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情铸剑—严辰、逯斐剪影
邹荻帆
《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
虽然我很早就读过他们的作品，但对人的认识只有工作和生活在一道，才了解得全面，才交往得深厚。从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就一直在一起。但1987年，严辰突然患了一场重病，在他还清醒时，连遗嘱都写下了，可见他已感到没法抵抗住这场重病，以后就进入昏迷状态。这情景对于身体本来就很衰弱，又给予如此重大精神负担的逯斐，该是多么沉痛的打击。她日夜守护在他身边，真可说是心身叫交瘁。
由于医院的精心护理和逯斐的无微不至的照顾，严辰终于从死亡线上走过来，这是值得诗友们庆幸的。只是他这一病虽是好了，两人的身体都大不如前了。我曾多次邀约他们一道道附近的地坛公园去逛逛，他们都感到步履维艰而未能去。他们慨叹说：“老了，什么都不能做了……”他们似乎感到无限歉意，觉得过去的岁月，并未贡献什么，而未来更感到力不从心。
看到他们那情况，我常低头沉思。想着他们在过去年月所走过的道路。我可以真诚地说：不，他们两人过往的日子，是他们铸炼他们的爱情，也铸炼对祖国对人民的爱情；铸炼他们的剑锋，用他们心血哺育着柔毫，把宝剑—他们的创作—献给祖国和人民。
我为他们而骄傲，虽然他们从来是异常谦虚，从来不夸耀自己，宝剑并不锋芒外露。
他们两人都出生于破落的家庭。严辰是幼年就在家里割草、喂猪，还帮他的母亲养春、夏、秋三季的蚕，还到桑园去培植桑树和采摘桑叶。正是这种朴素的劳动感情，使他一开始就倾向同情劳动人民。乡村师范读书时，听到外面凄厉的号声，是枪毙共产党人，他就在学生们自编的刊物《绿波》上，写了追悼“公产党”人的散文。可见幼小的心胸就有什么样的绿波，也就是他一开始就撞下了“文祸”。
正是他爱好文艺追求真理的心，使他在家乡雪堰桥小学教书时，就遇到同样爱好新文艺的小学教师逯斐，他们一同读蒋光慈的革命爱情小说《短裤党》《少年漂泊者》以及外国小说《屠场》《石炭王》。那时候蚕豆开花，油菜花黄，那是什么样的田园交响乐，交织在少年爱侣的心头！
甜蜜的是爱情，折磨人的也是爱情。何况他两人的爱情又是使他们共同拿着一把剑刺向旧社会的丑恶嘴脸的，更使他们受尽折磨。1932年暑假期间，当他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到太湖边无锡去探望她时，无锡小报却登出了消息，造谣污蔑，还加上他封建思想的家庭干涉，那真如雷电摧残玫瑰，风雪紧压青松，他们不得不分离，谁能知道以后命运的安排。
虽然他们各奔东西，而两情依依，信念相连，两人并未断绝通讯。当然他为她写了不少燃烧于青春胸口的爱情诗，但却一首都未能在当时的报刊发表。因为他认为内忧外患当头，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只能发表那些为人民呼吁、代表人民呼声的诗，私情只能两情相诉，无人而私语。这些两情依依的诗，在后来奔向延安的路上，竟全部给遗失了。他并不觉得可惜，而他的诗创作历程上，却缺少了这份记录，读者也失去了这份可纪念的珍品。
他寄给她的更多的是共同理想的信念。有一次，他把《国际歌》寄给了她。是歌词中的“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作一次最后的斗争”鼓舞了她，而寄去这双关的歌词呢？还是要共同“粉碎那旧世界的锁链”呢？铸情铸剑，合二而一。而她又是多么天真而热情，竟将《国际歌》印发给了全校各班。
从此两人都失业，两人都遭受警探的追猎。他毅然到了上海，在正风文学院学习中，开始了他用诗歌为真理而战。他和蒋锡金一道创办了《当代诗刊》。穷苦的学生，追求真理的青年，赤手空拳创办铅印诗刊，要经过多少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1934年，他在《现代》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侧关尼》，署名为严翔，以后好多诗都署名厂民。这篇处女作中，他是悲叹尼姑的命运，最主要是同情弱小，其中也不无一些自己的慨叹。结尾处写着：
或许你有小窗般大的希望，
可也寂寞地死了，在寂寞的洞窟里。
这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一天天紧逼。他是从农村来的，既同情劳动人民的遭受剥削，又对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进行内战之实的忿怒。这种内忧外患，以及他受到左翼文艺界的影响，使他高唱起救亡歌曲，在文艺界救亡宣言上奋笔签上名字。待他失业回到家乡，在家乡谋到小学教员职务时，县城已经密切注意这个左派人物了。一天早晨刚要到学校去授课时，幸喜关心他的教师通知他，晚上已有三位教师被逮捕了，他因住在离学校上十里的小镇，才成为漏网之鱼。他不得不又逃往上海。灾难是熔炉，锻炼了钢铁，铸炼了剑锋，他的笔既向国内反动统治，又向疯狂的日本帝国主义，他再不像唱《侧尼关》那么无望了，而是像他在《扫帚星》上所唱的：
反正这日子太过闷气，
倒不如让它畅快翻下子身！
这就是要求有一个天翻地覆的日子，一场革命的暴风骤雨。
卢沟桥一声炮响，抗日烽火照亮神州。他和她所热切希望并声嘶力竭呼唤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上海南京失陷，他和她个子从敌人火舌啃噬的地方逃亡，谁都无法卜知自己的命运如何安排，而时代却把他们的命运牵连在一起。在1938年抗战初期的武汉，这一对曾经被封建刀斧袭击，被反动政治势力打散的情侣，却在逃亡途中邂逅了。
此时此刻一切过去的种种束缚，似乎都给烽烟焚烧掉了，青春之火燃烧得更旺更烈。他们于夜色中同登黄鹤楼旧址，此时江水滔滔，三镇灯火倒影于长江汉水，俞伯牙琴台虽不可见，而知音之曲却在他们心胸共鸣，从此他俩青春相伴，半个多世纪互相关怀，互相鼓舞，共同前进。如今看到他两人病弱之身，在病重你牵我扶，更感到他们青春的轨迹像一颗流星还正划亮于天体。
确实的，真正崇高的爱情，应该是铸情而又铸剑，爱情并不是两人行程的终点，而是又一个起点。
在抗日战争初期，有理想的年轻人谁不渴望到革命圣地延安。在重庆逗留期间，生活动荡不安，他俩一方面参加热烈的诗歌活动，他还到一个难民工厂教夜校，她在育才学校戏剧系工作。但终于压抑不了共同要奔向延安的想往。一次从乡村到重庆参加诗歌朗诵会，夜晚他俩寄宿在光未然处，通宵倾心畅谈，他俩忍不住向光未然倾吐要去延安的愿望，光未然从铺上一跃而起，点亮蜡烛，为他俩向八路军办事处写了介绍信，得到徐冰热情接待。于是1940年秋，向延安出发，两颗灼热的心简直容不下幸福和喜悦之情。
但路程并不平坦，路上走了一个月才到宝鸡，盘缠用尽，又遭盗窃，真是漏船又遇顶头风。一直到1941年春天，在宝鸡与几位诗人作家会合，还得隐姓埋名化装改身份，以便通过国民党检查哨。那时艾青饰扮了国民党军官的主任，罗烽扮演了勤务员，严辰扮演为文书，逯斐只好扮演成艾青的家属，张仃算是护照持有者，出面应付。一路经过了许多-盘查，岗哨，经受了无数紧张，惊恐，因为他们所持的不过是一张假的国民党护照。如果被发现，肯定是要被关进监狱，甚至有生命的危险。他们终于到达了他们心中所渴望的红星照耀的延安。
在延安，她进了抗日军政大学，他参加了文艺界抗敌协会。从此把生命交给革命。
到延安后，他倾吐自己的心声，一扫往日暗淡的忧郁、火焰的愤怒，而歌颂圣地延安。可以说，他是较早以自己所感受而且有高度艺术水平唱颂延安的诗人之一。在《唱给延河》组诗中，《早晨》他突破了过去比较拘紧于形式的风格，而以清新健康自由旷达的调子歌唱，流水行云般松散自如，山鸟山花般自然吟咏。他歌颂延安河上早起的农夫、洗衣女，去听报告的活泼青年，牧羊人嘹亮的口哨，将军的疾驰的菊花马，结尾处他唱着：
让我们歌唱吧！
有了这些太阳的儿女们的
艰苦的创造和开拓，
在这河边，
将展开来
一幅无比辉煌的新世纪的图景
……
这是他1941年到了延安的预言吗？不，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
延河和延安塔，是不少奔延安的人都难以忘怀的，他同样以《塔》写下自己的颂歌和信念。他写道：
是的，青年人像潮水一样，
不断地涌来——
他们打落家庭的枷锁冲出愚蒙的书斋的牢墙，
带着贫穷和饥渴不断地涌来；
当然还冒着生命危险，历经艰难而到来，他和她就是这样涌来的，塔——
那是美丽的理想的象征，
那是热情所趋的目标，
那是飘扬着真与善的意向的旗帜呀！
是这样他俩生活在延河之滨，宝塔之下，延安的窑洞也是炼铁炉啊，铸情也铸剑。
在延安，她立即挥毫写下了独幕剧《迫害》，控诉反动派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还获得延安五四青年剧作奖。
举世闻名，开新一代文风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了，他是参加座谈会的成员之一，亲聆了毛泽东的讲话。于是身体力行，他既参加“鲁艺”整风，接着便参加开荒、纺线劳动，还到南泥湾去学习和劳动。他也曾写下信天游的叙事诗《新婚》，抒写了翻身农民忆苦思甜的篇章。
她曾给他一句评语：“他虽缺乏世故，却并不缺乏勇气。”真是这样的，从他少年时作文课上寄予被枪杀的共产党人以同情，到为赋新诗而历经反动派迫害，遭受失业、追捕的折磨，乃至在初恋时，由于她的红手帕被溪水漂去，而纵身溪流，不惧没顶之灾；甚至当他七十岁时，到珠江三角洲访问，在中山县的游乐场参观，大家站在高高的“翻滚飞车”前，都未能一试，而他却说了一声“试试看”，登上长龙，在天空翻滚，而他那时已患高血压、心脏病。
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党中央派了大批干部去各地开辟工作，严辰随华北文艺工作团进入晋察冀。有一次他与胡沙打前站，他们谨慎细致地寻找乡干部，一不小心，就会走错一个山，走到敌占区去。雁门关风雪交加，白茫茫一片，而她也正随着大队一步步跟来。
一切的道路通向北京，一切的眼睛注视北京，特别是当解放大军保卫北京之时。
是谁的解放步履第一脚迈进北京城呢？我无从回答。但我知道，严辰是在北京解放的第一天就跟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军从西直门进北京城的。一路上受到北京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在砃坛寺休息时，人群自发地开起欢迎会，舞蹈家戴爱莲情不自禁地跳起舞来，音乐家瞿希贤也来了。
而此时，逯斐也正在长辛店二七工厂深入生活。从此他们开始了在北京的工作和生活。她并写下了在二七工厂所获得的材料《胜利列车》。
现在人们提起《文艺报》《人民文学》和《诗刊》，谁都知道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最早创办、最有影响的文艺刊物。而他正是在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负责编辑会刊《文艺报》的；中国作家协会一成立，他又筹备创办《人民文学》，他是这两个刊物的开拓者。1957年《诗刊》创办，他担任了副主编，虽未到任，也尽了一定的力量。
真正的革命战士从来是把革命工作当做自己的天职，而丝毫不夸扬自己做了些什么的。春雨润物细无声，春阳使百鸟噪鸣而它只放射温暖与光华。真正的革命战士又总是到斗争剧烈的场所，哪儿需要就到哪儿去，到处无家到处家。当“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之日，他二人都奔向了朝鲜战场。他到炮火连天的战地访问和慰劳志愿军战士，而她在志愿军后勤部野战医院任教导员。抗日战争的炮火，解放战争的炮火，和国际主义正义的炮火，总是熠亮着他俩的影子，他俩是炮火中形影不离的一对火红的飞燕。他也是在开城参观板门店举行停战签字仪式中的一人。在这场为国际主义而战的斗争中，他写成了诗集《战斗的旗》，她写了《又一次站立在牡丹峰上》，获得朝鲜朋友的赞赏，并译载于《朝鲜妇女》上。这是炮火中的铸情，炮火中的铸剑。
纯钢的剑要经过多次淬火，多次回火，在高温下不软化，在大气、酸、碱盐等腐蚀物前不生锈。那是经过脱胎换骨的磨练，有时甚至是痛心的折磨……
1957年一场政治风波，简直让他俩头晕目眩，茫然若失，忍不住痛心落泪。是怎么的那些曾一度共同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一同在窑洞纺线、一同从黄土高原奔赴北京的同志，竟被称为反革命的右派！那一同在一个编辑部兢兢业业为人民文学事业而工作，参加过长征，又在上饶集中营受折磨的可尊敬的革命前辈，竟也被批判得狗血淋头，成为狰狞的怪物……他俩带着无数问号，心胸流着血离开了北京……
只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那洪亮的、有力的号召，仍然鼓动于胸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的全心全意地道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他俩挥着手告别“冠盖满京华”，而到风雪弥漫的黑龙江去找知心朋友和亲人。
在零下50度的雪原，他俩手携手随着勘探队一道奔驰，在原始森林的像窝棚般的猎人小屋里度夜，寒冷大王似乎要剥夺去人们身上的一切温度，寒风如怒涛，似乎要掠走猎人小屋，但猎人和牧羊人给了他俩温暖，吃着老猎人打到的黑熊肉，听他们讲跟恶狼狠斗的故事……，他在1957年的春节，是和勘探队在黑龙江的冰河上的钻冰声中度过的，比之爆竹一声除旧，更富于新时代的诗情。在随着勘探队进入森林的日子，也是他深入生活，而诗艺更上一层楼的日子。在《小兴安岭》一诗中，他写道：
早晨我登高眺望，
云在树上，树在云上，
不见伐木工人在哪里，
只听得大树伐倒应山响。
这歌颂的是伐木工人的劳动，而我们也听到诗人是在那“空山不见人”之处，在云与树的多层次之间，发出了他为劳动人民而歌的声音。那也可说是诗人不求闻达于市井，而空谷幽兰自吐芬芳。
而她呢，也不断深入生活，还在哈尔滨机车车辆厂担任工作，写了她的报告文学集《时代新人》，对她所接触的劳动者予以歌颂，其中有农垦战士，森林工人，草原牧民，妇女勘探队员等等。
当1960年北大荒草原钻出了第一口油井，向世界宣布中国不再是贫油国家时，他又匆忙赶到了第一口井那儿，和铁人王进喜一道拿了几把麦秸，铺在冰冻的土地上，坐在钻井台旁，听铁人倾吐豪壮的胸怀，向往祖国繁荣富强的心勃勃跳动，他为王进喜唱着：
铁，投进了熔炉，
铁，迸发出火星
那也是诗人严辰在冰天雪地的大草原的熔炉里在冶炼，在迸发火星。
火热的生活并不辜负他俩，在这期间他写了七部诗集，她写出四部散文报告文学集。
蓦然惊天动地跟原子弹一样爆响，蘑菇云冲天而起，来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摧残，折磨身心。他的三箱文稿，日记，资料都被抄走，他俩都成为“黑线”下的牛鬼蛇神
自不待说，“有幸”的是他又是第一个到了赫赫有名、开风气之先的“柳河五七干校”受劳动惩罚。这时，他俩的一家都四分五裂，女儿在新疆，原是模范教师，变成了“修正主义的苗子”；儿子在江苏作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关在南方潮湿的地下室；她，在战火中多次与他厮守在一起的她，却发配到远方去劳动。此刻，他过去写的纪念乌克兰诗人雪夫琴科的诗似乎成了自我写照：
诗人被钉在高加索的悬崖上，
兀鹰不断啄食他的心肝，
他甘愿忍受任何痛苦，
要将真理的火种传遍人间。
他虽痛苦，但并不失去信念。他虽蒙不白之冤，但忠贞正直的革命者，并无所畏惧。他的苦痛只是为中国革命道路的崎岖而唏嘘。
他俩就是这样一道走来的，直到“四人帮”粉碎，又回到北京。
他俩既不曾诉说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和迫害，作为战士从不夸耀自己身上有多少弹片伤痕。他俩也从不曾蝇营狗苟钻营名誉地位而趋炎附势。他俩也没有拉帮结伙吹扬自己过去有多少功劳苦劳，唯恐天下人不己知。他俩也从来是温和和厚道待人，可心中有公正的尺子，一方面总是与人为善，但也择真善的同志和朋友而相处，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意谓纯净透明，并无意营私，对道不同者不与为谋，远远拉开距离。
1978年，他担任《诗刊》主编，她从事专业创作。在主编的岗位上，从政策方针上他有力执行“百花齐放”，广泛团结老中青诗人，对推荐年青诗人更不遗余力。对出现于《诗刊》上的青年诗人，我无法一一列举，这些诗人正活跃于诗坛上。而他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从不吹嘘刊物办得怎么好，从来不发宣扬自己的文章，从来不用大篇幅发表自己的创作。是的，他从来不像一些刊物负责人那么“自作官，自喝道，自做金锣自摆道。”而在诗集出版不景气中，他千方百计编辑了《诗人丛书》，每集12册。在他的创业下，以后共出了五辑，出了近60本诗集。后来他又创办《中国诗库》，为青年诗人开辟园地。
而她呢？在老病重仍不断从事创作，出版了散文集《窗外的红玫瑰》，那里面记下了她对战友的怀念，对大漠中哈萨克兄弟的敬礼，对南方养鱼池湖波的咏叹，对森林中女知识青年献身的表扬，对往日重庆山城友谊的记忆，对南国橡胶园女工生活的描画，对海上潜艇员要与劈山过岭铺设铁路的铁道兵相比的赞美，对昆剧团女演员奉献的一朵红玫瑰……她如春蚕吐丝，不曾停息。
如今，他俩是老了，而且多病。
每当我去探望他们，看见逯斐要从座椅上立起时，甚至需要严辰去搀扶。而严辰常说：“我不行了，总是昏昏沉沉要睡，再也不能写什么了……”抱有真诚的遗憾和歉愧。
谁能免于衰老，谁又能说自己老来一定不受疾病困扰。但当我看望他俩所走的路程，那是一条发光的轨迹，牵引向他俩理想的目标，他俩曾为之奋斗，可以无愧地说，把整个一生都献给了人民文艺事业。半个多世纪铸炼的爱情，不只是一般夫妻之情，也铸炼了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同志之间的互相帮助、鼓励的革命情谊。他俩也共同铸造了干将莫邪之剑，这就是他俩的创作。这是在生活与时代的熔炉铸炼初恋的爱憎分明的宝剑。
有宝剑在，有宝剑的锋芒在，宝剑不会尘封，也不会生锈。
他俩的品格和创作奉献给了人们以这样的宝剑。他俩应该无愧地说：“跟随着我们的剑锋所指，一道前进吧！”
他俩永远是那样谦虚，是决不会这样说的。而作为他们的同志和朋友，我忍不住要代他俩说出这样的话，因为我认为他俩的确是我应该学习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