留在围城”“现身说法，以鼓后生当前之义勇”，“实现吾学说以牖导吾国民之良机会”的两难选择。当思及当时的中国“风教陵替，耻尚失所。学者以放旷为尚而黜礼法，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耻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贱勤恪。……中华民族之精神，萎绝亦已久矣”[44]时，先生毅然选择了后者。先生与顾谷宜教授合作，从俄文本翻译《德国兵家克劳塞维兹兵法精义》，年轻时撰写侠义小说时的尚武精神又重新充斥胸中。
1938年先生来到了抗战前沿地带，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国文系主任。应国民党南岳抗日干部训练班教育长李默庵之请，先生赴南岳讲授《孙子兵法》，指出日寇“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坚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已处于战略上的劣势。其后，撰写《孙子章句训义》、《欧洲兵学演变史论序》等著作，继续为抗战卫国出力，其中《近百年湖南学风》尤其著名。先生在书中表以十七人，其中有文人、学者、循吏、良相和名将，指出湖湘人具有“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并明确提出“张皇湖南，而不为湖南，为天下；诵说先贤，而不为先贤，为今人”[45]的写作意图。1944年长沙等地失守，国立师范学院被迫西迁溆浦，先生自请留守，欲以身殉国：“留此以慰各方父老之意，非寇退危解，不赴院召，亦使人知学府中尚有人站得起也”。[46]后逢湘西雪山峰之役，国民政府军大捷，寇退危解。
在民族危难时刻，先生还有着更为深远的眼光。早在民国建立初期，先生曾致函当时著名争论家章士钊，认为“独念民国肇造，谈士蜂起。尚集权，则兆洪宪之帝政。言联帮，又启强藩之割据，民亦劳止，汔欲小休；而文士之笔杆，乃与武人之枪枝，同恶相济，祸国殃民，然后知诸葛公澹泊明志，宁静致远之为高识。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47]对公共知识分子话语权有着辩证的看法。在撰写《〈现代中国文学史〉跋》时，先生进一步提出“神器不可以一端窥，愚民不可以浮议扰。……举一世之人，徒见诸公者文采照映，倾动当时，而不知柴棘满胸，中有难言之隐，扪心不得，抱惭何穷。读者以此一帙为现代文人之孽镜台可也。民不见德，唯乱是闻，觥觥诸公，高文动俗，徒快一时，果何为乎？”[48]对公共知识分子整体保持着清醒的批判。在《〈近百年湖南学风〉馀论》中先生指出“方明之衰，士大夫好议论，不顾情实；国家可毁，而门户不可毁，异己必除，而客气不可除。党同伐异以为把持，声气标榜以为接纳，而义理不以饬躬行，问学不以经世用。及其亡也，法纪荡然。”[49]以史为鉴，点出了知识分子结党营私的后果。在给弟子郭晋稀的信中，对许多知识分子的作为深感痛心：“现在战争国家之于智识阶级，以中国为优待，而中国之智识阶级为最负国，不必汪精卫也。即以内移之各大学而论，闻警则先去以为民望，有事则酣豢以事玩惕。闹意见，争薪级，而绝无人能自课所尽之责任，是否足受国家之薪给而无愧！”[50]
1941年先生在《历史上焚书坑儒之理论与其实现》中深刻地预料到：
我们须知秦为中国历史上划时代之一次大转变，而今又将来一次划时代大转变。一时代之大动荡，必先之以思想之动荡、议论之动荡。……因为知识阶级养尊处优，需要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而一般大众，在水火刀兵之中，只需要一个‘治’，能在国家安定之下，安居乐业，以事生产。‘动员农工，打倒知识’，共产党呼为口号。而我默观情势，应时势之要求，已形成一种社会意识。加以极权国家，右倾如希特勒之于德，左倾如史丹林之在俄，统制思想自由，摧毁知识阶级。而对内能治，对外能强，更普遍地形成一种国家意识，予列国政治当局以一种新刺激、新欣慕。那末，焚书坑儒之悲剧，会在中国重演一番，也未可知。[51]
抗日战争胜利后，先生受聘于武昌私立华中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与其子钱锺书等均选择留在国内。1950年先生将5万余册藏书全部赠给华中大学。1951年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后，“观其会通，以籀其成功”，在书的扉页写下“转败而为功”等三条读后感。1952年把历年收藏的甲骨、铜玉、陶瓷、历代货币、书画等文物200余件捐赠给华中师范学院历史博物馆，尚有碑帖宇画1000余件、方志1000余种，悉数赠予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江苏泰伯文献馆。
考虑到当时的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形势，1956年底或1957初先生作万言书上书毛主席，痛斥苏联的称霸野心，主张以史为鉴，不与苏联结盟。其后反右开始，先生遭批判，写信向中共湖北省委陈情：
我认为社会主义，须看作民族文化之复活；而后社会主义，乃在中国深根不拔；国际主义乃与爱国主义结合！此中存在许多矛盾，当然有；然而矛盾之中，要理会到统一；毛泽东矛盾论，也曾明白指示我们。[52]
然而大音稀声，时代绝响，旷世乃闻。1957年l1月30日先生因病去世，享年70岁。弥留之际，将所著论学日记及其它手稿托付给女儿钱锺霞（文革中全部日记尽毁于火，《清代文学史》亦无一字孑遗，积之艰而毁之易矣）。在此，谨把先生《自我检讨书》中的一段话摘录出来，作为他的盖棺之论：
人家说我思想顽固；其实我的思想，多方面接受，从不抗拒任何方面的思想；不过不容许我放弃自己是一中国人的立场，这是无可讳言的，而且我自认为当然的。[53]
六
综观先生的学行，有一种精神贯穿其中，那就是自信，而且这种自信很强烈，经常是“一本正经”，毫不掩饰。
这种自信来自人生历练，更主要来自于学术的砥砺。当得知北京大学外文系温源宁教授欲介绍钱锺书要到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院教中国语文时，回信告诫儿子“勿太自喜！儿之天分学力，我之所知；将来高名厚实，儿所自有！立身务正大，待人务忠恕。”在充分肯定儿子的同时，还高度评价了自己：“吾兄弟意气纵横，熟贯二十一史，议论古今人成败，如操左右券，下笔千言，洒洒不自休；而一生兢兢自持，惟恐或入歧途。”[54]“我父子非修名不立之难，修名何以善其后之难。”[55]语间充满着一个大学者应有的自信，态度端庄，毫不忸怩作态。先生还毫无避讳地将这两封家书公开发表在校刊上。
陈衍在《石遗室诗话续编》中评价先生“学贯四部，著述等身。肆力千古文辞，于昌黎、习之，尤哜其胾而得其髓。”[56]盛名之下，先生非常注意“善其后”，一生勤勉笃学，砥砺学术。据其学生吴雨苍回忆，先生在每周往返沪锡两地时，在火车内也总是看书不辍，如遇车内乘客拥挤，不能看书，便闭目静坐，背诵诗书。有一次，先生和吴雨苍同车返锡，坐的是二等车厢，乘客不多，火车启动后，先生就拿起书来读，读到高兴处，竟高声朗读起来，旁若无人，抑扬顿挫，声震车厢，旅客无不为之愕然。[57]先生也以古文自信：
自以为节性之和，不如太仓唐文治……文事则差有一得之长。[58]
文在桐城阳湖之外，别辟一涂。[59]
所著文章，取诂于《许书》，缉采敩《萧选》，植骨以扬、马，驶篇似迁、愈，雄厚有余，宁静不足，密于综核，短于疏证。文之佳恶，吾自得之。[60]
先生学术上的自信最集中的表现，在于始终坚持学术独立：
余文质无底，抱朴杜门，论治不缘政党，谈艺不入文社，差幸服习父兄之教，不逐时贤后尘。独念东汉党人，千古盛事，然郑康成经师人师，模楷儒冠，而名字不在党籍，谈者高之。自唯问学不中为康成作奴仆，唯此一事，粗堪追随。[61]
先生作文曾学桐城，后受依附于桐城的林纾“无端大施倾轧，文章化为戈矛，儒林沦于世道”，然而先生“生平论文，不立宗派。在曩时桐城之学满天下，博固不欲附桐城以自张；而在今日又雅弗愿捶桐城已死之虎，取悦时贤。”[62]在林纾“身价既倒”后，先生撰写《现代中国文学史》，“平情而论，胸中既未尝有不平之气，更何必加以寻斧，效恶声之必反。”[63]先生在撰写此书时，与胡适同为光华大学同事，梁启超为前辈大师，先生是这样评价二人的：
一时大师，骈称梁、胡。二公揄衣扬袖，囊括南北，其于青年实倍耳提面命之功，惜无抉困持危之术。启超之病生于妩媚，而适之过乃为武谲。夫妩媚则为面谀、为徇从，后生小子，喜人阿其所好，因以恣睢，不悟是终身之惑，无有解之一日也。武谲则尚诈取、贵诡获，人情莫不厌艰巨而乐轻易，畏陈编而嗜新说，使得略披序录，便膺整理之荣，才握管觚，即遂发挥之快，其幸成未尝不可乐，而不知见小欲速，中于心术，陷溺既深，终无自拔之一日也。[64]
先生不为“亲者”讳，不为长者讳，秉笔直书，切中二人关键要害。所以当先生“以稿相示”梁任公，“任公晤谈时，若有不愉色然，辄亦无以自解也。”[65]先生的这种自信，体现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标志着中国现代学术高度的自觉，具有永恒的价值。
先生所处的时代，是“骎骎乎白话篡文言之统，而与代兴为文章之宗”[66]的时期，此时的文言与白话之争，是一个时代的大话题。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先生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采取了一种“研究”、“慎重”的态度，认为“语体文也是文章的一种”[67]。有三个例证：
一是当1920年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国语”时，为了教学的需要，先生编写了一本白话文读本《语体文范》，该书收录了先生的一篇白话文（《题庞生文后》）属于著述门的。在《例言》中，先生指出“做语体文，也得要有识见、有条理才动人看”；“语体文也有缺点和不便推行的所在，不是纯靠着空言提倡，可以推行得”；语体文有些语句写起来多费了纸和笔，念在嘴里啰嗦麻烦；“文章好丑，在意境上有分别，不在形式”。先生在书中还从商榷的态度，指出现在的文言，是古代通用的语言，不是各国方言、白话；白话文比较文言的便利，也不过是句式；使用白话可以收到“文、言一致”之效，但对大多数不通北话的南省人来说，仍将被屏弃在言文一致之外，文言比白话更加通用。[68]
二是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先生将现代文学家分为并列的古文学和新文学两类，白话文包括在新文学中；在对“文”、“文学”定义时，回避了文言与白话问题；在谈到孔子制文言时着重论及文言非当时话言，因此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比话言更通用；在谈当代激烈的文白之争时，由于“作史”的缘故，只是列举了主张白话取代文言的胡适等人的主张和反对其主张的胡先驌等人的观点，没有透露出自己的看法。只是在《绪论》中，从“史”的“纪实传信”的角度，对胡适的对文言“成见太深”提出了批评：“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不为文学史。何也？盖褒弹古今，好为议论，大致主白话而贬文言，成见太深而记载欠翔实也。夫纪实者史之所为贵，而成见者史之所大忌也。於戏。是则偏之为害，而史之不传信也。”[69]
三是在那样“鄙旧、追新”的年代里，在白话文大行其道的潮流中，先生坚持用文言文写作，而且写的文章“实在清粹漂亮。”[70]真切地反映出先生不肯随波逐流的学术勇气。面对未来，先生对自己的学术无比自信：
吾知百年以后，世移势变，是非经久而论定，意气阅世而平心，事过境迁，痛定思痛，必有沉吟反复于吾书，而致戒于天下神器之不可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者。[71]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先生的学术主张，在当今的社会转型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响应。诚如先生的故居（现名朴园），从以前的拆毁对象，变成了目前武汉市政府的一级保护建筑项目。更加饶有意味的是，在故居维修过程中，工人们在阁楼上发现了先生的教案手稿，如获至宝，怎么也不肯上交；最后要回来的几页被学校嵌置在相框里，永久地陈列，供后学瞻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