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右派分子程千帆的反动政治面目已被彻底暴露无遗了。但好心的人或许会这样想：程千帆在政治上固然是“右派”，但在学术上也许还不失为一个“学者”。我这篇文章主要就想回答这个问题。我愿用具体的事实和确凿的论证来揭穿程千帆的“学者”面貌，说明他这个右派分子不过是打了“学者”的幌子来充行家、窃名位的，根本不配称做什么“学者”，他只是一个反动透顶、原封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已。
根据程千帆、沈祖棻合著的“古典诗歌论丛”（1954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后记”里面的话，我们知道程千帆在全国解放以前，原是一个“还没有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没有用先进的社会科学和文艺科学武装自己的头脑”的人。这从收在“古典诗歌论丛”里面的他的若干篇文章就可以找到十足的证据。但全国解放以后，这个右派野心家不仅没有老老实实虚心学习，要求改造自己，却蓦地摇身一变，俨然以一个老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姿态出现了。从1950年开始，程千帆就撰文讨论接受祖国文学遗产的问题，讨论什么是文学批评的任务，满纸引经据典，仿佛只有他才是“老资格”，别人的理论水平远不及他。然而明眼人却不难看出：程千帆近几年来所写的文章，都是一些并无什么真知灼见的东西，除了穿凿附会，就是无中生有；他那一套套的引经据典，完全是用来装饰自己、吓唬别人的“道具”。更其严重的，乃是他竟在满纸“阶级”、“人民性”、“现实主义”这些庄严的词汇的夹缝中间，稗贩和散布他的唯心主义的反动的观点和见解，从而骗取“学者”、“专家”、“名教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等等头衔，进一步达到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卑劣意图，做出危害人民的勾当，成为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绊脚石。我们试想，一个人在实际行动中是极端反马克思主义的右派分子，在学术研究上却是“马克思主义”的“专家”，这能使人相信么？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一点揭穿，然后再就具体事例进行批判。
二
当程千帆批评别人的著作和论点时，特别是批评一些政治上进步的同志（比如翦伯赞先生和冯至先生）的著作和论点时，一贯是不遗余力地持着一种吹毛求疵的态度的[1]。但当他在文章里搬出自己的论点时，就不能不露出马脚，把十足反动的唯心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暴露出来了。鲁迅对这种“批评家”曾以亚波里奈尔的“咏孔雀”来打比方，“说它（孔雀）翘起尾巴，光辉灿烂，但后面的屁股眼也露出来了。所以批评家的指摘是要的，不过批评家这时却也就翘起了尾巴，露出他的屁眼”[2]。应该指出，程千帆在批评别人时所夸夸其谈的一套理论，猛一看上去确是有些“光辉灿烂”的。他批评冯至先生的“杜甫传”没有触及“当时社会的特质、阶级的动态”，因此“大大地妨碍了我们对于这个大诗人和他所生活的环境的理解”。跟着他就大讲了一通开元、天宝时代在历史上的“典型意义”，然后又讲了一通杜甫，说这个大诗人“就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情况下产生的典型人物”，而且还批评冯至先生“没有掌握住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阶级分析法则”，认为冯至先生对杜甫创作方面的某些论点也“没有能够完全做到历史地处理问题”[3]。关于冯至先生的“杜甫传”究竟有哪些优缺点，这里不谈，只看程千帆这一大套冠冕堂皇的“理论”，已足够使人瞠目咋舌的了。而且程千帆自己大约也很欣赏这一套关于杜甫的“理论”，在他1954年所写的“古代诗歌研究绪论”中，他又把这一套“典型”的“理论”重复了一遍[4]。读者们会想，如果让程千帆来分析古代的作家和作品，应该是会“掌握住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阶级分析法则”，也应该是会“完全做到历史地处理问题”的了；不巧的很，就在这篇“古代诗歌研究”中，我们找到程千帆另一段论韩愈的话：
通过对于作家生活的认识，我们才可以认识作家借以体现其阶级性的个性，这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也是很需要的。例如韩愈的个性倔强好奇，写的诗歌因而也具有奇险的风格。在作品中，他常常观察和描写到一些别人不加注意的地方。……这是只有从他的个性来加以说明的。[5]
从字面看，这段话里也还有个“阶级性”的字样，但论点却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韩愈诗歌的“奇险的风格”的形成，难道只是因为“韩愈的个性倔强好奇”吗？一个诗人“常常观察和描写到一些别人不加注意的地方”，只有从“他的个性”才能“加以说明”吗？程千帆的“典型”论和“阶级分析法则”到哪儿去了呢？中唐时代出现了韩愈这样一个诗人，就没有社会根源和历史条件吗？难道只有对杜甫才可以用“典型”论或“阶级分析法则”来分析，而对韩愈就不配用这种方式了吗？在中、晚唐时代，作品中具有韩愈诗歌那种“奇险的风格”的诗人并不止韩愈一个。与韩愈同时的孟郊、贾岛、卢仝、李贺、刘叉，以及后来的皮日休、罗隐，都是属于韩愈这一诗派的诗人，难道他们的诗歌所以“具有奇险的风格”，也都是由于他们的“个性倔强好奇”吗？怎么偏偏在这个时代，竟有这么一批“个性倔强好奇”的人凑到一起了呢？
这一具体事例就正好说明程千帆的一套“理论”只是用来吓唬别人的“教条”，他根本就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
三
更严重的是：程千帆就在谈古典文学作品的“人民性”、“思想性”的同时，居然竟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来替皇帝说话。这种反动的立场和观点暴露在他1954年10月所写的“论长生殿的思想性”的文章里[6]。他在这篇文章中固然也写到李隆基和杨玉环两人既都有被人民同情的一面，也都有被人民谴责的一面；但在他具体分析时，却暗中偷贩了“女人是祸水”的封建老调，把李隆基大捧了一番。他在文章里竟一再强调李隆基在马嵬坡所采取的态度的“正确性”。我们还是用程千帆自己的话来说明问题吧：
……当时，由于杨氏一门“挟势弄权，罪恶滔天”，本来已经使得人民生活愈来愈加痛苦，由于杨国忠和安禄山争权，加速了他的叛变，又危及了整个帝国的安全。在唐明皇幸蜀之前，陈玄礼部下的军士发动了一次暴动，杀死了杨国忠父子及其同恶的姊妹们，这是极端仇恨这一外戚家族的表示。在反击安禄山的进犯以前，先来一次“清君侧”运动，不但对于广大人民是有利的，对于统治阶级本身也是有利的，因为这一罪恶的外戚家族的存在，已经不只是对于人民不利，连对于整个统治阶级也不利了。所以整个说来，马嵬兵变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好的。……但当时的客观形势是：杀了杨国忠父子及其姊妹，并不能认为马嵬兵变这一事件就结束了，还有一个祸根。如果不连带地杀掉杨贵妃，则不仅这些军士将来必然会遭到报复，而且这一个家族的罪恶势力也可能死灰复燃。这样，就把唐明皇和杨贵妃都卷进了这个漩涡，使他们之间产生了一个突如其来的、顷刻间就发展到了最尖锐程度的矛盾。而这一矛盾的解决则是有赖于另一对矛盾的发展的。或者是：唐明皇为了保全杨贵妃而和代表正义的军士们对立起来，这样做，不但不能挽救杨贵妃，而且会使得自己的统治地位动摇，使得帝国内部发生更大的骚乱，不能够更快地和更好地反击安禄山，其结果对于广大人民也是不利的。或者是：唐明皇牺牲杨贵妃，而和代表正义的军士们一致起来，这样做，对于他自己以至于祖国和人民都更有利一些。在历史上，唐明皇走了后一条道路，而这一条道路，不仅当时人看来是正确的，在今天看来，也还是不失其为正确的。……[7]
这一段话从表面上看来是非常“辩证”的，但仔细分析一下，问题就出来了。我们要问：难道杨国忠、杨玉环这两个外戚家族和李隆基的皇室家族是两回事么？难道剥削人民的只是“杨氏一门”而李隆基反而没有份儿么？李隆基所以走“后一条道路”，难道是主动地想到牺牲了杨玉环对“祖国和人民都更有利一些”么？特别是对于杨玉环之死这一关键性事件的看法，程千帆替统治阶级说话的反动立场就完全暴露出来了。我们知道，“六军”之所以“不发”，所以“生变”，是因为他们懂得安禄山的叛变是由于以李隆基、杨玉环为首的统治集团的荒淫腐朽和“杨氏一门”贪暴专权所致，并且也懂得安禄山的叛变将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故而他们才起来同皇帝和杨国忠等统治者算账。肯定地说，历史上的马嵬兵变，正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军士们和最高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极尖锐的阶级矛盾。然则杨玉环之死，乃是人民向统治阶级施以巨大威压的结果，李隆基对这一事变是无能为力的，甚至是无所措手足的。他不仅救不了杨玉环，而且几乎保不住他自己。杨玉环之死，从劳动人民的立场看，是人民的胜利，是封建统治者的失败及其对人民的让步。当然人民也看出：杨玉环本人虽也是统治集团中的一分子，可是她的死却是替李隆基当了牺牲品。因为李隆基正由于“江山”和“美人”两者不能兼而有之，才宁可牺牲宠妃，以苟全自己的性命。这正是统治阶级本身的自私和残酷之处，也正是杨玉环所以终于使人民寄予一定的同情之处。这绝对不是由于“唐明皇对这一事变所采取态度的正确性”[8]，也完全谈不上皇帝同“代表正义的军士们一致起来”，更谈不上什么“在马嵬兵变这一事件上，……采取了比较正确的处理方法，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9]。照程千帆的这种提法，一方面美化了统治者，一方面把六军对皇帝所施的巨大威压力量就这样轻松容易地一笔勾消，其荒谬绝伦是昭然若揭的。程千帆在这篇文章里还引了杜甫“北征”中“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的看法来替自己的论点找靠山，其实这适足以证明程千帆的立场是反动的。因为在杜甫眼中，李隆基是皇帝，而杜甫自己正是站在做为皇帝的臣子的立场来说话的。至于程千帆，乃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人物，而且还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专家”姿态来发表言论的，但在他心中却惟恐委屈了唐朝的风流皇帝。这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持着什么观点，还不一清二楚么！
为了证明程千帆的论点是反动而荒谬的，我愿意用“摆事实”的方法来对证一下。我们不妨摘录几段材料，看一看在马嵬事件中杨玉环之死究竟由于什么力量促成和李隆基对杨玉环之死究竟采取了什么态度。先从唐人的作品——陈鸿的“长恨歌传”和白居易的“长恨歌”——看起：
……道次马嵬亭。六军徘徊，持戟不进。从官郎吏伏上马前，请诛晁错以谢天下。国忠奉氂缨盘水，死于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问之，当时敢言者，请以贵妃塞天下怨。上知不免，而不忍见其死，反袂掩面，使牵之而去。仓皇展转，竟就死于尺组之下。……(“文苑英华”卷794：陈鸿“长恨歌传”。）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白居易：“长恨歌”。）
李隆基对于杨玉环的死，只是表示出“反袂掩面”、“救不得”、“血泪相和流”种种处于被动的情景，其狼狈忧惧之情是跃然纸上的，我们能说这是李隆基同“代表正义的军士们”站在一起的表现么？但陈鸿、白居易用的是烘托写法，还没有把“六军”的威力从正面写出。我们再看看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就会了如指掌了：
丙辰，次马嵬驿，诸卫顿军不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奏曰：“逆胡指阙，以诛国忠为名。然中外群情，不无嫌怨。今国步艰阻，乘舆震荡，陛下宜徇群情，为社稷大计，国忠之徒，可置之于法。”会吐蕃使二十一人遮国忠告诉于驿门，众呼曰：“国忠连蕃人谋逆！”兵士围驿四合。及诛杨国忠，众方退。一族兵犹未解，上令高力士诘之，回奏曰：“诸将既诛国忠，以贵妃在宫，人情恐惧。”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玄礼等见上请罪，命释之。……（“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
“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八载杀杨国忠事与“唐书”大抵相类，但记杀杨玉环事则比较详尽：
上闻喧哗，问外何事。左右以国忠反对。上杖履出驿门，慰劳军士，令收队，军士不应。上使高力士问之，玄礼对曰：“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当自处之。”入门倚杖，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录韦谔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因叩头流血。上曰：“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高力士曰：“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
洪昇“长生殿”的“埋玉”一段，基本上是照着“通鉴”写的，这里不再详引。根据这些记载，我们何尝看出李隆基有丝毫“正确处理矛盾”的神气呢？如果从形式上看，杨玉环之死固然是李隆基下的命令；但这并不等于李隆基主动地在解决矛盾、缓和矛盾。比如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罢工示威，使得资本家不得不让步低头，然后表示接受工人的条件，难道这不是工人的胜利么？如果按照程千帆的逻辑，恐怕就得归功于资本家“所采取态度的正确性”了，因为资本家的措施不是“缓和了阶级矛盾”吗！试问，这不是反动的立场和观点是什么呢？这样的提法，哪里有丝毫马克思主义的味道呢？古人说：“一叶落而知秋”。无怪去年整风一开始，程千帆就收拾起“马克思主义”的幌子，露出狰狞的右派面目，向党和人民猛扑过来了。
四
退一万步说，即使做为祖国一个普通的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程千帆也是很难跻于“学者”、“专家”之林的。后汉的李固曾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想右派分子程千帆这样的“学者”，在做学问方面，真可以说是典型的“名不副实”的人。我还是举几个具体事例来谈谈吧。
前面已经提到，程千帆对于学问是根本缺乏真知灼见的。在他近几年所写的文章里，我们看到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而这些自相矛盾的地方并非什么难以解决的症结问题，只是一般常识性的道理。通过这些自相矛盾的论点，就完全可以说明程千帆的浅薄荒谬。比如“楚辞”中的“九歌”，究竟是屈原的早期作品还是晚年的作品，究竟是单纯的祭神曲和还是别有寄托的寓意诗，在目前学术界还未取得一致的结论。但是既做为一个“学者”、“专家”，则他对于这个问题总该有个比较固定的看法。而程千帆却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模棱两可的态度。1951年5月，程千帆在他写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屈原”一文中，是把“九歌”做为屈原有所寓意的诗篇来看待的：
“九歌”本是楚国民间的一种雏形的宗教歌舞剧。屈原利用了这个旧的形式创作了新的歌词，也利用了一些神话传说——主要的是“人神恋爱”的传说——宣布了对于祖国的热爱。
秋兰兮青青，
绿叶兮紫茎。
满堂兮美人，
忽独与余兮目成。——“九歌”“少司命”——祖国对于他的信任，是诗人所最珍贵的。在这里，他以之比作了天神对于一个凡人的独特的垂爱。而鲜艳的兰花，就是他们的见证人。可是当被疏远的时候，他就感到无比的哀伤了：
交不忠兮怨长，
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九歌”“湘君”——一个不真诚的恋人，一个失约背信反而说谎的恋人，对于忠实的对方，该是多么沉重的负担啊！对于当时的君王，屈原就这样地抱怨着。……[10]
既然认为这些诗是被君王疏远时写的，总该不是屈原很早的作品了。可是到了53年，程千帆在他所写的“真理的探求者”一文里又有了另一种说法：
……他青年时代写作的宗教诗“九歌”，是古代最美丽的抒情诗。诗中洋溢着青春的欢乐和人民对于爱情、幸福的渴望，对于光明、理想的追求。如“湘夫人”的前几节：……（下略）[11]
则明明说出这是屈原“青年时代”的作品，自然那些寄托、寓意的说法也得随着抽掉了。这岂不是自相矛盾么？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真是如此的善变！
为了让右派分子程千帆无可置辩，我不妨再举一个例子。程千帆在1951年4月写过一篇“论中国封建社会文学”，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是谈“对于农民思想感情的反映”的：
……我们……必须首先将农民的思想感情和地主阶级伪造的“田园乐”加以区别。在我们古代的文艺作品中，地主阶级出身的作者，常常是意识地或下意识地以自己在农村中的生活作为广大农民的生活，以自己当时的思想感情作为广大农民的思想感情写进作品里。这毫无疑义地是不真实的东西。他们在农村中过着高人雅士的生活，产生的闲适恬静的思想感情，事实上正是以农民的血汗作为物质基础的。如果他们认为农民也和他们是同样地感受，那正是对农民最大的污蔑。如王维有七首“田园乐”，其中一首是：
采菱渡头风急，策杖林西日斜。
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
王维和杜甫是同时代的人。当杜甫在诗中反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和“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的惨状的时候，而王维眼中的农民，却是如陶潜写来用以寄托他的理想世界的“桃花源记”中所说的人物——“并怡然自乐”，谁能够相信呢？[12]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程千帆的两个主要论点：一、王维与杜甫同时，既然杜甫诗中的人民生活是苦的，那么王维说“渔父”是“桃源中人”便是不现实的。二、既然王维的诗所反映的情况不现实，那他就是用地主阶级的思想感情来污蔑劳动人民。至于这种看法是否公正允洽我们姑且不谈。事隔五六年，这个右派分子大约把这个论点淡忘了，他在“苏诗札记”一文中论及苏轼在浙江所写的“山村”组诗和另一首七律“新城道中”时，这样写道：
组诗“山村”着重地写了人民生活的困难以及诗人由于这种现象而引起的愤愤不平和惴惴不安的心情，……而另外一些诗篇，如“新城道中”，则写了当人民过着比较平静愉快的生活时的安慰。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
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
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
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
这篇诗以极其清新的笔墨描写了春日的农村。……也非常典型地画出了浙江锦绣一般的原野。而诗人眼中这些看来教人愉快的景物，又是和生活在这一环境中的愉快的农民分不开的。或者说，耕作者的愉快感染了诗人，才使他写出了这篇好诗。使我们感到非常有兴味的是：“新城道中”和“山村”是同时写的，它们恰好从不同的方面说明了诗人对人民苦乐的高度关怀，而“新城道中”所写的农民生活，又恰好适当地纠正了“山村”中诗人对生活在新法下的农民的遭遇所持有的片面性看法。这也证明，苏轼的创作，也和其它伟大的古典作家一样，主要地是从生活，而不是自己的政治偏见出发的。[13]
把这一段话同前一段话对比着看一下，真会使你啼笑皆非。王维和苏轼都是地主阶级出身，也都是“朝廷命官”，他们两人所具有的地主阶级思想感情究竟孰轻孰重，孰少孰多，恐怕只有右派分子程千帆才衡量得出来。王维的“田园乐”是“不现实的”、“污蔑农民”的作品，而苏轼的“新城道中”却是“从生活出发”，是“耕作者的愉快感染了诗人”的“好诗”。我要问程千帆，究竟用的是什么标准得出了厚苏而薄王的结论呢？如果根据“和王维同时”的杜甫的诗来否定王维，说明“田园乐”是反现实主义的；那么同出于苏轼一人之手的“山村”不也正写到了农民的苦况么？程千帆何以不根据“山村”来否定“新城道中”，反而用“新城道中”里面的思想感情来纠正作者反映在“山村”里的“片面性看法”呢？难道“新城道中”一诗所反映的思想感情真与“田园乐”相去有天壤之别吗？这些层出不穷的自相矛盾之处，正是右派分子程千帆在“学术研究”上的“拿手杰作”。
但我们还要挖深一层，才能看出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原来在这种自相矛盾的论点背后，是存在着非常丑恶而反动的思想本质的。那就是胡适所提倡的“实用主义”。尽管在54、55年批判胡适思想时，程千帆也写过文章，大骂“实用主义”，可是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也并不缺少这种反动透顶的东西。程千帆今天为了说明屈原是爱国主义者，就把“九歌”算做屈原晚期的作品，认为它同“离骚”的情调相似，是寄托遥深的寓意诗；明天要说明屈原是“真理的探求者”了，于是又强调“九歌”是屈原的少作，以便说明屈原作品中的积极浪漫主义。今天要否定地主阶级思想感情了，就随便拉过王维的诗来批判一通；明天要肯定苏轼了，于是又夸奖他的诗是“从生活出发”。只要自己能把谎圆好，就不再管什么是非和真理。这种论点竟出自一个大骂“实用主义”的“专家”之口，这不正是程千帆的“实用主义”么！
五
谈到程千帆的治学态度的不严谨、不踏实，也是连做一个起码的研究工作者的水平都不够的。最突出的是他对一般用以考证问题的材料缺乏起码的判别力，随意轻信材料，更任意运用材料，以致随时随地出了“硬伤”。像他根据徐珂的“清稗类钞”里面一段没出有出处的材料来否定“唐诗三百首”的编者是孙洙，根据近人陈延杰“陆放翁诗钞注”里面向壁虚构的说法来断定陆游十六岁时写过“复西京”的诗。这种“掉以轻心”的事例，只要是略具常识的人都做不出来，而程千帆竟以堂堂“专家”、皇皇“学者”的身分而大错特错，一误再误。关于这些，已早经许多同志指出，我就不多谈了。至于其他穿凿附会、断章取义、甚至无中生有的情形，在程千帆的文章里更是屡见不鲜，有目共睹。比如他在“论‘长生殿’的思想性”一文中，为了强调洪昉思有民族思想，就把“长生殿自序”里面“孔子删‘书’而录‘秦誓’，嘉其败而能悔”的话抽出来大作文章。从孔子所以录“秦誓”谈到秦穆公因“能悔”而卒霸西戎，然后把秦穆公拉了来同李隆基相提并论，于是下结论说，这是洪昇把希望寄托在李隆基身上，“表示了自己对祖国复兴的希求”。这样一来，洪昇的“民族思想”和“爱国主义”就在程千帆的笔下“发扬光大”了。根据一句话，绕了三个大圈子，来证明一个人的主导思想意识的存在，这岂不是穿凿附会的“典型”么！又比如他在“‘儒林外史’试论”一文中[14]，竟把高要县的回教人民反抗汤知县和张静斋的事件说成是“市民起义”，这也是极尽痴人说梦之能事的穿凿附会。更比如他在“论中国封建社会文学”一文中引了“小雅：北山”里的四句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后下断语道：
这正是封建主得意的笑声。而这种笑声，又正是站在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上发出来的。
这真可以说是断章取义的典型范例。“北山”是一首小臣苦于劳役的怨诗，诗中对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劳逸不均的现象表示了极大的怨愤，并对那些坐享剥削成果的公卿大夫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我们要问：在这首诗中，封建主的笑声究竟在哪儿呢？是程千帆根本没有读过这首全诗呢，还是有意在哗众取宠？
至于无中生有，更是程千帆具有十足的唯心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我们可举他写的“真理的探求者”为例。在这篇文章里，他认为屈原是主张变法的。他从“史记：屈原列传”中上官大夫要夺屈原的“宪令”一段文章的夹缝中间看出了“问题”，真是“伟大”极了：
我们认为：“史记”的记载是过分简略了一些。因为屈原做着“左徒”那样的高管，恐怕不是这样轻微地挑拨一下，就可以使他和怀王的关系发生变化的。这事件的内幕，恐怕还是变法问题。……
用了这样两个“恐怕”，“屈原变法”的事实就被程千帆“创造”成功了。无奈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史籍的记载可以证明屈原有过像商鞅、吴起主张变法的事实，程千帆也只好惋惜地叹道：
可惜材料缺乏，无从详细知道了。
这种无中生有的伎俩，恐怕连中国实用主义的“开山者”胡适也要感到望尘莫及，自愧弗如的。我看这一条“创见”，只有让程千帆自己去承认吧。
六
写到这里，这篇冗赘拉杂的东西似乎可以“带住”了。根据上述一系列的事例，我们总算认清了程千帆这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嘴脸和这个所谓“专家”、“学者”的“造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右派分子在所谓“学术研究”方面的丑恶拙劣和百孔千疮。由此可见，程千帆根本不是在做什么学问，而只是借了做学问的幌子来搞他不可告人的鬼把戏、实现他反党反人民的个人野心罢了。
注：
[1]见1955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关于文艺批评的写作”：“关于对待祖国文学遗产问题的意见”和“对于‘杜甫传’的一些浅见”。
[2]见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注释本“鲁迅全集”第五卷页452-453：“花边文学：商贾的批评”。
[3]以上引文均见“对于‘杜甫传’的一些浅见”。
[4]见“古典诗歌论丛”页23-25。
[5]见“古典诗歌论丛”页27。
[6]见“关于文艺批评的写作”。
[7]见“关于文艺批评的写作”页48-50。
[8]见前书页47。
[9]见前书页57。
[10]见1953年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文学批评的任务”页108-109。
[11]见“关于文艺批评的写作”页31-32。
[12]见“文学批评的任务”页90。
[13]见1957年8月19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57期。
[14]见“关于文艺批评的写作”。
本文摘自《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58年第159期。
根据程千帆、沈祖棻合著的“古典诗歌论丛”（1954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后记”里面的话，我们知道程千帆在全国解放以前，原是一个“还没有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没有用先进的社会科学和文艺科学武装自己的头脑”的人。这从收在“古典诗歌论丛”里面的他的若干篇文章就可以找到十足的证据。但全国解放以后，这个右派野心家不仅没有老老实实虚心学习，要求改造自己，却蓦地摇身一变，俨然以一个老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姿态出现了。从1950年开始，程千帆就撰文讨论接受祖国文学遗产的问题，讨论什么是文学批评的任务，满纸引经据典，仿佛只有他才是“老资格”，别人的理论水平远不及他。然而明眼人却不难看出：程千帆近几年来所写的文章，都是一些并无什么真知灼见的东西，除了穿凿附会，就是无中生有；他那一套套的引经据典，完全是用来装饰自己、吓唬别人的“道具”。更其严重的，乃是他竟在满纸“阶级”、“人民性”、“现实主义”这些庄严的词汇的夹缝中间，稗贩和散布他的唯心主义的反动的观点和见解，从而骗取“学者”、“专家”、“名教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等等头衔，进一步达到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卑劣意图，做出危害人民的勾当，成为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绊脚石。我们试想，一个人在实际行动中是极端反马克思主义的右派分子，在学术研究上却是“马克思主义”的“专家”，这能使人相信么？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一点揭穿，然后再就具体事例进行批判。
二
当程千帆批评别人的著作和论点时，特别是批评一些政治上进步的同志（比如翦伯赞先生和冯至先生）的著作和论点时，一贯是不遗余力地持着一种吹毛求疵的态度的[1]。但当他在文章里搬出自己的论点时，就不能不露出马脚，把十足反动的唯心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暴露出来了。鲁迅对这种“批评家”曾以亚波里奈尔的“咏孔雀”来打比方，“说它（孔雀）翘起尾巴，光辉灿烂，但后面的屁股眼也露出来了。所以批评家的指摘是要的，不过批评家这时却也就翘起了尾巴，露出他的屁眼”[2]。应该指出，程千帆在批评别人时所夸夸其谈的一套理论，猛一看上去确是有些“光辉灿烂”的。他批评冯至先生的“杜甫传”没有触及“当时社会的特质、阶级的动态”，因此“大大地妨碍了我们对于这个大诗人和他所生活的环境的理解”。跟着他就大讲了一通开元、天宝时代在历史上的“典型意义”，然后又讲了一通杜甫，说这个大诗人“就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情况下产生的典型人物”，而且还批评冯至先生“没有掌握住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阶级分析法则”，认为冯至先生对杜甫创作方面的某些论点也“没有能够完全做到历史地处理问题”[3]。关于冯至先生的“杜甫传”究竟有哪些优缺点，这里不谈，只看程千帆这一大套冠冕堂皇的“理论”，已足够使人瞠目咋舌的了。而且程千帆自己大约也很欣赏这一套关于杜甫的“理论”，在他1954年所写的“古代诗歌研究绪论”中，他又把这一套“典型”的“理论”重复了一遍[4]。读者们会想，如果让程千帆来分析古代的作家和作品，应该是会“掌握住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阶级分析法则”，也应该是会“完全做到历史地处理问题”的了；不巧的很，就在这篇“古代诗歌研究”中，我们找到程千帆另一段论韩愈的话：
通过对于作家生活的认识，我们才可以认识作家借以体现其阶级性的个性，这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也是很需要的。例如韩愈的个性倔强好奇，写的诗歌因而也具有奇险的风格。在作品中，他常常观察和描写到一些别人不加注意的地方。……这是只有从他的个性来加以说明的。[5]
从字面看，这段话里也还有个“阶级性”的字样，但论点却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的。韩愈诗歌的“奇险的风格”的形成，难道只是因为“韩愈的个性倔强好奇”吗？一个诗人“常常观察和描写到一些别人不加注意的地方”，只有从“他的个性”才能“加以说明”吗？程千帆的“典型”论和“阶级分析法则”到哪儿去了呢？中唐时代出现了韩愈这样一个诗人，就没有社会根源和历史条件吗？难道只有对杜甫才可以用“典型”论或“阶级分析法则”来分析，而对韩愈就不配用这种方式了吗？在中、晚唐时代，作品中具有韩愈诗歌那种“奇险的风格”的诗人并不止韩愈一个。与韩愈同时的孟郊、贾岛、卢仝、李贺、刘叉，以及后来的皮日休、罗隐，都是属于韩愈这一诗派的诗人，难道他们的诗歌所以“具有奇险的风格”，也都是由于他们的“个性倔强好奇”吗？怎么偏偏在这个时代，竟有这么一批“个性倔强好奇”的人凑到一起了呢？
这一具体事例就正好说明程千帆的一套“理论”只是用来吓唬别人的“教条”，他根本就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
三
更严重的是：程千帆就在谈古典文学作品的“人民性”、“思想性”的同时，居然竟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来替皇帝说话。这种反动的立场和观点暴露在他1954年10月所写的“论长生殿的思想性”的文章里[6]。他在这篇文章中固然也写到李隆基和杨玉环两人既都有被人民同情的一面，也都有被人民谴责的一面；但在他具体分析时，却暗中偷贩了“女人是祸水”的封建老调，把李隆基大捧了一番。他在文章里竟一再强调李隆基在马嵬坡所采取的态度的“正确性”。我们还是用程千帆自己的话来说明问题吧：
……当时，由于杨氏一门“挟势弄权，罪恶滔天”，本来已经使得人民生活愈来愈加痛苦，由于杨国忠和安禄山争权，加速了他的叛变，又危及了整个帝国的安全。在唐明皇幸蜀之前，陈玄礼部下的军士发动了一次暴动，杀死了杨国忠父子及其同恶的姊妹们，这是极端仇恨这一外戚家族的表示。在反击安禄山的进犯以前，先来一次“清君侧”运动，不但对于广大人民是有利的，对于统治阶级本身也是有利的，因为这一罪恶的外戚家族的存在，已经不只是对于人民不利，连对于整个统治阶级也不利了。所以整个说来，马嵬兵变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好的。……但当时的客观形势是：杀了杨国忠父子及其姊妹，并不能认为马嵬兵变这一事件就结束了，还有一个祸根。如果不连带地杀掉杨贵妃，则不仅这些军士将来必然会遭到报复，而且这一个家族的罪恶势力也可能死灰复燃。这样，就把唐明皇和杨贵妃都卷进了这个漩涡，使他们之间产生了一个突如其来的、顷刻间就发展到了最尖锐程度的矛盾。而这一矛盾的解决则是有赖于另一对矛盾的发展的。或者是：唐明皇为了保全杨贵妃而和代表正义的军士们对立起来，这样做，不但不能挽救杨贵妃，而且会使得自己的统治地位动摇，使得帝国内部发生更大的骚乱，不能够更快地和更好地反击安禄山，其结果对于广大人民也是不利的。或者是：唐明皇牺牲杨贵妃，而和代表正义的军士们一致起来，这样做，对于他自己以至于祖国和人民都更有利一些。在历史上，唐明皇走了后一条道路，而这一条道路，不仅当时人看来是正确的，在今天看来，也还是不失其为正确的。……[7]
这一段话从表面上看来是非常“辩证”的，但仔细分析一下，问题就出来了。我们要问：难道杨国忠、杨玉环这两个外戚家族和李隆基的皇室家族是两回事么？难道剥削人民的只是“杨氏一门”而李隆基反而没有份儿么？李隆基所以走“后一条道路”，难道是主动地想到牺牲了杨玉环对“祖国和人民都更有利一些”么？特别是对于杨玉环之死这一关键性事件的看法，程千帆替统治阶级说话的反动立场就完全暴露出来了。我们知道，“六军”之所以“不发”，所以“生变”，是因为他们懂得安禄山的叛变是由于以李隆基、杨玉环为首的统治集团的荒淫腐朽和“杨氏一门”贪暴专权所致，并且也懂得安禄山的叛变将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故而他们才起来同皇帝和杨国忠等统治者算账。肯定地说，历史上的马嵬兵变，正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军士们和最高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极尖锐的阶级矛盾。然则杨玉环之死，乃是人民向统治阶级施以巨大威压的结果，李隆基对这一事变是无能为力的，甚至是无所措手足的。他不仅救不了杨玉环，而且几乎保不住他自己。杨玉环之死，从劳动人民的立场看，是人民的胜利，是封建统治者的失败及其对人民的让步。当然人民也看出：杨玉环本人虽也是统治集团中的一分子，可是她的死却是替李隆基当了牺牲品。因为李隆基正由于“江山”和“美人”两者不能兼而有之，才宁可牺牲宠妃，以苟全自己的性命。这正是统治阶级本身的自私和残酷之处，也正是杨玉环所以终于使人民寄予一定的同情之处。这绝对不是由于“唐明皇对这一事变所采取态度的正确性”[8]，也完全谈不上皇帝同“代表正义的军士们一致起来”，更谈不上什么“在马嵬兵变这一事件上，……采取了比较正确的处理方法，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9]。照程千帆的这种提法，一方面美化了统治者，一方面把六军对皇帝所施的巨大威压力量就这样轻松容易地一笔勾消，其荒谬绝伦是昭然若揭的。程千帆在这篇文章里还引了杜甫“北征”中“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的看法来替自己的论点找靠山，其实这适足以证明程千帆的立场是反动的。因为在杜甫眼中，李隆基是皇帝，而杜甫自己正是站在做为皇帝的臣子的立场来说话的。至于程千帆，乃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人物，而且还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专家”姿态来发表言论的，但在他心中却惟恐委屈了唐朝的风流皇帝。这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持着什么观点，还不一清二楚么！
为了证明程千帆的论点是反动而荒谬的，我愿意用“摆事实”的方法来对证一下。我们不妨摘录几段材料，看一看在马嵬事件中杨玉环之死究竟由于什么力量促成和李隆基对杨玉环之死究竟采取了什么态度。先从唐人的作品——陈鸿的“长恨歌传”和白居易的“长恨歌”——看起：
……道次马嵬亭。六军徘徊，持戟不进。从官郎吏伏上马前，请诛晁错以谢天下。国忠奉氂缨盘水，死于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问之，当时敢言者，请以贵妃塞天下怨。上知不免，而不忍见其死，反袂掩面，使牵之而去。仓皇展转，竟就死于尺组之下。……(“文苑英华”卷794：陈鸿“长恨歌传”。）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白居易：“长恨歌”。）
李隆基对于杨玉环的死，只是表示出“反袂掩面”、“救不得”、“血泪相和流”种种处于被动的情景，其狼狈忧惧之情是跃然纸上的，我们能说这是李隆基同“代表正义的军士们”站在一起的表现么？但陈鸿、白居易用的是烘托写法，还没有把“六军”的威力从正面写出。我们再看看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就会了如指掌了：
丙辰，次马嵬驿，诸卫顿军不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奏曰：“逆胡指阙，以诛国忠为名。然中外群情，不无嫌怨。今国步艰阻，乘舆震荡，陛下宜徇群情，为社稷大计，国忠之徒，可置之于法。”会吐蕃使二十一人遮国忠告诉于驿门，众呼曰：“国忠连蕃人谋逆！”兵士围驿四合。及诛杨国忠，众方退。一族兵犹未解，上令高力士诘之，回奏曰：“诸将既诛国忠，以贵妃在宫，人情恐惧。”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玄礼等见上请罪，命释之。……（“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
“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八载杀杨国忠事与“唐书”大抵相类，但记杀杨玉环事则比较详尽：
上闻喧哗，问外何事。左右以国忠反对。上杖履出驿门，慰劳军士，令收队，军士不应。上使高力士问之，玄礼对曰：“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当自处之。”入门倚杖，倾首而立。久之，京兆司录韦谔前言曰：“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因叩头流血。上曰：“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高力士曰：“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
洪昇“长生殿”的“埋玉”一段，基本上是照着“通鉴”写的，这里不再详引。根据这些记载，我们何尝看出李隆基有丝毫“正确处理矛盾”的神气呢？如果从形式上看，杨玉环之死固然是李隆基下的命令；但这并不等于李隆基主动地在解决矛盾、缓和矛盾。比如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罢工示威，使得资本家不得不让步低头，然后表示接受工人的条件，难道这不是工人的胜利么？如果按照程千帆的逻辑，恐怕就得归功于资本家“所采取态度的正确性”了，因为资本家的措施不是“缓和了阶级矛盾”吗！试问，这不是反动的立场和观点是什么呢？这样的提法，哪里有丝毫马克思主义的味道呢？古人说：“一叶落而知秋”。无怪去年整风一开始，程千帆就收拾起“马克思主义”的幌子，露出狰狞的右派面目，向党和人民猛扑过来了。
四
退一万步说，即使做为祖国一个普通的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程千帆也是很难跻于“学者”、“专家”之林的。后汉的李固曾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想右派分子程千帆这样的“学者”，在做学问方面，真可以说是典型的“名不副实”的人。我还是举几个具体事例来谈谈吧。
前面已经提到，程千帆对于学问是根本缺乏真知灼见的。在他近几年所写的文章里，我们看到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而这些自相矛盾的地方并非什么难以解决的症结问题，只是一般常识性的道理。通过这些自相矛盾的论点，就完全可以说明程千帆的浅薄荒谬。比如“楚辞”中的“九歌”，究竟是屈原的早期作品还是晚年的作品，究竟是单纯的祭神曲和还是别有寄托的寓意诗，在目前学术界还未取得一致的结论。但是既做为一个“学者”、“专家”，则他对于这个问题总该有个比较固定的看法。而程千帆却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模棱两可的态度。1951年5月，程千帆在他写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屈原”一文中，是把“九歌”做为屈原有所寓意的诗篇来看待的：
“九歌”本是楚国民间的一种雏形的宗教歌舞剧。屈原利用了这个旧的形式创作了新的歌词，也利用了一些神话传说——主要的是“人神恋爱”的传说——宣布了对于祖国的热爱。
秋兰兮青青，
绿叶兮紫茎。
满堂兮美人，
忽独与余兮目成。——“九歌”“少司命”——祖国对于他的信任，是诗人所最珍贵的。在这里，他以之比作了天神对于一个凡人的独特的垂爱。而鲜艳的兰花，就是他们的见证人。可是当被疏远的时候，他就感到无比的哀伤了：
交不忠兮怨长，
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九歌”“湘君”——一个不真诚的恋人，一个失约背信反而说谎的恋人，对于忠实的对方，该是多么沉重的负担啊！对于当时的君王，屈原就这样地抱怨着。……[10]
既然认为这些诗是被君王疏远时写的，总该不是屈原很早的作品了。可是到了53年，程千帆在他所写的“真理的探求者”一文里又有了另一种说法：
……他青年时代写作的宗教诗“九歌”，是古代最美丽的抒情诗。诗中洋溢着青春的欢乐和人民对于爱情、幸福的渴望，对于光明、理想的追求。如“湘夫人”的前几节：……（下略）[11]
则明明说出这是屈原“青年时代”的作品，自然那些寄托、寓意的说法也得随着抽掉了。这岂不是自相矛盾么？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真是如此的善变！
为了让右派分子程千帆无可置辩，我不妨再举一个例子。程千帆在1951年4月写过一篇“论中国封建社会文学”，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是谈“对于农民思想感情的反映”的：
……我们……必须首先将农民的思想感情和地主阶级伪造的“田园乐”加以区别。在我们古代的文艺作品中，地主阶级出身的作者，常常是意识地或下意识地以自己在农村中的生活作为广大农民的生活，以自己当时的思想感情作为广大农民的思想感情写进作品里。这毫无疑义地是不真实的东西。他们在农村中过着高人雅士的生活，产生的闲适恬静的思想感情，事实上正是以农民的血汗作为物质基础的。如果他们认为农民也和他们是同样地感受，那正是对农民最大的污蔑。如王维有七首“田园乐”，其中一首是：
采菱渡头风急，策杖林西日斜。
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
王维和杜甫是同时代的人。当杜甫在诗中反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和“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的惨状的时候，而王维眼中的农民，却是如陶潜写来用以寄托他的理想世界的“桃花源记”中所说的人物——“并怡然自乐”，谁能够相信呢？[12]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程千帆的两个主要论点：一、王维与杜甫同时，既然杜甫诗中的人民生活是苦的，那么王维说“渔父”是“桃源中人”便是不现实的。二、既然王维的诗所反映的情况不现实，那他就是用地主阶级的思想感情来污蔑劳动人民。至于这种看法是否公正允洽我们姑且不谈。事隔五六年，这个右派分子大约把这个论点淡忘了，他在“苏诗札记”一文中论及苏轼在浙江所写的“山村”组诗和另一首七律“新城道中”时，这样写道：
组诗“山村”着重地写了人民生活的困难以及诗人由于这种现象而引起的愤愤不平和惴惴不安的心情，……而另外一些诗篇，如“新城道中”，则写了当人民过着比较平静愉快的生活时的安慰。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
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
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
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
这篇诗以极其清新的笔墨描写了春日的农村。……也非常典型地画出了浙江锦绣一般的原野。而诗人眼中这些看来教人愉快的景物，又是和生活在这一环境中的愉快的农民分不开的。或者说，耕作者的愉快感染了诗人，才使他写出了这篇好诗。使我们感到非常有兴味的是：“新城道中”和“山村”是同时写的，它们恰好从不同的方面说明了诗人对人民苦乐的高度关怀，而“新城道中”所写的农民生活，又恰好适当地纠正了“山村”中诗人对生活在新法下的农民的遭遇所持有的片面性看法。这也证明，苏轼的创作，也和其它伟大的古典作家一样，主要地是从生活，而不是自己的政治偏见出发的。[13]
把这一段话同前一段话对比着看一下，真会使你啼笑皆非。王维和苏轼都是地主阶级出身，也都是“朝廷命官”，他们两人所具有的地主阶级思想感情究竟孰轻孰重，孰少孰多，恐怕只有右派分子程千帆才衡量得出来。王维的“田园乐”是“不现实的”、“污蔑农民”的作品，而苏轼的“新城道中”却是“从生活出发”，是“耕作者的愉快感染了诗人”的“好诗”。我要问程千帆，究竟用的是什么标准得出了厚苏而薄王的结论呢？如果根据“和王维同时”的杜甫的诗来否定王维，说明“田园乐”是反现实主义的；那么同出于苏轼一人之手的“山村”不也正写到了农民的苦况么？程千帆何以不根据“山村”来否定“新城道中”，反而用“新城道中”里面的思想感情来纠正作者反映在“山村”里的“片面性看法”呢？难道“新城道中”一诗所反映的思想感情真与“田园乐”相去有天壤之别吗？这些层出不穷的自相矛盾之处，正是右派分子程千帆在“学术研究”上的“拿手杰作”。
但我们还要挖深一层，才能看出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原来在这种自相矛盾的论点背后，是存在着非常丑恶而反动的思想本质的。那就是胡适所提倡的“实用主义”。尽管在54、55年批判胡适思想时，程千帆也写过文章，大骂“实用主义”，可是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也并不缺少这种反动透顶的东西。程千帆今天为了说明屈原是爱国主义者，就把“九歌”算做屈原晚期的作品，认为它同“离骚”的情调相似，是寄托遥深的寓意诗；明天要说明屈原是“真理的探求者”了，于是又强调“九歌”是屈原的少作，以便说明屈原作品中的积极浪漫主义。今天要否定地主阶级思想感情了，就随便拉过王维的诗来批判一通；明天要肯定苏轼了，于是又夸奖他的诗是“从生活出发”。只要自己能把谎圆好，就不再管什么是非和真理。这种论点竟出自一个大骂“实用主义”的“专家”之口，这不正是程千帆的“实用主义”么！
五
谈到程千帆的治学态度的不严谨、不踏实，也是连做一个起码的研究工作者的水平都不够的。最突出的是他对一般用以考证问题的材料缺乏起码的判别力，随意轻信材料，更任意运用材料，以致随时随地出了“硬伤”。像他根据徐珂的“清稗类钞”里面一段没出有出处的材料来否定“唐诗三百首”的编者是孙洙，根据近人陈延杰“陆放翁诗钞注”里面向壁虚构的说法来断定陆游十六岁时写过“复西京”的诗。这种“掉以轻心”的事例，只要是略具常识的人都做不出来，而程千帆竟以堂堂“专家”、皇皇“学者”的身分而大错特错，一误再误。关于这些，已早经许多同志指出，我就不多谈了。至于其他穿凿附会、断章取义、甚至无中生有的情形，在程千帆的文章里更是屡见不鲜，有目共睹。比如他在“论‘长生殿’的思想性”一文中，为了强调洪昉思有民族思想，就把“长生殿自序”里面“孔子删‘书’而录‘秦誓’，嘉其败而能悔”的话抽出来大作文章。从孔子所以录“秦誓”谈到秦穆公因“能悔”而卒霸西戎，然后把秦穆公拉了来同李隆基相提并论，于是下结论说，这是洪昇把希望寄托在李隆基身上，“表示了自己对祖国复兴的希求”。这样一来，洪昇的“民族思想”和“爱国主义”就在程千帆的笔下“发扬光大”了。根据一句话，绕了三个大圈子，来证明一个人的主导思想意识的存在，这岂不是穿凿附会的“典型”么！又比如他在“‘儒林外史’试论”一文中[14]，竟把高要县的回教人民反抗汤知县和张静斋的事件说成是“市民起义”，这也是极尽痴人说梦之能事的穿凿附会。更比如他在“论中国封建社会文学”一文中引了“小雅：北山”里的四句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后下断语道：
这正是封建主得意的笑声。而这种笑声，又正是站在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上发出来的。
这真可以说是断章取义的典型范例。“北山”是一首小臣苦于劳役的怨诗，诗中对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劳逸不均的现象表示了极大的怨愤，并对那些坐享剥削成果的公卿大夫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我们要问：在这首诗中，封建主的笑声究竟在哪儿呢？是程千帆根本没有读过这首全诗呢，还是有意在哗众取宠？
至于无中生有，更是程千帆具有十足的唯心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我们可举他写的“真理的探求者”为例。在这篇文章里，他认为屈原是主张变法的。他从“史记：屈原列传”中上官大夫要夺屈原的“宪令”一段文章的夹缝中间看出了“问题”，真是“伟大”极了：
我们认为：“史记”的记载是过分简略了一些。因为屈原做着“左徒”那样的高管，恐怕不是这样轻微地挑拨一下，就可以使他和怀王的关系发生变化的。这事件的内幕，恐怕还是变法问题。……
用了这样两个“恐怕”，“屈原变法”的事实就被程千帆“创造”成功了。无奈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史籍的记载可以证明屈原有过像商鞅、吴起主张变法的事实，程千帆也只好惋惜地叹道：
可惜材料缺乏，无从详细知道了。
这种无中生有的伎俩，恐怕连中国实用主义的“开山者”胡适也要感到望尘莫及，自愧弗如的。我看这一条“创见”，只有让程千帆自己去承认吧。
六
写到这里，这篇冗赘拉杂的东西似乎可以“带住”了。根据上述一系列的事例，我们总算认清了程千帆这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嘴脸和这个所谓“专家”、“学者”的“造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右派分子在所谓“学术研究”方面的丑恶拙劣和百孔千疮。由此可见，程千帆根本不是在做什么学问，而只是借了做学问的幌子来搞他不可告人的鬼把戏、实现他反党反人民的个人野心罢了。
注：
[1]见1955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关于文艺批评的写作”：“关于对待祖国文学遗产问题的意见”和“对于‘杜甫传’的一些浅见”。
[2]见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注释本“鲁迅全集”第五卷页452-453：“花边文学：商贾的批评”。
[3]以上引文均见“对于‘杜甫传’的一些浅见”。
[4]见“古典诗歌论丛”页23-25。
[5]见“古典诗歌论丛”页27。
[6]见“关于文艺批评的写作”。
[7]见“关于文艺批评的写作”页48-50。
[8]见前书页47。
[9]见前书页57。
[10]见1953年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文学批评的任务”页108-109。
[11]见“关于文艺批评的写作”页31-32。
[12]见“文学批评的任务”页90。
[13]见1957年8月19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57期。
[14]见“关于文艺批评的写作”。
本文摘自《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58年第15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