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源宁与胡适交恶内幕
黄恽
2016-07-18 17:0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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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0月,温源宁卸任北京大学和北平其他几个大学的教职,南下来到上海。因钱基博推荐,由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聘为光华大学英文系教授,同时,他还担任英文版《中国评论》的编委。
1934年起,温源宁在《中国评论》先后编发了《人物速写》、《知交剪影》两个专栏,所刊很多文章都是自己所写,后来,温源宁把其中十七篇抽出结集为《不够知己》出版。原书是英文,出中文版时,书名曾译为《一知半解》,钱锺书撰评时,把书名改译为《不够知己》,林语堂认为“雅切”。
钱锺书评该书是“富有春秋笔法的当代中国名人小传”。而“不够知己”这个书名,可以成为作者的一个免战牌:请原谅我说得不对,因为我和传主还不够知己。
这里且说说温源宁写胡适的一文,我下面引用的乃是江枫译本,先此声明。温源宁写胡适的一文,题目是《哲人,胡适博士》,粗读此文,洋洋乎都是称赞胡适的话语,细按之,却知不然,果然有春秋笔法在。该文第一句:“胡适博士,在少数人心目中,不是一个厉害的对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很显然,在作者这种“少数人”的心目中,胡适是一个“厉害的对手”。这样的评价,与鲁迅的看法很相似。鲁迅《忆刘半农君》里有个著名的比喻: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温源宁还有进一步的说法:“胡博士,更像是由俗人变成的学者,而不是由学者变成的俗人。”此语何解?很明显是说胡适其俗在骨,虽然是学者,而不改其俗人的本性也。温源宁还把胡适称为“哲人”,这个称呼,并不等同于哲学家,据温源宁解释,是那种俗人、学者、实干家和哲学家的成分都有的人,可见并不是一个褒词。
温源宁由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1932年胡适就文学院院长职,是他的顶头上司),而忽然放弃一切,南下沪滨,这是为什么?
不妨在《胡适日记》中寻找一点端倪。
查安徽教育出版社的《胡适日记全编》,其1931到1933年之间,日记中提起温源宁的有三处,可见两人的确不够知己,互动不多。其中一处是英文系主任的选举,胡适记载到,温源宁得二票,得票不多,其中一票还是校长蒋梦麟所投。这是1931年的事,当时胡适还不是文学院院长。
1931年2月7日,胡适在日记中说:
与温源宁同吃饭,谈北大英文系的事。他近年最时髦,有“身兼三主任、五教授”的名声。他今晚极力撇清,但我仍劝他不可自己毁了自己。
这则记载表明,胡适虽对温源宁已有所不满,但还是站在友好的立场,对其“时髦”有所规劝。
然而到了1933年6月17日,两人的关系大坏,胡适记载道:“温源宁来谈。此君太做作,可厌。”
请注意这个日期,正是这一学年结束,即将放暑假的时期。这个时期对于大学教授来说,也最为敏感,是续聘还是解聘,都在酝酿之中。被文学院长骂为可厌的温源宁,他和胡适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由北京大学学生编辑出版的《北平周报》,有一个专栏是《学校新闻》,由北京各校的学生投稿揭载,都是各大学的内幕和花边新闻。这年10月29日发行的第四十三期《北平周报》中《学校新闻》有一篇《温源宁有回校意》,以当时深知内幕者的眼光谈到胡适与温源宁交恶的真相:
温源宁和胡适的共同朋友徐志摩的死也许是两人关系的分水岭。徐志摩是很多人友谊的润滑剂,温源宁和胡适之间也是这样。徐志摩死后,他遗留的专任教授职位,成了温源宁与胡适两方争夺的对象,当然,这不是私利之争,是权力之争。英文系主任,自然有权力安排英文系专任教授的空缺,而文学院院长也有权力安排属下英文系的教职。其结果,胡适取胜。温源宁由此郁郁不乐,称病不出。英文系主任暂由女教授蒯叔平代理,蒯氏甩手不干,再由史学系主任陈受颐兼代,逼得温源宁不得不辞去系主任之职,而欲改就专任教授;又因胡适反对,校方不便也不敢违逆胡适的意愿,不肯聘任,只肯聘任普通教授一职,这让前英文系主任温源宁情何以堪?当然坚决不就了。这样一来,温源宁和胡适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温在北京大学就没有了立足之地,不得不去职而被逼南下了。
然而,温源宁南下时间已晚,所以一开始谋职没有成功。《温源宁有回校意》就谈到他在10月份想做“回汤豆腐干”,然而为胡适所恶,连“回汤豆腐干”也做不成了,终于在上海留了下来。钱基博谕儿札曾提到温源宁赏识钱锺书:
昨日到家,得高昌运兄并汝航空快信,悉温源宁师招汝入城,欲介绍往伦敦大学东方语文学院,教中国语文。去不去又是一说;而温师此番有意玉汝于成,总属可感!
这一回温源宁有困难,光华大学文学院长钱基博也投桃报李,对温源宁伸出了友谊之手,温源宁因此就在光华大学落了脚,同时又成为英文《中国评论》的编委。这样,他笔下的胡适,也就可以和胡适日记中的温源宁对读一下了。
1934年起,温源宁在《中国评论》先后编发了《人物速写》、《知交剪影》两个专栏,所刊很多文章都是自己所写,后来,温源宁把其中十七篇抽出结集为《不够知己》出版。原书是英文,出中文版时,书名曾译为《一知半解》,钱锺书撰评时,把书名改译为《不够知己》,林语堂认为“雅切”。
钱锺书评该书是“富有春秋笔法的当代中国名人小传”。而“不够知己”这个书名,可以成为作者的一个免战牌:请原谅我说得不对,因为我和传主还不够知己。
这里且说说温源宁写胡适的一文,我下面引用的乃是江枫译本,先此声明。温源宁写胡适的一文,题目是《哲人,胡适博士》,粗读此文,洋洋乎都是称赞胡适的话语,细按之,却知不然,果然有春秋笔法在。该文第一句:“胡适博士,在少数人心目中,不是一个厉害的对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很显然,在作者这种“少数人”的心目中,胡适是一个“厉害的对手”。这样的评价,与鲁迅的看法很相似。鲁迅《忆刘半农君》里有个著名的比喻: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温源宁还有进一步的说法:“胡博士,更像是由俗人变成的学者,而不是由学者变成的俗人。”此语何解?很明显是说胡适其俗在骨,虽然是学者,而不改其俗人的本性也。温源宁还把胡适称为“哲人”,这个称呼,并不等同于哲学家,据温源宁解释,是那种俗人、学者、实干家和哲学家的成分都有的人,可见并不是一个褒词。
温源宁由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1932年胡适就文学院院长职,是他的顶头上司),而忽然放弃一切,南下沪滨,这是为什么?
不妨在《胡适日记》中寻找一点端倪。
查安徽教育出版社的《胡适日记全编》,其1931到1933年之间,日记中提起温源宁的有三处,可见两人的确不够知己,互动不多。其中一处是英文系主任的选举,胡适记载到,温源宁得二票,得票不多,其中一票还是校长蒋梦麟所投。这是1931年的事,当时胡适还不是文学院院长。
1931年2月7日,胡适在日记中说:
与温源宁同吃饭,谈北大英文系的事。他近年最时髦,有“身兼三主任、五教授”的名声。他今晚极力撇清,但我仍劝他不可自己毁了自己。
这则记载表明,胡适虽对温源宁已有所不满,但还是站在友好的立场,对其“时髦”有所规劝。
然而到了1933年6月17日,两人的关系大坏,胡适记载道:“温源宁来谈。此君太做作,可厌。”
请注意这个日期,正是这一学年结束,即将放暑假的时期。这个时期对于大学教授来说,也最为敏感,是续聘还是解聘,都在酝酿之中。被文学院长骂为可厌的温源宁,他和胡适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由北京大学学生编辑出版的《北平周报》,有一个专栏是《学校新闻》,由北京各校的学生投稿揭载,都是各大学的内幕和花边新闻。这年10月29日发行的第四十三期《北平周报》中《学校新闻》有一篇《温源宁有回校意》,以当时深知内幕者的眼光谈到胡适与温源宁交恶的真相:
温源宁有回校意
北大前英文系主任温源宁氏,自胡适长文学院以来,即与之意见不合,时起冲突。前年徐志摩焚死于泰山后,二人意见更不相容。原徐氏为专任教授,月薪六百元,在中国各大学中,自为极优厚之位职;徐氏死后,胡适拟荐友代之,而温氏以此为主任全权,院长不能过问,且胸中已有目的人选,故对胡适此举极为不满,演成僵局。结果胡适战胜,温氏遂郁郁不乐,称病不到校者月余,后经蒋校长几次劝驾,然均因温氏饷以闭门羹,毫无结果。劝驾之学生虽前后相继,不绝于途,而所享之闭门羹则一也。后学校当局与温氏商妥,允其请假,主任一职由蒯叔平暂代。蒯本一女性,乏经验而恶事务之繁多,对学生之要求,尤不能负责进行,故不见欢迎于学生;蒯氏亦颇感事务繁杂之苦,故今年开学,绝不兼代,而英文系主任之问题,逾难决焉。结果学校请无可无不可之史学系主任陈受颐兼代以了之。温氏自辞去主任之职,曾示意于学校,要求予以专任教授之职,而学校终以胡氏之反对颇坚,难于接受其意。温氏则以不就普通教授一职以要挟,结果温氏终难如愿而去职。开学后温氏曾赴沪一行,希得相当位置,以时期过晚,未能如愿;又访友于南洋群岛之爪哇,期有收获,结果又徒劳往返,现仍寄居沪滨。据熟习温氏者谈,温氏仍有归北大英文系教授之意,如学校现刻或寒假聘之,仍不成问题,不然,恐为清华大学所捷足先登云云。温源宁和胡适的共同朋友徐志摩的死也许是两人关系的分水岭。徐志摩是很多人友谊的润滑剂,温源宁和胡适之间也是这样。徐志摩死后,他遗留的专任教授职位,成了温源宁与胡适两方争夺的对象,当然,这不是私利之争,是权力之争。英文系主任,自然有权力安排英文系专任教授的空缺,而文学院院长也有权力安排属下英文系的教职。其结果,胡适取胜。温源宁由此郁郁不乐,称病不出。英文系主任暂由女教授蒯叔平代理,蒯氏甩手不干,再由史学系主任陈受颐兼代,逼得温源宁不得不辞去系主任之职,而欲改就专任教授;又因胡适反对,校方不便也不敢违逆胡适的意愿,不肯聘任,只肯聘任普通教授一职,这让前英文系主任温源宁情何以堪?当然坚决不就了。这样一来,温源宁和胡适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温在北京大学就没有了立足之地,不得不去职而被逼南下了。
然而,温源宁南下时间已晚,所以一开始谋职没有成功。《温源宁有回校意》就谈到他在10月份想做“回汤豆腐干”,然而为胡适所恶,连“回汤豆腐干”也做不成了,终于在上海留了下来。钱基博谕儿札曾提到温源宁赏识钱锺书:
昨日到家,得高昌运兄并汝航空快信,悉温源宁师招汝入城,欲介绍往伦敦大学东方语文学院,教中国语文。去不去又是一说;而温师此番有意玉汝于成,总属可感!
这一回温源宁有困难,光华大学文学院长钱基博也投桃报李,对温源宁伸出了友谊之手,温源宁因此就在光华大学落了脚,同时又成为英文《中国评论》的编委。这样,他笔下的胡适,也就可以和胡适日记中的温源宁对读一下了。
温源宁与《不够知己》
眉睫
傅国涌先生的《叶公超传》出版以后,我的脑海里想到的第一个人竟然是温源宁。在现代文化史、外交史上,叶、温二人或者最具有相似的可比性,于是在我看到这本既让人欣喜又令人感到不满的《叶公超传》时,我最迫切的是希望有人能写出一部《温源宁传》,并编出《温源宁文集》。可是据笔者所知,此事似乎一直无人在做,我不禁要问--难道温源宁不是一个值得立传的英语大师、政治名人吗?
惆怅之余,我暗暗较劲,非要把温源宁的著作和生平资料搜全不可。但是,几年过去了,我能见到还只是他那一本反复重印的薄薄的《不够知己》。或许这是命运讥语,一语中的--人与人之间都是“不够知己”的,温源宁之于现代文化名人如此,我们之于温源宁也是如此。一切都凭造化和缘分,何必强求呢?于是我心中似乎宽慰许多,一个现代文化名人、政界名人在今天是被遗忘了,也许是正常的事,无论今人还读不读他的作品,但有一点我又放不下:我还是要尽量回到历史的现场,了解温源宁的生平和著作,以及他在当时的影响、声望,还有时人和后人对他的评价。
温源宁(1899-1984),广东陆丰人。早年就读于剑桥大学王家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1925-1934年,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女子大学师范学院外文教授。1935年,与林语堂等合编英文文史月刊《天下》。1936年从政,任立法院立法委员,1937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香港办事处主任,1946年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7年任国民政府驻希腊大使。1968年后定居台湾,直至去世。
一般而言,学人都承认温源宁是一代英语名师的,而代表其这一成就的成果仅《不够知己》一书,可谓可悲可叹!相形之下,叶公超较为幸运,晚年的叶公超无论政界文坛都还是作为宿老出现在公众面前的,而且著作偶有问世。其后大陆也出版了《新月怀旧》《叶公超批评文集》等书。而温源宁的一册薄薄的《不够知己》在1935年交由别发洋行出版以后,五十年间并无再版,其间仅在少数爱书人之间流传。香港爱书人黄俊东说:“作者可能是一个爱读英国传记文学作品的人,否则不会如此‘生鬼’的把人物写得栩栩如生,而他的流畅、简洁有力的英文,大抵也是从英国名家而来。”以上评价,虽说中肯、切实,却也只是猜测。由此可见,六七十年代,温源宁及其著作无论在大陆还是海外都是为人所不熟悉的,且此时《不够知己》仍无人移译成中文出版。直到1988年12月,现代诗人南星才以其纯熟完美的语言将《不够知己》译成中文出版问世。张中行在序中赞美说:“原文出于温源宁之手,译文出于南星之手……那就真是珠联璧合了。”这样的评价是很高的,这个版本也成为八九十年代学人了解温源宁的一面窗口。2001年,陈子善先生又编辑整理出版了《一知半解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岳麓版为母本,又在集外收录六篇温著的英文评论文章,附录部分又收录有关《不够知己》的文章。这两个版本的《不够知己》极大地扩大了温源宁的影响,让更多的学人了解了温源宁其人其文。辽教版的《不够知己》后又以《我的朋友胡适之--现代文化名人印象记》为名再版一次。另外岳麓书社又出版一本“温源宁著、江枫译”的《不够知己》,这个版本力图把温源宁所有关于“现代文化名人印象记”的文章搜罗齐全译成中文出版,可惜被批评误收、漏收,且校对不精。回顾这五个版本的《不够知己》,各自有自己的特色和贡献,但笔者更为希望早日见到《温源宁文集》以及《温源宁传》。
1934年1月开始,温源宁为《中国评论》周报的“人物志稿”栏写文章,专写当时的文坛政界的名人。虽谦为“试笔”、“应该投到废纸篓里去”,而实为“春秋笔法”,别具一格的人物传记。作者也有自知之明,乃说:“如有触犯了人的言语,乃是无心之失,希望谁也不见怪!”在著者看来如此,但在读者呢?未必如此!更遑论“希望谁也不见怪”!原因何在?恐怕还是“春秋笔法”惹的祸啊!也许在一般读者看来,会莞尔一笑,不禁让人神往,想象人物的超迈之处,但在被写的对象看来,总有不痛不痒、甚至是要刺到要害而大骂起来!
如《不够知己》中描述吴宓先生:“……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力。”写丁在君博士:“矮个子,很结实,双眼放射出敏捷、果断的光芒,上唇胡子告诉你,搞业务,不许说废话!”写周作人则是:“温文尔雅,静若处子,说话有如切切私语,走路几乎像个老太太。”诸如此类,不可胜举!想必吴宓、丁在君、周作人等读后是不会大笑,反而要紧蹙眉毛了。
为他人立传,在中国本是很神圣的事情,被立传者也往往是很光荣的,可为什么《不够知己》这样的另类“人物传记”不受传主欢迎呢?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以国外传记文学的方式(包括思想、语言)写中国人物。这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但极容易失败,《不够知己》也未必能说成功吧!但也有一篇人物印象记是不一样的,笔调要深沉地多,语气也要紧凑地很,就是写梁遇春之死那一篇,文章第二段起首便赞扬道:“短促的生命,纯洁的生命!”可见温源宁是带了深深的感情的。这似乎表明,我们中国人写人物传记还是习惯于爱憎分明、立场明确的那种,如果纯粹的调侃、戏弄,则近于无聊了。关于梁遇春的那篇可以说是全书的一个另类文章中的另类,不得不值得读者关注!
《不够知己》一半是写文坛名人,一半是写政界名人,辽教版再版本题名为《我的朋友胡适之--现代文化名人印象记》有以偏概全之嫌;至于“集外”和“附录”,爱好者不妨一并读之,由此可以知道温源宁氏对外国文学的熟稔,以及《不够知己》在不同时期的影响和评价。当然有人从英文原文去解读其语言之纯正、完美、地道,又是另一种读法,且必须翻看英文原本或翻印本了。不在此文讨论之范围内。
一本小书,引起这么多人从不同角度阅读,这也真是民国学人学贯中西才能做得出来的,我等后辈,能拣点余香,就很不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