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雅的俄华学者作家翻译家——白嗣宏
文/高关中
2015年07月11日，星期六
（德国汉堡）
白嗣宏老师，我久闻大名，《外国抒情小说选集》十二卷和欧华作协纪念文集《迤逦文林二十年》就是由他主编的。这次在巴塞罗那举行的2015年欧华作协年会上终于得以一瞻风采：一幅儒雅学者的形象，为人和蔼可亲，而且学识渊博，学问高深。他在大会上作了主题演讲，与大家分享了在俄罗斯华文创作的体会。会后，通过E-Mail邮件来往，我阅读了他的一些作品，这才了解到白老师是俄罗斯文学、俄罗斯戏剧、俄罗斯国情三方面的研究专家，华文报刊专栏作者，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作家、翻译家。
留学苏联
白嗣宏1937年生于上海,籍贯河南开封。他的父亲白贯周出身于商人家庭，毕业于立信会计学校，该校是中国现代会计教育的发源地之一，1928年由被誉为“中国现代会计之父”的教育家潘序伦创办。白贯周抗战前就参加工作，当时在中国银行灵宝打包厂家（棉花）工作。灵宝古名弘农郡,是汉唐时代的一个郡，位于长安洛阳之间，古时的函谷关所在，相传老子在那里写下《道德经》。白嗣宏的名字,即有继承弘农的意思（宏弘通假）。他10月出生，抗战已经爆发，随父母逃难到兰州、西安、宝鸡，最后在宝鸡迎来抗战胜利，那时他已上小学二年级，回沪时还能说一口陕西话呢！父亲白贯周曾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母亲赵雅德，师范学校毕业，但未参加工作，在家相夫教子。白嗣宏的外祖父是冯玉祥的安徽老乡，跟随冯玉祥到河南，曾任冯的兵工厂厂长，以所制大炮闻名。
1950年白嗣宏考入上海的市东中学，这时迎来了时代的巨变。在那火红的岁月，苏联是中国的镜子，照出中国的希望。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初，举国上下，都有一种难掩的兴奋之情，认为今天的苏联，就是明天的中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是中国的共识。多少年轻人，着列宁装，穿布拉吉，读苏联的励志书籍，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等等，梦想到苏联学习，要发现通往社会主义天堂的秘密。
1952年白嗣宏初三时，与几位同学自发组织起来，课余就学于上海市中苏友协开办的俄语广播学校。自己每天听广播，做作业，函授考试。他说当时并没有什么雄心，只是在时髦和求知欲的鼓动下，追随潮流，多学点知识而已，谁知学俄语竟然决定了他此后的人生。
1955年高中毕业,
白嗣宏一举考取留苏预备班，幸运地成为令众人羡慕的祖国骄子。他到达北京俄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报到。第一件事就是分班。同届同学有1000多人，分成许多小班。没学过俄语的分在第一班，然后按俄语水平依次分班，他的测试成绩竟然进入第64班，相当于中等水平。同班同学都在中学读了6年俄语，而白嗣宏只有3年自学，能同堂受教，这是多么地不易。
在留苏预备班学了10个月。结业之后，校方宣布即将公布各人的留学专业和学校名称。按照当时的做法，大家一致表态，听候国家指派。出乎意料，分给白嗣宏的竟是学习哲学系的“辩证唯物主义”专业。他原是按理科考试的，分配学哲学实在令人费解。学校的解释是，“你的入学成绩说明你能学理科，也能学文科，因此学习高于文理两科的哲学非常合适。”这顶高帽子决定了白嗣宏的专业。
1956年8月8日白嗣宏乘坐火车北京——莫斯科专列奔赴苏联首都，穿越西伯利亚，7天7夜的旅途，专列缓缓驶入莫斯科的雅罗斯拉夫尔车站，终于看到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
但莫斯科只是转车点。白嗣宏最终到了基辅，即今乌克兰首都，当时是苏联第三大城市。他进入红墙围绕的基辅大学，哲学系的学业就这样开始了。一个学年还没有读完，突然接到转学的通知。表面原因是基辅大学将用乌克兰语授课，中国留学生没有学过乌克兰语。令人奇怪的是，不仅转换学校，而且要转换专业。事后才知道，真实原因在于当时正好开过苏共20大。
苏共20大结束当晚，即1956年2月24日，赫鲁晓夫作了一个揭露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从报告揭示的情况来看，斯大林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权力没有任何约束。他大搞肃反清洗，其中第17大选出的139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就有98名被逮捕和遭枪决，列宁遗嘱中提到的6名领导人，除斯大林外，其他5人均被处死或暗杀，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科夫。网上搜索百度百科斯大林条目记载，1937-1938年被称为“大恐怖”时期，130万人被判刑，其中68.2万人被枪杀。红军中有4万人被清洗，其中1.5万人被枪决，包括5名元帅中的3人，16名集团军级将领的15名，67名军长中的60名。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消灭了富农阶层，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结果破坏了生产力，造成大饥荒，据保守估计，从1932年到1933年，仅号称欧洲谷仓的乌克兰就有220万人被饿死。整个苏联饿死者据估计在600至1000万之间。
就这样，赫鲁晓夫通过批判个人崇拜开始了苏共民主化的进程，而当时中国仍把斯大林捧为“伟大领袖”，认为苏联搞的是偏离马列的修正主义，即“变修了”，中共与苏共开始分道扬镳。总不能让白嗣宏他们学一套修正主义回家吧？何况他们是专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培养的专业人才，而该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负有中央智囊的任务。
当时哲学系的留学生们有两个选择，要么去莫斯科大学读历史系，要么去列宁格勒读语言文学系。白嗣宏高中曾有过读中文系或者戏剧文学系的念头，这时又冒了出来。加上几位学长的劝导，于是他随他们一起到列宁格勒大学语言文学系俄国文学专业。就这样，白嗣宏走上了正轨学习文学的道路，决定了自己的一生。
大二期间，按教学大纲规定，需要写学年论文。这时正好学到俄国19世纪文学。屠格涅夫（1818-1883）是白嗣宏从小喜爱的俄国作家。一部中篇小说《阿霞》更为激动人心，正好选做论文题目。小说叙述富有的年轻人“我”，遇到可爱的阿霞姑娘，渐生情愫，但因阿霞是私生女而不敢去爱。白嗣宏读的时候一再为女主人公阿霞追求爱情的精神倾倒。这时，他又读了车尼尔雪夫斯基（1828-1889）评论《阿霞》的文章《幽会中的俄国人》，更深一步看到男主人公在爱情面前的怯懦，看到俄国男人在面对现实时的无能。白嗣宏就在学年论文里大大发挥，把男主人公指责了一番。这篇充满激情的论文，竟然在俄国同学里，特别是在女同学里得到共鸣。她们互相传说，说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写了一篇如此如此的论文。
大三时，白嗣宏认识了他现在的妻子，一位非常美丽的俄罗斯姑娘，名叫奥莉嘉，学印度梵文。他俩是同学，但专业不同。她竟然也知道这篇论文，还说正是这篇论文给了她最初的好感，最后成就了他俩的百年之好。有趣的是，第一次约会时，白嗣宏在公园的长椅上等她，手中一卷苏联抒情小说作家帕乌斯托夫斯（1892-1968）的作品，给她留下了至今难以忘怀的印象。她时常谈起，正是这本书打开了她的心扉。如今他们相濡以沫，同甘共苦，携手度过了50多个年头。正如白嗣宏所说：“文学给了我生活，给了我至爱”。
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活，相当清苦，也相当单纯。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夜总会，也没有蹦迪。只是上课，读书，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看戏，当然还有每周规定的政治学习。读书的条件非常好，从校系两级的图书馆，到科学院社会科学图书馆到著名的圣彼得堡公共图书馆，都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大学离涅瓦大街不远。这条街上的政治图书馆倒是白嗣宏经常去的地方。因为那里人很少，环境幽静，借书方便。许多俄国文学原著和译成俄文的欧美文学作品，随着教学大纲的要求，按部就班地阅读，积累了许多文学知识。作为与文学关系密切的艺术、美术、音乐、戏剧，也都源源不断地填充他那饥渴的知识大坑，为日后的文学生涯铺垫了扎实深厚的基础。
那时正是后斯大林的第一轮民主化高潮。解冻文学正在开始发挥威力。白嗣宏那批留学生，都不到20岁，天天遇到一些新鲜事物。苏联同学生活在自己的国家里对这些事当然更为敏感。不断向他们介绍一些故事，哪些老师是名家，哪些老师刚从流放地来，哪些老师刚得到平反就返校教书，哪些老师是顽固派和教条主义者，哪些老师专与学生作对，哪些老师又是如何潇洒倜傥。有些文坛掌故，更是听来有趣。一些名作家到学校来做报告或者会见大学生，都是生动活泼的生活之课，只有在留学中才能得到的独厚。文学不仅在书本之中，还在生活之中，果然是至理名言。
五十年代的中国，刚从百年屈辱与战争的废墟走过来，对苏联所强调的公平正义社会的追求，有强烈的认同感，他们认同计划经济的强大威力，也对苏维埃体系在二战击败纳粹德国，不胜仰慕。但斯大林死后“去斯大林运动”的披露，已使不少敏锐的中国心灵警惕，不仅看到苏联政治的变幻，也看到斯大林时代那种令人发指的整肃与血腥。原来建立一个理想社会主义的社会，中间要经过这么多的斗争与痛苦的折磨，也有那么多的扭曲人性与牺牲人命的代价！？
一九五七年，正是白嗣宏去列宁格勒大学的那年，中国掀起了狂飙的反右运动，林昭﹑林希翎等被斗下来。在异国的校园里，这位来自上海的留学生，感受到政治运动的变化，比舞台上的想象还要戏剧化。
更戏剧化的是中苏开始分裂。当白嗣宏和他的俄罗斯女同学谈恋爱如火如荼之际，也是两国在意识形态争议如火如荼之时，但白嗣宏的罗曼史比舞台上的爱情更轰轰烈烈，他不顾中苏分裂的政治逆境，将自己的爱情成为世界的核心，他和他心爱的俄罗斯女子结婚，也是和他所心爱的俄罗斯文化结缘。
主编《外国抒情小说选集》 十二卷
1961年白嗣宏在列宁格勒大学毕业，离开留学五载的苏联，携带俄罗斯妻子回到中国,走上工作岗位。由于他的“特殊情况”，不但不得进入智囊单位工作，甚至不能留在北京上海。他被分派到安徽合肥教书，在安徽艺术学院戏剧系工作，太太教俄文。两年后调到合肥师范学院艺术系。1970年白嗣宏又到安徽大学任教。
60年代初，安徽刚刚熬过大饥荒，根据中监委调查组组长李坚在安徽所做的调查报告（见《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9月23日出版的总第629期），那几年安徽饿死300多万人。白嗣宏回忆说，60年代合肥每个大人，每月凭粮本供应25斤米面杂粮。肉蛋蔬菜也极缺，不仅生活困难，而且在精神上受到种种的政治磨难。他初试笔耕，１９６２年发表了作品，次年就被戴上了“名利思想”的资产阶级的帽子。几乎无法搞他所钟情的苏俄文学研究，只翻译了几个剧本。文革一开始他就被扣上了“四条汉子走卒”（四条汉子是指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所谓“文艺黑线”代表人物）和“修正主义徒子徒孙”的大帽子。文革后，白嗣宏所在安徽大学的干部告诉他，剧本《伊尔库茨克的故事》译稿塞进了他的档案，作为“修正主义”罪行的证据，真叫人哭笑不得。
文革期间，白嗣宏作为与敌国通婚的分子，成了被批斗的靶子，被诬蔑为“苏修特务”和“叛国分子”。那时全国都陷入到激烈的武斗中去，安徽省也不例外，白嗣宏的学生为他担心，就劝他去黄山脚下避一避，所以他们就去了那里。可是不久，武斗的风气也蔓延到了那里，他的学生就安排他们一家上山，住在山上的宾馆里，那里只有两个人，一个保安，一个厨师，非常地清静，所以正当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之时，白嗣宏和他的太太以及三岁的儿子却在山上天天欣赏美景。待过了一个多月，武斗风过去了，他们一家人才下山，总算躲过了一场灾难。
回国蹉跎多年，白嗣宏成了文学主流之外的人，只有教学之份。然而基本功在身上，对文学的崇敬又是无法禁止的，一旦有机会自然会爆发出来。十年青春葬身在各种政治运动的底层。只有在“文革”浩劫之后，文学才真正回归到人间，回归到白嗣宏身上。这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和介绍工作的人，才被摘去“崇洋媚外”的帽子，重新鼓起创业的热情。
文革结束时白嗣宏在安徽大学工作，不久提升为外语系副教授。他虽说已届不惑，但却被自己心爱的文学迷住了。写评论，翻译小说和剧本，忙得不亦乐乎，在省内和全国开始有了影响。在省里当选为文学学会的副秘书长，承办全国欧洲浪漫主义研讨会，参加各地的讲学活动。作品不断在全国主要出版社出版。安徽文艺界的一些知名前辈，陈登科（安徽作协主席），江流，苏中，公刘，那沙，同辈的胡晓秋，都非常关心和支持他的文学活动。80年代初陈登科、江流推荐他参加中国作协；那沙、胡晓秋推荐他参加中国戏剧家协会，诗人公刘在大小会议上为白嗣宏呼吁，把他这个文学体制外的散兵推入时代文学复兴的大潮流。
作为散兵，研究的对象也就自由得多。为了批判极左的文艺思潮，白嗣宏选编了《无产阶级文化派资料选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他希望中国的文艺真正做到百花齐放，借研究苏联文学中的一些现象，引以为鉴。苏联文学在整个苏联社会漫长的民主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非主流的思潮。正是这些思潮使苏联文学有别于当时的中国文学。人道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正是中国文学复兴中可以参考借鉴的东西。该书荣获“安徽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白嗣宏是一个浪漫派，所以对浪漫主义文学情有独钟。一旦有了机会，就猛冲而上。在别人一蜂窝研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流文学时，他则在研究浪漫主义文学。主要成就是主编出版了《外国抒情小说选集》十二卷，这套选集至今仍享有读者，数十万册在读者手中和各大小图书馆藏书之中。
提起主编这套书，白嗣宏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七十年代末的一天，安徽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青年编辑江奇勇，通过安徽大学的朋友找到他，表示出版社对外国文学作品很有兴趣。当时白嗣宏担任安徽省外国文学研究会的秘书长和中国苏联文学研究会的理事。他学的专业就是苏俄文学，所以一拍即合。
江奇勇向他介绍了中央有关部门关于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新精神。本来，介绍世界文化的宝库，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经典作品，反映外国生活现实的作品，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在毛当政的时期，外国文学出版的口子极小，控制极严，生怕外国思潮流入国内。泱泱十亿大国，只有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两家可以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地方出版社根本没有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权利。改革开放路线，给中国的出版事业带来了春天，地方出版社蓬勃发展，为安徽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创造了最佳时机。出版社的领导和文艺编辑室，抓住了这个时机，令人钦佩。从白嗣宏个人来说，能有这样好的机会大展宏图，发挥自己的文学研究专长，不能不说是“天赐良缘”。
但是安徽没有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历史和经验，没有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的队伍，既要出版高质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又要创造很好的经济效益，又要在全国众多的地方出版社中脱颖而出，确实要费一番心血。两人就在安徽大学126楼的一间斗室里，策划外国文学作品的出版计划，提供给领导决策。经过良久商讨，确定要搞出自己的特色，抢在别人之先，才能不至于湮没于群龙之中。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有好选题，其次要有良好的译者队伍。在选题方面，当时苏联文学刚刚开禁。过去很多被套上“修正主义”的作品，并不实事求是。读者对当代苏联作品抱着很大的兴趣。文革之前和文革之中，所谓内部书，很受读者关注，如《多雪的冬天》、《州委书记》这些书，曾经走遍全国。的确，当代苏联文学有很多感人的作品，无论立意，还是艺术技巧，都有不少值得借鉴的东西。经过白嗣宏的推荐策划，该出版社出版了《当代苏联文学》丛书。这个选题，陆续出版，在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包括贝科夫的中篇小说《一去不回》。当时出书任务紧迫，白嗣宏邀请精于译事的老朋友王诚朴（曾在苏联进修）和柯友新合译。译者名辛洪普即从三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即新（辛）、宏（洪）、朴（普），这本书一版就印了7万多册。可见文革过后中国读书界的饥渴。
接着，白嗣宏策划出版更大规模的丛书《外国抒情小说选集》。他亲自撰文《外国抒情小说简论》作为代序。文中阐述了抒情文学的含义，介绍和梳理了世界抒情小说的历史和发展状况，并说明了该丛书选择作品的标准。这套书的宗旨，正如他在全书的代序《外国抒情小说简论》中所说，“《外国抒情小说选集》就是设想把世界各国、各个流派、各个时期的抒情小说介绍给读者。一方面，使读者能够了解外国抒情小说的过去和现状，从中领略一些美的感受；另一方面，使文艺工作者能够了解外国抒情小说的艺术特点，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东西。”
这套书是中国国内的首创项目，大受读者欢迎。以往中国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选集，如郑振铎先生主编的《世界文库》，是综合性的选集。《外国抒情小说选集》则是以体裁和风格为主题选编的，这在当时是独一份。日后出现的《世界心理小说名著选》，就是这一类选集的后继者。白嗣宏主编了十二巨册《外国抒情小说选集》，从1982年到1987年，出版了十一册，先后出过三版。第一卷《茵梦湖》头版印量就达78000册，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
我们看看，白嗣宏究竟选编了哪些作品：《茵梦湖》卷，以德国名家施托姆（1817-1888）的名著《茵梦湖》为书名，实际上还包括美国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等作品，共7篇小说，475
000字，厚达五六百页。其他各卷也是如此，以某一名作为书名，实际包括多位作家的七八篇小说，约50万字左右。如第2卷以日本森鸥外（1862-1922）的《舞姬》（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之作）命名，共7篇小说。第3卷以匈牙利作家约卡伊（1825-1904）的《黄玫瑰》命名，共7篇。第4卷以法国作家纪德（1869-1951）创作的《田园交响乐》命名，共7篇。第5卷《牧童与牧女》，包括苏联作家阿斯塔菲耶夫（1924-）等人的6篇小说。第6卷《魔沼》包括法国女作家乔治·桑等人的6篇小说。第7卷《红帆》包括苏联作家格林（1880-1932）等人的7篇小说。第8卷以日本佐藤春夫(1892-1964)作品《都会的忧郁》为名，收9篇小说。第9卷以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的小说《魂断威尼斯》为名，收8篇小说。第10卷收入苏联卡扎科夫（1927-1982）所作《蔚蓝的和湖绿的》等7篇小说。第11卷收入挪威汉姆生（1859-1952）所著的《牧羊神》等7篇小说。第12卷名《路加之谜》，待出。
白嗣宏说，他主编这套丛书的灵感来自于中学时代阅读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这套书出版后影响巨大，前后出过三版。到现在已有二十年，成了珍版，甚难求得。至今还有一些国内外读者见到白嗣宏时，津津有味地谈起这套书。许多人还记得，这套书在电影《牧马人》中一个知青驻点“新到图书”的告示里出现。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不久，读者渴望能有真正的文学作品和非政治性文学的书籍品读。这套书应运而生，恰逢其时。
《外国抒情小说选集》这套书总共选收80多部抒情小说（主要是中篇小说），共约590万字，迄今已印刷38万7千册。这些小说涵盖了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名家和名著，极富代表性。从中可以看到白嗣宏深厚的文学功底，他不仅慧眼识珠，而且具有全球视野。能主编这样一套巨著，真的是不简单。可以说，这套十二卷丛书是白嗣宏一生文学活动中的一座丰碑。
除了选题以外，组织译者队伍是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由于历史的原因，安徽没有形成自己的译者队伍。白嗣宏他们当时定下的方针是，从多处着手。一是争取老一代翻译名家参加安徽的外国文学出版工作，求得他们的支持。中国现代著名译家，施蛰存、韩侍桁、草婴、张友松等，都热心赐稿。二是争取外地中青年译者参加这项工作。北京的柳鸣九、吕同六、钱善行、吴元迈、叶廷芳、郑克鲁等，外地的中年译家，冯春、夏仲翼，都将自己的佳译送交安徽出版。三是培养本省自己的译者队伍。安徽的中年翻译家力冈、柯友新、王诚朴，安徽大学外语系毕业的青年译者郑海陵、林之鹤、沙端一，都曾发表文学译著。这套大型文学书籍可以说也为中国文学翻译者们提供了一个大展身手的舞台。
白嗣宏本人更是翻译俄文的高手，《外国抒情小说选集》第一卷《茵梦湖》中就有他的译作《玻璃师》（巴乌斯托夫斯基著）；第八卷《都会的忧郁》中则收入他的译作《妖怪》（雷特海乌著）。
他还根据俄语本翻译了德国作家雷马克（1898-1970）名著、长篇小说《三伙伴》。《三伙伴》是他上大学时最喜爱的作品之一。这部译作成了雷马克的《三伙伴》在中国的首译本。他回忆说：“当时是带着感情去译的，花了半年业余时间译成。译者名用笔名石公，寓意坚持自我本色，顽石一块也，这个笔名用得不多，但入正式用名之一。”
《三伙伴》一版就印了５万册，深受读者欢迎。
白嗣宏还翻译了苏联作家潘诺娃（1905-1973）的长篇小说《一年四季》，苏联作家格拉宁（1919-）的《同名者》，以及小说集《现代传奇——雷特海乌小说选》、《苏联文艺集锦》等。迄今他的小说译作达２８种，共160万字，印行达３０万册，在文学爱好者中有广泛的影响。
白嗣宏还写文学论文、译文，作品达２０种，包括《评法国现代派小说》、《缪斯巡礼》、《列宁格勒的九天》等，总共约70万字。在翻译介绍俄国和苏联文学作品时，他还就单项著作和作家写了不少评论，都是尽力从人性，从文学的普世价值从发，提供思考材料。1988年起白嗣宏被聘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2000年他被莫斯科国际名人传记中心授予“20世纪名人”，并列入《新俄罗斯文学世界－百科辞典》。其实在大陆多年前他已列入《中国作家词典》和《中国翻译家词典》。2013年，白嗣宏把他多年来俄苏文学的评论文章和研究成果精选23篇，结集在香港出版了《文学评论集》。
研究俄苏戏剧的首席
白嗣宏留苏学俄罗斯文学专业，在三年级选择学习和研究方向时，挑选了苏联戏剧文学。一是因为他从小喜欢戏剧，中学时阅读了大量戏剧方面的书，对中国的古典剧本和京戏剧本更是如痴如醉；二是留学生中专学苏联戏剧文学的人极少，这是一片大有作为的领域。为了加强戏剧研究的基本功，他还到列宁格勒戏剧音乐电影学院旁听戏剧学系的专业课，并领到了戏剧专业学生免费观摩各剧院演出的观摩证。大学的毕业论文题目就定为《现阶段的苏联戏剧文学》。从此他与俄苏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
可是，白嗣宏毕业回国后有很长时间无法从事自己喜爱的专业。文革前他曾短暂参加过中国戏剧家协会外国戏剧研究室的工作，主要是研究苏联戏剧的情况和翻译苏联戏剧理论与剧本，印象最深的是剧协几位前辈的指导与爱护。老戏剧家葛一虹、老翻译家蔡时济、苏联戏剧问题专家赵鼎真女士和中戏王爱民教授、欧洲戏剧问题专家萧曼女士，把他这样一个初出校门的毛头小伙子引入了中国戏剧界研究外国戏剧的中心。在他们的指导下，除了理论研究与翻译外，白嗣宏还译出过三个剧本《五个黄昏》、《欢度白夜》和《伊尔库茨克的故事》。有趣的是，这些剧本都没有来得及出版就堕入了文革的深渊。三部剧本的译稿杳如黄鹤。后来才知道，其中一部译稿竟被塞入他的档案，作为他作为“修正主义”罪行的证据。直到80年代，白嗣宏才有机会重新译出并发表了《五个黄昏》（用名《五个晚上》）和《伊尔库茨克的故事》，后者还在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一九八五级作为毕业戏上演，由巩俐出演女主角瓦丽娅，那是1988年元月的事了。
五六十年代在苏联同行们已经放开思想，热烈辩论的时候，中国却在故步自封，坚持教条主义，大批“修正主义”，搞什么样板戏。７０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研究苏联文艺不再是禁区。苏联戏剧的研究工作进入崭新阶段。白嗣宏在三方面进行了有计划的研究，即在戏剧美学、表导演理论、戏剧文学方面做了不少探讨，一是希望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从新的视角来重评苏联戏剧的发展史；二是打破中国过去研究介绍苏联戏剧只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家的错误做法。这些都是用以归还苏联戏剧的原貌，吸取苏联戏剧发展与破坏的历史教训。白嗣宏特别关注苏联戏剧史上的血泪故事。这些血淋淋的史实，见证了苏联持不同戏剧观的艺术大师对世界戏剧发展的特殊贡献。那时令中国戏剧界一些同行很关心的是，苏联除了斯坦尼以外，还有哪些流派，而且很有意思的流派。即是斯坦尼体系本身，也在不断发展。戏剧文学方面，苏联剧作家们已经走出图解口号和教科书，深入挖掘人物心理内涵，从道德范畴批判社会现象，从人性范畴批判社会制度。白嗣宏的研究介绍，使中国戏剧界耳目一新，对苏联戏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1983年白嗣宏加入中国戏剧家协会，不久被选为第四届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会理事。
那个时期，白嗣宏的作品像井喷一样问世，如戏剧剧本集《阿尔布卓夫戏剧选》、《万比洛夫戏剧集》、《果戈理戏剧集》，《列夫•托尔斯泰文集-戏剧》，《苏联话剧史》，论文集《苏联戏剧艺术研究》，演剧理论论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研究》、《塔伊罗夫的演剧理论》、《比较戏剧与总体戏剧》等。在中国研究俄苏戏剧的方面，白嗣宏一跃成为领军人物，《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的“俄罗斯、苏联戏剧”条目，就决定由白嗣宏撰写。
《中国大百科全书》是中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全书按学科或领域共分74卷，字数达1.26亿字，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之一。从1978到1993历时15年，倾中国学术界之力，组织各方面专家，编撰而成。该书坚持“让最合适的作者撰写其最擅长的条目”的原则，书中每个条目，都找最权威的专家学者来撰稿。“俄罗斯、苏联戏剧”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的大条目，选中白嗣宏，就说明了他在俄苏戏剧研究界的首席地位。他果然不负众望，洋洋洒洒共写了6000余字，把俄苏戏剧的发源、早期戏剧、18世纪戏剧、19世纪戏剧、苏联时期戏剧介绍得清清楚楚，并且还附上了参考书目。
多年来白嗣宏翻译出版了戏剧译文9种，戏剧史和论文8种。2010年白嗣宏把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汇编成《戏剧评论集》在香港出版。这本书收集文章25篇，涉及到苏联戏剧史、戏剧美学、戏剧文学、表导演理论、一般戏剧学，有总论，有专论，也有一些对具有代表性剧作家和戏剧流派的论述，论述他们的创作思维和艺术特色。回顾这些文章，仍有现实意义；同时，也是对支持他研究戏剧的同行们友谊的纪念。
白嗣宏对俄苏戏剧的研究，也得到了俄罗斯方面的赞赏。2014年12月26日，俄罗斯作家协会给他颁发了“舒克申奖章”，奖励白嗣宏评介和翻译舒克申的小说及电影剧本。舒克申（1929-1974）是苏联著名导演、编剧、演员、作家。俄罗斯作家协会设立“舒克申奖章”，是为了促进对舒克申的研究和译介。荣获此奖，是对白嗣宏俄苏戏剧研究成绩的一个肯定。
亲历苏联解体俄罗斯巨变
1988年10月，白嗣宏应聘苏联新闻社，携妻小重返莫斯科，开始在俄罗斯的又一段生活。至1991年他担任苏联新闻社中文部编审和苏联外交大学兼职教授。1991-1993任MEGAPOLICE电讯集团新闻部首席顾问。1993年起任国际经济家协会亚洲事务主任，1997年起任国际工商科学院教授。
在妻子的老家，他以新的角度来观察苏联及俄罗斯所经历的巨大变化。那时恰逢戈尔巴乔夫推动苏联改革。公开性和新思维，成了公众主要的话题。苏联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首次进行直选人民代表，第一届全苏人民代表大会上民主派与保守派的激烈搏斗，全国空巷，天天守在电视机旁观察代表们就国是民生大大小小问题进行辩论，开放党禁报禁，全民公决，许多过去不敢想象的事，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一人一票直选国家领导人，更是新鲜。那些苏共党员出身的民主健将，激情澎湃的演说，对国家命运的痛惜，令人难以忘怀。苏联的瓦解，民主派炮打白宫，保守派冲击国家电视中心，事事关系俄罗斯的命运。
俄罗斯民主化的路线图，从其发展来看，先是戈尔巴乔夫的解构集权，结束冷战，开始引进普世价值，对西方的支持和援助抱一定的希望。其中发生过由前苏联克格勃领导的武装政变，但是三天之后就烟消云散，苏联式的集权主义体制复辟犹如南柯一梦。1991年苏联解体，分为15个国家，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主要部分。彻底打破集权主义、走向民主的是从叶利钦掌权之后开始的。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叶利钦前半期都是依赖亲西方的所谓“改革少壮派”，既有奔向市场经济的“震荡疗法”，也有大民主的政治改造。即所谓的“动荡十年”。
2000年新年伊始，普京登上俄罗斯总统宝座，开始一系列整顿工作，采取许多措施，强调俄罗斯特色，加强从上到下的垂直集权体系，撤销民选地方首脑，反对全盘西化，提出“主权民主”理论，防止西方国家干涉俄罗斯内政。主权民主论要求在民主化的过程中，考虑本国历史、文化、社会意识、民众接受等具体因素，反对照搬西方民主道路和外部强加给俄罗斯西方民主概念。从“普世民主”到“主权民主”，就是俄罗斯正在走的路。
白嗣宏经历了两个社会主义大国数十年来的变迁，背负着两种文化的熏陶。他大半生的经历，提供了更多的参照系数。对俄罗斯变化近距离的观察和不断地思考，使白嗣宏从文学研究、戏剧研究又跨入俄罗斯国情研究的领域。从九十年代开始，白嗣宏为《亚洲周刊》写下数以百计有关俄罗斯的报导，受到大量华文读者，特别是高层次读者的关注。
2012年白嗣宏把多年来的文章，其中大部分在《亚洲周刊》发表过，按时间顺序编排成两本书，使读者可以更方便把握俄罗斯二十年来的变迁，更易品尝俄罗斯这杯鸡尾酒，以助看懂当代俄罗斯。第一本为《从集权到民主——看懂俄罗斯之一》，包括96篇文章，如“俄国与两岸三地四角恋”、“俄国民主运动十年祭”、“俄罗斯大战车臣”、“苏联帝国的挽歌”，反映俄罗斯的叶利钦时代和普京第一任期俄罗斯民主化的多种面貌。第二本为《民主的困惑——看懂俄罗斯之二》，包括93篇文章，如“俄国犹太人自强不息”、“俄国民主化改革的三巨人”、“普京咆哮启示录”、“俄国富豪如何寻欢作乐”、“俄国战略武器大检阅”等，介绍普京第二任期和梅德韦杰夫任期俄罗斯民主化的新动向，特别是在主权民主论下出现一党独大的现象，显出后共产主义国家民主化之维艰。一些文章涉及到中亚、乌克兰等俄罗斯周边地区，乃至德国、印度、南美，显示出白嗣宏广阔的国际视野。从这些文章来看，他已是一位出色的国际问题评论家。
活跃在华文文学界
有一年，莫斯科市政府出资邀请香港台湾的名记者和主编特别访问莫斯科。他们中有一位杨渡先生，成了白嗣宏初识的朋友。这位台湾作家，诗人，政论家，文化人，给白嗣宏留下了罕见的印象。当他们回港台的时候，白嗣宏恰同这个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同机到香港去。这样就有了同杨渡长谈的缘分。天南海北，东方西方，无所不谈，也发现了许多文化人的共同价值观，十几个小时的谈话，使他们成了莫逆之交。两人都是从学习戏剧起家走上大文化道路的，走上求索人生意义道路的。
2003
年白嗣宏应邀参加在台北举行的世界华文作家大会。那时他已经在台湾出版了两部书。一部是与朋友合译的苏联作家、“阿飞诗人”叶甫图申科的长篇小说《浆果处处》；一部是与他的老同学俄国科学院院士李福清先生、台湾鄒族学者浦忠成博士合作译出的学术著作《台湾鄒族语典》，在《联合报》上还发过一些小译作。这次会议期间有机会再次见到老友杨渡。在天南地北摆龙门阵之中，杨渡提出，他正在《中时晚报》担任主笔，希望白嗣宏写一些以俄罗斯文化和中俄文化交织的随笔，并且约好每周一篇。对白嗣宏来说，这也是一个好机会。除了板着面孔的学术论文之外，还可以随心写一点东西。
回来以后，白嗣宏就动手。题目多样，生动有趣，如“俄国人的上海情结”、“俄国天鹅之舞”“俄罗斯大剧院的秘辛与前景”、“东正教传教士与中国文化西渐的北方之路”、“俄罗斯面包的魅力”、“特权摧倒红色帝国”、“腐败何时了”、“俄罗斯历史上的两位改革大帝”等等。据读者反映，他们对这些随笔很有兴趣，因为这些有关俄罗斯的新奇事，台湾读者接触的机会不多。白嗣宏在写的过程中自己也得到了很好的享受。这样就一发不可收拾，直到《中时晚报》停刊。香港《大公报》前副刊主任、俄罗斯文化专家马文通先生见到这些文章后，提出在宝岛和香江同时发表，使两岸的读者都有机会看到。这些随笔后来收进一本书，书名《从东方走到西方》，记述了一个东方人带着东方文化的熏陶，进入西方文化之后的一些点滴感受和东西方人文交流的花絮。2015年该书问世。《从东方走到西方》与《畅饮俄罗斯鸡尾酒》三本（这是写俄罗斯1989-2010年社会生活变化的重要见证），《戏剧论文集》，《文学论文集》一起，构成一套6本丛书，总名《白嗣宏文存》，凝聚了他一生的心血，均在香港新译中文出版社出版。
就在2003
年在台北举行的世华作家大会期间，白嗣宏加入了欧华作协。他是协会备受尊敬的长者，曾参加布达佩斯、维也纳和巴塞罗那等多次年会，并担任欧华作协纪念文集《迤逦文林二十年》的执行主编，带领编辑组成员颜敏如、老木（李永华）、黄世宜、黄雨欣、麦胜梅、王双秀、穆紫荆、邱秀玉、林凯瑜一道，齐心协力，完美地编辑成书。《迤逦文林二十年》2011年在秀威出版，全书共314页，20多万字，分序言，感言与贺词，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旅游，微型小说，文化评论等部分，近30位会员踊跃供稿（其中有白嗣宏的散文“莫斯科拥抱日本风情”），是欧华作协成果的一次检阅，并附有历届年会照片，为弱冠年华的欧华作协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白嗣宏还积极参与协会其他书籍的写作，在微型小说选《对窗六百八十格》中贡献了“病房里的美图”和“圆舞曲的缘分”两篇，并为《东张西望——看欧洲家庭教育》一书写下“俄国的教育：保住福利与适应改革”一文。
1994年白嗣宏参与创立莫斯科华侨华人联合会和莫斯科中华总商会，历任副会长和会长，现任名誉会长。2014年5月15日，他回到阔别多年的安徽大学，受到校领导黄德宽的亲切会见。白嗣宏还担任着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的名誉教授以及上海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协会的海外特别顾问。
白嗣宏有着波澜壮阔的一生，诗一样的人生，留下丰硕成果的一生，仅在《从东方走到西方》一书所附的“我的书影”就给出了38本作品的封面，说他著作等身，毫不夸张。几十年来他致力于中俄两国友好事业，在传播中国优秀文化、培养服务于两国的人才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可以说，“一个人的事迹，一个家的故事，联系着两个国家的命运”。
白嗣宏已年近八十，但身体健康，精神矍铄，精力充沛，就在写小传与白老联系之时，得知他眼下正全力以赴，忙着翻译《这儿黎明静悄悄》新版电影，一分钟也不闲。这里顺祝白老师宝刀不老，再创佳绩，做出更多的贡献。
2015/6/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