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峰
原载《书城》，2012年第6期。(编者加)
刘家峰教授，现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编者加)
Anne-Marie Brady, ed., A Foreign Missionary on the Long March: the Memoirs of Arnolis Hayman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Portland, Maine: MerwinAsia, 2010.
《一个外国传教士俘虏的长征:成邦庆回忆录》，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目前所见关于长征的历史叙述中，最具史料价值的文献应该是《红军长征记》，这是一本由众多亲历者回忆录编纂而成的作品。这些回忆录都是在长征结束不久完成，没有后来的思想路线斗争等条条框框的限制，因而被当代史家高华看作“最真实的长征记忆”。
然而，在长征亲历者的历史叙述中，有两位内地会传教士的回忆录值得特别留意，分别是来自瑞士的薄复礼(Rudolf Alfred Bosshardt，或直译为“勃沙特”、“波夏德”、“博萨哈特”等，1897-1993)和来自新西兰的成邦庆(Arnolis Hayman，或直译为“海曼”，1890-1971，)。他们在1934年10月1日和2日在贵州被萧克领导的红六军团扣押，后跟随红军长征长达一年半。薄复礼的回忆录The Restraining Hand: Captivity for Christ in China于1936年11月在英国出版，国内已有译本，书名分别是《神灵之手——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亲历记》(严强、席伟译，黄河出版社2006年版;《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自述》(张国琦译，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成邦庆的回忆录稍晚于薄复礼完成，但却一直湮没无闻，直到2003年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安琳教授(Anne-Marie Brady)在澳大利亚发现其后代所珍藏的原稿。该稿经安琳教授整理后于2010年在美国正式出版，书名可直译为《长征路上的外国传教士——中华内地会传教士成邦庆回忆录》。
到目前为止，就笔者目力所及，未见国内有关该书的介绍或评论。但该回忆录对长征史研究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笔者觉得有必要把该书介绍给国内学术界，已将该书翻译成中文出版。这篇小文主要对成邦庆的生平及其回忆录的内容和价值略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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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邦庆长征经历及《回忆录》的写作、出版
成邦庆1890年生于锡兰(今斯里兰卡)，父亲是英国救世军传教士。成邦庆几个月时母亲早逝，1892年其父再婚，全家迁到新西兰的基督城 (Christchurch)，1902年又迁到奥克兰。成邦庆离开学校后曾在商店打工，20岁时去了安嘉斯传教士学院(Angas Missionary College)读书。1913年9月25日，他作为内地会传教士被派到中国，先在镇江内地会语言学校学中文，后被派到重庆、江津、遵义、镇远等地传教。1933年初，成邦庆奉命到原属镇远教区的旧州工作。旧州，也称“老黄平”，是汉苗杂居地区，成邦庆在贵州多年，掌握了苗族语言，致力于给苗民传教。薄复礼小成邦庆7岁，出生在英国，父母是瑞士人，1922年11月13日来华，被内地会派到贵州镇远传教。
成邦庆和妻子罗达以及两个孩子在院子里，1934年于贵州旧州。(原书页6)
在二三十年代，各地土匪经常为攫取钱财而劫持传教士，俗称“洋票”。根据《北华捷报》1929-1933年的报道统计，仅此五年内被绑架的新教传教士就有47人，其中12人惨遭撕票。很多被绑架的传教士都来自内地会，这与内地会注重内陆偏僻城乡的的传教路线有关。这时的红军为了政治和经济需要，也经常把行军途中遇到的传教士扣为人质。1934年5月，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在四川彭水扣留了宣道会美国传教士史进信(Howard Smith)，但史进信在六月成功逃脱(成邦庆回忆录，第35页，以下只标注页码))。成邦庆和薄复礼对此类劫持事件并不陌生，因为内地会的机关刊物《中国亿兆》经常刊登此类消息。他们从未想过，这样的命运很快就会降临他们头上。
1934年8月，薄复礼与妻子离开传教地镇远前往安顺，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学习和灵修。9月30日他们学习结束准备返回镇远，途径成邦庆所在的旧州。10月1日一大早，他们离开旧州继续前行。此前薄复礼已得知红军正向该地行进，为了安全选择了山间小路，但还是遭遇了行进中的红军，他们一行全部被扣押。薄复礼被提审后才知道他遇到的是共产党的军队。第二天，红军攻破旧州，成邦庆一家(包括两个孩子)及暂住在那里的加拿大籍传教士林荣贞小姐(Grace Emblen)都被抓走，跟薄复礼夫妇关押在一起。红军查抄到成邦庆拍摄的很多照片以及跟国外的通信，他们因此都被指控为“帝国主义间谍”，但红军表示不会杀掉他们，只要他们交付罚金帮助红军加强装备，就立即释放他们。罚金的标准是每人10万鹰洋，这是当时外国人质的通常价格，两个小孩也一样，因此，罚款总计是70万鹰洋，价值相当于当时的45000英镑(第13-14页)。内地会(包括其他差会)对绑架人质事件向来有一项明确的处理原则，即差会绝不为人质交纳赎金，因为这更容易让传教士成为绑架的目标。成邦庆和薄复礼知道这70万元罚金对他们来说是不可完成的任务。红军要求他们跟随部队行进，后来释放了妇女和小孩。就这样，成邦庆和薄复礼以“帝国主义间谍罪”囚犯的身份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伟大的一项壮举。
红军提出的所需其他物品清单，分重要和次要两类。(原书页28)
小姐(Grace Emblen)(原书页15)
他们跟随红军长征的前26天，每天40英里，风餐露宿，身体极为疲顿。内地会传教士在教会圈内虽以能吃苦见长，但长征途中的艰辛却远非他们所能忍受。圣诞节临近，与家人团聚的渴望让他们大胆地想出了逃跑的计划。然而，由于路线不熟，加上村民举报，他们很快被抓。苏维埃湘鄂川黔肃反委员会临时法庭判决两人死刑，但考虑到他们俩作为外国人无法理解苏维埃的法律，遂轻判成邦庆一年的监禁，追加罚金10万元;薄复礼一年六个月监禁，追加罚金5万元(第64-65页)。
两个传教士再次艰难行军。R.V.Bazire手绘。(原书页102)
红军并不想长期带着这两位传教士行军，只想让他们尽快交来赎金，因此不断督促他们给教会写信。但教会不可能拿出这笔庞大的赎金，只有传教士个人开始积极的营救。这其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在湘西的德国立本责信义会(Liebenzeller Mission)传教士包格非(Hermann Becker)。巧合的是，当时已与红六军团会师的红二军团司令贺龙早前在湖南时就与包格非有交情，贺龙曾几次去探访包格非的书房，立本责信义会的医生曾救过贺龙侄子的性命，贺龙还亲笔写信感谢。包格非基于他过去与贺龙的友谊，就想请他对萧克施加影响，释放成薄两人。但结果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贺龙明确告诉成邦庆和薄复礼:“包格非现在谈什么‘老朋友’是没用的。如果不马上送钱来，我们就......”，贺龙接着做了一个砍头的手势(第107页)。
包格非派来和红军谈判的信使--孔先生和丁先生。(原书页70)
包格非仍坚持派信使联络红军，并多方筹措资金，就释放成薄两人与红军进行了不懈的谈判，红军最后答应缴纳1万元就可以释放他们。最终，1935年11月17日，包格非派信使交给红军药品及现金，但红军认为这些钱只够释放一个地主，不够两个“间谍”的罚金，结果只成邦庆一人被释放，理由是他年老又患重病，无法继续行进，而薄复礼仍可继续跟红军行进(第143页)。第二天，成邦庆在被扣押413天后终被释放。正是这一天，萧克和贺龙的军队决定放弃湘西临时根据地，北上与张国焘的军队汇合，薄复礼不得不继续他的长征，直到1936年4月才在云南富民县附近被红军无条件释放。
刚被释放的薄复礼，面露喜悦。(原书页91)
成邦庆等获释后红军发予其离开辖区的通行证。(原书页144)
成邦庆回到上海短暂休整之后就开始撰写这段时期的经历，其中有一部分内容发表在1936年4月号的内地会刊物《中国亿兆》。该文虽5页篇幅，却把他们被扣押、逃跑、审判、谈判以及长征途中的生活等过程都简要呈现出来，显然是以后撰写回忆录的基础。薄复礼被释放后在内地会的要求下也开始了回忆录的写作。不过，他的写作得到了一位编辑的帮助，他仅仅口述了主要内容，而具体文字却是他人来完成的，因此，他的回忆录反而早于成邦庆完工。薄复礼的回忆录1936年11月在英国出版，比斯诺的《西行漫记》出版还早一年。该回忆录首次向西方披露了红军长征的细节，在欧美引起轰动，一个月内两次印刷，第二年又被翻译成法文出版。1984年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为撰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曾访问萧克，提及当时曾帮助他翻译地图的薄复礼，并帮助他们重新取得联系。索尔兹伯里称“博萨哈特(即薄复礼，引者)的印象记是长征中以局外人身份写的惟一印象记”(《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322页)。薄复礼回忆录的史料价值得到萧克的充分肯定，他委托外交人员带信给薄复礼，并前往曼彻斯特看望他。由于萧克的重视，薄复礼的著作很快就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萧克还为中文版口述了前言。晚年的薄复礼由此被看成“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最近二十年，他跟随红军长征的故事在中国被广为人知。
但成邦庆及其回忆录却有着与薄复礼完全不同的命运。由于成邦庆的回忆录没能按时完成，无法赶在内地会计划的1936年圣诞节前出版，而此后其回忆录再也出版的机会。成邦庆被释放后到了芜湖，中日战争很快爆发，他又迁到上海，成为内地会总部的商务经理。珍珠港事件后，他和妻子被日军拘禁，1945年被遣返回到澳大利亚，在悉尼担任圣公会牧师，一直到1971 年中风去世。成邦庆一生坎坷，与薄复礼相比，他显得默默无闻，但他回忆录的价值一点都不输薄复礼的回忆录。他关于红军、长征、长征途中的日常生活的描述，为我们了解长征的细节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下面将围绕这些内容做进一步的介绍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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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邦庆笔下的红军与长征
成邦庆所在的旧州是个小城，四周有城墙，易守难攻，每逢苗寨土匪进城抢掠，每家每户都要出一人守城，从城墙往下扔石头，成邦庆也曾几次亲自上阵。他送走薄复礼一行，听说苗匪又要攻城，拿着望远镜上了城墙，发现这群人“没有统一的制服，戴着类似骑士帽的帽子，不分颜色，前面点缀着一颗五角星”，这时他还不知道这是红军战士的主要标志。但他发现这群人进攻时“比普通苗匪要强”，城墙很快就被攻破。红军冲进教会的房子，告诉他“我们是共产党红军的先遣队”，这时他才知道是萧克领导的红六军团。成邦庆与大部分在华传教士一样，只听说过红军，并未接触过红军。受媒体和国民党宣传的影响，传教士对红军多少都有一种恐惧的心理。成邦庆夫人后来写道:“我的丈夫极其紧张--我从未见他如此紧张--因为一种恐惧的想法潜伏在脑海，他们可能是红军。然而，当他们进入房子时，我不再惧怕，变得镇静。”(第9页)这就是成邦庆一家与红军初次相遇的印象和心情。
在以后跟随红军行进的413天里，成邦庆仔细观察这支军队，从普通士兵到高级将领，在回忆录中记下了他的观察和感受。1934年10月26日，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在四川酉阳举行会师大会，成邦庆第一次见到了贺龙的部队，“他们着衣五颜六色，挥舞一面面大旗，看上去比萧克的队伍更象土匪。”(第35页)这段叙述反映了当时部队在连续多日的战斗和行军中减员严重，不得不从川贵湘鄂交界处大量“扩红”，因此连像样的军服都供应不足。像薄复礼一样，成邦庆很快发现这个队伍跟外界宣传中的“匪军”不太一样:红军每到一地，打开富农粮仓，把粮食分给穷人;在根据地休息的时候，红军就帮助农民种植稻谷;红军纪律很严格，从穷人那里拿比如香烟、蔬菜等都会付费，没有现金时就会给农民一点银饰。但他发现也有个别士兵因在居民家里偷拿食品，但会受到长官的责备，因为这种行为与他们所宣扬的共产主义精神相悖(第38页)。
成邦庆注意观察红军的宣传与政治学习工作，因为这与基督教会有相通之处。薄复礼和成邦庆也一度成为红军宣传的工具，他们脖子上挂着“帝国主义分子”的纸牌，被押到街上游行。成邦庆对红军的政治学习备感兴趣。他发现红军每栋房子中都留出一间供宣传用，马克思和列宁的大幅照片并排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墙壁四周贴满报纸图片，内容有俄罗斯的“工人之家”、旅游胜地等。成邦庆看到红军干部给士兵们讲共产主义，就想起自己的传教工作。演讲结束后，士兵会分成小组讨论，随意地坐在他们的床上，每个人轮流对演讲的主题谈想法，成邦庆觉得“这与基督徒的励志团契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教导几乎成为他们的一种宗教”(第128页)。
红六军团长征途中宣扬苏维埃政权的小传单。
跟着长征的各类囚犯通常要尽自己所能为红军做事，女囚犯做缝纫，有时洗衣服，男囚犯则为士兵做草鞋。囚犯中也有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他们的待遇会好一些。如国民党第四十一师中将师长张振汉，他在1935年6月12日湖北忠堡战役中被红军俘虏，头部和身上都中弹片负伤。相比此前同样负责“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中将师长张辉瓒被红军俘虏后立即处死，而张振汉很幸运，因为红军改变了过去的思路，决定要利用他的军事知识(他是火炮专家)和指挥经验，给红军指战员讲课。张振汉曾访问苏联，见过真正的苏维埃生活，所以红军领导人在晚上都很愿意与他谈话。成邦庆还注意到张振汉作为一位学者可以向红军讲授苏维埃的教科书，而且要比其他人讲得好(第108页)。
成邦庆、薄复礼虽然跟随红军长征，但作为管制对象，他们对红军的整体战略并不了解，甚至连走到哪里都不搞清楚。但他们身份特殊，却能与红军领导人直接接触，他们的回忆录也记录了他们之间偶尔的谈话。成邦庆与薄复礼似乎都不喜欢贺龙，因为他们无法按时缴纳罚金，贺龙曾威胁砍他们的头，红军认为教会有钱。成邦庆鼓起勇气说:“我们属于非资产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贺龙上下打量他们，看到他们衣衫褴褛，说:“你们现在已经是无产阶级了!”这是成邦庆被捕期间贺龙唯一一次和他们说话。成邦庆、薄复礼与萧克的接触很多，萧克多次找他们谈话，主要目的都是催缴罚款。但成邦庆与薄复礼对萧克多少有些感激之情，因为萧克给予了他们尽可能的照顾，提供一日三餐，让他们骑马，准许给他们看医生等。
成邦庆、薄复礼接触红军最多的领导人是负责审讯和看押他们的红六军团保卫局局长吴德峰。他们在长征途中一直没有搞清楚吴德峰在红军中的实际职务，但因为吴负责犯人的看押、审讯以及与传教士包格非的谈判，所以都在回忆录中称他为“吴法官”(Judge Wu)。吴德峰对他们的逃跑非常生气，成邦庆写道:“他一幅凶神恶煞的样子，叫人把我们的手和脚都绑了起来，跟犯人关在一起。”(第56页)吴学过英语，借助字典也能读信。成邦庆、薄复礼给家人和教会写信，一般都是吴德峰先给他们写成中文信，再让他们翻译成英文。有一次，成邦庆在翻译吴的信时，用“当成间谍”代替“是间谍”(”to act as spies instead of “to be spies”，薄复礼也照他的样子翻译，结果被吴发现了(第112页)。成邦庆可能低估了吴德峰的英文水平，他和薄复礼不得不重新写。成邦庆记载的这件事，在多年之后吴德峰妻子戚元德的文章中也有记载，可见双方对此事印象之深刻。
“法官吴”，红六军团保卫局局长吴德峰，解放后曾任武汉市市长。(原书页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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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长征途中的日常生活
成邦庆的回忆录也让我们看到长征途中的日常生活，包括吃、住、医疗、娱乐、信仰生活等细节。
行军途中生活非常艰苦，战士经常挨饿，犯人和俘虏自然也不会好。通常只有在营地休整时，生活会有所改善，甚至可以杀猪吃肉，俘虏也可以一天吃两顿，但成邦庆和薄复礼仍感觉很饿，就向红军申请每天吃三顿。成邦庆和薄复礼身上还带有一点美金，红军没收后又还给他们。红军每两周给干部发点零用钱，保卫局也给成邦庆薄复礼发放，而且数额与红军一致(第131页)，他们就可以去集市买零食，感觉非常愉快。这样的叙述反映了长征途中也不乏和平时期的享受。
成邦庆的回忆录也详细记载了长征途中疾病和治疗的问题。红军非常缺乏见效快的西医西药，不得不依靠中医。成邦庆为了治疗胃病，不得不喝中药，首次体味到中药之苦。他后来又得了疟疾，很幸运得到一支重硫酸奎宁，病情很快好转。但等薄复礼得此病后，已经没有注射剂了，但想法找到了奎宁药粉(第134页)。有一次红军还请了中医来给成邦庆针灸和拔罐，把每根手指都刺穿流血了，他也只好“咬紧牙关”。但后来中医给他用针灸治疗脚肿时，他却怕疼，坚决不让扎脚(第143页)。成被释放前病得很厉害，吴德峰让中医或西医来看，还下令每天给他们一两肉和两个鸡蛋(第140页)。戚元德当时也参加保卫局的工作，她在四十年后写的回忆录中也提到吴德峰对传教士照顾有加，“在行军途中、生活上经常给予特殊照顾和优待”(《吴德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69页)，这在成邦庆与薄复礼的回忆录也都得到验证。
成邦庆发现红军很喜欢唱歌，就像他喜欢唱赞美诗一样。很多士兵都喜欢听他们俩唱歌，尽管听不懂。他的回忆录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有一天晚上月光皎洁，萧克、任弼时、吴德峰以及张振汉等在保卫局的院子里坐成半圆形，请成邦庆和薄复礼也过来。萧克说他听说他们会唱外文歌，成邦庆如实地回答他不是歌唱家，也不懂外文歌，只会唱赞美诗，将领们夸赞他们唱得很好(第117-118页)。简单的娱乐也拉近了红军将领与他们的距离。
成邦庆的回忆录还记载了红军买卖和使用鸦片的事情，这在萧克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及。萧克曾解释其原因:湘西贵州地区鸦片种植普遍，老百姓抽鸦片的也多，江西革命根据地规定凡是抽鸦片的不能参加红军，但到湘西后为了补偿兵源，就顾不上这个规定，因此，这些新兵多数都抽鸦片(《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38页)。
成邦庆回忆录中值得关注的还有对他们信仰生活的大量叙述。读经与祷告是他们以往每天的生活习惯，红军曾严厉禁止他们读经祷告。但他们还是一有机会就拿出《圣经》来读，在试图逃跑寻找方向的紧急时刻，也没忘记读《圣经》。他们的业余时间大部分就是靠背圣经和唱圣歌度过。看守他们的卫兵也逐渐喜欢上这些歌曲，经常要求他们唱歌。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和薄复礼坚持每天早晨与上帝交流，每天至少一起祷告三次(第77-78页)。红军最终释放了他们，在他们看来就是上帝对他们持续不断请求的回应。
成邦庆、薄复礼也经常与士兵、张振汉、红军干部讨论信仰问题。成邦庆曾积极地向张振汉传福音，成后来得知张振汉夫妻都是基督徒(第116页)。但张振汉之子张一佑否认了张振汉是基督徒的说法。作为无神论者的红军，也经常跟成邦庆、薄复礼讨论上帝究竟有没有的问题。成邦庆毫不隐讳地记录了红军对他们信仰的讽刺:“如果你们的上帝知道我们要来了，他为什么没有告诉你们，好让你们逃跑?”红军干部也喜欢引用《圣经》中很有名的那句话:“有人打你的左脸，连右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以此来批判传教士如何教导被压迫的阶级不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第13-14页)。红军对他们俩的判决书中，除了“间谍罪”外，还有重要一条就是传教罪。红军在释放成邦庆、薄复礼时都告诫他们不许再来中国传教。然而，他们被释放后都选择继续留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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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以上是成邦庆回忆录的主要内容。那么，这部回忆录对于长征的历史叙述究竟有怎样的意义呢?也许，只有把它跟以前的长征叙述进行比较，才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其价值。
首先，从回忆录的主题来看，正如萧克评论薄复礼回忆录的价值一样，成邦庆回忆录的重要性在于他忠实地“记录了红军长征的一个侧面”。萧克认为历史是多方面的，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也不例外，也是一个多侧面的。他提醒研究者不要只“喜欢看它的正面，不想看它的侧面，更不敢看它的背面”。薄复礼、成邦庆回忆录正是这样一部反映红军长征“侧面”、“背面”的著作，这对我们今天全面理解当时红军长征的艰难复杂历程无疑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
其次，从叙述的内容主体看，以往长征叙述的主体集中在中央红军，而红二、红四方面军以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则很少涉及，而成邦庆(包括薄复礼)回忆录所叙述的主体恰好是红二方面军(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合编而成)。成邦庆跟随红军的413天，正好是红六军团第一次长征的过程(红六军团习惯上把从赣南向湘鄂川黔的战略转移称为第一次长征，时间是从1934年8月到1935年11月，将从湘鄂川黔向陕北转移称为第二次长征，时间从1935年11月19日到1936年12月)。该回忆录对复原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历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红二和红六军团合影，1935年于贵州。(原书页13)
再次，成邦庆回忆录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它对于长征途中日常生活的描述。他所叙述的这段长征，有激烈的战斗和行军的惊险，但更多是日常生活的细节。他的叙述通常都是不加修饰，直抒胸臆，颇具个人化色彩，大大弥补了以前长征叙述中有关日常生活细节的不足，让读者如同置身历史现场。
最后，还须提及一点，即读者在阅读成邦庆(包括薄复礼)的回忆录时要注意，这两部作品本意是用长征这段经历来感恩上帝、为上帝做见证的证道作品，并非是要弘扬红军的长征精神。这点从他们原有的书名即可看出。薄复礼著作的第一本书英文书名是The Restraining Hand: Captivity for Christ in China，直译是《抑制之手--为基督在华被俘》，第二本书原名是The Guiding Hand: Captivity and Answered Prayer in China，直译是《舵手:在华被俘与神的回应》，成邦庆的回忆录原来有个题目Who Shall Separate? 直译为《谁将分离?》，这些题目都颇具基督教意味，甚至语句直接出自《圣经》。我们在阅读、使用这些著作时要注意回忆录写作时的特定语境。
原文发表于《书城》2012年第6期。
