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血路》中认识谭伯英
研究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办法之一，就是研究这个地区历史上有过活动、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不过，有时要发掘、整理一个历史人物的史料，会遇到种种困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5年前，笔者在一篇有关近代浦东发展历史的文章中，发现了一个叫“谭伯英”的名字。但关于谭伯英的史料，翻阅了浦东地区的不少志书，以及市、区有关名人辞典、名人资料，都找不到其任何踪影。正在一愁莫展时，对张元济、穆藕初等近代著名历史人物有深入研究的“读书人”柳和城先生在电话中告诉我：“谭伯英写过一部名为《血路》的书，你只要找到这部书，也许能获得更多信息。”于是，我到浦东地区的图书馆，市、区的档案馆，以及新华书店寻觅，遗憾的是，得到的回答都是“我们这儿没有这本书”。欣慰的是，新区政协常委、区图书馆信息咨询与情报研究中心主任景亚南听说后，马上对我说：“我帮你到市图书馆寻找。不过，最近手头事很多，等我一有空就帮你办。”一个星期后，景亚南就从市图书馆借到了《血路》一书，还托柴志光同志专门送到家中。可见，每一个文史研究的成果，都是志同道合的文史人团结协作、共同努力的结果。当晚，我就手捧《血路》，开始认真阅读，边读边做笔记。读完全书，使我更加懂得了当年“为什么要修”、“怎样修成”滇缅公路的历史，同时，也真正开始认识“血路”的作者谭伯英。
他是浦东早期开发的有功之臣
谭伯英是南京人，但他是浦东早期开发的有功之臣，浦东的土地下留下了他的深深足迹。
1905年，以李平书、王一亭、穆湘瑶等为代表的一群初具近代意识的士绅，怀着发展浦东、造福桑梓的理想，组建浦东同人会（后改建为同乡会），引领和组织浦东的早期开发。同人会成立后，立即提出了创办《浦东报》、兴办教育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同时，着力研究严重影响浦东经济发展的交通问题。早在1909年，李平书就着手筹筑贯通浦东地区5县（上海、川沙、南汇、奉贤、金山）的沪金铁路，但由于资金不足等原因，计划未能实现。1921年，经黄炎培、穆湘瑶等反复酝酿，近代浦东开发史上有着重大意义的上南公路与上川铁路开始实质性启动。1921年10月16日，上南公路工程奠基礼在周家渡举行。上海县知事沈宝昌出席典礼并“携锄取土。”谭伯英被上南公司总经理穆湘瑶聘为建筑工程师。出生于南京的谭伯英，大学里最早攻读的是历史和地理，修筑公路并非专长，但他把工地当作课堂，边干边学。计划中的上南公路北起黄浦江边的周家渡，南抵南汇大团，全长30公里。工程分三段施工。第一段周家渡起，经杨思桥、三林塘、天花庵、百曲等地，直达有“小上海”之称的周浦镇。1922年中秋节，第一段公路竣工通车。为方便旅客过江，公司还雇佣3艘大驳船，往返于周家渡与浦西董家渡之间。通车后的上南公路，推动了沿途农副业和工业发展，旅客也接前踵后，拥挤不堪。为了提高运输能力，公司于1922年12月作出把公路改建为铁路的决定。1925年1月，经改建的上南铁路实现通车。（见上南铁路运行图）铁路配备了汽油内燃机车3台，4轮6米长的客车6辆，从而缓解了拥挤的客流量。但由于内燃机车功率有限，成本又高，无法满足激增的客流。1926年初，公司决定采购德国先进的蒸汽机车。总经理一路辛苦穆湘瑶又派公司工程师谭伯英奔赴德国，办理采购事宜。同年7月和9月，谭伯英从德国柏林斯华治可夫机车厂购买到的两台蒸汽机车，包括煤车、客车底架等运抵上海。此后上南铁路运行能力大大增强，并较好地推动了地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照片：谭伯英从德国采购的蒸汽机车）上南铁路开了浦东现代交通之先，工程师谭伯英功不可没。
不久，谭伯英离开了浦东，到国民政府交通部任职。
抗战时期他主持了滇缅公路的运输管理及日常维修
抗战初期，谭伯英随国民政府交通部迁至汉口，并按部长张嘉璈的要求，对“仰光——昆明的运输问题进行仔细地研究”。不久，又随交通部迁移至重庆。
1938年9月的一个早晨，交通部长突然通知谭伯英，几小时后和他一同到昆明视察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最早由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提出修建，其目的是以备日军封锁全部海岸后，我国也有一条通过缅甸仰光的出海交通线。公路1937年11月开始测量，12月开始全面施工。至翌年8月的短短9个月时间，云南各族人民组成的20万筑路大军，在丛山峻岭中，面对猖獗疟疾，用原始的铁锹、扁担和血肉之躯，建成了自昆明经楚雄、下关、保山到缅甸畹町和腊戍的滇缅公路。消息传出，世界震惊。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一再说，这是一大奇迹。但由于公路的档次低，运输量又十分巨大，其运输管理及日常维修的难度极大。而此项艰巨又十分重要的工作，落到了谭伯英的头上。（照片：参与修路的各族民工）
随交通部长视察后不久，还在云南的谭伯英就接到了“滇缅公路运输管理局局长”的任命书。一个长期生活在沿海地区的知识分子，要到贫穷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面对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同事们都为谭伯英担心，还说他“太直了，如学会绕着走，可少找麻烦。”但他记着部长谈话时说的“我从不怀疑你有承担这项工作的能力，你要干好这个工程”的话语，顾全大局，以抗战为重，毅然挑起了这副担子。从1938年9月至1945年，谭伯英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管理局的同仁唱着“公路是血路”的传歌，一起拼搏在用血肉换来的抗战命脉线上。谭伯英组织高密度运输管理的同时，面对1千多公里长的公路线上一次又一次塌方，面对长时间降雨及无处不在的酷热、潮湿、疟疾、野狼、毒蛇，面对十分匮乏的后勤供应和难以置信的落后条件，长年累月象救火队一样“来回奔跑”、“没日没夜拼命工作”，同时，动员和团结各族民工，同甘苦共患难，齐心协力克服困难。交通管理中为了及时掌握情况，谭伯英离开昆明，把总部设在公路全线的中段下关县，把一个废弃的马厩作为总部办公室。不久，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又搬到下关不远处苍山脚下一个遗弃的小茅屋。管理局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确保了公路畅通，使大批战备物资运到了抗日一线。谭伯英也出色地履行了“公路运输管理局局长”的职务。
1942年5月，滇缅公路迎来了最黑暗的日子。由于日军占领了缅甸，中国远征军开始撤退，公路上除了部队和装满军用物资的军车外，还有“军队和警察都完全无法应付如此来势凶猛、种族混杂和难以控制的难民潮。”而日军也沿着公路步步紧逼。为了阻止日军主力部队长驱直入，5月3日，在日军即将抵达滇缅公路的交通枢纽怒江惠道桥的关键时刻，谭伯英亲自组织炸掉了大桥，“因为只有这样，日本人才过不了怒江。”随后，又冒着密集的日军炮火，组织破坏怒江东岸30公里的公路。“要毁坏我们付出心血的成果，我们心如刀绞，真是一个令人心碎的任务”谭伯英回忆中说。几个月后，谭伯英把办公室设在离保山县不远的一个小村庄的农舍中，继续组织运输管理及公路维修。
移居美国后他为后人留下了一部珍贵的史书《血路》
抗战胜利前夕，谭伯英移居美国纽约。他人在客乡，但心系神州，尤其是时刻想着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滇缅公路。于是，拿起手中的笔，用英文把修建滇缅公路的真实历史，以其“亲历、亲闻、亲见”的生动记录，把生活的真实，拼搏的血泪人生，非虚构的严酷事实，有如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画面，留给了读者。谭伯英撰写《修筑滇缅公路纪实》，其目的，是为了“献给那些用血汗和生命构筑和维护滇缅公路的我的同事和劳工们。”他在1945年6月纽约的初版自序中写道：
撰写本书的目的是介绍我国同胞如何修建滇缅公路这个伟大工程的巨大成就。由于要保证故事的完整，许多技术细节都省略了。总之，我希望我的做工程师的兄弟和公众都会喜欢这本书。
这项工程仅仅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所做出的一系列伟大成就中的一项。工作时他们虽然没有足够的营养和设备，但他们拥有从我们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宝贵的自我牺牲精神、坚忍不拔的决心。
对于公路所要经过的地区的不同民族来说，原先他们的乡村仅仅是地图上一个个孤立的地方，但在随后到来的几个月中，他们彼此熟悉起来了。为了修路，他们不顾相互之间有多么不同的生活习俗和文化背景而走到一起来了。为了修路，这些完全不同的民族尽可能友好地生活工作在一起，任何民族的矛盾和冲突都未曾发生过。
当这些经历在我脑海中仍旧十分清晰时，应该把它们都记录下来，希望西方读者从中对中国人民的真正精神有更好的理解。
2002年，经云南人民出版社邢克全、周良沛先生策划，把谭伯英撰写由美国MACG-HILL公司1945年6月出版的《THE
BUILDING OF THE
BURMAROAD》一书翻译成中文，然后用工地传唱的筑路谣《公路是血路》中“血路”二字为书名，作为“旧版书系”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见《血路》一书照片）
历史是不应忘记的。曾为抗战作出过重要贡献，且有着一个响当当名字的滇缅公路，应世世代代永远铭记。对谭伯英这样一位对浦东早期开发的有功之臣，抗战中对国家和民族有过贡献的人，也应得到珍视，得到尊重，他的名字应记入浦东的史册。遗憾的是，至今没有找到谭伯英的一张照片，因而无法看到他的真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