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7日，上海市档案馆接收了由叶子铭夫人汤淑敏捐赠的16封茅盾写给叶子铭的亲笔信，这批书信是茅盾在1977年至1979年与时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叶子铭的通信，信的内容大部分是答复和解决叶子铭所提出的一系列学术方面的问题。
叶子铭，福建泉州人，南京大学教授、博导。20世纪50年代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古典文学专业，毕业后留校从教，负责古典文学及现代文学的教学，后主要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及茅盾研究工作，并担任全国茅盾研究学会副会长，参与主持过《茅盾全集》的编辑出版任务，著有《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文学的基本原理》、《茅盾漫评》、《叶子铭文学论文集》等，2005年10月逝世，享年70岁。
叶子铭是我国著名的茅盾研究专家，20世纪50年代，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那篇《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以下简称《论茅盾》)，这篇超长论文，约15万字，实际上已经完全是一本“书”的规模。此前茅盾研究，均为零散篇什，不成系统，而这部长篇，开创了茅盾研究整体性、系统性的先河，茅盾与叶子铭的相识，以及茅盾给叶子铭的16封信，均缘于这篇毕业论文。
1956年还在大学学习的叶子铭开始着手撰写大学阶段的毕业论文，当时他的兴趣已从古典文学专业转移到现代文学方面，因此，在征得老师同意后，由原来的古典文学题目《略论唐代的传奇小说》改为现代文学题目，而现代文学，他选择了对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茅盾，而茅盾，他又试图以全景式的模态观照，展开具有“史传”意味的纵横分向，在当时，这是一项颇具创新的工作，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而难度之一就是茅盾资料的极度匮乏，没有资料，无米之炊，工作自然无法展开。就在他为此事犯愁的时候，经指导老师点拨，不得已他向茅盾写信求助，当时茅盾已是文化部部长、文联副主席和作协主席，工作繁忙，他会给予答复吗?然而万万没想到是，茅盾回信了，他除了简复信中所提的几个问题外，也委婉地表示出他的作品“不很重要”的谦虚态度，既说明了自己不值得研究，又尽量不给其泼冷水。尽管这封信是由茅盾的秘书代写，茅盾本人签名的，但信件本身给了叶子铭很大鼓舞。如此，有了这开始的第一次通信，于是便有了以后的第二、第三乃至更多次，只要有不解的问题，他都要写信向茅盾请教，而几乎每次都会得到茅盾的及时答复。据统计，从1956年到1979年(除去文化大革命十年)，茅盾总共给叶子铭写了24封回信，“文革”前的8封，由于种种原因而丢失，“文革”后的16封得以完整保存。我手头上的一本《茅盾书简》(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其中所列“文革”前的8封，据知是根据叶子铭的手工抄件抄录的。
茅盾一生交游广泛，书信往来频繁，数量浩大，其为人为文、待人待己，从这些大量的书信当中亦可窥见一斑，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有多少立志于文学的青年写信给茅盾，而茅盾又是怎样一一耐心回复，仅此一点，就让人感佩不已。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这16封“文革”后的信件(其中1977年7封、1978年8封、1979年1封)，则从另一侧面透视着茅盾的谦和、平实与不事张扬的低调为人态度。
首先，这16封信，都是茅盾的亲笔信，且多数是用毛笔写在中式八行信笺上的，字迹工整，少有涂抹，足见他对来信者的尊重。当然，茅盾的信不独对叶子铭如此，对其他人也一样。
其次，作为一个被研究者，他在处理这些信件时，“向来是只愿意倾听批评，而不愿意自己说话的。”因此，我们看到，这些信件多是回答叶子铭所提出的问题，是什么，答什么，从不多说二话。比如，在1977年6月12日的一封答复有关鲁迅致电红军长征胜利事宜的信中，他是这样写的：“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国民党还封锁消息，但在上海之国际友人却已知之。史沫特莱告诉了鲁迅，并建议发电致贺。我未见该电原文，但知甚短，且交由史沫特莱设法拍出。使用什么方法拍此电，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戛然而止，似意犹未尽，也可能是真不知道，也可能还有其他不便明确而“不知道”。然据后来的史料发现，当时致电落款署名非鲁迅一人，而是“鲁茅”联名。茅盾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鲁迅而保持缄默?
第三，由信及人，我们同时也看到了茅盾真实生活的另一面。由于长期与茅盾保持着通信联系(除去文革十年)，彼此相熟，难免也会扯到一些生活方面的琐事。1977年，在中断了与茅盾长达十年之久的联系后，叶子铭又与茅盾恢复了通信联系，而此时的茅盾已是年逾八旬的老人了。1976年年底和1977年年初，叶子铭借两度出差北京的机会，欲看望茅盾，在询问有关单位打听茅盾的住处时，却碰了一鼻子的灰，无奈只好写信请有关单位转交，茅盾得知后，甚感遗憾，他在其中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大函由政协转来……失此晤面机会，极为可惜”。而在另一封信里，他说“政协秘书处不以舍下地址见告，乃例行之事，幸勿介意”。并将地址告诉了叶子铭，表示欢迎他下次有机会来坐坐。茅盾的这种亲切与信任，让叶子铭倍感温暖。同样，也是在这封信里，茅盾的宽宏与大度，更让叶子铭永志难忘，以至于每次谈起茅盾都要提及此事。1962年，叶子铭曾向茅盾借了几张他在30年代的照片。准备上海文艺出版社重印《论茅盾》之用，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几张照片既未用上，也未能及时归还，未能及时归还的原因是想等以后有机会再用，不料，文化大革命发轫，这几张照片连同他的那部《论茅盾》的书稿一起上交，结果全部遗失。为此，叶子铭向茅盾报告并祈求原谅，茅盾则以“照片失却，小事”一语略去，并且又寄去“去年所摄小影一帧”安慰叶子铭，将其埋藏心底多年的歉疚驱散，真是让叶感动不已。
当然，如我开篇所说，茅盾的信主要还是回答叶子铭提出的各种问题的。十年“文革”结束后，叶子铭将主要精力用于茅盾研究方面，因此，在研究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具体问题。其时正值改革开放前夜，各种所谓“禁书”已然面世，茅盾、巴金等名家作品相继“登场”，其研究工作亦紧随其后。此时的茅盾研究，虽然还没有相应的专门机构，但也已然成型。不少院校的相关机构都有专门的人员从事研究。而叶子铭则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拓展和深掘，自然问题随之而来，请教茅盾更是必然的，好在原先所搭设的沟通渠道，所提问题大都单刀直入，并且大多能得到圆满解决。这16封信，除少数几封外(约3、4封)，其余都是回答问题的，主要涉及茅盾生平史实、作品释疑，以及其他相关的人和事。
关于茅盾生平史实
以往“史”出多门，出入较大，主要集中在茅盾生辰的具体时间、地点以及早期参加党组织活动等方面。
关于出生时间，曾有几个版本，一说1896年2月(见山东师范学院1961年编写的《中国现代作家小传》；二说1896年4月(查1932年6月茅盾在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文学月报》创刊号上发表的《我的小传》)；三说1895年6月(见《解放日报》1945年7月9日《重庆文化界庆祝茅盾先生50寿辰》)，等等。究竟哪种说法准确，谁也弄不清。在1978年1月17日的答复信里茅盾给了最后说法：“我是1896年7月4日生的(农历丙申5月25日，但因旧时计时与今不同，故合算成公历，有作7月5日者)”，他表示，以后关于他的生辰问题，均以这个说法为准。
而关于他的出生地，他说乃“青镇”，非“乌镇”，因“乌、青两镇隔河为界，解放后两镇合并，名乌镇”。
至于他早期参加党组织活动事宜，则在1977年10月5日的信中有所提及，他说自己“1925年年底到广州，1926年4月尾离开。当时毛主席担任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我任中宣部秘书，做毛主席的助手”。在1978年2月2日的信里，他又再次提到此事，说：“中山舰事变后我回上海，仍在党领导下做地下工作”，显然这又是在确认叶子铭的后续求证材料。那么茅盾在回到上海后究竟作何“地下工作”?据他后来回忆，一是继续从事他的拿手“职业”，编辑国民运动全书，“这也是毛泽东未曾交卸代理宣传部长时计划的”，当时他被任命为“驻沪编纂干事”，负责编辑《中国近百年史略》、《中国国民党之使命》、《孙文主义》等多辑“对外宣传、对内教育训练及介绍国际政治经济状况”丛书，“这套丛书究竟出了几种，现在记不清了”；二是代理上海交通局主任。他解释说：“这本是恽代英管的，恽代英留广州，就由我代理。这交通局可以说是国民党中宣部在上海的秘密机关，办事人全是共产党员。交通局的职权是翻印，《政治周报》和国民党中宣部所发的各种宣传大纲和其他文件”。据此所述，结合相关史料，茅盾早期参加党的活动脉络是清晰的、一贯的。而言未所及的此前具体活动情况，包括茅盾加入党组织时间、所任职务等，由于叶子铭曾两度当面向茅盾请教过，自然也就无须在信中赘述了。我也曾在《中国档案》(见2006年第9期)发表的《档案辨析茅盾是否是第一批党员》一文作了比较详尽的介绍。
关于茅盾作品释疑
茅盾一生著述甚丰，其主要创作于建国前就已结束，其作品大多与时代相呼吸，而现在看来也都成了历史。因此，阅读茅盾作品，需要了解相关背景。由于茅盾作品象征意味浓厚，隐藏在文字后面的故事或许就是那个不易觉察的“时代”，怎样阅读，似乎成了问题。以《子夜》为例，各报章杂志的分析评论可谓充栋汗牛。同样，茅盾也就相关《子夜》问题多次答复叶子铭，这些问题归纳起来，一是当时的背景之一，即社会性质大论战，其焦点是：中国是否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他建议叶可查找当时的刊物；二是表现在《子夜》书中的象征与隐喻，例如，开篇的吴老太爷之死与随后范博文的“古老僵尸”之说；三是《子夜》书中的专门术语，如，多头、空头等。
有意思的是，茅盾在写作《子夜》期间，却腾出手头多余的材料创作了若于短篇，其中之一《林家铺子》，写的却是小市镇上的小商人，与《子夜》写的大上海之大商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结局都是破产，而更有意思的是，该小说最初题名就叫《倒闭》。他在1978年6月21日的答复信中说：“《林》原应《申报月刊》创刊号之请，题名《倒闭》，主编《申报月刊》之俞颂华(此为我老友，是个进步人士)以为创刊号上登《倒闭》，似乎不吉利，商我同意改为《林家铺子》”。叶子铭后来说：“这件事我过去从未听说过，沈老告诉我以后，我也从未公开披露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