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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碧薇女士的一段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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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大可不必

范 泓
 
    徐忻炜君是报社同事,与我共事多年。他是宜兴徐氏的后代,他的外公就是国画大师徐悲鸿的胞弟。他家与蒋碧薇女士也沾亲带故,是什么亲,我始终没有弄清楚。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说起悲鸿先生与蒋碧薇的那些陈年旧事,忻炜君总是默不作声,也不作任何辩解。是不是家训在耳,不便说,不好说,也说不好,谁也没有问过。只觉得忻炜君长得颇像悲鸿先生,尤其是那鼻子。
 
说来也巧,我的祖父是悲鸿先生的朋友。文革初期,有大字报揭发悲鸿先生在上海时,曾送给祖父一只防身手枪。这样的事,如果不是得意时祖父说漏了嘴,恐怕谁第也不会知道。我曾问过祖父,当时我还太小,只有十几岁,祖父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那都是老底子的事了……”就没了下文。后来,能与徐家的后代共事,而且成了好朋友,是一种缘份。
 
大概因为祖上的原因,忻炜君对我多少也透露过一点徐蒋二人的恩恩怨怨。从话中,我觉得他还是有点偏向蒋碧薇女士的。实际上,他不可能见过蒋碧薇,与廖静文相熟却很自然。但他为什么寄同情于蒋女士,也许还有一些讳莫如深的事情。他不说,我也没问。倒是有一年,悲鸿先生的长女徐静斐教授来南京,在一个宾馆里,忻炜君让我去。与徐教授谈话很愉快,但她对生母蒋碧薇颇多微词,说她一生为人所利用,一生为情所惑,出乎我的意料。
 
我将徐教授的谈话,写成一篇采访记,欲见诸于报刊。忻炜不同意将他的名字也列入作者中,生怕添乱。因为其中若干细节鲜为人知,直接牵涉到廖静文女士。果然,最后一稿时,徐教授从合肥打来电话,要求将文中最关键的几大段删去,态度很坚决。当时我很犹豫。第三稿时,我与忻炜专程赴合肥,教授审过,也签了字,觉得问题不大。可突然改变主意,让人措手不及。忻炜也说,算了吧,毕竟廖静文还健在,这个家仍以她为中心,徐静斐也没有办法,徐悲鸿是属于她的。后来,文章见报,尽管缺少新意,各报刊还是做了大篇幅的转载。据说,就是这样,廖女士还是有意见。
 
事隔两年,也就是现在,我对此事仍耿耿于怀。许多历史真相,就因为某些人为的因素,最终被披上了神秘的面纱。虽然中国素有“为亲者讳、为尊者讳”的传统,但讳一时可以,讳一世却很难。再说,公众对所谓名人的期望就是真实二字,任何不真实都是对公众的一种欺骗和嘲弄。而为文者,迁就具体的人和事,有失公允,更是对历史的极端不负责。远不说,就以廖静文女士写的《徐悲鸿一生》而论,其中将悲鸿先生与蒋碧薇之间的抵牾,全部责任都推向蒋碧薇一方,显然就不真实。好在还有蒋碧微的书流传在世,两相对照,读者自有公论。尽管蒋书也有隐晦之处。
 
廖静文与悲鸿先生于1946年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正式结婚,证婚人是郭沫若和沈钧儒先生。之前,悲鸿先生爱的是安徽才女孙多慈。这时先生并未与蒋碧薇分手,严格地讲,这是一场婚外恋。1938年,徐悲鸿在长沙遇到正在那里避难的孙多慈全家,并把他们带到桂林,其间确实提出过结婚的请求,可遭到孙父的拒绝。后来孙多慈下嫁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1953年9月26日,悲鸿先生在北京病故。消息传到台湾,孙多慈悲痛欲绝,并为先生带了三年重孝。这话是孙多慈的同窗好友、著名的物理学家吴健雄在1988年来南京参加东南大学校庆时,站在那株“六朝松”下亲口对徐静斐说的。孙的婚姻好像后来也出了问题,没几年她就到了美国,住在吴健雄家,后死于癌症。
 
悲鸿先生病故时,廖静文才三十岁。她将先生的全部作品和收藏品一件未留的捐给了国家,她还亲任徐悲鸿纪念馆馆长一职。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她曾去北大中文系学习,其目的是为了写好《徐悲鸿一生》这本书。1956年7月,廖静文被组织上安排至北戴河疗养。这时在海边,一位年轻的军官不经意地闯入廖静文的视线,他就是当时解放军某部防化连的一名指导员,叫黄兴华。这一年,黄兴华二十四岁,他高大英俊,跳起舞来步履轻盈,翩翩然俨如白马王子。廖静文很快与他从友谊而热恋,这对于一个三十岁的女人来说,尽管她是名人的遗孀,但并不会因此而拒绝热切的爱。黄兴华当时是否知道廖静文就是徐悲鸿的妻子,已无法考证。但有一点,廖静文对他的印象很好。1958年底,徐静斐在杭州参与编写《蚕体解剖生理学》全国统编教材,突然接到廖的一封来信,大意是:黄这个人不错,对两个孩子也好,自己打消了许多顾虑,准备与之结婚,并征求徐静斐的意见。面对继母的情感世界,徐静斐以客观的态度面对,因为廖静文毕竟太年轻了。她给廖回了一封信,表示尊重她本人的选择,只要弟妹们能接受,自己也没有什么意见。不久,徐静斐在杭州又收到廖和黄共同寄来的礼物,是一件绿底小白花的连衣裙。
 
这就是徐静斐教授要求删去的其中的一段。因为现在,在这个家里,谁也不会再提起黄兴华这个人。徐教授当时之所以和盘托出,是因为我的一再询问。徐悲鸿生前有位好友,就是摄影专家高月秋先生。高先生与我祖父是结拜兄弟,我祖父最小,高先生行二,老大是卡通片鼻祖万古蟾。七十年代末,我与父亲去看望二爷。闲聊中,二爷与我们说起廖静文改嫁后复又离婚的事,总之是一团糟。不知为什么,这件事我就记得了。我问徐静斐,她初以为是忻炜君事先告诉我的。既然徐教授要求删除改嫁的一段,那么离婚的内容,同样也不能公布于众,这可能是怕有损廖静文作为大师遗孀的美好形象,或是廖静文的一块心病亦未可知也。其实,离婚也很正常,徐悲鸿也是离婚的,而且还有过别的女人。问题在于如何正视生命中的这段情缘,谁也不必因为某种需要就将对方一笔抹去。廖静文与黄兴华在一起生活了有十年之久,超过与徐悲鸿的八年。
 
黄兴华是何等人,听徐静斐的一面之辞,无法作出判断。但在岁月风雨飘摇之际,黄未能顶住种种压力,与妻子患难与共,反认为自己根正苗红,而这个家庭问题太多,怕受牵连,也跟着出去造反,这是人格上的背叛,也是人性上的软弱。文革期间,黄已转业至北京市文化局工作,对廖静文所受到的致命冲击漠然处之,这使她彻底绝望。廖静文曾当面质问他:如果她被人打死了怎么办?两人的关系出现空前的裂痕。徐静斐与黄兴华同年,那一年,徐静斐带孩子去北京躲避武斗,发现黄在家中的地位已一落千丈。孩子们不愿理睬他,也无人给他烧饭。徐静斐过意不去,就每天给他留一碗饭。有一天,黄对她说:“自己现在很孤立,在这个家里没有地位,只要一谈起来就是徐悲鸿,好像就没有他这个人。”黄又说想离婚,徐静斐当时不置可否,只说让他自己考虑。后来,黄与廖终于离婚,廖静文不要他的钱,自己抚养三个孩子。黄和廖结婚后生有一子,起名“廖鸿华”,分别取廖静文、徐悲鸿、黄兴华姓名中各一字。廖鸿华现定居加拿大,已有三十多岁,与忻炜君的胞兄在一起。
 
这确实是一段往日的故事,浸透着一代人的悲欢离合。人生有时虽像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但对亲历者来说,却冷暖自知。我虽然理解徐静斐对继母廖静文的那份感情,也深知家丑不可外扬的道理,但让黄兴华从自己的故事中悄然消失,不复存在,这对廖静文来说,是一种不可原谅的虚伪,对黄兴华来说,是一种冷漠的无情,而对徐悲鸿先生来说,恐怕是一种最大的不诚实。在这个世界上,谁都可能出错,一如徐静斐指摘生母“舍徐近张”是情感的卑劣,那么廖静文看人走了眼,也只能自吞苦果了。更何况,在疯狂的年代,由于各种原因,人一时之软弱、彷徨、断裂抑或背叛,也不能一概而论,黄兴华整日生活在徐悲鸿先生巨大光环的压力之下,其失落也可想而知。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昌明的时代,为亲者讳,大可不必,有时反倒适得其反;而为尊者讳,往往只能造就新的诸神,这又是我们断然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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