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孟超教授传（谨以此文纪念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袁孟超教授逝世20周年）
作者:□王鸿涛 编写 来源:《吉林财经大学报》
编者按：袁孟超教授（1905年—1991年），原名袁家镛，化名宋三、张文清、严英，汉族。我国著名经济学家。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曾任江苏省委书记，后因与组织失去联系，于1949年9年重新入党。建国后曾先后任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吉林省政协委员，我校前身吉林财贸学院教授。
今年是袁孟超教授逝世二十周年，为了缅怀这位革命老人的丰功伟绩，学校党委委托我校纪委原副书记、离休干部王鸿涛老人提供袁孟超教授的历史资料。王鸿涛老人曾参加了为袁孟超教授平反的全过程，作为最为详尽的知情人和目击者，他亲身感受到了袁孟超教授超凡的才华和令人景仰的人品，而且对袁孟超教授的历史也做了详尽的调查。
本报特刊登王鸿涛老人编写的《袁孟超教授传》一文（由于版面所限，有删减），以此纪念缅怀袁孟超教授。
袁孟超1905年8月28日生于四川资阳。父亲袁珍全为私塾教师。家境贫寒。小学未读完，得一师长帮助，考入成都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免费就学，毕业后适逢“五四”运动，逐渐接受新思想，得助学津贴，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
袁孟超1923年8月离开资阳后，乘船沿沱江而下，途中去泸州川南师范拜访了正在该校讲学的恽代英和肖楚女，聆听他们的教导：“大学生要选择利国利民的方向，立志走反帝反封建的道路，改造世界，振兴中华，无负于大学生的称号，无愧于时代的要求。”聆听革命领袖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使袁孟超坚定了革命信心。入东南大学后，读竺可桢的地学系，走工业救国的道路。
一、在“五卅”运动中激流勇进
20世纪20年代的东南大学，是南京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是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活动的中心。众多的东大学生，投入了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并从这里接受了革命的洗礼，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1924年初，东大等校学生代表在东大梅庵集会，正式成立“南京社会科学研究会”，袁孟超也参加了这个研究会，其宗旨是广泛组织青年学习马克思学说。这个研究会成立后即开展多种专题演讲活动，并组织讨论。每次研究会的活动袁孟超都积极参加而且还十分活跃，使他懂得许多革命道理，进一步明白了中国的命运是和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自身问题，渐渐成为袁孟超最关心的问题。同年3月南京团地委同南京国民党支部合办《南京评论》，共产党员宛希俨任刊物发行人。袁孟超是《南京评论》的撰稿人，不久，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袁孟超积极参加并领导了南京学生声援“五卅”运动，经过“五卅”运动的战斗洗礼，使袁孟超政治上更加成熟了，并提出了入党要求，遂经乔心泉、曹壮父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南京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
二、在北伐战争中投笔从戎
1926年8月袁孟超在东南大学毕业后，9月党派他到徐州担任省立第十中学史地教员，党内工作是担任徐州车站铁路工人的支部辅导员。主要任务是为北伐军向北推进创造条件。同年12月江苏省委书记罗亦农命袁孟超去武汉向军委报到，袁孟超被分配在国民革命军十一军七十团任政治辅导员。1927年五一节前夕，袁孟超调任三十六军二师政治部秘书兼宣传科长代主任。
三、在苏联努力学习革命理论与实践
1927年9月，党中央电令袁孟超撤出部队，由武昌集中上海，被编入三人领导小组，率领160余名党团员，组成赴苏代表团，于十月革命节前夕抵达莫斯科中山大学，编入一年级英语班任支部书记。袁孟超是1927年10月入学的，1929年秋毕业，是中山大学第三期的学生，入学后怀着对大革命失败的疑问，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反思过去，展望未来。当时的中山大学党内斗争十分激烈，袁孟超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我参加过王明宗派活动的一次人事调整。有一次，在李竹声家里开会，我作为年级支部书记参加了会。会是王明召集的。会上说中大经过风波之后，要配合米夫，在领导层中把中国同志结合进去。决定李竹声任中大教务处处长，派王宝礼任中大总务处副处长。……中大调整班子时王明在这个秘密会上推荐了两个人，从这点看，王明有小宗派。”但袁孟超与王明的关系仅仅是在支部局领导下的教条主义思想倾向相一致，其他别无联系。当时，袁孟超只是与杨尚昆往来密切。
1929年10月，袁孟超接到伯力远东边境党部和中共中央代表黄平来电，袁孟超等人参加了苏联远东红军的江防舰队陆战队任政工干部。接着袁孟超奉调参加红河游击队，刘伯承任大队长，黄平任党代表，袁孟超任党委书记。不久袁孟超又被奉调支援海参崴中国苏兆征党校任党委兼政治课教员。1931年12月又调远东边疆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主任，兼政治经济学和高级班的《资本论》讲授，同时翻译俄文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兼任中文报纸《工人之路》党的建设栏主编。1932年8月，国际中共代表团电调袁孟超去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为中共主办的“工会工作进修班”任班长，参加学习的有林伯渠、吴玉章、盛忠亮等。
四、在江苏省委呕心沥血
1933年1月袁孟超从苏联回国。1933年5月，上海中央局任命袁孟超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江苏省委的工作，那时在全国各省中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在它的工作范围内，包括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国民党统治的政治中心南京，还有无锡、南通等工业城市。上海没有设立市委，是由江苏省委兼的。全国产业工人的人数，江苏超过三分之一。无论党员的人数，还是党的指导机关的健全程度，江苏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都居于第一位，中共中央的机关也设在上海。”党中央撤离上海后，在上海成立中央局，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
新省委的任务是：恢复组织，开展工作，准备暴动，支援苏区，帮助世界反帝大会的举行。当时的上海，有如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在白色恐怖下，地下党屡遭破坏，尚无力开展外县工作。新省委的分工中，袁孟超除负责全面工作外，还负责沪东区、沪西区。
当时，袁孟超每周都要下去到区委，下去的时候都要到秘书处化好装，扮作机械工人的模样。区委的同志告诉袁孟超，现在的情况很糟糕，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工人们都怕，几个负责人也不敢来了，连区委会议都召集不起来。后来袁孟超好不容易才见到区委书记老李，他向袁孟超汇报了情况，袁孟超又向他布置了工作。
给袁孟超印象最深的是在中法大药房前面场地搞庆祝十月革命节的飞行集会。因为找不到人，任务又很紧，袁孟超只好自己去撒传单。他化了装，穿上整整齐齐的西装，手里拎着点心盒，里面装的都是传单。那时上海每天照例实行“抄把子”，由巡捕排成横队从马路街心向前推进，对行人要搜身，名义上是防土匪，实际上要抓革命党人，像拉网一样检查过往行人。正在危机时，袁孟超心生一计，利用高等华人身份蒙混敌人，于是手里拿着“点心盒”昂头挺胸地面对巡捕的列队闯了过去。
执行“左”倾路线的上海中央局对袁孟超领导的江苏省委的看法：“得到了一些初步的成绩。（一）十月份较九月份原有会员是发展了一倍；（二）纱总已由七个单位增至二十几个单位；（三）开始夺取一些新的阵地（在××里和××上的工作）成立丝总筹备会与码总筹备会，在其他工业部门中工人要求‘老工会’的领导，自动脱离黄色工会，加入赤色工会；（四）开始恢复失业的工作，成立了东区失业委员会；（五）在业的非党的工人积极分子是加多了；（六）工联及纱总的本身比较健全起来，造成了转变工会工作的一个前提；（七）进行了一些政治鼓动工作，选举了几十个苏大会的代表。这些成绩是十分微弱的。”
五、被捕后坚贞不屈
在1933年初，中央决定将全总由苏区迁回上海，袁孟超这时又调全总和小姚（饶漱石）一道负责全总工作。姚任全总主席、袁孟超任党团书记兼秘书长。在上海建立了迎接全总迁回上海的筹备机关。同时也和赤色国际代表一同研究工人运动工作。
1934年6月25日，中央局副书记盛忠亮通知袁孟超：江苏省委得到一个情报，无锡出现一支游击队。这在当时确是一件新奇事，很符合“左”倾教条主义在城市附近搞武装斗争的愿望。实际上，这是敌人施放的烟幕。随即委派袁孟超去康脑脱路853号成衣店的二楼上江苏省委秘书处黑大汉家取情报。本来对党分配的工作袁孟超向来严肃认真不讲价钱。可是这次去黑大汉家取情报，心里却犯了心思，预感到这可能是敌人施用的诡计，在革命低潮时被一层乌云笼罩的上海附近怎么会出现游击队呢？于是袁孟超推托说：“我现在在全总，和江苏省委早已没有关系了。”盛说：“没关系。现在的省委书记是你的老熟人赵立人。”提起赵立人，袁孟超当然认识，在海参崴党校工作时，赵立人曾在海参崴师范学院工作。因为盛忠亮是代表中央局的，袁孟超只好服从。当晚袁孟超找到江苏省委秘书处黑大汉家以后，他说：确实有这个情报，但情报在省委组织部长老徐（即徐生、叛徒、内奸）手里，要袁孟超第二天再来取。6月26日袁孟超再到黑大汉家后被捕。袁孟超被捕后，尽管也挨过敌人的毒打，受过非人的折磨，大、小叛徒特务的诱骗劝降，敌人软硬兼施，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但始终没有动摇其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在敌人的法庭上表现了慷慨激昂，不屈膝投降，许多叛徒都认识袁孟超，也知道袁孟超就是袁家镛，可是袁孟超就不承认叫袁家镛，坚持叫张文清。为了一个名字有时争论了许久许久，后来敌人就不在名字上“计较”了。大特务头子徐恩曾、季云浦，叛徒特务黑大汉、苏成德、汪浩等人都对袁孟超劝降过，各种阴谋均未能得逞，始终坚不吐实，矢口否认，牢记编好的口供，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同年11月由同学曾扩情（国民党中委）保释出狱，又被管制在南京特工总部（中统局前身）训练课。在此期间曾任俄文翻译、编译股长，翻译苏联报刊文章。在敌人的监控下，袁孟超身在曹营心在汉。有一次偶然从卜世畸编的《动力》刊物上，发现《袁家镛的自首宣言》一文，当时袁孟超非常气愤，责问卜世畸（叛徒），他推脱不知道。袁孟超又质问苏成德（叛徒），他说：“你不肯写，只好请他人代笔，要不你是不可能出来这么快的。”他还说：“反正你已经到这里来了，还说什么？”袁孟超愤怒万分。
六、主编杂志文以载道
1936年l0月，袁孟超挣脱了中统局的管制，主编《世界文化》杂志。同年11月16日出版创刊号。一直持续到1937年6月1日共出版两卷14期。在《发刊词》中袁孟超热情洋溢地写道：“中华民族的命运，已经徘徊生与死的边界，毁灭或新生的交岔点，一面是侵略者的屠刀，另一面是中国人民大众求生的抗争”，要“用鲜红的血写成我们的赞歌。”“要不分富贵贫贱，不分高下尊卑结成一条坚强的民族阵线。”“本刊的内容必然是针对着现实的，而且必然是战斗的。”这个刊物站在反法西斯的立场，发表了许多文章。在创刊号上袁孟超介绍了《苏联十月革命节》、《西班牙内战不干涉协定》、《西班牙人民阵线的文学》、《日本人民阵线运动》、《满洲的游击战争》等文章。在《世界文化》出版中，有数次遭受到特务的压迫，一次徐恩曾的左右控告袁孟超宣传西班牙人民阵线，用意是替中国的人民阵线宣传。指佛朗哥为叛军，鼓励反日，不批评苏联，都违背了他们的立场和政策。徐找袁孟超谈话，经袁孟超据理辩说徐无法反驳，而特务课长王杰夫召开一次辩论会。有特务的理论家刘不同等五人向袁孟超质问。刘先讲了一些恭维法西斯的话，袁孟超就声明不谈思想和理论，要谈的只是基于国家的实际利害。对西班牙问题，人民阵线的共和政府是外交上正式承认的合法政府，如果明明是德意扶植去干涉西班牙的佛朗哥不算叛军，还可以称革命军的话，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反对别人承认伪满洲国，而德意都是承认伪满的。对于不批评苏联问题，袁孟超说，自从“九·一八”以来，中日关系显然是日本要灭亡中国，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如果不甘愿做亡国奴，要起来反日，不联合苏联是无法可以击败日本的。难道我们还有力量又反日又反苏吗？并且在全国人民已觉醒到日本侵略的日趋严重时，还不唤起反日，我们喊的民族主义不成了空话吗？袁孟超的反驳，特务的心里虽然不服，但表面上却使他们无言可对。《世界文化》的出版，被日本的《昭和年鉴》列为反日刊物，引起了日本的外交干涉。在内外夹击下，出版到第二卷第二期，经邵力子的授意而停刊。
1937年8月，上海“8·13”抗战爆发后，邵力子以“中苏文化协会”名义，邀袁孟超接替卜道明主编《中苏文化》杂志。《中苏文化》杂志是1936年5月15日创刊的，当时孙科写了《发刊词》。袁孟超主编《中苏文化》杂志并得到苏联大使馆、苏联对外友协代表罗曼诺夫的赞助和支援。抗战以后《中苏文化》出版“抗战特刊”、“十月革命二十周年特刊”、“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等专刊。1938年在南京撤退到武汉之前，叶剑英曾邀请袁孟超去傅厚岗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给袁孟超以很大鼓舞和帮助，使袁孟超更加勤奋努力工作，感到有党的支援。武汉撤退以后，袁孟超不仅与苏联对外友协有联系，并直接与卢干张大使任内的参事甘宁每周一次口头报告，向苏联提供一些情报。同时又得到郭沫若主持的第三厅以及三厅的同志阳翰笙、尹伯休的无私援助。与当时抗战文化界进步人士的交往，不仅增加杂志的文稿，而且也提高了杂志的文稿质量。
1938年秋，为了进一步扩大《中苏文化》副刊《前线增刊》，由顾颉刚通俗读物编刊社协议有关的领导问题，袁孟超到重庆七星岗张家花园郭沫若家，在郭沫若家见到了周恩来，袁孟超向周恩来汇报了《中苏文化》，特别是出版《前线增刊》是发给抗战士兵的读物。周恩来告诉袁孟超“做好统战工作”。
1939年以后，袁孟超经常与重庆《新华日报》的编辑们来往，邀他们参加中苏文化座谈会。全国著名人士侯外庐、老舍、王昆仑、曹靖华、欧阳山、邵力子都在《中苏文化》杂志上发表文章。袁孟超本人也发表了许多文章，介绍苏联的情况。如《苏联政党发展史概要》、《苏联政党发展史概论》等长篇连载文章，以及《日德同盟与苏联》等论文。
袁孟超在主编《中苏文化》杂志中，也多次受到特务的密告。有次徐恩曾当夜将袁孟超叫去，说袁孟超为苏联作情报员。袁孟超坚定的回答：《中苏文化》主编在职责上是应同苏联大使馆发生密切关系的，苏联是资料的来源，杂志社的经费一半以上都是苏联对外文化友好协会供给的，过去的主编是这样做，何能诬我。袁孟超的反驳使徐恩曾无言可答，并从此开始让袁孟超定期去参加陶希圣和刘百闵等人主持的“三一”聚餐会，这是CC和周佛海等艺文社汉奸集团的东西，袁孟超多次接到通知，均拒绝参加。实在挨不过去了，偶尔也去过一次。这次正碰上汉奸陶希圣在那里破口大骂，并引用一些伪造的情报诬蔑苏联，还提到《中苏文化》不应替苏联宣传。这时袁孟超耐不住性子，站起来反驳说：“杂志社应遵守协定决定的编辑方针；其次，中苏文协的任务是在促进邦交，不是要恶化邦交，并且苏联帮助中国抗战是铁的事实，苏联军事人员替我们流血牺牲。”等等。这样的反驳弄得他面红耳赤，答不上话来。袁孟超立即退出会场。当日深夜，徐恩曾派人将袁孟超找去责问。袁孟超回答：“陶不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他反对民族独立战争，破坏中苏邦交就是削弱抗战力量。”徐说：“陶是大学教授，陈立夫都尊重他，怎么会不如你。”袁孟超立即回答：“读书教授是一回事，革命又是一回事，当汉奸的未尝不是这些读书的”。徐骂袁孟超性子总是这样骄傲。从此对袁孟超更加怀疑，并派中统特务程大森负责审查每期《中苏文化》文稿。经与邵力子商量，邵力子认为特务检查文稿是岂有此理，程大森遭到拒绝而作罢。
七、在“国研所”相得益彰
1939年春，袁孟超在重庆盛忠亮家与王芃生邂逅相逢，在交谈中方知王芃生也是坚定的抗战分子。王芃生也认为袁孟超对时局的看法有卓识远见而一见如故，有人才难得之感。于是王芃生托人聘请袁孟超去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帮助王芃生建立起国际外交的研究工作。袁孟超再三考虑，欣然同意王芃生的请求，参加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
在这期间袁孟超还经常与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一些同志接触，地下党员李剑华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时，也汇报过袁孟超的情况，周恩来说：“袁孟超还算不错，被捕后还没有出卖组织。”地下党员王亚文向叶剑英汇报袁孟超情况时，叶剑英说：“此人原系党员脱党了，去找过他们，文章可用，也可与联络，只要他能爱国，坚持抗战就行。”
八、“九·三”胜利后审时度势
1946年冬，袁孟超帮助李纯青编《大公报》副刊，为“时代青年”专栏写稿。李纯青还推荐袁孟超担任台湾《新生报》驻沪特派员，用报道和通讯的方式，将国民党濒临灭亡的情况，传达到台湾，以利台盟的活动。又为《文萃》三烈士牺牲后地下党新编《时与文》写《战后美国远东政策》文稿和地下妇联的《现代妇女》写国际问题专稿。袁孟超所写的文章完全符合我党的方针政策。
1947年秋，袁孟超得到以上海社会局副局长公开身份出现的地下党员李剑华的帮助，介绍去私立上海法学院，被聘为经济学教授，讲《银行学》和《经济地理》课。这时的上海法学院教务长为沈钧儒，同时在该校任教的还有楚图南。当时上海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学生领袖经常去袁孟超家集会，研究如何进行反蒋活动。当时同济大学参加学生运动，现为水电总工程师的翁长溥回忆袁孟超时写道：“我有一个彼此难忘的校外的政治思想老师袁孟超，当时是上海法学院教授”。“我性不盲从，对学生运动对时事有疑问者，就向他请教，我投身反蒋、反美，主要出于爱国主义，自认为将来做个清高的工程师，不需卷入党派斗争。他主动介绍我要看什么报，如《时代日报》的军事评论，应看什么书，如科技人员要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等。以后我逐渐就政治、哲学、解放战争、国际形势、人物等与他广泛交谈”。“与袁先生的长期交往，使我对中国共产党逐渐有了认识，使我过去单纯依靠自我奋斗的观念有了转变，上海解放前夕我加入了共产党，上海学委是组织考察者，袁孟超则是思想引路人。”
袁孟超在上海参加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之后，主编盟机关刊物《远风》。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袁孟超曾营救我党人员和进步人士。
九、上海解放后心潮澎湃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袁孟超青年时代所追求的理想和愿望终于实现了。他充满着内心的喜悦和怀着对党无限热爱的心情，迎接解放军入城。几十年来，袁孟超始终是孜孜不倦的勤奋工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很大的贡献。上海刚解放，当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陌生时，为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袁孟超就编译了20万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文集》，还编译了15万字的《苏联哲学论文集》，均由上海作家书屋出版，对推动和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时袁孟超在上海的知名度很大，热情奔放，各处讲演，在校内校外不辞劳苦积极宣扬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给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哲学深入浅出，明白易懂，效果极佳，深受同学们欢迎，成绩卓著。1950年根据华东局经委的指示，同孙怀仁一道将私立上海法学院同国立的上海商学院合并，建立上海财经学院（即现在的上海财经大学）。
袁孟超自从1934年6月被捕后，虽然与党的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仍与一些共产党员和苏联大使馆有过许多往来，在他们的指导和帮助下做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1949年上海解放不久，9月20日袁孟超向华东局组织部写了《关于我的组织关系（报告）》，详细报告了脱离党以后的情况，开始提出恢复党籍的要求。又给1934年被他领导的、解放后任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写信，并请托20世纪30年代初在海参崴与袁孟超共事，当时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的刘长胜捎口信给饶漱石，要求会见饶，向他陈述要求恢复党籍的问题。1951年12月18日，饶漱石接见了袁孟超。饶向他提出1934年上海地下党被破坏，“怀疑有袁的关系”并拒绝了袁孟超的要求与请求。袁孟超也向饶漱石汇报了事实真相。从此一石击起千重浪。事后饶漱石“感到对袁的怀疑还有问题，并准备在将来审干整党时再行研究。”
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出现后，因袁孟超1934年在上海和反党首要分子饶漱石在一起搞全总工作，因而涉嫌，被捕入狱。出狱后使他深思的是，今后的言行要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了。从此，再也看不见袁孟超发表的论文了。看见的只是袁孟超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默默无闻勤奋地为党工作。
十、支援吉林志在四方
1958年9月袁孟超响应支边号召，从上海调到长春吉林财贸学院。这个学院是以长春银行学校为主体，由几所干部学校所组成，由于学院初建，师资力量匮乏。这次由上海财经学院调入吉林财贸学院的教师共40多人，起到了教学和科研的骨干作用。在建校初期极困难的条件下，袁孟超做了最大的努力，日以继夜的工作，使吉林财贸学院的教学和科研步入正轨。建院之初袁孟超任吉林财贸学院科学研究委员会主任，亲自拟订科研题目，指导科研项目，亲自修改和审阅科研论文，编印论文集，还经常组织学术报告会、学术研讨会，交流了科研成果，活跃了学术空气，推动了教学水平的提高。以后袁孟超又任论（资本论）史（经济学说史）教研室主任等职。
1966年5月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是耳顺之年的袁孟超，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叛徒特务的帽子满天飞，都扣到袁孟超头上，同时又抄了家，被赶进黑暗终年不见阳光、潮湿阴冷只有5—6平方米的小屋居住，长达七年之久，每月只发给50元的生活费。致使袁孟超身染疾病，又去农场劳动两三年。
1987年5月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了《案件复查通报》：“中发[1977]10号文件附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有一个小注涉及袁孟超同志，说他是‘中统特务已宽大处理。’”“袁孟超同志现为吉林财贸学院教授、省政协委员，四川资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曾任江苏省委书记等职。1934年6月在上海被捕。同年11月释放后，被南京特工总部（中统局前身）管制，在此期间曾任俄文翻译、编译股长。从事过文化活动。同时，为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1947年参加我党秘密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进行反蒋活动，营救过被捕的地下党员。”“对他的这段历史，1955年上海市公安局定为‘叛变、充当文化特务’。1981年上海市公安局撤销了这个结论。1986年吉林省委又进行复查，认为袁孟超同志不属中统特务，并批准从1949年9月作为重新入党。”“今后有关报刊、书籍，凡涉及袁孟超同志的历史问题时，应以复查结论为准，不要再引用中发
[1977]10号文件中的附注”。从此袁孟超的历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袁孟超于1977年4月平反回到同志中间，他奋笔疾书在笔记本上记录了如下热情洋溢的内容：“今天正式宣布为我平反，推倒康生之流强加给我的诬陷不实之词，我万分感动。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的理想，使我挺过来了。我终于回到同志们中间，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为了美好的未来，我要将自己的有生之年，全部贡献给党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这一肺腑之言，催人泪下。
1986年9月13日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批准袁孟超入党：“经省委讨论，并报请中央组织部同意，袁孟超同志可以重新入党。重新入党时间从1949年9月要求恢复党籍时算起。”袁孟超得知消息后，长夜难眠，心潮澎湃，政治上又获得了新生，回到党的温暖怀抱，此时此刻是多么激动啊!半生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这位耄耋之年的长者，工作热情勤奋的精神，令很多青年感慨莫及，踌躇满志壮心不已。1978年以后，他曾任科研处财经研究室主任，给第一、二届硕士研究生讲授《资本论》，修改硕士论文，并向有关学术刊物推荐公开发表。边搞教学，边从事《资本论》的研究，理论结合实际，从《资本论》中找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用以宣传党的政策，论述关于我国商品生产和个体经济存在发展理论依据。他在《吉林财贸学院学报》上发表8篇《资本论》研究论文，给全院师生提供理论性文章。其中《马克思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对当代的现实意义》，即论述关于我国商品生产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的理论依据。
袁孟超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他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仍感到时间不够用。许多到过他身边的人都看到他在家里伏案写作的感人情景。在他的生命最后一刻，还向守候在身边的子女要学习材料。他为人师表，热心培育中青年教师。作为学术带头人的袁孟超，对本教研室的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培养提高十分关心，亲自讲课，热心帮助辅导，使这些教师健康成长。有一位副教授深有感触地说：“我现在掌握的一些基本理论是和袁老对我的培养分不开的，袁老为了给我们看讲稿，常常工作到夜里十一、二点钟，他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使我永生难忘!”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袁孟超指导两位中年教师创立一门新学科《旅游经济学》，填补了这个学科的空白，受到国家旅游局的高度重视，这两名教师晋升为研究员、教授。他帮助中青年教师修改论文，用放大镜为校内数名教师修改英文、俄文译稿。袁孟超承担吉林省高等院校教师高级职称的评审工作，认真负责，为校内外晋升教授、副教授的同志写著作、论文的鉴定评语。有的被鉴定著作达25万字之多。生前为40多位教师科研成果写了鉴定书。除本校外，还为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教师科研成果写鉴定书。袁孟超德高望重、满腹经纶，为党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袁孟超生前系全国财经院校《资本论》学会顾问、吉林省《资本论》学会理事、吉林省政治经济学学会理事、吉林省政协委员。袁孟超已离休多年，但他仍以琳琅满目的书籍为伍。耳聪目明，才思敏捷，继续整理回忆录，为上海、江苏、湖南等地撰写党史资料。他还向学院领导及有关教师介绍一些关于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学术论文，供同志们学习和使用。袁孟超为中国革命奋斗了一生，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把最后的一点丝也都吐出来，贡献给党和人民，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完全实现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诺言。
袁孟超于1991年1月16日逝世。这不幸消息传出后一些曾被袁孟超培育起来的教师，感激涕零。在遗体告别这一天排着长长的队伍，瞻仰遗容，每个人以极悲痛的心情，深深地怀念和敬仰这位革命老人，他的音容笑貌将永远留在同志们心中，他的形象将永远闪烁着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