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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种子谢兴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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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种子谢兴尧:一位太平天国专家的成长史 

 

读书种子谢兴尧,是我五十二年前的上级,时任人民日报图书馆馆长,我那时是刚从学校分配到报社工作的三门干部。一直到他去世前夕,他与我谈话与写信的内容都是书本子。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坏在读书种子,爱书本子”,他在这里说的是一句含蓄的牢骚话。谢兴尧家,先世没有土地房屋,穷极潦倒,轮到他父亲,成了好学之士,于是以读书传家。

自选毕业论文《太平天国史研究》

谢兴尧考取北京大学是1927年,读的是文科史学系。系主任朱希祖,是一位研究南明史的专家,搜有不少孤本秘籍。教授都是当时有名的学者:陈垣先生讲史学概论及名著选读,陈寅恪先生讲西北地理,马衡先生讲考古学。四年级时自选论文,题目是“太平天国史研究”,导师是朱希祖。朱先生号逷先,二十年后谢写有《追记朱逷先先生》,发表在《新生报》副刊,即谢主编的《文史周刊》。

大学后期入北大国学门研究所,时在1931年。国学门包括文字、音韵、史地、考古及民俗等内容。研究所主任是沈兼士,沈先生兼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

在北大沙滩红楼,住在理科宿舍马神庙西斋,谢住天字号,经济系千家驹住地字号,两人常有往来。千家驹比谢低一级。

五四之后,北大的学术空气新鲜活跃,派别纷呈。为学提倡独立思考,标新立异,国文系教授吴虞要“打倒孔家店”,钱玄同号称“疑古”。谢兴尧心怀立新,在学术中独喜自由主义。

“惟思索寻究者为可畏”

谢老九十岁那年,我请他到我家吃饭。提前一天问他喜欢吃什么,他说喜吃海参烧猪肘。席间我问他:“将来我要写点你的事迹,主要写些什么呢?”他笑了笑说:“有个人对我的批评,我终生难忘。”老人精神矍铄,讲他年轻时进入太平天国研究圈子的故事。

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离毕业还有半年,谢常写些有关太平天国的笔记、杂文,投于《北平晨报》副刊。1930年底,副刊主编于非闇来谈,约写连载文章。邓之诚教授为他的连载起名“洪杨卮谈”。卮谈,意思是慢慢谈,一点一滴地谈。当时常见的,只有清朝方面的官书及一些中外私人记载。研究太平天国的人少得很,有英国人林利著《太平天国外纪》,国内有王钟麒的《太平天国革命史》之类。太平天国研究领域,就其整体来说,还是一片荒漠之地。

读曾国藩的集子,看到奏折中说,“俘物多少,送军机处”。清军奏报中,也常有“‘逆书一束’、‘功劳簿’、‘黄衣黄旗’等送军机处”的报告。谢兴尧猛然省悟,想到要找清代军机处,看曾国藩统率下的清军送去的那些物件,主要是查寻长毛旗子、长毛功劳簿、长毛户口本。还要读当时的原始文件,包括洪杨与清廷两方面的文件。从实物与档案入手,系统研究以洪杨为首的太平天国运动。

这些军机处的原始档案,当时是不让人看的。那位沈兼士先生,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馆长,明清档案资料都由他掌管。沈先生也是北大毕业的,是谢的长辈先生。谢向沈先生提出看军机处档案的请求,沈先生批评说:“储存档案册的房子那么高,档案一直放到屋顶,哪里有立身之地?”军机处的档案保存在景山西侧的大高殿。恰巧遇到一位熟人,他叫单士元,是国学门研究所的同学,具体管理清代档案。单先生对他说:“我这里有两条规定,一是不许带毛笔和墨盒,只能带铅笔与纸片。二是给你扛来一架梯子,你要看什么,自己爬上去翻阅。”想读军机处档案的愿望实现了。楼上堆积档案的灰尘,足有两寸厚。查了好几天,没有发现长毛旗子的影子,也没有见到长毛功劳簿。档案上另纸写“道光某年某月”、“咸丰某年某月”、“同治某年某月”,都用墨笔写在高丽纸上。从道光朝看起,往后按年翻阅。当时看档案的,还有蒋廷黻,看中英外交档案。

意外地发现一个文件,就是天德王洪大全的口供。这个口供的内容与价值,谢写成文章发表。研究太平天国的罗尔纲先生说是假的,后来证实是真的,罗先生做了自我批评。沈兼士先生见这个青年埋头档案做学问,以为路子对头,指着谢兴尧对单先生说:“年轻人的脑子灵,聪明外露。”沈先生几次说谢“聪明外露”,谢以为这四个字是难得的表扬,细细琢磨沈先生的意思,也是含蓄的批评。在谢以后的治学中,特别注意厚积少露。多少年后,一直到晚年,谢老还感慨深沉地说:“俺之‘初出茅庐第一功’,即沈先生所推荐。”

当时研究太平天国的人大都接触的是官书,官书都是可以公开发表的旧档。军机处的档案,都是没有发表过的原始材料,其中有不能发表或不可公开的资料。其中关于太平天国本身的文献,都是书本中没有刊载的。奏折中的附件,常常是十分重要的密件,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窥见朝廷政策的内幕隐秘。

《北平晨报》从1930年12月31日开始,在第五版《北晨艺圃》连载谢的文章。以“洪杨卮谈”为题,一直至1932年4月16日,长至十六个月,连续刊登一百零六次。这样续写连载,时间拉得很长,涉及内容广泛,引起学界的普遍注意。

王芸生约写太平天国专稿

大学快毕业时,祖母与父亲相继逝世,老家没有最亲的人,北京就成为他的故乡。大学及以后的一段时间,他除专攻洪杨史实以外,喜欢钻研北京的风土人情,也留心文物建筑。

《洪杨卮谈》引起学界的普遍注目,一些学术杂志向他约稿。《华北日报》约写有关太平天国的文章,《洪杨建国杂记》、《洪杨建国续谈》就是这时所作,发表在第八版副叶,从1932年10月18日至1933年3月24日,共登七十二期。这两篇杂文,他晚年自编杂著中未收,《自传》及其他回忆文字中也未曾提及。最近发现有缩微文字存世。

《洪杨建国杂记》中先说:“研究太平天国史者,当先处于旁观地位。”继又称:“其政策之最要者,厥为打破贫富阶级,提倡男女平等。所颁‘天朝田亩制度’,即其立国精华之所聚,实为共产制度之先驱,社会革命之前导。”这时正是国民党围剿共产党的激烈紧张时刻,将洪杨革命与共产制度相对并论,加以肯定,十分难得。

此后不久,《国闻周报》主编王芸生来信,约他在中山公园叙谈。赴约后,见清史研究专家萧一山也在座。王先生说:“《国闻周报》想每期登一篇关于太平天国的文章,也登清代的其他文章,请萧先生与谢先生轮流执笔,每月各写二篇,不能间断。”《国闻周报》是个有影响的学术刊物,谢从1934年底开始,连续写了一年多。最后一次交稿是1937年6月,题目是“太平天国在河南”,署名老长毛,登在十四卷第二十三期。所写太平天国方面的文章有《读江南春梦庵笔记跋尾》、《由朱案谈到洪门及其五子》、《太平天国前记》、《乌兰泰与洪杨》、《太平天国史事杂录》,也有考证《水浒传奇》的《梁山泊》。这时所写的杂文,大都收在《太平天国丛书十三种》。

这期间,也为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写稿。编录所作为《太平天国史事论丛》,1935年春出版,胡适起的书名,收有《大英博物馆藏太平天国史料考》、《朱九涛洪秀全姓氏考》、《钱江传》、《太平天国国际关系史略》等十二篇文章。

与简又文结伴办《逸经》

上世纪30年代中期,谢住米粮库胡同,与陈垣、胡适两位先生做邻居,经常去串门。有一次胡适对谢说:“燕京大学教授简又文想见见你,他住在东单新开路,有工夫可以去会会面。”谢早就注意了简又文,他当时常在《雨丝》及《京报》副刊上写文章,大半根据外国材料,从宗教的角度研究太平天国与耶稣教的关系。简所写《太平天国文学之鳞爪》、《太平天国福字碑记》,谢以为是有价值的学术文章。简搜集许多外国传教士的日记、汇报等,都是原书和图片,资料珍贵。

大约在1935年春,谢与简见面后,都以为对方所知所藏,可补自己之不足。谢以为,国内存储有关的档案十分丰富,可以一边整理一边写成评论文章。此后一年,与简失去联系。

简又文从上海给谢写信,打算在上海办一个杂志,专门研究太平天国,已经筹备就绪,迫切邀谢同办。同行相亲,也为了实现学术目标,谢辞去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的教职,按期到了上海。谢住在金神甫路租的小屋,雇一娘姨做饭,后来迁至拉都路。简又文住在大西路。简拿出五百元创办费,取名《逸经》文史半月刊,民国二十五年(1936)3月5日出特大创刊号。杂志创办时全体只有四个人,简自任社长,谢任主编,住在简家的他的小姨子兼作会计,管钱,简的老朋友、神州国光社主笔陆丹林任编辑。当时的分工是,主要稿件和事务,尤其是政治稿件,都由简又文负责,谢负责向北方学界约稿,兼任校稿、编稿,陆丹林约上海方面的文稿兼校稿。这时谢每月拿生活费一百二十元。

谢与简又文都是喜谈洪杨的太平天国迷,简封谢为尧王五千岁。谢在《国闻周报》发表文章,自署老长毛。二人无形中形成一个共同的“偏见”:只要是太平天国史料,便是宝贝,并尽量从各方搜辑。中国方面除自己所藏外,又从南昌胡氏、北京萧一山等处征求文献。谢每天到徐家汇藏书楼去录咸丰时代的外国报纸。外国方面则托友人王有三(名重民,受北平图书馆之命到欧洲征辑文献)亲到英法德各图书馆、博物馆找材料。王从外国搜集的《太平天日》、《资政新编》、《钦定军次实录》,都是国内未发现的太平天国本身典籍。这样,差不多每期都有关于洪杨的文章,读者视《逸经》为洪杨专刊。杂志取材主要是文献掌故、散文小品,讲究趣味性,朴实古茂,冲淡隽永。邀约的作者,北京有周作人、俞平伯、老舍、谢刚主、瞿兑之、谭其骧、徐凌霄、徐一士等,南方有柳亚子、林语堂、郁达夫、许钦文、谢冰莹等,多是名流。

《逸经》出版后,据说每月可赚三四百元。大约办了一年,谢要求回北京,主要原因是他约徐凌霄写的稿件,简不满意,让人难堪。谢觉得简又文有时盛气凌人,表现出主人对待雇员的神气。谢原来想去徐家汇天主堂和南洋中学读旧报及地方志,搜罗太平天国的资料,因去郊区来往甚不方便,目的无法达到。《逸经》杂志办二十一期后,谢告辞回京,由陆丹林接任主编。

简又文字永贞,号驭繁,笔名大华烈士,广东新会人。九一八事变后的秋天,他离开燕京大学,到冯玉祥西北军当政治部主任,后来当了国民党立法委员。撰有《太平天国全史》、《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各三厚册,由美国哈佛燕京学社、亚洲学会及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赞助和私人捐款,于1962年在香港出版。简又文也是近代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拓荒者。

谢兴尧回京后,即应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萧一山的邀请,到开封任河南大学史地系教授,时在1937年春天,不到一年回京。

太平天国研究的拓荒者之一

谢老九十九岁高龄时,他把我叫到身边问:“外界对太平天国有什么新看法?”我告诉他,有一本书叫《告别革命》,从陈胜到太平天国,还有孙中山、五四运动,都在否定之列,因为都是革命。老人问:“为什么革命就被否定?”我告知:“人家说革命破坏生产力,洪秀全起来革命,破坏了生产力。现在满目都是曾国藩,书店的书架上,曾国藩一占就是数百种。”老人有点气愤,说:“曾国藩杀了那么多的人,他没有破坏生产力?对于满清朝廷来说,曾国藩是功臣,是远远超过满族官员的功臣,但对中国百姓来说,曾国藩是罪人。”

太平天国运动,在清末时期,对朝廷官员来说,尤其是在皇帝眼中,是一帮造反的土匪、破坏社会的渣滓,大恶不赦。在一般人眼中,甚至在一些学者面前,都以社会动乱的制造者目之。在国共长期相争中,舆论一律将中共当太平天国,将太平天国当中共,口诛笔伐,原因就是二者都是革命。谢兴尧在厨室不炊的境遇中,开辟从发掘故宫档案的角度评述太平天国史事,肯定太平天国是一次革命运动,是“共产制度之先驱”,振聋明目,发人深省。

活了一百零二岁

谢老2006年6月23日在北京逝世,按身份证生于1906年9月28日。

谢老九十八岁那一年阴历八月,他让保姆老王给我打电话,说想见见聊聊。晚年他住在人民日报大院,与我的住地相邻。我去后,见他坐在小厅桌旁的椅子上。他让我坐下,附耳小声对我说:“再过几天,八月十一日,我就要上白玉楼了。”白玉楼,指唐代诗人李长吉临死前梦见玉帝召赴天楼的事。我说:“凭你说出这样的话,天帝眼下也不会召见你。”他缓缓地对我说:“早年到北京后,我的英语不好,补了两年英语,我隐瞒年龄两年。”我一想,老人是在说,他生于1904年阴历八月十一日,再过几天就一百岁了。

北宋年间的黄庭坚,曾告诫那些铁槛红墙家的后代说:“士大夫家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有才气者出,便名世矣。”

谢兴尧以才气名世,读书种子也。

读书种子谢兴尧:一位太平天国专家的成长史

柯愈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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