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鹤先生的太太有一双巧手，每次周先生在外地的旧书摊上搜罗了古籍文献回家，都是周太太负责重新整理、装订、加封面。“这些年她就比较吃亏，能容忍我到处跑，还容忍我为了藏书专门再买了一套房子。”说起太太时，周先生既有歉意、也有一种与佳人相知的得意。
周先生的家离复旦大学不远，顶楼三层复式结构，每层都有一个大书房。一楼的书房最大，与起居室相连，放的书也最杂；二楼是平时工作看书的地方，放些常用的工具书；三楼是专门的地图室，藏有各种地图，中间一张大桌子，专供看地图用。三楼楼道里还有一整套的 Lonely Planet ，“不要以为这是流行读物，它里面的文章可都是请专家写的。”
桌上摊着一大本地图册。“这本 1866 年德国版的世界历史地图册，买的时候才 400 欧，真是不可思议的便宜。”之所以能淘到这么好的宝贝，是因为周先生有个习惯，就是无论到哪个城市，都会钻进它角角落落的书摊里。“除了南美，其他地方差不多都跑遍了。欧洲的旧书摊最棒。”谈起寻找旧书摊的方法，他说：“一个是网上搜，还有就是事先询问当地的学者，最重要的还是勤快。”买到好书靠的是运气，但运气“总是撞上勤快的人”。
周先生的专业是历史地理，但是这方面好版本的藏书却不多。“历史地理的藏书要数胡适最丰富。”历史地理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专门的文献不多，大多是古代的地理著作。好版本的古书周先生也有收藏，但并不是他的收藏重点。“我不喜欢王鸣盛，但这本《蛾术编》是王鸣盛的书里头刻得最好的。到了道光的时候，字体就已经很呆板了，很少有这样的写刻本了。道光咸丰的书其实是很不错的，太平天国来之后就烧了很多，留下来也少。”
“我最好的收藏还是近代文献。”说着他拿出了一套申报馆发行的《瀛寰琐记》，一种类似于现在杂志的连续出版物。还有一整个系列的近代中外文字典，包括同治元年唐廷枢版《英语集全》、同治十三年曹骧版的《英字入门》，堆在茶几上，琳琅满目。
近代字典系列的藏书中，有一本《华英通语》，是周先生没有的。这本书周先生在日本东北大学的一个教授捐赠书库里浏览过。福泽谕吉当初想学英语的时候，跑到旧金山买了一本《华英通语》，再加上假名注音，叫《增订华英通语》，就放在了自己全集的第一卷里。“这个版本全世界只有一本，日本保存得非常好。”
周先生内心其实很希望自己的藏书将来也能进入日本的某个大学，但又害怕“卖国”的骂名，藏书的命运现在是他最愁的事情。说起中国的图书馆，他引用了鲁迅的一句话：“内行的都偷完了，外行的都糟完了。”

B=《外滩画报》 
Z=周振鹤

B：你最近在读什么书？
Z：我现在很少读闲书了，一般都是看自己专业的书，历史地理方面的。
B：你现在主要的精力花在哪里呢？
Z：现在在做一部大的书，《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有十三卷，一千多万字。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做了《中国历史地图集》，但是没有文字。我要做的就是文字的考证。而且谭先生的图是静态的，一个朝代大多只有一幅图，但朝代内部还有很多沿革，图上没有反映。整部书还有五卷没有出来。
B：你统计过自己的书房共有多少册藏书吗？
Z：这个房子里的书大约是我藏书的二十分之一吧。还有一套房子来放其他的书。
B：你通常用什么方式买书？是逛书店还是在网上购买？
Z：我新书一般不着急买，现在书出得非常多，泥沙俱下，要沉淀几年才能买。平时买书除了世界各地的旧书摊，就是在孔夫子旧书网买了。我不像一般人去跑那种旧书店，我是跑各种各样的旧书摊、烂书摊，人家不知道的小角落。
B：你藏书的标准是什么？
Z：在：稀见性，就是人家不懂它有用的东西。还有一些就是手稿，像颜惠庆的日记，就是地摊上买来的。我在地摊上买到的书很多。
B：你旅行的时候带着书看吗？
Z：我旅游的时候主要是买书。各地都买，德国的旧书摊比较好。
B：你是如何整理你的书架的？
Z：没有规律，随便乱放的。现在放在书架上的都是可有可无的书，也就是比较容易买到的书，真正的好书都在另一个房子里。
B：你收藏的书里面最珍贵的，或对你来说最有意义的书是哪几本？
Z：应该说是一批近代文献，都是我最珍贵的藏书。比如说，从马礼逊编英汉字典以来的几百种中外文对照字典，花了我几十年时间蒐集的。类似这样的近代文献我有很多。
B：哪几本书你觉得经典的，要经常阅读的？
Z：像王国维和钱大昕的书就比较经典。钱大昕做的面又宽，深度又深，这样的人很少啊。有的人是盛名其下其实难副的，像是钱大昕的同乡王鸣盛就不行。
B：你想过你的藏书的最终命运吗？赠送给图书馆还是留给子孙？
Z：这是我目前最愁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很多藏书是各家图书馆都没有的。在日本是很好处理的，我就交给一个大学，它会给你建一个周氏文库，它会好好收藏，也不会流失。但在中国就不行，我的书是地摊上来的，那地摊上哪里来呢？就是图书馆里散出来的。全世界最妥当的地方是日本，但送去日本就变成卖国（笑）。在中国我不敢捐，前几年不是国家图书馆里也散出了书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