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向春

2018-03-19 11:2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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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以代刻》繁体中文版

《铸以代刻》简体中文版，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最近十年来，我基本上不再买书了，一则没地方放，再则没时间读。但2009年中华书局的《近代藏书三十家》刚刚出版不久，我就去北大一个书店买了一册。其实，这书我早就读过原版的，觉得兴味盎然，非常有意思。所以，这次引进台版，又勾起了我自购的兴趣，再读之后，还做了一些笔记，以表敬意。而南京图书馆沈燮元先生，也曾几次跟我说起此书，赞许有加。我对这书的作者苏精一直非常关注，希望他在这方面的新作，不断涌现，以饜众想。但看他在新版的后记中说，他的兴趣已经转移至传教士，不禁感觉有些失落。也因此之故，对他的其他著作一直没有关心过。

《近代藏书三十家》

最近因工作所需，得友人一瓻之借，读到了苏精先生的《铸以代刻》，才发觉原來他的新作依旧精彩纷呈，令人忘倦，不仅完全可以弥补作者不再从事藏书家研究这一领域的遗憾，还能持续予人以新知。衰年变法，而又如蛹化蚕，实在是难得一见的学术先锋，令人景仰不已。

石印才是真正危险的杀手

《铸以代刻》其实是一部论文集，不过主题非常集中，完全能够自给自足。综而论之，就是讲述了墨海书馆、英华书馆和美华书馆这三家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举足轻重的机构的前世今生，勾勒了传教士以及他们所带来的活字印刷，对传统中国的雕版事业所形成的颠覆性的变局——其中一以贯之的论点，就是本书的题目：铸以代刻。

从结局上来说，这一观点显然毫无问题，但事实上，格于本书的研究重点所限，书中甚少涉及的石印，才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对雕版印刷构成真正危险的杀手，而非书中所述的中文活字印刷。从道光初年（1826）石印术传入中国，到民国晚期基本上退出出版领域，这百年左右，石印对传统的雕版，几乎形成压倒性优势，其中的关键，正如杨丽莹博士在新著《清末民初的石印术与石印本研究：以上海地区为中心》中总结的那样：

一，无论照相石印，还是手写石印，都与传统雕版印刷出版物有许多相似之处，它对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没有发生大的影响；二，石印技术是一种适合小规模生产的印刷技术。我国原有的雕版印刷业本身就是规模较小的手工业，所以容易转型；因此，没有对原有的民间书业产生巨大的冲击。三，在铅印技术尚未取得突破，工业化程度不高的时期，石印技术快速简便的特点，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对各类书籍出版的需求，包括对传统典籍重印和新学书籍出版的需求。

只是，民国中期以来，因铅印等更加便捷的现代印刷手段的发明与引进，广义的“铸以代刻”才真正成为现实。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苏先生这个标题，是有些以果代因了。

西式中文活字印刷至上

从明末的耶稣会士入华开始，传教士除了口头宣讲福音之外，还有四大辅助手段，即印刷出版、医药治疗、学校教育及慈善救济。当时的天主教士大都接受以传统的中国雕版印刷，作为其传教或宣传知识的方法。与此同时，在东南亚一带向华侨传教的教士，也采用了木刻这一技术，如菲律宾的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所刊行的高母羡（P. Juan Cobo，1546-1592）《无极天主正教真传实录》（Pien-Cheng-Chiao Chen-Ch’uan Shih Lu，1593，马德里国家图书馆藏）、《天主教理》（Dotrina Christiana en Letra y Lengua China,1593，梵蒂冈图书馆藏）和佚名撰《天主教理》（Doctrina Christiana en lengua espanola y tagala，1593，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等。

这一传统，直至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伦敦会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时，仍然被遵循不悖——他的二十一种中文著作中，有十九种都是由雕版印刷的。但嘉庆以来，因教案逐渐增多，朝廷对传教严加控制，使得马礼逊处境唯艰，雕版印刷对他和他的传教同道而言，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成本上，都越来越难以承受。正是基于这一点，马礼逊开始尝试引进西方的印刷术，来继续其传教事业。事实上，马礼逊不仅尝试采用了西法铸造中文活字，中国内地第一台石印机器，也是由他引进的。

石印技术在马礼逊的继承人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手中得以发扬光大，在巴达维亚（Batavia）印刷所时期，麦都思甚至发明了将活字与石印合二为一的印刷方式。但是，由于当时手工写样的石印术较为落后，墨海书馆搬迁到上海之后，又缺乏石印所需的印石与油墨，最终伦敦会在上海的印刷所最终并未采用石印这一技术。

马礼逊在雕版印刷屡屡受挫之后，便开始设法采用活字，并力推活字。他的这一指导性意见，一直为后来的麦都思等人遵循。在先后尝试了印度雪兰坡（Serampore）活字、汤姆斯（Peter P. Thoms）活字、戴尔（Samuel Dyer,1804-1843）活字之后，伦敦会所属的这个印刷所，最终在迁往上海的墨海书馆时期，迎来辉煌巅峰。但墨海书馆持续不过短短二十三年，便因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的离去以及人事问题关门大吉。而此后的传教士印刷所，便由美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的美华书馆（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一家独大了。

美华书馆壮大的关键人物是姜别利（William Gamble，1830-1886），他也是秉承西式中文活字印刷至上的原则，来管理这一基督教在远东最大的出版印刷机构的。美华书馆的活字资源非常丰富，除了上述的戴尔活字之外，还有原在宁波华花圣经书房的柯理（Richard Cole）受香港英华书院之聘后，在戴尔活字的基础上，完善的两套小型铅字字模，即香港活字。另外，还有姜别利指导宁波刻工王凤甲打造的上海活字大小两种、贝尔豪斯（Augustus Beyerhaus）打造的柏林活字、李格昂（Marcellin Legrand）打造的巴黎活字等，一共大小六副活字。不仅如此，长期主持美华书馆的姜别利甚至还发明了电镀铜板，用于中文印刷，从而大大节约了重复排版的时间、费用，也避免了许多校对的问题。

对这一发明的意义，姜别利本人的看法最为直观，他在1868年的美华书馆年报中称：“在美华书馆的历史上，刚结束的这一年将以成功开始电镀铜板作为标志。”他认为：“一旦金属版可以生产的像木刻版一样便宜，中国人可能会接受我们的方法，同时放弃他们的方法。”

在回复实际上执掌美国长老会外国传教事务的娄睿（Walter Lowrie,1784-1868）信中，姜别利也说到了电镀铜板的优越性：

从各方面考虑后，我认为我们生产电镀铜版会比中国人生产雕版大为便宜。果真如此的话，我毫不怀疑一段时间后他们将会放弃木刻印刷方法，改用我们的电镀铜版，至少总会有些人采用我们的电镀铜版来经营印刷生意。因为中国的图书销售缓慢，他们以木刻印刷时每次都只印一至两百部，并将雕版保存留待以后再印。因此他们总是说，我们的活字印刷方法尽管精巧，对他们而言却不实用，因为只为重印少数几百部而重新排版根本不划算。

可见，姜别利对自己的发明充满信心，认为可以从此完全替代中国传统的印刷方法。

活字美感的先天不足

事实上，传教士们铸造的这些活字，都有一个先天的不足，就是美感。而正是这一缺陷，成了传教士的活字最终被替代和摒弃的主要原因。这种汉字的视觉美感，对中国的士大夫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它形成于饱经文化浸润之后的对美的认知，几乎细微至不可言说，但又异常重要。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商务印书馆就开始寻求新的活字字体，意图替代这些传教士活字。终于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本土出版企业发明和引进了楷体、粗体、宋体和仿宋体，这四种新的字体，开始在中文印刷中起到主导作用。

来华传教士也很早就注意到这个美感问题。浸礼会传教士马煦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在孟加拉塞兰坡（Serampore）用中文活字印制其《中国言法》（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1814）时，在序言中就曾言及此事，但他却认为，这种美感上的欠缺，不会影响到书本的易读性。之后，伦敦传道会的马礼逊对汉字排印的美感也异常注意，他曾在其所编《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的导言中说道：“汉字非常优美而且令人印象深刻，精美的中文书写体……给人生动的印象，它的力量与美丽是字母文字无法企及的。”

马礼逊《华英字典》正文首页，1815 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藏

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当时的传教士也在不断反思，努力提高汉字活字的美感。1833年，一位传教士曾投书《中国丛报》（“Literary Notice”，Chinese Repository）说：“（新东印度字体）不仅不精致，而且非常外国化。在可以使用雕版印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会使用这种字体来印刷《圣经》和其他福音书的。雕版印刷比我们在澳门、马六甲或者塞兰坡见到的金属活字都要好。”也正是因为这种对美感的不断追求，传教各会才不惜巨资，反复尝试，希望能够铸造出最符合中国审美的字体。但遗憾的是，他们的这些努力，最终还是因为种种原因付之东流。

拼合字是个伟大的创举

在苏精的书中，还提到了一个极具价值的拼合活字的方法，即拼合字，巴黎活字就是较早的拼合字实例。

为了节约成本和时间，李格昂的巴黎活字对大多数的汉字都采取按照偏旁部首拼合的方式，只有无法拆解拼合的字才逐一打造。据其1836年所编的宣传小册（Chinese Metallic Types：Proposals for Casting a Fort of Chinese Types by Means of Steel Punches in Paris）所言，他计划打造八千八百四十八个活字，只有无法拆解拼合的汉字才打造全字，若是可以拆解拼合的汉字，则分别打造部首偏旁与其他部分的活字。一个部首活字，可以拼合数个以至数百个汉字。这样一来，八千八百四十八个活字就可拼合成三万个以上的汉字，省下打造字范、翻制字模的大量成本和时间。

李格昂拼合活字《信经》试样，1837 年，国家图书馆缩微文献

与李格昂的巴黎活字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柏林活字，也采用了大量的拼合字。到1859年，姜别利编印了贝尔豪斯柏林活字的样本( Specimen of the Chinese Type)一书，包含全字两千七百一十一个，三分之二大小的拼合字一千两百九十个，一半大小的拼合字二十个、三分之一大小的拼合字一百零九个、数字和句读符号十七个，加上部首两百一十四个，一副柏林活字，合计四千三百六十一个字。而且字形和笔画还算匀称而清楚，相当接近中国人熟悉的文字样貌，也没有巴黎活字中一些显得怪异或滑稽洋相的活字。但这种拼合字，尤其是上下拼合，很难在美感方面达到传统雕版的高度，与中国士大夫的审美格格不入。

对这些缺点，传教士们也认识得很清楚，如对华传教士娄理华（Walter M. Lowrie，1819-1847）在给父亲娄睿的信中就曾说过，希望废除上下拼合的活字，并认为巴黎活字有四个缺点：一、直竖笔画比平直笔画粗重；二、笔画结束时拖曳得过长；三、每字各笔画间大小长短位置不匀称自然；四、以同一个部首拼合数十甚至数百字，容易形成可笑怪异的字形。

事实上，对解决中文印刷中需要大量汉字活字这一问题，拼合字应该说是个伟大的创举。虽因种种缘由，拼合字仅仅存在数十年就被彻底淘汰，但这种思路所蕴含的原理，从《说文解字》的五百四十个部首，一直到当代的汉字五笔输入法，都是一以贯之的。

拼合字在中国也有实际的影响力，如出版世家金山钱氏的钱国宝就曾因此受到启发。他在《江南北大营纪事本末序》中说：“近于上海设文富楼，用铅字活板摆印诸书，有汇印《平寇丛书》之志。”又在《务民义斋算学三种序》中说：“今年余自造便捷器及泥铅活字，广印书籍，虽亦参用西法，而得古法居多。”

根据内蒙古图书馆研究员何远景先生的研究，钱国宝这里所说的就是汉字拼合字。而参照他的序言，则钱国宝可能不仅利用了拼合字，还自行研制了相关的印刷机器——便捷器。钱氏到底用他的新方法印制过多少书籍，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但其《江南北大营纪事本末》一书，则毫无疑问是采用了大量的拼合字印成的。虽然钱氏自言“虽亦参用西法，而得古法居多”，但几乎可以断定，钱氏的活字必定受到传教士活字的启发和影响。

何先生关于钱氏活字是拼合字的论断无疑极为精确，但他误信钱国宝的宣传，以为钱氏真的自铸活字，却是千虑一失。如果仔细比对所谓的钱氏活字与美华书馆活字，可以发现其实二者就是同一副活字。也就是说，当年钱氏不过是请美华书馆为其代印书籍而已，所谓自造泥铅活字，也只是故作狡狯罢了。

无论如何，出身出版世家的钱氏愿意采用拼合字来印制书籍，足以说明这种新的印刷手段的精彩特出之处。而苏精书中多处论及巴黎活字与柏林活字，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了解拼合字的缘起以及影响。如果他能专力将这一问题辟为一章，予以更加细致的解读与说明，可能更有利于对这一科技史和印刷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发明做进一步研究。

结语

苏精的书中，还提供了很多我们之前注意不够的文献线索，比如美部会档案、美国长老会外国传教会档案等。这些资源，都是过去我们所不太详知的文献，对相关研究而言也是极大的宝库，是域外审视禹域的极佳范例。而苏精此书的成功，无疑就是这些文献价值的最好注脚。如果国内相关研究者，以此为出发点，不断深入探研，则不仅对近代的出版研究，也对基督教入华史、中国近代史研究，都会有极大的推进。

谢小珮：忆和父亲谢稚柳共处的最后日子和末了几笔

谢小珮

2018-07-04 09:0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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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值夏日，荷塘一片清韵。1997年6月，爱画荷韵与山水的画家、鉴定家谢稚柳辞世，画家的幼女谢小佩当年曾撰一文追忆她的父亲。

结合前不久在上海举办的画展，谢小珮前不久重新修改了此文，并交给“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回忆和她父亲共处的最后的120天，以及父亲生前的点滴。在她的笔下，谢稚柳是画家、是古书画考辨这一领域的学者……更是一位可亲的父亲。

谢稚柳与陈佩秋

谢稚柳与幼女谢小珮

所有的事情就象发生在昨天。我的印象凝结着父亲那沉重的模样。他是那样四平八稳地坐在沙发上，全身裹着墨绿色毛巾毯，这种近似茶青的绿，令我想起他画中的绿水青山。他不出一声、目光平视，向着进出的大门，恭候着每一个造访者。

就在那个五月里，那个星期一的下午——那个我跟他辞行的下午，他那沉重的身躯竟永远留在了我的脑海。

我离开先父飞去墨城时，稚气地想着还会有一段时间需要我来陪伴他。尽管我刚陪他过完春天里的120日。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料到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父亲居然没能熬到我回来，就突然地走了。

1997年6月7日，在追悼奠礼上，我望着父亲在灵柩中安详的遗容，他熟睡着没有表情，再也不会睁开双眼看我一眼。这是我终身的遗憾。

谢稚柳作品

曾经，我偶然翻阅过卢圣颜上师关于佛教的著述。其中有一个关于生命的精深讲述：他说到众生当为新生儿的降临而哭泣，当为生命的消亡而高兴。我能够想象这种理论的奥秘。然而我，无论如何控制不住失声的痛哭。

五月是春天的成熟。在我，是一年中多事的月份，从而在我心间刻下了一道印迹。追寻过往，记忆中的三次出行都发生在五月。少年时的一个5月30日，我离开城市去了乡村，尝试务农的生活；青年时的一个5月21日，我远涉重洋飞去海外，在南半球的他国践行求学的理想；就在最近的5月26日，那个春日的傍晚，我走出父亲的病房，飞往墨城。这个和暖的春日，竟成了我和他的永别！

我问自己千遍、万遍：为什么从南太平洋归来认真地守了他4个月，却未能送他走到尽头？生活里总有那么些解不开的结。缘定三生，虽然我和父亲投缘，可我终究无法延长他生命的灯火。

追怀从先父入住病房的那天起，直到我早出晚归陪护的最后一日，总共是120天。父亲那平和的目光，无形中象飘忽的风筝，牵系着我的心。一般来说，上了岁数的长者，都希望晚年的长寿。当然，他从来不在言语中表现出来。不过，在他进了病房后，仍一直盼望着会有好转的一日。时不时会问护士：“下个月我应该出院了吧？”或者计算着“我进来有100天了”。每当我听他这么一说，油然一阵心酸。

我的父亲向来自诩爱吃大肥肉。他有好荤的胃口。周围来往的熟人，无一不知他有爱下馆子的嗜好。自打他患病入院后，就开始抱怨医生弄坏了他的胃，发牢骚说“疗程搞得他一身不适。”大家当他是老童儿，因为他经常“呵呵”一笑。人们说着好听的暂时先哄哄他。当时的他，对于即将到来的生命终期，尚不知晓。想到他即将面临生死的边缘，我的心不由得阵阵悲凉。

谢小珮《双桨飞鸟》

老父习惯料理自己的日常生活，不愿意大小事情劳动别人。在他大病后体力不支的情况下，还坚持自己梳洗。看他那气喘吁吁的样子，我的心被揪得紧紧的。即便是他手术后必须少食多餐，他也宁可夜半挨饿而不愿摁铃叫醒护士。天底下就有他这么不顾自己却替别人着想的人。

当时父亲患病的消息不胫而走，每日的来访者源源不断。每每客人都携有鲜花，花束象排山倒海般涌来。日复一日的鲜活，日复一日的枯萎；一样的精神，一样的衰亡。花的元气感染了衰老的父亲，他满以为重回江湖指日可待。当我默默地坐在他一边，到了四面街灯亮起时，才轻轻地说：“爸爸，明天再会！”他目送我关上房门的身影，我想着背后冷清的父亲。念及他的重病，他的生命之血在缓缓耗竭，禁不住久久的心痛。

1996年九月，我乘机自墨城降至洛城。先父已经做了胃切除三分之二的手术。他看上去十分虚弱，满面流汗，反复絮叨。并不明了自己患了恶疾。家人不说实情，他也信以为真。见了我他就问：“想回家过年吗？” 如此的直率，让我的鼻子一阵酸楚，有股热流在眼眶里转。

父亲在我眼里，一直是劳碌的。他一生的喜好，就是他的书画。老了，才有闲情与儿孙说笑。每逢周末，他必提出下馆子用餐。平时，他不习惯吃蔬菜，水果还行。比起他吃胖肉皮和蹄筋的劲头，我大多时候吃素菜就成了他眼中乡里人的习惯。但凡餐桌上了浓油赤酱的菜，我的胃口大跌，而他则说入味。只要菜肴中有绿叶，我就开胃；而他则说前夜闹肚子，恐怕是吃了一筷青菜。

谢稚柳（前排左一）年轻时与张大千（前排左二）等

在洛城我呆了90天。交通工具是一辆蓝色女式脚踏车。每天蹬上它从老弟家去往老兄家陪伴老父。上午，他躺着，我坐床一边。对话稀稀拉拉，直觉上我是小辈，虔诚庄重。下午，他斜倚着沙发、手举着放大镜、一字不漏地阅报。报纸被他移上移下，不放过每一行文字。我拿起遥控器遥开了电视，立刻，响声惊扰了他。从镜片下，他横扫了一眼视频。半晌，才收回他的视线回到手上的报纸。我时不时地调换频道，他也随着频道的转换而不断回眸。我和父亲的举止遥相呼应。

我是先父的小女，不算千金。由于时代的缘故，未成年即远离双亲。因此，父亲与我是特别的亲切。尤其是我把书画爱好作为业余的重点。记得父亲曾说，旧时父业传子不传女，传儿媳也不传女。事实上，在我操笔弄墨看似偶然的兴致使然，冥冥之中则蕴含着必然的趋势。

回想七十年代初远走他乡之前，曾经去过一趟上海博物馆，接回脑动脉硬化致使双眼复视的父亲。回程坐在黄包车上，父亲的手搭着我的肩头。感觉上拉近了父女的距离。之后先父说事就提起这一段，让我有种说不出的特殊感。

谢稚柳作品

童年的我是懵懂的。难得父亲开个玩笑，我却上了心。结果一不高兴，就没搭理他。也许那时的父亲有点尴尬，又不便责难我。彼此就生疏了几日。

父亲很有性子。作为一家之长，是极有份量的。常言道：父母在，不远游。我想我不是那种早早就懂事的孩子。相反，是比较任性的。记得有过两件事，他朝我大发雷霆。一是小学六年级时，我一时迷上了舞蹈。就和几个小女生一起去舞校招生面试。事后在一晚的饭桌上，父亲严词数落我不该瞒着大人写信给舞校。这是有违个人行为的。父亲就是这样，他可以私拆我的信，但不能容忍我事先不告诉他。二是留学时势。老父为此大光其火。我不懂他作为父辈的心思。自觉我是打小就经历过风浪的人，其实在某些方面我还是不明事理。

世事难料，父亲恐怕永远也不想我单枪匹马只身去海外。毕竟那是十万八千里遥不可及的。只到木已成舟，他不能再阻止。于是就说：“还是念书吧，天下靠自己去闯。”他这么一说，算是遂了我的心愿。在这件事上，他不会赞同我的主张，也不欣赏我的执着。

我五岁时，就与来家的三姑母合住一屋。她说我一点点大就很灵。只要自家五楼门口的电梯一响，就知道是父亲回来了，便叫着去开门。每当父亲走出电梯，透过镜片的亲切笑容，永感至深。

父亲有一张超大的工作台。四面皆为长短不一的抽屉。专门用来放字画。六十年代初，他画一张四尺的墨荷。我站在他对面的左方，隔着桌子望去，有点无聊就脱口而出：“嗯，黑哧哧呃，一眼嗄不好看。”他问我：“不好看？真呃？”我点点头。他笑了。终其一生，他画过多少墨荷？每到年关，我们都坐下来吃年夜饭，他还在那里伏案捉笔，说是要还债，不能过了大年初一。每逢上色时，就一语双关：“要加点颜色，阿是要给侬点颜色看看。”我看他几十年无休止地挥毫洒墨，那样的多产令人望洋兴叹！只因他精细的创作和辛勤的鉴别，而我自小接手了他的书画，使我成为传统国画学人，这才是我和父亲的书画之缘。

谢小珮《游酤芙蓉》

时值炎夏，有一次我买了把纸扇，扇子的画面粗制滥造，我请父亲改画。当时不知道这样蹩脚的纸扇是不必浪费了他的笔墨。他接过纸扇就说：“这样的东西，你让我怎么改？”确实，是我为难了他。不想，他转念又三笔两笔改画了一片大荷叶（墨色），上有一个荷花苞。又有一回，我特地跑去友谊商店买了一把黑面扇子，请父亲用金粉画，他画了金梅，很古雅。可惜我带着这把扇子下乡，遗失在乡间的长途汽车上了。至今我耿耿于怀，这样疏忽大意的行为令我一再反思。

老父亲在当年6月1日晚10点停止了最后的呼吸。这是他度过了第88个寿辰后的第二十四天。早在一年前，他快马加鞭地完成了几本著作的再版。幸运的是他胸中无憾。6月5日，我坐了一天的飞机回到老父的后像前。灵堂上燃着香火。我合掌叩首，数不尽磕下多少头，记不清跪了多少次，算不完鞠了多少躬，只请父亲留步，再听我说一声：“明天再会！” 夜晚11点半，我守灵。面壁而立，思绪深远，飘向窗外，推开落地玻璃窗门，走下台阶，踏上园地，这儿有先父打理的五针松和雪松盆景。他喜好种植松竹，开辟了满园的长青之树。只是他常年在外，忙里偷闲料理一下园中的植物。如今人去园在，万物皆空。满园的沧桑，满心的离失。父亲是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走了，成千上万朵鲜花随之而去。花谢后，树叶随之凋零。待到来年春花烂漫，美景再来，故人不再来。想起父亲曾说起那些过去了的大书画家，说道“黄鹤一去不复返”，真是同样的道理。

谢稚柳作品

一夜无眠，我回味着父亲不在的日子，感受着墙里父亲的微笑。随手拉开他桌边的抽屉，翻开许多旧照。细看他交游之广，遍及五湖四海。这些老照片几乎都是群体照。可以想见，他工作面的宽度和深度。除了他是父亲这个狭隘的角色外，他更是古书画考辨这一领域的主角。

我守灵，第二个夜晚。点上三炷香，青烟冉冉。我彷佛遇见先父之灵在上升，升到无极的天国。在天空沉寂的夜晚，我愿先父之灵永恒，愿上天携我终老的父亲，随遇而安。来生来世，不再遭受疾病的折磨。

这是我——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愿望。

此文成于1997年6月，2018年6月修改校正

舒铁民

2018-07-03 10:53 来源：《世纪》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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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我看到北京市内部刊物《晚晴》（第6期）一篇梁某所写的文章中，有一段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如何建立的描述：“早在63年以前，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然而周恩来总理迅即提议：‘我们要成立一个专业的话剧院’，并且推荐由曹禺同志来担任院长。由于当时大家都以苏联的‘莫斯科艺术剧院’为样板，便取名叫做‘北京艺术剧院’。这件事传到了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同志那里，他主动请命要求由北京市来经办和管理。同时，他还建议剧院的名称上，‘要有人民二字为好’。为此，经过政务院同意批准，剧院归属于北京市来建立，来管理，并且最后定名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今年初，梁某又在《北京青年报》一篇纪念周总理的文章中写道：“新中国建立不久，周总理立即想到并提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专业话剧团体，很有必要。’他问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这个团体你们要不要?’彭真立即表示北京市肯定要，又表示：‘这个话剧团可以叫做北京艺术剧院，但是全国已经解放了，我们认为再加上人民两个字为好。’于是他在和周总理商量以后，正式确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名称。彭真进一步请示由谁来当院长。周总理胸有成竹地摆着手说：‘就让曹禺同志来当院长好了，他很合适。’”（《作家文摘》后转载此文）如此绘声绘色的描述，似乎作者身历其境。对于不了解历史的年轻人来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就是这样诞生的，而历史的真实并非如此。

1950年1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

1950年1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局部

鲜为人知的“老人艺”创业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由北平市文委书记、华北人民文工团团长李伯钊率领的中国青年文工团60余人，随肖华将军为首的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在参加1949年8月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第二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后，在回国的途中，按预定计划在莫斯科停留半月，参观和学习苏联“老大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特别是剧场艺术建设的经验。文工团先后观摩了莫斯科大剧院、小剧院和艺术剧院的10余部经典歌剧、舞剧和话剧的演出，欣赏了乌兰诺娃（时年39岁）、列米谢夫、米哈依洛夫等著名艺术家精湛的表演，访问了大剧院的附属芭蕾舞学校和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等艺术单位。大家大开眼界，深受感触，而所见所闻均被视为新中国建立后应该学习和借鉴的榜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李伯钊、贺绿汀、马思聪、金紫光等华北人民文工团（主要成员来自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和中央党校文工室）领导人，即着手筹划本团的转型，借鉴莫斯科大剧院的模式，将其改建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隶属于北京市，并于1950年元旦在中山公园中山纪念堂举行了隆重的建院典礼。朱德、彭真、周扬、邓拓等中央和北京市领导，以及文艺界名人欧阳予倩、洪深、萧三、张庚等出席并讲话。它是新中国第一个含戏剧（歌剧、话剧、秧歌剧）、音乐（声乐、交响乐、民乐、军乐）、舞蹈（民族、民间、外国）和北方昆曲，拥有专业剧场（私营真光剧场被收购后改建为北京剧场，现在的儿童剧场）和戏剧、美术、乐器工厂，以及艺术训练部的综合性剧院。演职人员从建院时的300余人，迅速扩展至429人。院长李伯钊，副院长欧阳山尊、金紫光，党委书记卢肃（贺绿汀、马思聪已先后调任上海和中央两音乐学院院长）。1951年3月，剧院又增补时任北师大文学院院长的焦菊隐为副院长兼总导演。此前，他曾受李伯钊邀请，为初建的剧院指导排练苏联翻译话剧《莫斯科性格》，又参与执导了根据塞克作词、冼星海作曲的《生产大合唱》改编的歌舞剧《生产大歌舞》和老舍先生的原创话剧《龙须沟》；其后，他又执导了李伯钊编剧、贺绿汀、梁寒光等作曲，首现毛主席舞台形象（于是之饰）的歌剧《长征》。

1951年底至1952年春，为适应新中国艺术事业的发展，中央文化部决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与中央戏剧学院（1950年4月建立）所属艺术演出部门合并改组：其一，新建中央戏剧学院附属歌舞剧院（现中国、中央两歌剧院的前身），李伯钊调中央戏剧学院任副院长，兼任附属歌舞剧院院长和分党总支书记，金紫光任副院长兼秘书长，隶属于中央文化部；其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改建为话剧艺术剧院（借鉴莫斯科艺术剧院模式），由原戏剧部话剧队叶子、于是之、黎频、董行佶、郑榕、金犁、英若诚等，与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刁光覃、夏淳、方琯德、蓝天野、田冲、赵韫如、胡宗温等合并组成。原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著名戏剧家曹禺调任院长，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焦菊隐（兼总导演）和欧阳山尊任原职，新任秘书长赵起扬。根据彭真同志的意见，仍留在北京市。正式建院日期为1952年6月。

1951年3月新任剧院副院长兼总导演的焦菊隐在欢迎大会上讲话

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前后两个时期，熟悉者称之为“老人艺”和“新人艺”；不熟悉者，如上文作者则只知其一，或将二者混淆了。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老人艺”（及其前身华北人民文工团）——曾拥有贺绿汀、马思聪、安娥、金紫光、黎国荃、梁寒光、郑律成、杜矢甲、卢肃、李波、刘郁民、于村、李德伦、陈田鹤、姚锦新、张权、邹德华、欧阳山尊、焦菊隐、叶子，以及北方昆曲的韩世昌、白云生、侯玉山、侯永奎、马祥麟等著名艺术家，被彭真等领导同志称之为“北京市文艺运动的领导核心”和“主力军”的艺术剧院，至今尚无一份完整的史料。在网络信息如此发达的年代，也很少能查到相关的信息。特别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以曹禺、焦菊隐为代表的“新人艺”的成就与社会影响，似乎已淹没了“老人艺”在1949年前后的一段创业史。

有感于此，前年几位 “老人艺”同事李曼宜、刘诗嵘、路奇、黄晓芬、舒铁民、李滨、罗昌遐、丛肇桓、蓝荫海，在耄耋之年，为弥补这段历史的缺失，通过座谈回忆或提供个人日记，再经笔者参考相关资料，并征集到中国、中央两歌剧院所封存的历史档案后，编撰成一份9万余字的图文史料：《新中国第一个综合艺术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1950.1-1951.12）及其前身华北人民文工团（1948.7-1949.12）》，奉献于后人。

“老人艺”对文艺事业的开拓与传承功不可没

李伯钊、金紫光等同志所创建的“老人艺”，虽然存续时间较短，却是新中国剧场艺术的开拓者，也是我国各艺术剧院的领头羊，它对新中国艺术事业的探索与创建，有过重要的贡献，大多鲜为人知。仅举数例于后：

一、首演苏联现实题材翻译话剧《莫斯科性格》，创北京市话剧演出历史的最高纪录

此剧为李伯钊在莫斯科访问期间，经苏联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法捷耶夫推荐。剧情表现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工人阶级在恢复战争创伤、加速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征服困难克服矛盾的顽强精神。此内容适合新中国初建时的国情，李伯钊回国后，即派人翻译，进行排练。由于参与此剧的主要演员大多来自解放区，他（她）们熟悉我国农村生活和农民群众，对苏联工人的生活很生疏，且不说人物的思想感情，即便外形的塑造，如穿高跟鞋等也不习惯。从事话剧艺术多年、被誉为“话剧皇后”的叶子饰演剧中的女主角工会主席格丽诺娃，她从演《日出》中的陈白露，到饰演一个苏联共产党的干部，其难度也可想而知。在当时相关资料极为匮乏的情况下，叶子为准确地塑造这一形象，曾找来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学习。李伯钊曾先后请苏联专家和洪深、焦菊隐等前来现场指导；又请欧阳予倩、田汉前来观看排练，听取意见。1950年2月2日，为纪念北京解放一周年，“老人艺”的第一个剧目《莫斯科性格》在北京剧场首演，一连演出65场，从而改写原抗敌演剧二队1947年在北平连续演出话剧《孔雀胆》50余场的最高纪录。功夫不负有心人，叶子的表演备受称赞，洪深说：“叶子的确是一位好演员，能把这样的人物演得有感情，还有说服力，真是不容易。”适逢中苏两国首脑于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全国各行各业掀起一片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热潮，此剧随之传遍全国。

二、原创现实题材话剧《龙须沟》，为“新人艺”风格的形成奠定基石

话剧《龙须沟》是老舍先生与焦菊隐导演珠联璧合之作，其艺术成就已载诸史册。人们都知道它是“新人艺”的保留剧目之一，但此剧的诞生则始于“老人艺”，是由该院戏剧部话剧队的老演员叶子、黎频、韩冰和年轻演员于是之、郑榕、英若诚、杨宝琮等，在1951年1月26日为庆祝北京解放两周年（建院一周年）首演于北京剧场。据李伯钊在《龙须沟》一文中记载：1950年（春）市委书记彭真在讨论首都建设计划时，曾指示“要替生产者和劳动人民着想。要明显地区别于反动政权的都市建设方针。让我们首先消灭掉历来统治阶级从来不去、从来不管的肮脏臭沟——龙须沟”。“作家老舍先生抓住了这个主题，深刻地刻画了龙须沟的穷苦勤劳的老百姓，描写他们怎么从不自觉到自觉地认识自己人民政府的过程。”当时，老舍先生为北京市文联主席，李伯钊是副主席，又是主管北京市艺术单位的文化局副局长，她当即决定由本剧院排练此剧，并派人去协助老舍先生，又再次请焦菊隐前来执导。以歌剧和音乐艺术为主的“老人艺”，正紧锣密鼓地排练于村根据李季叙事长诗改编，由梁寒光作曲的新歌剧《王贵与李香香》，拟在国庆两周年期间演出，李伯钊决定歌剧和话剧分别在不同的场地进行排练。1950年夏，《龙》剧的排练刚刚开始，朝鲜战争爆发了，剧院必须全力投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活动之中,《龙须沟》下马之声不绝于耳。李伯钊以其惯有的魄力，力排众议，坚持在完成政治任务的大前提下，调配少数人力资源，按照导演的预定计划，继续排练，使《龙须沟》能够如期上演。参加此剧演出的李滨说：“《龙须沟》是在‘雄赳赳，气昂昂’的战歌声中走上舞台的，李伯钊院长保住了《龙须沟》。”原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著名作家廖沫沙1984年在《〈龙须沟〉舞台艺术》序言中写道：“这部作品的诞生，是同当时人艺的院长李伯钊同志的具体领导分不开的。”还需提及的是，在此期间，李伯钊院长曾力主焦菊隐调来剧院任副院长兼总导演。《龙须沟》上演一月之后，焦先生便走马上任。由此，他与两代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结下不解之缘。

三、建成新中国最早的交响乐队，首演纯音乐会

北平解放前，本市仅有清华和燕京两大学的业余管弦乐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最早活跃于首都舞台的专业管弦乐队，是华北人民文工团音乐部（后称管弦乐队，源于延安中央管弦乐团）。1949年周总理曾对李德伦说：“你们的乐队我不敢说是第一流的，但一个乐队，几千里地用毛驴驮着乐器，从延安徒步到了北京，这可能就是第一个了！”音乐部进城后的首次录音，是在六部口原国民党时期的北平电台（后为北京市文化局），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录制对外广播的开始曲——《新民主主义进行曲》，由作者贺绿汀亲自指挥。由于录音条件太差，一首半分钟的乐曲，从晚上录制到次日的凌晨才结束。

“老人艺”建立后，管弦乐队迅速发展，特别是原中华交响乐团音乐家的加入，使乐队不断更新而走向健全。在黎国荃、李德伦的指挥下，除为歌剧伴奏外，也经常参与音乐舞蹈晚会的演出。1949年冬，为庆祝新中国第一个国际会议——亚太地区工会和妇女代表会议在京召开，曾在北京饭店首次演出大型音乐会，曲目含合唱、独唱、小提琴独奏（黎国荃）和中外管弦乐，最后，金紫光指挥由著名歌唱家喻宜萱、沈湘独唱，以及贝满、育英、汇文等学生合唱团参加演出的300人《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词、冼星海曲），开创北京专业大型纯音乐会之先河。此后，“老人艺”经常在台基厂国际俱乐部、北京饭店、青年宫、怀仁堂等地为中外贵宾演出音乐会（含军乐、民乐）。据原剧院办公室负责人、作家海啸记载：“曾演出音乐会三十五场。”当年音乐部的一些青、少年成员，后来成为我国知名的音乐家。

四、建立昆曲队，传承昆曲艺术，为北方昆曲剧院的建立奠定基础

北平解放初，金紫光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嘱咐，为拯救北方昆曲艺术，派人寻找回解放前已失散于各地、处于困境中的北昆艺术家韩世昌、白云生、侯玉山、侯永奎、马祥麟、白玉珍等及其班底数十人，将他们全部招聘于“老人艺”，于剧院训练部组成昆曲队，恢复昆曲的部分经典剧目，在文艺界内部进行观摩演出，使这一古老艺术得以传承，也为贯彻“整理和吸收古典歌舞剧的传统，试作丰富人民新歌舞剧的实验”的方针，探索以这一古典艺术来培养我国未来的民族舞剧和歌舞剧人才。

昆曲队曾在舞剧队学员的参与下，在前门外广和戏院为北京市领导彭真、刘仁、薛子正、崔月犁等汇报演出《春香闹学》（韩世昌）、《拾画叫画》（白云生）、《夜奔》（侯永奎）和《思凡》（马祥麟）等经典折子戏，也曾在怀仁堂为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举办的联合晚会中演出《游园惊梦》（韩世昌、白云生）。“老人艺”的昆曲队曾为剧院民族舞剧演员的培训和话剧演员的形体训练做出重要贡献，开新中国表演艺术学习民族戏曲之风。昆曲队也为1957年6月北方昆曲剧院的建立打下了基础。2001年，我国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五、为探索我国民族舞剧，白手起家创建舞剧队

新中国建立前，我国民族舞剧还是空白。1949年中国青年文工团在莫斯科大剧院欣赏了源于西方的俄罗斯芭蕾舞，参观了其附属的芭蕾舞学校。这一艺术形式为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伯钊、金紫光等领导决定借鉴这一外来形式，探索我国的民族舞剧艺术，使其成为未来剧院的艺术品种之一。为实现这一设想，从京沪两地招收三四十余名热爱舞蹈的青年学生，在培养后备人才的训练部创建舞剧队，在专业上除学习中国各民族民间舞蹈和外国民间舞蹈外，由于我国古典舞的空白，决定借鉴昆曲艺术，以北昆艺术家为启蒙老师，探索我国民族舞剧和歌舞剧演员的培训之路。昆曲是我国传承至今最为古老的剧种，它载歌载舞的表演风格，程式化的舞蹈身段，规范化的基本功训练，便成为白手起家的舞剧演员训练的基本内容。在北昆艺术家的言传身教之下，学员们从踢腿、下腰、拿顶、跑圆场等基本功学起。在教学实践中，马祥麟、韩世昌等老师又根据戏曲的“五法”（手、眼、身、法、步），为男女学员编创了古典舞身段训练的教材，又分别为他们排练《夜奔》《思凡》《琴挑》《游园惊梦》等折子戏，参与演出。后来，这批学员大都成为我国民族舞剧事业的开拓者。

六、为实现张贞黻遗愿，白手起家创建乐器工厂

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音乐教育家、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副团长张贞黻，在延安期间有感于中国不能生产西洋乐器，他在工作之余，便潜心于研究和制作大、小提琴，即使在行军的途中，也不忘携带着制作的工具。北京解放前夕，张贞黻因病去世，临终前留下遗愿：“解放后一定要办起我们自己的乐器工厂”。北平解放初，李伯钊、金紫光即调拨资金，派遣张贞黻的弟子陈艾生等，于1949年6月在北京市东安门19号，以“人民艺术服务社”为名建厂，后更名为“新中国乐器工厂。”从初期的承办小型乐器修理、乐谱印制与出版业务，到后来的乐器制作。1950年底，曾试制出一台立式钢琴，以“星海”命名，开创西洋乐器在中国制造的新时代。这个工厂即“北京星海乐器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

1950年12月抗美援朝祝捷游行

“老人艺”堪称艺术人才的摇篮

此外，“老人艺”（含华北人民文工团）在1949年前后所聚集和培养的大量艺术人才，除主要分流于前述各剧院外，随着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不断发展，他（她）们又先后走向全国各艺术院校、院团，以及中央和地方的文化部门，大多成为各单位的领导与骨干。如：

一、走向艺术院校的：有中央、上海、中国、沈阳、四川等音乐学院的马思聪、严金萱、杜鸣心、黄晓和、黄晓棻、李珏、贺绿汀、孟波、姚锦新、郑兴丽、黄晓同、杜利、任群、卢肃、管林、汪玮等；有北京和上海舞蹈学校的曲皓、唐满成、孙天路、袁水海等；有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和武汉艺术学校的徐光汉、郝立仁等；以及文学研究所、舞蹈研究所的王燎荧、傅兆先等。

二、走向艺术院团的：有上海、哈尔滨、青岛歌剧院及歌舞剧院的梁寒光、张权、卓明理、田庄等；有总政文工团（总政话剧团、歌舞团前身）、中央乐团、中央广播乐团、北京电影乐团、中央歌舞团、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央芭蕾舞团的李吟谱、田耘、陆原、李德伦、郑律成、田宝生、周恩清、曹炳范、金正平、杜矢甲、周崧、杨琨、梁远荣、葛光锐等；有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国评剧团、中国杂技团、北京京剧团的于村、高琛、李振华、李倩影等；以及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国木偶剧团、中国杂技团、煤矿文工团、全总文工团、贵州花灯剧团、新疆歌舞团、宁夏歌舞团、黑龙江歌舞团、山东吕剧团、安徽合肥杂技团的若干艺术工作者。

三、走向中央文化部、中央和北京市其他文化部门的有许翰如、刘子先、李非、周加洛、李刚、党允武、路奇、肖甲、曹菲亚、张艾丁、辛大明、林斤澜、邓友梅、李曼宜等。此外，还有人民音乐出版社的陈平，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石一夫，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北京剧场、天桥剧场、北京工人俱乐部的陈奇、黄山、郭松林、石刚、肖良玉，以及香港的林阿梅、陈华等。

由于李伯钊院长是中央苏区红色戏剧开拓者之一，曾参加长征，与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熟悉，故“老人艺”得天独厚，常有机会到中南海进行演出。毛主席曾在怀仁堂观看剧院的话剧《龙须沟》《搞好团结闹生产》和昆曲《游园惊梦》。李伯钊还邀请党和国家领导人、解放军将领、文艺界名人，以及苏联朋友前来观看剧院新剧目的排练或演出，征询他们的意见，接受他们的指导。在歌剧《长征》排演期间，先后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杨尚昆、聂荣臻、陈毅、吕正操、罗瑞卿、肖华、陈锡联、刘亚楼等，以及郭沫若、茅盾、周扬、廖承志、老舍、曹禺、赵树理、张庚等前来观看。特别是周恩来总理，更是剧院的常客，毫不夸张地说，“老人艺”是在他的亲切关怀与支持下创建和成长的。

文章来源：《世纪》2018年第3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世纪》是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联合主办的综合性文史双月刊。本文作者为原延安中央党校文工室成员、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作曲，责任编辑周峥嵘。

葛剑雄

2018-06-06 17:0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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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6月2日下午，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浦东图书馆做了一场题为：“我们应该如何学习历史”的专题讲座，解读历史的起源，中国人为什么自古以来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以及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等。澎湃新闻经主办方上海人民出版社授权，发布以下讲座内容。

葛剑雄教授

最早的“中国”两个字的出处

今天我跟大家讲讲应该怎么来学历史，其实我不是讲学历史的具体方法，我是要讲明白我们今天怎么来看待我们现有的历史，这样你才能够正确地学习。历史跟其他学科有什么最大的区别呢？那就是它必须要有历史事实。

比如我今天在这里给各位展示的是已经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的青铜器，这个青铜器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很多青铜器上是有文字的，我们称它为铭文。也就是当时的人把一些他们认为最需要记录的内容在青铜器上用文字铸在上面，因为那个时候保存文献内容是不容易的，没有纸，一般只能把文字写在竹简、木简，或者刻在骨头上，龟板上，或者写在丝织品上，但这些都是不容易保存的。所以他们最重要的文字会刻在青铜器上或者石头上，这样他们认为就可以传给子子孙孙了。所以有一些青铜器称之为国之重宝，这不仅是它本身价值很高，更重要的是它记录了重要的历史，要让子孙都知道。

这上面记录了什么呢？有这么一篇文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用红颜色涂的四个字，意思就是我把中国当我的家了，这是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最早的“中国”两个字的出处。这篇文字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说武王在攻克了商朝的首都以后，举行隆重的仪式向上天报告，我现在把中国当我的家了，统治了那里的民众。根据这些文字我们可以肯定这篇铭文是周王的儿子写的。他攻克了商朝的首都，意思就是商朝的首都当时可以称为“中国”，为什么称为中国呢？那时候把大大小小的城，那些居民点都叫“国”，这样的“国”很多，就产生了“万国”，比喻很多。很多国里面哪个国最重要呢？国王住的地方，最高统治者住的地方，这个国才可以叫“中国”。当然等到周武王自己成为最高统治者，那么他住的地方就是当时的“中国”，“中国”两个字是这么来的，这就是证据。我们也可以肯定这件青铜器就是周成王的时候铸造的，就是公元前11世纪后期，离现在三千多年了。

古人为何记录历史？为谁而记？

古代人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精力来记录历史呢？他们这个历史到底是为谁记的，显然不是为了今天给我们写论文作为资料的，或者给我们编故事作为依据的。他们当时记录是为了向他们所信仰、所尊敬、所依赖的天、神、祖先，向他们报告。刚才讲到武王占了商朝的首都，灭了商朝，要举行隆重的仪式，把记录的内容报告。所以有了重要的事他们要写在丝织品上，然后烧掉，意思就是要让老天爷知道。有的要这样铸在青铜器上，或者刻在碑上，放在那里，让祖宗、神、天看得到。有的觉得放在一般的地方，不够高，老天爷离得太远，所以跑到山上去，所以古代帝王要跑到泰山去祭天，因为当时认为泰山最高。甚至后人曾经在河南嵩山上发现武则天当时把有些内容报告上天，是铸在黄金的金册上，埋到嵩山顶的。为什么要向天、祖宗、神报告呢？因为当时的人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很有限，所以他们希望依靠天、神、祖宗来保佑自己，所以要把自己做的告诉他们。万一做了什么不对的事，也要向他们报告，请求他们的宽恕，继续保佑你。

那谁来记呢？一开始这种事都是巫师来做，因为一般人没法跟神、天沟通。我们现在看到商朝留下甲骨文，甲骨文上面刻的都是人们想要问的内容，行军打仗吉还是凶，吉就出兵。有一块甲骨文上面写，晚上天阴了，还能不能打到象，因为当时气候比现在温暖，估计是国君要打猎，天阴了，还能不能打，这样的事情要问神，谁来问呢？只有巫师才有这个能力。但后来记录的事情越来越多，因为这个部落扩展成了国家，成了政权，统治的范围大了，要问的事情和要记录的事情多了，这样巫师忙不过来了，就产生了专门的“史”。史最早是一个职业，史官。“史”是象形文字，是一个人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块记录的板，这个就是“史”。

那么怎么记呢？一定要如实地记，因为这个你是跟老天爷、跟祖宗汇报的，欺天可是大罪，得罪了老天爷他不但不会保护你，还会惩罚你。所以作为“史”，职业道德就是要如实记录。连国君本人也不能干涉他，标准的配置就是在国君的身边至少有两个史官，一个负责记录他的言论，一个负责记录他的行，做的事。一个记言，一个记行，记的内容要放在一个密封的柜子里，不能让国君本人看，要等到他死了或者下台了，要编他的历史，这时才当众打开这个柜子，把这些资料拿出来，有专职的史官把它整理出来。

修史传统的根源是天人合一的观念

为什么中国早在先秦春秋时候就已经有了那么完整的历史记录的规则，有了对历史这么敬畏的传统呢？其实它的根源还是天人合一的观念，是为了证明君权神授，是为了解释天命。我们现在讲天人合一，我们把它解释为人跟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个解释当然很好，但是这个解释是后来从宋朝开始有关学者慢慢这么解释的。一开始提出天人合一是要证明皇帝的权是神、天授给他的，所以皇帝的合法性是来自天、神，天跟人是一致的，天通过它的代表来传达天意，来代表天意，这个人是谁？皇帝，所以皇帝叫天子，天的儿子，他当然是代表老子的，他的权哪里来的，他的政权合法性不是选举的，也不是靠武力打出来的，实际上是靠武力的，但是要告诉大家是天授给他的，是神授给他的。所以历史记录的内容就要能够解释这个天命，比如一个朝代兴盛了，一个皇帝一个真命天子出现了，什么使他出现的呢？天。这个朝代灭亡了，为什么灭亡呢？也是天决定的，因为他失去了老天爷的庇佑。那么天通过什么表达呢？通过有关的历史记录。所以中国这么重视历史的根源就是，实际上这么多的朝代，这么多皇帝，他们都要让你了解、让你相信他们是得到了天的任命，天的授命，天的保佑。

我们看中国的历史，往往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所谓的祥瑞，就是极祥的预兆。还有一部分是灾异，异常的天气，异常的天象，灾难。这说明什么？往往一个朝代兴盛，开国皇帝诞生，或者重大事情发生了，你就可以查到很多吉祥的征兆，比如记载刘邦的军队进了咸阳灭了秦朝，天上的金木水火土五星排成一条线了。某某皇帝出兵的时候，早上起来紫气东来。相反，一个朝代灭亡了或者皇帝犯了错误，昏庸无道，就有一系列的灾害。我们现在查到的记录最早的一次大地震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夏朝最后一代君主的时候。第二次记录具体的地震是周朝最后西周周幽王的时候，不仅地震，岐山也崩了，这说明气数已尽，完了。还有我们一直讲中国是记录太阳黑子最早的，在春秋已经记录了，但是为什么当时记录太阳黑子呢？太阳代表谁？国君，太阳黑子说明国君有问题，要反省了。对国君影响最大的是日蚀，太阳完全被遮蔽了，这还了得，而且日蚀可以预报，所以史官往往兼有天文官的作用，或者有专门的天文官，天文官观测这些就是为了保障国君的安全，所以他们必须正确预报日蚀，还要预报日全食还是日偏食，如果预报不准或者没有预报就是死罪，所以这样很多史官就对天文这方面的研究、测量都非常重视。那预测出来了怎么办呢？皇帝就要采取特别的措施，这是上天对你的警告，听到这个预报，首先衣服要穿素服，还有不能坐在正殿，要到一个光线暗一点的小房间闭门思过。要减膳，本来经常有音乐伴奏的，乐队要停下。也不能再亲近女色，同时要号召大臣们提意见，批评他。有时候皇帝还要自己跟天下承认错误，这样来取得天的宽恕。地震也是这样。所以你看为什么中国对地震记录那么多呢，我们可以说是世界上记录地震资料最多的，因为这是天意，所以要记录。东汉的张衡发明了这个仪器，使你能够得到正确的记录。有很多我们今天认为他们当时是为了科学研究的，其实它背后是为了这样一种特殊的需要。

修历史能够更好地维护传统的价值观念

修历史往往能够更好地维护传统的价值观念，巩固统治。我们知道清朝到了乾隆年间已经天下稳定了，准备要修自己的历史，一般这样的本朝史只积累资料，于是正式有了国史馆，开始编人物传记了。怎么编呢？有一个创举，就是设立了《贰臣传》，把谁记录在里面呢？明朝那些投降清朝的人，只要是投降清朝的，原来明朝的官统统放到“贰臣传”，让后人知道这些人是叛变自己的主人，投奔大清的。这些人大清也承认他们的功劳，但是现在天下稳定了，要否定他们才更加有利于稳定。从传统价值观念讲背叛自己的祖国和组织，投降敌人，这是要否定的。相反，把曾经抵抗过清朝，无论是被杀的、自杀的，只要是明朝的官员，统统列进《忠臣传》。不仅在中央朝廷这样做，还下命令全国各地在编修方志的时候，凡是当年抵抗大军而死的，明朝时候有官职的，一律进《忠臣传》，女人进《节妇传》。维护传统的价值观念，教育大家忠于现在的皇帝，告诉他们像明朝那些投降的人虽然给大清立了功，但是从长远来看他们不忠于原来的皇帝，这是一个否定。特别是对基层，我们知道中国的基层传统文化、社会秩序，主要是靠一批乡绅、一批地方上的知识分子维护的，清朝入关遇到激烈的反抗，嘉定、扬州，甚至几次被屠城，地方上那些正经的乡绅、知识分子，几乎都被杀了，家也都被毁了，那么这个基层社会靠谁来维护呢？往往就是那些地痞流氓。现在宣布这些人是忠臣烈士，那么整个县到基层，原来的那些乡绅、那些家族、地方上的知识分子，以及由他们传承的孔孟之道的价值观念得到恢复和维护。

这一步棋为清朝的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使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完全接受清朝作为得天命的朝代了，而且跟他们原来怀念明朝已经一点不矛盾。当时清朝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公开了袁崇焕事件的真相。乾隆的时候公开说他是明朝的忠臣，当时为了斗争的需要我们用了计谋陷害他，现在应该给他平反昭雪，下令在北京给他建庙，袁崇焕有一个部下家里世世代代守着这个庙。这个事件的公开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

我们知道最后镇压太平天国不是满洲的八旗兵，也不是蒙古的旗兵，而是汉族的知识分子，左宗棠、曾国藩这些人，带领他们的汉人的军队，最后把太平天国镇压了，就是靠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要维护传统价值观念，维护儒家学说的信念。其实曾国藩他们与其说要维护异族的统治，不如说是认为清朝已经代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要维持下去。

太平天国打的旗号当时被认为是邪教，而且洪秀全刚刚起兵就破坏文庙，而且把孔子、孟子的牌位扔到粪坑加以侮辱，把儒家经典称为妖术，把读书人抓来不允许他们读书。所以曾国藩讨伐太平天国的文稿里面讲的，我们的祖宗孔子、孟子在九泉下痛哭，如果我们再不起来镇压他们，我们以什么脸见我们的祖宗。要是清朝不是通过修历史，通过这样的舆论工作来证明自己是中国价值观念的继承人，维护传统文化，曾国藩他们怎么能够把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代表呢？这就是维护这个历史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历史，它的传统就是为现实服务的，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是为了证明这个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所以以前有一个说法叫做要灭一个国就先要灭它的史。

1930年代的上海，为什么突然兴起“晚明小品热”？

黄开发

2018-05-28 10:53 来源：《近代散文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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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接触周作人，自然知道有一个沈启无。他曾经与俞平伯、废名和江绍原一起并称周作人的四大弟子。1933年版《周作人书信》收入周氏致他的书信二十五封，数量之多仅次于致俞平伯的三十五封。他有一个大名鼎鼎的晚明小品选本《近代散文抄》。印象特别深的是发生于1944年的“破门事件”，他被周作人宣布逐出师门。沈氏背负了双重的罪名：附逆和背叛师恩。然而，我们听到的声音基本上都来自于周作人，沈启无则差不多是一个无言者。他那被笼罩在阴影中的面目和后来的命运许多年前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可是我找不到关于他的完整材料，已有的记述往往语焉不详，甚至多有舛误。

我辗转与沈启无的长女沈兰女士取得了联系。2004年12月中旬一个飘着小雪的上午，我去北京房山区良乡镇访问了她。我准备重印《近代散文抄》，他们家属委托我代为办理版权事宜。2月初再见沈女士，由于得到了信任，这次她为我提供了一些重要材料。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本五十开牛皮纸封面的工作日记，内容是沈启无自己誊抄的写于1968年4月至6月间的个人汇报；《近代散文抄》上册和《人间词及人间词话》两书编校者的手校本；一份沈氏自拟的著作简目和数张照片等。

沈启无

沈启无，1902年生于江苏淮阴。原名沈鐊，字伯龙，上大学时改名沈扬，字启无。1925年，从金陵大学转学到燕京大学，读国文系。也就是在这一年，他上了周作人主讲的新文学课程，于是认识了这个他非常崇拜的老师。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燕大毕业后，沈启无到天津南开中学教国文，与党组织脱离关系。一年后又调回燕大国文系，在国文系专修科教书，并在北京女师大国文系兼任讲师。1930年至1932年，任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系主任。1930年代，沈启无与周作人过从甚密。1932年至1936年间，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文史系教授，同时兼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国文系讲师。1932年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沈启无当时讲课用的明清文选本《近代散文抄》。该家书店又于1933年12月印行他编校的《人间词及人间词话》。北平沦陷后，沈启无任伪北京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和伪北大国文系主任。1942年11月新民印书馆出版他编的课本《大学语文》。沈启无是北平沦陷区文坛的活跃分子，曾在伪华北作家协会等机构任职，还两次赴日参加第一、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1944年3月，因认定沈启无向日方检举他的所谓思想反动，周作人公开发表《破门声明》，断绝与这个追随他多年的弟子的一切关系。1944年新民印书馆出版他和废名的新诗合集《水边》。1945年由他供职的武汉大楚报社出版诗集《思念集》。新中国成立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69年因病去世。

《近代散文抄》共分上、下两册，分别出版于1932年的9月和12月。本书大致以晚明公安、竟陵两派为中心，收录十七位作者的一百七十二篇作品，其中上册一百一十五篇，下册五十七篇。所收作家上起公安三袁，编选者把他们看作晚明小品的开创者；下迄张岱、金圣叹、李渔，在沈氏眼中，张岱是能够兼公安、竟陵二派之长的集大成者，金圣叹、李渔是晚明小品的“末流”。选文最多的是袁宏道和张岱，分别有二十三篇和二十八篇。这后几个人的下半世虽在清初，而实际上是明季的遗民，文章所表现出的还是明朝人的气味。书后附有各家的传记材料和采辑的书目。据编选者在后记中介绍，书名原叫《冰雪小品》，曾交给一家书店，结果被退回。后得到周作人的鼓励，沈氏重理旧编，交北平人文书店出版。书前有两篇周作人的序言，是为《冰雪小品》和《近代散文抄》两个不同阶段写的。俞平伯题签，书后还有他作的跋。

《近代散文抄》所收作品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表明言志的文学观。晚明作家强调时代的变化，反对空洞的模拟；极力主张言志的性灵文学。人们通常把分别出自于袁宏道《小修诗叙》《雪涛阁集序》中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作为公安派的口号。其二，《近代散文抄》所收文章最多的是游记，共六十四篇，占全书篇幅四分之一强。这一派作家努力摆脱世网，走向自然，怡情丘壑，视山水为知音。其三，表现对世俗生活的关注，喜谈生活的艺术。品茶饮酒，听雨赏花，是他们乐此不疲的题材。《近代散文抄》大抵能选出晚明小品家最有特色的文体的文章，同一文体中，又能选出其代表作。所以，从中可以见出长期为人所诟病的晚明小品的总体特色及其在文学史上的贡献。

《近代散文抄》民国二十三年北平人文书店出版

《近代散文抄》的出版为沈启无赢得了文名。林语堂重刊《袁中郎全集》时曾经请他作过序，只是他答应了并没有交卷。（沈启无：《珂雪斋外集游居杮录》）在《骆驼草》《人间世》《文饭小品》《水星》和《世界日报·明珠》等报刊上，开始频繁地出现他的读书小品和诗歌。他的散文，20世纪30年代中期有《闲步庵随笔·媚幽阁文娱》《帝京景物略·闲步庵随笔》《刻印小记》《闲步偶记》《珂雪斋外集游居杮录》《记王谑庵》《谈古文》《再谈古文》《三谈古文》，1930年代末、1940年代初发表《无意庵谈文·山水小记》《〈大学国文〉序》《闲步庵书简》《六朝文章》《南来随笔》等文章。大部分属于周作人路子的读书小品，追求古朴自然，抄书的成分重。少数几篇抒情言志，也简劲可观。

这些文章和《近代散文抄》的后记一样，中心思想是标举自六朝文到明清小品这一条非正统的言志派文脉。在后记中，他与周作人、俞平伯的序跋相呼应，称集子中的文章的总体特色在于“这是一种言志的散文”，“换言之，明朝人明白一个道理，这就是说，他们明白他们自己”。正因为如此，“明朝人虽没有六朝的那样情致风韵，却自有一种活气，即是所谓狂，亦复有趣，譬如一切诗文集子公然以小品题名者，似乎也是从明朝人才开头的”。（《闲步庵随笔·媚幽阁文娱》）他特别推崇晚明小品中的游记，“他们率性任真的态度，颇有点近于六朝”，“对于文章的写法乃是自由不拘格套，于是方言土语通俗故事都能够利用到文章里面来，因此在他们笔下的游记乃有各式各样的姿态”。（《无意庵谈文·山水小记》）由此可知他把《近代散文抄》中最多的篇幅让给游记的原因。在标举文学史上言志派文脉的同时，他总不忘对正统的载道派的批判。正是上述观念，支撑了沈启无在《近代散文抄》中的选择。

要真正理解沈启无的文艺观与其《近代散文抄》的编选标准，还需要把他的文学活动放在与周作人的关系及周氏文艺思想的系统中去理解。读者可以从《近代散文抄》文本的自身轻而易举地建立起这种联系。因为书前有周作人的两篇序言，书后有周门大弟子俞平伯的跋。几篇序跋系统阐述了他们的文艺主张。相比之下，沈启无的后记倒显得稀松平常，他只是依傍周作人的门户。值得注意的是，同在1932年9月，同一家书店又出版了周作人的讲演录《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近代散文抄》上、下两册的书后都印有一页《源流》的广告。周著后面附有《沈启无选辑近代散文抄目录》，目录后有一则署名“平白”（尤炳圻）的简短附记，讲明了用意：“周先生讲演集，提示吾人以精澈之理论，而沈先生《散文抄》，则供给吾人可贵之材料，不可不兼读也。因附录沈书篇目于此。”俞平伯明确地把《近代散文抄》看作支持周作人文艺理论的作品选，显然一般读者也是这样看的。

《近代散文抄》是以周作人的手眼来编选明清之际小品的。其编选过程肯定也有周作人或多或少的参与。周在1932年3月24日致沈氏的信中，曾提到借给他祁彪佳的《寓山注》。沈启无在文章中常提及自己在读书作文方面所受周作人的影响，也频繁引用他的话。

周作人的文艺思想有一个形成的过程。早在1926年11月所作的《陶庵梦忆序》中，他就点出了晚明小品的现代意义：“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1928年5月，他又在《杂拌儿跋》中这样称赞公安派：“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有活气，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为浅率空疏，实际上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他进一步提出：“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以后，他的《燕知草跋》《枣和桥的序》等序跋继续申明其新文学源流观，到了《近代散文抄》序，便出现了“文以载道”与“诗言志”二元对立的理论构架。其理论一开始就带有反对主流的功利主义文学的意思，随着革命文学的兴起，他在“言志”与“载道”的历史叙述中也渐渐增添了新的含义。到了1932年春夏间在辅仁大学所作题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讲演，他便把一系列序跋中的观点连贯起来，成立了系统的言志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1935）一文中他又自报家门，抄录序跋中的内容，展示了其思想产生和形成的过程。

1945年7月，周氏写了《关于近代散文》，对自己的新文学源流观形成的背景和过程作了更为清楚的陈述。这时周作人已与沈启无断绝关系，他或多或少有些揭老底的意思。文中自述，1922年夏，周由胡适介绍到燕京大学，担任国文系新文学组的课。教师只有他一人，助教是许地山，第二年俞平伯来做讲师。周大概是第一个在大学课堂上讲授新文学的人。他最初的教案是从现代起手，先讲胡适、俞平伯等的文章，再上溯到明清之际的诸多小品文家，并编过作为教学资料的作品选。他曾在1926年5月5日致俞平伯的信中，谈到过一个编书的设想：“由板桥冬心溯而上之这班明朝文人再上连东坡山谷等，似可编出一本文选，也即为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此件事似大可以做，于教课者亦有便利。”沈启无正是听过周作人这门课程的学生，以后又交往频繁，他应该是熟悉老师的思路和手眼的。其基本观点与周作人出于一辙，后者所列明末清初小品文家的作品构成了《近代散文抄》的主体内容。学生代老师完成了自己的夙愿，也奠定了他自己学术事业的基础。

显然，《近代散文抄》编选意图并不仅仅是提供一个晚明小品的普通读本，而是要来张扬一种文学观念，并且具有强烈的论战性。周作人的序和俞平伯的跋、沈启无的后记一样，尽管没有指名道姓，但都是有针对的论敌的。俞平伯自称“新近被宣告‘没落’的”，“被宣告”的主语不言而喻。这样，有理论，有材料（作品选），师徒几个披挂整齐，回击左翼文学，又有林语堂等人的理论和作品以为策应，于是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晚明小品热和言志文学思潮。以鲁迅、阿英、陈子展等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对他们兴起攻击之师，争夺对晚明小品的阐释权。双方论争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个人与现实的关系，用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话就是“言志”与“载道”的关系问题。

1930年代，上海出版界的跟风似乎一点也不比当下的出版界逊色。人们好像突然找到了一个叫“晚明小品”的富矿，一时间洛阳纸贵。出版明清之际小品集和小品作家诗文集最力的是上海杂志公司和中央书店，这两家书店分别推出了施蛰存主编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和襟霞阁主人（中央书店创始人平襟亚）主编的“国学珍本文库”。其中“中国文学珍本丛书”里的《白苏斋类集》《陶庵梦忆》是由沈启无题签的。时代图书公司出版林语堂主编“有不为斋丛书”，推出铅印线装本《袁中郎全集》，由刘大杰校编，林语堂审阅，卷首有林语堂作《有不为斋丛书序》，另有周作人、郁达夫、阿英、刘大杰作的序言。有的书一再重复出版，像《袁中郎全集》至少有六个不同的版本。有人把1935年称为“古书翻印年”，可见一时之盛。

除了重刊旧版本外，《近代散文抄》以外几本新编的选集因为适合了普通读者的需求，也风行一时。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刘大杰编《明人小品集》（北新书局1934年9月），施蛰存编《晚明二十家小品》（光明书局1935年4月），阿英编《晚明小品文库》（4册，大江书店1936年7月）。刘大杰的选本在内容上偏于风流闲适一面，而左翼作家阿英的选本则大大强化了晚明小品作家反抗性的一面。所选的作者徐渭、李贽、屠隆都不见于《近代散文抄》，这几个人都是晚明文学的先行者，对晚明作家的思想、人格和文章产生过直接的影响，从他们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时代文学风气的形成。施蛰存已选了徐渭和屠隆的作品，而阿英进一步凸显了他们的存在。除了徐、屠二人外，《晚明小品文库》又醒目地加入了李贽文三十三篇。这些作家都极其张扬个性，狂放不羁，是纲常名教的叛徒。阿英本有利于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从更多的方面把握晚明小品的风貌。钱钟书在书评《近代散文抄》中曾批评沈本所选书信这一类文字还嫌太少，其实书信是最能符合“小品”条件的东西。《晚明小品文库》与《明人小品集》《晚明二十家小品》都选了很多尺牍，弥补了《近代散文抄》这方面的不足。

《近代散文抄》的出版收到热烈的反响，态度最积极的要数林语堂。在这场晚明小品热中，林氏是个重要人物，甚至可以说他是晚明小品最有力的宣传家。他当时的文论和小品文创作都深深地打上了公安派和晚明小品的烙印。他是由《近代散文抄》结识袁中郎和晚明小品的。他自己在《论文（上篇）》中介绍：“近日买到沈启无编《近代散文抄》下卷（北平人文书店出版），连同数月前购得的上卷，一气读完，对于公安竟陵派的文，稍微知其涯略了。”“这派成就虽有限，却已抓住近代文的命脉，足以启近代文的源流，而称为近代散文的正宗，沈君以是书名为《近代散文抄》，确系高见。因为我们在这集中，于清新可喜的游记外，发现了最丰富、最精彩的文学理论、最能见到文学创作的中心问题。又证之以西方表现派文评，真如异曲同工，不觉惊喜。”《近代散文抄》首两篇是袁宗道的《论文上》《论文下》，林语堂也作《论文（上篇）》《论文（下篇）》，从《近代散文抄》中摭取大量材料，借袁宗道、袁中道、谭元春、金圣叹等的话，与西方表现派文论相参证，重述自己的文论。林氏由《近代散文抄》进一步登堂入室，校阅和出版《袁中郎全集》。《四十自叙》一诗表达了他读袁中郎后的喜悦心情：“近来识得袁宏道，喜从中来乱狂呼。宛似山中遇高士，把其袂兮携其裾。又似吉茨读荷马，五老峰上见鄱湖。从此境界又一新，行文把笔更自如。”

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回顾他在五四文学革命初期所提出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时说：“中国文人也曾有很明白的主张文学随时代变迁的。最早倡此说的是明朝晚期公安袁氏三兄弟。（看袁宗道的《论文上下》；袁宏道的《雪涛阁集序》，《小修诗序》；袁中道的《花雪赋引》，《宋元诗序》。诸篇均见沈启无编的《近代散文抄》，北平人文书店出版。）”他说：“我当时不曾读袁中郎弟兄的集子。”

在因心学而起的文学解放思潮中，晚明作家反对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古文运动的思想僵化、形式因袭，近承宋人小品，远接六朝文章，又融合了众多的艺术成分，别立新宗，大大焕发出了中国散文的活力。然而，这一派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却命运多舛。清朝的统治稳定以后，由王纲解纽而带来的思想和创作的自由空间已经不复存在，于是名士派的散文小品受到了毫不留情的否定和扼制。《四库书目提要》骂人常说“明朝小品恶习”、“山人习气”。这些作家的著作大多被禁毁，流传下来的可谓秦火之余。这种命运一直到1930年代前半期尚未得到根本的改观。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周作人在《〈近代散文抄〉新序》中表扬了这本散文选的两点贡献：其一，中国人论文向来轻视或者简直抹杀明季公安、竟陵两派的文章，而沈的选本昭示了那时的“一种新文学运动”；其二，明人文章在当时极不易得，而此书荟萃了各家的菁华。时为清华外文系学生的钱钟书评论道：“对于沈先生搜辑的功夫，让我们读到许多不易见的文章，有良心的人都得感谢。”（钱钟书：《近代散文抄》）

全面评价晚明小品热的是非功过，需要专文来承担，不是本序的任务。如果我们不是以一方的是非为绝对的是非，不把文学的发展看作是一方绝对地压倒另一方的过程，那么就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的言志派和左派、京派等对立、竞争、互补，既回应了时代的要求，又在一定的程度上纠正了功利主义文学的偏失，保证了文学的多样性，共同促进了中国文学和中国散文的健康自由的发展。

（本文系《近代散文抄》序言，2005年8月31日作，2017年12月30日再版校后略改。）

沈启无编，黄开发校，《近代散文抄》，后浪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

男子种200亩知了猴半小时收千只一夏挣50万

2015-08-02 06:50　　来源:青岛早报手机看新闻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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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了猴，别名截流猴、金蝉、截流龟，每年夏天入伏后为出产旺季。近日，一段叫《我的截流猴》的视频爆红网络，里面有句话深得人心：我们找的不是截流猴，是快乐。捉知了猴，在很多人的脑海里是童年的美好回忆。不少人以为知了猴都是纯野生的，其实不然，在青西新区宝山镇有位农民名叫潘永昌，已经养殖知了猴多年了。最多的时候，每晚能收获近400斤，收入3万元左右。知了猴，也是时下诸多市民去饭店时必点的佳肴。记者探访得知，岛城市场上销售的知了猴主要还是来自山西、河南、河北、安徽等地的外地货。

　　跟访不到半小时收获千余只

　　晚上7时30分，潘永昌换上一身破旧的衣服，拿着手电筒，和前来助阵的亲戚邻居兵分多路，进入树林开始捕捉知了猴。在手电筒的强光下，记者看到，碗口粗细、排列整齐的杨树上，每棵都爬满了知了猴，少则十几只，多则四五十只，用手直接“点击”就行了，不到半个小时，潘永昌就收获了1000多只。记者发现，每棵树的齐腰部位，都无一例外缠着一圈胶带。“胶带表面很滑，知了猴爬到这里，就没法继续往上爬了，方便捕捉。”潘永昌说。

　　更晚一点的时候，记者目睹了一只“漏网”的知了猴“金蝉脱壳”的过程：它爬到树上，背后慢慢裂开一条缝，白嫩的身体从裂缝中徐徐向外钻。40分钟后，大半个身子就出来了。但知了的翅膀并没有完全展开，它需要吊在半空中，就像武林高手在表演倒挂金钟绝技，偶尔抖动一下，让翅膀越来越舒展，半个小时以后，它的翅膀终于展开了，但翅膀软软的，还不能飞行。

　　“因为它身体基本是白色的，我们管它叫银蝉；经过一段时间的羽化后，大约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知了的脊背变成深色，它就可以飞走了。而它褪下的壳，则是一味中药材，有时会挂在枝上一两个月之久。”潘永昌告诉记者，金蝉脱壳是一个残酷的过程，有些知了猴因为受到惊吓或者劲儿不足，没有脱壳成功，半道上就会默默死去。“所以，我有个原则，发现正在竭力脱壳的知了猴，就不捉它了。”潘永昌说。

　　观察小小知了猴能钻地十几米

　　捉完知了猴，记者来到了潘永昌的“育苗大棚”参观。“你看，这些白色小虫，就是知了猴的幼虫。”潘永昌指着大棚内一根枯枝说。记者仔细一看，才发现树枝上果然有些小虫，个头跟蚂蚁差不多，在灯光的照射下，通体洁白半透明，在那儿笨拙地挪动着，一个个很萌的样子。

　　“我们管它叫小蝉蚁，这些是我留下的样品，其实真正培育它们的季节是春天。”潘永昌说，只要把树下的土层铲软，把这些小家伙撒到土层上，它们在地面爬十几分钟后，就会钻入土中，吸食树木根系养分，慢慢长大。“别看它们个头小，耐力可足了，有的能钻到地下十几米深。它们得在地下生长很久，少则三年，多则十几年才能爬出地面。”潘永昌说，因为知了猴只吸食根上的养分，没有任何专门的饲料可以喂它，所以养殖的跟野生的营养成分是完全一样的。

　　“我刨开土层仔细观察过，知了猴在地下生长时，第一年能长到半个黄豆大小，第二年能长到半个花生大小，第三年就属于成虫了。”潘永昌说，知了猴的最大敌人是蛇，一般开春后，他就会拿着铁锹在杨树林四处溜达，看到蛇就赶走，发现蛇窝就处理掉。“将蛇赶走还有一个好处，等捕捉知了猴时，就不会再遇到它们被吓到了。”潘永昌说。

　　讲述因为自己爱吃才养知了猴

　　2008年之前，潘永昌在青西新区一家公司上班，因为自己特别喜欢吃知了猴，每年夏天，他都会回老家捕捉，然后带回单位，跟同事一起享用。“油一炸香喷喷，蘸点儿胡椒面儿，再来一壶小酒，那味儿真是绝了。”潘永昌说，2008年的夏天，他再回老家捕捉知了猴时，发现数量少了许多，往往出去忙活好几个小时，才捉十几个，不够一盘菜，而当地很多收知了猴的贩子因为凑不齐货，显得很着急。“俺家刚好有50亩杨树林，我突发奇想：为啥不在自己的林子里‘种’知了猴呢，吃不了还可以卖，多好！”潘永昌告诉记者。

　　说干就干，第一步得寻找知了卵，潘永昌上网查资料得知，知了垂死时，会将卵下在柔嫩的树枝上，而这样的树枝过几天就会枯萎。于是，潘永昌就四处寻找这样的树枝，还真让他找到了不少。起初，潘永昌觉得知了猴都在地下生活，就将这些树枝直接埋在自家杨树林地下。结果过段时间，他把泥土挖开一看，卵已经全都死了。“后来，我咨询行家才知道，需要先把树枝里的卵孵化成幼虫，然后让幼虫钻到土里生长才行。”潘永昌说，于是他才建起了幼虫孵化大棚，又承租了150亩杨树林，凑齐了200亩，开始大量养殖知了猴。

　　算账最多时每晚能收入3万元

　　“最近这几年才开始收获，起初，我带着知了猴去附近酒店挨家挨户推销。后来名声打出去了，客户都主动来拉货。”潘永昌说，今年夏天，他的知了猴一直供不应求，订单不断，客户主要是岛城范围内的一些农家宴和大型酒店，也有的人买来孝敬老人或者送给亲朋好友。平均下来，一斤知了猴能卖到80元钱，最多的时候，他一晚上能收获近400斤，收入3万元左右。

　　每年夏季，潘永昌都会拿着望远镜，在树林里仔细观察，他将知了跟知了猴的习性已经摸透：上午9点钟，知了从大树上飞到小树上，进行吸食、交配和产卵；下午三四点钟，它们又从小树上飞回到大树上栖息，晚上7时30分起，知了猴开始出土，8点左右，是出知了猴的高峰期，而9点以后，就基本不怎么出了。“知了猴的收获季是从7月初到8月上旬。其中，7月中下旬是最旺季。今年这一夏，我收入四五十万元不成问题。”潘永昌说，下一步，他还要继续扩大养殖规模。“我又栽了大约200亩核桃树，打算明年在核桃树底下也‘种’上知了猴。3年以后，我就可以一边摘着果子吃，一边捉知了猴了。”潘永昌笑着告诉记者。

　　现场

　　捉“猴”人心中有地图

　　每年入伏后的一段日子，都是捕捉知了猴的季节，每到华灯初上时，青西新区周边的一些路边和小树林总会被捕捉知了猴的“大军”攻占，他们有的拿着手电筒，有的使用手机的照明功能，有的干脆赤手空拳上阵，或者站着，或者俯着身，仔细观察树干底部，一旦发现知了猴，蓦地一笑，赶紧伸手抓过来，然后丢在随身携带的塑料袋或者矿泉水瓶子里。

　　每到这个季节，家住青西新区世纪新村的高先生每天都会带着儿子出来捉知了猴。“与其说是捉知了猴，倒不如说是为了享受那份悠然自得的轻松心情。”高先生告诉记者，每次他捉的都不多，忙活两个多小时，走出去十几里路，好的时候能捉三四十个，差时也就十几个。“不卖，回家爆炒一下，当个下酒菜，小酌一杯，跟老婆孩子侃侃大山，回忆一下小时候捕捉知了猴的情景，感觉挺不错的。”高先生说。

　　家住大河东村的张东林跟高先生有所不同，他算比较专业的知了猴捕捉者，逢知了猴出土高峰期，他每晚能捉三四百个，除了自己吃，还能卖一部分，往往一个夏季收入三四千元不成问题。因为干这个已经多年了，青西新区中心附近哪些地方有知了猴，他都心里有数，甚至形成了一幅知了猴分布地图。

　　“知了猴最多的地方还是风河两岸。因为那里老早就栽种了大量柳树和杨树，尤其在双珠公园和黄土庄附近，植被更是丰富，每年夏季，那里都是我捕捉知了猴的首选地。”张东林告诉记者，此外，西区西外环、易通路两侧、马濠公园、唐岛湾公园等地方，多年生老树众多，都是知了猴频出的所在，也是他经常重点光顾的区域。

　　经验   捕捉知了猴分为四步曲

　　因为有多年经验，谈起如何捕捉知了猴，大河东村民张东林说得头头是道。“每天之中，捕捉知了猴分4个阶段，每个阶段的捕捉方法都不一样。”张东林告诉记者，第一个阶段，从下午4点到6点，这时的知了猴还在地皮底下，需用铁锨、镢头，在常出知了猴的大树周围，刮去一层地皮，大约半厘米的厚度，一般就能看见洞口，知了猴在里面探头探脑，直接将它揪出来就行了。第二阶段，从傍晚6点到7点半，这时候的知了猴已经自己戳破了那层地皮，但还没有出来，只需在树下寻找那种跟蚂蚁洞差不多大小的洞口，轻轻一碰就会变大为手指粗细，里面会藏着一个知了猴。第三阶段，晚上7点半到8点，此时天色渐黑，知了猴刚出洞不久，有的还在地上爬，有的已经爬到树干底部，这时拿着手电筒在大树下面找就可以了。第四阶段，晚上8点到9点，此时知了猴都已爬上树干至少一米多，需要用手电筒照着在树干上找，最好带根竹竿。“在捕捉的过程中，塑料瓶里最好放些水，这样会防止知了猴蜕变。”张东林说。

　　调查   岛城知了猴多是外地货

　　最近几天，记者走访了青西新区的多个农贸市场，随处可见知了猴的身影。“过来看看吧,就剩这些了，60元一斤，一斤能买100多个呢。”在黄岛商城，卖海鲜的商贩郭先生看到有顾客过来看知了猴，连忙上前推荐。郭先生告诉记者，每年夏季，知了猴要比海鲜好卖得多，很多市民来到市场时，都忍不住要买点尝尝鲜，当然，最主要的客户还是各大酒店。谈起价格为什么比野生的便宜很多，郭先生也是实话实说：“咱的货泡水了，格外有分量，新鲜度也差点，自然要便宜卖。”

　　记者注意到，在该商城海鲜大厅，应季的知了猴成了商家叫卖的“主角”，而郭先生则是其中的销售大户，平均每天能卖出去四五百斤。“别看现在有养殖的，那点产量微不足道。目前，岛城市场上销售的知了猴，大部分还是来自外地的野生货。”郭先生告诉记者，在当地也有捕捉知了猴的，只要有人来送货，每只六七毛钱，他照单全收，但总体来说量还是比较少。

　　“我的货源主要来自山西、河南、河北、安徽等地，那些地方的人不怎么热衷吃知了猴，因此也好收，价格也相对便宜。当地贩子收足知了猴以后，放在水里浸泡，知了猴就会进入休眠状态，然后发快车运到我们这里来。”郭先生介绍，知了猴到货后，第一时间从水里捞出来，它们很快就会活过来。“如果将知了猴快速冷冻后放在冷库里，就可以长期保存，一旦解冻，新鲜如初。现在饭店里即便在冬季都有 ‘爆炒知了猴’这道大餐，用的就是冷库存货。”郭先生说。

　　说法   知了猴浑身都是宝

　　青岛西海岸西区野生动物保护站丁站长介绍，知了是公认的害虫，羽化成虫之前，生活在地下，主要以吸食树根的汁液为生；羽化成虫之后，也主要靠吸食树干的汁液生存。“虽然知了猴跟知了是大自然生物链的一个环节,但是捕捉它们不至于破坏生态平衡。不过还是要提醒市民，在捕捉它们时不要破坏树木,影响环境。”丁站长告诉记者。

　　现代营养学研究表明，知了猴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纯绿色、无污染的高级营养品，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营养既丰富又全面，吃3个知了猴的营养，相当于吃1个鸡蛋。

　　知了猴除了食用价值外，还有着极高的药用价值。据《中国药材学》记载，蝉若虫（知了猴）有益精壮阳、保肺益肾、抗菌降压、治秃抑癌等作用。蝉蜕（知了猴褪下的壳）富含甲壳素，异黄质蝶呤、赤蝶呤、腺苷三磷酸酶，具有疏风散热、补肾、清热、解毒的功效，是中医一味常用中药材。

　　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去西天取经的唐僧，原是释迦牟尼如来佛的二徒弟“金蝉子”转世，唐僧由金蝉子转世为真灵东土大唐高僧，喻有“金蝉脱壳”之意，所以人们将脱壳变身的蝉作为长生、再生的象征，因此，在《西游记》中也有了吃“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的说法。现代社会中，人们把营养丰富的“金蝉”摆上餐桌，有些地方称之为“唐僧肉”，这是对知了猴营养价值给予的最高评价。

　　烹饪   爆炒油炸干煸皆相宜

　　青西新区一家大酒店的大厨秦师傅介绍，时下，知了猴是大家特别喜欢点的时令菜，如何将美味烹制得香酥可口，让火候恰到好处，特别有讲究。秦师傅介绍，知了猴的做法主要有3种：

　　油炸知了猴，将知了猴用淡盐水泡半天左右以入味、上锅蒸5分钟，除去其体内水分；将姜切丝、锅中放油，烧热油后，放入姜丝煸出香味，然后放入知了猴大火爆炒，并快速翻炒，以免糊掉，加少许的盐，再继续翻炒至表面焦黄，最后撒上孜然粉即可。

　　香煎知了猴，将知了猴放入平底锅，文火热锅，用铲子把知了猴压扁，小火烤得酥脆，放一边备用；凉锅后放一点油，把葱姜蒜花椒辣椒爆出味，转大火把烤好的知了猴迅速翻炒，加盐出锅。

　　香辣知了猴，将知了猴用盐水洗净沥干，生姜、大蒜、朝天椒、香葱切片备用；锅烧热倒入油、再倒入知了猴，煸至水分干，然后依次放入生姜、大蒜，朝天椒等配料，起锅时放入料酒、香葱片即可。

　　“根据我多年的工作经验，尽管知了猴的营养价值比较高，却不宜多吃。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吃多了易出现发痒、呕吐等症状，严重者甚至会出现过敏性休克。”秦师傅告诉记者，有句俗语叫 “美食不可尽用”，就是这个道理。

　　揭秘

　　养知了猴得有合适的土

　　从去年开始，潘永昌不但自己养知了猴，还发挥自己擅长培育知了猴卵的特长，带动附近村村民一起养，甚至江苏、四川等外省的人得知消息后，也千里迢迢地赶来拜他为师，向他学习养殖之道，然后买些知了猴卵回去养。记者了解到，目前，仅宝山镇一带跟潘永昌一起养殖知了猴的就有十几户。就这样，潘永昌养知了猴出了名，他的故事也曾被包括央视在内的多家媒体报道过。

　　“养这东西成本低，每亩林地种下七八百块钱的卵就足够了。但实际操作起来，还是有很多道道儿的。”潘永昌介绍，从土质来说，沙土和熟土是最适合养殖知了猴的，因为这样的土质松软，适合知了猴在地下活动。“养殖知了猴，选择栽植什么样的树也大有学问，最好选择杨树、柳树、核桃树等根系格外发达的树木，因为这样的树有更充足的根液来让知了猴吸食。在种下知了猴卵后，还得定期刨土查看，一旦发现没有成活，得及时重新布卵。”潘永昌告诉记者，如果赶上7月份天太旱，地太干，知了猴成虫后钻不出来，还需要浇水“助攻”，那样成本还会再增加一些。

读书种子谢兴尧:一位太平天国专家的成长史

读书种子谢兴尧，是我五十二年前的上级，时任人民日报图书馆馆长，我那时是刚从学校分配到报社工作的三门干部。一直到他去世前夕，他与我谈话与写信的内容都是书本子。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他在这里说的是一句含蓄的牢骚话。谢兴尧家，先世没有土地房屋，穷极潦倒，轮到他父亲，成了好学之士，于是以读书传家。

自选毕业论文《太平天国史研究》

谢兴尧考取北京大学是1927年，读的是文科史学系。系主任朱希祖，是一位研究南明史的专家，搜有不少孤本秘籍。教授都是当时有名的学者:陈垣先生讲史学概论及名著选读，陈寅恪先生讲西北地理，马衡先生讲考古学。四年级时自选论文，题目是“太平天国史研究”，导师是朱希祖。朱先生号逷先，二十年后谢写有《追记朱逷先先生》，发表在《新生报》副刊，即谢主编的《文史周刊》。

大学后期入北大国学门研究所，时在1931年。国学门包括文字、音韵、史地、考古及民俗等内容。研究所主任是沈兼士，沈先生兼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

在北大沙滩红楼，住在理科宿舍马神庙西斋，谢住天字号，经济系千家驹住地字号，两人常有往来。千家驹比谢低一级。

五四之后，北大的学术空气新鲜活跃，派别纷呈。为学提倡独立思考，标新立异，国文系教授吴虞要“打倒孔家店”，钱玄同号称“疑古”。谢兴尧心怀立新，在学术中独喜自由主义。

“惟思索寻究者为可畏”

谢老九十岁那年，我请他到我家吃饭。提前一天问他喜欢吃什么，他说喜吃海参烧猪肘。席间我问他:“将来我要写点你的事迹，主要写些什么呢?”他笑了笑说:“有个人对我的批评，我终生难忘。”老人精神矍铄，讲他年轻时进入太平天国研究圈子的故事。

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离毕业还有半年，谢常写些有关太平天国的笔记、杂文，投于《北平晨报》副刊。1930年底，副刊主编于非闇来谈，约写连载文章。邓之诚教授为他的连载起名“洪杨卮谈”。卮谈，意思是慢慢谈，一点一滴地谈。当时常见的，只有清朝方面的官书及一些中外私人记载。研究太平天国的人少得很，有英国人林利著《太平天国外纪》，国内有王钟麒的《太平天国革命史》之类。太平天国研究领域，就其整体来说，还是一片荒漠之地。

读曾国藩的集子，看到奏折中说，“俘物多少，送军机处”。清军奏报中，也常有“‘逆书一束’、‘功劳簿’、‘黄衣黄旗’等送军机处”的报告。谢兴尧猛然省悟，想到要找清代军机处，看曾国藩统率下的清军送去的那些物件，主要是查寻长毛旗子、长毛功劳簿、长毛户口本。还要读当时的原始文件，包括洪杨与清廷两方面的文件。从实物与档案入手，系统研究以洪杨为首的太平天国运动。

这些军机处的原始档案，当时是不让人看的。那位沈兼士先生，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馆长，明清档案资料都由他掌管。沈先生也是北大毕业的，是谢的长辈先生。谢向沈先生提出看军机处档案的请求，沈先生批评说:“储存档案册的房子那么高，档案一直放到屋顶，哪里有立身之地?”军机处的档案保存在景山西侧的大高殿。恰巧遇到一位熟人，他叫单士元，是国学门研究所的同学，具体管理清代档案。单先生对他说:“我这里有两条规定，一是不许带毛笔和墨盒，只能带铅笔与纸片。二是给你扛来一架梯子，你要看什么，自己爬上去翻阅。”想读军机处档案的愿望实现了。楼上堆积档案的灰尘，足有两寸厚。查了好几天，没有发现长毛旗子的影子，也没有见到长毛功劳簿。档案上另纸写“道光某年某月”、“咸丰某年某月”、“同治某年某月”，都用墨笔写在高丽纸上。从道光朝看起，往后按年翻阅。当时看档案的，还有蒋廷黻，看中英外交档案。

意外地发现一个文件，就是天德王洪大全的口供。这个口供的内容与价值，谢写成文章发表。研究太平天国的罗尔纲先生说是假的，后来证实是真的，罗先生做了自我批评。沈兼士先生见这个青年埋头档案做学问，以为路子对头，指着谢兴尧对单先生说:“年轻人的脑子灵，聪明外露。”沈先生几次说谢“聪明外露”，谢以为这四个字是难得的表扬，细细琢磨沈先生的意思，也是含蓄的批评。在谢以后的治学中，特别注意厚积少露。多少年后，一直到晚年，谢老还感慨深沉地说:“俺之‘初出茅庐第一功’，即沈先生所推荐。”

当时研究太平天国的人大都接触的是官书，官书都是可以公开发表的旧档。军机处的档案，都是没有发表过的原始材料，其中有不能发表或不可公开的资料。其中关于太平天国本身的文献，都是书本中没有刊载的。奏折中的附件，常常是十分重要的密件，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窥见朝廷政策的内幕隐秘。

《北平晨报》从1930年12月31日开始，在第五版《北晨艺圃》连载谢的文章。以“洪杨卮谈”为题，一直至1932年4月16日，长至十六个月，连续刊登一百零六次。这样续写连载，时间拉得很长，涉及内容广泛，引起学界的普遍注意。

王芸生约写太平天国专稿

大学快毕业时，祖母与父亲相继逝世，老家没有最亲的人，北京就成为他的故乡。大学及以后的一段时间，他除专攻洪杨史实以外，喜欢钻研北京的风土人情，也留心文物建筑。

《洪杨卮谈》引起学界的普遍注目，一些学术杂志向他约稿。《华北日报》约写有关太平天国的文章，《洪杨建国杂记》、《洪杨建国续谈》就是这时所作，发表在第八版副叶，从1932年10月18日至1933年3月24日，共登七十二期。这两篇杂文，他晚年自编杂著中未收，《自传》及其他回忆文字中也未曾提及。最近发现有缩微文字存世。

《洪杨建国杂记》中先说:“研究太平天国史者，当先处于旁观地位。”继又称:“其政策之最要者，厥为打破贫富阶级，提倡男女平等。所颁‘天朝田亩制度’，即其立国精华之所聚，实为共产制度之先驱，社会革命之前导。”这时正是国民党围剿共产党的激烈紧张时刻，将洪杨革命与共产制度相对并论，加以肯定，十分难得。

此后不久，《国闻周报》主编王芸生来信，约他在中山公园叙谈。赴约后，见清史研究专家萧一山也在座。王先生说:“《国闻周报》想每期登一篇关于太平天国的文章，也登清代的其他文章，请萧先生与谢先生轮流执笔，每月各写二篇，不能间断。”《国闻周报》是个有影响的学术刊物，谢从1934年底开始，连续写了一年多。最后一次交稿是1937年6月，题目是“太平天国在河南”，署名老长毛，登在十四卷第二十三期。所写太平天国方面的文章有《读江南春梦庵笔记跋尾》、《由朱案谈到洪门及其五子》、《太平天国前记》、《乌兰泰与洪杨》、《太平天国史事杂录》，也有考证《水浒传奇》的《梁山泊》。这时所写的杂文，大都收在《太平天国丛书十三种》。

这期间，也为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写稿。编录所作为《太平天国史事论丛》，1935年春出版，胡适起的书名，收有《大英博物馆藏太平天国史料考》、《朱九涛洪秀全姓氏考》、《钱江传》、《太平天国国际关系史略》等十二篇文章。

与简又文结伴办《逸经》

上世纪30年代中期，谢住米粮库胡同，与陈垣、胡适两位先生做邻居，经常去串门。有一次胡适对谢说:“燕京大学教授简又文想见见你，他住在东单新开路，有工夫可以去会会面。”谢早就注意了简又文，他当时常在《雨丝》及《京报》副刊上写文章，大半根据外国材料，从宗教的角度研究太平天国与耶稣教的关系。简所写《太平天国文学之鳞爪》、《太平天国福字碑记》，谢以为是有价值的学术文章。简搜集许多外国传教士的日记、汇报等，都是原书和图片，资料珍贵。

大约在1935年春，谢与简见面后，都以为对方所知所藏，可补自己之不足。谢以为，国内存储有关的档案十分丰富，可以一边整理一边写成评论文章。此后一年，与简失去联系。

简又文从上海给谢写信，打算在上海办一个杂志，专门研究太平天国，已经筹备就绪，迫切邀谢同办。同行相亲，也为了实现学术目标，谢辞去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的教职，按期到了上海。谢住在金神甫路租的小屋，雇一娘姨做饭，后来迁至拉都路。简又文住在大西路。简拿出五百元创办费，取名《逸经》文史半月刊，民国二十五年(1936)3月5日出特大创刊号。杂志创办时全体只有四个人，简自任社长，谢任主编，住在简家的他的小姨子兼作会计，管钱，简的老朋友、神州国光社主笔陆丹林任编辑。当时的分工是，主要稿件和事务，尤其是政治稿件，都由简又文负责，谢负责向北方学界约稿，兼任校稿、编稿，陆丹林约上海方面的文稿兼校稿。这时谢每月拿生活费一百二十元。

谢与简又文都是喜谈洪杨的太平天国迷，简封谢为尧王五千岁。谢在《国闻周报》发表文章，自署老长毛。二人无形中形成一个共同的“偏见”:只要是太平天国史料，便是宝贝，并尽量从各方搜辑。中国方面除自己所藏外，又从南昌胡氏、北京萧一山等处征求文献。谢每天到徐家汇藏书楼去录咸丰时代的外国报纸。外国方面则托友人王有三(名重民，受北平图书馆之命到欧洲征辑文献)亲到英法德各图书馆、博物馆找材料。王从外国搜集的《太平天日》、《资政新编》、《钦定军次实录》，都是国内未发现的太平天国本身典籍。这样，差不多每期都有关于洪杨的文章，读者视《逸经》为洪杨专刊。杂志取材主要是文献掌故、散文小品，讲究趣味性，朴实古茂，冲淡隽永。邀约的作者，北京有周作人、俞平伯、老舍、谢刚主、瞿兑之、谭其骧、徐凌霄、徐一士等，南方有柳亚子、林语堂、郁达夫、许钦文、谢冰莹等，多是名流。

《逸经》出版后，据说每月可赚三四百元。大约办了一年，谢要求回北京，主要原因是他约徐凌霄写的稿件，简不满意，让人难堪。谢觉得简又文有时盛气凌人，表现出主人对待雇员的神气。谢原来想去徐家汇天主堂和南洋中学读旧报及地方志，搜罗太平天国的资料，因去郊区来往甚不方便，目的无法达到。《逸经》杂志办二十一期后，谢告辞回京，由陆丹林接任主编。

简又文字永贞，号驭繁，笔名大华烈士，广东新会人。九一八事变后的秋天，他离开燕京大学，到冯玉祥西北军当政治部主任，后来当了国民党立法委员。撰有《太平天国全史》、《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各三厚册，由美国哈佛燕京学社、亚洲学会及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赞助和私人捐款，于1962年在香港出版。简又文也是近代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拓荒者。

谢兴尧回京后，即应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萧一山的邀请，到开封任河南大学史地系教授，时在1937年春天，不到一年回京。

太平天国研究的拓荒者之一

谢老九十九岁高龄时，他把我叫到身边问:“外界对太平天国有什么新看法?”我告诉他，有一本书叫《告别革命》，从陈胜到太平天国，还有孙中山、五四运动，都在否定之列，因为都是革命。老人问:“为什么革命就被否定?”我告知:“人家说革命破坏生产力，洪秀全起来革命，破坏了生产力。现在满目都是曾国藩，书店的书架上，曾国藩一占就是数百种。”老人有点气愤，说:“曾国藩杀了那么多的人，他没有破坏生产力?对于满清朝廷来说，曾国藩是功臣，是远远超过满族官员的功臣，但对中国百姓来说，曾国藩是罪人。”

太平天国运动，在清末时期，对朝廷官员来说，尤其是在皇帝眼中，是一帮造反的土匪、破坏社会的渣滓，大恶不赦。在一般人眼中，甚至在一些学者面前，都以社会动乱的制造者目之。在国共长期相争中，舆论一律将中共当太平天国，将太平天国当中共，口诛笔伐，原因就是二者都是革命。谢兴尧在厨室不炊的境遇中，开辟从发掘故宫档案的角度评述太平天国史事，肯定太平天国是一次革命运动，是“共产制度之先驱”，振聋明目，发人深省。

活了一百零二岁

谢老2006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按身份证生于1906年9月28日。

谢老九十八岁那一年阴历八月，他让保姆老王给我打电话，说想见见聊聊。晚年他住在人民日报大院，与我的住地相邻。我去后，见他坐在小厅桌旁的椅子上。他让我坐下，附耳小声对我说:“再过几天，八月十一日，我就要上白玉楼了。”白玉楼，指唐代诗人李长吉临死前梦见玉帝召赴天楼的事。我说:“凭你说出这样的话，天帝眼下也不会召见你。”他缓缓地对我说:“早年到北京后，我的英语不好，补了两年英语，我隐瞒年龄两年。”我一想，老人是在说，他生于1904年阴历八月十一日，再过几天就一百岁了。

北宋年间的黄庭坚，曾告诫那些铁槛红墙家的后代说:“士大夫家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有才气者出，便名世矣。”

谢兴尧以才气名世，读书种子也。

读书种子谢兴尧:一位太平天国专家的成长史

柯愈春

金传胜《中华读书报》（ 2018年07月04日 14 版）

　　1949年2月，上海万象书屋影印出版了一本《作家书简》，以中央书店的名义发行，编者署平衡，即现代作家、出版家平襟亚。该书共收入70余位现代作家的书信手迹，其中收有茅盾两封，但抹去了受信人抬头称呼和几处人名、刊名。新旧两版《茅盾全集》依据手稿，均以《致陶亢德》为题辑入。

　　2014年，南京拍卖市场上出现了茅盾致宇宙风社、陶亢德信札四通，以及茅盾手稿《我的小学时代——自传一章》。拍品据说来自陶亢德家属，且信稿上还留有《作家书简》出版时的编辑痕迹，铅笔圈注的地方正是出版后“失踪”的文字。由此，上述两封书信终于恢复了全貌，而新出现的两通书信作为新史料，亦颇具文献价值。现据书信手迹，释读如下：

　　第一通宇宙风社：

　　来信读悉。蒙征长篇小说，未能应命，因虽有写个长篇之意，实尚未有一字也，而此后三个月内预计亦无静坐写长篇之可能。四十九期近在目前，天热如此，实亦不能执笔，与其卖空，不如老实些。至请原谅。专复即颂

　　撰祺茅盾十二日

　　第二通宇宙风社：

　　十四日来信也收到了。预约就是欧化的卖空，还是不预为妥。自传之一章，仍因天热不能工作，下月内也怕不行。专此奉复，即颂

　　撰祺雁冰廿日

　　第三通亢德先生：

　　手示奉悉。《宇宙风》征自传一章，当勉力效劳。本思奉访，快聆雅教，惟弟为《文阵》发稿付排事，明日即须赴广州料理，只得俟归来后再谋识荆了。

　　顷又接简又文先生招赴思豪大酒店茶酌之约，亦因明日弟即赴广州，不克赴召，想来先生必可晤见又文先生，乞为转白，不胜感荷。匆复顺颂

　　编祺

　　沈雁冰启廿三夜长篇则因业已有《你往哪里跑》在手，尚未脱稿，一时无力再谋其二，恕不能应命。又及

　　第四通亢德先生：

　　大札读悉。日前曾因应付不开，对于各副刊约稿，一律谢绝。现在您是周刊，倘再援例，则若弟有成见。惟弟仍拟先知贵周刊之性质，能见告否？月底或下月初交稿，亦觉匆促，盖弟杂务颇多。反正是双十创刊，又是周报，何必讨债如此之速？余容后详。即颂

　　撰祺

　　沈雁冰启八月廿五日

　　其中第一通、第三通已经见于《现代作家书简》，第二通、第四通为集外佚信。《茅盾全集》收入第一通时将其时间判为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一日”，似可商榷，下文将予以补正。将第三通的时间确定为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较为妥帖。由于全集出版时原信尚未“现身”，故此信中“《宇宙风》”“简又文”“又文”等被平襟亚略去的文字只能付诸阙如。

　　观第一、二通书信内容，因都有抱怨天热的说辞，可知它们的写作时间靠近，大约写于夏季或初秋。第一通书信中明确提到“四十九期近在目前”，说明茅盾写信时，《宇宙风》第四十九期即将出版。查《宇宙风》该期的出刊时间，为1937年10月16日。那么第一通书信便可确定为作于1937年10月12日。

　　据第二通不难推想，收到12日茅盾的回信后，宇宙风社编者（应即陶亢德）于14日再次投书茅盾，向其预约文稿。在14日的书函中，考虑到茅盾无暇创作长篇小说，陶亢德很可能约他撰写“自传之一章”。对于这一约稿，茅盾表示“仍因天热不能工作”，近期无法交稿。故第二通书信当作于1937年10月20日。至于已到10月仍天气炎热，不免有点反常。陶亢德所约的“自传之一章”，最终即茅盾发表于《宇宙风》1938年5月30日第68期上的《我的小学时代——自传之一章》。可见茅盾最终还是交了差，虽然已经是半年之后。

　　从内容来看，第四通也是一封约稿信。陶亢德拟于当年双十节创办一个周刊，因此向茅盾约稿。那么，陶亢德准备筹办的是什么刊物呢？郁达夫1939年于《星洲日报半月刊》连载的《回忆鲁迅》在文前说明中有如下一段：“去年自武汉疏散出来，避难在洞庭湖南岸的汉寿，一住就住上了三个月。在汉寿，没有书看，也没有事情做；忽而接到香港的陶亢德的信，说《星岛周刊》，将次发行，无论如何，要为他写一点东西。”郁达夫避难汉寿的时间约在1938年7月11日至9月22日，《回忆鲁迅》一文则始作于8月14日。因此，郁达夫收到陶亢德的约稿信，应是在7月下旬至8月中旬间。根据上文提供的线索，我们知道陶亢德曾在香港印行《星岛周刊》，时间在1938年8月后。有关资料显示，《星岛周刊》仅出版一期，但笔者未查到具体的创刊时间，或许就是在双十节。创刊号载有郁达夫《回忆鲁迅》的开头一部分，是否还登有茅盾的文章，尚待考证。陶亢德在编辑《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时期，已与郁达夫、茅盾等著名文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筹备《星岛周刊》的过程中，他继续向这些老朋友们拉稿，自然是合情合理的。由此笔者认为第四通信当写于1938年8月25日。这一日期与陶亢德向郁达夫约稿的时间节点相近。可惜的是，陶亢德致郁氏的信函迄今未见，不知道将来是否也有“出土”的一天？

茅盾致陶亢德的信札四封亮相南京经典秋季拍卖会

─── 那些年鲁迅、茅盾等文豪们的写信对象——陶亢德

时间：2014-12-29 10:22 | 来源：雅昌艺术网 | 作者： | 阅读：812

摘要 : 中国嘉德2013秋季拍卖会上，一纸鲁迅1934年6月8日致陶亢德函以655.5万元的天价成交，中国现代文学的重量级人物鲁迅的一个字值3万元人民币;同期的陈独秀致陶亢德书札，也拍出230万的价格。茅盾致陶亢德的信札四封也在近日惊艳亮相南京经典秋季拍卖会。陶亢德何许人也?他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出版人、编辑…

中国嘉德2013秋季拍卖会上，一纸鲁迅1934年6月8日致陶亢德函以655.5万元的天价成交，中国现代文学的重量级人物鲁迅的一个字值3万元人民币;同期的陈独秀致陶亢德书札，也拍出230万的价格。茅盾致陶亢德的信札四封也在近日惊艳亮相南京经典秋季拍卖会。

陶亢德何许人也?他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出版人、编辑家，先后任《生活》周刊编辑、《论语》杂志主编、《人世间》编辑，使他在上世纪30年代的期刊界崭露头角，结识了文坛上众多的成名作家，同时通晓五六种语言。1935年9月16日，陶亢德与林语堂共同出资创办《宇宙风》半月刊，在上海创立人间书屋。值得一提的是，他曾经是林语堂在文学和办刊业务上的左膀右臂。其余如周作人、老舍、郁达夫、丰子恺、朱自清、郭沫若等一大批成名作家，都在这个时候与陶有过亲密接触。

陶亢德照片

宇宙风社西风社谈风社欢送林语堂先生出国留影，林语堂后排左二是林语堂、前排左二是林夫人廖翠凤，后排右一陶亢德，前排右二陶亢德妻子

鲁迅先生在1934年6月8日写给陶亢德的信中讨论了关于学习日语的一些建议和看法。鲁迅先生曾留学日本，精通日语、德语，粗通俄语、英语，这篇关于学习日语的短文对后学者具有很强的指导性，甚而可看作是一篇关于语言学习的经典文献。陈独秀在1937年出狱后，写信给时任《宇宙风》杂志编辑的陶亢德，信中谈及撰写《实庵自传》的事，还提及准备移居四川，以及往后的联络工作安排。茅盾致陶亢德信札四通谈及当时《宇宙风》杂志社向茅盾约稿事宜，当时茅盾先生主编文艺阵地，聊及当时的创作状态，又与陶先生交流办刊心得，信札在1949年2月收入《作家书简》(平襟亚编，上海万象图书馆)，对当时的文学史研究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鲁迅致陶亢德信札

茅盾致陶亢德信札四通

作家书简

茅盾致陶亢德信札著录于《作家书简》平襟亚编，上海万象图书馆，1949年2月;《现代作家手迹经眼录》张泽贤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2月

没有他就没有《骆驼祥子》

1936年9月16日，《骆驼祥子》开始在上海陶亢德先生主编的《宇宙风》半月刊第25期上连载。陶亢德在《本刊一年》文中说“这是我的重头戏，好比谭叫天唱《定军山》……是给行家看的。”《骆驼祥子》就是1936年9月至1937年10月在《宇宙风》第25期至第48期上发表的，老舍的《骆驼祥子》 1936年9月起连载于陶亢德主编《宇宙风》杂志，中途遇“七七事变”遭遇停刊，历时一年多才完成。1939年3月在沦陷了的上海，由陶亢德先生主持的人间书屋出版了初版本。战士通讯不便，老舍甚至没有看《骆驼祥子》连载完成，直到1941年11月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设法把人间书屋的纸型买过来出版，他才得到了这部作品的单行本。没有陶亢德，就没有没有这部开创新文学风尚的《骆驼祥子》。

时常被人提及与张爱玲相提并论的苏青，她文学道路上德恩人应属陶亢德，其首发作品《生男与育女》，即受陶亢德慧眼识金发表于《论语》，她大红大紫的《结婚十年》也经由他推荐刊登于《风雨谈》。

茅盾的《自传一章——我的小学时代》为陶亢德所编《宇宙风》杂志征稿所写，当时茅盾正为抗战时期国统区影响较大的文艺刊物——《文艺阵地》筹备办刊事务，他的长篇小说“你往哪里跑”(后更名为《第一阶段的故事》完成于1938年)也在撰写之中。茅盾的《自传一章》随后在1938年第68期《宇宙风》杂志发表;在陶亢德的推荐下，华中沦陷区最重要的文学刊物之一《风雨谈》(柳雨生主编，太平书局出版)杂志第二期也刊登了这篇文章并登载于封面。

茅盾《自传一章——我的小学时代》水墨纸本 20×32cm×8

茅盾《自传一章——我的小学时代》

较早发表于《宇宙风》1938年第68期及《风雨谈》1943年第2期.

他一生编过(包括主编、合编和参与)二十多种杂志,而且都享有盛名;他还开过出版公司,出了不少好书。说他当时与邹韬奋、林语堂等人协力奋斗的编辑事业，曾和他一起办过杂志的周黎庵说他胸怀大志,“要不是抗战发生致遭挫折,说不定会成为王云五或邹韬奋式的人物”。

书信手稿拍出天价

实则对历史事件查缺补漏

“其实，名人书札在拍卖市场上的热络反映了当下古籍善本的一个收藏趋势。一般而言，这些作品的内容都比较私密，涉及工作、生活和历史事件的方方面面，而且往往会在名人间的书信中表现得很细节，很充实，而且相对比较真实，大多是这些名人亲历或者发自肺腑之言。可信度很高，史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兼备，所以很受市场关注。”嘉德古籍善本部高级业务经理宋皓说，书札的内容直接影响着拍品的市场价格，“这是因为它们往往可以佐证某些重要历史事件或者为这些历史事件查缺补漏，是史学中重要的一种考证方式和证据。”

文学手稿卖出近千万

文学手稿除了提供一个时代的文学历史，还提供着具体的语言的艺术作品形成的历史，提供它如何被从虚无间引进现实，进入一个时代的文学历史的历史。文学手稿又去呈现其作者的精神肖像;那些最初把语言的艺术作品凝结现形在纸上的草稿或定稿，本身也往往会是一件艺术作品。茅盾是中国文学的泰斗级人物，其手稿不但珍稀，还兼具文学、史料、书法艺术价值，2014年1月南京经典秋拍中国书画专场上，茅盾手稿《谈最近的短篇小说》经过44轮的激烈竞价，最终以1050万元的价格落槌创下了中国文人手稿的拍卖新纪录。

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以1050万元的价格落槌

创下了中国文人手稿的拍卖新纪录

据悉，南京经典拍卖秋季拍买会1月2-4日将在南京丁山花园大酒店举行，除胡适、叶圣陶、莫言、王安忆等名家手稿外，还将特别推出《回答——中国当代诗歌手迹拍卖会》，食指、北岛、顾城、海子、芒克、杨炼、欧阳江河、李亚伟等19位诗人的诗歌代表作手稿将首次以整体的形式展示并拍卖。

附：

茅盾致陶亢德信札四通

茅盾信札1

宙宇风社：来信读悉。蒙征长篇小说，未能应命，因虽有写个长篇之意，实尚未有一字也，而此后三个月内预计亦无静坐写长篇之可能。四十九期近在目前，天热如此，实亦不能执笔，与其卖空，不如老实些。至请原谅。专覆即颂

撰祺

茅盾十二日

茅盾信札2

宇宙风社：十四日来信也收到了。预约就是欧化的卖空，还是不预为妥。自传之一章，仍因天热不能工作，下月内也怕不行。专此奉复，即颂

撰祺

雁冰廿日

茅盾信札3

亢德先生：手示奉悉。宇宙风：征自传一章，当勉力效劳。本且来访，快聆雅教，惟弟为《文阵》发稿付排事，明日即须赴广州料理，只得俟归来后再谋识荆了。

顷又接简又文先生招赴旦家大酒店茶酌之约，亦因明日弟即赴广州，不克赴召，想来先生必可晤见又文先生，乞为转白，不胜感荷。匆复顺颂

编祺

沈雁冰启廿三夜

长篇则因业已有“你往哪里跑”在手，尚未脱稿，一时无力再谋者二，恕不能应命。又拜

茅盾信札4

亢德先生：大扎读悉。日前曾因应付不开，对于各副刊约稿，一律谢绝。现在您是周刊，倘再援例，则若弟有成见。惟弟仍拟先知贵周刊之性质，能见告否?月底或下月初文稿，亦觉匆促，盖弟杂务颇多。反正是双十创刊，又是周报，何必讨价各此之“远”?余客后详。

即颂

撰祺

沈雁冰启八月廿五日

对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的五点建言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个税法修正案讨论小组

2018-07-21 11:05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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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2018年6月29日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为“草案”），并开始为期30天向公众征求意见的法定程序。

这是自《个人所得税法》1980年出台以来的第七次修订，也是最大的一次修订。此次修订的主要内容，首先是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四项劳动性所得首次实行综合征税；其次是个税综合所得起征点提到每月5000元（6万元/年）；再次是增加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最后是优化调整税率结构，扩大较低档税率级距。与现行个人所得税法相比，草案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轻居民税收负担。

但是通过深入讨论和仔细研究，我们认为，现有草案仍存在较大局限，虽然是大修，但考虑不够周全，如综合征收的范围、最高税率的调整、免征额的确定、专项附加扣除的细则、政府部门授权等条款仍需进一步修改。

基于讨论共识，我们针对该草案，提出如下五点建言。

第一，坚持依法治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严格遵守《立法法》有关规定，征税范围、专项附加扣除的范围与标准等税收基本要素制定权应该由全国人大保留。

十九大以来，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党中央审议通过的《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实施意见》，要求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强调：“税种的设立、税款的征收、收入的使用，直接关系纳税人的切身利益，关系人民的福祉，应由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立法机关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规范。”

依据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制定权力依法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法》第八条明确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六）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

但草案第二条第十款规定：“下列个人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十）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草案第四条第十款、第五条第四款分别给与了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减税、免税范围的权力。第六条最后一款规定：“专项附加扣除的具体范围、标准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商有关部门确定。”

征税范围、免税与减税的内容，专项附加扣除的基本内容和标准，是税种的基本要素，应当在《个人所得税法》中直接明确。草案中多处出现将关键税收基本内容的决定权授权给财政部的条款，明显违背《立法法》第二款第六条关于税收制度必须且只能制定法律的规定，也不符合税收法定原则，削弱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税收制定权。

此外，财政部拥有部分税收制定权，存在“部门利益法律化”的空间，不利于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财产权益，不符合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时代基本方略。

我们建议，删除上述第二条第十款、第四条第十款、第五条第四款三处违背《立法法》规定和税收法定原则的条款，由全国人大制定法律确立征税范围，不得授权给财政部。修改第六条最后一款，直接规定专项附加扣除的范围、标准。修改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预缴预扣的基本内容，税务机关依此制定细则。

其次，《个人所得税法》的修订事关重大，应该审慎立法，不宜操之过急，不能只追求立法速度，忽视立法质量，应当以认真、严谨、求真、科学的态度对待此次《个人所得税法》的修订。财政部门、税务机关应当向全国人大提供足够的数据、事实，为全国人大制定法律提供足够的依据。

我们建议，在履行相应的审查程序以后，在2019年的全国两会期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审查表决通过修正案，使广大人民群众在2020年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时期，享受到《个人所得税法》修订带来的可支配收入的持久提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同时承上启下，为2035年实现共同富裕打下坚实的税收制度保障。

第二，《个人所得税法》的修订应当顺应时代背景，鼓励创新，着眼于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以应对复杂国际环境。

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需要财税改革予以配套，《个人所得税法》在大幅调整的时候，要明确个税的功能与角色，要能回应时代的需求。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处于资本短缺、劳动力过剩的状态下，形成的税制格局是劳动重税、资本轻税。但近年来，中国经济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创新依赖于发挥劳动者的聪明才智，而劳动重税和创新驱动型经济相悖，个税的改革方向应当是降低劳动者税负、提升创新力，向劳动轻税方向发展。

但中国个税收入增速明显，2000年至2017年，个税规模增长了27.9倍，远快于一般公共财政和税收的11.9倍和10.5倍，致使个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3.29%上升至2017年的8.29%。即使到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2013年至2017年，个税每年增速的平均值依然高达15.53%，远远高于同期全国GDP增速的平均值7.12%、全国税收增速的平均值7.52%、城镇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增速的平均值9.71%。就在当前，2018年上半年的个税收入8127亿，比2014年全年多750亿元，仅四年时间，个税规模就翻了一番有余。这与劳动轻税的方向是相悖的。

其次，近期爆发的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对中兴通讯的芯片制裁，突显了中国科技的短板。中央早在多个方面出台政策，鼓励科研、创新，给科研人员减负。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国务院也特别要求：“充分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改革分配机制，引进国际高层次人才，促进人才合理流动。”

我们认为，要激励人才创新，需要税收制度配套，但草案没有回应时代的需求。工薪税的最高税率依然保持在45%，远超资本红利的20%，甚至高于美国现行37%的税率。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经营费所得三项并入综合所得后，适用超额累进税率，但不再适用现有法律减除20%的费用的规定，也没有扩大较高档税率的级距。对高智力群体来说，这三种收入很可能大于工薪收入，合并征税可能增加高智力群体和创新活动的税负，从而严重抑制人才创新的动力，也不利于企业的研发热情，更与中国整体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离。

针对境外人才，草案第二条将“居民个人”标准由原来的“居住满一年”变为“居住满一百八十三天”，增加了境外人才的纳税负担，与中国吸引国际人才来华工作的政策冲突，让中国的人才政策在国际上处于劣势，与当前中国自主研发、创新驱动的战略背道而驰。

国际上来看，降低个人所得税成为主流趋势。美国税收改革大幅削减了个人所得税，减轻了人民的税收负担。在如此国际环境下，我国如果还保持较高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不利于鼓励劳动致富，也会推动高收入者、高智力群体流向境外，这两类群体所拥有的丰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也不能为我国所用，这将导致我国丧失人才竞争优势。

我们认为，《个人所得税法》要算大账，要服务于中国经济全局，以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为目标。税收制度作为基本经济制度，不仅要能够调节收入分配，增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还应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促进国家发展。

当前最大的国家战略就是提升劳动者的创新积极性，吸引和留住高素质人才，服务于我国的创新发展战略，增强我国的综合竞争力。

我们建议，《个人所得税法》修订应当顺应国际税改的趋势，降低个税的最高边际税率，提高免征额，扩大各档税率的级距，将劳务报酬等所得减除20%的费用后再纳入综合所得，以全面降低税负，促进对高科技人才的吸引，鼓励科研创新，在制度上提供足够的竞争力，确保中国相对于美国等国的竞争优势。

我们建议，为吸引境外人才增加在国内的停留时间，“居民个人”的认定应当保持“居住满一年”等相关标准。

第三，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目标，将个税的最高边际税率降至30%，减除劳务报酬、稿费等三项所得的20%的费用，扩大最高三档税率的级距。

创新驱动型经济有赖于人才优势，而维持高税率级距将对高等级人才产生挤出效应。以香港和内地的个税比较，纳税人月收入3.5万-7万人民币（4万-8万港元）区间，内地按30%和35%税率分两级征税，香港按7%的税率征税。7万-10.5万人民币（8万-12万港元）区间，内地按35%和45%分两级征税，香港按12%的税率征税。10.5万元人民币（12万港元）以上，内地按45%的税率增税，香港按17%的税率征税。即使和美国这样财政收入极度依赖个税的国家比，中国内地的个税也没有优势。

从税收征管来看，高收入人群可以采用公司化经营等方式合法筹划税收。个税税率远高于企业所得税税率，会刺激高收入者采取避税行为，高税率下会出现“收不上富人的税”这一状况，税收的资金筹集和收入调节功能都无法实现。更有甚者，可能出现高收入者为避税而移民的现象，其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流都向境外，国家得不偿失。

据统计，截至当前，在可获得数据的145个国家（地区）中，最高边际税率在35%及以上的有61个，在40%及以上的有37个，在45%及以上的有27个；最后一类中，大多数都是发达国家或者高福利国家。其中亚洲最高边际税率的平均水平为27.61%，欧洲为32.52%，全球为31.36%。考虑到中国的社会福利水平，45%的边际税率让中国在各类国际税负排名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是国际社会对中国产生税负重的印象的关键因素之一。

然而，草案依然保持了45%的最高税率，工资薪金所得等四项收入累加成为综合所得。较高档税率的级距本应扩大，但草案仍然维持最高三档税率的级距不变，这样，对收入多元的人群可能要按照比以往高一档或几档的税率征收个税，这事实上增加了这部分凭借智力、技术等个人能力获得高收入的人群的税负。

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劳动收入能达到适用45%税率的个人，必然也是各地方政府争抢的人才。一方面，地方政府要给各种补贴、优惠政策去吸引人才，另一方面，税率还要保持在45%的罕见高位，这在制度上存在明显冲突。

我们认为，降低个税税率有利于减少高收入人群的避税行为，增加财政收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有利于吸引境外人才，避免我国的高收入群体（比如企业家群体）流向境外，从而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还有利于降低劳动税负，激发高智力群体的创新活动。

我们建议，遵循国际税改趋势，简并税率档次。参考亚洲和欧洲最高边际税率的平均水平，取消35%和45%两档税率，按照3%、10%、20%、25%、30%共五档税率累进，适时取消25%一档。考虑到资本外流等因素，中国保持了20%的资本税率，那么只能降低劳动收入的最高税率，以避免挫伤劳动者的创新热情。将最高边际税率定在30%，低于美国的37%，略高于资本所得和企业所得，既可以为人才减负，切实激励他们创新，又可以避免部分人群以设立企业的形式筹划个税的现象。

我们建议，纳入综合所得的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收入，先减除20%的费用之后，再与工薪所得一起综合征税。现行法律中，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赁所得，每次收入不超过4000元的，减除费用800元；4000元以上的，减除20%的费用，其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这个减除的费用实际是考虑了这些所得对应的经营性成本或费用。但此次的草案并没有沿用原有的安排，不是很妥当。这些收入的相关减除费用的规定应当平移到修正案中。

我们建议，适当增加较高档税率的级距。个税法修订后，25%的税率对应的应纳税额调整为每年60万-120万，30%的税率对应的应纳税额调整为每年120万以上。相比之下，美国最新通过的税法中，单身个人的24%税率对应的级距为82501美元至157500美元（按最新汇率合人民币约55万元至105万元）；32%税率对应的级距为157501美元至200000美元（合人民币106万元至135万元），35%税率对应的级距为20万美元至50万美元（合人民币135万至338万元）。

第四，切实增加居民收入的获得感，将个税免征额提至每月8000元（每年9.6万元），保障居民基本消费支出，扩大最低档税率的级距至每月5000元及以下（每年6万元以下）。

收入，是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话题。降低居民的税收负担、增加居民收入，能让人民群众最切实感受到党和国家“一切为了人民”的目标，感受到新时代的优越性，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因此，十九大报告要求“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在经济增长放缓、做大蛋糕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个税法的修订，必须正视提高劳动者税后收入这一时代需求。

免征额体现的是纳税人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我们认为，免征额的计算应当遵循三条原则：第一，免征额的负担水平应当与2011年一致；第二，免征额的变动幅度，应当与职工收入水平、消费支出水平和通货膨胀水平的变化一致；第三，劳务报酬所得、稿费所得等三种收入纳入综合所得，免征额的变动应当考虑这一情况。

现行3500元的免征额于2011年初开始实施。从2010年到2017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上升了103%，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长了110%。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了81.5%，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增长了18.9%，这意味着居民的收入与支出水平在7年间都增长了100%左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还包括对老人的赡养费用，因此这部分赡养费用也应当扣除。随着我国老龄人口的增加，就业者养老压力增加，也会相应的增加个人的支出。

基于上述三条原则，我们建议，以2011年的3500元负担水平为基准，工资、薪金所得免征额应至少提高到8000元，这样才可以回应公众对长达7年没有提高的免征额的期待。同时，适当减少低收入者税负，应纳所得税额不超过6万元时，统一适用3%的税率，以进一步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的税收负担，让最广大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党和国家政策的温暖。

我们认为，免征额对应的生活基本费用随物价、消费结构的变化而逐年变化，法律很难达到一年一修。所以，我们建议增加“生活基本费用的动态调整机制”的条款。每年年初，由国务院根据物价水平、收入水平等，确定每一年的减除费用标准，在全国两会期间，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第五，专项附加采用标准扣除方式，以精简程序、提高效率。

个人所得税修正案增加了专项附加扣除，包括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的支出。教育、医疗、住房涉及最基本的民生问题，且一般是大额支出，将此纳入专项附加扣除，体现了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专项附加抵扣将会影响居民的消费和支出行为，因此要综合考虑其他公共政策，细化专项附加抵扣，合理引导消费行为。但是，草案没有给出专项附件扣除的具体范围、标准和实施步骤，仅提出“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商有关部门确定”。

我们建议，《个人所得税法》首先应明确规定专项附加扣除的具体范围、标准，不应当将相关权力授权给财政部。专项附加扣除制度对税率、实际税负的影响很大，草案将其授权给财政、税收主管部门，削弱了税收法定的意义，也削弱了全国人大在税收立法中的角色。

其次，赡养老人应该纳入到专项附加扣除范围。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增加对老人赡养的抵扣，有利于弘扬我国爱老敬老的传统“孝文化”，增加对不断攀升的老年人群体的关注。

再次，专项附加扣除制度设计非常关键，如果程序复杂，纳税人申报成本过高，可能流于形式，纳税人享受不到实惠，也会使得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税务局之间的关系复杂化，可能导致相关诉讼增多，把好事变成坏事。如果根据实际支出票据报销，可能会存在程序复杂、申报难、漏洞多、监管难的问题。凭票据报销，可能导致票据使用泛滥，票据的规范性和程序性也难以确定。报销程序繁琐，增加纳税人的报税成本以及税务机关的审核成本。一方面，纳税人可能需要“报税中介”提供服务，或者干脆不申报，这有违该条款减轻纳税人税负的初衷；另一方面，复杂的程序为纳税人虚假报税提供了操作空间，容易增加税务机构监管、审核成本。

我们建议，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子女教育、住房负担、赡养老人等专项附加扣除采用标准扣除方法，而不能采用凭发票、按项扣除的机制。

标准扣除指的是以人口数（允许扣除的学龄子女、达到退休年龄的老人等）、住房（拥有按揭或租赁的住房）为计算单位，针对每人次、房次确定一个标准扣除金额，多不补，少不退。

按照标准扣除，以人口数和住房数为基准点，而非根据票据和面积。低收入者家庭在子女教育的投入上往往小于高收入者家庭，低收入者住房面积更小、住房贷款和租金也相应更少。若凭票据报销，会使高收入群体获得更多税收专项扣除，而本来更需要费用减除的低收入者家庭无法充分享受该项税收优惠。

因此，针对专项附加扣除，应采取标准扣除方法，以精简纳税程序，提高申报效率。制定简单明晰高效的专项附加扣除规则，有利于提高纳税申报的可操作性，切实降低纳税人申报成本；税务机关审查、监管也相对简便，仅需核对人头、贷款情况，就能最大程度上避免繁琐、防止作假。

继续教育、大病医疗等项目，无法标准化扣除，可以采用凭发票、按“项”扣除的机制。

最后，《个人所得税法》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应当地区差异化处理，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亦即在税法中规定专项附加扣除的基本范围、内容及标准的计算方式，将费用扣除标准（指数化、收入和消费水平）的确认权授权给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由地方政府提请地方人大决定。

考虑到专项附加扣除的复杂性，《个人所得税法》在确立基本原则与内容之后，可以授权国务院决定细则，明确授权期限在两年左右，授权期满后，国务院应将成熟的条款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形式确定。

我们真诚希望，此次最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能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不断增加居民的收入获得感，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做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保障民生，达到“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社会公平、服务经济发展”的目的。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个税法修正案讨论小组成员包括：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杜莉、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施正文、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钟瑞庆、长平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王长勇，以及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傅蔚冈和聂日明。）

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

(卫法监发[2002]51号)

2002年02月28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为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现印发《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和《保健食品禁用物品名单》(见附件)，并规定如下:

一、申报保健食品中涉及的物品(或原料)是我国新研制、新发现、新引进的无食用习惯或仅在个别地区有食用习惯的，按照《新资源食品卫生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申报保健食品中涉及食品添加剂的，按照《食品添加剂卫生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申报保健食品中涉及真菌、益生菌等物品(或原料)的，按照我部印发的《卫生部关于印发真菌类和益生菌类保健食品评审规定的通知》(卫法监发[2001]84号)执行。

四、申报保健食品中涉及国家保护动植物等物品(或原料)的，按照我部印发的《卫生部关于限制以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为原料生产保健食品的通知》(卫法监发[2001]160号)、《卫生部关于限制以甘草、麻黄草、苁蓉和雪莲及其产品为原料生产保健食品的通知》(卫法监发[2001]188号)、《卫生部关于不再审批以熊胆粉和肌酸为原料生产的保健食品的通告》(卫法监发[2001]267号)等文件执行。

五、申报保健食品中含有动植物物品(或原料)的，动植物物品(或原料)总个数不得超过14个。如使用附件1之外的动植物物品(或原料)，个数不得超过4个;使用附件1和附件2之外的动植物物品(或原料)，个数不得超过1个，且该物品(或原料)应参照《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程序》(GB151931-1994)中对食品新资源和新资源食品的有关要求进行安全性毒理学评价。

以普通食品作为原料生产保健食品的，不受本条规定的限制。

六、以往公布的与本通知规定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附件:1.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

2.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

3.保健食品禁用物品名单

卫生部

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附件1

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名单

(按笔划顺序排列) 丁香、八角茴香、刀豆、小茴香、小蓟、山药、山楂、马齿苋、乌梢蛇、乌梅、木瓜、火麻仁、代代花、玉竹、甘草、白芷、白果、白扁豆、白扁豆花、龙眼肉(桂圆)、决明子、百合、肉豆蔻、肉桂、余甘子、佛手、杏仁(甜、苦)、沙棘、牡蛎、芡实、花椒、赤小豆、阿胶、鸡内金、麦芽、昆布、枣(大枣、酸枣、黑枣)、罗汉果、郁李仁、金银花、青果、鱼腥草、姜(生姜、干姜)、枳子、枸杞子、栀子、砂仁、胖大海、茯苓、香橼、香薷、桃仁、桑叶、桑椹、桔红、桔梗、益智仁、荷叶、莱菔子、莲子、高良姜、淡竹叶、淡豆豉、菊花、菊苣、黄芥子、黄精、紫苏、紫苏籽、葛根、黑芝麻、黑胡椒、槐米、槐花、蒲公英、蜂蜜、榧子、酸枣仁、鲜白茅根、鲜芦根、蝮蛇、橘皮、薄荷、薏苡仁、薤白、覆盆子、藿香。

附件2

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

(按笔划顺序排列) 人参、人参叶、人参果、三七、土茯苓、大蓟、女贞子、山茱萸、川牛膝、川贝母、川芎、马鹿胎、马鹿茸、马鹿骨、丹参、五加皮、五味子、升麻、天门冬、天麻、太子参、巴戟天、木香、木贼、牛蒡子、牛蒡根、车前子、车前草、北沙参、平贝母、玄参、生地黄、生何首乌、白及、白术、白芍、白豆蔻、石决明、石斛(需提供可使用证明)、地骨皮、当归、竹茹、红花、红景天、西洋参、吴茱萸、怀牛膝、杜仲、杜仲叶、沙苑子、牡丹皮、芦荟、苍术、补骨脂、诃子、赤芍、远志、麦门冬、龟甲、佩兰、侧柏叶、制大黄、制何首乌、刺五加、刺玫果、泽兰、泽泻、玫瑰花、玫瑰茄、知母、罗布麻、苦丁茶、金荞麦、金樱子、青皮、厚朴、厚朴花、姜黄、枳壳、枳实、柏子仁、珍珠、绞股蓝、胡芦巴、茜草、荜茇、韭菜子、首乌藤、香附、骨碎补、党参、桑白皮、桑枝、浙贝母、益母草、积雪草、淫羊藿、菟丝子、野菊花、银杏叶、黄芪、湖北贝母、番泻叶、蛤蚧、越橘、槐实、蒲黄、蒺藜、蜂胶、酸角、墨旱莲、熟大黄、熟地黄、鳖甲。附件3

附件3

保健食品禁用物品名单

(按笔划顺序排列) 八角莲、八里麻、千金子、土青木香、山莨菪、川乌、广防己、马桑叶、马钱子、六角莲、天仙子、巴豆、水银、长春花、甘遂、生天南星、生半夏、生白附子、生狼毒、白降丹、石蒜、关木通、农吉痢、夹竹桃、朱砂、米壳(罂粟壳)、红升丹、红豆杉、红茴香、红粉、羊角拗、羊踯躅、丽江山慈姑、京大戟、昆明山海棠、河豚、闹羊花、青娘虫、鱼藤、洋地黄、洋金花、牵牛子、砒石(白砒、红砒、砒霜)、草乌、香加皮(杠柳皮)、骆驼蓬、鬼臼、莽草、铁棒槌、铃兰、雪上一枝蒿、黄花夹竹桃、斑蝥、硫磺、雄黄、雷公藤、颠茄、藜芦、蟾酥。

原文地址：人类出版史上沉重的一页作者：林贤治

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毫无用处的……

——马克思

人类走出蒙昧，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一种创造物，那就是书籍。书籍不但记载史事，人物，各类知识，重要的还有不安分的思想。因此，历代的权力者，只要意在维护酋长式统治，就必然因对思想的嫉恨而禁毁书籍。书报所以需要检查，而且进一步制度化，就是建基于这样一种意图之上，而沦为反对人类成熟的最现实的工具的。

近些年来，坊间出现过少数几部介绍禁书的书，也有少数几部关于文字狱的书，其中牵涉到禁书的命运；但是，把禁书纳入检查制度，并且同政治文化制度联系起来加以阐述的书，至今不多见。沈固朝先生的著作《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虽然略感单薄，毕竟填补了出版界的一块空白。

书报检查的渊源，可以上溯至公元前古希腊时期，雅典当局颁布禁止讽刺他人的法令，从文字到讽刺喜剧，都包括在内。其实这是一个管理问题，而非控制。书籍控制及检查，源自思想统治的需要；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也未尝不可以说是权力—信仰危机的产物。哪怕权倾一时，神经过敏的统治者仍然意识到潜在的危机，及至面临崩溃的末日，则从一般的控制发展到疯狂的镇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权力者从本质上说是虚弱的。他们称文字为“黑死病”，比子弹还厉害的“纸弹”。意大利那不勒斯当局针对一位被捕教授的起诉书说：“人类最可恶的三大敌人是：笔、墨水和纸。”教皇成了“惧书者”(BIBLIOPHOBES)。当基督教成为“国教”，取得世俗社会的控制权以后，就开始打击异端；在漫长的中世纪，教权炙手可热，对书籍的禁毁已经扩大到了相当的规模。1309年，巴黎禁毁了三大车犹太教典籍；西班牙于1490年焚毁了一座藏有六千卷书的藏书楼；至1596年，意大利仅克雷莫纳就焚毁了一万二千册书。焚书在中世纪十分常见，异端分子也动辄被烧死，如布鲁诺。在此期间，教皇多次下诏禁书，然而毕竟没有形成严密的组织。比较制度化以后的劫难，所有这些，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一书认定，在十六世纪以前，欧洲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书报检查制度。查禁作为一种制度，是随着书籍数目的剧增和思想的广泛传播而产生的。这时，大学建立起来了，知识和思想的需求量增大，印刷术的发明代替了手工抄书。扩大的图书市场对权力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印刷商居然可以说：“只要有二十六个铅字兵，我就可以征服世界！”为此，统治者必须建立专业性的书报检查机构，并使之同所有有效的工具和手段相协调，连结成严密的大网，从而把具有危害性的思想文字悉数消灭于有形与无形之中。

在中世纪，书报检查由各地主教会的宗教裁判官组成的机构进行。在王权取代教权之后，这样的检查机构则由酷吏，一般官员，以及个别专业人士组成。尼古拉一世时，检查机构竟多达十二个类型。这种机构的成员，绝大多数是权欲熏心，不学无术者，余下便是听命惟谨的奴才，因此，所谓检查也就注定是无知、愚蠢、横蛮透顶的行为。他们奉命制定或公布禁书目录。这类目录，有的是教皇亲自制订的；1571年庇护五世还曾下令设立“禁书目录部”，专司有关书目的编纂和禁例的制定。先是禁内容，后是禁作者，只要作者被确定为异端分子，他的所有著作都得被列入禁书之列。因人废言，比比皆是，随意性很大。对于各类禁书目录，《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一书所列甚详。每公布一次禁书目录，都意味着对图书馆的一次劫洗。书中援引作家拉蒂努斯1559年写给他的朋友的信说：“在许多书离我们而去的年代里，为什么还要再考虑写新书呢？在我看来，至少在未来的几年里除了写信，没有人再胆敢动笔了。刚刚出版了一部目录，列出不允许我们收藏的书，否则会遭来绝罚，它们的数量是如此之多，尤其是德国出版的，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留下来的了。”纳塔利·科姆斯写道：“到处都是烧书的大火，这情景使人想起了特洛伊之焚，无论私人图书馆还是公共图书馆无一幸免，有的馆几乎空了……。”大约因为出版业的发达，焚不胜焚，统治者十分重视出版前检查；像托尔斯泰著名的小说《复活》，经过五百多次修改才得以出版。对印刷的控制特别严厉。1542年，教廷恢复异端裁判所，翌年即规定所有图书的书名贝须印有主教授予的“准印许可”，未经教会同意，任何书籍不得印刷。英国查理二世于1662年颁布“信仰一致法”，同时颁行“制止出版诽谤、叛国和未经许可之图书和小册子”法案，简称“许可证法”。其中，对于执行办法，也有着严密的规定。直至1695年“许可证法”废除以前，都以出版前检查为主，其他国家亦大抵如此。1695年以后，则改以出版后检查为主，追惩制代替了预惩制。

从实际运作方面看来，预惩制与追惩制其实很难分开，更多时候是彼此交相使用的。在取消出版前检查后，一些国家便把这笔中世纪的遗产融人普通法中，大可以用“滥用出版自由”为借口，对需要禁毁的图书及需要打击的作者予以有效的惩罚，且使惩罚变得更为“合法”。在十九世纪，出版后检查最严厉的欧洲国家有俄国、奥地利、匈牙利和德国。这些国家明文规定，“未审”报纸在印刷的同时须将副本送交当局，一旦发现问题，即及时没收销毁出版物，关闭出版社。此外，还有销售前检查。有违禁令的印刷商，遭到检查机关从酷刑，到革除教籍，罚款，乃至停业等各种不同的惩罚。检查官和出版总监常常带人搜查住宅、店铺、印刷所、仓库等。作为警告制度，尼古拉时代还发明了“约谈”。延绵数百年的检查制度成绩伟大。从1559年至1948年，教廷共出版禁书目录五十四种，教廷禁书部记录在案的宗教裁判所书籍禁令共九百多道，禁书总量为四千多种，遭到全禁的作者多达数十人。而这些作家，无一不是世界一流人物；现在撰写的世界文学史和文化史，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而闪耀光辉。仅瑞士苏黎世地区，从1500年至1700年因著书触犯当局而被处死的作家就有七十四名，至于肉刑、监刑和罚金者更不计其数。据介绍，十八世纪中期，几乎没有哪一个作者没有在监狱中蹲过二十四小时以上的。

统治者以无所不在的检查制度极力制造恐怖，从而促使书商和作者进行自我检查。有一位叫萨伏林的俄国记者说：“自我检查比政府检查更苛刻，也更残酷。”奥地利作家弗兰克在日记中写道：“那些本来自信的作者，情绪如此低落，他们不得不用自我审查来毁掉每一点天生的思考力。”诗人安东尼乌·费雷拉写道：“我生活在恐惧之中，当我写作和说话时，我害怕，甚至在我窃窃自语，在沉默或思考时，也感到恐惧。”迫害的风气搜索每个人的灵魂，剥夺思想，蹂躏心灵，肆意破坏生命的尊严，固有的意志力和创造力，使人类世界归于死寂。书报检查制度破坏之巨，不能仅仅以被禁毁的书目多少，或以此相关的惩罚的繁苛程度为依据，还应当对精神的虐杀有足够的估计。然而，精神的损伤难以量化，我们只能从一代人和数代人的普遍的生活风气、精神状态和整体的文化性格中，窥见统治者的手段的博大、细密，及其影响的深远。

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一直在进行。实际上，任何禁锢和压迫都无法遏制人们对自由的渴望。这时，作家以寓言、反讽、影射等手法丰富了语言艺术；画家创作漫画，政治漫画是颇令当局感到头疼的。他们以退为进，在逃避迫害的途中顽强地表达思想。在严厉的检查、删改、禁毁之下，一个时代的文化艺术只能走向凋零，或以扭曲的风格出现。出版商发展了地下印刷业，书商则使地下书业贸易变得活跃起来。禁锢愈厉害，地下活动愈频繁；或者可以倒过来说，哪里地下活动最频繁，那里的禁锢便愈见厉害。

突出的是盗版问题。《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中以大量史实表明，盗版来源于出版特权，是对业已形成的商业垄断的一种反动。如英国从亨利七世开始指定御用出版商到亨利八世授予一批所谓“负责的出版商”，让它们具有专有权利，把所有法令法规、议会决议、文告和圣经的印刷权授予他们；还划出部分领域授予专利，如出版语法书、法律书、歌本和赞美诗等的印刷权，指定授予对象，而使多数印刷商无从染指。这样，没有特权的商人只好盗印。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历代的禁书最受欢迎，于是“禁书目录”成了全欧洲最大的图书免费广告。图书一旦被禁，即被全社会“推销”，而盗版这类图书则往往赢得巨大利润。在专制时代，盗版书对于思想的传播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可谓功不可没。姑不论动机如何，它打击了特许制，使各种检查法规在这匹隐藏的“木马”面前统统失效。不妨说，这是出版界的另一场“特洛伊战争”。

要废除出版特权，废除书报检查制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罪恶的惩罚措施，除非实行革命。期待一个专制政权自行完善是徒劳的。书中列举的几个欧洲国家，其中英国和法国废除检查制度——从终止许可证法到废除印花税——都较为彻底，原因是它们先后进行过血与火的革命。整个废除过程，英国用了二百多年，法国只用九十年。法国的革命方式是更为激进的。欧洲各国君主都十分害怕法国大革命，为此，书报检查也特别严格；一些国家规定，报纸只要提及法国的事情就要查封。奥地利曾一度下令关闭图书馆，其检查目标后来甚至扩大到扇子、鼻烟盒和玩具上的箴言和题词；从法国运来的器物，只要绘有“自由”字样都要清除掉。在1793年雅各宾专政时期，俄国焚毁了一万九千种有关书籍，卡特琳娜还禁止了一切来自法国的物品。这些专制政体的头面人物，对革命的恐惧已经到了神经质的地步。然而可笑的是，一些自命为客观、中立的学者，或是以“民间立场”相标榜的知识分子，居然也抱持当年这些君主的态度：否定革命、嘲笑革命、畏惧革命、诅咒革命！他们应当知道，没有近代革命的发生，人类在中世纪的巨大的阴影下不知还要匍匐多少个世纪！从书中可以看到，在欧洲，书报检查特别野蛮和持久的国度，就是德国和俄国；它们未曾有过大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清洗，因此更多地保留了封建王国的封闭与专横。自然，革命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而且革命本身也可能不只一次地背叛自己。法国在“旧制度的死亡证书”——《人权宣言》中宣称，“思想和意见的自由传播是人类最可宝贵的权利之一”。两年后，这一原则，即废除出版检查制度和维护出版自由被写入第一部宪法，成为法国政府必须恪守的基本原则。然而，拿破仑登台之后，随即背弃宪法有关的承诺，于1810年成立出版管理署，设立新闻检查官，正式恢复书报检查制度，大力砍杀对立的报纸，积极扶植发行官报。他认为，“四家有敌意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他对警察总监富歇说，“大革命时代已经结束，在法国只能存在惟一的党派，我决不容忍报纸说出或做出有损于国家利益的事情。”在法国，为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前前后后有过多次反复，其激烈程度是世界罕见的。但是，应当看到，这种复辟倒退的现象，并非由革命引起，恰恰相反，乃是旧制度的遗产。从漫长的中世纪到民族国家的建立，专制主义根深蒂固。书报检查作为一种制度即使被废除以后，在欧洲各国，对思想文字的控制，仍然得以以各种变异的、零散的方式表现出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仍然进行书报检查。这项工作开始时是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进行的，党通常不加干预；1923年以后，鼓动宣传部的官员就已开始密切注意文学团体的活动，通过行政手段，进行作家登记，审读文学报刊，严格控制出版社。1925年中央委员会还曾介入文学界的争论，发布过有关的决议。即使在比较宽松的时期，倘要禁止某个作家出版作品，一样是十分坚决的。在斯大林当政时期，书报检查犹如一道巨大的闸门，把“反对派”的著作统统封死了。这些书籍可以在一个早上悄然消失，而这一天，往往是在接到上面最新指示的一天。消灭异己的行动特别迅速。与此同时，新的历史书、教科书、回忆录乃至“百科全书”，也都以篡改过的、不诚实的内容出现，代替砍伐所留下的出版真空。著名作家札米亚京在一封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1920年以前，他已几乎无法在国内出版任何著作了；后来，通过高尔基的关系终于迁居国外。其他一些作家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左琴科、阿赫玛托娃等被公开革出“作协”，茨维塔耶娃在找不到工作的窘迫中自缢身亡，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等遭到镇压，再后来则有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的流亡。工业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未必是同步的，或者说是必然一致的。现代化的道路不是只为新生事物敞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仍保有合适的空间，供专制主义的幽灵舞蹈。《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一书总结说，专制主义是“书报检查制度生存的土壤”，是命中要害的。要彻底废除检查制度，除非彻底铲除专制主义。

从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开始，书报检查制度便不断遭到来自思想知识界的理性批判。马克思指出，把思想方式置于法律追究的范围之内，是专制主义检查制度的特征。言论出版自由是人类最基本的自由权利，只要出版受到控制，一切关于思想解放和社会正义一类宣言都将成为伟大的空话。所以，争取出版自由，自然成了被压迫阶级的斗争的首要目标。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将因此而集中起来，以谋求共同的福祉。正因为如此，夏多布里昂说：“出版自由是当今的全部宪法。”对于出版自由的趋势，书中用了一位演说家在1840年的一段话进行描述，说：“现在，印刷机的有力的滚筒每日每夜印出的成千上万张纸，正渡过河流、穿过森林、穿过海关的封锁，越过高山峻岭，用它那智慧的炮弹，在未来的战场上奋勇直前，靠思想的宣传机器和出版自由，你们将无往不胜！”出于人性的基本要求和生存的实际需要，事情确如全书最后部分的题目所宣示的，“废除检查制度是历史的必然”。但是，通往自由的道路是漫长的，曲折的；许多时候充满风险，出现反复，这也是无疑的。

沈先生的著作把书报检查从出版史上特意抽离出来加以放大阐述，具有特别的意义，超出历史学一般的实证主义的学术范围。其实，出版史的主要线索，不是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明，而是环绕出版物展开的更为广泛而深入的文化斗争。《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把书报检查同政治文化制度，同权力和权力者联系起来，的确捉住了问题的要害。但是，对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影响等，书中缺乏适当的照顾。其中，把欧洲废除检查制度定在十九世纪中期，这个界限也不是不可以商榷的。至少，延至二十世纪，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对于书报的审查是严厉的。用鲁迅的话说是“代代跨灶”，许多地方超越了前人，甚至史无前例。我们是看重文牍的考究，譬如广告税、印花税的废除等等，还是重在实质的考察？这是一个问题。在历史研究方面，我们如何消化和运用类似“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概念，如何避免因此而造成的时间的间离，则是另外的一个牵涉更广的问题。最近有一本新书，是一个叫J·D·亨特的人写的，名为《文化战争：定义美国的一场奋斗》，其中有一节就是“审查制度”。历史的前后比照是饶有意味的。同为审查，今日的欧美社会，无论内容或形式，都毕竟大不同于往昔了。

至于东方社会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变迁，也当有人进行书面系统的清理了。与西方相比较而言，对于东方，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到马克思，都是视之为“野蛮”、“停滞”，更带专制主义性质的。所谓“东方没有历史”，所指大约就是这层意思罢。

2000年6月，时值酷暑

止庵谈知堂生平史料的发掘与国际研究现状

原创：郑诗亮上海书评昨天

止庵（蒋立冬绘）

2018年7月7日至8日，日本早稻田大学召开了“首届周作人国际学术研讨会——基础资料的钩沉与整理”。来自中国、日本和英国的众多学者围绕着会议主题，做了演讲、报告和点评。作为周作人自编文集与译文全集的编订者，作家止庵先生受邀参会，并在第一场主旨演讲中发言。在此次访谈中，止庵谈到了令他印象深刻的与会学者的研究发现，并对目前的周作人研究现状做了点评。

首都师范大学的袁一丹与大阪大学的彭雨新两位女士对访谈襄助甚多，谨此致谢。

采访︱郑诗亮

7月份在东京举办了第一届周作人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为会议参与者，您的总体印象是什么？

止庵：这个会议是在早稻田大学举办的，参会的有中国、日本和英国的学者。早稻田大学的小川利康教授是日本周作人研究方面很重要的专家，他一直想办这个会，也很不容易地办成了。这次主办方邀请的学者，多是现今还比较活跃的中青年学者。年龄最大是陈子善先生，将近七十岁，最年轻的还不到三十岁。

关于周作人的作品和译作，还有他的日记、书信、年谱这些基础资料的整理，这次会议有哪些有意思的发现？

止庵：周吉宜先生作为家属，做了关于他家里现存的周作人资料的报告。其中绝大部分资料还没有公布，主要是周作人收到的信件。信件有很多，还没整理完。另外，陈子善先生谈了周作人集外文的整理和出版的问题。

这次也看到了之前从未见过的一些资料的原件。我们参观了早稻田大学会津八一纪念馆，里面展示了周作人致松枝茂夫和安藤更生的信的原件，他们两人的遗属把保存下来的信件都捐给了早稻田大学。我个人觉得最珍贵的是，书法家会津八一把所作《東大寺大仏讃歌》抄成一个册子，寄给他当时在北京的学生安藤更生，安藤更生请周作人在册子上题了一首诗。以前我们看到的是周作人诗的抄件，这次终于看到了原件。

顺便说一句，外间拍卖的“周作人致松枝茂夫信函”全都是伪造的，虽然字模仿得很像，就是信纸差得太远，其实所有原件都在早稻田大学保存着呢。

周作人致松枝茂夫、安藤更生书简原件，及周作人为安藤更生题会津八一书《東大寺大仏讃歌》册原件

您和其他两位嘉宾一起做了第一场主旨演讲，都谈到了哪些内容？

止庵：第一场主旨演讲，由人民大学的孙郁、剑桥大学的苏文瑜（Susan Daruval）和我发言。孙郁谈的是《周作人欣赏大众佛教的原因》，苏文瑜谈的是《周作人与日合作及玉碎的问题》，我谈的则是《周作人和汤尔和及其他》。我们三个人的切入角度不同，每个人都谈得比较具体。

周作人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人物，做笼统的判断比较容易，具体的研究分析和史料挖掘则很难。笼统的判断与具体的分析并不一定是冲突的，也许还可以并行，但不能互相取代。我们未必要把前者称为宏观的，后者称为微观的。具体分析可能本身就是宏观判断的一部分。这个会议的好处就在具体的研究和分析。

作为周作人著作的编辑者、整理者、校订者，这次会议提供了什么对您有启发的新资料吗？

止庵：我编订了周作人自编文集和译文全集，也写过《周作人传》。前一个方面，我自己发现过周作人的两本从未出版的书稿，一是《近代欧洲文学史》，一是1937年至1938年翻译的希腊神话。周作人这样高产的作家，发现他的一两篇佚文，并不特别困难。比如，现在陈子善先生、赵国忠先生合编的《周作人集外文1904-1945》，新增加的篇幅已经有十几万字了。

《周作人自编集》

《周作人译文全集》

《周作人传》

相较之下，难的是周作人生平资料的挖掘。这就牵涉到我在《周作人传》中提到的几项：

第一项是周作人的日记。1931年、1935年，乃至1938年以后的部分，还没有公开出版。去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了周作人1939年的日记，仅仅这一年的日记就已给了学者很大的启发，这次诸多参会者的论文都从这篇日记里找到研究的线索。更大的发现在会议之外——小川利康教授在周作人日记里发现了冰心《春水》手稿的线索。他与九州大学联系，最终找到了这部手稿。

第二项是周作人的书信。这包括两部分，周作人写给别人的信，以及别人写给他的信。

周家藏有较多别人写给周作人的信，还没有整理完，也没有公布。我在会上的发言，就用到周家提供给我的汤尔和给周作人的四封信和两首诗。而周作人写给别人的信，尚未得到充分的搜集和整理，只零星出过几本通信集，例如周作人与俞平伯、鲍耀明、松枝茂夫的通信集。这实际上是一个大工程，一旦完成，会为研究周作人生平提供很多新的线索。

举个例子。周作人致安藤更生的信已被安藤更生家属捐给早稻田大学，现已整理出来。他们的来往信件也在2017年的一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信里谈到了安藤更生1963年和周作人见面的情形。那个时候，外国人其实已经很难见到周作人了。安藤更生是当时日本文化界为纪念鉴真和尚圆寂一千两百周年访华团的团长，而他为担任团长提的条件，就是要见到周作人。此事层层上报，最终经过了批准，安排了专人陪同他去见周作人。安藤更生是周作人接待的最后一位外国客人。周作人六十岁时有个“弟子名录”，里面只有安藤更生一个外国人。类似这样的事情，如果没有书信和日记，是很难深入了解的。

那么，其他学者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发现，能请您谈谈吗？

止庵：从史实发掘这个角度来说，这场会议呈现出了很多有意思的内容。比如首都师范大学的袁一丹，她到各图书馆去查周作人的藏书，通过读周作人读过的书来了解周作人。她现在已经读了两百多本了。又如北京社科院的陈言，研究的题目是《周作人的印章考辨与印谱整理》，已经搜集了三百多枚周作人印件。这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题目。这次会上其他学者又给她提供了一些新资料，这个题目还可以继续做下去。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学者鸟谷真由美的研究。她在报告里谈到，周作人1941年去过他在东京的母校立教大学。此事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没有记载，但我知道周作人日记里记了。鸟谷真由美去立教大学访问，找到了一本相簿，里面有九张以前从未见过的、非常清晰的周作人的照片。这些照片不是现在所谓的“摆拍”，而是活动中的记录，比如互相递名片，或是坐着交谈。除此之外，她还发现了周作人去立教大学之前，校方发布的各种通知和相关人物的回忆。过去我只知道周作人曾经去过立教大学，但却不知道还保存着这么丰富的资料。

还有一个新发现，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东京大学的伊藤德也考证出，一篇署名“北斗生”的日文文章《中国文坛闲话》是周作人写的。这篇文章涉及周作人和创造社的关系，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创造社批评了周作人，周作人用日文写了这篇文章，发表在北京的日文杂志《北京周报》上，作为回应。这对研究周作人对当时中日文坛的看法是很有帮助的。

类似这样的发现还有不少，虽然看上去都未必是“大事”，但是可以从中发掘出很多有意味的东西。

这样说来，其实周作人的“朋友圈”也是很值得一说的、能够深入发掘下去的话题。比如您这次谈到的汤尔和，还有北京的赵龙江先生一直关注的徐祖正。

止庵：周作人周遭的不少人物对他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对这些人缺乏了解的话，周作人的很多行为就变得不可理解了。我们知道，周作人曾做过伪华北教育督办，在他之前的一任督办是汤尔和，而当时担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署长的方宗鳌、张心沛这两个人物，现在几乎无人提及。其他的人物如同在北大教日语的张凤举、徐耀辰，还有北京教育界的钱稻孙、黎世蘅，以及周作人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时，其他几位院长，文学院的各位主任，对研究周作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人物。

汤尔和

对周作人和他周遭人物关系的考察，在我看来，也算是一种史料发掘。不能简单理解，把史料发掘等同于发现佚文，具体的发掘工作要复杂得多。

刚刚谈到史料发掘方面的问题，那么，这次会议的其他方面，能请您谈谈吗？

止庵：有一部分是关于观念的研究。这部分研究和以前相比，也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和变化。比如社科院文学所的董炳月，他的报告关于“国民文学”论争与周作人文学观的转变，而弘前学院大学的顾伟良谈到了“小诗运动”对周作人思想的影响。这些都是基于具体的史料而做出的观念研究。

当然，还有很多研究是关于文本的。其中有两位学者的研究，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位是北京邮电大学的宋声泉，他关注的是，周作人在江南水师学堂刚刚开始学习英语的时候，翻译《天方夜谭》之中的《侠女奴》，究竟用的是什么英文词典，进而讨论他当时的英文水平究竟如何。另一位是庆应义塾大学的根岸宗一郎，他注意到，周作人在《欧洲文学史》中对古希腊文化的探讨，受到了厨川白村的影响。

这些研究其实都可以继续深入下去。谈了周作人翻译《侠女奴》时的英文水平，势必就要谈不久后周作人在日本翻译英文作品时的水平。谈了厨川白村对周作人撰写《欧洲文学史》的影响，势必就要谈其他学者对他的影响。

这里要补充一句的是，以前的文本分析，往往限于某篇文章的范畴，而这次会议的文本分析工作，都是结合史料来具体展开的，用到了文本以外的丰富史料。

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评价目前的周作人研究现状？

止庵：冒昧地说，目前的周作人研究，总的来说水平还非常有限。首先是因为研究资料的缺失，很多人和事都没有搞清。其次是很多研究缺乏对周围环境的判断，只是单独地关注周作人这个人物，而不考虑周遭环境，这是不够的。

举个例子来说，现在的周作人研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某些人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有的写于周作人出任伪职之后，有的写于“文革”中，有的写于“文革”后，不少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与政治口径来撰写的。记得我在《周家的家事》（《上海书评》2016年2月14日）中谈过这个问题。比如俞芳写的《谈谈周作人》（载1988年6月《鲁迅研究动态》第六期），仔细查对一下，会发现是对其他人回忆周作人的文章的剪裁拼凑，在此之上，再添加一点内容，而添加的部分被学者一再引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说周作人听说鲁迅去世对母亲说“我苦哉”，当时俞芳本人不在现场，仅仅说是鲁瑞事后对别人讲的，没有任何旁证。这样的回忆半真半假，给研究造成很大的干扰。

现在周作人研究的最大问题，可以说是“真资料不多，假资料不少”。真资料不多，一是因为大家没有留意去找，二是确实很多资料已经缺失。

我再举一个例子，周作人1939年1月12日的日记里写道：“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去，当函覆之。”在《周作人年谱》里，这句话被改成了“事实上不能不去”。钱理群、倪墨炎、王锡荣，包括我在内，一直写文章引用的，都是年谱上这句“事实上不能不去”，现在不少研究者依旧在引用。

那么，为什么周作人收了聘书，却在日记上写“事实上不能去”呢？其实他自己后来写文章谈过这个问题，就是可以领薪，但不去就任。我查过他当时的日记，确实一天都没有去北大图书馆上过班。这个“事实上不能去”，并不影响我们对他出任伪职的判断，但是史实必须澄清。像倪墨炎那样写“周作人仍然在苦雨斋书房里踱步一阵，闷坐一阵，闷坐一阵，又踱步一阵，比往日多吃了几壶苦茶，终于函复表示接受”，都是臆想出来的。

不单是周作人，鲁迅研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也有很多不实的回忆。由于《鲁迅全集》早已公开出版，很多人就根据鲁迅的文章和日记来写回忆录。不少人在回忆录中记录的鲁迅说过的话，都是从鲁迅文章中摘引的原文——但是谁会隔了几年，把自己过去写的文章中的话原封不动地再和别人重新说一遍，并一遍一遍地说呢？后来的回忆还常常借了前人的回忆，然后往里面添加东西，让人很难辨别真假。所以孙郁教授曾经想写一本《鲁迅身后事》，来厘清这一类问题。

那么，您觉得接下来的周作人研究，我们还能做哪些事呢？

止庵：我觉得，首先，应该将周作人日记全部出版。其次，应该把他的往来书信全部整理出版。这些都是基础史料，基于这些史料，我们才能够进而得出结论——其实即使是批判，也需要这些史料。

还有一个，就是应该深入研究周作人的周遭人物和他身处的环境。我在这次会议上就提到，伪北大的学制究竟是怎样的，讲义又是怎么写的，在我的印象中，为伪北大辩护的和批判伪北大的，对此都不大涉及。关于伪北大，应该有专门的研究。

最后，周作人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读过的书太多，知道的东西太多。我们现在的研究往往依据的是他自己的文章，这还不够。他引用了那么多别人的著作，我们应该看看原书，考察一下前后文语境。我们必须拥有与周作人相同的视野，才能知道他为什么引用这句话，才能对他有深入理解。这方面的细致研究很不容易做，但是必须得做。

以上研究并不存在任何倾向性，不会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洗白”，没准儿有可能使研究对象变得更“黑”。我在这次会议发言的最后部分提到，“我们不能站在一段历史的终点要求站在历史起点的人具有与我们同样的认识，尽管可以批评他们缺乏远见”，在我看来，我们现在的不少研究，或多或少缺乏这个态度。

一本书四个人翻译，为何只署一个人的名

澎湃新闻2016-04-04 07:46序言《那些寥落、湮没和远去的星辰》，4月3日刊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标题为《<上海法租界史>那些湮没的译者》）。此处发表的是马军先生的修订版，现题为编者所拟。另，《上海法租界史研究》第一辑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印行。

翻阅本书便能发现，除了多数是专题论文外，还收录了一篇1983年著名翻译家章克生先生为罹患癌症而去世的倪静兰女士所写的悼文。倪静兰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文专业，1957至1983年间长期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研译工作，其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是离世前不久出版的40多万字的译著《上海法租界史》（法国梅朋C. B. Maybon、傅立德J. Frédet原著，1929年巴黎法文版，1983年、2007年中文版），这使她在上海史领域名闻遐迩，居功至伟。正是受益于她的努力，国内史学界得以克服法文障碍，了解到了上海法租界的形成梗概和早期历史，“上海史”才有了相对的“完整性”。

一本书四个人翻译，为何只署一个人的名

倪静兰原始译文

然而，在署名“倪静兰译”的这部译著中，事实上还隐匿着另一个人的贡献。这还得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前身——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最早编纂的一部资料集《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9月第1版）谈起。翻开该书便可发现，其中的第780页至872页，收有“上海法租界史（选译二章）”，署名是“梅朋（C. B. Maybon）、弗莱台（J. Frédet）合著，范希衡译，倪静兰校”。字里行间，除了修辞上略有改动外，其内容大致等同于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版《上海法租界史》的第55页至168页，亦即该书第一部分的第三章和第四章。换言之，通常被认为是倪静兰全译的1983年中文本，其中有约五分之一篇幅，实际上是来源于50年代末的“范希衡译，倪静兰校”，亦即两人的合作。

那么，为什么在1983年出全译本时，只署了倪静兰一个人的名字呢？而且，当《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在1959年6月第1版第2次印刷和1980年7月出第2版时，似乎是修订者特意将“范希衡译，倪静兰校”这几个字删掉了。

在那个时代，将真正的责任者或责任者之一湮没掉的做法，并不鲜见，其缘由也各有不同，几十年后的今天当然是没有必要再去深究了。但令人感兴趣的是，范希衡到底是谁？他的法文素养从何而来？他为什么会在倪静兰之前选译了《上海法租界史》？他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翻译人员吗？

一本书四个人翻译，为何只署一个人的名

1983年版《上海法租界史》

笔者带着这些疑问，开始搜诸互联网。所获可归纳如下：范希衡，名任，号希衡，1906年10月9日出生于安徽省桐城西乡。4、5岁时即能吟诗作对，10岁时习读四书五经，在乡里被誉为“神童”，名噪一时。16岁考入上海震旦大学预科学习法律。1925年因参加五卅运动被追捕，逃亡北京。同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法文系，1927年毕业后任中法大学孔德学院法文讲师。1929年秋，破例获庚子赔款资助赴比利时鲁文大学，专攻法国文学、比较文学、历史语法、比较语法，先后以优异成绩通过硕士和博士论文，获得双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任北京中法大学教授兼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编审。七七事变后他转到上海，参与组织上海市各界抗日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对法宣传。1941年任苏皖政治学院教授兼教务长，旋任重庆中央大学教授。1945年后他怀着知识救国的热忱短时从政，出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社会处长，主管黄泛区救灾、社会服务工作。1948年在上海震旦大学重执教鞭，其间与徐仲年合编《法汉字典》。1950年代初，到南京大学外文系教法国语言文学。1958年，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判刑10年，身陷囹圄。1970年，被遣返原籍强制劳动改造。1971年8月2日，病死在安徽省桐城县挂车河公社前进二队第一生产队一间破败的祠堂里。1979年，他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在人生的最后十几年，范希衡作为“囚徒”、“劳改犯”，蒙受了巨大的耻辱，但却以超常的意志完成了《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波瓦洛文学理论文选》、卢梭的《忏悔录》、伏尔泰的《中国孤儿》等译著，写下了《论<九歌>的戏剧性》、《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中国影响》等论著，留下了凄惨中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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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希衡

根据历史所一些老同人的回忆，当年在编纂《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时，因所内力量不足，时间又紧，曾聘请了一些所外人员参与工作。笔者曾经推测，范希衡可能就是因此而介入的，从时间上算，差不多是在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前后。但实际上，根据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所编《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第383页所载“说明”，范希衡在1952年即完成了第一部分之第三、四、六章（全系梅朋所撰，本已独立成篇）的翻译。该《选编》的第384至468页，还根据范氏后人提供的译稿，以“上海租界当局与太平天国运动”之题，将《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并未收入的第三章一部分和第六章予以刊发，文前还有范希衡所写的“译者说明”。由此，笔者再作推测，1957至1958年间历史所在编纂《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时，很可能是通过某些渠道，将范希衡1952年的两章初译稿“接洽”过来，然后再付之倪静兰予以校订。而这之后，在60年代上半期，倪又独立完成了其余章节的翻译。

事实上，范希衡仍不是《上海法租界史》的第一个译者。最早的节译本，甚至早在1932年——法文本出版后的第3年——便已告成，只是未刊行，以抄本的形式保存在上海图书馆二楼的古籍阅览室里。笔者偶然间获悉此讯，便特地前往调阅。只见该抄本索书号是513044，小开本，共5册，计1014页，每页200字，钢笔正楷字，总计约20万字。首页上写着“上海法租界史”、“聂光坡节译”字样，末页则记“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完于沪滨”。由于译文采用的是文言，再加删去了导言和全部附录未译，所以和1983年的全译本相比，篇幅要少了一半。

那么，聂光坡是谁？他为什么会译此书？既然译竣又为何没有刊行？原稿又是如何被保存到上海图书馆的呢？

根据现有材料，尚无法回答上述的所有问题，笔者目前仅知：聂光坡，湖南衡山人，字尚真，1913年生，1935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后加入美国籍，成为电力工程专家，担任过联合国和平利用原子能委员会高级顾问，1992年在美国因中风去世。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晚清封疆大吏曾国藩的曾外孙、上海道台聂缉椝的孙子。从他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这一点看，他应当受过良好的法文教育。而翻译这本法租界史则是在毕业之前，所以很可能是他的习作。

说到这里，笔者还想提一下最近在上海市档案馆查阅到的一卷缩微档案，档案号是Q244—1—420，档案标题是“汪景侃译述之上海法租界史略”。笔者利用阅读机打开一看，首页有如下字样——“1931年译述原稿，侃注”。查诸全档，共151页，由毛笔行书抄录而成，涂改较多，明显是草稿。笔者初以为是汪景侃译的另一个译本，但经与聂光坡的译本仔细比对，实系后者的后半部分。故由此推测，档案整理人员很可能是受了“侃注”两字的误导，以为该译稿是出自汪景侃之手。同样毕业于震旦大学，又担任过该校训育主任的汪景侃，或许只是稿件的保管者而已。

聂光坡的译本虽然没有正式出版，但其抄本至少被两个学者借鉴过。其一是编著《上海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至 1987年版）的刘惠吾，其二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市通志馆的兼职编辑董枢。

董枢，福建闽侯人，时为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法文翻译。他受上海市通志馆馆长柳亚子之邀，负责撰写《上海市通志》中的《法租界编》，短短数年，便告完成。先行刊于《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的便有“上海法租界的摇篮时期”、“上海法租界的长成时期”、“上海法租界的发展时期”、“上海法租界的多事时期”、“法公董局内各机关的沿革”、“法租界市政沿革”、“法租界公用事业沿革”等若干篇。他的资料来源除了上述《上海法租界史》的法文本和中文译本外，还主要依据了法租界公董局的公报、年报、档案，以及《申报》、《中法新汇报》（法文）等。虽然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董枢《法租界编》的学术价值，并未享有较高的评介，但他毕竟是第一个进行上海法租界史研究与资料整理的中国人。

不幸的是，抗战爆发后，董枢在渝沪两大阵营之间似乎徘徊不定，1941年4月3日上午12时零5分，他在麦赛尔蒂罗路（今兴安路）5号泰昌西服号门前，竟突遭两名刺客狙击，当场殒命，年仅45岁。其死因至今不明。

盘点一下，中国人与上海法租界史译介与研究的早期关系，除了聂光坡、董枢、范希衡、倪静兰以外，很难再举出其他什么人了。在他们之后，法租界史研究也长期处于停顿状态，成了“上海史热”中的一个大缺角。说到底，这是由于始终缺乏既有志于上海史研究，又熟谙法国语言文字的双面人才。

记得在1995年前后，本所前辈、已故的陈正书老师也曾鼓励我要学好法语，将来好好开发法租界研究。之后，我确实想过要努力一番，但毕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终告不济。现在想来，真是惭愧得很！

随着，蒋杰、朱晓明、徐翀、侯庆斌、谭欣欣、刘喆等一些长期在法国留学攻博，并专注于上海法租界史的青年学者，或已学成归国，或即将买棹东返，再加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史”创新型学科团队、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的相向努力，我似乎看到了那寥落、湮没和远去的星辰背后，正酝酿着一个群相辉映的新天象。

若果真如此，则上海史幸甚，法租界史研究幸甚，我们那些远逝的前辈们幸甚……

2018年06月13日 16:55

【编者按】2017年，由南京市委宣传部、南京市文联发起主办，南京报业传媒集团、南京广电集团协办，凤凰网江苏承办的系列文艺普及讲座——钟山文艺大讲坛在南京精彩开讲，不仅吸引了大批观众到场观看，也在线上的传播过程中收获了许多粉丝。

钟山文艺讲坛的开设，旨在加强市民的艺术教育，提高大众的文化艺术素养。2018年，肩负诸多寄托与期望，钟山文艺大讲坛更名为“钟山文艺讲坛”再次起航，6月，“文艺讲坛”将邀请到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许结开设专题讲座。敬请期待！

许结简介：

1957年1月12日生于江苏南京，祖籍安徽桐城。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辞赋研究所所长、中国辞赋学会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兼任洛阳辞赋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赋学》主编、《辞赋》编委会主任、《中华辞赋》顾问。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

曾受聘为韩国外国语大学、香港珠海学院客座教授，并受邀在台湾大学、政治大学、淡江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浸会大学、韩国东国大学等海外高校与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国内高校，以及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贵阳孔学堂讲坛、宁波天一阁讲坛等作赋学专题讲演。

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辞赋理论通史》、教育部项目《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历代赋汇点校》等，是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辞赋艺术文献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辞赋与图像关系研究》。

已出版学术专著《中国文化史论纲》、《老子讲读》、《汉代文学思想史》、《赋学：制度与批评》、《中国辞赋理论通史》等30余种，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史》、《中国研究》、《政大中文学刊》等海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文学创作集《诗囚》、《半岛之半》，写作辞赋作品《栖霞山赋》、《儒学馆赋》、《清水岩赋》、《特教赋》、《钟英赋》、《草塘古邑赋》、《酒都赋》等。

许结

《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这本书的扉页上印着“谨以此书纪念范希衡先生诞辰110周年”一行字。范希衡先生生前精心编选、在艰难的岁月中倾心翻译的这部文选洋洋一百余万言，在学术的层面具有双重价值：一是为我国的外国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学者研究文选中所涉及的重要作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二是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圣勃夫本人的文艺批评思想与方法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专家之评，允为的论。

记得小时候，先父（许永璋，也曾在南大任教十年）说家乡桐城旧事，经常谈到有个神童，每次老师出题考试前，他总是喊“快发卷子，文章憋不住了”，结果是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后来才知道，他说的就是年长他约十岁的乡贤范希衡先生。

范希衡16岁考入上海震旦大学预科学习法律，1925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法文系，1927年毕业后，担任中法大学孔德学院法文讲师，时年21岁。1929年秋，他获资助赴比利时鲁汶大学，专攻法国文学、比较文学、历史语法、比较语法，先后以优异成绩通过硕士和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双博士学位。留学期间，逢九一八事变，他受中国留学生组织委托，在巴黎起草了中国留法学生抗日宣言。1932年，他回国任北京中法大学教授兼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编审，编辑《法文研究》。“七七事变”后他转到上海，与胡愈之、郭沫若、盛成、王炳南等人组织上海市各界抗日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对法宣传。1962年，中法酝酿建交，中国科学院外文所得到上级指示，要组织翻译一批重要的法国文学著作，其中包括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圣勃夫与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波瓦洛二人的著作。

范希衡译著的经典性除了在叙事性文体如小说与散文体义上见功力，其被学界推誉的原因还有两个方面：一是理论著作的译介。文学的理论，语言内在逻辑性强，知识面广，思想深邃，所以对译者的学养与思维，均有更高的要求。二是韵文的译介。在翻译文学中，以诗歌译文最难，这在于韵律与意境。对此，范希衡既感喟其难，却又始终不懈地进行探索。他用十四行体翻译《诗的艺术》，以及冯至受其影响而采用此体译诗，可谓一典型例证。

不过，在这方面探索颇为甘苦且卓有成效的，则是范希衡《法国近代名家诗选》的翻译。据其家属回忆，他在临终之夜，还在精心润色这本诗的译作。在诗选的《后记》中，范先生写道：“译诗是比作诗难得多的一项复杂的工作。既要尊重诗人的原意，又要适合中国风味；既要探索其内容，又要物色反映内容的合适形式；既要使词语确切，又要使意境再现。”

先父曾帮助校改，诗选出版后，又命我们兄弟为之评介，于是我得以通读诗选译作，深切体悟到译者的探索与匠心。我们认为：“《诗选》中译作的形式，根据不同流派的诗人、不同风格的诗篇的多样化而多样化，在注重内容翔实、条理畅达、文词雅洁的基础上，不仅再现原意，且兼采中国五言、七言诗和京剧唱词加以演化，或为律诗，或为骚体，或如乐府，或似词曲，尽可能避免了叙事诗的散化，抒情诗的重复，以及象征派诗流于晦涩艰深等诸多弊病。”

朱光潜在评述“桐城的才子是范希衡”时说：“希衡国学基础厚实，在此基础上才能有这种成就。”1849年9月，法国《宪政报》在为圣勃夫文学批评“星期一专栏”发表预告中写道：“文学在法国是不会死亡的。它可能一时如日月之蚀，但时代一承平就立刻会显现出来。人们越是感觉到文学的缺乏，就越会以更多的吸引力回来。”（圣勃夫《月曜日丛谈·原序》附录）圣勃夫对“文学”的自信，一如范希衡对“翻译文学”的自信，我很喜欢南京大学出版社为《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封页设计书写的两句话：“近代文艺批评之父圣勃夫绘制的法国文坛数百年经典作家肖像”，“法语翻译界元老范希衡先生艰难岁月呕心沥血完成的不朽译作”。范希衡去世时仅六十多岁，如果他能多活几年，逢上改革开放后的好时光，作为资深教授又该斩获多少荣誉？可惜历史不能重来，他的荣誉潜藏于悲辛往事中，他是被遗忘的“大师”或“泰斗”。《诗·小雅·伐木》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这是对“同道”与“知音”的一种期盼。《庄子》有则“涸辙之鱼”的寓言，引述了孔子的话“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无水之鱼，焉能给养？无道之人，何谈生定？五十年前，范希衡埋头译事，如“涸辙之鱼”；五十年后，范译冲破历史的尘封而光耀当今，这幸运，真是耐人寻味。（文/许结

腾讯文化李岩发自北京

每年的四月都会迎来世界读书日，各类知名人士都会在此时推出自己的书单。名人荐书中，外国名著往往会占据很大的比例。但有一个问题很少有人注意:大部分名著都有不止一个版本，而名人荐书时，往往只推荐书名，不推荐版本。这容易给人一个印象，凡是名著，都开卷有益，拿来读就好了，不必在乎译者和版本。如果真这么想，可就进了陷阱喽。

一、为什么《简爱》有上百个译本，而《哈利·波特》只有一个译本?

【文化观察】外国名著里不为人知的翻译陷阱

在豆瓣的图书板块搜索“简爱”，出现了12页答案，每页15个条目，虽其中含有外文及港台版本的书，但依然可以看到这本书的版本有何其多!而这只是外国名著的一个缩影，事实上，但凡大众耳熟能详，接受度比较广的名著，其简体字版本都在十几个到上百个之间。

为什么名著都有这么多版本?因为知名度大，读者认可度高，卖得好，这些都对。但《哈利·波特》系列卖得更好，为啥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个简体中文版本?这就涉及到一个概念:公版书。

所谓公版书，字面意思是公共版权书籍，是指不受著作权法限制的作家之作品。说俗一点，就是版权不要钱，你也能出我也能出大家都能出。众所周知，版权转让费与版税是出版社成本的一大块，如果这块成本降为0，对出版社来讲当然是大好事，一下子就轻松多了。

下一个问题，什么书算是公版书?关于这点，中外规定有相同有不同。相同点是都需要作者去世达到一定的年头，不同在于这个年头不一样。

中国著作权法规定，一般公民的作品，其发表权和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50年。也就是说，所有在1965年以前去世的中国作家，他们的书都已经成为公版书。依照这个标准，唐诗宋词、四大名著是公版书，鲁迅、萧红、闻一多、朱自清等去世较早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也都是公版书。而郭沫若、巴金、曹禺、茅盾等故去时间不足50年的作家，以及所有在世作家的作品，都不是公版书。去世于1966年的老舍和1967年的张恨水，他们的作品分别将于明年和后年成为公版书。

而国外的公版书规定则相对复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搜索“古登堡计划”，其中有详尽的美国版权法解读。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划分方法，即1923年之前出版的书，在1998年后都成为公版书。所以我们看到的大量18/19世纪的外国名著，都已经成为公版书，任何一个出版社都可以自行翻译出版，而不用支付版权费了。出版这类书，对出版社来讲是(几乎)无本万利的。

所以你能明白为什么有上百个《简爱》译本，却只有一个《哈利·波特》的译本了吧?

二、为降低成本，在校学生是名著译者的主力，翻译质量可想而知

上文稍微卖了个关子，出版公版书，对出版社是(几乎)无本万利的生意。玄机就在括号中的“几乎”二字。

理论上讲，即使不要版权费，出版外国名著也不可能是没有成本的，显而易见的成本就是翻译费。一本小说或专著之所以成为名著，其中肯定凝结了作者无数的心血，而把这些心血由外文转换成中文，也一定是劳神费力的。给译者以符合他/她劳动付出的酬劳，是合情合理的。

然而公版书的问题恰在于此。市面上充斥着几十个版本，读者不可能清楚了解每一个版本的翻译、校对水平。而网购大潮下，读者甚至连每个版本的纸张、印刷情况都不得而知，能看到的信息只有两个:书名、定价。

不妨复原一下读者网购的操作步骤。1. 搜索书名;2. 只显示有货物品;3. 按价格从低到高排序;4. 在最便宜的几本里选个封面顺眼的。

很残酷吧?译者的辛劳，编者的用心，出版社多年积攒的口碑，这时都不会有太大作用。多数读者心中想的是:不都是一本书吗，讲的故事都一样，能有多大差别，挑本便宜的呗。

【文化观察】外国名著里不为人知的翻译陷阱

在这种情况下，指责读者不懂行，不尊重译者、编校人员，就显得过于迂腐了。最务实的办法无疑是节缩成本，降低定价。于是很多出版社就把目光瞄向了一类人:在校学生。

我们都上过学，知道学校里的苦日子。与每月几百元的生活费相比，如果能每月再多出几百元外快，那生活就宽裕多了。而翻译书恰恰能满足这个需要。

出版社给大学生译者的翻译费通常很少，税前千字50元左右，如果给到千字80元就算碰到良心出版社了。而且这里还有“千字英文”和“千字中文”的猫腻。因为中英文的叙述差异，同一本书的中文字数通常比英文字数多很多，也就是说如果出版社给你的是50元/千字英文的价格，你实际翻译出1000个中国字来，到手的能有30元就不错了。

但是，即便如此，对在校大学生仍然很有吸引力。一个月接到一个上万字的翻译活儿，就有300-500的外快，对生活费微薄的学生仍是笔不小的收入。而如果接到了一本20-30万字的名著呢?那就是上万元的巨款啊!

【文化观察】外国名著里不为人知的翻译陷阱

而这些学生往往没经过专业翻译训练，英语水平也在大学四级附近，翻译基本是靠“谷歌翻译”等互联网工具完成，对名著中的专有名词、难长句的翻译经常驴唇不对马嘴，整体质量可想而知。但在出版社想压缩成本，大学生想挣生活费的大背景下，大学生就成为了名著译者的主力。

三、很多版本不是从外文翻译的，是从中文“翻译”的

看了上一段的介绍，您觉得找学生翻译已经是特别对付事的做法了吗?其实，学生翻译相对来说还算不错的，比学生翻译更恶劣的招儿还有很多，底线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之所以说学生翻译还算不错，是因为人家好歹也是对着英文一字一句翻译出来的，再差也是有专业性在其中的。而有的译作，与其叫翻译，不如叫抄袭好了。

例如曾被媒体曝光的“中国最牛翻译”宋瑞芬。她一个人翻译过几十种外国文学名著，最厉害的是，这些名著的原文是用十几种语言写就的，包含英、法、俄、日、西、意等，她居然全懂!一人包办了中国戏剧出版社的名著系列，该系列所有名著的译者都是她。

显然，这是不合常理的，而她是怎么做到的呢?仅举一例。2006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不出意外，本书的译者还是宋瑞芬。有人把该版与之前的版本做过对照，得出了明显的抄袭“谱系”--抄自1980年代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黄锦炎译本。抄法是这样的:每一章只改第一句的半句话。比如第一章的第一个半句黄锦炎译本“许多年之后”，本版改成“很多年过去了”，除此之外全部一样，包括标点。

【文化观察】外国名著里不为人知的翻译陷阱

所以你知道她是怎么“翻译”的了吧?其实你也会。将别人译本里的“我一定不会输给他”，改写成“他肯定赢不了我”，意思一样，文字有区别，这种改写没什么技术含量，会说中国话基本就会改。

这种改写中文式的“翻译”方法，在名著翻译领域非常常见，因为可“参考”的版本太多了。上述《百年孤独》的译法有点太傻了，属于“薅羊毛净搁一个薅”，薅成了“葛优”，谁都能看出来。稍微聪明点的方法是面前摆上四五种名家译著，A书改写两句，B书改写三句，C书再改写两句……打字快的话，一周左右，一本名著就翻译完了。当然，如果按上述《百年孤独》的译法，一小时就差不多了。

结语:

读名著是个好习惯，但一不留神就可能遇到粗制滥造的译本，浪费买书的钱事小，浪费了你宝贵的时间才是最可惜的。好在互联网除了给译者偷懒提供了便利之外，也给读者鉴别版本创造了条件。通过搜索，根据口碑选出信得过的出版社、靠谱译者和经典版本，应该不是难事。总之，外国名著水很深，随便摸一本来读，吃亏的很可能是你自己，一定切记!

“蓝色东欧”译丛第一、二、三、四辑总书目

2016年08月27日星期六贵州都市报数字报字号[ 放大+ 缩小- 默认 ]

第一辑(6种) 已出版

《石头城纪事》(小说) 【阿尔巴尼亚】伊斯梅尔·卡达著

《错宴》(小说) 【阿尔巴尼亚】伊斯梅尔·卡达著

《谁带回了杜伦迪娜》(小说) 【阿尔巴尼亚】伊斯梅尔·卡达著

《石头世界》(小说) 【波兰】塔杜施·博罗夫斯著

《权力之图的绘制者》(小说) 【罗马尼亚】加布里埃尔·基著

《罗马尼亚当代抒情诗选》(诗歌) 【罗马尼亚】卢齐安·布拉加著

第二辑(10种) 已出版

《我的疯狂世纪》(传记) 【捷克】伊凡·克里著

《我的金饭碗》(小说) 【捷克】伊凡·克里著

《一日情人》(小说) 【捷克】伊凡·克里著

《终极亲密》(小说) 【捷克】伊凡·克里著

《等待黑暗，等待光明》(小说) 【捷克】伊凡·克里著

《没有圣人，没有天使》(小说)【捷克】伊凡·克里著

《花园里的野蛮人》(散文) 【波兰】兹比格涅夫·赫贝著

《带马嚼子的静物画》(散文) 【波兰】兹比格涅夫·赫贝著

《海上迷宫》(散文) 【波兰】兹比格涅夫·赫贝著

《父辈书》(小说) 【匈牙利】瓦莫什·米克罗著

第三辑(10种) 已出版

《第二空间--米沃什诗选》(诗歌)【波兰】切斯瓦夫·米沃著

《无止境--扎加耶夫斯基诗选》(诗歌)【波兰】亚当·扎加耶夫斯著

《捍卫热情》(散文)【波兰】亚当·扎加耶夫斯著

《索拉里斯星》(小说)【波兰】斯塔尼斯瓦夫·莱著

《遗忘的梦境--查特·盖佐短篇小说精选》(小说)【匈牙利】查特·盖著

《神殿的基石--布拉加箴言录》(箴言)【罗马尼亚】卢齐安·布拉著

《十亿个流浪汉，或者虚无--托马斯·萨拉蒙诗选》(诗歌)【斯洛文尼亚】托马斯·萨拉著

《乌尔罗地》(散文) 【波兰】切斯瓦夫·米沃著

《路边狗》(散文) 【波兰】切斯瓦夫·米沃著

《流星--卡雷尔·恰佩克哲学小说三部曲》(小说) 【捷克】卡雷尔·恰佩著

第四辑(10种) 已出版

《耻辱龛》(小说) 【阿尔巴尼亚】伊斯梅尔·卡达著

《三孔桥》(小说) 【阿尔巴尼亚】伊斯梅尔·卡达著

《接班人》(小说) 【阿尔巴尼亚】伊斯梅尔·卡达著

《无常的夏天》(小说) 【捷克】弗拉迪斯拉夫·万楚著

《垃圾日》(小说) 【匈牙利】马利亚什·贝著

《绝对恐惧》(小说) 【捷克】博胡米尔·赫拉巴著

《严密监视的列车》(小说) 【捷克】博胡米尔·赫拉巴著

《雪绒花的庆典》(小说) 【捷克】博胡米尔·赫拉巴著

《温柔的野蛮人》(小说) 【捷克】博胡米尔·赫拉巴著

《赫贝特诗歌精选》(诗歌) 【波兰】兹比格涅夫·赫贝著

邵大箴，王劼音

2018-08-21 08:4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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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阳光灿烂——哈定文献展”三年前在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展出曾引起较大反响，三年后终于出版的《哈定文献》，相比展览，把更全面、更丰富、更详细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汇聚在一起。“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特选刊邵大箴的《水彩大家哈定》，以及王劼音《“哈定画室”教学回忆》，其中邵大箴以宏观的角度讲述了哈定的一生，王劼音作为“哈定画室”的学生，以亲历者的角度讲述苏式大潮之下，维持着欧式洋画传统的私人画室。

编撰过程中，主要编者之一傅军对于哈定先生有过深入交往和接触的朋友、学生、家属等分别进行了深入的采访，结合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对哈定先生八十年的艺术人生进行了全面、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与剖析，撰写了十大篇章的《哈定评传》。

《哈定文献》对哈定先生撰写的各种题材内容的文稿进行了筛选，最终摘录了其中17篇入编在《哈定文献》中。另又选录了少量哈定先生撰写的手稿、批注、笔记，力图通过手迹这种特殊方式来展现哈定先生当年的真情实感。此外，还精选了十二位国内外专家、学者、艺术家撰写的有关哈定先生的研究论文。借助于这些专家的研究，帮助读者从不同视角，阅读和理解哈定先生的人生与创作。

《哈定文献》书封

水彩大家哈定（文/邵大箴）

哈定先生是我国当代水彩大家。他一生奉献给水彩艺术，锲而不舍地研究其表现语言的特色及奥妙，探索其创造规律，在实践和理论上做出了杰出的成绩。

哈定的艺术道路是坎坷的，不平坦的。他1923年出生于上海，青年时期因抗日战争家庭经济拮据无法求学深造。在画家张充仁先生的提携与帮助下，免费随其学画，并当助教。抗战胜利后，为了谋生，这位回族青年不得不出入舞厅、咖啡馆为美国军人画速写，并画油画肖像在各大照相馆陈列出售，同时接受顾客订件。不过，他是有心人，在谋生的过程中，他练习了素描，掌握了水彩与油画技巧，成为沪上有名画家，并为以后的艺术创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7年，哈定与张充仁

哈定是以喜悦与兴奋的心情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50年代初，他开办了“哈定画室”，以短期培训班的方式为国家培养了不少当时急需的业余美术人才，在上海颇有影响。在此期间，他先在上海交通大学兼课，后又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他把自己学习和教课的心得与体会写成《怎样画人像》和《怎样画铅笔画》这两本传授绘画基础的书，在当时深受许多初学美术的青年们的欢迎。这时，他学习有关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思考水彩画如何反映现实题材，关注现实生活的课题。在专业上，他自修人体解剖，提高描绘人物的造型能力。他力图突破传统水彩画的表现范畴，在静物、风景、肖像之外，尝试多人物群像构图的创作，以破除人们视水彩仅仅是“轻音乐”不是“交响乐”，不能表现重大题材的偏见。60年代上半期他完成了不少主题性油画作品，也创作了描写现实生活的水彩画，如《放鸭》、《新年听新书》、《看年画》、《途中》等作品。他画的一些水彩风采小品，如《浦江晨曦》、《中央商场》、《赣江炊烟》、《残雪》等，在水彩技巧上有新的尝试。哈定的主题性作品和小品，都是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创作的，表现的是自己的生活感受，读来使人感到真实、亲切。

1964年，哈定一家在余庆路前合影

哈定在十年“文革”期间饱受失业之苦，他不得不停止自己心爱的艺术事业。灾难与困境也使他得到磨练，使他对社会、对人生、对艺术有许多新的思考和领悟。“文革”结束后，他劫后逢生，受聘为上海画院专职画师，长期被压抑的创作热情，从内心迸发出来，诉诸于画笔。他从英国水彩画风变革的过程中获得许多启发，开始探寻拓展水彩，语言新路。他暗下决心，在坚持水彩写实风格的基础上，吸取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写意观念与技巧，在融合中充分发挥水彩明快流畅的特色。在这个过程中，他更深切地感受到造型艺术中技巧和形式美的重要性。他的追求目标是将形式之美结合在具象表现中发挥，创造艺术美的境界。当然，哈定是崇尚艺术本质的，他希望艺术有助于社会和人生，他对形式主义不感兴趣。不过这时，他稍稍修正了对水彩表现重大题材的看法，认识到水彩画可以描绘重大题材，但重大题材绘画的美学品格并非一定高于静物、风景。艺术的社会教育作用应该寄名予审美作用之中。而且，这两者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好的静物、风景同时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这样，哈定在对“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认识上，有了新的突破，找到了它们之间的辨证统一关系。这在他的作品《满江秋色》、《金色的池塘》、《海浪》、《天目晨林》、《塞外风光》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一系列表现少数民族人物风情的作品，如《母亲心中的花朵》、《帕米尔高原上的花朵》、《勤劳的藏族姑娘》、《这里阳光灿烂》等，则是他将水彩画写生小品发展到大型水彩创作的成功尝试，是他在不失水彩原有传统明快流畅特色的基础上，探索水彩兼有油画丰富的色彩感和凝重的表现力的新成果。

哈定，《这里阳光灿烂》，水彩，85X64cm，1984年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哈定的人生理想与艺术追求又有了新的变化。从青年时期就对探索宇宙人生奥秘感兴趣并对各种宗教经典热心研读、有所心得的他，在参观了大同石窟、敦煌莫高窟、新疆千佛洞和应邀赴西藏讲学之后，为佛教艺术的出色创造，为历代无名作者无私的奉献精神所感动，驱使他深入研究作品中的佛法内容及佛教的精髓。他作为虔诚的佛门在家居士，以弘一法师为楷模，发扬“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的“无私”、“无我”的精神对待世间万物，对待艺术创作。他领悟到“任何美好的自然景物，无不体现出宇宙人生的真谛，都是智慧的光芒，值得描绘和歌颂”。由此，他的作品更趋向表现纯洁的自然与人生的真善美。他在洛杉矶以碧海白沙和烂漫天真的儿童为题材的海边系列，如《玩冲浪的孩子》、《与鸽同乐》、《向往》等水彩作品，就体现了他新的精神境界。

1984年，哈定在西藏写生

哈定早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就驰名于画坛。几十年来，他的艺术作风虽有所变化，但一以贯之的是他艺术中体现的仁爱精神。对自然、对人的爱，是他生活与艺术创作的动力。他一生遭到过许多痛苦与磨难，但他默默地把它们化解为爱，化解为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向往与追求。作为艺术家，他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捕捉美的能力，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有很高的悟性。在后期的艺术实践与体悟中，他磨练与创造出独特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在写实中结合写意的表现，语言的典雅与精致，技巧的纯练与娴熟。他能驾轻就熟地把握客观对象的特征，而又善于艺术概括，在写实的描绘中融合传统水墨的写意性，使自己的水彩画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他善于控制水的干湿与自由流动来表现色调浓淡与透明度。运用纸和颜料的掩映渗融作用，创造出明丽、透明、滋润、淋漓等艺术效果。哈定有很强的构思与构图能力，他牢牢地掌握在对比与和谐的多样统一关系中创造美的法则，为人们奉献出优美动人、有充足精神内涵的艺术品。他的一幅幅不同题材、不同手法的画，为诗、为音乐，深深地感染着人们的心灵，使人们陶冶在真善美的境界之中。他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得益于丰富的人生阅历，长期的生活积累，认真的思考与体悟和多方面的文化艺术修养，还有勤奋的劳动和虚静的心境。这使我们感佩与尊敬，也使我们颇受教育与启迪。

哈定的艺术不会因时间的消逝而丧失其价值与意义，它是现代中国艺术的一笔财富。

1980年在上海船厂收集素材

哈定，《船厂》，水彩，42.5X61cm，1982年

“哈定画室”教学回忆（文/王劼音）

上海油画雕塑院近年来有计划地对上海老一辈艺术家的学术成就进行梳理。2015年举办了名为“这里阳光灿烂——哈定文献展”，全面地展示了哈定先生的艺术人生。

我的老师哈定先生对海派艺术所作出的历史功绩体现在多个方面，而创办哈定画室，则是其重要的一面。

北京、广州等其他大城市大约也有画室，但外人不甚了解，似乎上海的私人画室数量较多且更活跃一些。

哈定画室办学时间较长，影响也大些，和上海其他私人画室一起构成了上海美术的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哈定，《和平饭店》，水彩，40X50cm，1981年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被称为“十里洋场”，是中国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城市，在美术界掀起了盛行一时的“洋画运动”，早期油画家都和上海脱不了干系。那时的上海“洋画”几乎和欧洲的艺术潮流同步。

但解放后，从政治、经济直到文化全面仿效苏联。艺术界为“苏派艺术”完全统摄和占领，中国美术和西方美术史的联系被切断，欧式洋画遭到批判，无以为继。在美术学院中自然也完全实施苏式教学，照本复制苏式的教学体制和大纲。

在这汹涌的苏式大潮之下，美院之外，“在野”的私人画室却奇迹般地维持着欧式洋画传统，培养出一大批非主流的，当时不可能被社会承认的美术人才。后来，这些人中一部分被吸纳进入出版社等美术机构，一部分人考入美术院校，也有一部分人却“潜伏”下来，继续在“地下”研究西方艺术。这些人在改革开放后显现出他们的艺术才华，成为海派美术中的重要一翼。

1979年，哈定（右一）与张充仁（居中）、肖峰（左一）一起在浙江采风

1950年我九岁时，即被父亲送到经张充仁先生所推荐的哈定先生那里去学画。那时哈先生住在老大沽路的一个新式石库门建筑内，较为宽敞、亮堂。当时似乎尚未开办画室。我是哈定画室最早也是最小的学员。

我在哈先生处的学习从临摹开始。他有一套从法国进口的图画范本。大约八开大，每一本都很薄，方便学生照着临摹，内容由浅入深，开始是各种线条的排列，由细到粗，由浅到深的平行线，网状线，这些线条组成一个个小方块，我一开始就练习临摹这些方块。后来才开始临摹静物、风景、人物等。

这套书很强调画面线条的优美，不仅要求正确地描绘对象，还要以唯美的线条来表达之，线条不仅是表达对象的手段，而有其独立的审美价值。哈定先生的速写就是这种风格，和后来我接触到的苏派速写不同。这里讲的线又不同于中国画中的线，有点类似于欧洲铜版画，有丢勒、荷尔拜因的味道。

哈先生也要求我课外多画速写和临摹。于是家里的瓶瓶罐罐、台灯、风扇及各式人物都成为我速写的对象，也临摹了许多当时流行的苏联画报上的插图和照片。

哈定画室正式开张后，多数学生直接进入静物、石膏像及人物的现场写生。

画室里的素描和色彩教学和学院里的苏式教学完全不同。

苏式素描是削尖铅笔（有时甚至用3H）在纸上作十分深入的刻划，带有研究的性质。一张作业要画几十个课时，对象的质感和空间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连石膏像上一个小小的拼缝也不会放过，描绘得像真的一样。而画室素描却以短期为主，喜用木炭，画完要用自制定影液喷。画室素描带有表现性，强调作者的情绪释放及画面的气韵生动。

苏式色彩作业用色不透明，可以加白粉，喜欢反复叠加，力求塑造出油画般的厚重感。而画室里则流行轻描淡写，逸笔草草的水彩，或铅笔淡彩。于是美术学院里，特别是附中阶段的色彩教学一直是以不透明的水粉画为主。而水彩画则是“在野派”的拿手好戏。

1972年，哈定在黄浦江边写生

画室的一套教学方法全然都是欧化的。画室里自然也就流行听西方音乐，看西方画册，形成一个独特的西方艺术小气候。画室里的学员大部分是所谓的“社会青年”，往往“家庭成分”都不太好。画室奇妙地成为这“一小撮人”研究欧洲艺术的一方乐土。上海的私人画室，其实是欧洲艺术在上海的一块“飞地”。当然，这样的局面是不可能持久的。到“文革”时，画室便遭灭顶之灾，彻底消亡。

先是在中华艺术宫，继而在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举办的哈定先生的画展，重新提起哈定画室的话题。

哈定，《世界屋脊》，油画，89X132cm，1984

私人画室是上海美术史上一个不可遗漏的特殊章节，然而往往被以往出版过的一些有关上海文化和上海美术的研究著作所忽略。或许是受主流价值观的影响而漠视“在野”的私人画室。

上海究竟有多少私人画室，其办学的地点、时间及规模，培养了多少学生，其中有多少人成材，有关这些具体的情况都有待于有志之人去发掘、整理、研究。

我认为对上海画室的研究刻不容缓。可借着为哈定先生举办文献展及编辑“哈定艺术文献”的契机启动对上海画室的研究。

1981年广西龙腾山村

注：邵大箴1934年10月出生，江苏镇江人，擅长美术理论，为当代中国著名美术理论家。1960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现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

王劼音1941年生于上海，1950年入哈定画室习画，1956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附中，1966年毕业于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现为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上海市美术家协会顾问。

责任编

作者：孙晓青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外文社成为中国翻译事业的大本营,众多大家在这里成就了中国翻译界前所未有的辉煌。
　　
　　数千年来,翻译家们的杰出贡献数次影响了中国的命运。早在商周时期就已有译官,发展至唐代,翻译事业空前繁荣,出现了玄奘法师这样的翻译大家,在之后的一千余年里,绵延不断的译书事业为中国文明注入了鲜活之血,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
　　其实,回顾历史,中国每次思想解放运动都和我国的翻译事业息息相关。尤其是“五四”之后,中国翻译家们几乎把西方著名作家的作品都翻译成了中文,也有一批中翻外的翻译大家将中国文化传播出去,他们为中国和世界互动打开了一扇窗口。
　　
　　卧虎藏龙的外文局
　　
　　解放初期的新中国,外宣事业成了重中之重,目的是为了树立起独立自强的国家形象,并为中国和世界架起一道沟通的桥梁。几乎与新中国同时诞生的中国外文局,是新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的主体。1952年7月,外文局成立了专门从事对外书刊宣传、编译出版外文书刊的外文出版社。
　　当时,有一大批编辑、记者、翻译等人才排除各种干扰,从国内外汇集于此。翻译家段连城、王作民夫妇乘船从美国归来,由于中国海岸线被美方封锁,他们甚至不惜摘下结婚戒指贿赂船长,才得以在中国下船。
　　那时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很多归侨,母语是外语,外文比中文还好,早晨扫地擦桌子的时候,他们都用外语交流,出版社成了一个卧虎藏龙之地,杨宪益、戴乃迭、萧乾、叶君健、杨绛、草婴、傅雷等一批翻译大家,就是在这样的机缘下共同开始了新中国的翻译事业。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回忆起当年仍然感慨万千,很多刚进入这里的年轻人都是在这些翻译大家们的帮助和关怀下学习和成长起来的,他们把这里比作翻译家的摇篮。
　　黄友义是1975年到外文社的。“当时是师傅制,每一篇稿子翻译好后不是直接提交,而是先交给自己的师傅修改,然后才提交。”他说。
　　导师制让很多年轻人在工作之初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种耳濡目染的熏陶不止于业务上的提高,还有对自我的重新塑造,前辈大家们的一言一行都对年轻人产生着影响。
　　有一次,黄友义问杨宪益,如何能翻译好中国古典文学,杨宪益说:“要想翻译好,必须看100本英美文学原著。”这让黄友义明白,做好翻译必须下苦功,仅靠在学校学的那点东西是远远不够的。
　　
　　信、达、雅的追求
　　
　　中国第一个系统翻译西方哲学的严复率先从理论上总结翻译中的经验,提出翻译家应遵从“信”、“达”、“雅”三条标准。从此,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翻译家们对如何才是好的翻译,不断用各种理解和探索加以呈现和表达。
　　德语文学专家叶廷芳多年从事翻译工作,但他一直控制自己的翻译数量,最多时一年也只翻译20万到30万字。“我们都是把句子打碎了,一个词一个词地消化。”他说。曾经为了翻译一个术语,叶廷芳推敲了几年,才最终定案。同样,翻译家杨绛一天也就翻译500多字。
　　1957年,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请杨绛翻译《堂吉诃德》,并告诉她从哪种文字转译都可以。她找了五种最有名望的英法文译本细细比对,但觉得每个译本各有长处,却始终代表不了原著。为此,杨绛毅然决定学习西班牙文。1960年3月,读完《西班牙文入门》后,她便开始阅读西班牙文小说,由浅入深,逐渐掌握了这门语言。1961年,杨绛开始动手翻译。1978年四月底,《堂吉诃德》终于出版。因为这个译本,杨绛获得了西班牙国王颁发的勋章。
　　原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回忆起杨宪益的认真也是格外感慨,“针对每一个地方的出处和理解,他都会在书里明确写出不同的来源,非常负责。此外,当年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看不懂《尤利西斯》,不敢将自己都没看懂的书翻译出来,才回绝了这次能够填补翻译空白的机遇。”
　　这些翻译大家对译作的严谨和对信、达、雅追求的故事举不胜举,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求真求实的态度在后辈人身上很难看到,这是那个时代的鲜明精神。有人说,翻译要耐得住寂寞,正是这些大师们坐得住冷板凳,才铸就了我国文学翻译的辉煌。
　　
　　《中国文学》与熊猫丛书
　　
　　直到现在,已经消失的《中国文学》杂志在很多海外读者的心中都是令人怀念和喜爱的。这里曾汇聚了一批学贯中西的优秀翻译家:叶君健、杨宪益、戴乃迭、萧乾、巴金、王科一、杨必、杨绛、草婴、傅雷、傅东华在这些名字背后,是蔚为大观的优秀译著。
　　曾在《中国文学》任职的刘方是杨宪益的老同事,一位法文翻译家。她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初期,称那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黄金年代”。当时,杨宪益任杂志《中国文学》的主编,他从闻名世界的《企鹅丛书》得到了启发,倡议出版“熊猫丛书”,将中国经典著作用英、法两种文字出版。
　　杨宪益本人对此兴致勃勃,他第一个要推出的就是在当时身份还比较敏感的沈从文,之后是巴金以及当时很流行的伤痕文学。刘方介绍,当时不仅翻译陶渊明、王维、蒲松龄等人的古代文学作品,也翻译张洁、谌容等人的现当代文学作品。丛书的推出一改中国外文版文学书籍免费推销的颓势,很多外国人竞相来订购,“那真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在国际上非常轰动。”刘方说。
　　从1981年以来,“熊猫丛书”发行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文学》杂志和“熊猫丛书”几乎成为很长时期内国外了解、研究中国文学的唯一窗口。有数据统计,《中国文学》杂志共出版590期,“熊猫丛书”出版190多种,介绍中国作家、艺术家2000多人次,译载文学作品3200篇。
　　在翻译界,相比于“外翻中”来说,“中翻外”的阵容显然要势单力薄很多,尤其像杨宪益这样堪称翻译界国宝级的人物,更是为数甚少。而今,大师们一个接一个的离去,让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学翻译更加凄冷。如果没有这些翻译家的帮助,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沟通与理解将成为难题。作为仍然奋战在翻译岗位的老翻译家,刘方对谁来继承十分忧心,“大家年纪都大了,像杨宪益这样的大家越来越少,而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能安心坐冷板凳搞文学翻译呢?”在当下社会,这些翻译大家们的文化底蕴和严谨的风格越发显得珍贵。(孙晓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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