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大师潘雨廷及其师友
刘衍文
摘录刘衍文先生《易学大师潘雨廷及其师友》部分章节，全文见刘衍文《寄庐杂笔
我对每一个有德之人，每一个读书有得之人，都是很敬重的。但如问我究竟对谁的学问最为敬仰，古人且不说，今人则除了钱锺书先生而外，就是潘雨廷先生了。
潘先生精通古今中外的哲学，对于《易经》的各种流派，《易经》在其他各种哲学流派影响下的变化及其得失，说来真是如数家珍。最初，请他来上海教育学院对教师开设讲座，是我征得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蒋锡康先生的允若而安排的，他到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工作，是我向过去的朋友，时任中文系副主任、研究生副所长的叶百丰先生力荐的，而他评上副研究员、正教授，前后也都是由我写出鉴定的。
那些评职称的送审材料委实不能代表潘先生的学术水平。有人对之颇多挑剔，由于不了解先生的苦衷，这是难怪的；有人却把他奉若神明，甚至某些新闻报道和小说也大加渲染、神乎其神，而一些医生、技击家、气功师、术数家则纷纷借其名以自重，以为获得他的真传，那也简直是胡说八道。先生学术的精粹之处这班人全然不晓，只抱住一点，就随心所欲，任意发挥，那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这里只想如实写下一点我之所知所感，以为永怀，并奉献对《周易》有同好者。
二
潘先生自圣约翰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就一直居家研《易》，在到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任职前，从未正式有过工作。他的父亲是旧日浦东银行的总经理。我的难友、原上海佛教协会副会长吴企尧先生与其父、其兄皆有交往，但与其本人却不熟悉。正是由于当时家庭经济条件较好，所以有优裕的环境足供他长期向学。据潘先生自己说，他的研《易》，所以能锲而不舍，最初和他母亲的病痛乃至逝世有很大的关系。他是能 “转益多师”,就历代哲人的《易》学研究来说，他可以说是集大成者。
对潘先生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杨践行先生和薛学潜先生。当初我和王逢年先生、丁济华医生一起，由社会学家应成一先生介绍，并陪同我们去潘家听过杨、薛两位先生及潘先生约三周的课，随即因十年浩劫与世隔绝。及至拨乱反正、恢复自由后，再因张大文、黄福康诸君之介，重新与潘先生有了联系。才知杨、薛两位先生都已归道山，当时听课的王逢年和丁济华也已先后去世，惟成一先生健在。同时得交与杨、薛两家有通家之好的傅紫显先生。潘先生曾对我们谈起杨、薛两先生的轶事，而傅先生尤知其详。可惜我今撰此文时，成一先生早已辞世，两年前，傅先生又忽告病故。不然，很多存疑的事，都可向他们请益的，这是很大的遗憾。
当初我们去听课，是由薛先生首先开讲的。薛先生是近代著名经办洋务的外交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薛福成（1838—1894）的长孙，父薛翼运（1862—1929），字南溟。薛先生小时，其父聘请钱基博先生为家庭教师，讲授过查理?斯密所编的《小代数学》。钱老有文记其事，但没有道出他这位学生的名字。先生字毓津，尝游历世界各国，创办实业，著有《政本论》。桐城吴挚甫（汝纶）先生就是他的外祖父，程序他“可绳乃祖”。后潜心于《易》学，专著有《<</FONT>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超相对论》等书，颇流行于海外。我们去听课时，薛先生又有新著两种陆续印行。他对我们讲的似乎是“宇宙起源与河图、洛书”这一命题，发了二十多页讲义。听课的人很多，男女老少，济济一堂，有的还不时点头，我们却都听得莫名其妙。只约略记得论证宇宙星云的布局与河图、洛书的运行规律完全一致，我想这里面是否会有些牵强附会呢？上面提到的后两本书我都翻过，但一点不得要领。老友傅先生见告，旧书店有廉价可得，是否把他买来？我说，我买书只讲实用，要是买书不看，或看不懂，何必虚张门面呢？前几年傅先生又与其亲友联系，想整理薛先生全部遗著，要我作序，我说，对薛先生的学问，我一点门径都摸不着，让我如何下手去写？倘潘先生在，那就好了。
潘先生曾和我讲起薛先生的一个奇论：他说人们都讥笑“历史循环论”的非是，其实，宇宙的历史、世界的历史、社会的发展，全部都是循环的。“朝茵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推而广之再广之，扩而充之再充之，由于时间过长过久，人类的历史和智力尚不能见，故不能知。薛先生提出了一个计算方法，以星际间的距离速度，转换为时间的长度，得出十二亿年为一最大循环的结论。曾演讲给我听，问我信也不信。这是薛先生不轻易为人言的，估记于此。
杨先生字圣一，生活清苦，度日维艰，平时薛先生常有所资助。他潜心《易》理，坚毅不拔。他的讲课，皆平正通达。近人根据马王堆出土文物才发现的，杨先生大都皆先行推断而得。他的著作，傅先生都借我看过。潘先生尝从杨先生学气功和太极拳，但我陪潘先生去看尢彭熙博士时，尢说其站桩姿势先就不对，气犹未通，途径走错了，那是很危险的。后来我又请几位有气功的人来检测，奇怪的是，不论气功师功力高下如何悬殊，测别人的气功能量都大致不差，他们都一致认为潘先生其实无气可言，好像并未练过功。为此我请教了傅先生，而傅也早有察觉，曾私下问过潘，潘回答说：练与不练是一样的，一通百通嘛。《易》之道无所不包，有了《易》，什么都解决了。
我不知杨先生的气功究竟功力如何。但他始终忠于他的研究。潘先生说，杨先生曾和他私下谈起，说曾三次梦见伏羲，与之论道，得益甚多。问我信也不信？我说：精诚所至，日夕怀之，自然就会形诸梦寐的。孔子欲从周，就经常梦见周公；刘彦和崇拜孔子，“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寐，乃怡然而喜”（见《文心雕龙?序志》），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剖析，完全是可以解释的。但潘先生认为，此事绝非如此简单，当是精神的贯通感召有以致之。并说他曾几度梦见虞翻云云。我想这或许也是一种执着的“通人之弊”吧。杨先生后来得癌症而死，据潘先生说，照理杨先生是不会生癌的。别的事他都想得开，但儿子划上右派，一时转不过来，刺激太大，癌症就发作了。
潘先生年轻时到唐尉芝（文治）先生家拜过门，唐的《年谱》中有记载。潘先生平常是不赞成卜卦的，他屡屡以“不疑何卜”告诫人，疑而能解者亦不卜，有大疑大惑者才偶尔卜之。他说到唐夫子只在清末民初交替之际，对自己的出处卜了一卦，得一“遯”卦，才下定决心，退出官场，专心壹志于教育事业。这与南宋时朱熹欲上奏章弹劾奸臣，因蔡元定为其卜得一“遯”卦而就此缩手，其事殊而其情类。潘认为这是一种触机，原有天意在。我则以为卜卦是有极大地偶然性的，只是一时的凑巧而已，又有点像摇奖，以之为戏则可，为之执迷则不可取。
潘先生也尝拜在熊十力的先生门下。我们知道，熊先生在金陵刻经处与其师欧阳竟无大师及其同门友吕澂先生决裂，后与马一浮先生也搞得不欢而散，很多人都有意见，觉得熊无非是要故意标新而争胜于人，正确的还是原来的师徒传统承受。傅先生认为：老潘水平不知要高出多少熊多少，何必凑热闹屈尊拜其为师。我也委婉地向潘先生说了熊先生《新唯识论》、《乾坤衍》中的一些疑问。潘先生解释说：《易》学在各个时代都会与其他学派结合而有所变化发展。唐代中国佛教兴盛，从《华严经》带来的《易》学新课题，却经历宋元明清皆付阙如，熊先生是最初填补了这方面的缺陷的，在《易》学史上会有一定的地位。吕澂的《中国佛教源流史略》讲法相宗甚精辟，涉及禅宗的就有多处错误。顾毓琇先生专讲禅宗发展史虽有微误，但可补吕书之不足。顾毓琇、毓瑔兄弟都与潘先生相熟，毓琇先生有书从美国寄赠予潘，我因得略翻一过。毓瑔先生则我也相识，一度往来甚密。他尝介绍多人来潘家听讲，又与尢彭熙先生交好，跟尢学气功，过从甚密。但我之结识毓琇先生却是因难友黄睿思的推介，与上述诸公无涉。后来我们在潘、尢两府都不期而遇，彼此一怔，觉得上海虽大，亦何其狭小！
潘先生曾告诉我一件熊先生的“秘密”，现在他们两位都已作古，就不妨斗胆公开了吧。潘说，熊先生在其行将易箦时，深自忏悔，觉得自己所以会在“文革”中吃尽苦头，乃是晚年辟佛所致。于是不断念诵《往生咒》，以赎罪其罪愆云。
到潘先生家里听课的人很多，有一位S先生，据潘先生暗里对我说，这位先生自称练功已出“阴神”，结果不慎飘入母猪肚内，变成小猪生出，幸得灵心未泯，不食而死，遂得生还，但所有功力都已荡然无存，一切只好从头做起。其入定所得，都写成韵语，出示于人，很多人都抄录了下来。我看都是一些半通不通的门面语，最不像样的狂禅语录也要比它高明。S先生已经步履蹒跚，老态龙钟，看似活不长久了，但他却沾沾自喜，自信功德即将圆满，尸解飞升。他人当然是老实的，不会也不必要骗人，那一定是走火入魔了。我和潘先生说，旧笔记小说有类似记载，只说有人死后魂入猪肚，变为小猪，闻秽不食，饿死再生，但没有说是练气功。不知S先生是否精神恍惚，认梦成真了吧。
听课者中又有刘公纯先生，在唐山大地震期间，闻北京也将发生地震，匆匆赶往梁漱溟先生家，住了两个月光景，挥汗抄录了梁先生的著作返杭。他是马一浮先生的得意弟子，惟恐梁先生会地震遭难，人稿惧亡。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文史通义》，就是他校点的。以马氏弟子而能对梁先生著作如此关心爱护，尤重异量之美，实是难得。他比梁年轻的多，但想不到先梁而辞世。我们则因他的劳力而比别人早一些读到了梁先生的未刊著述。
据傅紫显先生说，这种民间讲学的形式可追溯到解放之前。过去来讲课的先生，曾有一位来自昆山，一位来自嘉兴，也各有特色，且都在薛家开讲，听课的大都留饭，竟有三桌之多。解放后那两位先生也就从此未曾再来，现已不记其名姓，也不知其下落了。又苏州沈祖绵、沈廷发父子，与潘先生有通家之好，其《沈氏玄空学》在海外煞是风行，潘原有著者惠赠的一部，却在十年浩劫中被抄，未能一睹内容。有一次沈廷发先生来沪讲学，本约我与之相会，复因忙而失之交臂。在潘先生家，一次有一位张竹铭老先生自美国来访。张老是著名道教学者陈撄宁先生的高足，于道教最有心得。我尝献数疑，蒙其一一指点，虽相聚恨短，而受益实多。至于听讲者中，有专门研究“西藏学”的吴中先生，为白教传人，现尚健在，可惜我身体不好，不能向其求教了。
三
潘先生讲课，从容不迫，侃侃而谈，从下午一时半讲到五时光景，不喝一口水，不休息一分钟，如此精力，如此纯熟，实为平生所罕见。有时偶翻一页书给听者看看，似乎页数都能背出的。但其本人却从不翻看，文本皆脱口而出，绝无差错。如此教学，亦实为平生所仅见。我尝见好多报导和纪念性的文章，夸奖某些闻人、名人授课吸引力之大，及至后来问起听过课的人，都微微一笑道：写得好看就是了。而潘先生上课的谈吐和风度，却真是光彩夺目的。假如把他的讲课录音整理出来，都会成为洋洋大观的一篇篇好文章。
然而，奇怪的是，潘先生驾驭文字的技术，却不能与他的语言能力相一致。本来，学者之文与文人之文固有一定差距，那是无足为怪的，如王充之文，就滞重而拖沓；俞正燮之文，尤芜杂而繁琐。即以上面提及的梁漱溟先生，他之为文也散漫而欠通顺。目下很有些人嫌陈寅恪先生为文噜苏叨絮，我想这或许与其失明有关。但那些则责备他文字不佳的人，试反观其本人之为文，则或芜杂寡要，或西拉东扯，也大抵全无法度的，这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了。凡自诩能文者，邓之诚先生的《清诗纪事初编》，看上去犹不免沉闷；张舜徽先生的《清人文集别录》等，也平庸而枯竭乏味。学者之文能如章炳麟就、刘师培、黄侃诸前辈，或如梁任公、胡适之、顾颉刚诸先生，是极为难得的了。求之近今学人，惟吕思勉、钱宾四、冯友兰先生叙写最为条畅，李长之、刘大杰先生文字最活泼生动。当然，作家而兼学者的钱锺书先生更是奇峰突起、不同凡响的了。
潘先生之文，倘与上述诸公比较起来，只能和梁漱溟处于伯仲之间，这该是他最大的不足之处吧。而潘先生本人起初犹未能自知。他曾为研究生讲解他写的一篇序文，并说用的全是《庄子》笔法，听者不禁暗自失笑。当时就有好几个人跑来责备我，说你怎么介绍这样一个文理不通的人来执教！又譬如他在校点古籍时，即使较一般的句式，其断句差错犹多，遂也牵累到我这个推荐者。我于是辩说：用人当用其所长，看人亦当看其擅，诸位不妨听听他的课堂效应吧！
然而我的辩解又遇到了问题。原来，潘先生在家里为我们讲课真称得上“俯拾即是，尽得风流”的，谁知在对教育学院教师讲课时，就不由得有些拘谨了。或拘于其时思想禁锢犹严，惟恐有人说他讲《易经》是在宣扬主观唯心主义，涉于封建迷信，遂根据清代焦循《易学三书》的立论和方法，参照他的老师薛学潜先生的观点，加以贯通发挥，意图证明《易》理不惟与近代的数学、物理学相通，而且与最尖端的科学成就都是融洽无间的。这种说法，专研文科的听来不甚了了，攻数理的，又感到把这种现代人的常识或科学发现，附会到几千年前的哲理上去，未免牵强，又有何用！假如我们的祖先早已有了这么先进的思想和智慧，且不说历史的原因，为何至今未有开发应用，偏让外国人处处领先呢？
正是这个原因，于副研究员评审时就有人激烈反对，几乎不能通过。倒是徐震堮教授力排众议，为他说了几句公道话，要大家全面对待他的学术观点，不要只抓小处不放，才得以勉强通过。事后，潘先生以为他的职称获得通过，乃是靠某些人的帮忙与支持，却未料所谓的“某些人”正是反对最激烈的。
潘先生的这些观点，实际上也是想把科学与玄学结合为一种指导性的新学所进行的尝试，可以说与前述今文学大师廖季平的“第六变”之设想有些殊途同归。只是廖所处的时代，西学东渐，尚不普遍；而科学本身尤及不上今天的突飞猛进，所以不会有什么相对论、量子论、多维空间等后起的学说观念包含在内。连类而及建国后说到某些古代的学说或某些文学作品，总要引证一段马恩列斯如何如何说，然后下结论，说这是“相通的”、“一致的”，或者加上“由此可知”、“足以证明”之类的话头，这与潘先生的观点相比，充其量也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不过是一个用伟人导师的话语进行时髦可爱的妆点，一个用近代科学的成就作惊世骇俗的附会罢了。
潘先生如此谈《易》，不仅只是由于“心有余悸”之故，恐也有他的另一种“通人之弊”存焉。而薛先生的著述，我看还是因其过剩的聪明才智，出国考察，既读了许多科学方面的书籍，有本其家学和外祖父及其家庭教师钱基博的影响，文章亦雄健酣畅，正不妨把彼此抟合一起玩玩。按《易?系辞上传》有云：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
也许薛先生就是从此受到启发，而以“观象玩辞”、“观变玩占”而乐的。所谓“演易”，实际上也可谓是从认识世界到游戏为乐的一种过渡。以数为戏，原是愈演愈繁、愈演愈巧的，这与牙牌书中雅致的入《兰闺清玩》，通俗的入“过五关、斩六将”之类的一人戏本无二致的。不过《兰闺清玩》加之藻绘，薛先生则通之以科学，如实而已，也没有什么神秘可言。次子永明，是研究高等数学的，曾见其书，亦觉无甚高明之处，用以闲中自我消遣，以增游艺乐趣，固无不可；倘若因此立论，以明“中学远过于西学，古人远胜于今人”，那就像纪韵所批评的戴震一样的不是了。潘先生或许是完全知道其中奥秘的，不便明说罢了。不过我想，只要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大千世界存此一派一说，也是无伤大雅的吧。
四
潘先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最初倒不是由于《易》学，而是缘于经过拨乱反正，初步打破闭关自守后对外来学者的接待。
潘先生见告，有一个法籍荷兰人自取中文名施博尔，字舟人，与其法籍夫人来到中国，要约访对道教有研究的学者。他在北京找不到多少人，又到上海，希望政府推荐一些。当时道教的研究尚是一个空白点，《道藏》还属于禁区，大学图书馆虽有其书，却都封藏而不得借阅。政府多方查访，而华东师大以潘研《易》，或与道教关联，又物色了会谈佛教的苏渊雷教授同去接待。殊不知他们两人，严格说来都还属外行之列。
施舟人说，他为着对道教的兴趣，曾在台湾拜一有名的道士为师，为他尽心干活达六年之久，受到老道信任，获得了真传，遂于研究能有所进展。说到《道藏》，他说在法国，几乎像中国街道这一组织所辖的小范围内，起码也有一部存放可借的。
《道藏》中是收有有关《易》学著作的，因此潘先生提到了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施舟人是看过近人考证的：“这是后蜀道士彭晓的伪托之作，怎么会是魏伯阳的呢？”潘先生回答说：虞氏《易》中，曾引及魏伯阳此书。虞翻（164—233）是三国吴人，书中自不可能引及比他年代还要晚这么多年的人的著作。这一下施舟人先生震惊了，这可是他闻所未闻的。于是又问对《周易参同契》看法，潘说正在为此书作注。施舟人先生极其兴奋地说：出书以后请您一定要寄赠一本。接着又问潘先生懂得符箓否？潘说不知。而施舟人先生说他是从老道那里学会的，完全明白其用意和作用。
从此，《道藏》那时就特准专为潘先生的一人开放了，学校的、上海图书馆所藏的都无一例外。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如今《道藏》重印，有钱即可自备，图书馆中也已人人能够查阅，与以前大不一样了。
于是潘先生就一直浏览《道藏》，后来又自备其书，接着又被选为上海市道教协会的副会长，兼带研习道教经典的研究生，我还曾为其所带的研究生主持过答辩呢。
《周易》中，“观象玩辞”与“观变玩占”最复杂难通的就是“虞氏易”，惠栋、张惠言写过这方面的书，焦循也专门研究过这方面的命题，但都留下了一些无法解答的难点和疑点。焦循甚至认为那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潘先生却一一把它通解出来了。这真是空前杰出的贡献。所以在潘先生的著作中，我以为当以《周易虞氏易象释》为最有价值，与之相辅弼的则有《过半刃言》、《黼爻》、《衍变通论》和《易则》等书。《过半刃言》是阐发义理的完辞之作，书名取义于《系辞下》“智者观其辞，则思过半矣”语；《黼爻》所涉为玩九、用六及三百八十四爻爻辞，编次以先天图为序；《衍变通论》论筮占，阐明大衍数之变化，自用数之四十九演变为六十四的过程和法则；《易则》八篇，论河图、洛书和先后天图的变化。
我曾听过潘先生讲过《坤》卦的一段，又听过《系辞》的一段，真有如陆放翁《读宛陵诗》的“岂惟凡骨换，要是顶门开”之感（见《剑南诗稿》卷六十），但未能一直听下去，真是很可惜的。
虞氏易是汉易象数之学发展下来的最主要的一支，也是最深奥、最难摸索的一门哲理。潘先生精通虞氏易，重视象数，自然反对晋人王弼的“扫象”。王弼的学说，影响极大，当时反对他的人并不少，但都起不了什么作用，也没有什么有影响的文献保留下来。清儒中反对他的人尤多，也都未击中他的要害。如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有一段最有名的话：
义苟在建，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
近人顾颉刚先生在《论<</FONT>诗序>附会的方法》中，显然还是赞同王弼的说法的。他说：
我从前读《易经》，觉得解释的话圆通得很，坤卦未始不可讲成乾卦，革卦未始不可讲成鼎卦。近读《诗经》，又有同样的感想，觉得他们的话无施不可。（见《古史辨》第三册四〇四页）
清儒中驳其说者都讲得不甚清楚，没有什么说服力。潘先生则滔滔不绝，从易象的演变来说明乾为马、坤为牛之理，绝对不可倒而置之。令人十分信服，又可惜我当时未及记下。但那时我想，纵使潘先生的行文不甚条畅，其书或迟或早总能出版的。我其时尚不能集中精力探索此书，因颇想在退休以后，若能天假我年，必当摒弃一切，着力揣摩，遇有疑难，可以当面请教。不意他年龄比我小得多，反而先我而逝；又想不到他这么重要的稿子，交托了一位也算是他学生的人带往北京出版，不料却杳如黄鹤，音讯全无。幸得傅紫显先生录有副本，但其抄本密密麻麻，全是蝇头小字，又把《易经》的正文、虞注和潘先生的绎义并在一起，既不分段，又不分行，弄得眉目不清。我曾建议傅先生，稿子当分章分段分节重行抄过，而且不能如此节约纸张，只有科举时代的“作弊夹带”才会如此抄写。否则一般人不惟阅读吃力，有伤目力，而且常常看漏看错，又怎能据此排印。傅先生答应重抄，可几年前他又不幸逝世。潘先生的这份遗稿究竟怎么办？潘师母金德仪先生尝向我提及，我也时时关注，盼望它能早日出版。
除了上述这些书稿外，潘先生还有《读易提要》一书，也是极为难得的著作。因系一人所著，内容体例统一，不像《四库提要》之成于众手，虽经纪昀统稿修饰，文句自佳，然内容未能全面细察，且轻重比例，各有偏倚。又潘先生此著，于各书皆概括其精神要点，然后加以评述，故其所叙文字较多，有类全书缩影，这又是《四库提要》所莫能及的。该书介绍的典籍约有三百种，本早可出版，审稿者以其行文未善而搁置。倘请他人润色，则以其中多有专门术语。我以为文固欠佳，然未妨研读，其实听之任之，通晓《易》理者自能明其神髓，不必去多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存其原始之真，又有何不可？如梁漱溟之书，岂不照样一一出版了吗！近闻此书不久即可问世，这是颇堪告慰于先生及世人的。
五
我在潘家听讲课，《易经》只零星听过数次，不像傅紫显先生那么完整，也不能如黄福康君的从不间断。但我却听过先生讲授《庄子》、《华严经》、《维摩诘经》等的全部课程。潘先生所讲《庄子》的《内篇》七篇很有见地，其中讲《天下篇》尤为精微。传闻从前沈士远先生在北京大学预科班讲《庄子?天下篇》，竟足足讲了一个学期之多，因此有了“沈天下”的声誉。我不知沈先生是怎样一个讲法，如果只是集释、集注似地一路讲下去，那只要有时间和勤奋的功夫就成。我听潘先生的讲课，实是阐述各种学派的要义，并不屑屑于寻章摘句，也不专注于名物训诂，而是贯通了荀子《非十二子篇》、韩非子《显学篇》、《吕氏春秋》的《季春季第二?圜道》和《序易》以及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几乎就是一部先秦思想史的总评。这些文字，现在大体都收在《易与佛教?易与老庄》一书之中，列入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当然内容比我们所听讲的要简单一些，但也可窥见一斑。
由道家与《易》学的关系，自然就想到别有所传的邵雍的《皇极经世书》。过去我曾化大力探索过，但不得其解。听了潘先生的讲述，才得以弄清其脉络条理和象数计算。
按邵雍(1011—1077)字尧夫，祖先是范阳（今河北省定兴县西北）人，从其父几经迁徙后，定居于河南洛阳。名其居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卒后谥康节。著有《伊川击壤集》、《皇极经世书》等。
邵雍之学，源于陈抟，抟传穆修，修传李挺之。邵受学于李，加以发扬光大。孔平仲在《珩璜新论》中，认为那是“无所从授”的心得。同时还记载了一个传说：说邵雍是他父亲所得江邻几学士家婢女所生，这个家婢带了许多秘藏的图书过去，邵雍才有机会尽读而精通之。邵雍这个号称“先天之学”的“皇极经世”学说，当时已为名臣富弼、司马光、吕公著所叹服。后来朱熹虽然认为他的书与《易经》全无关系，却赞之为“人豪”。邵雍死后，有关他的传说和故事就渲染得愈来愈神乎其神了，几乎与姜子牙、鬼谷子、诸葛亮、袁天纲、李淳风、罗隐，以及后代的刘基、徐文长一样，成为某一类型的“箭垛式”人物。
《皇极经世书》见收于《四库全书》和《道藏》，两种本子出入极大。我过去所见是《四部备要》本，根据的大约就是《四库全书》本。北京中华书局请潘先生校点的，用的底本却是《道藏》本。据潘先生说，两者其实是一样的。此书本该早就印出，或因经费问题而搁置下来，不久当可与读者见面。我常以《四库提要》卷一〇八说“此书之取象配数，又往往实不可解”为问，以为既无人能解，那就不必去解吧？潘先生微笑说：怎么不能解呢？只是修《四库》的馆臣们不懂其法罢了。因此特地对我们讲了一个多星期，遂初步了悟其究竟。潘先生为该书写的《前言》也见收于《易学提要》，为我们所讲的内容，大体都包括在内。
事隔不久，香港有个高级工程师名叫姜福钧的来沪公干，他也好《皇极经世书》，曾排列邵氏之数，画成一个图表，想找沪上的知音谈谈。姜跟尤彭熙先生学过气功和技击，他找到尢，又适逢不是毕修勺先生就是顾毓瑔先生也在座，于是就一起陪他去了潘家。其时我也正好在那里。姜先生不是研究《易经》的专家，于邵雍也没有深切的认识，但所画的图表却不完全正确。姜先生在潘先生的指导和协助下，后来还发表过好几篇这方面的论文。不过据潘先生说，姜的表解，虽正确尚嫌粗糙；天津有一老人，要画得更为详细，但秘不示人，曾给潘看过。老人的大名至今我已忘却了。
六
潘先生是十分自尊和自信的，他在讲课或与人闲谈，往往总要提到我，说我和他在人和物的认识关系上有一个根本的分歧。我赞成世界和人生有可供寻绎的规律性，而他则赞成生命的轨迹是可以人为操纵的。我说，人们批评泰纳实证主义的艺术观为“庸俗社会学”，其实他的《艺术哲学》中所说的艺术批评三要素，即种族、环境、时代，倘稍作补充修正，还是颠扑不破的。种族是内部主源，是先天的、生理的和遗传的禀赋；环境是外部压力，包括自然、社会、政治和气候；时代是后天的力量，也是一种特殊的环境。泰纳认为一个人无论如何不会全部脱离他的时代，人绝对不会在刮平的版上起作用，而只是在已标了印迹的版上起作用的，印迹的差别则依人们在此一时还是彼一时取其版所决定。所以我们个人能起的主观作用原很有限，处处会受生理、心理、社会、时代与特定机遇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命运。潘先生说我没有通晓易理，所以摸不清世态，才会吃了二十三年的苦头。他则不论处于怎样的情况之下，皆能定位自己的卦象，从“未济”走向“既济”的， 所以命运难不倒他，能够“无往而不自适”。同时他又特别提到了袁了凡的故事，说袁了凡尝遇一铁版数的术士，推算他的过去，事事皆有奇验，后袁日日记下“功过格”，功渐多而过渐少，最后终于有功无过，术士所推就不灵了。但潘先生说，袁不过以行善来改变自己的前途，还不像他那样更进一层，能用易理来驾驭自身。他是相信“铁版数”（或称“皇极数”）的，但认为只通用于常人，而不适用于他这个深明大道的哲士。
就在姜福钧先生来访那天，潘先生又重提上面的争论了。我说，袁黄，字了凡，他原是一个陋儒，并不知“铁版数”的底蕴。清叶名沣在《桥西杂记》中早已指出：“大都已往验，而未来之事多不足凭。”其所以“不足凭”之理，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三，曾记录安徽人苏日新对他所说的道理认为“先天数”只能推算过去，于后来之事便不准；若用“后天数”推算，对将来之事就能件件应验入神了。苏君曾遇到一个术士，定要恳求他用“后天数”推算，结果无一不准，后却遭了天谴。所以，袁了凡行善而改变命运的看法，是不足为凭的。
所有在场的人于是都纷纷议论起“铁版数”来了，他们大都有过亲身经历和经验，而我正在懊悔没有机缘遇见如此的奇人异事，不然也可讨教一二时，傅紫显却听得有点不耐烦了，忍不住开口就说：你们真是一群书呆子，这都是假的，骗骗人的！一时间大家竟和他辩论起来。傅先生对着潘先生又说：“老潘，你这么一个有学问的人，怎么也会上这个大当！”
的确，我们都上了这个千年骗局的大当了。统治阶级中人自不必说，愚夫愚妇更不用提，文人学士不但听而信之，还为之引入了高深哲理来析解，则其谎言和手段的巧妙，恐怕也可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了。要不是遇到傅先生，连潘先生也会和过去的经学大师等人一样的“堕其术中”。我也几乎被它困惑了大半生。
按“铁版数”，上海人称“铁算盘”，原名“皇极数”，亦称“太极数”、“先天数”、“蠢子数”、“前定数”、《皇极经世书》，术者自称乃是得邵康节先生所秘传之妙诀，甚至认为另外公开于世的《皇极经世书》，尚是其糟糠或糟粕，真传并不在彼而却在此。
而且民间故老还流传一则这些术士杜撰出来的传说：邵康节把三本内容各不相同的“铁版神数” 传给了他的三个徒弟，一个行术在洛阳，后来逐渐传至燕、赵与晋，故统称北派；一个行术到浙江，故称浙派；还有一个行术到广东，故称粤派或南派。有些人去请他们推算，根据他们的生辰八字查不出结果的，北派会推说在浙派，浙派又推说在南派，粤派又推说在其他两派之内。他们承认各自获得的“真传”都不全，言下颇有遗憾之感。但他们又都不肯将自己的宝书献出，凑成“完璧”。其所以要这样说的最大原因，怕是可以让自己有时有个“落场戏”好做。
叶名沣所记更加增加了人们访求其书的兴致。他说曾经到内阁大库中去看“前定数”，仅存数十册，而且篇页凌乱，听守库老人说，在三十年前，有某相国取走了一大半，又听说在稷山县库也藏有写本。如此说来，这些原来都是完整的，是后来被人明取暗偷而残缺了的。
这些书的存留也许是可能的，但无疑的都是作伪之人所为。叶氏的记载中有几句话很重要，他曾“玩其纸墨”，断定它是“明人所为”，而决不能上推到邵雍。
我所看到的“铁版神数”刊本，共有四种：一种是锦章书局出版的，其中很多只有数字而无文字。另一种是千顷堂印行的，约有八千多条。还有就是前几年台湾出版的，书有精装四厚册，共有一万二千多条，据称是南派即粤派所传，又声称书中官制，多有沿用清朝的，因此断定系清人所为。特别其中有一条内容，是“黄泉无旅舍，今夜宿谁家”，谓是金圣叹的诗，遂断此书当成于金死之后。实则此诗乃五代江为所作（首二句为“街骨侵人急，西倾日欲斜”。）见《五代史补》），年代还在邵雍之前呢！又有钞本一种，计四十八册，且参以姓名纳音所化数字，就愈来愈觉难于推算了。
说到推算方法，作书者又专喜在这方面故作高深，它牵涉到《皇极经世书》中的元、会、运、世、和年、月、日、辰，又牵涉到河图、洛书的配数，还有爻辰、纳甲、卦气、升降、紫微斗数、太乙、奇门、六壬等等，几乎是所有术数的集大成者。我们再四研讨，都不得其门而入。但据傅先生说，那根本是在故弄玄虚，装装门面，目的就是要人感到莫测高深哩。
旧版《辞源》于“铁版数”条目下写道：
占法之一，用本人父母本身八字，配合五音八卦，每一时分八刻，每刻分十五分，故须屡次推试，得前事数年符合，始为的准时刻，吉凶祸福，预撰成语，以此检查原书，事皆前定，故名铁版数。俗传为宋邵雍所作。
这里除了说它是“占法之一”有错误外，其馀的话,大致袭用流俗所传，可见写此条目的人也是深信其术的。台湾出的《铁版神数考释》则于“铁版”二字的解释又有别说，认为这书实际上是一个号称铁卜子者所为，不过假名邵雍而已。
后来我把旧《辞源》中的话翻给傅先生看，傅说：“诀窍和机巧就出在‘故须屡次推试，使你自己说出父母妻子的情况，其他的事就好办了。但要学会它也 不是很容易的，我是在即将解放时，化了三十元大洋才学来的，不过要我保证不得以此谋生。”傅先生当然无意厕身于江湖术士之林，他足足化了三个多月，终于弄 通了其中的关键。其书的页码、抄写，每条的编号及其所系的词，完全可由术者自行编排，也可参考现成的。书最好用抄本，就愈显名贵，纸张愈黄愈旧，就显渊源 古老。因此术者往往将抄本用蒸笼蒸过再晒干，令人有古色古香之感。
傅先生接着又向我们揭穿了术者的行骗过程。他说，行术时技巧的熟练是很重要的。桌下安置两个活动的小圆盘和图表，这是帮助记忆用的，必须处置得当，不露痕迹；条目和编码，还有打的数字，可随心所欲预先做好暗记。翻检时某事在某页分毫不差，所以需要有一定时间的训练。他问我想不想学，随时都可以教会我的。我回答说：骗人的东西学他干什么，难道我要去做骗子吗？
过去已有人认为这种推算没有什么希奇，如徐朗西先生就是。他原名应庚，后以字行，是最早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陪同其一道亡命日本多年的。有篇文章说他是中山先生的秘书，这并不确实。当时有个极有名的“铁算盘”为他推牌多时，弄得满头大汗，结果一无所得。朗西先生以为这就像查电话号码，查到就是，查不到就罢，毫不稀奇的，也不想深究，淡然处之而已。但却不知道这竟是一个骗局，而且绵延了近千年之久。最早提到“皇极数”的似是《水浒传》第六十四回。上过它当的，达官贵人之外，学人文士之中，除了前面提到的袁黄、叶名沣、俞樾，另外还有许仲元（见《三异笔谈》卷一“蠢子数”条）、龙阳才子易顺鼎等人。易曾有诗记其事，解其后来所以不验之故，胡说其年龄当从民国元年为一岁起算，直是强作解人！这与俞樾等人于“先天数”和“后天数”的解释，几乎同样是在梦中说梦。
傅先生要我不得外传，他宅心仁厚，说应该让这些术士有口饭吃吃。但我以为让人上当受骗，总不是一件好事，故在其身后就把它公开出来。我想，拨开千古迷雾，揭示其真相，破除迷信，净化心灵，未始不是一件大好事！我们应该感谢傅先生，在与潘先生友人的交往中，可以说，这件事是我得益最大的，于潘先生的帮助可也不小！
七
有一本《丽娃河》的小说，写到一位章先生时特表崇敬，知情者一望而知，那是影射潘先生的。书中的章先生，不仅道德崇高、学识玄博，而且几乎有些神化和仙化了。
因为是小说，自然免不了虚构和夸饰，但其间总有蛛丝马迹可寻，藉此以说明一些真相，倒也是饶有趣味的。
书中说章先生学问深奥，虽说听讲的人众多，但实际上只有三人各得其传之半。其中一个就是化名龙在田的作者。这其实是作者在吹捧自己和他的友人而已：三人之中，只有一人去听过不长时间的课，另一个是通过我的介绍去见面的，至于作者则可能由上两人陪同见过一二次面，都没有好好学习过。如要说先生从学的精纯之处无人能够心领神会，这倒不假。傅紫显先生长期与先生及其诸师友问学，自然所知最多，但其志却不专在此。黄福康君是听课最久的，所知所得当比小说中三个打半折的人要既广且深。不过另有一个人倒也比较出色，经学根基也很好，照理可以继承其学的，不意却因细故而以隙终。事情不妨稍加追述：潘先生在校订陈梦雷的《周易浅述》时，其人指出校点上的错误二百多条。但不知此中原有许多曲折，不能全怪潘先生的（潘先生曾写一长篇序言，涉及杨文言道声与陈梦雷的争执公案，其中有若干资料是我提供的。不意此序出版社不用，稿子已经退回了，忽有人两次造访，要他的稿子，愿出稿费，但不能发表。潘先生拒之，因此那人到处攻击，窜乱其稿，也未可知）。又有潘先生的《周易表解》遗著，可能是未成之稿，由其学生整理的。出书后潘师母送我一本，尚未翻阅，就被这位后以隙终的门人取走，到处宣扬它的错误，大约也有二百来处。我说有些可能是排印的鱼鲁之讹，他说那是有限的，主要是整理者无知无能。又说潘先生阻挠他校点古籍，想断绝他的出路和生路，我想潘先生如今已故，这个误会是永远无法消除了。
《丽娃河》还写到章先生生死自如，有西藏高僧来拜见他等事，颇有些神秘色彩。自然这是“小说家言”，但并非没有一点影子。某年有一藏传佛教高僧来沪，朝拜他的人很多。可这位高僧并未去拜见潘先生，而潘先生和一些人却是一起去磕了头的。然而即使皈依、加持，乃至护摩、灌顶了，对于能否了生死还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其时也有人要我去看看，我虽好奇，却不想去凑这个热闹。
除此之外，潘先生还拜过一个藏传佛教的名人，最初我听张大文君的友人顾家干先生提起过他，顾问我：“我的叔父人称顾大和尚，过去达官贵人都要去朝拜他的，你听说过没有？”我说我一向孤陋寡闻，社会上的事从不过问的。一次，偶和潘先生谈起，潘说此人就是顾伯序先生（1889—1972），江苏淮安人，后于1956年入上海文史研究馆。潘先生说，他是红教的，学问很好，商务印书馆出过他的书，现在还有门人在整理他的集子。我又看到《李宗仁回忆录》中写到他，知道军阀唐生智对他最为看重，其弟唐生明亦尊他为师，跟他学相术或者其他的道术。据说他们都相信顾大和尚的预言：蒋介石就要大祸临头了。为打探究竟，特让唐生明去晋谒请示，实为观其气色，也认为蒋的确不行了。于是唐生智、陈济棠、李宗仁等联合通电反蒋，结果一败涂地。但李宗仁写到这些事情时，并没有标出顾大和尚之名。也许唐生智以他为机密顾问，不欲让人与之接触吧。李宗仁还写到蒋就任北伐军总司令，阅兵时戎装跨马，方行至唐生智的第八路军前，马突然惊逸，把蒋掀翻在地，被拖出很长一段路。唐因见蒋是在他的军队面前落的马，所以更激起其野心。又当时这些军阀都迷信扶乩，乩书“机不可失”四字，于是发难决心更大。不意蒋买通陈济棠的空军，致使飞机全部驾逃归顺老蒋，这时才恍然大悟乩语之机巧。我笑说，蒋介石的确败在了八路军手下，但此八路非彼八路，却是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也。这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类例，正史和野史上的记载是很多的。《论语?子张》云：“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这话委实说得最好也没有了，唐生智就是致远而泥，所以闹了大笑话。后来听说顾大和尚原有三个妻子，“文革”中被斗得七死不活，可见虽有神通，可也逃不过这一大劫。闻原静安寺主持、东密高僧持松法师也有三妻，他们的多妻，就红教和东密来说，却是允许且合法的。潘先生认为自己得到顾大和尚的指点。可是我想，密教原是“一法不传六耳”的，两人间实际上也好像并未有过什么密授。若说顾于佛教潜研甚深，那是另一回事了。
潘先生的自尊与自信似乎也到了执迷的境界。初查出淋巴有癌，他说照理他是不会生这种病的，当是由于某一种缘故。后来脑中风，半身不甚灵便了，他和我说： “我知道此病的根源，我泄露的‘天机’太多了，应该受到天谴的。我看你也不要再泄露‘天机’了吧！”我不禁失笑，我哪有什么“天机”，潘先生我看也没有什么天机可言。不过读书得间，有所会心罢了。我国有一种传统观念，即机械万端，必为造物所忌。文昌帝君左右两童子，一个叫天聋，一个叫地哑，取义就在不欲世人崇尚聪明，这原是《老子》学说的延伸，可这与所谓的“天机”却有一大段距离而未可混同的。潘先生的那位与之“隙末”的学生就不屑地说：“什么天机不天机，文人好玩玩的东西罢了！”这两种对立的看法，真叫做“过犹不及”了。
潘先生还有一位志不同道不合彼此谈不来的老相识顾康年先生。顾先生于法相宗情有独钟，我看他谈梁任公佛学之浅、章太炎佛学之执、李叔同佛学之偏、吕澂之精中有误等等，都头头是道，十分动听。但他与潘先生之学术彼此各据门庭，互相争执而无法调和，两人也就不相往来了。我曾想请吴企尧居士推荐顾去佛学院讲课，他却避而不见，后来方知他是无意求谒于那些“佛官”的。有次路上邂逅，我约他去潘先生家听课，亦为他拒绝。后来中华医学院请潘先生讲课，想不到他倒来了。他对我说：今天的顾康年已不同于以往的顾康年了，但我还是坚持自己的。顾康年的佛学造诣的确是很高的，闻其弟子尚在整理他的遗稿。他对密乘也颇有兴趣，但也有极其幼稚可笑的观念，他说《聊斋志异》中的故事大都是真人真事。这恐怕也是“通人之弊”的一种表现吧。因想起某个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志士，有一次居然问我：人称你博学多能，我可要考你一考，你可知铁拐李是左脚拐还是右脚拐？孙悟空现居何处？这也使我感到匪夷所思十分震惊。
潘先生在病还不算太重的时候，有香港友人史承辉先生来看他。史也好术数，他说香港只有外号小神仙的有些水平，其他都是些江湖术士。小神仙死后，只有其侄尚得其传，但也难乎为继了。他曾请其侄为潘推了一回，私下对我说：没有办法，可以准备后事了。
一向“不疑不卜”的潘先生，似乎这时也有点疑惑起来了，关起门请了曾是顾祝同座上客的臧溪清的学生为其占卜，究竟卜象如何，不得而知。沪上还有一个叫姚文周的，社会上也传得神乎其神。有一个自称是姚的嫡传弟子来访我，实际并无多少水平。据说臧的这位弟子还未尽得其传，其占卜固然有时真能“知己而神”，把人的隐私都揭示出来，足以哗众取宠，但有时也会胡说八道，不知所云，遂有人上了他的大当而懊悔不已。他曾替我们家里卜过一次，只有一个是说对了的，其他都不灵。我不知历史上的高士如詹何、司马季主、严君平是如何卜的，管辂、郭璞奇闻传世最多，然而“俗语不实，流为丹青”当是难免的。自得识臧的这位弟子，也使我对这一领域有了新的看法，神奇之处，似远过郭璞，但失误之大，却也让人啼笑皆非。所以我总以为，以之为戏而玩其占则可，若迷误其中，当真对待，那就大可不必，且会害人害己的。
据潘师母后来见告，潘先生临终时还在大呼：“我真不想死呀，我的《易学史》还没有写好啊！”我也深深为此而惋惜悲痛。福建师范大学刘蕙孙教授接到讣告曾失声痛哭。蕙孙教授是《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的文孙，也是“泰州学派”的传人，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也很钦佩潘先生。他的老泪纵横，充分体现了“惺惺惜惺惺”的一种情结。此后，我不禁屡屡想起潘先生说的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从“未济”走向“既济”的信念，又想到鸠摩罗什用“神咒”延寿之终归失败，玄奘法师临终前希望能多活几年俟事终了再行归西的祈祷也告失灵，还有耶稣临上十字架前自信上帝会来拯救的等待最后还是落空，人间遗憾之事，其无法挽回或逆转竟如是夫！
追悼潘先生时，永翔即本此意，且扣紧其为上海市道教协会副会长之职，为联以挽之云：
道尚无为，齐生死彭殇，求药岂寻三岛路？
易终未济，洞盈虚消息，著书何吝数年期！
时我卧病，永翔遂又代我作一联以挽云：
成道复何疑，碧汉公应跨黄鹤；
著书何遽辍，绿章我欲问青天！
八
我和潘先生的初次交往，原是很偶然的。这里且让我先表一些题外的闲话。
我那时年将四十，忽有一老叟来舍找我，我一看不认识，正要问讯，那人立刻跪下叩头就拜，说我要拜您为师，请您接受我这个大礼。我连忙把他拉住扶起说：您老是否弄错了？我只是一个为世人所不齿之人，而且您老年长我许多，您这样做我怎么承受得了，我要折福折寿的哩。他说：不去管他，能者为师，我这个师是拜定了的。原来，他是在区政协“右派”集中学习班上听我发言而对我感兴趣。他也是“右派”。
他随后自我介绍说：“我叫王逢年，生下二岁，父亲就替我捐了个二品顶戴，做什么用呢？人家结婚，请我在婚床上坐坐，在新嫁娘的马桶中先行小便一次，可讨一个采头，大吉大利的。过去上海名妓有“四大金刚”，为首最美艳的是陆兰芬，最后她从良，嫁与先父为小妻，我小时见过，的确生得好看，但却是小脚，不久就死去了。”“四大金刚”我在近人笔记小说上看到过。李伯元《官场现形记》中还写到小陆兰芬。徐珂《清稗类钞?娼妓类》有《陆兰芬之哀荣》一节，末云：“其殁也，所欢王某为之发丧，于讣文丧牌，均署先室陆宜人。生荣死衰，一妓也而兼之矣。”但我不知王某何人，想不到他就是我眼前人的尊大人。可是我也从未请教过他的父讳。进上海文史馆后，与馆老周退密先生相识，后听刘笃龄君见告，周老是王的表亲，乃向其请教，才知名叫植三。但周老以为我年龄与王逢年相差很大，怎么会与之相识，颇有些疑讶；而我对王的情况知晓最多，不知何故，他却也从未向我提起过有这位做教授的表弟。
接着王逢年先生与我说了许多上海工商界的事，这是我一无所知、也从来不去留意的事。他说：“上海有个地皮大王周湘云，拥有一号汽车的，您总该知道吧？人传哈同是为他看门的，这是讹传。哈同最初是为周订门的，即房子出租，逾期不缴房租的，就由哈同带人去把其门钉上。周湘云有一子三女，次女亦瑛最美。我聘之为妻，外间以为我贪财，我其实爱得是色。但我们感情不好，性格不合，已闹到非离不可了。”在我所遇到的相识诸人中，他是第一个最坦率的人，后来还有毕修勺先生，都是“事无不可对人言”的不讲什么隐私权的人。还有就是马景元先生，张闻天的妹夫，是在监督劳动中认识的，后因迁居，遂失去联系，有机会容当别表。
王逢年先生又说：“我平生爱才又爱色，不过我是“好色而不淫”的人，喜欢办学与摄影。过去拍照和郎静山先生一道，他是我的知音，自从他去了台湾，我就很感孤独了。我最重有才德的人，我曾在沪创办了一所“三吴大学”，请的都是海上名流，培养了不少人，后因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入租借，我不愿在日本管辖之下去进行登记，于是就停办了。我有个洋名为大卫，觉得太滥，自改为大拂，又皈依了黄教清定法师，改名大佛。现任市高教局副局长的曹未风我聘请他教过书，周瘦鹃先生做过我多年的秘书。我现在最知己的好朋友只有两个，一个是朱寿仁先生，还有一个是应成一先生，办学时帮过我许多忙，他们学问很好，都信佛。”
于是他就时常请我和他这两位朋友一道去吃饭，接着又请了为他医病的名医丁济华先生，他是赫赫有声誉的大医生孟河丁家学派创始人丁甘仁的长孙。随后又请来精研法相宗的顾康年先生，我不知道他是如何与之相识的。
我们这几个人被王逢年拉在一起，其实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几人虽都信佛，佛学的纽带并不能把他们串到一处。朱先生的确精研佛教各宗各派的理论，但认为各家都有缺失，只有印度人克来西摩地所创的新佛教，才是正法眼藏，此派在美国传播得很广。问其究竟，却含糊其词，令人有“狂禅”之感。王逢年转告我：朱先生曾对他说过，他早已开悟，已经是佛了。问我相信不相信？我说：这未免是自欺欺人吧。应先生性情似乎很随和，实则极自负。说来他的家世是很显赫的。他的祖父应宝时，字敏斋，俞樾的同年，俞的《春在堂笔记》、《右台仙馆笔记》都讲到他。还有一本笔记，书名作者俱失记，说他少年时风流倜傥，常好狭斜游，中年以后，很难相信他竟会讲起道学来，言下大有“皮里阳秋”之意。应敏斋是左宗棠军后勤的得力支持者，因军功受任为第一任上海道。以前沪上有一条“应公祠路”就是为纪念他而立的。其子名德宏，是程德全将军任江苏督军时的民政长。宋教仁被刺，袁世凯下令严查，德宏不知就里，以假为真，查出了应桂馨，词连内阁总理赵秉钧，才知原来是袁“贼喊捉贼”。袁氏不禁恼羞成怒，以帐目不清为由，将应拘禁起来。亏得其姊夫耗大笔钱将他赎出。因姊无出，为报其恩，将长子继立姊夫为子，改名朱应鹏，这就是曾为鲁迅先生领导的左联批斥过的“民族主义文学家”之一。王平陵和朱应鹏、黄震遐等发表过《中国民族文艺运动宣言》，反对“把艺术拘囚在阶级上”，后即以此两度入狱，黄震遐下落不明，王平陵后穷老于台湾，朱则闻在“文革”中吊死于床上。
应成一原是老二，因长兄过继于姑母，故取名成一，美国留学生，曾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担任过复旦大学的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一度代理过校长。其父由于受到这么重大的打击，乃皈心向佛，临终吩咐其子女非得信佛不可。他信得是禅宗。他的思想变化使我想起叶圣陶的《英文教师》这一短篇小说来。不过叶写得是中学教师，应却是大学教授。不然，真以为应是小说中的原型呢。后来我曾听到可靠的消息，说国民党某要人的书都出自他的手笔，这实在有点令人难以相信。他说他平生只佩服三人，一个是四川人萧远，此人我在抗战胜利到杭州时已听人说过，《雕虫诗话》上提到过他，这是我第二次听到了。第三次则是拨乱反正后听参事祝世康先生说的。第二个是易学大师杭辛斋，第三个是冯友兰。我问他钱锺书先生怎样，他说不知道，这时他的次女在座，很惊异地说：爹爹怎么当代最有名的才子都会不知道？应说，没有听说过。接着他就说了杭辛斋的一个神话。
按杭辛斋（1869—1924），原名慎秀，字一苇，浙江海宁人。与严复等创办过《国闻报》，原是同盟会会员，又与邵飘萍办过《汉民日报》。应先生说，他被军阀逮捕入狱时，见一老道坐着，背后写着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杭辛斋到此。杭大惊异，这老道说，我是快死的人了，就等着你来，要将《易经》的绝学传授于你。杭学成老僧即告西去。杭的易学，因得秘传，故举世无匹。我在徐朗西先生府上见过他的著作，觉得虽有特见，亦多穿凿，却很难发现有神妙迹象。随后，应先生又说，现在有几个人专门在谈《易》，有一个姓杨的先生与杭辛斋有关，说不定得过他的指点，其中有一个人很年轻，很了不起。这句话还着重说了两遍。我于《易经》原有些兴趣。我读的毓英小学是原城隍庙的庙址，另有吕祖殿中一小学，校名已失记。我的级任老师周徐序很喜欢我，假日总要带我会同他在吕祖殿教书的朋友一道外出游玩，常见吕祖殿的扶扶乩。及至我失学之初，一位姓胡的中医带我去吕祖殿看扶乩，一到那里，乩就考了我一个《易经》题目，我猝不及防，勉强作答，乩说我答错了。我与之争执，翻书对质，我没有答错，是乩错了。降坛的是南宋的吕祖谦，不禁使我暗自好笑，怎么吕伯恭的水平还及不上我这个后生小子？后来在中学教书，在课本上就选有《易乾文言》。有此渊源，故甚感兴味，而目的却在测试一下他们的程度，并不相信他们能讲出什么名堂来。王逢年出于对有学问人的尊敬，亟愿一去。丁济华医生很想通《易》以提高中医水平，兴致尤高。于是我们就在应先生的介绍下，结伴而去，大家都做了薛、杨、潘的学生。朱寿仁先生则以为自己已进入最高境界，其他的学问都不在眼下，所以即便邀请他，他也是不会去的。
大家一共只听了三周左右的课，就因“文革”爆发而与世隔绝了。及至拨乱反正，方知王逢年、丁济华都已去世，朱寿仁大约稍迟些。路上我遇见应成一先生，我招呼他，他说：我不认识你嘛！我奇怪了，我说我是刘某某呀！他说：我知道了，我好像知道了。说罢就匆匆而去。我以为他是老而健忘了，但潘先生告诉我，应先生对他说，他曾经见过我好几次，都立刻避开，惟恐被人看见，说你和一个改正右派有过交谈，若追查起来，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他提到我那次向他问候，他说不认识我是故意说的，因为这样对大家都比较方便和放心。
不久，阶级斗争的政治气氛逐渐宽松，应先生忽请人来几度传话，说非常想念我，希望我去看看他，因他已走不动了。我去时他正在写专题论文，他说要写几篇文字给大家做一个榜样，目下的文风是太不行了。但其他却什么话也没说。嗣后又请人来传话，又说非常想念我，一定要我再去一次。我只好又去了，但这次他已卧床不起，只问我一句话：你怎么现在还在工作？有什么工作好做呀！我向他说了我教书的情况，他没有再表示意见，只要我向潘先生问好。不久，1983年7月26日，即以八十六岁的高龄与世长辞了。
九
原先，一般人视为“天书”的《周易》，我却认为是平淡无奇、简易之至的。最初不过是周部落的祖先对宇宙万物的粗浅认识和记录罢了，尔后便从自然逐渐推至于社会。所谓八卦，作为一种符号，只是象形文字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这就是“象”。随着对某些现象的解释上的困惑，就产生了想象、憧憬和追求，认识逐渐丰富起来，也进一步系统化了，这就有了“数”。卜筮之为数,自然与巫术有一定关系,但却是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总根。可是殷商部落文化却不用蓍草而用龟甲。这在两种文化交流时尚有所争执的。如《左传》僖公四年有云：“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即此可见。但《左传》中所记载的卜卦为什么都会应验呢？大约“左氏浮夸”，有些都是事后追记，未得其实吧！王充《论衡?辨崇篇》论及卜卦，虽说这是“圣人举事”、“事不专记”的一种良好表现，但却明确指出：“故《书》列七卜，《易》载八卦，从之未必有福，违之未必有祸。”这正是他的经验之谈。
人们不难看出：《周易》卦象的形成，是经过一定的历史积累的。象、彖、卦辞和卜辞，都不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聪明的人根据其设想的体系和规律，自己完全可以另搞一套。扬雄的《太玄》，就是最早出现的模拟之作，旧题焦延寿的《焦氏易林》继之，以文采和条理取胜，故文人至今重之，只当做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来读，而失去了卜筮的实用性。再说，《易》的“一名三训”即变易、不易和简易，其“简易”之简，不过是比较龟卜繁复程序的相对而言，择用蓍草，却也并不简单的。所以后世为卜，不但龟告废置，蓍亦弃用，于是就愈趋愈简了。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六云：“《火珠林》始以钱代蓍，然犹烦六掷。《灵棋经》始一掷成卦，然犹烦排列。至神祠之签，则一掣而得，更简易矣。”如今各个庙宇都有签可求，市场效果早已夺取占卜之席，正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简易”之道所致，殊不知这些签语，亦皆凡人之所为，而非神人之所使。好事文人，且有全用杜诗作签者，居然也有人从而信之。韩愈《题木居士二首》之一云：“火透波穿不计春，根如头面干如身。偶然题做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见《韩昌黎全集》卷九）世间可笑之事，大抵都是如此。
《周易》的再由数上升到“理”，则从具体的物性的抽象直至理性的抽象，几乎完全摆脱了它的神秘色彩，进入到哲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的范畴。文人的求取《易》象，不是从占卜，而是以比拟去凑合的，如宋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这篇著名的散文，就有以下两处引证《易经》的话：
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
这就是典型的比附各人的处境而作的断章取义的引文，并不是严子陵之卜，恰得《蛊》之上九；汉光帝之卜，正得《屯》之初九。我尝抄录后人之论此文者，以范氏之引《易》，皆未为当。因光武之召严，天下已定，而《屯》之“初九，盘桓，利居贞，利建侯”。虞翻注：“震起艮止，动乎险中，故‘盘桓’。得正得民，故‘利居贞’。谓君子居其室，慎密而不出也。”荀爽注也说：“‘盘桓’，动而退也。”“动而退”，“慎密而不出”，倒是合乎严子陵的卦象，哪里会是汉光武其时所应有的作为！不知是俞樾还是别人的意见，已经失记，不妨留一“书影”于此。
我认为，《易》之从象到数再到理，是愈来愈向高层次发展的，但认识问题，仍不能抛开象与数而不管，有时论理，可直接与数联系，不一定是阶进的，也可从理到理地向前向上推进，这正是我们汉民族传统的认识方法和思想方法。《易经?系辞下》云：“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我很欣赏孔颖达《疏》中的两句话：“不可一例求之，不可一类取之。”又有味乎《礼记?中庸》的说法：“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其实，“天地不仁”，“物竞天择”，万物总是如《阴符经》所说，经常在相盗相害的，虽植物亦不例外，所以这句话实际上乃是圣人的理想或幻想。这个问题直到现代讲“生态平衡”、“生物链”，提出物物有互依互存的必要，然而也不能忽视“生态入侵”的现象之时，才算解决了它的合理性。“道并行而不相悖”，则非常值得我们深思：能通达的道，就不应也不会相悖，有时彼此可以相通，但不可以相代，而可以相反相成，能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如有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也有非非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有牛顿的古典力学，也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海森堡、狄拉克等人建立的量子力学。但每一种学说或研究，都往往有它特定的范畴和规律，超出这个以外，就解释不通而非道了。如讲近亲结婚会导致人类的智力和体质变异，我国立法也严予禁止。然而我们知道，人类的起源已被证实为一元说而非多元说。我们也统称为龙的传人，都为神农黄帝的子孙，那么，当时我们的祖先都属有血统关系的家族近亲结婚了。如此推论上去，岂不当初人人都是弱智畸形，社会如何还会进步直至今天？我们当然也不能据此而坚持近亲结婚；又据科学研究，古埃及的法老都是近亲相配的，他们的血液和遗传都不曾妨碍下一代脑力和体力的发展。所以我认为孔颖达的《疏》，是一个很客观通达的识见。我评论诗文，常常采用这一立论，必不入主出奴，是丹非素。我又很欣赏释氏“多缘生法”，不取“单缘生法”之理，须知世界、社会、历史和个人，都不是凭藉个人所推演或设想出来的简单公式可以包揽无遗的。所以有些问题，不是“入世解”所能解决，而要用“出世解”去看方能心平气和。因为“法不孤生”，倘不全面深入，注意其相互间的影响，不作完整的理解，只抓住一点不放，那就成了“盲人摸象”的故事新编，决不会有持平之论的。明乎此，我认为有些人的说《易》，或作字面上的说解，或用为断章取义的引文之资，或乱用蓍草或金钱对照书本死卜，这都离开《易》的本义愈来愈远了。现在的《易》学研究，有根据卜辞爻辞考证其年代历史的，有根据词语的使用测其流行地区和语言结构的，有探索其变易的逻辑规律而研讨其思维方式的形成和体系的发展变化的，都各有其可取的一途。倘能分工而综合之，则可汇集众长而更臻其成，不仅限一途而取、一例而推了。
我个人听潘先生的讲《易》，虽然断断续续，时间不长，所知不多，但总结起来，也有如下数点可说：
第一，潘先生的《易学史》虽没有写成，但大要都对我们讲过。凡每一个时代、每一种学派的兴起，都对“变易”的《易经》的发展和变化带来新的气象，脉络线索，大致已能理清。
第二，于《易》学一些代表性学派彼此间的异同都有所了解，这丰富了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如：
（一）京房《易》，过去只看到正史的介绍，已经讲得神乎其神了。《阅微草堂笔记》卷五说：“术家之《易》衍于管、郭，源于焦、京。”其实是不大相关的。京房自有独创的一套理论，主要是以“通变”说《易》以言灾异，以创“乐律”，是西汉今文《易》学开创者，实与管辂之别有所受无关。说虽怪诞，附会易明。
（二）得知言宋《易》较为完备之书，为康熙《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三卷。实系李光地采摭群言而成。又有《御纂周易述义》十卷则推其蕴，陈梦雷的《周易浅述》八卷则明其象。自此以后，宋《易》就长期没有什么发展了。直至近今，才由苏州曹元弼而补其不足。
（三）以前我最看不懂的邵雍的《皇极经世书》，能够初步读懂了。
（四）于王弼“扫象”的未可信从，也有了些微的领会。虽然我对先生的代表作《周易虞氏易象释》只听讲过两次。
第三，潘先生的教学与教态，给我的启迪很大。只是由于我们之间性格和体气的不同，我无法取其所长，补我不足。
第四，因潘先生得交傅紫显先生，藉悟以前大惑不解的“皇极数”即“铁版数”，原来竟是一场千年大骗局。这对我世界观和人生观改变，影响极其重大。其于潘先生的立说和解《易》，亦当有一定的触动。
曾有那么几个人，他们在潘家听课时间不长，实际上只得到皮毛中之皮毛，就胆大妄为，公然开起了《易》学讲座。后与傅先生谈及，傅说他们在讲堂上究竟胡说些什么呀！不过想到错误百出、胡说乱造的G先生的所谓《易》学著作，那么这些人的敢于“亮相”，或许也在情理之中了。有人也曾要我去讲授《易经》，我说我没有学好，绝不敢说三道四。前面说过，倘仍行有馀力，我只想继续认真钻研，以尽馀年，只可惜再也得不到潘先生的指教了。
可是，我于潘先生的论《易》，也有不敢苟同的地方。潘先生之于《易》，实是太专心一志了，所以在先生看来，天下万事万物，莫非易理易象。固然，《易》之为道无所不包，但却不能拘泥，凡事皆“一例而求，一类而取”。如先生把《道藏》中的各种符箓都解释成各个卦象，这实际上是很牵强附会的。又如有一次偶然谈起《诗经》，他问我：“你知道何以正好是三百十一篇，其中六篇又何以有目无辞？”其实，这不过是辑录者总汇起来偶然所致，但潘先生不这样看，他认为是按照河图和洛书的法则而作的有意识的编排。本来，明末的黄道周已有此说，潘先生继起，却愈走愈远了，我和傅紫显笑说，倘若发现有某少数民族暂时还不能破译的文字，潘先生也一定会把它和《易》挂上钩的。其实，假如用“数”来和《易》挂钩，不顾实际，那是轻而易举的：一可说成是太极，二是阴阳，三是三才，四是四象，五是五行，六是六爻，七是七政或七日来复，八当然是八卦，九是九宫，至于十，那就是天数五、地数五的天地之数的总和了，等等，几乎无一不可附会，那岂非毫无意义可言了。不过话得说回来，总观潘先生的整个学说体系的白璧，这毕竟只是微暇小疵，正同潘先生文字之不够通顺条畅一样，并无损于其学术之博大精深。
我忽然想起明代“三袁”中的袁宗道，他平生最崇拜的，于唐为白居易，于宋为苏轼，故颜其斋曰“白苏斋”，集名《白苏斋类稿》。但《类稿》卷二十八收有《读子瞻范增论》一篇，却是专为驳斥苏氏立说而作的，然而这仍无碍于他对苏轼的倾倒之情。我和潘先生尽管专业不同，但绝不对他盲目崇拜。我之所以写出不敢苟同的看法，实与袁宗道的情况相类。现在我仍想再次强调：环视当今学界文坛，要说谁是我所最敬佩的，我想除了钱锺书先生，也就只有潘先生一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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