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自一九四一年夏从国立师范学院回上海后，一直到上海解放，都困居此地。他在上海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包括上海沦陷的孤岛时期，抗战胜利以及上海解放时期。从刚沦陷上海到抗战胜利，他没有固定的工作，生活状况甚是窘迫。在教会学校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几个钟点的课还是他岳父杨荫杭给的。到抗战胜利他也只出版了《写在人生边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版），发表的文章也很少。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的社会兼职开始多起来，在学界的声望也渐高。一九四六年钱钟书受聘为国立中央图书馆“总纂”，兼任英文馆刊《书林季刊》（Philobiblon）主编，同时还兼任国立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等职。此间除发表不少文章外，他陆续出版了《人·兽·鬼》（一九四六年六月初版）、《围城》（一九四六年开始在杂志连载）及《谈艺录》（一九四八年六月初版）等著作。社会兼职多，加之声名在外，社交应酬也开始多起来。李洪岩先生《钱钟书与近代学人》：“在此期间，钱钟书时常与一些老辈文人交往”（第一三二页），“与‘现代中国文学界’以及现代学人发生了大概他一生中最广泛的联系与交往。在此之前与之后，他似乎再没有集中见过这么多中国文化界的知名人士。”（第一三八页）这些文化界名人的出现，此前我们从《郑振铎日记》、《叶圣陶日记》等文献的记载已可看出，《顾廷龙年谱》（沈津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初版）出版后，又增补了我们对钱先生在上海时期生活的了解，对研究钱先生生平与学术不无裨益。《年谱》所记，横跨年代虽长（从一九四三年到一九五二年），范围却很窄，主要还是局限在钱先生与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以及馆长顾廷龙之间的联系与交往（笔者另有专文论述），但仍能对先生与近代学人的交往经历略窥一二。
一九四三年
钱先生第一次出现在《年谱》中，时间为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九日，正是旧历年的正月十五。这天过节，李宣龚请人吃午餐，多人参加。《年谱》云：“李宣龚招午餐，座有陈灨一、夏敬观剑丞、陈伯治、沈剑知、钱钟书、朱象甫诸人。”（注：本文所引当日年谱内容，不相干的皆省去。没注页码的皆出自《顾廷龙年谱》）是否是钱先生与合众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第一次见面不可知。第二次出现在《年谱》中仍是李宣龚请客。
四月四日，“李宣龚招食茶点，座有冒广生、夏敬观、沈昆三、沈剑知、瞿凤起、瞿旭初、顾公雄、黄霭农、钱钟书。”
到是年八月份后，钱先生出现的次数略多了起来。
八月十五日，“还单镇《杨子卓诗稿》等两种，便道视钱钟书，并以《匏庐诗话》借之，畅谈。”想来两人已相当熟识了，而且有共同语可谈。
八月十六日，“钱钟书来。”按：《年谱》中所言“钱钟书来”很多，当以到合众图书馆解合适。
九月十三日，“钱钟书来。”
九月二十二日，“李宣龚、钱钟书、王以中来畅谈。”
十月二十六日，“致钱钟书函，索《念劬庐丛刻》。”
一九四四年
一月六日，“钱钟书来阅书。”
一月二十日，“钱钟书来，阅《榕村语录》等。”
按：除了到合众图书馆阅书、借书，钱先生还多次向图书馆捐书。是年二月一日，始有钱钟书向合众捐书的记录：“钱钟书来阅书，并赠《苓泉年谱》。”
三月二日，“访钱钟书，介其夫人杨绛（季康）女士相见，绛为先生父弟子也。”
三月九日，“钱钟书来，见借《谭仲修师友尺牍》一册，为许增、陈豪等。”
四月三日，“钱钟书偕其友周君来参观‘合众’。”按：此“周君”疑为周振甫。合众的工作人员很少，除去几位董事外，十几年中实际工作的人员只是在三四人左右，皆因经费紧张，所以很多事必由馆长顾廷龙亲历亲为。有人来馆看书，顾廷龙在馆时大多由他接待，帮助读者查书和到书库取书、还书，外出才由他人接待（王煦华《顾廷龙年谱·序二》）。因而合众图书馆是不对外开放的，一般人不易进去，除非有单位介绍信或者专家学者的绍介。如是年六月十七日，震旦大学图书馆主任熊秉辰来参观合众，还是拿着李宣龚的介绍信才进去的。钱先生除此次带周君来合众外，在以后还几次带人来参观过，有推荐之意。而有些人想进去，如无人介绍，还得自我推介。四月六日，“李芳馥来，‘自介现任沪江大学图书馆长，欲一参观。余知其原任平馆事，近以生计兼职，因许之，导其周览。适钟书在此阅书，遂同谈。’”
四月十八日，“钱钟书来。”
六月十九日，“钱钟书、诸仲芳等来。”
七月五日，“钱钟书来赠《吴董卿集》。”按：这至少是第二本赠合众的书。
八月六日，“访钱钟书，还《复堂师友手札》两册，又借一册。”
九月四日，“钱钟书等来。”
九月五日，“钱钟书为题宋阑七绝三章。”
九月七日，“钱钟书来，见假杂志及《天地》两册。”
九月二十七日，“钱钟书来，为金天翮见赠所著《皖志列传稿》及《天放楼文言续》，并谓函中‘询及鄙况，因念睽违函丈，忽将十年，尺素未通，转承垂念，为之惶媿。’”
十月二十七日，“钱钟书来，略查《朱子语类》。”
一九四五年
一月十九日，“晤佩秋、钱钟书。”
四月三日，“钱钟书来，见假《复堂师友手札》首册。”
九月十八日，顾廷龙致信顾颉刚，提及钱钟书：“足下归来，尚祈领导后学从事建设，事务方面，龙当努力为公臂助。敝馆筹备以来，杜门校理，罕与外接，读者皆系熟识之士，若秉农山、王以中、钱钟书，其他老辈及商界中人，中幸未遭日军检查，地方上亦未经麻烦。虽偶有调查，尚易应付。今后进展，将俟币制折定，基金筹妥，俟台驾来沪，尚祈代为策划。龙略有计划，将来面求教益也。”按：顾廷龙与顾颉刚在辈分上是叔侄关系，但顾廷龙要比顾颉刚小十来岁（顾廷龙生于一九〇四年，顾颉刚生于一八九三年）。从年谱记载的信息来看，顾廷龙很是推崇甚至尊敬这位族侄，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很多，家长里短少，而谭学论道多。此前两人因战争之故，三年多未联系，此番顾颉刚说将来上海，顾廷龙极为高兴，以后请其做顾问就不难理解。此信说的很清楚，钱先生是不多的合众常客之一。
顾先生记日记有时也会中断，如一九四五年九月末十一月初，有一个多月未记，盖因“日本投降前后，观局势之浑沌，意趣索然，遂不能日日作记。然经过诸事，每感健忘，姑仍约略识之。”正是因为他的怕健忘，才有了其后钱先生的继续出现。
十一月五日，“钱钟书来。”
十一月六日，“钱钟书来。”
十一月十八日，顾廷龙致信顾颉刚，其中谈到他欲参加赴日调查遗失文物团事，提及钱先生。这个调查团团长是张道藩，团员有徐森玉、贺昌群、向达、伍蠡甫和张凤举。当初，赴日调查团委由徐森玉主持，“龙颇欲随往，一开眼界，因敝馆进展财力所限，决不能仿英美，至日本规模，或有可采。钱钟书君为言于森老，森老极赞成。不意改张为首长，且人选由部派定者，惟森老与钱钟书云，此事全由杭立武主管，渠尚欲为龙设法，已飞笺与杭接洽，尚无回音。”他还是希望顾颉刚替他问问。但事情已经定夺，去是去不成了。半月后，他颇自慰言：“龙一时之兴奋，遽动漫游之想，今亦淡然矣。”（十二月一日致顾颉刚信）
十一月二十一日，“钱钟书来。”
十二月二日，“应《国文月刊》社邀饮，座由吕思勉、唐弢、曹聚仁、吴文祺、赵泉澄、顾雍入、钱钟书、王以中。”
十二月十一日，覆顾颉刚信，内言“‘开明’将出《国文月刊》，由夏丏尊、郭绍虞主编。……钱钟书来。”
十二月十二日，“钱钟书偕周节之来，同访徐森玉，不值。”
十二月十八日，“李英年、钱钟书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