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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2015-03-17 21:38:19来源：法治周末
在众议院任职时的张耀曾
程骞
“洱海苍山外，斯人不世才。名言金玉在，多难栋梁摧。绕室忧无策，衔杯恨未陪。良医良相尽，此事最堪哀。”此诗系1938年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为民国著名法律人张耀曾所作挽诗。
张耀曾，字镕西，1885年出生于云南大理一个白族诗书世家。因父于京授事，遂生长于斯。张耀曾少时曾求学于京师大学堂，与吴景濂(后任众议院议长)、余棨昌(后任大理院院长)等同窗，后于日本留学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辛亥革命爆发，受滇督蔡锷之请，张耀曾回国任事，先后担任国会议员、司法总长等职，参与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天坛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
1927年，他离开政坛，后移居沪上，操律师业，直至去世。张耀曾在民初政坛上纵横沉浮，晚年虽处江湖之远亦与国府高层往来不绝，张元济挽诗尾联“良相”之喻故自此出。而“良医”二字，可算对张耀曾最后十年以法救人、以律扶正的律师生涯之赞。
沪上初业律师，勉力渐开局面
1928年年底，张耀曾来到上海。他之所以离开北平是因为从事政治的时机和时局不佳。张耀曾在《求不得斋日记》中记述：“质言之，表面重门户之见，里面重姻亲之私，曾无礼访贤才之真诚。余性迂谨，卅年来只有人求我赞助，决无自行奔走经营之事。在此奔竞倾挤场中，当然不愿参加。”
南来的目的是为了开拓律师业务，但是抵沪两个月间，他却一无收获，心里对于执业一事也是颇多顾虑。1929年1月5日，他托人所借款项500元收讫，决心开业。开业第一件事便是寻觅营业之地。起先他于法租界中寻觅数处，无奈价格昂贵，只得怏怏而归。20天后，他终于找到一处居所。张耀曾“取其可兼住宅与事务所两用，故居之”。他想到自己所余资金在上海仅能敷衍两月，看着新居“四壁萧然，种种不便”，虽然暂安，精神却并不畅快。
之后，为了支付电费、装潢新居，张耀曾屡屡托人四处借款。甚至2月4日他收到上海律师公会的登录公文，知道要交入会费60元的时候，都“殊觉为难”。2月23日，为了出行便利，张耀曾购洋车一辆。当时沪上法律界声名与张耀曾相当之律师，如陈霆锐、陈则民、吴凯声、江一平等莫不以汽车代步。
2月28日，开业后的张耀曾接到第一个案件，在陈霆锐律师家中与当事人程黄氏商谈至深夜。此案为他带来了第一笔公费，共500元。3月12日，他将这500元收入寄回北京以作家用。5月，他同昔日的部下沈钧儒等人合办律师事务所，7月间又被出任上海市长的故友张群聘为市府顾问。业务的开展逐渐给他带来收入。
1930年1月29日是农历除夕，张耀曾开业已近一年。他核算该年用度，合计支出一万零三百元，收入则仅六千三百八十余元，其中亏空皆靠借贷。在张的用度中，抵沪头俩月为房租、电气、家具等便支付两千余元，其后又陆续为起居出行花钱购置不少东西，书记、仆役等人力成本亦不可免。他聘用的书记褚德勤系其故人，家中曾有恩于他，因此除月薪35元之外，他还月付津贴10元。此外，张耀曾社交广泛，往来酬酢自始不绝，应酬之资自然不菲。同其交际之人包括陈霆锐、汪有龄等律师好友，吴经熊、钟宏声等法院推事，黄郛、董望翘等政商人物，还有胡适、罗隆基等学界名流。因此，他也不禁愁苦“沪居以应酬为最难也”。
在该年收入之中，有两千元是云南龙云所赠岁献，八百多元是他在学校授课和担任上海市政府顾问的津贴，全年实际所得的律师公费仅有三千五百余元。1930年代初，上海一般律师每案的诉讼公费大致两三百元，而知名律师则上千元。1930年，叶茀康律师代理一起政治案件，一审至三审共收5600元。
而同样于1930年自上海特区法院院长任上离职开业的吴经熊则记载：“上海人都已知道我是深谙法律的法官，所以一听说我自己开业了，就蜂拥而至，争当我的客户。仅在开头的一个月里，我就收到了如此之多的案子，我的收入就不少于四万两银子——几乎相当于四万美元！我一个月内挣的钱比我当法官和教授加起来的钱都要多。”相较而言，张耀曾开业第一年的收入情况的确尚属平平。
回顾初业律师这一年，张耀曾认为是其生活的转换时期。“从前以政治为生，今则以律师职业为生；从前与一般社会相远，今则置身一般社会中；从前不知生活之艰辛，一任自然，今则不能无谋生之念虑。”经此一年，张耀曾心态逐渐调整，局面日渐打开，经济这一最大难关始得度过。
时刻反省自身，不忿司法黑暗
来沪执业前，张耀曾担心自己“方正无术”，不能“大行其道”。但他的才思还是能在法庭上得到施展。1930年2月10日，张耀曾受前广东军政府政务总裁温宗尧之约，赴上海临时法院为之辩护，乃是其第一次出庭。该案27日开审时，张耀曾“辩论从容，声音清晰，颇能动听”，法院大体采纳其辩护意见，判决被告无罪，即为张耀曾首胜之案。
同时，他对自己在执业过程中所展现的短处也时刻警醒，自省自励。某次，他偕当事人往汪有龄家中商议和解事项。当时“汪态度汹汹，先发制人，完全不许人讲话”。张耀曾心中怒甚，但恐妨碍达成和解，只能忍而不发。结果达成之协议竟是置其意见于不顾。张耀曾由是反思，失败原因乃系其性格和顺平易，遇人侵凌则难反抗，加之心力迟钝，遇人奇袭则难周旋。是日他于日记中手书“排除一切，独伸己见”八字，以为将来之勉。
张耀曾在执业时“置身一般社会”，耳闻目睹种种司法腐败与弊病，每每遭遇，皆感不忿。比如1930年11月17日，沈钧儒去法租界公堂出庭，返事务所后告诉张耀曾法庭见闻，备言“律师不穿制服，随意发言；法官不问原、被告姓名；判案仍用堂谕，并无判词，法庭秩序甚乱”云云。张耀曾感慨道：“如此法庭仍可存在，吾不知中国司法当局所司何事，更不知中国人民所争何事，何以对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乃判若天渊耶？”
1931年3月21日，他于特区法院旁听审判，出门时亲见法警向当事人索要小费。当时当事人已经付给5元，法警竟仍嫌不够，大声争论，无甚顾忌。对此，张稍加计算，认为平时法警常向涉案两造索要小费，皆不敢不给，以每案平均索取5元，一日十案计，便可日得50元。庭中诸吏分赃，每人每月可得300元，甚至胜过候补推事之薪俸。
后来，他更在自己办理的案件中亲历腐败。当时他所代理的天南旅社败诉，在执行的过程中被违法查封。为了早日启封营业，张耀曾以相应价值的铺保单向法院提供担保。但是法院的执行推事熊飞却以铺保不实为由，种种留难。当事人指出推事意在索贿，他便委托故人巡捕房侦缉长陆连奎前去询问。后来果然交涉清楚，熊氏欲索500元。张耀曾又托陆还价，最后以400元成交。
交钱之后，在执行庭上熊氏依然对铺保有所指摘，但经过张耀曾的抗辩，便即不再多言，准予启封。显见便是贿金之效。后来当事人告诉张耀曾，除了执行推事这400元外，他还向承发吏支付两百元，谓是上海通例，不足为怪。张耀曾闻之，“则不知所答，惟浩叹而已”。
正是目睹这些黑暗，使他决心与戴修瓒等商议组织法学会，以作学术贡献，兼谋肃清司法弊端。
不悔扶助公义，不畏强权舆论
张耀曾以业律师为服务人民之法，对于贫弱之人，常相济助；而遇强权欺凌，则斗之不惧。1930年5月21日，张耀曾受租界特区地方法院的函约，指定为广东少年胡树蓉行使伪币一案辩护。起初张对此指派颇为厌烦，但后来考虑“为穷人做义务辩护，实律师本分，不可不一为提倡”，遂为之辩，果使之无罪得释。
1931年7月，张耀曾受前司法总长、大理院院长董康律师之请，代理其侄媳江氏一案。江氏此前由董康介绍，同其侄董俞订婚。不想董俞竟于婚前偷偷另娶陆氏。江氏羞愤交加，吐血伤肺。后来江氏请求离婚，要求赔偿。但是董俞却自恃为沪上大状，反复欺凌，致江氏处境悲凉。
董康本为江氏约请前大理院庭长、曾办理陆小曼离婚案的李祖虞律师代理，但李氏恐惧董俞凶横，未敢承应。后询陈霆锐，陈亦推脱。张耀曾得知情况后，感叹“律师有拥护人权之责，今有弱女子受凶暴摧残，乃至无人敢为在法律上说话，岂非律师之耻？”便慨然应允，并且不取分文而义务辩护。
董俞凶暴可畏，甚至放话对此案非流血不可，有人劝张耀曾最好和解。张耀曾并不反对和解，但也坚持须“稍顾公理”。同他协理此案的两位律师顾虑人身安全，张耀曾则劝道：“危险与否，虽不可知，但律师有拥护人权之责，岂能畏彼强御？”后来开庭，果然据理以辩，达半小时。
张耀曾不仅在强权面前不肯低头，面对积毁销骨的社会舆论也无半点妥协。1931年10月，上海第五区警署门口聚集大量反日民众。在纷乱之中发生枪击事件，两人死亡，5人受伤。对此《申报》报道是第五区警署署长游伯麓命令向群众开枪。而游伯麓则表示当时人群呼喊口号，抢夺枪支，甚至试图冲入警署，故命人朝天鸣枪示警，并未击人。他还辩称警枪皆系驳壳枪，而现场发现之子弹则非驳壳枪子弹，存有疑点。
此案一出，群情汹涌。上海邮务、报业、码头等一百五十余个公会的代表集体商议，向市府要求严惩游伯麓。第五区警署甚至发生殴打巡警，抢夺枪械的事件。时任上海市长张群为息民愤，下令彻查，并将游伯麓停职。此案虽然交给法院审理，尚未结案，但出于维护稳定之目的，国民党方面已欲将游氏作为民愤之标靶，断言“惨案由游伯麓蛮干行为所酿成……对于游伯麓依法严办，终必代表民意，坚决进行”。
舆情激愤之下，律师自然不敢轻易接手。张耀曾起初也不愿干犯众怒。但他复认为“律师为罪人辩护，乃属本职，虽最大恶极，亦须维持公平。会群众浮动，务走极端，倘不为之依法维护，深恐有失公平。故毅然应允，所以表示律师眼中只有法律，虽舆论亦无畏也”。
11月10日，上海地方法院开庭审理游伯麓“义愤杀人”一案，张耀曾与沙训义、朱绍文出庭辩护。4天后，《申报》刊发邮务工会致上海律师公会电文，斥骂张耀曾“助桀为虐，间接破坏爱国运动，肺肝尽丧，良心何在”，警告张耀曾等解除代理合同，要求律师公会“给予张耀曾等以严厉之惩处，以儆效尤而肃败类”。
张耀曾阅报后“心极愤怒”，但也认为“我心无愧，何恤人言”。未免群众不辨是非，发生误会，他又于《申报》登发启事，表明：“游伯麓杀人嫌疑一案，世论虽极纷纭，然未经依法审判前，无论何人不能断为有罪。当进行审理之际，依法辩护期无冤枉，实法律上明白之要求，即为律师不可卸之职责。”他自谓“非为游伯麓一人之私，实欲拥护中华民国之尊严，实践保障人权之职责”，进而提醒民众“法律为国家之纪纲，凡爱国行动，均严守法律范围，否则法纪荡然，国之随亡”。
后来又有公会继续指责，而张耀曾则认为其“言语断道，无可与谈”，便不再置言，只是坚持为游辩护。其后更有传言游案开庭之时将有暴动，张耀曾仍是不为所动。对于张耀曾的雪中送炭，游伯麓自然感激不尽。第二年，淞沪会战正酣之际，获释的游伯麓还特往张府致以谢意。
在此之后，张耀曾又先后代理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案、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案，皆系民国轰动一时之要案、奇案。1936年11月，律师沈钧儒、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学者章乃器、李公朴，报人邹韬奋因涉嫌“危害民国罪”被捕，史称“七君子事件”。张耀曾毅然与秦联奎、李肇甫同为沈钧儒辩护。
此案历时8个月，张耀曾“病体支离”，仍然勉力于法律上筹划应对，并且一再透过褚慧僧、杜月笙、张群等人寻求政治解决。其于苏州法庭一辩，“旁听席上掌声雷动，南京政府为之惊慌”。在张耀曾等人的共同努力之下，“七君子”于次年7月具保释放。至此，张耀曾律师生涯中最后一件大案落下帷幕。
一年之后，“心力浸（尽）耗”的张耀曾因病故去，形寿54岁。其4位孤女的称颂当可作为张耀曾执业十年的总结：“在沪执律师职务，以保障人权、矫正风俗人心为志。遇理曲妄争者，皆婉言规导，虽许以重酬不为；理贫弱之遭凌辱，公费多寡非所计……热心毅力，承审法官叹为仅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