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的早期中共党史研究有什么新成果
新世纪以来，关涉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研究内容越来越宽泛和丰富起来。相对而言，20世纪80-90年代侧重于党史事件、党史人物、党的重大理论方针政策的研究及其成果逐渐在减少。
早期中共党史是国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历史阶段的划分，1921-1923年属于党的初创时期。但是，国外并没有和我们一样的严格意义上的中共党史研究框架，不同国家或学者个人对早期中共党史的时间界定也不一致。一般说来，早期中共党史研究时段放在1919-1924年或到1927年的都有，也出版了一批有价值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如, 苏联格卢宁的《国民革命前夕和革命期间的中国共产党》；日本丸山松幸的《李大钊的思想及其背景》、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美国（华人学者）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舒衡哲的《张申府访谈录》、萧邦奇的《血路：中国革命中的沈定一传奇》等权威论著，都是在国外有着广泛影响的著作。在一些综合性研究著作中，关于中共早期党史的研究成果也都占有相当的篇幅。如，美国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史华慈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等。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国外相关的研究出现了新情况，发生了新变化，富有新特点。
国外有关早期中共党史的研究有归于背景化的趋向![]()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回看近十多年来国外研究早期中共党史的情况，非常明显的特点是：无论从研究的国家，还是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数量都在明显地减少。当然,尚有少部分学者在坚持。如，美国的裴宜理、日本的石川祯浩、俄罗斯的A.И.卡尔图诺娃、玛玛耶娃、乌索夫等人，他们仍将自己的研究重点锁定在这一领域。这种变化与国外对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党史的研究在减少的情况是一样的。正如翟亚柳在《国外中国共产党研究视域下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 一文所言，从党史在研究的作用来看，作为整体概念的党的历史在国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中日益发挥背景化的功用。具体表现就是学者们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时常常将中共党史整体上作为研究对象存在的历史背景，或者追根溯源的依据。因此，受大背景连带，国外对早期中共党史已呈现逐渐淡化的研究趋势。分析其中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注焦点转向当代中国，研究比重偏离较大。新世纪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快速提升，成就令世界瞩目。由此，关涉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研究内容越来越宽泛和丰富起来。相对而言，20世纪80-90年代那种侧重于党史事件、党史人物、党的重大理论方针政策的研究及其成果逐渐在减少。研究的路数，也从史论为主转到时评为主；关注和分析比重，逐渐偏向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效果的分析、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治国理政方略成效的分析和前景的预测。
二是研究队伍新老更替，一定程度影响着研究的深入。近年来，美国的周策纵、迈斯纳、施拉姆、日本的竹内实、俄罗斯的季塔连科等一批长期潜心研究中共党史的外国资深专家相继辞世，加之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中生代、新生代学者中有些人的研究兴趣转向了中国现实问题研究。其中俄罗斯的潘佐夫、斯米尔诺夫，英国的班国瑞等人仍坚守在历史研究领域，而英国的马丁·雅克、美国的亚历山大·库克及知名华裔学者郑永年、辜学武、张大卫、李成等，则更趋向于当代时评。有些人由于其他的原因，在淡出学术圈子。有的国家的研究队伍老化，青黄不接迹象已经很明显，也成为制约国外早期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因素。
三是中外学术交流条件的改善，为研究兴趣的转移提供便利。当下，大数据、新媒体愈加成为不可或缺的研究中介，国外学者来华考察调研条件也愈加便利。面对日益增多的获取研究新信息和新资讯的渠道，在享受研究条件便利的同时，一些研究者不愿再以传统方式费时费力地收集资料，把资料及时高效地整理出来被打折，这也成了掣肘国外早期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因素之一。
俄罗斯日本在早期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成果显著![]()
2008年4月24日，武汉武昌都府堤街，市民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参观。
东方IC 资料图
新世纪前十五年间，虽然国外研究早期中共党史日渐淡化，但仍在持续进行着，并有新的研究成果(包括史料汇编)推出。如裴宜理的《红色文人：安源的共产党员教育者(1921-1925)》、刘立言的《蔡和森：从地方学者成为青年激进分子》、饭岛涉、久保亨、村田雄二郎主编的《系列20世纪中国史》 ，俄罗斯拉林的《林伯渠传》，R. L. Jarman 主编的《中国政治报告 (1911-1960)》、PeterGue Zarrow 的《战争与革命中的中国 ( 1895-1949)》、Xiaoyuan Liu 的《民族政治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兴起(1921-1945)》、石川祯浩的《近代历史的表与里》、《由考证学走向史料学——从中共一大几份资料谈起》、《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历史上是如何记述的》等具有代表性。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注对早期中国共产党群体人物的研究。研究中共党史人物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外中共党史研究中重点领域之一，而且对有些早期党史人物的研究还先于国内。如，除了集中对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研究外，对一些身份背景较复杂的、与中共又有较紧密关系的人物如施存统、张申府、沈玄庐等也较早进入了外国人的研究视野。新世纪以来，国外对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研究仍有关注，但在具体的研究内容上，侧重点明显发生了变化。他们更注重对早期共产党人群体的研究。如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裴宜理曾多次前往江西安源考察调研，在此基础上，完成《安源：挖掘中国革命的传统》一书。回顾了1922年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介绍了毛泽东等人“在安源煤矿发动的一场极具影响力的劳工运动”。日本传记文学作家谭璐美的《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十三个人》 详细介绍了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为争取国家独立、与命运抗争的经过，并特别提到了日本对创立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还有北欧亚洲研究所出版的《中共党员与西方——中共党员及其西方支持者简明手册》 ，主要介绍了20世纪上半叶留学欧美的中共党员和欧美赴中国的共产党员及左派人士的情况，为中共党史重要人物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埃迪·U在文章《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概念的起源》 中，利用大量民国时期报刊和中共领导人著作，研究了党的知识分子概念的形成背景，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概念的起源，分析了五四时期关于中国知识阶级的争论原因，指出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等都参加了这一论争，并形成了中共关于知识分子概念的核心思想。
二是进一步探讨了苏联与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近年来，在趋于被淡化的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中俄罗斯的早期中共党史研究显得独树一帜。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和发展与苏俄（1917-1922）、苏联（1922-1991）、俄共（布）（1918-1925）、联共（布）（1925-1952）、共产国际（1919-1943）有密切关系，也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苏联解体后，保护性整理苏联时期档案成为近年来国外研究中共党史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收集、整理、使用新发掘的这些时段的文献档案资料，探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在俄、德、中三国之间一直在进行。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和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17-1949）系列档案文件集》陆续在莫斯科出版发行，丛书共收入文件档案1000多件，约800多万字，是一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这套丛书对我们更全面的把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脉络、更深入地了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不同时期对中国革命各军事、政治集团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以及对于我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意义。1995年起，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部主任黄修荣研究员主持下，到2012年止出齐全部已完成的俄文翻译版，共21卷。
另一引人注目的项目是，由俄罗斯资深学者A.И.卡尔图诺娃主编的档案资料集《斯大林、契切林与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通信集》 。该资料集收录了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斯大林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的通信，保存在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与加拉罕的往来信函。该资料集有助于我们更多地了解20世纪20年代苏联在华政治活动家和苏联驻华全权代表的活动，也为史学家系统研究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处理一系列重要问题时的决策提供了参考。
俄罗斯学者索特尼科娃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阐述了与中共建立相关的共产国际、俄共（布）机构的演变和相关人员的活动，揭示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杂进程，并就俄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做了深入的探讨。 她的著作《20世纪20-30年代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关系处上海站》，从共产国际最早在中国设立情报机构的经过、发展状况、人员情况及其主要任务的角度分析了中共早期历史。作者详细考察了上海联络站隶属的共产国际组织机构的演变、工作人员的更迭及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如何通过联络站实现对中共的指导和援助。
三是重视对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具体问题的考证。在这一方面，日本学者的研究很有影响。日本东北大学大村泉教授对中日两国接受《共产党宣言》的历史进行了研究。与石川祯浩认为陈望道的翻译底本只是日文翻译，“很难看出它参照了英文翻译的痕迹”的观点不同，他认为，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以日译为底本，适当参考了英译而完成的。
石川祯浩在《由考证学走向史料学——从中共一大几份资料谈起》 一文中，对中共一大研究中至今仍被视作重要史料的3份资料进行了分析解读。这三份资料是：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葛萨廖夫《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和《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 (1929年12月31日) 》。石川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研究中，史料的翻译、整理、编纂等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今后关于中共一大的研究，不是需要对现有各种资料进行比对的“考证学”，而是充分斟酌和分析资料内容及其形成过程的“史料学”。 石川祯浩的另一篇文章《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历史上是如何记述的》运用大量档案资料，对中共二大召开的会期、地点和参加代表名单进行了实证性研究，作者试图通过该研究超越中共党史研究特有的历史研究法。 总之，石川祯浩凭借着扎实的考据学功底，连续推出不乏新意的成果，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开阔的研究视野，对国内学者的党史研究有些借鉴和参考之处。
国外早期中共党史研究成果为国内研究提供佐证和补充![]()
2016年7月1日，上海，经过120天的施工布展，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重新向公众开放，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
东方IC 图
外国学者所使用档案、文献、统计数字、数据的来源正确与否，对他们能否形成正确的研究结论直接相关。因此，针对性发布中方权威文献档案和著作，是国外研究重要根据，也是我们对外撰文和做好评析工作的基础，可正本清源、澄清国外一些伪数据及其得出的错误结论，发挥好我国党史研究的资政责任。
与此同时，国外解密和发布的文献，有些正是我们缺失的，有些具有佐证史料的作用。2015年，黄修荣出版了历时数年的研究专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该书全面而翔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从五四运动到中共三大的创建过程，有注释1500处，引证史料260余种、近千册，涉及中外革命先辈以及一些当事人的鲜为人知的回忆录、书信、文章；相关报刊杂志的记录及反思；包括了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公布的有关中共创建、近十年来才面世的珍稀档案史料。这样的成果，对提升我们相关研究的质量和科学性有着积极的意义。又如，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曾经是培养各国革命者的重要机构，俞秀松、张琴秋等许多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正是在苏联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掌握了进行革命斗争的方法，坚定了理想信念。因此，在俄罗斯档案馆收藏的被派赴苏联的中共党史人物的个人档案，对完善早期党史人物研究也有积极的佐证或补充作用。
此外，档案的整理和利用实质上涉及掌握中共党史研究话语主导权的问题。档案解密及其对外发布是以档案形成的时间顺序进行的。中国及时权威发布研究资料，是落实研究档案发布话语权的具体体现。与此对应，国外相关的研究成果，获取存于国外的档案文献资料，也是今天我们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的基础和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他指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开展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在当下全新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党史研究的时空维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要构建大党史工作格局，提升我们研究的科学性，及时追踪、深入挖掘国外早期党史研究相关成果，是搞好我国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期中共党史是国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历史阶段的划分，1921-1923年属于党的初创时期。但是，国外并没有和我们一样的严格意义上的中共党史研究框架，不同国家或学者个人对早期中共党史的时间界定也不一致。一般说来，早期中共党史研究时段放在1919-1924年或到1927年的都有，也出版了一批有价值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如, 苏联格卢宁的《国民革命前夕和革命期间的中国共产党》；日本丸山松幸的《李大钊的思想及其背景》、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美国（华人学者）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舒衡哲的《张申府访谈录》、萧邦奇的《血路：中国革命中的沈定一传奇》等权威论著，都是在国外有着广泛影响的著作。在一些综合性研究著作中，关于中共早期党史的研究成果也都占有相当的篇幅。如，美国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史华慈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等。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国外相关的研究出现了新情况，发生了新变化，富有新特点。
国外有关早期中共党史的研究有归于背景化的趋向
回看近十多年来国外研究早期中共党史的情况，非常明显的特点是：无论从研究的国家，还是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数量都在明显地减少。当然,尚有少部分学者在坚持。如，美国的裴宜理、日本的石川祯浩、俄罗斯的A.И.卡尔图诺娃、玛玛耶娃、乌索夫等人，他们仍将自己的研究重点锁定在这一领域。这种变化与国外对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党史的研究在减少的情况是一样的。正如翟亚柳在《国外中国共产党研究视域下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 一文所言，从党史在研究的作用来看，作为整体概念的党的历史在国外中国共产党研究中日益发挥背景化的功用。具体表现就是学者们研究中国现实问题时常常将中共党史整体上作为研究对象存在的历史背景，或者追根溯源的依据。因此，受大背景连带，国外对早期中共党史已呈现逐渐淡化的研究趋势。分析其中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注焦点转向当代中国，研究比重偏离较大。新世纪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快速提升，成就令世界瞩目。由此，关涉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研究内容越来越宽泛和丰富起来。相对而言，20世纪80-90年代那种侧重于党史事件、党史人物、党的重大理论方针政策的研究及其成果逐渐在减少。研究的路数，也从史论为主转到时评为主；关注和分析比重，逐渐偏向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效果的分析、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治国理政方略成效的分析和前景的预测。
二是研究队伍新老更替，一定程度影响着研究的深入。近年来，美国的周策纵、迈斯纳、施拉姆、日本的竹内实、俄罗斯的季塔连科等一批长期潜心研究中共党史的外国资深专家相继辞世，加之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中生代、新生代学者中有些人的研究兴趣转向了中国现实问题研究。其中俄罗斯的潘佐夫、斯米尔诺夫，英国的班国瑞等人仍坚守在历史研究领域，而英国的马丁·雅克、美国的亚历山大·库克及知名华裔学者郑永年、辜学武、张大卫、李成等，则更趋向于当代时评。有些人由于其他的原因，在淡出学术圈子。有的国家的研究队伍老化，青黄不接迹象已经很明显，也成为制约国外早期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因素。
三是中外学术交流条件的改善，为研究兴趣的转移提供便利。当下，大数据、新媒体愈加成为不可或缺的研究中介，国外学者来华考察调研条件也愈加便利。面对日益增多的获取研究新信息和新资讯的渠道，在享受研究条件便利的同时，一些研究者不愿再以传统方式费时费力地收集资料，把资料及时高效地整理出来被打折，这也成了掣肘国外早期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因素之一。
俄罗斯日本在早期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成果显著
新世纪前十五年间，虽然国外研究早期中共党史日渐淡化，但仍在持续进行着，并有新的研究成果(包括史料汇编)推出。如裴宜理的《红色文人：安源的共产党员教育者(1921-1925)》、刘立言的《蔡和森：从地方学者成为青年激进分子》、饭岛涉、久保亨、村田雄二郎主编的《系列20世纪中国史》 ，俄罗斯拉林的《林伯渠传》，R. L. Jarman 主编的《中国政治报告 (1911-1960)》、PeterGue Zarrow 的《战争与革命中的中国 ( 1895-1949)》、Xiaoyuan Liu 的《民族政治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兴起(1921-1945)》、石川祯浩的《近代历史的表与里》、《由考证学走向史料学——从中共一大几份资料谈起》、《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历史上是如何记述的》等具有代表性。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注对早期中国共产党群体人物的研究。研究中共党史人物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外中共党史研究中重点领域之一，而且对有些早期党史人物的研究还先于国内。如，除了集中对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研究外，对一些身份背景较复杂的、与中共又有较紧密关系的人物如施存统、张申府、沈玄庐等也较早进入了外国人的研究视野。新世纪以来，国外对中共早期领导人的研究仍有关注，但在具体的研究内容上，侧重点明显发生了变化。他们更注重对早期共产党人群体的研究。如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裴宜理曾多次前往江西安源考察调研，在此基础上，完成《安源：挖掘中国革命的传统》一书。回顾了1922年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介绍了毛泽东等人“在安源煤矿发动的一场极具影响力的劳工运动”。日本传记文学作家谭璐美的《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十三个人》 详细介绍了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为争取国家独立、与命运抗争的经过，并特别提到了日本对创立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还有北欧亚洲研究所出版的《中共党员与西方——中共党员及其西方支持者简明手册》 ，主要介绍了20世纪上半叶留学欧美的中共党员和欧美赴中国的共产党员及左派人士的情况，为中共党史重要人物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埃迪·U在文章《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概念的起源》 中，利用大量民国时期报刊和中共领导人著作，研究了党的知识分子概念的形成背景，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概念的起源，分析了五四时期关于中国知识阶级的争论原因，指出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等都参加了这一论争，并形成了中共关于知识分子概念的核心思想。
二是进一步探讨了苏联与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近年来，在趋于被淡化的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中俄罗斯的早期中共党史研究显得独树一帜。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和发展与苏俄（1917-1922）、苏联（1922-1991）、俄共（布）（1918-1925）、联共（布）（1925-1952）、共产国际（1919-1943）有密切关系，也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苏联解体后，保护性整理苏联时期档案成为近年来国外研究中共党史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收集、整理、使用新发掘的这些时段的文献档案资料，探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在俄、德、中三国之间一直在进行。由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和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17-1949）系列档案文件集》陆续在莫斯科出版发行，丛书共收入文件档案1000多件，约800多万字，是一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这套丛书对我们更全面的把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脉络、更深入地了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不同时期对中国革命各军事、政治集团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以及对于我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意义。1995年起，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部主任黄修荣研究员主持下，到2012年止出齐全部已完成的俄文翻译版，共21卷。
另一引人注目的项目是，由俄罗斯资深学者A.И.卡尔图诺娃主编的档案资料集《斯大林、契切林与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通信集》 。该资料集收录了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斯大林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的通信，保存在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与加拉罕的往来信函。该资料集有助于我们更多地了解20世纪20年代苏联在华政治活动家和苏联驻华全权代表的活动，也为史学家系统研究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处理一系列重要问题时的决策提供了参考。
俄罗斯学者索特尼科娃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阐述了与中共建立相关的共产国际、俄共（布）机构的演变和相关人员的活动，揭示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复杂进程，并就俄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做了深入的探讨。 她的著作《20世纪20-30年代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关系处上海站》，从共产国际最早在中国设立情报机构的经过、发展状况、人员情况及其主要任务的角度分析了中共早期历史。作者详细考察了上海联络站隶属的共产国际组织机构的演变、工作人员的更迭及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央如何通过联络站实现对中共的指导和援助。
三是重视对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具体问题的考证。在这一方面，日本学者的研究很有影响。日本东北大学大村泉教授对中日两国接受《共产党宣言》的历史进行了研究。与石川祯浩认为陈望道的翻译底本只是日文翻译，“很难看出它参照了英文翻译的痕迹”的观点不同，他认为，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以日译为底本，适当参考了英译而完成的。
石川祯浩在《由考证学走向史料学——从中共一大几份资料谈起》 一文中，对中共一大研究中至今仍被视作重要史料的3份资料进行了分析解读。这三份资料是：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葛萨廖夫《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和《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 (1929年12月31日) 》。石川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研究中，史料的翻译、整理、编纂等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今后关于中共一大的研究，不是需要对现有各种资料进行比对的“考证学”，而是充分斟酌和分析资料内容及其形成过程的“史料学”。 石川祯浩的另一篇文章《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历史上是如何记述的》运用大量档案资料，对中共二大召开的会期、地点和参加代表名单进行了实证性研究，作者试图通过该研究超越中共党史研究特有的历史研究法。 总之，石川祯浩凭借着扎实的考据学功底，连续推出不乏新意的成果，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开阔的研究视野，对国内学者的党史研究有些借鉴和参考之处。
国外早期中共党史研究成果为国内研究提供佐证和补充
外国学者所使用档案、文献、统计数字、数据的来源正确与否，对他们能否形成正确的研究结论直接相关。因此，针对性发布中方权威文献档案和著作，是国外研究重要根据，也是我们对外撰文和做好评析工作的基础，可正本清源、澄清国外一些伪数据及其得出的错误结论，发挥好我国党史研究的资政责任。
与此同时，国外解密和发布的文献，有些正是我们缺失的，有些具有佐证史料的作用。2015年，黄修荣出版了历时数年的研究专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该书全面而翔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从五四运动到中共三大的创建过程，有注释1500处，引证史料260余种、近千册，涉及中外革命先辈以及一些当事人的鲜为人知的回忆录、书信、文章；相关报刊杂志的记录及反思；包括了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公布的有关中共创建、近十年来才面世的珍稀档案史料。这样的成果，对提升我们相关研究的质量和科学性有着积极的意义。又如，莫斯科中山大学、东方大学曾经是培养各国革命者的重要机构，俞秀松、张琴秋等许多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正是在苏联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掌握了进行革命斗争的方法，坚定了理想信念。因此，在俄罗斯档案馆收藏的被派赴苏联的中共党史人物的个人档案，对完善早期党史人物研究也有积极的佐证或补充作用。
此外，档案的整理和利用实质上涉及掌握中共党史研究话语主导权的问题。档案解密及其对外发布是以档案形成的时间顺序进行的。中国及时权威发布研究资料，是落实研究档案发布话语权的具体体现。与此对应，国外相关的研究成果，获取存于国外的档案文献资料，也是今天我们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的基础和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他指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开展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在当下全新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党史研究的时空维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要构建大党史工作格局，提升我们研究的科学性，及时追踪、深入挖掘国外早期党史研究相关成果，是搞好我国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