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吕思勉先生在光华大学执教后期的学生 之一。我考入光华大学,读的是经济系，因家学渊源（先父蒋瑞藻，有《小说考证》、《新古文辞类纂》 等行世），自小喜欢文史，仰慕吕思勉先生的大名，就去选修他的中国通史课，同时还去旁听土木工程系等系的课程。没想到旁听的土木工程，竟成了我后来赖以衣食的职业，而吕先生在历史研究方面给予我的启蒙，却成了我一生寄托精神的所在。光华大学在院系调整中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吕先生因之也成了华东师大的两名一级教授之一。而我于1949年4月，因光华停课，回到杭州。算起来，我亲聆吕先生的教诲还不到两年时间，在往后的岁月中，由于种种原因，再也无缘得见吕先生，往事悠悠，迄今已逾一个甲子以上，但先生的音容、学术见解和教诲始终萦绕于脑际，老而愈加难忘。

游泳池边的谈话

　　当时光华有不成文的规定：凡历史系的学生 其必修课本国史必须选吕先生所讲授的。在采取 学分制的情况下，希望从吕先生手中得到几个学 分并不是简单的事。历史系的学生人数不多，而非历史系的学生选吕先生讲授的课，因为学分难得 就更少了，因此教室的座位大多空着。那时光华在 课堂上不点名，我依稀记得有时是教务部门派人 不时在课堂玻璃窗外，按座位检点记录学生是否 到课。吕先生按点名册点过一次名，他的目的也许是想认识一下学生而不是查谁缺课。点到名的学生站起来应到后，他一边做手势一边说：“请坐、请坐”。通过这次点名，他认识我了。

　　下课时经他示意，我跟随着他一起下楼，边走 边谈，出了教育大楼一同走到操场边一个废弃而无水的游泳池边才停下来座谈。他说：“从点名册 上看到你的名字排列在最后，和其他学生之间空出一格，可知你读的不是历史系而在其他院系，那 么你为什么选我讲的课呢？”我说因家庭不准我学历史，而我久闻先生的大名，进了光华，先生讲的 课我是不肯错过这一良机的。他说：“你还记得入学考试的试题吗？这份通用‘史地试卷’多为其他教师拟题的，我特地在后面加了几个试题，注明考生可答可不答，不答不扣分，答对了可加分。我查阅试卷，多数学生不答，少数学生答而不全或答错了，而你全部答对，所以我一直在留意，现在居然遇到了。”我说我之所知甚微，也许是碰巧。他说 “不，学问是没有碰巧的，可能你也是读过不少书， 你的家庭是以什么为业的？”我说我家累代习举子 业，但都无功名，只有父亲以教古典文学为业，有著述传世。他问叫什么名字？我说先父叫蒋瑞藻， 我可能是受家庭影响且多藏书，我从小爱读古籍。 他说：“我虽与令尊所习不同但也略知其人，你有这样的家学渊源很好，很好。”

　　通过这次谈话，吕先生和我就有点接近了，以 后每次下课我都跟着他下楼，我知道他住在教育大楼后面宿舍里，当时光华的教授大多住在校外，吕先生是住在校园内的极少数教授之一，而我们俩交谈都选择在游泳池旁。先生和我都没有照相 机，即使有也不会使用，其后为了纪念这个多次与 先生聚谈之所，请同学为我在游泳池旁拍了一张 个人的照片，时隔六十多年仍留存至今。我知道吕先生是日夜不息在读书和执笔，怕浪费他的宝贵时间，所以我从未进他的家，而他也说久居室内到 这里来见见阳光、吹吹风也是一件对健康有益的事。

　　这样的聚谈和教诲的次数多了，他对我已有 所了解，有一次我提到爱好诗词而准备学格律和 音韵。他严肃地指出：“你爱好古典文学，大约是自 幼的潜移默化，从多次交谈中知道你不太懂得欣 赏风花) 月，亦非儿女情长的素质，不适合从事文 学，但是一块从事历史学的好材料。”这真是一矢 中的，从此我认识了自己，把阅读和思考都转向历 史学了。后来踏上工作岗位，虽然工作性质与历史 学无关，但我从来没有放弃历史学的研习，1950 年代竟然也在《历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以 至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有意调我进京从 事专业研究，只是因故未成。我的这点成绩，都是吕先生教诲的结果，所以我一直以先生为我的引 路人，是终身不忘的业师。

对我的两个教诲

　　吕先生对我的两个教诲，我一直未敢或忘，并 践行之。一是要重视对他人著述的摘谬。吕先生曾 对我说，在历史研究中，有所发明固然可喜，但对 他人之说的摘谬同等重要，假使你能驳正前人或 今人著述中的差错，其对于史学的贡献将不次于 大量阐述。他说他自己有许多著述未完成，人生时 间有限，无暇及此了。他曾举了好几个例子，现在 我记忆明确的有一例，即《张苍列传》中“苍之免 相后，老口中无齿，食乳女子为乳母”之句大有可 商榷之处，齿在口中人所共知，“口中”两字何用？ “食乳女子为乳母”也不妥，一句中用不着有两 “乳”字，且食彼之乳，一个高龄的张苍也不一定 因食年轻女性之乳而以母视之，全句改为“苍免相 后，年老无齿，以女子乳为食”就比原文通顺简略 得多了，说罢他和我二人不禁哈哈大笑。

　　其实，吕先生的著作中摘谬的功夫多有运用。 如《白话中国史》中提到“南宋和金朝的和战”， 他说，南宋的国力、将帅、军队、战况和小说、戏剧 中所说的完全是两回事，民族英雄岳飞、韩世忠所 统率的军队也并不很强大，并非百战百胜，从马端 临的《文献通考》和《金史》所载郦琼的一段话， 如南宋“不即覆亡，已为大幸，何能复振耶？”将骄 兵疲，各自中饱私囊之局怎能对外打仗？岳飞之被 杀秦桧果然起了不小的作用，但实际上是赵构假 手于秦桧的，假使岳飞真打胜了金，钦宗回来了， 赵构将置身何地？明人文徵明的词《满江红》中已 一言道破了，其实现在岳坟上跪着四个人，应该加 一个头儿赵构为五人。吕先生的说法引起了龚德 柏向法院起诉，想和吕先生对簿公堂，南京政府教 育部据说也想使吕先生停止授课，后来不了了之。 我曾问过吕先生，他笑而不作详答，叫我再去看看 他的《白话本国史》和前人如《文献通考》、《宋史》、《金史》等等就可知其详了。

　　有一次，吕先生对我说：“年轻人不应知难而 退，而应知难而进。无论对古人、近人、今人的著述 都应持‘不可不信，不可全信，考而后信’的态度， 这十二个字你应切记。”这一点我不仅是“谨受教”，而且多年中付诸实践。1958 年，我撰文指出 过吕振羽、尚钺等七位前辈学者的差错，文章刊登 在《历史研究》上。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阅读日本井上清所著《日本近代史》时发现其叙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曾过道日本的过程有所漏缺，就致函奉告，同时又写了一篇拙作发表在《浙江学刊》1983年第1期上，亦寄给井上先生，不久得到井上先生两次来信致谢并拟向日本人民介绍。 2006 年我将此信捐给浙江省档案馆收藏。前些年，读了美籍华人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晚清七十 年》，发现其中所述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夕，在美 国的行状不符合事实，是全凭道听途说的无根之 语，便忍不住手痒，撰文驳之，但成文后至今尚无 处可登。虽然如此，平常读书，听“百家讲坛”、“浙 江人文大讲堂”，每见破绽，我还是摘谬如故，积稿 不少，总算不负吕先生的教诲。

　　吕先生的教诲，我谨遵的还有一个是没有跨入训诂之路。吕先生知道我解读古籍的水平，他认 为我对阅读一般史学方面的古籍问题不大，但对 先秦典籍也许有些问题，先秦典籍前人已有大量 注释，深度地解读是一种专门学问，我必须知道和 涉猎，但不宜深入下去，不必跨入“训诂”这条路， 应大量阅读以求其广，不要沉于一隅，而有碍我对 史学的研习。一个人的阅读和研究，自己要确定一目标，如从事历史学不能步入训诂学，能自拔而走 入他途，应该切记。这个教诲，我的确“切记”在 心。1950 年代后期来我在杭州与《清史稿》的编 纂者之一、训诂大师朱师辙先生有交往，但我不涉足训诂学，就是因吕先生之教。

治学思想点滴

　　在吕先生课堂上以及课后在游泳池边的谈话 中，还有许多治学经验之谈，我现在还能记得几 则，虽较为琐碎，但也许对从事史学工作的同仁还 有参考价值，兹分述如下。

　　吕先生一再提到，作为一个中国史研究者必须有坚实的基础，除大量阅读《二十五史》、《资治通鉴》等断代、编年体历史典籍外，也应当留意地方志、名人笔记和历史地理以及《通典》、《文献通 考》等制度史和实录类的古籍等等。他说中国史籍 浩如烟海无法遍读，但多涉猎往往能淘沙见金。他 特别推崇顾炎武的《日知录》、王鸣盛的《十七史 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等，还谈到过许多 名人笔记如《老学庵笔记》、《梦溪笔谈》、《容斋 随笔》、《南村辍耕录》等。

　　吕先生崇敬司马迁的《史记》，但也有所批 评。他以为，《史记》并非出于一人之手，也非成书 于一时，其中“不对头”之处，谬误之处也不少， 《史记》如此，其他古代的史籍就更不必说了。所 以后人有“史记摘谬”之作，大多言之有理。我说 《史记》的文笔很好，他也承认很好，但不是无可 批评之处，他举了好几个例子，上述《张苍列传》 中的句子就是一例。吕先生还比较了《史记》和 《汉书》等史著，认为《史记》是首创、草创，而《汉 书》是后继，较整齐，其后史学家遂多随《汉书》。

　　吕先生是“通史”学者，这从他所留下的一千 万字以上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既治“通史”，自应如司马迁所说要“通古今之变”，而如何 能“通”，读书的范围一定要广博。吕先生说，治古史者不能抱着线装书不放（我年轻时以读线装书为主），还应重视近现代史学家的著述，因为时代在进步，今人超过古人之处不少，他们往往有新的 发现、新的见解。如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他提到 前人有不少好的见解，固然值得吸取，但今人也有创新之处，如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两书值得青年人一读。

关于钱穆先生

　　严耕望将吕思勉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 现代四大史家。而其中的钱穆先生有说曾是吕先 生的学生，在吕先生执教于某校时吕先生出了几个题目，由考生自由发挥（我在参加光华入学考 试时也遇到吕先生出的几个外加的试题，上已述 及），交卷时间一到，其他学生都按时交卷，而钱穆先生洋洋大篇连一个题目都没有发挥完，也便交了卷。这样的结果其他阅卷老师当然不会给及 格的分数，而吕先生看了钱穆一题半答，认为这 是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才，人才可惜，决定录取。这 是前后两个史学名家的往事，我只是道听途说并 不知详情和是否真实，当我问起此事时，吕先生不说有其事，也不说无此事，只说钱穆先生确是一位难得的史家。在我和吕先生的交谈中，遇到与他本人有关的事，他都不详谈，因此我也就不知其详了。

热爱光华

　　据我所知，吕先生是在光华大学任教时间最长的教授。我在校时的校长是朱经农先生（时兼商 务印书馆总经理），早年圣约翰大学的爱国师生因反对校方阻止爱国行动而分立出来时，他和首任 校长张寿镛先生是成立光华大学的发起人之一，但他时而在光华任职，时而离开。副校长是廖世承先生，他到光华晚于吕先生，也时在时离。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光华原址成立上海财经学院（后改为上海财经大学而搬迁）后，吕先生到华东师大，所以我以为他是一个热爱光华的人，而不是此山望着他山高的人。

　　我不知吕先生家住何处，只知道他一个人独住在女生宿舍边的一间小房子里。就在这所简陋的房子里，吕先生安身立命，简朴地生活着，多年如一日，备课、批阅作业，著述不辍，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精神、文化遗产。在我的记忆中，吕先生一口浓重的常州口音，瘦小的个子，狭长而白皙的脸，好像一阵风就能将他吹倒，但就这样一个文弱的人，阅尽历史沧桑，笔底波澜起伏。我常见到他穿一件淡灰色的长衫，一贯保持中国读书人的姿态。光华这个学校有点洋化，许多教授如经济系主任杨荫甫先生等多数师生终年西装革履，满口英语，当年我们的课本有不少外国出版的原文本。

　　我离开光华已60多年，吕先生过世也已半个世纪以上了。1950—1960年间我曾到上海欧阳路寻访光华旧址，校门口已悬挂着“上海财经学院”木牌，也曾到吕先生的旧居和我们曾经谈话的游泳池边，其时他已往华东师大，当然无由得见，永别了。岁月苍狗，当时受教的学生，而今垂垂老矣。值今年4月华东师大在杭举行校友会之际，回忆受教于吕思勉先生的点点滴滴，不避谫陋，缕述如上，恐不免为方家笑。

（作者系校友 蒋逸人 ）

“奇人”蒋逸人小记  

2016-01-10 20:56:09|  分类： 人物沧桑 |举报|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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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15日上午，我们有幸在杭州秋涛路三华天苑寓所访问了建筑业的奇人，蒋逸人（见图）。逸人生于1927年，已经八十七岁了，然而，在与我们的访谈中，思维清晰，手脚利索，话语滔滔不绝。访谈结束后，一直将笔者送到小区大门以外，挥手话别，依然恋恋不舍，似有意犹未尽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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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青少年时代

他说，我是浙江诸暨店口镇的黄家埠村人，上辈人是诸暨有名的藏书家，父亲蒋瑞藻虽说是个教书先生，然而，著述丰硕，被列为我国有史以来一百九十八位著名文学家之一。可惜的是，家藏五、六代人积攒下来的万卷珍贵典籍、名人字画，在抗日战争中毁于炮火。说到这里，逸人不由长叹了一口气。

逸人告诉我们：“我的启蒙教育是在本村小学，毕业后，日寇大举进犯，宁波中学迁至盘安县，我是在盘安县读的宁波中学。抗战胜利后，进入上海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大学时，遵从家命，报考了该校的经济系。”

我爱好史学

说着，逸人不无感触地说：“其实，我自小喜欢历史学，对于经济系学的会计等不感兴趣。由此，选修了历史系课程，时任历史系主任的吕思勉（1884-1957）对我的举动很奇怪，问道：‘你是经济系学生，怎么选修了我的课？’”

我说：“家里人不让我学历史，到校后，久仰先生大名，不愿错过良机，故凡有吕老师的课，特地过来聆听。”

有一次史地考试，考卷后面加列了几个试题，卷上注明：“此题如果不答，不扣分，不过，如果考生将题目做出来，答对了，可以加分。”

有的同学没有做，或者，虽然做了，却有差错。

吕教授批阅我的卷子时，见我采用文言文作答，切中题意。

于是，将我找去，问道：“你的答案颇有见地，似有家学渊缘。不知令尊以何为业？想来潜移默化，受益非浅。”

我说：“父亲以教书为生，家藏典籍丰硕，故自幼读了不少古书，因而，对于史学有些感悟，草草落笔，还请老师指点。”

吕思勉为江苏武进人，累代书香，时被史界公认为对古籍造诣最深的学者，人称为中国的四大史家之一。

自此，在学习中，每遇疑难，我就不揣冒昧，屡屡求教。

吕教授也不嫌烦琐，与我谈得十分投机，日久天长，竟成了他的得意门生。吕先生家住在光华大学校园内，在德生堂（教学大楼）后面，靠近学校游泳池的地方，我们就在那里见面。

逸人又说，后来内战炮火逼近上海，学校停了课，我只好回到了杭州。

我到浙江建筑公司工作

解放后，我进了“浙江干校一部一期”学习，结业后，参加了农村工作队，下乡搞反霸征粮支前及组织农会等工作。

未久，东北人民政府招聘团到杭州招干，我征得领导付伯达副专员的允许，参加了考试。在数百名应聘者中，仅录取十八人，我幸运地名列其中。

到了东北，我分配在沈阳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机械工业管理局基建处、审计处做财会审计工作。我在学校学的英美式会计学基础上，接触到不少“苏式会计理论”。不过，东北天气过于寒冷，我实在受不了。到了1951年，一个人回到了杭州。此时，刚巧浙江建筑公司登报招人，我闻讯前去应聘。

当年进入浙建公司是要考试的，我拿来他们的材料一看，不由摇头，说道：“这些内容早就过时了，还用考吗？”

领导听了，很奇怪，说道：“我们这里原来用的簿记账本，全是参照‘西式’做法。‘苏联会计模式’刚刚引进，大家都不会，你怎么说它过时了呢？”

于是，我将在东北现行的那套苏式会计方法对大家讲了一遍。领导听了，又惊又喜，说道：“那么，太好了，你就不用考了，给大家当老师，教众人学习‘最新苏联会计原理’。”就这样，我“免考”进入浙江省建筑公司。

当时公司地址在湖滨路91号大院里。其后，我为浙建公司制定了一些核算制度与方法。那时，建设厅举办的一些全省性建筑公司干部轮训班，叫我当教师。同时，领导推荐我到青年会业余学校教书。虽然我只有二十几岁，拿的工资、稿费与课酬加起来，几乎比公司总工程师还要多。

我在浙建公司工作时，有一次同事们开玩笑，说要全公司“选美”。当时“选美”与现在的“选美”不同。建筑公司男青年多，大家选的是“美男”。

有一次，他们选出了十几个人，后来，有人说，要选一位最英俊的人，也不知怎么搞的，大家选中了我。

我有点意外，问道：“公司里青年才俊多的是，怎会偏偏选上我？

后来，有位老会计对我说：‘大家说你走路轻盈，条杆挺拔，眉清目秀，才学又好，才选上了你’。”（见图）

当年，浙建公司设计科的科长是陈曾植，后来成为省建筑设计院的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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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历史学论文

我虽然在浙建公司工作，可是，对古典文学与历史学的兴趣依然有增无减。我就利用业余时间钻研古籍，节假日则在浙江图书馆度过。那时图书馆里有许多私人捐献的珍贵典籍，不少是海内孤本，我在那里又读到了不少史学论著。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我写了不少建筑企业财会与史学论文，其中1958年发表的《关于宋代王小顺、李顺及张余等为首农民起义的几个问题》较突出，登载在全国最具权威的《历史研究》杂志上，引起了有关人士关注（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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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几位颇具影响力的学者有意将我调到中科院工作，浙江图书馆的张宗祥馆长、阅览部的夏定域主任也想将我调到图书馆从事古籍整理与考证工作。”

人生路途的转折

蒋先生接着说，正当我踌躇满志，自以为所学所长有机会发挥之时，厄运降我临到我的头上。我的人生轨迹由此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变化。

起因很简单，有一次，公司党委书记赵季达号召大家提意见，上级用书面形式通知我作好记录汇报工作。于是，小组同事开了个会（我是小组长），众人七嘴八舌地说了一些工作管理方面的问题，由我记录成文，递交了上去。

就是根据那份材料，浙建公司将我划为“右派分子”。

我争辩道：“这些话不是我说的，我只是根据领导指示，将大家的意见汇总一下，送上来而已。”可是，当时我是百口莫辩。

1958年下半年，书记对我说：“你戴了‘右派’帽子，要么保留组织关系，到江山水泥厂劳动；或者到农村从事劳动，改造思想。”

那时，我的妻弟算是早期下乡知青，在小和山务农，我在杭州有老人，有小孩要抚养。因此，选择到留下公社参加农业生产。

当年我身强力壮，人家拉钢丝车只装八百斤的货，就累倒了，可是，我不怕苦，一次能拉一千多斤。

到了小和山，没过多久，大队成立了一个工匠小组。其实，只是一支由一些没有“拜过师”的泥工、木工组成，松散的匠人队伍罢了。他们说，我是省建筑公司出来的工程师，找上门来，要我过去做技术指导。

在小和山建筑劳动

虽然我在浙建公司工作多年，从事的是财务管理，担任成本组的组长。不过，由于当年公司干部每周要“参加劳动煅炼”一天，下放到工地劳动，各式各样的工种都做过。不仅建筑业的基本活计，泥水、木匠、施工、绘图等，样样拿得起手。因而，在小和山建筑组干活，可说如鱼得水。

到了1959年的下半年，留下公社召开全体社员大会。

在会上，书记冯雪洪宣布：“现在，原来满清皇帝溥仪、国民党军的战犯杜聿明两个人都已经改恶从善，出狱了，安排了适当工作。

我们公社的蒋逸人、张荣业，这两个人，经过劳动教育，思想有了进步，工作积极，群众反映较好。现在宣布，摘去他们的‘右派分子’帽子。”（张荣业原是“南下干部”，反右前担任市公安局的处长。）

到留下公社建筑队

不久，小和山建筑组合并到“西湖公社留下公社建筑队”去了，有近一百名员工。

有一次，支书问我：“你在浙建公司拿多少工资？”

我说：“一个月70块。”

他说：“像你这样技术、手艺的人，怎么就拿这么点钱？”

我说：“我是戴过‘右派帽子’的人，下来改造思想，怎么好讲薪水多少呢？”

他说：“话不是这么说的，你的收入与你对集体的贡献不成比例。”

在我坚持不加工资情况下，他们给了我四十元薪水，再加上三十元“技术津贴”，当时队里的一个普工只有三四十块工资。可以说，我在留下公社建筑队拿的工资相对比较高，他们对我也很尊重。

1963年，“西湖区建筑队”合并到杭州市第三建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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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的领导对我说：“你是‘摘帽右派’，那三十元技术津贴当然要去掉。七十元的原工资是不能支付给你的。根据上级规定，你是‘降级控制使用’的人，因此，每月工资按原级别降低二十元，也就是五十元一个月。

到了三公司虽说降了工资，不过对我来说，只求少惹麻烦就谢天谢地了，别的也不计较什么。后来，三公司随着队伍的扩大，成就了今天的昆仑建筑公司，此乃后话不提。

虽然我只戴了一年的“右派帽子”，可是害苦了我的三个儿子，使他们吃了不少苦头。因为是“右派儿子”在学校里受到歧视，小学毕业就支农、支边了。

不过，我早就教会了他们木工、泥工等技能。文革结束后，他们很争气，读了电大，现在已成为高级工程师，有一个儿子是甲级建筑设计院的院长了。今天，我家三代十一个人，其中七人从事建筑行业。

      担任经纬建筑经济咨询所的所长

改革开放以后，我被落实政策，恢复名誉，评定了高级职称，担任经纬建筑经济咨询事务所的所长、法人代表。

退休后，我特别忙，在浙江财经学院（今浙江财经大学）、长征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等大专院校教书，我教的是“建筑施工”、“建筑工程造价”、“建筑经济分析”等课程，同时，还担任了石化部、省教委、部审计厅、省咨询协培训班的教师。

不过，我更多的精力是化在对历史科学的研究上，撰写了许多史学方面的文章，有的刊出，有的获奖，有的至今仍压在箱底。由于我有丰富的史学阅读存量，因此，我写的内容经常是“摘”学界名人著述中的谬误之处。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读了日本著名汉学家井上清写的一本书，发现内容上有不少谬误与缺漏，于是，写了一篇论文与他切磋。

井上清阅读了我的论文，写了两封亲笔信致谢。

我将那二封珍贵的亲笔信原件捐赠给了浙江博物馆收藏。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尤其是2002年以来，我撰写了许许多多的论文，散布在各种报刊上。有人建议我将这些杂件聚集起来，整理出版，成为一本文集。（龚玉和/2013-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