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界的赵树理”
2013年2月21日，徐一贯的遗珠徐明亮打电话告诉我，他的父亲于2月20日7时35分与世长辞，享年99岁。我不禁黯然神伤，为自己的老首长而戚然，又为之欣然，他颐享天年，活了差不多一个世纪。于是，我发去唁电，尊称老首长为党报界巨擘。
徐一贯，山西省泽州县东沟村人，是我只隔二里路的老乡。儿时在村小学读书，听到暗传他是共党。我当小学教员时，学生（徐一贯亲戚）告诉我，他家地窖里藏有一批图书，我立即前往找出《响导周报》《中国青年》《共产主义ABC》等书籍。1945年，我到东沟镇高小读书，知道了东沟镇第三高小是晋城县（泽州县于1914年改为晋城县）最早的革命活动中心。徐在这里当过教员，并以教员身份为掩护，进行党的地下活动。
后来我才弄清楚，徐一贯青年时，曾在山西省立长治师范读书，因为组织抗日救亡宣传，被开除学籍。离校后的1936年，他到东沟镇的县立第三高小任教，解放军中将徐春阳、我的兄长韩钟魁都是他的学生。徐一贯是东沟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引导学生响应党关于“一二·九”运动的号召，到附近农村去发动民众；他订阅了上海等地的大量进步书刊，成立了新知研究会、民族革命学校，出版了春雷壁报。在徐的主持下，新知研究会开过三次会议，第一次会议，讨论中国农村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任务。1936年4月，牺盟会东沟支部成立，徐任发起人与支部负责人，带领会员，扯起大旗，与阎锡山的主张公道团团长进行公开辩论，声势浩大，唇枪舌剑，辩得那个公道团头子无法下台。
这一时期，他像高尔基那样，成为一把熊熊的火炬和临空的海燕。
1937年，革命先驱赖若愚到晋城成立中心县委，徐一贯出任县委组织委员。这年10月，他代表晋城牺盟组织出席省牺盟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归来后出任晋城牺盟会协助员，热情支持一二九师的宣传队到我区宣传。那时，我还是个五六岁的孩子，跟着宣传队的女队员在村里四处跑，记得那些女队员先是唱歌跳舞，接着就是发表演说，说得头头是道，让村里人耳目一新。
1938年6月，晋城中心县委创办《火炬》杂志，时任县委宣传干事的徐一贯，常在此刊物上发表文章。
1939年，山西发生十二月事变，晋城发生土岭事变。牺盟特派员丁文洁未及逃脱，壮烈牺牲。徐一贯正在主编《洪流报》，住在古书院特派员丁文洁和樊岗的房子里。顽军冲进院子时，徐一贯在水缸旁边，头顶一个筛子，顽军点着马灯背对着他，却没有看见他，真是九死一生。
1940年5月，中共太南特委办的《人民报》创刊，徐一贯任总编辑。1941年7月，中条山战役后，因照顾国共合作而主动撤到平顺的晋豫区干部纷纷回到岳南地区，恢复原有晋豫区版图。徐随队归来，1942年2月，《晋豫日报》创刊，他任社长兼总编辑。1943年《晋豫日报》终刊，并入《太岳日报》，徐任该报第一版编辑。1944年，到区党委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3月，当选为太岳区参议员，出席了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会议。这年初，徐得了疟疾，经治疗得到控制。4月东沟解放，6月他回到故乡，在母亲、妻子照料下得以痊愈。那时，我正在东沟抗日三完小读书，见他面黄饥瘦，身体孱弱，穿着一件棉袍子在东沟镇上行走，并在镇中间的戏台上发表演讲，发动群众，开展反奸反霸运动，把地主豪绅的气焰打了下去。那时，他的夫人潘忠民也在我们学校学习。后来我曾为他写诗一首：“故乡声名振，父兄敬佩君，初见东沟镇，棉袍裹瘦身……”
1946年，徐一贯出任《太岳新华日报》编辑部部长。1947年，陈谢大军出征晋南，大片土地获得解放。为适应形势发展和军队出征需要，他到闻喜陈家庄创办《晋南人民报》，1948年，陈谢大军南下，报纸终刊。他又回到《太岳新华日报》，当编辑部部长。1949年4月，《太岳新华日报》恢复原名《太岳日报》，徐一贯出任总编辑。那时，我刚从太岳区晋豫中学毕业，经校长樊岗介绍，到太岳日报社，当资料员，曾到徐一贯的办公室拜见他。我印象，他说话很少，表情庄重，似与人只有业务交往，而无人情交融，没有见过他开怀谈笑，更不用说幽默风趣了。
从办《洪流报》到办《太岳日报》，徐一贯高举民族解放和人民翻身的旗帜，以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启蒙群众、武装群众，促进人民的政治觉醒。在人民解放斗争中，整整跨越了一个时代。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发生巨变，人民当家作主，农民成了国家主体之一。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发出通知，要给农民办报纸，并指出这张报纸应该是“在中共山西省委领导下为山西广大农民群众及区村干部服务的通俗报纸”。
1949年8月，《太岳日报》终刊，徐一贯带领太岳日报人马，进驻太原市的新民头条一号，筹备并出版了《山西农民报》。那时我仍与刘凤岐一道从事资料工作，曾见到徐一贯、苏平、张克勤等，围着新出的第一张农民报，指指点点，兴奋异常，并郑重送到山西省委。
1950年初，报社实行紧缩，我被裁到省政府人事局接受重新分配。临行前的1950年1月25日，徐一贯赠我太岳区麻纸印刷的两本书《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斯大林论列宁与列宁主义》。我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被裁决定。
从1949年8月到1955年4月，徐一贯在农民报领导岗位上干了6年。期间，他进行了深入扎实的通俗化改革，写了篇《山西农民报通俗化工作的初步总结》，上报省委宣传部与华北局宣传部，华北局宣传部认为，“这个报告写得很好，印发给各地报社、通讯社、广播电台、杂志社学习参考”。我在那时，获得了徐编写的一本小册子，所搜入的群众语言之多可以说前所未见。
在新闻报纸思想上贴近农民和语言通俗化方面，他足可称为“新闻界的赵树理”。
1955年4月，徐一贯调到中共山西省委任副秘书长，主要从事省委文件的批阅修改。
1964年，由于长期在荒山僻野的环境下工作，加上长期夜班，积劳成疾，徐一贯常到省中医院看病，结识了中医大夫周潜川，徐同周接触，是为了用传统中医药方法治病；周同徐接近，是借重他的声名。那时正是极“左”思潮盛行时期，周被打成国民党潜伏特务，徐被打成周的保护伞，遭到撤职查办，并开除党籍。1965年后平反冤假错案，徐被恢复了党籍，但不久又到“文革”时期，可能遭罪不小。“文革”后落实政策，才到省政协当了副主席。
2005年，我与三位同学举办东沟三高同学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聚会。因为他是三高元老，我便请他为这次聚会说几句话，他热情协助，回忆了60年前的学潮岁月，并给我们以很高鼓励。
徐一贯是新闻界巨擘之一。他的两段办报最长时间，一为《太岳日报》，二为《山西农民报》。这两份报纸既是战时鼓手，又是农村号角，居功至伟。他的离去，让我们这些新闻界的同行们深深缅怀！
学者气度 战士风骨——怀念徐一贯
时间：2014-02-11 14:04 来源： 进入论坛 手机读报 我要评论
编者按：徐一贯是山西农民报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在山西农民报社工作期间，徐一贯在创办通俗化报纸方面独树一帜，享有盛誉，被称为“山西农民报通俗化办报的奠基人”。2月20日，是徐老去世一周年，我们特别组织以下文章，以缅怀这位新闻巨擘。
2014年2月20日，是我敬爱的父亲徐一贯逝世一周年纪念日。2012年12月4日，父亲病情危重，住入医院重症病房。在令人不安的日日夜夜里，我不止一次地默默祈祷，祈祷他能挺过去——他的知识和经验、智慧和能力太宝贵了，他还能为社会做些事情……
经历血与火的考验
父亲原名徐以贯，1914年出生于晋城县（今泽州县）大东沟镇东沟村。父亲从小身体羸弱，但聪颖好学，各门功课均名列前茅。在东沟学习了几年后，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西省立第四中学（今长治二中）。在学校读书之余，父亲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结识了追求进步的同学，从这里起步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
父亲上学期间，同学赵毓华对他的影响最大，在赵的启发下他阅读了许多革命书籍，政治觉悟迅速提高。寒暑假期间同学们都回家了，父亲依然留在图书馆里，义务帮忙整理书目，抽空阅读了更多的图书。他经常和进步同学交流读书体会，抒发自己的雄心壮志，鞭挞旧社会的黑暗。他的行迹引起校方的注意，对他警告和指责，但父亲依然我行我素，矢志不渝，校方遂以“宣传赤化，共产党嫌疑分子”之名将父亲开除学籍。父亲回到原籍东沟，担任了小学教员。在进步校长陈引聚的支持下，父亲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据他的学生讲，父亲讲课说理性强，论辩高屋建瓴，有吸引人的魅力，对他们的影响很大，以东沟为中心的一些村庄，一批血气方刚的青少年在父亲的引导下，走出家门，与地方封建势力面对面进行斗争，使当地贫苦农民受到很大鼓舞。1936年，抗日救国成了他们的宣传重点，上街张贴标语，组建社团，进行讲演。东沟地区成了晋城县西部的革命中心。
1937年，革命先驱邓辰西、李进奋介绍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父亲即任晋城县委农运部长，宣传部长和副书记，成为党在晋城县的中坚力量。父亲还担任晋城牺牲救国同盟会特派员，具体组织抗日救国活动。他几度往返于太原与晋城之间，及时传达上级指示，布置具体工作，圆满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1939年12月，晋城大地一片血雨腥风——国民党顽固势力肆意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在这场斗争中，父亲临危不惧、身先士卒，经历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
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上午，我到省政协老干部活动室找父亲，看见墙壁上挂满了宣传品——省政协请每一位老同志写一篇自己的革命斗争经历。我看了父亲写的那一篇，顿时惊呆了，这是父亲从未讲过的事啊，也是父亲革命生涯最值得重笔书写的一件事——1939年12月政变爆发后，父亲与县委的领导同志坚持进行抗日反顽斗争。有一天，他们在城北的一个村子开会，会后已是深夜，大家就在农民家里住下了。清晨，震耳的枪声响了起来，敌人将村子包围了。县委的同志有的隐蔽起来，有的试图突围。父亲住的那个院落，除了父亲以外，还有几个同志，敌人踢开了大门，喝令楼上的人全部出来。一位姓宋的区委书记被发现了，他从容走出来，叛军不由分说，当即将他枪杀在院子里。敌人开始搜查了。搜完一个屋子后，搜到父亲藏身的那间屋子，父亲急忙拿了个箩筐顶在头上，敌人没有发现他。当敌人去搜查另外一间屋子时，父亲急忙起身，迅速跑向敌人刚搜查过的一个屋子，就这样，父亲脱险了。父亲脱险后，辗转回到东沟稍做休整，便又赶赴晋豫边区游击支队驻地，和他的战友会合，继续投入战斗。
真是惊险呀，可以用“虎口余生”四个字来形容。当我读完父亲写的这件事后，心中油然产生敬佩之情。看着父亲已显老态的身体，我没多说一句话。
上世纪60年代，我经常见父亲揉抚右侧下肢，好像是有痛感，我便问是怎么回事。父亲这才告诉我，他在晋城县委工作时，曾有一次被敌人拘捕。当时被捕的有80多人，敌人将他们押解到一处古庙，稍做休息时，父亲趁敌人不备，逃了出来，没跑多远，敌人发现了，喝令他站住。父亲没有理会，奋力朝前奔跑，敌人开枪了，子弹“嗖嗖”地从他身边飞过。父亲不顾一切向前跑，前面没路了，一道数米深的悬崖横在面前，他想都没想，纵身跳下悬崖，因此留下了终身残疾。
创办《山西农民报》
1940年后，组织上调父亲到报社工作。他先后担任《黄河日报》《岳南大众报》的编辑部长、副总编辑和总编辑。用笔作刀枪，犀利的文章和新闻报道就像炮弹，射向敌人的胸膛。他为巩固晋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那如火如荼的岁月里，吃无热饭，居无定所，他们毫不在意，坚持出好每一期报纸是他和战友们的崇高愿望。有的同志病倒了，缺乏有效的医疗，倒在了工作岗位上；敌人进山扫荡，报社急忙转移，有几次险与敌人遭遇。有一次，父亲主动向我展示他左手掌的伤疤
（唯一的一次）。那是在一次反扫荡的转移中，父亲与敌人迎面相遇，敌人的刺刀向他的胸口刺来，他急忙躲闪，手掌被刺伤，鲜血直流，父亲忍着伤痛，拼死突出重围。1945年，上党战役激战正酣，父亲与报社的同仁辗转在沁水县的大山中。一次，父亲身患伤寒，同事用担架抬着他转移。在一条小河边，恰遇阎军向西溃逃，敌我相距很近，渡河已来不及，因我军在追赶敌军，阎军仓皇逃跑，无暇加害父亲及同事，也算有惊无险，如果真有不测的话，其后果不言而喻。
1948年，在解放战争胜利的曙光已初现时，父亲又担任了
《太岳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当时报社的编辑力量日益壮大，报纸的出版发行趋于正常。作为报社的领导，父亲的工作更繁重了。
1949年4月，父亲和战友们冒着战火的硝烟，健步进驻太原，太岳报社和晋绥报社的同志们会师了。他们齐心协力，白手起家，创办了
《山西农民报》。它与《山西日报》并驾齐驱，向读者传送胜利的捷报。父亲有十几年的办报经验，有志在办报风格上独辟蹊径，自成一格。在同志们的支持下，通俗化的办报风格逐步走向成熟，得到广大农民兄弟的赞誉，其经验亦在全国广为传播。中共华北局曾发文予以表彰。父亲两度撰文进行总结。成功的喜悦驱散了上夜班和伏案工作的苦涩，大家信心百倍，朝着更高的目标挺进。
到省委工作
1955年5月，父亲奉调离开《山西农民报》，出任省委副秘书长。从此他结束了十数年的办报生活，依依不舍地走向新的工作岗位。
到省委工作后，父亲除给省委主要领导起草文稿外，还管过信访工作，编过党的理论刊物《前进》，无论干什么工作，他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上世纪60年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一些事情有了较完整的记忆。我记得，那时的父亲特别爱看书，在省委大院的书亭里，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北肖墙古旧书店，解放路的新华书店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看书买书成了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战争年代环境的严酷和工作的繁重，父亲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医生建议离职休养。为了治病，父亲奔波于京沪两地。在北京，父亲结识了在京行医的周潜川大夫。周大夫医术高超，治疗方法标新立异。经他治疗，父亲的病有了很大好转。此时，王中青副省长（主管卫生工作）知悉周潜川人才难得，想请周到省中医研究所工作，他向我父亲说了他的想法，并让父亲代为转述，父亲答应了。约1960年周大夫到山西工作，找他问病的人很多，其中不乏党政军要人。1964年周获罪入狱，省委成立专案组，追查谁让周来山西工作，父亲如实相告。最后结论的措辞是：徐一贯推荐，王中青批准。父亲予以反驳说：我同王中青不属一个系统，批准一说不能成立。专案组也觉得措辞有破绽，即改为“徐一贯介绍，王中青同意”，据此，给予父亲开除党籍、行政降三级的处分。王中青为党内警告处分。
1964年的日子是多么难熬，父亲不停地写检查，他那支笔显得有些“笨拙”，所写检查总是不过关。在那些日子里，父亲一直以米汤汁为食，身心饱受摧残。为了排解郁闷，他开始抽烟，但这只是权宜之计。那时我心里忧闷不展，父亲却镇静如常。他嘱托把机关配置的家具搬到楼道，让公家派人搬走。我猜想，他是否认为自己不工作了，不应该再使用公家的物品？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疾风骤然刮来。一天上午，一张大字报贴在省委北楼乙字门门口的墙壁上，上面赫然写着“……限大牛鬼蛇神徐一贯5日内搬出省委，否则将采取革命行动……”，父亲见状感到着急，数次找有关领导，寻求解决办法。几天后省委组织部的一位领导找父亲谈话，他说：“省委决定，徐一贯退休，退休金按工资的百分之七十发放，遣返原籍晋城”。说走就走，省水利总队的一辆大卡车，拉着全部家当和除我母亲、哥哥之外的人，颠簸两日后，回到了晋城。那年父亲51岁。
受迫害回到晋城
在初回晋城的日子里，外调人员纷至沓来，他们让父亲回忆战争年代的人和事并写出证明材料。有些外调人员还比较客气，彬彬有礼；有的则出言不逊，他们竟对父亲大声斥责，说他是“犯过错误的人”，逼他写不实的证明材料，父亲不卑不亢，据理力争，为自己的同志和历史负责。
父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回到晋城的日子里，父亲除了读书学习还经常参加街道的政治学习，与粗通文字的老大爷老大娘在一起读书读报。他不以自己文化高而自傲，和街道上的人平等相待，耐心解答问题，遵守开会时间，从未中途退场，赢得了大家对他的尊敬。
父亲结识广泛，助人为乐。经常和父亲交往的人，有机关干部，也有工人和农民。我记得每到傍晚，家里就热闹起来，客人走了一个，又来一个，有时几路客人碰在一起，大家为此哈哈大笑。有的朋友找父亲倾诉冤情，父亲不仅耐心去听，而且动笔帮他修改材料，到了饭点，请客人与我们一块用餐。记得上世纪70年代末，山西日报社老干部原斌同志在晋城下放，有一次他有事要找父亲，那几天父亲正巧不在城里。原老急不可待，不顾自己60多岁的年纪，翻山越岭骑行近20公里，到东沟面见父亲。可谓相交至深啊！我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父亲在抗日根据地担任党报总编辑时的老房东，从沁水风尘仆仆来到太原看望父亲。时间已过去40余年，他们居然互相认得对方，可见老百姓和报社编辑人员感情之深厚。
每当父亲回到东沟小住，村里的乡亲闻讯而至。没有什么好招待的，“战斗”牌、“友好”牌是他们常吸的香烟，品味家乡甘甜的井水，令人感到乡情浓浓。有的人谈国家大事，有的人谈家务琐事，有的人请父亲解答问题，其乐融融，难以言尽。回想起来让人感到父亲有魅力，有亲和力，更有宽广的胸怀和炽热的感情。
重返工作岗位
1980年6月，省纪委报请省委同意，将给于父亲的处分改为“留党察看两年，恢复原工资级别”。父亲恢复工作后，担任省政协副秘书长，还担任省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父亲有着渊博的历史知识和超强的古汉语运用能力，但是他没有掉以轻心，面对新工作他借来大量的书籍，诸如山西通志，各地的旧版县志，足足堆满了写字台，除了睡觉，他几乎不曾离开写字台。功夫不负有心人，一篇篇见解深刻的论文脱稿了，同行们予以高度评价。父亲取得了对新工作的发言权。
1981年的春节令人难忘。别人都在额手相庆，我和父亲却蜗居在办公室里，读书看报，料理琐事，若不是窗外喜庆的炮声，还以为是普通的工作日。
1982年，在汾阳县召开的部分县市地方志主任会议上，父亲忘却了疲倦，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向到会者讲解地方志的源流、编写方法，使与会者受益匪浅。会后，大家不约而同地说：“徐一贯真有水平”。
也是在这一年，朔州市有一位名叫高海的中学教员写了一本《地方志编纂入门》的书稿，送来请父亲审阅。父亲初读后，觉得这部书稿很有价值，决定向全省介绍。父亲认真修改这部书稿，同时发出征订启事，书出版后在全省方志界引起较大反响。不久，省外方志界也获得信息，纷纷汇款订购，一时间省地方志忙着封包、发书，通过邮局和铁路把书发往全国各地，对全国的地方志工作做出了贡献。
高海同志功不可没，父亲说他只是做了分内的事。此后，高海和父亲建立了友谊，经常和父亲切磋学术问题。他称父亲为“徐先生”，可见他对父亲学术水平的敬重。2010年夏，高海和其同事完成了《朔州通史》的出版，到太原给父亲送书，但因父亲身体欠佳，两人未能相见。
父亲一生坎坷多难，辛苦备尝，他的熟人对他刮目相看。他的老战友、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董谦曾书写条幅，词曰：“太岳报界一支笔，坎坷多难志不移。”由衷地赞扬了父亲的工作能力、不平凡的际遇和意志品质。
父亲1965年受处分后，被通报全党，时任解放军某部干部的陈又新曾对我说，“我在部队看到了党内文件，对你爸爸的处分太重了”。
父亲被处分使他
“名声大噪”，山西“徐一贯”名字不胫而走。他的熟人对此忧心忡忡，怕我父亲承受不住压力。况且“文革”伊始又被赶回原籍达十五年，吃了不少苦头。1980年父亲返回省城时，不少人对他仍能保持较好的身体状况表示钦佩。记得那年夏天的某日，我陪父亲到省文联儿童文学作家郝丁家造访。郝先生见到父亲不免吃了一惊，缓过神来说：“呀！我以为你早就不在了！”说完，他们开怀大笑。当时的场景，令我非常感动，至今记忆犹新。
离休后不辍工作
父亲是1983年离休的，那年他68岁。有的县市的地方志机构敬佩父亲的学术水平，聘请他当顾问，还经常到家请教，他都热情接待，使来客得以满意而归。
也是在1983年，周潜川得到平反。不久，省纪委报请省委同意，将1965年以来所给于父亲的处分予以取消。至此，压在我们身上的那块大石头终于被掀翻了。
父亲离休后，生活平静而有规律：早上去公园活动；早饭后看中央电视台的国际频道节目；有时到附近的书店转一转。居家多以看书写字打发时间。
上世纪80年代，党史资料的征编工作蔚成高潮，但一些鱼龙混杂的史料纷纷出笼，尤其是晋城县的一些史料令父亲惴惴不安。他觉得趁现在记忆力尚好，应做些工作，把那些错讹的史料纠正过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有一次，他看到一份材料上对老同志史景班（已故，曾任昆明军区副政委，少将军衔）有污蔑不实之词时，他怒不可遏，立即告诉史将军，并向有关部门反映，迅速纠正了错误。
1995年4月，当年太岳区的几位老同志酝酿写一篇回忆录，纪念沁源围困日军50周年，该文长达万余字，并计划在《山西日报》上发表。稿件送到父亲处后，他悉心批改，中肯地提出修改意见。他虽不是第一执笔人，但同样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父亲觉得他是太岳解放区的一名战士，有责任把当年的历史呈现给读者。
我还记得，一位日本青年学者来晋搜集日军暴行罪证，父亲作为见证人，痛诉了自己亲睹的侵华日军残杀中国人的场面。他的记忆清晰，讲述时声情并茂。当时我坐在父亲身旁，耳闻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令人发指，惨绝人寰。那位日本学者神情凝重，快速地记录着父亲的原话。会见结束后，他向父亲表示感谢并赠纪念品。
父亲年过九十岁以后，依然照例参加省政协的各类会议，虽然他发言不多，但总是在侧耳专注倾听他人的发言。有时一些活动在室外进行，父亲不避年高，拄个拐杖站立好长时间。每当在电视上我看到父亲的身影时，莫不为之喝彩和感动。
父亲离休后，在弘扬中华传统医学方面颇有建树。父亲长年患病，边治病边研究中医药典籍，从而学有所得。他在医疗体育方面很有造诣，上门请他指导的不乏其人。记得2005年的一天下午，我陪同他到山西大酒店，为外国习练者演示健身功。父亲微闭双目，轻舒双臂，神、气、形有机结合，成功地进行了演示，博得了外国友人的赞誉。场内掌声不绝于耳，大家合影留念，父亲还签名题字，场面格外热烈。
父亲德高望重，外国友人慕名而至。省政协的家里曾接待过外国友人。父亲为增进中国同外国人民的友谊献出了绵薄之力，说他为称职的使者亦不为过。
我记得，父亲对他的学术研究成果极为重视。2006年的一天，他把此前撰写的《古代人才学——刘昭（人物志）评介》一文交给我，希望在社科类杂志上发表，我满足了他的要求。原稿上父亲的批改依然历历在目，我已妥为保存作为永久纪念。
2007年以后，父亲由于年事已高，体力衰退，基本上不再写作，但他仍保持着敏锐的思维。2009年《山西农民报》庆祝创刊60周年，作为首任社长兼总编辑，他嘱托我代写贺词表示心意。我写好后，父亲仔细看过后说：“可以”。这是父亲一生最后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几十年来，他用那只笔写了许多的诗文，其中不乏贺词、楹联，真实记录了他的聪颖和睿智。
2011年以后，父亲只要身体许可，他便端坐在写字台前，即便是随意性地抄录，那支笔依然书写自如——这不是一支普通的笔，它令敌人心惊胆战，而大众所欢迎和赞美的笔。
时光荏苒，转眼一年过去了，但我对父亲的思念却与日俱增。
敬爱的父亲，你虽然与我们永远地离别了，但你的业绩、风范和革命精神将牢牢地镌刻在我们的记忆中。
【附】追思绵绵，感恩未绝。特此吟哦七言歌行寄情，叩请先父笑纳。
咏赞先父
敢遣憎爱注笔端，
晋豫奔波苦作餐。
呼唤学子驱倭寇，
武装农友斩敌顽。
驰名报界功为著，
崇尚忠良心自宽。
七秩党龄堪称颂，
直书史册后人传。
2014年2月
徐明亮
与徐一贯共事的那段日子
时间：2013-07-16 15:41 来源：山西新闻网 山西农民报 进入论坛 手机读报 我要评论
自从获悉徐一贯老先生去世的消息，徐老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就不时浮现在我脑际之间，总觉得徐老还活在我们中间，他还是那么亲切，那么平易近人。
认识徐老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徐老担任新组建的山西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而我在长治市地方志办公室从事编辑工作，一来二去我们就认识了。后来，由于工作关系，徐老来长治市指导地方志编纂工作次数的增多，我们之间接触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了，向他请教地方志编修方面问题的次数也更多了，每一次他都是不厌其烦，耐心地回答我提出的每一个问题，直到把问题说透为止，末了总是谦虚地说：“我说的不一定正确，有问题拿来，咱们共同磋商解决。”
徐老为了提高我们编修地方志的信心，每次来长治都告诫我们：编修方志虽工作新、难度大、困难多，但只要决心大、肯学习、勇实践，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渡不过的难关，以提升我们战胜困难的信心。同时，徐老为了尽快提高编修人员的业务水平，使他们尽快适应工作的要求，组织多次学习班，除了请省内外专家授课外，他不顾年迈和身体不适，亲自准备讲义，登台授课，讲解修志的重要意义，和编修地方志的方法，以及如何搜集资料、运用资料。他常说：“地方志是以地区为中心，记载某一地区有关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方面之历史性资料，即所谓“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兼及人事”之“历史与现状”，所以更有
“一方古今总览”和“博物之书”的说法。因此，编纂长治市志是一项繁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要求全面了解与掌握反映长治市历史与现状的各方面资料，更重要的是要学会运用这些资料，把它提炼成反映长治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与原理的文字。为此，他亲自为我们列出搜集资料的提纲，详细地把搜集资料的范围、内容和如何抢救口头资料等要求书写打印出来，发给每一个编辑。同时他还先后召开各县、区地方志编修人员座谈会，研究编纂工作中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对市属县、区写出的初稿，他都要反复批阅，斟字酌句地修改审定，然后根据出现的问题对编纂人员进行针对性的指导。
有的时候，徐老还从编写纲目到全篇布局，甚至于措词用句、资料编排都一一过问，提出自己意见。对我印象最深刻，至今令我难以忘怀的是他对修志工作的那种特殊感情和对修志工作到痴迷的工作态度。记得他在编辑《山西修志工作者的论述修志工作的体会与认识》一书时，编选我的一篇关于《把握特点，编好长治市志》的文章，他多次约我到太原向我提出文章的修改意见。他往往为了一个小问题，一个句子都要反复推敲，甚至于一个标点符号都一一给予纠正。为此，他有时候要工作到晚上10点多。基本定稿之后，他还约我到太原对文章又进行了最后的敲定。
徐老对修志工作的满腔热情令我们感动，此外，还有一点也令我们非常感动，那就是对我们这些修志人员的关怀和呵护。由于当时地方志办公室没有正式编制，是临时机构，他只乎每次来长治都要找主管地方志的市领导，要求尽快落实编制“不要因参加修志影响他们入党、提干。”同时，还向市领导提出：“要关心爱护修志工作同志，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条件。”
现在徐老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满腔热情的工作态度和从不争名、争利、争权、争位的做人风格，以及清正廉洁、勤劳节俭的好作风永远值得我们怀念，永远是我们学习好榜样!
安息吧，徐老。（徐一贯系山西农民报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
本报讯
（记者柴俊杰）“驱倭寇斗敌顽办报刊凶险艰辛皆置外功业煌煌有口立丰碑；读群书擅著述勤助人严谨坦诚终无悔事迹赫赫任君写华章。”山西农民报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徐一贯同志因病于2月20日在太原逝世，享年100岁。
1914年4月5日，徐一贯出生于泽州县大东沟镇东沟村。他16岁考入长治省立四中，后入长治师范学习。在校期间，他订阅了大量进步刊物，学习革命理论。1936年冬，徐一贯在太原加入牺牲救国同盟会，成为晋城县最早的牺盟会会员。1937年上半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2月，任中共晋城中心县委委员、组织部长，并兼任中心县委农运部长，1938年任中共晋城中心县县委副书记。
1939年山西
“十二月事变”后，徐一贯积极开展党报工作，历任《人民报》代总编辑，《光明日报》《岳南大众》《晋豫日报》《晋南人民报》社长、总编辑，《太岳日报》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徐一贯为《山西农民报》首任社长兼总编辑。1955年5月，徐一贯调任中共山西省委副秘书长。“文革”伊始，被责令“退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出任山西省政协副秘书长、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1983年离休。
在山西农民报社工作期间，徐一贯创办通俗化报纸方面独树一帜、享有盛誉，被称为“山西农民报通俗化理论的奠基人”。他于1951年4月14日撰写的《山西农民报通俗化工作的初步总结》，受到了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的通报表扬，并向华北各省市转发了他的这篇文章。1952年他又发表了《山西农民报创刊两年来我在通俗化方面的经验》一文，并将通俗化的写作方法概括为
“活人活事活道理”。徐一贯同志通过实践概括出来的通俗化办报经验成为《山西农民报》的特色和灵魂，并被历届农民报的编辑人员所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