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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 时间：2011-12-07

一 译介
　　世界最早译介鲁迅著作的国家是日本。

　　尽管，1922年6月4日和1923年元月日本《北京周报》分别发表了仲密(周作人)译《孔乙己》和鲁迅自译《兔和猫》，但是，这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译介，还不属于国外的译介。所以，这不是日译鲁迅著作的最早时间。日本译介鲁迅著作的最早时间应是1924年1月：1924年1—11月，《北京周报》第97—137期，连载了丸山昏迷译《中国小说史略》。所以，我们说，丸山昏迷是日译鲁迅著作的第一人，也是世界译介鲁迅著作的第一人。

　　世界译介鲁迅著作第二个较早的国家是俄苏：1925年，当时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俄国顾问团工作的王希礼(Б.А.瓦西里耶夫)将《阿Q正传》译成俄文， 鲁迅为其撰写了《著者自叙传略》和《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次年，1926年，法国文学期刊《欧洲》(”Europe”)杂志5月号和6月号连载了敬隐渔译《阿Q正传》(节译);同年，朝鲜汉城《东光》杂志发表了朝鲜诗人柳树人译《狂人日记》。所以，这东西方二国——法国和朝鲜，在世界译介鲁迅著作较早国家的行列中，当同属第三位。至于，1926年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梁社乾译《阿Q正传》英译本，笔者认为，这不算是美国出版的“ 鲁迅作品最早的西文译本”。仍属“在自己国家出版的外文读物”1。美国译介鲁迅作品，则始于1930年《远东杂志》发表王际真译鲁迅短篇小说《风波》、《祝福》等。

　　20世纪，从20年代初(1924年)至80年代初(1983年)的六十年间，世界对鲁迅著作的译介取得了辉煌成就。鲁迅著作，从单篇、单行本到全集，已被全部译成日语、英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捷克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语、阿尔巴尼亚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丹麦语、拉丁语、阿拉伯语、印地语、孟加拉语、韩语、越南语、蒙古语、世界语等五十多种语言，在大约四十多个国家出版发行。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世界约有120多家出版社和期刊，出版、发表了三百多种鲁迅著作译品。纵观20世纪世界译介鲁迅著作六十年的史迹，大致可划分为五个时期：

　　(一)战前初始期(1924—1937)

　　从日本丸山昏迷翻译《中国小说史略》的1924年，到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我们称为世界译介鲁迅的初始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译介国家虽不多(8个)，但译介势头不小。世界主要大国都几乎同时行动起来。它们是日本、俄苏、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捷克和朝鲜。这一时期，日本译介了《中国小说史略》、《故乡》、《阿Q正传》、《孔乙己》、《狂人日记》、《鲁迅全集》、《孤独者》、《幸福的家庭》、《鲁迅选集》、七卷本《大鲁迅全集》等23种译品。主要译者有：丸山昏迷、井上红梅、长江阳、松浦珪三、林守仁(即山上正义)、增田涉、佐藤春夫、松枝茂夫、鹿地亘、日高清磨瑳、小田岳夫等;同期，俄苏译介了《阿Q正传》、《幸福的家庭》、《高老夫子》、《头发的故事》、《故乡》、《孔乙己》、《风波》、《社戏》等11种译品。译者有：王希礼(Б·А·瓦西里耶夫)、卡北克维奇、科金等;法国发表了敬隐渔译《阿Q正传》(《欧洲》杂志/1926)，出版了敬隐渔编译《中国当代短篇小说家作品选》(里埃德书局/1929)，其中收入了敬译《阿Q正传》、《孔乙己》和《故乡》。同期，还发表了徐仲年译(1933)《肥皂》，出版了同译者译《中国诗文选》(巴黎/1933)，其中选译了《狂人日记》。几项总计不下七、八种译品;德国译载了霍福民译《孔乙己》(《东亚评论》/1935)和艾格特译《伤逝》、《示众》(《东亚评论》/1936—1937)，连同1928年格汝纳翻译的《阿Q正传》(未发表)，约有五、六种译品;美国刊载了王际真译鲁迅短篇小说《风波》、《祝福》等(1930年代，《远东杂志》)，出版了米尔斯据法文版(敬译本)转译的《阿Q的悲剧及其他当代中国短篇小说》(戴尔书局/1931)，发表了王际真译《阿Q正传》(1935年，纽约《今日中国》第2卷第2—4期连载)、姚克译《药》(斯诺为其作序)、《风筝》(共载1935年《亚洲》杂志第36期)，以及伊罗生译《风筝》(美国《小说杂志》)等近10种译品;英国劳特利奇公司出版了米尔斯英译本《〈阿Q正传〉及其他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选》(伦敦/1930)，内收《阿Q正传》、《孔乙己》、《故乡》、《离婚》，伦敦哈拉普书局出版了埃德加·斯诺编译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1936.10)，内收《一件小事》、《风筝》、《药》、《孔乙己》、《离婚》、《祝福》等，共刊载鲁迅作品译品十余种;捷克出版了雅·普实克和弗·诺沃特娜译《呐喊》(布拉格人民文化出版社/1937)，其中收入了《阿Q正传》、《孔乙己》、《药》、《白光》、《风波》、《明天》、《狂人日记》、《故乡》等小说，鲁迅为其写了《捷克译本序》;朝鲜刊发了诗人柳树人译《狂人日记》(汉城《东光》杂志/1926)，出版了诗人李陆史个人文集《野葡萄》(1936)，其中译载了鲁迅短篇小说《故乡》。这一时期，八国共发表、出版鲁迅著作译品约七十余种，约占20世纪六十年总译量的23%。

　　(二)战时坚守期(1938—1945)

　　二战(含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世界鲁迅译介与研究，像其他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一样，受到了严重戕害。几乎处于一种“休克”状态。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还在“坚守”：日本——1938年，天正堂重印了增田涉译《中国小说史略》，新潮社出版了井上红梅改译《阿Q正传》(内收《阿Q正传》、《明天》、《祝福》、《伤逝》、《离婚》)，佐藤春夫主编《世界幽默全集·中国篇》，收录了《阿Q正传》与《幸福的家庭》;1940年，东京新潮社出版了佐藤春夫译《中国文学选》，将鲁迅的《故乡》列为首篇，东成社出版了增田涉、松枝茂夫、冈崎俊夫、小野 忍等译《现代中国随笔集》，选译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且介亭杂文二集》中的某些杂文;1941年，东京春阳堂出版了小田岳夫编佐藤春夫、小田岳夫、武田泰淳译《现代中国文学杰作集》，将鲁迅《孤独者》(佐藤春夫译)列入首篇;1942年，东京大学书林出版了神谷衡平注译的《风波》，岩波书店新出版了增田涉翻译的《中国小说史略》;1943年，新潮社再版井上红梅译《阿Q正传》。译品达11种之多，在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高压下，还能取得如此成绩，原因有二：一是上一期的成果积淀;二是日本汉学家以鲁迅译介与研究作为自己反战的具体行动。其治学精神实在令人敬佩!俄苏——在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斗中，大部分汉学家都奔赴前线，留守人员仍在坚守这块学术阵地。1938年，为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苏联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所编的鲁迅纪念论文译文集《鲁迅，1881—1936》，其中选译了《阿Q正传》、《奔月》、《祝福》、《白光》、《端午节》、《示众》、《狗的驳诘》、《一九三三年上海所感》等8篇小说、杂文、散文诗;1945年，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罗果夫翻译的苏联最早的一部《鲁迅选集》，收录了《呐喊》、《彷徨》和《野草》;同年，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罗果夫主编《鲁迅选集》，其中收录了《阿Q正传》、《孔乙己》等小说和《〈阿Q正传〉的成因》等杂文和鲁迅自传;美国——1941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际真译《阿Q及其他——鲁迅小说选》，收小说11篇(《故乡》、《肥皂》、《离婚》、《在酒楼上》、《头发的故事》、《风波》、《阿Q正传》、《孤独者》、《伤逝》、《祝福》、《狂人日记》)，卷首有译者序言，此乃美国出版的第一本鲁迅选集;1944年，出版了王际真编译的《现代中国小说选》，收入了鲁迅小说《端午节》和《示众》。这一时期，日本出版鲁迅译品11种，俄苏出版2种，美国出版2种，共15种，约占六十年总译量的5%。战争对人类文明的破坏，昭然若揭。

　　(三)战后繁盛期(1946—1965)

　　二战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德、日、意战败，美、苏、中、英、法诸国成为战胜国，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不管是友好的还是敌视的国家都想得到一些“有关中国的”信息，于是，一轮新的“中国热”在全世界涌动。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世界的鲁迅译介进入了一个战后的繁盛期。

　　这一时期有这么几个显著特点：一是持续时间较长：从1946年到1965年，长达二十年;二是参与译介的范围大为扩展：亚洲译介国家除原有日本、朝鲜外，又新增越南、蒙古、尼泊尔、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阿拉伯国家跃出了个埃及——1956年，开罗出版了白海丁·齐亚用阿拉伯文翻译的《阿Q正传》和阿卜德尔·贾番·密加微译的《狂人日记》、《药》、《孤独者》等小说;欧洲除法国、德国、英国、捷克、俄苏外，又新增丹麦、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西班牙、意大利、阿尔巴尼亚、瑞典、芬兰、冰岛等国。连同原有的美国，几乎遍布欧、亚、非、拉四大洲三十多个国家。这时，我们似乎可以说了：鲁迅作品已经遍布全世界;三是译介品种多、质量高，出版进入规模化、系统化、现代化：这一时期，共出版、发表译品268种(肯定未统计全)。出版已从出版诸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呐喊》、《彷徨》、《中国小说史略》等单行本，到系统地出版多卷本、乃至十数卷本的《鲁迅短篇集》、《鲁迅小说集》、《鲁迅评论集》、《鲁迅选集》、《鲁迅作品集》、《鲁迅文集》、《大鲁迅全集》等;四是译者队伍不断壮大，全世界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翻译家：诸如日本的增田涉、佐藤春夫、松枝茂夫、鹿地亘、小田岳夫、冈崎俊夫、小野忍、武田泰淳、中泽信三、竹内好、斋藤秋男、丸山升等，俄苏的Б·瓦西里耶夫、罗果夫、科洛科洛夫等，法国的敬隐渔、徐仲年、李治华等，德国的格汝纳、艾格特、卡尔姆、约瑟夫·卡尔迈尔等，捷克的雅·普实克，英国的E.米尔斯，美国的埃德加·斯诺、王际真、威廉·A·莱伊尔、罗伊生等。

　　(四)文革观望期(1966—1973)

　　“文革”是新中国的一个非常时期，也是世界鲁迅译介与研究的一个非常时期。面对一部部优秀作品被打成“毒草”;面对一个个著名的老作家被打倒;当全国只能读一部小说(《艳阳天》)，只能出版一部经典(《鲁迅全集》)时，世界汉学家们感到不解而迷惑了——似乎，鲁迅已不再是“文学大师”，而成为“文革主将”，其作品已被“诠释”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些倒行逆施大大伤害了汉学家们的感情。他们一时把不准中国文化的“命脉”，只能先观望，大大影响了方兴未艾的“译介”事业。在上一时期(“繁盛期”)的20年间，平均每年出版14种鲁迅译品;而在这一期(1966—1973年)的8年间，全世界只出版了26种鲁迅译品：日本出版10种(26本)，美国、意大利、西班牙各出版2种，俄苏、法国、英国、德国(西)、罗马尼亚、葡萄牙、朝鲜、越南、尼泊尔、缅甸各出版1种。平均每年仅出版3种。其落差之大显而易见。“文革”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交流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五)复苏——再次繁盛期(1974—1983)

　　中国“文革”本是十年，为什么世界鲁迅译介与研究没等“文革”结束就提前出现了“转机”?原因有二：一是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美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二是世界汉学的“走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74年11月，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和社会科学理事会在纽约召开了一个“关于优先考虑中国研究的规划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以后10年一定要继续采取以发展当代中国研究为主的方针”。 世界传统汉学的“本初意义是汉语研究，特别是古代汉籍研究”，“即有关中国语言遗存之物即汉语文献的语文学”2。所以，传统汉学译介与研究的重点是中国的古典经典。这次会议表明：今后世界汉学译介与研究的重点将向中国的“现当代”倾斜。世界汉学发展的实践证明，此后西方汉学的总趋势是越来越倾向于认真地、科学地重新认识中国，越来越重视对于现当代中国的研究。这一大趋势，使世界鲁迅译介迅速复苏，并很快进入了一个再繁盛的时期。

　　先看美国。1974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搁置了四十多年的罗伊生编译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其中译载了鲁迅小说《狂人日记》、《药》、《孔乙己》、《风波》、《伤逝》;1976年，美国耶鲁大学远东出版社出版了威廉·A·莱伊尔主编的《鲁迅选集》，其中收录了《〈呐喊〉自序》、《狂人日记》、《肥皂》、《阿Q正传》、《随想录三十五》、《随想录四十》6篇文章，书中附有作品分析和英文注释;1981年，美国加利弗尼亚州蒙特里举行了“鲁迅及其遗产”国际学术会议，确定了鲁迅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随之，鲁迅研究也在美国大学和各汉学研究机构全面展开(下节将述)。种种迹象表明：一个新的“鲁迅译介时期”已经到来。

　　再看欧洲。从1974年到1983年的十年间，欧洲的阿尔巴尼亚、法国、西班牙、罗马尼亚、意大利、瑞典、西德、丹麦、东德等国，就先后出版鲁迅译品三十多种。1981年，为纪念鲁迅诞辰百周年，法国古卫城出版社出版了米歇尔·鲁阿、于儒伯等译《坟》;罗马的意大利百科全书教研所出版了安娜·布雅蒂选译的《诗歌与诗论》，收鲁迅新诗和旧体诗63首，诗论9篇，这是译者向鲁迅百年诞辰的献礼;1983年11月，西德汉堡罗沃尔特出版社出版了德国诗人尤尔根·台欧巴尔迪与艾格贝特·巴克合译的鲁迅诗选《吟罢低眉无写处》;奥伯鲍姆出版社出版了西德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编译8卷本《鲁迅文集》;80年代中期，法国米歇尔·鲁阿夫人领导“鲁迅翻译中心”着手将《鲁迅全集》全部译成法文出版。种种迹象表明：欧洲的“鲁译”新时期也随之而来。

　　还看俄苏。此时中苏关系几近断交。然而，俄苏汉学家们仍在艰难地工作。1981年，为纪念鲁迅百年诞辰，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再版了《鲁迅选集》，印数7.5万册，很快销售一空。鲁迅作品在俄苏译介除俄文外，还被译成了多种民族文字：拉脱维亚文、爱沙尼亚文、格鲁吉亚文、阿塞拜疆文、乌兹别克文、吉尔吉斯文、阿尔泰文、图瓦文、土库曼文、乌克兰文、立陶宛文、哈萨克文、阿瓦尔文、亚库梯文、乌德摩尔梯文等。

　　再来看日本。可以说，日本的鲁迅译介，依然如故，或者说有增无减。在这一时期(1974—1983)的10年间，日本新出版鲁迅译品近四十种。80年代初，学习研究社邀集东京大学丸山升等数十位汉学家将我国1981年新版16卷本《鲁迅全集》陆续全译出版。该著不但翻译了全部原注，而且还新增了译注，堪称日译鲁迅最完备、最准确之译本。另外，还新版或再版了两卷本《鲁迅美术论集》(小野忍、田耕三郎译)、三卷本《鲁迅杂文集》(片山知行译)、七卷本《鲁迅文集》(竹内好译)、十二卷本、十三卷本《鲁迅选集》(增田涉、松枝茂夫、竹内好编译)等。日本的鲁迅译介如日中天，为20世纪世界鲁迅译介(事业)六十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二 研究

　　世界的鲁迅研究，与译介并非同步，而是先于译介。

　　当然，世界最早关注和研究鲁迅的仍然是日本。如果从日本舆论界对鲁迅早期文学活动的关注算起，当向前推到1909年。那时，鲁迅还是个默默无闻的留学生，东京的《日本与日本人》刊物第808号“文艺杂事”栏目，就报道了中国“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翻译、出版的消息;当鲁迅正式步入中国文坛后，还在其作品被翻译到日本的数年前，鲁迅的名字就由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青木正儿介绍到了日本。那时鲁迅的《狂人日记》刚发表一年，青木正儿就在其《以胡适为中心汹涌澎湃的文学革命》一文中指出，“鲁迅是位有前途的作家”，他的《狂人日记》已达到“中国小说家还尚未达到的境地”3;紧接着，韩国学者梁白华将青木正儿的这篇文章译出，并于1920年发表在朝鲜(韩国)《开辟》杂志上，鲁迅的名字首次为朝鲜(韩国)人所知。而对鲁迅的研究，则是在1926年《东光》杂志发表柳树人译《狂人日记》之后的事。所以，第二个较早研究鲁迅的国家应是俄苏。1925年6月《京报副刊》发表了俄苏著名汉学家王希礼(Б·А·瓦西里耶夫)《致曹靖华的信》，信中高度评价了鲁迅的文学成就。这应算是俄苏对鲁迅研究的开始;欧洲最早给予鲁迅作品以高度评价的是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早在1926年，罗曼·罗兰读过《阿Q正传》法文译稿(敬隐渔译)后，倍加赞赏，称其是一篇“富于讽刺的现实主义艺术杰作”，决定将其推荐到《欧罗巴》(“Europe”)杂志发表。4;美国的鲁迅研究则始于1927年。当时在北京大学从教的美国人巴特勒特(R.M.Bart—lett)，于1926年6月中旬访问鲁迅后，撰写了一篇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新中国的思想界领袖鲁迅》。1927年，美国《当代历史》第10期发表了这篇论文。从此，拉开了美国鲁迅研究的序幕。

　　从日本青木正儿在《支那学》发表《以胡适为中心汹涌澎湃的文学革命》的1920年，到美国薇娜·舒衡哲在《现代中国》杂志发表《自愿面对历史的必然——鲁迅、布莱希特和沙特》的1981年，六十多年间，世界鲁迅研究，像鲁迅译介一样，取得了丰硕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有几十个国家，数百名汉学家在研究鲁迅;六十年共发表、出版研究论文、论著约六百余篇(部)5，大大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宝库。在这一学术伟业的创建中，成绩卓著者，当属日本、俄苏、美国、欧洲。

　　(一)日本：

　　日本的鲁迅研究起步较早。鲁迅的处女作《狂人日记》在中国一发表，就引起了日本汉学家们的注意。1920年9-11月，日本《支那学》月刊第一卷(第1-3期)连载了青木正儿的长篇论文《以胡适为中心汹涌澎湃的文学革命》。这是日本最早评介鲁迅的文字，比中国最早评介鲁迅的文章《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茅盾撰，《小说月报》1921年2月号)还早了一年。但是，从1920年到1927年，这只是日本开始认识鲁迅、初步介绍鲁迅的阶段。这一阶段关于鲁迅的文章，大多是通讯报道、作家专访或作家简介。譬如1922年丸山昏迷发表的采访记《周作人先生》(日本《北京周报》1920年第14期)、清水安三发表的《中国当代人物·周氏三人》(1922年8月《读卖新闻》)，1923年丸山昏迷发表的《周树人先生》(《北京周报》第59期)等，只是对鲁迅及其作品的一种“简介”或初步研究。日本学者真正对鲁迅进行系统的学理的研究，还是从1927年鲁迅著作被译介到日本以后开始的。据一般史料记载，可以认为山上正义(林守仁)于1928年3月在《新潮》杂志(第25卷3期)发表的论文《谈鲁迅》，可谓日本早期研究鲁迅的“开山”之作。随着20年代末，日译《阿Q正传》(井上红梅译)的发表，有关鲁迅研究的论著才不断涌现：1931年，尾崎秀实以白川次郎的笔名为日译《阿Q正传》撰写了长篇序文《谈中国左翼文艺战线的现状》，山上正义也写了长序《论鲁迅及其〈阿Q正传〉》，大内隆雄发表了研究论文《鲁迅与他的时代》(《满蒙》12卷1期);1932年，佐藤春夫为日译《故乡》撰写了后记《关于作者的小记》(《中央公论》47卷1期)，同年，增田涉发表了日本第一部《鲁迅传》(《改造》14卷4期)，初次掀起了日本鲁迅研究的热潮。在此基础上，1934年，以竹内好、冈崎俊夫、武田泰淳、增田涉为中心的“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从此，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系统的学理的研究。战前，在1935年、1936年两年间，就发表、出版了增田涉、长与善郎、正宗白鸟、林房雄、小田岳夫、新居格、竹内好、山上正义等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十余篇(部)。诸如增田涉的《鲁迅传》(岩波书店，1935)、竹内好的《鲁迅论》(《中国文学月报》1936年第20期)、小田岳夫的《鲁迅的文学生涯》(《新潮》1936年第33卷12期)等，都为战后日本的鲁迅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值得提出的是，竹内好先生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在即将被派往中国战场的1944年还完成并出版了一部学术巨著《鲁迅》。竹内好坚持科学、严谨、独立的治学理念，从个人的生命体验出发，独立和超越战争的“政治需求”，用心灵感悟和生命解读鲁迅，塑造了一个原本的真实的“抗拒为奴”的鲁迅，使该著成为日本鲁迅研究的奠基之作，对战后日本的鲁迅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形成了以“竹内鲁迅”为根基的理论体系与思想传统。

　　战后，在“竹内鲁迅”精神的鼓舞下，日本的鲁迅研究很快复苏并迅速出现一个新的热潮。从1946年至1949年的4年间，就发表、出版研究论文、论著近四十篇、部。其中仅1948年、1949年两年就发表、出版了30篇、部。从五、六十年代到70年代，经过尾崎秀树、丸山升、竹内实、木山英雄、山田敬三、伊藤虎丸、北冈正子、以及近30年的丸尾常喜、藤井省三等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日本的鲁迅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形成了一门系统的科学的“鲁迅学”。其研究队伍之大，研究范式之新、研究成果之丰，均堪称世界之冠。日本汉学家们科学、严谨、独立的治学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二)俄苏：

　　俄苏的鲁迅研究始于20年代中期。1925年，王希礼(Б·А·瓦西里耶夫)《致曹靖华的信》，拉开了俄苏鲁迅研究的序幕。30年代初，俄苏出版的《文学百科全书》，以较大页面刊载了《鲁迅条目》，给予鲁迅以高度评价。30年代末，苏联科学院出版了纪念鲁迅的论文集《鲁迅》(1938);次年，俄苏汉学家罗果夫在重庆纪念鲁迅逝世三周年大会上作了精湛的学术发言，费德林发表了副博士论文《论鲁迅的创作》。到50年代下半期，俄苏的鲁迅研究已形成很大规模，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质量迅速提高，出现了一批世界级的鲁迅研究家：费德林，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及鲁迅研究的资深汉学家。30年代末以副博士论文《论鲁迅的创作》起家，深入研究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著述甚丰。1949年，发表《论中国新文学》;1952年为罗果夫主编的俄文版《鲁迅选集》撰写了长篇序文;1953年，出版《中国现代文学纲要》和《中国的伟大作家鲁迅》(苏联知识出版社)。后来，又出版了《作家的诠释与艺术功力：纪念鲁迅90周年诞辰》(莫斯科，1971)等;Л·波兹德涅耶娃，也是一位资深汉学家。1954年为《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撰写了《鲁迅条目》;1956年发表研究鲁迅的博士论文《论鲁迅的创作道路》;1957年出版学术专著《鲁迅》(莫斯科);1959年，出版《鲁迅：生平与创作》(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64年，为鲁迅《故事新编》俄译本撰写了序言：《鲁迅的讽刺故事》(莫斯科大学出版社)等;В·彼特罗夫是一位知识渊博的汉学家，既通中国古典文学，又通中国现代文学，在列宁格勒大学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对鲁迅有精深研究。1956年发表《中国人民的伟大作家鲁迅》，1958年发表《鲁迅和中国诗歌》，1960年出版学术专著《鲁迅：生平与创作概论》(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67年发表《鲁迅和郁达夫》;1971年发表《鲁迅与苏联》;1975年发表《鲁迅和瞿秋白》等;索罗金也是一位汉学大家。既搞翻译又搞研究，学术成果甚丰。1956年出版研究鲁迅的副博士论文《鲁迅创作道路的开始和小说〈呐喊〉》，1958年发表《论鲁迅的现实主义》，出版学术专著《鲁迅世界观的形成》(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等;谢马诺夫，是莫斯科大学教授，后起之秀，思维敏捷，视域开阔，锋铓毕露。1961年发表《评两本关于鲁迅的著作——克列勃索娃〈鲁迅生平与创作〉(布拉格)和黄松康〈鲁迅与现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1962年发表博士论文《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与鲁迅》。同年，又推出《伟大的中国作家——评彼特罗夫著〈鲁迅：生平与创作概论〉》。他的研究正当旺季，此后又一连推出：《鲁迅论外国文学》(1965)、《思想家——革命家》(1966)、《简明文学百科全书·鲁迅条目》(第4卷/1967)、学术专著《鲁迅和他的前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7)、《鲁迅反对庸俗化者》(1972)、《评波兹德涅耶娃著〈鲁迅：生平与创作〉》(1973)、新版《苏联大百科全书·鲁迅条目》(第15卷，莫斯科，1974)、苏联《简明文学百科全书·鲁迅条目》(莫斯科，1976)、《“迅行”——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而作》(1981)等。俄苏汉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令世界汉学界瞩目。70年代末，美国翻译出版了谢马诺夫著《鲁迅和他的前驱者》(阿利别尔译)，在国际汉学界影响颇大。

　　(三)美国：

　　美国的鲁迅研究，始于1927年《当代历史》(第10期)发表巴特勒特《新中国的思想界领袖鲁迅》。按说，起步也不算晚。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初期的译介与研究受到了较大影响。但是，美国毕竟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总有那么多坚持科学、真理的民主知识分子和友好人士，硬是冲破意识形态的偏见和羁绊，坚持传播和研究鲁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艾格尼斯·史沫特莱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另外，华裔学者王际真、哈雷特·密尔斯、艾尔伯、威廉·舒尔兹、夏济安等汉学家，都为鲁迅在美国的传播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8年，23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中国。他在与鲁迅、林语堂等中国作家的交往中，发现西方汉学家对发端于五四运动的中国新文学的轻视是一种偏见，于是决意译介、宣传中国新文学。他与夫人海伦·斯诺一起，花了5年时间编译了以鲁迅作品为重点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鲁迅。30年代中期，他在美国《亚洲》杂志(1935年1月号)发表了《鲁迅——白话大师》，给鲁迅以极高评价。接着，又在同年《亚洲》杂志2月号发表了英译本《药》的《序言》;1936年，又出版了《活的中国·鲁迅评传》(伦敦)，同年，斯诺夫人海伦·斯诺也撰写了研究鲁迅的论文《现代中国文学运动》，并以尼姆·威尔斯的笔名刊载于伦敦《今日生活与文学》杂志1936年第15卷第5期;1937年，斯诺又在与夫人主办的《民主》刊物(北平，第1卷第3期)上发表了《向鲁迅致敬!》，以表示对鲁迅的敬重与悼念。与斯诺夫妇同年来华的美国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在与鲁迅的交往中，发现了鲁迅文品与人品的伟大，对鲁迅无比敬佩。鲁迅去世后，1937年11月，她发表了《追念鲁迅》6;1939年10月，发表了《鲁迅是一把剑》7，同年12月发表了《论鲁迅》8等。1943年，史沫特莱出版了《中国战歌》一书，其中有近两万字论述了鲁迅。斯诺夫妇与史沫特莱的这些文章和书籍发表、出版后，在英美国家，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美籍华人王际真，在早期译介和研究鲁迅方面，是一位有功之臣。1939年，他在纽约《中国学会学报》第3卷第4期上发表了《鲁迅年谱》，为美国的鲁迅研究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撑;194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际真《阿Q及其他——鲁迅小说集·导言》。这篇“导言”，是一篇很精湛的研究论文。王际真以其丰富的中国文史知识和对西方文化心理的洞悉，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了独到的解读和评析，很具学术性。

　　五、六十年代——冷战时期，美国的鲁迅研究仍在坚持。 1955年，华盛顿大学发表了威廉·舒尔兹的博士论文《鲁迅：多产的岁月》;1960年，《东方和非洲研究报告》第23卷第2期发表了钦纳里《西方文学对鲁迅的〈狂人日记〉的影响》;同年，《中国季刊》第4期刊载了哈雷特·密尔斯《鲁迅和共产党》;1963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H·C·密尔斯的博士论文《鲁迅：左翼时期，1927--1936》;1968年，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夏济安《黑暗的闸门》;1969年，美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29期，发表了［捷］普实克论文《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作品——鲁迅的〈怀旧〉》。

　　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美国汉学重点的转移，美国汉学家重新审视自己的中国观和鲁迅观，鲁迅研究出现新的气象：新人新作不断涌现，过去尘封若干年的著作得以出版。截止80年代初，又出现了一批新的学术成果：帕特里克·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1974)、艾尔伯《W.A.莱尔评鲁迅对现实的洞察力》(1975)、艾尔伯《野草：鲁迅散文诗的对称美和对句法》(1976)、威廉·莱尔著《鲁迅的现实观》(1976)、哈雷特·密尔斯《鲁迅：文学与革命——从摩罗到马克思》(1977)、林毓生：《鲁迅的复杂意识》(1979)、艾尔伯《西蒙诺夫的鲁迅及其前辈们》(1980)、薇娜·舒衡哲博士《自愿面对历史的必然——鲁迅、布莱希特和沙特》(1981)等，展示了美国鲁迅研究的实力。

　　(四)欧洲

　　欧洲是传统汉学的中心，历史最为悠久，但过去研究的重点是古典经典，自1974年“美国会议”后，也把研究重心移向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当然研究的重点作家还是鲁迅。数十年间出现了一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的著名汉学家：诸如法国的戴密微、敬隐渔、米歇尔·鲁阿夫人、弗朗索瓦·于连、范伯旺、徐仲年、布里埃、克洛德·罗阿等，德国的顾彬、马汉茂、格汝纳、王成举、杰夫·拉斯特等，捷克的普实克，英国的H.E.谢迪克、约翰·贝尔等都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其代表作家鲁迅的译介和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1931年，法国徐仲年首先在巴黎《新法兰西杂志》第2期介绍了鲁迅的《呐喊》;1937年，德国王成举发表了德国的第一篇博士论文《鲁迅：生平与创作——论中国革命》;1946年，上海法文版《震旦大学通报》第7卷第1期发表了法国布里埃《人民作家鲁迅》，同年，法国范伯旺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鲁迅及其作品》(北平，斯科特书局)。1950年代，德国杰夫·拉斯特发表了博士论文《鲁迅——作家与偶像：论新中国思想史》、法国克洛德·罗阿发表了《<阿Q正传>序言》(1953)。1978年，法国弗朗索瓦·于连出版了《<华盖集>法译本序言》和《<鲁迅，作品与革命>导言》(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出版);1980年，弗朗索瓦·于连发表了《作家鲁迅：1925年的展望，形象的象征主义与暴露的象征主义》等。

　　1970年代之后，研究鲁迅成绩最卓著者当属法国米歇尔·鲁阿夫人。 1973年，她发表了《鲁迅，这样的战士》、《对于一个政权的了解》、《了解鲁迅》、《鲁迅，当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死后》;1974年，发表了《阿Q的产生和他死的意义》;1975年，发表了《保卫鲁迅，反击皮埃尔·里克芒斯》、《关于鲁迅》;1977年，出版了《鲁迅》、《官场与欺骗》等;1980年代出版了《论战与讽刺·前言》;1981年，鲁阿夫人为纪念鲁迅百年诞辰而撰写了学术专论《向新的高度攀登，我们会看得更远》;1982年，她在《欧罗巴》(1/2月号)发表了《罗曼·罗兰和鲁迅》等。鲁阿夫人的这些著作，为法国人认识中国伟大作家鲁迅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她的积极倡导和努力践行，她和其他汉学家一起，“在法国掀起了一股介绍、学习鲁迅的热潮，造成了一种‘鲁迅奇观’”9，成为欧洲汉学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三 评价

　　从总体来说，世界对鲁迅及其著作的评价很高。

　　最初，当鲁迅作品尚未翻译到日本时，日本的评论家就已开始评论鲁迅了。1920年9月，青木正儿(1997—1964)在《支那学》月刊著文称：“在(中国的)小说方面，鲁迅是一个属于未来的作家。他的《狂人日记》(《新青年》四卷五期)描写了一个迫害狂的惊怖的幻觉，达到了中国小说家至今尚未达到的境界。”10此时，《狂人日记》在中国刚发表一年多，青木正儿就能如此断言，这除了说明批评家的远见卓识外，还说明鲁迅这部白话文学处女作对日本评论家的震撼力之大。接着，在法国，也是在鲁迅作品尚未翻译到该国之时——1926年，著名文学大师罗曼·罗兰读了《阿Q正传》法译稿后曾激动地说：“这是一篇明确的富于讽刺的现实主义艺术杰作。……阿Q的可怜的形象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11罗曼·罗兰对鲁迅《阿Q正传》的这一高度评价，当时在日本和美国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1935年，美国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就曾说：鲁迅在1921年发表的讽刺小说《阿Q正传》，使得他全国闻名。“罗曼·罗兰就是鲁迅作品的一位伟大的赞美者，说自己曾被这篇作品深深感动以至流下泪来。”12

　　从《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入手，世界汉学家对鲁迅作品进行了全面的、深入的、学理的研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研究流派。上世纪30年代，日本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新居格认为，《阿Q正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仅已经占据了一种经典的地位，而且，也“已被世界接受为名著了”。他说，在日本普罗文学极盛的时代，有人曾批评《阿Q正传》是无聊的，“但我在当时、在现在，对于这一著作的评价，却一点也没有变动。我始终认为，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读过之后，即能理解鲁迅的伟大。”13.实践证明，这部作品已成为汉学家们常说常新的话题。直到70年代末，美国威斯康新大学教授林毓生在其《鲁迅的复杂意识》一文中还说，“虽然《阿Q正传》并非毫无瑕疵，但确是一部独创的、才气焕发的作品，它以其生动的、有特点的人物，中国口语的巧妙运用，以及轻松的风格表现出不同于一般。”他指出，在现代中国人思想中“阿Q”已成为一个特定的类型。因此，这部作品在文学、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4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哈雷特·密尔斯在自己的论文中也指出，正是收在《呐喊》和《彷徨》集中的二十多篇短篇小说，为鲁迅赢得了最广泛的读者。他说，“这些作品是一种新形式的成熟典范，它们达到的高度也许至今无人可以企及。”15

　　随着时间的进展和研究的深入，许多汉学家对《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以外的其他鲁迅小说，诸如《一件小事》、《示众》、《兄弟》、《离婚》等一些回忆性强的、情节淡化的小说也颇感兴趣，且评价甚高。日本文学主义学派代表，日本“鲁迅学”奠基者竹内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竹内鲁迅”观。他在其代表著述《鲁迅》(日本评论社，1944)中将鲁迅小说分为六种类型。他说，“第六种类型是《兄弟》、《离婚》等，这是最具短篇小说特色的小说。在技巧上显示了鲁迅所达到的顶点”。他指出，这两篇作品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夸张与烦琐的说明，“可以说是近于完美的作品。这种完美，是经历了《孔乙己》、《药》、《故乡》、《孤独者》等而完成的”。他认为，鲁迅把自己排除在外，构筑起自己的小说世界。16无独有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帕特里克·哈南对鲁迅的《离婚》、《示众》等短篇小说也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他认为，比起别的作家来，鲁迅的每一篇小说更是一种技巧上的大胆创举，“一种力求达到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新的尝试。”17他说，“《离婚》是《彷徨》里最后一篇，也许是最优秀的一篇作品。它糅合了几种方法，包括性格反语和一个朴实的叙述者讲出的描述性反语。”18他指出《示众》则“显露出了一种新的包容全篇的反语概念。这是走到了散文小说边缘的一部出色的作品，是说明鲁迅对反语结构与构思深感兴趣的一个极端的例子”。他说，这篇作品里没有议论，也没有意识中心，甚至没有人物的姓名。叙述就像一台照像机在逐渐移动，表现出一种“纯客观态度”。在这篇作品里，“所有的感情都是完全克制的，一种平心静气的观察代替了心中的愤怒和轻蔑”。“通过反语技巧的作用，恰恰是缺乏适当的感情赋予这篇小说以力量”。19

　　像《示众》、《离婚》等这样一些淡化情节，甚至没有什么情节的短篇小说，怎么竟成为“最具短篇小说特色的小说”和“一种力求达到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新的尝试”?这些小说对中国和欧洲的传统小说究竟有哪些创新和超越?这一问题，捷克学派汉学大师雅·普实克给出了令人满意的科学解答。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雅·普实克的论据不是从鲁迅白话小说代表作中获取，而是从未编入《鲁迅全集》的一篇文言小说《怀旧》中所得。他的论题是：《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文章开篇作者开门见山地说：“我的研究将只限于一位中国作家鲁迅，并主要限于一部作品，即小说《怀旧》。”他指出，这篇小说是用文言写成，以笔名周逴发表于1911年的《小说月报》。从文体和发表时间来看，它“不像是受五四运动影响而创作的文学”。他说，“尽管如此，当我们阅读它时，却十分清楚地感到这完全是一部新的现代文学作品，而绝不属于旧时代的文学。”他认为，“这篇小说有别于传统小说的第一点，就在于情节结构”：古老的叙述传统，都以明确的情节为基础，情节的解决也即故事的完结。20而鲁迅处理情节的方法是简化，把情节内容简括到单一的成分，企图不借助于解说性的故事框架来表现主题。“作者想不靠故事情节这层台阶而直接走向主题的中心。这就是我以为新文学中最新的特点;我甚至想把它列成公式：减弱故事情节的作用甚至彻底取消故事情节，正是新文学的特点。”21他说，譬如《示众》，完全没有什么情节，整篇小说是现实的明确而痛苦的写照，鲁迅就是要集中读者的注意力于此。鲁迅作品中还有一些类似的例子。所以，他认为“消弱故事情节的作用可视为他(鲁迅)的一项基本原则。”22为了说明鲁迅小说淡化和削弱故事情节的“现代性”，雅·普实克还搬出了伟大的史诗作家托马斯·曼。托马斯·曼在其《我如何写浮士德博士》一书中问道：“我们在小说的领域里必须要考虑的是否已不再是小说本身?”并引用哈利·列文评乔伊斯《芬涅根的守灵》的话：“我们当代最好的作品不是在创造故事情节，而是充满回忆，唤起人们的情绪。”普实克认为，列文的评论完全适用于鲁迅自《怀旧》以始的全部文学创作。“鲁迅作品突出的回忆录性质和抒情性质，使他区别于19世纪现实主义的传统，而合乎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抒情散文作家的传统”。这说明，“甚至在他的早期作品中，这位中国作家就已运用了欧洲散文很晚之后才发现的写作手法。”这就“进一步肯定了我们的观点：在亚洲，新文学的崛起是一个突然的成长过程，它产生的各种类型、体裁的时间和顺序与它们的西方样本并不一样。”23

　　普实克认为，《怀旧》这篇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形式的最大区别，还在于记录这种无关紧要的谈话。在旧小说中，对话是发展故事情节、决定结构的一个重要手段。这篇小说里的对话却是独立的，甚至不像《儒林外史》里的对话那样，服务于刻画人物的目的。这种形式的对话仅仅表现某种气氛、某种情境，或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这是读者在海明威、乔伊斯或福克纳等西方现代作家作品中常常可以见到的。断断续续的谈话无需直接描写，就把人物展现在我们面前，表露出用别的写法无法描述的各种关系，揭示出直截描写绝对写不出的人物的心灵及其犹疑和细致入微的思想感情。这是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主要途径。他说，“有趣的是，在中国文学中正是鲁迅用古老的文言写作时，开创了这个新方向”。所以，他说，“这就使我们得出另一个结论：出现新文学的根本条件并不是像胡适相信的那样取决于语言”24。普实克指出，我们无意否认新文学语言的重要性，然而必须承认，最根本的条件并非是要新的语言，而是要新的作家，要具有现代修养、能用现代眼光看世界、对现实生活的某些方面有完全不同的新的兴趣的作家。“革命必须首先发生在作家的头脑中，然后才能体现在作品中”。25

　　显然，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汉学家们通过对鲁迅作品的深入研究，从鲁迅的具体作品中，从鲁迅的全部创作实践中，逐渐深入地认识了作为作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早在30年代新居格就指出，鲁迅，作为文人，他一方面精通世界文学，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古典文学具有深厚的造诣;他常常站立在比文学更为广阔的视野与见解中发表评论，因此，与其说他是文学家，毋宁说他是更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而兼思想家，同时又具有透视政治形势的见识，站立于这些综合之上的鲁迅，实为其他的作家、文学家所不能企及。”所以他说，“鲁迅的名字，不仅将留在中国，而且将留在世界文学史上，他是现代中国文学界的最高存在。”26俄苏著名汉学家В·谢马诺夫在其《鲁迅和他的前驱者》论著中也指出，梁启超是政论家、诗人、剧作家、长篇小说家，苏曼殊是诗人、散文家、翻译家。“但是，他们都不能与鲁迅相比;鲁迅在散文、散文诗(《野草》)、回忆录、翻译等诸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绩，并创造了一种中国新新型的文艺政论文体——杂文”。27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就说：“今日之鲁迅，几乎所有的人，甚至连他的敌人，都承认他是当代的伟人。”他指出鲁迅赋予“白话”一种引人入胜的技巧和富有活力的风格，在处理生活中最关键的主题时，把讥诮、讽刺和微妙的幽默结合起来，作为杂文作家，“创作了许多具有完美技巧及形式的范本。这些作品，现在连那些不同意鲁迅意识形态的作家也在模仿。鲁迅是公认的白话大师。”28

　　世界汉学家们普遍认为，鲁迅与传统作家的根本不同在于世界观的不同。鲁迅“热爱纯朴的人民和危难的祖国，这种爱激越他，决意用语言武器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而英勇战斗。作家将自己的创作视为改造旧社会、教育人民、解放个性和改造‘国民性’的武器。”29所以，日本许多学者从50年代就在努力探讨鲁迅文学的“出发点”。著名中国新文学理论家岛田政雄指出:“鲁迅从事文学的动机，是为了改造国民精神”。“鲁迅的伟大在于他是中华民族之魂的工程师。”30鲁迅的生前好友，鲁迅研究家增田涉说：“文学家鲁迅是利用写小说，利用小说的力量，来变革维护中国旧社会的旧思想，启发思想的变革。这就是鲁迅文学的出发点。”(《与鲁迅相处的日子》)后继的藤伊虎丸先生更以西方近代“个”的思想来考察鲁迅思想精神发展史。认为鲁迅从“真的人”出发，提出了“根柢在人”的“立人”思想。而“立人”，则首先以“个”的“自立”，即国民主体性的确立为前提。31这样的“立人”的文学创作“动机”和“出发点”，必然生发其独特的，与传统作家不同的艺术观与美学观。所以，В·谢马诺夫认为，鲁迅和20世纪初的小说作家所选择的主要人物之所以不相同，首先在于鲁迅具有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同时他那与众不同的改造社会的方法和观念也起了很大作用。他指出，旧小说作家主要描写上层社会的代表人物，幻想他们得到改造，而鲁迅则大都描写下层人民，旨在唤起民众;谴责小说作家同情人民，然而看不到人民的真正力量。鲁迅则相信黎民百姓，力求洞悉事物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由此，谢马诺夫指出了鲁迅不同于传统作家的艺术表现手法：其一，鲁迅小说读起来动人心弦，但不是像某些谴责小说那样，是靠惊险、奇妙的故事情节吸引人，而是靠自然而精致的艺术结构、所选择事件的典型性和深刻的心理描写而引人入胜;其二，谴责小说描写的人物基本上千人一面，而鲁迅则追随其最富洞察力的先辈作家(曹雪芹、吴沃尧、曾朴)，善于透视人物心理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善于运用“自我解剖”的艺术手法表现主题;其三，鲁迅打破了传统文学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叙事的旧模式。他笔下的过去与现在互相交插，结合得贴切自然、天衣无缝。32

　　诚然，鲁迅具有最现代的美学观和最高超的艺术技巧，然而，这并非成就伟大鲁迅的关键。关键是，鲁迅立志解救民族的“厄运”，因而，经历了充满矛盾而痛苦的个人“厄运”。美国汉学家李欧梵说：“鲁迅的作品最终在中国获得成功，正是他本人的‘厄运’与民族的‘厄运’融为一体而又出神入化地重演的结果。”33法国著名汉学家M·鲁阿指出，鲁迅为了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始终投身到文化战线上政治斗争最激烈的地方，处于最尖锐、复杂的战斗中心。“从一个自由主义者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一个旧社会的反抗者变成一个革命者，从一个陷于孤独力图‘麻醉’自己的灵魂的诗人变成革命的‘主将’，这就是鲁迅走过的道路。”34

　　这是一条漫长的，充满矛盾和痛苦的道路，也是一条正确的，充满激情和快乐的成功之路。在这条“成功之路”上，鲁迅终生充满“矛盾”的独特思维，一直在为他护航，使其胜利地达到成功的彼岸。譬如他“既有整体性的反传统思想，又对某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在认识上，道德上有所承担，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未解决的紧张”35;他既采用欧洲文明的“根柢在人”的思想作为自己文学的“出发点”，但又反对“全盘西化”。鲁迅认为西方各种思潮只是西方内部社会和文化进化的结果，而中国存在的问题则是在中国本身发展进程中产生的，两者可能并不相干。“只凭从外国借来的药方是难以解决中国的问题的。”“他是希望中国人在清醒地了解自己国民性的基础上，将某些本国的和西方的因素创造性地统一起来，找到能行得通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36

　　当然，许多汉学家认为，鲁迅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也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其在饱饮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他掌握了人类知识的“总和”，“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力量。彼特罗夫指出，鲁迅饱览中外名著，他的早期学术研究和翻译活动对其后来的文学创作意义重大;学术研究使他接受了先辈作家的优秀传统，翻译西方作品使他找到了东欧和俄苏文学。但是，彼特罗夫强调：外国文学的影响，“决不会破坏鲁迅创作风格的独立性，决不意味着鲁迅摒弃了自己的民族传统。鲁迅永远是一位深刻的富有民族性的作家。”37所以，埃德加·斯诺和史沫特莱都分别指出：与其把鲁迅称为“中国的伏尔泰”、“中国的高尔基”或“中国的萧伯纳”等，不如把他称为“中国的鲁迅”，因为他是“道地的中国货色”。38

　　其实，这位“中国的鲁迅”，早就跨出国门，成为“世界的鲁迅”。这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骄傲。因为，鲁迅“希望他的祖国强大得足以抵御外侮，而不是去欺凌别国。如果中国有富余的力量，就应当扶助别人，像拜伦援助希腊，波尔约瑟夫贝谟援助匈牙利那样。……‘乌乎，吾华土亦一受侵略之国也，而不自省也乎 ?’”39

　　鲁迅当年“希望”的祖国，如今已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今天，我们继承鲁迅传统、学习鲁迅精神时，尤其不可忘记鲁迅的这个“希望”。我想，也许，这正是世界鲁迅译介与研究的根本和现实的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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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А.Н.Желоховцев.Лу Синь в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синологии.с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82,№3,сс.72-81.)

　　2［美］薛爱华：《汉学的内涵与现状》，转引自周发祥：《比较文学与国际汉学的学科同异性》，《中国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1期，第148页。

　　310［日］青木正儿：《以胡适为中心汹涌澎湃的文学革命》，日本《支那学》1920年9—10月号。

　　411参阅《罗曼·罗兰评鲁迅》，1926年3月2日《晨报副刊》。

　　5实际的数字肯定比这大得多。譬如2009年11月13日中国新闻网载文《鲁迅研究在韩国：在韩国最黑暗的时代引发共鸣》(［韩］李润姬 撰)，其中提到对鲁迅“相关研究的论文也有400余篇”。因为，我没见到相关的《论文索引》，所以不敢使用。

　　6［美］史沫特莱：《追念鲁迅》(傅东华 译)，上海《文学》月刊1937年第9卷第4号。

　　7［美］史沫特莱:《鲁迅是一把剑》(凡容译)，安徽《文化月刊》1939年第3期;

　　8［美］史沫特莱：《论鲁迅》(黄源译)，1939年12月，金华《刀与笔》月刊创刊号;

　　9钱林森著：《中国文学在法国》，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243页。

　　12参阅美国《亚洲》杂志1935年1月号第40—42页。

　　131626转引自严绍蘯、王晓平《中国文学在日本》，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324、361、322、325页。

　　143536［美］林毓生：《鲁迅的复杂意识》(尹慧珉 译)，载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40、46—47页。

　　1539［美］哈雷特·密尔斯：《鲁迅：文学与革命——从摩罗到马克思》(龚文庠译)，《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中文载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页。

　　171819［美］帕特里克·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张隆溪 译)，载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3、323、325—326页。

　　212022232425 ［捷］雅·普实克：《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沈于译)，载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66、468、469、470—471、470—471页。

　　2732В.И.Семанов.Лу Синь и его предшественик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Масква 1967，стр.94,102、97、120—121.

　　28［美］埃德加·斯诺：《鲁迅——白话大师》(佩云 译)，《鲁迅研究资料》4，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0—421页。

　　2937 ［俄］В·彼特罗夫：《中国人民的伟大作家——鲁迅》(宋绍香译)，载宋绍香编译《前苏联学者论中国现代文学》，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37、52页。

　　30［日］岛田政雄:《鲁迅论》(节译自岛田政雄著《中国新文学入门·Ⅰ》)，载武鹰 宋绍香编译《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第四辑——现代文学专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

　　31参见张梦阳：《日本鲁迅研究对我们的启示》，《光明网》2006-08-02-6：00。

　　33［美］李欧梵：《一个作家的诞生——关于鲁迅求学经历的笔记》(盛宁 译)，载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81年版，第130页。

　　34［法］M·鲁阿：《中国革命中的一位知识分子》(蒋靖萍译)，《鲁迅研究资料》19，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72、184页。

　　38参见：［美］埃德加·斯诺《中国的伏尔泰——一个异邦人的赞辞》(蕊译)，1936年11月25日《大公报》;［美］史沫特莱《鲁迅是一把剑》(凡容译)，1939年10月《文学月刊》(上海)第3期。
 

作者：文贝    2014-03-04 07:38分类：回忆与思考标签： 文革 研究
中国几十年对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和思考经历了伤痕文学、诉苦文学、反噬文学、、回忆录文学几个阶段，正在突破“官式文革史观”和各种政治束缚，向真正的历史研究之路进发。

批判文学。主要发生在四人帮被捕后，开始“拨乱反正”期间。在中央统一部署下，除了揭批四人帮和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罪行”外，由主流媒体引导下开展了以大批判为中心的文学创作。其中1979年陈禹山关于张志新《一份血写的报告》和刘宾雁《人妖之间》颇有影响力。同时，通过歌颂平反人物来反证政治上的政确。如莫文骅《少奇同志给我一匹马》、何为《临江楼记》、了巴金《望着总理的遗像》、丁一岚《忆邓拓》、楼适夷《痛悼傅雷》、宗璞《哭小弟》等。这种批判一直维持到1979年至1981年的《两案审判》。

伤痕文学。最早起步于北京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后来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梦》、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郑义的《枫》、周克芹描写农村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发表于1979年）、古华描写小镇岁月的《芙蓉镇》 （1981年发表）、、叶辛展现知青命运的三部曲《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风凛冽》、《蹉跎岁月》等。这些作品大部分以知识青年下乡为主题，揭的是年轻人的伤痕。

诉苦文学。主要集中在文革中受难的老干部子弟和曾经被迫害的文化人。如巴金的《随想录》、丁玲《“牛棚”小品》、萧乾《“文革”杂忆》、杨绛《干校六记》等。以及刘少奇夫人及子女、邓小平子女等高干子女及家人的文革回忆文章。

反噬文学。这种思潮主要在1989年“64”结束后。在批判文学中担任领军人物的文化人或官僚被整肃后，开始了所谓的“反思”。这部分人大多数是早年追求革命，文革受到冲击，文革后重新出山，又因自由化而下台。在“大彻大悟”中展开了对共产党的反噬。包括刘宾雁、胡绩伟、李锐、杨继绳、李昌、何家栋、李普、李慎之、朱厚泽、谢韬等。

回忆录文学。在2000年左右，写回忆录成风。无论是达官贵人、文学巨匠，还是社会小人物，都开始写各种回忆录。有的在国内公开发表，有的地下出版。有的在港澳台出版，有的在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出版。由于这些文章大部分脱离了国家新闻出版的控制范围，既被政治利用又没有审核标准，出现了良锈不齐或粗制滥造的问题。

   正名文学。2000年之后，随着国内政治空气松动，许多人通过境外媒体或网络，发表的了一些非主流的文革回忆录。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梁效）写作组长范达人的回忆录,《“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王力反思录》、四人帮党羽原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写的回忆录《十年一梦》。原外交部工作人员马继森的回忆录《外交部文革纪实》、文革初期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聂元梓撰写的《聂元梓回忆录》、林彪集团主要成员原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上、下册）》原兰州军区第一政委、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冼恒汉生前口述写成的长篇回忆录《风雨八十载》、由丁盛口述、余汝信整理编注的《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重庆工人造反派领袖黄廉的回忆文章《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清华大学"四.一四"派红卫兵骨干周泉缨的新书：《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黑龙江学生造反派领袖范正美回忆录《秋梦追思》、文革中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文艺组组长陈冀德的回忆录《生逢其时——“文革”第一文艺刊物〈朝霞〉主编回忆录》、武汉市“文革”风云人物、群众造反派组织“新一冶”一号头头曹承义的回忆录《悲欣交集话文革》、原重庆反到底一号负责人，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付主任李木森的回忆录《亲历重庆大武斗---重庆反到底一号勤务员自述》、《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汪东兴著《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吴德的回忆录《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邱会作回忆录》、《李作鹏回忆录》等等。这些回忆文章颠覆了几十年来，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的定义：“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的 “官式文革史观”。他们的出现，打破了文革史研究领域的沉闷局面，丰富了文革史研究的材料来源，使文革史研究突破官方历史的特征，向真正的历史研究之路回归，为文革史研究带来了一缕新鲜的空气。

大陆公开出版与主流政治结合较紧。

能够公开出版发行的都是经过审核，至少没有违背主流政治原则的。叶永烈的文革系列小说文章、一些文人的所谓“文革史记”。《文坛风暴纪实》（夏杏珍）、  《八载秦城梦》（袁浩）、《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大纪实》（林希）、《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大跃进亲历记》（李锐）、《顾准自述》、《胡风自传》、《刘少奇冤案始末》（黄峥）、《牛棚杂忆》（季羡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毛毛）、《十年风雨纪事》（吴德口述）、《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等。这些作品紧扣中央对文革的定论，较好的配合了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否定。

地下出版物空间较大。

一些无法通过审核的作品，有的通过版打擦边球找小出版社出版，有的干脆自己掏钱印刷，或者在网络上直接发表。《悲欣交集话文革》（曹承义）、《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杨立）、《一个小人物的苦涩记忆》（李执民）、《粟裕大将的蒙冤与平反》（徐充、刘顺发）、《一个右派分子在乡下的忏悔日记》（刘皓宇）、《反右蒙难五十年》（王玉林）、《七机部文革八年——杨国宇日记》（杨国宇）、《文革沉思录（全三册）》（王军胜）等等。

海外出版政治观点伸缩性较大。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陈伯达口述》、《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陈晓农）、 《共和国部长的挽歌：张霖之的奋斗与牺牲》（俞虎）、《红色纪念碑》（郑义）、《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 宋柏林）、《红卫兵这一代》（米鹤都）、《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 》（ 穆欣 ）、《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丁盛口述、金光访问记录、余汝信整理编注）、《秦城春秋：中国第一政治监狱实录》（方舟）、《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 （沈如槐）、《生逢其时——“文革”第一刊物《朝霞》主编回忆录》（陈冀德）、  《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徐景贤 ）、《“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全两册）》（张云生、张业堃）、《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王友琴）、《文革“五大领袖”：聂元梓回忆录》（聂元梓）、《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范达人）、《我在毛泽东身边的一万个日子》（李敦白）、吴法宪回忆录（上、下册）（吴法宪）、《回顾与反思》（姚文元）、《李作鹏回忆录》（李作鹏 ）、《邱会作回忆录。（邱会作）、《十年文革：李雪峰回忆录》、（李雪峰）  《血与火的历炼：施义之纪念文集》 （陈枫）、《烛尽梦犹虚：胡耀邦助手林牧回忆录》（ 林牧）、《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录》（李志绥）、《李锐日记（1-3）》（ 李锐）、《风雨人生路》（刘文忠）、《虽九死其犹未悔：我的父亲胡风 》（ 晓风）等。这些作品突破了主流政治的禁锢，既有对文革的控诉，又有一些辩护式的文章。政治上的立论大部分都建立在否定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内容充满着胡编滥造和不真实的问题。

逾越政治制度和突破“官式文革史观”尚需时日。

就目前而言，逾越政治制度和突破“官式文革史观”都很难登上国内媒体的大雅之堂。没有自由的创作不可能是真正的思考和反思，这种现象继续下去只能让更多的人对文革史痛上加频。在国家坚持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应当允许社会在宪法的框架内充分讨论。希望这个过程不要太久，否则当文革史被一些人的创造固化成定式以后，伤害的不仅仅是文革过来人，也包括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无论是经历者还是后来人都有权以自己的观点解读文革史。

无论是政治上的应景文章还是所谓真实的回忆录，都存在着政治倾向鲜明，史实不准确、美化拔高自己、文过饰非、颠倒是非、选择性记忆等等通病。既有 “官式文革史观”的帮衬，又有应合政治的作文。

很多回忆录并非是亲历者的真实，更多的是 “公撰”或者文人操刀之作。即使是亲自执笔，也隐恶扬善，把自己打扮的一贯正确，把问题推给别人，功利性强。公撰者则公器意识强，文过饰非，挟加私笔。很少有人能真正把自己放在历史的手术台上，像卢梭的《忏悔录》那样，解剖和拷问自己。

 傅苹回忆录严重失实遭质疑 ，李鸿章回忆录是美国记者独撰。陈丕显回忆录违背历史吏实，李志绥回忆录胡编滥造等等问题，说明社会大部分人并没有把这些东西当作是真实。

邱会作回忆录不反毛泽东，不反文革，不反共产党而反对小平。吴法宪回忆录反毛反周歌颂林彪。都只是个人态度。

不能像汪东兴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受到质疑和批评后，发誓再不写东西了，说“那既对不起死人，也得罪活人。再写，我就真得无颜见主席了。”完全没有必要，他完全可以继续坚守自己拥毛反四人帮反邓小平歌颂林彪。无论是介意批评还是喜听赞美，都容易陷入受影响的泥潭。

所有文革的经历者或者后来人，都有权或者有资格发表自己对文革的评议。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民历史的组成部分，是非对错只能由人民评判。

跑到国外隔着墙头扔石头的不算好汉，靠胡编滥造涂抹历史至少在人格上不过关。人不能损失自己的语言能力，敢于直面自己和勇于说出真相才称英雄。

对于文化大革命，有不同观点很正常。只要不走极端，刻意歪曲或粉饰，都值得提倡。

文革研究正在走向历史研究之路，这是社会的进步。2014.3.4

• 怎样喝茶不容易得结石

• 2012-10-15 03:20　来源:中国杯壶网　关注度:3311　责任编辑:朱小芳
• 　　导读：结石患者可以少喝一点茶，但要泡淡一点，这样可以降低茶叶的浓度，使草酸的浓度相对降低。注意不可空腹喝茶。以免大量的草酸吸收进入体内，形成结石。

• 　　【中国杯壶网讯】茶喝多了容易得胆结石或肾结石，以至于一些靠茶提神、喝茶养生的人开始戒茶。为什么喝茶容易得结石的呢?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泌尿科助理教授约翰表示，茶凉了后含大量草酸盐，会形成小结石，阻塞输尿管，增加患结石的风险。

   

  　　那怎样喝茶不容易得结石呢？约翰教授指出，对于普通人而言，消化液会对结石的形成起到缓冲作用，因此喝凉了的茶结石的几率就小很多。

   

  　　茶凉后含大量草酸盐，会形成小结石，并且温水泡茶浸出有益化学成分不如热水充分。因此，最好先用70℃—80℃的水泡茶，待温度降到60℃左右时再喝。一定不要超过70℃，茶太烫会对咽喉、食道和胃造成强刺激，引起黏膜病变。此外，反复冲泡或冲泡时间太长，茶叶中的茶多酚、维生素、蛋白质氧化变性，有害微生物也会增多。

   

  怎样喝茶不容易得结石

   

  　　有人习惯茶凉了后再往茶壶中兑些热水继续喝，这个过程中如果不添加茶叶，茶中的草酸含量不会发生变化，因此可不必担心。但这种方法不易使茶中营养成分溶解，也不易沏出香味。

   

  　　为减少和排出结石，专家建议最好以喝白开水或柠檬水代替喝茶，柠檬含大量柠檬酸钠，可以防止肾结石;而每天最好喝每天2000-3000毫升的白开水，可以使尿量尽可能达到2000毫升以上。其次要限制肉类的摄入量，特别是动物内脏。此外，菠菜、土豆、芦笋、胡萝卜、榨菜、带鱼、浓茶、速溶咖啡等食物也要少吃。

   

  　　如果实在难以戒掉喝茶的习惯，专家表示结石患者可以少喝一点，但要泡淡一点，从而降低茶叶的浓度，使草酸的浓度相对降低。而且切忌空腹喝茶。因为空腹喝茶，会有较大量的草酸吸收进入体内，形成结石的机会比较高。

饶平茶区特色及茶业持续发展的前景

2005-3-6 点击: 54次  中国茶城网

    饶平县现有茶园面积4000公顷，年产量5000吨，约占全省乌龙茶产量的1/3。历史上，饶平是个古茶区，数百年来，制茶技艺、品种的利用、名茶生产等方面，都有过辉煌的记录。在现代，饶平又是个进步的新兴茶区，在近二十年，普及了岭头单丛良种，建立连片的单丛茶生产基地和一个茶叶专业镇，创制了闻名全国的名茶岭头单丛，同时，还为广东乌龙茶的发展，在良种繁殖推广、制茶技术指导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饶平茶区的历史和现状，有哪些特色，本文，仅从技术的层面，谈些认识和体会，并据以提出发展饶平茶业的一点粗浅看法，不一定切合实际，片面之处，请指正。

一、饶平茶区特色

    1、潮州乌龙茶的发祥地

    饶平以及原饶平县属的凤凰山，是潮州乌龙茶的发祥地。以饶平待诏山‘黄茶’的出现为起点，距今已有三百多年。怎么知道‘黄茶’是乌龙茶的发祥，因为黄茶运用‘做青’的技法，这个判断，是从流传至近代的‘黄细茶’制法得出的。《潮州府志》载（1684年）：潮地茶佳者罕至，今凤山茶佳，亦云待诏山茶，亦名黄茶。《饶平县志》（1687年）：待诏山，在（饶平）县西南十余里，土人植茶其上。郡称待诏茶。……四时杂花不绝，亦名百花山。《广东通志稿》（1935年）说：黄细茶，……将所采茶叶置竹扁中，在阴凉通风之处，不时搅拌至生香为度，即用炒镬微火炒之，复置竹扁中，用手做叶，做后再炒……。凤山黄茶，在100多年以后的1777年，还见之文献记载，范瑞昂《粤中见闻》中说：……凤山茶，亦可清膈消暑，一名黄茶。联系1830-1850年间，饶平已经有‘单丛凤凰’‘线乌龙’茶叶外销，可见‘黄茶’这一称谓向‘乌龙’转变，当在1777以后，而制作工艺更为精细，原料精化为‘单丛’采制。乌龙茶发祥地的意义在于反映古代先民的智慧和技艺，促使凤凰水仙品种的开发利用，当今，由凤凰水仙繁衍的单丛品种得以成为广东的主体品种，其中应有古代茶农的一大贡献。

    2、利用良种，经历了长期的实践探索

    饶平历代茶农对品种的利用极为踊跃。据《饶平茶叶志》（1987）资料，从清朝以至民国，除原有‘凤凰水仙’和‘单丛’等自生品种外，多次引进外省品种。清代中期，西岩、柏峻引进‘种籽茶’小叶乌龙。清末至民国时期，引进了本山、梅占、小叶奇兰。新中国建立以后，更批量引进毛蟹、黄旦、铁观音、福建水仙、诏安八仙、慢奇兰、大叶乌龙等十余个品种。历史上，饶平茶区有各种各样的品种，正面的效应是可以生产多样化的产品，发展了制茶技艺；负面是带进一些质差、价低的品种，难免效益低下而遭受淘汰。饶平在品种探索中，早期的主要成果是生产了多种多样的品种茶；现代的主要成果是‘岭头单丛’的选育和推广，这个品种的选育从1961初选至1981年定名推广，历时20年，又经大面推广和通过国家区试审定，成为广东乌龙茶的主干品种。岭头单丛在饶平大面积种植，改变了旧的品种格局，随之带动一些相关环节的实践，如栽培、加工、品种布局等，并取得了经验。

    3、名优茶的创制和产销，有辉煌记录

    历史上，饶平以‘单丛’和‘线乌龙’两类产品外销,曾闻名海外。已知的早期记录是1830-1850鸦片战争前后。据陈椽《茶叶外销史》（台湾碧山岩出版社）：在19世纪中叶，广州茶叶输出……运销欧州、美州、非州、及南洋各地。如鹤山的‘古劳银针’、饶平的‘单丛凤凰’和‘线乌龙’、河源的‘烟熏河源’都畅销国际市场。按这段记载的年限推算，距今约160多年。事实上，‘单丛’和‘线乌龙’从创制到批量出口，实际的生产历史当然要长得多。清末至民国时期，饶平茶的花色品种更多，如凤凰单丛、深坑单丛、西岩乌龙、西岩奇兰，柏峻乌龙、柏峻梅占、岭头奇兰等。岭头奇兰在民国时期出口南洋而享有声誉。‘单丛’和‘线乌龙’（或称‘一线红’）等，能够成为花色产品出口，当然不在少量。据1937年数字，茶园面积400公顷，产茶150吨，时称盛期。后来，‘单丛茶’崛起，其它传统名茶的产制日微，其中固然有优胜劣败的因素存在，也由于统购统销，追求产量，在集体生产条件下拉齐补平，致使传统名茶消失，总使人有遗憾之感。

    近二十年，‘岭头单丛茶’以其特有的花蜜香味、浓醇回甘耐泡，一跃成为全国名茶，形成饶平名茶的新格局。今后,希望以‘岭头单丛’为中心，通过评估‘产地名茶’的方式，鼓励产地间的竞赛，在县区内发展更多的单丛名茶产地；还可在岭头单丛 中派生新的花色，最近有一种称为‘黄金片’的，品质和命名对消费者有吸引力，值得提倡。也希望借鉴历史经验，在单丛类中，有选择地发展单丛的兄弟品种或其它适销品种，丰富名茶种类。

    4、精湛的制茶技艺，名声远播

在历史上，饶平拥有各类品种茶的栽、制经验。岭头单丛品种的制作技艺，是在吸取传统经验基础上，经过反复试验研究取得的，经过示范、推广，取得很大成绩。同时，还把岭头单丛的制法传授到梅州，派出去的师傅用全机械作业，制出有‘品种风味’的单丛茶，做出很大贡献。

    单丛茶的传统加工有个共性，以精细闻名，不同的单丛，各有特异的加工方法。岭头单丛茶的工艺流程，是加工工艺与品种特性的有机结合，表达了岭头单丛茶特有的品味特征，是乌龙茶制作的主要技术成果之一。

    从古至今，饶平有各种名茶技艺，时过景迁，技艺进化了，风格也变，比之传统，总是往上走的。但也不尽如此，如果品质有问题，应可以从传统经验吸取长处，弥补不足；再一个问题，有些名茶技艺和品味，恐怕已经变形，举个例子，问‘线乌龙’（如西岩乌龙之类）的传统风格怎样？是‘青’是‘黄’？答曰：‘青’。但如果是‘青’，又何以见证‘红线’，即所谓‘金线红边’？是进是退，值得探究。

    5、茶区布局，印证了‘区域特质’出好茶

饶平的传统名茶以及现代名茶，主要出产于西、北部山区，如‘双髻娘’（海拔1036米）东南侧的岭头村（海拔300-400米）、‘石壁岽’东南侧的‘田峰山’（海拔350-690米），以及北部海拔1255米的‘西岩山’南侧一带。

据统计，在1987年以前，（按当时面积1785公顷计），饶平茶园的海拔分布：800米以上的占4%，500-800米的占30%，250-500米的占35%，250米以下占31%，基本上以中、高山为主，当时的品种构成以色种为主，岭头单丛尚占少数。

    1981年开始推广种植岭头单丛，至1995年，单丛面积达到3300公顷，单丛茶园的海拔分布有下降趋势，主要从海拔400米处向低山、平地延伸。实践经验证明，在平地、低丘的单丛茶园品质表现与高山的不同。岭头单丛是个高产优质型品种，在低丘、平地栽培，虽然高产，但不利于品质，如何提高环境质量，改进栽培技术以提高品质，是今后必须解决的问题。

    总之，饶平茶区的形成及其发展，具有鲜明特色，反映在技艺上是开拓进取的，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一定的历史时段，生产力也逐步提高，但要保持继续增长的生产率，茶农有所积累用于改进生产手段、提高素质，还须作很大的努力；再是茶园的环境和土壤质量，由过去用有机肥料转用大量化肥、由无农药可用到大量使用农药，导致环境、土壤质量下降等等。围绕这些问题来探讨饶平茶业的持续发展，在技术方面，应有许多工作可做。

二、饶平茶业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基础

    饶平茶叶达到现在的生产规模，是长期历史积累、尤其是近数十年主管部门和全县茶农共同努力的成果。在现有产量基础上，茶叶持续发展的近、远期目标：①是进一步提高茶叶质量，并注意食品安全；②是促进产-制-销的协调发展，增加茶农收入；③是合理利用、保护、改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实现这些目标，主要采取‘重质量’、‘兼顾产量’的‘质量化’策略，通过提高‘品种、栽、制’质量、提高‘产品’质量、提高‘茶农’素质等途径来实现。

    以下，仅以个人片面之见，就目前茶叶生产中的某些技术措施问题，谈一点看法。

    1、‘优质栽培’问题：

    提倡在单丛茶中实施‘优质栽培’。‘优质栽培’是个大概念，这里仅强调单丛茶栽培中如何达到鲜叶‘优质’，以适应单丛茶的加工要求。优质栽培有3种可能途径：①通过土壤营养调节，强调全面营养和控制氮肥用量，生产优质鲜叶；②通过水分调节（如‘节水栽培’）和生长控制，生产‘季节性’的优质鲜叶；③利用和创造有利的生态环境，生产优质鲜叶。

    在现阶段，一些具体做法如：①纠正在单丛茶中大量施用氮素化肥的倾向，提倡‘低氮’施肥。防止只顾产量、不讲质量的用肥方式。②提倡施有机复合肥和有机杂肥，提高鲜叶的内在质量。③在低丘、平地的水田茶园中，结合夏季修剪和秋冬用水、节水的农业措施，增产‘秋、雪茶’。④在中、高山茶区，指导茶农提高栽培管理水平，提高土壤肥力，提高优质茶比例；改善茶区生态环境，包括水土保持、保护林木等措施。⑤宣传茶叶食品安全生产知识，在全县尽快实现茶叶无公害生产。

    2、‘加工品质’问题

单丛茶的加工，在同样的条件，各人的技能参差不一，对品种的本性认识不一，有的人可以制好茶，有的质量差，所以，‘加工品质’的差别，是指同样条件下各人的技能和认识的差别。

    提高单丛茶的‘加工品质’，重点是开展技艺交流、完善设备条件、鼓励技术创新。例如：①工艺和品种‘协调’的知识，岭头单丛是个‘烈性’品种，涩水多，容易发酵，如果做茶以‘急性’对‘烈性’，涩水转不了，转变香气的功能也压住了，结果‘味重无香’，所以，岭头单丛茶的加工，必定非常仔细；②纠正‘轻做青’的倾向，正因为岭头单丛是‘烈性’品种，要以适当的‘柔性’来把握，要有‘轻、重、长、短’的柔性配合。‘轻做青’是‘急性’做法，是苦涩原因之一，在低丘、平地茶区更为突出；③开展制茶技比赛，提高技艺水平，使制茶人员认真考究‘做青’细节和‘焙茶’细节，如何‘天、地、人’结合，灵活运用；④挖掘、借鉴传统经验，考究40年前或60年前的单丛茶，是什么品味；通过继承，创制新的花色产品；⑤作为一个方向，在有条件的乡镇管区，组织农户投资完善设备，进行‘合作加工’，对于提高加工品质，有实际意义，也是朝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3、产品多样化问题

发展多样化产品，提高竞争力。实现这一目标有多种途径：①在岭头单丛中，改革工艺，提高香味品质、派生新的花色产品，改变‘命名’单调、‘品味’单调的现状。就命名来说，早有‘国宾茶’先例，还有最近的‘黄金片’。其它单丛茶市场中的‘老树单丛’、‘老陈茶’，也并非一定要挂品种名称；②建议在中、高山茶区，有选择地发展一些新的单丛品种。据记载，民国初期，新塘乡深坑村就有‘乌叶黄枝香’、‘大号黄枝香’‘乌叶杏仁’‘芝兰’等名目，1974年剩有16株，产量46.5公斤，并不单调，问题是没有繁殖利用。③围绕产品多样的方向，建议业务主管部门，进一步定位茶区产品及品种，在品种布局问题上给予指导。

    4、挖掘传统名茶问题

作为参考，建议有选择地继承、恢复传统名茶产区，对产品给予从新肯定和推介，但要摆脱定名的老框框如大叶奇兰之类；建议创制一种新的‘线乌龙’，现代没有这个名称，用什么类似的品种好，试试再说。

    5、田峰山名茶科技示范基地——新举措、新局面

1998年成立的田峰山示范基地，在短短数年内，取得显著进展，一是利用和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在茶叶食品安全生产方面取得成果，通过了 AA级绿色食品认证；二是改变栽、制管理思路，提高单丛茶的产品质量，在优化品种布局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

    示范基地的措施，虽然实施的时间不长，经验是宝贵的，要点是：尊重、维持‘生态系统’的自然秩序，纠正过去过多使用化肥、乱用农药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做法。布局茶、果、林‘复合群体’，改善茶园小气候环境。在茶园管理中革新观念，用‘重质量、兼顾产量’的管理方式，提高茶叶的质量档次。

    当然，示范基地的建设，限于时间和物力，达到生态、经济效益的良好循环，任重道远。但其新经验，值得重视推广。

    总之，饶平茶业可持续发展的技术措施，将是：进行品种和栽培规模的合理配置，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并使环境得到保护；进行栽培技术改革，合理使用农药、化肥，用地与养地相结合，提高地力，保持水土等；进行设备更新，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加工过程‘质量化’管理，提高技艺，工艺改革和创新等。三、提高营销活力，推动饶平茶叶的可持续发展

    营销的主要目标是：实现‘量’和‘质’的跨越，把市场‘做好、做大’，提高效益。增加茶农收入，积累资金，是推动饶平茶叶稳定发展的主要动力。在目前市场竞争剧烈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要以重新创业的精神，塑造新形象，让昔日的辉煌重现。如何做，本人没有研究，仅是皮毛地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1、市场方向

    有专家认为：乌龙茶在市场竞争中的比较优势是品味、保健、艺术和健美时尚，国内乌龙茶市场和国外市场将进一步扩大。就目前形势，饶平茶叶的市场方向，主要是内销，也要争取出口机会。广东是乌龙茶消费大省，估计年消费超过3万吨，先要‘做大’省内的生意，也要向外省延伸，十年前已有‘国宾茶’先例。饶平茶叶不缺历史‘名望’，缺乏的是‘市场形象’，如产品包装，产品花色、质量品位、文化品位、本县的茶叶市场、各大中城市的茶叶市场，饶平茶的形象都不够突出。如何拓展茶叶市场，在整体上，要有政府和主管部门组织策划，龙头企业联合带动，共同努力。龙头企业产业化经营是个热门话题，对茶叶来说困难不小，国外评论：中国茶叶生产还停留在家庭小规模方式，生产方式和生产设备落后，缺乏更新设备和提高工艺的资金支持，缺乏必要的管理水平。尽管如此，培育龙头企业走产业化经营，是茶叶经营变革必由之路，希望饶平茶叶的龙头企业，在市场开拓中，做出贡献。最近，饶平包装已经有了好的开端，继续做好其它内功，在市场开拓中，更上一层楼。

    2、发展‘强势’的营销队伍

    饶平茶叶的营销队伍，在市场竞争中，相对来说，是一支‘弱势’群体。历史上，饶平茶叶生产以自主‘买卖’为目的，自有其‘农-商’沟通渠道，但在计划经济时期，统购统销‘愁买不愁卖’的‘坐待’意识，影响了一代人，以致市场开放以后，产品流通渠道闭塞，虽有出击，势单力薄，声势不大。茶叶营销要摆脱封闭，信息虽可从各种渠道得到，但实在的还是要多出去看看。主产镇、主产区的管理部门，要鼓励引导有实力的大户，运销商，在做‘家门’生意的同时，寻找时机，向外发展，造就一个‘强势’的营销群体。

    3、行销导向

    目标是：提高饶平茶叶的‘知名度’和‘信誉度’，扩大销售量。经营策略如：①‘质量型’的行销导向。通过质量化生产方式，提供各种名茶、高级茶、有机高级茶等，是提高知名度的主要方式。②‘信誉型’行销。通过优化等级，严格区分名茶、高级茶、普通茶，茶价与质量相符，讲究诚信经营；③‘需求型’的行销导向。通过改进‘产—制’技术、提供适合消费者品味的花色产品。④引导消费。与茶艺文化结合，卖茶也卖茶艺，教育顾客如何冲泡、品尝单丛茶，培育单丛茶品味爱好者。

易学大师潘雨廷及其师友

刘衍文

摘录刘衍文先生《易学大师潘雨廷及其师友》部分章节，全文见刘衍文《寄庐杂笔

我对每一个有德之人，每一个读书有得之人，都是很敬重的。但如问我究竟对谁的学问最为敬仰，古人且不说，今人则除了钱锺书先生而外，就是潘雨廷先生了。 

潘先生精通古今中外的哲学，对于《易经》的各种流派，《易经》在其他各种哲学流派影响下的变化及其得失，说来真是如数家珍。最初，请他来上海教育学院对教师开设讲座，是我征得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蒋锡康先生的允若而安排的，他到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工作，是我向过去的朋友，时任中文系副主任、研究生副所长的叶百丰先生力荐的，而他评上副研究员、正教授，前后也都是由我写出鉴定的。 

那些评职称的送审材料委实不能代表潘先生的学术水平。有人对之颇多挑剔，由于不了解先生的苦衷，这是难怪的；有人却把他奉若神明，甚至某些新闻报道和小说也大加渲染、神乎其神，而一些医生、技击家、气功师、术数家则纷纷借其名以自重，以为获得他的真传，那也简直是胡说八道。先生学术的精粹之处这班人全然不晓，只抱住一点，就随心所欲，任意发挥，那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这里只想如实写下一点我之所知所感，以为永怀，并奉献对《周易》有同好者。 

二

潘先生自圣约翰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就一直居家研《易》，在到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任职前，从未正式有过工作。他的父亲是旧日浦东银行的总经理。我的难友、原上海佛教协会副会长吴企尧先生与其父、其兄皆有交往，但与其本人却不熟悉。正是由于当时家庭经济条件较好，所以有优裕的环境足供他长期向学。据潘先生自己说，他的研《易》，所以能锲而不舍，最初和他母亲的病痛乃至逝世有很大的关系。他是能 “转益多师”,就历代哲人的《易》学研究来说，他可以说是集大成者。 

对潘先生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杨践行先生和薛学潜先生。当初我和王逢年先生、丁济华医生一起，由社会学家应成一先生介绍，并陪同我们去潘家听过杨、薛两位先生及潘先生约三周的课，随即因十年浩劫与世隔绝。及至拨乱反正、恢复自由后，再因张大文、黄福康诸君之介，重新与潘先生有了联系。才知杨、薛两位先生都已归道山，当时听课的王逢年和丁济华也已先后去世，惟成一先生健在。同时得交与杨、薛两家有通家之好的傅紫显先生。潘先生曾对我们谈起杨、薛两先生的轶事，而傅先生尤知其详。可惜我今撰此文时，成一先生早已辞世，两年前，傅先生又忽告病故。不然，很多存疑的事，都可向他们请益的，这是很大的遗憾。 

当初我们去听课，是由薛先生首先开讲的。薛先生是近代著名经办洋务的外交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薛福成（1838—1894）的长孙，父薛翼运（1862—1929），字南溟。薛先生小时，其父聘请钱基博先生为家庭教师，讲授过查理?斯密所编的《小代数学》。钱老有文记其事，但没有道出他这位学生的名字。先生字毓津，尝游历世界各国，创办实业，著有《政本论》。桐城吴挚甫（汝纶）先生就是他的外祖父，程序他“可绳乃祖”。后潜心于《易》学，专著有《<</FONT>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超相对论》等书，颇流行于海外。我们去听课时，薛先生又有新著两种陆续印行。他对我们讲的似乎是“宇宙起源与河图、洛书”这一命题，发了二十多页讲义。听课的人很多，男女老少，济济一堂，有的还不时点头，我们却都听得莫名其妙。只约略记得论证宇宙星云的布局与河图、洛书的运行规律完全一致，我想这里面是否会有些牵强附会呢？上面提到的后两本书我都翻过，但一点不得要领。老友傅先生见告，旧书店有廉价可得，是否把他买来？我说，我买书只讲实用，要是买书不看，或看不懂，何必虚张门面呢？前几年傅先生又与其亲友联系，想整理薛先生全部遗著，要我作序，我说，对薛先生的学问，我一点门径都摸不着，让我如何下手去写？倘潘先生在，那就好了。 

潘先生曾和我讲起薛先生的一个奇论：他说人们都讥笑“历史循环论”的非是，其实，宇宙的历史、世界的历史、社会的发展，全部都是循环的。“朝茵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推而广之再广之，扩而充之再充之，由于时间过长过久，人类的历史和智力尚不能见，故不能知。薛先生提出了一个计算方法，以星际间的距离速度，转换为时间的长度，得出十二亿年为一最大循环的结论。曾演讲给我听，问我信也不信。这是薛先生不轻易为人言的，估记于此。 

杨先生字圣一，生活清苦，度日维艰，平时薛先生常有所资助。他潜心《易》理，坚毅不拔。他的讲课，皆平正通达。近人根据马王堆出土文物才发现的，杨先生大都皆先行推断而得。他的著作，傅先生都借我看过。潘先生尝从杨先生学气功和太极拳，但我陪潘先生去看尢彭熙博士时，尢说其站桩姿势先就不对，气犹未通，途径走错了，那是很危险的。后来我又请几位有气功的人来检测，奇怪的是，不论气功师功力高下如何悬殊，测别人的气功能量都大致不差，他们都一致认为潘先生其实无气可言，好像并未练过功。为此我请教了傅先生，而傅也早有察觉，曾私下问过潘，潘回答说：练与不练是一样的，一通百通嘛。《易》之道无所不包，有了《易》，什么都解决了。 

我不知杨先生的气功究竟功力如何。但他始终忠于他的研究。潘先生说，杨先生曾和他私下谈起，说曾三次梦见伏羲，与之论道，得益甚多。问我信也不信？我说：精诚所至，日夕怀之，自然就会形诸梦寐的。孔子欲从周，就经常梦见周公；刘彦和崇拜孔子，“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寐，乃怡然而喜”（见《文心雕龙?序志》），倘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剖析，完全是可以解释的。但潘先生认为，此事绝非如此简单，当是精神的贯通感召有以致之。并说他曾几度梦见虞翻云云。我想这或许也是一种执着的“通人之弊”吧。杨先生后来得癌症而死，据潘先生说，照理杨先生是不会生癌的。别的事他都想得开，但儿子划上右派，一时转不过来，刺激太大，癌症就发作了。 

潘先生年轻时到唐尉芝（文治）先生家拜过门，唐的《年谱》中有记载。潘先生平常是不赞成卜卦的，他屡屡以“不疑何卜”告诫人，疑而能解者亦不卜，有大疑大惑者才偶尔卜之。他说到唐夫子只在清末民初交替之际，对自己的出处卜了一卦，得一“遯”卦，才下定决心，退出官场，专心壹志于教育事业。这与南宋时朱熹欲上奏章弹劾奸臣，因蔡元定为其卜得一“遯”卦而就此缩手，其事殊而其情类。潘认为这是一种触机，原有天意在。我则以为卜卦是有极大地偶然性的，只是一时的凑巧而已，又有点像摇奖，以之为戏则可，为之执迷则不可取。 

潘先生也尝拜在熊十力的先生门下。我们知道，熊先生在金陵刻经处与其师欧阳竟无大师及其同门友吕澂先生决裂，后与马一浮先生也搞得不欢而散，很多人都有意见，觉得熊无非是要故意标新而争胜于人，正确的还是原来的师徒传统承受。傅先生认为：老潘水平不知要高出多少熊多少，何必凑热闹屈尊拜其为师。我也委婉地向潘先生说了熊先生《新唯识论》、《乾坤衍》中的一些疑问。潘先生解释说：《易》学在各个时代都会与其他学派结合而有所变化发展。唐代中国佛教兴盛，从《华严经》带来的《易》学新课题，却经历宋元明清皆付阙如，熊先生是最初填补了这方面的缺陷的，在《易》学史上会有一定的地位。吕澂的《中国佛教源流史略》讲法相宗甚精辟，涉及禅宗的就有多处错误。顾毓琇先生专讲禅宗发展史虽有微误，但可补吕书之不足。顾毓琇、毓瑔兄弟都与潘先生相熟，毓琇先生有书从美国寄赠予潘，我因得略翻一过。毓瑔先生则我也相识，一度往来甚密。他尝介绍多人来潘家听讲，又与尢彭熙先生交好，跟尢学气功，过从甚密。但我之结识毓琇先生却是因难友黄睿思的推介，与上述诸公无涉。后来我们在潘、尢两府都不期而遇，彼此一怔，觉得上海虽大，亦何其狭小！ 

潘先生曾告诉我一件熊先生的“秘密”，现在他们两位都已作古，就不妨斗胆公开了吧。潘说，熊先生在其行将易箦时，深自忏悔，觉得自己所以会在“文革”中吃尽苦头，乃是晚年辟佛所致。于是不断念诵《往生咒》，以赎罪其罪愆云。 

到潘先生家里听课的人很多，有一位S先生，据潘先生暗里对我说，这位先生自称练功已出“阴神”，结果不慎飘入母猪肚内，变成小猪生出，幸得灵心未泯，不食而死，遂得生还，但所有功力都已荡然无存，一切只好从头做起。其入定所得，都写成韵语，出示于人，很多人都抄录了下来。我看都是一些半通不通的门面语，最不像样的狂禅语录也要比它高明。S先生已经步履蹒跚，老态龙钟，看似活不长久了，但他却沾沾自喜，自信功德即将圆满，尸解飞升。他人当然是老实的，不会也不必要骗人，那一定是走火入魔了。我和潘先生说，旧笔记小说有类似记载，只说有人死后魂入猪肚，变为小猪，闻秽不食，饿死再生，但没有说是练气功。不知S先生是否精神恍惚，认梦成真了吧。 

听课者中又有刘公纯先生，在唐山大地震期间，闻北京也将发生地震，匆匆赶往梁漱溟先生家，住了两个月光景，挥汗抄录了梁先生的著作返杭。他是马一浮先生的得意弟子，惟恐梁先生会地震遭难，人稿惧亡。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文史通义》，就是他校点的。以马氏弟子而能对梁先生著作如此关心爱护，尤重异量之美，实是难得。他比梁年轻的多，但想不到先梁而辞世。我们则因他的劳力而比别人早一些读到了梁先生的未刊著述。 

据傅紫显先生说，这种民间讲学的形式可追溯到解放之前。过去来讲课的先生，曾有一位来自昆山，一位来自嘉兴，也各有特色，且都在薛家开讲，听课的大都留饭，竟有三桌之多。解放后那两位先生也就从此未曾再来，现已不记其名姓，也不知其下落了。又苏州沈祖绵、沈廷发父子，与潘先生有通家之好，其《沈氏玄空学》在海外煞是风行，潘原有著者惠赠的一部，却在十年浩劫中被抄，未能一睹内容。有一次沈廷发先生来沪讲学，本约我与之相会，复因忙而失之交臂。在潘先生家，一次有一位张竹铭老先生自美国来访。张老是著名道教学者陈撄宁先生的高足，于道教最有心得。我尝献数疑，蒙其一一指点，虽相聚恨短，而受益实多。至于听讲者中，有专门研究“西藏学”的吴中先生，为白教传人，现尚健在，可惜我身体不好，不能向其求教了。

三

潘先生讲课，从容不迫，侃侃而谈，从下午一时半讲到五时光景，不喝一口水，不休息一分钟，如此精力，如此纯熟，实为平生所罕见。有时偶翻一页书给听者看看，似乎页数都能背出的。但其本人却从不翻看，文本皆脱口而出，绝无差错。如此教学，亦实为平生所仅见。我尝见好多报导和纪念性的文章，夸奖某些闻人、名人授课吸引力之大，及至后来问起听过课的人，都微微一笑道：写得好看就是了。而潘先生上课的谈吐和风度，却真是光彩夺目的。假如把他的讲课录音整理出来，都会成为洋洋大观的一篇篇好文章。 

然而，奇怪的是，潘先生驾驭文字的技术，却不能与他的语言能力相一致。本来，学者之文与文人之文固有一定差距，那是无足为怪的，如王充之文，就滞重而拖沓；俞正燮之文，尤芜杂而繁琐。即以上面提及的梁漱溟先生，他之为文也散漫而欠通顺。目下很有些人嫌陈寅恪先生为文噜苏叨絮，我想这或许与其失明有关。但那些则责备他文字不佳的人，试反观其本人之为文，则或芜杂寡要，或西拉东扯，也大抵全无法度的，这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了。凡自诩能文者，邓之诚先生的《清诗纪事初编》，看上去犹不免沉闷；张舜徽先生的《清人文集别录》等，也平庸而枯竭乏味。学者之文能如章炳麟就、刘师培、黄侃诸前辈，或如梁任公、胡适之、顾颉刚诸先生，是极为难得的了。求之近今学人，惟吕思勉、钱宾四、冯友兰先生叙写最为条畅，李长之、刘大杰先生文字最活泼生动。当然，作家而兼学者的钱锺书先生更是奇峰突起、不同凡响的了。 

潘先生之文，倘与上述诸公比较起来，只能和梁漱溟处于伯仲之间，这该是他最大的不足之处吧。而潘先生本人起初犹未能自知。他曾为研究生讲解他写的一篇序文，并说用的全是《庄子》笔法，听者不禁暗自失笑。当时就有好几个人跑来责备我，说你怎么介绍这样一个文理不通的人来执教！又譬如他在校点古籍时，即使较一般的句式，其断句差错犹多，遂也牵累到我这个推荐者。我于是辩说：用人当用其所长，看人亦当看其擅，诸位不妨听听他的课堂效应吧！ 

然而我的辩解又遇到了问题。原来，潘先生在家里为我们讲课真称得上“俯拾即是，尽得风流”的，谁知在对教育学院教师讲课时，就不由得有些拘谨了。或拘于其时思想禁锢犹严，惟恐有人说他讲《易经》是在宣扬主观唯心主义，涉于封建迷信，遂根据清代焦循《易学三书》的立论和方法，参照他的老师薛学潜先生的观点，加以贯通发挥，意图证明《易》理不惟与近代的数学、物理学相通，而且与最尖端的科学成就都是融洽无间的。这种说法，专研文科的听来不甚了了，攻数理的，又感到把这种现代人的常识或科学发现，附会到几千年前的哲理上去，未免牵强，又有何用！假如我们的祖先早已有了这么先进的思想和智慧，且不说历史的原因，为何至今未有开发应用，偏让外国人处处领先呢？ 

正是这个原因，于副研究员评审时就有人激烈反对，几乎不能通过。倒是徐震堮教授力排众议，为他说了几句公道话，要大家全面对待他的学术观点，不要只抓小处不放，才得以勉强通过。事后，潘先生以为他的职称获得通过，乃是靠某些人的帮忙与支持，却未料所谓的“某些人”正是反对最激烈的。 

潘先生的这些观点，实际上也是想把科学与玄学结合为一种指导性的新学所进行的尝试，可以说与前述今文学大师廖季平的“第六变”之设想有些殊途同归。只是廖所处的时代，西学东渐，尚不普遍；而科学本身尤及不上今天的突飞猛进，所以不会有什么相对论、量子论、多维空间等后起的学说观念包含在内。连类而及建国后说到某些古代的学说或某些文学作品，总要引证一段马恩列斯如何如何说，然后下结论，说这是“相通的”、“一致的”，或者加上“由此可知”、“足以证明”之类的话头，这与潘先生的观点相比，充其量也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不过是一个用伟人导师的话语进行时髦可爱的妆点，一个用近代科学的成就作惊世骇俗的附会罢了。 

潘先生如此谈《易》，不仅只是由于“心有余悸”之故，恐也有他的另一种“通人之弊”存焉。而薛先生的著述，我看还是因其过剩的聪明才智，出国考察，既读了许多科学方面的书籍，有本其家学和外祖父及其家庭教师钱基博的影响，文章亦雄健酣畅，正不妨把彼此抟合一起玩玩。按《易?系辞上传》有云：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 

也许薛先生就是从此受到启发，而以“观象玩辞”、“观变玩占”而乐的。所谓“演易”，实际上也可谓是从认识世界到游戏为乐的一种过渡。以数为戏，原是愈演愈繁、愈演愈巧的，这与牙牌书中雅致的入《兰闺清玩》，通俗的入“过五关、斩六将”之类的一人戏本无二致的。不过《兰闺清玩》加之藻绘，薛先生则通之以科学，如实而已，也没有什么神秘可言。次子永明，是研究高等数学的，曾见其书，亦觉无甚高明之处，用以闲中自我消遣，以增游艺乐趣，固无不可；倘若因此立论，以明“中学远过于西学，古人远胜于今人”，那就像纪韵所批评的戴震一样的不是了。潘先生或许是完全知道其中奥秘的，不便明说罢了。不过我想，只要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大千世界存此一派一说，也是无伤大雅的吧。 

四

潘先生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最初倒不是由于《易》学，而是缘于经过拨乱反正，初步打破闭关自守后对外来学者的接待。 

潘先生见告，有一个法籍荷兰人自取中文名施博尔，字舟人，与其法籍夫人来到中国，要约访对道教有研究的学者。他在北京找不到多少人，又到上海，希望政府推荐一些。当时道教的研究尚是一个空白点，《道藏》还属于禁区，大学图书馆虽有其书，却都封藏而不得借阅。政府多方查访，而华东师大以潘研《易》，或与道教关联，又物色了会谈佛教的苏渊雷教授同去接待。殊不知他们两人，严格说来都还属外行之列。 

施舟人说，他为着对道教的兴趣，曾在台湾拜一有名的道士为师，为他尽心干活达六年之久，受到老道信任，获得了真传，遂于研究能有所进展。说到《道藏》，他说在法国，几乎像中国街道这一组织所辖的小范围内，起码也有一部存放可借的。 

《道藏》中是收有有关《易》学著作的，因此潘先生提到了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施舟人是看过近人考证的：“这是后蜀道士彭晓的伪托之作，怎么会是魏伯阳的呢？”潘先生回答说：虞氏《易》中，曾引及魏伯阳此书。虞翻（164—233）是三国吴人，书中自不可能引及比他年代还要晚这么多年的人的著作。这一下施舟人先生震惊了，这可是他闻所未闻的。于是又问对《周易参同契》看法，潘说正在为此书作注。施舟人先生极其兴奋地说：出书以后请您一定要寄赠一本。接着又问潘先生懂得符箓否？潘说不知。而施舟人先生说他是从老道那里学会的，完全明白其用意和作用。 

从此，《道藏》那时就特准专为潘先生的一人开放了，学校的、上海图书馆所藏的都无一例外。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如今《道藏》重印，有钱即可自备，图书馆中也已人人能够查阅，与以前大不一样了。 

于是潘先生就一直浏览《道藏》，后来又自备其书，接着又被选为上海市道教协会的副会长，兼带研习道教经典的研究生，我还曾为其所带的研究生主持过答辩呢。 

《周易》中，“观象玩辞”与“观变玩占”最复杂难通的就是“虞氏易”，惠栋、张惠言写过这方面的书，焦循也专门研究过这方面的命题，但都留下了一些无法解答的难点和疑点。焦循甚至认为那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潘先生却一一把它通解出来了。这真是空前杰出的贡献。所以在潘先生的著作中，我以为当以《周易虞氏易象释》为最有价值，与之相辅弼的则有《过半刃言》、《黼爻》、《衍变通论》和《易则》等书。《过半刃言》是阐发义理的完辞之作，书名取义于《系辞下》“智者观其辞，则思过半矣”语；《黼爻》所涉为玩九、用六及三百八十四爻爻辞，编次以先天图为序；《衍变通论》论筮占，阐明大衍数之变化，自用数之四十九演变为六十四的过程和法则；《易则》八篇，论河图、洛书和先后天图的变化。 

我曾听过潘先生讲过《坤》卦的一段，又听过《系辞》的一段，真有如陆放翁《读宛陵诗》的“岂惟凡骨换，要是顶门开”之感（见《剑南诗稿》卷六十），但未能一直听下去，真是很可惜的。 

虞氏易是汉易象数之学发展下来的最主要的一支，也是最深奥、最难摸索的一门哲理。潘先生精通虞氏易，重视象数，自然反对晋人王弼的“扫象”。王弼的学说，影响极大，当时反对他的人并不少，但都起不了什么作用，也没有什么有影响的文献保留下来。清儒中反对他的人尤多，也都未击中他的要害。如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有一段最有名的话： 

义苟在建，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 

近人顾颉刚先生在《论<</FONT>诗序>附会的方法》中，显然还是赞同王弼的说法的。他说： 

我从前读《易经》，觉得解释的话圆通得很，坤卦未始不可讲成乾卦，革卦未始不可讲成鼎卦。近读《诗经》，又有同样的感想，觉得他们的话无施不可。（见《古史辨》第三册四〇四页） 

清儒中驳其说者都讲得不甚清楚，没有什么说服力。潘先生则滔滔不绝，从易象的演变来说明乾为马、坤为牛之理，绝对不可倒而置之。令人十分信服，又可惜我当时未及记下。但那时我想，纵使潘先生的行文不甚条畅，其书或迟或早总能出版的。我其时尚不能集中精力探索此书，因颇想在退休以后，若能天假我年，必当摒弃一切，着力揣摩，遇有疑难，可以当面请教。不意他年龄比我小得多，反而先我而逝；又想不到他这么重要的稿子，交托了一位也算是他学生的人带往北京出版，不料却杳如黄鹤，音讯全无。幸得傅紫显先生录有副本，但其抄本密密麻麻，全是蝇头小字，又把《易经》的正文、虞注和潘先生的绎义并在一起，既不分段，又不分行，弄得眉目不清。我曾建议傅先生，稿子当分章分段分节重行抄过，而且不能如此节约纸张，只有科举时代的“作弊夹带”才会如此抄写。否则一般人不惟阅读吃力，有伤目力，而且常常看漏看错，又怎能据此排印。傅先生答应重抄，可几年前他又不幸逝世。潘先生的这份遗稿究竟怎么办？潘师母金德仪先生尝向我提及，我也时时关注，盼望它能早日出版。 

除了上述这些书稿外，潘先生还有《读易提要》一书，也是极为难得的著作。因系一人所著，内容体例统一，不像《四库提要》之成于众手，虽经纪昀统稿修饰，文句自佳，然内容未能全面细察，且轻重比例，各有偏倚。又潘先生此著，于各书皆概括其精神要点，然后加以评述，故其所叙文字较多，有类全书缩影，这又是《四库提要》所莫能及的。该书介绍的典籍约有三百种，本早可出版，审稿者以其行文未善而搁置。倘请他人润色，则以其中多有专门术语。我以为文固欠佳，然未妨研读，其实听之任之，通晓《易》理者自能明其神髓，不必去多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存其原始之真，又有何不可？如梁漱溟之书，岂不照样一一出版了吗！近闻此书不久即可问世，这是颇堪告慰于先生及世人的。 

五

我在潘家听讲课，《易经》只零星听过数次，不像傅紫显先生那么完整，也不能如黄福康君的从不间断。但我却听过先生讲授《庄子》、《华严经》、《维摩诘经》等的全部课程。潘先生所讲《庄子》的《内篇》七篇很有见地，其中讲《天下篇》尤为精微。传闻从前沈士远先生在北京大学预科班讲《庄子?天下篇》，竟足足讲了一个学期之多，因此有了“沈天下”的声誉。我不知沈先生是怎样一个讲法，如果只是集释、集注似地一路讲下去，那只要有时间和勤奋的功夫就成。我听潘先生的讲课，实是阐述各种学派的要义，并不屑屑于寻章摘句，也不专注于名物训诂，而是贯通了荀子《非十二子篇》、韩非子《显学篇》、《吕氏春秋》的《季春季第二?圜道》和《序易》以及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几乎就是一部先秦思想史的总评。这些文字，现在大体都收在《易与佛教?易与老庄》一书之中，列入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当然内容比我们所听讲的要简单一些，但也可窥见一斑。 

由道家与《易》学的关系，自然就想到别有所传的邵雍的《皇极经世书》。过去我曾化大力探索过，但不得其解。听了潘先生的讲述，才得以弄清其脉络条理和象数计算。 

按邵雍(1011—1077)字尧夫，祖先是范阳（今河北省定兴县西北）人，从其父几经迁徙后，定居于河南洛阳。名其居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卒后谥康节。著有《伊川击壤集》、《皇极经世书》等。 

邵雍之学，源于陈抟，抟传穆修，修传李挺之。邵受学于李，加以发扬光大。孔平仲在《珩璜新论》中，认为那是“无所从授”的心得。同时还记载了一个传说：说邵雍是他父亲所得江邻几学士家婢女所生，这个家婢带了许多秘藏的图书过去，邵雍才有机会尽读而精通之。邵雍这个号称“先天之学”的“皇极经世”学说，当时已为名臣富弼、司马光、吕公著所叹服。后来朱熹虽然认为他的书与《易经》全无关系，却赞之为“人豪”。邵雍死后，有关他的传说和故事就渲染得愈来愈神乎其神了，几乎与姜子牙、鬼谷子、诸葛亮、袁天纲、李淳风、罗隐，以及后代的刘基、徐文长一样，成为某一类型的“箭垛式”人物。 

《皇极经世书》见收于《四库全书》和《道藏》，两种本子出入极大。我过去所见是《四部备要》本，根据的大约就是《四库全书》本。北京中华书局请潘先生校点的，用的底本却是《道藏》本。据潘先生说，两者其实是一样的。此书本该早就印出，或因经费问题而搁置下来，不久当可与读者见面。我常以《四库提要》卷一〇八说“此书之取象配数，又往往实不可解”为问，以为既无人能解，那就不必去解吧？潘先生微笑说：怎么不能解呢？只是修《四库》的馆臣们不懂其法罢了。因此特地对我们讲了一个多星期，遂初步了悟其究竟。潘先生为该书写的《前言》也见收于《易学提要》，为我们所讲的内容，大体都包括在内。 

事隔不久，香港有个高级工程师名叫姜福钧的来沪公干，他也好《皇极经世书》，曾排列邵氏之数，画成一个图表，想找沪上的知音谈谈。姜跟尤彭熙先生学过气功和技击，他找到尢，又适逢不是毕修勺先生就是顾毓瑔先生也在座，于是就一起陪他去了潘家。其时我也正好在那里。姜先生不是研究《易经》的专家，于邵雍也没有深切的认识，但所画的图表却不完全正确。姜先生在潘先生的指导和协助下，后来还发表过好几篇这方面的论文。不过据潘先生说，姜的表解，虽正确尚嫌粗糙；天津有一老人，要画得更为详细，但秘不示人，曾给潘看过。老人的大名至今我已忘却了。 

六

潘先生是十分自尊和自信的，他在讲课或与人闲谈，往往总要提到我，说我和他在人和物的认识关系上有一个根本的分歧。我赞成世界和人生有可供寻绎的规律性，而他则赞成生命的轨迹是可以人为操纵的。我说，人们批评泰纳实证主义的艺术观为“庸俗社会学”，其实他的《艺术哲学》中所说的艺术批评三要素，即种族、环境、时代，倘稍作补充修正，还是颠扑不破的。种族是内部主源，是先天的、生理的和遗传的禀赋；环境是外部压力，包括自然、社会、政治和气候；时代是后天的力量，也是一种特殊的环境。泰纳认为一个人无论如何不会全部脱离他的时代，人绝对不会在刮平的版上起作用，而只是在已标了印迹的版上起作用的，印迹的差别则依人们在此一时还是彼一时取其版所决定。所以我们个人能起的主观作用原很有限，处处会受生理、心理、社会、时代与特定机遇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命运。潘先生说我没有通晓易理，所以摸不清世态，才会吃了二十三年的苦头。他则不论处于怎样的情况之下，皆能定位自己的卦象，从“未济”走向“既济”的， 所以命运难不倒他，能够“无往而不自适”。同时他又特别提到了袁了凡的故事，说袁了凡尝遇一铁版数的术士，推算他的过去，事事皆有奇验，后袁日日记下“功过格”，功渐多而过渐少，最后终于有功无过，术士所推就不灵了。但潘先生说，袁不过以行善来改变自己的前途，还不像他那样更进一层，能用易理来驾驭自身。他是相信“铁版数”（或称“皇极数”）的，但认为只通用于常人，而不适用于他这个深明大道的哲士。 

就在姜福钧先生来访那天，潘先生又重提上面的争论了。我说，袁黄，字了凡，他原是一个陋儒，并不知“铁版数”的底蕴。清叶名沣在《桥西杂记》中早已指出：“大都已往验，而未来之事多不足凭。”其所以“不足凭”之理，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三，曾记录安徽人苏日新对他所说的道理认为“先天数”只能推算过去，于后来之事便不准；若用“后天数”推算，对将来之事就能件件应验入神了。苏君曾遇到一个术士，定要恳求他用“后天数”推算，结果无一不准，后却遭了天谴。所以，袁了凡行善而改变命运的看法，是不足为凭的。 

所有在场的人于是都纷纷议论起“铁版数”来了，他们大都有过亲身经历和经验，而我正在懊悔没有机缘遇见如此的奇人异事，不然也可讨教一二时，傅紫显却听得有点不耐烦了，忍不住开口就说：你们真是一群书呆子，这都是假的，骗骗人的！一时间大家竟和他辩论起来。傅先生对着潘先生又说：“老潘，你这么一个有学问的人，怎么也会上这个大当！” 

的确，我们都上了这个千年骗局的大当了。统治阶级中人自不必说，愚夫愚妇更不用提，文人学士不但听而信之，还为之引入了高深哲理来析解，则其谎言和手段的巧妙，恐怕也可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了。要不是遇到傅先生，连潘先生也会和过去的经学大师等人一样的“堕其术中”。我也几乎被它困惑了大半生。 

按“铁版数”，上海人称“铁算盘”，原名“皇极数”，亦称“太极数”、“先天数”、“蠢子数”、“前定数”、《皇极经世书》，术者自称乃是得邵康节先生所秘传之妙诀，甚至认为另外公开于世的《皇极经世书》，尚是其糟糠或糟粕，真传并不在彼而却在此。 

而且民间故老还流传一则这些术士杜撰出来的传说：邵康节把三本内容各不相同的“铁版神数” 传给了他的三个徒弟，一个行术在洛阳，后来逐渐传至燕、赵与晋，故统称北派；一个行术到浙江，故称浙派；还有一个行术到广东，故称粤派或南派。有些人去请他们推算，根据他们的生辰八字查不出结果的，北派会推说在浙派，浙派又推说在南派，粤派又推说在其他两派之内。他们承认各自获得的“真传”都不全，言下颇有遗憾之感。但他们又都不肯将自己的宝书献出，凑成“完璧”。其所以要这样说的最大原因，怕是可以让自己有时有个“落场戏”好做。 

叶名沣所记更加增加了人们访求其书的兴致。他说曾经到内阁大库中去看“前定数”，仅存数十册，而且篇页凌乱，听守库老人说，在三十年前，有某相国取走了一大半，又听说在稷山县库也藏有写本。如此说来，这些原来都是完整的，是后来被人明取暗偷而残缺了的。 

这些书的存留也许是可能的，但无疑的都是作伪之人所为。叶氏的记载中有几句话很重要，他曾“玩其纸墨”，断定它是“明人所为”，而决不能上推到邵雍。 

我所看到的“铁版神数”刊本，共有四种：一种是锦章书局出版的，其中很多只有数字而无文字。另一种是千顷堂印行的，约有八千多条。还有就是前几年台湾出版的，书有精装四厚册，共有一万二千多条，据称是南派即粤派所传，又声称书中官制，多有沿用清朝的，因此断定系清人所为。特别其中有一条内容，是“黄泉无旅舍，今夜宿谁家”，谓是金圣叹的诗，遂断此书当成于金死之后。实则此诗乃五代江为所作（首二句为“街骨侵人急，西倾日欲斜”。）见《五代史补》），年代还在邵雍之前呢！又有钞本一种，计四十八册，且参以姓名纳音所化数字，就愈来愈觉难于推算了。 

说到推算方法，作书者又专喜在这方面故作高深，它牵涉到《皇极经世书》中的元、会、运、世、和年、月、日、辰，又牵涉到河图、洛书的配数，还有爻辰、纳甲、卦气、升降、紫微斗数、太乙、奇门、六壬等等，几乎是所有术数的集大成者。我们再四研讨，都不得其门而入。但据傅先生说，那根本是在故弄玄虚，装装门面，目的就是要人感到莫测高深哩。 

旧版《辞源》于“铁版数”条目下写道： 

占法之一，用本人父母本身八字，配合五音八卦，每一时分八刻，每刻分十五分，故须屡次推试，得前事数年符合，始为的准时刻，吉凶祸福，预撰成语，以此检查原书，事皆前定，故名铁版数。俗传为宋邵雍所作。 

这里除了说它是“占法之一”有错误外，其馀的话,大致袭用流俗所传，可见写此条目的人也是深信其术的。台湾出的《铁版神数考释》则于“铁版”二字的解释又有别说，认为这书实际上是一个号称铁卜子者所为，不过假名邵雍而已。 

后来我把旧《辞源》中的话翻给傅先生看，傅说：“诀窍和机巧就出在‘故须屡次推试，使你自己说出父母妻子的情况，其他的事就好办了。但要学会它也 不是很容易的，我是在即将解放时，化了三十元大洋才学来的，不过要我保证不得以此谋生。”傅先生当然无意厕身于江湖术士之林，他足足化了三个多月，终于弄 通了其中的关键。其书的页码、抄写，每条的编号及其所系的词，完全可由术者自行编排，也可参考现成的。书最好用抄本，就愈显名贵，纸张愈黄愈旧，就显渊源 古老。因此术者往往将抄本用蒸笼蒸过再晒干，令人有古色古香之感。 

傅先生接着又向我们揭穿了术者的行骗过程。他说，行术时技巧的熟练是很重要的。桌下安置两个活动的小圆盘和图表，这是帮助记忆用的，必须处置得当，不露痕迹；条目和编码，还有打的数字，可随心所欲预先做好暗记。翻检时某事在某页分毫不差，所以需要有一定时间的训练。他问我想不想学，随时都可以教会我的。我回答说：骗人的东西学他干什么，难道我要去做骗子吗？ 

过去已有人认为这种推算没有什么希奇，如徐朗西先生就是。他原名应庚，后以字行，是最早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陪同其一道亡命日本多年的。有篇文章说他是中山先生的秘书，这并不确实。当时有个极有名的“铁算盘”为他推牌多时，弄得满头大汗，结果一无所得。朗西先生以为这就像查电话号码，查到就是，查不到就罢，毫不稀奇的，也不想深究，淡然处之而已。但却不知道这竟是一个骗局，而且绵延了近千年之久。最早提到“皇极数”的似是《水浒传》第六十四回。上过它当的，达官贵人之外，学人文士之中，除了前面提到的袁黄、叶名沣、俞樾，另外还有许仲元（见《三异笔谈》卷一“蠢子数”条）、龙阳才子易顺鼎等人。易曾有诗记其事，解其后来所以不验之故，胡说其年龄当从民国元年为一岁起算，直是强作解人！这与俞樾等人于“先天数”和“后天数”的解释，几乎同样是在梦中说梦。 

傅先生要我不得外传，他宅心仁厚，说应该让这些术士有口饭吃吃。但我以为让人上当受骗，总不是一件好事，故在其身后就把它公开出来。我想，拨开千古迷雾，揭示其真相，破除迷信，净化心灵，未始不是一件大好事！我们应该感谢傅先生，在与潘先生友人的交往中，可以说，这件事是我得益最大的，于潘先生的帮助可也不小！

七

有一本《丽娃河》的小说，写到一位章先生时特表崇敬，知情者一望而知，那是影射潘先生的。书中的章先生，不仅道德崇高、学识玄博，而且几乎有些神化和仙化了。 

因为是小说，自然免不了虚构和夸饰，但其间总有蛛丝马迹可寻，藉此以说明一些真相，倒也是饶有趣味的。 

书中说章先生学问深奥，虽说听讲的人众多，但实际上只有三人各得其传之半。其中一个就是化名龙在田的作者。这其实是作者在吹捧自己和他的友人而已：三人之中，只有一人去听过不长时间的课，另一个是通过我的介绍去见面的，至于作者则可能由上两人陪同见过一二次面，都没有好好学习过。如要说先生从学的精纯之处无人能够心领神会，这倒不假。傅紫显先生长期与先生及其诸师友问学，自然所知最多，但其志却不专在此。黄福康君是听课最久的，所知所得当比小说中三个打半折的人要既广且深。不过另有一个人倒也比较出色，经学根基也很好，照理可以继承其学的，不意却因细故而以隙终。事情不妨稍加追述：潘先生在校订陈梦雷的《周易浅述》时，其人指出校点上的错误二百多条。但不知此中原有许多曲折，不能全怪潘先生的（潘先生曾写一长篇序言，涉及杨文言道声与陈梦雷的争执公案，其中有若干资料是我提供的。不意此序出版社不用，稿子已经退回了，忽有人两次造访，要他的稿子，愿出稿费，但不能发表。潘先生拒之，因此那人到处攻击，窜乱其稿，也未可知）。又有潘先生的《周易表解》遗著，可能是未成之稿，由其学生整理的。出书后潘师母送我一本，尚未翻阅，就被这位后以隙终的门人取走，到处宣扬它的错误，大约也有二百来处。我说有些可能是排印的鱼鲁之讹，他说那是有限的，主要是整理者无知无能。又说潘先生阻挠他校点古籍，想断绝他的出路和生路，我想潘先生如今已故，这个误会是永远无法消除了。 

《丽娃河》还写到章先生生死自如，有西藏高僧来拜见他等事，颇有些神秘色彩。自然这是“小说家言”，但并非没有一点影子。某年有一藏传佛教高僧来沪，朝拜他的人很多。可这位高僧并未去拜见潘先生，而潘先生和一些人却是一起去磕了头的。然而即使皈依、加持，乃至护摩、灌顶了，对于能否了生死还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其时也有人要我去看看，我虽好奇，却不想去凑这个热闹。 

除此之外，潘先生还拜过一个藏传佛教的名人，最初我听张大文君的友人顾家干先生提起过他，顾问我：“我的叔父人称顾大和尚，过去达官贵人都要去朝拜他的，你听说过没有？”我说我一向孤陋寡闻，社会上的事从不过问的。一次，偶和潘先生谈起，潘说此人就是顾伯序先生（1889—1972），江苏淮安人，后于1956年入上海文史研究馆。潘先生说，他是红教的，学问很好，商务印书馆出过他的书，现在还有门人在整理他的集子。我又看到《李宗仁回忆录》中写到他，知道军阀唐生智对他最为看重，其弟唐生明亦尊他为师，跟他学相术或者其他的道术。据说他们都相信顾大和尚的预言：蒋介石就要大祸临头了。为打探究竟，特让唐生明去晋谒请示，实为观其气色，也认为蒋的确不行了。于是唐生智、陈济棠、李宗仁等联合通电反蒋，结果一败涂地。但李宗仁写到这些事情时，并没有标出顾大和尚之名。也许唐生智以他为机密顾问，不欲让人与之接触吧。李宗仁还写到蒋就任北伐军总司令，阅兵时戎装跨马，方行至唐生智的第八路军前，马突然惊逸，把蒋掀翻在地，被拖出很长一段路。唐因见蒋是在他的军队面前落的马，所以更激起其野心。又当时这些军阀都迷信扶乩，乩书“机不可失”四字，于是发难决心更大。不意蒋买通陈济棠的空军，致使飞机全部驾逃归顺老蒋，这时才恍然大悟乩语之机巧。我笑说，蒋介石的确败在了八路军手下，但此八路非彼八路，却是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也。这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类例，正史和野史上的记载是很多的。《论语?子张》云：“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这话委实说得最好也没有了，唐生智就是致远而泥，所以闹了大笑话。后来听说顾大和尚原有三个妻子，“文革”中被斗得七死不活，可见虽有神通，可也逃不过这一大劫。闻原静安寺主持、东密高僧持松法师也有三妻，他们的多妻，就红教和东密来说，却是允许且合法的。潘先生认为自己得到顾大和尚的指点。可是我想，密教原是“一法不传六耳”的，两人间实际上也好像并未有过什么密授。若说顾于佛教潜研甚深，那是另一回事了。 

潘先生的自尊与自信似乎也到了执迷的境界。初查出淋巴有癌，他说照理他是不会生这种病的，当是由于某一种缘故。后来脑中风，半身不甚灵便了，他和我说： “我知道此病的根源，我泄露的‘天机’太多了，应该受到天谴的。我看你也不要再泄露‘天机’了吧！”我不禁失笑，我哪有什么“天机”，潘先生我看也没有什么天机可言。不过读书得间，有所会心罢了。我国有一种传统观念，即机械万端，必为造物所忌。文昌帝君左右两童子，一个叫天聋，一个叫地哑，取义就在不欲世人崇尚聪明，这原是《老子》学说的延伸，可这与所谓的“天机”却有一大段距离而未可混同的。潘先生的那位与之“隙末”的学生就不屑地说：“什么天机不天机，文人好玩玩的东西罢了！”这两种对立的看法，真叫做“过犹不及”了。 

潘先生还有一位志不同道不合彼此谈不来的老相识顾康年先生。顾先生于法相宗情有独钟，我看他谈梁任公佛学之浅、章太炎佛学之执、李叔同佛学之偏、吕澂之精中有误等等，都头头是道，十分动听。但他与潘先生之学术彼此各据门庭，互相争执而无法调和，两人也就不相往来了。我曾想请吴企尧居士推荐顾去佛学院讲课，他却避而不见，后来方知他是无意求谒于那些“佛官”的。有次路上邂逅，我约他去潘先生家听课，亦为他拒绝。后来中华医学院请潘先生讲课，想不到他倒来了。他对我说：今天的顾康年已不同于以往的顾康年了，但我还是坚持自己的。顾康年的佛学造诣的确是很高的，闻其弟子尚在整理他的遗稿。他对密乘也颇有兴趣，但也有极其幼稚可笑的观念，他说《聊斋志异》中的故事大都是真人真事。这恐怕也是“通人之弊”的一种表现吧。因想起某个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志士，有一次居然问我：人称你博学多能，我可要考你一考，你可知铁拐李是左脚拐还是右脚拐？孙悟空现居何处？这也使我感到匪夷所思十分震惊。 

潘先生在病还不算太重的时候，有香港友人史承辉先生来看他。史也好术数，他说香港只有外号小神仙的有些水平，其他都是些江湖术士。小神仙死后，只有其侄尚得其传，但也难乎为继了。他曾请其侄为潘推了一回，私下对我说：没有办法，可以准备后事了。 

一向“不疑不卜”的潘先生，似乎这时也有点疑惑起来了，关起门请了曾是顾祝同座上客的臧溪清的学生为其占卜，究竟卜象如何，不得而知。沪上还有一个叫姚文周的，社会上也传得神乎其神。有一个自称是姚的嫡传弟子来访我，实际并无多少水平。据说臧的这位弟子还未尽得其传，其占卜固然有时真能“知己而神”，把人的隐私都揭示出来，足以哗众取宠，但有时也会胡说八道，不知所云，遂有人上了他的大当而懊悔不已。他曾替我们家里卜过一次，只有一个是说对了的，其他都不灵。我不知历史上的高士如詹何、司马季主、严君平是如何卜的，管辂、郭璞奇闻传世最多，然而“俗语不实，流为丹青”当是难免的。自得识臧的这位弟子，也使我对这一领域有了新的看法，神奇之处，似远过郭璞，但失误之大，却也让人啼笑皆非。所以我总以为，以之为戏而玩其占则可，若迷误其中，当真对待，那就大可不必，且会害人害己的。 

据潘师母后来见告，潘先生临终时还在大呼：“我真不想死呀，我的《易学史》还没有写好啊！”我也深深为此而惋惜悲痛。福建师范大学刘蕙孙教授接到讣告曾失声痛哭。蕙孙教授是《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的文孙，也是“泰州学派”的传人，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也很钦佩潘先生。他的老泪纵横，充分体现了“惺惺惜惺惺”的一种情结。此后，我不禁屡屡想起潘先生说的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从“未济”走向“既济”的信念，又想到鸠摩罗什用“神咒”延寿之终归失败，玄奘法师临终前希望能多活几年俟事终了再行归西的祈祷也告失灵，还有耶稣临上十字架前自信上帝会来拯救的等待最后还是落空，人间遗憾之事，其无法挽回或逆转竟如是夫！ 

追悼潘先生时，永翔即本此意，且扣紧其为上海市道教协会副会长之职，为联以挽之云： 

道尚无为，齐生死彭殇，求药岂寻三岛路？ 

易终未济，洞盈虚消息，著书何吝数年期！ 

时我卧病，永翔遂又代我作一联以挽云： 

成道复何疑，碧汉公应跨黄鹤； 

著书何遽辍，绿章我欲问青天！ 

八

我和潘先生的初次交往，原是很偶然的。这里且让我先表一些题外的闲话。 

我那时年将四十，忽有一老叟来舍找我，我一看不认识，正要问讯，那人立刻跪下叩头就拜，说我要拜您为师，请您接受我这个大礼。我连忙把他拉住扶起说：您老是否弄错了？我只是一个为世人所不齿之人，而且您老年长我许多，您这样做我怎么承受得了，我要折福折寿的哩。他说：不去管他，能者为师，我这个师是拜定了的。原来，他是在区政协“右派”集中学习班上听我发言而对我感兴趣。他也是“右派”。 

他随后自我介绍说：“我叫王逢年，生下二岁，父亲就替我捐了个二品顶戴，做什么用呢？人家结婚，请我在婚床上坐坐，在新嫁娘的马桶中先行小便一次，可讨一个采头，大吉大利的。过去上海名妓有“四大金刚”，为首最美艳的是陆兰芬，最后她从良，嫁与先父为小妻，我小时见过，的确生得好看，但却是小脚，不久就死去了。”“四大金刚”我在近人笔记小说上看到过。李伯元《官场现形记》中还写到小陆兰芬。徐珂《清稗类钞?娼妓类》有《陆兰芬之哀荣》一节，末云：“其殁也，所欢王某为之发丧，于讣文丧牌，均署先室陆宜人。生荣死衰，一妓也而兼之矣。”但我不知王某何人，想不到他就是我眼前人的尊大人。可是我也从未请教过他的父讳。进上海文史馆后，与馆老周退密先生相识，后听刘笃龄君见告，周老是王的表亲，乃向其请教，才知名叫植三。但周老以为我年龄与王逢年相差很大，怎么会与之相识，颇有些疑讶；而我对王的情况知晓最多，不知何故，他却也从未向我提起过有这位做教授的表弟。 

接着王逢年先生与我说了许多上海工商界的事，这是我一无所知、也从来不去留意的事。他说：“上海有个地皮大王周湘云，拥有一号汽车的，您总该知道吧？人传哈同是为他看门的，这是讹传。哈同最初是为周订门的，即房子出租，逾期不缴房租的，就由哈同带人去把其门钉上。周湘云有一子三女，次女亦瑛最美。我聘之为妻，外间以为我贪财，我其实爱得是色。但我们感情不好，性格不合，已闹到非离不可了。”在我所遇到的相识诸人中，他是第一个最坦率的人，后来还有毕修勺先生，都是“事无不可对人言”的不讲什么隐私权的人。还有就是马景元先生，张闻天的妹夫，是在监督劳动中认识的，后因迁居，遂失去联系，有机会容当别表。 

王逢年先生又说：“我平生爱才又爱色，不过我是“好色而不淫”的人，喜欢办学与摄影。过去拍照和郎静山先生一道，他是我的知音，自从他去了台湾，我就很感孤独了。我最重有才德的人，我曾在沪创办了一所“三吴大学”，请的都是海上名流，培养了不少人，后因日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入租借，我不愿在日本管辖之下去进行登记，于是就停办了。我有个洋名为大卫，觉得太滥，自改为大拂，又皈依了黄教清定法师，改名大佛。现任市高教局副局长的曹未风我聘请他教过书，周瘦鹃先生做过我多年的秘书。我现在最知己的好朋友只有两个，一个是朱寿仁先生，还有一个是应成一先生，办学时帮过我许多忙，他们学问很好，都信佛。” 

于是他就时常请我和他这两位朋友一道去吃饭，接着又请了为他医病的名医丁济华先生，他是赫赫有声誉的大医生孟河丁家学派创始人丁甘仁的长孙。随后又请来精研法相宗的顾康年先生，我不知道他是如何与之相识的。 

我们这几个人被王逢年拉在一起，其实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几人虽都信佛，佛学的纽带并不能把他们串到一处。朱先生的确精研佛教各宗各派的理论，但认为各家都有缺失，只有印度人克来西摩地所创的新佛教，才是正法眼藏，此派在美国传播得很广。问其究竟，却含糊其词，令人有“狂禅”之感。王逢年转告我：朱先生曾对他说过，他早已开悟，已经是佛了。问我相信不相信？我说：这未免是自欺欺人吧。应先生性情似乎很随和，实则极自负。说来他的家世是很显赫的。他的祖父应宝时，字敏斋，俞樾的同年，俞的《春在堂笔记》、《右台仙馆笔记》都讲到他。还有一本笔记，书名作者俱失记，说他少年时风流倜傥，常好狭斜游，中年以后，很难相信他竟会讲起道学来，言下大有“皮里阳秋”之意。应敏斋是左宗棠军后勤的得力支持者，因军功受任为第一任上海道。以前沪上有一条“应公祠路”就是为纪念他而立的。其子名德宏，是程德全将军任江苏督军时的民政长。宋教仁被刺，袁世凯下令严查，德宏不知就里，以假为真，查出了应桂馨，词连内阁总理赵秉钧，才知原来是袁“贼喊捉贼”。袁氏不禁恼羞成怒，以帐目不清为由，将应拘禁起来。亏得其姊夫耗大笔钱将他赎出。因姊无出，为报其恩，将长子继立姊夫为子，改名朱应鹏，这就是曾为鲁迅先生领导的左联批斥过的“民族主义文学家”之一。王平陵和朱应鹏、黄震遐等发表过《中国民族文艺运动宣言》，反对“把艺术拘囚在阶级上”，后即以此两度入狱，黄震遐下落不明，王平陵后穷老于台湾，朱则闻在“文革”中吊死于床上。 

应成一原是老二，因长兄过继于姑母，故取名成一，美国留学生，曾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担任过复旦大学的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一度代理过校长。其父由于受到这么重大的打击，乃皈心向佛，临终吩咐其子女非得信佛不可。他信得是禅宗。他的思想变化使我想起叶圣陶的《英文教师》这一短篇小说来。不过叶写得是中学教师，应却是大学教授。不然，真以为应是小说中的原型呢。后来我曾听到可靠的消息，说国民党某要人的书都出自他的手笔，这实在有点令人难以相信。他说他平生只佩服三人，一个是四川人萧远，此人我在抗战胜利到杭州时已听人说过，《雕虫诗话》上提到过他，这是我第二次听到了。第三次则是拨乱反正后听参事祝世康先生说的。第二个是易学大师杭辛斋，第三个是冯友兰。我问他钱锺书先生怎样，他说不知道，这时他的次女在座，很惊异地说：爹爹怎么当代最有名的才子都会不知道？应说，没有听说过。接着他就说了杭辛斋的一个神话。 

按杭辛斋（1869—1924），原名慎秀，字一苇，浙江海宁人。与严复等创办过《国闻报》，原是同盟会会员，又与邵飘萍办过《汉民日报》。应先生说，他被军阀逮捕入狱时，见一老道坐着，背后写着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杭辛斋到此。杭大惊异，这老道说，我是快死的人了，就等着你来，要将《易经》的绝学传授于你。杭学成老僧即告西去。杭的易学，因得秘传，故举世无匹。我在徐朗西先生府上见过他的著作，觉得虽有特见，亦多穿凿，却很难发现有神妙迹象。随后，应先生又说，现在有几个人专门在谈《易》，有一个姓杨的先生与杭辛斋有关，说不定得过他的指点，其中有一个人很年轻，很了不起。这句话还着重说了两遍。我于《易经》原有些兴趣。我读的毓英小学是原城隍庙的庙址，另有吕祖殿中一小学，校名已失记。我的级任老师周徐序很喜欢我，假日总要带我会同他在吕祖殿教书的朋友一道外出游玩，常见吕祖殿的扶扶乩。及至我失学之初，一位姓胡的中医带我去吕祖殿看扶乩，一到那里，乩就考了我一个《易经》题目，我猝不及防，勉强作答，乩说我答错了。我与之争执，翻书对质，我没有答错，是乩错了。降坛的是南宋的吕祖谦，不禁使我暗自好笑，怎么吕伯恭的水平还及不上我这个后生小子？后来在中学教书，在课本上就选有《易乾文言》。有此渊源，故甚感兴味，而目的却在测试一下他们的程度，并不相信他们能讲出什么名堂来。王逢年出于对有学问人的尊敬，亟愿一去。丁济华医生很想通《易》以提高中医水平，兴致尤高。于是我们就在应先生的介绍下，结伴而去，大家都做了薛、杨、潘的学生。朱寿仁先生则以为自己已进入最高境界，其他的学问都不在眼下，所以即便邀请他，他也是不会去的。 

大家一共只听了三周左右的课，就因“文革”爆发而与世隔绝了。及至拨乱反正，方知王逢年、丁济华都已去世，朱寿仁大约稍迟些。路上我遇见应成一先生，我招呼他，他说：我不认识你嘛！我奇怪了，我说我是刘某某呀！他说：我知道了，我好像知道了。说罢就匆匆而去。我以为他是老而健忘了，但潘先生告诉我，应先生对他说，他曾经见过我好几次，都立刻避开，惟恐被人看见，说你和一个改正右派有过交谈，若追查起来，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他提到我那次向他问候，他说不认识我是故意说的，因为这样对大家都比较方便和放心。 

不久，阶级斗争的政治气氛逐渐宽松，应先生忽请人来几度传话，说非常想念我，希望我去看看他，因他已走不动了。我去时他正在写专题论文，他说要写几篇文字给大家做一个榜样，目下的文风是太不行了。但其他却什么话也没说。嗣后又请人来传话，又说非常想念我，一定要我再去一次。我只好又去了，但这次他已卧床不起，只问我一句话：你怎么现在还在工作？有什么工作好做呀！我向他说了我教书的情况，他没有再表示意见，只要我向潘先生问好。不久，1983年7月26日，即以八十六岁的高龄与世长辞了。 

九

原先，一般人视为“天书”的《周易》，我却认为是平淡无奇、简易之至的。最初不过是周部落的祖先对宇宙万物的粗浅认识和记录罢了，尔后便从自然逐渐推至于社会。所谓八卦，作为一种符号，只是象形文字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这就是“象”。随着对某些现象的解释上的困惑，就产生了想象、憧憬和追求，认识逐渐丰富起来，也进一步系统化了，这就有了“数”。卜筮之为数,自然与巫术有一定关系,但却是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总根。可是殷商部落文化却不用蓍草而用龟甲。这在两种文化交流时尚有所争执的。如《左传》僖公四年有云：“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即此可见。但《左传》中所记载的卜卦为什么都会应验呢？大约“左氏浮夸”，有些都是事后追记，未得其实吧！王充《论衡?辨崇篇》论及卜卦，虽说这是“圣人举事”、“事不专记”的一种良好表现，但却明确指出：“故《书》列七卜，《易》载八卦，从之未必有福，违之未必有祸。”这正是他的经验之谈。 

人们不难看出：《周易》卦象的形成，是经过一定的历史积累的。象、彖、卦辞和卜辞，都不是出自同一个人的手笔。聪明的人根据其设想的体系和规律，自己完全可以另搞一套。扬雄的《太玄》，就是最早出现的模拟之作，旧题焦延寿的《焦氏易林》继之，以文采和条理取胜，故文人至今重之，只当做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来读，而失去了卜筮的实用性。再说，《易》的“一名三训”即变易、不易和简易，其“简易”之简，不过是比较龟卜繁复程序的相对而言，择用蓍草，却也并不简单的。所以后世为卜，不但龟告废置，蓍亦弃用，于是就愈趋愈简了。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六云：“《火珠林》始以钱代蓍，然犹烦六掷。《灵棋经》始一掷成卦，然犹烦排列。至神祠之签，则一掣而得，更简易矣。”如今各个庙宇都有签可求，市场效果早已夺取占卜之席，正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简易”之道所致，殊不知这些签语，亦皆凡人之所为，而非神人之所使。好事文人，且有全用杜诗作签者，居然也有人从而信之。韩愈《题木居士二首》之一云：“火透波穿不计春，根如头面干如身。偶然题做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见《韩昌黎全集》卷九）世间可笑之事，大抵都是如此。 

《周易》的再由数上升到“理”，则从具体的物性的抽象直至理性的抽象，几乎完全摆脱了它的神秘色彩，进入到哲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的范畴。文人的求取《易》象，不是从占卜，而是以比拟去凑合的，如宋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这篇著名的散文，就有以下两处引证《易经》的话： 

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 

这就是典型的比附各人的处境而作的断章取义的引文，并不是严子陵之卜，恰得《蛊》之上九；汉光帝之卜，正得《屯》之初九。我尝抄录后人之论此文者，以范氏之引《易》，皆未为当。因光武之召严，天下已定，而《屯》之“初九，盘桓，利居贞，利建侯”。虞翻注：“震起艮止，动乎险中，故‘盘桓’。得正得民，故‘利居贞’。谓君子居其室，慎密而不出也。”荀爽注也说：“‘盘桓’，动而退也。”“动而退”，“慎密而不出”，倒是合乎严子陵的卦象，哪里会是汉光武其时所应有的作为！不知是俞樾还是别人的意见，已经失记，不妨留一“书影”于此。 

我认为，《易》之从象到数再到理，是愈来愈向高层次发展的，但认识问题，仍不能抛开象与数而不管，有时论理，可直接与数联系，不一定是阶进的，也可从理到理地向前向上推进，这正是我们汉民族传统的认识方法和思想方法。《易经?系辞下》云：“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我很欣赏孔颖达《疏》中的两句话：“不可一例求之，不可一类取之。”又有味乎《礼记?中庸》的说法：“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其实，“天地不仁”，“物竞天择”，万物总是如《阴符经》所说，经常在相盗相害的，虽植物亦不例外，所以这句话实际上乃是圣人的理想或幻想。这个问题直到现代讲“生态平衡”、“生物链”，提出物物有互依互存的必要，然而也不能忽视“生态入侵”的现象之时，才算解决了它的合理性。“道并行而不相悖”，则非常值得我们深思：能通达的道，就不应也不会相悖，有时彼此可以相通，但不可以相代，而可以相反相成，能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如有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也有非非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有牛顿的古典力学，也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海森堡、狄拉克等人建立的量子力学。但每一种学说或研究，都往往有它特定的范畴和规律，超出这个以外，就解释不通而非道了。如讲近亲结婚会导致人类的智力和体质变异，我国立法也严予禁止。然而我们知道，人类的起源已被证实为一元说而非多元说。我们也统称为龙的传人，都为神农黄帝的子孙，那么，当时我们的祖先都属有血统关系的家族近亲结婚了。如此推论上去，岂不当初人人都是弱智畸形，社会如何还会进步直至今天？我们当然也不能据此而坚持近亲结婚；又据科学研究，古埃及的法老都是近亲相配的，他们的血液和遗传都不曾妨碍下一代脑力和体力的发展。所以我认为孔颖达的《疏》，是一个很客观通达的识见。我评论诗文，常常采用这一立论，必不入主出奴，是丹非素。我又很欣赏释氏“多缘生法”，不取“单缘生法”之理，须知世界、社会、历史和个人，都不是凭藉个人所推演或设想出来的简单公式可以包揽无遗的。所以有些问题，不是“入世解”所能解决，而要用“出世解”去看方能心平气和。因为“法不孤生”，倘不全面深入，注意其相互间的影响，不作完整的理解，只抓住一点不放，那就成了“盲人摸象”的故事新编，决不会有持平之论的。明乎此，我认为有些人的说《易》，或作字面上的说解，或用为断章取义的引文之资，或乱用蓍草或金钱对照书本死卜，这都离开《易》的本义愈来愈远了。现在的《易》学研究，有根据卜辞爻辞考证其年代历史的，有根据词语的使用测其流行地区和语言结构的，有探索其变易的逻辑规律而研讨其思维方式的形成和体系的发展变化的，都各有其可取的一途。倘能分工而综合之，则可汇集众长而更臻其成，不仅限一途而取、一例而推了。 

我个人听潘先生的讲《易》，虽然断断续续，时间不长，所知不多，但总结起来，也有如下数点可说： 

第一，潘先生的《易学史》虽没有写成，但大要都对我们讲过。凡每一个时代、每一种学派的兴起，都对“变易”的《易经》的发展和变化带来新的气象，脉络线索，大致已能理清。 

第二，于《易》学一些代表性学派彼此间的异同都有所了解，这丰富了我在这方面的知识。如： 

（一）京房《易》，过去只看到正史的介绍，已经讲得神乎其神了。《阅微草堂笔记》卷五说：“术家之《易》衍于管、郭，源于焦、京。”其实是不大相关的。京房自有独创的一套理论，主要是以“通变”说《易》以言灾异，以创“乐律”，是西汉今文《易》学开创者，实与管辂之别有所受无关。说虽怪诞，附会易明。 

（二）得知言宋《易》较为完备之书，为康熙《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三卷。实系李光地采摭群言而成。又有《御纂周易述义》十卷则推其蕴，陈梦雷的《周易浅述》八卷则明其象。自此以后，宋《易》就长期没有什么发展了。直至近今，才由苏州曹元弼而补其不足。 

（三）以前我最看不懂的邵雍的《皇极经世书》，能够初步读懂了。 

（四）于王弼“扫象”的未可信从，也有了些微的领会。虽然我对先生的代表作《周易虞氏易象释》只听讲过两次。 

第三，潘先生的教学与教态，给我的启迪很大。只是由于我们之间性格和体气的不同，我无法取其所长，补我不足。 

第四，因潘先生得交傅紫显先生，藉悟以前大惑不解的“皇极数”即“铁版数”，原来竟是一场千年大骗局。这对我世界观和人生观改变，影响极其重大。其于潘先生的立说和解《易》，亦当有一定的触动。 

曾有那么几个人，他们在潘家听课时间不长，实际上只得到皮毛中之皮毛，就胆大妄为，公然开起了《易》学讲座。后与傅先生谈及，傅说他们在讲堂上究竟胡说些什么呀！不过想到错误百出、胡说乱造的G先生的所谓《易》学著作，那么这些人的敢于“亮相”，或许也在情理之中了。有人也曾要我去讲授《易经》，我说我没有学好，绝不敢说三道四。前面说过，倘仍行有馀力，我只想继续认真钻研，以尽馀年，只可惜再也得不到潘先生的指教了。 

可是，我于潘先生的论《易》，也有不敢苟同的地方。潘先生之于《易》，实是太专心一志了，所以在先生看来，天下万事万物，莫非易理易象。固然，《易》之为道无所不包，但却不能拘泥，凡事皆“一例而求，一类而取”。如先生把《道藏》中的各种符箓都解释成各个卦象，这实际上是很牵强附会的。又如有一次偶然谈起《诗经》，他问我：“你知道何以正好是三百十一篇，其中六篇又何以有目无辞？”其实，这不过是辑录者总汇起来偶然所致，但潘先生不这样看，他认为是按照河图和洛书的法则而作的有意识的编排。本来，明末的黄道周已有此说，潘先生继起，却愈走愈远了，我和傅紫显笑说，倘若发现有某少数民族暂时还不能破译的文字，潘先生也一定会把它和《易》挂上钩的。其实，假如用“数”来和《易》挂钩，不顾实际，那是轻而易举的：一可说成是太极，二是阴阳，三是三才，四是四象，五是五行，六是六爻，七是七政或七日来复，八当然是八卦，九是九宫，至于十，那就是天数五、地数五的天地之数的总和了，等等，几乎无一不可附会，那岂非毫无意义可言了。不过话得说回来，总观潘先生的整个学说体系的白璧，这毕竟只是微暇小疵，正同潘先生文字之不够通顺条畅一样，并无损于其学术之博大精深。 

我忽然想起明代“三袁”中的袁宗道，他平生最崇拜的，于唐为白居易，于宋为苏轼，故颜其斋曰“白苏斋”，集名《白苏斋类稿》。但《类稿》卷二十八收有《读子瞻范增论》一篇，却是专为驳斥苏氏立说而作的，然而这仍无碍于他对苏轼的倾倒之情。我和潘先生尽管专业不同，但绝不对他盲目崇拜。我之所以写出不敢苟同的看法，实与袁宗道的情况相类。现在我仍想再次强调：环视当今学界文坛，要说谁是我所最敬佩的，我想除了钱锺书先生，也就只有潘先生一位了。 

林庚：唐代这一诗歌高潮得来不易

• 林庚

  • 北京大学教授，诗人，古文学史家

编外学者孔凡礼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china.com.cn　　时间： 2011-02-22 11:17　　责任编辑: 任子鹏

孔凡礼先生   听到中国苏轼学会请他担任顾问，老人点点头说：“担任顾问，不承担具体工作，只是发表意见。” 得知一家出版社要为他所做工作支付报酬，老人摇摇头：“不要，做这种事情，我是不要报酬的。” “我很对不起中华书局，承诺中华书局做《三苏》修订，现在书稿找不到了……” “找老郭，多要两部样书……”老人的话语已经有些含糊不清，意思却让刘尚荣听得真真切切。 此情此景，成为孔凡礼留在当了他50多年学生、40多年责编的刘尚荣眼前的最后景象。就在刘尚荣离开医院回单位的路上，老人进入弥留。 孔凡礼，中国高校在编教授中没有这个名字；中国在编研究机构高级研究人员中也没有这个名字。甚至，他连中学高级教师的职称也没有得到。但是，著名的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出版的40余部学术著作的作者栏中却赫然写着这个名字；50年来，宋代文史多项重要研究成果的获得者是这个名字，学问得到著名学者李一氓、钱锺书、赵朴初、启功高度评价的，也是拥有这个名字的那个人。 成果写入当代学术史 孔凡礼在学术研究中初露头角，就不同凡响。1958年2月9日，《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发表了他的《陆放翁的卒年》一文，学界争论了七百多年的陆游卒年，由此一槌定音，被学界奉为定论。 当年八月间，孔凡礼就陆游研究向钱锺书先生请教，很快接到钱先生以朋友口吻作平等学术对话的长达千言的复信。 1959年8月3日，孔凡礼将自己的第一部书稿《陆游评述资料汇编》交给中华书局。中华书局取其与稍后送来的同样内容的齐治平书稿各自之长，改名《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出版。出版后，学界评价颇佳。 1982年，孔本《苏轼诗集》面世，以信息量大，资料翔赡，校订精审，收诗最多成为苏轼研究史上难得的精品。“我们出版界有一个共识，一时畅销的不一定是好书，要看这书是否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和销售期，有些书年年印，年年卖，几十年长销不衰，这就是传世之作。从1959年开始，孔老在书局出版了多部专著，基本都在重印。《苏轼诗集》就重印了8次，发行3万多册。”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说。 继之，孔凡礼又投入《苏轼文集》整理。《苏轼文集》前人从未全面校勘过，其工作量远较整理苏诗艰巨。考疑、辑佚工作更是常人难以承受之浩繁。孔本《苏轼文集》荣膺苏集定本之誉。《苏轼佚文汇编》附《苏轼文集》后行世后八年，成《苏轼佚文汇编拾遗》二卷，再后近十年成《苏轼佚文汇编拾遗补》一卷，孔凡礼书海搜寻，披沙拣金，去伪存真，终成就明万历茅维之后苏文辑佚的最大成果。其中，《艾子是苏轼的作品》一文，被学界以为是苏轼研究史上一重大贡献，自宋以来久无定说的《艾子》是否是苏轼所作终于定论。以花甲之身，积年之力，孔凡礼相继完成了作为国家“八五”计划、“九年规划”重点图书的8册、164万字的《苏轼诗集》，6册、180万字的《苏轼文集》。“近百年来苏轼研究最有价值的成果之一”，海内外学界就此形成共识。 1982年，孔凡礼在《文学遗产》第二期发表《关于汪元量的家世、生年和著述》，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的李一氓就此约见孔凡礼，并委托其整理汪元量的作品。对孔凡礼的整理成果，李一氓在其刊于《人民日报》的《古籍整理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这样评价：“孔凡礼的《增订湖山类稿》，不为汪元量的《汪水云集》或《湖山类稿》所限制，从《诗渊》和《永乐大典》新辑得元量诗词，用编年的方法，同原集打散整编为五卷……书后附《汪元量事迹编年》，和汪元量作品互为发明。迄今为止，可算是汪元量诗词集的最丰富、最有科学性的一个整理本，成为研究宋元史和宋元文学史的要籍。” 1998年，孔凡礼历时24年四易其稿的《苏轼年谱》由中华书局出版，迅即得到学界高度赞誉。有学者称它是自成体系、超越古今的新型年谱。有学者誉之为20世纪写得最好的一部年谱。次年，《苏轼年谱》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在《苏轼年谱》付梓前，孔凡礼已经启动《苏辙年谱》编纂。四年后的新世纪元年，50万字的《苏辙年谱》交由学苑出版社出版。有评论说，《苏辙年谱》谱主形象丰富多彩；资料详实，论据充足；考订严谨，辩证细密；详略适宜，写法新颖，是全方位描绘谱主风采的成功范例。 苏氏兄弟年谱面世后，孔凡礼即着手苏洵年谱的编纂，此书交稿之后，尚未付梓，他又应北京古籍出版社之托，编纂三苏年谱。在前三谱的基础上，孔凡礼用4年时间，对三苏生平、交游、著述以及他们之间的交往再次全面考察，重新写了一部《三苏年谱》。孔编《三苏年谱》甫一面世，好评如潮，被视为“迄今为止三苏行实研究最高水平的成果”。始自1977年的28年中，孔凡礼以苏轼为主体的三苏研究，成就著作5部22册700余万字，以新颖、详尽、扎实、可信，奠定了自己在“苏学”史上重要的地位。 由陆游研究起步，经三苏研究的磨砺，孔凡礼翱翔在学术研究的自由王国。他的研究领域扩展到范成大、晁补之、朱淑真、赵令畴、汪元量、郭祥正等一批宋代作家的行实考察，并由此发展为对整个宋代文史的关注。他的郭祥正研究，成为800多年来对郭祥正的第一次全面认真的考察，澄清了长期的误解，恢复了郭祥正的历史本来面目。他的《范成大佚著辑存》，被誉为“近百年宋代文史著作”六大辑佚成果之一。他的《全宋词补辑》，收《全宋词》遗漏的140多位作家的430多首词，其中约百位词人是孔凡礼的新发现，“为研究宋词提供了新的极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是近百年宋代文史著作辑佚又一显著成果。他编成的《宋诗纪事续补》，较清人厉鹗《宋诗纪事》、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增收宋代诗人1700人。一经出版，立即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受中华书局与其他出版社委托，孔凡礼还先后点校整理宋人笔记30多种，“几乎部部都有独到的发现”。2007年中，孔凡礼为中华书局点校整理了宋人叶寘《爱日斋丛钞》、周密《浩然斋雅谈》、陈世崇《随隐漫录》等，而这一年，孔凡礼已是85岁高龄。 孔凡礼的学术影响也早已蜚声海外。日本著名汉学家小川环树对其研究成果深表敬佩，认为孔校本涵盖了日本某些寺院秘而不宣的诸多苏集珍本三苏善本所独有的异文。孔本著作已成为日本、美国汉学家和我国台湾学者在广泛使用的底本

学者却始终是个编外

在计算机无处不在，改变了几乎所有学人治学方法和生存状态的今天，孔凡礼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治学状态。孔凡礼认为，学界很多人冷落图书馆，通过网络搜索来做学问，并引之为时髦，是完全错误的，很容易导致以讹传讹。50多年来，论在图书馆中度过的时间，老人恐怕在学者中要名列前茅了。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处处留下他的足迹，许多多年无人问津的古籍，孔凡礼成为惟一的读者。他是国图明代“穴砚斋钞本”《家世旧闻》的发现者，也是解放后惟一的读者。旧书摊、碑刻所在也是孔凡礼常去之地。直到80多岁，老人依然奔波在京郊大兴乡间居所到国家图书馆的路上。老人2007年8月27日的日记记录了这一天去图书馆的行程：

“早5点多起床，6点45分，走一里地，到达通三环的679路公共汽车站，……到达国图善本室，已是10时17分。……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几乎站不住，把握不了。……到了借阅大厅，正是10时25分。……到快餐厅，买了一包饼干，喝了一点水。到服务台提出预约的书，复印了一些。到敦煌室找了一点材料。2时30分，出国图，坐319路公共汽车……回到海子角住地，已经是6时了。坐下来都不能动，两条腿几乎不管用……不过，累，值得。我得到了我需要的资料，这些资料用到书上，可以提高质量，我可以问心无愧了。”写到这里，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

孔凡礼选择的是乾嘉朴学的治学方法，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研究中，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22册，他至少通检了50遍，每一遍都有新收获；影印的《永乐大典》202册，他起码通检了20遍……正是在这巨量的阅读中，他因新的发现，把研究不断向历史深处扩展，使认知接近历史真相，也使自己的著述充满智慧的光辉。

在图书馆，孔凡礼写下了20多本读书笔记和无数学术卡片，总量有几百万字，这当中，记下了孔凡礼无数拂去历史尘埃，始见瑰宝的心花怒放之时。1977年他在北图善本室意外发现目录卡上赫然写着明钞本《诗渊》25册，多出此前邓广铭先生所用《诗渊》16册。《诗渊》成书与《永乐大典》年代相差不多，收诗五万多首，其中十分之二三不见于古今刊印的古籍，也不见官修大型类书《永乐大典》；收词七八百首，其中大部分不见于《全宋词》、《全金元词》。从中，孔凡礼一举辑得《全宋词》失收的词作400余首。可以说，孔凡礼的每部著作，都是这样上下搜索，集腋成裘之作。

数十年中，孔凡礼沉潜精专之作颇丰，一个个古籍整理项目常人看来独木难支，靠他所说的“笨功”又费时费力，时日老天不假，从何而来？

孔凡礼是在而立之年开始学术研究的求索的，当时，他刚刚从安徽一所乡村中学调入北京三中任教。1963年，病中的他选择停薪留职，既减去不能担负教学而拿取报酬对三中的愧疚，又可全身心投入陆游研究。从此，除了以往几百元的积蓄和第一笔千余元稿酬，每月一家人的生活就靠中华书局支付的40元生活补贴维持。“文革”中，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全面停滞，孔凡礼重返教职而不得，在三中做了数年教学辅助工作，每月收入仅16元到30元。1979年，“文革”后首次提工资、评职称，孔凡礼也刚刚重新走上三尺讲台，重新开启中华书局委托的整理三苏资料的学术研究，考虑到自己年近花甲，教学、研究难以两全，孔凡礼婉拒了中华书局调他当编辑的邀请，毅然提前退休。孔凡礼与时间赛跑的赛程重新开始。1982年，孔凡礼再次谢绝李一氓请他到古籍办工作的邀请，为自己争取了宝贵的研究时间。

“洗得发灰的蓝布中山服罩褂，领口已经破了，衬褂是洗毛了的白老布，衣领上缀着厚厚的补丁。当我站在敞开的门前时，他正佝偻着高大的身躯，‘咝咝咝’地喝着稀饭，桌上是一摞翻开的书稿，旁边是一碟不知名的咸菜。我的天，今天是中秋节了，现在正是月圆之夜！”黄山书社一位编辑看到的，不是孔凡礼生活中的一刻，而是常态。这常态，为孔凡礼赢得了时间和精力，使他得以潜心去做惠及子孙后代的研究。他靠克己与牺牲，赢得了学术研究并不舒适但却自由的空间。

晚年，老人在家乡一所高校的讲台上，面对后辈学子语重心长：“我这个人，有一点特殊性，一方面我是北京一所普通中学的普普通通的教师；另一面，我又是有着多方面学术成就的致力于宋代文史研究的学者，这种情况，在北京市不多见，在当代中国也许是个特别……我为《全宋诗》、《全宋词》这两部代表一个时代学术水平的总集，做出了别人不可替代的独特贡献。或许可以说，有我的参与，这两部书就显得更有光彩；如果没有我的参与，这两部书可能就要暗淡一点……”老人的话，点燃的是世人对学术文化的信心。老人离去后，顾青在缅怀前辈时说：“当前学术文化事业实用主义盛行，很多人急功近利，抄袭现象大量存在，导致公众对学术界信心减弱，也失去了对学术应有的崇高感。孔老的学术成就和生活经历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应当保有这份信心。”

心灵的回声

翻开《孔凡礼文存》，在石钟扬所写的《无冕学者孔凡礼》一文中，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几十年中，我先住在‘东倒西歪’的两间东屋，后来又住进‘骄阳飞汗雨’的斗室，然后又住进荒鸡夜唱的村舍。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出版了近40种书，发表了三百篇文章，还有一部存稿，字数共约在一千三百万。……人们亲手把教授的桂冠要戴在我头上，我婉谢了；有人要给我房子，我婉谢了；我过着四十五年的单独生活，为了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我献出了一切。我鞠躬尽瘁，问心无愧。

这杯本来是清醇甘美的酒，在进入八十岁以后喝起来，却越来越苦涩。有谁能知道其中的真味呢？只有我自己，我只有慢慢地喝着，细细的品味着，因为这酒是我亲自酿造出来的。”这是孔凡礼在与他的传记作者书信往来时的内心独白。当问及其治学中最遗憾的事时，孔凡礼的回答让石钟扬潸然泪下。老人说，我多次幻想拥有一间窗明几净的书房，两侧排列着书柜，按经史子集分开，我徜徉其中。如果具备此条件，我的成果可能还要多一些。转而他又说，其实，这也不是遗憾，因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在这方面知足。进而，老人又反复说了一个不可抗拒的遗憾：自己年龄太大，时间永远不够支配，还有许多工作等着他去做。“我现在要是六十八岁，该多好啊！”发出这生命呼唤的时候，老人已是86岁高龄。

两年后，他在病榻上离开了他眷恋了半个世纪的学术研究，那一刻，他有多少遗憾，多少不舍，多少无奈？

让我们从老人当时的心境回望，探究他生命的历程，重温他学术研究的追求。

作于1963年的一首诗中写道：“东倒西歪屋两间，斜风细雨送床前。我自如山山不动，剑南理罢又骚篇。”

1992年，又一首诗是这样的：“郐曹临上国，造化赐机缘。出入文津道，留连厂肆廛。五千唐宋卷，百万管蠡言。苏陆明窗读，豪情尚欲燃。”读先生的七十抒怀，读出几多豪情？

下面一首，名为《七十八岁初度》：“日丽风和卷霹雷，蓬门长闭躲书堆。齑盐三顿清如水，骏马千蹄志不回。薄有刍言传域内，愧无冠冕启方来。人生得失如何计，漫把封缸尽一杯。”诗中千滋百味，令人肠断。

老人的倾诉与呼唤，令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生出无限感慨，郁积满腔痛惜。扪心自问，当老人发出这呼唤时，如果听到，我们是否会做些什么，给老人赢得更多的时间，让这样一位稀世人才能为中华民族精神宝库添加些许当代人的贡献？在老人带着遗憾、不舍离去之后，我们痛定思痛，是否应当为还在学术研究之路上艰难跋涉的张凡礼、孟凡礼们做些什么，以使今天的时代大师辈出？我想，这才是记者写这篇报道、本报发表这篇报道时的期望。（庄建）

　　家人都亲切地称他为“爷爷”,他也确乎是一副农家老爷爷的拙朴形象:理得短短的花白发茬,阳光晒出的红润脸色,依然高大敦实的身板,为见客而特意换上的蓝布中山装。交谈的大部分时间,他是笑着的,说话很急,中气十足而神态憨直,俨然一个和善快乐的“好老头”。可在儿媳妇的口中,他其实是极“倔”的:“爷爷不生是非,生活很简单,就是太‘倔’，整天埋头鼓捣他那些古书,从来不烦;也不爱跟人联系,走在路上都忘不了他的文章,别人打招呼,总不理,说是怕打断了思路……”

　　孔凡礼“倔”,而且一度“倔”到了自己都不理解的地步。他本是一位在三尺讲坛上如鱼得水的中学教师,却在而立之年,一头扎进古典文学研究的无边瀚海中,以致停薪留职,成了一位公认的“书痴”。37岁时妻子去世,他就过起“单身汉”的日子,直到现在。很多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找上门来,他却生怕干扰到手头的研究,忙不迭地躲开了。今天,翻看他撰写或点校的煌煌大观的心血之作,人们惊讶、叹服,纷纷送上“专家”、“学者”的美誉,而这位蜗居于北京郊区农家院里的老人却总是认真地“澄清”:“我只是个‘中学退休教师’”。

　　带着“陆游”走向中华书局

　　孔凡礼1952年从安徽一所乡村中学调到北京三中任教。此时他刚近而立之年,决心利用首都的文化资源,为祖国的文化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书海茫茫,路在何方?孔凡礼写过散文,研究过鲁迅、《红楼梦》,甚至对《水浒传》、《儒林外史》也下过一番苦功,终因难有创见而忍痛罢手。偶尔借阅一部《白居易评述资料汇编》,立时“顿悟”:古典文学研究大体有两派,要么以理论辞章取胜,要么以考据资料见长;前者要有理论修养,兼有一定的灵气;后者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功底深厚才能左右逢源——这就是传统称为乾嘉朴学的治学方法。而他自量只能紧步“乾嘉”后尘。几经权衡,他确定以爱国诗人陆游作为这项工程的突破口。

　　1957年3月,孔凡礼买回一部万有文库本《陆放翁集》,反复研读,逐渐摸索出“两全、两账”的治学方法。“两全”就是全面研读陆游著作,全面搜集陆游生平史料。“两账”是编《陆游交旧录》和《陆游编年录》。孔凡礼的“两账”巨细不漏,不仅有利于知人论事,更能从中发现问题。如明人毛晋所辑《放翁佚稿》是毛氏汲古阁刑本《陆放翁全集》的附录,自明末以来三百多年,从未有人对其中作品的著作权提出过异议。孔凡礼却发现《放翁佚稿》卷下都不是陆游的作品,写成《陆放翁佚稿辑存考目》,发表在中华书局编《文史》第三辑,澄清了三百年来的疑案。再如陆游青年时代撰写的笔记《家世旧闻》(未刊稿),学界认为它早已失传。1957年11月6日孔凡礼按惯例到旧书摊访书,偶尔看到天津著名藏书家李盛铎的《李木斋藏书目录》,其中就有《家世旧闻》。当时李氏藏书已归北京大学。第二天,他到北大图书馆抄录了全文。不久,他又在北京图书馆见到了《家世旧闻》的明代“穴砚斋抄本”,作了仔细校勘。直到1993年12月才作为“唐宋史料笔记丛书”之一由中华书局出版,轰动了学术界。

　　关于陆游卒年的争论持续了七百多年。1957年夏的一天,孔凡礼漫步北京西四牌楼东大街,在地摊上发现陆游学生苏泂的《泠然斋诗集》,立即买下,回家反复翻阅,直到第三遍读到卷六的《金陵杂兴二百首》,有首诗跳入眼帘:

　　三山掺别是前年,除夕还家翁已仙。

　　少小知怜今老矣,每因得句辄潸然。

　　三山是陆游在山阴的居地。苏泂从小师事陆游,陆游致仕还乡后,苏常到三山去看望他。这首诗不就是苏泂回忆、哀悼老师陆游的吗?联系陆游嘉定二年所写《自笑》原注:“腊月五日,汤沐按摩几半月”,这首诗不就是陆游死于宋宁宗嘉定二年腊月五日之后除夕之前的最有力证据吗?于是,孔凡礼写出《陆放翁的卒年》,寄《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于1958年2月9日发表。这是孔氏学术研究的处女作。没想到它一锤定音,从此陆游卒于嘉定二年(1209年)除夕前说被学界奉为定论。

　　1957年8月,孔凡礼见新出版的《文学研究》上载有钱钟书的《宋代诗文短论》(十篇),其中有一篇论陆游,就立即买了一本。读罢,孔凡礼给钱先生写信求教,提了三个问题。1957年9月1日,孔凡礼收到钱先生长达千言的复信,肯定了他对陆游《送仲高兄宫学秩满赴行在》一诗写作时间的推断,还着重指出,考察作家某段时间的思想倾向,对论证作品写作时间有重要意义。而这恰恰是孔凡礼曾经忽视或暂时功力不逮之处。

　　钱钟书的关怀与点拨,对刚刚迈进学术之门的孔凡礼是极大的鼓励,他加快了陆游研究的进度,终于1959年编成《陆游评述资料汇编》。

　　1959年8月3日下午,一场暴雨过后,孔凡礼携《陆游评述资料汇编》书稿,穿过北京东城东总布胡同,趟过积水,走进了中国最高档次的出版社之一——中华书局。

　　同年12月,中华书局决定采用孔凡礼的《陆游评述资料汇编》。

　　从此,孔凡礼与中华书局结缘;这影响乃至决定了他未来数十年的生活道路。

　　登上“三苏”研究顶峰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天,中华书局委托孔凡礼承担国家“八五计划”、“九年规划”中的重点项目:苏轼诗文集点校整理。他知道这项任务极为艰巨，且当时整理古籍没有稿酬,只有三十套样书相赠。但孔凡礼还是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这项重任,于1977年3月底开始点校《苏轼诗集》。

　　他几经比较,决定以清道光二年王文诰编《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四十六卷本为底本,而他选定的校本有宋刊本十一种,元、明、清刊本各二种,还有包括金石碑帖在内的其他大量资料。

　　这些善本，有的已流散到台北、日本及美国。在中华书局强有力的支持下,他辗转得到了这几种珍本。三夏,蜗居小屋内暑气逼人,他挥汗如雨,手不停披;三冬,他回太湖老家过春节,在堆满柴草的百年老屋里,呵冻挥毫。他在跟时间拔河,“适伴东坡忘客至”,就是他校书的写照。

　　这样,孔凡礼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把全部苏诗核阅了五十多遍,写下了七千多条校勘记,囊括了现存苏诗十七个善本的全部异文。孔校本《苏轼诗集》以信息量大,资料翔赡,校订精审,收诗最多,成为苏诗研究史上难得的精品。

　　《苏轼诗集》刚刚脱手,孔凡礼又转而整理起《苏轼文集》。《苏轼文集》前人从来没有全面校勘过,其点校工作远较整理苏诗艰巨,孔凡礼以明末茅维编《苏文忠公全集》为底本,做了全面的校订。此外,孔凡礼又以六七年之功,翻阅了宋代和宋以后各类著作三四百种,从其中一百一十多种中辑得苏轼佚文四百多篇,而成《苏轼佚文汇编》附于《苏轼文集》之后。

　　1981年冬的一天,孔凡礼参观首都博物馆“历代碑刻展览”,在宋代碑帖中发现了苏轼给文同(与可)书简的一部分,似未收入《苏文忠公全集》之中。他赶紧拿出随身携带的小本本,一字一字地抄下来。回家一对,果然不见于底本。第二天他带着纸笔和老朋友翁荣溥先生一起去了博物馆,经反复请求,花三小时在馆内抄录了苏帖全文,后又从馆里一位研究碑帖的秦先生那里借回碑帖胶卷仔细核对,从而辑出苏轼书简二十多篇。经考证,这是西楼帖,汪应辰刻于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共三十卷,久佚。没有想到,这些珍品又能重见天日。

　　就这样锐意穷搜,孔凡礼继《苏轼佚文汇编》之后,又增《苏轼佚文汇编拾遗》二卷,收佚文一百余篇;复增《苏轼佚文汇编拾遗补》,收佚文十二篇,是近百年来苏文拾遗补缺的最大成果。对此,《人民日报》曾发表专评,赞赏备至。

　　孔凡礼还编撰了《苏轼年谱》。他积十年之功,遍览《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皇朝文鉴》、《宋会要辑稿》、《宋诗纪事》以及宋、金、元诸多方志、类书、笔记、碑帖、总集、别集六百多种,到1988年编成二百多万字的《苏轼年谱长编》。然后经两次全局性的梳理归类,到1994年整理成130多万字的初稿。此后,再度删繁就简,终以百万字成书。这部历时二十年四易其稿的《苏轼年谱》,1998年2月一经中华书局出版,立即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1999年10月,《苏轼年谱》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

　　1996年初,当《苏轼年谱》正在付排时,孔凡礼又着手编撰《苏辙年谱》。历时四年,到2000年元月,孔凡礼用书二百多种,撰成50万字的《苏辙年谱》,交学苑出版社付排,又历经五次增补,于2001年6月出版。

　　苏氏兄弟年谱完工之际,孔凡礼即着手编撰其父亲苏洵的年谱。苏洵年谱甫成,他又应北京古籍出版社之邀,编撰三苏年谱。换一个“聪明”的畅销书写手,或许可将前三谱重新组合一番;但孔老却在前三谱的基础上又用了四年时间,对三苏的生平、交游、著述以及他们之间的故事再次作了全面考察,重新写了一部《三苏年谱》。孔编《三苏年谱》2004年10月出版,共220万字,精装四册,被学者称为“迄今为止三苏研究的最高成果。”

　　从1977年至今29年来,孔凡礼以苏轼为主体的三苏研究,著书五部二十二册约七百多万字,外加数十篇学术论文,实为一项庞大工程。尤其是三苏年谱系列,层层攀高,新颖详尽,从而奠定了孔凡礼在“苏学”史上迄无第二人的权威地位。

宋代文史研究一路凯歌

　　孔凡礼还为范成大、晁补之、朱淑真、辛弃疾等一批宋代作家编写年谱或撰写考证文章,并由此发展到对整个宋代文史的关注,一路凯歌,屡有惊人的发现和成就。

　　在搜寻苏轼佚文的过程中,孔凡礼从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意外地发现明抄本《诗渊》二十五册。《诗渊》与《永乐大典》成书年代差不多,保存从魏晋六朝到明朝初年大量作家的作品。它收诗五万多首,其中十分之二、三不见于古今刊印的古籍;收词近千首,其中大部分不见于《全宋词》、《全金元词》。孔凡礼从中新发现了近百位宋朝词人,并一举辑得《全宋词》失收的词作四百三十多首,经精细考校,编成《全宋词补辑》。1980年一经中华书局出版,立即轰动中国词界,成为近百年宋代文史著作辑佚最显著的成果之一。1999年孔氏的补辑汇入中华书局新版《全宋词》(简体横排增补本),署名为“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

　　在搜集考察宋代诗人事迹的过程中,孔凡礼发现清人厉鹗《宋诗纪事》、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并不完备,他先从明抄本《诗渊》、中华书局影印的《永乐大典》中辑得宋人佚集一百多种,又从数百种地方志与谱牒中各有所获。经二十多个春秋的不懈努力,终于编成了30卷80万字的《宋诗纪事续补》,较厉、陆前编增收宋代诗人1700人。此后又编成《宋诗纪事续补拾遗》约20万字,再增收宋代诗家近600人。这两书,为《全宋诗》编纂提供了珍贵资料。他因此两次被邀请到北大给古文献专业的师生讲学,并荣入“《全宋诗》编委会”,成为这个由专家教授组成的编委会中唯一的中学退休教师。

　　2000年以来,孔凡礼时而应邀外出参加苏轼国际研讨会或陆游文化节,每次都被慕名而来的学者们围困得应接不暇。

　　美国西华盛顿州立大学东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唐凯琳教授2000年夏在河北栾城的第十二届“苏轼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拜见了孔凡礼,到北京后又再次约见孔先生,向他讨教有关苏轼、苏辙生平著述的若干问题。午餐后,唐恭敬地搀扶着孔先生直送到901车站。当一位黄发蓝眼、风度翩翩的美国中年女教授,毕恭毕敬地搀扶着这朴实如农夫的中国老汉款步前行时,顿成街头一景。人们用目光摄下了这永恒的一瞬。

　　“四平居士”的精神境界

　　孔凡礼并没有高于常人的智商。他曾说:“余计个人青年时智商约为中等之下,中年时可达中等,然略偏下,今早逾古稀,与同龄人相比,约为中略偏上,尚不及中上。”他之所以能著书立说、多有创见,实是因为有超人的勤奋。

　　孔凡礼1998年大病以前,中华书局邀请他点校整理洪迈的《容斋随笔》。经两次大手术,出院后不久,中华书局又重申前约。这年冬天,刚刚出院的75岁老人冒着寒风,从北京远郊大兴农村到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以及北大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去查校《容斋随笔》善本。从大兴村舍到大兴黄村901路车站,要走四十分钟。乘901路公交车到六里桥北里下车,爬上几十层的水泥砖梯,直奔北京西站,换乘302路公交车到达北京图书馆。早晨六点不到就起来,九点半才能到北图。在善本室看书、看胶卷约三小时,然后到北图读者餐厅吃点饭,找个地方闭目养一会神,再往回赶,到家往往是满天星斗。不说看书,仅来回路上六七个小时的颠簸就需消耗巨大精力。这样,经过半年多的苦斗,他终于理清了《容斋随笔》版本的头绪,并有一些重要发现。此书已于2005年底问世。有人说这哪叫勤奋,这叫拼命啊!

　　这位高龄的拼命三郎,几乎无暇享受人生。他数十年如一日,身穿粗布衣,出入大小图书馆,串巡远近旧书摊。传说“文革”前他甚至夏顶大草帽,冬穿空心棉袄,腰系草绳去图书馆博览群书。有年中秋节,黄山书社某编辑登门拜访,见到的是这样一幕:“洗得发灰的蓝布中山服罩褂,领口已经破了,衬褂是洗毛了的白老布,衣领上缀着厚厚的补丁。当我站在敞开的门前时,他正佝偻着高大的身躯,‘咝咝咝’地喝着稀饭,桌上是一摞翻开的书稿,旁边是一碟不知名的咸菜。我的天,今天是中秋节了,现在正是月圆之夜!”但他待人却极其慷慨,动辄给家乡的图书馆捐赠价值千元的图书。他每有新著,都不惜工本地送给四方学人。他晚年破例应聘为家乡唯一的高校、母校安庆师院古籍所的客座教授,不但坚决不收讲课酬劳,还自费买了二十四史等典籍奉送古籍所。

　　孔凡礼自奉甚薄,内心世界却极为丰富。他有《漫笔》诗云:

　　默数南来北往车,林阴道上步舒徐。

　　漫言粗服田间叟,胸中东坡百卷书。

　　总结自己数十年的治学道路,孔凡礼的心态一直很平静。他在一封长信的末尾说:

　　“几十年中,我先住在‘东倒西歪’的两间东屋,后来又住进‘骄阳飞汗雨’的斗室,然后又住进荒鸡夜唱的村舍。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出版了四十种书,发表了三百篇文章,还有一部存稿,字数共约在一千三百万……人们亲手把教授的桂冠要戴在我头上,我婉谢了;有人要给我房子,我婉谢了;我过着45年的单身生活,为了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我献出了一切。我鞠躬尽瘁,问心无愧……”

　　其实孔凡礼并非没有“加冕”的机会,而他却一再选择了放弃。1963年,他为了专心治学而停薪留职,钻进图书馆度过了近十年穷困却充实的生活;1979年11月,在“文革”以来十几年间全国首次提工资、评职称的前夕,孔凡礼考虑自己年近花甲,教学、研究难以两全,毅然提前退休;就在他退休前夕,中华书局请孔凡礼正式调入当编辑;1982年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的李一氓,诚邀他到国务院“古籍办”工作;1983年2月,安徽阜阳师院拟聘他为客座教授……他或因编务、公务与古籍整理难以兼顾,或因离京太远耗不起而一一婉辞,一次次与编审或教授头衔擦肩而过。

　　对于孔凡礼种种出人意料的选择,有人说“迂”,有人说“痴”。不过,也有知己者说,“迂”也是一种境界,一种痴迷忘我的境界。

　　当问及孔凡礼治学中最遗憾的事时,他说,我多次幻想拥有一间窗明几净的书房,两侧排列着书柜,按经史子集分开,我徜徉其中。如果具备此条件,我的成果可能还要多一些。“我现在要是只有68岁，那该多好啊！”

　　孔凡礼给自己取了一个别号：四平居士。自译为：平平静静，平平淡淡，平平常常，平平和和。他说这是他的生活之道、健康之道。一个朋友为孔老的书斋（其实他哪有什么书斋）取了个富有诗意的名字：燃寂斋。不知其意是指孔老在燃烧寂寞呢，还是说他在寂寞中燃烧？

　　（作者为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系教授）

　　■成果解读

　　孔凡礼1958年2月9日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发表学术处女作《陆放翁的卒年》。1962年11月在中华书局出版第一部文献类作品《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与齐治平合作）。从此一发不可收，先后出版《全宋词补辑》（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范成大佚著辑存》（中华书局1983年3月版）、《增订湖山类稿》（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范成大年谱》（齐鲁书社1985年版）、《宋诗纪事续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5月版）、《家世旧闻》（中华书局1993年12月版）、《郭祥正集》（黄山书社1994年12月版）、《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2年9月版）、《宋诗纪事续补拾遗》（北京大学出版社待刊）等。尤以三苏研究贡献卓著，先后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2月版）、《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3月版）；著有《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2月版）、《苏辙年谱》（学苑出版社2003年1月版）、《三苏年谱》（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版）。并有论文集两部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