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一涓
许志英老师和一般的教授不太一样，有这样看法的人，肯定不止我一个。我称之为非典型教授。
许老师相貌俨然，不苟言笑，初识者多会敬而远之。即便是认识已久 如果不很熟悉，怕也还如此。许老师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场。但就像一句老话说的：“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熟悉之后会发现，有时白白被他的外表吓唬住了。
我有一段时间住在北京西路二号新村，和许老师一个院子，上下班有时会在路上碰见。一次是上班时遇见了，说了几句话后便匆匆赶路，随口说：“要迟到了”。他说：“还这样认真？”我很诧异：“不是您订的规矩吗？”他就笑了。其时许老师执掌南大中文系4年，刚刚离任。他在执政期间，要求行政人员上下班要控制在正负15分钟内，即上班可比学校规定时间迟到15分钟，下班则可早15分钟，但以此为限。二十多年来，这个规矩还因循着。许老师是注重立规矩的，他在系主任任上，制定了很多条例，诸如“工作量分配条例”、“青年教师培养的业务要求”等等，使得很多事情做起来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但他又不是胶柱鼓瑟不知变通的人。他对大家的要求是以做好工作为原则，而不是斤斤计较于几分钟。他务实，不讲形式。他规定正副主任每人每周只值班一个上午即可，不是必需根本不开会。中文系会议少在圈子里是出了名的，一年难得开一次全系大会。到现在也基本如此。不扰民，也是他的原则吧！都知道知识分子对时间是很吝啬的。
许老师是典型的金刚脸菩萨心，他以农民式的务实关心每一个人的实际利益。每次系里申报奖项，评定职称，在他都像排兵布阵，指挥作战一样，力争系里利益最大化。曾多次听他说，某次如何如何，谁谁上了；某次排序失当，该上的没上。谁拿了荣誉，进了职称，比他自己得了还高兴。谁没有得到，他会觉得是自己工作的失误，很对不起人家似的。而他自己，上任伊始便宣布，任期之内，自己不参加任何级别的评奖。涨工资时，他关照人事秘书，尽量给每个人都把优势算足，尽量往上靠，他说的话也是农民一样的朴实，他说，钱是国家的，又不要个人掏腰包！对于钱，许老师没有一般知识分子的羞羞答答，他会很实在地表达出来。实行岗位津贴时，我遇到点小麻烦，他很迅速、明了地说，你一年损失多少多少人民币。对人民币许老师还有个独特的计算方法。有一段时间，老母鸡卖15元左右一只，涨工资时，许老师会说，涨了几只老母鸡。“民以食为天”，国计也好，民生也罢，其实都离不开钱，知识分子当然也需要钱，只是谈到钱时就免不了“犹抱琵琶半遮面”，许老师没有这样的坏毛病。
许老师很多时候确是像农民一样的务实，没有知识分子的虚荣。许老师孩子比较多，许师母又没有工作，因此家累比别人重。有相当一段时间，许师母在二号新村负责分发牛奶，以补贴家用。逢到月底需要订奶时，许老师就会帮助收钱记账，平时许师母忙的时候，许老师还会代替许师母分发牛奶。院子里都是本校老师或家属，都是熟人，许老师做起来很坦然，没有一丝勉强。以许老师的教授、博导、系主任身份，能够放下身段做这样平凡小事的，在南大，好像找不到第二个人。
上世纪90年代中，我们系和山东师范大学合办研究生班，他们负责招生管理，我们负责教学。96年暑假的课程，由叶子铭老师，胡若定老师和许志英老师承担，因为学生都是济南威海地区的，授课地点安排在威海。期间有一次英语考试，我负责监考。考试正在进行时，山师大的一位老师喊我出去，商讨办学中的一些事，再三推托不得，碍于情面，我出去了，考场有一段时间处于无人监考状态。我心里很忐忑。回来后，叶老师问考试情形，我支支吾吾没敢说。许老师回来后，也问同样的问题，我如实告知，许老师沉吟一会，说：“眼不见为净！”我当时对许老师的说法是很吃惊的。多年后我想，其实，不如此，能怎样呢？我觉得这件事很能看出许老师的睿智和删繁就简的果断风格。
许老师退休以后，家搬到了港龙，我们家也点了港龙的房子，距离比较近，算是做了邻居。此前他遭遇了一次脑梗，病愈后，行动不很方便。他本来是喜欢出游的，现在不免受到些限制。活动范围受限之后，他比较经常地光顾我们家。来时泡上一壶茶，而后“开聊”。说是聊天，其实也不能算，一般他说的多，我们听的多。许老师虽然在天子脚下浸润了十好几年，可是一口乡音丝毫不受干扰，我听起来就有些费劲。外子比我耐心，领会得多一些，但他向来寡言，也不是好的谈伴。所以谈话一般是一边倒的格局。谈到时间差不多时，许老师就告辞了，然后下次再来。一次送他出来，我走上前开电梯，还没到跟前，他将手中拐杖伸出来，隔着老远，点向电梯按钮，竟然很准确。我转过脸来，看到许老师一脸恶作剧成功了的得意，不由得大笑，许老师也笑起来。
看到许老师有些无聊，我向他建议，“您可以写一些东西。”我指的是散文一类的。许老师之前曾经编了一本中国现代作家的怀旧散文，给集子起的名字叫《撕碎了的旧梦》。这个书名许老师很得意，特意跟我们说过。而后又编了《学府随笔》（南大卷），是本系老师自己的作品。这本书从打印通知到最后成书，我都参与了，其间复印，剪贴，编目，差不多就是剪刀加浆糊地搞了一大厚本。说到构思时，许老师觉得是个很好的创意，可以几个高校各出一本。而这种随笔自有风格，不会同于流俗的。有了这样的实践，我想许老师对自己写一写，肯定会有兴趣的。果然，许老师立刻兴趣盎然起来，隔不了几天，就拿来一篇稿子给我，而且是绵绵不断了。许老师记忆力极好，多年前的事情记起来连日期都不会忘，做了什么事，什么人参加的，毫发不爽。作为资料，都是极有价值的。可是许老师真把散文当资料记了，词句的推敲，篇章的布局，都不考究了。而他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许老师受脑梗影响的字和他的句容口音一样难辨认，因为要表达的意思很多，句子的修饰限制也就很多，又因为思绪的汹涌，来不及推敲，所以语言就有些诘屈聱牙。我是急性子，读起来很着急。开始改的时候我是战战兢兢：他是著名学者，又是长辈，不好意思删削。后来看他毫不客气，所有稿子只管送来，我也就不客气了。都说“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许老师可没有这样的成见，能够像他这样不耻下问，从善如流的，我也只见过他一个。散文结集后，许老师在后记中这样说：“我还要特别感谢王一涓女士。我请她为我的随笔把把文字关。因为她有10年教中学语文的经验，善于“咬文嚼字”，又写过不少优美的随笔，所以请她帮助做这件事。现在看来这样做是很对头的。她连我以前写的几篇随笔，也全看了。她的修改很慎重，尽管一般不是很多，却都是改之所当改，往往有画龙点睛之妙。”。想着自己时不时的牢骚，不由得惭愧非常。
在接触许老师随笔的过程中，我自己其实是很有收获的，他的关于文革的一组文章，补充了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了解。许老师的《同室操戈窝里斗》，《东岳五七干校》，《清谈组》，详细地讲述了科学院文学所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第一次这样近地跟随一个亲历者的眼睛看文化大革命。我发现当斗争比较理智的时候，还是会有人性的火花闪现的。文革初期，文学所现代室写唐弢先生大字报，唐先生有冠心病，不能到所里看大字报，他们就到家里把大字报念给唐先生听，选了一个普通话比较好的人朗读。怕唐先生受到刺激，又特地带了速效救心丸。这些，当是与人为善的态度。我还发现，批斗“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除因响应号召外，使得批斗越来越升级的，其实很多情况下是因为造反派之间在比较谁更革命。革命的证明便是谁的革命行动更多，更激烈，因而也造成对被批斗者更加惨烈的伤害。文学所的这种伤害，我从宗璞先生的散文中见到了。从许老师的文章中，我又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了现当代一些著名学者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在文革中的遭遇。文革中每个人因角色不同，角度不同，对文革的感受也会截然不同。多方面参照来看，结果会更加立体。比如，因为军宣队的“掺沙子”计划，文学所的单身汉被分住到各个学术权威家中，这在进驻的人，是执行任务，是革命行为；在被进驻的家庭，其实就是一种迫害。许老师当时是和樊骏分到蔡仪先生家中的，据说相处还算客气。但我曾看过杨绛先生回忆文章，讲到这次行动，因为掺的“沙子”的种种不能忍受行为，钱先生与之动手了。这成为钱先生不能回忆的痛。还有，运动到后期就乱成一锅粥了，造反派彼此倾轧，互相斗争，用许老师的话说，就是“同室操戈窝里斗”了。
在文革特殊的年代里，许老师在认真参加“革命”的同时，也在锻炼着独立思考的能力，他和他的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透过乱纷纷荒唐的现象，判断，思考，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批当代大儒”，关于“四人帮”，等等等等，这在回忆录《清谈组》里都有所体现。我想，正是由于这些锻炼，才有了《“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这样闪烁思想光芒的文章的产生。
随笔写得差不多时，许老师说他想写小说，写他的家族。他说他的家族是个大家族，有很多故事，他已经在构思结构了。听了这些，当然是令人高兴的。因为写小说诚然不易，但愿意去尝试，这不光需要勇气，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精气神，有对生活的热爱和信心。自从许师母去世以后，家中许多繁琐细事，许老师便失去了依恃，虽有儿女照顾，但落寞是免不掉的。愿意做这样宏伟的事情，自然是极好的。但是，这事终于没有做成。
2007年9月13日，我下班回来，外子告诉我，许老师下午来过，跟他聊了一会天，还留了两件事让我帮着做。外子说，许老师问他孔子和孟子的“73”“84”是虚岁还是周岁。他回答说古人是算农历的，自然是指虚岁。许老师说，“那我已经过了孔子的年龄了。”许老师一向是达观的，仿佛参透了生死一般，他说过，70岁以后，多活一天是赚一天。而且，遇到古代文学方面的东西，许老师也常向外子询问。我说过，他是不耻下问的。所以我们没有太在意。许老师还说了我们系以前一位老教授自杀的事情。他说老先生在遗书里写道，“生意已尽”。这件事我也多次听许老师说过，他每次说时，只是叙述，并不评论，我们都是当作系里掌故听的。所以也未多想。许老师让我做的其中一件事，是让我帮他分稿费，还把他的身份证也拿来了。《学府随笔》要出来了，需要把稿费分给大家。这事暑假里我已经替他做了，但没做好。我天生不会“理财”，尝试用很多种方法分钱，可越分越糊涂。这他知道。怎么又交给我了？晚饭后，我和外子出去散步，到了许老师家，告诉他换个人做吧。他问换谁，我说“翟业军吧”。翟业军是许老师留校的学生。许老师说，“你等一下”。说着便进了里屋，一会儿拿出一张写了字的便笺来，让我明天带给翟业军。我们来时许老师已用过晚饭，在小女婿的帮助下洗过澡了，换了一身洁净的睡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们走时，许老师和往常一样把我们送进电梯，没有一丝异样。岂料，次日我刚到系里，就听到了噩耗。
我听说，许老师把所有事情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安排得妥妥帖帖，可见是很平静地走的。连自己的生死都要由自己掌握，这是符合许老师性格的。能如此潇洒地对待生死，许老师是不同于一般人的。按照自己选择的路走，应当也是欣慰的事情吧？
今年四五月间，我和许老师的女儿许爱军一起吃饭，她告诉我，许老师走的那天夜里，烟灰缸里积满了烟蒂。我不由得心颤了：死生亦大，死生亦大矣……
2014年立秋日
又记：
许老师生于1934年，今年是他80岁诞辰，谨以此文，纪念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