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允吉谈复旦中文系前辈名师的文化艺术素养

陈允吉谈复旦中文系前辈名师的文化艺术素养

2016-11-04 | 阅：  转：  |  分享 

  

 

陈允吉老师

上世纪下半叶，复旦大学中文系集结了郭绍虞、朱东润、陈子展、刘大杰、蒋天枢、赵景深、吴文祺、张世禄等一大批名师，星斗璀璨，蔚为壮观。陈允吉老师1957年进入复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既曾师从这些老先生，也曾与他们一起工作，在他的记忆中，这些老先生除了足以名世的学术成就之外，在传统文化和艺术修养上也是各有所擅，留下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

陈允吉画像 刘筝绘

澎湃新闻：复旦中文系过去那些著名的前辈学者，包括郭绍虞、朱东润、陈子展等老先生，在自己的学术专业之外，好像在个人爱好方面也是各有所好，各有所成，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陈允吉：的确是这样。复旦中文系的老先生普遍在传统文化和艺术上有很好的修养，他们的爱好包括旧体诗词、新诗、书法、绘画、戏曲、医道等，因为中文系本身的专业性质，与这些传统艺术文化还是有很密切关系的。在高校里，也不一定每个学校的老师在传统艺术文化方面达到的成就都很高，比如旧体诗词，如果跟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中文系比较，复旦中文系的创作成果就不很突出。这是因为双方的创作主体不一样，东南大学主要都是一些名士，传统文学修养很好，对社会现实不太关心；上个世纪复旦的老师则以斗士居多。要做斗士这个说法是郭绍虞先生第一个提出来的，他在解放前夕写了很多文章，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向闻一多、朱自清学习，要做与时代脉搏保持互动的斗士。不管自觉不自觉，复旦陈望道、郭绍虞、吴文祺、陈子展、朱东润等老师，无疑都可以归入斗士的行列。因为这些前辈名师大部分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而且有好几位老师曾经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郭绍虞先生

比如，郭绍虞先生，他是文学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吴文祺、赵景深先生都是文学研究会的骨干，刘大杰先生是创造社的成员。陈子展先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了上海以后，跟田汉、欧阳予倩都在南国艺术学院任教，推动了中国现代的戏曲运动。他追随鲁迅，写杂文。鲁迅当然杂文写得很好，但是鲁迅下来如果要说杂文写得好，一个是曹聚仁，一个就是陈子展。另外，就是跟陈望道一起推动“大众语”运动，所以后来一直到他把《诗经》《楚辞》译成现代汉语，也是译得非常通俗的，都是从“大众语”这个要求去译的。朱东润先生，是现代传记文学的奠基人。他们都很热爱白话文，在白话文的发展过程中都起过一定的作用。因此他们对传统艺术文化的爱好，主要体现为一种人文精神的延续和对历史文化的尊重，不是怀古恋旧的产物，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酒越陈越香，文学越古越好。”其立足点还是在今天。

澎湃新闻：所以这些爱好与他们的学术研究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是吗？

陈允吉：这些前辈的主要精力都是放在自己从事的教育研究上面，吟诗作画只是业余爱好，不是谋生的手段，也不是扬才露己的资本，这个与那些唯以吟诗作画为能事者相比，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系里的这些老师都是有在自己研究领域具有奠基性质的论著的，比如郭绍虞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陈子展先生的《诗经直解》，这些都足以代表一个领域在当时集大成的成就。其实中文系的老师创作旧体诗词的水准，即使在复旦也不能算是最好的。在上世纪下半叶的数十年里，复旦校内老一辈人吟诗作词，要说才力之充沛与诗情之浓郁，当推苏步青先生为第一。苏老是著名的数学大家，和复旦其他老师一样，他只是把写作诗词看成一种业余爱好，所以他的诗词集就叫《苏步青业余诗词集》。

澎湃新闻：那先来说说郭绍虞先生吧，他在书法方面的成就是大家极其推重的，旧体诗词的创作数量也很可观。

陈允吉：其实郭绍虞先生在诗歌方面的主要贡献在新诗，1920年10月，当时瞿秋白作为北京《晨报》驻莫斯科记者离京赴苏，当时他的一些朋友，郑振铎、郭绍虞、许地山等为他饯行，郭先生当场写了一首《流星》赠别。1921年8月，郭先生南下福州，任协和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曾在此期间写过《江边》《雨后》两首新诗，成为我国新诗创作的早期实践者之一。很有意思，两位著名的书法家，一个沈尹默，一个郭绍虞，都写新诗的。而且沈尹默写的新诗，数量很多，时间更早，当然郭先生在新诗方面也有地位。

郭先生写的旧体诗词在数量上确实比新诗多得多，解放后所写的作品，碰到节日，常常在《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散见各处，可惜没有加以结集。但是从创作成就上来说，新诗似更有开拓性。

郭先生书法上的成就诚然是很高的，是一位大家，中文系的老师在传统艺术的各个领域中，成就最高的应该是书法，因为有郭绍虞、朱东润两位大家。郭先生的书法字形秀朗，笔力遒劲，融晋、唐诸家的精髓而自成一体。1933年鲁迅与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特请沈尹默题写书名，先生手书郑振铎的序文。解放后，他历任上海书法家协会的副主席和名誉主席，1981年又为朵云轩复制的《萝轩变古笺谱》作序并手书。在“文革”中，因为每个老先生都要到同学中去学习，那时工宣队已经进校，知道郭先生字好，工宣队、同学、老师都请他写，郭先生有求必应。所以那段时间保存有郭先生墨迹的人很多，现今有些作品已经流传到社会上。郭先生晚年手抖了，他在天花板上穿一根绳子垂下来，系在笔上写。他是际的墨迹，益发体现出“苍劲”和“迥秀”的统一，挥洒自如又尽在法度之中，在海内外流传甚广。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还刊印了《郭绍虞手书毛泽东诗词》一册。

澎湃新闻：看一些回忆录里提到郭先生家里挂有一幅徐悲鸿给他画的画像，这幅画像您有见过吗？

陈允吉：郭先生去世以后，有很多他的学生写的回忆录，包括杨明照、王元化、吴中杰、蒋凡、楼鉴明等都写过，有些回忆录里是有提到这件事。上世纪五十年代，郭先生从同济大学调到复旦，住在庐山村，就是现在的第一宿舍，他的客堂间里曾挂过一幅他画像的轴子，个别回忆录里说这是出于徐悲鸿之手。2011年春天，我同蒋凡一起去南京西路先生故宅拜访他的长子郭泽宏，主要是问他一些郭先生生前的事。渐次谈及这幅画，郭泽宏先生当即出示该画，其中所画的先生的像高约二尺，身穿长衫，脚着布鞋，举头轩昂，腹微隆起，右手执卷，目视前方，神情专注作吟咏状。人像通体用线条勾勒而成，笔意简净，与徐悲鸿吸纳了西洋画法讲求明暗之风不类。图像正上方有陈乃乾先生所题的篆体“苍茫咏诗图”五字，是套用了杜甫“独立苍茫自咏诗”一句诗的意思。其左上方则有叶圣陶、顾廷龙两位先生的题款。但这幅画到底是何人所绘，连郭泽宏先生也不知道。因先生和师母谢世多时，实在难以考求了。

朱东润先生

澎湃新闻：刚刚已经说到，系里另一位书法大家就是朱东润先生了，据说朱先生练字极勤，诸体皆擅。

陈允吉：郭绍虞、朱东润，再加上哲学系的王蘧常先生，是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复旦的三大书法家。朱先生的书法兼娴篆、隶、楷、行、草诸体，骨气端遒，笔意骏爽，植根深厚，卓然名世。他评论书道，注重笔力，不喜欢姿媚徇俗之体，认为写字切忌黑大方圆的“状元体”，那样的字美则美矣，但根柢浅薄，极易入俗。他在篆书中推崇李斯、李阳冰及清代钱玷、杨沂孙诸家，尤其推崇秦碑《琅玡石刻》。先生断定秦代所立碑刻中，仅《琅玡石刻》一件为李斯真迹，其他都是伪作。所以他本人练习篆书，也是从《琅琊石刻》入手。他把自己居住的宿舍称作“师友琅玡行馆”，或即源出于此。

他练书法，最初篆书练了十年，再隶书十年，然后是楷书十年，再行书十年。上世纪七十年代标点“二十四史”时，他进入了第五阶段，练习草书，临习孙过庭的《书谱》。朱先生的墨迹，同郭先生的墨迹一样获得了极广的流传。其中的代表作是先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无锡写成的篆书《木芙蓉屏》，个中写的是抗战时期他在内地撰作的七言长诗《木芙蓉歌》，这一作品体现了朱先生书法艺术上的极高成就。先生去世以后，上海书画出版社曾经出过《朱东润先生书法作品选》一册。

陈思和、胡中行主编《诗铎》第三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澎湃新闻：这首《木芙蓉歌》在复旦中文系的刊物《诗铎》上刊载过，当时《诗铎》上刊登了朱先生的旧体诗词大概有一百多首。

陈允吉：是登在复旦中文系编辑的《诗铎》创刊号上的。朱先生的旧体诗词创作，数量比较丰富，而且出手很快。《诗铎》上这一百多首，是根据他晚年自己抄录的一卷旧体诗词全文刊载的。其中就有《木芙蓉歌》，七言长诗一首。抗战期间，先生远处蜀地，在乐山中央大学的师范学院，面对烽火弥连、亲人阻绝，国仇家恨交涌心际，因此撰成了《木芙蓉歌》这首长诗，寄托他深沉的现实感思。朱先生对书法和旧体诗词有一个共同的主张，就是要有笔力，他比较欣赏杜甫说的“书贵瘦硬方通神”，诗歌语言也要显得拗硬脱俗，他不喜欢六朝和初盛唐那种圆美流转的诗歌风格，而更倾向于杜甫以来乃至宋代诗歌中所体现的那股强劲的力量。先生对杜甫评价很高，但是杜甫比较接近盛唐的那些东西他并不欣赏，像《早朝大明宫》《秋兴八首》这样的作品。他在课堂上诵及的杜甫诗歌一般是他比较喜欢的，如：“美人皆黄土，况乃粉黛假”（《玉华宫》）、“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返照》）、“汝阳让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八哀诗·汝阳王李琎》）等，他认为这样的表达力度才能把景物、人物的形象和气质全部表现出来。他喜欢遒劲、强硬、拗折的宋诗风气，所以在唐宋两代诗歌中，朱先生是倾向于推崇宋诗的。

他自己收集的一百多首诗，其实是很不完备的，还有好多大家记得的诗没有收进去。在标点“二十四史”期间，他说起五十年代思想改造的时候，他在沪江大学，中文系有八个人在一起，这些人后来好多都到复旦来了。一个学习小组除了朱先生，还有徐中玉、蔡传廉、刘国梁等，运动结束后，先生仿效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写了一首《改造八仙歌》。他首先写到徐中玉：“中玉武库不可忍，长枪大戟斗参商，肯与世俗随浮沉。”是说徐中玉先生性格好强，不愿随世俗浮沉，常常与人往来激辩。写到刘国梁先生有云：“国梁乳虎啸空林，掉头四顾群山青。”意谓青年教师刘国梁先生发言的调子很高，但内容却非常空洞。这首诗没有收入他的集子，称得上是一篇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的奇文。

还有一首，是周斌武先生请吴剑岚画了一幅画，画面十分简单，篱笆旁边画了几株菊花，拿来恳求朱先生题诗，朱先生很快就写成一首：“暇日莅中园，东篱堪寄趣。画师处将来，顿得飞鸿意。”其中，第三句“将来”就是“拿来”，这里有了一个拗折，当属宋诗特有的情味。在我们系里，朱先生是以宗宋诗著名的。

陈子展先生

澎湃新闻：除了朱先生，陈子展先生是不是也比较推重宋诗？

陈允吉：对。说到陈子展先生，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绕不过去的，特别是他写的杂文，包括他在“大众语”运动中所起的作用。

我1962年毕业以后，进修一开始是跟王运熙先生的，到这一年11月，王先生通知我，系里为了贯彻周扬抢救遗产的指示，决定派我去向陈子展先生学《诗经》《楚辞》。我两周去一次陈先生家，跟陈先生读《诗经》《史记》等，陈先生很健谈，总会聊起一些旧事。他在湖南曾被安上“共党首要”的罪名遭国民党通缉，逃到上海，就挂在老同学田汉的南国艺术学院文学院当教授。有一次田汉请他吃饭，由田汉的干女儿评弹演员顾丽萍作陪，畅饮之际，田汉请先生作诗，先生当场吟成七言绝句一首，第一句以“驼蹄羹”形容菜肴的丰盛，第三句以“朱帘秀”形容顾丽萍的演艺精湛，田汉读完此诗非常满意，并对陈先生说：“看来你是宗宋诗的。”他自己也是承认宗宋诗的。他的《蘧庐絮语》中有一首《谈鬼》，颇能显示宋诗风格：“春到青枫江上村，故乡应有未招魂。客中无赖姑谈鬼，不觉阴森天地昏。”

宋诗不仅以理为诗，甚者犹以学问为诗。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陈子展先生任复旦中文系主任，有两个故事特别能反映他很重视人才培养。一个是杨廷福，他当时考复旦中文系，国文考了一百分，数学考了零分，陈先生还是录取了他。杨廷福后来成为了一个法学家，并且对玄奘特别有研究，评副教授的时候，因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被季羡林先生直接推荐，当上了教授。另外一位就是鲁实先，鲁实先这个人特别傲，后来去了台湾师范大学，二十几岁陈先生就让他当了教授，有些人发泄不满，称他为“娃娃教授”。鲁实先当时写了一个《殷历谱纠譑》，一个《史记会注考证驳议》，条辨是非，讨史纠谬，指出了董作宾《殷历谱》和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中的许多错误。这两篇撰著一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陈先生很支持鲁实先，为此他先写了《龟历歌》长诗一首，又写了《题鲁实先史记会注考证驳议》七言绝句六首，其特点就是在诗中谈学术问题，批评了傅斯年、董作宾等京派教授“好自尊大”，传递自己“不京不海不江湖”的主张，可以说是将宋诗谈学问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鲁实先的这两项成果和陈先生为他题写的诗，得到了郭沫若、杨树达、顾颉刚、胡厚宣诸家很高的评价。从中可以看出在作诗的观念和实践上，陈先生都受到宋诗很大的影响。

此外，赵景深先生在《文人剪影》中提到，陈先生对对联创作也很在行。当时正值《孽海花》的作者曾朴（孟朴）去世，赵先生要为追悼会送一副挽联，他写好了上联：“福楼拜，曹雪芹，灵魂肉体鲁男子。”这是因为以传译莫泊桑小说著名的翻译家李青崖曾说，曾朴身体魁梧壮大像福楼拜，灵魂敏感细腻像曹雪芹，而且又自称“鲁男子”。下联他写：“傅彩云，李莼客，文采斐然孽海花。”但写出来后便迟疑不决，觉得上联“福楼拜”“曹雪芹”是对一个人评价的两个方面，两者之间联系还算紧密；而“傅彩云”和“李莼客”好像没什么关系，也不是配偶，显得硬拉在一起。再则“文采斐然”和“灵魂肉体”对仗也不工整，平仄多有不协调处。正在冥思苦想之际，陈子展忽然光临，他不假思索说：“这个容易。”抓起一张纸，援笔立就：“福楼拜，曹雪芹，灵魂肉体鲁男子；洪老爷，傅大姐，才子佳人孽海花。”对偶贴合，平仄基本协调，通达易解。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陈先生九十华诞，我跟王运熙等四人去华东医院跟他说办九十华诞的事，他坚决不接受，说，这算什么，我坐在当中，大家对着我这个老人说你怎么好怎么好，我欣然接受，这个不是很无耻吗！人家自己愿意无耻，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不愿意无耻。我想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只好作罢，但我作为子展先生的弟子，总是要表示一下心意，我想就送副对联吧，我草拟了一个初稿，经王运熙先生的岳父杜兰亭先生修改，最后确定下来是：“盛业名山传楚些，衡门泌水仰陈风。”陈先生一生着重研究《诗经》《楚辞》，《诗经》有《陈风》，陈先生又姓陈，《衡门》《泌水》都是《陈风》里的作品，适可用来象征先生不求闻达的人生境界。以上联语概而言之，乃旨在称扬先生的治学成就和治学风范。后来就请楼鉴明书写完毕送给陈先生，他看到了很高兴，说他也很喜欢作对联，过去为熊十力作过一副对联：“北斗以南独此老，光黄之间多异人。”上句是《唐书》对狄仁杰的赞语，下句融会宋代苏轼写陈季常的原句，“光黄”指“光州”、“黄州”，因为熊十力是黄冈人，故有“光黄之间”的说法。由于此联使事摹容巧妙切当，故深得熊十力本人的赞赏。

澎湃新闻：说到“宗唐”、“宗宋”，跟郭、朱二老不同，刘大杰先生应该算是比较典型的“宗唐”派吧？

陈允吉：没错。刘先生的客堂间里挂了一副蔡元培书写的对联：“万迭春波起南浦，一方明月可中庭。”上句是张泌的诗，下句是刘禹锡的诗，这副对联是正宗的“唐音”。先生一生可以说极受唐代艺术文化的浸淫。他在自传体小说《三儿苦学记》里写到，童年因为家境败落，备历艰辛，他母亲一边摇纺车，一边指导他阅读《唐诗三百首》。一本《唐诗三百首》，一本《儿女英雄传》，是长时间陪伴他的启蒙读物。解放后，他在复旦开过“唐代诗歌”的专题课。他平生只招过一届研究生，就是攻读“唐代文学”专业的，学生有两位，一位叫林东海，一位叫林冠夫，都是我大学本科读书时的同班学长。他自己谈到中国古诗，说最欣赏陶渊明、李白、李贺三位，这些话是在“儒法斗争”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讲的，其中就有意回避了实际上对他影响最大的杜甫。当时杜甫被认为是有儒家倾向的作家，李白、李贺才算得上是法家。所以中国古诗对刘先生影响最大的还是唐诗，无论从文学观念或旧体诗的创作实践上看，他尊崇唐诗的倾向都很明显。

刘先生对旧体诗词创作的爱好，最早可以追溯到他在武昌旅鄂中学读书期间。旅鄂中学是湖南人在武昌办的一所中学，主要招收湖南籍学生。刘先生那时候比较穷苦，一边上学，一边还要帮学校养猪、打扫卫生、课后擦拭黑板来冲抵学费。当时有位国文教员叫姜济凡，古典诗词的学养甚好，而且很欣赏刘先生的聪明好学，经常指点他练习写作律诗、绝句，教他如何分辨平仄。所以刘先生结撰旧体诗起始很早，至1934年，就有《春波楼诗词》一册出版。

成名后的刘先生才识超拔，风流倜傥，辩才无碍，富于艺术修养。“文革”后期，复旦中文、历史两系部分教师从事“二十四史”的点校整理工作，我主要负责《旧唐书》，胡裕树先生负责《旧五代史》。到1974年末，《旧唐书》的校阅清样基本完成，胡裕树先生就让我帮他读一些《旧五代史》的稿子。当时刘先生的新编《中国文学发展史》已经写到第二卷了，希望我帮他将第二卷内的引文全部核对一遍，我同意了，但希望他事先与胡裕树先生打个招呼以示尊重。过后他给胡先生寄了一封信，开头两句说：“茅台尚未开，何日请君来。”刘、胡二位都是暨南大学的校友，胡裕树暨大毕业后，担任过刘先生文学史课的辅导。这两句既凸显两人的友谊，也使先生不凡的才情跃然纸上，令点校组里很多人遽受感染。

在帮刘先生校核《中国文学发展史》引文期间，先生常会抄示一些诗歌旧作，其中有些作品写得相当感人。比如1946年当他知道郁达夫已在南洋遇害后所写的《吊郁达夫》一首：“一曲情无尽，三秋梦不成。南天魂已断，故国恨难平。文字倾江海，兵戎问死生。关山千万里，淡淡月黄昏。”在刘先生平生遇到的老师当中，一个黄侃，一个胡小石，一个郁达夫，都是在武昌高师读书时认识的，其中关系最深的就是郁达夫。郁达夫当时在武昌讲“欧洲文艺思潮论”、“小说创作”，后来郁达夫来上海，刘先生就跟他一起来了，郁达夫还鼓励他到日本去留学，刘先生曾用李义山“平生风义兼师友”这句诗来形容他跟郁达夫的关系。他的这首哀吊诗作情真意挚，格老味长，是先生旧体诗词中的绝唱，愈能见出杜甫对他的深刻影响。

澎湃新闻：刘先生还写过好几首吊唁周总理的诗词，据您所知，这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

陈允吉：刘先生对周总理感情很深，总理逝世后，当时《解放日报》文艺部有个记者去采访他，他请记者去客堂间坐，一边哭一边讲总理的事情，说总理曾经到家里看望过他，还跟记者说：“当时周总理就坐在你现在坐的这个座位上。”同时他把已经写好的五首悼念周总理的诗拿出来交给记者，惟当时的宣传口均被“四人帮”控制，纪念总理的稿子不可能发表。这组诗中的第四首是写总理与先生个人的交往的：“几度光荣接笑颜，循循善诱话千般。心长语重频回首，最是难忘过五关。”“五关”是指周总理强调知识分子要过好政治关、思想关、生活关、家族关、社会关。后来他又写出怀念周总理的词，《蝶恋花》《卜算子》各一首，说明刘先生对总理的感情还是很深挚的。

澎湃新闻：当时这批老先生是不是普遍都在旧体诗词创作方面颇有建树？还有哪些老师的诗词创作比较有特点？

陈允吉：他们基本都能写旧体诗词。比较特殊的是蒋天枢先生，他能写旧体诗词，偶尔也写新诗，但创作并不很多，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反倒是他的吟诵。1958年他给我们上“先秦文学史”，光《诗经》就讲了五十五首作品，而且每首必定吟诵，调子低昂有节，宏畅邈绵，据说其所吟的腔调称之为“唐调”，是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读无锡国专时跟唐文治先生学的。唐文治为晚清农工商部左侍郎兼行尚书事，后来退出政坛专心办教育，曾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及“邮传部高等商船学堂”（上海海事大学前身）的监督，也就是校长，朱东润先生读南洋中学时也曾是他的学生。按照朱先生的说法，他是唐先生“看得见”的学生，因为当时唐先生的眼睛还看得见；到了无锡国专时期，唐先生已经失明，所以蒋天枢先生是他“看不见”的学生。

1960年春夏间，复旦广播台辑合中文系多位老先生吟诵毛主席诗词的音频，在节目中连续播放了一个星期，其中包括赵景深先生用普通话朗诵的《沁园春·雪》、蒋天枢先生用唐调吟诵的《西江月·井冈山》、朱东润先生用唐调吟诵的《清平乐·六盘山》和王欣夫先生朗诵的《十六字令·山》。王先生的朗诵语速较快，接近口语，节奏感强，各位老师的吟诵各有长处，印象很深。

此外，系里的两位语言学家吴文祺、张世禄先生，亦非常爱好写作旧体诗词。吴先生才思敏捷、积累深厚，1971年点校“二十四史”期间，曾经创作过两首七律让我们观摩，王运熙先生看后盛赞这两首诗功力不凡，我看后也很认同王先生的看法。先生写诗非常勤奋，一生创作共五百余首，可惜保管不妥，现在绝大多数都已经散失。

而张世禄先生写诗可用“厚积薄发”来形容，平生创成的作品共十多首。其中四十五岁时写的《自嘲》、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写的《雁荡杂诗三首》，前者抒情，后者状景，都显出了很高的艺术水准。1961年先生为我们年级开设“汉语诗律学”课，因此对弘扬传统诗词文化作出了更大的贡献。先生不仅能从学理上把格律知识讲得非常丰满，而且重视学生尝试写作旧体诗词的训练，鼓励大家用心练习，然后交他批改。当时我写了四首五言律诗《乡园即事》交给他，他批改很认真，不仅用毛笔纠正几处平仄的不协调，而且易字精当，并在他觉得好的句子旁打圈，特别满意的打双圈，发回卷子时又说我写得“蛮有诗味的”。受到老先生这样的鼓励，我对旧体诗写作就有自信了，心情还挺激动的。

刘季高先生亦酷爱写作旧体诗词，随着年龄的增加，他旧体诗词的讽吟也日益进入佳境，并辑成《增订斗室诗集》六卷，内中风格清隽、笔力老成之作比比皆是。诚如王运熙先生评价的：“显示出才情富美和耐人品味的艺术特色。”刘先生的诗里面有一首影响特别大，1959年有一批老师要去支援安徽大学和江西大学，刘先生态度比较积极，安徽方面一位高教局的领导专门到上海来拜访他，请他到国际饭店一起吃冰激凌，刘先生与他聊得很兴奋，事后写了《孙陶林同志约赴皖主安大中文系教席赋此奉赠》七律一首，在复旦中文系的课堂上向学生诵读过：“潇潇梅雨过江城，来上琼楼第四层。开朗人含丰沛气，精微论掩迅雷声。灯前脱帽半头白，壶里分冰彻底清。便合追随淝水上，闲居缀处饷春耕。”后来我们年级不少同学都能背诵此诗，等刘先生从安徽大学回来，还有人拿这首诗跟他开玩笑。

赵景深先生

澎湃新闻：赵景深先生是戏曲研究大家，据说他自己也会唱戏，您有看过赵先生的表演吗？

陈允吉：赵先生自小酷爱戏曲，尝师从昆曲名旦尤彩云和张传芳苦学八年，生旦俱工，唱演兼擅。我来复旦不久，中文系和数学系开新生联欢会，赵先生清唱了《西厢记·酬简》。后来听说之前1956年，他们一家人曾联袂登台，在登辉堂（现名相辉堂）献演过《长生殿·小宴》，先生演唐明皇，夫人李希同演杨贵妃，女儿赵超林演宫女。后来，他又邀请俞振飞、言慧珠等戏曲学校的一批人在大礼堂演出，俞振飞先演了《惊鸿记·醉写》，又和言慧珠夫妻俩合演《南柯记·瑶台》，赵先生在这次晚会里演了《邯郸记·扫花》。根据一些回忆录的记载，在抗战时期，他担任迁至大别山区金寨安徽大学的中文系主任，曾计划教大家排《牡丹亭·游园》，又演唱过《贩马记》。一直到他晚年，还邀约一些朋友到家里来唱，他唱《长生殿·小宴》，夫人李希同唱《玉簪记·情挑》。所以他既是个戏曲研究家，也是个戏痴。

而且他还乐于借助宣唱、表演来充实课堂教学的内涵。比如他的课堂即兴表演，讲到唐代戏弄《踏摇娘》，他就一手叉腰，一手拿着手帕一角，另一角垂地，扭扭捏捏，边唱边哭：“命苦命苦真命苦，一生一世嫁不到好丈夫。”讲到唐代戏弄《钵头》，他就两手指头弯曲置于胸前，上下舞动，作老虎扑人状，模仿老虎的咆哮声。讲到明代传奇南北曲的区别，他分别唱了两段，北曲是李开先《宝剑记》的一段唱词，高亢激越，是典型的北曲情味；南曲是梁辰鱼《浣纱记》的一段唱词，清婉柔靡，凸现南曲的风格，特别是收尾一句拖腔长达十六拍。

赵先生终生热爱戏曲，而戏曲的元素也贯穿了他的人生，他在逆境中有两个故事，算是痛苦中的诙谐。他因为跟外国人通信很多，在“文革”中被隔离起来查，但一时半会儿又没什么结论，拖了很长时间。当时有学生看守他，有一次学生要去打篮球，为了防止审查对象逃逸，就把他平绑在床上，这时恰好有个要通过赵先生外调的人来找他，去五号楼找，敲门敲半天也不应，少顷赵先生高声回答说：“里面没有人！”对方问：“没有人，你怎么回答呢！”他说：“我不是人，我是牛！”后来事情捅出来，学生也被批评了，之后他们打篮球，就把赵先生带到篮球场边，让他在旁边散散步。还有一件事，就是工宣队追查他，要他交代有没有“里通外国”的问题，他一直不承认。这一天工宣队的态度特别凶，步步紧逼，赵先生就很爽气地说：“有的，我有里通外国的问题。”工宣队员说：“那你准备怎么样啊？”先生说：“我马上写交代材料，明天就可以交给你。”这位工宣队员高兴极了，满心以为案件将有重大突破。但第二天看先生交来的材料，上面写了给外国友人寄过些什么书，最后总结说：“我是把我们国家里的书流通到外国去了，所以我有严重的里通外国问题。”“里”、“通”、“外”、“国”几个字下面都加了小黑点。这两件事表面看来似乎是喜剧，实则是噙着眼泪的苦笑，是荒诞现实中产生的幽默。

澎湃新闻：中文系以前还有一位吴剑岚先生也很传奇，说是医术很好，武功也很高，是这样吗？

陈允吉：吴先生精医道，娴武术，喜绘画，好书法。他行医数十年，“文革”前因为他一直在病休，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人，只有一些“老复旦”请他看看病，到“文革”时大家一起学习，一起下乡，才认识他。下乡的时候，他因为有一次光靠切脉就诊断出一个还没有结婚的女青年怀孕了，一下子老百姓把他当做神仙一样，人人都来找他看病，向他求医的群体一下子扩大开来，工宣队啊，学生、老师，还有校外的人。系里请他看病的人很多，有一位在“二十四史”点校组工作的女老师，确诊红斑狼疮，就是吃吴先生的中药痊愈的。吴中杰老师还执弟子礼向他学习医道。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患了萎缩性胃炎，上腹部剧涨，积食不消化，吃了他一剂汤药随即就觉得缓解了。吴先生说：“你这个情况中医叫肝膨气涨，我用小活络汤治之。”为了帮我祛除胃疾，他建议我每天定时将艾条点燃后熏炙腹部的中脘、关元两个穴道，效果十分显著。章培恒先生说：“这个办法确实很好，既不花钱，又不产生任何副作用。”

武术方面，他也确实很厉害。“文革”期间他在学生班级里学习，为了验证先生是否真有武术，让他伸出一个胳膊，六七个年轻力壮的学生，每人用双手把吴先生的胳膊牢牢抓住。吴先生稍运功夫，吆喝一声，这群学生人人顿觉双手剧痛，被他一下子就挣脱了。大家说吴先生精通武术此话不假。

当时中文系的老先生当中，就吴先生会画画，他不像外文系的伍蠡甫先生那样画名远传，但仍然显出了较高的素养。他的画作以花草竹石为常见题材，笔法简净，景象空灵，颇含神韵。吴先生的字也蛮好的，当然跟郭、朱两位不能比，但是坚挺轩昂，刚柔兼济，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吴先生还有一件让人印象深刻的事，就是他很早就为自己写了一副很长的自挽联，嘱咐家人等他去世后在追悼会上挂出来，后来他儿子在追悼会上确实挂了。若此安排显得与众不同，这到底是一种执着还是一种达观，我觉得真的不好说。

陈允吉谈复旦中文系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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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邮件 纠错 2014年01月26日08:43 来源：东方早报 

　　新生进复旦中文系，去资料室就会看到陈望道、郭绍虞、朱东润等老先生的照片。他们都在复旦中文系任教达几十年之久，是中文系发展历史和学术传统的象征。但学生尽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陈允吉教授跟我们谈了他记忆中的前辈学人，中文系诸老的形象跃然纸上。

封面陈允吉像：李媛 绘

封面陈允吉像：李媛 绘

　　您是1957年进复旦大学的，那个时候中文系好像只有一位一级教授—郭绍虞先生。

　　陈允吉：陈望道先生也是一级教授，管语言研究室。

　　我们57级一进校拿到新生手册，其中就有一篇郭先生谈治学方法的文章。新学年开全系大会，系主任朱东润先生给大家介绍老师，第一位就请郭先生站起来和大家打了个照面。郭先生有些胖，在教授里年纪最长，德高望重。不过他那个时候在市里工作很多，在系里不担任课程，学生不太碰得到他。我跟郭先生认识要到“文革”，他要到学生班里参加学习，有段时间每天上午都来。“文革”时候老师学生都要写要抄大字报，我抄了很多大字报，我的字本来不好，抄抄大字报就有了进步。有位64级的同学跟我说，郭先生看到你抄的大字报，说你字写得很好！我得到郭先生的鼓励，感到很温暖。后来有一次在向阳饭店（以前叫来喜饭店，“文革”时改名）吃饭时碰到，他又当面夸我的字。郭先生“文革”前就是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会长，系里就数他和朱东润先生字写得最好。当时我还没有系统接触佛教典籍，就向他请教《五灯会元》是本什么样的书，他告诉我说：“《五灯会元》是部灯录，主要是记载禅僧的言论的。”

　　后来点校二十四史，我跟郭先生就更加熟悉了。1973年后我们被安排在四川中路的新华书店总店工作，中午胡裕树、顾易生、徐鹏等几位先生要睡午觉，我就去城隍庙逛一逛，有次正好碰见郭先生和一位同行者因不知往何处搭乘回家的车辆，在丽水路上徘徊良久，我帮他们找到了那个公交车站。郭先生晚年的科研助手蒋凡是我的同班同学，他一开始在外地，郭先生觉得他蛮好，就给市里写信请求帮助，就把蒋凡调到上海来了。郭先生写完文章有时会让我先睹为快，譬如他的《声律说考辨》等文章，虽然并未涉及外国的资料，但对中文资料的使用往往是竭泽而渔的，他在学术上辩证的力度令我感到非常震撼。

　　郭先生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说一说。我共住一个寝室的同仁施昌东，搞美学的，先是胡风案受到一些牵连，后来鸣放的时候说了几句话，被打成右派，女朋友没有了，婚姻问题一直没解决。后来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四川的对象，人家不介意他是右派。但是结婚后一直分居两地，后来施昌东得了胃癌，就写信恳求郭先生把他的困难向上面反映一下，期以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郭先生很认真地去帮忙了，还让郭师母带了鸡蛋去看望他。那个时候“文革”还没结束，能把一个摘帽右派的妻子从金沙江边调来上海，郭先生真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

　　朱东润先生当时是系主任，但他不是一级教授，听说他在评教授的时候跟郭先生有些不愉快？还听说朱先生和郭先生在中文系龙虎斗几十年……

　　陈允吉：朱先生和郭先生的不愉快主要还是在评职称那段时间，后来也就释然了。据朱先生讲，评职称之前郭先生找他谈话，对他说：我们两人不要都评一级教授了，还是都报二级吧。朱先生当然觉得也很好。但是结果公布出来，郭先生是一级，刘大杰、吴文祺和陈子展是二级，朱先生只是三级。我觉得这个里面恐怕不会是郭先生故意为之，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组织上。1961年朱东润先生改定为二级教授，其时复旦教师获得升迁机会的，在文科只有朱先生一人，可算对此前缺憾的一种补偿。郭、朱两位前辈都是著名学者，为人处世均坚持很高的标准，况且又各自忙于手头的工作，哪里有时间来进行什么“斗争”。有意见归有意见，但不能说他们龙虎斗几十年啊，郭先生的追悼会，朱先生也去参加了，没有像传闻所说的那样。

　　您跟朱先生交往大概最多了。

　　陈允吉：读书的时候朱先生就给我们上过文学批评史和传记文学的课程，耳濡目染蛮多的。我工作以后和朱先生在同一个教研室，他平时看上去比较严肃，不苟言笑。我们接触较多还是在点校二十四史的时候，一起工作了五年。一开始参加的人比较多，中文系、历史系都有，中文系的老先生有朱东润、张世禄、吴文祺、刘季高等先生，当时算中年一代的有胡裕树、王运熙、顾易生、徐鹏、周斌武等先生，年轻人里有周维德、张万起、丁锡根、叶盼云和我。后来点《旧唐书》只剩四个人，朱先生、徐鹏、王运熙和我，再后来王先生也回系里去教课了。当时上海主持其事的名义上还是朱永嘉，他说让谭其骧先生最后审稿，但谭先生审读了部分稿件后，因其他事情缠身无法再读下去了。我们三个搬去史地所办公室，通读过程中有问题就跟谭先生商量。朱东润先生很健谈，喜欢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年轻人听了很受益。

　　朱先生做事一丝不苟，上班比别人都早，他对史料非常熟，看问题蛮深刻的。他认为安史之乱后讲女子是祸水的观点不可取，杨贵妃对安史之乱没有什么责任的，不过是玩偶而已。所以他对杜甫的《哀江头》评价要比白居易的《长恨歌》高。他对杨家将里十二寡妇征西的内容也很不满，男人不担负起责任，打仗也要女人出来，太说不过去了。所以他跟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的问题上必然会起分歧。他写的是陈子龙，是觉得男人要有担当，所以他不赞成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推在女性身上。

　　刘大杰先生当时很红吧？曾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朱先生说他“八面玲珑”。传说他“跳黄浦”，究竟是怎么回事？

　　陈允吉：我们进校的时候都很钦佩刘大杰先生的，因为他才华横溢，学识兼茂。据一些老学长说，刘先生以前经常跟学生讲他的丰富经历，比如到过巴黎啦，巴黎怎么漂亮啦，说得很像回事。思想改造的时候要填履历表，结果履历表里没有这些内容，别人就觉得他是不是有所隐瞒。而他自己觉得面子上也有点放不下，就去跳黄浦了，不过是到人很多的地方去跳的。随后他觉悟提高了，挖掘思想很深刻，他说解放前自己有段时间嗜赌，在家里苦练掷骰子，家里练得不错了，但一去赌场还是输，输了又想翻本，结果输得更惨，后来生了一场大病，就把坏毛病戒掉了。因为他讲得很生动，就被当成思想改造运动中进步的典型，让他现身说法到上海各个高校去宣讲。朱先生在沪江大学听过他宣讲，后来给我们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刘先生真能说话，他讲到赌场里的情况，诸如有好吃的东西，有漂亮的女人，显得五光十色。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文学发展史》三卷本开始陆续出来，中文系多数学生不管经济怎么困难，总是出一本买一本。该书梳理的线索很清楚，文字又漂亮，大家对刘先生非常崇拜。可是书出不久，又要批判了，中文系《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会开了多次，时间延续好几个月。有些人上去批判他也不是很在理，刘先生头脑很清楚，应答得都在点子上，所以总是刘先生道理比较充分，批判他的人反而下不了台。

　　刘先生没有给我上过课，我听说他上课非常精彩，但不着边际的时候也挺多的，凭着兴趣讲。刘先生有几件事我印象比较深刻。1968年落实“一批二用”政策时，苏步青、谈家桢、周谷城和刘先生四个人要互相批判，刘先生脑子真清楚。批判周谷城的时候主持会议的工宣队领导先问：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是什么？周谷城想了半天讲不出来，苏步青、谈家桢也讲不出来。刘先生说：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是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人民的精神。讲完大家都点头嗯嗯，就过关了。

　　刘先生平时很平易近人的，喜欢说学界和文坛的往事，包括很多上海文人的掌故。不过刘先生处在兴奋状态时，说话脱略不羁，说的很多掌故靠不大住，传播中变形的东西很多。七十年代毛主席指示要他改《中国文学发展史》，这个问题刘先生没办法处理好。当时毛主席曾叫李讷去范文澜家里探望，询问范老能否用新观点把以前的书改一改，范老说目前修改尚有困难，就算了。刘先生一听说毛主席叫他改，有一种巨大的幸福感，马上就动工了。刘先生在老一辈学人里，文献功底稍差，材料出处、原文核对都比较疏忽，弄不好要闹笑话的，六十年代出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发展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金性尧先生帮他仔细校过。新编《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是章培恒先生帮他校的，中卷出来章没时间校了，刘先生来找我，我同意帮他校对一遍。他当时家住静安区乌鲁木齐北路8号，我去过那里多次，每次都带一部分样稿回学校，断断续续校了好几个月。这个时候政治风云变幻，也是刘先生受到毛主席礼遇最高的时候。刘先生经常讲毛主席接见的故事，每次讲都会增加一些新的东西，很难确定其中哪些是毛主席的原话。《文学史》改完以后刘先生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向主席请教两个问题，一是当时批儒把韩愈说得一无是处，他对韩愈有所肯定，问主席是否合适；第二就是李商隐的无题诗究竟讲什么，希望主席指点。毛主席去世前给刘大杰回信了，后来刘师母给我看过原信的复印件，墨迹很淡，已经抖得不成形了，我记得写的大意是：上海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先生，来信已收到。同意你对韩愈的评价，要一分为二；关于李商隐无题诗，存疑可也。

　　刘先生在当时比较高调。粉碎“四人帮”之后，很多人对他有意见。刘先生的追悼会去请周谷城先生，周谷老说评价不能太高，高了就不参加。相比之下，刘先生狼狈的时候，倒是朱先生一直为他讲话。当时上海流行一种说法，复旦的朱东润是块石头，意思他是坚持原则；刘大杰是泥土，一捏就散的。朱先生听到这一说法，当即表示：刘先生也是一块石头，只是因为掉在油缸里沾了些油污，拿起来放到清水中去洗一洗，还是一块石头。隔了一两年，北京《文献》杂志的主编陈翔华来找我，说书目文献出版社要编一套《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我就想给刘大杰先生写个传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朱先生，他说“你应该帮他写”，说明朱先生很赞成的。刘先生得意的时候朱先生经常开销他，刘先生落魄的时候朱先生却丝毫没有落井下石。朱先生的态度对我们后辈是十分有教育意义的。

　　我给刘先生写传略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跟刘师母接触比较多。刘先生小时候非常苦，周岁不到父亲去世，童年时母亲去世，他寄养在舅父家，舅母不喜欢他，把他当长工，让他去放牛，后来他逃出来，到岳阳县城里做童工，织毛巾做阳伞。上中学没有钱交学费，就给学校里养猪、打扫抵学费。刘先生一路走来真不容易。

　　您前不久在复旦做了一次讲演，讲陈寅恪先生和复旦的关系，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忠实弟子蒋天枢先生在中文系吧？

　　陈允吉：蒋天枢先生给我们讲过中国文学史第一段先秦部分。那时候正好1958年，运动热火朝天，蒋先生第一次上课就讲了整整一节课的红专关系。他倒未必有意配合当时的宣传口径，讲的都是真心话，归结起来就是学生学习了知识以后要报效国家、报效社会。我觉得最能够唤起记忆的，就是他讲《诗经》的那个部分，有关背景介绍比较简要，大部分时间在讲作品本身。他平时很严肃，但讲诗歌一类作品时也会情感流露。他读《诗经》都要吟诵的，据说用的是唐文治先生的“唐调”，有时候还会插上一句“教我如何不想她”云云，引得学生哄堂大笑。蒋先生讲课条理特别清晰，这对初学文学史的学生来说很重要。

　　蒋先生那个时候大约五十几岁，非常认真，每个星期都要抽一个晚上去同学的宿舍，解答大家的问题。没人问的时候，他也坐到快熄灯时才离开。他开“楚辞研究”课的时候，我是课代表。后来，系里要落实周扬抢救遗产的指示，就安排我去跟陈子展先生学习《诗经》《楚辞》。蒋先生和陈先生都是老复旦，关系不是很融洽。但我去跟陈子展先生学习后，蒋先生对我也没有见外，凡是我去向他求教，他总会给我热情的指导。一直到八十年代，还多次嘱咐我，要认真阅读一下陈垣先生的《元西域人华化考》。

　　陈寅恪先生是蒋先生终身服膺的导师。蒋先生当时考清华国学研究所，是奔着王国维去的，到清华时王国维已经去世了。研究生班由梁启超、陈寅恪二位先生主持，梁启超管写作，陈寅恪管上课，梁启超当时住在天津，要上课还要专门到北京来，临时住古月堂，陈先生就住在工字厅。授课期间蒋先生对陈先生就非常佩服，毕业以后他先去了东北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才回到北京，立刻就去拜陈寅恪先生。抗战时期陈先生漂泊西南各地，眼疾日益严重，蒋先生一直记在心里，有机会就到陈先生住地去请益问安。后来陈先生在广州定居下来，他们的友谊就更进了一步。解放后，陈先生和蒋先生填履历表，在社会关系一栏都将对方填入。陈先生同事学生有很多，社会关系填蒋先生说明对他是极其信任的。陈先生研究《再生缘》，蒋先生做了大量搜罗材料的工作，他把家藏本《再生缘》和申报馆排印的《再生缘》都给陈先生寄去。后来蒋先生受陈先生托付，要替他编一套文集，为此陈先生写了好几首诗。蒋先生在这件事情上投入了全部精力，把其他的科研工作都放下了。书出了以后，上海古籍出版社给蒋先生寄了一千块编辑费，蒋先生退回去，说帮老师做事不能收报酬。结果钱退回去了，五角场的税务局还把税单寄来。蒋先生在师生之道几近沦亡的时候，能够为老师这样尽心尽力，特别受人尊敬。

　　还有件小事情，我买陈寅恪文集是分册买的，当时正在读《金明馆丛稿初编》。读到《书魏书萧衍传后》一篇，文中引《颜氏家训》的一条材料有处标点错了，就想什么时候告诉蒋先生一下。某日在学校里碰到章培恒先生，他说：“蒋先生不会弄错的，要错肯定是陈先生弄错了。”过了一个多礼拜，蒋先生登上八舍二号楼的四楼来敲我的门，问我标点的事情。我告诉他，他看了看说的确是错了，然后做了记号。他说这本书里还有几处标点问题，他也校出来的，还让我把他改动的地方过录在自己的书上，大概有四五个地方。蒋先生真是认真。他在我宿舍里小坐片刻，感慨地说，像这样的书啊，能看的人已经很少了。临走的时候，还送我一本陈先生《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的英文抽印本，大概是奖励我的罢。

　　蒋先生和朱先生有过一次当面的争论吧？

　　陈允吉：他跟朱先生的那次争论，实际上是有个过程的。我跟朱先生在点校二十四史的时候，他休息时要讲些清代宫廷的趣闻，经常讲到太监很坏，殿上的方砖有讲究的，有的空有的实，空的砖磕头咚咚咚响，皇帝一下就听到了，实的砖磕下去没声音。太监要收钱，收了钱引你去空的砖磕头，不给钱带你去磕实砖，就连曾国藩也不敢得罪他们。刚好左宗棠从西北大胜归来，根本不把太监放在眼里，太监就捉弄他，把他引到一块最结实的砖头面前，磕来磕去都不响，结果用力过度把红顶子也磕掉下来，在地上转了半圈。朱先生说这些段子，都是从陈寅恪的弟弟陈登恪那里听来的。在武汉大学的时候，他和陈登恪是同事。有时吃过晚饭要开始写讲稿，登恪来了就讲段子，讲到十二点熄灯还不尽兴，就点蜡烛继续讲，一根换一根，一直讲到天蒙蒙亮鸡叫了，登恪回去睡觉了，朱先生讲稿还没写，只能不睡觉赶出来。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前面讲到的朱先生的妇女观，肯定跟陈寅恪先生不相合。这两件事情积在一起，终于在“文革”后第一届硕士生的欢送会上爆发了。当时蒋先生有个研究生要到苏州大学去，蒋先生勉励他要坚持用功，朱先生接着话头说：“人嘛是要用功的。”然后就说到陈登恪，别人在工作他跑来聊天，因为不用功终究没有成就。继而又把话头转到陈寅恪身上：“如果写一个妓女要用八十万字，那么写一个正正经经的人要用多少万字呢？”这样一来，蒋先生就坐不住了，他说不同意朱先生的看法，“考虑到今天要欢送同学，不与你争论，但我保留反驳的权利，登恪也不是你说的那样”，说完就离席了，大家都很尴尬。

　　再说说赵景深先生，他是不是挺滑稽的，上课会唱歌，还拿块手绢出来甩啊甩的？

　　陈允吉：赵先生其实学问蛮好的。大学里工作的文史学者大多主张以经史为纲，在牛棚里处境不好还经常要比学问。很多老先生咸以通读二十四史为荣，朱东润、蒋天枢、刘季高等先生都说自己全部读过，陈子展先生则称曾精读和翻阅十七史数遍，由此可见大家对史籍的重视。赵景深先生倒是很坦然，说我只读过王伯祥的《史记选》。一般人会因此而觉得他旧学修养不够，其实赵先生搞的是俗文学，有着另外一整套知识结构的要求，史学方面略有了解就可以了。

　　赵先生一生受郑振铎影响很大，他总觉得自己早年所从事的那些研究工作，都是尊奉郑振铎的将令后才付诸践行的。我们老先生里有两位跟郑振铎的关系很深，另一位就是郭绍虞先生。郭先生列举他的好友，总是无例外地把郑振铎放在首位的。文学研究会成立时的主要组织者是郑振铎，他比郭先生小，为筹备研究会的事情，常到沙滩春台公寓找郭先生商量，两人深宵戴月，沿着附近街道经常一边散步一边交谈。郑是通过郭先生的介绍才跟南方的沈雁冰和叶圣陶接上了头。赵先生是郑振铎介绍入会的，很快成为骨干。三十年代赵先生的主要研究重心放在戏曲上，也是受郑的影响。研究戏曲要是对唱不感兴趣，很难研究好的。解放初复旦中文系和华师大中文系的老师每年要聚会一次，有一次会上华师大中文系主任许杰说，我们华师大力量不很强，但是有个把人是古、今、中、外都通的，此指施蛰存。刘大杰先生是复旦中文系的代理主任，他致辞，也先谦虚了一通，然后说我们也有个把人是编、导、演、唱都行的，就是赵景深。我们初入学时，和数学系的新生开了个联欢会，赵先生在会上演唱《西厢记·酬简》中的一支曲子，“彩云何在，月明如水浸楼台”，“僧居禅室，鸦噪庭槐”，当时我们听来真是很新鲜。

　　后来我听说，五十年代中期他在登辉堂（后来的相辉堂）演过《长生殿》里的“小宴”，他演唐明皇，夫人李希同演杨贵妃，女儿赵超林演宫女，一家三口都上台。他还把俞振飞请到复旦来，介绍俞振飞的演艺特点。当晚，俞出场两次，一次演《惊鸿记》里的“醉写”，一次与言慧珠合演《南柯记》里的“瑶台”。赵先生则参演《邯郸记》里的“扫花”，可谓名家荟集，美不胜收。

　　赵先生和李希同结婚的时候，戴望舒是男傧相，鲁迅、许广平、郁达夫、王映霞都来预宴祝贺。那次他还表演节目，演关公，结果周仓上场的时候胡子没装，赵先生就对他说：“你乃周仓之子周×，快叫你父亲来！”“周仓”赶紧再下去戴胡子。

　　因为酷好说唱表演，赵先生有时也会遭到一些非议。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他在系里演唱过《杜鲁门叹五更》的小曲，学杜鲁门的口吻，哀叹他侵朝战争的失败，唱着唱着最后竟钻到桌子底下去了。有人说他“自轻自贱”，还有人说“何必这样糟蹋自己呢”！这些挖苦他的说法，其实都是带有偏见的。我觉得搞戏曲和俗文学的学者会演会唱是需要的，一边讲一边唱对同学了解戏曲和俗文学很有帮助，是研究者进入境界的表现。赵先生性格平易近人，他的藏书谁去借都可以的。

　　陈子展先生是湖南人，听说他脾气很坏，划成大右派，改正的时候让他检讨，承认错误，他就是不肯？

　　陈允吉：我跟陈子展先生学《诗经》《楚辞》，始于1962年冬天，第一次上门是王运熙先生带我去的。陈先生当时住长乐路946弄2号，王运熙先生跟我说陈先生爱骂人，叫我注意一点。陈先生反右过后心情不是太好，胡子都不剃了，留得很长。因为好长时间没上课了，只能拿病假工资，二级教授降到四级教授，收入益发减少。不过他的右派帽子戴得快，摘得也快。主要原因是陈先生早年在湖南有很光荣的革命经历，与毛泽东、李维汉、徐特立、谢觉哉等人均有密切交往，“马日事变”后即被反动当局作为“共党首要”悬赏通缉。解放以后陈先生填履历表，这些事情都没有填上，故组织上也不了解。经由李维汉同志的过问，他的右派帽子很快就被摘掉。摘帽以后他就把胡子剃掉，我去见他时他早已摘帽剃胡子了，不过书房里还挂着一张留大胡子的照片。

　　老有人说陈先生不工作，事实是什么呢？在思想改造的时候，他说备课很忙，当时有个联络员盛气凌人，说：“陈子展啊，你教了这么多年书，还要备课啊！”陈先生一怒之下，回家把所有备课笔记都烧光了，从此就不上课了。我跟他学习以后才知道，他是从来不骂年轻人的，只骂同辈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的《诗经直解》和《楚辞直解》陆续出版了，都是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虽然没有引过马克思一句话，但贯穿着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他是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很敬重李达。大革命时期他寄宿在船山学社，隔壁住的是夏明翰，是李达真正的学生。

　　他在“文革”时吃过苦吗？

　　陈允吉：也吃苦的，红卫兵叫他们去劳动。他用报纸擦擦汗，当时报纸上都有毛泽东像的，被学生看到就狠狠地打了他一记耳光。陈先生感到很受侮辱，回家就跟相依为命的儿子说，我们一起走吧。两人吃了一瓶安眠药。红卫兵听说他自杀了，第二天在老教授劳动的时候宣布：“陈子展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还哇哇乱骂了一通。大概安眠药药效不大好，陈先生父子又醒过来了，过了几天张世禄先生在校园里看到他：怎么花岗岩脑袋又回来了？这是“文革”十年中文系唯一的一桩自杀个案。

　　陈先生很喜欢沈钦韩、毛奇龄这样的学者，说骂人离不开学问，要用学问来骂人，性格上也有好奇的一面。他三十年代那些杂文很有影响，现在海豚出版社刊印了他的《蘧庐絮语》，就很好，这些文章收集起来是要花些工夫的。

　　中文系还有一位赵宋庆先生您见过吗？听说是个大怪人，以邋遢出名，一年不理发不洗澡。

　　陈允吉：1957年在第一教学楼前见过一回。他一头乱蓬蓬的头发，仿佛从来没有梳理过，胸前的长衫上满是油垢。他和鲍正鹄先生最要好。在鲍先生眼里，赵宋庆是中文系学问最好的。张世禄先生有首诗里有“莲花落里探真情”一句，大家都觉得好，鲍先生说这句诗不算特别好，最好的是宋庆的。鲍先生去埃及开罗大学任教，赵宋庆写了首长诗送行，开头两句“此去八万里，论交二十年”，鲍先生说，这开头多气派！

　　赵宋庆在《复旦学报》理科版上发表过很多物理学和数学的文章，有次华中一校长在锦江饭店招待美国华人学者杜国清，我也作陪，就顺便问华先生，我们系赵宋庆先生写的理科论文怎么样。他说：绝对有水平！

　　那怎么会在中文系呢？

　　陈允吉：他是陈望道先生的学生。据陈子展先生说，陈望道先生本来要把他留在学校里，后来又不想留了，赵宋庆大为恼火。陈子展先生劝望老把他留下，又设席请他们师生二人小酌，喝了点酒又生气恼，赵宋庆把桌子也掀翻了。

　　后来叫他上写作课，他对学生说写作没什么讲头，你们自己看看吧。课上不下去，改由刘季高先生任课。

　　刘季高先生很能作诗吧？还曾与钱锺书先生唱和过。

　　陈允吉：其实作诗不能算复旦的强项，跟中央大学、东南大学一些老先生相比，复旦旧体诗词创作的成就并不突出。刘先生人很好，学问跟前面几位先生比要弱一些，他又自称是“教授里的贫下中农”。我和刘先生下乡劳动、干校锻炼常在一起。77级进来后他上《左传研究》，教学效果很好。刘先生在史地学方面饶有积累，尤其精熟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他参预点校二十四史期间，有两件事情足能说明，他读过的书还是很多的。其一，《旧唐书》某个列传里曾提到“近臣尽规”一语，正在大家弄不清它的出处时，刘先生当即指出这是《国语》里面的话，一查果然如此。还有一件事更有意思，有读者打电话到点校组来，问《红楼梦》里面“任是无情也动人”一句出典在哪里，组里其他同志都不知道，刘先生说这句诗是出自罗隐的《牡丹诗》：“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

　　1968年“四人帮”爪牙搞九五、九六运动，在复旦全校范围内大搜查，学生和教师无一能免。在刘季高先生家里搜出一部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那个时候观念跟现在不同，大学教授还看武侠小说，不干正经事情，工宣队就说他是卖狗皮膏药的。有好事之徒还找他谈话，问：“刘季高啊，你到底有没有学问啊？”他说：“我还是有点的。”“那你怎么证明呢？”“去支援安徽大学的时候，我就带了十箱书。”“噢，你只有十箱书啊？”“不！我家里还有十箱。”这类事情在工宣队员和学生圈子里，是经常拿来开玩笑的。

　　后来吴文祺和蒋天枢两先生受此影响，也在小组学习时讲刘季高先生卖狗皮膏药，刘先生听后觉得很不是滋味。回家路上跟陈子展先生说起，很愤愤然。陈子展先生说：“卖狗皮膏药很好啊！一般人还没资格呢。卖狗皮膏药至少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要祖传秘方，二是要得异人传授。他吴文祺承传朱起凤的家学，称得上有祖传秘方；蒋天枢是陈寅恪的学生，可谓得异人传授，他们才是卖狗皮膏药的。”

　　您跟语言学的吴文祺先生和张世禄先生交往多吗？

　　陈允吉：吴先生学养、识见俱高，解放后出的东西不多，但在上世纪末仍主持完成了《续辞通》的编撰工作。二十四史标点初期，吴先生所起的作用尤其显著，他对古代典籍与古代典章制度把握得很准，帮助点校组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1971年“九一三”以后提倡学哲学，点校组请吴先生给大家作一次哲学辅导报告，他讲得极好，不但阐述透彻，条理也非常清楚。吴先生晚年生病，经济情况不太好，系里给他补助，他坚决不要。

　　张世禄先生以课堂教学效果绝佳著称，我当学生时，前前后后听了他三门课程，至今印象深刻。说到科研方面，先生亦很勤奋，埋头苦干，著作很多。“文革”中间他生肺病，还踏实地干了很多工作。后来我也查出肺结核，他跟我分享抗病经验，建议我要多吃油渣。

　　中文系还有个懂中医的吴剑岚先生？

　　陈允吉：吴先生也是老复旦，能诗善画，自号“老沤”。他的中医是拜梁厚甫为师的，据说医术很高明。他还会武功，在重庆有一帮人欺负他，他一个人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胡文淑先生说他功夫十分了得，七八个人是近不了他身的。他家里有一套同文本的二十四史，“文革”期间我曾向他借阅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