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外学者孔凡礼

编外学者孔凡礼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china.com.cn　　时间： 2011-02-22 11:17　　责任编辑: 任子鹏

孔凡礼先生   听到中国苏轼学会请他担任顾问，老人点点头说：“担任顾问，不承担具体工作，只是发表意见。” 得知一家出版社要为他所做工作支付报酬，老人摇摇头：“不要，做这种事情，我是不要报酬的。” “我很对不起中华书局，承诺中华书局做《三苏》修订，现在书稿找不到了……” “找老郭，多要两部样书……”老人的话语已经有些含糊不清，意思却让刘尚荣听得真真切切。 此情此景，成为孔凡礼留在当了他50多年学生、40多年责编的刘尚荣眼前的最后景象。就在刘尚荣离开医院回单位的路上，老人进入弥留。 孔凡礼，中国高校在编教授中没有这个名字；中国在编研究机构高级研究人员中也没有这个名字。甚至，他连中学高级教师的职称也没有得到。但是，著名的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出版的40余部学术著作的作者栏中却赫然写着这个名字；50年来，宋代文史多项重要研究成果的获得者是这个名字，学问得到著名学者李一氓、钱锺书、赵朴初、启功高度评价的，也是拥有这个名字的那个人。 成果写入当代学术史 孔凡礼在学术研究中初露头角，就不同凡响。1958年2月9日，《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发表了他的《陆放翁的卒年》一文，学界争论了七百多年的陆游卒年，由此一槌定音，被学界奉为定论。 当年八月间，孔凡礼就陆游研究向钱锺书先生请教，很快接到钱先生以朋友口吻作平等学术对话的长达千言的复信。 1959年8月3日，孔凡礼将自己的第一部书稿《陆游评述资料汇编》交给中华书局。中华书局取其与稍后送来的同样内容的齐治平书稿各自之长，改名《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出版。出版后，学界评价颇佳。 1982年，孔本《苏轼诗集》面世，以信息量大，资料翔赡，校订精审，收诗最多成为苏轼研究史上难得的精品。“我们出版界有一个共识，一时畅销的不一定是好书，要看这书是否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和销售期，有些书年年印，年年卖，几十年长销不衰，这就是传世之作。从1959年开始，孔老在书局出版了多部专著，基本都在重印。《苏轼诗集》就重印了8次，发行3万多册。”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说。 继之，孔凡礼又投入《苏轼文集》整理。《苏轼文集》前人从未全面校勘过，其工作量远较整理苏诗艰巨。考疑、辑佚工作更是常人难以承受之浩繁。孔本《苏轼文集》荣膺苏集定本之誉。《苏轼佚文汇编》附《苏轼文集》后行世后八年，成《苏轼佚文汇编拾遗》二卷，再后近十年成《苏轼佚文汇编拾遗补》一卷，孔凡礼书海搜寻，披沙拣金，去伪存真，终成就明万历茅维之后苏文辑佚的最大成果。其中，《艾子是苏轼的作品》一文，被学界以为是苏轼研究史上一重大贡献，自宋以来久无定说的《艾子》是否是苏轼所作终于定论。以花甲之身，积年之力，孔凡礼相继完成了作为国家“八五”计划、“九年规划”重点图书的8册、164万字的《苏轼诗集》，6册、180万字的《苏轼文集》。“近百年来苏轼研究最有价值的成果之一”，海内外学界就此形成共识。 1982年，孔凡礼在《文学遗产》第二期发表《关于汪元量的家世、生年和著述》，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的李一氓就此约见孔凡礼，并委托其整理汪元量的作品。对孔凡礼的整理成果，李一氓在其刊于《人民日报》的《古籍整理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这样评价：“孔凡礼的《增订湖山类稿》，不为汪元量的《汪水云集》或《湖山类稿》所限制，从《诗渊》和《永乐大典》新辑得元量诗词，用编年的方法，同原集打散整编为五卷……书后附《汪元量事迹编年》，和汪元量作品互为发明。迄今为止，可算是汪元量诗词集的最丰富、最有科学性的一个整理本，成为研究宋元史和宋元文学史的要籍。” 1998年，孔凡礼历时24年四易其稿的《苏轼年谱》由中华书局出版，迅即得到学界高度赞誉。有学者称它是自成体系、超越古今的新型年谱。有学者誉之为20世纪写得最好的一部年谱。次年，《苏轼年谱》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在《苏轼年谱》付梓前，孔凡礼已经启动《苏辙年谱》编纂。四年后的新世纪元年，50万字的《苏辙年谱》交由学苑出版社出版。有评论说，《苏辙年谱》谱主形象丰富多彩；资料详实，论据充足；考订严谨，辩证细密；详略适宜，写法新颖，是全方位描绘谱主风采的成功范例。 苏氏兄弟年谱面世后，孔凡礼即着手苏洵年谱的编纂，此书交稿之后，尚未付梓，他又应北京古籍出版社之托，编纂三苏年谱。在前三谱的基础上，孔凡礼用4年时间，对三苏生平、交游、著述以及他们之间的交往再次全面考察，重新写了一部《三苏年谱》。孔编《三苏年谱》甫一面世，好评如潮，被视为“迄今为止三苏行实研究最高水平的成果”。始自1977年的28年中，孔凡礼以苏轼为主体的三苏研究，成就著作5部22册700余万字，以新颖、详尽、扎实、可信，奠定了自己在“苏学”史上重要的地位。 由陆游研究起步，经三苏研究的磨砺，孔凡礼翱翔在学术研究的自由王国。他的研究领域扩展到范成大、晁补之、朱淑真、赵令畴、汪元量、郭祥正等一批宋代作家的行实考察，并由此发展为对整个宋代文史的关注。他的郭祥正研究，成为800多年来对郭祥正的第一次全面认真的考察，澄清了长期的误解，恢复了郭祥正的历史本来面目。他的《范成大佚著辑存》，被誉为“近百年宋代文史著作”六大辑佚成果之一。他的《全宋词补辑》，收《全宋词》遗漏的140多位作家的430多首词，其中约百位词人是孔凡礼的新发现，“为研究宋词提供了新的极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是近百年宋代文史著作辑佚又一显著成果。他编成的《宋诗纪事续补》，较清人厉鹗《宋诗纪事》、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增收宋代诗人1700人。一经出版，立即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受中华书局与其他出版社委托，孔凡礼还先后点校整理宋人笔记30多种，“几乎部部都有独到的发现”。2007年中，孔凡礼为中华书局点校整理了宋人叶寘《爱日斋丛钞》、周密《浩然斋雅谈》、陈世崇《随隐漫录》等，而这一年，孔凡礼已是85岁高龄。 孔凡礼的学术影响也早已蜚声海外。日本著名汉学家小川环树对其研究成果深表敬佩，认为孔校本涵盖了日本某些寺院秘而不宣的诸多苏集珍本三苏善本所独有的异文。孔本著作已成为日本、美国汉学家和我国台湾学者在广泛使用的底本

学者却始终是个编外

在计算机无处不在，改变了几乎所有学人治学方法和生存状态的今天，孔凡礼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治学状态。孔凡礼认为，学界很多人冷落图书馆，通过网络搜索来做学问，并引之为时髦，是完全错误的，很容易导致以讹传讹。50多年来，论在图书馆中度过的时间，老人恐怕在学者中要名列前茅了。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处处留下他的足迹，许多多年无人问津的古籍，孔凡礼成为惟一的读者。他是国图明代“穴砚斋钞本”《家世旧闻》的发现者，也是解放后惟一的读者。旧书摊、碑刻所在也是孔凡礼常去之地。直到80多岁，老人依然奔波在京郊大兴乡间居所到国家图书馆的路上。老人2007年8月27日的日记记录了这一天去图书馆的行程：

“早5点多起床，6点45分，走一里地，到达通三环的679路公共汽车站，……到达国图善本室，已是10时17分。……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几乎站不住，把握不了。……到了借阅大厅，正是10时25分。……到快餐厅，买了一包饼干，喝了一点水。到服务台提出预约的书，复印了一些。到敦煌室找了一点材料。2时30分，出国图，坐319路公共汽车……回到海子角住地，已经是6时了。坐下来都不能动，两条腿几乎不管用……不过，累，值得。我得到了我需要的资料，这些资料用到书上，可以提高质量，我可以问心无愧了。”写到这里，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

孔凡礼选择的是乾嘉朴学的治学方法，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研究中，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22册，他至少通检了50遍，每一遍都有新收获；影印的《永乐大典》202册，他起码通检了20遍……正是在这巨量的阅读中，他因新的发现，把研究不断向历史深处扩展，使认知接近历史真相，也使自己的著述充满智慧的光辉。

在图书馆，孔凡礼写下了20多本读书笔记和无数学术卡片，总量有几百万字，这当中，记下了孔凡礼无数拂去历史尘埃，始见瑰宝的心花怒放之时。1977年他在北图善本室意外发现目录卡上赫然写着明钞本《诗渊》25册，多出此前邓广铭先生所用《诗渊》16册。《诗渊》成书与《永乐大典》年代相差不多，收诗五万多首，其中十分之二三不见于古今刊印的古籍，也不见官修大型类书《永乐大典》；收词七八百首，其中大部分不见于《全宋词》、《全金元词》。从中，孔凡礼一举辑得《全宋词》失收的词作400余首。可以说，孔凡礼的每部著作，都是这样上下搜索，集腋成裘之作。

数十年中，孔凡礼沉潜精专之作颇丰，一个个古籍整理项目常人看来独木难支，靠他所说的“笨功”又费时费力，时日老天不假，从何而来？

孔凡礼是在而立之年开始学术研究的求索的，当时，他刚刚从安徽一所乡村中学调入北京三中任教。1963年，病中的他选择停薪留职，既减去不能担负教学而拿取报酬对三中的愧疚，又可全身心投入陆游研究。从此，除了以往几百元的积蓄和第一笔千余元稿酬，每月一家人的生活就靠中华书局支付的40元生活补贴维持。“文革”中，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全面停滞，孔凡礼重返教职而不得，在三中做了数年教学辅助工作，每月收入仅16元到30元。1979年，“文革”后首次提工资、评职称，孔凡礼也刚刚重新走上三尺讲台，重新开启中华书局委托的整理三苏资料的学术研究，考虑到自己年近花甲，教学、研究难以两全，孔凡礼婉拒了中华书局调他当编辑的邀请，毅然提前退休。孔凡礼与时间赛跑的赛程重新开始。1982年，孔凡礼再次谢绝李一氓请他到古籍办工作的邀请，为自己争取了宝贵的研究时间。

“洗得发灰的蓝布中山服罩褂，领口已经破了，衬褂是洗毛了的白老布，衣领上缀着厚厚的补丁。当我站在敞开的门前时，他正佝偻着高大的身躯，‘咝咝咝’地喝着稀饭，桌上是一摞翻开的书稿，旁边是一碟不知名的咸菜。我的天，今天是中秋节了，现在正是月圆之夜！”黄山书社一位编辑看到的，不是孔凡礼生活中的一刻，而是常态。这常态，为孔凡礼赢得了时间和精力，使他得以潜心去做惠及子孙后代的研究。他靠克己与牺牲，赢得了学术研究并不舒适但却自由的空间。

晚年，老人在家乡一所高校的讲台上，面对后辈学子语重心长：“我这个人，有一点特殊性，一方面我是北京一所普通中学的普普通通的教师；另一面，我又是有着多方面学术成就的致力于宋代文史研究的学者，这种情况，在北京市不多见，在当代中国也许是个特别……我为《全宋诗》、《全宋词》这两部代表一个时代学术水平的总集，做出了别人不可替代的独特贡献。或许可以说，有我的参与，这两部书就显得更有光彩；如果没有我的参与，这两部书可能就要暗淡一点……”老人的话，点燃的是世人对学术文化的信心。老人离去后，顾青在缅怀前辈时说：“当前学术文化事业实用主义盛行，很多人急功近利，抄袭现象大量存在，导致公众对学术界信心减弱，也失去了对学术应有的崇高感。孔老的学术成就和生活经历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应当保有这份信心。”

心灵的回声

翻开《孔凡礼文存》，在石钟扬所写的《无冕学者孔凡礼》一文中，读到了这样一段文字“几十年中，我先住在‘东倒西歪’的两间东屋，后来又住进‘骄阳飞汗雨’的斗室，然后又住进荒鸡夜唱的村舍。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出版了近40种书，发表了三百篇文章，还有一部存稿，字数共约在一千三百万。……人们亲手把教授的桂冠要戴在我头上，我婉谢了；有人要给我房子，我婉谢了；我过着四十五年的单独生活，为了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我献出了一切。我鞠躬尽瘁，问心无愧。

这杯本来是清醇甘美的酒，在进入八十岁以后喝起来，却越来越苦涩。有谁能知道其中的真味呢？只有我自己，我只有慢慢地喝着，细细的品味着，因为这酒是我亲自酿造出来的。”这是孔凡礼在与他的传记作者书信往来时的内心独白。当问及其治学中最遗憾的事时，孔凡礼的回答让石钟扬潸然泪下。老人说，我多次幻想拥有一间窗明几净的书房，两侧排列着书柜，按经史子集分开，我徜徉其中。如果具备此条件，我的成果可能还要多一些。转而他又说，其实，这也不是遗憾，因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在这方面知足。进而，老人又反复说了一个不可抗拒的遗憾：自己年龄太大，时间永远不够支配，还有许多工作等着他去做。“我现在要是六十八岁，该多好啊！”发出这生命呼唤的时候，老人已是86岁高龄。

两年后，他在病榻上离开了他眷恋了半个世纪的学术研究，那一刻，他有多少遗憾，多少不舍，多少无奈？

让我们从老人当时的心境回望，探究他生命的历程，重温他学术研究的追求。

作于1963年的一首诗中写道：“东倒西歪屋两间，斜风细雨送床前。我自如山山不动，剑南理罢又骚篇。”

1992年，又一首诗是这样的：“郐曹临上国，造化赐机缘。出入文津道，留连厂肆廛。五千唐宋卷，百万管蠡言。苏陆明窗读，豪情尚欲燃。”读先生的七十抒怀，读出几多豪情？

下面一首，名为《七十八岁初度》：“日丽风和卷霹雷，蓬门长闭躲书堆。齑盐三顿清如水，骏马千蹄志不回。薄有刍言传域内，愧无冠冕启方来。人生得失如何计，漫把封缸尽一杯。”诗中千滋百味，令人肠断。

老人的倾诉与呼唤，令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生出无限感慨，郁积满腔痛惜。扪心自问，当老人发出这呼唤时，如果听到，我们是否会做些什么，给老人赢得更多的时间，让这样一位稀世人才能为中华民族精神宝库添加些许当代人的贡献？在老人带着遗憾、不舍离去之后，我们痛定思痛，是否应当为还在学术研究之路上艰难跋涉的张凡礼、孟凡礼们做些什么，以使今天的时代大师辈出？我想，这才是记者写这篇报道、本报发表这篇报道时的期望。（庄建）

　　家人都亲切地称他为“爷爷”,他也确乎是一副农家老爷爷的拙朴形象:理得短短的花白发茬,阳光晒出的红润脸色,依然高大敦实的身板,为见客而特意换上的蓝布中山装。交谈的大部分时间,他是笑着的,说话很急,中气十足而神态憨直,俨然一个和善快乐的“好老头”。可在儿媳妇的口中,他其实是极“倔”的:“爷爷不生是非,生活很简单,就是太‘倔’，整天埋头鼓捣他那些古书,从来不烦;也不爱跟人联系,走在路上都忘不了他的文章,别人打招呼,总不理,说是怕打断了思路……”

　　孔凡礼“倔”,而且一度“倔”到了自己都不理解的地步。他本是一位在三尺讲坛上如鱼得水的中学教师,却在而立之年,一头扎进古典文学研究的无边瀚海中,以致停薪留职,成了一位公认的“书痴”。37岁时妻子去世,他就过起“单身汉”的日子,直到现在。很多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找上门来,他却生怕干扰到手头的研究,忙不迭地躲开了。今天,翻看他撰写或点校的煌煌大观的心血之作,人们惊讶、叹服,纷纷送上“专家”、“学者”的美誉,而这位蜗居于北京郊区农家院里的老人却总是认真地“澄清”:“我只是个‘中学退休教师’”。

　　带着“陆游”走向中华书局

　　孔凡礼1952年从安徽一所乡村中学调到北京三中任教。此时他刚近而立之年,决心利用首都的文化资源,为祖国的文化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书海茫茫,路在何方?孔凡礼写过散文,研究过鲁迅、《红楼梦》,甚至对《水浒传》、《儒林外史》也下过一番苦功,终因难有创见而忍痛罢手。偶尔借阅一部《白居易评述资料汇编》,立时“顿悟”:古典文学研究大体有两派,要么以理论辞章取胜,要么以考据资料见长;前者要有理论修养,兼有一定的灵气;后者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功底深厚才能左右逢源——这就是传统称为乾嘉朴学的治学方法。而他自量只能紧步“乾嘉”后尘。几经权衡,他确定以爱国诗人陆游作为这项工程的突破口。

　　1957年3月,孔凡礼买回一部万有文库本《陆放翁集》,反复研读,逐渐摸索出“两全、两账”的治学方法。“两全”就是全面研读陆游著作,全面搜集陆游生平史料。“两账”是编《陆游交旧录》和《陆游编年录》。孔凡礼的“两账”巨细不漏,不仅有利于知人论事,更能从中发现问题。如明人毛晋所辑《放翁佚稿》是毛氏汲古阁刑本《陆放翁全集》的附录,自明末以来三百多年,从未有人对其中作品的著作权提出过异议。孔凡礼却发现《放翁佚稿》卷下都不是陆游的作品,写成《陆放翁佚稿辑存考目》,发表在中华书局编《文史》第三辑,澄清了三百年来的疑案。再如陆游青年时代撰写的笔记《家世旧闻》(未刊稿),学界认为它早已失传。1957年11月6日孔凡礼按惯例到旧书摊访书,偶尔看到天津著名藏书家李盛铎的《李木斋藏书目录》,其中就有《家世旧闻》。当时李氏藏书已归北京大学。第二天,他到北大图书馆抄录了全文。不久,他又在北京图书馆见到了《家世旧闻》的明代“穴砚斋抄本”,作了仔细校勘。直到1993年12月才作为“唐宋史料笔记丛书”之一由中华书局出版,轰动了学术界。

　　关于陆游卒年的争论持续了七百多年。1957年夏的一天,孔凡礼漫步北京西四牌楼东大街,在地摊上发现陆游学生苏泂的《泠然斋诗集》,立即买下,回家反复翻阅,直到第三遍读到卷六的《金陵杂兴二百首》,有首诗跳入眼帘:

　　三山掺别是前年,除夕还家翁已仙。

　　少小知怜今老矣,每因得句辄潸然。

　　三山是陆游在山阴的居地。苏泂从小师事陆游,陆游致仕还乡后,苏常到三山去看望他。这首诗不就是苏泂回忆、哀悼老师陆游的吗?联系陆游嘉定二年所写《自笑》原注:“腊月五日,汤沐按摩几半月”,这首诗不就是陆游死于宋宁宗嘉定二年腊月五日之后除夕之前的最有力证据吗?于是,孔凡礼写出《陆放翁的卒年》,寄《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刊,于1958年2月9日发表。这是孔氏学术研究的处女作。没想到它一锤定音,从此陆游卒于嘉定二年(1209年)除夕前说被学界奉为定论。

　　1957年8月,孔凡礼见新出版的《文学研究》上载有钱钟书的《宋代诗文短论》(十篇),其中有一篇论陆游,就立即买了一本。读罢,孔凡礼给钱先生写信求教,提了三个问题。1957年9月1日,孔凡礼收到钱先生长达千言的复信,肯定了他对陆游《送仲高兄宫学秩满赴行在》一诗写作时间的推断,还着重指出,考察作家某段时间的思想倾向,对论证作品写作时间有重要意义。而这恰恰是孔凡礼曾经忽视或暂时功力不逮之处。

　　钱钟书的关怀与点拨,对刚刚迈进学术之门的孔凡礼是极大的鼓励,他加快了陆游研究的进度,终于1959年编成《陆游评述资料汇编》。

　　1959年8月3日下午,一场暴雨过后,孔凡礼携《陆游评述资料汇编》书稿,穿过北京东城东总布胡同,趟过积水,走进了中国最高档次的出版社之一——中华书局。

　　同年12月,中华书局决定采用孔凡礼的《陆游评述资料汇编》。

　　从此,孔凡礼与中华书局结缘;这影响乃至决定了他未来数十年的生活道路。

　　登上“三苏”研究顶峰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天,中华书局委托孔凡礼承担国家“八五计划”、“九年规划”中的重点项目:苏轼诗文集点校整理。他知道这项任务极为艰巨，且当时整理古籍没有稿酬,只有三十套样书相赠。但孔凡礼还是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这项重任,于1977年3月底开始点校《苏轼诗集》。

　　他几经比较,决定以清道光二年王文诰编《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四十六卷本为底本,而他选定的校本有宋刊本十一种,元、明、清刊本各二种,还有包括金石碑帖在内的其他大量资料。

　　这些善本，有的已流散到台北、日本及美国。在中华书局强有力的支持下,他辗转得到了这几种珍本。三夏,蜗居小屋内暑气逼人,他挥汗如雨,手不停披;三冬,他回太湖老家过春节,在堆满柴草的百年老屋里,呵冻挥毫。他在跟时间拔河,“适伴东坡忘客至”,就是他校书的写照。

　　这样,孔凡礼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把全部苏诗核阅了五十多遍,写下了七千多条校勘记,囊括了现存苏诗十七个善本的全部异文。孔校本《苏轼诗集》以信息量大,资料翔赡,校订精审,收诗最多,成为苏诗研究史上难得的精品。

　　《苏轼诗集》刚刚脱手,孔凡礼又转而整理起《苏轼文集》。《苏轼文集》前人从来没有全面校勘过,其点校工作远较整理苏诗艰巨,孔凡礼以明末茅维编《苏文忠公全集》为底本,做了全面的校订。此外,孔凡礼又以六七年之功,翻阅了宋代和宋以后各类著作三四百种,从其中一百一十多种中辑得苏轼佚文四百多篇,而成《苏轼佚文汇编》附于《苏轼文集》之后。

　　1981年冬的一天,孔凡礼参观首都博物馆“历代碑刻展览”,在宋代碑帖中发现了苏轼给文同(与可)书简的一部分,似未收入《苏文忠公全集》之中。他赶紧拿出随身携带的小本本,一字一字地抄下来。回家一对,果然不见于底本。第二天他带着纸笔和老朋友翁荣溥先生一起去了博物馆,经反复请求,花三小时在馆内抄录了苏帖全文,后又从馆里一位研究碑帖的秦先生那里借回碑帖胶卷仔细核对,从而辑出苏轼书简二十多篇。经考证,这是西楼帖,汪应辰刻于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共三十卷,久佚。没有想到,这些珍品又能重见天日。

　　就这样锐意穷搜,孔凡礼继《苏轼佚文汇编》之后,又增《苏轼佚文汇编拾遗》二卷,收佚文一百余篇;复增《苏轼佚文汇编拾遗补》,收佚文十二篇,是近百年来苏文拾遗补缺的最大成果。对此,《人民日报》曾发表专评,赞赏备至。

　　孔凡礼还编撰了《苏轼年谱》。他积十年之功,遍览《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皇朝文鉴》、《宋会要辑稿》、《宋诗纪事》以及宋、金、元诸多方志、类书、笔记、碑帖、总集、别集六百多种,到1988年编成二百多万字的《苏轼年谱长编》。然后经两次全局性的梳理归类,到1994年整理成130多万字的初稿。此后,再度删繁就简,终以百万字成书。这部历时二十年四易其稿的《苏轼年谱》,1998年2月一经中华书局出版,立即在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1999年10月,《苏轼年谱》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

　　1996年初,当《苏轼年谱》正在付排时,孔凡礼又着手编撰《苏辙年谱》。历时四年,到2000年元月,孔凡礼用书二百多种,撰成50万字的《苏辙年谱》,交学苑出版社付排,又历经五次增补,于2001年6月出版。

　　苏氏兄弟年谱完工之际,孔凡礼即着手编撰其父亲苏洵的年谱。苏洵年谱甫成,他又应北京古籍出版社之邀,编撰三苏年谱。换一个“聪明”的畅销书写手,或许可将前三谱重新组合一番;但孔老却在前三谱的基础上又用了四年时间,对三苏的生平、交游、著述以及他们之间的故事再次作了全面考察,重新写了一部《三苏年谱》。孔编《三苏年谱》2004年10月出版,共220万字,精装四册,被学者称为“迄今为止三苏研究的最高成果。”

　　从1977年至今29年来,孔凡礼以苏轼为主体的三苏研究,著书五部二十二册约七百多万字,外加数十篇学术论文,实为一项庞大工程。尤其是三苏年谱系列,层层攀高,新颖详尽,从而奠定了孔凡礼在“苏学”史上迄无第二人的权威地位。

宋代文史研究一路凯歌

　　孔凡礼还为范成大、晁补之、朱淑真、辛弃疾等一批宋代作家编写年谱或撰写考证文章,并由此发展到对整个宋代文史的关注,一路凯歌,屡有惊人的发现和成就。

　　在搜寻苏轼佚文的过程中,孔凡礼从北京图书馆善本室意外地发现明抄本《诗渊》二十五册。《诗渊》与《永乐大典》成书年代差不多,保存从魏晋六朝到明朝初年大量作家的作品。它收诗五万多首,其中十分之二、三不见于古今刊印的古籍;收词近千首,其中大部分不见于《全宋词》、《全金元词》。孔凡礼从中新发现了近百位宋朝词人,并一举辑得《全宋词》失收的词作四百三十多首,经精细考校,编成《全宋词补辑》。1980年一经中华书局出版,立即轰动中国词界,成为近百年宋代文史著作辑佚最显著的成果之一。1999年孔氏的补辑汇入中华书局新版《全宋词》(简体横排增补本),署名为“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

　　在搜集考察宋代诗人事迹的过程中,孔凡礼发现清人厉鹗《宋诗纪事》、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并不完备,他先从明抄本《诗渊》、中华书局影印的《永乐大典》中辑得宋人佚集一百多种,又从数百种地方志与谱牒中各有所获。经二十多个春秋的不懈努力,终于编成了30卷80万字的《宋诗纪事续补》,较厉、陆前编增收宋代诗人1700人。此后又编成《宋诗纪事续补拾遗》约20万字,再增收宋代诗家近600人。这两书,为《全宋诗》编纂提供了珍贵资料。他因此两次被邀请到北大给古文献专业的师生讲学,并荣入“《全宋诗》编委会”,成为这个由专家教授组成的编委会中唯一的中学退休教师。

　　2000年以来,孔凡礼时而应邀外出参加苏轼国际研讨会或陆游文化节,每次都被慕名而来的学者们围困得应接不暇。

　　美国西华盛顿州立大学东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唐凯琳教授2000年夏在河北栾城的第十二届“苏轼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拜见了孔凡礼,到北京后又再次约见孔先生,向他讨教有关苏轼、苏辙生平著述的若干问题。午餐后,唐恭敬地搀扶着孔先生直送到901车站。当一位黄发蓝眼、风度翩翩的美国中年女教授,毕恭毕敬地搀扶着这朴实如农夫的中国老汉款步前行时,顿成街头一景。人们用目光摄下了这永恒的一瞬。

　　“四平居士”的精神境界

　　孔凡礼并没有高于常人的智商。他曾说:“余计个人青年时智商约为中等之下,中年时可达中等,然略偏下,今早逾古稀,与同龄人相比,约为中略偏上,尚不及中上。”他之所以能著书立说、多有创见,实是因为有超人的勤奋。

　　孔凡礼1998年大病以前,中华书局邀请他点校整理洪迈的《容斋随笔》。经两次大手术,出院后不久,中华书局又重申前约。这年冬天,刚刚出院的75岁老人冒着寒风,从北京远郊大兴农村到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以及北大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去查校《容斋随笔》善本。从大兴村舍到大兴黄村901路车站,要走四十分钟。乘901路公交车到六里桥北里下车,爬上几十层的水泥砖梯,直奔北京西站,换乘302路公交车到达北京图书馆。早晨六点不到就起来,九点半才能到北图。在善本室看书、看胶卷约三小时,然后到北图读者餐厅吃点饭,找个地方闭目养一会神,再往回赶,到家往往是满天星斗。不说看书,仅来回路上六七个小时的颠簸就需消耗巨大精力。这样,经过半年多的苦斗,他终于理清了《容斋随笔》版本的头绪,并有一些重要发现。此书已于2005年底问世。有人说这哪叫勤奋,这叫拼命啊!

　　这位高龄的拼命三郎,几乎无暇享受人生。他数十年如一日,身穿粗布衣,出入大小图书馆,串巡远近旧书摊。传说“文革”前他甚至夏顶大草帽,冬穿空心棉袄,腰系草绳去图书馆博览群书。有年中秋节,黄山书社某编辑登门拜访,见到的是这样一幕:“洗得发灰的蓝布中山服罩褂,领口已经破了,衬褂是洗毛了的白老布,衣领上缀着厚厚的补丁。当我站在敞开的门前时,他正佝偻着高大的身躯,‘咝咝咝’地喝着稀饭,桌上是一摞翻开的书稿,旁边是一碟不知名的咸菜。我的天,今天是中秋节了,现在正是月圆之夜!”但他待人却极其慷慨,动辄给家乡的图书馆捐赠价值千元的图书。他每有新著,都不惜工本地送给四方学人。他晚年破例应聘为家乡唯一的高校、母校安庆师院古籍所的客座教授,不但坚决不收讲课酬劳,还自费买了二十四史等典籍奉送古籍所。

　　孔凡礼自奉甚薄,内心世界却极为丰富。他有《漫笔》诗云:

　　默数南来北往车,林阴道上步舒徐。

　　漫言粗服田间叟,胸中东坡百卷书。

　　总结自己数十年的治学道路,孔凡礼的心态一直很平静。他在一封长信的末尾说:

　　“几十年中,我先住在‘东倒西歪’的两间东屋,后来又住进‘骄阳飞汗雨’的斗室,然后又住进荒鸡夜唱的村舍。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出版了四十种书,发表了三百篇文章,还有一部存稿,字数共约在一千三百万……人们亲手把教授的桂冠要戴在我头上,我婉谢了;有人要给我房子,我婉谢了;我过着45年的单身生活,为了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我献出了一切。我鞠躬尽瘁,问心无愧……”

　　其实孔凡礼并非没有“加冕”的机会,而他却一再选择了放弃。1963年,他为了专心治学而停薪留职,钻进图书馆度过了近十年穷困却充实的生活;1979年11月,在“文革”以来十几年间全国首次提工资、评职称的前夕,孔凡礼考虑自己年近花甲,教学、研究难以两全,毅然提前退休;就在他退休前夕,中华书局请孔凡礼正式调入当编辑;1982年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的李一氓,诚邀他到国务院“古籍办”工作;1983年2月,安徽阜阳师院拟聘他为客座教授……他或因编务、公务与古籍整理难以兼顾,或因离京太远耗不起而一一婉辞,一次次与编审或教授头衔擦肩而过。

　　对于孔凡礼种种出人意料的选择,有人说“迂”,有人说“痴”。不过,也有知己者说,“迂”也是一种境界,一种痴迷忘我的境界。

　　当问及孔凡礼治学中最遗憾的事时,他说,我多次幻想拥有一间窗明几净的书房,两侧排列着书柜,按经史子集分开,我徜徉其中。如果具备此条件,我的成果可能还要多一些。“我现在要是只有68岁，那该多好啊！”

　　孔凡礼给自己取了一个别号：四平居士。自译为：平平静静，平平淡淡，平平常常，平平和和。他说这是他的生活之道、健康之道。一个朋友为孔老的书斋（其实他哪有什么书斋）取了个富有诗意的名字：燃寂斋。不知其意是指孔老在燃烧寂寞呢，还是说他在寂寞中燃烧？

　　（作者为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系教授）

　　■成果解读

　　孔凡礼1958年2月9日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发表学术处女作《陆放翁的卒年》。1962年11月在中华书局出版第一部文献类作品《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与齐治平合作）。从此一发不可收，先后出版《全宋词补辑》（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范成大佚著辑存》（中华书局1983年3月版）、《增订湖山类稿》（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范成大年谱》（齐鲁书社1985年版）、《宋诗纪事续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5月版）、《家世旧闻》（中华书局1993年12月版）、《郭祥正集》（黄山书社1994年12月版）、《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2年9月版）、《宋诗纪事续补拾遗》（北京大学出版社待刊）等。尤以三苏研究贡献卓著，先后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2月版）、《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3月版）；著有《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2月版）、《苏辙年谱》（学苑出版社2003年1月版）、《三苏年谱》（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版）。并有论文集两部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