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龙
1948年，胡适曾经设想把他的四部《胡适文存》
交由商务印书馆，以分类编排的方式化身为专题专著重新出版，但兵戈扰攘，未能如愿；1953年，胡适在台湾重版 《胡适文存》
时又提及这个愿望，仍然不果而终。时间很快便走完了一个甲子，现在，终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胡适预想中的
《中国旧小说考证》，既完成了胡适的夙愿，也结束了中国学术界征引胡适小说研究成果时无善本可据的尴尬，功莫大焉。
看看这本书的命运，不禁让人感慨，原来书的命运与人的命运一样，都可能跌宕起伏，出人意料，但细思之下，又会发现其中自有必然之理。
就如胡适，在十里洋场几乎沦为废物的他，打茶围、喝花酒，以至于深夜醉酒后寻衅滋事，打伤巡捕。此时谁能想到他竟幡然醒悟，毅然离开上海，发愤攻读，参加了第二届留美官费生的“洋科举”，并最终启程赴美，学成归国之日，正值中国传统文化日薄西山，奄奄一息，西方文化入主已为大势所趋之时，风云际会的胡适似乎一夜之间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揭幕者与导师，一时间暴得大名，誉满天下，而这距他如逃难般赴美求学仅仅过了七年，前后落差之大，令人瞠目结舌。不过，这其中亦有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环境与胡适自己思想发展主观因素的合理性，这就是偶然中的必然。
再如胡适的书。他一生用力最勤、耗时最久，也被他当作名山事业的《水经注》考证，现在已经基本被人遗忘，而他不经意间节外生枝的中国古代小说考证，却因缘际会，不但使他成为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典范的建立者，也从更深的层面指导了或者说限定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方向、格局与思维定势。这种差别也非常鲜明。但与前所言相同的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胡适《水经注》的研究完全是用中国传统的研究方式进行的，而这恰恰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衰落到不堪一击的时候；胡适之得大名、开风气，原因并不在于他极力想向学术界证明他的文献考据功夫，而在于他从美国接受教育后用新的学术思维来看待中国文化的新范式———这也正是其小说研究功绩及生命力之所在。
不过，说到小说研究，却仍有遗憾与尴尬。迄今为止，学界在使用胡适小说研究文献时，最基础的参考文献是所谓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一书。到目前为止，这部书已经再版多次，在学界对胡适小说研究的引用上首屈一指。但可惜的是，这部书其实是一部伪书，而且是一部不被胡适认可的伪书。为何会如此，让我们通过史料去还原历史真实，揭开此书的面目。
《中国章回小说考证》
一书是1943年由大连实业印书馆出版的。其书版权页标注是“昭和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印刷，昭和十八年一月一日发行”、“总批发处：满洲书籍配给株式会社”。从这些标注便可以看出，此书其实是在由日本控制下的大连出版印行的。那么，它取得作者胡适的授权了吗？
让我们仔细考察一下此书出版的背景就知道了。
所谓的“昭和十七年”即1942年，其时中日交战正酣，而胡适早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两个月之后（1937年9月8日），便以非官方身份远赴欧美，为中国抗战进行宣传，1938年，又正式就任中国驻美国大使，肩负寻求美援并向世界说明中国抗战情形的重大使命，并在任内努力工作，竟至拼命的程度。据胡适本人回忆，其“在美任大使数年，赴全美各地演讲四百次之多”，甚至一度因为劳累而引发心脏病，但在住院治疗后又“上马出征”，并取得重大成效：如由胡适斡旋完成了五笔得自美国的借款，数额达一亿七千万美元；促成了美日商约的废除，并进一步促成美国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这也从某种意义上促成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竟然有美国历史学家认为美日之战本可避免，但罗斯福却不幸中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才惹起日军偷袭珍珠港（哥伦比亚大学查理·毕尔《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日本人对此更有切身体会，1941年11月15日日本举行御前会议，拟向美国不宣而战，会议中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便谈到胡适在美国的外交影响，所以日人均视胡适为大敌（至今日本学术界在胡适研究方面仍颇为冷落），而胡适亦对日人的态度也有他多篇战斗性的檄文为证（如《日本霸权的衰落与太平洋的国际新形势》），准此，在此日理万机、折冲樽俎的时刻，他不大可能为当时在日本控制之下的大连某出版社编辑此书，甚至也不可能对此书有授权。
另一方面，在胡适全部著述中，只有日记中曾隐约提及一次，而且还只是引用别人来信中引及的，即1950年9月8日所引1948年4月30日丁鷇音之信，信云：“胡师母通信处及尊著《小说考证》并文摘两目，暨选稿，统交伯嘉，想已有书奉告。”（《胡适全集》）此信提及的“尊著《小说考证》”只能是实业印书馆所印此书，因除此之外，胡适著作再无“小说考证”之名目。应是胡适久居美国，未知有此书，1948年至南京参加国民党“行宪国大”，丁鷇音将此书由“伯嘉”转呈胡适，这里的“伯嘉”当指商务印书馆的元老李伯嘉，他自1943年始便为商务印书馆的代经理，从1945起负责驻沪办事处（参见《商务印书馆百年大事记》），则胡适当看过或起码知道有这样一本书，但遍检胡适著作，发现胡适终其一生对此书从未齿及，则可知道，作者对这样一部未被授权的书是不认可的。
从以上两方面都可以断定，此书其实就是坊间的盗版，而且是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盗版”，套用“伪军”一词，实可称其为“伪书”。但阴差阳错，就是这样一部伪书，却成为了胡适古代小说研究方面最权威的文献，无论大陆、港台还是国外汉学界，对胡适小说研究的引用要么直接使用《胡适文存》，要么就以此书为本，这对于胡适和当代学术界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总之，我们早就应该有一本名正言顺的书来取代这部伪书了。
事实上，从各种迹象来推测，也可以知道胡适在知道此书后也有自编文集以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想法。1953年7月4日，他在《胡适文存四部合印本自序》中说：“大概在民国三十七年，亚东图书馆因为缺乏资金、缺乏纸张，不能重印《文存》，所以把三部《文存》的纸版同版权出卖给商务印书馆。当时我本想从这四部书，一百五十多万字里，选出一些文字来，分类编印出版。例如《中国旧小说考证》可以成一部小书，《中国佛教史研究》也可以成一部小书，《中国文学革命运动的史料与理论》也可以成一部小书，《中国思想史杂论》也可以成一部小书。”非常巧合，他萌生此意的时间是1948年，正是这一年春天，他从李伯嘉那里看到了这本伪作，他虽然没有明说，但我们可以推测他起意分类重编的心理动因，当不无以正视听的意思。可惜的是，时代没有给他充裕的时间来完成这一计划。
不过，他的这段话却给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胡适自己的设定来代替他完成这项工作，就是新辑一部《中国旧小说考证》。
商务印书馆是胡适当年计划出版分类编排本时属意的出版社，并且商务从前些年便开始继《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后出版更有学术积累与文化建设意义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以胡适小说研究的成就与影响，自然应该在此学术里程碑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商务印书馆编辑向我提出这一选题时，我非常高兴，很快便想到依胡适自己定下的名目，尽量囊括胡适小说研究的论文。后来，这一思路在呈给陈平原先生和郭英德师的时候，得到了他们高屋建瓴的指导：陈先生特意指出，依胡适之意编《中国旧小说考证》可行，但是需要站在学术史高度来重编；郭英德师也指出，目前求全的思路可能反倒会冲淡了胡适旧小说考证的真正意义和价值。这些指导意见使我重新回到原点，思考重编这部书的操作方式与意义，这时才发现，求全的意识其实反倒背离了胡适最初的设想———如果背离了，便与此前许多学者为胡适所编的小说研究论文集没有区别，那样的话，仍然无法取代伪作。所以，回到对学术史的尊重、对胡适意愿尊重的角度，才豁然开朗：其实，编这部论文集，只是胡适假我之手编辑，完全不需要我对选目越俎代庖。于是，我决定完全按照胡适的计划，从三部《胡适文存》与《胡适论学近著》中把关于中国旧小说的考证文字辑出即可，从某种意义上讲，等于胡适在自己的文字中早已留下了编选此书的书名甚至篇目，剩下的只是技术工作罢了。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看，此书虽是新编，究其实仍是历史文献。
六十年过去了，商务印书馆终于以精心的编校与精美的印制为学界奉献出可以视为胡适自编的小说考证论文集，相信这不但对于当下的旧小说研究功莫大焉，就是对胡适小说研究的再研究也同样大有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