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钱先生作第七百二十二则日札，中论《金楼子》：
《金楼子》文多散行，不拘声偶，著书之体则然。比见末学小子抗谈文史，言南北朝时北质胜而南文胜，举《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与任沈、徐庾相校，拟不于伦，浑忘梁元之有此书矣。北方作者亦刻意为俪偶之文，与南人祈向无乎不同。《北齐书》卷三七《魏收传》记魏收、邢邵偷窃任昉、沈约，滕王逌作《庾子山集序》记入北以来才子词人无不效法，是其证也。特以才逊，未能艳溢锱毫。今不知其不能，而谓其不为，称曰“质胜”，以伛为恭之类也。《金楼子·立言篇九》论“文”“笔”之别，有云：“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商靡曼”，又云：“扬榷前言，抵掌多识，笔端而已”；郦元、杨衒、颜推之著以及此书正属“笔”耳。
第六百三十九则论《洛阳伽蓝记》，亦曰：“文笔在北朝著作中仅亚于《颜氏家训》，实胜《水经注》。道元有举止羞涩处，不若衒之之雍容自在也。至于刻画风物，反复只此数语，则两家同病。”复增补：“郦杨颜三家之书以立意叙事为宗，不得不去华返朴，非北人有意矫南习也。沈隐侯之《宋书》、梁元帝之《金楼子》政亦非复雕绘比偶之体耳。吴均与施从事、朱元思、顾章等三书与《水经注》何异乎？”十年后，钱先生改写作《管锥编》第一五〇八页：“或者不察‘质胜’之言，举《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为北文别开蹊径之例。浑不知文各有体，拟必于伦。此等著作是‘笔’，以叙事为宗，不得不减损雕绘，非北人与南立异；南方‘笔’语亦较去华近朴，如梁元帝《金楼子》、锺嵘《诗品》。且颜之推正同庾信，虽老死北方，而殖学成章，夙在江南梁代，苟颜书可明北文‘质胜’，则《周书·庾信传·论》所诃之‘词赋罪人’亦堪作北文‘文胜’之证矣。岂得高下在心而上下其手乎？”“或者”是“末学小子”的代词，火气稍杀，尽管说话是同样的不客气。钱先生那时新吃过少年人的亏，痛感“末契应难托后生”——“陆机《叹逝赋》：‘亲落落而日稀，友靡靡而愈索。托末契于后生，余将老而为客。’按痛乎言之，于吾心有戚戚焉”；“‘当面输心背面笑’，人之嘲笑也；‘强将笑语供主人’，己之谄笑也。耻谄畏嘲，而不得不输心以托年少、胁肩以供主人。读此两笑而戚戚于心者，滔滔皆是也”（第三百六十九则、第七百九十则）。可这“末学小子”姓甚名谁，代远言庞，费了好些劳动，终究没有对上号来。《王伯祥日记》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就培养年轻研究人员讨论办法。健吾首先发言，蔡仪、之琳、思仲、季康、默存、其芳、贾芝、介泉、燎荧俱有话，大致皆对后进治学态度及对人轻率各端有所纠正。”此殆“纠正”之一端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