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8月20日09:50 |
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郑庭笈、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与末代皇帝溥仪等33名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争罪犯，获得特赦。周恩来总理亲自嘱咐专人安排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然而，这一消息的公布，对于郑庭笈的家人来说，却不知是喜还是忧。
“直到现在，我才愿意谈论父亲，我曾经不想也不敢正视他。童年时期，我们有12年没有接触，直到中年，我也没有真正走近他，这是我一生的遗憾……”坐在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身旁的郑心校心情凝重地说。他是郑庭笈之子，今年66岁。上世纪90年代，郑心校曾任北京友谊医院院长，还是全国劳动模范，后赴美任美国哈佛大学、匹兹堡大学教授，近期被同济大学东方医院引进。
郑心校不论学业还是工作，都获得过不少荣誉。然而，在他内心深处，却总有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那就是“父亲”。因为父亲的被俘，一家人更是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曲折岁月。
父亲去东北“学习”了
郑心校1947年出生在重庆，排行老四。他的出生，曾给一家人带来莫大的欢喜。“我上面是3个姐姐，听母亲讲，当年她还专门去长沙岳麓山的观音庙求
子。生我之前，母亲真的做了一个梦，说观音给她送子了，后来就有了我。周围人都说，父亲的嘴一直笑到了耳根子底下，可见他对我的喜爱。”
郑庭笈和妻子相差近20岁，他们是通过自由恋爱结合的。
1905年，郑庭笈出生于海南文昌一个名叫美竹村的地方。家中兄弟4人，长兄郑庭钧、三弟郑庭筊，都是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四弟郑庭铭，1951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内燃机集团总公司任总工程师。郑庭笈的妻子名叫冯莉娟，家在湖南省衡阳县。1941年，在国民党“王牌”军第五军任营长的郑庭笈，来到冯莉娟的故乡训练。当年，刚满17岁的冯莉娟天生丽质，给郑庭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便在这里相识并结合。
1944年，从中国远征军印缅战场归来的郑庭笈，任第48师师长，次年，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昆明机场警备司令，隶属杜聿明麾下。1947年，郑庭笈在东北参加国共内战，任第49军中将军长。1948年10月28日，在辽沈战役中，他被黄埔同学林彪俘虏于锦州。
年幼的郑心校对父亲没有留下太多记忆。“唯一的印象是1953年，母亲带我坐轮船，火车，又坐汽车，从海南岛到东北抚顺，说去看望在那里的父亲。”
这次见面后，25岁的冯莉娟带着一家七八口人去了北京。“当时父亲的弟弟已经从清华大学毕业，在北京当了工程师。母亲为了能让我们接受最好的教育，她领着奶奶，还有在南洋做生意的三公的3个孩子和我们4个，一起去投靠叔叔。”
让一家人庆幸的是，他们在北京遇到了郑庭笈的老上级和老朋友黄翔。黄翔是黄埔军校第7期毕业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92军中将军长。1949年，黄翔通
过香港起义返京，后任水利部参事。重逢后，黄翔夫妇二话不说，将自己四合院的西厢房腾出来给郑心校住。“外院还住着他们的老上司郑洞国。我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中，心里的阴影相对少一些。因为郑伯伯和黄叔叔的职务高，国庆节他们常领我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招待会。我从小上的都是名校，博士幼儿园、培元小学，都是私立学校。童年和少年时代内心充满阳光，心理也很健康。”
在郑心校心中，母亲是一位非常坚强和乐观的女性。“我刚出生一年，父亲就被俘，但在我的一生中，从未见过母亲因为自己的命运而哭泣或抱怨。”从上小学起，郑心校就是个德智体兼优的好学生，“很快就当上了小队长、中队长，还被选拔去给中央首长献花。我当时的处境，和家里的实际情况反差很大。”郑心校说，其实从那时起，他幼小的心里已经有了一些说不出的疑惑和阴影。有时他也会问起母亲，父亲究竟去了哪里？而母亲总是回答：“你的父亲在东北学习呢。”
2013年6月28日，郑庭笈之子郑心校接受本刊记者专访。魏洪敏 摄1
1964年，郑庭笈与妻子冯莉娟在南京。
总理当红娘促成父母复婚
直到有一天，郑心校一家看似平静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有一天老师找到我，说你们家有一件大喜事，你今天可以不用上课了，你爸爸回来了。”
分别12年，父亲又回到了身边，就在叔叔家的院子里。郑心校说：“这是我们全家第一次聚会，还来了很多报社的记者给父亲照相，他穿得很整齐。这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跟父亲接触，他看到我们长大了，读书也很好，我还当上了大队长，非常激动。”
郑心校内心却没有像父亲那样高兴，这时他已经知道，父母亲离了婚。
郑心校告诉记者，父母离婚应该不是感情问题。“父亲1942年在滇缅战场作战，戴安澜受伤后，国内就没有了消息。母亲还收到一张郑庭笈团长正式的阵亡通知，但她坚定地说"我觉得他就是没死！就算死了，我也得见到他的部队，见到他的尸首！"母亲坚决不去领抚恤金，她自己跑到云南保山去找父亲,最后果然让她找到了。”
“还有一例也可以说明父母的感情。当年，母亲得知父亲在东北被俘后，她放弃了千金难换的开往台湾的船票，决心带着我们一家人留下来，一心要等父亲。从海南到北京，母亲一直把奶奶带在身边，不论生活多艰难，也不离不弃。她如果不是有更重要的考量，一定不会离婚的。”
郑心校说，母亲领着全家人到北京后，虽然有南洋的三公接济，但随着他们长大，各种开销增加，生活越来越艰难。“母亲找工作和我们上学，都受到"战犯家属身份"的影响。后来周围朋友给她出主意，为了谋生和孩子的前途，她最终提出和在监狱中的父亲离婚。”
1957年，郑庭笈同意了妻子的离婚要求。离婚后，冯莉娟在打字学校学打字，“那时打字是用铅字一个个打，需要拣字、排字，母亲刻苦练习，打得又快又好，最后留在誊写社工作。”郑心校说，关于父母复婚的经过，很多文章报道过，周总理确实做了细致的工作。
1961年2月，全国政协任命郑庭笈与溥仪、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周振强、杨伯涛等7人为文史专员，周总理叮嘱他们将亲身经历及见闻写出来。冯莉娟随即被调到政协打字，有关人员特意将打字机搬进她的住宅，理由是为“保密”。而奉命三天两头送取材料的正是郑庭笈。他心明如镜。
“为了能让他们复婚，周总理过问了3次，政协机关也做了很多工作，他们安排父亲每天给母亲送稿、取稿，制造他们接触的机会。”郑心校说，周总理的重视和父亲的无微不至，最终打动了母亲。4月19日，郑庭笈与冯莉娟正式复婚。复婚那天，杜聿明、廖耀湘和王耀武等人都来庆贺。
2013年6月28日，郑庭笈之子郑心校接受本刊记者专访。魏洪敏 摄1
1983 年6
月，全国六届政协特邀委员、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在一起交谈参加会议的感想。左起：杨伯涛、方靖、郑庭笈、董益三、罗厉戎。
“可教育好子女”带来的冲击
郑庭笈与冯莉娟复婚后，政协又在灯市口给他们分了房子，与杜隶明、宋希濂、唐生明同住一个四合院。但郑心校却说：“这一切，并没有给我的生活带来根本变化，我还是每天早出晚归，参加各种校内外的学习和文体活动，高中后干脆选择了住校。我和父亲没有过多的交流，也没有亲近的动作。至于父亲的过去，我不想多问，因为我总觉得他是一个有历史污点的人。对于周总理对他的关心，国家给他的待遇，我也认为这与我没有什么关系，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走自己的路。”
郑心校也观察到父亲回来后的平静：“父亲唯一的爱好就是看《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后来还看《新闻联播》，这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郑庭笈似乎也感受到了孩子们的想法，他很少对孩子的事情指手画脚，更不会对他们的前程发表意见。“他只会叮嘱我们好好读书，并把杜聿明的女婿杨振宁、戴安澜的儿子戴复东当做我们的楷模”，因为冯莉娟要打字，郑庭笈反倒操持家务了，“那时候父亲学着用瓷钵子蒸饭，一人一份儿；还会生蜂窝炉子，所以家里还是挺温馨的。”
“文革”开始后，郑心校的心理压力更重了。“那时候的"血统论"称，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还有一个很特殊的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对我的冲击非常大。我想不通，为什么一个优秀的青年，一下子就成了"另类"。我的理想抱负都成为了泡影。”所以郑心校在“文革”期间，去参加了红卫兵长征队，决心要走二万五千里长征。“我当时的想法是，只要我走完了二万五千里，他们就不能说我不革命。我们少则一天走四五十里，最多一天行军一百里。当时一路都有接待站，有地方吃，有地方睡。爬山的时候就念着毛主席的诗词，对自己是一种磨炼。走了一个多月，已经走到瑞金了，大串联停止，我才从南昌回到了北京。”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郑心校和弟弟都选择了云南兵团。他们想离家越远越好，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实现自我。“但就是去云南，出身不好也是阻力。我们这样的人参加兵团是不被接受的，那儿离边界太近，不敢要你。我和弟弟都写了血书。我们有幸遇到一个非常好的招工处长刘文尉，他报告给兵团司令江洪州，我们才破例被招收了。”
郑庭笈对儿子们的行为默不作声。“现在想想，父亲心里一定很痛心，为给子女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内疚。”上山下乡后，郑庭笈不时给儿子写信，“这些信篇篇都像是社论，"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应该怎样努力进步"……完全没有家长里短。”
郑心校回忆，那时候劳动起来充满激情，“分派我去喂猪，我查了报纸上介绍的发酵法，把芭蕉叶和糠拌在一起，发了酵再喂猪；分派种菜，就四处收集粪便沤肥，回北京买种子，在云南种出了北京的茄子、大白菜和黄瓜；晚上没事的时候，就看从家里带来的微积分教科书；我还想去缅甸参加缅甸共产党，去英勇牺牲。即使当时看不到一丝光亮，但我的内心深处却总有一团火在燃烧，有憧憬和希望。”
由于一场意外的车祸，郑心校九死一生，从云南病退回到北京。因为乒乓球打得好，他被分配到一家街道医院当“赤脚医生”。“后来我被派往友谊医院进修，一位老主任告诫我，要想当好医生就一定要读书。”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他终于鼓足勇气去试了试，“由于数理化基础非常扎实，考试很顺利通过了，我被北京第二医学院录取。”
随着时代的前进，人们开始不再关注郑心校的出身，他施展的舞台更宽广了。1983年毕业后，他进入北京友谊医院泌尿科从事肾移植工作。1985年，因工作成绩突出，他被提升为副院长。1986年，被派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修医院管理，并获得管理硕士学位。1988年回国后，他升任北京友谊医院院长，“当年我刚40岁，可以说是最年轻的院长，大家对我那么信任，我更有使不完的劲头”。1991年，郑心校被授予国务院颁发的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他证明了自己，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2013年6月28日，郑庭笈之子郑心校接受本刊记者专访。魏洪敏 摄1
1983年，郑庭笈夫妇与儿子郑心校（右一）及小孙子在景山公园。
儿子对父亲的忏悔
郑心校结婚生子后，小孙子就是郑庭笈晚年最大的乐趣和人生目标。“孩子刚出生，父亲的目标是活到孩子上小学；孩子上了小学，他的目标就是活到孩子上中学……每天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小孙子默写生字。那段时间，我的夫人、儿子和父亲朝夕相处，祖孙三代同堂，生活其乐融融。”
1991年，经组织同意，郑心校前往美国哈佛医学院，追求他从小就有的科学梦，从事医学科学研究。郑庭笈看着儿子离开，紧接着小孙子也被带去美国读书，他内心的孤独可想而知。
“1996年，父亲去世时，我才第一次回来探亲。我儿子考到美国大学，5月份发通知书，那时候父亲已经住进医院的重症病房。我写信给家里，告诉他们我们预计6月份全家回国探亲，已经订好了机票。父亲就这样一天天在病床上数着日子。那时候打电话不方便，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医院护士长的电话，问我怎么还不回来，我说定了13号的机票，那时大概还有一星期。护士长后来告诉我，父亲得知后，眼睛一下就没了神，叹了一口气，第二天就走了……”
仅仅只差4天，郑心校失去了和父亲最后一次相聚的机会。“在美国那些年，特别是我做了父亲之后，我开始渴望了解他，也看了很多关于抗战和滇缅战争的书，很想回来和他好好聊聊……当我来到太平间，看到父亲还没有完全闭上的眼睛，我只能含泪用手捂暖他的双眼，希望老人家能感受到我的忏悔……”
郑心校如今回到了祖国，只要一有空闲，他就积极参加抗战老兵和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各种活动。“算是对父亲的一种忏悔吧，弥补我作为儿子的愧疚，我要从现在开始，作为一个儿子，正视我的父亲，无论他是怎样的人！”（感谢黄埔军校同学会对本采访的帮助）
历史回眸：重挫日本“钢军”震惊中外
1925年，广州正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年方20的郑庭笈，和那个时代的热血青年一样，怀抱梦想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1927年8月15日，他在南京参加毕业典礼，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
抗战之初，忻口会战。日军以重炮配以步兵猛攻，大战数日，第9军军长郝梦麟、第54师师长刘家麟、独立第5旅旅长郑庭珍等皆死国难。郑庭笈率众猛攻，与日寇白刃血拼，身中数弹，所幸被卫兵拼死相救，从此郑庭笈自号“重生”以纪念之。1939年12月昆仑关上，中国军队首次以攻坚战重挫日本“钢军”，郑庭笈再立奇勋。面对敌军猖狂扫射，头顶敌机肆虐轰炸，郑庭笈舍生忘死，巧出奇兵，攻占了九塘和界首山高地，还率部击毙了日军第五军团第二十一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震惊日本朝野。
1942年初，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戴安澜率领第5军200师，37岁的郑庭笈担任200师步兵指挥官。在同古保卫战中，200师顽强地阻击2-3倍兵力的日军精锐军团，“浴血东瓜守”。5月26日，惨烈的同古之战，夺走了年仅38岁的戴安澜师长的生命，他牺牲前留下遗言，“由步兵指挥官郑庭笈将部队带回祖国！”郑庭笈临危受命，指挥残部奋战，于1942年6月2日冲破了日军最后一道防线，这就是闻名中外的郎科大突围。这一战也使得这位琼籍将军名声大噪。
郑庭笈在中国远征军乃至整个反法西斯战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归国后，他历任师长、军长，在辽沈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1956年后，关押于北京功德林战犯改造所。其命运可谓急转直下，令人不胜唏嘘。（《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畅 袁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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