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级教授”之命运（上） (2009-01-13 11:45:18)转载▼
标签： 一级教授 刘永济 刘文典 向达 翦伯赞 文革反思 文化 分类： 百年文史
在中国，要在国立及省立大学谋得一个教职，是不容易的事情。若有幸能在大学领一教席，则又须经历长期学术的积累、教学的历练，以及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是非纠葛的折磨，逐渐而评定为讲师、为副教授。等到时光的流逝淘洗出白发、脸上写满岁月沧桑的时候，若得以晋升为正教授，已经是值得额手称庆了。然而当今教授又分为四等，一等一等的往上升，更是艰难异常。如果能当上一级教授，那就好似登上象牙之塔的塔顶，在学界中众人仰慕、而举国闻名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高教部曾经评定一批“一级教授”，这也是几十年来唯一确定的一批“一级教授”。这些人都是大陆知识界、教育界的耆宿，要学术有学术，要资历有资历，要声望有声望。他们德高望重，多数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便崭露头角，可谓名至而实归了。
这些人多是较为纯粹的学者，在上世纪错综纷纭的政治斗争中相对处在边缘的位置。1949年以后，他们经过思想改造、镇反、肃反、反胡风等政治运动的检验，有惊无险，得以顺利过关。在1955年被评定为一级教授时，他们一度感受到信任、荣耀与喜悦。然而在随之而来的反右派运动中，他们中便有人尝到苦难的滋味，分别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相继中箭落马。他们中的多数人在文革的动乱中悲惨地死去，只有极少数活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本文所要描述与评说的就是他们的人生轨迹。其中包括：
一、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少时留学日本，青年游学西欧、北美，先后入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研读，1925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抗战爆发后执教于西南联大、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岭南大学等校，后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直至文化革命中被批斗致死。
二、
刘永济（1887—1966），字弘度，号诵帚，湖南新宁人。祖父刘长祐，曾任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1922年，刘永济出版著作《文学论》，并在《学衡》上发表系列论文及诗词作品。1926年，刘永济受聘为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1932年7月，受聘为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1942年至1949年，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1958年元月，被内定为右派，未对外公布。1966年文革之初，遭批斗去世。其妻自缢而死。
三、
叶文典（1890—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1907年加入同盟会，曾东渡日本，1914年曾任孙中山的秘书，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16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执教。1927年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长、校长。1929年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系主任。抗战中任教于西南联大，1943年以后受聘为云南大学教授。1958年作为“顽固派”遭到批斗，身患肺癌，突发脑溢血而死。
四、
陆侃如（1903—1978），江苏海门人。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曾留学法国，获文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任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东北大学等校教授，1947年以后任山东大学教授、图书馆长。1949年以后任山东大学副校长，与其妻冯沅君同被评为一级教授。1957年陆侃如被划为右派，
1968年被“依法逮捕”，1971年释放，“免予刑事处分”。1974年6月，冯沅君因癌症去世。1976年，陆侃如患脑血栓住院，1978年去世。
五、
向达（1900—1966），湖南溆浦人，土家族。1924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30年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1935年作为北京图书馆交流研究员派往欧洲，研究流失海外的中文典籍，分别在英、法、德国研究中国敦煌写卷，著述甚多，是我国敦煌学、中外交通史学的奠基者之一。归国后任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中研院西北史地考察团考古组组长，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图书馆馆长。1957年向达被划为右派，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因病不治而死。
六、
翦伯赞（1898—1968），湖南桃源人，1924年曾赴美国加州大学修经济学，开始阅读马、恩著作。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37年加入中共。他曾任上海大夏大学、香港达德学院、北京燕京大学教授，1949年后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校长等职，一度被称为“新燕园摄政王”。文革前夕受到点名批判，文革中遭受严重迫害，1968年12月18日，与其妻同时自杀而死。七、
陈序经（1903～1967），广东文昌县(现属海南省)人。1925年7月获复旦大学学士学位，1926年获美伊利诺斯大学硕士学位，两年后再获该校博士学位，回广州岭南大学任教。1938年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为该校最年轻的院长。1948年8月1日出任岭南大学校长。1956年任中山大学副校长。1962年任广州暨南大学校长，1964年调任天津南开大学副校长。1967年“文革”中被指控为“里通外国”、“特务间谍”，2月16日患心肌梗塞在南开大学去世。
八、
黄药眠（1903—1987），广东梅县人，早年毕业于广东高师。1929年赴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工作，
1928年加入中共。第二年秋，远赴原苏联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1932年，黄药眠回到上海，在共青团中央局做地下工作。不久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后由八路军办事处保释出狱。他是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和作家，曾任北师大中文系教授、系主任，1957年划为右派。文化革命中被作为“大右派”、“大叛徒”、“反动学术权威”，挂黑牌，进“牛棚”，公开点名批斗。
九、何思敬（1896—1968），浙江余杭人，又名何畏。曾东渡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留学，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1927年，应聘为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1932年秘密加入中共，1938年到延安，任中央党校研究员、延安大学法律系主任，翻译了大量的马、恩著作。1949年后，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人民大学法律系教授、主任。文革中被抄家，受到残酷迫害，1968年4月14日去世。
十、何干之（1906—1969），原名谭郁君，广东台山人。1925年考入广东大学教育系，1929年赴日本求学。1934年5月，他在上海加入中共，1937年9月奔赴延安，任陕北公学教员。中共领导下的华北联合大学成立后，他任社科部副部长，又任延安大学社科院长、华北大学社科系主任等职。1950年后，任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文革中受到猛烈批判，心力交瘁，在下放农村的土路上猝死。
上述十位学者的思想倾向、学术背景、治学门径各不相同，而能分别获得“一级教授”的最高职称，说明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地位卓越，名声显赫。然而在以后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他们又从“学术泰斗”的地位迅速坠落，被打倒而分别扣上“右派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封建余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特务间谍”等等的罪名，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屈辱与苦难。世态炎凉，荣辱相续，学术的变化与人生的遭际中包含着极为深刻的历史意义，值得后人三思。为了理解的明晰，下面将他们的人生与治学经历分类加以阐说。
陈寅恪、刘永济、叶文典、陆侃如都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史的资深学者，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可归于第一类。其中陈寅恪最负盛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陈寅恪出身名门，祖父陈宝箴是清末著名维新派人士、父亲陈三立是近代诗人，声名卓著。在强调家学渊源的传统学术圈子里，他因此受到特别的重视。其次，陈寅恪有着长期留学英美的经历，通晓中外人文学术，熟悉多种语言，治学拥有广博的资源，因此为国内学术界所宗仰。其三，他于1925年即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是著名的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有第一等的资历，在不同政治营垒中都不乏占据高位的学生弟子。其四，他立身严整，门墙高峻，坚守学术本位，不为曲学阿世，在剧烈动荡的时代提倡并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人格风范受到世人的广泛尊敬。陈寅恪晚年的处境与心境却相当的凄凉。尽管他受到中共高层的独特礼遇，中共要员陶铸、陈毅、周扬、郭沫若、胡乔木都分别前往拜访，然而红色体制造成的浓重氛围无处不在，挥之不去。据记载，“肃反期间，中山大学的副校长龙潜当众诬蔑陈寅恪的一首诗……在大会上声言：‘你不坦白，就枪毙你！’”1958年，“中山大学大字报直冲陈寅恪等历史系知名教授，称其学术为‘伪科学’，要‘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另据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二集》中“陈寅恪在劫难逃”一节说，1958年的复旦大学历史系“古史专门化师生领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批判陈寅恪史学”（P194）。文革急风暴雨中，陈寅恪有一纸为求活命的“申请书”：“因心脏病须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每月四元八角），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话说到这个份上，事情做到这种程度，还有什么人的尊严、教授的体面可言呢？此时的陈寅恪双目失明、右膑骨折，诗中自诉“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他在文革中，预感到夫妻必死的命运，乃预拟挽联曰：“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他的处境的凄凉与心情的悲伤，透过诗词挽联可以想见。有关陈寅恪晚年的生活状况，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记载甚详，不必赘述。
刘永济是陈寅恪的友人，二人有着数十年的交谊。刘永济长期执教于武汉大学，曾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他已经年逾七旬。在学校组织的老教授座谈会上，他提了两条意见：一是“必须对阿谀逢迎的人严加管教”，二是学校的民主作风不够。结果他被罗织罪名，内定为右派。考虑到他的学术地位，“需要发挥他在业务上的长处，同时年纪老了”，所以不对外宣布。刘永济一生研究诗词，又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作品。大约1964年，年届78岁的刘永济申请将自己的词集自费刻印，馈赠友人作为纪念，结果闯下大祸。他的作品被认定为“反动诗词”，受到严厉的审查，并在随后的文革中遭到猛烈批判。文革初期，武汉大学文化革命《重点对象登记表》罗列刘永济的主要错误有四条：“1、恶毒攻击党和毛主席，对新社会怀有刻骨仇恨；2、出版反动诗词《诵帚庵词》；3、反对主席教育思想，反对教育革命；4、解放前勾结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反共反人民。”在认定性质的“备注”中写道：“原为内定右派，此次要斗争，公开戴上帽子。”此时年近80岁的刘永济被从病床上带走批斗，并于10月2日含冤去世。同月24日，其妻黄惠君上吊自杀而死。
五十年代的叶文典在云南大学则地位非同一般，不只是因为他是云南全省文科唯一的一级教授，还因为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尊称他为老师。然而当政治运动的狂潮涌起时，李广田的缓冲作用还是有限的。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得以顺利过关。然而在反右派斗争中，“他的助手、研究生，还有那位热心跑到家里采访他的《云南日报》记者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这实际上是对他的严厉警告。这位当年敢于当面顶撞蒋介石而闻名全国的叶文典心中自然明白，时代不同了，他于是写了篇文章痛骂右派是“妖魔鬼怪魑魅魍魉”、“都是披着学者、教授、正人君子，甚至马列主义的外衣”、“一个个白昼显形，露出本来面目”（引文参见章玉政《狂人刘文典》P364）。
然而很快的，“革命大批判”的熊熊烈火便向他烧过来。1958年的4月19日，云南大学校刊发表社论《把一切资产阶级思想搞臭、烧透》，文章中点名说到刘文典“表里不一、言行不一的态度是很恶劣的”。5月2日，刘文典被迫在文史两系教师及中文系学生代表大会上作长篇自我检查。在检查中他辱骂自己“喜欢古今中外一切黄色东西，生活作风坏至极点，我很下流”，“一肚子黄色东西，随处都流露出来”，在学问上“感到自己是空的，我全盘错了”（同上书P376）。然而事情还没有完，6月11日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在中共党员系主任会议上说：“对刘文典、方国瑜等顽固派，反动立场坚决的，火烧一下，将来和他们长期斗争！”此后是日复一日、无休无止的大会批判，7月15日，刘文典因为肺癌、突发脑溢血突然去世，对于这个世界他没有留下任何临终遗言。他临死前的身份是云南大学一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成员，然而他的追悼会开得冷冷清清。云南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都没有出席，“许多平时与刘文典谈得来的老师、学生，根本就不敢到追悼会现场亮相，那些思想红、根子正的学生则干脆不屑为刘文典送行”（同上书P383）。
章太炎曾经撰联赠刘文典：“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嵇中散是竹林名士嵇康，祢正平则是建安名士祢衡。太炎先生此联，有深意存焉！
山东大学陆侃如与冯沅君，夫妻二人都是一级教授，遭遇则有同有异。所同者，1949年后二人都是力求进取，积极投身于中共发起的政治运动；所不同者，1957年陆侃如中了“阳谋”，在九三学社山大分社自办的《民主报》上发表了《我赞成取消高等学校党委制》，被打成右派，受到公开批判。1957年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陆侃如是“野心勃勃的阴谋家”，想把九三分社变成“反共司令部”。不久冯沅君在山东省人代会上发言《批判陆侃如的反党谬论》，冯沅君批判自己的丈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说陆侃如赞成撤销高校党委制的言论“是个极其阴险、卑鄙的花招”，说陆侃如“用这个花招到处煽动，……恬不知耻地正式写成文章，登在山东大学的校刊和别的刊物上”。她还说自己作为陆侃如的妻子，没有能够及早看出丈夫的阴险企图，向党揭发，“真应该罪加一等”。作为“一级教授”的妻子被迫用“阴险”、“卑鄙”、“丑恶”、“恬不知耻”等字眼来批判自己同样是“一级教授”的丈夫，这真是亘古未见的伦理悲剧！然而文化革命开始后，他们又都在劫难逃。陆侃如是“摘帽右派”，其间还曾遭到逮捕。冯沅君同样成了“牛鬼蛇神”受到无情的折磨，严蓉仙《冯沅君传》第八章《文革“炼狱”》描写文革中冯沅君遭受的苦难，令人不忍卒读。冯沅君无儿无女，最后死于癌症。向达与翦伯赞都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57年反右运动中，向达成为右派，而翦伯赞则是响当当的左派。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就加入中共的翦伯赞很快就沦落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并在文化革命的疾风骤雨中被逼服用安眠药自杀。他们的遭遇构成了红色光谱下政治生物链中独特的环节，具有典型的意义，不妨算作第二类。
向达为人性格敦厚憨直。据网上文章说：1954年，那时向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一天毛泽东派田家英到北京大学借阅北大图书馆馆藏善本《红楼梦》。田家英持“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来到北大校长办公室，由当时的副校长汤用彤接待。汤先生亲自打电话给向达，说明毛泽东借书之事，没想到竟被向达拒绝了。向达的理由是：善本书不能出借，这是图书馆的规定，即使是毛主席也要遵守这个规定，事情僵住了。最后，在田家英的努力和汤用彤的反复斡旋下，向达同意破例借书
，但是“一个月一定要还”。事后，毛泽东也很守信用，他28天就把书还了。
这就是向达！在向达的《生平档案》中，1949年时上级对他的评价是：“富有正义感，自高自大。有学术独立超然的思想，有士大夫的坚贞，无士大夫的冷静。解放后对党极其拥护，但对民主人士非常不满，骂他们卑鄙。”性格决定了命运。反右运动开始、“大鸣大放”高潮时，据说向达并不在北京，他回老家参加“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成立活动去了。正因为此，向达还曾庆幸地对友人说：“鸣放时幸而我不在北京，否则我这次（反右）跑不了。”但是向达暗自庆幸的时间很短，他到底还是“跑不了”。翦伯赞把向达历年对一些问题公开发表的“诤言”集中起来，就变成了向达“配合章罗反党集团”“向党进攻”的“罪行”。例如向达批评某些行政领导是“张宗昌带兵”、“既是外行又不信任人”，说“科学家是街头流浪者，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又说解放后史学界只剩下了“五朵金花”等等。现在看来，当时的形势很清楚，无论向达是“鸣放”还是“沉默”，他都已经是“瓮中之鳖”，想跑也“跑不了”。
文革中向达再次陷于苦难的泥潭。据邓广铭先生回忆：向达的写字台上摆了一个镇纸的木头老虎，另一边摆了一个毛主席的石膏像，谁也没有认为这有什么问题。到了红卫兵抄家时，质问他：“你对毛主席是什么意思？你把毛主席放在老虎口上？”面对这种指责，向达当然无法回答。于是在三伏天，让他在阳台毒日头底下跪了几个小时。邓广铭又回忆说：“他（指向达）有尿毒症，腿脚肿，走路疼。虽有校医，但医生对这些犯人不给你好好看，……到了最后简直不能动了。以前他走路一拐一拐的，现在简直不能动了，被送回北大。进了北大不知哪个医院，没救，死了。1966年就死了。他是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北大教授。”
下一个是翦伯赞。翦伯赞是中共资深党员，又是一位历史学者。他对于1958年开始史学界掀起“厚古薄今、古为今用”的浪潮，对于历史研究中比附、影射、大批判的作风明确表示不满。所以文革前夕，他就受到毛的点名批判。
1965年12月21日，毛在杭州讲话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一九六六年三月，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又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1966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翦伯赞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文章，占了几乎整整两大版。翦伯赞成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的重点批判对象，他在各种会上遭到“斗争”，低头弯腰，胸前被挂黑牌，遭到打骂，受尽侮辱。随着运动的深入，毛开始强调“政策”了。1968年11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到翦伯赞，他说：“还有一个翦伯赞，北大教授，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历史权威嘛。……这些人用处不多了。”又说：“翦伯赞、冯友兰是放毒的，我们对他们就是批。批是要批的，也是一批二保，给他们碗饭吃，叫他们受工农兵再教育。”然而不久，翦伯赞就夫妻双双自杀了。
在这些“一级教授”中，陈序经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他是一个受到西方学术陶冶的学者，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先后担任过大学校长、副校长等职务，又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以无党派人士而能担任红色政权下的大学校长，说明它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与生存智慧。据说他给人优容雅量、谦谦君子的形象，他秉持教育现代化、学术独立的理念，在大学校长的位置上尽量为教授服务，这显然不符合“阶级斗争为纲”的主流意识形态。陈序经的处境肯定十分尴尬。1952年有人“说陈序经是美帝分子，……斗到他流眼泪”（《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57页三联版）。到1955年的“肃反运动”期间，中山大学有人又说“有一个岭南（大学）的小集团，企图夺取中山大学的领导权”，要陈序经坦白如何“笼络岭南老教授，阴谋复辟等事”。后来暨南大学复校，陈序经被任命为校长，但到1964年，他已年过六旬，突然又被调到南开大学当副校长。据说他曾经对女儿表示：“我已经六十多岁，……希望将岭南大学办成一所有名望的大学就告老了。”
内心不由自主的伤感与无奈，流露得十分明显。
1967年2月16日，陈序经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只有六十四岁。有人诬蔑说他是“畏罪自杀”，家属只好进行尸体解剖，以证明他的“清白”。又据说他暂存在中山大学的书籍，被当废品卖了一百二十七元零二角。
何思敬、何干之、黄药眠都是红色文人，可视为第四类。其中黄药眠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一度失去了与中共组织的关系，但是仍然在党的领导下长期从事活动。他后来成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的宣传部长，1957年代表民盟中央起草了《我们对高校领导体制的意见》，又因为
1957年6月6日“六教授会议”（研究民盟“鸣放”问题，所谓“666”事件），被划为大右派。文化革命中，黄药眠被“专政”，挂黑牌，进牛棚，同样遭受了磨难。
何思敬是红色法学家，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他于1938年来到延安。何干之则是红色史学家，他于1937年来到延安。1983年版《毛泽东书信选集》收录有《致何干之》的信，其中毛说自己“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的客气话，可见其身份。他们实在都是革命队伍中的“自己人”，但是主要从事的是文化、教育的工作，又主要是个人的翻译与写作。何干之在反胡风的运动中遇到麻烦，因老校长、革命元老吴玉章的保护而过关。文化革命中，何思敬、何干之又都倍受折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先后去世。
在1949年中共建立红色政权之初，上述“一级教授”们的政治态度都是很明确的。其中具有中共党员身份的人，自然是欢天喜地，庆祝胜利。就是那些一向远离政治的纯粹学者，内心或许有几分惶恐不安，但因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表示严重不满，他们也对新政权保持欢迎的态度。陈寅恪拒绝赴台，刘永济赋诗言志，叶文典在政协大会上积极建言，陆侃如、冯沅君热情投身政治运动，都说明了他们的这一政治倾向。
刘文典去世时，已经70岁。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上述“一级教授”也基本都进入生命的晚年。1966年刘永济近80岁，陈寅恪77岁，陆侃如64岁，冯沅君67岁，向达67岁，翦伯赞69岁，黄药眠64岁，陈序经64岁，何思敬71岁，何干之61岁。他们都过了正常的退休年龄。那么，为什么要与这些已届生命晚年的老人过不去呢？
历史应该沉思，人们不应该忘记这一幕。
（2008、12—20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