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忆幼年入小学，无锡顾子重先生授国文。一日薄暮，先生举酒微酌，诸学童环集案头。余最稚，方十二岁。先生忽抚余顶，告诸童曰：“此儿文气浩畅，将来可学韩文公，汝辈弗及也。”诸童竞问：“韩文公何如人？”顾先生曰：“韩文公，唐代人，文起八代之衰，为唐宋八大家鼻祖。”余懵无知，然自是时忆韩文公其人。
越两载，入中学，遂窥韩文，旁及柳、欧诸家，因是而得见姚惜抱《古文辞类纂》及曾涤生《经史百家杂钞》。民国元年，余十八岁，以家贫辍学，亦为乡里小学师。既失师友，孤陋处负，以为天下学术，无踰乎姚、曾二氏也。同校秦君仲立，年近五十，亦嗜姚、曾书，余为忘年交。一日，忽问余：“吾乡浦二田先生，有《古文眉诠》，亦巨著，顾治古文者独称姚、曾，不及浦。同是选钞古文，其高下得失何在？”余请问，秦君曰：“我固不知，故举以问君耳。”嗣是遂知留心于文章分类选纂之义法。因念非读诸家全集，终不足以窥姚、曾取舍之标的，遂决意先读唐宋八家，韩、柳方毕，继及欧、王。读《临川集》论议诸卷，大好之，而凡余所喜，姚、曾选录皆弗及。遂悟姚、曾古文义法，并非学术止境。韩文公所谓“因文见道”者，其道别有在。于是转治晦翁、阳明。因其文，渐入其说，遂看《传习录》、《近思录》及黄、全两《学案》。又因是上溯，治《五经》，治先秦诸子，遂又下迨清儒之考订训诂。宋明之语录，清代之考据，为姚、曾古文者率加鄙薄；余初亦鄙薄之，久乃深好之。所读书益多，遂知治史学。
顾余自念，数十年孤陋穷饿，於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榘矱，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民国三十三年春，在成都华西坝，患胃溃疡甚剧，楼居数月，足不履平地，时时偃卧楼廊，读《朱子语类》一百三十卷，未敢遗忽一字，历春至夏始竟。自觉于宋明理学，又薄有长进。是年夏，避暑灌县灵岩山，向寺僧借《指月录》，山居两月，竟体细翫，于是遂通禅学；因之于宋明儒所论，续有窥悟。病中半岁，尽屏人事，心气平澹，聪明凝聚，自幸晚年，重获新知。
——钱穆先生《宋明理学概述·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