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耕漠:财经战线中的翘楚
作者:刘小清 责任编辑:魏冉 来源:《铁军·纪实》 日期:2014-02-26 浏览次数:1623
跌宕人生,执着信念,从北伐到抗战,从文委书记到银行行长,这是一段传奇经历,也彰显了他的文韬武略。他在一条特殊战线上,游刃有余,挥洒自如,为发展、巩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经济基石。他就是经济大家骆耕漠,新中国过渡性商品经济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
骆耕漠
1939年3月的一天,金华城内一个普通的茶社,两名客人正在品茗聊天。他们分别是浙江省文委负责人骆耕漠和邵荃麟。喝茶只是掩护工作的一个方式。其时,他们正在讨论一项重要事宜。原来,得到上级通知,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在巡视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后,决定到金华视察。在得知周恩来将落住中国旅行社金华分社宾馆时,骆耕漠与邵荃麟立刻商定了欢迎与接待事宜。17日这天,按照分工由邵荃麟率《浙江潮》《抗战生活》杂志社人员与抗日救亡歌咏队、金华读书会等团体人员前往火车站旁一条必经之路的小桥两侧迎接。而骆耕漠则以《东南战线》刊物总编的公开身份和几位民主人士到宾馆迎候。然而,为了安全的需要,周恩来在太平新四军兵站即换乘大卡车,直往金华铁岭头10号。那里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歌咏队所在地。队长刘良模曾任上海救国会执委,著名的抗战爱国人士。
花园小楼,远离闹市,加之教会背景,铁岭头十号相对安全。当周恩来得知省文委的骆耕漠与邵荃麟正分别在两处迎候时,立刻派人通知他们前来相见。骆耕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环境下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在他的视线中,周恩来“身穿黄呢军服,肩披着军大衣,刚刮了胡须,脸颊两旁青里泛红,浓黑的睫毛下两眼炯炯,神采奕奕。”骆耕漠立刻想起《西行漫记》上周恩来武装骑在马上,英姿逼人的那幅照片。因邵荃麟与周恩来早已相识,所以邵荃麟详细地向周恩来介绍了骆耕漠。
骆耕漠原名丁龙孝,曾入杭州省立商业学校读书,后考入北伐军,任师政治部宣传、组织科员。其时易名李抗风,缘起因读《三民主义》时看到孙中山介绍为追悼明末烈士而建有一座“抗风亭”。“四一二”事变后,流亡武昌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社会股员。因参加教导团受训,赶赴南昌参加起义受阻。返杭州后加入共青团,任杭州市团委二区区委书记。因叛徒出卖被捕入浙江陆军监狱达七年之久。出狱后抵上海从事经济文化方面的写作与抗日救亡活动,参加中国经济情报社、中国农村研究所、新知书店、职业界救国会理事会等社会团体进行革命活动。此时改名骆耕漠,有自喻骆驼跋涉沙漠的那种坚韧、踏实和不懈精神之意。1937年,襄助褚辅成老先生发起组织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并返回浙江丽水,领导浙江旅沪同乡回乡服务团抗日救亡活动,创办《动员周刊》,建立战地书报服务社和新知书店分店。骆耕漠的一系列活动得到中共党组织的高度关注。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新四军驻温州、丽水办事处领导人刘英随之派人联系骆耕漠,吸收其加入中共,担任省委统战委员。根据组织指示,骆耕漠于1938年抵金华筹备省委文委并任书记,同时出版大型综合类刊物《东南前线》。
骆耕漠的不凡经历给周恩来留下了极深印象。因中国旅行社是浙江省政府安排的,考虑到统战需要,周恩来还是移往下榻。之后,周恩来在旅行社又专门约见骆耕漠与邵荃麟等人。据骆耕漠回忆:“周副主席的卧室设在一楼,房间并不很大,房外是个娱乐室,有一张长方形的弹子台。这正是午休时间,静悄悄的。周副主席不顾疲劳,放弃休息,特意选择这个没人来干扰的时间找我们谈话,使我们心中不安,也深受教育。”周恩来对他们讲了当前抗战形势以及统一战线的情况,对金华文化界爱国人士在党领导下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表示赞许,鼓励大家继续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使文化工作成为抗战中的一个重要阵地。继之,周恩来专门谈到《东南战线》《浙江潮》杂志的宣传工作,要求大家“讲究斗争策略,隐蔽一点。不能把它们编得同《群众》一样。两者性质不同,应内外有别。”当面聆听周恩来的教诲,成为骆耕漠一生中特别值得记忆的一段经历。
在金华其间,骆耕漠还先后结识了来金华的范长江、金仲华、石西民、聂绀弩等著名报人和文化人。一天,经刘良模介绍,骆耕漠认识了从江西来金华的国际友人艾黎先生,并参加了由艾黎热心创办的“工合”运动。艾黎对骆耕漠十分信任,他将在皖南屯溪设办事处和办干部训练班的事务全部委托于骆耕漠。选择屯溪,是因为靠近新四军军部。而带动皖南周边“工合”事业的发展,也便于缓解新四军战区及附近军民生活用品供应不足的困难。省委书记刘英闻报后,在丽水约见骆耕漠,同意他前往屯溪工作。认为支援抗战前线工作的重心应放在皖南,并指示骆耕漠将金华文委的工作全部移交邵荃麟。骆耕漠就这样前往屯溪履新,并通过章乃器胞弟章秋阳的关系,兼任安徽省地方银行总行研究员和信托部副主任。
屯溪,山清水秀,环境怡人。新的工作也让骆耕漠更加投入。1940年6月的一天,新四军岩寺兵站的忻元锡与邵荃麟突然来到屯溪骆耕漠住处,传达中共东南局组织部长曾山的秘密指示,考虑到国民党不断升级的摩擦动作,以及逮捕进步人士,要求骆耕漠提高警惕,做好随时撤往新四军军部的准备。此后,骆耕漠一直静候组织的正式通知。直到这年底因皖南事变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曾山派人通知骆耕漠立刻撤离皖南,前往苏北。当时周边情势十分严峻,骆耕漠此行山高路远,充满荆棘。他辗转湖南衡阳、广西桂林,转道香港再抵上海。虽然此行坎坷劳顿,但想到即将抵达新的抗日根据地,他还是充满期待和有一种兴奋之情。
1938年9月在金华,时任浙江省委文委书记
在距离掘港镇不远的一个大村庄,骆耕漠一行见到了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这是骆耕漠第一次见到粟裕。在他的印象中,粟裕虽然个头不高,却有着英武之气,两眼炯炯有神,说话明快有力,直接中又不失亲近。粟裕对骆耕漠说:“三年前,在浙江平阳时,就常听刘英同志谈到你。你对经济工作很内行,根据地非常需要你这样的专家。军部也一直盼望你们能早到盐城。”在骆耕漠表达谢忱后,粟裕告诉他们此地往盐城很方便,一路有兵站可栖息。
就这样,骆耕漠一行返掘港,经栟茶、刘庄、伍佑而抵盐城。在泰山庙军部所在地,骆耕漠见到了此时已任中共华中局组织部长的曾山。骆耕漠详细汇报了此行经过。曾山听完后高兴地说:“终于等到你了。一路劳顿,先休息一下。关于你工作的安排,我将向少奇与军长汇报后再决定。”曾山随后叫来工作人员将骆耕漠安排住在军部招待所。
数日后,骆耕漠接曾山通知:军长召见。陈毅之名,如雷贯耳,骆耕漠可谓心仪已久。此次见面,骆耕漠印象极深。以后他如此记述:“原以为这位驰名中外的高级将领一定为人威严,气度非凡,谁知竟无一点架子,极为随便,而且性格豪爽,胸怀坦荡,好似一见如故。”如此氛围,自然让他们间的谈话变得无拘无束。陈毅详细了解了骆耕漠的经历,尤其对他在经济工作方面的影响和成就颇为欣赏。他说:“你过去为党作了很多工作,现在来到这里就像回到家,我们也放心了。目前我们根据地军民的生活还很艰苦。我们要把财经工作做好,大家的生活就可以得到逐步改善。这方面还要仰仗先生费心为之啊。”
骆耕漠连说:“军长客气了,能在军长领导下工作是我的荣幸,请直接安排工作,我当勉力为之。”
陈毅说:“好啊,好啊,从现在起,你就是新四军中的一员了。我代表新四军欢迎你。你是文人从武,亦可谓文韬武略。让我们一起为民族,为抗战而努力。至于具体工作将由曾山同志负责安排。”
之后,陈毅留骆耕漠午餐。在首长餐室,骆耕漠见到了刘少奇、赖传珠和曾山。曾山随即作了介绍。骆耕漠没想到与刘少奇的第一次见面竟是在这样的不经意中。
骆耕漠正式接受任务是在曾山办公室。曾山说:“军部已决定分配你到军直财经部担任第二副部长,即刻就可到该部报到。”曾山继之介绍了财经部部长朱毅、副部长李人俊以及指导员吴为真的情况。
骆耕漠立刻走马上任,熟悉情况,进入工作。两日后,闻刘少奇约见,骆耕漠立即前往。上次餐室匆匆相遇,未有过细接触。而这次则是对面相晤,骆耕漠印象极深。他说:“刘少奇同志的身材瘦长,态度谦和,说话很慢,一句一句地,边说边思考,声音也不高。”然而就是这一句一句不高的声音,却体现了刘少奇对文化人和专家的一种尊重态度。
他对骆耕漠说:“财经部成立不久,工作十分重要。你来迟了,只有分工你担任第二副部长。”刘少奇的语感中仿佛有些歉意。但刘少奇继之又说:“你同时兼任江淮银行行长。这是你工作的重点。根据地要坚持、巩固,经济保障是重要因素,而拥有自己的货币,则必然使我们掌握经济主动权。你这个行长任务艰巨啊。”
骆耕漠很快便到江淮银行了解情况。通过同志们之口才知道原来江淮银行酝酿已久。
早在1940年3月间,主持中原局工作的刘少奇到淮南路东“江北指挥部”指导工作。一天,从事财经工作的李人俊在向刘少奇汇报工作时,谈到汪伪政权发行伪币,攫取物资,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的情况。刘少奇当时即非常自信地说:“华中敌后的抗战局面已经打开,我们也要建立银行,发行我们的钞票,与他们开展经济斗争。”顺着这样的思路,刘少奇突然问李人俊:“如果我们建银行,你觉得用什么名字好?”李人俊没有想到刘少奇非常认真地问出这个问题。他略加思索地说:“我们立足淮南,背向淮北,就叫‘两淮银行’吧?”刘少奇先是嗯了一下,然后用商量的语气笑着说:“‘两淮’面太窄,也不够气派。新四军要大力发展,向东挺进,直达黄海之滨。将来是面向大江南北,横跨江淮两岸。就叫‘江淮银行’如何?”刘少奇不愧为大视野,大气魄。李人俊甚为折服,连称“江淮银行”名字好。
不经意间的一次对话,竟成为“江淮银行”的缘起。而这一情结一直伴随着刘少奇抵达盐城。在军部重建后不久,刘少奇即指示财经部朱毅、李人俊着手筹建银行。当骆耕漠抵盐城时,江淮银行已基本就绪。其内部分设营业部、会计科、秘书科和金库,共有40多名工作人员。
银行已有雏形,走马上任的骆耕漠不免踌躇满志。他积极考虑采购设备,准备建印钞厂,印制发行根据地自己的钞票。令骆耕漠兴奋的是,此前军财经部已经派人通过地下渠道从上海秘密采购了印刷设备和特制铜板。江淮银行亦储存了足够的银圆和黄金,作为银行基本金。
一切准备就绪,印钞厂也已建立,仍冠名“江淮”,即江淮印钞厂。开机印钞在即,大家都在期待江淮银行第一张自己的钱币问世。骆耕漠也因此显得异常忙碌。
但天有不测风云,日军开始对盐阜区实施第一次战略大扫荡。突变的形势令所有准备工作戛然而止。
苏中币与盐阜币
军部在阻敌未果的情况下,开始紧急转移。骆耕漠受命组织银行和印钞厂人员撤退。首先是银圆和黄金的硬通货必须安全转移。骆耕漠定制了若干个木箱,分装银圆、黄金和印制铜板,指定专人负责,在武装部队护送下,转移农村秘密埋藏。为了确保安全,财经部与银行人员不分男女,除了背包、干粮袋外,每人还多了一个布袋,装有银圆。在艰苦的转移途中,他们将这些公款视若生命,精心保护,直到最后悉数交公。反扫荡结束后,陈毅专门召见骆耕漠、吴为真等人,高度评价他们一心为公,经受住了考验。
反扫荡以后,根据地形势发生了变化,军部也适时地进行战略调整,精简机关。鲁艺、抗大均停办,财经部也撤销。其人员全部调往三师另行分配。
新四军第三师师长为黄克诚,其前身是八路军南下的第五纵队。骆耕漠与黄克诚几乎一点不熟。到三师报到前,骆耕漠特意找到陈毅,希望其给黄克诚写封介绍信。陈毅爽然答应。骆耕漠就是持着陈毅介绍信前往三师的。若干年后,骆耕漠如此说:“黄师长是个老红军,长征干部,威望很高。他身体较瘦,光脚穿着草鞋,非常朴实,随便。我迄今还有深刻印象。”当时,盐阜区与淮海区合称苏北根据地,是三师的战略区。黄克诚作为三师师长兼任苏北区党委书记,长住阜宁县境,直到抗战胜利后进军东北。根据黄克诚的安排,骆耕漠随即担任由宋乃德任主任的盐阜行政公署财经处处长。以后黄克诚专门交给骆耕漠一个任务,即考虑成立盐阜银行。为便于工作,苏北区党委专设一个财经委员会,黄克诚兼书记,指定骆耕漠任副书记。
1942年初,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在阜宁单家港小学召开。这是华中抗战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骆耕漠是列席代表。那天,他在静听刘少奇的总结报告。在对华中今后任务的要求中,刘少奇专门提到了“要尽可能发行纸币,要积极进行货币斗争。”骆耕漠意识到这是刘少奇的一个不了情结,从江淮银行始,他就一直希望看到根据地自己发行的货币。在会议结束后离开华中前的一天,刘少奇特地召见盐阜地委书记刘彬、宣传部长曹荻秋、行署主任宋乃德以及薛暮桥、骆耕漠、李人俊等,专门提出盐阜区要建立银行,发行货币。正是刘少奇的这一强烈愿望以及坚持苏北抗战的需要,决定了骆耕漠的使命和责任。
骆耕漠开始为此忙碌、奔波。首先就是组建盐阜印钞厂,印制盐阜币。为保密需要,印钞厂对外称“盐阜生产合作社”,财经处油印科科长周振被任命为厂长。印币的纸张当时是控制物资。骆耕漠在三师供给部门的支持下,决定自己造纸,采取“就地取材,以土代洋”的方针。并为此专门成立了造纸厂。造纸原料主要是桑树根皮,蒸煮加工晒干再配一些染色的羊毛,切成均匀的细末参合到纸浆即可。当年盐阜银行的工作人员成鞘伯曾如此介绍:“这种纸确实很有特色,似蓝非蓝红熠熠,什么颜色说不准,黯而无光有斑点,不很均匀有刺毛。看起来很粗糙,用起来很牢靠。不怕折叠柔和,质地坚韧耐磨。”造纸厂的同志们自豪地说:“土纸奥妙,不易仿造。”
关于钱币的图案设计,骆耕漠找到其时在盐阜报社工作的沈柔坚,希望他能以木刻形式刻制钞票图案,以便上机直接印刷。沈柔坚对此回忆道:“我接到这任务后,便着手按大小票面设计画稿。不久交去壹角和贰角的各两种图案画稿。骆耕漠同志看到后高兴地说‘真想不到木刻画也可以印钞票。用木刻画印钞票,风格刀法不同,别人很难假冒。’我自己只保存拓印的一些原稿。原版便交给银行。”这两种画稿分别为“新四军抗日烈士纪念塔”和“农民扶犁吆牛耕田”。以后随着票面的增加,骆耕漠又约请著名画家鲁莽设计画稿,并提出附加条件:“注意保密,刻下暗记,谨防假冒。”
第一版钞票终于印制出来,骆耕漠手捧溢着墨香的纸币兴奋不已。他知道,这是一个突破,一个转折,又是一个起点。它将对以后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发挥难以想象的作用。骆耕漠很慎重地在第一版纸币上盖上盐阜银行公章和自己的行长私章。当时的纸币被称之为“盐阜抗币”。
一切准备就绪,盐阜银行终于1942年4月10日在阜宁陈集岔头庄挂牌成立。骆耕漠任董事长并暂兼行长。这与刘少奇的要求仅两月之余。《盐阜银行章程》亦随之公布。次日的《盐阜报》专稿报道:
“本区的福音,盐阜银行正式成立……该行资本五十万元,由财经处于库存款项下一次拨给。该行董事长,依照章程由财经处长骆耕漠氏兼任。经理一职,已由该行董事会电聘国内金融专家来此担任,尚在途中,今暂由骆耕漠氏兼顾。该行目前中心业务,一为举办小本贷款,救济工农,发展生产;一为依照政府规定,发行一元、五角、二角、一角等流通券,并闻于本月十五日开始发行一元流通券,便利买卖,繁荣商业。该行业务已在飞速进展中,实我区金融的福音,各界民众的福音。”
盐阜抗币的发行,影响深大,意义甚大。那天,《盐阜报》记者专门采访骆耕漠。骆耕漠就筹备情形,资本扩充,将在各县分设办事处等问题进行回答。最后骆耕漠说:“本行也要盖高楼大厦,不过不在市镇上,而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的心坎上。这高楼大厦任凭日本军阀如何来轰炸,也损坏不了它的一砖一石。”记者明显感觉到,骆耕漠言语间洋溢着一种畅然和自信的神情。
若干年后,黄克诚在其回忆录中专门强调:“盐阜币是全国根据地货币中币值最高的。”一句褒扬之言,浓缩了一段精彩涤荡的历史。
1951年接管上海后,骆耕漠夫妇与二女儿小予
骆耕漠并不知道黄师长此番约见的意图。所以,骆耕漠稍显疑惑。坐在一张最简易的农家长板凳上,一碗白开水,黄克诚向骆耕漠介绍了一段情况。基本意思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民主进步人士李鼎铭先生闻知边区部分老百姓因连年天灾,口粮不够而出怨言。他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很重视。为解决此问题,边区对脱产人员的人数和边区老百姓的总人数进行调查,并将当年的粮食以15%保证脱产人员的需要,其余惠及百姓。这被定为合理负担的一条大杠杠。黄克诚要求骆耕漠将盐阜区脱产人员数以及老百姓总人数查清楚,而粮食的分配比例亦不得突破15%。看得出,黄克诚对此事很认真。骆耕漠随后奉命调查,基本搞清人员比例状况,并制定了合理负担的硬杠杠。黄克诚闻报后十分满意。
如何“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改善军民生活,骆耕漠可谓殚尽竭虑。盐阜区有着产棉的地域优势,骆耕漠即在财经处内增设一个生产建设局,他自兼局长。该局负责统一收购棉花,并自建一个土布工厂织布,生产毛巾。同时组织民间土纺车纺纱。仅此项即解决了地方脱产人员的冬、夏衣需求。同时,地方和部队办的榨油厂、卷烟厂、农具厂等亦应运而生。利用地域特点,发展盐业生产。组织大生产运动,种植蔬菜,养鸡养鸭,减轻人民负担。凡此种种,经济发展,生活改善,骆耕漠尽职尽力,亦感欣然。
在盐阜区工作的日子里,骆耕漠虽然忙碌,却是愉快的。经济战线是与军事战线并行的另一条重要战线,他有幸成为一名战斗员,并在此战线中与薛暮桥、孙冶方、顾准等同仁合力为之。大家云集,也成为盐阜区的一段佳话。作为一名经济工作者,骆耕漠常常会感受到一种温暖,这种温暖来自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张爱萍等领导同志的关怀备至。每每忆及,感慨良多。
1944年底的一天,时任盐阜行署主任的曹荻秋征求骆耕漠意见,考虑到财经处事务较多,工作繁忙,拟给骆耕漠配备一名助手,并提议将曾长期在经济战线工作的欧希哲同志调任财经处副处长。
原来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新四军开辟浙西、浙东地区,军部据此正积极组织实施,已任命粟裕为中共苏浙区委书记、苏浙军区司令员。在人员配备时,军部决定调骆耕漠到苏浙军区报到,做新区财经文化方面的工作。而欧希哲则是骆耕漠的继任者。
1945年初的一天,骆耕漠抵达淮海区,见到区党委书记金明。而金明已被任命为中共苏浙区委副书记,他正组织一个百余人的队伍即将启程。骆耕漠随即加入其中。这是一次长途跋涉,路上充满艰辛。但作为新四军的一支利剑,他们将对开辟新区发挥积极作用。在抵达天目山北麓的浙江孝丰县境时,骆耕漠竟然看到了一张苏浙公学招生的广告,下面赫然列出三位校长名单:粟裕、钟期光、骆耕漠。他不免诧异,但预感到那可能是他的一个新岗位。队伍入城后即与粟裕司令员会师。
孝丰有着奇特的地理环境,环城皆山,山岚起伏,地势险要。这里也成了开辟浙西的一个驿站与要隘。金明与骆耕漠谈话,告知区党委即住孝丰城内,并转告粟裕意见,希望他在孝丰协助范醒之做好苏浙军区江淮银行钞票的发行工作。这又回到了老本行,骆耕漠自然是游刃有余。当时所印的钞票均加盖“苏浙”二字,以区别在别的根据地所发行的抗币。在孝丰一月有余,骆耕漠又奉命前往富春江畔的新登县,转道前往浙东工作。当时粟裕交给他的任务是“将浙东、浙西财政、金融、税收工作贯通起来”,并为苏浙军区筹粮。骆耕漠的足迹从萧山到诸暨,不停劳顿奔波,了解情况,筹集粮食。
这天,骆耕漠突然得到消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他还没有从这天降的喜讯中缓过神,便又接到命令,随苏浙军区二纵队急返江苏,准备接管南京。部队进入急行军状态,日夜兼程,抵达苏南溧阳一带。然而形势发展瞬息万变,原新四军接管南京计划受阻而被迫调整。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原苏浙军区的队伍基本上按南下的路线返回江北、苏中和淮安一带。粟裕为此将骆耕漠留在苏浙军区担任供给部长,负责大兵团运动中的后勤保证。10月28日,骆耕漠率军区供给部人员并将大量物资运抵淮安。这时已组建华中军区,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张爱萍任副司令员,邓子恢、谭震林分别任正副政委,下辖八个军分区和四个纵队。骆耕漠也随之被任命为华中军区供给部部长,以后又担任合并后的华东军区供给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期间,骆耕漠始终战斗在后勤保障岗位,为确保前线战事的胜利立下赫赫战功。他曾分别受命参加开封、南京、上海的接管工作,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华东局财委“五大委员”之一和城市新经济建设中的决策者和实践者。骆耕漠以其睿智、博学和丰富经验令人信服和被广泛赞誉,并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的杰出精英。
我所知道的骆耕漠
著名经济学家骆耕漠先生,于2008年9月12日,他的百岁华诞来到前不久,在北京遽然辞世,距今已一周年。
骆老是我的父执辈。上世纪50年代,他在上海工作时,曾与我家同住一栋小楼。他富有寓意的大名,我自幼便耳熟能详。拙作《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又曾得到他多方指教。
现将我所知道的骆老事迹,追记于此,聊表缅怀之意。
邓小平盛赞的财经领导干部
1948年春,正值中国两大政治力量,于中原大地进行决战前夜,时任华东军区供给部代部长的骆耕漠,在河南濮阳亲受陈毅之命,组建华野第一支财经接管干部大队。家父高景平,自此追随骆耕漠从事财经工作,并与他一同调往中共中原局豫皖苏分局。
中原决战首次战役─━开封战役打响后第三天,四处还响着密集的枪声,戴着近视眼镜的骆耕漠,便在前方秘密宿营地急不可耐地跃身上马,带领仅有几十名干部的财经队伍,向烽火漫天的开封城冲去。战场上到处是尸体,强烈的尸臭,几乎可以把人熏倒。骆耕漠一边传令大家撕开衬衫,做防护口罩,一边感慨:“但愿中国从此有个好前途,不要再打仗、再混乱啦。”
直到整个豫东大会战获胜,全面清理战果时,知识分子气十足的骆耕漠,还不断对家父念叨:“这次攻开封,克睢杞,占豫东,打得真是天崩地裂,处处血雨腥风。一个月不到,伤亡总人数就接近6位数啊!陈毅对我说过,这不是以暴易暴,是为了结束专制黑暗统治不得不进行的暴力革命,是新中国的催生婆。但愿新中国能繁荣富强、光明万年啊!”
骆耕漠
骆耕漠(前排左三)与本文作者之父高景平(前排左五)。1990年摄于江苏丹阳华东财委旧址
1949年5月,改任中共华东局财委与淮海战役总前委财委秘书长的骆耕漠,亲自护送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由南京乘坐吉普车前往丹阳,筹备接管大上海。那时,邓小平兼任华东局书记与华东局财委党组书记。华东局财委“五大委员”,由邓小平、曾山、方毅、刘岱峰、骆耕漠组成。方、刘常驻济南、郑州,日常只有曾、骆二位,具体协助邓小平及内定的上海市新市长陈毅,按照新民主主义大政方针,全面制定上海财经接管的重大部署。
据时任华东局财委副秘书主任的家父回忆,由于骆耕漠善于把财经接管与日后建设相结合,并立即作出精确的数字化方案,邓小平曾在丹阳会议当众盛赞:“耕漠是足以信赖的财经领导干部”;并开玩笑说:“这次组建的华东财委,几乎个个都是‘人精’、‘铁算盘’。我对做好这一摊经济工作,很有信心。”如果不是陈毅在丹阳坚持要求邓小平把骆耕漠归还华野,邓原本想在上海接管完成后,带骆一起去西南工作。
骆耕漠小档案
丰功伟绩永留上海
骆耕漠
(1908-2008),浙江临安人,著名经济学家,我国过渡性商品经济理论流派代表人物。上世纪50年代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也要坚持成本核算、货币流通、按劳计酬,长期进行过渡性特种商品生产。推动经济学界开展了对商品生产、货币经济的研究,确立了与价值规律相关的经济核算思想。
1927年加入北伐军与共青团,后因赤色活动被捕。在狱中自学经济学6年。1934年参加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曾以《中国目下的货币问题》(1935)等专著,驰名学术界。后去抗日根据地;转赴新四军、解放军财经部门。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中国社科院顾问。1955年被中科院聘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代表作有:《我国过渡时期基本经济规律问题》(1955)、《社会主义商品、货币问题的争论与分析》(1980)、《马克思论三种社会经济 关
系 的 演 变 》(1998)、《骆耕漠集》(2002)等。
解放军接管上海后,困难重重、危机四伏。特别是银元非法交易猖獗,新发行的人民币站不住脚,各种企业开工不足,市场连市民口粮与日用品也无法保证供应。国民党广播电台预言,共产党在上海呆不过半年。
在曾山、许涤新、骆耕漠等财委领导郑重建议下,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粟裕等党政军首长下决心端掉了上海银元非法投机据点。财委随即推出了一系列新民主主义经济手段,如挂牌收兑银元、外币,推出货币“折实单位”,在苏鲁皖豫和东北大量购运“两白一黑”(大米、棉花、煤炭),向私营企业放贷资金并提供原料与市场,按经济规律陆续组建地方国营企业,从社会各阶层积极吸纳闲散劳力,随时监控市场、调整价格,逐步缩小工农业商品剪刀差……
由骆耕漠等财经专家实施的这些宏观经济措施,有效制止了已延续12年之久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大上海经济重新繁荣起来,受到国内外有识之士交口赞扬。
这是新中国财经领域第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胜利。
其后数年,在华东财委领导下,上海一直承担着中央财政约1/4重担,成为中国经济最主要的支柱。
骆耕漠也在这一阶段,升任中共华东局财委暨政务院华东区财委副主任兼华东计划局局长(家父为副局长)。
为了合理安排华东与上海的工商、财贸、金融布局,繁荣局面,骆耕漠经常与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一起,在设于南京东路“沙逊大楼”(今和平饭店)的华东财委,召集各阶层财经精英与专业人才,会商制定上海与华东的城乡建设、资源配置与民生改善计划。
为了使上海从消费型城市迅速转变为生产型城市,经骆耕漠及时指导,一批濒于崩溃的私营企业,如上海吴泾永新化工厂(后以生产优质合成洗涤剂出名)、上海光中染织厂等,按照新民主主义政策,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方针,试行公私合营而复活,成为新上海的骨干企业。
而骆耕漠博学、求真、清廉的特点,与尊重科学、倡导民主的作风,也为新中国第一代财经干部,在一贯卧虎藏龙的大上海,树立起令众人信服的典范。
从高位坠落
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名,骆耕漠于1953年春调往新成立的“经济内阁”─━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为高岗),任成本物价局局长;次年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成本、物价、财政、金融与劳动工资等,并参与规划全国经济工作。
然而,好景不长。一场突发的“肃反”运动,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55年春,正当骆耕漠庆幸未被“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牵连之际,他的好友、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却被诬陷为“隐藏多年的内奸”,成为“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主角。而骆耕漠曾于解放初期,经所在党组织同意,为抗战时期帮助过中共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负责人罗某(骆耕漠任中共浙江省文委书记时,曾与罗某合作抗日),转达出境居住要求,并经扬帆批准成行。岂料,此事在清查时,成为骆、扬“联合通敌”的重大疑点。而且,随着极左路线日益抬头,骆、扬再也无法说清这一问题。
身负“特务嫌疑”的骆耕漠在国家计委坐了几年冷板凳后,于1958年,被中组部安置到中科院的经济研究所,做专职研究员。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他曾于1955年,被聘为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搞研究可以发挥长处。
从中央机关的显赫高位坠落,骆耕漠来到远离权力中心的经济所,担任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组组长。但他并未因此消沉。他对老部下卜三说:我不仅留有党籍,手里还握着一支笔呢。我可以通过经济研究,继续为人民工作。
然而,形势的变化,却使他难以在书斋里安稳度日。
支持抵制“大跃进”
1958年春,“大跃进”狂潮在中国兴起。
家父时任上海市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随同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去成都、北戴河等地,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眼见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不断下达,而上海首当其冲,经济发生极大混乱,便多次借赴京开会之机,向老领导骆耕漠坦言他的抵触与忧虑。
骆耕漠焦急地询问:“上海的情况究竟糟糕到了什么程度?”家父列举数字如实说明:“在发40度高热,得不偿失,等同于自我破坏,明年必定要出大事。但是中央要求,明年钢产量还要继续“大跃进”。”骆耕漠反感地说:“这样完全不顾客观经济规律,一味凭主观意志办事,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他沉思片刻,果断地说:“你谈的情况非常重要。要想办法让‘大跃进’降降温才好。你赶快去见冶方,把实情告诉他,他现在是经济研究所的所长,有机会见到中央主要领导,可以说上话。”
抗战时期,家父在上海沪江大学读书并从事地下学运时,即曾得到孙冶方支持,担任著名爱国杂志《中学生》主编;解放初期又与孙共事于华东财委,这时便爽快地应允下来。
经骆耕漠安排,家父数次在经济研究所等地,向孙冶方反映“大跃进”违反基本的科学规律(小高炉炼钢既不问炉温,也不吹氧,甚至用木炭、煤球为燃料),违反基本的价值规律(透支巨额财力换取大量无用的铁渣,却硬要计委下辖的统计局,计入经济业绩报表),已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上海及整个华东经济协作区,造成严重比例失调与大量负效劳动……家父的讲述,引起这位1923年即加入中共的老知识分子党员极大的震动。
“文革”后,孙冶方对我重提这段旧事时说:1958-1959年,他在不少会议上讽刺“大跃进”是“头脑发热”,抨击“大跃进”是“唯意志论”的产物,并预言“大跃进”将导致不安定的政治局面出现,与骆耕漠以及家父向他反映了上海、华东等地的严重问题密切相关。
由骆耕漠举荐,孙冶方于1958年,郑重介绍家父“这位综合平衡与成本核算的行家”去上海财经学院担任兼职教授,专门讲授综合平衡规律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重要意义。孙冶方、骆耕漠打算借此推动高校与科研部门对注重上述两大规律的“理性计划经济”进入一场深入细致的理论探讨。在“大跃进”期间,这是颇具胆略的理论作为。
骆耕漠与孙冶方一方面明确赞同家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抵制“大跃进”的畸形高指标,努力减轻“大跃进”狂潮造成的损失;一方面反复叮咛家父在中央会议发言及去大学讲课都要注意场合,讲究言辞适度。
但是,家父却是个口无遮拦的人。经济一线暴露的情况,更使他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家父在1958年与1959年的全国计划会议等重要会议上,多次公开发言,强硬地拒绝接受中央下达给上海的高指标(后在柯庆施命令下勉强接受,但保留个人意见)。又当着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的面说:“违反经济规律的‘大跃进’高指标,将砸破上海这个来之不易的‘聚宝盆’,并影响全国经济许多年。中央一定会为‘大跃进’后悔莫及的。”他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下调了上海市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高指标。
在上海财经学院等单位举办的讲座上,家父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倘若自我破坏综合平衡并无视最起码的价值规律,造成的全局性经济危机,程度将烈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还不如旧上海的自由经济……这其实也是骆、孙的共同观点。
1959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号召:“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的猖狂进攻”,并要求揪出“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家父于轰轰烈烈的反右倾运动中,由上海市委上报,经中央批准,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发配江西德兴山区“锻炼”(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获得甄别,返沪工作)。
家父晚年回忆这段蒙受冤屈的痛苦遭遇时,曾欣慰地对我说:“当时上海也曾企图挖出一个与我相关的‘反党集团’。但我没有违背人格,去咬任何一个人。耕漠、冶方等等,所有和我谈过‘大跃进’负面效应的同志,都没有因我受到牵连。当年的历史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向我说:揭发同类,是具有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者最不齿的行为。
当年,骆耕漠获知他最为欣赏与信任的老部下,被如此蛮横无理地“戴帽”、打倒,并撵出上海,又恰逢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真是欲哭无泪。他不知怎样安慰家父,只好不断通过书信含蓄地谈心,并寄赠各种各样的书籍,希望家父能从读书中获得力量与快乐。
与顾准、张闻天、孙冶方站在一起
说到骆耕漠的治学精神与大家风范,不能不介绍他同顾准、张闻天、孙冶方等改革思想先驱的特殊关系。
顾准被康生打成“反党右派”后,在劳改营过了几年非人的生活,于1961年冬摘帽,当了一名农场会计。1962年初春,孙冶方便在骆耕漠积极支持下,登门邀请这位多灾多难的思想家,到经济所的政经组担任研究员。这两位抗日老战友的拳拳真情,使顾准心里暖流回荡,他欣然接受了邀请。顾准在“历史自述”中记载:“政经组的同志热诚地对待我”,“我来到这里,就像回到了老家一样”,“我是多么高兴”!
为了让健康严重受损的顾准工作中途可以躺一躺,骆耕漠特意在顾准的独用办公室,安放了一张行军床。顾准不少重要著作,如《会计原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译著),都是在这间洋溢着友情的办公室里诞生的。
众所周知,顾准是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骆耕漠则是过渡性商品经济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1956年,顾准鼓吹市场经济的滥觞之作─━《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经济研究》,1957年第5期),便是不满骆耕漠“计划经济也要坚持成本核算、货币流通、按劳计酬,长期进行过渡性特种商品生产”这一观点而撰写的争鸣文章。
不仅如此,顾准也不满足于孙冶方的“把中国计划经济全面建立在价值规律之上,提倡企业追求最大化利润”说。孙冶方晚年则声明:我提出价值学说是受了顾准启发。
顾准虽因鼓吹市场经济等“反党”理论,曾被打成另类,来到政经组后,却依然特立独行,潜心研究着市场体制、民主机制、世界现代化多元模式与中国文化资源重建,并在研讨会上慨然宣布:“我不怕再戴一次‘右派’帽子!”
对顾准种种“离经叛道”的言行,骆耕漠一清二楚。他与孙冶方心有默契,伸出有力的臂膀,庇护着顾准。
“自然科学百无禁忌,社会科学也不要随便设立禁区。再错误的观点,也包含着真理。今天被批判的谬论,也许明天就成为真理。所以要确保百家争鸣。”骆耕漠当年便这么说。
此前,骆耕漠主持的政经组,还曾接收在庐山会议支持彭德怀而被毛泽东钦定为“反党集团副帅”的中共前总书记张闻天,成为学部轰动一时的新闻。
张闻天写在台历上的格言是:“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政经组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使张闻天连续撰写了几篇与毛泽东争鸣的理论文章,如《“一分为二”的说法有缺点》、《关于按劳分配的提纲》、《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有的还曾在政经组公开研讨。此等海内奇迹,只有在骆耕漠、孙冶方这样的思想家“治下”,才能发生。
政经组还有原国民党中研院著名研究员巫宝三,具有独立见解的年轻学者吴敬琏、张纯音等,皆为骆耕漠笑纳“彀中”的一时之选。
然而,政经组传出的阵阵笑声,也引起某些极左“卫道士”密切关注。他们咒骂政经组:“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暗中窥探着“拆庙、填池”之机。
处于“阶级斗争”风暴中心
经康生批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兼中科院副院长陈伯达布置,多达70人的“四清”工作团,于1964年10月,大张旗鼓开进经济所。
工作团厉声宣布:立即揪出“张闻天、孙冶方反党集团”!顾准被称为该集团的“黑智囊”。而骆耕漠,既是张、孙、顾的支持者,又是“潘、扬集团”漏网分子,也成为整肃重点,被免去政经组组长职务。
灼热的批判烈火,从“阶级斗争”火焰喷射器,急剧地喷射到张闻天、孙冶方、顾准、骆耕漠身上。这其实是未来全国思想学术界“阶级斗争”的实战演习。
然而,康生、陈伯达没有料到,他们面对的是一批有独立精神的思想者。
孙冶方在批判会上,缓缓解开中山装前襟,扬起两道浓眉,公开宣布接受挑战。他说:“对于我来说,这次是打遭遇战,我应战。我正准备收集材料,进行反击。”又环顾四周,大声说:“我今天还要在这里坚持自己的经济学观点,以后也不准备检讨!”
顾准则铿锵有力地对应:“我自己顽固坚持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经济思想。我正等着挨整呢!“
张闻天保持着前总书记的高贵风度,一双犀利的眼睛,透过厚厚的近视镜片,直射会议主持者,似乎在发出抗议,又似乎在透视对方的内心。他每一句回话,都具有很强的理论答辩色彩,使批判者一时难以下手(张闻天夫人刘英对笔者介绍,张对自己在庐山曾按毛泽东要求作违心检讨颇感懊悔,此时便为这些与毛争鸣、实际就是批评毛的理论文章摆理力辩)。
骆耕漠采取了以不变应付万变的策略。他泰然伫立,从容饮茶,用平静的语调,仔细讲述1927年参加共青团与北伐军以来的革命经历、监狱生活,以及1934年参加中国经济情报社、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以来的学术研究经历。对于政经组所谓“出轨”、“反动”的学术活动,他则一言蔽之:我那是在切实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批判对象的强硬与老练,使幕后指挥者恼羞成怒。康生、陈伯达责令全国报刊连篇累牍报道经济所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开展的大批判。大批判文章宣称,“张、孙集团”正“蓄意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与毛主席的思想大唱反调”。
1965年,“老牌修正主义分子”骆耕漠,与“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被一起下放周口店劳动。顾准被秘密逮捕后,定为敌我矛盾,重戴“右派”帽子,监督劳改。张闻天被批斗后,回家反省,从此撤销可与政治局通话的“红机子”。
“文革”浩劫爆发后,孙冶方被正式逮捕,在秦城监狱关押7年。张闻天被隔离审查近两年后,流放广东肇庆6年。而骆耕漠与顾准,则在遭受轮番批斗与持续侮辱后,一同下放河南干校,务农三年余。
在“文革”专制年代,许多人回避顾准胜于逃躲瘟疫。但是,骆耕漠却依然以挚友之情照顾着顾准。他有时让妻子唐翠英给丧偶并患病的顾准做菜;有时约请顾准外出散心,勉励他坚持研究与翻译。倘若不是双目弱视的骆耕漠拄着拐杖奔走,身为“黑五类”的顾准,虽然大口吐血、生命垂危,也无法住进病房。
顾准于1974年冬辞世前,特意在遗嘱中写了一段“衷心感谢耕漠老友”的话。因为,骆在“文革”黑暗岁月赠与他的,是充满仁义、睿智与魂气的大爱。
与汪道涵对谈多元主义
骆耕漠晚年经常慨叹:“太寂寞啦!”他缺少可以畅谈理论问题的朋友。这,部分是由于他被年轻学者误为保守派。
其实,他与许多“两头真”的老干部、老专家一样,早年真诚地献身革命理想,晚年真诚地反思历史轨迹。他们对共和国一幕又一幕悲剧,有着切肤之痛。而他们反思的深度,有时超越年轻学者。
自从我于1995年开始采写《顾准全传》,每次去北京,便蒙老人厚爱,成为他的谈话对象。老人专门关照家中小保姆:此人来访不需预约,随来随见。
思想依然活跃的骆老,十分关注理论热点。我曾向他介绍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在中国的论争。他听完后说:“争论要点无非是: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正,自发与干预,程序与本质,政策向强势或向弱势倾斜,发展模式向西方多靠靠或对国情多想想……都是值得深研的题目。但是,我不理解,两方面为什么不创建结合部?其实,他们的共同点不少啊。先求同后存异,会对中国改革与思想建树更有利。”
骆老又谆谆告诫:“对关键性理论不要轻易下结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我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长期过渡性商品经济’,因为,经典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私有制。但是,私有制一旦成为重要现实,就不仅是修改‘过渡性商品经济’提法的问题,还得考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法是否要修改了。但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私有制在事实上已经共存,与其使用旧理念各执一词、大吵其架,不如创建一套新理论、新概念,去解决新问题。顾准大约早已预见到这个局面,所以自称为‘彻底的经验主义者’;也就是说,在新的经验基础上,重建理论与文化体系。这些,在你介绍顾准的书里,不是已经写得很明白了吗?”
2001年4月,93岁的骆耕漠来到上海,重游故地。
华东财委的老友、原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去衡山宾馆看望骆老时,曾当着骆老女儿小豫、小元与我的面,十分坦诚地说:“骆大哥,我向你请教一个问题。中国改革开放正在过大关,下一步我们该怎么搞呢?”骆老沉思片刻,答道:“‘文革’以后,是‘实事求是’挽救了中国,现在还要靠这四个字。”接着,骆老又拍着汪老的手说:“道涵,你不是提倡多元发展论吗?多元化是个好办法。中国这么大,东西南北很不相同,就让他们用各自有效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去试试看好了……只要国家稳定统一,就不怕。”
骆耕漠所指,是汪道涵闲谈时发表的看法:“我曾去各地做些调研。发现有些地方学搞西方式现代民营企业,或搞中外合资企业,搞得像模像样。有些地方却依靠血缘文化资源进行融资,基本实行家族化管理,这样的企业虽搞不太大,也很有活力与特色。还有些地方,仍然热衷于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甚至使用原有的政治鼓动方式,不过多数参与者认同,干劲也很高。另外有些地方的工人,希望长久保留国有制,并为国有制提高效率与公正,积极地献计献策……我看,简单褒贬哪一种理念和模式都不必要,可以多元化发展。”
骆耕漠与汪道涵的见解其实早有默契。他沿着这一思路发挥道:“中国人口太多,世界第一位。既要激发强势的积极性,也要保护弱势的根本利益。总之,用多元模式试一试,也许就试出了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国特色现代化。”
汪老十分欣赏骆老这个论点,连声赞道:“说得好,说得好,也许这样就摸索出一个多元一体的中国特色现代化。可以一边铺开尝试,一边总结完善嘛。”
骆老又满含怀念之情说道:“顾准早已倡导多元论。他在许多方面先知先觉。”
汪老闻言,仰天长叹:“如果我们共同的老朋友顾准,今天能和我们坐在一起畅谈,该有多好啊!”
这两位老前辈所作的新世纪对话,给我们的启发深刻而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