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复旦第九宿舍区内的陈望道旧居如今偏居一隅，破旧不堪。新民晚报新民网 戴天骄 摄

图说：旧居内陈望道家中曾使用过的桌椅因年久失修，破损不堪。新民晚报新民网 戴天骄 摄

　　【新民网·独家报道】上海杨浦区国福路51号复旦第九宿舍角落内，一栋三层小楼静居一角，这里曾是《共产党宣言》首译者、新中国成立后复旦大学首任校长、中国著名教育家陈望道先生旧居，此处旧居在2014年已经申报为市级文物。然而，走过半个多世纪风雨后，这栋旧居如今却面临坍塌的尴尬境地，外墙脱落、墙体开裂、满目荆榛，甚至连大门都已遗失，只得用几块木板钉死。

图说：小楼深处，管道锈迹斑斑，墙壁青苔密布。新民晚报新民网 戴天骄 摄

　　市文物局文物修缮处人员坦言，“旧居变成这样我们也很心痛，但是根据文物法规定，修缮必须要文物主体复旦大学校方提出申请，并聘请有资质的团队修缮，文物部门在此类情况中只能协助。”记者从复旦方面了解到，修缮的时间表，待文物保护部门和地区政府正式立项后即可公布。

图说：此处旧居为陈望道先生担任解放后复旦大学第一任校长时居所，为三层砖木结构。新民晚报新民网 戴天骄 摄

　　实探旧居：时光荏苒颓垣败壁，无人问津引人唏嘘

　　新民晚报新民网记者12月2日来到复旦大学邯郸校区的陈望道故居，记者在现场看到旧居为三层砖木结构，因年久失修，外墙多处脱落，墙体多处开裂。在该处宿舍区工作六年的保安单惠兴对记者回忆，复旦大学第九宿舍内留存着包括《共产党宣言》首译者陈望道、数学之王苏步青以及中国遗传学泰斗谈家桢旧居，他们都曾任复旦大学的校长。记者注意到，谈家桢先生的故居同样外墙开裂，大门锈迹斑斑。而苏步青先生旧居的沙发都已腐烂，为防止火灾被门卫移至屋檐下。

图说：陈望道旧居后的苏步青旧居同样破损不堪，而苏步青亦曾是复旦校长。新民晚报新民网 戴天骄 摄

　　“早些年陈望道的后辈还想修缮旧居，但不知为何最后也不了了之。苏步青先生的故居之前常有子女会来打扫，我们看到也会帮把手，但是外墙还是长满爬山虎，前院都是杂草。这些年也没人管，陈望道、苏步青、谈家桢三位老校长的旧居也越发荒凉破败了。”门卫师傅唏嘘道。

图说：谈家桢故居同样破损严重，无人问津。新民晚报新民网 戴天骄 摄

　　而据小区内居住的复旦退休教授对记者表示，旧居都有不同程度破损，特别是陈望道旧居的大门也因年久失修遗失了。而将损坏情况反映给管理三幢别墅的复旦大学后勤部门，几个月过去仍没下文。最后还是一位医学院的老教授自己花钱买来木料，请人把陈望道旧居破损的门封了起来。可没封多久，上面的木料因为雨后破损失修又掉了下来。

图说：故居小楼外，竖立着杨浦文物局2011颁发的优秀文物建筑石碑。新民晚报新民网 戴天骄 摄

　　文物部门：心有余而力不足

　　新民晚报新民网记者在现场看到，陈望道旧居门外竖立着一块石碑，上面显示该处旧居已于2011年列入杨浦区文物保护单位。据记者从杨浦区文物部门了解到，文物部门早前一直定期对文物进行巡视，并同复旦方面进行沟通。针对旧居现状，区文物部门坦言，其实早在11月24日的巡视时，已针对陈望道旧居的现状又一次与复旦大学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沟通。但学校目前暂无修缮计划，区文物部门也只能根据巡视提点建议，而无法对文物进行修理。

图说：陈望道旧居虽外墙开裂，窗户破损，但主体结构仍十分完整。新民晚报新民网 戴天骄 摄

　　区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也保证，因该建筑属于名人旧居，一定会尽力再去和复旦方面沟通，同时在该建筑修缮时，全力协助学校方面申请市级修缮经费补助。

　　记者随后就此事致电市文物局，市文物局文物保护管理处李孔三处长坦言，“旧居变成这样我们也很心痛很着急，我们曾经牵头区文物部门一起和复旦方面沟通，希望在建党100周年之际修缮旧居。其实我们2014年就已经将文物申报为市级优秀文物，但是没有文物主体方提出方案申请修缮，我们也只能巡视提出意见，无法代行修理之责。”

　　那么如果文物主体复旦校方不修缮的话，就只能任由旧居损坏甚至灭失吗？上海申伦律师事务所马文斌律师对记者表示，现行文物法最大的瓶颈在于没有对文物破损作出定性或者可操作的标准，文物部门在此类问题中，很难根据法律去抢救。而此次市区文物部门在修缮陈望道旧居时，就处于这种十分尴尬的境地，无法作为。

图说：复旦大学邯郸校区第九宿舍角落内，三位复旦老校长旧居静居一角。新民晚报新民网 戴天骄 摄

　　复旦后勤：系历史遗留问题，修缮归复旦其他部门管

　　记者查阅相关法律法规发现，根据《文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确实应当由使用人负责修缮、保养。

　　12月3日，记者从复旦大学获悉，学校已经多次、比较讨论过旧居修缮工作的几个方案。复旦方面向新民晚报新民网记者独家透露，今后不仅将对旧居进行修缮，还考虑发挥其在经典作家思想传播、文化展示方面的辐射功能，“修缮的时间表，待文物保护部门和地区政府正式立项后即可公布。” （新民晚报新民网记者 戴天骄 李欣）

　　1975年年底，上海华东医院住进一位85岁高龄的瘦弱老人。他脸色黝黑，头发稀疏，由于双颊深凹，使原本突出的颧骨显得更加凸出了。

　　他便是陈望道，著名的学者、教育家，上海复旦大学校长，又是资深的革命家；他是《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最早的译者。早在1920年，他便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员。正因为这样，在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上，周恩来当着他的面，对代表们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周恩来的这句话，生动地勾画出陈望道德高望重的形象。

　　1977年10月29日凌晨4时，87岁的陈望道溘然长逝。

　　1980年1月23日，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骨灰盒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仪式。

　　精心翻译《共产党宣言》

　　1920年2月下旬，陈望道回到老家分水塘过春节。

　　入夜，点上一盏昏黄的油灯。他不时翻阅着《日汉辞典》《英汉辞典》字斟句酌着。他聚精会神，正在翻译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唯其重要，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要译得准确、妥切，因而翻译的难度颇高。

　　这是一本世界名著—《共产党宣言》，作者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国内正在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翻译此书乃是一场及时雨！

　　最初，戴季陶在日本时，曾买到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回到上海打算在其主编的《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便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得知此事，《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向戴季陶举荐一人：杭州的陈望道。

　　于是，戴季陶提供了《共产党宣言》日译本，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英译本（原著为德文本），供陈望道对照翻译。

　　这样，躲在远离喧嚣的故乡，陈望道潜心于翻译这一经典名著。江南的春寒，不断袭入那窗无玻璃的柴屋。陈望道焐着“汤婆子”，有时烘着脚炉。烟、茶比往日多费了好几倍。

　　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译毕《共产党宣言》，正要寄往上海。村里有人进城，给他带来一份电报。拆开一看，原来是《星期评论》编辑部发来的，邀请他到上海担任该刊编辑。

　　29岁的陈望道兴冲冲穿着长衫，拎着小皮箱，离开了老家，翻山进县城，前往上海。

　　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今顺昌路）三益里17号，住着李氏兄弟，即李书城和李汉俊。李书城乃同盟会元老。李汉俊是留日归来的青年，信仰马列主义。他和戴季陶、沈玄庐是《星期评论》的“三驾马车”。陈望道一到上海，便住进了李汉俊家。李寓斜对过的5号，陈望道也常去—那是邵力子家。

　　李汉俊不仅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精通日、英、德语。陈望道当即把《共产党宣言》译文连同日文、英文版交给李汉俊，请他校阅。

　　李汉俊校毕，又送往不远处的一幢石库门房子—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1920年2月19日，陈独秀由北京来沪，住在那里。陈独秀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懂日文、英文，又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的研究，李汉俊请陈独秀再校看《共产党宣言》译文。

　　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诞生，陈望道是8位成员之一，即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玄庐、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和他。这个小组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此后，这个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因此，陈望道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印行《共产党宣言》是当务之急。

　　陈独秀跟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议。维经斯基拨出一笔经费，在上海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在这里初版印了1000册。

　　这初版本在1920年4月出版时，竟然把《共产党宣言》印成《共党产宣言》。连书名印颠倒了，都没有发觉。这表明当时人们对于共产党极度陌生。这一印错书名的书，迄今只存两本，被确定为《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最早版本。

　　毛泽东在跟斯诺谈话时，提及“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的一本便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见斯诺《西行漫记》）

　　不满陈独秀而脱党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公推陈独秀为书记。那时，还没有委员那样的名义，遇事陈独秀常找李汉俊、陈望道、杨明斋商议。

　　陈望道还协助陈独秀编《新青年》。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面目一新，亮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旗帜。陈独秀与陈望道这“二陈”配合默契。1920年12月中旬，陈独秀离沪赴粤，就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行前，他把《新青年》编辑重担交给了陈望道。

　　也就在这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着手筹备召开中共“一大”的工作。陈望道参加了筹备工作。但一件意外发生的事件，使“二陈”反目，陈望道再也不愿跟陈独秀共事。

　　事情的经过，如邓明以的《陈望道》一文中所叙述的：

　　“正当陈望道等积极参与筹备召开党的"一大"之时，为审批组织活动经费一事，陈独秀和李汉俊发生了争执。据李达回忆说："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陈独秀复信没有答应，因此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起意见来。"不料这一争执竟牵连到陈望道身上。陈独秀曾蛮横地到处散发书信，诬称李汉俊和陈望道要夺他的权。如尚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在接到陈独秀的信后，信以为真，竟然为此感到痛心疾首，便给李汉俊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谴责信，把李汉俊、陈望道二人大骂了一通。陈望道见到施存统的这封来信顿时火冒千丈，认为"陈独秀此举实在太卑鄙了"。于是他坚持要求陈独秀对事实予以澄清，并向他公开道歉。但陈独秀不肯这样做……”

　　陈望道从此与陈独秀分道扬镳，并提出了脱离组织的要求。正因为这样，他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但是，他对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确实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中共“一大”之后，陈望道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的第一任书记。陈望道不满于陈独秀，不仅要辞去这一职务，而且要求脱党。虽然党组织派沈雁冰（茅盾）劝说陈望道无效，但陈望道明确表示“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这样，陈望道在1923年中共“三大”之后，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陈望道在脱党之后，如他所言，一直坚信共产主义。

　　经毛泽东批准成为中共特别党员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长，从1952年至1977年，陈望道是这一世界名校任期最长的校长。

　　陈望道毕竟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总希望有朝一日回到中共。特别是1956年元旦，毛泽东主席在上海会见了这位老同志，回溯往事，更使陈望道强烈地希望重返中共。

　　陈望道向中共上海市委透露了自己的心愿，中共上海市委马上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主席非常了解陈望道的历史和为人。他说：“陈望道什么时候想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来。不必写自传，不必讨论。可以不公开身份。”

　　就这样，陈望道于1957年6月重新加入中共，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入党之后，他没有公开中共党员身份。直至1973年8月，他作为中共“十大”代表出席会议，他的名字出现于代表名单之中，人们才惊讶地得知他是中共党员。来源人民网-人民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