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2011年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 文学回忆录是传记的一种形式，我同意一些学者的说法：21世纪是属于传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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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莎士比亚是一切文艺理论流派的试金石，莎剧是公认的西方文化的伟大代表，任何西方文学批评流派，只有在莎剧研究中有所建树，这一流派才能在文学批评中真正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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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任何学科都是人的创造，传记则是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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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的方向将事半功倍
三十多年前，我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学习西方哲学史和文化史的时候，一个现象引起我的注意：有许多天分甚高，也非常勤奋的人物，为自己的研究几乎是花费了毕生的精力；但是他们的成果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也没有引起后人的注意。
比如欧洲中世纪的绝大多数学者就是这样，他们认为“一切学问都在《圣经》之中”，把一切学科都变成神学的婢女，成为对《圣经》的注释。他们对《圣经》中的某句话、某个细节，进行无数繁琐的注疏、考证，或是引申为经院哲学的问题。他们的那些手稿，至今还保存在欧洲一些古老的图书馆里，那密密麻麻、一丝不苟的文字向参观者诉说着主人的辛劳，但是却摆脱不了蛛网尘封的宿命，只能作为一件古董而存在，没人关心其内容。连篇累牍讨论“把猪牵到市场去的是手还是绳子”这类问题的论文，自然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我也发现，我见过的一些人物有同样的命运。我童年时代见过父亲的塾师，人人都尊称他“大太爷”，是个秀才，家乡著名的博学人物，据说他每天五更必定起床读书，几十年如一日；他骑着毛驴赴京赶考，路上几个月不停地背书，把十三经一字不差地背完。我在南大图书馆把他的一部著作找了出来，看到其内容是把中国史上的大事编成四字一句供学童背诵，这样的启蒙读物有其用处，但类似的读本已有很多了，我真为他那满肚子学问惋惜。还有一位比我年长的同事，他多少年中只做一件事：翻译和注释20世纪初期的一些英国通俗小说，这些小说其实并没有多大价值，也早已过时，其中又涉及许多背景资料，翻译起来并不容易。我忘不掉严冬季节，在没有火炉而又朝北的房间里，他戴着棉帽放着护耳、裹着厚厚的棉大衣缩在一个角落，一边呵手，一边查字典的情景。这位先生执着于此，花费了多年时间，听说他译完了，但是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接受他的译稿。他的中英文都不错，我想他如果做一件更有意义的事，也许会有更大的成就吧。
我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勤奋固然是学业成功的前提；但是，勤奋并不一定就能成功。对一位学者来说，确定研究的方向至关重要，有些课题是注定做不出什么成果的。我很庆幸，我刚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与“传记”结缘
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了中国第一批博士点和博士生导师的名单。这在大学、特别是我们这些即将毕业的硕士生中引起巨大的反响。“博士生导师”，那时同“学部委员”即后来的“院士”一样，是非常尊贵的头衔，让人肃然起敬。我们都关注这个名单，我看到朱东润教授的大名就在其中。
朱先生的招生方向是“中国各体文学”中的传记文学。从此“传记”两个字牢牢吸引了我。说来好笑，我毕业于大学中文系，此后教过10年中学语文，少年时代也翻过家里的一部线装《史记》以及一些现代传记作品，但是对“传记”二字却很茫然。我的一些同事好像也差不多，记得一位朋友就对我说过：“你要研究传记，好啊，我也写过唐人传奇的文章，我们可以交流的”。
这些都验证了胡适的一句话：“我觉得二千五百年来，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事实正是如此，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除了《史记》外，就好像没有提到过其他“传记”作品。外国的情况也差不多，流行的几种西方文学史教材，也只说到罗马时代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和十八世纪英国鲍斯维尔的《约翰生传》，好像再没有其他传记作品可谈。至于传记理论，更是少见，那时翻遍大学图书馆的中英目录，也没有查到几本。
带着疑惑我进一步考查历史。我又发现，中国和西方国家，不是没有传记，而是出现过大量传记作品，中国的“二十四史”就是纪传体，主体就是人物传记。此外广义的传记，诸如日记、书信、游记等等更是车载斗量。西方国家同样如此，传记作品很多，但是其中优秀传记太少，难以传世。
这种状况，到二十世纪初期开始逐步改观。首先是英国，著名的现代小说家伍尔芙带头写过4部传记作品，而且对传记进行了研究，她写出的传记论文，奠定了现代西方传记理论的基础。此后传记迅速发展，传记作品的数量在以几何级数增加，优秀作品也不断出现。1917年，美国著名的普利策奖就设立了“传记和自传奖”。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受到西方这一潮流的影响。胡适、郁达夫、茅盾、朱东润等人，他们都指出中国传记的落后，大声疾呼要求人们关心传记、写作传记，并且身体力行带头写传记。尤其是胡适，显示出他作为新文学领袖人物的远见。在他的倡导之下，
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现代传记诞生了，很快形成了一个高峰，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特别是自传，胡适、沈从文等人都写出了中国现代自传中的经典之作，新文学左翼的代表鲁迅和郭沫若也都写有大量自传类作品。但是由于战争、动乱等等原因，这一高潮并没有延续多久。
到了80年代，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中国现代传记出逐步形成第二个高峰，每年出版的长篇传记从几十种攀升到几百种，90年代达到几千种。近年来更是达到上万种，远远超过小说的年出一千多种。这一现象并不奇怪，文学是属于时代的，先秦是散文，其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标志性文类。小说从明清延续下来，现在开始让位于传记了。美国《纽约时报》1996年在一篇专文中惊呼：“现在是一个文学回忆录的时代”。文学回忆录是传记的一种形式，我同意一些学者的说法：21世纪是属于传记的时代。
探索传记发展之路
传记热使我产生了强烈的探索的愿望，传记的繁盛需要学术的支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是创新，要创新应当考虑到两个因素：新材料和新方法。王国维说得好：“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古来新学问起，大都源于新材料。”在清末民初之际中国学术的大发展，就有赖于大量新史料的发现，包括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卷轴、流沙简牍、宫廷档案等等，有了这些材料，就有了学术发展的空间。
另一方面，除了新材料还需要新方法，有了新方法才能有新视角、提出新问题，得到新发现。我很幸运，在我关注传记、决定从事传记研究的时候，不但传记正在进入高峰期，提供了大量新材料，而且新方法也出现了。1980年代，中国学术界称之为方法论的年代，国外那些已经并不很新的方法和那些刚刚出现的新方法，比如文学批评中的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精神分析、原型批评、女权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等等都被一一介绍到中国来，新的学科，特别是比较文学在中国得到迅速的发展，它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中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开始了复苏和发展。今天看来，那个时代虽然免不了幼稚，其中包含着种种偏激、肤浅、误解，但是成就也是空前的。
我读研时的专业方向就是西方文论。我发现，西方文论新方法的引入，带来了传记研究革新的可能。长期以来把传记同小说靠拢，用小说的标准来评论传记，或是依靠一些传记家写下写作感受来指导传记，这种状况应当结束了，应当从20世纪的西方文学批评中吸收养料建立现代传记理论。这样，我确定了自己的学术方向，传记研究从此成为我终生的事业。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做了两件事，一件是阅读大量传记作品，掌握材料。前后总共花了大约10年的功夫，我对这些材料进行清理和研究，写成一部《传记文学史纲》，在这部著作中我把世界传记文学看成一个整体，考察了10个主要国家或民族3000多年传记文学的历史，重点论析了其中几百部代表作品。这样我对研究对象就有了比较充分的把握。
另一件事是研究西方文艺理论，掌握新方法。我曾听到一位著名的前辈学者介绍治学经验：要把什么学问吃透，最好的方法是给学生开这门课。于是我开设了西方文学批评方面的课程，给硕士生开了20年的“西方文学批评专题研究”，给博士生开了8年的“西方文学与文化理论”。课程名称没有变，但我每年讲授的内容都不同，讲课的过程是我一步步深入西方文学批评的过程。为了避免现代西方文论研究中浮于表面、泛泛而谈和生吞活剥的通病，对各种流派我不仅关注它们的理论建构，而且考察他们的批评实践。我的老师张月超教授是一位莎士比亚专家，受老师的影响，我对莎士比亚戏剧也有浓厚的兴趣。我发现莎士比亚是一切文艺理论流派的试金石，莎剧是公认的西方文化的伟大代表，任何西方文学批评流派，只有在莎剧研究中有所建树，这一流派才能在文学批评中真正立足。于是我在研究现代西方文论的时候，特别注意它们对莎剧的解读，这样我对它们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更容易把它们融入传记理论。我发现西方古典的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摹仿理论，西方的主体理论身份理论、对话理论、叙事理论等等，都是传记理论中可以参考和吸收的。我还指导了9篇研究传记的博士论文和几篇硕士论文，带领他们编写了一部《众生自画像：中国现代自传与国民性研究》和一部《外国传记鉴赏辞典》，指导他们写作的过程同样是我深化对传记认知的过程。我还为自己喜爱的英国诗人雪莱写了一部《雪莱传》，得到了对传记的感性认识。
在有了比较充分的准备的基础上，我完成了一部《现代传记学》，这也花了我10多年的时间。我的传记理论包括本体论、范畴论和书写论3个部分，我试图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现代传记理论的体系。每当我看着这70多万字、厚厚的一部书，心中会升起许多感慨。传记是一个古老的文类，正在焕发青春。我在传记领域所做的工作，也只是第一步，其中有许多缺陷、不足和遗憾。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包括我的学生，正在传记研究的领域崭露头角，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多、更好。但是我也感到庆幸：当学术的发展使传记研究成为必要、也成为可能的时候，我选择了它，这是一个正确的、及时的选择。
同样使我感到庆幸的是，现在我又有机会来到上海交通大学继续我的事业，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我觉得，在交大这所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里进行这项工作有着特殊的意义。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任何学科都是人的创造，传记则是人的历史。随着现代学术的发展，不同学科的学者越来越注意到传记，把本领域代表人物的成就同他们的经历联系起来考察，传记已经成为任何学科史不可分割的部分。英国当代物理学家霍金在他的名著《时间简史》中就包含了伽利略、牛顿和爱因斯坦这三位物理学家的传记。一些自然科学家、工程师、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传记，在读者中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传记和传记研究不但进入了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核心领域，而且它也在更高的层次上推动着各种学科的发展，其中包括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工具理性在物质活动中或许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也只有伴随着人文关怀它才会具有更强大的力量。传记是人生和人性的记录，传记是人类精神的纽带，在人类盼望着和谐共存的今天，世界需要传记；我也相信，交大这所历史悠久的著名大学，同样需要传记。我当继续努力。
学者小传
杨正润，上海交通大学访问特聘教授，人文学院传记中心主任。1967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其后任中学教师。1979年考入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张月超教授。1982年取得硕士学位，留中文系任教，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指导博士研究生。其间1987-1988年赴美国堪萨斯大学英文系作访问学者，1999-2000年赴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比较文学系任客座教授。2009年从南京大学退休，2010年上海交通大学聘为兼职教授，2011年以兼职教授身份在交大领衔投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获得成功。
专业方向主要为传记研究，兼及西方文论和莎士比亚研究。主要著作有《人性的足迹》、《传记文学史纲》、《现代传记学》、《雪莱传》等，主编《众生自画像：中国现代自传与国民性研究》、《外国传记鉴赏辞典》等，发表论文70余篇。《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华读书报》、《中国文学年鉴》等报刊都曾发表专文对其传记论著给予高度评价，《传记文学史纲》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