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及其研究

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及其研究

黄万华

内容提要 中国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文学提供的是可以称之为后殖民的文学形态，近20年对它的研究与对话充分关注了“话语”空间、文化“权力”、“身份”对话等话题，凸现了乡土文学、通俗文学、女性文学这几种或挑战、或疏离于殖民中心话语的“边缘”文学形态，从而在日占区文学由国家、民族关系决定的中心—边缘结构中，表现出中国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强权压抑下的被压迫者的意识。

回顾近20年来国内关于抗战时期日占区文学研究的状况，进一步考察抗战时期日占区文学研究需要拓展深化的课题，对调整深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格局是有意义的。

从1982年2期《上海师院学报》发表柯灵《上海沦陷时期戏剧文学管窥》，1983年4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张毓茂《要填补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空白——以沦陷时期的东北文学为例》等文章开始，沦陷区文学研究是以一种“填补空白”的姿态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1995年前后，《沦陷时期北京文学8年》（张泉著）、《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陈青生著）、《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徐 翔、黄万华著）相继问世，这些著作也首先是在“搜索资料之丰富，甄别史料之细致”、“堪称独到” ① 上引起学术界广泛注意的（自然，这些史著取得的研究进展并不只限于此）。1998年至2000年，8卷本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钱理群主编，封世辉、黄万华副主编）出版，被誉为“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最后一项大空白”（此前，张毓茂主编的14卷本《东北现代文学大系》出版，也有此类价值）。前后20年，沦陷区文学研究始终保持着一种“填补空白”的姿态，明显呈现出这一领域文学形态的复杂性。而且即便是着重史料开掘的研究，也先后（1991年和2000年）引起严厉的批评。这些似乎都表明，跟沦陷区文学对话的空间还远未构筑成，其中正包孕着不可忽视的学术生长力。

包括中国东北、华北、华中等沦陷区文学和台湾殖民地文学在内的抗战时期日占区文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形态，这是研究者们一直想弄清楚的。这种努力似乎首先在作家论这一微观研究层面上取得突破。早在90年代初，就有了余彬《张爱玲传》那样在为作家立传中解读沦陷区文学之谜的专著，同时也出现了一批各有分量的作家论，如吴福辉的《予且小说论》 ② ，既论予且小说的都会意识，也论其情调趣味，更论其体现海派睿智风格的巧妙构思，“历史的解读”和“审美的分析”两者水乳交融，显示出作者深邃的学术眼光和精细的审美感受力。范智红的《袁犀论》 ③ 和《关永吉论》 ④ 都在社会和审美的层面上逼视作家的心灵，前者从“写作”构成袁犀沦陷时期生活“本质”这一独特角度去把握袁犀小说的深刻性、丰富性，后者从关永吉的独特性情，其创作的形式特征等层面去审视关永吉的“乡土文学”理论，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对爵青、古丁、小松、疑迟这4位东北沦陷时期创作数量最丰、活动最频繁、其背景和构成也最复杂的作家，也有论者相继写成《艺文志派文学初探》 ⑤ 、《艺文志派四作家论》 ⑥ 、《艺文志派文学的风貌》 ⑦ 等文，剖析了其创作心态、人生道路、艺术探索和流派倾向。其他如张泉的《毕基初论》 ⑧ 、徐 翔的《梅娘论》 ⑨ 、岳玉杰的《试论梁山丁的乡土小说》 ⑩ 、余凌的《燕京校园诗人吴兴华》11 、胡凌芝的《苏青论》12 等文章都在评判沦陷区作家上显示了研究者应有的审慎态度和史德、史识、求实精神，在作家创作的本体上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既不囿于前人之见，也不随意增损。

上述文章均未受到批评、质疑，相反倒有一些好评。而正是这些研究，对沦陷区文学起着“正名”作用，因为上述论及的作家，均是沦陷区文学中有创作实绩而久被历史湮没、遮蔽的，如果他们的创作具有文学史研究的价值，那么，那种认为“编一部沦陷区文学选集已经足够”，并据此将沦陷区作家分成“少数爱国作家”和大多数或“在文化领域内为敌伪政权服务”，或“以不同方式附敌附伪”13 的作家的判断，恐怕未必是日占区文学的历史真相。所以，作为一种回顾，有必要简略地看一下这些作家论的思路。

在上述作家论问世的同时，孙中田发表了《历史的解读与审美取向——序〈东北沦陷区时期文学新论〉》14 一文（以下称“孙文”），集中阐述了解读沦陷区作家作品的方法，正可以跟作家论互相印证，从而呈现90年代前期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历史语境。孙文认为，“一切有生命力的精神劳动”，都“贵于求实，在于真诚的与历史对话”，在这种对话中，孙文首先强调，“对于在一定政治框架、文化统治夹缝中生活的沦陷区作家来说，更具有复杂的‘文化性格’”，他特别举出了古丁“这个既受日伪‘赏识’，又被严加监视;既以‘写印主义’造成论争，又坚持要用‘母语写作’;既是‘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重要成员，又要在创作中‘缩短万民的距离’，把底层民众的苦难，放在自己的艺术观照之下”的作家，认为“要付出勇气和真识，要摆脱是与非、敌与我的两极批评模式”，去“品评作为历史中间物的人”。这里论及的是对沦陷区文学生存环境、生存策略复杂性的认识。的确，跟二次大战期间，欧洲一些国家的沦陷区文学主要是由移居国外的作家创作的流亡文学和少数留在沦陷区的作家的地下文学这两部分组成的情况不同，中国沦陷区文学是在日伪统治的殖民政体环境中，通过各种出版渠道，其中相当部分是公开、“合法”的出版 渠道来发行数量众多，包含着有力抗议的作品。“抵抗文学”要披上“合法”外衣，作家也往往取得着“合法”身份，作家由此也在种种表里不一中造成心灵的磨难、人格的“裂变”，造成“既……又……”那样的两种史实的矛盾。而在这种矛盾后面，隐藏的正是作家在殖民权力话语结构中的真实处境。正如福柯指出过的那样，权力不仅是禁止或阻止人们做某种事情的力量，更是一种无所不在的网络关系。所以，分析殖民统治的权力如何扩展到社会的各自不同层面（扩展中的策略、运作方式、建立的功能等），分析这种扩展跟作家压抑的话语间的微妙关系，才可能把握作家在特殊环境中的创作。不少作家论实际上正呈现了这样的思路。有论者对古丁的研究就揭示了古丁依恃其民族文化的资源，对日本殖民文化权力宰制作出的抗争和屈从15 。这样的研究都充分关注到了民族话语空间中政治空间和文学空间的分割和交错。在作家论方面，张爱玲研究可能是最多角度的了。许多论述都未将张爱玲拘囿于上海沦陷时期，而将她的创作或“延伸”于传统、现代，或“放大”于女性、都市，或联系于雅俗、新旧……在这众多的历史审察视角中，都有着对沦陷区文学生存空间的敏锐剖析，“张爱玲始终自居于大时代之外的边缘位置”，以“形而上的思索却恰恰得出了形而下的结论”16 ;她“开拓了文学领域里的私人生活空间，同时也迎合了专制体制下的市民有意回避政治的心理需要，她使原来五四新文学传统与庙堂文化的相对立的交叉线，变成了民间文化与庙堂文化的平行线”17 。这样一些结论实际上侧重于“另类”、“边缘”等话题，也都包含着如何在殖民文化专制空间中“游走”、“分割”、“生存”的历史思考。

由于日占区中国文学的根本性语境是外来殖民文化跟本土民族文化间的对峙、撞击、相斥，上述作家论的展开从不同侧面关注到了“话语”空间、文化“权力”、“身份”对话等问题，实际上已构成了一种研究空间的形成，反映出研究者们找到了适合日占区文学这样一个特殊研究对象的方法。

如果说，殖民批判理论关注的是领土占领下的政治权力，新殖民批判理论剖析的侧重是经济入侵中的民族压迫，那么，后殖民理论着重关注的是文化殖民中的话语权力。但毫无疑问，政治霸权、经济入侵、文化殖民这三者又有着密切关联。日占区文学正是在法西斯政治铁蹄下，挑战着殖民话语权力。而研究者们都注意到，日占区文学恰恰是采取着几种较为特殊的文学形态，即乡土文学、通俗文学、女性文学等，80年代以来的沦陷区文学研究，也主要是在这几种文学形态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对这几种或挑战、或疏离于殖民中心话语的“边缘”文学形态的研究，既揭示了日占区民族新文学的历史价值，也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关于乡土文学、通俗文学、女性文学等的成果，从而深化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格局。

相对于政治中心话语而言，乡土文学往往取边缘性姿态;相对于男权传统而言，女性文学更被长期放逐于边缘地带;而自“五四”新文学以来，通俗文学一直被视为游离于新文学以外的文学形态。可这几种文学形态，在日据时期都出于历史“意料”的各有所兴盛，构成了日占区文学的基本格局。这无疑揭示了日占区文学史中存在着中心——边缘这样一种基本框架。在日占区，由国家、民族关系决定的主宰和被主宰的中心——边缘结构，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置于被殖民的边缘状态，不断加深着人们遭主宰、受胁迫、被殖民等边缘体验。正是这种边缘结构、边缘状态，边缘体验的同一指向性使乡土文学、通俗文学、女性文学等都成为日占区中国作家创作和生存方式。

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日占区乡土文学的有关研究。战时乡土文学作为一种指向明确的思潮恰恰发生在日占区，其特殊运动的历史轨迹大致引发于台湾（1931年前后），蔓延于东北（1939年前后），1942年下半年起则在华北文坛形成一股潮流。研究者们都充分注意到了异族统治下乡土文学隐喻的丰富内涵。对台湾日据下的乡土文学，研究者注意到的是它的文化视角，认为“它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从文化角度上对民族意识与地方色彩的强调，以一个极具现代性的思考，把乡土文学与台湾新文学的发展方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8 。面对日本殖民当局从语言到习俗的全面同化，“乡土性”的开掘成为台湾文学对抗殖民同化唯一可行且最有效的内容，它以“另类‘现代性’”的内容抵抗和消解着日本资本主义“这一外来的亚洲式‘现代性’”，“体现的恰恰是中国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强权压抑下的被压迫者的意识，与众多被殖民的第三世界的‘意识’或‘经验’息息相通”19 。当社会的抵抗越 来越不可能时，语言、风俗等层面的抵抗，却越发顽强。在语言层面，或借助于“台语”（闽南语等汉语方言）来颠覆日语的“中心”地位，如吴浊流《先生妈》所写;或在日文形式中嵌入中文的历史意识，乃至表达形式，如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在风土习俗层面，乡土文学更顽强地承担起保存民族集体记忆的任务。跟历史上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有所不同，二次大战期间入侵中国的是跟它同属于东方民族的日本。两国文化的相近性，使得日本在其中国占领区的征服更注重文化、习俗上的同化。在这种语境中，战时台湾文学不遗心力地描写乡俗民风，其抗争意识是显见的。而在台湾作家作品中大量被描写的汉民族习俗，往往有着日本殖民者难以悟透而中国民众完全心领神会的民心民情，张文环的小说《夜猿》、《阉鸡》等当时被日本人视为“猜不透的谜”，其缘由实际上就在此20 。上述抵抗中包孕着“边缘”和“中心”的一种对峙:“边缘”明确挑战、抗衡于“中心”，“中心”却惘然以对。这也许正揭示了，战时台湾乡土文学“边缘”形态孕蓄的活力。

事实上，即便在以往属于乡土文学层面的风俗描写，在战时台湾文学中也表现为外来殖民文化跟台湾本土文化的一种“搏战”。这集中体现在“外地文学”和“本土文学”两种立场的交锋上。有研究者指出，当时由日人西川满主导下的《文艺台湾》被视为“外地文学”，主要是因为它强调“异国情调”、“外地经验”，即强调以殖民阶级的“内地人”眼光、心态去表现作为殖民地的“外地”风俗景观、当地民族“外地人”的生活形态等，所以，尽管其也描写台湾风俗，但“追求的‘异国情调’、‘外地经验’，完全是以日本人的立场为本位，这中间毫无台湾民众心灵存在的空间”。潜在而又分明的对峙于《文艺台湾》的是张文环等人主持的《台湾文学》，其“本土文学”立场使《台湾文学》所刊作品的地域风情描写始终呈现的是台湾中国人的眼光、心态，沉积着悠久而丰富的汉民族集体记忆。《文艺台湾》的“想象台湾”和《台湾文学》的“台湾想象”，正是外来殖民文化和台湾本土文化间的激烈撞击。朱双一的《西川满殖民文学的后殖民解读》21 就直接指出了西川满小说“异国情调中的殖民意图”，认为“那些台湾风俗民情、异域情调描写”是“打着观察、研究和了解台湾民间习俗，乃至披着慕恋台湾、热爱台湾的外装”，实际上却是在激发“殖民占有中国”的阅读期待。

东北沦陷区乡土文学的实践一开始就表现出跟殖民中心话语对峙的价值取向。不少研究者都关注到当时东北文学界有一种乡土文学、国民文学、世界文学的文学阶段理论，这种理论实际上反映了“以殖民文学取代乡土文学”的“话语权的争夺”22 。正是意识到这种争夺，东北作家才较自觉、系统地提出了“乡土文学”的主张，一是将“乡土”扩展至日本统治下的整个东北，二是将“暴露乡土现实”作为其思想内核，三是以“发源于民间”的民族血脉的维系抗衡日人的“移植文学”。对于上述对峙，有人指出，“在东北进步作家倡导乡土文学前后，殖民主义及其文化的代表者也在推行另一种‘乡土’或‘地域’文学”，“这种文化现象的深层蕴藏着‘话语权’的自主与控制的斗争”23 。

对日占区乡土文学作家创作的研读分析，也丰富着特殊对象的研究。孙中田关于山丁小说“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24 的分析，朱伟华关于安犀剧作脱胎于曹禺《原野》影响而以“隐喻性”结构表现“农民复仇主题”25 的分析，张泉关于毕基初将《水浒传》传统同《铁流》影响融合在一起所写“现代梁山泊故事”的分析，高翔关于王秋萤小说为旧时代“送葬”而构建的写实象征空间的分析26 等，都是对殖民文化环境中乡土文化寓意较深刻的挖掘，从而揭示了在殖民不平等关系中弱势主体依恃其乡土文化资源作出的抗争。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日占区女性文学研究的状况。

沦陷区女性文学的研究开始是被置于民族解放战争“引发了文学创作对充满雄强之气的力之美的追求”27 这样一种文学史视野中的，但随着对张爱玲、杨绛、苏青、梅娘、但娣等风格各异的女作家研究的深入，沦陷区女性文学的丰富内涵也得到了揭示。逄增玉在其《女性作家群体的小说》28 中曾这样比较沦陷区女作家的创作:“张爱玲着意于以冷峻悲凉之笔揭示了女人母性与妻性的异化过程”，“苏青则以大胆直率地抒写了世俗社会中饮食男女的情欲世界著称”，相比之下，“东北沦陷区女作家对女性性别形态强烈关注的”是“女性的刑罚”。这种比较揭示了女性文学颠覆男权话语的不同方式，这表明女性文学对父权制度、男权中心话语的颠覆这一后殖民命题成为日占区女性文学研究中关注的焦点。 沦陷区女性文学往往跟文学的其他边缘形态相交织，使之更有历史意味。当年李健吾将杨绛的剧作看作是继丁西林之后中国“真正的风俗喜剧”的“第二道纪程碑”，就在于杨绛剧作是“从现代中国生活提炼出来的道地喜剧”29 ，所以有的研究者认为，“杨绛剧作的出现，以她特有的魅力在风俗喜剧这一形态上沟通了学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联系”，甚至避免了‘知识分子’从有知识的‘世俗’大众中异化出去”的“文化疾病”，是真正“属于上海沦陷那一特殊时期的”30 ，这其中已经包含了女性的、通俗的、乡土的多重“边缘”形态。有研究者则更将张爱玲跟杨绛联系在一起，认为这两位“对于世界有着不同认知底子的”女作家“‘凭着女性特有的敏锐的直觉和观察，洞彻人情世故底毫芒纤悉和旧家庭亲长姻娅之间底微妙关系’，在选材和勾勒具有吴越地域特征的人物的世态方面，在对普通人生的肯定以及充满海派的华彩缤纷的对白方面，有着众多契合”31 。这种契合正是发生在“雅”“俗”关系、地域乡土等层面上的。多重“边缘”的叠合，也会是多个“中心圈”的交叉重合，从而使被殖民文学能蕴积起多种文化资源，构成对殖民中心话语强有力的挑战姿态，也有利于保存被压迫民族文学的多种意义。

日占区女性文学研究不仅深化了日占区文学研究，而且由于其特异性而推动着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究，有研究者在论及张爱玲、杨绛、苏青这几位上海沦陷区女作家的“母性书写”时，就充分注意到了当时女性文学中的一些独异倾向，例如，“苏青的写作较为倾向于女性的身体和心理状态，尤其是通过身体的写作，显示出女性的‘身体就是父权社会的象征和父权的符号意义’”，“由此而颠覆男性社会中女性身体话语系统，试图冲击男性文化的结构”，这“在当时的话语圈里，尤其是在女性几乎没有理论的文学创作背景里”，让人们“极为赞叹”32 。这种研究，澄清了女性“躯体写作”的本义以及它跟历史的关系，对当代女性文学的研究及其理论关注都是有启迪意义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日占区通俗文学研究的状况。严家炎在给孔庆东的《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作序时，十分赞赏孔庆东得出的“雅俗文学‘结合部地带’，常常体现‘一个民族总体文学水平的提高’”33 的结论，而孔庆东的这一结论，又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于他认为“沦陷区文学最重要的价值，当推通俗小说的繁荣和进步”34 及由此展开的论析。沦陷区通俗文学的兴盛，正是在日本殖民当局“把安慰和娱乐赠与他们（指沦陷区民众——笔者），然后慢慢地使他们理解我们的主张”35 的政策跟“王道”文化下，对政治“实觉无以谈起”，而“遍地烽烟”，对“风月”“亦觉不忍再谈”，只好“在政治和风月以外，谈一点适合于永久人性的东西，谈一点有益于日常生活的东西”36 的作家生存状态“契合”的结果。所以，通俗文学在人事关系、发表方式等方面，可能“与各种背景复杂的刊物发生关系”，“但其作品表现生活”，“不直接指涉政治”，“还是提供了能从文学范畴来认定他的价值之可能”37 ，这成为研究者们的一种共识，从而在沦陷区能“言”的层面上来开掘其文学价值。“要使旧文学一变而为新文学也许是不可能的事，但在旧文学影响之下的俗文学，却有经通俗文学的媒介，而递嬗演变为新文学的成分的可能”38 ，这一在上海沦陷时期提出的文学课题，在南北沦陷区通俗文学创作中都得到了某种完成。在社会言情小说创作中“俨然有‘南帝’之气象”39 的予且在“通俗文学程式的某种新文学化”40 上的努力就颇为研究者赏识。而有的论者则以沦陷区通俗小说风格的形成来考察雅俗文学的互动，认为沦陷区“武侠小说几大家皆卓然自雄，风格迥异，还珠楼主长于神怪，白羽长于讽世，王度庐长于悲情，郑证因长于技击，朱贞木长于荒蛮。侦探小说有程小青代表的正格和孙了红代表的反格，滑稽小说有北派耿小的和南派的徐卓呆”，这种创作局面恰恰揭示了“通俗小说走向成熟的主要原因和主要标志便是它在保持‘通俗’本性的前提下，极大程度地高雅化了”41 。至于对张爱玲、苏青、梅娘等沦陷区作家“雅俗共存”的创作，更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认为张爱玲代表的“文学由先锋状态向通俗层面运行”，是“中国20世纪文学发展到这个时期的一个飞跃”，“使得现代小说有了贴近新市场的文本，既是通俗的，又是先锋的，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是中国文化调教出来足以面对世界的”42 。这些结论就不仅仅属于沦陷区文学了，“纯”“俗”对举并存的文学史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中的一种根本性突破，它不仅联系着“文学的俗和雅”、“形式的大众化与先锋性、平民化与贵族化”一类艺术难题的处理，也包含着“文学的民族化与现代化”这一根本性历史课题的实践。沦陷区通俗文学 的形态是多层面的，其民族性的层面就不仅包含着对民间文化资源的开掘，也有着对民族意识，乃至民族正气的直接接纳。秦瘦鸥《秋海棠》中主人公艺名含义及其“韧性”“美质”的毁灭，刘云若《粉墨筝琶》“以嬉笑”泄“郁不得伸之冤气43 ，还珠楼主续写《蜀山剑侠传》所突出正邪斗法等都被研究者视为潜行着民族抗争意识。而这种民族意识的表达由于处于法西斯文化专制之下，便在“隐蔽”中有可能向“更具现代性”探寻，例如此时“北派四大家”或“北派五大家”的武侠小说，就是“对‘侠’的精神（此为‘武’的灵魂），进行了现代的阐释”，“第一，表现武侠社会在现代社会的困境”，“理想的江湖社会已不复存在”;“第二，以侠的世界来批判现实，更向深层延伸”，“增强了隐喻的性质”;“第三，以侠的人格、生命境界的开拓，来肯定现代人的抗争、搏战、反省、进取，肯定现代的人道主义思想，肯定人性”44 。所有这些现代阐述，虽未在显性层面上提升民族主义精神，却是对始终浸润于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侠义”、“侠情”的现代理解。

总之，日占区文学研究在乡土文学、女性文学、通俗文学这几种“边缘”形态研究上取得突破，充分呈现了日占区文学及其研究的独特性。但同时，日占区文学也强烈呼应着整个中国抗战时期文学。它们或“被迫地从时代的中心主题（‘爱国抗日’）转向‘日常生活’与‘永久的人性’时”，却“得以质疑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色彩的主流意识”，“从而更加贴近历史文化主体及其精神世界的真实”，或“自觉追求”“新文学主流传统的坚持”，以这种“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制约”45 的发展构成中国抗战时期文学不可或缺的一环。

詹姆逊在谈及第三世界的文本往往含有寓言的结构，而且应当被当作民族寓言来解读时认为，西方殖民者往往不重视或解读不了这种寓言结构，从而给民族寓言结构的存在留下了空间46 。

如果我们意识到沦陷区文学的这一情况，就可能去解开日占区文学中的一些“谜”。例如，张泉在其《沦陷时期北京文学8年》一书述及了华北沦陷区文学中一再出现的“颇为令人费解的‘悖论’现象”，不少作品“在日伪的体制中产生，受到当局的奖励，然而作品的主题，却是与既存制度对立的”47 。这种“令人费解的‘悖论’现象”事实上存在于从北到南的所有日占区，东北古丁的长篇《新生》、石军的长篇《沃土》、爵青的长篇《黄金的窄门》、华北梅娘的中短篇集《鱼》、《蟹》、袁犀的长篇《贝壳》、林榕的散文集《远人集》、马骊的小说集《太平愿》、雷妍的中篇《良田》、萧艾的小说集《萍絮集》，上海予且的《予且短篇小说集》，台湾张文环的《夜猿》、《阉鸡》、龙瑛宗《植有木瓜树的小镇》等，这些作品所获奖项（如“大东亚文学奖”、“华北文学奖”、“满洲民生部大臣赏”、“皇民奉公会奖”等），无疑都是殖民体制内的奖项，有的官方政治色彩浓郁，但前述获奖作品基本上与日伪政治无染，不少作品还在不同层面上表现出对殖民统治的抵抗意识或疏离意识。这种“悖论”现象的存在再次反映出日占区文学形态的复杂性，而其中就包含着某种民族寓言结构生存空间的存在。除了在前面关于日占区乡土文学、通俗文学、女性文学研究述评中已包含了“民族寓言结构”外（获奖作品大多属于这三种文学形态），相关研究还关注到了以下问题为日占区中国文学“民族寓言结构”的存在提供了空间。

一是日占区作家在不辱没民族气节的底线上，会将“纯艺术”的追求来求得文学的某些生存。从东北沦陷区“写印主义”、“非俗”艺术，到华北文坛的现代主义、“京派”余脉，到上海沦陷时期小说、戏剧界的实验性探索，乃至台湾文坛的“唯美主义”等，都可视作这一生存倾向。这种“文学自立”的追求，从战争初期延续到战争末期，确可视“作为一个抵抗体而发挥机能的现实形态”48 ，必然影响到评奖结果。

二是借助于“民间市场”、“文化市场”等空间来求得殖民体制外文学的生存，甚至向殖民体制话语进行渗透，乃至构成挑战。

有一篇研究“悖离现代文学传统的‘大东亚文学’作家”的文章在揭示一批“不乏才情和能力，甚至有堪以自豪的过去”的作家陷入“大东亚文学”泥淖的原因时认为，“轻视民间市场”，“悖离文化市场，淡漠读者”，以致“投靠强权政治”49 是其中的重要原因。这一结论恰恰说明了，“民间市场”、“文化市场”是中国作家在殖民夹缝中求生存，乃至获得“独立地位”的重要空间，当殖民话语主宰着日占区文化空间时，这一结论显得格外重要。不少研究事实上都关注到了这一点，有的研究者注意到了“沦陷区文化市场对通俗小说有着特殊的期待视野”50 ，不少作家在通俗小说创作中获得了“自由”言说的立足点。有的研究者在揭示沦陷区戏剧活动时，既注意到了“熟悉 舞台和观众欣赏趣味的优秀编导、演员的出现，融会了外来影响并体现出民族审美风格的剧作和表演体系的确立”，更敏锐捕捉到了沦陷区话剧对“文明戏的传统”再接受的倾向，正是这种“直接依托着市场生存”的努力，使“此期上海的话剧成就代表沦陷区话剧最高成就”51 。更有研究者注意到“张爱玲早在40年代就深得媒体传播的三昧。她的创造力不只投向文学，也在舞台、电影，甚至服装、社交上，颇有斩获”52 。其实在沦陷区的环境中，张爱玲的这种做法实在是避免被殖民政治强权纳入其体制的一种努力。而日伪体制中的文学评奖在文化人士、作家的参与下就会较大地受到读者阅读反馈的影响，获奖作品有好几部属于畅销作品，就是一个明证。

日占区文学中“悖论”的解读还仅仅是开始，要进入这种研究的自觉阶段，在充分关注相关理论的同时，应该对日占区文学研究中的中国知识有所建构。这种中国知识应该包括对二次大战文化对峙实质的把握，对“被占领的遭遇”和日占区文学形态间复杂关系的直面，对日占区文学具体论域的拓展等。我们应该直面于“抵抗者和奴隶的分际”见出日占区文学历史真相的艰难性，意识到在这一领域展开后殖民话题的复杂性。例如，已有论者指出:“由于不同的原因或机缘聚集在沦陷区的文化人”，“在很难回避是非判断和政治抉择的同时，还都面临着一个文化身份的认同的问题。”53 文化身份认同这一话题，其在日占区文学中的敏感、尖锐、复杂，决非文化认同——认异理论的套用就能应对的，因为其中不仅有着占领者和被占领者、强者和弱者、施予者和接受者、“师”者和从者的复杂关系，更有着或多种意识交织，或表里有别，乃至“交流”中的戒备，“认同”中的反抗等种种“面从腹背”的复杂状况。如果不能直面现象、直面问题、直面历史现实，日占区文学研究也是难以深入的。

从这样一种认识出发，日占区文学研究今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展开。一是继续强化史料的梳理、研读。日占区文学史料的搜寻整理，在中国大陆、台港地区，都已有了相当好的基础，但相关的研读却滞后，学术争论应该产生于双方对日占区文学史料认真研读的基础上，这样的争论才有学术建设性。二是要在二次大战的世界性背景上去拓展研究空间，例如，可从二次大战文化冲突的实质和东亚现代性曲折展开的历史这两者的结合上去发现、开掘日占区文学研究的一些新课题。三是坚持把日占区文学作为中国抗战时期文学不可或缺的一环来把握，展开多层面的比较研究，来认识日占区文学的复杂形态。例如，将东北、华北、华中沦陷区文学进行比较，将中国大陆沦陷区文学跟台湾、香港地区文学进行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会使我们更慎重地去看待日占区文学。四是在日占区文学研究上，中国大陆、台港地区、日本等地的研究者应该进行合作，若能形成一种互动的研究格局，必将使日占区文学研究有所突破。

注释

①贾植芳《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序》，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②③⑧⑨⑩ 11 12皆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1期。

④⑥ 15《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4年第1期。

⑤《东北师大学报》1992年2期。

⑦收入孙中田等著《镣铐下的缪斯——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3陈辽《关于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几个问题》，2000年1月11日《文艺报》。

14冯为群、李春燕著《东北沦陷区时期文学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6 17子通、亦清主编《张爱玲评说60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第498页，第496页。

18陈马林《乡土文学的现代性困惑》，杨匡汉主编《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

19黎湘萍《文学台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

20黄万华《从社会心理到习俗、语言:战时台湾文学中的抵抗意识》，《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 21《华文文学》2002年第3期。

22 23 24 28孙中田《“文丛”派、“文选”派和“乡土文学》，《镣铐下的缪斯——东北沦陷区文学史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5、68页。

25 31 51朱伟华《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戏剧卷·导言》，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6高翔《旧时代送葬的歌手》、《社会科学辑刊》1985

年3期。27黄万华《沉郁的现实感 雄健的审美感——论东北沦陷时期女性文学的特征》，《抗战文艺研究》1987年1期。

29孟度《关于杨绛的话》，1945年15卷2期《风雨谈》。

30黄万华《杨绛喜剧:学者的“粗俗”创作》，《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戏剧卷二》，明天出版社1991年版。

32卢升淑《现代女作家文本里孤独、无力的母性——试论张爱玲、杨绛、苏青、林徽因的母性书写》，《海南师院学报》2000年3期。

33 34 39 41 50孔庆东《超越雅俗——抗战时期的通俗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序3页，70页、68页、125页、153页。

35 47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8年》，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36《大众·发刊献辞》，1942年11月。

37 40吴福辉《予且小说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1期。

38陈蝶衣《通俗文学运动》，1942年10月1日《万象》第2年第4期。

42 44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6页、546页。

43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9页。

45钱理群《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总序》，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6詹姆逊《鲁迅:一个中国文化的民族寓言》，孙盛涛、徐良译，《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4期。

48冈田英树《伪满洲国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49张曦《悖离现代文学传统的“大东亚文学”作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1期。

52王德威《“世纪末”的福音——张爱玲与现代性》，陈子善编《作别张爱玲》，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

53张泉《华北沦陷区文学研究:历史、现状及展望》，《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1期。

原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